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古代（共4篇）
中外古代 篇1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物质与文化相互传播、接纳与融合的产物, 其萌芽、发展、繁盛直到衰退, 蕴含着丰富历史文化价值。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演变过程,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现实意义。
秦汉时期政治稳定, 经济繁荣, 为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海上商道已经初具规模。《汉书·地理志》中说船只满载着货物从合浦郡徐闻县 (今广东湛江徐闻县) 起航, 五个月之后抵达都元国 (马来半岛) , 继续海上的行程, 先后到达邑卢没国、谌离国 (缅甸海岸) , 登陆后步行十几天来到夫甘都卢国 (缅甸蒲甘城) , 然后再乘船航行, 最终抵达黄支国 (印度) 。返回时利用季风从黄支国出发, 首先抵达已程不国 (斯里兰卡) , 继续前进到达皮宗 (马来半岛) , 过了中途的皮宗之后, 朝着东北方向航行, 返回本土。这是我国最早开辟的一条远洋航线, 主要是为了通商。它标志着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开端, 其后海上路线得到了不断拓展。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与国外交流的历史, 基本上和陆上丝绸之路一样悠久。秦朝时期, 我国和印度洋西岸、非洲地区就开始了物质文化交流。《后汉书·西域传》记载, 公元120年大秦人经过挥国 (缅甸) 抵达汉朝疆土, 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节到东汉朝廷, 进贡犀牛角、象牙等珍贵的礼品。这说明秦汉时期大秦的商贾为了进行贸易活动, 已经探索出了通往中国的海洋航线。海洋航线的开拓主要是为了商业贸易, 在西汉, 国外的各种商品通过海上航线不断被运输到了中国。东汉时期, 罗马帝国的商人从红海出发, 远涉重洋抵达远东地区。《宋书·蛮夷传》记载, 汉朝的使臣们认为前往大秦天竺的使命非常危险, 内心极为恐惧。然而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之下, 依然“泛海凌波, 因风远至”, 和“氏从非人, 殊者诡号, 种别类异”的各国商人进行商品交易, 包括“山深水宝, 翠玉之珍, 蛇珠火布之异”等等。南北朝之后, 有更多的国外商人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奇珍异物, 《艺术类聚》卷八十五中提到:“西晋太康二年 (281) , 大秦国使臣自广州来贡, 众宝皆丽, 火布尤奇。”
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在中外钱币的流通上, 海上丝绸之路到达的各国之中, 由于中国最为强大, 造成了对中国货币需求非常强烈, 导致中国的钱币大量流出。在唐朝时, 中国开元通宝等货币源源不断地从国内流通至泰国、文莱、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外国的货币也在同一阶段流入到了中国。唐代人士张时运曰:“海国战骑象, 蛮洲市用银。”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被贬官到潮州后曾说:“五岭买卖皆用银。”唐朝岭南地区流通的金银称为“南金”。因此, 当时外国人来到中国港口后, 使用了大量的金银来支付所购买的物品, 对整个岭南地区的经济状况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唐代货币的大量流通, 证明了中外商品贸易活动的兴旺。从8世纪中叶起, 中国丝绸与陶瓷也逐渐成为流通到海外的重要商品。而唐朝之后, 中国的瓷器经过通海夷道西行, 即通过我国南部海域, 绕道马来半岛的斯里兰卡, 经过印度西海岸进入波斯湾, 抵达两河流域后返销回西亚地区, 然后再从西亚地区流通至地中海。在海外诸国, 很多地区发掘了当时中国的陶瓷器皿, 其中最为闻名的是唐三彩和青瓷。由于唐朝时期, 我国在海外贸易交流中占据着主导性地位, 最具有典型意义的珍贵商品当属丝绸, 在全世界享有广阔的市场与极高的声誉。近代以来, 这条海上的贸易与文化之路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三、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南宋时期, 北方少数民族迅速崛起, 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因此在总体上, 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外物质文化交流较之陆上丝绸之路而言更加发达。公元968年, 大食国的使节经过海上航线来到宋朝。北宋朝廷正式提出希望大食使者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此后, 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与大食贸易文化交流的主要线路。两宋时期, 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国的陶瓷传到世界各国, 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从11世纪起, 埃及福斯塔地区的陶瓷工人开始仿照青瓷和白瓷, 来研究陶瓷的生产工艺, 推动了埃及制陶技术的发展。在古波斯王国, 波斯三彩的定型与着色也深受中国陶瓷的影响, 在中国元素的基础上融入波斯的风格。11世纪中叶出现并兴起的青瓷趣味, 使得波斯的陶瓷业焕然一新。元代统治者非常重视海外贸易, 中国的很多港口城市成为当时联系世界各国的纽带。东至朝鲜半岛, 中到东南亚地区, 西抵印度洋、波斯湾以及非洲东北部地区, 有数百个国家与地区的商人与货轮来到中国繁华的港口, 进行商业贸易活动。1292年, 举世闻名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受元世祖忽必烈派遣, 前往伊儿汗国。他在《马可·波罗行记》中曾经描绘中国的港口:“在这个商埠, 宝石、珍珠等商品的贸易之盛, 的确是惊人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 海上丝绸之路上来来往往的船只越来越多。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铁器、麻布、漆器等等, 通过这条漫长的海洋航线, 源源不断地运到世界各国。而外国的特产, 如香料、象牙、珠宝、珊瑚、狮子、琉璃等等, 也来到了中国。日益频繁的海上贸易使得世界各国的物质生活丰富, 精神文化繁荣。中外物质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 也见证了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
四、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
明清时期, 中央政府推行闭关锁国政策, 实施“海禁”, 阻碍了海上商业贸易的发展, 使得封建经济进一步恶化, 有着悠久历史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一步步走向衰落。在国际化潮流势不可挡的今日, 应深刻吸取历史教训, 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研究与看待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演变过程,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
社会发展, 经济繁荣, 城市兴盛, 海上航线发达, 国际交往频繁, 必然会推进国家与民族的进步。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无数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与发展, 对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使得我国东南沿海的港口城市日益繁荣。泉州、广州、扬州、明州等海上丝绸之路的通航港口, 在中外物质文化的交流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我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中获得更多的机会。这证明海上丝绸之路是人类征服自然的结果, 是开放的产物。作为中西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华民族经济文化的繁荣, 体现了华夏子孙的勤劳、智慧与勇敢。海上丝绸之路在碧波之中绵延万里, 海浪前后相推, 推动着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业、文化的通道, 还是一条友谊之桥。它将中国与远隔重洋的亚洲、欧洲、非洲等国紧密相连, 对各民族的合作与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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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洪三泰.海上丝绸之路的灵魂[J].人民之声, 2004 (2) .
中外古代 篇2
摘 要
以国外寓言鼎盛时期作品《伊索寓言》及我国先秦寓言为例，从两个时代的成熟代表作品出发，发现二者在内容上的最大不同点。然后从两种不同风格寓言的背景、起源、地域差异等角度出发，尝试分析这个差异是如何形成的。
关键词：伊索寓言、先秦寓言、差异、起源
内 容：
寓言是用假托的故事或自然物的拟人手法来说明某个道理或有教育意义的作品，常带有讽刺或劝诫的性质。这种故事一般是通过对鸟兽、精怪以及非生命物体的拟人化将人类社会的民生事态、情感纠葛、性格品质、道德伦理判断和思想价值取向等描绘出来并进行评析选择的。寓言的主题表现往往带有警示和劝诫性，它的故事叙述一般具备教化性寓意，比较鲜明的具有抽象的概念、形象化的属性和非现实情境映射现实生活的特点。
寓言作为一种常见的文学载体，是与人类文明相联系的。“寓言”一词在我国最早见于《庄子》一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十分盛行，在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中，有许多就是优秀的寓言作品。例如《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中就运用了很多当时盛行的寓言故事。许多精湛的寓言凝练为成语进入全民语言当中。所以说我国寓言故事至少已有数千年的继承历史且经历漫长的发展而经久不衰，时至今日，仍然葆有着盎然的生命力。然而提到寓言又不得不说起古希腊。古希腊寓言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古代寓言，伊索寓言则是古希腊寓言中的一颗明珠。《伊索寓言》内容丰富，拟人和对比的艺术特色突出，结构简单，情节紧凑，语言精练。可以说，先秦寓言和希腊寓言的文化价值都是不分伯仲且齐驾并驱的，但细细区分，二者有一个很突出的不同点。张远山先生曾经说过“看惯先秦寓言的中国人，初次读到《伊索寓言》是要惊讶的，因为那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先秦寓言冷峻而酷刻，《伊索寓言》热烈而宽厚，先秦寓言老于世故，《伊索寓言》是极富童趣的，《伊索寓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了后世的欧洲童话及其表现形式，而先秦寓言却没有催生反而抑制了中国童话的萌芽——中国没有童话。”带着这段话我们再去看先秦寓言和伊索寓言，先秦寓言多以人为题材，而伊索寓言故事的主角却多是小动物，也就是拟人化的手法。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寓言的成人化特点很强。趣味性相对弱。这点我本人深有体会，小时候看这两本书时，偏爱伊索寓言多一些，因为他的故事生动有趣，内容饱满且极具可读性。而中国的寓言故事，我常常会把成语故事书与其混淆，深感其情节单调，寓意晦涩难懂。当时不理解这种差异存在的原因。现在想起对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首先从寓言兴起的时代背景来看，我国的寓言文学有这样一个重要的特点，它在春秋末期一经产生，就出现了一个创作高潮。即战国时代寓言文学创作的高潮。战国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局面的原因很多论者从封建制的建立和奴隶制度的瓦解，从新兴地主与奴隶主贵族之间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反应在思想领域里形成的百家争鸣的社会生活特点给予了解释。而一个巧合就是古希腊的“伊索”距今也有两千六百多年的历史，与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相当，在当时的欧洲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环境下，一种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过渡的社会现象下，人与命运的冲突，反对僭主专制等题材的作品就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再来看《伊索寓言》的内容，《农夫与蛇》《狗公鸡和狐狸》《两个锅》等故事都从侧面反应了受欺凌的下层平民和奴隶的斗争经验与生活经验的总结。寓言通过描写动物之间的关系来表达当时的社会，主要是讲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寓言者谴责当时社会上压迫人的现象。从这一点来想，作者的写作立场必定是代表本阶级利益的，相传《伊索寓言》的作者伊索是一个奴隶，他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获得解放，并成为一名哲学家。中国的寓言则多是由担任士大夫的贵族政治家或者思想家们杜撰和创作的，其所讲述的对象也主要是针对国王君主和上层人士，寓言所讲述的道理，也主要是治国方针、政治较量和军事斗争。如《适者生存》《五十步笑百步》《不见眼毛》《唇亡齿寒》等作品。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看张远山先生的那段话，他说伊索寓言极富童趣，而先秦寓言老于世故，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伊索作为一个奴隶，代表着下层人
民对上层君主的控诉和指责，更何况在没有整理成书之前，一段段的故事只是口耳相传在民间，这个民间所指必定不是流传在奴隶主的上层社会，所以说，我们所理解的充满童趣只是以个现代人的环境与阅历来评价，如果不是简单生动易懂，那些现在看起来显而易见的道理怎么能被奴隶所明白，怎么能反映下层人们的思想感情，并用它来影射贵族权贵，给予他们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呢。但先秦寓言却恰恰相反，寓言的创作者本身就是处在社会上流中的士大夫、政治家，他们本身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熏陶，国家给予他们优惠的待遇，为了让他们为国家的建设、政治的发展、人民的长治久安提出好的意见。所以他们与君主的交流一定不会是被平民百姓所理解的，否则就失去了他们有纳谏的这个作用的地位，并且他们的交流也一定不能是生动活泼的，毕竟，齐家治国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之所以他们都采取寓言这种方式，我个人认为，伊索用寓言这种方式是因为他没有为自己及自己的阶级取得利益的权利，他想说的话受到社会上层的打压而不能直接的表达，所以他采用这种拟人的方式来影射他要表达的思想。中国的预言家们采用这种方式，则是我国的中庸文化起到了一些作用，人们并不是那么的锋芒毕露，不会直接的表达自己。更重要的一点是，即使他们不像伊索一般，他们有说话的权利，但伴君如伴虎，怎样既能说明自己的意思，又不会让君王或上层那里听起来太过的刺耳。寓言恰恰是一个不错选择。所以，在两个不同的阶级那里，寓言作为一种说话的载体，成为一种表达自己想法的很好的方式。
如此说来，一个寓言的起源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探究起源对于研究两种不同风格寓言的产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佐证。关于寓言起源说也有很多的学者发表过自己的意见，杨公骥在《中国文学》中说“与那些经过不自觉地艺术加工的神话和原始诗歌相比，寓言文学是一种自觉地有目的的艺术创作。在历史上显然是后起的，如果把视线移向寓言出现之前的文学领域，那么可以看出对于寓言起源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就是神话。”陈波吹在《寓言选、序言》中说“作为文学传统说来，最初的寓言是孕育在古代神话的虚妄怪诞的神话故事中蕴藏着或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认识和感受，因此，古代神话大多具有着寓言的因素。”朱靖华在《先秦寓言选释、前言》中说“寓言和神话、传说、民歌、民间故事乃至于动物故事、格言和笑话等等都有着或疏或亲的关系。”以上作家都认为，在神话不自觉的艺术加工中多多少少寄托着人们对生活和自然的认识以及感受，那样的神话便往往具有寓言的因素。因此很自然的，先秦诸子便直接采用了神话略加剪裁构成了他们的寓言。先不说神话对于寓言的产生到底占据了多大的作用，一个问题却是值得被提出来的。那就是，希腊寓言和先秦寓言几乎是同一时期出现的，并且，不只先秦寓言的起源指向神话，在希腊寓言产生之前，神话也是占据了文化市场的一个主流载体。希腊寓言诞生在公元前八到六世纪，也就是希腊历史上的“大移民时代”，而神话就产生在此之前不久的公元前十二至八世纪，史称“英雄时代”。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学成就即是神话和史诗。不得不说这又是一个巧合。对于先秦寓言到底是不是源于神话我无法得到准确的答案，但古希腊神话作为整个西方文学的源头，其寓言的产生从其中摄取过养分却是毋庸置疑的。
在说完背景和起源的问题之后，还有一个对作品产生很大影响却常常被忽略的因素，那便是地域差异。橘生淮北为桔，生淮南则为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样结论用于一部作品的诞生也不为过。古希腊位于欧洲南部，地中海的东北部，包括今巴尔干半岛南部小亚细亚半岛南岸和爱琴海的许多小岛，特定的地理条件使得古希腊人难以在田地里依靠农耕方式谋生，而是在海上靠经商，做海盗或到海外开辟殖民地来求生。这种生存环境造就了古希腊人自由奔放，富于想象力，充满原始欲望，崇尚智慧和力量的民族性格，也培养了古希腊人追求现世生命价值，注重个人地位和尊严的文化价值观念。而中国决然不同，中国传统价值观滋生于传统社会的土壤中，是特殊的社会结构和自然地理环境长期沉淀的结果，是由封建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型自然经济，家国同构的血缘宗法制度和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结果的产物，它一方面对维护中国古代的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扼杀了人的个性自由。加之忠孝为本的封建教化的过早植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的发展施加了影响。所以我认为，中国人过早的进入了一个“懂事”的角色，他们缺少对自身欲望的追求，缺少对自由的向往，更重要的是缺少想象的能力。所以说，中国寓言写的最飘逸，最具想象力的庄子，也多是对古代神话的一种借鉴和剪裁。为什么张远山先生说，中国没有童话，的确，这是因为过早进入理性的中国社会缺少了感性应该绽放的魅力。伊索寓言曾对其后的寓言
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公元一世纪古罗马寓言作家费德鲁斯直接继承了伊索寓言的传统，称自己的寓言为“伊索式寓言”公元二世纪的希腊寓言作家巴布里乌斯更多的采用伊索的寓言故事来进行创作。文艺复兴之后，伊索寓言的重新整理和发行极大的促进了欧洲的寓言创作的发展，先后出现了很多出色的寓言作家，如法国的拉封丹，德国的莱辛等等。卢梭曾经说过，“寓言不适合儿童去读，因为那样会把童心的纯洁天真引向奸猾狡诈。会使他们心术不正”而钱钟书先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想法，他戏言“其实卢梭错了，寓言会把儿童引向更加幼稚，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欺骗和狡诈远比寓言中的要复杂可恶的多，读了寓言，儿童反而会把生活简单化，因此不主张儿童去看寓言故事。”确实是，卢梭希望儿童保持自己的童心，不要被成人世界的教育过早污染，而钱先生则认为，儿童还是早早接触社会，看透成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以便保护自己不上当受骗。不是时代没有变，只是思维方式没有变，中国的孩子或者早慧，他们在小的心计上或许总是略胜一筹。
总的来说，对于寓言的不同见解或者中外作品的这种对比和强调，只能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土人情，文化观念和进步特征，也有一个时代的社会弊端，从事寓言创作的作家们正是从自己生活的时代出发，用社会主流所灌输的思想基础，来褒贬社会，针砭时政的。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过程中，种种社会现象也发生着变化，但之所以有一些经典的作品和创作流传许久而不朽，正是因为这些作品符合时代发展的规律，也同时符合人类各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道德准则。不管怎么考证或者研究，作品是不变的，变化的是后来的解读者，其阅历，看问题的角度，个人的喜恶偏好，无不影响着个人对作品的看法。在这样一个言论自由的时代，很多人对流传已久的作品有新的解读和看法，这些都是好的。但如果要求其不仅符合作品创作的时代，又与当今发展与时俱进，就难免有些苛刻了。这篇文章的探究一是为了对自己孩童时代不认真的阅读的一次补偿和完善，二来就是希望每位读者在阅读任何一部作品时都能探究其写作风格的形成原因，更好的了解作者与作品所处的年代，在对比的基础上兼容并蓄，了解不同文化的含义，更加完善自己的文化底蕴吧。
参考文献：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1年2月版本 《伊索寓言》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1年6月版本 《中国寓言故事》
赵沛霖 中国文学网 《试探中国寓言的起源》
中外古代 篇3
一、艺术特点差异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特点是多方面的。
1. 科学的框架式结构
中国古代建筑主要是木构架结构。木构建筑的结构体系主要有抬梁式、穿斗式和干栏式等, 构成富有弹性的框架。构架各节点榫卯有若干伸缩余地, 因而可减小地震对建筑的危害。即采用木柱、木梁构成房屋的框架, 屋顶与房檐的重量通过梁架传递到立柱上, 墙壁只起隔断的作用, 而不是承担房屋重量的结构部分。“墙倒屋不塌”概括地指出了中国建筑框架结构最重要的特点。这种结构, 可以使房屋在不同气候条件下, 满足生活和生产所提出的千变万化的功能要求。同时, 由于房屋的墙壁不负荷重量, 门窗设置有极大的灵活性。
2. 单体形象融于群体序列
中国古代建筑讲究完整的院落组织, 在平面布局方面有一种简明的组织规律, 即每一处住宅、宫殿、官衙、寺庙等建筑, 都是由若干单座建筑和一些围廊、围墙之类环绕成一个个庭院而组成的。先以“间”为单位构成单座建筑, 再以主要殿堂为中心, 四周围绕配厢、夹室、廊庑、围墙等单体建筑而组成庭院, 进而以庭院为单元, 组成各种形式的组群。一般地说, 多数庭院都是前后串连起来, 通过前院到达后院,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幼有序, 内外有别”的思想意识的产物。这种庭院式的组群与布局, 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 沿纵轴线与横轴线进行设计。比较重要的建筑都安置在纵轴线上, 次要房屋安置在它左右两侧的横轴线上, 北京故宫的组群布局和北方的四合院是最能体现这一组群布局原则的典型实例。这样的布局即能表现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威严和宗教教义的庄严肃穆、礼敬崇高, 又追求曲折变化、灵活多样的平面形态, 体现自由随意的变化。
中国这种庭院式的组群布局所造成的艺术效果, 与欧洲建筑相比, 有它独特的艺术魅力。一般地说, 一座欧洲建筑, 是比较一目了然的。而中国的古建筑, 却像一幅中国画长卷, 必须一段段地逐渐展看, 不可能同时全部看到。
3. 传统的西方建筑长期以石头为主体;
西方人对石材的肯定, 可以看出西方人求智求真的理性精神,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是世界的主人, 人的力量和智慧能够战胜一切。
二、艺术形象差异
中国古代建筑经过长时期的努力, 并吸收了中国其他传统艺术, 特别是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等造型艺术的特点, 创造了丰富多采的艺术形象, 并形成了不少特点。
1. 造型优美
中国古代建筑, 无论是立面平面, 还是屋顶, 都特别讲究式样的变化, 形成优美柔和的造型艺术美, 增加建筑物的稳定性和采光性, 使檐角体现出优美的轮廓线。尤以屋顶造型最为突出, 主要有庑殿、歇山、悬山、硬山、攒尖、卷棚等形式。屋顶中直线和曲线巧妙地组合, 形成向上微翘的飞檐, 不但扩大了采光面、有利于排泄雨水, 而且增添了建筑物飞动轻快的美感。
2. 装饰丰富多彩
我国传统建筑装饰丰富多彩:包括彩绘和雕饰, 它们是中国古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彩绘具有装饰、标志、保护、象征等多方面的作用。雕饰的题材内容十分丰富, 包括墙壁上的砖雕、台基石栏杆上的石雕、金银铜铁等建筑饰物。在古建筑的室内外还有许多雕刻艺术品, 包括寺庙内的佛像、陵墓前的石人、兽等。
3. 自然环境的协调
中国园林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项突出成就, 也是世界各系园林中的重要典型。中国园林以自然为蓝本, 摄取了自然美的精华, 又注入了富有文化素养的人的审美情趣, 使自然美典型化, 变成园林美, 讲究“巧于因借, 精在体宜”。古代的设计师在进行设计时都十分注意周围的环境, 对周围的山川形势、地理特点、气候条件、林木植被等, 都要认真调查研究, 使建筑布局、形式、色调等跟周围的环境相适应, 从而构成一个大的环境空间。西方古典园林是以山树石等自然物为元素, 强迫大自然符合人工的法则所“雕刻”成的立体的图案, 人工斧凿痕迹十分显著。花坛、草地都是几何形的, 把树木修剪成几何形体——尖锥形、多角柱、圆球形、半圆球形和矮墙式的绿篱, 或剪成动物的形状, 被称为“绿色雕刻”;草地用不同颜色的花草组成像地毯样的图案;道路又平又直, 几何对称, 人工砌出几何形池岸和笔直的小河。全园一目了然。
4. 绘画艺术语言
中国传统绘画无论是绘画工具还是绘画语言, 都与线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传统建筑秉承了传统绘画语言, 特别注重“线形美”, 出发点是线, 完成的是铺开成面的群。群里的廊、墙、殿、台、亭、阁以及池岸、曲栏、小河, 道路等, 都是些粗细浓淡长短不同的“线”, 讲究线条的婉转、流动和节奏韵律, 擅长以线造型, 以线传情。中国传统建筑采取木质的梁、柱恰恰能适应这种“线”的艺术感染力, 它虽然也具有装饰美, 但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合乎材料本性和力学逻辑的结构美。中国人注重感性, 追求的是一种意境、求和睦。西方在绘画上追求写实艺术, 以塑造出物体的体积感、空间感为目的。西方建筑也讲究“体积美”, 出发点是面, 完成的是团块状的体。建筑有明确的几何形体与几何比例关系以及确定的数量关系构成, 所以他们往往借助数的组合和几何形来塑造建筑的形式美, 而不规则的石块恰恰能满足这一需求。西方人理性、客观、求实际。前者具绘画之美, 后者则更多带有雕刻的意味。
总的来说, 中国古代建筑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技术高超、艺术精湛、风格独特的建筑, 在世界建筑史上自成系统, 独树一帜.中国建筑在气质上更重精神, 重意境:以绘画为典型, 要求“以形写神”“气韵生动”, 含蕴而抒情;是内向的、收敛的。西方建筑则重物质, 重外观:以雕刻为典型, 是单体的突出, 直观而写实;是外向的、放射的;空间是明确的、实在的, 有肯定的体积体形, 空间的变化就是空间体积体形的变化。这个差异, 代表了中西艺术的不同侧重, 中国建筑艺术表现出中国文化特有的伟岸俊秀, 显示了与西方不同的风貌性格, 在世界文化艺术之林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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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古代 篇4
与古今著名政治家对点训练
1．材料 丘处机(1148～1227年)，登州(今属山东)人，19岁时投入道教全真派。全真派是当时新出现的一个道教派别，主张兼修儒、释。丘处机潜心研习，成为一方道教领袖。其时黄河南北陷于战乱，全真派徒众剧增，成为蒙古、金、宋竞相争取的对象。
1220年，应成吉思汗之召，丘处机偕弟子西行，历时四年，行程万余里，到达成吉思汗驻跸的雪山(在今中亚地区)。成吉思汗常与他交谈，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成吉思汗深为认同，“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史载：某日暴雷异常，成吉思汗询问是何预兆，丘处机借此回答说：“人罪莫大于不孝，不孝则不顺乎天，故天威震动以警之。似闻境内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导有众。”成吉思汗采纳了他的建议。
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撰写了《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记录了丘处机西行谒见成吉思汗的经历与见闻，流传至今。
——据《元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丘处机的意见被成吉思汗接受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丘处机西行的意义。
答案(1)成吉思汗需要为庞大的统治区域寻求治理方法；丘处机学识广博；善于选择劝谏的方式与时机。
(2)使蒙古最高统治者较为深入地接触到中原的思想文化；为后来元朝的统治起了一定作用；留下了关于当时西域地区重要的文献记录。
解析 第(1)问，可根据“潜心研习，成为一方道教领袖”“及问为治之方”“借机回答”等分析得出。第(2)问，可从丘处机西行对元朝统治、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
2．材料 19世纪70年代，德国统一后，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随之出现。工业生产中的伤亡事故频繁，工人生活与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力量迅速壮大，工人运动日益高涨。1878年，俾斯麦政府强迫帝国议会通过了《非常法》，对深受工人拥护的社会民主党进行严厉镇压。在《非常法》实行的12年里，许多社会民主党党员被监禁和驱逐，大量拥护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被解雇，大批报刊、出版物及工人组织被查禁或取缔。
俾斯麦政府也通过立法为工人提供社会保障。自1883年起，俾斯麦政府相继颁布了《疾病保险法》《事故保险法》《老年人与伤残者保险法》，为工人及其家属、工伤者提供医疗保障，同时也为老年人及伤残者提供养老金和津贴。
——摘编自孙炳辉、郑寅达《德国史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俾斯麦政府颁布《非常法》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俾斯麦对工人运动采取的基本政策并加以评析。答案(1)德国统一，经济发展迅速；社会问题凸显，工人生存状况恶化；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人力量壮大，工人组织出现；德国君主立宪政体带有浓厚的专制色彩。
(2)政策：推行《非常法》，镇压工人运动；颁布有关社会保障法令，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评析：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阻碍了工人运动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众生活，缓解 了社会矛盾。
解析 第(1)问，结合材料时间“19世纪70年代，德国统一后”，从社会经济、社会矛盾、工人阶级力量等方面概括背景。第(2)问，据材料中的“通过了《非常法》”“对„„进行严厉镇压”“提供医疗保障”等信息，从镇压工人运动和建立社会保障两方面回答采取的政策；从巩固资产阶级统治、阻碍工人运动发展和缓和社会矛盾等角度进行评析。
3．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御史台是唐代的最高中央监察机关。唐太宗注意以御史治吏。他采纳御史大夫李乾祐的奏请，增设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各二人。贞观末年，“于台中置东西二狱”，委御史台有“鞫(jū：审问)案禁系”之权。
——摘编自邱永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
材料二 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
——摘自吴兢《贞观政要》卷二《求谏》
(1)据材料一，概括唐太宗以御史治吏的主要特点。
(2)材料二中唐太宗认为隋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综合上述材料，分析唐太宗是如何做到君明臣廉的。
答案(1)特点：增加人数；增设下属部门；扩大职权(赋予拘禁权力)。
(2)原因：隋炀帝暴政；大臣不敢进谏。分析：通过自省、纳谏防止或纠正决策失误；以御史制度约束官吏；正人与正己相结合。
解析 第(1)问要结合材料一从官员人数的增加、御史机构的扩大及职权方面的变化等方面进行概括。第(2)问，第一小问结合材料二中的“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等概括即可；第二小问在综合两则材料的基础上回答即可。
4．唐太宗论“明君”执政之“君道”，为此后历代帝王所推崇。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 贞观元年，太宗令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修定法律，并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不可任情以轻重”。此后，太宗提出：“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征：“何谓为明君？”魏征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太宗以为然，并说“主欲知过，必藉忠臣”，“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贞观期间，太宗屡屡对“一士之谔谔(直言)”表示“此言是也，当为卿改之”，并赐绢帛。
贞观六年，太宗对侍臣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请回答：
(1)据材料，就“明君”执政概括唐太宗的“君道”内涵。(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太宗“君道”产生的客观因素。(3)以帝王政治为视角，综合评价唐太宗的“君道”。
答案(1)内涵：严肃法令，遵守法律；减少独断，广任贤良；兼听纳谏，激励直言。(2)因素：隋朝无道而亡(农民战争的威力)；传统儒家的民本、仁政思想；大乱初定，经济凋敝。
(3)评价：唐太宗的“君道”是古代开明政治的典范，促成了封建治世的出现，成为古代统治者的“明君”理想。但唐太宗的“君道”是为了维护李唐王朝的统治，其实施有赖于帝王的个人品质，唐太宗晚年背离了自己的这一“君道”。
解析 第(1)问，由材料信息“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可得出遵守法律的结论；由“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可得出减少独断、严肃法令的结论；由“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等可得出兼听纳谏的结论等。第(2)问，注意答题角度是“客观因素”，可从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等角度思考作答。第(3)问，可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辩证评价，言之有理即可。
5．材料一 北宋时，皇帝鼓励官员议政。苏轼称：“自建隆(北宋第一个年号)以来，未尝罪一言(谏诤)者。”士大夫也以天下“安危治乱”为己任，积极议政，上书言事蔚为风气。包拯任监察御史时，曾弹劾包括宰相在内的多名朝中大员；后任开封府尹，善于断案，执法刚正不阿，对贪官嫉恶如仇。“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平民)时。”
——摘编自漆侠主编《辽宋西夏金代通史》等
材料二 与包公有关的笔记、话本在宋代即开始流传。元代出现了《陈州粜米》等多种包公题材的杂剧。清代小说《三侠五义》、戏剧《铡美案》等深入人心。包拯遂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后世人称“包青天”。
——摘编自徐忠民《包公叙事》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包拯勇于弹劾官员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包青天”在后世广为传颂的原因。
答案(1)皇帝较为开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士大夫积极议政；包拯优秀的个人品质。(2)百姓对清廉公正官员的期待，“忠君”“爱民”等儒家思想的广泛影响，历代在原型基础上进行各种形式的艺术化塑造。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包拯的相关知识。第(1)问，由“皇帝鼓励官员议政”“士大夫也以天下‘安危治乱’为己任，积极议政”“善于断案，执法刚正不阿”可知，既有皇帝的因素，也有官场风气的影响，还有包拯的个人素质因素。第(2)问，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公平正义一直是人们追求的主题；儒家忠君爱民的价值观也起了推动作用；由材料二可知，宋代以来的市民文学的发展也推动了对包拯的传颂。
6．中国古代杰出帝王往往因时因势制定民族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和巩固。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秦始皇初灭六国，便迁徙天下豪富12万户到咸阳，一部分散到巴蜀等地。„„将军蒙恬率大军30万人击走匈奴，取河南地，筑44个县城，徙内地罪人去居住。汉族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带到游牧地区，变牧地为耕地，扩大了北方边境。又征发曾犯逃亡罪的人及赘婿、小商贾为兵，取南方桂林、南海等郡，又发50万人守五岭，与土著杂居。汉族文化技术传入南方，岭南开始成为中国的领土。
——范文澜《中国通史》
材料二 太宗曰：“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乱。„„突厥贫弱，吾收而养之，计其感恩，入于骨髓，岂肯为患！且彼与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其情可见矣。”
——《贞观政要》
材料三 清以前历代王朝的国家“大一统”，表面上是为长城所阻，实际上是传统、狭隘的民族观念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这种由区分“内中国外夷狄”到“天下一家”的破局，是从清朝的康熙帝开始的。康熙帝发现长城的存在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尤其不利于与“三北”游牧民族的政治一体化，于是否定了修长城的建议。„„康熙帝决策废弃长城，实际是拆除了分割广大汉人与“三北”少数民族的一道隔离墙，不再有内外之分，迅速形成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
——李治亭《康熙帝缘何废长城？》
请回答：
(1)据材料一，归纳秦始皇管辖边疆地区的措施，并指出其积极意义。(2)据材料二，概括唐太宗处理民族关系的指导思想。有何具体举措？(3)据材料三，分析康熙帝“废弃长城”的重大意义。
答案(1)措施：移民、筑城、设县。意义：传播汉族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边疆地区发展；促进民族融合；扩展疆域；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
(2)指导思想：民族平等。举措：设置机构，任用当地人管理；册封；和亲通婚。(3)改变了传统、狭隘的民族观念；实现了中原与游牧民族的政治一体化，促进了民族融合；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局面。
解析 本题第(1)问中第一小问归纳秦始皇管辖边疆地区的措施，提取材料一中的有效信息进行回答即可；第二小问分析其意义，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民族融合，二是巩固统一，当然也可从经济发展角度入手分析。第(2)问中“指导思想”结合“则四夷可使如一家”可知，应该为民族平等。具体举措主要是设置机构、和亲以及册封等。第(3)问“重大意义”主要从祖国统一、民族融合等方面分析。
7．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 “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亚里士多德
材料二 材料三 在吕克昂学园，有一门伦理学课程，讲授人生哲学。亚里士多德向人们讲述：任何事物都有三种状态，即过度、不及和中间。任何行为和感受都有一个中间性问题，过度与不及产生失误，中间往往能够获得成功并受人称赞。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说明亚里士多德是如何突破柏拉图哲学思想的。(2)依据材料二，指出亚里士多德突出的教学方法是什么。
(3)从材料三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什么思想？他这种思想有何特点？
答案(1)他主张人要追求尽善尽美的境界，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现实的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理念论的最大弱点在于不承认现实世界的真实性。理念属于人的思维抽象，客观上并无理念世界的存在。亚里士多德肯定客观世界是真实的存在，而且是人类认识的来源，认识产生于对外界事物的感觉。这一观点接近了唯物主义观点。
(2)方法：思考和争论。(3)思想：中庸之道思想。
特点：从伦理学角度强调中庸之道；强调中庸之道是一种美德；否定两端。
解析 本题考查学生通过材料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第(1)问，主要从唯物主义观点入手；第(2)问，主要考查对亚里士多德教学方法的把握；第(3)问，考查“中庸之道”思想。
8．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1932年5月，邓小平调到瑞金以南的会昌工作。„„在会昌，邓小平和毛泽东、谢唯俊、古柏等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抵制。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材料二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2页
材料三 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已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了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
——《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材料四 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的可能性。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根据材料一，指出邓小平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主张。
(2)据材料二、三，比较邓小平改革的着眼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分析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四，概括邓小平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怎样的设想。(4)综合上述材料，你认为邓小平最突出的精神品质是什么？ 答案(1)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农村包围城市。
(2)变化：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变为富裕以后如何实现公正公平的分配，防止两极分化。原因：发展不平衡；分配不公；出现了两极分化。
(3)“一国两制”，台湾高度自治；和平统一，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4)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解析 本题考查邓小平的历史贡献和思想主张。其中第(1)问从材料一中提取有效信息即可回答。第(2)问由材料二中提及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材料三中财富公正公平分配。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从当时两极分化出现以及分配不公等方面分析。第(3)问容易回答，实际上就是“一国两制”。第(4)问结合邓小平不同时期提出的不同思想主张，并且其思想主张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可知，应该为实事求是的思想品质。
9．材料一 “这件事(指苏联解体)与其说取决于各个共和国本身，还不如说是由这些共和国的政治精英们、领导人决定的。俄罗斯领导瓦解苏联的路线，曾与苏共内部顽固的特权势力的斗争交织在一起„„这两个阵营——尽管看来好像思想立场对立，(实际上)都串通一起来打倒戈尔巴乔夫。那些在八月份似乎是‘为了保留联盟’而支持叛乱分子的党内权贵们，这一次却也投了搞垮联盟的赞成票！”
材料二 被西方称为“俄罗斯民主之父”的戈尔巴乔夫于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他被绝大部分俄国民众视为导致苏联垮台的“罪魁祸首”。在1996年总统大选上，戈尔巴乔夫仅获得0.51%的选票，但到2011年全俄舆论中心的民调显示，对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42%的被调查者认为其起了主要作用。以平和态度对待戈尔巴乔夫的民众的比例由此前的25%上升到了47%。有人说，从个人的历史角色来看，在苏联解体这件事上，叶利钦应该比戈尔巴乔夫承担更多的责任。为保住联盟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说：“如果不是俄罗斯先独立，苏联是不会解体的。”
——摘编自《戈尔巴乔夫反思改革的三大失误》
(1)根据材料一、二及所学知识，说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在苏联解体这件事上应负的责任是什么。你怎样看待苏联的解体？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你怎样理解西方和俄罗斯国内民众对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中应负责任的不同评价？
答案(1)责任：戈尔巴乔夫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叶利钦则是苏联解体的主要推手。看待：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长期推行斯大林模式，忽视民生改善；戈尔巴乔夫改革导致思想混乱，苏共失去执政地位；苏联解体是苏联国内民族分离主义影响以及西方长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
(2)理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一定程度迎合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价值观，改革带来苏联解体的结局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故西方对其评价较高。苏联解体后初期俄罗斯的社会动荡与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导致俄罗斯人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普遍倾向负面；后随俄罗斯社会 经济、政治的巨大变化及思想文化的多元化，俄罗斯人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逐步趋于理性和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