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武术（通用5篇）
地域武术 篇1
1《津门武术》的概要
1.1《津门武术》的写作背景
随着经济的发展, 各国对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尤其是对本国的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极为突出。而武术正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目前就国家层面而言, 我们正在进行文化与体育强国建设, 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就天津而言, 2010年1月21日, 天津人民政府下发了《天津市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和《天津市第一批文化产业振兴重点工作计划》明确的提出了“文化强市”的奋斗目标, 并将开发建设少林寺、挖掘精武武馆等文化资源等列入了重点规划。再这样的文化氛围里, 地域武术文化的研究日益受到了学者的重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 杨教授凭借自己多年对天津武术文化的研究工作的基础之上, 完成了这部系统研究地域武术文化的著作, 同时也是一部记录天津武术历史文化的著作———《津门武术》。
1.2《津门武术》的研究地域特点
天津地处华北地区海河五水汇合流入渤海处, 京杭大运河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1]使这里形成了繁荣的水路运输的景象的同时也使得天津这座城市因运河而逐渐发展起来, 也可以说天津是因运河而形成移民城市, 这些移民也就将自己的优秀的拳种一起带了过来, 就形成了天津武术众多的武术拳种和门派;随着北京作为都城以后, 天津的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凸出, 这里有便利的水路运输贯通南北, 就成为兵家的必争之地, 同时也是统治者的重兵把守之地, 随着冷兵器时代的过去, 武术由军事走向了民间就使得武术在天津具有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众多的武术拳种门派在天津更好的发展成为了可能。
1.2.1 发达的水上运输业与移民的涌入
天津陆地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多次海进海退交替变迁而形成的, 隋代修建京杭大运河 (尤其是元代将之东移) 后, 使天津的地理位置日益凸显、天津的军事地位也逐渐突出。京杭大运河在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 繁荣的水路运输的同时, 也给天津带来了大批移民, 这些人就将自己的文化带了过来并且扎根于天津。其中就包括一些优秀的拳种流派例如回族的重刀武术、迷踪拳、北少林武术、无极拳等武术流派进入天津并流传下来, 成为天津武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经调查发现, 天津流传的传统武术流派大多是由外地移民带过入并经天津人传承下来的。这样多源性的移民所带来的优秀的拳种, 就为天津这片特殊的地域里所形成的众多的武术流派创造了条件, 并且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特色。
1.2.2 北京定都城后天津独特的军事地位的凸显
汉代以后长期以来的战争对中国西北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与此同时, 中国东南地区的持续开发使我国的经济重心自魏晋以来逐渐向这里转移。为了更接近东南地区以获取资源, 草原民族的势力开始慢慢由西向东转移。与之相应, 中国自西周以来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向西南侵略的道路开始更多地改由东北方向南下。再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中国的东北地区政治、军事地位开始超越西北地区。以至于辽时, 不管是少数民族, 还是汉族, 谁想控制整个中国就必须掌控幽燕地区。由于北京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加之隋代大运河的开通使南北大规模的物资运输成为了可能, 最终使北京由辽朝的陪都、金朝的中都逐渐发展到元朝的大都。随着北京的战略地位的提升, 也使得天津的重要性凸显。
津当地的歌谣这样唱道“争天下, 打天下, 穷爷们天不怕地不怕, 杀到杨柳青, 天子吓得发了昏;杀到天津卫朝廷快让位”, [2]“在近代, 外国侵略者更是把天津看成是’足以威胁京城的基地’, 而起义农民则视天津为推翻清王朝的必争之处”, [3]公元1404年明王朝为了防备外族的侵扰, 在北方设立大同、宣化等“九边”重镇的同时, 在沿海也设立了沈阳卫、山海卫、威海卫、天津卫等军事卫所。当时在天津周围共设立了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三个卫, 以负责“筑建城垣, 戍守卫城, 监督保护漕运, 修建和保护粮仓, 以及屯田和军事训练”[4], 这样就构成了军民混杂生活的情形。随着时代的发展, 军事武艺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逐步走向民间, 为天津武术的发展建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为武术在天津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1.3《津门武术》的研究对象
《津门武术》的撰写以武术为题材, 把立足于天津这片土地的关于武术的传统拳种、流派、武术组织、人物等等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 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为增强人民体质作出巨大贡献。可以说在中国武术的发展史上, 明清时期, 是城市的快速发展时期, 同时也是中国武术发展的“轴心期”传统武术流派纷纷涌现、传统武术理论日趋成熟的时代背景之下, 文化的兼容性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天津武术文化景象。延至近代, 天津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近代体育在这里捷足先登、中西方文化交流直接而频繁;在这里“武术救国思想”流行、武侠小说创作兴盛, 义和拳运动曾经风靡一时。在这样的尚武文化的氛围里天津在明清时期和近代不但产生了北少林武术、无极拳、程派高氏八卦掌、回族重刀武术、独流苗刀、拦手门、心会掌、螺旋拳、龟鹤拳等独具特色的传统拳派, 同时涌现出像霍元甲、韩幕侠、曹金藻、高铠庭、高义盛、商仕芝、李瑞东、李存义、阎道生、赵道新、任向荣、“津门武林二张”等诸多武术大师, 而且“中华武士会”、“精武体育会”、“国立体专”、“净业国技研究社”、“北仓少练老会”、“众婴少练会”、“水新少林会”、“天津精武体育会”及各式各样的武术研究会等对于这些研究不仅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天津地域武术文化底蕴的深厚, 而且也为现在对武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上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2《津门武术》研究的定位分析
2.1 津地武术文化研究的钥匙
罗澍伟在本书序中的一段话“《津门武术》称得上是一部关于天津武术文化的“小百科”, 内容包括古往今来天津武术文化的发展, 天津武术流派的传承, 天津武术人物的传记, 乃至天津武侠小说的创作等等记录了许多曾经感动历史、让人至今难以忘怀的故事。”[5]此书系统化的介绍津地, 从原始的陆地形成到行政区的划分, 将天津武术的发展划分为了四个大的阶段 (先秦到宋元的萌芽与初步发展阶段、明到清后期的成熟与完善阶段、1860到1949的近代发展阶段、1949至今的新生阶段) , 并且分别详细的介绍津地武术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众多的武术组织、富有特色的武术流派、武术人物小传等;《大公报》与土洋体育之争、历史沉淀与精神升华的天穆村武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武侠小说创作及民间武术轶事;独特的见解天津地域武术文化的定位与特点。可以说杨教授这本《津门武术》在津地武术研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为以后再次对天津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来说, 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2.2 地域武术研究的典范
《津门武术》的撰写可谓是弥补了天津地区这块独立的武术文化区无人研究的缺陷, 可谓是继《中华武术传统名拳纵览》系列丛书之后的以天津地区为依托进行研究的地域武术研究的著作。在内容上也同于其他地域武术研究, 同样以地域文化为引导、以武术人文特点、武术名人轶事等为桥梁, 因此不管是在研究的地域上、研究的内容上、研究的方法上都和其他地域武术研究著作在对于武术的传承和发展上有着等同的地位, 与其它地域的武术文化共同铸就了中国武术的繁荣景象, 也同样可以堪称是地域武术研究的典范。
《津门武术》具有地域武术研究的共性特点之外, 也表现出了自己的个性特点———史的一面, 当然这一点也和杨教授的作为一名武术思想史的专家的身份是分不开的, 以史学家独特的眼光深刻的剖析出了, 发生在天津并对天津乃至全国武术的发展都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的事件。像这样的例子在这本就有很多如在书的“《大公报》与土洋体育之争”、“第一届民运会的成功举办”等作者对这些事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此事件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对天津武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更是对全国武术的发展都有一定促进作用。如作者在书中这样写到:体育竞赛可以极大的调动武术从业者的积极性, 在这次大会期间, 贺龙阐述了精辟独到的“八字方针” (发掘、整理、提高、推广) , 为未来的武术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这次大会的推动之下, 全国各地的武术组织和活动迅速开展起来等见解, 以此展现出了自己的独具的特色。
3 小结
天津因运河而兴起, 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成为重要的军事卫所, 也正是这些才使得天津对武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津门武术》系统介绍了天津独特地理环境, 以及再这样的特殊环境里所产生武术文化, 从武术人物、武术组织、众多的武术拳种和门派等。地域环境独特造就了特殊的武术文化, 这是深层次的分析, 众多的武术组织的发展对武术拳种流派的传承的作用来说是浅;以历史事实的记录对武术发展的影响来分析是远, 当下的条件对现今武术的发展是近。这种由深到浅, 由远及近的系统的分析旨在说明天津武术有自己的特色, 这座“文化孤岛”应该被人们所认识, 《津门武术》的撰写者杨教授也在用自己的智慧向世人阐述着, 相信在像杨教授这样武术人的努力下, 天津武术一定会发展地更好。
参考文献
[1]天津。
[2]天津歌谣。
[3]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简史》编写组.天津简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7:87.
[4]张利民.解读天津六百年[M].天津:天津社) 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23.
[5]罗澍伟:著名的历史学家、天津史学家;曾任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兼任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史学会理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理事, 天津市历史学会副理事长, 天津市地名学会理事等职。
关于地域武术中人物的研究综述 篇2
关键词：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现状,人物分析
我国地域资源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文化的地区差异性特征明显,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本质特点多种多样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特征。地域武术之所以成为武术文化的一部分是有及其赖以生存的区域文化空间存在,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地域武术文化,中国武术文化正是由一个个独具特色的地域武术文化子系统构成。2003年郭志禹教授在承担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武术研究项目《传统武术历史与文化信息内容构架的研究》时提出了地域武术文化的概念,掀起了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热潮。韩雪、郭守靖、徐烈、申国卿、王家忠、丁丽萍、陈振勇、张胜利相继对中州、齐鲁、关东、燕赵、荆楚、吴越、巴蜀、陇右地域的武术文化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研究通过对不同地域的武术文化进行研究,揭示了地域武术文化的差异,领略地域武术文化的独特魅力,并从地域武术文化的多样性中寻找中华武术文化的统一性。武术文化既包括人民主体在武术实践活动的对象性结果,也包括人民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武术实践活动过程本身。“人创造了文化,同样文化也创造了人自身”[1]。地域武术文化研究既要关注人民主体在武术实践中发展武术文化的外化过程,也要关注其在实践过程中自身不断被塑造的内化过程,以及内外化两种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所以本文对近几年地域武术文化研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分析进行全面的梳理与综述,得出人类发展的主导作用人在武术发展中过程中发挥的重要性,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新的切入点。
1 地域武术文化研究概述
地域武术文化研究是按照约定俗成的历史划分,将中国地域划分为若干区域,从地域文化的视角,运用历史地理学、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研究方法研究某一地域武术的渊源、演变、历史沿革和发展规律重以及重大武术事件、重要武术人物、拳种及其功法、礼仪和技术风格特点、文化内涵、价值观念等要素,从而总结出这一地域武术文化的个性特征及其成因。中国地域武术文化是一个多元化的统一体,经初步勾勒的地域武术分布是由关东、燕赵、齐鲁、中原、荆楚、巴蜀、吴越、闽粤、秦晋、黔贵、西北、西域、西南边疆、赣皖、广西地方、海南地方、港澳、台湾及其他区域构成,为今后开展地域武术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以唐豪为代表的个人性质的武术史学考证较早涉及地域武术文化。1983—1986年的全国武术挖掘整理工作开掘了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新篇章,由原国家体委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并组织普查武术家底,抢救武术文化遗产的工作,促进了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的研究和发展,并相继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如《四川武术大全》、《黑龙江武术拳械录》、《浙江武术拳械录》等[2]。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发表了相关武术地域文化研究的研究成果。如蒋松卿的《楚文化与楚国武术》(1990年)、高正的《武当山与武当武术》(1991年)、刘绥滨的《四川武术与武当拳的渊源》(1993年)、李成银的《子午门功夫与齐鲁文化》(2002年)等。在这些研究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些关于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共识,自然环境是地域武术文化形成的客观因素和先决条件,当前学术界的研究只是仅仅停留在表层的叙述和概括,对其深厚的文化内涵研究不够充分,对武术文化的地域特征研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模式和规律,也缺乏系统性。
进入21世纪,对地域武术文化的研究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2003年郭志禹教授在承担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研究课题《传统武术历史与文化信息内容构架的研究》时,以武术历史与文化的内容框架和地域武术基本理论为研究起点,结合当前中国武术发展现状,提出传统武术历史与文化的新时期发展理论,即地域武术文化多元模式理论。将“地域武术文化”的概念界定为:“通常由古代沿袭或俗成的历史区域中带有明显的历史烙印和痕迹的武术文化”,提供了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新思路:“地域文化———武术文化———地域武术文化”[3]。接下来,徐烈的《关东武术文化研究》、申国卿的《燕赵武术文化研究》、韩雪的《中州武术文化研究》等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题目相继出现,从整体上对地域武术文化进行了较高层次的研究、探索相继展开。
2 地域武术中人物的研究
韩雪的《中州武术文化研究》(2006)。中州是河南的古称,是华夏祖先最早生活的区域之一。中州武术文化是通过中州地域内武术技艺为外在表现形式来体现和反映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一种文化现象。历史上出生于河南文武双全的杰出人物很多,可谓是武术人才辈出,在古代中州,由于受当时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影响,尤其是武举制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习武活动的广泛开展,通过武举制度选拔了一批勇武的人才。以北宋时期为例,在北宋的257位武臣当中,河南籍151人,其所占比例是总人数的59.1%,数量居全国第一[4]。陈氏太极拳创始人陈王廷,苌家拳的创始人苌乃周,河南心意拳代表人物马学礼、马兴,少林武术大师妙兴和恒林,以及现代的武术家常振芳、张文广、刘玉华以及代表中国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河南籍武术代表团的队员张尔鼎、寇运兴、石金生,太极王子丁杰、王二平等,这些老武术家为推动河南武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比如影响全世界的太极拳传人陈王廷(1600———1680),河南温县陈家沟人,陈家沟第九世,其父名抚民,祖名思贵,均好拳习武。曾在山东扫荡过群匪,在年老隐居期间,为了修身养性,依据祖传之拳术,博采众家之精华,结合太极阴阳之理,参考中医经络学说以及导引、吐纳之术创造了一套具有阴阳相合、刚柔相济的太极拳。之后在太极拳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已形成了陈、杨、吴、孙、武、李式六大流派太极拳,可谓为中华武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中国武术百花园中的另一支奇葩苌家拳,其内容丰富,文武并重,刚柔相济,技法独特,是中华武术宝贵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已有三百年的历史。其创始人苌乃周(1724———1783),河南汜水(今河南省荥阳市)苌村人。自幼酷爱文武之学,学武为科举考试,后习枪捶之术,潜心周易,洞察阴阳之起伏,创拳立派,成为技术精湛的武术家,被誉为“中国武术史上旷古罕见之通才”,著有《二十四拳谱序》等书,其所创立的苌家拳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郭守靖的《齐鲁武术文化研究》(2007)。“齐鲁”一名,因于先秦齐、鲁两国(山东省的代称),地处黄河下游,毗邻中原,东临渤海和黄海,北接燕赵,素有“武术之乡”的美誉,作者以史学为基础,引用文化圈理论将齐鲁地域划分为“黄河文化”、“齐文化”、“鲁文化”三个武术文化圈[5]。山东省可谓是文武双全之地,中国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和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都产生于此。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公元前551———497),字仲尼,汉族,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被后人统治者尊称为孔圣人。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中国、日本、越南和朝鲜半岛等地区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些地区又被称为儒家文化。他提倡“文武兼备“的儒家思想对中国武术文化的深层内涵,特别是对武德、武术意识范畴的精神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水浒传》反映了从南宋到明代武术文化的社会现象,其中有41位山东籍水浒人物故事,刻画了齐鲁武术人物的个性,映射了齐鲁武术文化的社会学特征,在近现代武术套路发展过程中就有30多种拳术与山东籍水浒人物有关。发起或流传于齐鲁地域的拳种近百种,拳术技术风格各异,分布不均衡,鲁东、鲁南、鲁西的尚武风气各有特色。其有代表性的是产生于清初莱阳一带的螳螂拳和冠县查拳。螳螂拳创始人王郎。《中华武术大辞典》对词条王郎的注解:王郎(1620———1690),螳螂拳创始人,山东籍,幼习武术。明亡,乃投身少林寺学技,以图复明。清康熙间少林寺被清军焚毁,王摔众去峨眉山、昆仑山,最后逃回山东崂山,练拳习棒,以图复出。某次见螳螂斗秋蝉,乃从螳螂动作悟出勾、搂、采挂刀缠、劈、滑等多种武术技法,再加入少林拳精华,采取猿猴灵活步法,经三载苦研,创“螳螂拳”[6]。其发展路线由农村向城市发展,由莱阳、海阳地方到烟台、青岛市区,再向、东北、济南、南京、上海等全国重要城市发展,最后流传到海外。沙亮(出生年月不祥)是目前有史可考的最早的查拳大师。山东冠县人,雍正四年考中武举,雍正五年考中武进士,授三等侍卫,乾隆十二年大兵征金川,调陕甘兵协过剿。在查拳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已逐渐形成了在山东冠县城外的张伊庄,冠县城里以及任城(今济宁市)张、杨、李三式三个不同的技术流派。拳种的出现发映出了齐鲁地域的人们勤奋好学,擅于观察的一种文化现象。
丁丽萍的《吴越武术文化研究》(2007)中“吴越”指春秋吴国与越国的并称,泛指现在的安徽、江苏、浙江一带地区。作者将论文的主题部分分上、中、下三篇,即古代吴越武术文化、近代吴越武术文化及当代吴越武术文化。上篇,对拳谱典籍、文物遗迹、拳种技术、武术人物等进行了研究;中篇,对武术组织、书籍、比赛以及吴越武者的爱国主义事迹等进行了研究;下篇,对武术人物、拳种技术、武术教育以及武术传播等进行了研究。在吴越地域的武术杰出人物可谓人才辈出,在上篇中介绍了对兵家武术研究做出杰出贡献的戚继光(1528———1588)。字符敬,号南塘,晚号孟诸,登州(今山东蓬莱)人。出身于将门,爱好读书,通经史大义,并立志报效国家。戎马倥偬一生,在南方战功特盛,抗倭期间,根据练兵实践及作战经验,编撰而成《纪效新书》。《纪效新书》为一部军事著作,古代十大兵书之一,从《纪效新书》中之《长兵短用说篇》、《短兵长用说篇》以及《拳经捷要篇》便可知,戚继光特别强调武艺在军事战争中的重要性,并且在这三篇中尽显其对武术的深入研究,为中华武术研究的未来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篇中介绍了尚武爱国的巾帼英雄秋瑾(1875———1907,字璿卿,号竞雄,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少时就爱好武术,热爱体育,曾随舅父、表兄习练少林、武当诸家拳法,尤喜剑术,出嫁后,还习练了湖南湘潭一带流行的巫家拳。秋瑾不仅好武,而且擅文,她的文学创作也多是任侠的内容,如长篇自传体弹词《精卫石》。她的这些精神特征都促使她成为一位民主主义革命家,曾先后参加过三合会、光复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而且从革命武装斗争需要的角度提倡并从事体育工作,在近代体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具有本土特色的拳种之一花拳,其创始人甘凤池(生卒年不详),清代著名的武术家,自小父母双亡,孤苦伶仃,自幼不喜读书,却爱好武功,结交江湖侠客。花拳在近代传习不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列为全国武术表演和比赛项目。另外吴越地域还有一些其他的武术杰出人才都为武术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王家忠的《荆楚武术文化研究》(2008)。现代荆楚地域主要包括湖南和湖北两省。武当武术、梅山武术以及少数民族武术等都产生于荆楚文化背景之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根据统计,在当代荆楚地域上现有拳种95种,拳械套路2000余套,“十八般兵器“样样俱全,而且具有风格独特的武术长器械和稀有器械[7]。典籍资料和文学作品中的荆楚武术文化有屈原的楚辞、李贺描写襄阳剑客的《走马引》、岳飞的《满江红》等许多诗词歌赋及成语中蕴含有丰富的荆楚武术文化内容。荆楚大地上也先后出现过众多的农民运动,这些起义对中国武术而言,亦是其繁荣昌盛的重要原因,起义失败后,归隐在楚地的这些义士们将自己的拳技传给当地百姓,这对荆楚武术的繁荣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近代革命运动中,谭嗣同、黄兴等荆楚地域的武术仁人,为了国家存亡,民族振兴,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报国热情为后世所景仰。在当代竞技武术赛场上湖南和湖北都有过辉煌的历史,武汉体育学院和湖南长沙为武术散打运动的推广和普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徐烈的《关东武术文化研究》(2010年)。关东是指由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为一体地域武术文化。将关东武术文化定义为:由生活在关东地区的人类创造的与武术活动相关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综合[8]。自然环境、政治体制、和生产力是关东武术文化形成的自然根源、武术发展的制约因素、武术文化形成与发展的主导因素。在对关东主要拳种概述里介绍了十种拳法,分别为查拳、太极拳、八极拳、螳螂拳、戳脚、通背拳、鸳鸯拳、少北拳、四季拳、龙行门。其查拳代表人物是申金儒;沈阳太极拳的主要传播者为陈式郭德权、栾光业、马黎生、杜晓斌,杨式胡兴斋、刘桐林,吴式曲广成、曲庭文、王松、朱明、李茹君、郭磊、郑中华,武式闫志高、刘常春,孙式李慎泽、魏兰峰、张世杰、赵宇光、陶春鹤、付洪斌;八极拳的主要传播者霍殿阁、霍庆云;辽宁省戳脚现在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胡星五,史春霖,张福生;四季拳据传是宋初高士季所创,一直以家传形式传承,所以流传不广,主要集中在吉林四平一带;龙行门由黑龙江刘志清所创。关东地域武术主要代表人物为胡奉三(1852—1942),少年时习武,喜枪棒拳脚,先后学过少林、武当、迷踪、形意等多种拳术,功底深厚,文趟子拳的创始人。文趟子拳是关东地域重要的代表性拳种之一。燕北大侠———修剑痴(1883———1959)满族,字燕侬,又名修明,号剑痴,通背拳第四代传人,一生好武、习武、研武。根据自己多年的习武和教学实践,对通背拳的拳法理论进行总结,晚年著书立说,所著《通背拳术要诀》系统整理出通背拳“论法部、势法部、击法部”的拳法理论,成为关东通背拳集大成者。霍殿阁八极拳大师,曾担任末代皇帝溥仪的武术教师,精善技击,曾多次击败日本的剑道、柔道、空手道高手,后在长春传授八极拳,使八极拳在长春等地迅速传播,使长春成为八极拳的“第二故乡”。以征战关东而著名的武将薛礼,字仁贵(641———683),山西绛州(今山西省河津市)人,唐朝著名将领,是史书中所记载的继吕布后第二位使用方天画戟的著名将领,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关东是薛仁贵的成名之地,他在这里所表现出的勇冠三军的高超武艺和胆识得到关东人民的爱戴,曾在关东叆河附近专门修建了一座纪念薛仁贵的薛礼庙。
申国卿的《燕赵武术文化研究》(2010)。燕赵地域是东方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一直以资源丰富,拳种繁多而闻名素有“武术之乡”之称,所包含的形意、八卦、太极、八极、劈挂等武术拳种流派在中华武林中历来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华武术文化的代表,大体上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和河北省地区。燕赵武术首先发起了中国武术的拳学创新运动,之后的大成拳、孙氏太极拳等继续领衔了中国武术的拳学创新之路[9]。清代以来,燕赵武术中的著名人物可谓层出不穷,涌现出了霍元甲、董海川、孙禄堂、杨禄禅、李洛能、郭云深等一大批中国武林中赫赫有名的武术大师,他们以精湛的武功和高尚的武德,在中国武术史上书写下了燕赵武林辉煌的新篇章。扬名海内外民族英雄霍元甲(1868———1910),祖籍河北省东光安乐屯(属沧州地区),汉族。世居天津静海小南河村,清末著名爱国武术家,继承了家传“迷踪拳”,先后在天津和上海威震西洋大力士,在上海创办了“精武体育会”(精武门),为发扬中华武术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轰轰烈烈,充满传奇色彩,也有多部影视作品描述他的英雄事迹。其中董海川创编了八卦转掌之术,转掌在广泛的流传中,发展成为八卦掌这一拳术流派,为燕赵武术的本土拳种。董海川去世之后,弟子尹福、程廷华等也是传人辈出,影响甚广,现在八卦掌已经流传到世界各地,深受人们的喜爱。另外杨氏太极拳传人杨禄禅(1799———1872),名福魁,河北广府(今永年县)人,自幼好武,19世纪50年代中期到北京传拳后,开始逐渐流行于世,为中国武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燕赵武术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也曾经谱写了无数个燕赵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拼搏的爱国主义壮歌,体现了出了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
3 结语
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地域武术文化,中国武术文化正是由一个个独具特色的地域武术文化子系统构成,而不同地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交织的总体社会发展状况,因所处自然地理位置差异,最终会导致武术文化适应发展的不同步性和差异性。不同的作者在对地域武术文化的研究当中,从不同的方面和视角研究地域武术,其研究成果对我们研究各地的地域武术文化起到了很好的启示作用,为各个省份地区、各研究机构和个人提供了模板和新的思路。在上述的研究当中均都介绍了一些当地有名的武术历史人物和文人武将以及有些老武术前辈们所创立的新型拳种,从拳种中可以反映出当地的地域武术文化特色,为中华武术的未来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而得出人在武术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主导作用。但在文化全球化大背景下,当前的地域武术文化研究步调无疑还需进一步的提速,迫切需要广大武术科研工作者的积极参与,还可以积极发动一些武术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投入到当前的地域武术文化研究工作中,鼓励以中国武术中的一些单项拳种作为武术专业研究生硕士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以便挖掘民间武术的发展,能更好地发展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发扬中华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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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冯天瑜.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3.
[2]郭三卿.对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现状分析[J].搏击.武术科学,2009(6).
[3]郭志禹.传统武术历史与文化信息内容构架的研究[R].2004年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课题,批准号:WSH2004/B1:12.
[4]韩雪.中州武术文化研究[J].体育科学,2006,26(8):88.
[5]郭守靖.齐鲁武术文化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7(6):2.
[6]张山,裴锡荣.中华武术大辞典[M].南京:江苏科技出版社,1994:24.
[7]王家忠.荆楚武术文化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08(5):4.
[8]徐烈.关东武术文化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0(9).
峨眉武术文化的地域性特点研究 篇3
现代“峨眉武术”是以四川省峨眉山市境内的峨眉山来命名的一种地域武术内容,曾经是“巴蜀武术”的代称。自2008年6月,峨眉山市政府和峨眉山佛教协会将“峨眉武术”作为一种具有峨眉山地域特点的武术文化成功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峨眉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书将“峨眉武术”申报地和保护地定义为“四川省峨眉山市”。[1]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背景下“峨眉武术”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研究现代“峨眉武术”文化必须对“峨眉武术”及其相关概念进行重新定义。
1.1 峨眉武术
产生、起源于四川峨眉山,主要流传于峨眉山地区并传播到整个巴蜀及其它地区,以峨眉命名的各种武术内容和形式的总称。[2]
1.2 峨眉武术文化
以峨眉命名的,以峨眉山地域文化为依托,并深受巴蜀地域文化影响的地域性武术文化。峨眉武术文化不仅包括了以峨眉命名的武术范畴的技术和理论,还包括与之相关的其他物质和精神成果。
1.3 地域文化
或称“区域文化”,“地缘文化”,是指“因着一定的地理形势,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得以与其它地方区别开来的语言、风俗、宗教、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等。”[3]
1.4 峨眉地域文化
峨眉山地域内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
1.5 巴蜀地域文化
以当代中国文化总体为背景,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蜀文化为主体,并包括省内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地域亚文化总汇,是一种以盆地为主要地域特征的内地型文化。[4]巴蜀地域文化包含峨眉山地域文化,峨眉山地域文化是巴蜀地域文化的属概念。
地域武术文化的差异源自于其地域文化母体的差异,从而体现出明显的地域文化的痕迹。在峨眉武术文化中体现出的峨眉地域文化特有的痕迹,我们把它提升为峨眉武术文化的地域性特点。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峨眉武术文化的地域性特点进行系统挖掘、整理和分析,对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背景下的现代峨眉武术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2 峨眉武术文化的地域性特点
2.1 深厚的文化根基:相互包容的儒、释、道文化
峨眉地域文化作为中国地域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蕴含着强烈的儒、释、道文化色彩。“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文化。”[5]而这种相互包容的儒、释、道文化在峨眉地域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使峨眉地域武术文化体现出了丰富的儒、释、道文化色彩。这也是峨眉地域武术文化明显区别于融合了儒、佛文化的少林武术文化和融合了儒、道文化的武当武术文化的根本所在。
2.1.1 峨眉地域文化中深厚的儒、释、道文化
《魏书·释老志》载:“道家之源,出于老子……授轩辕于峨眉,教帝喾于牧德”。《列仙传》载:“周成王时葛由上绥山得仙道”。峨眉山春秋、战国时就有高人、方士登临隐居、修行。东汉顺帝时,西蜀张道陵创五斗米道教,峨眉山成为巴蜀道教“八品游治”之一,即“峨眉治”;汉魏时,道教称峨眉山为“虚灵洞天”;东晋陆修静“好方外游”,曾“西至峨眉访清虚之高躅”。[6]隋唐孙思邈来峨眉山采药、炼丹;吕洞宾到二峨山猪肝洞隐居;仙皇台修305间茅屋引上百道士传授仙道;宋代陈抟从华山来峨修行;元、明以来道教衰落,但至解放前夕,民间道教仍很活跃,山下道士不下百人。[7]
佛教高僧慧持、明果禅师东晋时先后到峨眉山住锡修持。公元420年,修建普贤寺,以相传峨眉山是普贤菩萨显灵和讲经说法之所为依据,把峨眉山作为普贤菩萨的道场。佛因山而兴盛,山因佛而扬名,峨眉山因此名扬天下。唐、宋时期,佛教寺庙得到很大发展,明代佛教日盛,部分道人由道转佛,峨眉山从此变成佛教的天下。峨眉山佛教起源于禅宗,现山中仅有分支临济宗和曹洞宗,临济最盛。[8]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中代表者和社会主流文化长期影响着峨眉地域文化的各个方面。峨眉山地域儒家文化主要以楚狂陆通等为代表。《庄子·人间世》、《论语·微子第十八》均记载其事,说楚狂是位“贤人”,但“佯狂不仕”,成了峨眉隐士。“歌凤台”传说就是他隐居时结庐故址。峨眉山隐士文化是儒家文化在峨眉山地区留存的具体表现。据史料记载来峨眉山隐居的士人从汉代窦谊至清代蒋超,总共几十人。[9]
明万历四十年(1615)曾出现三教融为一体的尝试。明光道人建会宗寺于伏虎寺右的虎头山下,取儒、释、道“三教”会宗的意思。寺里供奉“三教”始祖,佛教普贤菩萨、道教广成子和儒家楚狂。2006年,为重现峨眉儒、释、道文化的人文历史,峨眉山管委会在报国寺旁的虎溪河南岸新建峨眉山儒、释、道、武文化长廊,把峨眉武术文化与峨眉地域儒、释、道文化融为一体。
2.1.2 儒、释、道文化对峨眉地域武术文化文化的影响
峨眉地域文化中的儒、释、道文化对峨眉地域武术的影响是深远的。峨眉地域武术文化从其组成内容来讲,是由峨眉山道士的养生导引术和武术健身功法,峨眉山僧人修练的僧门武术,融合峨眉山地域社会阶层的民间武术内容,共同组成了峨眉地域武术文化的完整内容和形式。
产生于峨眉山道家的养生导引术和武术健身功法,其修炼方法是通过“吐纳、导引、坐忘、心斋、守一”等内炼法门,做到意与气合、气与神合,达到天、地、人合一的境界。这种锻炼方法在平常养生时可以防病祛病,延年益智,[10]在临阵御敌时则“以静守为体,以心灵手快为用,以静制动,以柔克刚,随机应变,分寸之中克敌致胜”。[11]峨眉武术中的白猿通臂拳,鸭形拳,[12]短剑十三式,青龙十三剑,凤尾十三剑,[13]六步养生功,长寿益智功,金罡清虚剑,玄门内功拳法,内功八法剑,六步纯阳功,十二导引术,[14]峨眉剑白猿二十四法,[15]等武术内容就是峨眉道家文化留给峨眉武术的宝贵遗产,明代《峨眉道人拳歌》[16]就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峨眉山道家武术的高超技艺。
峨眉僧门武术是佛家弟子在禅修的过程中创造的一种既可强身健体、又可身心修持的方法。是佛家禅修的一种外在的、物化的反映形式。由于资料的缺失,我们所知的峨眉佛教文化对峨眉地域武术的影响更多地还停留在武术技术层面。武术的“技术反映文化”,武术文化不是空洞的文化,武术技术本身就是具体的武术文化。[17]隋唐僧人云昙创编的峨眉僧门拳法,发展至今存有大连拳、练步拳、大红拳、小红拳、罗汉拳、禅杖、罗汉棍、伏虎拳等;[18]南宋德源长老创白眉拳,著《峨眉拳术》一书是有关峨眉武术的最早文字记载;南宋白云禅师创“峨眉十二桩功”;明嘉靖僧太空、神灯创子午门拳法;[19]明程冲斗《耕余剩技》,记述“峨眉枪法”、“白眉棍法”;清吴殳《手臂录》中载普恩禅师之峨眉枪法。[20]清僧人创浪子燕青拳、六乘拳、乌龙拳、虎爪拳。[21]当今峨眉山105岁僧人通永法师是峨眉山僧门武术的见证人,其七位门徒均是峨眉佛家的俗家弟子。[22]
儒家文化对峨眉地域武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习武者武术道德和礼仪规范的要求上。儒家文化中对中国武术的道德要求,构成了峨眉地域武术文化的的重要道德内涵和文化支撑。儒家伦理中的“仁爱”思想成为峨眉地域武术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和道德规范。而峨眉派武功,特别注重“武德”、“仁术”、“养气”,提倡练武以防御保身为主,正告练武者要有人道主义精神和浩然正气。[23]另据考证,峨眉武术分类“五花八叶”之说中的“五花”与清末、民国时期峨眉山及四川哥老会组织有关,来自儒家伦理中的“仁、义、礼、智、信”。[24]清末、民国时期峨眉山及四川哥老会的发展促进了峨眉地域武术的传播,而哥老会就是以儒家的“五伦”、“八德”作为自已的伦理观和价值观。[25]
由此可见,深厚、相互包容的儒、释、道文化,构成了峨眉地域武术文化的扎实的文化根基。
2.2 典型的名山文化:武以山名,山以武显
2.2.1 峨眉地域文化中的名山文化
峨眉地域文化从其本质上讲是一种典型的名山文化,峨眉山是峨眉地域文化的标志,我们可以从峨眉山历史地位的演变中看到峨眉山名山文化的发展过程。峨眉山在地理位置上最初为四川盆地与古蜀国南边的天然屏障,是为“配体”地位;随着汉代和西晋时道教和佛教在峨眉山的兴起,其作为西蜀与西南夷地区天然屏障的“配体”地位逐渐向作为道教和佛教的“载体”地位转化,即道教仙山和佛教圣地;从近代开始,由于观光旅游者的数量逐年增加,峨眉山旅游文化的发展,其历史地位也就从道教、佛教的“载体”地位逐渐向自身的风景名胜、旅游胜地的“主体”地位转化。[26]但不管峨眉山历史地位如何转变,峨眉地域文化都始终体现着峨眉山作为天下名山所具有的突出的名山文化特点。
2.2.2 峨眉名山文化对峨眉地域武术文化的影响
峨眉地域的这种名山文化深深地影响着峨眉地域武术文化。峨眉山虽然地处巴蜀南疆天然屏障,地理位置偏僻,但山高林密,风景优美,从春秋时就吸引了无数高人、方士隐居、修行、采药、炼丹。据记载有春秋战国楚士陆通,鬼谷先生、司徒玄空、汉代窦谊、瞿君武、周义山、陈方庆,隋代孙思邈,唐代杜鹏,宋代陈抟、冯辑,清代蒋超等。[27]相传战国隐士司徒玄空,仿山猴动作创编“峨眉通臂拳”,攻防灵活……后人称之为“白猿祖师”,视之为峨眉武术的第一人。[28]汉、晋时,道教和佛教相继传入峨眉地区,峨眉山成为道教仙山和佛教普贤道场,从此名扬海内外,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峨眉地域武术不断发展,出现了众多以峨眉命名的武术内容,如峨眉十二桩功,峨眉罗汉拳,峨眉梅花拳,峨眉猴拳,峨眉杀肘,峨眉剑,峨眉枪法,峨眉卫寺刀,峨眉昆山刀[29]、峨眉白猿闪电手[30]、峨眉剑仙派内功[31]等。因为峨眉山的名声显赫,再加上文人墨客的大力宣传,峨眉山有时就用作巴蜀地域的代称,整个巴蜀武术也被称为峨眉派武术,很多流传到外地的武术也自称发源于峨眉山。如广东和东南亚流传的侠拳,白眉拳[32],加拿大的峨眉蛇拳[33],河南的峨眉拳,[34]湖南峨眉拳,[35]北京牛街白猿通臂拳等。[36]在峨眉地域武术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峨眉山的显赫名声提升了峨眉地域武术的声誉,促进了峨眉武术广泛的对外传播;在峨眉武术对外传播的同时也扩大了峨眉山的知名度,正是武以山名,山以武显。
2.3 丰富的武侠文化:峨眉武术的平民化与世俗化
峨眉武术自发源以来,一直沿着峨眉山地域道家武术、僧门武术、民间武术三条途径继承、传播和发展着,但其依存空间长时期一直在峨眉山及周边地区,处于“藏在深山人不识”的境况,并没有少林武术那么大的名望。但从清末民初至今的一百年间,峨眉武术以一种爆炸式的方式迅速成为一种世人皆知、众人仰慕的武术流派,其原因之一就是自清末民初开始兴起的白话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热潮。
2.3.1《江湖奇侠传》中的峨眉武侠文化
早期的武侠小说基本没有峨眉武术的内容。1922年平江不肖生(1889-1957)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首次提到峨眉派武术。平江不肖生本名向恺然,湖南平江人,文学、武术均有深厚造诣,著有《拳术见闻录》、《拳术传薪录》、《拳师言行录》等,被誉为“民国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他在《江湖奇侠传》一书中设计了昆仑、崆峒、邛崃、峨眉四大剑仙集团,将峨眉武术第一次以峨眉派剑仙的形象推向了大众,峨眉剑仙成为峨眉武术形象的代表。之后,众多以《江湖奇侠传》为蓝本的武侠影片搬上银幕。其中1928年——1932年胡蝶主演的《火烧红莲寺》(共十八集),红极一时,从此峨眉武术一跃成名,声名远扬,以致于误导众多武术爱好者到峨眉山寻仙、访道、习武;[29]1997年香港郑少秋主演的《江湖奇侠传之木兰秋菊》和《江湖奇侠传之龙凤恩仇录》等,都为观众追捧;2007年底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主演的由《江湖奇侠传》改编的《投名状》,更成为现代武侠片经典之作。《江湖奇侠传》开创了峨眉武术平民化和世俗化的先河。
2.3.2《蜀山剑侠传》中的峨眉武侠文化
1932年,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蜀山剑侠传》在天津《天风报》上发表。还珠楼主原名李寿民(1902-1961),四川长寿人,从小随峨眉老道习峨眉气功,曾三上峨眉山。《蜀山剑侠传》是一部神魔化的剑仙小说,小说的中心情节为峨眉派与邪派剑仙之间的斗争。书中塑造的峨眉正派创始者长眉真人,其门徒乾坤正气妙一真人齐漱溟成为峨眉派掌门人,其五大弟子乃五位峨眉剑仙。书中绝大部分情节是写峨眉派五大弟子求师、学艺、得宝、得道、斗妖、除魔、成仙的经过,虽然情节荒涎、离奇,但《蜀山剑侠传》及其系列小说《长眉真人传》、《蜀山剑侠后传》、《蜀山剑侠新传》、《峨眉七矮》的迭出,无疑是在文学上随平江不肖生之后再次树立了武侠世界中峨眉剑侠的形象,将峨眉武术以无以伦比的剑仙高手的形象推出,使峨眉武术平民化和世俗化又前进了一大步。
2.3.3《倚天屠龙记》中的峨眉武侠文化
金庸是现代峨眉武侠文化的最大影响者。金庸武侠小说中提到峨眉武术的有《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和《笑傲江湖》。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一书中杜撰了峨眉武术的起源:“恩师与郭女侠在少室山下分手之后,此后没再见过面。……郭女侠走遍天下,找不到杨大侠,四十岁那年忽然大彻大悟,便出家为尼,后来开创了峨嵋一派。”[30]由于金庸本人巨大的影响力和他书中常以史实夹杂虚构的写法讲述故事,使得他笔下的“野史”往往被很多人误认为是“正史”,再加上书中的峨眉武侠人物郭襄、凤陵师太、灭绝师太、周芷若等都是女尼,描写的峨眉派的许多招式、著名兵器也都具有女性的色彩,因此,峨眉派是女人所习的拳术,峨眉武术源自少林“九阳真经”之类小说家言,竟使很多读者笃信不疑。这无疑是由于金庸武侠小说的传播,人们对峨眉武术起源的误读。虽然武侠小说中的峨眉派人物及武功都是作者虚构的,而且许多有关峨眉武术的传说也是后人典型的附会和无意的错接。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平江不肖生到还珠楼主再到金庸,八十年之间,三位新、旧派的武侠小说巨匠为我们精心打造了一个武侠小说中虚构的峨眉派武术的世界,描绘出让众人仰望的峨眉武功和峨眉武侠。从而让本是属于峨眉地域的武术内容一跃而成了整个巴蜀武术的代名词,有关峨眉武术的武侠故事一代代地口口相传,极大地丰富了峨眉武术文化。
2.4 贵的养生文化:以动为导,以静为养,动静结合
中国武术“在武艺形成和发展的漫长过程中,曾产生了军旅武艺与民间武艺的分野,还贯彻着技击因素与健身因素依存消长的矛盾。”[31]技击因素和健身因素是中国武术产生、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这两个因素的依存相长又因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习武群体而体现出它的不同特征。峨眉地域武术作为峨眉本土民间武术和峨眉山佛、道武术内容的结合体,健身、养生功法特别丰富,养生文化是峨眉地域武术文化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这和峨眉山地区千百年来丰富的养生文化因子是分不开的。
2.4.1 峨眉地域文化中养生文化的形成
峨眉地域属古代的西蜀地区,地理环境以平原和丘陵为主,气候温暖多雨,以农业、药材、林业为主,属典型的农耕文明,可自给自足,无需外求,文化特性多表现为和平、安定、内向等多种特征。峨眉地域农耕型文明的特性是峨眉地域养生文化产生的基础;另外,峨眉地域虽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但是山高林密,降雨充沛,空气纯净,泉水清冽,百峦叠翠,典型的喀斯特典型地貌,野生植物多达五千余种,野生动物多达二千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形态最为完美。晋代书法家王羲之在《与谢世安书》曰:“蜀中山水,如峨眉山夏含霜雹,碑版之所闻,昆仑之伯仲也”。随着峨眉山道教的兴起,起源于峨眉山道家的养生功法是峨眉山地域养生文化的重要内容;峨眉山草药自古有名,《华阳国志》载:“犍为南安县南,有峨眉山,去县八十里。《地图》云有仙药,汉武求,不能得”。峨眉山药用植物有1655种,其中药材406种,如黄连、木通、牛膝等;稀有珍贵的药用植物有101种,如暗紫贝母、黄连等。峨眉山茶的历史也由来已久:唐李善著《昭明文选注》曰:“峨山多药草,茶尤好,异于天下”,唐代就有白芽茶列为贡品。峨眉山茶的精髓在于佛教禅和峨眉茶的统一——禅茶,峨眉山茶清静纯洁的品质内涵与妙香流溢的峨眉佛法禅机相映生辉,成为“修身养性,开慧益智”的正信之道。自然养生,导引养生,中药养生,禅茶养生——丰富的峨眉山地域养生文化是峨眉地域武术养生文化产生的基础。
2.4.2 峨眉武术文化中的养生文化内容
峨眉武术的功法特点是以内练气血运转、外练击法为主,讲究神形兼备、内外兼修、功法一体、亦刚亦柔,刚柔相济。技击防身之术与养生炼形之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组成了峨眉武术功法的主要内容,峨眉气功为峨眉武术内修之根本。峨眉武术中有融技击与养生为一体的两大功法体系,即峨眉佛家的峨眉临济气功和峨眉道家的剑仙派峨眉内功。峨眉临济气功又叫峨眉十二桩,为南宋末年白云禅师所创,从南宋起一直在峨眉临济宗内秘传,经过历代传习研练,仅有峨眉山金顶寺第十一代传人永严法师承其衣钵,传此桩于镇健法师(周潜川),镇健传巨赞法师,再传傅伟中。它集医、释、道、武功之精华为一炉,寓内功导引按跷术、点穴、布气、针灸于功法中,融养生、医疗、技击、开发智能为一体,迄今有近800年的历史。现代传人周潜川有关峨眉武术养生文化方面的著作有:《峨眉临济宗之天罡指穴法》、《气功药饵疗法与救偏差手术》、《气功疗法峨眉十二桩释密》、《黄庭经详解》、《气功纠偏药疗法》等。峨眉道家的剑仙派峨眉内功则传自于清朝光绪年间峨眉后山方士何根九,现传于道教峨眉剑派二十三代传人方宗骅。峨眉内功的功法内容有先天劲功、六步养生功、十二乾坤功、纯阳功、护体神功、玄门内功拳法、内功八法拳、返还壮内功、八法修真功、内功八法剑、金罡神功掌等一百多种功、拳、剑法和方道医术。其中除玄门内功拳法、内功八法拳、返还壮内功、八法修真功、内功八法剑、金罡神功掌外,其它都属于修身、养生、益智功法。峨眉内功练拳要点是:顺应自然,法无定法,快则生劲,慢则导引,顺应则内养。以动为导,以静为养,动静结合是峨眉剑仙派玄门功法——峨眉内功的根本特点。
峨眉佛家临济气功——峨眉十二桩和峨眉道家剑仙派玄门功法——峨眉内功这两个峨眉武术功法体系组成了峨眉武术养生文化的主要内容。
3 结语
地域武术 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峨眉武术,地域武术,文化
近年来,伴随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大批民间优秀的传统工艺、民俗体育和节庆等活动被列入了国家非物资文化遗产目录,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发展。武术作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内容和形式,由于自身特有的传统性、民族性和文化性,使其纳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2006和2008年,一批具有深远影响的地域武术(少林功夫、武当武术、峨眉武术)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作为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地域武术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显证了国家对于武术事业的重视和保护,同时也彰显了中国武术的强劲生命力。然而,作为一种身体技术文化形式的地域武术,在形式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结合,并非就能完全起到预期的作用。因此,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施的有利背景下,在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探讨峨眉地域武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间武术的发展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其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的关注是人们在长期研究物质形态文化遗产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入和思考。长期以来,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停留在传统的存在空间思维中,对于历史文物、古代建筑等历史文化遗迹进行了保护。然而,随着人们对文化概念及范畴的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近年来文化广义概念的争论,人们开始对于非物质文化形态的人类文化及文明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在1972年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制定后,198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设置了“非物质遗产”(Nonphysical Heritage)部门,开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开相应工作。经过相关人士和部分的努力,200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较为正式规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件正式形成。
随着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的推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也开始逐渐展开。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批准于2003年11月3日在第3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年文化部、财政部决定在全国实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并制定《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2005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精神,文化部开展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的申报和评审工作,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正式启动。
在2006年和2008年国家公布的两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中,一大批优秀的民间武术拳种进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如太极拳、形意拳、查拳、少林功夫、峨眉武术、武当武术等。我国武术拳种繁多、内容丰富。据1983-1986年挖掘整理的材料,在清代武坛上“源流有序、拳理清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拳种就逾百个。[2]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发展武术事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武术的现代化发展,以及现代人们社会需求的价值变化,一些民间武术拳种发展不甚理想,甚至一些稀有拳种已经逐渐消失。在传统武术举步维艰的时代背景下,武术拳种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为民间传统武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对于民间传统武术的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2 峨眉武术涵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
2.1 历史与文化特性的附有
地域武术带有较多的地域文化色彩和历史传奇。峨眉武术作为我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地域武术,带有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内容。峨眉武术产生于具有神秘道教发源地的巴蜀地域(地理位置大致是现在的四川和重庆)。在峨眉地域武术的长期发展中,巴蜀文化对峨眉武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巴蜀地区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区域。历史上,秦汉大移民和湖广填四川,使巴蜀地区成为多种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区域。因此,“从古代到明清的移民活动是诸多文化圈的不断碰撞与融合,从而形成多层的文化层重叠和积淀。尤其是不同时期历史移民所造成的民族地理分布对于巴蜀武术的拳种布局、地理分布、技法特点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3]峨眉武术的拳种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川西以成都为中心,其拳种风格接近南方拳种,以灵巧技法为主,代表拳种如火龙拳。川东则以重庆(原为四川境内,1997划分成直辖市)为代表,拳势大而重,进退奔驰,其风格趋向北方,代表拳种如余家拳。巴蜀地域文化的特性造就了峨眉武术拳种多样,技法丰富的庞大技术体系。风格迥异的拳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峨眉武术发展的历史悠久与文化属性。
剑文化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从商周时期战争的青铜剑到唐代裴旻“掷剑入云,高数十丈”的舞剑和民间文人雅士的佩剑之风,都彰显了剑文化在我国武术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剑被一种特定的文化选择之后,获得了古今中外任何一种兵器不曾具有的丰富内涵,从而被罩上了一圈美丽神秘的光环。”[4]此外,武侠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武术剑文化的发展。在金庸等一批作家的武侠作品中,峨眉剑法一直被推尊为峨眉武术的代表兵器。尽管武侠作品中对武术的描写有失真之处,但也反映了剑文化在峨眉武术体系中的重要性。峨眉剑作为峨眉武术重要的技术内容,在外形演变和技法传承方面具有浓厚的历史与文化色彩。从四川最早出土的古代兵器“巴蜀柳叶剑”到汉代司马相如的击剑活动,从唐代杜甫记载的四川剑舞到清代蜀人宋仔凤的《剑法图说》,都反映了峨眉剑文化的悠久历史发展。峨眉剑的历史发展脉络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彰显了峨眉地域武术的历史与文化特征。历史与文化特征的附有为峨眉武术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畴与视野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对于峨眉武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2.2 传承内容与方式的非物质性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不仅明确界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意义,而且认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主要包括五类:(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尤其是一些表演艺术、社会礼仪风俗和传统的手工艺技能,这些重要的民族文化内容,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保护与传承,将会逐渐消失和匿迹。
20世纪80年代,我国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武术挖掘整理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四川地区武术拳种有六十余种。然而,时至今日,一些武术拳种已经很难见到,甚至已经消失。武术拳种技术传承的特殊性在于身体技术文化的表达与传播。从表层上,武术技法的多样性是不同拳种风格所致,但实质上,是不同地域的身体技术文化的彰显。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马塞尔·毛斯认为:“‘身体的技术’这个词是指人们在不同的社会中,根据传统了解使用他们身体的各种方式。”[5]而这里所说的传统,应该指的是不同地区、地域和国家的传统文化。任何事物的发展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的母体。同样,武术运动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体育项目,其身体的技术是带有“传统”意义的。无论是少林武术还是峨眉武术,其地域文化的特性在名称上就已经进行了界定和限制。不同地域武术拳种反映了不同身体技术文化的结构与方式,正是这种身体技术的差异性才促使了地域武术的成长与发展。因此,拳种的消失意味着某一类身体技术文化的破坏和解体。作为身体技术,主要存在于具有技能表现力和存贮功能的习练者。它不同于图片和声像资料,其复制性和再现性可以进行长期的保存。身体技术一旦离开了习练者的活性载体,其技术体系将无法得到传承和再现,因此,身体技术的文化内容也将逐渐消失。正因为如此,峨眉武术的身体技术文化传承方式与内容都不同于可见的物质性实体,而是具有典型的非物质文化特征。这种非物质文化特征不仅仅囿于峨眉武术,而及于整个武术体系的发展。
3 峨眉武术的可持续发展与展望
3.1 文化资源的保护与自觉
21世纪,文化资源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话题。在社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在享受高科技物质的同时,精神文化的缺失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全球针对文化发展已经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从宏观上,文化工程的实施标志着人们对于文化发展的重视,同时,也暗示人类文化资源不可替代和再生,文化的保护与资源环境一样同等重要。“正像历史事实所表明的那样,环境或环境的某些部分,在它们能够或被认为能够满足人类的某种需求之前都不是资源。”(齐默曼,1933)文化资源的保护与需求是一致的。然而,文化资源的保护必须是人们对文化资源有意识的自觉。
文化自觉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通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观点,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文化自觉是一个过程,也是人们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认可和接纳。峨眉武术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文化自觉是相互联系的。文化自觉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抽提和意识,而文化资源更多是感性的。峨眉武术拳种体系的庞大和地域特色彰显了文化资源内容的丰富性,这种文化资源的感性丰富为于文化自觉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和基础。然而,从文化资源的意识到文化自觉的转化,其过程正是通过文化保护的具体工作来得以实施。通过人们有意识地对峨眉武术文化资源的保护,从而激发人们文化自觉意识的提高,进而完成了从文化到自觉的转变与发展。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2006年,教育部制定了《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中小学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进行民族精神的教育。民族精神的教育其实质是一种民族文化的推广和传播。峨眉武术文化作为武术文化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峨眉武术文化资源的保护,是一种对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武术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武术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弘扬民族精神的举措。当然,我们也可以把民族精神看作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自觉。“作为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武术本应在中国文化自觉的理念下,找回自己的发展路径,建构属于自己文化语境下的理论体系,才可能真正形成在身体文化领域的中国文化形象”。[6]
3.2 利益与实效结合,推进峨眉武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1974年,文化产业一词诞生。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发挥了巨大效应。目前,文化产业已经作为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据《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报告》的课题研究数据显示:“各国文化产业竞争力指数排名前5名的分别是美国(0.87)、英国(0.70)、法国(0.69)、德国(0.64)和加拿大(0.60),平均竞争力指数为(0.70);排名后五名分别是中国(0.22)、印度(0.23)、南非(0.24)、俄罗斯(0.30)和巴西(0.32),平均竞争力指数为(0.26)。”[7]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双重性,如何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功利基础上不损害文化自身的传统性和整体性,是当前文化产业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峨眉武术作为地域武术文化品牌,在发展中仍然不能回避经济利益与文化保护的话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对于峨眉地域武术的发展无疑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但是,仅仅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的美丽光环是不够的。更多的工作是如何在这一有利背景下推动峨眉武术的发展,如拳种传承人的保护、技术传承的规范与体系化以及相关书籍、音像资料的整理等。如果仅仅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为经济发展的铺垫和经济炒作热点,而不做一些切实可行的具体工作,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成为了一种文化产业的经济开发,而非文化意义上的真正保护。当然,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文化自身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如何可持续地发展文化产业,如何在文化语境中去推动峨眉武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到利益与实效的有机结合,是今后峨眉地域武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道路上的重要工作。
4 结语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对于峨眉地域武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某种程度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高了峨眉地域武术文化的文化合法性和正式性,峨眉地域武术的文化性将在非物质文化语境下得到更好的彰显与发展。同时,文化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与矛盾,如何实施可持续发展,在保护的基础上促进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是今后峨眉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工作。
参考文献
[1]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chinaich.com.cn/class11_detail.asp·id=91.
[2]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编撰,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3):10.
[3]陈振勇,温佐惠.论历史移民对巴蜀武术文化发展的影响[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7(6):42-45.
[4]程大力.中国武术——历史与文化[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127.
[5]马塞尔·毛斯,佘碧平译.社会学与人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301.
[6]王岗.中国武术发展的文化路径——从文化话语权谈起[J].搏击·武术科学,2008(5):1.
地域武术 篇5
关键词：岭南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武术教学,传承
我国从2006年开始加大力度宣传“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并将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这些都体现了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视, 同时也引起全国各高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高度重视, “非遗”成为彰显高校文化底蕴的符号。广州体育学院作为岭南地区唯一一所高等体育院校, 有责任和义务传承与发展岭南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 且也通过自身努力取得一定成果, 2013年3月广州体育学院武术系被广东省授予为广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在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课程设置中, 开设有岭南武术文化、广东南拳等具有岭南地域特色的课程。在这些成果的背后隐藏着一些不足:学生对“非遗”认识不够;校园文化活动中鲜有岭南武术“非遗”内容等。基于此, 本文提出建议: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的名义, 加强“非遗”知识的宣传教育。鼓励学生创建以岭南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名称的协会或俱乐部, 如:咏春拳协会、蔡李佛拳协会等, 从而丰富校园文化, 增强学生对地域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传承与发展岭南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岭南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现状。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在研究过程中, 根据论文写作的需要广泛地查阅参考了与本题相关的“岭南地域文化”、“学校体育”等相关资料, 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电子资源上查阅关于武术“非遗”项目传承与保护、岭南武术文化传承等文献, 进行归类总结。
1.2.2 访谈法
在广州体育学院随机抽取6名在职教师, 对其进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度的访问调查。
1.2.3 问卷调查法
在广州体育学随院机抽取三个系 (武术系、运动训练系、体育教育系) 向武术系的学生随机发放26份调查问卷, 向运动训练和体育教育系的学生随机发放21份调查问卷, 共发放47份, 回收45份, 回收率95.74%, 其中有效问卷44份, 有效率97.78%。
1.2.4 数理统计法
运用Excel软件与Spss软件对问卷所得数据进行数理分析, 为文章的写作提供的数据支持。
2 结果与分析
2.1 广州体育学院传承与发展岭南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势
2.1.1 有利于岭南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规范、系统地保护与传承
广州体育学院坐落于岭南地域文化发祥地———广州, 传承和发展岭南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广州体育学院的责任和义务, 为此广体做出了努力, 也取得一定成果, 如:广州体育学院武术系被广东省授予为广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这为传承岭南地域文化积蓄优势, 岭南武术作为岭南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能得到更好地继承与保护。
如据考究, 在我国武术传承的历史上, 主要有三种传承方法:一是家族传承;二是师徒传承;三是公办官校传承。岭南武术各拳派的传承谱系, 已是约定习俗, 绝大部分遵循第二种即以师徒传承为关系主线[1]。师徒传承是一种师父对徒弟一对一的教授技艺模式, 有利于保持武术技术动作的“本真性”、“技击性”、“规范性”。但传播面窄, 不利于岭南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范围传承。另外, 师徒传承中的师父多是一些民间拳师, 文化水平有限, 不能充分挖掘岭南武术中所蕴含的文化精髓, 因此在师徒传承过程中容易出现文化缺失现象。岭南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宝贵的传统文化遗产。传承是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 是文化的延续[2]。如何使岭南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与传承, 我们需要找到更加快捷有效的传承途径。高校教育无疑是最佳途径。首先, 高校教育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性、目的性、系统性等特点弥补了很多民间师徒传承中的文化缺失现象, 有利于建构一个科学、系统、规范的文化与技术传承体系, 为岭南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其次, 高校学生众多, 且生源地比较分散, 通过高校教育, 进行辐射, 有利于扩大文化传播面和群众基础。广州体育学院作为岭南地区唯一一所高等体育院校不仅具有高效所具有的一切特性, 且具有一定的地域优势, 另外广州体育学院武术系被广东省授予为广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 能够得到广东省政策与资金的支持, 因此有条件也有义务科学、规范、系统地保护与传承岭南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
2.1.2 有利于丰富校园文化活动
在广州体育学院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 引入蕴涵和谐理念、奋斗精神、道德操守、自强不息等内涵的岭南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如:咏春拳、南枝拳等, 能够使校园文化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 促进学校校园文化建设, 增强校园文化核心竞争力, 并依靠岭南武术文化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 使学生具备自强不息、勇往直前、持之以恒的精神品质, 以及尊师重道、乐于助人的道德品质。
2.2 广州体育学院传承与发展岭南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通过向学生发问卷来调查广州体育学院传承与发展岭南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主要问题有:你所在的学校是否重视“非遗”教育、咏春拳、蔡李佛拳、南枝拳, 三种拳法中有几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答案是三种都是。调查结果见表1、表2。
从表1可以反映出, 学生普遍认为学校不重视“非遗”。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有以下原因:首先, 学校只是口头重视“非遗”但并未做出实际行动, 加强非遗教育。其次, 有“非遗”教育, 但“非遗”教育效果不明显。
从表2可以看出, 完全答对的占13.64%,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 这些答对的学生中大部分是武术系学生, 由此可见, 岭南武术“非遗”保护工作局限在武术系, 范围较窄, 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2.3 广州体育学院传承与发展岭南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改进策略
2.3.1 教师“非遗”教育与宣传意识是“非遗”校园传承的重要因素
高校教师作为岭南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的主体, 是校园传承的组织者、实施者。教师在“非遗”知识教育过程中, 往往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来理解传承项目。所以, 非遗校园传承不仅受教师对非遗项目的领悟和传承教学实践因素的影响, 还会受到教师能否自觉树立非遗课程意识的影响, 非遗课程意识的树立, 体现出教师在考虑传承教学中对于非遗校园传承意义的敏感和自觉程度[3]。
传承教学是岭南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过程中一个关键的实质阶段, 而高校教师作为校园传承过程中的一线实施者, 其“非遗”教育与宣传意识、知识水平, 乃理解“非遗”的角度都将对校园传承的教学实施产生直接影响。教师“非遗”教育与宣传意识是岭南地域非物质遗产校园传承能否正常开展保证, 也是“非遗”校园传承能否达到理想目标的前提。
2.3.2 学生是岭南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的主体
高校学生是岭南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的主体, 是影响“非遗”校园传承的核心因素, 是“非遗”校园传承的主要载体。学生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知识水平、学习能力及方式, 都会对“非遗”在高校的传承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而这些作用往往是容易被忽视的, 这就要求教师主动与学生进行交流和沟通, 深入了解学生的情况, 及时调整传承教学的进程, 以求优化传承教学的方式达到更好的传承效果, 培养岭南地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提供丰富的资源供学生学习。树立学习榜样, 调动学生学习“非遗”技击性, 使学生能主动参与到“非遗”知识的学习中。“非遗”校园传承是一个复杂性、多样化、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 我们应当遵循这一发展规律, 由点及面、由浅入深、逐步完善, 不要急于求成, 要分阶段、分层次、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开展, 进而推进非遗校园传承的普及与提高, 最终促使传承教学向常态化课堂教学迈进[3]。
2.3.3 设置岭南地域“非遗”项目课程
可充分利用公共选修课平台, 挑选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 且有一定影响力的岭南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内容如:岭南武术文化、咏春拳等做为课程, 设置在公共选修课中。相信依靠岭南武术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一定能吸引大批学生选修此类课程, 从而达到岭南地域文化校园传承的目标。
2.3.4 成立“非遗”社团
2013年3月广州体育学院武术系被广东省授予为广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这对岭南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广州体育学院继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前,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传承与发展的最有效形式之一是对本土文化的认同, 广州体育学院武术系可以广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的名号, 通过长期或定期举办展览以及各种文化活动, 使岭南地域“非遗”知识教育在广州永久化。另外, 成立与岭南地域“非遗”项目相关的大学生社团, 如:咏春拳协会、南枝拳协会等, 是高校开展“非遗”教育至关重要的手段之一。成立岭南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团, 开展相关的教育活动, 可以调动学生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 丰富学生的“非遗”体验。另外, 把岭南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分为专业传承和业余传承。专业传承是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教育中的传承人培养;业余传承是指其他专业的学生运用课余时间或在公共选修课上进行学习和体验。
2.3.5 开展“非遗”日庆祝活动
2006年将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可以在这一天开展各种庆祝活动, 如岭南武术“非遗”项目比赛, “非遗”知识竞猜等活动, 丰富校园文化的同时, 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 唤起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意识。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作为提高国家国际影响力的有效手段, 获得政府的高度重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一部分, 获得了更多的资金和政策的支持, 随之而来的是“非遗热”席卷全国, 各高校将“非遗”看做是彰显学校文化底蕴的符号, 广州体育学院武术系通过自身努力, 顺利成为广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保护与传承岭南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广州体育学院的责任和义务,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1) 通过调查, 学生对“非遗”的认知度较低, 很多人不知道“非遗”是什么?“非遗”保护的目的、意义何在? (2) 岭南武术作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体育项目, 其保护与传承工作仅仅局限在武术系, 未能在学院内全面开展。 (3) 广体丰厚的“软” (指师资力量、文化氛围等) “硬” (场地器材设施) 件资源未能得到充分运用。
3.2 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