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研究

中外研究（共12篇）

中外研究 篇1

1 前言

格斗,是不需要学习的,人人都会打。因为格斗是人类的本能。在古代,总因有的人善于打,也喜欢打,就因打法出众,而以打谋生,做了军人,或是镖师。也有人受了欺压,遭到侵略,不得不自卫卫国,不想打也得杀杀打打。从小型打斗与大型作战之中,人类便以血肉生命之牺牲累积了宝贵的经验。打法高妙,不再是与生俱来之自然。因此,这种超越了自然打法,或是本能打法的打斗技巧,就叫做格斗术。

从远古到现代,格斗术一直都在进化演变着。在科技发展的热兵器时代,徒手或器械格斗术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如今,格斗术摇身一变,已经成功登上了体育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流行的格斗项目主要有中国武术,日本的柔道、剑道、空手道,韩国的跆拳道,泰国的泰拳,欧洲的击剑、拳击等。

无论是研究各国格斗式的理论体系还是技术体系,必须把它放在本国或本地区文化圈这个大框架之内,并在时间和空间方面放开眼光,以便寻求它的整体性和整体关系。因此,必须逾越国界束缚,从地下考古对比地上文献,上下几千年,纵横十万里,方可摸到它的全貌和真相。

2 中国剑术与日本剑道的比较

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武术的认识,主要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是认为中国武术玄妙神奇的不得了,世界上一切同类的武技都微不足道,轻描淡写的就能把对手收拾了,特别是中国电影,像《卧虎藏龙》中展示的就是这个样子;二是妄自菲薄,认为中国武术是花架子,不堪一击。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中国武术毕竟有其深奥的理论、独到的技术和功法,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中、日两国在历史上有许多友好往来,武术搏击方面也有很多交流。日本的搏击项目都源自中国,从中华文化中吸收融会而成。发展至今,日本已经形成了超过一千种不同系统的战斗技术,而每一种系统都有它的特长。剑道便是其中之一。作为战场上的武器,日本剑(刀)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1945年结束)。

在日本历史上,日本古代的武士阶层是一个统治阶层,他们以高超的剑道技术征服了其他领主,获得统治地位,所以,剑道从一开始就是以进攻的姿态出现的,其技术风格是凶狠勇敢,以胆和力降人。今天的日本剑道已不采取钢剑(日本刀)格斗的形式较技,而是采用竹制的剑器。剑道技术主要是双手握剑劈刺。防守技术主要是挑刀、躲闪、格挡。身法、步法主要是二人相对正面攻防,所以身法和步法移动幅度都不大。进攻多举剑(刀)过头顶,以加大打击力量。因此,日本剑道的技术风格与中国的传统剑术是完全不同的。

2.1 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

中国传统武术剑术产生于两军的车、步战之中。古代的阵战以兵法胜,重视在战略上胜人,重斗智而轻斗勇。这种战略思想渗透到剑术作战的技术方法中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分不开的。因此,单兵训练注重机动灵活,所以兵器装备相对较轻,用兵多诈,方法多变。

日本文化发展较晚,其武士文化在中国是不曾有过的。中国的宗教也从来没有形成过坚定的信仰或信念。而且,日本武士文化与禅宗强烈的表现在剑道上,所以,剑道的技术风格是拼命式的,凶狠残暴。

2.2 技术风格不同

中国传统剑术的巨大变革是从唐代开始的,剑作为作战武器被刀代替后,便转向了民间,即所谓的“江湖”。中国剑术走上了一条与日本剑道完全不同的道路。受道教思想和道士实践的影响,中国剑术技术风格是“闲云野鹤”式的,潇洒飘逸,变化多端;而日本剑道则技术单调,古板,严格遵守若干固定程式。所以,日本剑道表现的凶狠有余而变化不足。中日两军白刃战之事实证明,中国传统剑术对付日本剑道之劈刺是实用和有效的。剑道的致命弱点在于“过”,扬刀狠批,不留余地,被劈中者必身首异处,然而因其凶猛,暴露的破绽就多而大,一旦劈空,势必用力过猛而无回旋余地,即“旧力已过,新力未生”。这就是剑道被击败的根本原因。

2.3 技术含量的差别

中国传统武术有“十年磨一剑”的说法。这与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立于不败之地”有关,与对手对敌要求要有“十分取胜”的把握。这就要求传统兵器有极大的技术含量,不能练习二三年就觉得没什么可练的了;而日本剑道是实用性技术,招法简单无华,学习几天就可以应用。提高靠实际格斗经验,训练是重复少数的规范动作,取胜靠必胜、必死的心理素质、凶狠的招法、强大的力量和迅猛的速度。

2.4 实战理念不同

传统实践理念是以弱胜强,所以提倡“以柔克刚”,“无过不及”,“立于不败之地而后求胜”,不硬拼,及所谓“后发制人”。这都表现出了中国武术传统剑术的民间特点,很显然,这种技术方法不适于打大仗、对大阵的冲锋战场。像目前央视热播的《少林僧兵》中,戚继光军队与倭寇的屡次交战就证明了这一点。日本剑道,志在必胜、必死,全力决斗,有我无敌,甚至拼个两败俱伤,一旦强攻无效就一筹莫展,然而日本武士精神决不坐以待毙,而是“困兽犹斗”。

3 中国剑术与西方击剑的比较

西方击剑发展的历史基于西方文化背景。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发展于古罗马时期。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写道:“罗马人为了能够使用比其他人的武器更重的武器,他们就得受更多的锻炼以增强自己的体力。他们还通过各种练习以取得动作的灵巧,而这种灵巧只不过是正确的分配自己的力量而已。”“他们要学习习惯于全副武装地奔跑和跳跃。他们在操练的时候要带着剑、标枪,他们比起普通的武器来,要重一倍。”“目前我们看到,我们的军队由于士兵的过度的劳动而发生大量的死亡。但正是由于大量的劳动,罗马军队才把自己保存了下来。”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古罗马文化必然是“强者哲学”。这种强者哲学一直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也是西方格斗术的理论技术核心。西方剑术在强者哲学的思想导引下,决定他们必然是重剑和以力降人。西方的道德观推崇强者,弱肉强食,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所以,弱者在西方是不值得同情的,这与中国的传统道德观“扶持弱者”完全对立。这点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有深刻教训的。西方文化在剑术上的表现是“进攻!进攻!不停的进攻”。他们的训练是超强度、超体能的大运动量疲劳演习。这充分表现在今天的击剑运动上。今天击剑比赛的主要胜负常决定于0.01秒的先后击中的刹那。这种胜负对中国的传统器械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实战中,先后击中之双方都是死亡,无一可幸免。

反之,中国传统兵器讲求动作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击中对手而不能同时也被对手击中。像传统剑术不强调力量,而是充分利用剑或刀的锋利以弥补力量的不足,所以刀剑制作都很薄、重量很轻。薄而轻的刀剑要求灵敏高超的技术方法,所以,中国传统兵器发展了很多套路和招法,用以取胜。招法不是西方击剑的单向技术组合。例如,击剑的一套防守反击技术组合可能是若干个格、碰加一个突刺而击中对手。西方击剑理论是建立在解剖学的基础上,把整体的剑术看作是一部机器,是有许多零部件构成的,安排起来加上油,就能启动。击剑组合与剑法是零件与机器的关系,把剑法分解成若干个攻、守单项技术,平时的训练就是反复练习某一单向技术,如练习刺,一天要练成千上万次。它的技术组合是简单的几个单项技术的先后排列。中国兵器的招法是整体性的,不单追求自身的整体性,还包括敌我双方的整体性。例如中国剑术讲求“得机得势”、“因势利导”、“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始终把对方放在主位上,而不是把自己放在主位上考虑。在自身整体性上强调“知己知彼”;在敌我双方的整体性上强调“人不知我,我独知人”。这与西方的“主动进攻”思想完全不同。中国传统武术器械的训练方法是反复练习套路以增强器械的整体意识和技术。再从套路中拆招,达到“举一反三”的变化和增强应变能力。中国剑术,视“磕、格、碰、撞”为剑术之下乘;而西方击剑恰好相反,终日练习“磕、格、碰、撞”技术。这是东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人的体质和素养造成的必然结果。但是,令我们遗憾的是,随着今天中国传统武术技击功能的流失,使得昔日辉煌已经很难寻觅了。

参考文献

[1]戚继光.纪效新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

[2]于志钧,于敏.太极剑技击大观[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9.

[3]白长明,白鲁兵.现代剑道[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4]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击剑运动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2.

中外研究 篇2

中外嫉妒文化比较研究

作为一类消极情绪体验和行为表现的嫉妒从未被东西方文化忽视,由此衍生的嫉妒文化星河灿烂,忝列中西文化之重要范畴.在发展阶段上,嫉妒文化大致可分为现象描述、理论与实证研究两大阶段.在发展特点上,嫉妒文化既具有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性,亦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独特性.本文拟以发展阶段和发展特点为视角,以概念异同为主线,对中外嫉妒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作 者：王晓钧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广东,深圳,518060 刊 名：学术论坛  PKU CSSCI英文刊名：ACADEMIC FORUM 年，卷(期)： “”(5) 分类号：G04 关键词：嫉妒   嫉妒文化   异同   比较  

简评中外人大研究现状 篇3

这种研究模式的不同, 很大程度上是研究者本身的知识结构和学科背景造成的。很多研究人大的外国学者,都是政治科学的教授, 他们正是利用政治学的理论框架,来分析我国的立法机构的运作。而国内研究人大的学者,基本上是宪法学专家或人大机构的实际工作者,他们关注的是人大的宪法学原理,人大制度在实际运行中有哪些不足, 以及法律制度应该怎样健全的问题。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中外学者研究的出发点不同。怎样把人大代议制度用好,对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有紧迫的现实意义,所以这个制度在实践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怎样去克服问题、改进制度,使制度的运行更加符合人大制度的使命, 是中国学者最为关心的。而对外国学者而言, 人大是观察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窗口, 是为他们观察中国共产党统治模式的变化, 中国各政治机构之间关系的演变服务的。所以, 把人大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归纳为一个理论模型, 节约信息, 节省成本, 方便他们观察中国政治。

这种不同，也反映了一种国内外研究路径的常态。有学者评论,西方学术界对话的对象都是学者, 讨论的内容是学术思想,而中国学者陈述的对象往往是国家领导人, 希望当政者采纳自己的主张而实现自己的抱负[9]。很难评说国内外这两种研究范式孰优孰劣。中国的人大制度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代议制理论的指导下,仿效苏维埃的模式, 并结合了新中国的国情建立起来的[10]。从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到今日, 人大制度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并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这种制度活力,不仅是因为人大制度是中国人民的正确的历史选择,也是国内学者孜孜不倦的对策研究的成果。

不过, 对人大制度的研究, 如果仅仅停留在制度改进的层面上, 是不够的, 还应注意对人大理论的完善与创新。理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纵观古今中外, 哪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不是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构建和运转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理论建国, 理论治世。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 理论也要随之接受实践的检验并与时俱进。新中国成立以来,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人大制度的理论,也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比如我党对人大的领导方式的完善，就体现了政治文明化、政治现代化和制度化的发展趋向。比如地方人大对地方“一府两院”的监督，和选民与代表联系的不断强化，体现了法治，民主、代议制政府等经典学术命题在中国的现实化。地方人大制度的发展还促进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规范化。这些新的现象，也就是新形势新环境下,人大制度与政党制度、政府制度和司法制度的衔接,已经被注意到,但还没有系统地补充到人大理论中去。现在做这部分理论创新工作的倒是外国的专家。前面提到的外文文献，都是对地方人大的发展壮大导致的中国地方政治的版图、权力格局的演进的体察。而我们的规范研究倒是为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他们正是在我国学者提供的实证数据的基础上,归纳出了理论模型。这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尴尬。概念化的理论模型，是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的高度抽象和概括，使人一目了然。正是因为理论模型有这样的功用，所以，在西方学术界，它不仅被应用于观察中国政治，也是学者研究本国政治的常用研究工具。但是，国外的学者所掌握的理论再先进，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也不如中国的学者和人大工作者，他们掌握的资料再丰富，总不如我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国内的人大研究者对人大的原理、制度和实践有着深刻的观察和丰富的经验。由中国学者从中国人大发展的本土经验出发, 揭示影响人大制度运行和发展的变量及其因果关系，在实证研究中发展出具有信息节约功能和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模型，则比由外国学者隔靴搔痒的努力，更有意义，也有助于推动人大学这个学术共同体的整体进步。 这一点, 有学者表达了相似的期许[11]，也有学者对人大的成长模式作出了理论升华的尝试[12],笔者希望这能够成为学界的一种共识。

注释：

[1]如，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何华辉主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张式军主编： 《地方人大工作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蔡定剑、王晨光主编：《人民代表大会二十年发展与改革》,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1年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编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四十年》,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 敬延年、韩肇文、张文麒编著：《现阶段的地方人大》,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吴昌期、陈基余主编：《地方人大制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等。

[2]如，邹平学：《中国代表制度改革的实证研究》,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 林伯海：《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制度的分析与构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李步云主编：《地方人大代表制度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康子明：《地方人大代表议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

[3]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编：《地方人大是怎样行使职权的》,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2年版；曹啓瑞、黄士孝、郭大材主编：《地方人大代表是怎样开展工作的》,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编：《地方人大20年》,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文献资料汇编, 1993~2003》,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各地的人大志,地方志;等。

[4]Kevin O‘Brien,“Agents and Remonstrators: Role Accumulation by Chinese People’s Congress Deputies”China Quarterly (1994), 359~380.

[5]Kevin O‘Brien“Chinese People’s Congresses and Legislative Embeddednes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994)，80~107.

[6]Murray Scot Tanner,Politics of Lawmaking in Post-Mao China (Oxford [England]:Clarendon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7]何俊志：《中国县级人大制度模式研究》，重庆出版社 2005年版，第38~39页。

[8]Ming Xia, “Political Contest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Provincial People‘s Congresses as Power Players in Chinese Politics: a Network Explan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July 2000), 185~214.

[9]赵鼎新：《民主的生命力、局限与中国的出路》，availableat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ewsI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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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第19~23页。

[11]何俊志：《中国县级人大制度模式研究》，重庆出版社 2005年版,第43页; 胡伟：《政府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中外地铁广告比较研究 篇4

一、中外地铁广告的地域特色和文化比较

地铁广告作为传媒重要的商业形式、城市现代化的代表符号, 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 并在百年的发展变化中不断的融入人性化、艺术化气息。在国外, 地铁广告早已出现, 地铁广告在国外的研究中一般被认为属于交通广告的一种。Sam Jaffe在文章《Easy Riders》中叙述道:“20年以前交通广告仅仅被视作馅饼的一个角, 而如今依照美国户外广告协会的说法, 它占据了户外广告的17%。”[1]人们在户外的时间越来越多, 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乘客能看到地铁这种交通广告。世界各大城市地铁不仅作为人们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 而且还是展现地域、城市文化的窗口。地铁广告地发展对文化的推广起着重要的作用, 地铁广告有效地促进城市文化发展和经济建设, 增添更多具有人文气息的作品, 增强受众的审美品位和心理感受, 提升地铁交通文化的内涵。

世界许多城市的地铁广告都突出体现地域特色及城市所在地的地域文化。作为世界上最早建成地铁的城市伦敦, 其生活离不开地铁也离不开地铁广告, 从历史到现在, 伦敦的地铁广告仿佛就是英国文化的“视觉盛宴”。地铁广告作品内容除了推销商品的商业广告外, 为了提高人们的艺术感受, 曼·雷1930年设计的地铁海报将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形象渗透到广告与图案设计中, 将超现实主义的思想带给了英国的广大受众, 进入21世纪, 通过地铁广告为大英博物馆等作文化宣传, 以及运用漫画和诗歌等艺术形式大力推广地域文化、城市文化的社会文化广告宣传。另外, 国际上地铁交通历史悠久的城市, 如莫斯科地铁广告展现的是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俄罗斯文化艺术;斯德哥尔摩地铁广告充分展现了现代艺术设计的灵感;还有让人们领略艺术宝库的巴黎地铁广告;将电影节“开”进地铁的柏林, 都将地铁作为艺术的殿堂, 展现各个国家历史的文化并在这些物质载体中浸透着文化品位和文化内涵, 使受众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自身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在我国各大城市的地铁广告中也突出了所在地域、城市的文化特色, 体现出世界地铁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向。国际金融中心与现代化大都市特色相融合的上海地铁展现的是将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成功举办了“上海地铁创意之旅”活动, 把“公益宣传文化、具有地域特色的海派文化、个性鲜明的自身文化、提示与告诫的运营文化”等一系列具有鲜明特色的主题文化引入地铁广告, 营造上海地铁的文化氛围, 全面提升轨道交通广告, 并通过地铁纪念票、地铁艺术展等形式在经济活动中注入文化价值。北京的地铁是中国最早建成的地铁, 是中国第一个日客流超过300万人次的地铁系统, 利用地铁媒介进行文化传播是非常重要的途径。北京地铁广告运用更加突出了地域文化特征, 重点展现了北京城这个既具有古老文化又具有现代都市消费文化的古都。北京地铁内的广告在后现代国际大都市消费文化的时代中增加了北京传统文化的气息。如: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和各门类艺术品广告;演唱会、话剧、电影、展览等城市文化娱乐信息宣传;丰富美观的各地旅游广告信息;推广书籍、网站等媒体的广告信息, 这些广告形式成为凸显中国文化特征和价值取向的广告范例。

二、中外地铁广告的地域经济比较

地铁是城市发展的产物, 纵观世界上一百多个拥有地铁的城市, 地铁的建设和发展直接影响和折射城市的布局和经济发展, 地铁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密不可分, 地铁已经成为一个城市经济实力、人们生活水平及现代化、城市文化的重要标志。地铁建设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城市的建设, 带动了其周边的商铺、房产, 并促成了商业圈经济。地铁广告媒介是地铁作为传媒的最重要的商业形式, 地铁广告以其影响力强大的媒体效应独占鳌头。

新加坡地铁没有政府补贴还处于赢利的收入来源除了车票收入, 就是广告收入和投资收入。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的做法是以地铁养房产, 以房产荣地铁, 使有限的土地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利用地铁创造了更多的经济价值。

从广告发布者的角度讲, 广告的价值主要在于人流量, 在香港地铁车站周边500米内吸纳了50%的人使用地铁, 广告信息的传达效果更明显。北京地铁广告媒介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载体, 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影响着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如北京2003年开通的地铁13号线与2007年开通的地铁5号线在长期被称为“北京睡城”的天通苑形成了交叉点, 吸引了众多品牌商家的集体进驻, 迅速形成了奥北商圈, 同时带动了其周边商业、地产业的高速发展。作为功能性的交通机构, 地铁媒介产业带来的广告本身及广告对相关产业的拉动和促进, 都为北京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期和开幕期间, 地铁内奥运赞助商联想集团这家极富创新性的国际化科技公司, 就借奥运这一国际性的体育盛会大量投放地铁广告, 大力宣传公司全新上市的一款笔记本电脑, 其产品如同奥运一样戴上了国际化的光环, 在奥运的氛围下受众也格外关注了联想集团的这款新产品的广告宣传。

另外, 中国人非常注重传统节日, 传统节日的形成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在中国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这些传统节日来临之际, 各大城市的地铁广告宣传都与这些重大节假日紧密相连, 在此期间地铁广告变得红火热烈, 充满节日的气氛。广告主为相关站点附近的娱乐场所、餐饮中心、购物中心发布大量的促销信息, 广告中各种商品、休闲娱乐等打折促销的信息让消费者不由自主地关注广告中打折送礼的商家有哪些自己心仪的商品, 有哪些娱乐项目和美食能在节日里好好享用。

三、结语

法国著名广告人雅克·塞盖拉曾说:“美国人就是通过广告文化把自己的广告和诸如万宝路、麦当劳、耐克这样的美国梦想带给全世界。”[2]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全球化的今天, 我们更应该面向世界, 面对未来, 关注城市、文化、地铁、广告之间的关系, 使地铁广告成为地铁文化的载体, 地铁文化成为展现城市文化的窗口。对中外地铁广告的比较研究充分发掘了地铁文化的潜力, 城市文化的特点, 这将有助于广告公司、广告主对地铁文化、经济特点的把握, 将更好地推动哈尔滨建设高度发展的个性化城市地铁广告, 促进哈尔滨的城市文化发展和城市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1]李彦.地铁广告研究[D].厦门大学, 2006.

中外社会主义名著研究 篇5

一、对世界社会主义总体发展及其前景的研究 较有代表性的有：

1.张光明著《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2.肖枫著《两个主义一百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3.于洪君著《丰碑与警示——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4.吴江著《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5.任玉秋著《社会主义启示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6.靳辉明主编《社会主义的历史·理论·前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7.李慎明主编《低谷且听新潮声：21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前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8.(美)约翰·K·加尔布雷思,(苏)C·M·梅尼希科夫著；张达楠等译《东西方对话：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处》北京：外交出版社，1989年版

9.靳辉明, 荣剑著《超越与趋同：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及其当代思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0.(英)F.A.哈耶克著；冯克利等译《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二、对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的深层次研究和总结 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

11.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12.汪亭友著《克里姆林宫的红旗因何坠地——苏联演变的根源探究》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13.申战等著《战后东欧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比较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14.沈宗武著《斯大林模式的现代省思》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15.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

三、对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经济社会转轨的研究 较具代表性的有：

16.金雁著《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17.金雁, 秦晖著《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上海：上海三联書店，2004年版

18.杨华主编《东欧剧变纪实》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19.(英)本·福凯斯(Ben Fowkes)著；张金鉴译《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四、对国际共运史和中苏关系史的研究 “主要成果有：

20.高放等著《三个国际的历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21.田保国、姜爱凤著《不该忘记的红色历史：共产国际外围组织寻踪》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22.左凤荣、姜长斌著《读懂斯大林》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23.蒲国良著《走向冰点——中苏大论战与1956—1965年的中苏关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24.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五、国外社会主义的研究 研究成果主要有： 25.梅荣政, 张晓红著《论新自由主义思潮》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6.裘援平等著《当代社会民主主义与“第三条道路”》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27.周穗明等著《现代化：历史、理论与反思——兼论西方左翼的现代批判》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28.肖枫著《古巴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六、当代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的研究 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

29.李景治等著《当代资本主义的演变与矛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30.吕有志等编《并存与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31.边鹏飞等著《反思与求索——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若干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七、外国政党特别是外国执政党的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有：

32.刘东国著《绿党政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33.中联部研究室编《兴衰之路——外国不同类型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八、社会主义研究资深学者的文集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四位苏联史专家的文集： 34.郑异凡著《史海探索》、35.叶书宗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36.柳植著《世纪性的实践》、37.徐天新著《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38.顾海良《马克思“不惑之年”的思考》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九、冷战

39.(英)约翰·W·梅森著；余家驹译《冷战：1945-1991》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40.曹宏, 周永才主编《冷战后：谁能毁灭地球》北京：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

41.刘明著《博弈：冷战后的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 China》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2.张蕴岭主编《合作还是对抗?：冷战后的中国、美国和日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43.彭谦, 杨明杰, 徐德任《中国为什么说不：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误区》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版

44.宋强, 张藏藏, 乔边等著《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

45.肖枫《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扫描》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

十、科学社会主义

46.刘忠礼著《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邓小平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47.张式谷著《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与成熟》北京：求实出版社，1986年版

十一、经济全球化

48.王梦奎主编《经济全球化与政府的作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9.[美国]里斯本小组著；张世鹏译《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未来》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十二、空想社会主义

中外体育财政问题比较研究 篇6

（1.江苏警官学院警训部，江苏 南京 210012；2.首都体育学院理论学科部，北京 100088）

摘 要：体育财政问题研究过去多散见于体育资金来源、预算拨款等问题，长期以来理论界并没有进行过系统研究。本文结合国外已有定量研究分析，结合我国体育财政特点和国情，对中外体育财政问题进行比较研究，以其为体育财政问题的系统研究提出相应的借鉴性启示。

关键词：体育财政；中外比较；体育资金来源；体育拨款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12-1616-04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port Finance Issues in China and Abroad

FAN Dao瞞ing1, WANG Zi瞤u2

(1. Jiangsu Police Institute, Nanjing 210012, Jiangsu China; 2. Capital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The past researched on sport finance were about its fund resource, budget and allocate funds, but no systematic study emerging from theoretical fields. Combining with existed quantitative study abroad and specific situation of sport finance in China, the paper do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port finance issues

in China and abroad, in order to provide corresponding reference to the issue.

Key words: sport financ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abroad; sport fund resource; sport allocate funds

体育财政是国家财政的一部分，具体来说属于政府公共财政支出范畴。政府财政主要分财政收入和支出两大部分，财政支出可以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两类，而购买性支出又包括社会消费性支出和公共投资性支出。我们这里提到的体育财政问题多属于购买性支出中的社会消费性支出。

社会消费性支出是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所需经费的总称，主要包括行政管理支出、国防支出、科教文卫支出等^[1]。体育财政更多地就是如何在政府公共支出中分得的这一勺羹更为合理地、最大限度地去用于体育事业的发展。除此之外，体育财政还应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依靠多种来源来实现，诸如体育产业经营、体育赞助、各种促进体育事业的预算外基金收入、体育彩票等。这样以来，体育财政问题就全面地体现出来了财政问题中的收入和支出问题。

体育财政问题就是从用于发展体育事业的经费拨款、收入以及支出等问题展开分析。国外的体育拨款主要来源包括国家和地方预算、彩票收益、公司和媒体资金、基金和居民资金，同时还包括社会工作中节省下来的资金等。在这些方面世界各国情况大同小异。另外，国外体育拨款来源结构和规模不仅受到本国国情的影响，还受到世界某些国家行业经济特点的影响。因此，本文将通过若干个别国家的例子来分析体育拨款来源的特点，包括一些国家的体育财政拨款的体制。这将对我国体育财政政策在后奥运时期的制定和走向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1 我国及世界各国体育财政特点综述

我国体育财政主要来自于国家财政支出对体育事业的财政拨款、财政部对国家体育总局财政预算拨款，除此之外，体育产业经营收入、体育彩票发行公益金收入以及一些相应税收等都是用于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财政收入。其中，国家财政支出中的体育事业经费是在同国家行政支出、国防支出、科教文卫体等社会消费性支出的一些类别中，进而还有一些具体的级别划分。我国体育财政的种类和级别等特点，在国外一些国家体育财政中也略有大同，只是在形式上和具体划分中多有小异。

20世纪90年代初，受欧洲体育发展委员会委托，一些法国专家（Andreff W.,Bourg J.-F.,Halba B., Nys J.-F.,1995）就曾经综合研究过系列欧洲国家体育的拨款来源。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体育的主要拨款来源包括国家和地方预算、彩票收益、公司和媒体资金、基金和居民资金，同时还包括社会工作中节省下来的资金等^[2]。

国外体育拨款来源结构和规模不仅受到本国国情的影响，还受到世界某些国家行业经济特点的影响。因此，可以通过若干个别国家的例子来分析体育拨款来源的特点，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研究人员所获的数据之间不具有可比性。除此文献外，本文还介绍了一些俄罗斯和日本的体育财政特点。

1.1 法国

国家预算通过下列部门直接给体育行业拨款：教育部、青年和运动部、国防部、邮政电信通讯部、住宅建设和运输部、农业部等。

每年划拨给青年运动部的资金（约15亿法郎）占国家总预算的0.2%。如果大学体育教师的工资由教育部发放，那么国家拨款的比重就会上升到国家预算的0.8%。

体育事业的开支是各区（约占1.0%）、司（约占1.0%）、公社（约占4.5%或约220亿法郎）预算的重要一部分。

法国五家主要电视频道（TF-1, Antenne-2, FR-3, Canal+和La-5）的年均体育预算总额达13亿法郎，其中65%（约8 500万法郎）用于获取转播权。

每年约有一百万人投入3亿个小时来完成各个体育组织内的工作。其财政支出约为10 500 000百万法郎，相当于57 000个人一个全工作日的劳动所得。

1.2 意大利

划拨到体育事业中的资金（包括大学体育教师的工资）占国家总预算的0.3%左右。

预算资金的主要获得者有教育部（约9 780亿里拉或占国家总预算资金的73.3%），旅游部（约1 980亿里拉或占14.9%），国防部（约860亿里拉或占6.5%），财政部（约330亿里拉或占2.5%），内务部（约250亿里拉或占1.9%），农业部（60亿里拉或占0.5%）等其他部门（约50亿里拉或占0.4%）。

地方和省级预算划拨给体育事业的资金约占年度总预算的1.0%。

各种体育彩票对体育事业的年度拨款为9 300亿里拉。

居民对体育的年度直接投入就达165 900亿里拉。

共有71 600人参与到各种体育组织（尤其是体育俱乐部）的志愿活动中。财政为志愿者工作每小时投入达15 000里拉。

1.3 葡萄牙 体育预算拨款是通过各种渠道来源实现的，数额分别如下：

1) 国家预算：教育部126亿埃斯库多，即葡萄牙本位货币（占行业总预算资金的29.7%），旅游部26亿埃斯库多（6.1%），规划部11亿埃斯库多（2.7%），其他部门10亿埃斯库多（2.2%）；

2) 区预算22亿埃斯库多（5.3%）；

3) 地方预算228亿埃斯库多（54.0%）。

博彩业给体育事业的年度拨款总额为26亿埃斯库多。

1.4 俄罗斯

俄罗斯体育财政拨款有各种投入部门的财政资金来源，这些来源可以归结为两大类：预算资金来源和预算外资金来源。俄罗斯体育财政预算拨款的结构和内容的特点可以在现行的财政预算分类基础上进行描述,该分类引自俄罗斯联邦“关于向‘俄罗斯联邦财政预算分类联邦法中添加修正和附件”法（第115号联邦法，2000年08月05日）。

财政预算分类是俄罗斯联邦各种水平财政系统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类别，也是这些预算赤字财政拨款来源的类别。该分类运用于财政方案和完成各种财政预算方案的制定，保证了俄罗斯联邦各种水平的财政预算系统预算指标的可比性。

俄罗斯联邦财政预算分类包括：

1) 预算收入分类；

2) 预算支出功能分类；

3) 预算支出经济开销分类；

4) 财政赤字时内部和外部财政拨款来源分类；

5) 俄罗斯联邦和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内部和外部债务类型分类；

6) 联邦预算支出层次分类。

以俄罗斯用于体育方面的财政支出类别“保健和体育运动”为例来介绍一下俄罗斯联邦财政支出功能分类，这是俄罗斯联邦财政系统各种水平的财政支出类别。它反映了财政资金用于履行国家基本职能，其中包括用于资助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和俄罗斯主体国家权力机关通过的法案的实施，以及用于资助其它权力机关移交的单个国家权力的实现。

第一级俄罗斯联邦财政支出功能类别是用于履行国家职能的财政资金消耗的类别。对部门来说最重要的财政支出功能分类是“保健和体育运动”。

第二级俄罗斯联邦财政支出功能类别是确定用于履行国家职能的财政资金的子类别。“保健和体育运动”类有三个子类别组成：“保健”，“流行病防疫监控”和“体育运动”。

第三级俄罗斯联邦财政支出功能类别由专用等级形成，这些专用等级反映了资助用于主要管理人获得方面的财政支出。“体育运动”子类别主要包含以下几类专用等级：“中央机构”，“用于中等职业教育的部门开销”,“用于进修和提高职业技能的部门开销”，“用于高等职业教育的部门开销”，“用于教育领域内的其它部门开销”，“体育团队组建的部分开销”，“体育部门开销”，“用于联邦专用项目的其它开销”。

第四级俄罗斯联邦财政支出功能类别是由一些把用于专用项目范围之内的财政支出具体化的财政支出类型组成的。例如，“中央机构”这一项包括下面这样的支出类型：比如“机构的资金维持”和“用于机构资金维持的开销”，“科研和结构试验工作”专项，“进行联邦专用项目内的科研和结构试验工作”和“其它科研和结构试验工作”等等。

1998-2000年“保健和体育运动”联邦财政开支功能类别和它的子类别在表1中列出。功能分类中的其它开销比例在作为俄罗斯联邦主体的莫斯科市财政预算分析中被标出。

在2000年城市财政预算中“保健和体育运动”类别的开支占到了预算开销部分的8.1%（在俄罗斯联邦预算中占到1.87%）；“体育”类别的开支占到开销部分的0.18%(在俄罗斯联邦预算中占到0.09%)。

莫斯科市财政预算中“保健和体育运动”类别的单个子类别开销比例有下列指标：“保健”子类别的开销占97.80%（在俄罗斯财政预算中占到82.2%），“流行病防疫监控”子类别的开销占到0.04%（在俄罗斯联邦财政预算中占到13.0%），“体育”子类别开销占到2.16%（在俄罗斯联邦财政预算中占到4.7%）。

1.5 日本

日本的体育财政来源从大的方面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国家和地方的财政预算、体育振兴基金、国营体育比赛彩票（赛马、赛艇、自行车赛、摩托车赛）、体育振兴彩票收益金、民间团体的赞助等，其中，财政预算来自于“税收”、体育振兴基金和民间团体的赞助来自于“企业捐助”、彩票收益金来自于“个人”。

在日本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中，与体育有关的内容包括“体育振兴事业”、“健康振兴事业”和“都市公园建设”等等。近年来，由于受日本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体育振兴事业”中的“体力促进事业”一项的预算从1996年的4 531亿日元以来呈现直线下降趋势，2003年为3 205亿日元，内容包括“设施建设”、“指导员培养”、“团体组织建设”和“开展活动”四个方面，其中“设施建设”占总预算的63.2%，可见政府对体育基础建设的高度重视。

体育振兴基金包括日本体育学校健康中心管理和运用的国家体育振兴管理及各都道府县独立设立的体育基金两部分。前者是当年政府出自250亿日元，加上个人和企业捐助共290亿日元作为基本基金启动起来的，主要用于提高日本的竞技体育水平，又细分为“体育团体选手强化训练”、“体育团体举办比赛”和“选手和教练的相关活动”三个方面，2002年共向各团体拨款9.1亿日元。而后者是地方政府各自设立的基金，目前共有32个都道府县设立该基金，总额253亿日元。彩票收益金作为体育财源的补充，现已发放的补贴总额已达72亿日元^[3]。

比较欧洲国家，日本体育活动补贴发放的补贴额度与政府的行政预算相比数额非常地少。这一点，日本的体育财政体系和其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多少有些相悖，但也说明了日本政府对体育事业的重视。

2 国外体育财政特点分析

2.1 欧洲许多国家体育财政的最大资金来源是居民消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对体育投入了大笔开销这一事实，表面上看是完全符合逻辑的。这一特点和欧洲西方发达国家近百余年完善的市场经济历程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过程中，体育职业化、体育商业化的进程也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相应而来的居民参与体育活动、进行大量的体育消费已经成为促进体育事业、体育产业重要的环节，进而为体育财政带来了主要的资金来源。

2.2 西方大多数国家，第二大体育资金来源是地方预算，仅次于居民消费，比国家预算拨款力度要大得多的

关于这一特点，究其主要原因，应当说来也和上述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甚至和西方经济发达的财政特点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即国家预算内财政拨款主要针对国防、政府部门公共支出以及部分社会性消费支出。即便在属于社会性消费支出中的科教文卫等体系，二级、三级一下的地方财政预算占据主导。也就是说，结合这些国家的体育体制问题，用于体育方面的国家财政预算的比重要远远小于地方财政预算。

2.3 国家预算是体育事业第三大资金来源

综合上述国家用于体育方面的财政资金，按照比重国家预算是第三大资金来源了。国家政体对政府发展体育事业的投入有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是投入额度的大小，更为重要的是国家财政的重视程度。毕竟市场化程度高的市场经济国家，国家财政预算在各个方面的额度都不是很高，比较明显的体现是联邦制的非集权国家的拨款明显少于其它体制类型的国家。

2.4 营利性组织是体育资金的补充来源之一

在欧洲许多国家，营利性组织比如像一些企业、公司的投入力度甚至少于国家预算。欧洲国家各公司、企业以各种形式参与到体育拨款行动中来，赞助商的身份赞助或者直接拨款用于发展“公司体育”等。但是，在特殊的体育活动中，公司、企业却是其重要的资金来源，比如“欧洲杯”“奥运会”甚至一些商业性体育比赛。之所以如此，莫过于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公司、企业对体育行业和部门投入资金看中的是知名度、美誉度的市场回报。但总得说来，从国家体育财政的角度看营利性组织对体育的投资，不过是体育资金的补充来源之一。

总趋势是，地方的、局部的体育拨款明显大于国家拨款。

2.5 体育财政的主要受益对象是各种体育组织及联合体

体育行业的拨款主要对象是各种体育组织及联合体，尤其是体育俱乐部。资金的第二大受益者是体育设备，第三是体育企业，其拨款额度较小，不予关注。还有就是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体育组织的工作对象是重要的物质资源，若以货币计算其价值通常是国家预算拨款的好几倍。

2.6 俄罗斯体育财政拨款体系比较完善

俄罗斯体育财政拨款不仅类别众多，而且各行政级别也自成体系，但涉及到的“体育类别”却十分清楚、具体，同时各行政立法环节也都分工明确。比如它的财政预算分类不仅反映了财政资金用于履行国家基本职能，还包括用于资助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和俄罗斯主体国家权力机关通过的法案的实施，以及用于资助其它权力机关移交的单个国家权力的实现。这对于在行政区域众多、行政级别多样的我国体育财政而言具有高度的借鉴意义。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较之其它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公司企业仅仅作为体育资金的补充来源之一而言，俄罗斯在这一点上有其特殊的贡献。尤其是随着俄罗斯转型期经济变化的不稳定性，许多俄罗斯企业对体育资金的注入却是其它西方国家望其项背的。这个特殊性其实和它的体育财政特点是没有关系的，严格说来是受到了典型的俄罗斯体育产业政策主体偏好特征的影响^[4]。即作为俄罗斯营利性组织对体育资金拨款的行政主体来说，他们的体育偏好对该类体育财政来源有着重要的贡献意义。

3 国外体育财政特点对我们的启示

3.1 体育拨款来源种类众多，形式各异

无论是俄罗斯的体育拨款预算内和预算外之分，还是日本体育财源的诸多方面，以及法国等西欧国家的通过多种部门来给体育行业的财政拨款，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体育拨款的种类众多，形式各异。从种类上而言，当前我国用于体育事业的财政拨款相对单一，部门形式也仅局限与体育行政组织和教育部门的体育领域。尤其是地方财政来源受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其比重相对较弱。作为重要体育资金来源的居民体育消费这一环节更是受居民收入总水平制约，其挖掘的潜力有待大力提高，且作为体育资金来源方面的利用效能方面更值得提升。

3.2 体育财政来源的渠道多样，其中博彩业是其中重要手段

我国的体育财政来源除了预算内的国家和地方拨款外，其它诸如企业赞助、个人基金、彩票收入等方面用于相关的体育事业形式不仅应该呈现多样性发展趋势，且其比重也应有所加大^[5]。尤其是博彩业是国外许多国家支持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手段，而且国外体育领域中的博彩业的形式也是非常多的，同时相关法律支持手段也比较完善。我们国家近年来体育彩票虽然发展很快，但总的特点还是种类、玩法比较单一，出现的法律纠纷也比较多且解决起来法律依据不够充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体育博彩业作为体育财政来源这一主要渠道，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居民在该方面的消费。

3.3 体育财政拨款级别明确，地方拨款为重

从直接的体育财政来源而言，地方财政在体育财政拨款中占据主要份额，一般在西方发达国家体育财政中超过50%以上。这里固然受到各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因素的影响，但值得肯定得是，采取地方拨款为重的体育财政拨款制度，比较符合区情，适合各地因地制宜开展本地区体育事业和发展本地区体育产业。

3.4 用于体育的各类基金在体育财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金在一定程度上对体育财政中出现的问题能够起到弥补的效果。比如在俄罗斯因其预算内体育财政拨款问题，使得俄奥委会在参加国家重大比赛时受到影响时，该国政府便动用总统基金用于俄奥运代表团参加奥运会使用。当然，类似情况主要受到国家财政政策主体偏好的影响，但用于体育的各类基金在体育财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经毋庸置疑，而且体育的基金形式如同体育财政的来源一样具有多样化的特征，我们应当结合我国国情充分发挥体育基金的作用，开发并支持各类合法基金用于体育财政。

4 小 结

体育财政问题研究过去散见于政府和地方体育预算、体育产业之体育彩票、体育赞助以及公共产品供给等研究领域^[6]，或者在一些体育事业统计数据中也有所涉及，但对于体育经济学研究乃至财政学领域里的有关体育经济问题却鲜有系统研究。

国外体育财政问题定量分析已有大量成果，虽然受各国经济政治体制影响各有特点，但总体趋势对我国体育产业高速发展的今天，尤其是后奥运后体育经济、体育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如体育财政来源渠道的多样化、体育财政拨款形式的全面性等特征^[7]，都是我们今后在体育财政问题中可以值得借鉴的地方。

参考文献：

［1］ 刘怡.财政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68-70.

［2］ Экономика физ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и спорта: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Под общ. Ред. Кузин В.В. -M.:СпортАкадемПресс, 2001，496：4.

［3］ 陈琳译自日刊《体育科学》2003年第9期，日本体育财政和体育补贴制度的现状和展望［J］.体育科研，2004，25(3)：47.

［4］ 李军，邵雪梅，王子朴，等.俄罗斯体育产业政策发展特征及对我国的启示［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8(3)：4-7.

［5］ 李刚.关于足球单场彩票发行目的及玩法设计的几点建议［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7，19(2)：1-5.

［6］ 黄璐，杨磊.中超联赛是公共产品？——对《足球联赛产权与公共产品供给》一文中支撑基本观点的决定性理论的质疑［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7，19(1)：18-20.

中外科学传播对比研究 篇7

1 对国内外科学传播的理解

科学传播简单理解就是科学大众化的传播。广义上科学传播活动一直伴随着人类的生活, 但通常我们所指的是西方近代科学的传播。

1.1 国外科学传播历程

自16世纪开始, 近代科学在欧洲兴起, 科学家通过出版科普书籍, 向社会大众宣传新科学。人们开始理解科学, 使用科学并支持科学事业的发展。但随着科研经费的一度攀升和科学应用的负面影响出现, 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 全球性的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核泄漏等问题, 公众对科学的支持和赞赏程度下降。学者和相关决策者们认为, 随着科学建制化的出现, 公众可能对科学的理解不够充分, 而不支持对科学的投入, 于是英国皇家学会1985年发布了《公众理解科学》报告, 开启了公众理解科学的活动, 目的是通过广泛开展科学普及和传播, 提升公众的科学素质, 增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2000年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发布了报告《科学与社会》, 以此为标志开启了“科学传播”阶段, 强调科学家和公众双向互动, 是更进一步的促进公众理解科学, 从而让公众信任科学。

总体来说, 国外有较多的科学传播活动, 社会公众与科学家有较多的交流机会, 公众也比较关注科学的进程。

1.2 国内科学传播历程

西方近代科学, 对中国来说是舶来品。鸦片战争让中国人看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先进性, 中国人感受到的西方近代科学的力量。从此国人觉醒开始从军事技术等学习西方的科技。这很容易让我们把“科学”误解为“技术”。近代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但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 让我们意识到必须学习西方的技术之本科学, 以前早期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理念彻底改变, 西方的科学理念开始被中国人引进接受, 并逐渐替代传统的中国文化, 成为中国人所一致认可的意识形态, 大家都认为应该发展科学。甚至过于信任科学, 科学主义在中国盛行。

对科学的不同理解, 使我们对科学传播也有不同解释。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理工翟杰全教授提出的“科技传播”和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提出的“科学传播”。

总体来说, 中国从西方技术学起, 正好符合中国实用文化传统, 但中国若要新的突破, 则要重视科学精神的培养, 创新探索理论研究。

2 中外科学传播存在的问题

中外科学传播过程中, 对待科学持不同的态度, 因此在科学传播中也存在不同的问题。

2.1 国外的问题

简单说, 国外科学传播的问题是信任问题。西方人崇尚真理, 他们探寻普世真理, 并在实践中去检验其客观性。如果有出入他们就会质疑所信任的科学。科学家的科学研究经费是要取得大众的信任理解才可以顺利得到。但科学的试用有时是不受科学家掌控的, 当科学被误用产生负面影响, 公众就会质疑科学, 甚至是不信任, 导致科学研究开展不顺。这是一个需要对话理解才能取得信任的长期过程。

2.2 国内的问题

国内目前公众还是对科学深信不疑, 国内科学传播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问题一:对科学和技术的混同理解。中国是在列强侵略战争中接触西方近代科学的, 我们看到了坚船利炮的先进性, 再加之我们的实用主义文化传统, 让我们容易把“科学”误解为“科技”, 把“科技”误解为“技术”, 科学被当作工具与技术混用。

问题二:缺乏科学精神。正如万小龙所言“在西方, 是先有科学精神才产生了近代科学, 然后才有近代技术和近代工业。如果说这个过程是由内向外的, 那中国人的学习过程则是由外向内的, 没有真正树立起科学精神。”[1]现在该是我们正视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我们的科技整体都有一定的提高但缺乏一种原创的科学精神, 这将影响我国的创新发展。

问题三:科学主义盛行, 缺乏反思。科学主义强调科学的万能, 即用科学的方法思维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中国人是过分的信任科学, 我们看到了科学的好处, 但也要对存在的问题警觉起来。在传播科学的同时我们要反思科学本身的局限, 并注意到滥用、误用科学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我们要保持客观理性的头脑, 不盲目夸大科学的作用, 出现问题时也不急于反对科学。

2.3 共同的问题

科学传播活动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还是有些盲目性。科学传播总体上还缺乏系统的规划。实践参与人员通常是小范围的开展活动。理论研究没有举世瞩目的著作。

3 对于存在的问题解析

3.1 国外问题解析

对于国外存在的信任问题, 需要科学传播 (science communication) 交流, 可能公众懂了理解了科学家所做的科学研究和工作流程, 就会改善他们理性的对待科学事件。与此同时科学家也会理解公众的思维想法, 使双方达到某种恰到好处的信任。这是一个不断交流理解的过程。

3.2 国内问题解析

中国人接触西方近代科学的特定历史背景和中国实用主义的传统, 容易让中国人从技术的角度看待科学。所以在中国谈科学传播, 首先要正确理解“科学”的含义。北大吴国盛教授认为科学有三种定义, 由宽到严, 分述如下:第一种, 把科学定义成人类与自然界打交道的方式。第二种, 把科学定义成由希腊思想发端的西方人对待存在的一种特殊的理论态度。第三种, 把科学定义成“近代科学”, 即在近代欧洲诞生的那样一种看待自然、处理自然的知识形式和社会建制, 这是人们最常用的一种科学定义。”[2]这种近代西方科学具有强力意志, 是功利性的、力量型的、征服和控制型的科学。[3]

现在我国的综合实力有所增强, 科学主义在中国还是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从西方已出现的如核武器的使用, 环境污染扩大化等问题, 我们要保持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去反思科学, 才能让科学在服务人类的正确航程上。

3.3 共同问题解析

科学传播是需要理论结合实践的, 目前偏向实践更多些。总体工作仍需要一个整体的规划, 才能更好地让科学造福人类。

前网络时代, 我们记录积累大量的数据, 那么我可否从已有的数据去预测科学传播未来的发展方向呢。这需要拥有大数据的政府和技术成熟的公司共同合作, 通过分析现有的数据我们也许可以发现一些新的有价值的信息帮助我们做好科学传播。

4 结论

在大数据时代来临之际, 我们反思科学传播, 分清问题认清形势, 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发展科学传播, 可能会使科学传播事业有个新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万小龙.科学本性与人文精神-科学技术中的人文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348.

[2]吴国盛.科学走向传播[M].湖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117.

中外档案教育比较研究 篇8

一、国外档案教育概况

1. 美国。

美国的档案教育萌芽于20世纪初。据资料统计，全美各地包括马里兰大学、南卡罗来纳大学、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拉来格分校、丹佛大学等60余所大学的历史系或信息学院开设了不同程度的档案专业课程。美国的档案教育主要有三个层次，即大学开办的正规教育、档案工作者协会负责的继续教育和档案馆举办的岗位培训。[1]美国高校档案专业教学计划一般包括理论课与实践课两大部分。重视实验课的教学是美国档案教育的重要特色之一。学生通过上实验课，不仅可以熟悉档案工作的各个环节，包括收集、整理、编目和提供利用等，而且能够从事档案领域的定向研究。

2. 瑞典。

在北欧各国中，瑞典是最早开办大学档案教育的。从1973年起，斯德哥尔摩大学就开始提供档案教育。除此之外，瑞典还有5所大学提供档案学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瑞典的学位教育采取学分制，取得硕士学位必须修满180个学分，其中80个学分是主课程学分。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档案学课程属于人文系的历史课程和文化课程，学习档案学的学生必须已经获得大学的一定学分，或者具有档案工作经验。档案学课程内容覆盖了档案学的各个方面，包括档案学理论、档案立法特点、档案登记、档案整理编目、信息检索、档案鉴定和处置，以及技术问题等。此外，在教学大纲中除了课堂教学以外，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档案学课程还包括在公、私机构的实习课程。[2]另外，瑞典的国家档案馆在档案教育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瑞典的国家档案机构主要针对政府机关、私人组织，如协会和企业等开展档案培训课程和研讨会。隶属于国家档案馆的军事档案馆为国防部门开设相关课程。但是瑞典国家档案馆的培训没有建立正式的学位体系。

3. 英国。

目前，英国的档案教育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大学开设档案专业课程；二是英国各档案机构提供的在职培训；三是英国档案工作者协会提供的定期培训。其中，大学档案教育是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在英国各大学中，档案课程大多由历史系开设。大学档案教育的突出特点：一是层次高，属于研究生教育范畴；二是理论与实践结合明显，每门专业课程都配有实践部门的兼职教师，都要求学生到实践部门开展实习，最终的成绩都通过理论考核与实践考核给予综合评定。[3]英国大多数公共档案机构，比如公共档案馆、苏格兰档案馆、威尔士档案馆等都有为馆内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没有实践经验的人员提供在职培训。英国档案工作者协会提供的定期培训是大学档案教育的补充形式。课程多以讲座或讨论的形式来完成，学生们需要就课程内容完成作业并进行实习。

二、中外档案教育的异同

1. 相同点。

(1）受信息技术的影响，中外的档案教育在课程设置上都有信息化的色彩。中外的档案教育工作者都看到了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因此中外的档案课程设置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欧美许多大学开始将档案学课程开设了信息科学系。我国的档案教育也根据自身的教育特点，结合我国政务信息化发展给政府和档案管理人员带来的影响，在档案课程设置上增设了如信息管理导论、信息检索、信息资源组织、信息政策法规等方面的课程，以保证学生胜任未来政务、档案信息管理工作。另外，随着电子化、数字化的发展，电子文件的出现，欧洲许多国家开始重视电子文件管理的教育和培训研究，电子文件管理课程已成为档案在职教育和培训或继续教育的必修课程。除了电子文件管理课程，还有电子文件管理的思想、方法和技能在档案课程教学内容中都有体现。我国的档案教育工作者也充分认识到电子时代的到来给档案教育带来的影响，在国内，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苏州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等许多大学都设立了电子政务、电子文件管理等顺应时代特点的课程。

(2）中外都注重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面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外的档案教育工作者都在努力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更加活泼多样、学生容易接受的形式，如启发式、学导式、研讨式等。在教学手段上，许多大学都采用了计算机辅助教学（CAI）、案例教学、观摩学习、网络辅导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教师们采用文字、声像、电子、多媒体、网络等各种手段获取教学信息。随着计算机及网络的普及，远程教育更是比比皆是。

2. 不同点。

(1）中外档案教育的师资队伍及办学主体不同。我国的档案教育以学校为主，档案行政管理机构为辅。档案中等教育主要是有中专、技术学校和职业高中承担。高等教育主要是在大学里完成的。在办学形式上，无论是成人教育还是电视大学、自学考试，都是学校教育占主导，档案局（馆）只在干部培训中占一定比例。在正规档案学教育中，主要是专职教师，为了弥补专业教师的不足，各办学单位又会聘请具有实践经验的档案管理人员做兼职教师，档案在职培训的师资队伍主要由兼职教师构成，这些兼职教师相对固定，不经常调换。因此，在学科设置和师资力量方面我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档案教育体制，拥有丰富的档案专业教材和齐全的师资力量。

而欧美的办学主体与师资队伍与我国有所不同。欧美档案教育的办学主体具有多样性，档案教育机构与档案职业专业学会和实际部门合作办学，教学大纲受职业学会指导，学位证书受职业学会认定，人才的知识结构和培养目标及未来去向受实际部门需求的影响。[4]在师资队伍方面除必修课教师为专职的档案学者外，专题研究课教师多为实践部门的兼职档案专家。在美国档案教育机构是学校、协会、档案馆三足鼎立，美国的学校没有档案学专业，只有档案管理方案或档案学课程，且没有中等教育层次，使其大学教育的力量相对薄弱。岗位培训在这一层次主要是档案馆负责，美国对档案馆工作人员级别要求很高，进馆人员都要进行为期两年的培训计划，受训后档案人员即可提升两级。英国虽然在大学里开设档案专业课程，但其档案教育实际上只是研究生教育，其档案工作者协会的专业培训也主要针对档案在职人员的教育。英国的档案教育也没有明显的纵向层次。

(2）在中外档案教育中，理论课和实践课的重视角度不同。我国档案教育主要是课堂授课式，几乎是教师讲完整节课。在教学内容上我国更注重理论的系统性、稳定性，偏重对文史知识的熏陶，主要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和理论水平，对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操作技能培养的不够。而在美国的正规大学教育中，教学形式常常是通过课堂实践、模拟表演、自由讨论等多种方式使学生消化理解的。就档案教育内容而言，美国则理论、技能兼顾，实用性特点相对突出。美国的档案课程设置中基础课程和辅助课程各占一半。美国的档案教育课程把诸多实用性内容摆在首位，美国的教师经常带学生去各类档案馆参观实习，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模拟表演，这种形式类似于MBA的案例教学，其教学效果相当不错。[5]

在英国，档案教育被看成是一种实用技术职业，无需深厚的理论知识，档案工作者可以从相关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中获得大部分知识。因此，英国的档案教学采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办法，使学生在理论学习过程中同时了解实际工作需要，减少学习盲目性，促使教学内容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相连，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3）中外档案教育机构对档案在职人员的培训重点不同。中国对档案在职人员的教育培训主要是一种上岗资格证明，对培训对象没有具体学历高低的要求，所有从事档案工作的人员都可以参加继续教育和培训。而在国外，许多国家都要求参加继续教育的人员要拥有大学本科或本科学历以上的文凭。在培训内容方面，我国主要讲授档案基础课程，重点传授理论知识，而国外的在职教育侧重于对档案工作具体业务环节的讲授，注重对新技术的学习和档案行政职能及人事、财务管理等知识的灌输。另外，在美国的继续教育中最有特点的是岗位轮训制，即学员在2至3个月的时间里要被派到十多个部门进行实习，熟悉馆藏，直观的了解档案馆的各种业务，使学员在实践中更好的掌握知识。

档案学本身又是一门动手能力非常强的技术型管理学科，因此，我国的档案教育要想取得更快、更广的发展，必须在立足自身优势的前提下，汲取国外的优秀做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档案教育结构；调整实践教育与理论教育的结构比例；紧跟时代特点，掌握学术动态，加强专业教材建设，使我国的档案教育事业不断进步。

摘要：本文通过对国外及我国档案教育概况的简单介绍,指出了中外档案教育在教育模式、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等方面存在的异同,通过比较研究,我国的档案教育要吸取国外的先进做法,取长补短,从而更好地推动我国档案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中外档案,档案教育,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杜鹃.中美档案教育比较[J].兰台世界,2003(10).

[2]肖秋惠.当前北欧各国的档案教育特色[J].档案学研究,2005(6).

[3]邓君.中英档案教育比较[J].兰台世界,2001(6).

[4]安小米.欧美档案高等教育研究及其启示[J].档案学通讯,2003(2).

中外内部审计比较研究 篇9

要了解我国内部审计的现状, 就必须通过和国外先进审计状况进行对比, 因为没有对比, 就不可能准确判断我国内部审计所处的具体阶段, 就发现不了其特点以及和国外先进内部审计的差距。由于内部审计产生于欧美发达国家,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 欧美等发达国家对内部审计相对来说有较深入的研究和总结, 并能够及时将新成果运用到实践中去。因此发达国家企业内部审计模式较为成熟。而我国内部审计起步晚, 发展较为缓慢, 虽然近些年发展迅速, 但与社会中介审计和政府审计相比, 内部审计不论是在法律法规制度的建立上, 还是在机构设置、人员数量和质量, 以及在业务建设和职能作用的发挥上都明显落后, 与发达国家相比,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存在较大差距,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设立内部审计部门的动因不同

从中西方内部审计的发展史来看, 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内部审计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内部管理层次的增多和控制范围的扩大, 基于企业内部经济管理与监督的需要而产生, 并随着管理的需要而不断发展的, 它是企业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内部审计制度则是国家根据经济体制改革后出现的新形势, 为强化审计监督体系, 建立和健全企业自我约束机制, 利用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建立的。

(二) 内部审计范围不同

从内部审计范围来看, 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审计涉及内容十分广泛, 内容相当深入。以美国为例, 内部审计部门已广泛开展了企业战略和经营决策审计、投资效益审计、市场景气状况审计、材料采购审计、生产工艺审计、产品推销审计、研究与开发审计、人力资源审计、后勤服务系统效率审计、信息系统审计及运行审计等。德国、法国、英国的内部审计范围与美国相似。根据美天然气协会和爱迪生电力协会的调查, 1989年美国公用行业的企业内审工作时间只有19%用于财务审计上, 其余时间都转向了经营审计 (或称管理审计) 。当今, 西方发达国家不仅重视审计工作, 而且把内部审计作为培养管理人才的重要岗位。

我国内部审计范围职能层次较低, 综合审计受限。从内部审计的发展史来看, 内部审计经历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财务审计, 第二层次为业务审计, 第三层次为管理审计。目前我国一部分企业内部审计已开始向管理层次迈进, 但大多数还处于第一、二层次。内部审计范围大部分还停留在财务审计方面, 即使有的企业开展了内部控制评估, 大都局限于会计控制方面, 很少涉及管理控制, 这样使内部审计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难以深入地向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拓展, 更谈不上为企业领导决策提供服务和咨询, 这与国际内部审计开展企业运营全过程、全方位、多层次管理服务审计差距较大。

(三) 内部审计目标定位不同

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审计目标定位是为企业创造价值。以法国为例, 内部审计的目标是帮助企业发现和回避风险, 换句话说, 就是要为企业的生存献计献策, 帮助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内部审计从风险分析开始到对风险领域进行审计, 最后提出回避风险的建议, 并实施所提出的建议。法国内部审计的主要职责是服务, 如法国铁路公路内部审计部门工作是帮助组织中各层次人员实现其工作目标, 可见内部审计部门与管理层是伙伴关系, 而不是“警察与小偷”的关系。法国内部审计部门已成为一个直接创造价值的部门, 法国铁路公路内部审计产出比为1:10。内部审计部门为企业所带来的效益, 就是企业内部审计存在、发展、壮大的基础。

我国内部审计服务职能弱化, 更多的体现在监督职能方面。我国企业内部审计一直以“查错纠弊”、核实收支以及审查违反有关财经法规的行为等财务审计为主, 内部审计的内容虽然有经营审计的内容, 但在实务中, 经营审计的开展大多只限于管理层离任审计和其它经营业绩的评价, 并且是事后性的, 对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这反映出企业内部审计的主导思想还处于查实资产的保全、会计资料的真实阶段, 而并未将目标定位转向为提高经济效益, 为企业内部管理提供服务, 并创造价值。

(四) 内部审计监督体系不同

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审计健全有效。如英国的企业内部审计监督体系是由审计委员会、内部审计部门和委托外聘的外部审计机构组成。他们既相互独立工作, 又相互联系和制约, 共同发挥作用, 形成完整有效的监督体系。西方发达国家大中型企业的董事会一般都设有审计委员会, 它是企业内部监督的上层决策机构, 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 不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 只发挥监督作用。审计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审核公司重大的财务报告问题;评价公司内部财务控制和风险管理;评价内部审计的作用和工作的有效性;监控外部审计师提供的审计服务等。

我国企业内部审计监督体系不够健全, 独立性较差, 权威性不高。法律法规上没有明确规定我国内部审计机构在企业集团的地位。隶属关系极不统一, 既有对财务副总、财务总监负责的, 也有对总经理负责的, 还有受监事会和董事会领导的。而且, 由于我国内部审计机构及人员是从企业内部产生的, 受本部门、单位直接领导, 难以很好地保障审计部门公正独立地开展工作。

(五) 内部审计人员素质有差距

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对内部审计人员素质要求严格, 不具备一定专业素质、管理水平和实践经验的人员不能到内部审计岗位上来。在英国, 内部审计被认为是很好的职业, 职业前景非常好, 内部审计岗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在德国的内审人员一般都接受过大学本科以上的经济、工商管理、会计专业的教育。在西方发达国家, 内审人员要定期接受培训, 不断更新知识, 内部审计部门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岗位轮换, 确保内部审计人员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和工作活力, 保证了内部审计工作质量。

我国企业内部审计人员素质偏低, 人员结构不合理。一些企业不重视引进专业人才, 把企业闲散人员调入内部审计部门, 做表面文章, 有的审计机构成为企业的“养老处”, 这种现象在国有企业较为普遍。在人员结构上, 绝大部分是财会人员, 据统计中国20万内部审计人员中80%是财会人员, 而在西欧, 则是财会人员、工程技术与管理、法律人员各约占1/3。单一的财会人员结构是造成我国内部审计难以向经营管理拓展审计范围的主要阻力。

(六) 内部审计程序和方法不同

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内部审计更注重科学性和实效性。在发达国家企业中, 内部审计已发展为风险评估、内控测试, 并充分利用计算机及网络作为审计工具, 工作效率和效果大为提高。审计项目确立时还要对项目本身的风险及投入产出比进行评估, 内部审计十分重视审计的实效性, 力求每一项审计都要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在审计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所提出的建议, 审计人员与被审单位或个人进行商谈, 以得到被审单位的认可。审计报告提交后, 会对建议的落实情况进行跟踪, 进行后续审计, 以确保审计建议得到落实。

我国企业内部审计手段和方法落后。风险评估、内控测试的很多先进技术与方法尚未广泛采用, 所需的会计资料和其他有关资料还未实现与其他管理部门的共享, 审计中通常是采用大量的手工检查和手工记录。由于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相对薄弱, 于是对财务审计中有关错误、舞弊和违反法规制度的行为, 以及有关报表资料等审计上, 只能依靠大量仔细地进行检查。并且造成很多企业内部审计部门的工作基本上是围着领导转 (领导围着案件转) , 突击性稽核、检查多, 解决表面性问题、个别问题多, 杜绝实质性、共性问题少。

二、完善我国内部审计的对策

当前, 科学与技术突飞猛进,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 国际竞争异常激烈, 西方国家企业的联合与并购成风, 大型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迅速成长, 信息技术与金融衍生工具使企业面临的风险进一步加剧。企业内外部环境的这些剧烈变化, 导致企业内部受托管理责任日益复杂化, 使企业最高管理当局对各亚管理层当局履行受托管理责任状况实施有效控制的需要日益强化。因此, 作为企业最高当局控制手段的企业内部审计, 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突出, 成为关系企业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大企业大集团战略的实施, 我国的大中型企业必将日益重视并强化内部审计, 使企业内部审计在二十一世纪得到长足的发展。笔者认为我国内部审计要有更大的发展, 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 转变观念, 认清内部审计的建立是源于“发展的需要”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 必须有一个好的自我约束机制, 必须转变观念, 赋予内部审计在企业中应有的地位, 使企业认识到内审是企业发展的内在需要, 以便发挥内部审计的作用。更好的为企业发展服务。

(二) 拓展内部审计范围, 加强公司治理审计

由于审计目的主要是为经营管理者服务, 这就决定了内部审计的范围必然要涉及到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当前内部审计的内容已不再仅仅是针对财务、会计事项, 而是要符合当前企业、单位管理当局对内部审计所提出的更高更新的要求, 包括承担对经济责任、基本经营活动、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公司治理及其他各项经营管理活动等的审计监督和评价。

(三) 转变审计目标定位, 致力于为企业创造价值

在企业内部审计发展过程中, 内部审计要更注重价值的创造, 确保经营管理活动与组织的价值保持一致, 应该为改进公司的治理过程提出建议。内部审计目标要从仅局限于财务、会计事项的查错纠弊不断拓展到帮助和促进公司提高经营效率和增加价值。使内部审计成为公司更有机会创造价值的核心部门之一, 为高层领导决策参谋服务职能和内部审计建设性功能很好地体现出来。

(四) 合理设置独立的审计机构, 建立健全内部审计监控体系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不断发展和治理结构的逐步完善, 合理设置独立的审计机构, 引进独立的审计委员会制度, 加强审计机构的独立性或相对独立性, 确保内部审计机制为内部审计发挥管理和控制风险职能打好组织基础。

(五) 全面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素质

内部审计队伍的构成应向具有综合知识和能力的多元化高素质人才的结构发展, 审计人员的知识和技能也随着社会的发展, 企业的发展而不断地充实和完善。随着内部审计内容和对象的不断扩展, 要求内部审计工作人员掌握的知识技能种类不断扩展, 不仅要掌握相关会计、审计、经济、法律等相关知识, 还要掌握机械、工程等方面的知识, 为培养高级管理人才提供一个平台。

(六) 注重先进审计理论和手段的引进和应用

要改变传统的审计手段和方法, 积极推行内控制度评审、风险基础审计等方法, 节约审计成本, 降低审计风险。要大力发展计算机作为审计的辅助手段, 积极采用数理技术和计算机技术, 加速审计信息的传递、收集和处理及反馈的速度, 促使审计测试、评估、分析工作的日趋规范和完善。

摘要：本论文通过对中外内部审计现状的分析研究, 找出了我国内部审计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 并提出了改进对策。旨在更好地完善我国企业内部审计模式, 使企业内部审计的作用能有效发挥。

关键词：中外,内部审计,研究

参考文献

〔1〕张玉.赴英、法内部审计考察报告〔J〕.中国内部审计, 2004 (3) .

中外内部审计比较研究 篇10

新的《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已经出台, 与1995年颁布的原规定比较,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对内部审计定义的表述上。新规定表述为:“内部审计是独立监督和评价本单位及所属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效益的行为, 以促进加强经济管理和实现经济目标。”定义中均包含了内部审计的目标、职能、内容、本质等要素, 而这几项要素是构建审计理论结构不可或缺的部分。

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2001年在修改后的《内部审计实务标准》中对内部审计作了新的定义:“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的、客观的保证工作与咨询活动, 它的目的是为机构增加价值并提高机构的运作效率。它采取系统化、规范化的方法来对风险管理、控制及治理程序进行评价, 提高它们的效率, 从而帮助实现机构目标”。

比较上述两种定义不难发现, 二者对内部审计的目标、基本职能、性质等方面的理解都有差异, 从以上简单的定义对比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中外内部审计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和水平, 而且中外有着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 因而在内部审计的业务内容和组织形式等方面是各有独特之处的, 有必要对其进行对比和研究。

2 中外内部审计的产生与发展

国外内部审计产生的准确时间已无从考, 但我们知道国外在11-12世纪就已经有了“行会审计”执行机关, 它必须在召开总会时将行会账户提交审计人员审查。审计人员审查的重点是作为受托人的理事在处理经济业务方面的诚实性。我国内部审计起步较晚, 在国家审计署成立之前, 国务院于1983年7月曾发文提出建立和健全部门、单位的内部审计问题, 同年12月5日, 审计署发布《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若干规定》, 此项规定成为我国开展内部审计的法律依据。1985年8月2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审计工作的暂行规定》。198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又转发了《审计署关于加强内部审计工作的报告》, 大大加快了内部审计机构组建的速度。1994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将内部审计以法律形式予以肯定, 明确了其法律地位。1995年审计署又发布《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 对内部审计作了进一步具体规定。到1999年底, 我国共建立了内部审计机构9万多个, 配备内部审计人员24万之多, 形成了包括由地区、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组成的较为完整的内部审计体系。

3 中外内部审计比较

我国内部审计起步晚, 发展较为缓慢, 虽然近些年发展迅速, 但与社会中介审计和政府审计相比, 内部审计不论是在法律法规制度的建立上, 还是在机构设置、人员数量质量, 以及在业务建设和职能作用的发挥上都明显落后, 与发达国家相比,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存在较大差距,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内部审计的内容不同

中外内部审计部门在具体审计内容上存在一些差异, 主要表现在:

3.1.1 内部控制系统

国外强调检查评价内部控制系统是否适当、是否有效, 是否有助于实现特定的经营管理目标、方针和政策, 并通过对内部控制系统的调整, 来纠正或防止错弊的发生。我国因基础较差, 以内部控制系统为基础的审计尚未充分开展。

3.1.2在财务审计方面

国外侧重通过对财务、会计及有关报告的控制制度的检查和评价, 来测试财务报表及其他报告资料是否可靠。我国内部审计则侧重以直接方法来确定财务报表及其他报告资料的可靠性。

3.1.3在经营审计方面

国外以对有关经营业务的内部控制系统的检查和评价为重点, 来提高经营业务的有效性。我国内部审计一般不以内部控制系统为重点, 而是以对有关经济指标的分析为线索, 对业务事项进行比较详细的分析。

3.2 内部审计的发展动因不同

由中外内部审计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 中外设立内部审计部门的动因不同, 西方的内部审计制度是企业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内部管理层次的增多和控制范围的扩大, 为了生存、竞争和发展的需要, 自发地建立起来的。中国的内部审计制度则是国家根据经济体制改革后出现的新形势, 为强化审计监督体系, 建立和健全企业自我约束机制, 用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建立的。

3.3 内部审计的目标有差别

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审计目标定位是帮助管理层和董事会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以法国为例, 内部审计的目标是帮助企业发现和回避风险。内部审计从风险分析开始到对风险领域进行审计, 最后提出回避风险的建议, 并实施所提出的建议。法国内部审计的主要职责是服务, 内部审计部门为企业所带来的效益, 就是企业内部审计存在、发展、壮大的基础, 我国内部审计服务职能弱化, 更多的体现在监督职能方面。

3.4 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素质存在差距

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对内部审计人员素质要求严格, 不具备一定专业素质、管理水平和实践经验的人员不能到内部审计岗位上来。在西方发达国家, 内审人员要定期接受培训, 内部审计部门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岗位轮换, 确保内部审计人员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和工作活力, 保证了内部审计工作质量。我国企业内部审计人员素质偏低, 专业胜任能力偏低, 人员结构不合理。

3.5 审计的地位有差异

从审计地位上看, 我国内部审计相当一部分机构都不健全。有的设在财务部门, 有的设在纪检监察部门、大多数单位由副职分管, 很多单位只有专职审计一人, 甚至无专职人员。其组织状况决定了它缺乏独立性, 地位较低。国外内部审计机构单设, 由董事会下的审计委员会领导。日常工作由行政总裁负责, 审计机构和人员能自主并客观进行工作。这样的组织状况决定其独立性, 地位很高, 对工作十分有利。

4 完善内部审计的建议

国际竞争异常激烈, 信息技术与金融衍生工具使企业面临的风险进一步加剧。因此, 作为企业最高当局控制手段的企业内部审计, 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突出, 成为关系企业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要强化内部审计工作, 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4.1 内部审计组织机构要根据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推进彻底地变革

我国企业目前正在进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进行股份制和有限责任公司的转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正在发育, 随着股份持有者、董事会的出现, 内部审计组织机构、内部审计的职权的变更也成为一种客观需要。

4.2 加快制定内部审计行业从业准则和内部审计职业道德准则的步伐

规范、科学、严谨的内部审计执行标准和准则, 是内部审计客观、公正和职业权威的有力保障, 同时也是建立我国内部审计监督体系的需要。

4.3 拓展内部审计范围

加强公司治理审计由于审计目的主要是为经营管理者服务, 这就决定了内部审计的范围必然要涉及到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当前内部审计的内容已不再仅仅是针对财务、会计事项, 而是要符合当前企业、单位管理当局对内部审计所提出的更高更新的要求。

4.4 尽快提高内部审计师的素质

内部审计队伍的构成应向具有综合知识和能力的多元化高素质人才的结构发展, 审计人员的知识和技能也随着社会的发展, 企业的发展而不断地充实和完善。随着内部审计内容和对象的不断扩展, 要求内部审计工作人员掌握的知识技能种类不断扩展, 不仅要掌握相关会计、审计、经济、法律等相关知识, 还要掌握机械、工程等方面的知识, 为培养高级管理人才提供一个平台。

参考文献

[1]黄国瑞.企业内部审计质量保证问题研究[D].安徽大学, 2007.

[2]施玮.中国与欧洲国家政府审计比较研究[D].同济大学, 2008.

[3]梁刚, 李莉.内部审计风险控制的新架构———兼议内部审计风险之涵义[J].重庆社会科学, 2005, (6) .

[4]谌瑜.中美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比较分析[J].上海金融, 2006, (11) .

[5]张晓瑜.中俄审计制度比较研究[D].厦门大学, 2006.

中外家族企业治理的比较研究 篇11

关键词：家族企业 企业治理 比较

如我们所知，民营企业几乎在所有国家经济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家族企业却是民营企业中颇为抢眼的一道风景。中外都不乏优秀的家族企业，国外的诸如沃尔玛、福特、摩托罗拉等，中国则包括苏宁电器、盛大网络等。虽然都是家族企业，它们却在企业治理方面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一、中外家族企业治理现状比较

对比中外家族企业的治理状况，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存有差异：

（一）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关系

在企业中，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即企业中某个人授权给另一些人为他们的利益从事某些活动，委托人授予代理人一些权利，代理人代表委托人行使这些权利并从中获取收益。由此，使得企业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中外家族企业在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程度方面是不一样的。

1、中国家族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的高度结合

据统计，中国民营企业中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比重达到96%。家族企业的所有者不仅会紧紧抓住自己对企业的所有权，连经营权也要牢牢握在手中，使得企业的经营权与所有权不分离。这样可以减少代理成本[1]，避免不完全契约带来的一些弊端，但是这不仅限制了企业运用外部各种资源的能力，也阻碍了企业创新发展的步伐。

2、外国家族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的普遍分离

外国的家族企业是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成长的，具有强烈的“理性”色彩和民主特点，在企业治理时采取了两权分立的做法[2]。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目标的不一致，可能因“道德败坏”和“逆向选择”产生代理费用，但是这与其带来的利益相比，仍然是值得的。

（二）企业内部治理机制

由于市场发展的程度不一样，中外家族企业在内部治理机制上有明显差异。

1、中国家族企业延揽大权，决策机制欠缺

中国家族企业的股权大部分由家族成员控制，董事会决议代表的是企业主的个人意愿[3]。虽然在股份公司设有董事会和监事会，但是其成员的关系都不是很单纯，这使得企业的监督效率下降，决策多为片面性甚至错误的决定。

2、外国家族企业合理“稀释”股权，决策机制健全

早期，国外家族企业的股权也几乎控制在家族成员手中，但是随着经济和市场的成熟，民主意识和管理理念的深入，家族成员控制的股权比例正在逐步下降，大部分在临界控制权的水平。在组织的决策时，职业经理人会发动多方面的力量，听取各方的声音，权衡比较再做决策，往往这种决策的成功率也比较高。

（三）治理模式及其理念

按治理的主体来划分，企业的治理模式可被分为外部控制型、内部控制型和家族控制型。治理的理念也被形象地分为感性和理性两类。

1、中国家族企业的家族控制型治理模式和“感性”倾向

这一治理模式的特点是以家族为主导，家族成员的意志可以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不受其他任何外来力量的干涉，比較封闭。在其决策过程中多为定性决策，感性胜过理性，“情”重于“理”。

2、外国家族企业的外部控制型治理模式和“理性”倾向

该模式的特点是以市场为主导，这与其高度分散的股权、发达的资本市场和完善的法律体系相协调。在这个模式中，股东可以选择“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两种方式对管理者实施监督、施加压力。外国家族企业的决策多为定量决策，以证据和事实说话，比较开放。

二、中外家族企业治理存在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传统观念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家文化”非常浓郁的国家，家庭及其成员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4]，父母多习惯于为子女计划将来甚至设计人生，他们认为自己对子女的未来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使得中国的家族企业具有浓厚的“血脉情节”。中国家族企业的所有者往往无法把家庭与事业分割开来，子承父业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父母有心里压力把自己的企业留给自己的后代，“任人唯亲[5]”便是他们的首选。

在欧美国家，人们普遍崇尚独立和自由，孩子们在成年时就会“脱离”其家庭，自己独立，父母不是事业的靠山。对他们来说，家庭和事业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他们不会期望因为家庭带来事业上的成就和个人的荣誉。因此，外国家族企业所有者没有把股权分给自己子女的压力，有条件做到“任人唯贤”。

（二）教育特点的影响

中国教育提倡学生尊重知识，对知识的要求大多只停留在“知”上，却实践得甚少。大部分学生对老师或者长者有着一种天生的依赖，很少自己做决定，对他人的信赖度也比较低。这使得家族企业的所有者对股权和控制权非常敏感，他们不愿意承担“道德败坏”等可能性出现的风险。

欧美国家的教育提倡学生敢于向知识挑战，鼓励动手实践，学生与老师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学生们习惯独立思考，比起“文字”，他们更愿意用“数字”等量化的方法证明某项决定是否值得去做，是典型的“对事不对人”。因此，外国家族企业能够接纳外人管理企业，也愿意把共同分享一起创造的利润。

（三）成长背景的影响

中国家族企业对未来接班人没有一套相对应的培养计划[6]，很少会特意为其将来接班做充分的准备，所以继承人的素质和能力得不到保证，企业改革创新的希望很小。

外国家族企业的所有者若有意让自己子嗣继承企业，他们会在孩子很小的时候进行有意识地培养，会有严格而系统的家庭、社会教育体系，直到继承人具备胜任的能力，这也是外国家族企业得以不断发展进步的原因之一。

（四）法制水平的影响

中国法律虽然有很长的历史，但是法律的封建性和重农抑商的特点，使得新中国的法制建设难度较大，经济法的逐步完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这对中国家族企业所有者的“揽权”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外国一些国家（如美国）是没有封建背景的，在民主法律[7]的制定和执行上走在中国了前面。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规有效制约了经理人（代理人）的行为，这样一来，企业在内部对这一风险就没有特别的要求，外国家族企业也就有条件实行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的政策。

三、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建议

通过比较中外家族企业治理的现状，分析产生差异的各种原因，笔者提出一些针对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建议，以期促进其进步和繁荣。

（一）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采用现代产权结构，明晰权责，合理分配股权，降低家族成员的持股比例，推动企业资本社会化和管理科学化。

（二）引进人才、培养人才。敢于进行制度上的创新，在有效分离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同时完善监督机制，约束职业经理人的行为。使得经理人一旦采取有损企业及其所有者利益的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

（三）国家需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家族企业经营者或者所有者实施有效的外在监督，减少不透明、不公平、不公正的行为。

中国家族企业只有打破自身的发展瓶颈，积极引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放弃“闭关自守”的观念，主动接受外部各种优秀的资源，建立其有效的监督机制，从各方面提高自身竞争力，才有可能在全球化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参考文献：

[1]张家明.我国民营企业家族式管理探讨[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1(5):第123-136

[2]李敏.中外家族式企业管理特征对比研究[J].经济师,2008(1):233-238

[3]王全喜.赵海强与曾美欧,我国家族式民营企业经营管理特点及现状分析[J].当代经济, 2011(12):52-53

[4]崔景茂.我国家族式企业文化建设的超越模式探索[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1(5): 27-29

[6]陆向兰.改善中小民营企业家族式管理的对策[J].北方经贸,2011(4):139-141

[7]熊学华.我国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黑龙江对外经贸, 2011(7): 124-125

[8]史光起.家族企业的救赎[J].法人,2011(9):88-96

中外考试作弊防治比较研究 篇12

一、国外防治考试作弊对策概述

1. 国外防治考试作弊对策基本特点

(1) 教育理念多元化致使成绩不再成首选。在国外, 素质教育的理念贯穿于各年龄层的学生, 学校教育特点在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挖掘学生的突出特质, 考核的过程重视积累与理解, 不过分强调考试的概念。就算是高考, 也仅仅在每月的学校简报中提醒一下, 学生也不会专门拿出时间备战某类考试。同样, 在例如高考等重大升学考试中, 学生能否进入大学学习, 不仅仅取决于高考成绩, 平时学业情况, 特长与老师的推荐都占相当大的比例。就是这样的教育特点, 致使学生并不在意考试一时的得失, 更注重学习成果的积累与综合素质以及特长的培养, 考试作弊的内动力明显下降。

(2) 社会评价体系导致作弊成本增加。国外的社会评价体系中, 诚信相当重要。在美国, 学业档案贯穿于人的整个教育过程, 从小学到大学, 学生的成绩和在校遵守纪律的情况都会被记录在案, 公司在决定录用员工前都要查看学生的学业档案, 学业档案的清白与否, 将决定学生能否被顺利录用。因此, 学生轻易不会尝试作弊, 不会因为偶尔为之而断送一生的前程。

(3) “防—治”一体手段全方位防控作弊。国外的防治作弊采取“防—治”一体的手段, 重点在于预防。在预防方面, 体现出“早立规矩, 规定苛刻”的特点。澳大利亚在新生入学之初, 都会进行《学术诚信规范》考试, 对作弊与学术抄袭进行严格界定, 只有考试合格的考生, 方可参加学业考试;挪威在正常考试前签署不作弊宣言, 签名后一旦发现考生作弊将给予更严厉的处罚;日本监考手册规定十分严格, 学生证需放在书桌的右边, 考生手机关机放进包里, 任何人任何情况均不得违反。在治理方面更是毫不手软, 欧美很多学校对作弊行为的惩罚会依据学生年龄特点有所不同:中学生作弊通常是取消成绩;大学生作弊轻则取消成绩, 重则被禁止修读相关学科, 这意味着学生可能无法拿到学位, 甚至被学校开除。

(4) 高科技手段应用, 对作弊者严防死守。所谓“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面对日新月异的作弊手段, 世界各国也是频频亮出新招。英国引入了“间谍”安全防范设备, 对考生的答卷进行扫描和识别, 通过遣词造句的相似程度, 来判断其中是否存在抄袭;美国大学开设论文查重网站, 老师在评阅论文时进行比对, 检测是否存在抄袭行为以及抄袭的比例。

(5) 实施法律制裁手段规避作弊行为。对于作弊行为, 不少国家从传统道德层面的抵制上升到法律层面的打击, 从学校校规的处理上升到社会大环境的惩处, 作弊定罪、作弊入刑也是目前防治作弊的趋势。巴西将参与作弊的教育工作人员以贿赂罪惩处;美国代考的“枪手”以及雇佣“枪手”作弊的考生面临阴谋欺诈罪的指控。

2. 学习、借鉴国外防治考试作弊经验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1) 与世界“接轨”过程中突出“德育”特色。教育的国际化是教育适应历史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 因此, 对待考试作弊这个有悖诚信的全球化现象时, 我们也应该运用国际化的眼光去看待。对于发达国家, 教育理念与社会评价体系的多元化, 无疑是其防治作弊的关键所在。但就目前我国的国情, 素质教育开展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 各个教育阶段往往自成体系, 难以形成连锁链条, 这就为防治考试作弊实现教育全程化带来困难。同样, 我国的社会评价体系较为单一, 通过高考上大学成为不少人通往成功之路的唯一选择。因此, 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借鉴国外防治考试作弊的经验与做法, 依据我国的特色与国情, 突出“德育”特色的影响力与感召力, 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下, 将社会主义荣辱观贯穿于防治考试作弊的全过程。

(2) 追求“本土化”过程中效益的“最大化”。我国的国情与教育现状决定无法照搬国外发达国家防治考试作弊的经验与做法, 高等教育担负起教育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考试观的重任是无奈之选也是必然之选, 这不仅是由大学生所处的成长阶段决定的, 也是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突出特性所决定的。因此, 高等教育在得不到初等教育更多德育支持背景下, 在社会大环境不良因素影响下, 成为遏制考试作弊的核心力量, 就要充分利用高等教育资源, 发挥党团组织在学生中的感染力, 发挥评奖评优在学生中的影响力, 发挥全体教职员工的向心力, 在防治考试作弊追求“本土化”背景下, 达到效益的最大化。

二、我国高校学生考试作弊现状分析

1. 源于学生的主观因素

(1) 学习内动力不足促使作弊行为产生。不少大学生经过高考的“殊死搏斗”, 思想开始懈怠;大学自主学习的特点又使本身学习动力不足的学生“雪上加霜”;大学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也使同学难以平衡好学习与社会工作的关系。因此, 自身思想的松懈、对大学自主学习的错误理解、社会工作与学习的本末倒置均导致学生学习内动力严重不足, 对于力求在考试中顺利通过或者取得高分的学生来说作弊无疑成为首选。

(2) 心理因素复杂多变促使作弊行为产生。心理因素也是大学生考试作弊的主要原因, 作弊心理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种:投机侥幸心理、利益虚荣心理、从众和不平衡心理、过关和害怕失败心理, 同情和讲义气心理、依赖和不劳而获心理等[1]。影响作弊的心理因素往往不是单方面产生作用的, 而是多种心理因素交织在一起, 导致学生心态失衡, 不惜铤而走险, 逾越考试作弊的雷池。

(3) 社会主义荣辱观淡薄促使作弊行为产生。社会主义荣辱观也就是道德观。不可否认, 我国的教育尤其是初等教育侧重于提高学生学习成绩, 育人成分被明显弱化, 但当代的青年人却受到来自各方思想与文化的冲击与诱惑, 难以辨别真伪, 这就导致部分大学生道德水平较低, 对“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德与法律范畴认识模糊, 在考试作弊这个问题上, 大学生也没有将考试作弊与道德缺失、诚信缺失联系到一起。

2. 源于外界的客观因素——从高校管理角度

(1) 考试制度的不完善促使作弊行为产生。我国考试历来是以选拔性为主, 忽视考试对教学的反馈改进职能;高校考试的目标往往“一刀切”, 无论什么类型的课程都采取考试的形式, 没有明显的课程区分度;考试的时间也集中在学期末, 导致学生在短时间内应对多项考试;考试内容重记忆、轻理解, 甚至是书本课后原题。因此, 学生应对单一考试形式、多重考试科目、考试内容死记硬背情况下, 考试制度的种种纰漏为作弊行为产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2) 课程设置的不合理催发作弊行为产生。在高校讲求素质教育、注重学生多学科交叉培养的今天, 仍然存在着很多课程设置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传统专业课程因循守旧, 教师的教案十几年如一日, 难以与时代同步、与企业需求接轨;创新性选修课又存在着师资人员水平参差不齐、授课大纲不规范不统一、缺乏必要的监管, 甚至存在想到哪讲到哪, 想讲哪就讲哪的现象。总体而言, 对于没有升学压力的大学生, 此类课程明显缺乏吸引力, 使学生旷课比率不断增加, 催发了作弊行为的产生。

(3) 校园文化的不理想放任作弊行为产生。这里所说的校园文化指的是与学生学习相关的校园风气。高校评教机制的单一性, 衍生出老师为“取悦”学生考前划范围, 考中监考松懈, 考后判卷加分的不良现象。同样, 高校学生工作的重点往往放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建设方面, 对学风建设的关注度不够, 对诚信教育实施力度不够, 导致“作弊文化”成为大学校园文化一部分, 这种笑谈甚至有不断升级之势。

三、我国高校防治考试作弊的科学路径

1. 坚持德育主导地位,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越性

在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时代背景下, 将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十分必要, 而将防治考试作弊行为产生作为学生荣辱观教育的突破点不仅具有时代导向性, 而且与考试作弊反映的规律十分契合。邓国英认为“绝大部分大学生在看待考试作弊这一问题有正确的是非观, 提高道德素质恰恰是应对考试作弊现象比较切实可行, 也是符合学生期待的重要措施”。[2]因此, 在防治考试作弊中必须将德育作为首选。

(1) 学风建设要成为校园文化建设重中之重。高校校园文化应该包含校风、教风、学风等多重内容, 高校校园文化与校园活动文化画等号是片面的, 高校的校园文化落脚点应该体现在学风建设暨考风考纪教育。学风建设在贯穿学生四年学习生涯的同时, 更应该注重几个重要时间点的把握, 即入学教育期间 (9~10月) 、学期末考试期间 (12~1月) 、毕业离校期间 (6~7月) 。

入学教育时期是对新生夯实基础、树立规矩的大好时机, 在入党教育、安全教育等常规教育基础上, 有必要将学风教育引入其中, 引导学生尽快适应大学的学习模式, 明确大学的学习纪律。同样, 学期末考试期间与毕业生离校期间加强学风建设力度也是十分必要的, 尤其是毕业生离校期间, 学风建设往往被忽视, 致使部分学分不够、成绩未达到要求的学生铤而走险, 毕业前因考试违纪受处分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因此, 学风建设不仅应贯穿于学生的大学生涯, 而且要特别注重几个特殊时间点的把握, 只有坚持常规教育与特殊阶段教育相结合, 才能达到良好的遏制作弊的效果。

(2) 诚信教育要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诚信作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内容, 目前被广为推崇与提倡。有关大学生诚信教育, 高校采取的模式多以惩戒为主, 表现形式为以批评教育、写检查、给予处分等, 对不诚信行为惩罚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遏制不诚信行为固然是诚信教育的重要方面, 但不应该忽视正面教育的率先垂范作用。将诚信教育与榜样行动相结合, 在高校中开展诚信榜样人物评比, 将身边的诚信典型扩大宣传, 使诚信榜样力量深入人心;将诚信教育与困难生认定相结合, 引导学生认定前如实反映家庭情况, 认定中以平常心看待得失, 认定后坚持诚信还款还贷;将诚信认定纳入学生档案, 与学生评奖学金, 评优入党等考察方面挂钩, 不断树立学生诚信与成绩同等重要的观念与意识。因此, 诚信教育应注重奖惩并重, 突出“正能量”的教育效果, 不断构建高校诚信体系, 从而“以正压邪”遏制作弊行为产生。

2. 多种资源协调配合, 教学主管部门打好头阵

高校防治作弊行为应该是全员参与的一项大工程, 这就要求思政部门要把握德育的主线, 教学部门应该坚持管理改革。

(1) 考试模式人性化, 给予学生选择空间。大学教育有别于初、高中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大学教育不在于人才考核而重在人才培养。人才培养的模式是多样化的, 不应该以考试作为检测人才是否合格的唯一标准, 高校“一刀切”的考试模式, 的确没有达到良好的人才培养效果。因此, 改变整齐划一的高校考试模式, 不仅是人才培养的要求, 也是从根本上杜绝考试作弊的必然要求。教师在授课中将课堂反馈的情况计入总成绩;合理区分需要考核与需要考察的课程;引入新媒体, 增加与学生的互动, 将学生互动的具体情况计入成绩评定中。例如天津科技大学通识尔雅选修课程引入网络授课系统, 学生可自主安排时间学习感兴趣的课程, 教师以观看视频、提交作业、参与讨论、与教师互动和答考卷五个环节作为考核内容, 全面对学生进行考核。

(2) 课程设置质量化, 增强学生学习兴趣。遏制学生的作弊行为, 就要从源头抓起,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教师的授课过程, 也就是课程的设置水平。高校的特点决定科研是教师的重中之重, 科研水平就直接决定教师个人发展, 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大牌教授没时间上讲台, 一般教授不屑于上讲台, 普通老师头脑中想着科研, 也制约着其投入教学的精力。因此, 抓课程质量, 必须从调动教师授课积极性入手, 加大教学在教师评职称等环节的考察比重, 例如承担教学任务可适当抵消科研任务;加大青年教师的培养力度;鼓励教师将自身科研成果引入教学;增强教研室内部学习交流, 组织各类教师授课技能竞赛等。以上举措, 可以在调动教师授课积极性的同时, 提高教学效果, 将学生精力吸引到课堂, 满足学生知识积累的内心渴求, 从根本上杜绝作弊行为产生。

(3) 评教机制多元化, 调动教师监考积极性。近几年, 高校引入评教机制对教师的授课质量进行考核与反馈, 但在达到一定的监督与反馈效果同时, 也衍生出“老师怕学生”这一评教背景下的奇怪现象。有的老师希望评教得高分, 对学生课堂产生的问题疏于管理, 甚至产生考前划范围的“买好”学生行为, 考试过程中也是睁一眼闭一眼。因此, 改变单一的评教体系是十分必要的。完善的评教体系应是教师自评、学生评价、同事评价与教务部门随即抽查相结合, 而不是单一的“学生决定教师命运”的评教方式。只有将评教机制完善, 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 才能调动教师监考等环节的积极性。同时, 教务部门在监考环节中可采取跨专业、跨学科的监考模式, 避免师生之间“人在人情在”心理, 加大监考力度与处罚力度, 增强其对考试作弊的震慑作用。

参考文献

[1]郑洁欢.大学生考试作弊问题的研究现状[J].教育论坛, 2011 (10) :10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