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转非人口

农转非人口（精选5篇）

农转非人口 篇1

0 引言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 城市人口开始急剧上涨, 但是, 由于很大一部分人口是城镇化进程推进中, 农转非人口转变过来的城市人口, 由于他们原来从事农业方面的劳作, 转变为城市人口后, 并未在心理和社会适应上成为真正的城市人, 并且, 在就业技能和未来的就业目标方面, 也存在一些迷茫, 无法进行根据自身实际的就业和工作目标定位。由此一来, 很多人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的状态。

1 农转非人口失业保障制度现存的不足

1.1 农转非人口的自身局限性

在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 虽然我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是在农转非人口失业方面的保险制度不够完善。通俗的讲, 失业保险制度, 对因失业而暂时中断劳动、失去劳动报酬的劳动者给予帮助的社会保险制度。其目的在于让失业群体在失业期间获得必要的经济帮助, 保证其基本生活, 并通过转业训练、职业介绍等手段, 为他们重新实现就业创造条件。但是, 由于农转非人口自身学习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局限性, 对农村社会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社会中的种种不适应带来了就业目标的模糊和就业前景的不能客观实际定位, 使得很多人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的状态, 由此, 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再者, 由于劳动用工制度的不断改革深化和市场化就业的不断完善与发展, 农转非人口的思维还停留在熟人社会的观念, 总是寄托于相互之间的介绍去就业, 才觉得放心, 一定程度上, 对劳动就业机构存在不信任和陌生使得就业率不高。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一定程度上, 也没有从根本上把这部分人的失业保险制度的作用与社会生存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更加有效的结合在一起, 从而导致失业保险基金来源不足, 支出不合理, 未能发挥本身职能应有的作用。

1.2 促进再就业的相对功能较弱

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讲, 能够促进失业者再就业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失业保险制度。但是, 由于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 因为大规模的城市工人下岗失业, 所以, 根据问题解决的实际需要, 我国以保险模式为特征的失业保障制度, 建立之初衷主要针对的是以企业裁员为主体形成的“老失业群体”, 但近几年来, 随着“老失业群体”达到峰值后趋于回落, 由于城镇化进程带来了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后失业人口急剧增加, 目前的失业保险制度不能满足农转非人口这个新失业群体的需求, 在促进再就业方面, 未能专门针对这个群体制定更为详细完善的政策制度, 特别是农转非人口中35~45岁之间的壮年劳动力, 本来是家中的顶梁柱, 也是最适宜工作的年龄, 却因种种因素无法更好的就业。

1.3 部分城中村改造使得村民暴富而主动失业

在一定程度上, 城中村的改造, 使得这部分人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群体, 他们一夜暴富, 却无所事事, 不愿意再就业, 而这部分人主动失业者主要集中于青年群体, 甚至相当一部分城中村的青年因为家里拆迁领了一大笔钱, 将原来的工作也辞去, 整天闲散于街头, 成为社会的一个不安定因素。据笔者调查, 晋北一个距离本地县城大约一公里左右的行政村, 由于城镇化进程推进的占地补偿, 这个村多数居民一夜暴富。由此, 引发了大批青年的主动失业, 甚至一些本来大学就读的学生也觉得读书无非就是拿到毕业证再去就业赚钱, 现在有钱了何必再费劲和花钱读书呢, 就退学闲散在县城的周边。据不完全统计, 本村落的青年闲散人员有150人之多, 占到17~35岁人口的60%。并且, 更令人痛心的是, 有一部分青年开始沾染毒品和赌博等恶习, 酗酒滋事和打架斗殴当然也是屡见不鲜的事情。

2 解决农转非人口失业的措施讨论

2.1 强化失业保险制度中的促进再就业功能

对于当前农转非人口的失业问题, 加强对失业者的再就业培训, 缓解就业压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之所在。通过调整失业保险金中用于技术培训、转岗训练的费用比例的办法, 加大农转非人口的失业人员的再就业, 由消极保险转化为积极的失业保险, 以避免单靠单一的失业保障制度和各类救济导致他们不求进取甚至主动失业的现象, 再者, 针对性的对他们进行思想引导, 改变自身认识的局限性, 从而使他们获得新的劳动技能, 进行新的工作, 以促进社会稳定。再者, 加大培训的投入, 提升农民的综合就业技能, 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农民除了种地养猪没有别的来钱渠道这种困境。文化素质的培养不是一早一夕的, 特别是35岁以上的农转非群体, 他们的基本文化水平较低。因此, 在实际的培训中, 应当坚持实用性、公益性、可操作性强和简单性相结合的原则, 本着少花钱多办实事的基本工作思路, 将培训重点放在实用性劳动技能的提升和职业规范方面, 让他们能在较短的时间之内掌握一项或多项实用性的劳动技能, 比如, 园林养护、道路等设施的维护保养、环境卫生的清洁以及养殖种植业等规模化的生产经营技能等。

2.2 进行资源置换以促进再就业的造血功能

土地对于农民是唯一的收入来源, 也是他们多少年来赖以生存的唯一生产资料, 一旦失去了土地, 农民就失去了生活和生存最基本的物质保障和长期的生活保障。从目前的状况来看, 尽管城中村的拆迁中造就了中国特色的一夜暴富, 但是在很多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由于土地转让、土地补偿费、搬家费等标准偏低而不能及时到位, 再加上基层的土地征用中各种腐败现象的滋生, 积累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 进行资源的置换, 为农转非人口在新的就业领域实现新的就业, 让他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是解决问题首要的一步。前总理温家宝同志曾经说过, 妥善安置好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 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可见, 对于城镇化进程推进中农转非人口的就业问题解决, 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 2013年5月, 太谷县被确定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改革与建设试点县后, 县政府积极利用政策支持的契机, 大力打造农业规模化经营和作业, 在设施蔬菜、规模养殖、干鲜果业、苗木花卉四大主导产业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 初步走出了一条“园区化、休闲化、特色化”的全链条式发展路径。全县建有设施蔬菜千亩园区26个, 规模养殖小区达380个, 建成干鲜果园区20个, 百亩以上家庭苗木农场50个。不仅为农转非人口的就业打造了一个新平台, 也为他们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实惠。

2.3 积极探索农转非群体个体创业的新举措

对于农转非群体中35岁以上的青壮年来讲, 他们上有老下有小, 是家中的顶梁柱, 需要照顾家人, 也不愿意长年累月外出就业, 在当地创造就业机会是适合他们的, 但是, 对于农转非人口30岁以下的青年失业群体, 他们是新生的一代, 多数人的知识文化水平比父辈的人高出不少, 更愿意进行新事物的尝试, 因此, 鼓励他们进行创业, 给予他们一定的政策支持和税收优惠, 是一个好的思路。比如, 2014年年初, 为了充分发挥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中的骨干引领作用, 2月27日, 共青团晋中市委、晋中市农业委员会、山西省农信社晋中办事处联合启动了农村青年创业致富“领头雁”培养计划, 以带动更多农村青年创业致富。“领头雁”培养计划通过创业培训、金融服务、结对帮扶、考察交流等方式, 进一步破解制约农村青年创业、就业的技术提升难、资金筹措难、人才培训难等问题, 先后实施了SYIB培训, 建立了青创中心, 开展了劳务输出大篷车和农村青年就业、创业小额贷款等一系列工作。农村青年创业致富“领头雁”培养计划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是对以往工作的进一步打包和延伸, 也是发挥农村青年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生力军作用的重要举措。

3 结语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 在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 解决好农转非人口的就业生活问题, 是建设新农村的必要基础, 是夯实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 也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最根本的要求。本文通过研究农转非失业人口解决措施, 以期为农村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借鉴。

摘要：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 城市人口开始急剧上涨。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农转非人口失业保障制度方面存在的不足, 从再就业促进、资源置换和鼓励个体创业等三个方面进行了问题针对性较强的解决措施研究。

关键词：农转非人口,失业保障,再就业

参考文献

[1]唐宇.农转非居民家庭主动失业现状分析与对策[J].新经济, 2014 (z2) .

[2]佟雨.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农户征地意愿影响因素研究[D].上海:上海海洋大学, 2015.

农转非人口 篇2

转户政策概括为：“原有利益不受损，新增实惠比较多”。原有利益不受损是指：学生原来在农村享受的权利继续保留，包括征地赔偿、退地赔偿、退房补偿、林权保留、计划生育、农村补贴以及其他针对农民的一切收益和优惠政策都不受影响，即使在“3年过渡期”之后，是否退地仍是自愿，并保留征地收益权。这是市政府的决定，区县、乡镇、村社，任何一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都不得更改，必须坚决执行。

新增实惠比较多是指：穿上就业、住房、社保、教育、医疗等“5件衣服”，过上体面的城市市民生活。一看就业有保障，绝大多数毕业生都能在城市顺利基业就业，转户后即使失业，在规定期限内最高每月可领取570元，此项每年多收入6840元，今后会不断提高。二看住房有保障。转户后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廉租房，每平米租金0.6-1.2元，如租用一套50平米的廉租房，每月只需50元左右；符合申请公租房的，租金仅为同类住房市场价格的60%。仅此一项，每年就可少支付几千元。三看生活有保障。在城市就业，每月至少能收入1200元左右，每年1.5万元左右。四看医疗有保障。转户后享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受益额度每年可增加1000多元。五看养老有保障。按照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转户后养老保险每年受益数额增加1000多元。总共转户后每年可以增加受益10000多元。同时转户后在城市恋爱和结婚生育也更加平等和体面。

“农转非”教育意义的演变 篇3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农转非”教育是发挥过积极作用的。首先，满足农民发家致富需要。20世纪80～90年代，在社会经济大发展时期，因农村土地承包和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县级职校通过承担“农村富余劳动力技术转移”的培训任务，为农民到工人的转变提供技术支持，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到企业顺利就业搭桥铺路。其次，满足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建设需要。苏北农业县区进行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将“招商引资”、打造“工业园区”推向高潮。广大县级中职校与地方新兴企业密切合作，大力调整专业结构，扩大培训类型和规模，成为地方企业技术劳动力培养基地。应该说，这些都是县级职业学校面向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正确把握职业教育办学方向的具体体现，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显现出来的特殊功能。一方面搭建了农村富余劳动力技术转移的平台，一方面为区域内外工业生产培养了技术劳动力。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转非”教育正能量的释放功效亦有时过境迁的时候。社会经济发展演绎出活灵活现的辩证哲学。社会经济进步是一个庞大的不断实现改良和完善的过程，各种类型的经济发展必须达成和谐的生态，才能从实践和精神、物质和文化等不同层面领域释放出正能量。在全面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建设过程中，一些地方没有把握好社会发展辩证法，思想和行为过激偏左，忽视或轻视农业发展，将大量的农业人口转入城市，将大批的农民转为工人，导致农业技术严重滞后，农业生产后继乏力，新型农民出现断层，严重妨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以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适用人才为己任的中职学校，如果不及时实现办学思想的创新和突破，依然大张旗鼓地宣扬、固守传统的“农转非”教育文化并埋头无休止地钻营下去，那就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农转非”教育必须应时而变，实现创新、突破，才能永葆生机。现时，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为推进农业生产现代化发展进行劳动力技能更新和提升，培养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能力强、素质高的新型农民，进一步增强农业经济持续高效发展的动力和内劲，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战略。农村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生产技术改造提升，是进一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中职校要抓住机遇，根据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趋向，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命脉，科学调适办学方向，合理调整专业结构，改变长期以来“工”“商”专业统揽校园、“农”字头专业空白短缺的专业布局。一方面坚持为社会各行业服务，将生命力旺盛的专业向精、优发展，提高工、商、服务等行业企业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质量；一方面坚持为“三农”服务，恢复、增添、创设一些与现代农业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农”字头专业，培养现代化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拥有专业技术特长的高素质新型农民。

如此，上述那所中职校校园职教文化标语应该更新为：“面向新时代，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培养技术工人、技术农民等各类应用型人才。”如果是为了突出服务“三农”的校本职教文化特色，那么该标语则应拟定为：“白天，把农民的孩子培养成农业生产带头人或劳动能手；晚上，把孩子的父母培养成技术农民。”它所揭示的职教服务“三农”的文化价值指向是：立足新农村建设，由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由原始农民转向技术农民。由此就可以推衍出“农转非”教育的新意来：让“三农”依靠技术大转变，实现旧貌换新颜。■

农转非之痛：一个时代的印记 篇4

1978年上半年，知青“返城风”的前奏已在各地悄然兴起。当年春天，各地响应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相继放松了下乡知青病、困退的限制。有些大城市还进一步简化了办理病、困退手续。如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知青办和天津市公安局向接收安置过本市知青的各省、区发出了关于商洽“病返”、“困退”简化手续函，提出今后办理本市知青“病返”、“困退”，公安机关不再签发准迁证，只凭市知青办发出的病、困退通知书即可办理有关手续。这样，集中地、成批地办理病退返城，很快在知青中引起连锁反应。

1978年，全国已婚知青已达85万人，以女性居多，而且多是与当地农民结婚。这部分知青拖家带口，生活困难大，最难安置。他们自知已落到社会底层，前景黯淡，也就不再存什么顾忌，往往带头请愿、闹事。1979年春，各地已婚知青纷纷要求返城，与农民结婚的青年也离心似箭。有的知青干脆离婚，或者弃家返城不归。有的农民写信给知青办，要求“还我老婆”。还有的地方为此发生自杀、凶杀案件。

1978年10月，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作者是景洪农场十分场（原云南兵团一师一团十营）学校的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窘困处境、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诉说了要求返城的强烈愿望。

这封联名信按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后杳无音讯。11月16日，知青们又写了第二封信，发起者仍是丁惠民，联名信公布后，不到十天，签名者超过万人，盛况空前。

西双版纳知青的大规模行动，迅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就在知青代表北上的同时，中央即派出以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南下。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始正视知青的要求。

在赵凡的最终协调和敦促下，1979年1月中旬，四川、上海、北京和云南有关部门在昆明联席召开“三国四方”会议，各省市对知青回城均表示认可。1月15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发表《15条讲话》，其中一条是“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

安平生的讲话和接踵而至的国务院“六条”开启了大闸，返城洪水一泄不可收。数万知青争先恐后涌向农场职能部门和当地公安派出所，抢着办理户口粮油迁移手续。不久后，发端于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大返城风潮迅速波及全国各大垦区，上千万名知青在短短几个月里返回城市，历时10年的知青运动就此终结。

然而真正回家的路远比想象中的艰难，当年轻易放弃的城镇户口，如今已成为部分返城知青心中永远的痛。它们就像被遗弃的空头支票，斜躺在历史的角落里。

户籍制度

阻碍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1984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农民进入城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有经营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乡镇企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机关应准予落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人口，吃议价粮，办理《自理口粮户口簿》和《加价粮油供应证》。这无疑是一个里程碑，给了部分人以“迁徙自由”，农民由此获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权利。

随后，户籍制度松动，农民交纳一定数额费用就可成为当地市民。城镇非农业户口商品化的“星星之火”由此点燃。1994年上半年，全国约有17个省共300多万人购买了城市户口，该收入高达250亿元。尽管如此，户口制度的基本特征仍然保持不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户籍制度，依旧阻碍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20世纪80年代后，成千上万农村劳动力涌向沿海城市务工经商，尽管他们有机会在法律上进行登记（比如通过“自理粮户口”和试点城镇户口），但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了国家的社会福利义务较少的城镇和小城市。他们可以被边缘性地归入“暂住人口”（没有多少保障和城市福利）而获得在大城市务工的机会，但正式的迁移只对极少数富裕的农民或者那些拥有很高学历的人开放。

农转非人口 篇5

摘要：目前，我国农转非人员享受的社会保障政策主要有城市低保、储蓄式养老、城乡新型合作医疗保险以及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这些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转非人员的部分社会保障问题，但农转非人员吃低保比城市人口困难，城乡新型合作医疗、储蓄式养老保险和新的基本养老保险政策也都存在缺陷。不但应完善现有社会保障政策、征地补偿政策以及城市郊区征地管理制度，还要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向城市融合，发挥集体经济对农转非人员的保障作用。

关键词：农转非人员；社会保障政策；城市低保；城乡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养老保险

中图分类号：F127719；F84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6439（2009）02-0010-04

Social Security Policy for Land-lost People in Expropriation of Land in the Process of Rebuilding Village Inside a City

LIAO Yu-jiao, YANG Ling

(Chongq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hongqing 400020,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non-agricultural people from agricultural status are endowed social security policy with urban minimum security, deposit-style endowment, new-style urban-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insurance and basic endowment insurance. Their policies can solve their problem of partial social security to some extent but their minimum security is more difficult than a urban resident who is endowed with minimum security, furthermore, new-style urban-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insurance, deposit-style endowment, and new basic endowment insurance have their defects. Current social security policies, compensation for expropriation of land and suburb land management system should be perfected, and rural economy should be promoted to integrate with urban economy to let collective economy play a role in the helping the people from agricultural status.

Key words: non-agricultural people from agricultural status; social security policy; urban minimum insurance; new-style urban-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insurance; endowment insurance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被征地农民征地前后的生活具有天壤之别。征地前，房屋出租、集体分红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家庭年收入有上万到数万元不等，村社集体给以基本社会保障和各种福利，他们过着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征地后，收入锐减，主要收入来源、集体福利一并消失，无技术和学历、过惯悠闲生活的他们对工作高不成、低不就，宁愿吃低保也不就业，许多人转非后立即进入贫困。征地造成城镇低保人口迅速上升，而生活的陡变使这部分人对社会、对政府充满怨言和不满，聚集闹事时有发生。据调查，某街道由于农转非贫困人口的迅速增加，从2002年到2007年短短5年时间里低保金和低保人口就增加了近40倍；另有一镇，2003年到2008年的5年中，低保户数年均增长率达18.13%，低保人口年均增长率达18.19%，低保金额年均增长率达26.3%；2008年，在很多城郊乡镇的最低生活保障人口中，农转非人口占了90%以上，农转非人口中60%以上进入最低生活保障群体。而在社保政策方面，自1982年开始征地至今，只推进了储蓄式保障，即社会参与、自我保障以及2008年推进的征地农转非人员社会保障全覆盖政策，真正贫困的人口其实无法享受到这一政策，他们依然过着无保障的贫困生活。由此可见，现行政策还存在缺陷，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征地农转非人员社会保障政策，以基本做到应保尽保，维护社会稳定和团结、共建和谐社会。

一、农转非人员所享受到的社会保障政策

到目前为止，农转非人员可享受的社会保障政策主要有城市低保政策、储蓄式养老保险、城乡新型合作医疗保险以及新近出台的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实际上，在2008年的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出台前农转非人员基本上是处于无社会保障状态的。

1．城市低保政策

按照城市居民低保条件，农转非人员若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享受的保障需扣除低保条件中规定的计入家庭收入的那部分，即扣除安置货币部分。

2．储蓄式养老保险

储蓄式养老保险是农转非人员将征地时获得的补偿金作为本金交给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承办的每月按本金的10%对失地农民发放生活费的一种商业保险模式。其保障对象是征地农转非人员中40岁以上女性和50岁以上男性。储蓄式养老保险的特点是，部分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覆盖面小。

3．城乡新型合作医疗保险

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最初是覆盖农村和农转非人员，2008年实现城乡全覆盖。合作医疗针对的主要是大病，即所谓“保大不保小”，真正能报销的只是部分住院费用，对本身就贫困的农转非人员来说参保的意义并不大。

4．基本养老保险政策

主要政策为渝府发〔2008〕26号文件《重庆市2007年12月31日以前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试行办法》和《重庆市2008年1月1日以后新征地农转非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试行办法》。基本特点是保障范围扩大（包括老年人员、4050人员、中青年三部分）、保障标准提高（每一个参保人员至少可享受到基本养老待遇每月450元）、个人支付额比较高（2007年12月31日以前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要支付8千至2万元不等）。政策规定，已参加了储蓄式养老保险的原征地人员，可以改投基本养老保险，但两者只能选其一。

二、当前社会保障政策存在的问题

目前的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转非人员的部分社会保障问题，特别是新的重庆市征地农转非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受到基层组织以及农转非人员的普遍好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农转非人员的生活保障问题。但是，通过调研和对各项政策的解读，我们发现目前的保障政策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实施起来具有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农转非人员吃低保比城市人口困难

（1）低保政策对农转非人员不公平，农转非人员下岗与城市人员下岗区别对待。例如，城市下岗人员双解后有一万元钱补偿，今天下岗，明天就可进入低保；而农转非人员下岗后，同样有一万元钱补偿，但是要把这一万元按月折算完后（大概4年多）才能进入低保。由此可见，政策上将农转非人员与城市人员划分了很大界限。

（2）低保政策限制太高。低保条件规定“申请人或其家庭成员从政府或企事业单位取得的一次性收入，减去按规定应扣除部分后，根据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月分摊计入家庭收入，计完为止”。也就是说农民转非后即使收入为零也不能马上吃低保，需将转非时获得的安置费2万多元按每个月折200多元的标准分摊，大概10年后才能吃低保。

（3）低保政策限制模糊。政策规定“ 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有农业户口人员的，其农业户口人员应当计算一定的赡养费、扶养费”。也就是说家庭不是全转非的农转非人员吃低保还要扣除家庭农业人口的收入，而该部分收入不好界定。因此，有农民家庭成员的农转非人员吃低保时都要通过举证。

（4）保障水平太低。现在吃低保是全家人拉通，然后补差，在保障水平本来就不高的情况下再扣除一部分，领到手的低保补助就少得可怜。

2．城乡新型合作医疗关键时候不发挥作用

（1）城乡新型合作医疗规定报销额度低、作用小。城乡新型合作医疗针对的主要是住院的人员，而住院最高保险比例也只有40%，也就是说，病员自己还要承担60%以上。现在生病住院动辄上万元，合作医疗只能说减轻了少部分负担，要解决“因病致贫”还欠缺力度。

（2）医疗保险规定与医院实际操作差距大，使实际报销比例下降。医院治疗用药中自费药物太多，很多住院费用不能进入报账清单，最终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大概在10%左右。因此农转非人员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严重存在，一旦生大病，绝大部分人都会进入四面举债、最后等死的悲凉境地。

3．储蓄式养老保险不能很好地解决农转非人员养老问题

（1）养老保险自付部分太高，可参与的人少。长期以来，储蓄式养老保险仅针对“4050”人员。4050农转非人员经本人书面申请，需要将安置补助费全额或者半额交由人寿保险公司办理储蓄式养老保险。而本来就不多的安置资金首先要用于居住安置（只解决简单用房）中添置基本生活配套用品或补助未及时就业期间的生活费用，因此大多数农转非人员实际上无力购买储蓄式保险。此外，储蓄式养老保险还存在过后不能再办的问题。

（2）保障水平低于城市低保线。农转非人员从缴费的次月开始每人每月领取养老金183元，低于城市的低保线210元/人·月。

4．新的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存在缺陷

（1）缴费标准没有充分考虑特殊群体和困难群体。一是4050人员参保十分困难。首先，缴费困难。4050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个人需要支付2万元左右，许多人交不起这笔钱。4050人员大部分没有工作，无收入；虽然1982—2008年间，随着政策的改善，转非的安置费由8 000元/人逐步上升到18 000元/人，但由于社会保障的缺位，转非后全靠安置费度日，随着时间的推移安置费基本用完，无存款。这些无收入、无存款靠低保过活的4050人员家庭一次性缴纳4万~5万元（按一家两个4050人员算）保费，简直是天文数字。其次，交费后生活难上加难。条件稍微好一些的家庭，为了交纳保费，有的掏空存款，有的四处举债，即使能勉强凑齐保费，也会在缴费过后立即进入贫困。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些距离，不能马上享受养老保险，而且4050人员就业会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困难。二是部分中青年缴费困难。当年征地时不满16岁的人口，现在已经逐步步入中青年阶段，他们没有享受安置政策，现在缴纳养老保险也没有政策优惠，心里的不满与经济能力的局限遏制了他们缴纳养老保险。三是吃低保群体缴纳养老保险困难。吃低保群体大多数属于老、弱、病、残、孤群体，生活都极度困难，当前生活都需要政府帮助，缴纳未来的保障资金没有来源。据调查，某镇本来有3万多人符合参保条件，但真正交得起钱的不到一半，看似可全覆盖的社保政策实际参保率连50%都达不到。由此可见，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现行政策仍然把大部分农转非人员拒在门外。

（2）新的征地农转非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办法没有对农转非人口全覆盖。基本养老保险对象不包括征地时就业安置的人口。这部分人口当时基本都是安置在集体企业中，绝大多数因为企业改制或破产而失业，尽管少部分人口享受了企业破产解体安置补偿，但是他们全部被排除在农转非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和城市职工养老保险政策之外。

（3）养老保险二选一的规定对4050人员的生活很不利。在调研中，普遍反映4050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就要退出储蓄式保险影响到这部分群体的生活。4050人员退出储蓄保险后，每月家庭收入就要减少近400元（以两人计），而他们要到55或60岁才能领取每月的生活费，这期间的收入减少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很大。

三、完善农转非人员社会保障政策的措施建议

1．完善现有社会保障政策

（1）城市低保要同等对待、取消不必要的限制。农转非人员失去了以土地为基础的丰足养老保障，失去了具有最大增值潜力的土地资产和宽绰的房产，他们为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进入了城市，在享受低保政策上应与城市人口同等对待。建议降低农转非人员进入低保政策的门槛，让这些人吃低保不再困难，让他们在失去土地后至少能吃上低保。具体在收入计算上，安置费不计入收入，转非后只要农转非人员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就应立即进入低保。另外，可考虑适当提高低保标准、对农转非人员的特殊困难群体给以适当补贴等。

（2）完善新的农转非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政策。一是实施减免政策。在本轮基本养老保险登记出来以后，对最低生活保障人口中的绝对贫困人口（重点在孤、寡、残、病人口）进行进一步核实，实施养老保险费用减免政策。二是完善缴纳方式。对于缴费困难的群体，尤其是4050人员转变缴费方式，改一次性交费方式为分期付款方式，缓解他们的支出压力。三是细化政策，保障标准增长幅度与城市职工养老保险接轨，明确养老金今后将随生活水平提高而增长，让老百姓看得到前景。四是推进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障全覆盖。主要是将1982年以来征地农转非中就业安置的那部分人口纳入本次基本养老保障的覆盖范围。

（3）建立储蓄式养老保险和新的农转非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的衔接机制。有两种方法，一是在4050人员享受基本养老保险费之前继续保留储蓄式养老保险；二是将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给付分为两个阶段，40~55岁、50~60岁阶段低标准给付，55岁、60岁后再按照城镇平均水平给付。

（4）医疗保障要切实做到病有所医。一是规定常见的危重病，指定定点医院。二是将常见危重病的常用药物全部纳入医保药物清单，并随着医药的更新和发展调整医保药品清单。三是将中药纳入医保范围。四是对农转非人员逐步实施门诊医疗年度定额补助制度。

2．完善征地补偿政策，让农民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

按照《物权法》、《土地承包法》等相关政策法规的规定，明确农村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利和土地对农民的就业功能、保障功能，并在城市建设征地中对农村农民实施权益保护。要尽快研究、改革征地制度，实施城乡土地“同地同价”。

3．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向城市融合，发挥集体经济对农转非人员的保障作用

农村集体经济是农转非人员社会福利保障的重要资金来源。集体经济主要通过集体经济分红、集体经济收入向村民分配，以提高集体福利和提供丰富的公共服务，改善、提高农转非人员的社会福利保障。但是当前的城市拆迁改造中，占用集体土地，进行集体经济建设补偿、分光补偿资金的政策和做法，扼杀了农村集体经济，也断绝了农转非人员的社会福利保障的重要资金来源。建议尽快修改完善现行的《农村集体资产管理规定》，补充《城市建设征地中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实施细则》，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向城市融合而不是消亡。

4．完善城市郊区征地管理制度

制定《“城中村”改造规划、土地、拆迁管理实施办法》，使“城中村”住房土地管理制度与城市接轨；符合《“城中村”改造总体规划》的村民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按划拨方式确认给合法使用人，农民私有住房按照城市居住私有住房进行登记管理。“城中村”改造要对私人住宅区域进行规划整治：一是对合法部分的私人住宅进行统计；二是由集体经济组织按照重庆市城市居民住房拆迁安置办法进行本村居民住房的拆迁安置；三是由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实施居民住房安置和相关补偿；四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对整治出来的宅基地开发，扩大集体经济资产，让本村全体农民（失地农民和现存农民）都受益。

参考文献：

[1] 郭玉振，刘美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2（1）：4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