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共6篇）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 篇1
本文基于我国特殊的市场环境下,相对绩效评价对管理者的业绩评价与补偿方面的应用情况,并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相对绩效评价在我国企业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以及在市场环境竞争程度高的企业中,实施相对绩效评价的可能性较大,而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应用的范围较小,且技术效率高的企业更可能实施相对绩效评价,然而,对于市场集中程度低的情况下,非国有企业更可能实施相对绩效评价,且技术效率高的非国有企业更愿意实施相对绩效评价等结论。除此之外,本文发现了私有企业(非国有)在相对绩效评价使用上并不广泛,这是由于市场结构集中程度与企业产权性质所决定的。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通过改变以往只注重市场是否应用相对绩效评价的方式,将目光和研究的重点放到市场结构集中程度和企业的产权性质、市场结构集中程度与企业相对绩效在研究的过程中形成的RPE。本文依然使用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企业绩效,以便于为我国监督部门制定管理者激励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一、文献综述与实证结果
作为委托代理框架下基于多代理人的一种特殊激励机制,相对绩效评价在研究的过程中认为凡是市场中的企业,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行业或者宏观层面外部共同的风险,而一个能够消除这些风险的酬薪合同,则能产生更有效的激励作用。因此,现有的各项研究均表明,在我国企业管理者酬薪合同的实施中,相对绩效评价不管在我国的市场环境下,还是我国市场结构集中程度上都没有得到广泛的利用。在市场环境下,当企业的垄断程度很高时,企业实施相对绩效评价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当竞争程度很高时,企业实施相对绩效评价的可能性越高,且技术效率高更可能使企业实施相对绩效评价。而在市场结构集中程度低的行业中,非国有企业更可能实施相对绩效评价,同样在技术效率高的情况下,非国有企业也更可能实施相对绩效评价。
(一)我国市场环境下的相对绩效评价分析
现阶段,随着我国国有资产和现代企业监督管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从而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并在改革中得到发展,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相对绩效,企业绩效与企业技术效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可见,第一,在竞争程度较高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实施相对绩效评价的可能性要高于垄断程度较高的市场环境。第二,技术效率高的企业比起技术效率低的企业来说更可能实施相对绩效评价。Wang et al.(2011)的研究表明,绩效不佳的企业可以通过减轻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来增加相对绩效评价应用的可能性,还可以通过企业所有权的性质来看相对绩效评价实施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在我国国有制企业中激励手段普遍使用,而在非国有企业中货币酬薪还占有比较大的比重。所以,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非国有企业应用相对绩效评级的可能性更高一些,而行业市场的集中度越小,这个企业运用相对绩效评价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二)我国市场结构集中程度下的相对绩效评价分析
本文将企业产权性质、市场结构集中程度的交叉变量,对企业是否影响相对绩效评价在我国企业中的使用,以及通过对企业技术效率与市场结构集中程度交叉变量,对相对绩效评价变量在企业的应用情况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将相对绩效评价、市场结构集中程度和企业的产权性质,三者交乘,其变量大多显著为负,说明在市场集中程度低的情况下,非国有企业更可能实施相对绩效评价,且企业技术效率高的非国有企业更能实施相对绩效评价,通过研究,可以看出,技术效率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企业,在管理方面和生产技术的应用方面采用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同时也获得了较大规模的经济效益,并占有了更高的市场份额。由此可见,一个企业的技术效率越高,这个企业在行业市场结构集中的程度就越大,而且与技术效率高的国有企业相比,技术效率高的非国有企业实施相对绩效评价的可能性更大。
二、结束语
本文研究了相对绩效评价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的使用情况,从而表明上市公司中相对绩效评价的使用广泛度不高。而我国为了更加清楚地分析影响相对绩效评价在上市公司不能广泛应用的因素,从而改变了以往只看结果的研究模式,转而从市场结构集中程度这一崭新的视角来进行检验研究,发现那些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比垄断程度较高的企业更容易实施相对绩效评价。除此之外,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还考虑到了市场结构集中程度与企业产权性质以及市场结构集中程度与企业绩效对PRE在各企业的实施所造成的影响,进一步发现了非国有企业和技术效率比较高的企业在低市场结构集中程度下,利用相对绩效评价的可能性更高。
从整篇文章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一个公司是否实施相对绩效评价不仅受市场结构集中程度的影响,还受企业的技术效率的高低和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因此,可以采取相对绩效评价的方式,来为我国监督部门制定和完善高管激励机制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
摘要：相对绩效评价是一种特殊的激励机制,然而相对绩效评价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当市场环境的竞争程度高时,企业实施相对绩效评价的可能性更大,且技术效率高的企业更可能实施相对绩效评价,而当市场集中程度低时,非国有企业更可能实施相对绩效评价,且技术效率高的非国有企业更可能实施相对绩效评价,这一研究将为我国的管理部门制定企业高管激励机制提供有力依据。
关键词：相对绩效评价,市场环境,市场结构集中程度,垄断,竞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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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宏,建蕾等.不同市场竞争程度与相对绩效评价[J].会计研究,2014;5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 篇2
青岛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 字号:
颁布日期：2006/07/28 实施日期：2006/10/01 时 效 性：现行有效 发文文号：
颁布单位：地方人大常务委员会
（2006年6月29日青岛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2006年7月28日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2006年7月28日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公布 自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管理，提高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效率和水平，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国家、省其他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国务院有关决定的规定，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相对集中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全部或者部分行政处罚权。
第三条 市、区（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是本级人民政府行使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机关，按照规定的权限，制止和查处违反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规章有关规定的行为，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规划、市政公用、建设、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城市园林、环保、工商、公安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配合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做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工作。
第四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应当遵循合法、公正、公开的原则，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并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第二章 职责权限
第五条 市和各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集中行使下列职权：
（一）依照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查处各种违反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的行为；
（二）依照城市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查处有关违反城市规划管理规定的行为；
（三）依照城市供热、供（节）水、燃气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查处有关违反城市供热、供（节）水、燃气管理规定的行为；
（四）依照城市市政道路、排水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查处有关违反城市市政道路、排水管理规定的行为；
（五）依照物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查处有关违反物业管理规定的行为；
（六）依照城市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查处侵占风景林地、庭院绿地、开放式公共绿地和损害花草树木、绿化设施等行为；
（七）依照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查处露天烧烤经营，在道路、广场等公共场地露天焚烧物品，在室外使用音响设备产生噪声污染等行为；
（八）依照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查处无照商贩在城市道路、广场等公共场地违法经营的行为；
（九）依照公安交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查处擅自在人行道停放机动车辆等行为；
（十）其他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相对集中行使的行政处罚权。
第六条 各县级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相对集中行使市容和环境卫生、城市规划、城市绿化、市政管理、环境保护、工商行政管理、公安交通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处罚权。
第七条 市、区（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相对集中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应当经国务院或者省人民政府批准，由市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布。
国家和省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相对集中行使的行政处罚权作出调整的，按照调整后的权限范围执行。
第八条 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相对集中行使后，原行政机关不得再行使；继续行使的，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无效。
单位和个人发现违反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向原行政机关举报的，原行政机关应当先行登记，并告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处理。
第九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和有关行政机关对行政处罚权管辖发生争议的，由市或者区（市）人民政府裁定。
第三章 执法规范
第十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和完善日常巡查制度，及时制止和查处违反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第十一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和完善举报制度。对违反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可以向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举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应当进行登记，及时核实处理，对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告知有关行政机关处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为举报人保密，有明确的举报人的，应当将处理结果反馈举报人。
第十二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应当统一着装。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处违法行为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第十三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处违法行为时，可以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行调查或者检查；
（二）查阅、复制、拍摄、录制有关证据材料，抽样取证或者先行登记保存有关证据；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十四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实施行政强制，应当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正确适用法律、法规，选择适当的行政强制方式，以最小损害当事人的权益为限度。
第十五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依法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并且应当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应当采纳，不得因当事人行使申辩权而加重处罚；符合听证要求，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依法组织听证。
第十六条 除行政处罚法规定可以当场收缴的罚款外，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不得自行收缴罚款。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对逾期不缴纳罚款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第四章 执法配合
第十七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和有关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的信息共享机制，互相通报有关行政管理信息。
第十八条 有关行政机关许可下列事项，应当自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之日起三日内，将行政许可决定和相关资料告知或者抄送同级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
（一）设置户外广告、户外灯饰、门头；
（二）设置公共停车场、停车位、集贸市场；
（三）占用、挖掘城市道路或者改变道路使用性质；
（四）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五）占用、挖掘城市绿地；
（六）从事城市供（节）水、排水、供热、燃气、物业管理等经营活动；
（七）排放污水；
（八）处置建筑垃圾；
（九）其他涉及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许可事项。
第十九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对被许可人违反行政许可决定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三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和相关资料告知或者抄送有关行政机关。
第二十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发现依法应当由其他行政机关查处的违法行为，应当告知或者移送有关行政机关处理；有关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发现依法应当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查处的违法行为，应当告知或者移送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处理。有关行政机关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在处理完结后十日内，将处理情况抄送给告知或者移送的行政机关。
第五章 执法监督
第二十一条 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监督检查。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发现区（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对违法行为应当查处而不予查处的，应当责令其查处；发现对违法行为查处有错误的，应当责令其改正，或者建议区（市）人民政府责令其改正。
第二十二条 有关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发现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有权向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提出书面建议，或者提请本级人民政府予以纠正。
第二十三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有权向有关机关检举、控告，接到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核实处理。
第二十四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监督制度，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加强对执法人员的监督管理，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依法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侵犯当事人的人身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的；
（二）参与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安排的有碍公正执法的活动的；
（三）接到对违法行为的举报后未按照规定处理或者泄露举报人有关情况的；
（四）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物品的；
（五）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六）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查处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查处，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第二十六条 其他行政机关行使应当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相对集中行使的行政处罚权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七条 有关行政机关未按时告知、抄送行政许可决定和相关资料，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未按时告知、抄送行政处罚决定和相关资料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有关行政机关可以按照规定权限提请本级人民政府或者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机关的上级行政主管机关责令改正。
第二十八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九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第七章 附则
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的法理分析 篇3
摘要：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是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创新的产物，客观存在于行政诉讼中。实践证明，它的出现实现了行政审判“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针对这一新的试点中的司法制度，从制度价值、司法价值和程序价值三方面进行法理分析，以期指出这一制度存在的法理价值，为立法提供理论素材。
关键词：行政诉讼； 相对集中管辖； 法理分析
中图分类号：DF7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1002204
收稿日期：2013-10-28
作者简介：曹红军（1983-），男，安徽亳州人，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法律硕士，研究方向：诉讼法学。
①（2013）3号《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在部分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试点中级人民法院要根据本辖区具体情况，确定2至3个基层人民法院为集中管辖法院，集中管辖辖区内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行政诉讼案件。从2013年6月20日开始实施行政案件的相对集中管辖.
Leg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ve concent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CAO Hong-jun1，Wang Ying2
（1.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of Huainan， Anhui Province，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2.China Merchants Bank of Hefei， Hefei 232001，China）
Abstract：The relative concent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s the product of the innovation of our country judicial practice in recent years， which objectively exists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The practice proves that its existence helps achieve the organic unity of “political effects， legal effects， social effects”. In view of this new system in the judicial system， this paper mak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the system value， justice value and procedure value， in order to point out the theoretical value of this system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material for legislation.
Key words：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relative concentration of jurisdiction； legal analysis
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就是通过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的方式，将部分基层法院一审行政案件的管辖权交由其他基层人民法院集中管辖以实现最大化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一种司法制度。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对管辖制度的变通。从理论上讲这种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悖于《行政诉讼法》中有关区域管辖原则相应规定的，但它是合法且客观存在的，是我国司法实践创新的产物。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主要做法：一是指定辖区某一个法院行使集中管辖案件；另一种方式为上级法院逐案指定的方式。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3年试点“行政诉讼相对集中指定管辖制度”，实践证明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在此基础上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13（3）号文件①指定安徽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安徽省唯一一个“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法院”进行试点，全国其他省份也纷纷选择一些城市进行试点。可见，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在我国已经不是一种司法理论的对象物，而是一种司法实践的客观存在。
对于成文法国家而言，任何司法制度或司法行为的解析都必须以成文法条为基础和前提，然后结合法学理论、法律价值、立法目的以及道德规范进一步寻求法律意义上解析的正当性、合理性。因此若要对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这一具体的、试点改革的司法活动进行法理分析，一个基本前提必须在现行《行政诉讼法》框架内，结合社会司法现实的需要，深入分析相对集中管辖这一司法制度的合理性新因素和新内涵，达到遵守现行法律制度这一静态状态下，探求这一制度潜在的动态活力。基于此，笔者在遵守现行《行政诉讼法》条文前提下，以行政诉讼权利本位为价值目标，以司法正义为终极追求，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综合把握法律规范在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法院等多重法律关系中的整体性，继而分析把行政诉讼制度设计、司法运用和程序保障等有机统一起来，探究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理论和司法价值所在。
一、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的制度价值分析
法律规范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特征，同时具有价值宣告功能，行政诉讼法律规范也不例外。因此，作为法律规范具有“道德与法律”、“正义与实用”这样的对偶性因素。行政诉讼法律价值亦是人们通过司法实践认识并有实践本身来诠释的关系范畴和过程范畴。正如德国考夫曼先生在《法律哲学》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正义以及还有正确的法是作为法律发现程序的产物来被理解的”。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体现出《行政诉讼法》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作为首要价值。另外行政诉讼被告特定以及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均体现出该法第1条诉讼价值。《行政诉讼法》第1条是统领性的条文，起着立法目的解释的作用，所有条文的司法实践效果都要为实现第1条立法价值而接受检验，但是，在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却事与愿违。这从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非正常的高撤诉率和原告败诉率是可以看出的。浙江省高院课题组在调研文章中写到“
根据统计资料显示，从2000年至2004年，全国行政案件一审判决撤销、变更被告具体行政行为以及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总数分别为 16 568件、15 785件、13 637件、12 629件、14 624件，与同期结案总数相比，一审原告方胜诉率分别为 19.69%、17.88%、16.05%、14.34%、15.86%，五年中原告方胜诉率均低于20%。自《行政诉讼法》实施至2004年的15年中，全国行政诉讼一审案件的撤诉率平均为 41.25%。2000年至2004年行政诉讼一审案件的撤诉率分别为37.83%、33.34%、30.67%、31.59%、30.64%，但与同期全国一审民事案
件的撤诉率19.92%、20.09%、19.97%、20.7%、
21.65%相比，仍要高出10%左右。” [2]45浙江省高院课题组调查研究问卷显示：针对当前行政审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设计了四个答案分别为“党政机关的干预”、“法官业务水平跟不上形势要求”、“当事人双方实力相差悬殊”、“行政与司法的关系过于密切”，不同主体回答所占的比例为：审判人员答案比例依次为45.8%，34.7%，17.8%，11.8%。而行政诉讼的原告以及与行政诉讼联系密切的人员，回答问题的比例次序为49.4%，27.6%，28.7%，37.2%。可见，与行政诉讼有关的人员与审判人员都认为行政诉讼审判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外部干预，而调研的数据也支持了这种看法[2]44。
行政诉讼司法实践的现实不禁让人思考：如何能使行政司法行为有序的实现《行政诉讼法》第1条立法目的，并让行政诉讼司法实践受到法律立法目的的指引和控制成为摆在广大行政诉讼法官面前的现实性命题，在面对“史上最牛公函”重庆市涪陵区法院收到涪陵区李渡园区管委会所谓的“史上最牛公函”，具体内容为：“一审（法院）不应采信（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的）错误鉴定结论，应做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如果一审法院不采信我们的意见，而一意孤行或者基于其他原因，硬要依据上述错误鉴定结论作出判决……将会造成原告缠诉或者上访，并且不利于处理另外三户养殖户的诉讼。我们想，这也是一二审法院都不希望发生的后果！”。，老百姓不愿告官，不敢告官，法院不能常态的独立公正审理时，广大法律人不得不正视和反思我国现行的行政司法体制，正如马怀德教授在《行政诉讼原理》一书中所写“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不能被有效地实现以及法律不被正确的实施，最大原因在于行政诉讼体制的制约和限制”[3]。基于此，我们不得不按照常人的思考逻辑对《行政诉讼法》法律目的性规定进行反思：“面对实践难题，在行政诉讼审判中，法院如何规避行政权的锋芒，使原告和被告在一个公正、客观、平等的平台上进行充分的抗衡”；不得不思考在遵守《行政诉讼法》现有规定的前提下，如何合法和合理的处理“司法与行政”、“权利与权力”关系进行试探性实践。浙江台州中院和丽水中院改革经验给了我们创新答案即“用制度保障立法目的的实现”。被行政诉讼实践“逼”出来的“台州经验”驱使迷失立法目的的司法行为向法律价值进行正当地回归。台州中院和丽水中院司法实践经验的“蝴蝶效应”“蝴蝶效应”理论是气象学家洛伦兹 1963 年提出来的，其大意是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两周后在美国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蝴蝶效应说明，一个坏的微小的机制，如果不加以及时地引导、调节，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危害；一个好的微小的机制，只要正确指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将会产生轰动效应，或称为“革命”。也将呈现。在当代中国司法体制背景下，我们在司法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如果一味的模仿国外建立专门的行政法院或者提高审级的完全集中管辖模式都不太现实，因为要么是司法成本过高要么是体制障碍，而试点中的行政诉讼相对管辖制度却能够在不触动现行司法体制也无需重构审判组织的情况下，以很小的成本和代价实现静悄悄的革命，进而有效地改变了当前司法困境，并且从制度上保证《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的实现。
二、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的司法价值分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7条规定了行政诉讼案件一审法院管辖的一般原则（原告就被告）。但我们知道行政诉讼司法实践和法律原理启示我们：无论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是多么的完美，其一般性规定都不可能囊括人们生活的全部社会事例。正如英国著名法学家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所写的：“对法律的解读首先应在遵守规则一般意思和规则权威的前提下研究法律精神，同时要兼顾法律规范中处于边缘地位、不能也不容忽视的一些‘空缺结果。因为法律规范若想拥有灵活性和适应性必须有这样一些‘空缺结果，它可以赋予法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填补法律的空缺结构，他们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在原被告份量不等的利益之间作出公平、公正的平衡[4]134。行政诉讼实践中受理难、审理难、执行难、以及非常态的高撤诉率和原告败诉率使行政诉讼“原告就被告”的管辖原则需要“空缺结果”来弥补，表明现行《行政诉讼法》一般性管辖原则在实现其立法目的方面遇到了困难。
事实上，哈特所指的这种"空缺结果"体现在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2条和第23条规定中。第22条规定了上级人民法院有权指定下级法院因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案件。第23条规定了上级法院可以提审下级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也可以将自己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移交下级法院审判。第22条和第23条规定赋予了规范以活力与变通力，不会使法律规范变得混乱并丧失权威。正如哈特指出的那样：“法必须主要地（但不能绝对地）指向多类人、多类行为、事物或情况；法对广泛社会领域的成功运作取决于把个别行为、事物和情况认定为法所作的一般分类的实例，这样一种广泛扩散的能力”[4]124。浙江台州和丽水中院的法官们通过司法实践，能动地把司法实践中的复杂情况和行政诉讼法律规范巧妙地灵活地结合起来，进而真正发挥了法律规范的基础性作用，最终实现立法目的。
可见，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2条和第23条立法规定为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调整案件审判管辖权提供了立法依据，最高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更是针对第22条和第23条的立法条文作了进一步细化解释，确认行政诉讼可以指定异地管辖。那么本文讨论的相对集中管辖可以说是指定异地管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完全符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制度"是由我国的特殊行政诉讼司法实践原因引起的管辖权指定，目的是实现司法的公正、独立，进而使人民法院能真正意义上行使管辖权，它的出现是因为行政权干涉、影响、压制司法权的现实导致的。最高人民法院法（2013）3号《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使浙江台州中院和丽水中院的“个别试点行为”演变为“普遍性”。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诉讼相对管辖制度，但是渗透着这一制度的因子，因为相对集中管辖实质上是一种指定管辖。由此分析可知，通过建立行政诉讼相对管辖制度对司法来说有着现实的指导价值，在司法实践中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2013年7日1日，淮南市第一起相对集中管辖行政案件（马某诉淮南市公安局某区分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案）在淮南市田家庵区法院立案受理，标志着安徽省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正式运转，其司法价值意义更具深远。
三、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的程序价值分析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应以公平正义为实质追求，集中表现在认定事实清楚准确，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公正合法，诉讼程序民主，充分保障当事人及参与人的辩论权等合法权益方面，最终体现在诉讼结果的客观公正。实现司法正义就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可见，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都是司法正义的内容，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重要保障。公民对个体权利公正的理性感受，是来源于国家在给予权利正义保护的理念评价。一般而言只要公民权利正当行使，国家就会给予正义保护，公民个人就会感受到社会的公正，对社会充分正义的信心。作为社会主体的主观评价而言，如果人们依照法律做了相同的行为会得出同样的结果，人们就会切身感受到司法的公正，感受到社会充满正义，反之就会对社会因缺乏公平正义而失去信心。事实上，司法判决结果的公正更是作为社会是否公正的主要标准，而对于判决结果的公正是如何得出的，即结果公正产生的过程往往受到忽视，这也正是我国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重实质正义轻程序正义的弊病。从以往司法实践看，所谓结果的实质正义会因为评价主体认知能力的差异以及受到主观期望和对司法结果之间差距程度的影响，相同的判决结果体现的公正感会因人而异。因此，程序正义对于司法实体公正的保障直观重要。在当前我国行政诉讼领域，法院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难以保证结果公正的背景下，程序公正的意义显得更为重要，更是受到行政相对人的热切渴盼。
回避程序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各国立法均把回避原则作为一般性原则在立法中予以规定。我国《行政诉讼法》第47条规定了回避制度，即授予当事人基于合理理由认为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审判人员予以回避的权利。但这种仅针对"审判人员的回避的制度设计"对我国行政诉讼特殊被告（行政主体）而言并不是实质意义上的回避。"原告就被告"管辖制度的设计不禁让人质问：“对于审理本地同级政府或者是上级政府案件的法院是否也应当回避？如果不回避，则法院是否能公正客观的审理此类特殊被告的案件？”。长期以来，立案难、审判难、执行难等行政诉讼司法实践的现实困难问题，从根本原因来讲是法院缺少独立审判的条件所致。可见，现行管辖制度无法有效排除政府对行政审判的干预，对于一个在人事和物质方面都依赖于本地同级政府的法院来讲，人们也无法相信其能公正的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因此，从制度设计层面疏远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密切联系，是能够保障司法的公正审判的。我国地方法院司法实践证明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制度改革能够较好的解决立案难、审判难、执行难问题，能够提高行政审判的公信力。浙江省丽水市中级法院调研显示：“施行行政诉讼集中管辖制度后行政机关被判决败诉的案件数量明显增多。2008年丽水市行政诉讼行政机关败诉率为26.9%。2008年和2009年分别集中指定管辖的56件案件中，行政机关败诉率分别约为35.7%、17.9%。丽水中院在对集中管辖制度的调研总结会上听到更多的是各基层法院的院长对集中管辖制度的“肯定”，如审判压力极大地减轻，行政机关不方便“协调”、诉讼压力大大增加，行政的相对人对法院信任度和公信力显著提高等等[5]。因此，在现阶段我国行政诉讼审判中，对于行政机关这一特殊被告主体情况而言，审判机关整体回避能更好地保证审判活动的公正与独立，进而实现保障程序性和实体性公正的目的。例如，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英国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疏远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目的都是追求通过建立一个具有公正性的审判机构，进而保证司法法能够排除行政权干扰以使审判可以获得最大程度的公正。
对于行政诉讼审判中的现实难题，长期以来，我国行政诉讼法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呼吁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从新设计出一种具有公正性、排除行政权干扰的行政诉讼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法（2013）3号《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中试行的“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正是对现实呼声的回应。“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是被司法实践所证明了的相对有效的整体回避审判制度，它智慧的火花来源于基层一线司法人员的理论和审判实践创新，是被司法现实“逼”出来的司法审判制度，在试点地区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这一制度将为实现《行政诉讼法》第1条的立法目的，实现司法权和行政权的良性互动，有效发挥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功能，提高行政审判的公信力，使行政诉讼呈现“原告放心、法官安心、律师专心和被告上心”的良好局面终将发挥其应有的司法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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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怀德.行政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05.
[4]哈特.法律的概念[M].张文显，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5]叶赞平，刘家辉.行政诉讼集中管辖制度的实证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2）：137-138.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 篇4
关键词：行政法律,行政相对方,权益,完善
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是行政法律关系的核心, 二者相辅相成, 构成了行政法学的基本范畴。如何在理念上尊重行政相对方的主体地位, 在制度安排上最大限度地保护行政相对方权利, 是行政法理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从世界范围行政法治的实践来看, 行政相对方权利呈现出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趋势。虽然我国对于行政相对人权力的司法救济制度加强完善和健全, 但是, 在保护行政相对人权益方面, 目前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 了解行政相对方的概念和特点
1.1 行政相对方的概念。
行政相对方理论的提出, 是在借鉴西方关于行政权理论划分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国实际确立的, 探讨行政相对方本位是法治理论的重大突破, 对于我国行政法治实践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也适应了新时期法治主义时代的要求, 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然而关于行政相对方的概念却一直存在不同的而理解, 与西方相比主要是两点, 首先, 具体称谓上。海洋法系国家大多称谓“私方当事人”, 在大陆法国家则直接称行政相对方;在我国沿袭大陆法系国家的称谓也称之为“行政相对方;其次, 在内涵上也不统一。海洋系国家的“私方当事人”涵义, 除了包括行政行为的对象还包括其所涉及的第三人。而大陆法系国家则认为是行政方行为实施和管理的对象。在我国关于行政相对方的定义大多也是这种, 但在具体出发角度有所不同, 有的是从管理的角度出发称之为“管理论”;有的从控制角度出发称之为“控制论”;有的从权利义务的角度出发称之为“平衡论”。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笔者对行政相对方的理解是认为行政相对方是处于行政法律关系中, 与行政方相对应的, 承担权利与义务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1.2 行政相对方的特点。
基于对行政相对方概念的理解, 探讨了行政相对方的特点。特点是事物不同于他事物本质规定性, 行政相对方的特点则是由行政相对方本身存在的属性所决定的。
1.2.1 法定性行政相对方这个称谓的
前提就是必须处在行政法律关系中, 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若不处在行政法律关系中那么就不具有行政相对方的内涵, 不能称之为“行政相对方”。
1.2.2 依赖性行政相对方这个称谓之所
以存在是离不开行政方的存在, 也就是说只有有了行政方, 才会有行政方管理和实施的对象即所谓的行政相对方, 行政相对方是依赖于行政方而存在的。
1.2.3 主体广泛性任何公民、法人或其
它组织, 无论其年龄、身份、资产、法律地位状况, 只要其权益收到了行政方的所做出的行为的影响都是行政相对方。
2. 行政相对方权益的界定和意义
关于行政相对方的权益界定, 历来理论学界就各执一词, 有的认为是基于私人的权利, 有的笼统称之为公权力。笔者同意方世荣先生的界定, 即行政相对方权利是由行政法所规定或确认的, 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由行政相对方享有、并与行政主体的义务相对应的各种权利。权利的发展总是与社会的发展相伴随, 随着社会内容丰富和社会进步而增加。行政相对方权益的界定明确了行政相对方活动的范围, 保障了行政相对方的权利, 调整了行政法律范围内的社会关系, 促进了行政法制化, 推动了社会民主化进程。
3. 行政相对方权益的法律地位
行政相对方权益的俄法律地位体现在行政相对方权益与其他权益的比较之中, 主要是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民事权利的比较。
3.1 行政相对方权利与公民基本权利比较
3.1.1 在范围上公民基本权利只是公民
权利的核心部分, 与行政相对方权利有交叉重复的部分。行政相对方权利不仅包括公民基本权利还包括由其衍生出来的其他权利。
3.1.2 在权利主体上公民权利只是公民
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权利, 其主体只是作为单个体的公民, 二行政相对方权利主体除了可以使公民外, 还可以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
3.2 行政相对方权益与民事权利比较。
3.2.1 权利规定上行政相对方权利是由
行政法规定的以调节行政方和行政相对方之间权利与义务的方式来实施的。而民事权利是由民事法律规定的, 再有的方面行政法律作为民事法律从属法律出现保障着民事权利的实现。
3.2.2 权力作用范围行政相对方权利
作用的是在行政法律关系中, 基于行政法律事实做出的, 包括对行政主体提出建议、申诉、控告以及享有在自己权利受到行政主体侵害后享有行政救济、行政赔偿等权利。而民事权利主要是基于商品交换、交易等日常民事行为做出的包括财产、婚姻、遗产等方面权利。
4. 行政相对方权益的保护和完善和建议
与行政主体相比, 行政相对人缺乏对权力资源的占有和分配。因此在行政活动中大多处于弱势地位, 所以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经常存在着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 法律的救济又不及时到位, 使得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很难得到有效的保护, 经常遭到践踏。但是行政相对人也是行政法律关系中的主体, 在法律中也存在着予以承认的法律地位。要想加强法治文明建设, 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就不能忽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4.1 保证程序正义, 加强对权力的控
制。程序限制权力的恣意专断从而保障行政相对方得权益的到维护。程序作为参与设计的方式, 程序设计的公平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权益是否得到有效的维护。公众参与的程度、深度、广度能够使程序的公正性得到良好的发挥保证程序正义的关键就是要坚持程序公开透明。
4.2 加强制度建设, 减少权益受侵害的
几率。制度是行动的依据, 是行为得到有效实施的根本保证。要想从根本上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就要从制度层面予以考虑。在我国关于行政相对人的制度主要是行政救济制度, 内容涉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 行政救济制度是公平的最后的屏障, 实在权益受到侵害后的一种消极补偿, 其实施的前提就是承认行政方相对的弱势地位和权益的受侵害。因此应该倡导积极主动的避免而不是消极的补偿, 倡导行政立法动议权、听证制度中的事前参与权、行政决策制度中的表达权、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中的知情权等等, 并且保障行政相对方因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时, 能够通过行政诉讼, 对行政主体的侵害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而得到救济。
4.3 运用科技手段, 改善行政活动方
式。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升级, 高新技术装备应用领域越来越广, 在行政活动中也占有一席之地。高科技手段的应用一方面可以提高行政效率, 降低行政成本, 另一方面能够及时公布信息, 扩大影响范围, 保证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因此在行政活动尤其是行政执法中采用科技手段不失为保证行政相对方权益的一种良好之举。比如举行听证制度可以采用电视电话会议, 保证未到场参加的公民知情权;采用智能交通管理系统, 电子监控使得公众能够及时了解公路执法情况, 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5. 结语
行政相对方的权利是行政法中一个重要课题, 与行政方之间的关系共同构成了行政法中的重要内容, 然而多年以来, 对于行政相对方的主体地位一直未予以重视。随着法制步伐的推进以及行政相对人自我权益的觉醒, 加强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的保护已经成为共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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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豪才.平衡论:对现代行政法的一种本质思考.中外法学, 2006年第4期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 篇5
市容、规划、建设、环保、园林、工商、公安和市政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配合执法局做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工作。
第四条 市执法局统一领导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对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实施组织、协调和督查，统一组织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考核和奖惩。
区执法局在辖区内行使相对集中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分局及合肥政务文化新区建设指挥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处受市执法局委托，在各自区域内行使相对集中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
第五条 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及时查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中的暴力抗法、妨碍执行公务等违法行为。
第六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积极支持执法局执行公务，并有权制止和检举揭发违反城市管理的行为。
第二章 职责
第七条 执法局集中行使下列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
(一)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强制拆除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
(二)城市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三)城市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四)市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五)环境保护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露天娱乐场所、沿街商业门点产生噪声污染的行政处罚权;
(六)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流动无照商贩的行政处罚权;
(七)公安交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侵占城市道路行为(不含机动车占用机动车道)的行政处罚权;
(八)省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的其他行政处罚权。
第八条 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后，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不得再行使已由执法局行使的行政处罚权;继续行使的，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无效，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严格履行职责，做好城市管理日常工作。
第三章 执法程序
第九条 执法局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佩带统一的执法标志，出示省人民政府统一核发的行政执法证件。
执法人员不出示执法证件或者不依法说明理由和依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处罚并可以向执法局或有关部门举报。
第十条 市、区执法局应当建立违法行为举报受理制度，并为举报人保密。
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举报的违法行为，属职责范围内的，执法局应当及时查处;属职责范围外的，执法局应当及时移送有关管理部门处理。执法局应当将查处或者移送处理的情况告知举报人。
第十一条 执法局执行公务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入被检查单位或者现场进行调查或者进行检查;
(二)依法查阅、调阅或者复制与违法行为有关的资料;
(三)依法取得有关证据资料;
(四)依法暂扣违法行为所涉及的工具、物品;
(五)依法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十二条 执法局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对违法情节轻微并及时纠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对当事人一个行为同时违反了两个以上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并且都应当予以罚款的，执法局应当适用罚款数额最高的一项规定给予行政处罚，不得合并或者重复罚款。
第十三条 执法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执法局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第十四条 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l000元以下罚款行政处罚的，执法人员可以当场填写统一制作、加盖执法局公章的处罚决定书，作出行政处罚，并告知当事人在15日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依法给予20元以下罚款或者不当场收缴罚款事后难以执行的，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并按规定上缴。
第十五条 除前条规定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执法局实施的其他行政处罚，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取证。调查、取证终结，由执法局法制机构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确应予以行政处罚的，报执法局负责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应当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执法局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执法局在依法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对公民处以1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0元以上罚款等重大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执法局应当组织听证。
第十六条 执法局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没收据;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拍卖的款项，应当全部上缴同级财政。
第十七条 执法局依法实施强制措施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向当事人下达通知书;
(二)实施暂扣时，应当制作清单，写明财物的名称、种类、规格、数量和完好程度等，由承办人和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清单由执行单位和当事人各执一份;
(三)暂扣不得超过1个月。
第十八条 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和设施需要依法强制拆除的，执法局应当向当事人发出限期拆除决定书;当事人逾期拒不履行拆除违法建筑的决定的，由区人民政府组织强制拆除。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前，区人民政府应当发布通告。
对擅自搭建妨碍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城市交通和市容景观的建筑物、构筑物且正在施工的，执法局应当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施工并限期拆除。当事人拒不停止施工或者在限期内拒不拆除的，执法局可以强制拆除。
第四章 配合与协调
第十九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与执法局应当密切配合、相互监督，建立协调、有序的工作制度。
第二十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案件，应当移送执法局处理;执法局应当在收到有关书面材料后及时进行查处，并将查处结果书面告知有关部门。
第二十一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行使城市管理行政许可的事项，应当在行政许可文件下发后3个工作日内抄送执法局。
第二十二条 执法局对违法案件作出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前，可以征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意见。
执法局作出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后，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按照案件的类型将行政处罚决定书抄送有关部门，并报同级政府法制工作部门备案。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发现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或不当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将意见反馈给执法局。
第二十三条 执法局查处的违法案件，对违法行为需要进行技术鉴定的，应当提请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或专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有关部门与机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或者法定的时限内进行技术鉴定，并书面告知执法局。
第二十四条 执法局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现违法行为人应当缴纳赔偿费、补偿费或者恢复原状的，应当通知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由有关部门作出赔偿、补偿及责令恢复原状的决定。
接到通知的部门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作出赔偿、补偿或者责令恢复原状的决定。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执法局应当通知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而不通知的，违法行为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由执法局承担。
第二十五条 执法局查处的违法案件，需要责令当事人到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补办有关手续的，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征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接到执法局征求意见的通知后，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逾期未提出意见的，视为同意当事人补办有关手续。
第二十六条 执法局依法实施强制措施需要有关部门配合的，有关部门在城市管理中需要执法局配合的，应当互相通知，主动配合。
第五章 执法监督
第二十七条 执法局实施行政处罚，应当依法接受政府法制工作部门的监督。
区执法局适用一般程序查处的违法案件，应当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后15日内报市执法局备案。
市执法局发现区执法局对违法行为应当查处而没有查处的，应当责令其查处;发现区执法局的行政处罚违法或不当的，应当责令其纠正，并依法追究过错责任。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对区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所在区人民政府或者市执法局申请行政复议;对市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依法向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九条 市、区执法局应当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人员的统一培训、统一考核和轮岗交流制度，坚持严格执法、秉公执法、文明执法。
第三十条 执法局及其执法人员的执法活动，应当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中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执法局或者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执法局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按规定及时查处。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执法局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行政处罚没有法定依据的;
(二)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三)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四)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非法财物的。
有前款第(四)项情形的，由财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予以追缴，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二)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制止、不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第七章 附则
关于行政相对人法律地位的思考 篇6
关键词：行政相对人；法律地位；权利意识
中图分类号：D9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6-0053-02
行政相对人是行政行为指向的对象，它和行政主体共同构成行政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在传统的国家统治形态中，国家作用的展开是以行政为轴心的。为此，人们关注的焦点总是围绕着行政主体，将注意力放在行政主体的主导地位、行政权力的支配性、行政行为的单方性和公定力等方面，不重视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然而，伴随着民治政治的发展，法治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行政相对人对行政管理的制约作用越发突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审慎的思考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问题。
一、行政相对人应由被管理者转变为权利义务主体
长期以来，在我国传统行政法理论中，行政相对人的评判标准突出地体现了“管理论”的思想，认为行政相对人无足轻重，漠视相对人的权益。甚至把相对人看成是和行政主体对立者的角色，认为相对人只是单纯的被管理、受支配的角色。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的政府管理，无论在制度设计上、还是在管理实践中，都必然会在政府和百姓之间形成一道障碍，不但执法行为得不到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反而会在当事人之间引发敌意，甚至冲突。贵州“瓮安”事件、云南“普洱”事件等都表明，漠视群众甚至与民争利仍然是我们行政管理理念中的痼疾。
以罗豪才为代表的行政法学者们在有关行政相对人地位的问题中引入了“平衡论”思想，即从权利义务平衡关系的角度来识别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这种思考维度从观察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的内在关系入手，强调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在行政法上权利义务的“相对性”。行政相对人是指“参与行政法律关系，对行政主体享受权利或承担义务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这就废弃了传统的“控权论”、“管理论”思想。使行政相对人权利本位的法学理念被大力弘扬，这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趋势和要求。从本质上看，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本源的，而行政主体的行政权则是派生的。作为国家主人的公民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正是在这一基本权利的基础上才产生了行政机关的所有职权。“平衡论”强调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平衡，将行政相对人放到了一个比行政主体更为重要的位置。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已不再只具有被动、消极的防卫作用，还具有“参与行政法律关系，对行政主体享有权利”等多方面的主动性功能。这种理念与意识对于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监督等法律实践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行政相对人的自主性明显增强。《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和《国家赔偿法》等一系列行政法律制度的出台，使行政相对人的独立法律主体地位得以确立。行政相对人不再只是被当做被管理的对象，而演变成为权利的享有者和义务的承担者。同时，政府的职能与理念也在转变，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权力高度集中、行政主体强迫行政相对人服从、行政主体不承担责任等行政关系特征，正在向现代的以民为本、民主行政、服务行政转变。2010年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在这方面有着明显的变化特点。行政相对人的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取得国家赔偿、申请听证等权利不但应确立，并且在不断地完善和健全。
二、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趋于平衡
在法理学上，法律关系主体是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即在法律关系中一定权力的享有者和一定义务的承担者。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之于法律关系主体就如行政法律关系之于法律关系，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所以，在行政法中，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即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是行政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在行政法律关系中都是一定权利的享有者和一定义务的承担者。具体而言，双方的法律地位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在传统的行政法理念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在法律上是上下隶属关系所以是不平等的。特别是受“公务优先原则”思想的影响，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被赋予了很多行政优先权。以至在执法事件中常常异化为理直气壮、盛气凌人，不尊重甚至践踏行政相对人人格的现象时有发生。充溢在各大媒体上的城管打人、交警乱罚款……都在向我们诠释着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其实，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是对应的。这种对应性主要表现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的权利义务相当，具体表现在双方权利义务在数量范围上大致相当和双方权利义务的互位的对应性。即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就是行政主体的义务，行政相对人的义务则是行政主体的权利。我们知道，在行政立法过程中，行政主体的权力与行政相对人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现代行政法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控制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扩大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自由。在实践中，行政执法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对行政相对人而言其实是一种权利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必须是合法、合理的。这就要通过法律对行政执法人员的权力进行严格的界定和规制。同时，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应当积极履行义务，这种义务的对应部分也就是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因此，在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都应平等地享受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履行法律所设定的基本义务。
伴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发展，我国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呈现出不断增长的势头。首先，行政相对人权利的种类不断增多，如行政诉讼权、行政复议权、获得国家赔偿权、申请听证权、申诉权等等，而且在每一种权利之下的具体权利也随着法制的完善而不断丰富。行政主体必须积极履行行政法设定的义务，将过去“权利本位”的行政主体变为现在“义务本位”的行政主体。打破国家权力对公民义务的单向的不对等的格局，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平衡地位得到强化。其次，不断扩展的行政相对人权利对抗行政主体行政权力的力度也不断增强，弱化了行政权力的强制性和专横性。比如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相对人享有的陈述权、申辩权、听证权等程序权利，构成了行政权力运行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行政主体的行政权力没有融合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即可认定行政行为程序违法，从而导致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无效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由此可见，由于行政相对人权利在现代行政中的不断扩展，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对比关系逐渐走向了相对平衡的状态。当然，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双方的权利义务的性质、内容是存在差别的。但不管怎样，正是由于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扩展及其抗衡力度的增强，使得在任何一种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中，不再是行政主体只有权力，行政相对人只承担义务，而是双方都互有权利义务，这是现代行政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由被动承受转变为主动作为
从现代国际社会行政发展的态势来看，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扩展是必然趋势。行政相对人由对行政主体消极的服从，转变为对行政主体进行积极、直接、有效的影响，扩大对行政的参与。一方面，在行政行为实施过程中，行政相对人可以形成对行政主体的约束，对于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促使行政主体防止和克服行政弊端，使行政活动受到制约和牵制。另一方面，行政相对人还可以成为行政主体的合作力量，即通过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维护、配合和服从，才能使行政行为内容的有效实现，才能保证政府管理的目标演变成社会效应。
应当说，行政相对人和行政主体一样都是行政法律关系的基本主体。行政管理的任何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双方当事人。从我国当前行政管理的现状来看，如何调动行政相对人的主体意识，已经成为我国行政管理的关键问题。在整个行政过程中，行政相对人并不总是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我们知道，行政管理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保护和实现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但是这种权益只有在相对人的主动参与下才能产生“化学反应”，才能落到实处，才能得到百姓的理解，也才能渗透人们的内心深处。如果这种权益是在被强迫、被管理中得到，尽管表面上是彼此接受了，但是容易在心理产生隔阂。因此，行政主体在执法时，一定要尊重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和人格，使行政相对人成为行政过程的积极协作者和参与者，在行政活动中能与行政主体平等对话，才是处理和相对人关系的基本准则。必须承认，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政府管理的各个层面以及行政立法、执法中在逐步强化相对人的参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对比庞大的行政管理整体而言，还远远不够。有的甚至流于形式，只做表面文章。所以，立法者、执法者必须转变观念，要相信人民。只有建立起来彼此的信任，才能合作，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充分挖掘和调动行政相对人的自主意识和参与意识。
总之，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行政相对人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在法律关系中所具有的各种权利得到了扩充，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得以不断提升。历史反复证明，只有切实提升相对人的地位，使“执政为民”落到实处，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彻底得到保障，也才能带来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方世荣.对当代行政法主体双方地位平等的认知[C]//中国法学文丛（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学卷）.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2]高鸿钧.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演进[C]//夏勇.走向权利的时代.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