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球类运动

古代球类运动（共9篇）

古代球类运动 篇1

摘要：中国古代的球类运动种类繁多, 诸如蹴鞠、马球、捶丸和木射等。本文通过对古代的球类运动的发展演变进行纵观分析, 期望会普及人们对古代球类运动的认知和理解, 旨在为我国球类运动的现代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关键词：古代球类运动,发展,演变

我国古代体育运动项目种类繁多, 其中球类运动占有很大比重。根据我国古代文物的发现和调研, 我国的球类运动早在万年前就已经有了痕迹, 陕西省半坡村遗址中挖掘出来的石球就是最好的证明。被挖掘出来的石球有大有小, 不尽相同, 但是均为人工的力量雕琢打磨出来的。石球形成伊始, 作为生产工具而存在,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体育运动的自身演变, 石球在后来的功用逐渐为游戏所取代[1]20。体育运动和生产劳动在原始社会是没有明确界限划分的, 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 体育运动逐渐从生产劳动中脱离出来, 自成一家。当然, 这是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作沉淀的。正因如此, 我们不能因为石球的出现就冒然断定球类运动就此出现, 只有在石球被人们当做游戏时, 球类运动的痕迹意味着开始真正出现了。

1. 蹴鞠———足球。

蹴鞠就是现在人们众所周知的足球的古代化身, 蹴鞠在古代又名曰踏鞠。“蹴”和“踏”意思相近, 说文解字中解释道:“蹴, 蹋也。以足逆蹋曰蹴。”“鞠”从文字构造中, 属于形声字, 左半部分为形旁“革”, 表示与皮革有关, 右半部分为声旁“匊”, 同“菊”声。“鞠”本义是指古时一种用来踢打玩耍的皮球。故蹴鞠简而言之就是踢足球。蹴鞠的历史源头可以追寻到远古时期, 至于是怎样出现的, 至今无法定夺。

春秋战国时期, 城市傍河而建, 经济发展迅速。当时齐国地位最突出, 其国都临淄由于经济发展最为迅速, 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蹴鞠在这片沃土上发展得顺风顺水, 势头迅猛。此外, 当时的足球运动不仅仅局限于齐魏等国, 在南方诸国也广为流传, 以楚国为例, 百姓通常把踢球视为一项游戏活动, 以供闲暇时间消遣之用[2]161。

战国后期, 由于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对足球运动的狂热喜爱, 为足球运动进入上流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以至于对于整个汉代而言, 蹴鞠在上流社会的位置也是居高不下, 不可企及。据史料记载, 汉武帝不仅对俘虏中蹴鞠技艺高超的人格外开恩, 让其表演助兴, 甚至有时自己也会把持不住, 参与其中。蹴鞠运动发展到汉代, 由于各方面的因素, 已与战国时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汉代的蹴鞠运动, 不仅作为大众常见的游戏活动所广为流传, 还在军事领域发挥着自己的独特作用。汉代军事上由于蹴鞠运动的引入, 不仅极大地锻炼了士兵的身体素质, 弥补了骑马训练只训练上肢部分的不足, 还极大地激发了士兵的锻炼兴趣。正因如此, 蹴鞠运动在汉军中颇受欢迎。

直到东汉三国时期, 由于期间社会动荡, 战争不断, 足球一直被用做军事用途。骑马、射箭和蹴鞠成为了当时军事上主流的训练项目。一些蹴鞠技艺高超的人, 还会幸运地被选拔为官员, 为国家效劳。

进入唐代, 足球的材质发生了变化, 由以往的结毛而成的球, 发展成为充气的皮球。唐代的足球基本上与我们当今的足球已经没有多大的差异了。现在的足球是充气的, 由不等大小的32片皮子共同缝制而成;而唐代的足球也是充气的, 共用8片皮子缝制而成。球的材质在唐代发生了很大的改进。至于球门, 在唐代的时候总共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重竞技型的形式, 整个足球场地的两端各有一个球门, 和今天的十分类似, 球员通过越过场地破门得分获胜;另一种是重技巧型的形式, 整个足球场地上就只设有一个球门, 球员只要射门而入并把球投入对方场地内就代表获胜。在汉代, 大多足球比赛还是采用一个球门的方法, 重技巧, 轻竞技, 这也是我国古代体育有别于西方体育的一大突出特点。

到了宋代, 足球的发展更为注重技巧, 衍生出了花法蹴鞠。花法蹴鞠种类繁多, 使身体的更多部位得到了锻炼。花法蹴鞠由于技术的变幻莫测, 使得蹴鞠运动游戏娱乐性和观赏性大为增强, 一时间成为了炙手可热、参与人数众多的娱乐节目, 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达官贵族都陶醉其中, 不可自拔。自宋元至明清期间, 具有几千年历史的蹴鞠运动逐渐由盛转衰。妇女和儿童广泛参与其中, 成为蹴鞠运动的主体, 蹴鞠运动竞技功能逐渐消失, 娱乐功能占据主流, 存在的价值越来越小。

2. 击鞠——马球。

马球源于哪里, 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马球源于波斯 (当今伊朗地区) , 由唐代逐渐传入我国;第二种说法:马球源于吐蕃 (当今的西藏地区) , 后来逐渐传入中原地区的;第三种说法:马球就是中国制造, 源于古代的中国自身。究其以上哪种说法最为科学合理, 目前尚无根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马球与古代的骑兵关系密切, 且用途广泛, 它不仅可以供人们娱乐游戏之用, 还可以作为军事训练之用。

在唐代的史料文献中, 有不少关于马球方面的记载。而且从唐代的文献中我们发现, 马球场一般铺设在大殿之前, 以供君主们观赏之用。马球的比赛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单球门的比赛, 该比赛类似于足球比赛, 也是以击进球门数量的多少作为获胜的评判标准;另外一种是双球门的比赛, 该比赛类似于现代的马球比赛, 以击进对方球门数量的多少作为获胜的评判标准。唐代的马球很受欢迎和追捧, 不仅武士们对其偏爱有加, 就连文士们也不甘示弱, 争相进行马球运动。科举考试揭榜后的马球会在唐代已经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唐代的妇女对马球运动也是兴趣连连, 宫女在闲暇时间也是以马球为乐, 唐墓中出土的女打球俑就是最好的证明。

进入宋朝时期, 出现一些苛刻的比赛规则和条款严重地束缚了马球运动的正常发展, 使马球运动逐渐演变为一种高度机械化的运动, 马球运动也因此而丧失了原有的意义。其实, 从唐代后期开始, 由于马匹数量匮乏和骑兵不被重视等因素, 马球运动就已经逐渐朝滑坡趋势方向发展, 直至明朝中期基本消失。

3. 捶丸———高尔夫。

关于高尔夫的起源众说纷纭, 说法不一, 其中较为常见的主要有苏格兰起源说和荷兰起源说。殊不知, 这项被世界人民乐此不疲、流连忘返的高尔夫运动, 其真正的起源是在中国的大地。据史料记载, 早在1000多年前,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宋朝时期, 就已经诞生了高尔夫运动的雏形———捶丸。捶丸简而言之就是指在走路的过程中用棍子击球的运动。捶丸通常选址在地形不平整的空旷场地, 丸由材质较好的赘木特制而成, 在此种场地上距离不等的地方挖下球窝, 球窝旁边设有彩旗作为提醒运动员的主要标志。

其实, 宋代的捶丸游戏主要是由唐代的步打球演化发展而来的。在唐代, 球类运动盛行, 种类繁多。除了有上文提到的马球之外, 还有一种步打球颇受人们的喜爱。步打球顾名思义, 就是边走路边打球, 这种步打球类似于今天的曲棍球。进入宋代, 步打球经过不断的演变与发展, 创新成了一种新型的击球游戏———捶丸。“捶”说文解字中解释道:“捶, 以杖击也。”“丸”, 小球的意思。捶丸简言之就是用棍击小球, 也就是今天的高尔夫球的雏形了。元代, 捶丸运动日趋成熟化。明代, 捶丸运动群体拓宽, 在百姓中广为流传, 当然, 这只是相对而言。大多数情况而下, 捶丸还是只属于上层阶级的高雅运动。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明宣宗行乐图》长卷中, 有一部分描绘的就是捶丸图。图中所绘的场地面貌, 旗、穴及击丸的棒, 侍从的位置等, 都与现代的高尔夫运动十分类似[3]77。

捶丸活动经过了宋辽金元以至明代的发展繁荣后, 于清代趋向衰落, 所见的仅是盛行于妇女、儿童间的简单的捶丸游艺。

4. 木射———地滚球。

地滚球运动以其运动量小、娱乐游戏性强、适宜群众广泛等特点, 成为了现代西方运动的主流球类运动项目之一, 深得人们的喜爱和推崇。地滚球运动最早起源于德国, 当时名曰“克格尔斯”[4]90。地滚球, 简言之, 就是在地面上进行的用滚动的木球击打小木柱的运动。地滚球运动带有宗教色彩。木柱是邪恶力量的化身, 掷球者只有成功击倒木柱才能打败邪恶力量, 最终获得身体与心灵的洗礼。所以, 地滚球运动一开始都是在宗教的走廊里面进行的。直至后来, 随着地滚球运动的普及与推广, 逐渐脱离宗教色彩, 穿上世俗的外衣, 进化为后来颇为流行的“九柱球”游戏, 直至最终发展成为今天的地滚球运动。

唐代时期, 有一种与地滚球运动相类似的球类运动, 名曰:木射, 又名曰十五柱球。木射是唐代时创造的一种球的玩法, 是按着人数轮流进行的一种集体性的室内球类游戏活动, 它类似于地滚球以球击打木柱的运动, 其法为置瓶状木柱于地, 十根红柱, 五根黑柱, 十五根小柱上还刻有不同的字, 以示褒贬, 分输赢。红柱主要标记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 黑柱主要标记为“慢、傲、佞、贪、滥”。参加者抛滚木球以击柱, 中红字者为胜, 中黑字者为负, 并有赏罚, 这与近代从西方传入的地滚球运动极为神似。此外, 两者还有一大共性, 就是在形成伊始时期都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 唯一的不同是木射带有更为鲜明的传统道德烙印。

纵观上述内容, 我国古代球类运动种类繁多、发展良好, 为后世球类运动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留下了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因此, 我们要在前人的基础上, 不断吸取精华为我所用, 大胆进行改革创新, 努力为我国球类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1]薛岚.论球类运动的文化属性[J].体育科学, 2006 (12) .

[2]谷世权.中国体育史[M].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3.

[3]刘秉果.中国古代捶丸运动的发展演变[J].体育文化导刊, 2004 (5) .

[4]崔乐泉.图说中国古代体育[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7.

中国古代的体育运动 篇2

顺便说一句,对于黄帝发明足球一说,外界一直持怀疑态度。但1974年湖南马王堆汉墓中帛书的发现,使这传说有了最早的文字证明。墓中出土了好几种已失传的中国古文献,其中便有《黄帝十六经》。此书为战国时人所作,甚为珍贵。书中记载,黄帝在打败蚩尤后,活捉了他,对他处以极刑,“剥其皮革以为千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赏。翦其发而建之天,名曰蚩尤之旌。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

从这段文字看,黄帝是个厉害角色。他把蚩尤的皮剥下来,制作成箭靶,供士兵射击。将蚩尤的胃从肚里掏出来,塞入填充物后,给士兵们当球投掷,抢到次数多者还会被奖赏。

在中国古代,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体育运动对提高国民体质的重要性和其中包含的观赏成分,体育项目往往被作为一种娱乐,得到推广,并出现了专业“运动员”。只不过,这些运动员多以“艺人”的身份出现,比赛时强调娱乐性更多,竞技性弱一些。

比如在宋朝,蹴鞠便有专业运动员,他们拿朝廷支付的俸禄,即所谓吃皇粮。其任务不是参加运动会,而是专门在皇宫表演给帝王、后妃们看。宋徽宗赵佶便是著名的“球迷”,他不仅是看台上的常客,而且时常在宫中举办蹴鞠、打球比赛。比赛中得胜的一方,还会得到赏赐,这与现代比赛中取得名次的运动员一样,有丰厚的物质奖励,甚至还可能被提拔,一下步入仕途。

体育运动在中国古代能得到发展,与帝王的支持和喜好是分不开的。从黄帝开始,中华民族的帝王们一般都对运动情有独钟,特别是一些开国皇帝,都是马上得天下,没有过人的武功和强壮的体魄是难以服众的。汉朝开国皇帝刘邦,虽然年轻时是个小混混,但拿手绝活是蹴鞠,当了皇帝后,这一项目便得到了发展;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是著名的武林高手,威震四方。令人着迷的少林寺功夫,赵匡胤也是鼻祖之一,其中的绝活棍术就是他所创;蒙古大帝国的成吉思汗,自小在马背上长大,是马术、射箭方面的牛人;大清江山的奠基人努尔哈赤,则善于冰上运动。

球类、剑术、马术、武术、射击等,在中国古代都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但最为普及的运动项目之一是田径。民间的“走百病”(散步活动)、九月九日“重阳登高”,都属于古代田径运动。翻开中国各地的地方志,在九月都少不了“登高”活动。不少地方还将之与纪念活动结合到一起,借“登高”之便,去祭祀先人,到已故亲人的坟上走走,与清明节“春祭”相对,出现“秋祭”现象,这是颇具传统色彩的中国体育文化。如广东清远一带便是这样,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清远县志》(卷21)记载,当地“重阳登高,放风筝。有墓祭者曰秋祭。”在南京,重阳登高后来演变成了爬明城墙活动。

中国古人还十分注意通过训练提高运动成绩。在古代,士兵一般都要进行田径训练。试想,在战场上,马拉的战车在飞速前进,士兵只能跟在后面飞奔,不能跑显然是不行的。而“田径特长兵”会格外受到重视,在战时起到奇兵的作用。《吕氏春秋·简选》(卷8)记载,“吴阖庐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陈,与荆战,五战五胜,遂有郢。”选了五百名“大力士”、三千名能跑的“田径特长兵”奇袭对手,结果五战皆捷。

中国古代的跑步运动 篇3

一、军事训练

在中国古代的军事作战中, 跑步能力, 无论是长跑还是短跑, 都是部队格外看重的方面。因为冷兵器时代大规模的兵团作战, 倚仗的主要就是具有优良跑步素质的士卒。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汉唐宋明时代, 为了提高军队的作战素质和作战能力, 军队在征募士兵时, 选拔体质强壮、具有跑步能力的士卒通常是优先考虑的重要标准。由于跑步是军中作战的重要技能, 所以我国古代史籍中对于富有能力的战将和士卒, 通常都冠之以“走及奔马”、“马驰不及”的荣誉称谓。比如战国时期, 部队作战时强调“兵之情主速, 乘人之不及, 攻其所不戒”, 由传统的车战作战模式改成了大兵团步兵移动作战。由于步兵移动主要依靠行走和跑步 (特别是长跑) 来完成, 因此跑步训练随即就成为日常军事训练的重要科目和内容。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武在被吴王阖闾聘为军师之后, 就特别重视对军队士兵的跑步能力进行专门性的、富有针对性的训练。他命令全体士卒身穿全副甲胄, 手持作战兵器, 在跑完规定的道路里程后方允许其休息宿营。通过这种魔鬼训练方式, 他从所有参与训练的士兵当中选拔出了3000名最具跑步能力的人组成先头部队, 要求他们利用速度的优势快速对敌作战, 达到兵贵神速的目的。孙武的这种尝试最后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在对楚国进行的实际作战中, 由于孙武的部队运动速度超常, 采用了“卷甲而趋, 月夜不处, 倍道而行”的快速行军方式, 因而使敌人在尚未反应过来时就已经被完全击溃, “五战五胜”, 很快就攻破和占领了楚国首都郢城。由此可见, 具有非凡的跑步能力当时可以在战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又比如战国时期另外一名军事家吴起也非常看重跑步能力在军事作战中的重要作用。据史籍记载, 吴起在魏国征募士卒时曾经以武装长跑作为一项关键的选拔标准。凡参与征召之人, 均需全身穿上铠甲, 面戴护胄, 手提兵戈, 背上弓箭, 腰悬短剑, 携带三天干粮, “日中而趋百里”。如果应征者的跑步能力符合录取标准, 则可被录取为魏国的常备军, 其家中原先的徭役和赋税也可得以赦免。如此丰厚重奖自然吸引了乡民争相训练和跃跃应试, 客观上也使长跑练习在民间得到了广泛而有效的开展。

至秦汉以后, 军队作战模式又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模式, 步兵尽管仍然是军队作战的首要兵种, 但大兵团集体性步兵作战情形已经较为少见, 代之的是步兵与骑兵相互结合的混合兵种作战方式。通常情况下, 长途追击的任务一般由骑兵担任, 短距离突袭任务则主要依靠具有优良短跑能力的步兵担任, 反映在军事训练上, 就是跑步逐渐偏重于短跑训练, 而非以往的长跑训练。对此, 唐代兵书《太白阴经》以及《宋史兵志》都有关于短跑能力要求的记载, 谓之“探报计期, 使疾足之士”;“先度人材, 次阅走跃”。也就是说, 短跑能力在侦察敌情、传递情报、实际作战中的作用非常大。《宋史岳飞传》中记载, 岳飞非常重视军队的跑步能力训练, “每休舍, 课将士注坡跳壕, 皆重销习之”, 其中“注坡”指的就是上下坡跑, 也就是短跑训练。明代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 曾在他的兵书著作《纪效新书》中说:“平时各兵须学趋跑, 一气跑得一里, 不气喘才好。”为此, 他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腿部力量训练和短跑能力训练方法, 即“古人囊砂, 渐渐加之, 临敌去砂, 自然轻便, 是练足之力。”也就是将小沙包缚在小腿之上, 在跑步过程中逐渐增加沙包重量和拉长跑步距离, 等到实际作战时将小沙包去掉, 这样跑起来就特别轻快, 达到了增强短跑能力的作用, 大大提高了部队的作战能力。戚继光的这种训练士兵短跑能力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 直至现在还得到许多国内外田径教练的青睐和运用。

二、竞技比赛

由于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 除了应用于军事训练和作战目的, 跑步运动到后来还发展成为一种竞技体育比赛。据西周“令鼎”铭文记载, 西周时期就有关于跑步能手与皇帝马车进行相互赛跑的故事。某日, 周成王率领众臣与奴隶到野外进行农业春种, 在返回王宫途中, 周成王对马车旁边侍奉的随从“令”和“奋”说, 如果他们能够随着飞奔的马车一同跑回宫中, 就会得到他的特别赏赐。接着, 周成王命令驭手驱马快速飞奔, “令”和“奋”风驰电掣般地紧随其后, 并未被马车远远甩后。周成王称赞了他们并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令”和“奋”为什么可以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呢?因为他们在平时就非常注重进行专门刻苦的跑步训练, 其腿部的肌肉和弹跳力量已非常人所能够比拟。

另据元末明初人陶宗仪在其《南村辍耕录》中记载, 元代时曾出现了一种称之为“贵由赤”的长跑比赛, “每岁一试之, 名曰放走”。“贵由赤”来源于蒙古语, 就是快步行走者的意思。“贵由赤”的长跑比赛在元朝的大都 (今北京) 周边或者京杭大运河两旁一条绵延3000多里的多个驿道之间展开。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 (1287) 起, 元朝的宫廷禁卫军们每年都要举行长跑竞技比赛。为了避免日光照射, 元朝的长跑比赛一般都是在凌晨三点开始到早晨九点结束, 延续六小时左右。尽管是在清爽的清晨比赛免遭了中午的暴日酷晒, 但由于跑步比赛距离遥远且有时间限制, 要想轻易赢得比赛胜利却也并不简单。在比赛结束之后, 元世祖忽必烈会亲临现场为获胜者颁发奖金, 跑步冠军获得者通常可以得到一块银锭奖励, 其他人员则依据名次获得数量不等的精美绸缎奖励。元朝的跑步竞技比赛距离大概是180公里, 是现代马拉松比赛距离的两倍多, 而且在时间上也要早600多年, 在中国体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三、信息传递

古代的跑步运动在信息传递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考古研究发现, 早在汉朝, 具有长跑素质的人就高速奔跑在马车前面, 以便于及时打探消息和传递信息, 也出现了大量有关历史上长跑健将“伍伯”的各种形象。到宋朝时期, 官方消息以及社会、文化、经济事件、奇闻逸事等往往被编入小报并由善于长跑者传送到全国各地。宋代绍兴年间, 为了有效传递信息, 地方官通常会招募具有长跑天赋的人, 进行严格的专门选拔, 组成“摆铺”, 具体负责传送“边报”、“朝报”和“新闻”等书报资料。选拔出来的长跑健将, 往往依靠个人的一双百炼成钢的铁腿, 随身携带重要文秘资料跨越无数城市、乡村、森林、湖泊, 跋涉于山水之间以到达指定传递地点,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新闻使者。

与此同时, 长跑运动者还承担着为各地乡村居民传递思乡之情的跑信伕头的重要作用。比如明朝永乐年间, 湖广迁四川的移民, 由于思乡心切而相约每年推选若干代表返乡探亲, 递送书信衣物, 随附土特产品。随着时间流逝, 被推选出来的代表就逐渐成为了职业信使。到清朝咸丰二年 (1852) , 人们创设了“麻乡约大帮信轿行”, 具体负责来往书信的专门投递, 而要胜任跑信伕头的角色, 长跑能力就是其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麻乡约的信件在传递时要求及时准确、诚实守信, 这种投递书信的方式如同一场长跑接力赛, 需要足够的具有优良跑步素质的人员方才可以胜任。由于麻乡约注重对跑信伕头的严格挑选和细致管理, 其逐渐赢得了较高的民间口碑。及至后期, 光绪末年四川设立邮政局时, 也是以麻乡约的传递邮路作为主要参考的, 而麻乡约的一些极具奔跑能力的跑信伕头亦被清政府招入邮局, 成为第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邮递员, 具有优良的跑步素质成为他们身份转换的重要筹码。

参考文献

[1]李少龙.中国古代田径运动的形成与演变[J].河南大学学报, 2003 (3) .

[2]周曰卿.中国古代田径运动发展演变的时代特点[J].体育文史, 2001 (1) .

古代中国对力、时空和运动的认识 篇4

墨家还对悬吊重物作了受力分析。《墨经·经下》与其《经说下》在讨论建筑砖石后，特别例举了以线绳悬吊石块的受力实验。它写道：“胶丝去石，挈也；丝绝，引也。未变而名易，反也。”其意思是，如果将砖石系上绳子，搬去其周围石块，要保持该石原位置，就

要用力提挈它。如果绳子断了，那是因为有一种向下的力牵引它。同一块石头和绳子，而“挈”与“引”两种力的方向正好相反。

墨家不仅指出了这两种力的方向，而且在讨论滑轮起重时还指出了力的性质；“挈，有力也；引，无力也。”在这里，“无力”的“引”自然是指不需人力，而非“引”这种力本身无力。虽然不能将墨家认识的“引”这种力等同于今日的万有引力，但他们已知道自由下落的物体受到一种不需人力的“引”的作用。在力的认识史上，这是很有意义的。

合力的概念也是很早被人们认识的。汉代人称它为“积力”，《淮南子·主术训》：“积力所举，则无不胜也。”明代茅元仪的《武备志》写道：“合力者积众弱以成强也。”然而，合力的思想在战国时期已经产生。《墨经·经下》写道：“合与一，或复否，说在拒。”《经说下》又以举重为例，说明“积众弱以成强”的道理。在生产实践中，诸如汉代耦耕、抬木头等生产劳动中都利用了合力原理，即使在19世纪，也使欧洲人感到惊讶。

至于力的作用点的重要性，在杠杆和其他工具的使用中也必定早为人所知。《淮南子·主术训》以屋柱和门闩所处的位置说明它：“十围之木，持千钧之屋；五寸之键，制开阖之门。岂其材巨小足哉，所居要也。”

令人惊讶的是，古代人提出了关于一个系统的内力对该系统无作用效果的有趣的说法。《韩非子·观行》写道：“有乌获之劲，而不得人助，不能自举。”

“乌获”，据说是秦武王宠爱的大力士，能举干钧之重。但是，无他人帮助，他自己却不能将自己举离地面。《论衡·效力》篇也写道：“力重不能自称，须人乃举……。古之多力者，身能负荷千钧，手能决角伸钩，使之自举，不能离地。”

“不能自举”、“不能离地”，也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作用力效果等于零。这一说法，与18世纪分析力学中形成的关于质点组（或由相互关联的各个单体组成的力学系统）内诸内力的总和等于零的原理是一致的。其间的区别，前者为生活经验的总结；后者是来自对机器

生产的数学分析。

《墨经》还以多条文字记述了时间、空间、运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墨经》中时间称为“久”，空间称为“宇”。《墨经·经上》写道：“久，弥异时也。宇，弥异所也。”《经说上》以“古今旦暮”为例说明“异时”，以“东西家南北”为例说明“异所”。一个“弥”字，既说明时间的悠久无极，又说明空间的广漠无限。例举空间概念中的“家”字，还把空间方位的参考坐标指出来了。

对于具体的时间而言，《墨经》将有时间间隔和无时间间隔分别定义为“有久”和“无久”，并将即时的概念定义为“始”。

墨家讨论了许多运动问题。在他们看来，空间区域内物体的运动（“宇域徙”）要有广延的空间（“长宇”）和连续的时间（“长久”）两个条件，这才能使运动物体“徙而有处”。至于时空与运动的关联问题，《墨经》中作了这样的分析：在空间运动的物体需要有时间（“行修以久”），这是时间本身有先有后（“说在先后”）的缘故；该物体的运动必先近而后远（“行者必先近而后远”），因为“远近”就是路程或空间（“修也”），“先后”就是时间（“久也”），所以物体在空间运动必定需要时间（“民行修必以久也”）。

高明的墨家还以时间过程定义静止。《墨经·经上》：“止，以久也”。这就是说，所谓静止是在可观察到的时间段内物体不运动。在以上各种概念基础上，墨家讨论了箭矢的飞速运动和人步行过桥的缓慢运动之区别。

对于箭矢运动，《墨经》记它为“无久之不止”。这是说，当箭矢飞过如木柱所标识的空间段时，它从木柱一侧移向另一侧，空间区域显然改变了，但人们感觉不到箭矢飞越木柱的时间过程。墨家将这类运动比喻为“当牛非马”。对于人过桥，《墨经》记它为“有久之不止”。这是说，人在过桥的每一步中都可以感知其在一个时间段内停留在某一处上，但他又确实处在“不止”即运动之中。墨家将这类运动比喻为“当马非马”。

类似墨家的运动辩证观在战国时期不乏其例。惠施说：“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公孙龙说：“镟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关于运动与静止的这些看法，成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科学思想。直到明代，王夫之更透彻地说：

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含静。善体天体之化者，未有不如此者也。

动、静，皆动也。由动之静，亦动也。

静者静动，非不动也。

古代中国关于时空与运动的观点远在欧洲古代同类观点之上，甚而超过了经典物理学时期的某些看法。在后者看来，或则运动，或则静止，其间泾渭分明。

中国古代女子体育运动 篇5

中国古代女子体育运动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最早的女子体育运动石球游戏和原始舞蹈早在母系氏族社会就已经出现了。《吕氏春秋·恃君览》就有着相关的记载, 妇女们早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不仅要抚养子女、运动各种劳动工具与相关技术, 还要教育自己的子女, 使之拥有更完善的行为能力与更高的生存技能[1], 例如行走、跑步、跳跃、投掷、攀登、打猎、生活等技能。在这些技能教育的过程中, 与体育有着密切的联系, 自然而然与女子体育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我们不难看出, 女子体育运动最早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就出现了, 在这一时期, 女子的社会地位要高于男子, 其权利也比较高, 女子可以自由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当我国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 父权逐渐限制了女子体育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各种纷争与冲突不断, 人员伤亡严重, 女子在这个时期社会地位下滑很快, 男子与女子之间原来的社会地位从此被颠覆, 男女之间的社会地位不再平等, 女子地位的不断下降最终导致了男尊女卑理念的出现, 这种理念在人们心中的植根与蔓延使得古代女子进行体育运动的权利逐渐丧失。

当进入奴隶社会后, 相对完整的教育体系逐渐形成, 这个时期的教育内容以“六艺”为主, 在教育的内容中也有着一些体育因素, 例如“射”、“御”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代女子受到了这些教育, 当时女子的地位比较低下, 几乎没有权利来接受这些教育。所以, 对于古代女子来说体育教育与其没有任何联系。尽管古代女子没有参加任何体育教育的权利, 但仍有许多关于女子的体育文化记载。这在《吴越春秋》中就有所记载。

在我国步入封建社会以后, 男尊女卑的思想在旧有宗法制度与礼教制度的消极影响下被快速地在社会中传播, 社会中广大女子参加体育运动的权利随着社会地位的降低而逐渐丧失。在这个时期, 女子承受着社会环境所带来的沉重压力, 妇女不得不遵从“三从四德”相夫教子。当时的统治者在审美观念上极力地推崇“白面纤腰, 妖媚斯文, 弱不禁风”的这样一个完美玉女的审美标准, 这些因素都对当时的女子进行了思想上的错误的禁锢, 进一步对妇女参与社会活动与体育活动的权利进行了限制。尽管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下, 女子体育依然名不见经传, 但是, 对于一些经济文化发展比较快速的朝代, 女子体育依然无法步入正常的轨道。当然, 这些既定的社会主流也是会随着朝代的发展而发生一些微妙变化的, 例如女子体育在进入唐代后, 由于我国在这个时期的封建经济与文化发展速度很快, 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女子体育的发展, 无论是从体育活动项目的数量, 还是内容上来看, 其发展规模都非常大。在唐代, 我国女子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提高, 社会文化的繁荣推动着体育文化的向前发展, 因此, 唐代女子体育运动在之前女子体育运动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发展和延续。其活动的内容也是更加多姿多彩, 活动的场面也空前的广阔, 总的来说, 我国唐代体育的发展在这个时期呈现出一片大好景象[2]。

二、中国古代女子体育的发展特点

1. 其主题以“乐”为主。

中国古代体育一共有三种作用, 主要有养生、军事与娱乐。根据女子在古代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与社会职能, 我国古代女子进行体育运动主要就是为了娱乐。尤其是女子体育, 在我国古代女子体育一般是以家庭娱乐为主, 规模一般都比较小, 另外, 因为受封建礼教的束缚, 我国古代女子体育一般多以家庭为单位, 进行集体的娱乐活动, 而这种体育形式又常带有小型活泼、自由轻松的特点。由于女子体育的这种自娱性特征, 女子体育大多以踢毽、投壶、秋千、棋戏、跳绳等运动为主。苏东坡有一首“美人双陆”诗, 就很好地勾画出了女子对棋与生活情趣为一体的动人画卷。宋朝汴梁地方, 一奇女子, 名叫娄逞, 非常热爱下棋, 棋艺精湛, 为了可以下棋, 她经常女扮男装与一些达官贵人交往。从苏轼这首诗中, 不难看出古代女子的卑微地位。花蕊夫人的《宫词》中专门记述古代女子处在深宫中, 几度悲惋哀凉的情景, 同时也展现了古代女子体育自娱性的文化特征。

2.“法”的精神缺失。

不管是在春秋还是在清末, 甚至是在经济与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 重文轻武的理念一直深深地植根于社会民众的头脑之中。从人们的基本价值取向来看, 也从来都是重用心重智识而轻用力轻体力。自从我国社会中出现了女子体育, 就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男性中心文化意念的紧紧束缚, 这使得我国古代女子体育的活动空间被封闭在了家族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 这也是我国古代女子体育的特点之一[3]。这种封闭的竞技文化环境让我国古代女子体育竞技法则的神圣性彻底丧失。“法”的精神在女子体育的每一个参与者心中变得非常淡泊, 甚至在一些女子心中, 根本就没有“法”的这种概念。在《吴越春秋》一书中, 对越女明确而系统地提出武术之“阴阳、道、形神、意、开闭、呼吸、纵横、内外”等等一系列理论范畴进行了详细的记载, 非常明确地阐释了其动和静、快和慢、攻和防、虚和实、内和外、逆和顺、呼和吸等矛盾双方之间的内在关系。东汉王充《论衡》中就有着我国最早的有关古代女子体育的记载:“剑伎之家, 斗战必胜者曲城越女之学也, 两敌相遭, 一巧一拙, 其必胜者有术之家也。”从上述来看, 由于我国古代女子体育许多地方都是遵从着一种非常宽松的自然惯例, 当然也不难看出, 在我国古代女子中也不乏一些体育奇才。

3. 女子体育中的理念之“和”。

如果对我国古代女子体育进行横向的研究, 可以发现, 虽然女子体育的各种项目中也有着一些冲突和对抗的成分, 但是从具体的实施形式和项目的数量上来看, 大多是属于“软”竞技。古代女子深居庭院之中的居多, 可以走出户外的相对很少, 即使这些女子走出户外进行体育运动, 也多是进行一些弱体力的竞技游戏, 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娱乐而不是看其自身技艺的高下。技艺的高下并不能成为评判一个女子优劣的条件。这就使得不管是室外运动还是室内活动, 均丧失了必要的冲突精神。《红楼梦新证·文物杂考》中, 记载了明末苏州的一位女棋手, 薛素素。作为明代唯一有史料可查的女棋手, 她多才多艺, 精通琴、棋、书、诗、萧、绣等, 有“十能”之称, 是位十分有才的奇女子。曹雪芹曾在《红楼梦》的不同章节写到女子下棋的场面。在贾府, 有妙玉、湘云、黛玉、宝钗、宝琴、迎春、探春等众多可以下围棋的女子。从这些文史资料中, 我们不难看出, 中国古代女子的体育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先秦儒、道思想相一致的逍遥理念与和谐精神[4]。

4.“令”之节律的依从。

我国的农耕社会时期, 由于技术落后, 平时的生产生活很大程度上要随着时令节气的变化而变化。我国古代有不少节庆娱乐时间, 就是按照人们日常农业生产的时令与节气的变化来进行规定与划分的。例如, 我国著名的传统节日———中秋节与元宵节就是先人们按照月亮的圆缺和人们生产生活的规律来进行划分的, 当然, 这些活动的划分也与古人的养生观念有着一定的联系。例如古人每年春天进行的踏青活动, 就是来源于远古农事祭礼纪念与体育健身运动, 通过这些活动来祈求家庭和睦、风调雨顺。以我国历史上的寒食节为例, 它本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期的介子推绵山焚骸, 因而有禁火的习俗要求。在这个节日内, 人们一整天都要以冷的熟食为主, 要想取暖和保持身体健康, 防止自己的肠胃受到损坏, 就需要不断地进行体育运动;在宋时的“踏青 (春) 节”里, 女子们相互结伴, 一起出游, 呈现出一副少有的颇为壮观的景象。从这些之中我们可以很好地看到中国古代女子体育运动的节律性这一特征。但由于封建礼教的不断蔓延, 对妇女不但在思想上的统治得到了加强, 而且在肉体上也对妇女进行严重的摧残。为了娱乐于统治者, 女子必须按照传统习俗和立法要求而束腰缠足, 大大阻碍了女子体育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尤其是宋元以后, 理学的僵硬发展禁锢了古代女子体育。满清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后不断推行和强化弱民政策, 导致女子体育更加偏离了原有的健康的发展轨迹。其发展至明清, 则已经到了濒临毁灭的边缘, 不复往日发展之态。中国古代女子体育的发展历程极为曲折与心酸,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无论统治者以及社会制度对我国古代女子体育的发展带来多大的阻碍, 都难以阻挡每个人追求运动与健康的基本权利, 我们应该谨记这样的历史教训, 学习古代女子体育在困境中奋起的精神, 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发展现代女子体育事业。

在我国古代, 女子体育运动深受封建文化的蔓延, 由于女性的基本权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女子体育文化在这种逆境中缓慢发展, 其体育文化显得相对弱小, 其规模也主要是以小规模和中等规模为主。自从我国古代女子体育出现后, 就不断遭受着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文化的强烈约束, 一种含蓄柔情、带有浓浓的东方人感情基调的阴柔精神始终笼罩在女子体育运动文化之上。在我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与妇女文化特征的双重作用下, 我国古代女子体育只能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活动空间非常小, 大多数古代女子进行体育运动仅仅是自娱自乐、放松身心, 并没有像西方的奥林匹克精神一样有着公平与竞争等理念融入在内。即便是这样, 我国古代女子体育运动与体育文化依然在逆境中不断丰富, 不断向更加广阔的范围传播, 这些应当引起现代女子体育的重视, 我们必须要秉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时代精神, 更好地去探索我国女子体育发展的特点与规律, 及时发现现代女子体育文化可能存在的问题, 通过借鉴古代女子体育文化, 以期为我国现代女子体育的发展提供历史依据与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汪伟信.略论中国古代女子体育的文化特征[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1996 (2) .

[2]张力, 徐宝轩.中国古代女子体育的兴衰[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1993 (9) .

[3]李尚滨.中国古代女子体育的发展路径与特点探究[J].山东体育科技, 2008 (3) .

中国古代投壶运动考略 篇6

一、古代投壶运动源流初探

最早关于投壶运动的记载是《左传·昭公十二年》，其中提到:“晋侯以齐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壶。”在此，我们看不出刚刚出现的投壶运动有什么具体的操作规则和形制，仅可断言其在春秋时期已经在上层社会阶层之中经常出现。现在被大多研究者所认可的一种说法是古代投壶运动由古代射礼发展而来，此说有文献和出土文物为佐证，因此比较可靠，得到学界一直认可。郑玄曰:“投壶者，以其记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别录》属《吉礼》，亦实《曲礼》之正篇也。”可见，古代投壶运动是燕饮宾客的一项礼仪性类目，由于射礼需要的场地与参加人数的限制，逐渐便被场地较小、人数较少、灵活方便的投壶运动所取代。古代四种射礼中有一种为燕射，《礼记·射义》中有记载，“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因此，投壶运动在诸侯间比较流行，但随着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的出现，这种表明君臣之义的投壶运动自然不再受到重视，其礼仪性和文化性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娱乐性游戏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一种相对简单并要求较低的运动项目而言，诸侯之间在宴请宾客之时，为了放松或增加宴会气氛，便邀请宾客进行投壶游戏，当时称为大射礼或是投壶礼，虽然其礼教内涵还很突出，但这也不仅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同时，还为单调静态的宴会增加了乐趣，起到了审美愉悦及增强体质的作用，因此，投壶这项运动也便受到了诸侯的普遍欢迎并得以保存流传。

关于春秋时候的投壶礼的具体程序及规则，《礼记·投壶》、《礼记·少仪》、《大戴礼记·投壶篇》以及其他相关文献中均有记载。投壶，本属射事，顾名思义射事除了必要的场地和人数以外，必不可少的工具便是所射之物与所投之器，古代称所射之物为矢，今之成语“有的放矢”应取其意，据《礼记·投壶》记载：“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说明了古代之矢是用柘木或棘木制造而成，并且在制造矢时不去树皮，这样制出的矢才会“坚且重”而便于投射；而所投之器便为壶，是投矢之的，由于投壶是诸侯在宴饮宾客时所进行，因此，多用盛酒之器作为投矢之壶。除了此两项必不可少的工具以外，根据文献记载，还出现了相应的“筭”，这是木制的用来计算投中次数的筹码；“中”为盛筭器；“马”是胜筭，投壶礼一般是三番而止，每胜一轮则立一马，用来表示所胜次数；“瑟”、“鼓”、“鼙”均为乐器。投壶同射礼一样，投时以乐为节，故要有乐器为伴。而关于投壶所需的主要人数，则有主、宾、司射、司正、酌者、弦者等，司射为射礼主要负责人，宣布投壶规则及程序，司正主要负责为胜者立马，而酌者为负方酌酒，主要由胜方子弟充任，弦者之谓全部乐工，在司射宣布射礼开始时奏《貍首》，标志着投壶正式开始。以上通过对投壶所需之物与所需之人的简单介绍，我们可以大略梳理出古代投壶的具体程序，即首先是主人邀请宾客进行投壶礼，宾客在拒绝两次之后曰“敢不敬从”，表示对主人的尊敬，继而坐落相应位置，摆好失、壶、筭、中、马、瑟、鼓、鼙等所需之物，由司射宣布比赛规则及胜负情况，乐工奏《貍首》意味着投壶正式开始。由此可见，投壶之礼在当时是比较繁琐的，这是与当时正己观德的文化内涵密切相关的，随后，投壶随着礼教内涵的逐渐衰微娱乐性日益增强，程序上也渐趋简单和多样，总之，其比赛形制及规则同样反映着历朝历代的社会思想，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价值。

二、古代投壶运动在历代的发展

中国古代投壶运动自春秋时期产生以来经历了历朝历代不同的发展阶段，贯穿了封建社会的始终，伴随着投壶礼的规则、形制、工具、人数等的变化，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是其产生时作为礼教载体的社会功能逐渐被娱乐游戏功能所取代，可以说，这与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当中提到的通过对不同民族的儿童游戏及成人赌博游戏的研究来论证文化遗留说，指出了游戏除娱乐功能之外的其他更为复杂、广阔的文化功能，因此，投壶作为古代一种流传两千多年的游戏，其必然会带上当时文化思想的痕迹，所以有必要分析古代投壶之礼游戏性的增强是如何反映特定时代的文化内涵的。

春秋时期，是投壶礼，亦称大射礼的礼仪性阶段，发展到秦汉时期，这一运动的游戏性便逐渐增强。秦朝，投壶运动整体不被重视，呈现萧条状况，这是因为秦在统一六国以后，实行的是法家政策，而承载儒家文化的投壶之礼自然是得不到上层社会的青睐，即使士大夫在进行投壶游戏时也突破了春秋时期繁琐复杂的比赛程序，对其进行了简化，这时的投壶运动便主要以娱乐为主，几乎剔除礼教的成分。汉代统治者实行的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和发展，反映在游戏领域便是投壶运动的重新兴盛，而此时主要也是在上层社会，诸如诸侯和士大夫之间流行，然而经过秦朝与汉初的低谷，投壶完全作为一种礼教内涵的载体显然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更加灵活方便的规则与程序的出现已是一种必然，据史料记载，在两汉时期，投壶运动出现了新旧玩法并存的状况。保存于南阳汉画像馆的一幅汉代画像石描绘了两人对坐投壶的场景，图中壶内插着已经投中的两根矢，两人均一手抱着三根投矢，另一手执一矢将投。此画像石中每人五矢，显然已不同于古礼。至此，投壶运动的娱乐性和游戏性也大大得到了提高。

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是投壶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期，其游戏性与娱乐性进一步增强。这个时期，投壶之礼的形制不仅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时在壶的形式和制作上也有进一步的发展。魏晋时期，壶耳出现，这在投壶器具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至此，奠定了壶的基本形制，为历代壶的制造奠定了基础。壶耳的出现增加了投壶的难度，对参赛之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越来越趋于一项竞技性比赛，其娱乐性和游戏性也进一步彰显。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投壶运动在参赛人群上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之前集中于诸侯士大夫之间的游戏也逐渐渗透到下层百姓之中，成为街头巷尾比较普遍的运动项目，不仅如此，投壶运动在此时传入韩国和日本，成为韩国和日本至今重大节日都盛行的运动类目。反观这一时期投壶运动的发展，不能不说是与魏晋时期及唐朝整体开明的政治环境紧密相关。魏晋时期是“人”的觉醒的时期，玄学盛行，思想界整体弥漫着一种个性张扬解放的社会风气，礼教基本被人们所不齿。而唐朝也是历史上的开明盛世，反映在运动领域便是游戏要求和娱乐要求的彰显，自然投壶便成为一种选择。因此，投壶运动在魏晋至唐的进一步发展便不足为奇了。

宋元明清是投壶运动的鼎盛时期，这一运动在这一时期向着多样化和通俗化方向发展，成为更加灵活与普及的一项运动。不仅在材质上与前代相比大有发展，而且在玩法上也花样翻新，据统计，明代的投壶运动的招式达一百四十多种，设置上也是别出心裁，出现了可以旋转的壶耳，为这一运动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参加人群上，更加突破上层社会的有限性而向着勾栏瓦舍中发展，成为市井市民普遍的游戏项目。纵观投壶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其鼎盛的局面与宋代出现的市场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商品经济的繁荣大大促进了市井经济的发展，物质的充裕为人们进行娱乐活动提供了基础，使整个社会呈现一种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与此同时，宋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实行了比较开明的政策，尤其是右文政策的推行，使得文人士大夫不仅在经济上有了保障，同时在制度上也有了优越性，这种社会思潮也为娱乐性较强的投壶运动的大行其道奠定了良好基础，致使发展到清代初期，这一运动也长盛不衰。而发展至清中晚期，这一运动逐渐出现了衰落与式微迹象，记载投壶运动的文献也比较少，这不能不说是清代严酷的政治环境使然，同时也是宋代出现的理学思想逐渐蔓延的结果。总之，投壶这项运动项目的产生、发展到衰落贯穿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始终，承载着不同时期不同的文化内涵，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运动项目。

三、古代投壶运动的社会功能

历史上每一项运动都是应社会之需而产生，都承载着特定时期人们的特定需求，投壶运动也不例外。首先，投壶运动从产生之时是与其正己观德的儒家要求密切相关的，更多地反映了当时君臣之义的文化内涵，因此，首先其具有载德的社会功能。其次，投壶运动发展到后来游戏与娱乐的功能逐渐增强，反映了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个性的张扬，同时，其功能的转变与统治者的政策又密切相关，因此，对投壶运动的考察也可看出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状况，同时还可反映出人们的心理状态和娱乐能力。再次，投壶运动作为一项体育运动必然会起到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作用。最后，多样化的比赛形式和花样层出不穷的表演技巧无疑使这项运动具有了审美的功能，不仅锻炼了身体，还愉悦了身心，是深受上层社会与普通百姓所喜爱的运动项目。

作为一项承载文化内涵又极具众多功能的体育运动，投壶在清代的衰落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一方面这与其本身的局限性密切相关，投壶繁琐的比赛规则及后期一成不变的形制以及尚不精细的程序必然不适合现代日益公平的比赛要求；另一方面，西方体育的强势进入对我们传统运动类目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如何在现代体育中重新发扬我国传统运动项目的优势，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只有在兼收并蓄的观念、心态下我们才能重振旗鼓，吸收传统体育项目中的精华为今天的比赛提供现实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汝安, 张越.成都历史文化考[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9 (8) .

[2]李小成.投壶考[J].江汉论坛, 2005 (4) .

[3]金爱秀.投壶考论[J].南都学坛, 2011 (7) .

古代球类运动 篇7

一、战车构造特点

在西周时期,战车在战场上的作用极其重要,无论进攻、防御,很多战术和排兵布阵都围绕战车来进行。能拥有众多战车一方,在战场上将会拥有绝对优势。在当时,西周战车的标准是以四匹马为动力拉动。成语“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即出自这里。驷马战车中马匹分工各不相同,中间两匹马牵扯战车,为主要动力之源,叫“服”。外侧两匹比中间两匹马位置稍后,起辅助作用叫“骖”或者“騑”。四匹马成“雁行”排列,被用皮带系在车辕上。平日里驷马战车起着运载货物之用,车上有车盖,战时卸下车盖车上站立数名手握长戈士兵。《禹鼎》记载“:戎车百辆,斯驭二百,徒千”展现了战场上战车士兵分布排列数量[1]。战车所选用战马也很有讲究,纯种颜色马匹并且是雄马档次最高,其次是纯色马匹,再其下为杂色。牛车也会出现在战场上,但仅仅是以负重载货为主。

西周时期战车主要分为三部分:车辕、车轮、车厢。车厢前面有个横木叫“轼”,在战车前行过程中,士兵可站在“轼”上面观敌瞭阵。另外在车厢后还制一根横木“轸”,从现在分析考证,这种横木是起到保护车厢防止其他车辆的冲撞缓冲。史书《左传》曾记载鲁国曹刿论战之时,登战车御敌之情。车轮为木制拼接,分为即毂、辐、牙和轴,早期车轮辐条数量少,只有十八到二十根。后来演变成标准的三十根。即《老子》里面说的“,三十辐共一毂”[2]。从现今西安秦兵马俑坑道中出土的战车遗存中可以看到战车车轮细节。

二、古代对车辆驾驭技能要求

封建社会初期,车辆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社会生存状况,成为重要的社会生存工具。同时也促使人们必须能掌握驾驭车辆技术。在这样的环境氛围影响下,当时社会上男子必须要掌握驾驭车辆能力,促使驾驭技术成为文人士儒“礼、乐、射、御、书、术”六艺中的必修课。在这六项技能中“,御”就是驾驭,是在这些技能中特别突出强调的一项。在古代社会中,由于生产工具简单,在当时,马车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同时也是战场上的战争武器。能够熟练驾驭马车成为壮年男子必须要掌握的技术。历史典籍中记载,在春秋时期,拥有熟练驾驭技能受人尊敬,拜师求艺者络绎不绝。古代车辆多数以单辕座驾为主,这使得在驾驭过程中变换方向操作有一定难度。四匹健马在奔驰中的方向和力道掌握,全靠驾驭者手挽四马缰绳来控制。如果不进行专门训练,很难掌控车辆行驶。因此在驾驭中专门开设“五御”来熟练掌握驾驭技术。这“五御”分别为“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成为考核驾驭技术的标准。

第一项驾驭车辆技能为“鸣和鸾”:是指装饰在车上的铃铛,“鸣”在车厢上“,鸾”在车辕横梁上,在驾驭者控制骏马飞奔过程中,这两个铃铛要发出统一节奏铃音,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车辆,体现出韵律之美,方显驾驭者从容本色。第二项驾驭技术考核为“逐水曲”,这是考验驾驭者完美控制复杂地形能力的检测,主要考察驾驶者临危应变能力,也就是危险路宽考察。要求驾驭者驾驶马车,沿着曲折水沟行进,车轮不能进入水渠,驾车也要转折自如,随势高低,既要保持一定速度,又不能掉河里,一路蜿蜒的路况最能考验驾驶者灵活多变的驾驭技巧和掌控车辆能力,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第三项驾驭技“舞交衢”这种驾驭需要驾驶者,操纵奔驰马车在交叉路况中来回自由奔驰,在拐弯转向时车辆旋转适度,舒展如同舞蹈,其表现如同现代车辆的漂移,这也是最能考验驾驶车技综合能力的技能。第四项车技为“过君表”,在驾驶技术逐渐成熟后,要经过此项技术考核,在训练场地设置一个人为障碍,在路上设置一些大石,车辆两边与大石相聚只有五寸,驾驶者要在这样狭窄之地穿过,这对驾车者也是不小的技术考量。同时,驾驭者要仪容整洁,动作自然和谐,气定神闲。驾驭能力的最后一项为“逐禽左”,这也是对驾驶者实战的一种检验。驾驶车辆者,驱车追赶禽兽,在追赶过程中,将这些禽兽驱赶阻拦至车辆左侧,以供车上士兵射杀,这种训练,完全与战争中所使用的实战技术完全一致,可确保在战争急需驾驭战车人员时,能从民间直接征集人员补充军中[3]。春秋战国时期是战车发挥极致阶段,连年的战乱,经常出现成百上千的战车大会战,战车数量和质量几乎决定着战争走向,拥有马车数量的多寡,一度成为判定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标准。千乘之国,万乘之君,成为当时各个国家争相攀比的目标。在马车作用如此之大的前提下,驾驭技术也突飞猛进,各种对战车的改良也不断深入。在技术不断进步前提下,马车在战场上的局限性逐渐突出,很多战场地形也不适合战车的运动。马镫的发明使骑术突飞猛进,骑术的兴起逐渐代替了驾驭马车技术,骑兵的作用日益显著[4]。在优胜劣汰选择中,马车从战斗前线退下,开始负责后勤保障的作用。

三、驭车运动的兴起

春秋末期,战车已经不是战场上进攻主力,但驾驭技术的复杂和高难度,对很多人仍然充满了好奇和驾驭冲动。这种驾驭马车运动,逐渐开始在当时贵族中流行,成为一种紧张激烈刺激的体育运动———驭车。和其他贵族游戏一样,贵族中对驾驭马车的要求很高,不但要选择颜色统一的马匹,同时车厢的建造要华丽,高贵,所选马匹更是良马中的精品。比赛过程紧张激烈,对马车整体能力都是严格的检验。一些贵族在互相攀比各自马车之余,都会不定时地举行驭车大赛,互相以巨额赌注相投,胜者兴高采烈,败者在失望之余,有人会毒打参赛马匹和驯马之人,更有甚者会当时处死马匹和驯马者。其残暴野蛮可见一斑。驭车运动在当时并非仅仅是贵族驾驭技术的比拼,更是财富的炫耀。很多贵族都会精心装扮自己的爱车,不惜花费巨资搜寻纯种良驹,对车厢的设计装修更要凸显豪华舒适,马车车轮采用韧度硬度极高的木材精制,车厢以上等金丝楠木精心设计造型,镶嵌金银珠宝,内饰豪华考究,车厢内部宽敞,有专用美食美酒储藏室,车主与友人可在车厢内饮酒取乐。这种比拼豪华马车风气在春秋战国期间在上流社会十分盛行。舒适奢华的驭车行为,逐渐在当时成为一种时尚,很多当时社会名流,相互在一起驭车取乐,共同出游,成为豪华自驾游的先祖。这种外出游历风潮并非贵族独享,一些文人墨客也相约乘马车出游,在山水林间找寻创作灵感。他们出行的马车在奢侈豪华上虽然无法同贵族相比,但其体验到的快乐豪放心情却是贵族阶级无法体会到的。三国时期一位步兵校尉名叫阮籍,其酷爱野外游历,经常驾驭马车行走在天地间,每当在途中见到山川美景,都会停车备酒,一边独酌,一边吟咏即兴而发的小诗“: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其诗中意境描绘,将自己自由独行留恋旷野,自由驰骋的心声表露无遗。在这样境界感召下,他写下了很多优美诗篇,使其成为当时著名文人,成为竹林七贤之一。驾驭马车成为当时贵族中的活动形式,一些喜爱自己豪车的贵族,在自己面临死亡之时,因舍不得会连同自己的爱车一起下葬。从现今出土的春秋时期贵族墓葬中可发现很多随葬的车马。很多车马并非是纯粹的战车,从其精美的装饰和复原图形看,这些车马就是死者生前享用的豪华马车。

在春秋时期,马车技术因制作用料无法更新换代,已经无法推陈出新。豪华马车在健马牵引下飞奔,车轮和减震措施十分落后,马车的颠簸让车内贵族的舒适程度大大降低。马车逐渐被速度较慢的牛车取代,马车上的马匹被解放出来,成为贵族的坐下骑乘。这也使得自秦朝之后,马车的驭车比赛逐渐减少,而方便灵活,速度更快更加刺激的骑马运动开始兴起。

四、中国古代驭车的历史定位

在春秋时期,驭车就成为男子必须学习的六艺之一。这是在当时特定社会环境中,必须学会的一种生存技能。据史记载中国最早的驭车高手是春秋时期的造父,其驾驭马车技术精湛,其人的思想与马匹奔行、车辆行驶完全融合在一起,达到人车,人马合一境界。其驾驭技术令人惊叹,最终被周穆王招致帐下,成为御用车手。造父驾驭马车,承载周穆王游历大江南北,一路颠簸一路涉险难关,有惊无险的与周穆王巡视四野,深得周穆王器重。秦王嬴政也曾在马车上六次巡游秦国各地,最终病死车上[5]。自秦之后,马车在军事战略部署上作用逐渐减弱,最终被骑兵取代。在其后的数百年间,因马车技术没有突破,特别是在高速行驶过程中的减震无法解决,这也造成马车在民间效率实用性不如牛车。到了隋唐时期,很少有马车出现。马匹都成为士兵骑乘和民间出行的坐骑,中国古代马车历史就此终结。但其在封建社会初期军事上的作用,和当时贵族社会的体育娱乐活动,都为马车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时代。

摘要：车轮的发明,加速人类迈入文明社会步伐。马车最早出现在封建社会初期,是战争的主要工具,士兵在奔驰的马车上挥戈与敌手相斗,成百上千的战车成为当时左右战争胜局的关键。

从《风筝十首》看古代风鸢运动 篇8

一、风筝的演变历史

《风筝十首》中选了一首无名氏的绝句:“雨余溪水掠堤平, 闲看村童谢晚晴。竹马踉蹡冲淖去, 纸鸢跋扈挟风鸣。”这里描述了村童闲来无事时在溪水边放风筝娱乐时的闲暇与舒适, 同时从各个朝代的关于风筝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 风鸢这项运动的娱乐健身功能和其历史之悠久, 也可以看出人们对这项运动的喜爱之情。风鸢运动在我国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 在这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这项运动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首先是风筝材料的变化。相传墨翟 (即墨子) 以木制鸟, 研制三年而成, 这便是人类最早的风筝雏形, 后来鲁班在此基础上改进了风筝材质, 用竹子做风筝, 从而演进成今天的多线风筝。

其次是风筝功能的变化。古代风筝, 一开始是被用作军事上之侦察工具。在汉代, 楚汉相争时, 韩信曾经派人制作了大型风筝, 于夜间漂浮于楚营, 发出奇怪声音以瓦解楚军士气;在南北朝, 风筝则曾经被作为通讯求救的工具。根据历史记载, 梁武帝时, 简文曾经制作纸鸢, 飞向空中向外部兵告急, 结果却因被射落而败, 梁武帝饿死。这个故事讲述的是用风筝传递信号求救的故事;在明代, 曾经用风筝承载炸药, 通过风筝的互相碰撞来引爆风筝上的导火线;日伪时期, 曾经禁止放风筝, 理由就是因为鲜艳的风筝可传递给敌方讯息, 并容易扰乱军队的视线, 耽误战机等。

随着历史的演变, 风筝由战争功能开始向娱乐健身功能转变。在唐代, 由于国家安定, 战争较少, 再加上新式武器的发明, 风筝的军事功能已渐转化为娱乐功能;宋代则把放风筝作为锻炼身体的一项体育运动, 在放风筝的同时强身健体。

二、风筝的构造

《风筝十首》中有一首 (宋) 王令的《纸鸢》:“谁作轻鸢壮远观, 似嫌飞鸟未多端, 才乘一线凭风去, 便有愚儿仰面看……”由此可以看出古代的风鸢的构造和现代人所看到的风筝类似, 其形状主要是模仿大自然的动物或几何图形等, 对于图案的设计则因个人喜好的不同没有严格规定, 早期的风筝曾经用木头来做框架, 再后来改进后则主要以竹子为主, 在纸被发明之后, 制作材料则以纸为主, 也有以绢布为材料的, 但较少。

三、风筝的健身功能

作为古代的风鸢运动, 人们了解的只是其娱乐功能, 对于其健身功效知道得少之又少, 因此对其民俗健身的功能就不得不提。

传统中医提到, 放风筝者, 沐浴和煦的阳光和春风, 有“疏泄内热, 增强体质之益”。古人云:迎天顺气, 拉线凝神, 随风送病, 有病皆去。清代高鼎的《村居一》中写道:“草长莺飞二月天, 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鸢。” (《风筝十首》)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古代风筝运动不仅可以有娱乐功能, 同时也有健身功能。风筝之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 除了它制作方法简单、容易上手和具有一定的娱乐功能外, 放风筝能强身健体, 也能够强化脑力、意志、感情也是原因之一。

首先, 放风筝可以舒展筋骨, 使人身体内春气生发, 阴阳协调。根据宋朝李石《续博物志》记载:“春日放鸢, 引线而上, 令小儿张口而视, 可以泄内热。”由此可以考证放风筝确实有健身之效。古人大部分时间较为清闲, 因此很讲究养生, 入春后都喜欢走出室外, 到空气清新的地方活动活动, 这样可以顺气舒畅, 排出淤积在身体里的浊气, 同时可以尽情呼吸着新鲜空气, 所以能促进人身体的新陈代谢, 改善血液循环系统, 提高人的免疫能力, 提高机体各方面机能等, 此和《内经》中提到的“春夏养阳”的大旨和“夜卧早起, 广步于庭, 被发缓行”的要求完全符合。

其次, 放风筝还能有效地保护人的眼睛。因为风筝一般飞得都较高, 且需要人不断地仰视观察, 在放风筝时, 眼部活动较多, 而且风筝的形状各异, 色彩斑斓, 对人的眼睛有很好的调节功能, 因此放风筝还能较好地调节人们的视力, 对保护眼睛十分有益。《燕京岁时记》记载“风筝在天, 以能清目”, 就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点。

再次, 可以增强人的肢体协调能力。风筝运动过程中需要身体的各个部位的协调参与, 风筝放飞时, 在拉线时两手都有参与, 无论是急速收线还是缓慢放线, 两手要用力不断拉线, 左右还要注意协调, 以保证风筝的平衡。而在手部动作进行的同时, 身体也会随着手的拉动时而侧时而正, 脚也要紧随放风筝的节奏而时前时后, 因此说放风筝可以有效调节身体各部位的协调能力。

同时, 放风筝对肩部酸痛、肩周炎、颈椎等疾病也均有一定疗效。《风筝十首》中收录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的一首关于风筝的诗:“阶下儿童仰面看, 清明装点最堪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放风筝时一个动作, 即仰面。放风筝时需要人的身体的大量的运动, 具体地说, 就有上肢、颈部、腰部、下肢和下身的运动。因为在放风筝的过程中大多时间里都是仰着头的, 有益于颈椎病的预防和治疗, 同时上文中讲到的身体会随着手部动作运动, 无论是侧身还是下肢的前进与后退, 都对腰部、下肢和下身的健康有益。

值得一提的是, 放风筝也是一项健脑运动。可以有效地锻炼脑部和预防老年痴呆等脑部疾病, 放风筝需要全身心的投入, 需要很多技巧, 而这些技巧的研究则需要费一番脑力。古人把放风筝的最高境界定为:放中相牵, 一线相连, 未放之时, 如马卧槽, 放飞后如同进了赛马场, 要精神抖擞, 把线看做缰绳紧拉, 如同驯马一般, 然后望天入静, 随风飘移而前后奔走。《风筝十首》中有一首诗写道:“小儿不知风凉薄, 一心欲趁西风紧。纸鸢上天线扯断, 漠漠羌天只有云。”由此可见在放风筝时要把握好季节和风向。风的掌握是关键, 如果风向不定, 风筝很容易“栽”下来, 而风的速度也要把握精当, 无论风速是快还是慢都会使风筝难以稳当地飞上天。由此可见放风筝是一项技术活, 很费脑力, 因此对人脑的锻炼极为有益。

最后, 放风筝还能愉悦身心, 使人情绪开朗、心境舒畅。在《风筝十首》中还有一首诗, 郑板桥的《怀潍县》:“纸花如雪满天飞, 娇女秋千打四周。五色罗裙风摆动, 好将蝴蝶斗春归。”此诗描写的是在暮春时节, 一娇女在户外荡秋千的同时观赏风筝的优美和心情的愉悦, 由此可见风鸢运动可以使人情绪开朗, 心境舒畅。风筝放飞时, 大脑高度集中, 外在世界已无形于心, 可以排除一切内心杂念, 压力也得到释放;同时放飞者极目蓝天, 其心胸得以开阔, 一切烦心事都不再是什么值得介怀的, 此外, 阳春三月, 天朗气清, 万物复苏, 春季草长莺飞, 触目皆景, 放飞风筝, 使人和大自然可以亲密接触, 仿佛和自然进行了一次美好对话, 使人心情愉悦, 身体也得到格外的放松, 同时, 仰望直冲云天的风筝, 也可使人意气奋发, 激发人的斗志。

四、古代风筝文化

从《风筝十首》这个集子中所选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风筝在古代的流行程度, 从中也可以看到蕴含在放风筝这项运动中的风筝文化, 风筝文化是丰富多彩的。

首先是对动物的崇拜。风筝的形状以动物为主, 所画的图像也以动物为主, 如:仙鹤风筝、孔雀风筝、十二生肖风筝等, 这其实便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动物的崇拜, 对动物的崇拜分两种, 一种是最常见的图腾崇拜, 如“龙”风筝和“凤”风筝则体现了人们对龙和凤的图腾崇拜;一种是动物精灵的崇拜, 其实龙凤也是动物精灵, 因为其都是人们臆想出来的神化了的生物。

其次, 古代风鸢运动也承载了“礼”的内容。风筝中用以庆寿、贺喜方面的风筝有十多种, 鸳鸯风筝、龙凤呈祥风筝、日月龙凤风筝等等则是用来表达对新郎新娘的良好祝愿的, 而老寿星风筝、寿桃风筝、百寿图风筝等是用来祝福长者健康长寿的。此时的风筝代表着祝福, 代表着希望, 同时也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礼节、和谐与美好。

最后, 在我国, 由于南北气候、文化等的不同造成了风筝文化也产生了南北的差异, 有“南鹞北鸢”的说法。放风筝的季节受着节令民俗的影响, 南方放风筝的时间一般在重阳节前后, 而北方则主要在清明节前后。对于放风筝的动因也有所不同, 位于北方的京津人放风筝有“放晦气”一说, 而位于南方的潍坊人放风筝则主要是为了图个吉利和事事平安。

值得注意的是, 风筝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的影响下必然会存在一些封建迷信色彩和内容, 但即使是有迷信色彩的文化也是民俗文化中的一部分, 我们不可否认或者故意逃避, 因为民俗文化良莠并存是正常现象, 完全可以理解。

随着《风筝十首》的画卷的慢慢展开, 我们慢慢认识到了古代风鸢运动, 古代风鸢运动的出现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再次闪烁。在当今人们都忙碌于工作而疲惫了身体的时刻, 风筝热的再次掀起可谓是正中人们之怀, 风鸢运动值得大力推广。

摘要：风筝, 又叫纸鸢, 最早用作军事器械和通讯工具, 后来逐渐运用于娱乐和健身, 深受人们的喜爱, 其喜欢程度在《风筝十首》中可见一斑。本文将从风筝的演变历史、构造、健身功效和风筝文化四个方面对古代风鸢运动进行介绍。

关键词：风鸢运动,历史演变,强身健体,风筝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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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国学.春光话风筝[J].椰城, 201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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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保成, 杨慧军.阳春三月话风筝[J].科学之友, 1998 (4) .

古代哲学思想与太极拳运动的渊源 篇9

太极拳是一项既具有防身自卫强身功能,又能陶冶性情、锻炼意志的运动,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关注,其与古代哲学思想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

中国古代文明的诸多因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思维和意识的模糊性,对于太极拳就其起源、原理、技击等都与古代哲学的模糊概念是相辅相成的。

1 古代哲学思想与太极拳的起源

太极词最早由于《周易·系辞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以及《庄子·大宗师》:“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有太极之先而不谓高,在六极之下而不谓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生上古而不为老”。

《庄子》中的太极是方位词,而《周易》中的太极是被认为是一个哲学名词,意为衍生天地万物之本源“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者,阴阳也,阴阳对立统一是中国古典哲学最基本的思想。

《周易》的哲理是太极拳产生的理论基础,其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之根本,不论儒家还是道家,其思想渊源皆出于《周易》。可见,太极拳的根本原理也离不开《周易》的基本思想,太极拳是一种包涵对立统一法则的拳种,道家提出的“太极阴阳学说”正好对应了太极拳之思想,春秋末期的老子提出阴阳乃是世界万物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属性,提出“道生一,一生二……”其中的:“一”即为“太极”,他认为宇宙是个太极,人体是个太极,生物各自有个太极,太极之广大,尽精微。阴阳,则是这个太极整体中所包涵的主要因素。太极拳中的“开合虚实,轻沉刚柔,蓄发收放”等无一不是阴阳的体现,可见,太极拳的创编者的构思都与古代哲学思想切切相关。

2 古代哲学思想与太极拳的拳理

道家思想中老子认为“道”是万物之源,中国武术吸取这一思想,认为武术最根本的特征也是“道”。“道者,万物之奥”,一切的来源莫不是“道”,而“道”又是“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种思想对中华武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太极拳的基本拳理就是据此生发的。

王宗岳《太极拳论》认为“随变化万端,而理推一贯”,这里的“理”就是老子的“道”,无极生太极,进而才有阴阳变化,这个“无极”也是“理”,亦即“道”。

《庄子·说剑篇》是太极拳理论中的最重要的方法论,老子“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观点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光辉。

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这与太极拳拳理上的“四两拨千斤”、“以柔克刚”、“以慢制快”联系密切。

太极拳以太极阴阳变化为拳理,以太极图为根本,阴阳互依,此消彼长,刚柔相济,演变出千般变化,太极拳理讲究阴阳相济,济字有渡与成功的含义,如同舟共济、济世救人等。《周易》第六十三卦即“济”,其卦象是离下坎上,离代表火,属阳,坎代表水,属阴,火在下而其性炎上,水在上而其性润下,水火按这种形态联在一起,中间必须要有个像太极图S线那样的物质把两者分割开,这就叫“济”或“渡”。

太极拳强调动静、虚实、刚柔、快慢、开合、升降等阴阳法则,这与道家的“太极阴阳学说”如出一辙。《庄子》认为:“是此亦彼也,是彼亦此也……彼是此,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万变。”这正是太极拳论中的“化即打,打即化”,化打结合,“虚笼诈诱,只为一转”,打和化,引和进都在一个螺旋圈中完成,这与庄子之说是何其相似。

3 古代哲学思想与太极拳的技击

阴阳对立统一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是《易经》最基本的思想。《易经》主要是探讨阴阳变化广泛存在的规律,指出世界上千奇万变都是阴阳对立使然。阴阳对立观念衍生出一系列对应概念:动静、刚柔、虚实、开合、内外、进退、攻守、起伏等等,它们所代表的诸多对应因素的不同组合,及其对立转化的种种变化,构成了太极拳丰富繁杂、色彩各异的技击原理与方法。太极拳汲取了道家“物极必反”、“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后发制人”等思想,并以此作为其技击的指导原则。

“反者道之功”是老子哲学中的著名命题,意思是说对立的事物向其反方向转化是运动的规律。老子这一辩证法思想被广泛地运用于武术战略思想之中,成为武术战略的基本原则。

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先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夺之,必故与之;是为微明。”对应了太极拳拳法中讲究的“往返须有折叠”、“欲左先右,欲右先左”;同时也对应了太极推手中的“欲要先给”、“欲顺先逆”、“欲逆先顺”。《庄子·说剑篇》中说:“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说的是技击一道,贵在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因敌变化,后发制人。其中一静一动一先一后,正是利用敌手旧力已过、新力未生的空隙,迅速攻击,这就是太极拳“四两拨千斤”的最高境界。这一思想正是来源于老子“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辩证法。“示之以虚”旨在诱敌冒进,然后看准机会予以反击,后发而先至。

4 古代哲学思想与太极拳的锻炼方式

太极拳锻炼所追求的最重要的是强身健体,不是注重发达肌肉,而是为了内脏的坚实和舒适,这就与养生息息相关。《庄子·外篇·刻意》称:“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这段话说明两个问题:首先,庄子将“道引之士、养形之人”与“山谷之士、非世之人”,“平世之士、教诲之人”,“朝廷之士、尊主强国之人”,“江海之士、避世之人”等四者相提并论,认为皆属“刻意尚行”的无道之士,是不为道家所提倡的。只有达到“不刻意而高”、“不道引而寿”的境界,才是“天地之道、圣人之德”。

这表明了先秦道家所讲究的是依照一定的方法进行呼吸,以达到养生的目的。其理论基础是认为“天地之至精,生于无征,长于无形,成于无体,得者寿长,失者夭死”。要点在于:强调深呼吸,“翕(吸)气之道,必致之末……息必探(深)而久”,太极拳在练习时也要做到深呼吸,气沉丹田,从而改善呼吸系统,进而改善心肺功能,舒适内脏,达到健身之功效。同时练习时间有朝暮之别,“宿气夜散,新气朝聚,以彻九窍而实六府”。四季也各有避忌,“食气有禁,春避浊阳,夏避汤风,秋避霜雾,冬避凌阴”。

《老子》说:“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敝则新。”太极拳在锻炼时要尽量做到“随人则动。随曲就伸”即所谓“能吞才能吐,能主动才能放”能够引进落空,才能够四两拨千斤,在平时锻炼时要练习能容纳对方来力的本事,这样才能发放自己的劲力,注意保持自身平衡,做到“左重而右虚,而右已去;右重而左虚,而左已去”,多多体会对方来力的方向、大小等,从而提高肢体感觉。

5 古代哲学思想与太极拳的锻炼价值

太极拳运动具有很高的健身价值,其健身健心的原理也是源自于道家学说,“气”是道家用于表达宇宙万物事件的另一个概念。《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说:“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另有“宋尹学派”乃战国道家学派的一支,代表人物为齐国稷下学宫的两位学者———宋钘、尹文。由于稷下学宫为各派学士“讲集议论”之所,久而久之,各派主张自然会相互影响。所以宋尹学派虽以“道”为主,但其学术思想实杂儒墨,趋于名、法。

以本体化的道、精、气、神等概念解释天地万物和精神活动。“夫道者,所以充形也。”“气者,身之充也。”因而对于他们所说的“虚而无形谓之道”,必须注意从“虚而无形”乃是“没有固定形状”的角度去理解。对于心理、思维这类生命现象的复杂表现形式,他们以“精气”说来加以解释:“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而本体化的“心”,乃是这种禀受于天之“精”的寓存之所———“精舍”。所以“心”的重要也就不言而喻了:“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循此而进,“修心”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枝坚固,可以为精舍”;“修心静音,道乃可得”;“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四体既正,血气既静,一意抟心,耳目不淫,虽远若近。思索生知,慢易生忧,暴怒生怨,忧郁生病,病困乃死。思之而不舍,内困外薄,不蚤为图,生将巽舍”。所有这些哲学思想都对太极拳锻炼价值给与支持,其可以起到修身养性的作用,对于人的身心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

道家推崇师法自然,“天人合一”,所谓“天”,即指自然,人作为自然的元素,在本质上与自然是相通的,所以一切人事应顺应自然。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太极拳在锻炼时就顺应了道家学说中的自然规律,不是局部的锻冶,而是对整体力量和协调的锻炼,经过长期练习可以自然地发出整体的力即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劲”,从而提高身体的机能,可见太极拳的健身价值是值得肯定的。

6 结束语

太极拳乃中国古代文化的结晶,与古代哲学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作为当代主要的健身健心手段,必须了解它的原理,对其实质进行分析,明白其起源、拳理、技击特点及锻炼方式、锻炼价值以便后人能够更好的传承它,把它发扬光大。通过分析其与古代哲学思想的渊源,使人们更好地掌握太极拳的本质和内涵,从而使其在传承的过程中不会出现很大的偏颇,为现代的体育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吉慧.浅论长拳理论技法与中国传统文化[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