新加坡学校管理模式

新加坡学校管理模式（共12篇）

新加坡学校管理模式 篇1

1 前言

新加坡是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交汇处的小岛国, 1819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1963年脱离英殖民统治, 1965年独立建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 新加坡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语言国家。据2000年最新数据, 新加坡人口约320万, 华族占76.8%、马来族13.9%、印度族7.9%、其他族1.4% (Rappa&Wee, 2006:77-78) 。新加坡通行的语言也是种类繁多:华人中有11种母语、马来人7种、印度人9种。在殖民地时代, 英文是上层社会和官僚体制惟一的正式语言, 民间则大都说各自的方言。华人中说闽南话 (即厦门话) 的最多, 其次是潮汕话、福州话、广州话、海南话或客家话 (Kong, 1980:234;陈松岑、徐大明、谭慧敏, 2000:20) 。在学校教育历史上, 新加坡有英语、华语 (相当于中国的普通话) 、马来语和淡米尔语四种源流的学校。根据双语政策, 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分别以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为各自的母语, 而学校源流是以教学语言来区分的, 例如, 早期的英校以英语为惟一教学语言, 招收各民族学生;华校、马来学校、印校为新加坡的民族语文学校, 分别以各自的母语为教学语言, 招收本民族学生 (黄明、朱宾忠, 2010:338-339) 。新加坡双语教育模式在其发展历史进程中能全面反映双语教育政策的实施过程, 而其双语教育历史也可以说是民族语文学校逐渐消亡的历史。

2 新加坡双语教育模式概述

英国在新加坡实施殖民统治长达140多年, 二战后开始较大规模地采用双语教育, 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法令, 如, 《十年教育计划》、《学校注册条例》、《双语教育白皮书》等。整体上来看, 该时期的双语教育以过渡式为主。具体到华语学校, 殖民地政府先是要求开设英语为外语课, 然后要求用英语讲授数学和科学。这样, 英文由外语 (语言教学) 课变成了主要科目的教学语言。后来, 要求华校逐渐增加使用英语的科目和时间, 如, 要求用英语讲授其他科目的时间至少占到小学教学总时数的三分之一, 初中的二分之一, 高中的三分之二 (Hean, 1969:92;Wong, 1999:193-194) 。1956-1965年期间, 新加坡经历了部分自治、完全自治以及新马合并三个阶段, 政府力求建立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教育发达的国家, 以平等对待各民族语文为原则, 采用“平等对待、总体过渡”的过渡式双语教育, 即, 华校以华语为主、英语为辅;马来学校以马来语为主、英语为辅;印校以淡米尔语为主、英语为辅;而英校则以英语为主、华 (马、淡) 语为辅。1965年,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完全独立, 政府为了以英语统一国家意识、发展经济, 采用“过渡为主、保持为辅”的过渡式双语教育, 也就是华、马、印校由“母语为主、英语为辅”全面转向以“英语为主、母语为辅”。在该过渡式的教育下, 方言和母语迅速向英语过渡, 以致英文学校快速发展、民族学校急剧消亡。另一方面, 政府采取一定的积极措施, 设法保留华族的语言和文化。到20世纪80年代, 华、马、印民族学校相继消亡, 新加坡实现了以“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统一教育体制 (Kandiah&John, 1994:164) , 该双语教育模式从1987年沿用到今天, 可称为定型的双语教育。

总的来看,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模式可以归纳为“过渡-保持”式, 该模式的形成经历了“过渡”与“保持”相互交叉重叠的复杂过程, 其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民族语言学校的教育制度向英文学校过渡。如, 把华校的6-3-3-4制改为英校的6-4-2-3制:华校中学6年 (初中升高中不考试) , 大学4年;英校中学为4年, 另2年是大学先修班, 大学3年。改制前华校学生通过小学毕业考试后, 直接升入中学连续学习六年, 改制后小学升入中学必须经过政府主办的统一考试, 及格者才能升入中学 (即初中) 就读, 而初中毕业生, 也必须在统一会考中及格才能进入高级中学 (即高中) (Hean, 1969:75-76) 。如此以来, 华文高中的生源开始减少, 教学规模也随之萎缩。其次, 民族语言学校的教学语言向英文学校过渡。华 (马、印) 校一开始以母语为“学校的惟一教学语言”, 后来过渡到以“母语为教学媒介语、增加英语为一门语言学科”;再后来用英文教授其它部分学科, 变成了以“母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英语为次要媒介语”;最终过渡到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母语为次要媒介语”。总之, “过渡—保持”性双语教育模式体现在教学媒介语过渡方面的总趋势就是“向英语过渡、把母语保住”。最后, 不同年级间的教学语言逐渐向英语过渡。从小学到大学整个教育系统来看, 随着年级段的不断升高, 使用英语的比例越来越大。比如, 小学使用华语的比例相对较大, 中学华语的时间减少, 初级学院的华文时间更少或把华语科目变为选修课, 大学所有课程都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

另一方面, 在“过渡—保持”性双语教育模式下, 虽然过渡的总趋势是由母语向英语过渡, 不断降低对母语的要求, 但并不是要以英语完全取代母语, 而是为华文教育留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并采取一定的措施保留华族语言和文化, 以至华语的应用相当普及, 这一点可以从语言使用调查数据中得到证明。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 (1) 新加坡华族学生在学校环境中讲英语、华语、方言的最新变化趋势是什么? (2) 学校用语转移与双语教育模式有什么联系?

3.2 研究对象

(见表一、表二)

研究对象来自新加坡普通的小学和中学、初级学院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其中, 小学生有30人 (6.9%) 、中学生123人 (28.3%) 、初级学院137人 (31.6%) 、大学生144人 (33.2%) 。从民族来看, 华族学生365人 (81.4%) 、马来族38人 (8.8%) 、印度族13人 (3%) 、其他族18人 (4.1%) 。

3.3 调查工具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想了解华族学生在学校环境中使用英语、华语、方言的最新变化和平行双语者 (英语和华语一样都很好) 人数比率变化的趋势, 因此, 问卷设计中把全部选项都作为单项, 如“英语、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方言、其它”供学生自由选择 (可多选) 。这样, 如果学生答题时 (如回答“在学校和您的同学交谈时, 您最常用的语言是……”) 同时选择了英语、华语, 则表明该生认为在该语境下英语和华语同样是自己最常用的语言。

4 结果与分析

在社会语用研究中, 学校用语的分布状况也是各种语言社会的重要指标, 它有助于对社会语言状况进行了解。因此, 新加坡华族学生应用语言的实际情况可以从学校用语中得到很好的证明 (见表三) 。

为了能够清楚比较各族学生接受双语教育以后语言使用的转变, 有必要先了解上述学生在上小学前最常讲语言的情况。表三数据显示, 新加坡各族儿童上小学前的英语能力已经比较强。华族儿童中, 有一些人最常说的语言更偏向华语, 占48.35%;另一部分更偏向英语, 占35.71%;最常讲方言的学生只占2.2%;英语和华语一样最常说的儿童也高达13.19%。由此可见, 他们的平行双语能力在学前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其它三大民族中, 讲英语的印度儿童比例最高, 占76.92%, 马来族 (23.68%) 和其它族 (22.22%) 比华族低约10各百分点。由于双语教育政策要求其他族学生必须在华、马、淡米尔语中选择一种作为母语, 许多学生选择学习华语或马来语, 这一点在调查数据中也显示出来。

与上小学前最常用语进行比较可以看出, 上述学生现在的语用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在学校语用环境中, 各族学生都以讲英语为主。其中, 印度学生最常讲英语的比例为76.92%、其他族66.67%、马来族60.53%、华族约55%。新加坡最近一次全国性华族语言使用调查项目是1996年, 由新加坡英汉双语教育权威专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顾问周清海教授、南京大学徐大明教授和北京大学陈松岑教授负责 (参见Xu et al.2005:2-3) 。把这两次调查数据进行对照, 也能凸现学校语用环境的变化。1996年对华族中学生在学校用语的调查中, 排在前4位的最常用语依次为:英华 (双语) 、英语、英华方 (三语) 、华语。英语的使用率落后于英华双语, 位于第二 (吴英成、林惜莱, 2000:62-63) 。据本次调查, 华族学生在学校与同学交谈时几乎只讲英语、英华双语、华语, 但最常讲英语的比率达到54.95%, 高居首位;英华双语、华语的使用率不分上下, 分别占21.7%和21.43%;方言几乎是完全被挤出学校用语领地, 只占0.55% (见表四) 。总体而言, 在学校语言环境中能够明显感受到英语的强势地位。

(注:“方言”指汉语方言, 如闽南话。)

在语言使用调查中, 通常以每天讲得最多的语言以及讲得最流利的语言作为统计指标来判断人们的语言能力。笔者在新加坡调查发现, 除了假期以外, 学生白天的时间几乎都在学校, 使用语言的主要时间自然也在学校 (见表五) 。数据显示, 目前各民族学生每天说得最多的语言还是英语。其中, 84.62%的印度族学生每天讲得最多的语言是英语;华族学生占48.48%, 高于华语 (37.4%) 10个百分点;马来族学生占45.95%, 也高于马来语 (40.54%) ;其他族学生占38.89%, 远远高于其它语言。就华族学生而言, 每天说得最多的语言依次是英语占48.48%、华语37.4%、英语和华语同样说得最多的比率为11.63%, 方言只占0.83%。

从“讲得最流利”这个语言指标来看, 除马来族学生英语讲得最流利的比率略低于讲马来语的比例外, 另外三大民族学生都是英语说得最为流利。其中, 印度族学生所占比率最高, 达到69.23%;然后是其他族, 占50%;华族第三, 占41.48%;马来族最低, 占32.46%。把这些学生现在英语说得最流利的比率和他们在小学前最常讲英语的比率相对照, 可以发现现在的比率大大高于学前 (除印度族外) 。就华族学生而言, 现在讲得最流利的语言是英语、华语、英华双语, 但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 现在的英语比例 (41.48%) 与学前 (35.71%) 相比, 升高了5.77%。然而, 他们现在的华语 (34.07%) 比率与学前 (48.35%) 相比, 降低了14.28%。这些数据表明, 由于小学就开始推行“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教育政策和模式, 不断强化英语地位而持续淡化对华语的要求, 结果导致英语最流利的学生人数不断上升, 华语最流利的人数相应下降。此外, 汉语方言最流利的学生比率降到0.28%, 而英语和华语同样最流利的学生比率增长迅速, 由13.19%增加到19.51% (见表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双语教育模式以及为配合双语教育而开展的双语运动非常成功, 基本上达到了“突出英语、保留母语、消灭方言”的目标。

5 结论

在新加坡约40年的双语教育历史进程中, “过渡—保持”性双语教育对学校语言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该模式以“英语为主、母语为辅”, 直接导致了各民族语言向英语转移的大趋势。在这一趋势中英语成为各民族学生在学校的主要用语。针对华族学生而言, 他们在学校主要使用英语, 而他们祖辈传下来的方言已经失去了学校这个语用领域。值得庆幸的是, 华语成为次要的学校用语被保留下来。整体而言, “过渡—保持”性双语教育模式的突出特征就是“过渡”和“保持”, 过渡是全方位的, 包括各民族语言 (母语和各方言) 向英语过渡;保持是单一的, 只能把母语保持在一定的程度, 即听说能力为主。

摘要：本文根据在新加坡进行的调查数据分析比较新加坡华族学生在学校环境中使用英语、华语、汉语方言的最新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与双语模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 英语成为学校主要用语的大趋势将锐不可当, 汉语方言已经失去了学校这个语用领域, 华语变成了次要的学校用语并得以保持;华族学生学校用语快速向英语转移的趋势基本上是“过渡-保持”性双语教育模式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双语教育,双语教育模式,学校语言环境

参考文献

[1]Hean, G. (ed) .150Years of Education in Singapore[M].Singapore:Teachers’Training College, 1969.

[2]Kong, C.1980.Bilingu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a singapore case study[A].In Afendras, E&Kuo, E.Language and Society in Singapore[C].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3]Kandiah, T.&K.John.English and Language Planning:A Southeast Asian Contribution[M].Singapore:Times Academic Press, 1994.

[4]Rappa, A.&Wee, L.Language Policy and Modernity in Southeast Asia[M].New York: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Inc, 2006.

[5]Singapore Chinese Community[M].Nanjing: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6]Wong, T.State Formation and Chinese School Politics i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1945-1965) [M].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99.

[7]Xu, Daming, Chew Cheng Hai, Chen Songcen.A Survey of 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Attitudes in the Singapore Chinese Community[M].Nanjing: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8]陈松岑、徐大明、谭慧敏.新加坡华人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调查[A].陈照明.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新加坡华语文的现状与未来[C].新加坡:联邦出版社, 2000:20.

[9]黄明、朱宾忠.新加坡双语教育模式与华族家庭语言转移趋势调查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0 (5) :338-339.

[10]吴英成、林惜莱.新加坡中学生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调查[A].陈照明.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新加坡华语文的现状与未来[C].新加坡:联邦出版社, 2000:62-63.

新加坡学校管理模式 篇2

看认证 看名气

新加坡两所私立学校因生源不足倒闭、新加坡又有10所私立学校不能再招收国际学生，2009年，我国教育部先后两次发布新加坡留学预警信息。新加坡是一个十分注重教育的国家，素来办学认真，学术成就卓越，其教育体系和设施可以和世界各发达国家相媲美，新加坡的国立大学更为亚洲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

由于新加坡高等院校数量多，院校办学质量高低良莠不齐也在所难免，选择私立校看准资格认证――即所谓的‘双认证’， 双认证包括：新加坡消费者协会颁发的消协保证标志教育服务资格鉴定(CASETRUST)和素质级私人教育机构资格证书(SQC―PEO)。‘CASETRUST’认证是表明该校具备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SQC―PEO’认证则保证学校的`教育质量。除了这两个认证以外，还必须获得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的资格认证。专家说，此外，要特别注意这些高校的英文名称。因为新加坡无论是工商注册，还是学生名字的利益上，都是以英文的学校名字为准，新加坡是一个英联邦国家。如果是在中文的名字上与学校发生纠纷，这是不受保护的。

当然，学校的名气也很重要，但是名气这个标准比较主观，个人的看法不一，如果学生能进行实地考察是最好不过。或者咨询留学顾问。

看规模 看合作院校

新加坡教育部的私立教育法案，将把私立学校分成不同等级，从根本上区分现有的300多所私立学校的优劣。但是法案的设立也可能导致今后一两年内私立学校倒闭数量的上升。所以在选择院校时，还要注意考察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规模，新加坡土地资源有限，只有社会认可的学校才会建独立校园。二是合作学校，新加坡私立院校本身只颁发大专文凭，所以私校的本科、硕士学位课程都是代理国外大学的课程，合作大学的排名高也意味着这所私立学校的质量好。专家介绍，Kaplan新加坡，隶属于美国Kaplan教育集团，规模大，共有乌节路和维尔基两个校区，可容纳1万5千名学生。与之合作的高校如国立爱尔兰大学、澳洲莫多克大学等，都是世界一流的大学。

看口碑 看特色

除了这几点以外，选择院校时，还要看其口碑和特色。想留学的学生切不可盲目跟风，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院校。最大的院校不一定所有专业都最好，所以选择留学院校也不能盲目求大。

新加坡学校体育发展走势分析 篇3

关键词：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新加坡

1新加坡学校体育发展现状梳理

新加坡共和国是位于东南亚马来半岛南端的一个岛国。中学教育备有普通学术或工艺班。在中学毕业后，半数以上的学生将进入中学以后的教育中心，其中只有一部分能够最终进入大学。为特定目的设计的体育师范大学与教育学院合并从而创建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然后它并入现有大学。提高科学化这些问题，如减少实践性课程时间，与体育教师教育（PETE）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简化和学校学科边缘化产生了共鸣。新加坡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中受影响最深的部分是审美维度，青少年对体育中舞蹈部分的不满与媒体报道的教师在教授这两个领域中缺乏自信。这些发现与西方非专业和专业体育教师的担忧有相似之处。

在最近二十年，经济增长步伐与预测的并不相同，因为新加坡也未能免受全球金融波动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经济危机对全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给这个国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为做出应对，政府审视了其在教育中的地位，引进了“重思考的学校、好学习的国家（TSLN）”这一政策。TSLN这一政策旨在通过“利用人才以及每个学生和教师的能力”使教育产出多元化。教育的目标是使未来的公民成为问题的思考者，能灵活并成功应对快速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环境。TSLN这一政策通过推动“跳出既有框架的思考”的创新教学方法来落实。

2终身学习作为发展过程

作为发展过程的理解学习强调了学习和本体之间的关系。学习可以改变或强化学习对象，改变或强化学习者的习惯。通过这些方法，体育教师个人能通过发展不断学习，通过学习不断完成职业发展的过程。它与反思这一概念之间的联系是明显的，该学习观点所强调的是学习不仅涉及到实践的发展，也涉及到个人的发展。目前学习经验的性质和质量影响着人们在随后经验中的理解和学习方式，这一理论化过程称之为继续经验原则，这两种经验都从已经过去的经历中吸取了一些东西，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之后经历的性质，也即是生活即成长的教育过程，教育需要有一个持续的发展过程。这意味着发展既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也没有一个完结的本体。成长被理解为通过使个人能理解广泛经验领域的方法，不断重建经验过程方法，使学习者“变得不同”，超越现有自我的高效学习。

3新加坡学校体育发展走势分析

新加坡学校体育自2007年以来一直在实施“面向未来”这一体育课程政策，且重新规划了教育预算，以便迎接先进信息时代和全球化不断带来的挑战。新加坡国家议会强调全面发展教育事业，融合“硬”（知识）和“软”（人际交往）两个方面技能，以有效把握教育领域全球化的持续变化。随着新一轮课程评估的进行，首先公布了对初等教育的审查结果，这一审查结果与学校体育有着重要的关系。分配给体育课程的时间已经增加，引进了基于体适能活动的创新型小学低年級新课程。创意运动、艺术和户外教育中的PAL模块是对拓展的体育课程的补充，且在多数学校中自小学3年级制定了硬性要求。现在，新加坡许多学校已将儿童在其小学阶段参加体育课程作为强制性课程标准。

为了将吸引外资的机会最大化，“面向未来”教育计划已经拓展了新加坡学校体育委员会（SSC）在体育运动管理中的作用，现在它拥有高端体育装备已经成功吸引了诸如F1方程式赛车、世界青年曲棍球锦标赛、世界网球锦标赛等重大赛事。新加坡的“体育消息”通过教育部门、社区、青年和体育发展（MCYS）协作计划来策划实施。政府讲话已经超越了体育作为统一机构，将新加坡塑造为一个“体育强国”和“体育人”的形象。2010年，有7418亿美元拨到教育支出中，1404亿美元拨到教育部门、社区、青年和体育发展（MCYS）协作计划中，具体又有2408亿美元拨到体育事业发展中，自2009年起明显增加。2011年，新加坡国家体育协会又有一个25%的财政增长。

此外，到2015年，又启动了一个联合计划为每个初等和中等学校提供了室内体育作为对学校和社区设施的补充政策。在新加坡学校体育委员会（SSC）的“群众参与”协作中，学校最多能申请1万美金引进学校体育计划，从而鼓励空闲学生参与休闲体育，即国立学校核心体育清单外的体育活动。针对他们的体育课程PAL项目，还有一个类似的资金计划可用。但是，由于小学体育教师的匮乏，这些课程的教学（各级新加坡学校体育委员会（SSC）体育教师训练课程）通常都是外包的。

与筹办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英国一样，对新加坡青年体育发展的资助大大增加。现在延续体育和体育教师教育的明确方向也已确立。有学者研究指出需要加强小学体育工作，确定根据报道该层次上的合格专业教师，并且需要有一个新的体育教师和体育教练职业发展制度。这些以学校为核心的课程与政府开发创新、创业精神、相关技能和能力的号召同步，以使新加坡能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在许多国际机构，抱怨其国家或所在州缺乏平等的体育资源时，对新加坡体育和学校体育形势的预测是令人欣慰的。

参考文献：

[1]黄璐高校体育工作改革探索[J]体育文化导刊，2011， （11）：86-89

[2]黄璐高校体育工作改革的校本化探索[J]浙江体育科学，2011， 33（6）： 61-67

[3]范旭东开展运动健康促进教育介入实证研究的可行性考量[J] 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3，（5）： 42-44

[4]王成青奥遗产：理论梳理与视点分析——南京青奥会精神遗产研究之一[J] 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3，（5）： 7-11

[5]黄璐独立学院体育课程改革的总体思路[J]运动，2011， （5）： 102-104

[6]Joan Marian Fry and Michael Charles McNeill ‘In the Nations good’：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chool sport in Singapore [J] European Physical Education Review，2011，17 （3）： 287-300

新加坡学校德育对我国的启示 篇4

一、新加坡学校德育的主要特点

1.德育目标:突出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的培育

新加坡是一个种族、宗教和文化多元的国家, 在独立之初, 为应对当时的道德真空和国家意识薄弱两大挑战, 增强国民对新加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新加坡政府决定向国民大力灌输“我是新加坡人”的民族精神。李光耀强调:“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复合民族的国家。我们不分人种、语言、宗教或文化上的差别, 而将他们融汇一致”。因此, 新加坡60-70年代学校德育的目标主要强调民族团结, 重在培养国家意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 随着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流日趋频繁, 西方文化大量涌入, 新加坡人尤其是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传统美德遭到忽视, 新加坡社会的“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1]。因此, 其学校德育目标又转向重振传统文化, 以抗拒西方颓废思想的侵蚀。80年代中期, 新加坡经济的一度滑坡和人才大量流失使新加坡开始重新审视德育教育, 政府强调“要把我们的价值观提升为国家意识”、“如果我们要避免被西方价值观所淹没, 我们就得有自己的国家意识”, 并从1988年开始每年组织在全国开展“国家意识周”活动, 以凝聚国民的国家意识。为有利于多元文化社会的团结稳定, 1990年, 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共同价值观”。在“共同价值观”的指导下, 新加坡设计了新的学校德育教材———《好公民》和《公民与道德》, 其总目标是为了“协助我国政府建立一个具有道德意识和凝聚力的社会”。综上所述, 新加坡在独立后的不同发展时期, 学校德育的具体目标总是根据国家形势变化而相应做出调整, 但无论如何调整, 培育青少年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的宗旨从未改变,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新加坡”的认同感培育始终是新加坡学校德育的核心目标。

2.德育内容:多元统一性、渐进性和创新性

新加坡学校德育始终立足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基本国情, 遵循学生的身心成长规律, 又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教育内容, 德育内容总体呈现出多元统一性、渐进性和创新性的特点。一是多元统一性。学校德育内容的选择在遵循课程标准的基础上, 兼顾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而进行, 既适应了文化多元的国情, 又使学校能够传授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如小学德育允许以各自民族的母语授课, 中学阶段开设了七门宗教知识科目。1990年新加坡政府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 它博采新加坡各种族价值观的精华, 既是异中求同, 又是多元的统一, 从而为新加坡各种族认可和接受。新加坡学校德育内容的多元统一性亦体现在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上。如在顾及“社会为先”的同时, 又强调“尊重个人”, 使东方传统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互相搭配平衡。二是渐进性。新加坡学校德育遵循教育规律, 根据青少年不同时期的生理心理特点, 在不同的学习阶段, 德育内容的侧重点各有不同, 呈现出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个人到群体再到社会和国家的渐进性的特点。如小学德育内容侧重品格塑造、家庭的联系、对学校的归属感、社会的一分子、对国家的忠诚与自豪感教育, 中学德育侧重东方传统价值观的传授、道德判断能力、团队精神、和公民责任感培养, 大学德育侧重儒家伦理、共同价值观和国民教育。三是创新性。新加坡是一个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 但在如何对待传统儒家文化上, 新加坡学校德育并非照抄照搬, 而是体现出了“扬弃”的科学态度, 结合本国实际对传统儒家文化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如对“五伦”所涉及的人际关系, 把“父子”改称“父母与子女”, 把“君臣”改称为“国家与人民”;将“八德”—“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中的内容具体化, 并赋予现代化的阐释, 使之成为新加坡学校德育的基本内容[2]。

3.德育方法:多样性、生活化和实践性

为适应社会价值观日趋多元化的状况, 新加坡积极探讨学校德育方法的创新, 德育方法主要呈现出多样性、生活化和实践性的特点。一是多样性。新加坡坚持以正规的道德教育课程为学校德育的主渠道, 同时采取多样化的方式方法来保证德育实效, 实现了课内德育和课外德育相结合、显性德育和隐形德育相结合、知性德育和体验式德育相结合以及学科间道德教育的渗透。新加坡注重吸收西方先进教育理论, 结合实际加以改造, 构建了适应本国青少年发展需要的多样化的德育方法。主要有价值澄清法、设身处地考虑法、文化传递法、道德认知发展法等[3]。在教学实际中, 则是由教师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取舍和组合。二是生活化。新加坡学校德育坚持德育生活化的价值取向, 认为德育确是人之生活所需, 而非可有可无, 德育与学生的生活需要相结合, 则可变被动为自觉, 事半功倍。因此新加坡学校德育注重以社会日常生活为教育素材, 对学生进行有关社会生活准则、道德责任、种族和谐以及忠于祖国等方面的教育。在教学中重点通过生活实例分析、道德情景创设、角色扮演、道德两难问题讨论、分享共同问题的经验等方式, 来发展学生的道德认知、道德判断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三是实践性。为更好地实现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 增强学生实践能力, 新加坡学校通过组织学生参加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和多样化的社区服务活动, 来作为课堂德育的有益补充。学校要求学生必须选择一定的课外活动, 如升国旗、体育活动、礼貌活动、文艺表演、植树活动、清洁活动等等, 参与课外活动的学生能获得相应的分数, 并计入成绩册, 和学生的奖惩、升学挂钩。1990年新加坡制定和推行了学生社会服务计划, 使社区服务成为德育实践活动的重要途径。通过开展社区服务活动, 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增强服务精神方面收到了良好成效。

4.德育环境:政府主导和“四位一体”的德育网络

新加坡学校德育之所以成效显著, 与其良好的德育环境密不可分。从国家政府到社会、社区、家庭、学校, 无不高度重视、积极参与道德教育, 形成了政府主导和社会、社区、家庭、学校“四位一体”的德育网络。一是政府主导学校德育。在独立之初, 新加坡政府就全面介入学校德育, 成为少数将德育作为学校科目正式施教并不断改革的国家之一。新加坡政府认为, 国家要稳定, 经济要发展, 就需要有高素质的人才。这种素质, 不仅包括科学技术、劳动技能等, 更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在现代化过程中, 新加坡不断强化政府行为, 把德育作为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新加坡的前总理李光耀、吴作栋、前副总理拉贾拉南等国家政要多次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 就学校德育改革发表重要讲话和指示。在不同发展时期, 新加坡政府与时俱进地创新本国文化, 提出符合本国实际的价值观, 并制定相应的德育规划、德育标准, 设计德育教材, 强力予以落实。新加坡政府坚持德法并举, 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法规和制度, 严格执法, 有效弥补了学校德育的不足, 形成了良好的道德养成和行为约束机制。二是家庭、学校、社区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德育网络。基于对德育系统性的充分认识, 新加坡从家庭到学校、社区、社会, 都肩负起了各自应有的德育职责, 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全民德育网络[4]。新加坡强调家庭的社会细胞地位, 格外重视其对学生品德形成的影响, 每个学校都建立了家长联谊会, 强化了德育中家庭和学校的沟通合作。社区作为学生日常生活的主要环境之一, 对青少年品德形成亦发挥着重要影响。新加坡通过组织开展学生服务社区活动、建立广泛的社区教育网等方式, 把社区建设成了德育的另一重要阵地。新加坡政府注重严格控制宣传舆论工具, 有效抵制不良信息传播, 积极组织开展全民性的道德养成活动, 从而为学校德育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新加坡经验对我国学校德育的启示

1.学校德育应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 凸显意识形态主导性

当前青少年学生在价值取向上也呈现出多元化倾向, 这和新加坡在现代化进程中曾经遇到的情况十分相似。因此, 我们应借鉴新加坡推行“共同价值观”的做法,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学校德育, 凸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应在各级各类学校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宣传教育, 始终弘扬主旋律;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青少年学生头脑, 使青少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掌握科学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广大青少年学生的共识, 使青少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 自觉地把个人成才的愿望和对国家美好前景的追求结合起来;不断加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 增进青少年学生对中华民族以及“中国梦”的认同感, 鼓舞其以改革创新精神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不断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使青少年学生知荣明耻、慎独慎微, 始终保持心灵纯洁和道德高尚。

2.学校德育内容应坚持与时俱进, 在继承吸收传统和外来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创新

借鉴新加坡的有益经验, 应当从以下方面入手完善学校德育内容:一是注重传统优秀文化和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我国几千年积淀形成的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是民族精神的体现, 是中华民族赖以存在的根本, 不能割裂与抛弃。应对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进行现代化的改造, 充实到学校德育中。二是注重世界优秀文化的吸收与创新。开放是世界的潮流, 外来文化的涌入亦势不可挡。应当吸收借鉴其中的合理部分, 找到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契合点, 结合国情加以创新。三是注重编写更加具有针对性、时代性的德育教材。德育课堂仍然是当前我国学校德育的主渠道, 德育教材的编写直接影响到学校德育的实效性。针对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特点, 教材内容应注重层次性和针对性, 力求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小到大、由具体到抽象, 并要避免各个学习阶段德育内容的简单重复。

3.学校德育方法应实现多样化、生活化和实践性的统一, 切实增强教育实效

德育方法是学校德育取得实效的关键。学习借鉴新加坡学校德育方法注重多样化、生活化和实践性的经验, 对解决当前我国德育方法单一、脱离实际、实效性不强等主要问题很有针对性。一是积极推进课堂德育改革。德育教师应当转变教育理念, 从传统的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充分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和兴趣需要, 鼓励和指导学生以教学主体的身份参与教学。为凸显学生在德育课堂中的主体性, 应积极探索更加自主、开放, 更加注重过程和差异性的多样化教学方法。如在德育课堂中可以将价值澄清法、文化传递法、道德认知发展法等方法扬长避短地结合使用, 亦可采用自主学习法、合作探究法、研究性教学法等开展教学。同时, 积极发挥学科教学的德育功能, 促进德育在学科间的渗透。二是使学校德育回归生活。当前我国学校德育的去生活化倾向, 在本质上是一种工具理性化。从工具理性向人的生活世界回归, 是当代学校德育的必然选择[5]。应注重引导学生认识生活的意义, 考虑价值生活和事实生活的统一, 走出知性德育的误区。三是强化道德实践。社会实践是加强学校德育的重要途径, 对于促进“知行合一”、增强德育实效十分必要。应积极创造条件, 在校内探索建立德育实验室, 在校外建立德育实践基地, 构建覆盖校内外的道德实践平台。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广泛参与参观考察、生活体验、志愿者服务、义务劳动、学雷锋活动等, 使学生走入社会、了解社会, 不断增强道德实践能力。

4.学校德育应注重整合力量和资源, 营造全方位、立体式的全民德育环境

一是加强制度环境建设。在学校教育坚持“以德为首”上, 应进一步强化责任机制, 细化考核评价标准, 把落实学校德育的各项要求和干部评价、升迁有机结合, 增强各级政府对学校德育的重视程度。应健全和完善学校德育的教学制度、评价制度、管理制度、保障制度等, 深入推进德育体制改革。应推行和学校德育内容一致的奖惩标准来约束公民道德行为, 并借助法律杠杆对舆论工作进行严格管理。二是注重学校和社会密切配合的德育网络构建。应充分发挥家庭、社区、社会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 建立学校联系家庭、社区、社会的长效机制, 形成学校、家庭、社区、社会四方面共同关注、共同参与、协调配合青少年德育的合力。

参考文献

[1]李萍林滨.比较德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刘莉萍赵韩强.日本和新加坡道德教育比较研究及启示.教学与管理, 2013 (6) .

[3]张鸿燕.新加坡德育途径与方法浅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3 (3) .

[4]张社强.日本、韩国、新加坡学校道德教育比较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2 (1) .

新加坡留学私立学校学费保障计划 篇5

为了确保报读新加坡私立学校学生的权益，新加坡私校教育理事会规定：首先，所有在新加坡教育部登记的私立学校每次收取学费不能超过两个月；如果私校收取六个月内的学费，必须为所有学生购买学费保险。政策中涉及的私校涵盖了私校开办的所有课程，包括从一两个月的语文、美发课程到几年的大学学位课程。

之所以要改变收费上的政策，主要目的是政府加大对私立学校的监管，保障报读新加坡私立学校的海外学生权益。如果学生遇到私校倒闭的情况，可以将学费上的损失降低到最低，并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学费损失。

新加坡模式不适合大中国 篇6

虽然新加坡的政治自由度国际排名不高，但它保持着自信、繁荣和稳定。精英领导体制得到高度评价，人民满意度较高。最有吸引力的是，新加坡领导人支持率之高足以让许多民主国家领导人艳羡。

如果说存在一种开明威权领导体制下的成功“亚洲方式”，那么新加坡就是最好的例子。不幸的是，这个愿景虽然很有诱惑力，却远非北京所能触及。事实上，中国正迅速偏离新加坡的范例。

新加坡有两个中国没有的优势，一是国小，二是先期存在的机制得到保留和改善。就政策实施来说，国家规模关系很大。新加坡只有450万人口，中国有13亿。中国官员4500万，只有2%为中央政府官员。不管北京的领导人多开明，都要依靠4400万缺乏监督、培训不足、往往身陷腐败的地方官员来执行政策。但中国有句古话：天高皇帝远。新加坡的成功在于政府干预有限，法治机制完善。而中国在这方面很薄弱。

新加坡社区管理模式研究 篇7

关键词：新加坡,社区管理,模式

1新加坡主要的社区组织

1.1人民协会

1960年7月1日,新加坡政府组建了人民协会。它的常设领导机构是人民协会董事会,董事会的主席由政府总理兼任,另有一位部长负责日常工作。包括总理在内的14名董事多数是政治家、国会议员和部长。其中10名董事由总理任命,其余4人是则由人民协会各附属团体选举产生。人民协会创立时制定的宗旨是:协助政府,联合民众,克服各种困难,促进人民的和谐共处、社会安宁与繁荣。

成立初期的人民协会只负责管理联络所。1994年4月29日, 人协被赋予更大的任务,接管所有的基层组织,包括公民咨询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原属社会发展部的社会防卫和社区关系组与人民协会合并。时至今日,人民协会已被塑造成了新加坡各基层组织的 “参谋总部”。

1.2民众联络所

人民协会成立之初首先接管了殖民政府留下来的28间民众联络所,然后又在全国各地建立同样性质的联络所。因此,民众联络所是人民行动党上台后建立的第一种全国性的社会基层组织。为了对民众联络所进行有效的管理,新加坡政府建立了民众联络所管理委员会。截止到2006年7月底,新加坡全国总共有104个民众联络所或民众俱乐部管理委员会 (CCMC)。

1.3公民咨询委员会

公民咨询委员会是选区最大的基层组织。公民咨询委员会委员由选举产生后再由总理正式任命,同时给予青色的身份证。委员的任期为一年。公民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多半是小企业的经营者、商人或商店老板等。各选区的国会议员有权监督委员们一年来的活动,如发现其中有人工作不热心或不够积极时,次年就能罢免其职务。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国会议员们滥用罢免权,各委员的活动记录都保存在总理府内,以便与国会议员的报告相互对照。

1.4居民委员会

1977年,新加坡政府首先在马林百列和丹戎巴葛两个选区组建居民委员会。马林百列被划分为7个邻区,每个邻区大约有6到10座组屋;每一邻区设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来自这些组屋,每座组屋受邀派2名居民代表参加,委员会成员由15人至20人不等。 1978年,新加坡政府又在宏茂桥、文礼、红山、哥南亚逸和大巴窖推行5个居委会试验计划,随后在全国逐步推开。新加坡政府在试验居委会的同时,也设立了管理系统,把居委会置于总理公署的管辖之下。新加坡政府于1978年成立了5个协调居委会活动的全职秘书处。1979年,又设立了14个。到1980年,大多数组屋区都建立起了居民委员会。1994年4月29日以后,居委会也由人民协会接管。 截至2006年7月底,新加坡全国共有546个居委会。

1.5社区发展理事会

社区发展理事会的主要任务是关怀社区及维系区内的凝聚力,它协调及领导公民咨询委员会、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及居民委员会,同时也与其他社区及福利团体合作推出社会服务。社区发展理事会也必须处理保健基金和公共援助金的申请,并管理社会服务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储蓄奖学金和助学金、大学及理工学院助学金及贷学金等。

2新加坡社区组织的管理

2.1社区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政府主导是新加坡社区组织最重要的特征。多年来,新加坡政府通过各种方式牢牢掌控着基层组织的走向。人民协会作为一个负责管理基层组织的法定机构,对基层组织领导层实行委任制。 目前分别担任人协董事部主席及副主席的李显龙总理及林文兴部长,有权委任基层组织委员会的委员及基层组织顾问。民众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公民咨询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都隶属于人民协会,它们的组织章程里都明文规定:民众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公民咨询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的委员由人民协会董事部主席或副主席委任;董事部主席或副主席有权随时终止任何委员之职位,而无需说明任何理由。从总体上看,新加坡政府对基层组织的掌控要高于西方政府对类似非政府组织的控制,而新加坡基层组织的自主程度则要低于西方社会。

2.2社区组织与政党政治

新加坡各社区基层组织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它们和政党政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特别是早期的基层组织和基层领袖皆由民间自发形成,带有明显的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性质,其主要职能是维护本地域社会集团的利益。由于不论是在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选区,或是在反对党人担任议员的波东巴西区和后港区,都是由行动党议员或其落选候选人担任基层组织顾问,事实上基层组织已经被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所垄断。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基层组织不可避免地被抹上了党派政治的色彩。

2.3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

为了协调各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新加坡政府特别成立了一个由前总理吴作栋担任主席的社区组织协调委员会,以负责协调三大基层组织和其他社区组织的活动,并对各基层组织的活动作了划分:居民委员会的活动范围是地方性的,而咨询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则是全区性的。此外,居委会和管委会主办的活动性质也不完全一样。居委会一般偏重睦邻活动,联络所则主办社交文化活动。这样有助于避免基层组织间发生冲突。

3新加坡社区管理的内容与方式

3.1社区管理内容

区内大型公共设施的管理:包括现有设施的维护保养,新建设施的项目申请、规划等。

美化公共居住环境:发动组织区内居民实施各种美化公共环境的活动。

维护社区治安环境:如组织“邻里守望计划”等。

开展社会公益活动:募集和设立基金,增进贫困人士、残障人士福利,为学生提供资助。

组织社区交际项目:增强社区凝聚力,密切邻里关系,包括组屋派对、文娱活动、休闲旅游等。

3.2社区管理方式

中介服务:一方面是把社区内的有关信息收集整理起来,反映给政府部门或有关法定机构,并催促其实施;另一方面是把政府或有关机构的信息传达给居民,以取得居民的认同与协助。

公益支持:主要是为募集、建立和管理社区的各种福利基金,提供义务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贡献。

独立经营:对社区内的一些公共设施,按市场化形式运作,以取得经营收入,比如经营民众俱乐部等。

4新加坡社区管理的特点

4.1社区组织的潜政治化

从制度上看,新加坡的社区组织具有中立的地位,没有政治倾向,完全是民间的区域自治组织。但是社区组织和社区领袖都与政府和执政党关系密切。社区领袖的政府委任制以及国会议员对社区事务的深度参与,都使政府和执政党对社区组织极具影响力。

4.2社区管理的非经济化

社区组织本身不是法人。社区管理不为任何机构负担任何形式的经济职能,更不为其它机构代收任何形式的费 ( 税 )。社区活动经费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政府补贴;二是社会募捐。

4.3社区活动的非强制化

几乎所有的社区活动都是自愿性质的包括社区的公共环境美化等也都是义务参加。社区内名目繁多的各种组织,聚集了不同兴趣爱好和心理需求的人,形成组织、参与和资助各种社区活动项目的群众基础。

5新加坡社区管理面临的挑战及其走向

5.1面临的挑战

5.1.1社区领袖的更新与年轻化

新加坡现行的社区组织其实有两个源流:一是独立初期的乡村社区组织;二是新镇体制下的现代社区体系。这两种社区组织是有质的区别的。传统的社区组织,比如公民咨询委员会和民众联络所管理委员会,由于人口的迁徙和新镇体系的发展,使传统的社区领袖失去了原有的自然性区域的基础,而新的社区组织,如居民委员会和新的社区领袖则既不具有同政府的历史性联系,又不具有群众认同基础。因此,现行社区组织的认同度有所下降。

5.1.2基层组织如何“脱色”

政府委任社区领袖以及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或落选议员)担任基层组织顾问的做法,一直是反对党的攻击目标。随着新加坡社会的发展,民间也出现了要求社区领袖民选的呼声。在这样一种现实面前,基层组织在协助推行政府政策时该如何与政党的政治操作保持适度的距离并维持组织的独立性,将成为基层组织在今后的发展中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5.2未来走向

整合各宗乡会馆和其他传统同业工会的人力资源优势,挖掘具有领导才能的大学毕业生和专业人士加入基层组织,将成为新加坡社区组织在领导层更新方面的一大走向。

政府主导社区组织的做法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改变,但新加坡政府对社区组织的管制会随着民主化浪潮的冲击而日趋宽松,政府主导的方式也将由“台前领导”走向“幕后指导”。

重新思考新加坡模式 篇8

借鉴新加坡, 必须读懂新加坡。今天, 国人对于新加坡模式的认识存在种种误读, 或未能透过现象看到实质, 或只了解过去状态而不知道现今变化。此外, “阅读”的过程也是再创造的过程。没有“读者”的第二次创造, 新加坡模式就会沦为死的读物, 而不能成为活的教材。重新思考新加坡模式, 就要用全面、发展的观点理解新加坡, 用创造性的方式解读新加坡。

长期执政不等于永远执政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 (下称行动党) 长期执政的“神话”有两种形象说法。其一, 行动党党徽因有闪电标志而俗称“闪电党”。新加坡人说, 闪电在同一个地方不会闪两次。但行动党这个“闪电党”自1959年在新加坡“闪亮”登场, 执掌政权, 一直“闪”到现在, 并且还将在一段时间“闪亮”下去。其二, 在美国, 下一届总统选举的时间谁都知道, 但谁能当选谁也不知道。在新加坡, 下一届大选的时间谁都不知道, 因为根据来自于英国的选举制度, 执政党可根据选民心态在一定时间范围内选择大选时间;下一届大选谁能当选谁都知道, 一定是长期执政并将继续执政的行动党。

但上述“神话”在新加坡2011年大选后有所打破。2010年, 新加坡廉洁状况被“透明国际”排名为与另两个国家并列世界第一, 其GDP较前一年增长14.5%, 名列世界第二。这些成绩的取得, 长期执政的行动党无疑功不可没。在外人看来, 2011年举行大选, 行动党必定会占有优势, 取得佳绩。出人意料的是, 在这次大选中, 领导新加坡取得上述成就的行动党得票率为60.14%, 为1965年建国以来历次大选最低;反对党则史无前例地赢得一个集选区, 共获6个议席, 创下了建国以来反对党赢得议席的最高。在同年8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 选民热情持续高涨, 并第一次出现多角战。战情的激烈使得在选举中受行动党支持的候选人仅以35.19%的得票率当选总统。2012年5月进行的后港补选, 导因是该选区新当选的工人党议员饶欣龙因绯闻缠身而最终失去议员资格, 导致议席空挡。但是, 在这场工人党背负“原罪”的补选中, 该党仍以62.09%比37.91%的较大优势战胜行动党。

2012年12月, 行动党议员、国会议长柏默也因绯闻在身而主动退党和辞去议员职务。相对于工人党处理饶欣龙绯闻的方式, 行动党的处理方式更为妥善完满。例如, 饶欣龙在众所周知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的绯闻, 而柏默则在绯闻尚未公布的情况下, 由行动党领导人陪同, 在记者会上主动向媒体坦陈失误;饶欣龙是被开除出党和免去议员职务, 柏默则主动退党和辞去议员职务。柏默所在的榜鹅东选区是行动党政府经营的首善之区。柏默辞去议席后的榜鹅东补选, 有一位行动党候选人和三位反对党候选人参选。反对党多人参选, 按道理会分散其选票, 从而有利于执政的行动党。行动党候选人毕业于名校新加坡国立大学, 职业为医药主任和高级顾问;工人党候选人毕业于义安理工学院, 职业是金融机构培训员。前者为典型的精英, 后者为普通凡人。包括参选的工人党在内, 恐怕都没有想到自己可能大赢。但是, 选战结果则是工人党以多出10.81个百分点的选票战胜了执政的行动党。投票之前的冷静日, 李显龙总理曾向新加坡人宣告, 行动党永远站在人民一边。记者后来由衷感叹:人民不仅是要与自己站在一起的人, 而且是要与自己一样的人。

上述情况表明, 新加坡的政治生态已经进入“新常态” (new normal) :随着选民诉求和心态的改变, 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安于现状, 而要求更多的参与、更大的透明度、更多元性的政治结构以及更多的政治上的制衡。从此, 行动党长期执政的“神话”正在打破。人们一般相信, 在2016年的来届大选, 行动党虽然还会赢, 但可能要输掉比以往更多的议席;而在再往后一届的大选, 谁胜谁负就很难预料了。

长期执政不等于永远执政。几年一次的制度化选举给行动党造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切实压力, 并迫使其保持廉洁、增进能力。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科学家做过一个著名实验:科研人员将一只青蛙丢进沸水中。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 青蛙奋力一跳, 跳出锅外, 从而安然逃生。后来, 科研人员又把这只青蛙放进装满冷水的锅里, 然后慢慢加温。开始, 青蛙还很得意, 在温暖惬意的水中悠然自得。但是, 当水温不断上升, 以至于把它烫得无法忍受时, 它也想和刚才一样奋然一跳, 跃出水面, 却因四肢无力, 欲跳不能了。最终, 青蛙被活活煮死在这慢慢变热的水中。就像将青蛙丢进沸水反而能激发它奋力逃生一样, 建立适合国情的选举制度以形成压力, 也能让官员或执政党因为害怕落选而奋力从腐败中挣脱逃生, 保持廉洁。反之, 如果没有这种适合国情的制度化了的选举压力, 执政党虽然可以稳坐钓鱼台, 却可能因为安逸而一步一步、不可挽回地走向贪腐, 走向衰亡。

一党独大不等于一党独裁

新加坡政党政治表现为一党独大。其在时间上的表现是行动党长期执掌政权, 其在空间上的表现是行动党占据国会绝大多数议席。但是, 新加坡的一党独大不等于一党独裁。首先, 愿意在宪制范围内活动的一切政党均享有合法地位, 各种政治派别均享有依法组织政党的自由;其次, 宪法并未规定人民行动党为唯一执政党, 各个政党可以参加竞选, 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是由选民通过秘密投票选举决定的, 而不是依靠宪法规定或其他形式的垄断所决定;第三, 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有可能随着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变化而变化。由于有了多党并存竞争, 新加坡民众就可以通过自己的选票投选自己中意的政党及其候选人, 从而一定程度地实现了让民做主。

多党并存竞争加强了政党之间的监督与制衡, 相反相成地保证了执政党的廉洁, 促进了执政党的活力。美国阿拉斯加涅利新自然保护区动物园里生活着大量的鹿。当地居民常常可以看到狼把鹿群追得四散奔逃, 许多鹿被咬得鲜血淋漓。动物园为了保护鹿群, 便对狼进行大肆围剿。不久, 狼被消灭了。在狼被消灭之后的开初一段时间, 鹿因为没有了天敌的威胁, 一下子繁殖了很多。但是, 一段时间之后, 由于生活安逸, 懒于运动, 导致体质退化, 疾病蔓延, 鹿群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为使鹿免于灭绝, 当地居民特地请来了著名动物专家医治鹿群的“衰退症”。动物专家在自然保护区内观察了一段时间后, 开出了要把狼“请”回来的“药方”。原来, 一方面, 狼的抓捕, 迫使鹿奔跑起来, 反而让鹿得到锻炼, 从而更为健康;另一方面, 狼吃掉鹿, 往往吃掉的是那些奔跑不快的“老弱病残”的鹿, 客观上对鹿起到了一种“优胜劣汰”的作用。于是, 当狼被“请”回来之后, 鹿群又获得了生机, 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也恢复了平衡。这就是生物界“小恶成就大善”的规律。狼吃鹿, 在鹿看来是一种“恶”。但是, 它却可以相反相成地让鹿群获得生机, 从而成就大善。古人所谓的“万物并育而不相悖”就是这个道理。生物界是如此, 人类社会何尝不是如此?

新加坡大体继承了来自于英国的议会选举制度。竞选中失败的一方会向胜利的一方表示祝贺。在2011年大选中, 以前外交部长杨荣文领队的行动党竞选团队输掉了阿裕尼集选区选举。在选举结果揭晓之后, 行动党竞选团队走上讲台, 杨荣文代表团队发表演讲。他首先祝贺与他竞争的工人党团队赢得选举, 也感谢阿裕尼集选区的民众在过去几年对自己及其团队的支持, 并预祝他们未来几年在工人党的照顾下生活得更好。杨荣文的表态让人想起孔子对君子之争的描述。他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 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意思是说, 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如果一定要争, 那就是射箭比赛。登台射箭之前, 相互间要作揖礼让表示尊重;射完箭下台, 相互间要举杯饮酒, 祝贺对方。这种“争”也体现了君子之风。需要注意的是, “君子之争”之所以形成, 是因为射箭比赛是游戏。有规则的竞争是游戏, 无规则的竞争是玩耍。一般来说, 东方文化注重通过人情化的协商达到和谐, 西方文明强调通过规范化的竞争实现制衡。双方各有优劣, 应该取长补短。

从打压反对党转变为尊重反对党

在法律框架内对反对党强硬打压是李光耀等行动党领导人的一贯作风。2006年提名参加国会竞选之前, 新加坡工人党第二助理秘书长戈麦斯 (James Gomez) 因未获得少数种族候选人的族群身份鉴定证书而指责选举局职员没有处理他的申请。当局后来公布戈麦斯到选举局时的闭路电视影像, 证明戈麦斯根本没有交上鉴定书申请, 却反而质问选举局职员。真相大白之后, 戈麦斯即时道歉认错, 表示自己是误以为提交申请, 其实却没有提交申请。应该说, 戈麦斯的失误是无心的, 道歉是真诚的。按道理, 此事应该告一段落。但行动党领导人对此事“纠缠不休”, 将“骗子”、“撒谎者”等骂名掷向戈麦斯。单在《联合早报》就刊登了如下大字标题的报道:“杨荣文:戈麦斯表格事件, 工人党欠选民一个‘问责’” (2006年4月29日) 、“黄根成指责戈麦斯, 有预谋对政府玩弄肮脏的把戏” (2006年5月3日) 、“李资政:戈麦斯是骗子” (2006年5月3日) 、“黄根成:戈麦斯制造假象误导选民” (2006年5月3日) 、“许文远:戈麦斯如不是骗子, 应马上控告指责他” (2006年5月4日) 、“李显龙:戈麦斯行为, 玷污整个选举制度” (2006年5月4日) 、“警方:戈麦斯涉及形式恐吓与提供假资料” (2006年5月9日) 。这些文章直接或间接称戈麦斯玩弄政治把戏, 抹黑选举局和政府;他是人格不健全的骗子, 根本不适合当人民的代言人。

有感于行动党恃强凌弱、得理不饶人的做法, 新加坡著名博客李健敏制作了一则音讯博客《肉脞面》, 以“买肉脞面不要猪肝”来揶揄时政。它描述一名顾客在叫肉脞面时没有指明不要猪肝, 熟食小贩把放有猪肝的肉脞面捧到他面前时, 他却说自己已讲明不要猪肝。小贩透过闭路电视证明顾客并没有说明不要猪肝。顾客多番道歉, 小贩却不原谅他, 硬要他解释为何说自己先前曾说明不要猪肝。看过这则音讯博客, 观众对一时糊涂而出错的顾客并无指责, 却对纠缠不放的小贩十分反感。这其实也反映了民众对行动党对于戈麦斯所犯错误的“过多”批评、指责表示不满。行动党如果继续揪住此事不放, 势必让选民更加反感, 从而输掉应得的选票。面对上述情状, 行动党不得不在接近投票的当头即时调整策略, 停止对“戈麦斯事件”作更多的纠缠。李显龙总理告诉民众, 国家还有更重要课题要讨论、关心, 以便让选民的目光转移到其他问题。

新加坡2011年大选前夕, 参选的革新党秘书长肯尼斯在竞选群众大会上说, 激发他从政的是李显龙总理在他父亲惹耶勒南于2008年过世后写给他的唁文。他声称李显龙在信上写道:惹耶勒南想方设法摧毁人民行动党及行动党政府, 因此“必须被消灭”。李显龙事后在记者会上指出, 为了慎重起见, 他特地把当年的唁文找出来查证, 结果显示文中并没有肯尼斯所提到的说法。他当时的唁文写道, 惹耶勒南担任安顺区议员和非选区议员时, 经常在国会展开激烈辩论, 或许因他和行动党对任何主要课题都意见不同, 因此要想方设法摧毁行动党及行动党政府。他在唁文中表示, 这种激烈的做法无论是对建立有建设性的反对党或对国会传统而言, 都毫无助益。唁文说:“无论如何, 惹耶勒南上了年纪后仍活跃于政治的不屈不挠斗志, 还是值得敬佩。”叙述了上述事实之后, 李显龙对记者说:“我不认为肯尼斯的说法符合当年的唁文内容, 所以我不理解他为何这么说。”

后来, 肯尼斯承认他错误引述了李总理发给他的唁文内容, 并表示这是“无心之过”, 还将正式发文告澄清。李显龙也接受了肯尼斯的道歉, 并对其道歉表示感谢。对比2006年大选前夕行动党领导人对待戈麦斯同样的无心之过的强烈指责, 李显龙这次的态度显得格外温和。上述态度的转变, 实际上是竞选双方或多方通过“一报还一报”的博弈, 最终走向了相互妥协、相互尊重的良性循环。这里所说的“一报还一报”, 就是当对方不友好, 我也不友好, 从而用我的不友好惩罚对方的不友好, 以促其变为友好;当对方友好, 我也友好, 用我的友好来奖励对方的友好, 以促其坚持友好。当双方尝到不友好的苦头和友好的甜头, 就会改变不友好和坚持友好, 从而进入良性循环。

从家长式作风转变为朋友式作风

新加坡第一代总理李光耀的作风是家长式。家长式领导固然“爱民如子”, 但也强调权威。李光耀推崇的治国原则之一是“要受人尊重, 不要讨人喜欢”。与之相联系, 新加坡式民主也被称之为“托管式民主”, 即“政府像人民的信托人, 一旦在选举中受委托以负责看管人民的长期福利时, 它就以独立的判断力来决定人民的长远利益, 并以此作为它的政治行动的根据。实际上, 新加坡政府的政策从来就不是由民意调查或人民投票来决定的, 因此, 在执行正确的长期政策时, 有时难免会收到‘良药苦口’的反应。但是, 正因为新加坡采取了这种‘托管式民主’模式, 它才能成功地推行一些虽不讨好但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的政策”。

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和在外阅历的增加, 新加坡年轻一代越来越不喜欢家长式作风。“家长”们将民众视为小孩。新加坡年轻一代则说, 我们也许是小孩, 但是不笨。新加坡有个电影的名字就叫《小孩不笨》, 用以影射政府的家长式作风。电影的开头没有声音, 只在银幕上推出一排文字:“电影就要放映, 请大家安静!”然后又推出一排文字:“请大家关掉手机。”然后又一排排地推出下列文字:“能不能来点掌声”、“能不能再热烈一点”、“谢谢”。最后, 银幕上推出一排更大的文字:“你们为什么这么听话?”其意是在讽刺新加坡人过于听政府的话、听父母的话、听老婆的话。

面对时代变化, 第二代总理吴作栋将领导作风转变为兄长式。他认为, 兄长式是从家长式走向更为民主方式的一种过渡方式。其方法是注重协商, 给政策注入人情味。如果说, 李光耀时代的政策往往“良药苦口”, 那么, 吴作栋时代的政策则是要在苦口的良药里加糖。正因为上述转变, 吴作栋在概括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成绩的时候说, 第一代领导人赢得了人民理性的支持, 第二代领导人获得了人民衷心的拥护。

第三代总理李显龙将领导作风进一步转变为朋友式。想起李光耀, 人们会想到他早年捏起裤脚涉水下乡的照片。那时候, 人们期待的是爱民如子的家长。想到李显龙, 人们可能会想到他与全国运动会吉祥物尼拉 (Nila) 的合照。照片中的李显龙左手拉着尼拉的手, 右手做出V字的手势, 面对镜头哈哈地笑着。报上刊登这张照片时, 旁边的说明文字写的是“一二三, 笑一个”。这样的造型很难想象会发生在李光耀身上。李显龙说, 作风的变化固然是因为自己与父亲李光耀的个性略有不同, 例如, 李光耀更强悍, 自己更温柔。但更大原因是因为时代变了, 自己也不得不变。

新加坡87位议员中有八十二三位都写面簿 (Facebook) , 拓宽与民众的交流方式。李显龙特别精心地经营自己的面簿。其面簿内容既记载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 也转载别人的漫画、歌曲。例如, 他将爱国歌曲《依然爱你》 (中译版) 的音乐短片放到自己的面簿上与网民分享, 一天之内就获得345个转载和1400多个“赞”。这首爱国歌曲的歌词内容并没有赞颂新加坡如何繁荣富强、光荣伟大, 反而讲述了它的许多缺点不足。当然, 其最后结论还是“依然爱你” (即爱新加坡) 。歌词说:“他们说你很拥挤, 没地方站, 人龙那么长, 事情也搞错。他们说你变了, 不再一样, 你不OK。我说的是真的, 但我依然爱你。我知道你面对压力, 有时也搞得一团乱。但在内心深处, 我知道你没变, 我依然爱你, 爱你让我笑的方式。就算你落伍时, 我依然爱着你, 我依然爱你, 一直以来都爱着你, 我对你的爱永不改变。”这说明, 新一代的新加坡人更喜欢这种平实平凡的爱国方式, 作为总理的李显龙也接受这种“平淡最真”的爱国方式。

新加坡模式的弊端逐渐显露

静态观察其内在性质, 新加坡模式可以归结为儒教自由主义。儒教自由主义是西方自由主义在儒教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安家落户后与儒教整合而成的带有浓厚儒教色彩的自由主义。其在政治上表现为“民本+民主”, 即绩效显著地为民做主加上一定程度的让民做主;在经济上表现为“计划+市场”, 即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强调政府对于市场的调控;在文化上表现为“责任+自由”, 其媒体管理模式称之为“如责任的新闻自由”, 即在肯定新闻自由的同时强调对事实负责任、对社会负责任。上述模式对于新加坡实现经济腾飞、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无疑起到过有益作用。但是,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 上述模式也日益表现出其本身的局限性和种种不合时宜的特征。例如, 在注重为民做主的同时滞后了民主的发展;在强调政府调控的同时没能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 也从而未能更好地培养出社会的企业家精神或创业精神;在强调媒体责任的同时也限制了言论自由。

动态考察其发展过程, 新加坡模式可以归纳为先经济, 后民主;先讲发展的硬道理, 后讲公平的大道理。李光耀认为, 对任何政府或人民而言, 经济发展都必须是第一优先。他说:“绝对是如此。要不然, 你们认为应该什么优先?你们谈悲惨与贫穷, 你们谈卢安达与孟加拉、柬埔寨、菲律宾。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说他们有民主, 但他们有像样的生活去享受民主吗?一般人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经济发展。即使高高在上的领袖嘴里讲另外的一套, 但你随便做个民意调查, 问人民到底要什么?是可以随心所欲写社论吗?当然不, 他们要房子、医疗、工作、学校。这是绝对、绝对、绝对毋庸置疑的。”实际上, 李光耀只承认民主作为和平更替政府的工具作用, 却忽略了民主包含的人民做主的价值意义。实际上, 即使从工具作用的角度来认识, 民主的作用也不仅表现在政府更替上, 还表现在政策制定上。鞋子是否合脚, 只有脚最知道。同样, 老百姓喜欢什么样的政策, 也只有老百姓自己清楚。为民做主的情怀, 终究不能取代让民做主的功能。

在不发展就不能生存、无法解决温饱的情况下, 当然要多讲发展的硬道理。这时候, 政府首要目标是做大蛋糕。当发展带来的实力足以生存、解决温饱的条件下, 则应多讲公平的大道理。这时候, 政府的重要目标是分好蛋糕。新加坡政府特别注重发展的硬道理, 例如, 其经济原则是“各尽所能, 各取所值”, 严格意义的“各取所值”是将活生生的人当作没有生命的商品。你在市场上能卖多少钱, 则得多少钱。你是比尔·盖茨, 也许一天可以得到1亿元;你是低能儿, 十天也得不到一分钱。当然, 新加坡政府在强调各取所值的同时也注重扶贫济困, 但毕竟没能将后者放到更重要的地位。

例如, 其对国家与人民的关系的处理, 往往更强调国家的发展, 却有可能忽略人民的幸福。美国盖洛普公司对全球148个国家近15万人就幸福感这一主题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 以宜居著称的新加坡, 其人民的幸福感却是全球倒数第一。正因为如此, 有新加坡人说, 新加坡政府亲新加坡, 但不亲新加坡人。不过, 上述情况在近年以来正在逐步改变。过去, 新加坡清洁工人的工资很低, 有的月收入可能只有数百新元。针对上述情况, 新加坡政府将不足千元的一律增加到1000元, 并在此基础之上逐年增加其工资。新加坡政府重视精英, 并根据学生成绩在小学进行分流, 好生与差生分班。这种过于理性而缺乏感性的做法, 无疑对分流到差班的学生造成严重心理伤害。最近, 新加坡政府取消了小学分流的政策。李显龙总理在2012年元旦发表讲话指出, 经济发展将不是衡量国家状况的第一标准。他后来也说, 精英有不同表现, 在校学习成绩好仅仅是精英的一种, 其他方面的良好表现也可以是另一种精英。

又如, 其对劳资政关系的处理也强调三者共生, 但更多地维护了资方权利, 而往往忽视劳方诉求。正因为如此, 有人说政府亲商, 但不亲工友。2012年底, 来自中国的巴士司机在新加坡举行罢工, 打破了新加坡26年没有罢工事件的纪录。新加坡对于罢工的防范控制固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但是, 如果没有维护好工人的基本权益, 疏通好工人表达自己诉求的渠道, 罢工的禁止很可能损害工人的利益。中国籍巴士司机在未经申请的情况下非法罢工, 固然有其违法的一面。但是, 资方对于工人的关心也的确远远不够。例如, 不同班次的八个工人住在一个房间, 难免影响休息;卫生条件欠缺, 乃至于生长虱子;来自于中国的司机与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司机同工不同酬等等。这些问题都在先讲发展的硬道理、后讲公平的大道理的思维指导下没能引起应有重视。

新的新加坡模式正在建构

行动党在建党50周年之际提出了“造远景, 定党基, 得民心”的口号。联系该党白底、蓝圆和红色闪电的党徽图案, 笔者对上述口号进行了如下解读:白底象征纯洁, 要求坚守亘古亘今的天理, 以确定正当性, 以“定党基”;蓝圆象征团结, 要求贴近有血有肉的人心, 以获得认受性, 以“得民心”;红电象征行动, 要求脚踏此时此处的实地, 以打造合理性, 以“造远景”。三者之间必须把握力的平衡, 从而达到“天地人和” (“和”即平衡) 的目的。新的新加坡模式, 就体现在“天地人和”的追求之中。

当一党独大日益受到质疑批评, 行动党于2009年以来初步推动了以制度平衡为目标的政治改革, 期待改革后的选举制度能公平对待各个政党 (守天理) 、有利于选出强大政府 (立实地) 和让国会发出不同声音 (顺人心) 。新加坡政治职位的高薪引发民众不满。为此, 在行动党及其政府的推动下, 新加坡国会于2012年初通过了《一个能干并具奉献精神的政府的薪金》的改革方案, 并强调遵循如下原则: (1) 政治职务者的薪金必须具有竞争性, 让适合从政的人才不至于对踏入政坛感到怯步; (2) 从政意味必须作出牺牲, 新的薪金制度应有可观的打折, 以体现从政人士的奉献精神; (3) 实行“裸薪”制度, 政治领导人除了领取公开的薪金, 没有其他隐收入。在上述三原则中, 第一条是要继续坚持“以薪养廉”的政策, 以求脚踏实地;第二条是要让从政者表现奉献精神, 以便贴近人心;第三条所说的“裸薪”, 是要体现公开透明 (蕴含着公平公正) 的原则, 以免背离天理。遵循三条原则, 才能“天地人和”。

新加坡职业教育模式启示 篇9

1.教学工厂———培养学生多元化技能

南洋理工学院的“教学工厂”的教学理念来源于医学领域的“教学医院”教学理念, 是“教学医院”在工程领域的拓展和变形, 目的是在教学环境中创造一个企业性质的实践环境, 并且以项目作为二者联系的桥梁。其核心是将学生的实践环境由原来的单纯模仿变为一种模拟的企业环境, 将所学知识融合成实际的经验和技能, 应用于多元化多层次的工作环境中。教学工厂是以学院为本位, 而不是以企业为本位, 它是在现有的教学系统 (包括了理论课和实践课) 的基础上而设立的, 所以这里的工作任务不单纯是项目制作, 来这里也不是纯粹地进行企业实习[1]。

2.经验积累分享———惠及莘莘学子

南洋理工学院自己创建了一个AES系统, 该系统中目前已经录入近5000个项目, 成为学院极为宝贵的财富。设立之初主要是为了开展自动化项目共享以配合“教学工厂”理念的执行, 但随着该系统对学生开放、电子化发展以及非项目个案的加入, 这已成为学生加速了解项目, 快速获得项目经验的有效途径。同时也促进了跨学科的合作和各部门间的知识和经验分享。AES系统极大地拓宽学生视野, 增进项目合作可能, 实现了共赢。

3.无界合作———促进各专业共荣

现实项目制作是不分界线的, 而教学中的学科专业则有着明显界线。南洋理工学院为了“无界合作”理念顺利实施[2], 大量承接泰国、中国等诸多海外教师培训项目, 以强化各部门的配合协作;提供综合科技创新与应用机会, 以促进个学科之间无缝对接;举办不同学科院系间的合作项目及教学活动交流, 以推进教师之间的无偿协作;鼓励和支持学生参加各种社团, 鼓励和支持各个社团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 以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合作精神。

4.双轨系统———奠定校企合作基石

南洋理工学院教学普遍采用双轨制模式, 大三时将学生分为A、B两组, 第一学期A组先上方向性强化课程, B组中一半进行全日制项目制作, 另一半进入企业实习, 12周后对调。第二学期A、B两组对调, 从而保证全年有学生进行项目制作。企业项目由具有企业实践经验的教师主导完成, 所需学生由双轨制保证, 所以与南洋理工学院合作的企业既不需要担心项目质量, 更不需要担心项目进度。在南洋理工学院, 企业利益和学校培养目标均能实现, 从而为校企合作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5.精细管理———成就特色管理文化

南洋理工学院对学生的日常管理非常精细, 辅导课和研讨课一个班24人, 实验课根据情况设置为24至48人。同时每个班级设置一名导师, 班级最多人数为24人, 管理时间为三年。其课程成绩从期末考试、测验、作业和课堂表现四个方面考核, 最后将所有课程转化为积点, 这是学生学业优差的凭证。南洋理工学院无论从授课、考核都设置得极为细致, 形成极具特色的管理文化, 影响着一届又一届南洋理工学院学生。

6.宽松政策———形成校企长效合作机制

与企业合作, 不是学校企业简单联合, 最重要的是有能完成企业科研性项目能力的教师。南洋理工学院在聘请教师时, 非常注重教师的企业经历, 而且教师在从企业进入教师行业没有什么政策性障碍。他们认为学校接收一个企业人作为教师, 实质是给学校添加了一座和企业合作的桥梁。同样, 教师从学校跳槽到企业, 也会给学校和企业合作开辟一条新道路。很多校企愿意把项目交给南洋理工学院的原因是他们非常了解曾经的同事或者合作者的能力和实力, 学校中拥有这样高水平的项目制作团队是校企长期合作成为可能。

我国高职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职业教育虽然起步较晚, 但是自“十一五”规划纲要实施以来, 在国家和教育部的关注下, 在各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的大力推动下, 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不断完善, 办学模式不断创新, 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至2010年, 全国职业院校在校生已达3198万人。虽然上至教育部, 下至各职业学校都在革新、创建适合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 然而在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和目前教育模式下, 从本科教育模式中脱胎而来的高职教育还存在诸多问题。

1.教学中注重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

传统教育模式注重学生学科理论体系构建, 注重学生未来在专业领域内的高层次发展。但是, 随着中国加入WTO, 社会对于人才需求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需要大量的应用型、技术型人才。他们就业岗位更多为蓝领层次, 因此需要更专业、更精湛的实践性专业知识, 大多数人不需要构建一个完整的理论知识框架。然而, 从传统模式中脱胎而来的高职教育, 目前还很难完全摆脱已有的教育模式[3]。

2.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开发有纸上谈兵之嫌

职业教育作为蓝领人才培养的主力军, 其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者以及课程开发者, 却仅仅只是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佼佼者, 而鲜有企业工作经历和经验丰富者。对于实际工作中理论知识深浅程度把握不到位, 专业实践技能掌握不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很大程度上有闭门造车、纸上谈兵之嫌。

3.教师知识和技能水平难以满足要求

高职学院中的专业教师基本都来源于高等院校, 他们并没有企业任职经历和专业从业经验, 目前虽然可以经过下企业锻炼和参与职业院校教师培训部分解决问题[4]。但对很多专业而言, 这种短期的培训并不能培养出专业技能过硬的专业教师, 这样与企业一次性接触, 并不能使教师的知识和技术水平跟上新技术的发展, 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就很难满足企业需求。

4.企业有经验的员工进入教育系统存在政策性难题

从大环境来看, 从企业进入学校这种事业单位, 属于“逆行”, 缺少流畅的渠道;从个人来看, 学校教师对于学历要求较高, 企业人员很难达到。从未来发展来看, 即使企业员工能进入学校, 还存在薪级待遇问题。目前教师的薪级待遇主要取决于职称, 但是高职系列职称的评定依然沿用的是本科院校的方式, 有能力完成研究型项目者优先, 这对于企业人员而言有些难。

5.就业与招聘存在时间差, 造成教学时间严重缩水

高职院校为了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 最后一学期给学生安排的都是顶岗实习, 所以学生的在校学习时间仅有两年半。但是企业的“用工荒”却在过年前后, 企业为了能够保障招聘顺利, 往往会提前进学校招聘[5]。学生鉴于目前的就业压力, 也愿意提早找份工作。而高职院校基本都以就业为导向, 不拒绝学生提前离校。所以第五学期课程很难在学生安心、学校用心的状态下进行, 并已形成恶性循环。

6.学生基础层次差距大, 教学进度难控制

高职教育学生基础差异非常大, 最好的学生高考得分可能接近二本线, 最差的学生高考得分可能刚刚上分数线。所以在很多课程教学中都出现了优等生因为进度太慢不想学, 学困生因为进度太快跟不上学不懂的现象, 导致整体教学效果不理想。

思考与借鉴

其实, 新加坡的职业教育模式和我们的教育模式在教育环境、教育理念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只是由于一些客观因素的限制和执行保障措施不力的原因, 导致我国职业教育效果不理想。因此要改变现状, 我国职业教育亟需改革目前的一些政策规定, 变革现有的教育模式。

1.开通学校企业人才交流的桥梁

职业教育要求毕业生和企业尽可能缩小距离, 其实也就是要求教师具有一线经验和最新技术知识。政府首先可以从政策层面降低企业员工进入学校的门槛, 一是加强职业教育师资力量, 二是促进企业项目进学校。其次是建立学校教师到企业长时间学习的长效机制和保障机制, 让教师既具有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 又能了解更多的新技术, 同时到期也能回流到学校。

2.双赢是加强校企合作的关键

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和课程开发过程中, 让企业处于主导地位, 从自身需求方面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开发框架, 并为学校提供相应的教师培训岗位。同时学校利用教师的优势资源, 为企业提供包括产品开发在内的科研性工作, 实现学校与企业双赢的局面。

3.经费保障是职业教育精细化的基石

目前, 职业院校已经认识到, 职业教育应重技能、重实践操作。但是, 目前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经费很大程度上由学生数量决定, 为了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转和保障教师生活, 各高职院校尽量扩大招生人数, 导致各学校以大班授课为主。但实践教学不同于理论, 它更需要精细化管理、示范性操作。合理的教学规模是20人左右的小班上课, 前提是有政策层面办学经费的支持。

4.革新职业院校教师薪级评定制度

用人单位对于职业院校的毕业生的要求更多的是技能和经验, 其实也就要求职业院校教师能给学生传授技能和经验。那么在现有的本科教师评级制度下, 显然无法刺激教师在技能和经验获取中的积极性。而全国性技能大赛, 仅仅是少数教师的展台。如果能将技能和经验的获取作为教师薪级评定的另一条途径, 这将大大刺激教师在这方面的积极性, 而且涉及范围更广。

5.政府高度重视, 发展职业教育

国家对于技术人才的需求都呈现金字塔状, 不仅仅需要高精尖技术人才。中低端技术人才是一个国家工业发展的基石, 不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也是工业发展一个决定性因素[6]。新加坡、欧美等发达国家在职业教育中之所以投入力度这多大, 其原因就是在这些国家中低端技术人才的作用已经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了。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 政府需要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力度, 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发展进度, 为国家未来快速发展, 迈入发达国家奠定基础。

虽然, 我国和新加坡的教育模式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是将新家坡模式照搬和复制到我国, 未必适应我国的教育体制和国情。我们应该在汲取新加坡, 也包括欧美职业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变化, 使之能够适用于我国的国情和教育体制。总之, 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时间虽然短, 但也是按照我国现在的教育现状和我国现阶段发展需求建立起来的教育模式, 虽然还存在很多问题和缺点, 但是经过革新和改良, 依然能够成为我国应用型、技术型人才培养的中坚力量。

参考文献

[1]王聪, 唐玲.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教学工厂”模式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启示[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13, 1.

[2]赵佩华, 钱兴.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办学理念的思考[J].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12, 6.

[3]毕兰, 张颂.高职教育现状及发展趋势[J].河北联合大学学报 (医学版) , 2012, 6.

[4]方宏, 辜文杰.对高职教育现状及其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陕西教育 (高教) , 2012, 8.

[5]汪允文.高职院校文科学生就业现状与对策分析[J].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3, 3.

新加坡公务员培训模式一瞥 篇10

1. 根据培训对象的不同, 分类别设置课程。

CSC的定位是主要以政府管理、公共政策开发和领导力等能力培训为主。总体来说, 培训课程可以分为政府治理、领导力、行政管理、政策开发四类。具体课程模块的设置根据培训对象而有所区别。在CSC, 负责公务员培训的有三个职能部门, 分别是:公共行政与管理学院, 负责新加坡所有公共服务机构普通员工进修类培训;政策发展学院, 负责新加坡处级以上高级公务员任职类培训;国际司, 负责外国公务员培训。公共行政与管理学院课程最为丰富, 因为该部门负责新加坡所有公共部门的处级以下公务员培训, 这部分培训是学院盈利的主体, 市场化运作的痕迹非常明显, 因此它的课程变动最大, 需要根据市场需要不断地增加、修订课程。

2. 根据公务员的级别, 分层次设置培训项目。

新加坡实行的是精英治国的策略, 体现在公务员培训领域就是, 分层次选拔、培训人次。总体来说, 新加坡的公务员可以根据学历层次分为四类:一类公务员, 学历要求是大学及以上学历;二类公务员, 学历要求大专学历;三类公务员, 学历要求高中学历;四类公务员, 学历要求初中学历。以一类公务员培训为例, 一类公务员根据其潜力的高低, 分为三个层次:普通公务员、高潜能人才、精英人才。每个层次的公务员, 晋升的路线各不相同, 所需要参加的培训项目也各不相同。针对普通公务员的课程是一个系列课程, 称为L.E.A.D系列培训项目。该项目根据公务员级别分为三个层次:新进公务员参加“入门培训班”, 经理和高级经理级别参加“经理领导力培训班”, 处长和副处长级别参加“策略领导力培训班”。针对高潜能人才的有两个相互贯通的培训项目:“执行力开发培训”, 针对有潜力的年轻公务员;“治理与领导力培训”, 针对的是处长级别的有潜力人才。针对精英人才的有四个相互贯通的培训项目。精英后备人才参加“公共政策开发论坛”, 所谓精英后备人才是指新加坡政府每年从高中选出优秀者, 给予国家奖学金, 来定向培养国家管理人才, 这些后备人员从大学期间开始参加上述培训;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公务员行列, 参加“基础课程培训班”;工作表现优秀, 考核合格, 就可直接晋升处长级别, 参加“高级管理课程培训班”;升职到常任秘书 (新加坡公务员最高级别) 或者副常任秘书后就可以参加“行政领导培训班”。

3. 具体培训内容和培训方法安排密切联系实际。CSC的培训以能力培训为主, 反映在课堂培训中, 就

新加坡模式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篇11

如前面所说的，在确立权威方面，中国可以从新加坡学到很多。如果中国共产党真正能把党内精英和社会精英聚合在一起，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中国传统是最强调选拔的，但现在往往逆向淘汰。产生逆向淘汰机制，主要是没有正式的竞争机制。

在新加坡，出来竞争的都是社会认同比较高的人。要吸引真正的人才，执政党必须向社会开放。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可以进行分领域的开放。在一些敏感的领域，例如和政治与安全相关的领域很难开放，开放了以后也会出现问题。但在另外一些领域如教育、科研、社会和经济领域并不那么敏感。这些领域应当大力开放给社会人才，真正的社会精英。这里要强调的是，如果要吸引真正的人才，中国必须改变整个社会泛行政化的做法。在新加坡，行政级别仅仅限于政府领域，很多领域是没有行政级别的。银行、政府企业、学校和研究机构等这些在中国具备行政级别的机构，在新加坡都没有行政级别。没有行政级别有利于人才的使用。有了行政级别，这些职位就有了政治性，而政治性往往阻碍人才的使用。同时，把人才和行政级别联系起来，不是使用人才，而是浪费人才。被使用的人，往往被赋予很多行政事务，没有时间从事专业。更为重要的是泛行政化和专业主义的相对立。从人才方面来说，新加坡成功最重要的有两个领域，一是政治人才，二是专业人才。新加坡各方面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文明的水平都是因为专业人才而得到提升，而政治人物则为专业人才提供一个理想的环境。

执政党要确立权威，除了向社会开放，党内民主也变得非常重要。中国未来势必往这个方向走。几年前党的十七大已经在这个方向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的节奏会越来越快，这是不可避免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这个提法很确切。没有党内民主，社会民主很难自下而上进行下去。同时，党内民主一定要和社会民主协调。否则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你不是选出来的，我是选出来的，我为什么要听你的？现在同一级的村委会跟村党支部都有些矛盾。所以，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民主一定要结合起来。

精英之间竞争多了，就会发育出一些基本规则。规则可以成文，也可以不成文。比如，党内民主选举，需要年龄、教育程度、地方和中央工作经验这些技术性的条件。更进一步，什么可以争论，什么不可以争论，什么可以修改，什么不可以修改，这些前提就成为民主的边界与约束条件。宪法就是进入政治竞争的各种政治力量，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党，都必须服从法律，在宪法的构架内活动。

司法要有自治性。所有国家的司法体系，甚至连美国，总统通过对法官的任命，政治对司法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不要去干预司法的自治性，法官、律师的独立、专业精神，应该得到保证，这非常重要。如果法官律师与政治扯不清，就得不到社会的信任，因为社会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执政党可以通过人大系统来参政执政，像新加坡这样。党在人大里面占绝大多数，通过人大跟政府、司法系统发生关系。在地方，很多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有着方面的考虑。执政党必须有合理的执政和参政机制。中国要推动制度的合理化。这方面，有很多力量，但党自身很重要。

新加坡学校管理模式 篇12

新加坡城市固体废物由新加坡国家环境局(NEA)直属管理,NEA开发出了先进的针对新加坡的废物管理系统。在有限的土地面积和人口稠密的新加坡,一个有效的包含废物收集和处理的管理系统至关重要。

1 新加坡城市固体废弃物现状

新加坡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造成了新加坡的固体废物的产量在过去几十年显着增加:从1970年每天1260吨增加到2015年每天8402吨,增长了大约7倍。每年的垃圾产生量也呈逐年递增式增长,如2014年产生垃圾751万吨,2015增加到767万吨,增加了15.9万吨。

由于新加坡国土面积较小,没有足够的土地来填埋城市垃圾,所以主要的可燃垃圾都是通过焚烧的方式处理。1999年到2015年新加坡的固体废物处理的最新统计数据见图1。

其中,回收的废物量从2014年的447万吨增加到2015吨的465万吨,2015年整体回收率为61%,较2014年的60%略有增加。导致回收率增加的原因是由于木材、废金属和园艺废物回收增加。从表1可以看出2015年新加坡固体废物分类及质量以及回收情况。

2 固体废物处置基础设施现状

通过固体废物填埋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新加坡国内垃圾处理的要求,将固体废物焚烧技术引入国内并加以推广迫在眉睫。NEA采用垃圾焚烧发电(WTE)的方式,可以减少90%的垃圾量。1979年,第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建成。今天,在新加坡境内的固体废物处置设施包括、端士、圣诺哥、端士南和吉宝西格斯端士(KSTP)4个垃圾焚烧厂,和实马高填埋场。

在对固体废物的收集之前,对新加坡的固体废物管理从家庭和企业开始,可回收物被分类出来回收处理,延长可回收材料的使用寿命。残留的固体废物,收集和发送到各废物焚烧发电厂。焚烧减少了约90%的固体废物的体积,并产生蒸汽,运行涡轮发电机发电。

2.1 固体废物焚烧设施

KSTP采用了先进的设计、建造、拥有和经营的模式,在2009开始投入运行,来代替新加坡第一个已经成功运行30年,并于2009年8月关闭的乌鲁班丹垃圾焚烧发电厂。

圣诺哥焚烧电厂在2009年9月剥离出私营成分,被重新命名为圣诺哥垃圾发电厂(SWTE)。

固体废物焚烧的减量化,长期以来帮助了土地稀缺的新加坡减少垃圾填埋场的需要,因此创造了一个可持续的废物管理框架。

2.2 端士海上中转站

来自于垃圾焚烧电厂的灰渣和非焚烧固体废物被运到端士海上中转站,端士海上中转站是一个独特的设施,它允许固体废物可以直接从运输车上卸到长长的驳船上。特别设计的拖船将驳船上被覆盖的垃圾通过3个小时的长途跋涉,运输到30千米外的实马高垃圾填埋场。

2.3 实马高填埋场

实马高垃圾填埋场在1999年4月投入运营,是目前新加坡唯一的垃圾填埋场,占地350公顷,预计将满足该国的固体废物处置直到2035年的需要,甚至更久。在2015年,垃圾填埋场每天平均接受2282吨来自于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灰渣和非焚化废物。

垃圾填埋场的建设过程中采取保护海洋环境的措施,确保沿实马高岛西部海岸的珊瑚礁保持基本完好。两块再植的红树林依旧兴旺,这可以从外滩远远看到。

3 城市固体废物管理

3.1 公共垃圾收集管理

NEA授权公共垃圾收集公司(PWCS)通过公开投标的形式服务于新加坡国内7个地理区域。招标对通过资格预审的公司开放,中标公司与政府签订运行合同,为各地区提供废物收集服务,合同期限为7~8年。这包括家庭回收计划的家庭可回收材料的收集。

各个PWCS的服务热线也公布在政府网站上,便于客户反馈信息和投诉。

新加坡将垃圾处理费完全公开化,在网站上可以查到7个地区的垃圾收集处理费。以前,新加坡各个地区之间的废物收集收费是不统一的,2012年7月开始,新加坡环境局分阶段实施统一废物收集收费标准,目前已经逐步推广到新加坡的各个地区,全岛居民的垃圾收集费用已经统一了。

在网站上可以查阅到详细的收费标准说明和统一时间计划,并且还可以查阅到实时更新的政策,以及处置大件物品、花园废物和死宠物等的政策。

3.2 一般垃圾收集管理

在新加坡,一般垃圾的收集公司(GWCs)也需要国家环境局授权。GWCs主要服务于商业及工业楼宇。相应等级的GWCs被授权去处理某个类型的垃圾:

(1)A类:无机垃圾(建筑垃圾、弃土、树干、废弃的家具、电器、木包装箱、托盘等大件物品),和属于住宅的与其环境卫生公共法规定的楼宇所属物。

(2)B类:有机废物(来自家庭、贸易和工业厂房、市场和食品中心等食品和会腐烂的垃圾)

(3)C类:污泥和油脂(污泥来自于水处理电厂、油脂分离器、水封式厕所、污水处理厂、化粪池,和从船舶和飞机卫生便利来的垃圾)

GWCs授权的申请、更新和续约可以直接在网上完成,通过单一密码获得在线服务。从201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GWCs年牌照费为175美元。网站上可以查阅到许可证申请的标准列表,GWCs的安全指南副本也可以在网站上下载。对于收集和再循环处理废物的公司的联系方式也可以在网站上查询到。

没有环境局授权的一般废物收集有效授权,就不能收集固体废物。在网站上可以下载到全部的GWCs名单和授权证书副本。作为勾臂车和集装箱进入焚烧厂/端士海上中转站安全强化的一部分,自2014年7月1日起,所有的勾臂车和集装箱必须经认可的车间检验。感兴趣的车间可以在网站上申请认证。经认可的车间必须满足网站上环境局的检查清单模板要求。

对GWCs要求的许可条件包括要确保顶部敞开的集装箱不外溢。对GWCS增加觉悟和提高安全意识的公告也可以在网站上查询到。

超载可能会损坏车辆的底盘,并影响其在转向和制动过程中的稳定性。这损害了司机和其他行人的安全。顶部开口集装箱过载不安全公告和废物收集运输车过载不安全公告都可以在网站上查询到。

3.3 非法倾倒管理

非法倾倒任何种类的废物都是一种严重的罪行,它对环境污染,对公众健康造成危害。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境内非法倾倒状况,为了防止非法倾倒,新加坡政府采取举报机制,如果公众成员发现非法倾倒,可以打电话联系环境局呼叫中心,并提供发现非法倾倒的日期、时间和倾倒的地点,车辆注册号,举报人的名字和联系电话,并且对举报人的信息给予以最严格的保密。

4 启示

对于我国目前现存的迫在眉睫的城市垃圾处理问题,在参照新加坡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可寻求出合理的解决办法。

4.1 长期合理规划

新加坡目前的固体废物垃圾处理设施包括4个垃圾焚烧厂和1个填埋场。4个垃圾焚烧厂可以焚烧新加坡境内回收后剩余的全部固体废物,1个垃圾填埋场用来填埋焚烧后的灰渣和回收后的非可燃固体废物,并且垃圾填埋场可以服役到2035年甚至更久。所以,新加坡的垃圾处理设施规划比较合理且规划期长远。我国应该根据地域和城市建设规划情况,合理规划垃圾焚烧厂和填埋场的位置、容量和数量,尽快摆脱垃圾围城的困境。

4.2 高回收率

新加坡固体废物回收率在2015年达到61%,且呈逐年增加趋势,这就大大减少了固体废物的焚烧和填埋量。我国垃圾分类回收在大多数城市还处于试行状态,绝大多数的固体废物都是不经过专门的回收而直接被运到垃圾焚烧厂和填埋场,不但浪费了大量资源,还占用了焚烧设施和填埋空间,所以我国今后应该加大垃圾分类回收的推进力度。

4.3 规范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