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笔记

科学笔记（精选3篇）

科学笔记 篇1

不管采用何种国体政体, 无论是共和国、 君主国、酋长国还是总统制、议会制等, 现代国家说到底都离不开“主义”, 而且也都奠基于某种主义, 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称之为“政治的哲学化”。 如此看来, 当今之世的主义之争、 左右之辨不仅不是言不及义的空谈, 而且还关乎何去何从的国本。 当然, 若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的视角审视, 特别是对“惯看秋月春风”的中华文明而言, 面对现代国家及其主义之辨, 也许就像重温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 合纵连横, 或像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说的:“不是出于小孩的那种好奇心, 想看看大人在干什么, 相反的, 而是像大人有时候也站在一旁, 看看小孩在玩些什么游戏。 ”道理很简单, 正如毛泽东在中苏论战之际谈到的, “这种公开争论也无关大局, 第一条, 不死人;第二条, 天塌不下来;第三条, 山上的草木照样长;第四条, 河里的鱼照样游;第五条, 女同志照样生孩子”[1]。这里, 不妨看一部奇崛的著述———《熵:一种新的世界观》 (1981) 。 这部风行一时的科普读物, 今天读来越发感同身受, 挪用伦敦经济学院林春的一个说法:“它的真正意义和现实启示, 针对着1990 年代以来发展主义的迷思:也许‘发展’不见得总是好事情? 财富不能是衡量美好生活的尺度? 资本主义范式已因过度积累和过度消费而达到极致? ”[2]在这部名作里, 作者依据爱因斯坦所谓科学的首要定律———熵定律, 阐述了一种新人耳目的世界观:

我们每一天都发觉世界比前一天更加杂乱无章。 似乎一切都不再起作用。 世界已经不可收拾。 我们每每以为能排难解纷, 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 当局日复一日救了燃眉之急, 然而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带来了比先前要解决的更重大的问题。 我们责怪石油公司, 责怪政府的经济顾问, 责怪工会, 责怪知识分子, 凡有一点干系的人们都在责怪之列。 我们的周围到处是堆积如山的垃圾, 无处没有污染:从地面冒出来, 在江河里渗透, 在空气中滞留。 它刺痛了我们的双眼, 使我们的皮肤变色, 肺功能衰退。

我们陷入了泥潭, 社会陷入了泥潭。 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都犯了同样的毛病。 同一种无可抗拒的分崩离析的力量在吞噬我们, 无一例外。 当今这个星球上不可能有哪一个领袖人物, 哪一种个别的意识形态能解决普遍存在的危机, 因为他们都囿于现行的同一种世界观。

现代的世界观大约是四百年以前形成的, 尽管此后得到了极大的提炼与修正, 但许多方面仍保持了它的雏形。 我们生活在17 世纪牛顿机械论世界模式的影响之下。 巴黎大学的历史教授雅克·吐尔古就是这么一位出类拔萃之辈。 1750 年的一天, 他步入了巴黎大学的一个教室, 取出了讲稿, 并用拉丁文宣读了一篇由两个部分组成的新的历史观的论文。 在他读完论文, 把讲稿放回提包时, 他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结构。 吐尔古既驳斥了循环往复的历史观, 又批判了历史是不断衰亡的观点。 他尖锐地指出历史是直线发展的, 而且每个阶段与其前身相比都是一个进步。

每一种世界观都有它的建筑师。 机械论世界观的形成要归功于培根、笛卡儿和牛顿。 整整三百年过去了, 但我们仍然离不开他们的思想。 培根给了古希腊世界观狠狠的一击, 从而为机械论模式奠定了基石。 他那部出版于1620 年的《新工具论》是一篇宣传杰作。 培根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荷马的全部著作贬为“有争议的学问”。 他不愿坐在一边苦思冥想自然的奥秘, 他想找到一种途径来征服自然。 《新工具论》一些章节读起来像今天的办公室备忘录, 而不是一篇经典哲学论文。 培根是现代第一个讲究实际的实用主义者。

如果说笛卡儿给了人类一个“信念”, 即他们能够揭示世界的奥秘, 成为世界的主人, 那么牛顿则提供了得以维持这个任务的工具。 牛顿发明了描述机械运动的数学方法。 机械论模式的建筑师们把万物的质从它们的量中分离出来并排除在考虑之外, 从而使他们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完全由没有生命的物质组成的冷冰冰的世界。 从一个纯物质世界到一个物质至上的世界, 仅一步之遥。

人们现在该做的事情已经十分明了: 应该搞清自然规律是如何适用于人类社会的, 并按这些规律行事。 人们把历史看成是不断进步的过程, 它把社会从杂乱无章的状态带到了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所阐述的井井有条、准确可靠的状态。 有两个人立刻开始寻找这些普遍规律与社会运行之间的关系。 约翰·洛克把政府和社会的活动同世界机器模式联系了起来。 亚当·斯密则在经济领域里进行了同样的努力。

正如培根把上帝驱逐出了自然界那样, 洛克把上帝驱逐出了人类舞台, 从而他在宇宙中只有人类做伴了。 为此, 洛克提出了一个至今还统治着现代世界观的观点。 这个社会有一个, 也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保护社会成员的私有财产。 用洛克的话来说, 彻头彻尾的个人利益, 成了建立社会的唯一基础。 洛克成了宣扬无止境的增长与物质财富的哲学家。 如果从今天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洛克的观点, 那么我们难免会惴惴不安, 因为洛克不给地球上每条河流安上水坝, 不让每个自然之谜一览无余, 不把每座高山敲成碎片榨出石油, 他是不会罢休的。 洛克就这么决定了现代人的命运。 从启蒙时代开始, 人类就只能在生产与消费所带来的尽情享乐中寻找他们的人生目的和意义。 人们的需要和欲望、梦想和渴求, 都被囿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之中了。

与洛克一样, 亚当·斯密对机械论世界观推崇备至, 并决心建立起一种经济理论来反映牛顿模式的一般概念。 亚当·斯密宣称,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经济学的自然规律, 我们就会得出以下这个必然结论:最有效益的经济结构是放任主义的经济结构, 即让一切都不加干涉, 人们可以为所欲为。

培根、笛卡儿、牛顿、洛克和斯密都是机械论世界观的伟大普及者, 其他许多人不过是他们的继承者。 每当我们听到当代的企业家、政治家和科学家就某个重要问题发表意见时, 我们仿佛觉得他们的讲稿似乎是那几位早已作古的思想家捉刀代笔的。 它已经开始失去它的生命力, 因为它赖以生长起来的那个能源环境已气息奄奄。

在今天, 一种新的世界观即将诞生, 它最终将作为立身的组织机制取代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 这就是熵的定律, 爱因斯坦誉之为整个科学的首要定律;亚瑟·爱丁顿爵士则把它称作整个宇宙的最高的形而上学定律。 熵的定律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 热力学第一定律告诉我们, 宇宙中的物质与能量是守恒的, 既不能被创造, 也不能被消灭。 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的定律告诉我们, 物质与能量只能沿着一个方向转换, 即从可利用到不可利用, 从有效到无效, 从有秩序到无秩序。 热力学第二定律实质上就是说宇宙万物从一定的价值与结构开始, 无可挽回地朝着混乱与荒废发展。 熵就是对宇宙某一子系统中由有效能量转换而来的无效能量的衡量。 根据熵的定律, 无论在地球上还是宇宙或任何地方建立起任何秩序, 都必须以周围环境里的更大混乱为代价。

熵的定律摧毁了“历史是进步的”这一观念。 熵的定律也摧毁了 “科学与技术能建立起一个更有秩序的世界”这一观念。 实际上, 它具有说服力地超越了现代的世界观。 科学家们多少年来为这两个定律的真正含义绞尽脑汁, 地球上各民族文化的民谚却早已悟出其中三昧。 我们都听说过这些说法:“你不可能不劳而获”, “覆水难收”或者“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如果这些谚语对你来说不算陌生, 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你也反复有过这样的亲身体验的话, 那么你就懂得了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 热力学概念乍听起来有些深不可测, 其实它们是我们所知道的最简单而又给人印象最深的科学概念。 热力学的两个定律可以用一句简短的句子来表达:

宇宙的能量总和是个常数, 总的熵是不断增加的。

就是说我们既不能创造, 也不能消灭能量。 宇宙中的能量总和一开始便是固定的, 而且永远不会改变。 热力学第一定律就是能量守恒定律, 它告诉我们能量虽然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 但它可以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一个人、一幢摩天大楼、一辆汽车或一棵青草, 都体现了从一种形式转化成为另一种形式的能量。 我们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东西。 要证实这一点你只需呼吸一下。 你刚才吸进了曾经让柏拉图吸进过的5000 万个分子。

如果我们需要考虑的仅仅是热力学第一定律, 那我们滥用那万世不竭的能源也没有什么奥妙了。然而我们知道世界并非如此。 比如我们烧掉一块煤, 它的能量虽然并没有消失, 但却经过转化随着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一起散发到空间中去了。 虽然燃烧过程中能量并没有消失, 但我们却再也不能把同一块煤重新烧一次来做同样的功了。 热力学第二定律解释了这个现象, 它告诉我们每当能量从一种状态转化到另一种状态时, 我们会“得到一定的惩罚”, 这个惩罚就是我们损失了能在将来用于做某种功的一定能量。 这就是所谓的熵。

熵是不能再被转化做功的能量的总和的测定单位。 这个名称是由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于1868 年第一次造出来的。 但是年轻的法国军官迦诺却比克劳修斯早41 年发现了熵的原理。 迦诺在研究蒸汽机工作原理时发现, 蒸汽机之所以能做功, 是因为蒸汽机系统里的一部分很冷, 而另一部分却很热。 换一句话说, 要把能量转化为功, 一个系统的不同部分之间就必须有能量集中程度的差异 (即温差) 。 当能量从一个较高的集中程度转化到一个较低的集中程度 (或由较高温度变为较低温度) 时, 它就做了功。 更重要的是每一次能量从一个水平转化到另一个水平, 都意味着下一次能再做功的能量就减少了。 当河水下落时, 它可被用来发电, 驱动水轮, 或做其他形式的功。 然而水一旦落到坝底, 就处于不能再做功的状态了。 这两种不同的能量状态分别被称为“有效的”或“自由的”能量, 以及“无效的”或“封闭的”能量。

熵的增加就意味着有效能量的减少。 每当自然界发生任何事情, 一定的能量就被转化成了不能再做功的无效能量。 被转化成了无效状态的能量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污染。 许多人以为污染是生产的副产品, 但实际上它只是世界上转化成无效能量的全部有效能量的总和。 耗散了的能量就是污染。 污染就是熵的同义词。

克劳修斯在总结热力学第二定律时说:“世界的熵 (即无效能量的总和) 总是趋向最大的量的。 ”每当你点燃一支香烟的时候, 世界上的有效能量就减少了一点儿。 世界上的生物生老病死、繁殖后代, 使地球的熵值不断增加, 这就意味着未来生命能享有的物质将日益减少。 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 因为每个孩子在学习生物学基本原理时都被告知自然界一切物质都是在不断循环再生着的。 这一点并没有错, 因为它说的只是物质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 是热力学第一定律的重复而已。 然而不幸的是人们往往忽略了热力学第二定律, 而这一定律告诉我们, 物质虽然可以循环再生, 但必须以一定的衰变为代价。 当有效能量告罄时, 我们就称之为“热寂”。

历史上有许多人企图找到一个逃避熵定律的方法, 甚至有不少科学家和哲学家也乐此不疲。 波尔茨曼推销他的热力学的可悲举动, 就是这种怪癖的症状之一……根据这门新的科学, 一堆灰烬也可能重新烧热锅炉, 而一具尸体也满可以从地上爬起来, 把生前的顺序倒过来再活一次。 只是这些事情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 统计力学的鼓吹者们坚持认为, 我们之所以从未亲眼见到这些“奇迹”的发生, 只是因为我们还未观察过大堆大堆的灰烬或尸体罢了。

爱因斯坦曾经苦思冥想: 哪一条科学定律是当之无愧的最高定律。 最后他下的结论是:

一种理论前提越为简练, 涉及的内容越为纷杂, 适用的领域越为广泛, 那这种理论就越为伟大。 经典热力学就是因此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相信只有内容广泛而又普遍的热力学理论才能通过其基本概念的运用而永远站稳脚跟。

如今流行最广的关于宇宙起源和发展的理论是大爆炸学说。 大爆炸学说符合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 它声称宇宙是以有序的状态开始, 并从此不断地向无序的状态发展。 如果这个理论有些似曾相识, 那么也不足为奇。 古希腊和中世纪基督教历史观与现代宇宙学家的宇宙历史观是有不少共同之处的。 希腊人认为历史是一个逐步衰亡的过程 (如同中国古典的“致君尧舜”意识) 。 古罗马的贺拉斯也认为“时间磨灭了世界的价值”。 希腊神话把历史划分为五个时代, 一个比一个退化和粗俗:黄金时代, 白银时代, 青铜时代, 英雄时代和铁器时代。 那些坚信人类历史是从原始的辛苦劳作进化到二十世纪美国的悠闲舒适的人们, 只要读一下对非洲丛林人与其他狩猎—采集型社会的详细研究, 一定会大吃一惊。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变化最少的社会秩序才是尽善尽美的社会秩序。 他们的世界观里根本没有持续变化与增长这些概念。 说到底, 增长并不意味着给世界带来更大的价值或秩序, 而是适得其反。 如果历史的确是一个原来完好的秩序不断衰亡, 原来有限的财富不断耗尽的过程, 那么最理想的情况就是把衰亡的过程尽量减慢。

让人费解的是, 我们这些现代人一方面愿意接受相信宇宙以完美而开始, 以衰亡混乱而告终的宇宙历史观, 另一方面又顽固地坚持地球的历史却截然相反, 是从混乱状态“逐步”走向有序秩序的状态。 目前我们只能肯定一点:对于我们这个小小的太阳系和地球, 熵定律仍然是“自然界一切定律中的最高定律”。熵定律的最重要之处莫过于它对时间的定义。 “时间不等人”, “时光流逝”, “时间不会倒走”, 确是至理名言! 这些格言说的是我们所体验的时间是不可逆转的。时间流逝的方向只有一个, 那就是向前。时间体现了能量从集中状态到耗散状态, 从有序状态到混乱状态的变化。 时间永远向前运动, 因为能量本身永远从有效状态转化为无效状态。 每当发生任何事情, 世界上的能量就有一次耗散, 熵的总值就有一次增加。 说时光就要流逝完就是说世界的有效能量就要告罄。亚瑟·爱丁顿勋爵说:“熵是时光之箭。 ”

机械论世界观的大师们鼓吹我们的世界实际上正从混乱状态“走向”有序状态。 他们的时间观认为人们改造自然的速度越快, 人类进步就越大, 世界就日益秩序井然, 我们就能赢得更多的时间。 这是一种完全颠倒的时间观和历史观。 随着宇宙中可用能量的消耗, 发生的事件日益减少, 这就意味着剩下的“真正”时间越来越少了。 最后宇宙达到了热寂的平衡状态, 任何事情就不再发生了。 既然没有任何变化可以发生, 那么我们所体验的时间也就不复存在。 因此世界上的能量消耗越快, 可能发生的事情剩下的也就越少, 世界上所剩下的时间也就相应地越来越少了 (2014 年春晚的一曲《时间都去哪儿了》, 不妨说也表露了现代人无意识的内心惶恐) 。

我们已习以为常地认为生物进化就是进步。 然而我们现在却发现在进化之链中, 越是高级的生物, 就要把越多的能量从有效状态转化为无效状态。 化学家G·泰勒·米勒用一个范畴简单的食物链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人每年需要吃掉300 条鲑鱼, 这些鲑鱼要吃掉9 万只青蛙, 这些青蛙要吃掉2700万只蚱蜢, 而这些蚱蜢要吃掉1000 吨青草。 ”因此, 一个人要维持较大的 “秩序” 状态, 每年就要耗费2700 万只蚱蜢或1000 吨青草所蕴藏的能量。

熵定律向我们表明, 进化过程耗散着对地球上的生命有用的总能量。 然而我们的进化观恰恰相反。我们相信进化论神奇地在地球上创造着更大的价值和秩序。 只是在我们环境的耗散和混乱变得如此显而易见时, 我们才开始重新反省我们的那些进化、进步和创造物质财富的观念。 进化意味着为建立起秩序越来越大的孤岛而必然带来更大混乱的海洋。

新技术所体现的所谓效率的提高, 实际上只是加快了能量的耗散过程, 增加了世界的混乱程度。 在狩猎—采集型社会被迫过渡到农业社会以前, 人们花了好几百万年才耗尽了环境中的能量。然而农业环境从开始到最后“不得不”过渡到工业环境, 却只有几千年的时间。 只过了短短几百年, 人们又耗尽了工业环境的能源基础 (即非再生的能源) , 开始面临一个新的熵的分界线。人类天才创造出的技术只不过是自然界所蕴藏的能量的转化器。 而且一种技术的规模越大、技术本身越复杂, 它所消耗的有用能量也就越多。 每项技术所建立起的只是一个暂时秩序的岛屿, 而在此同时这又会给周围环境带来更大的混乱。技术批评家雅克·埃卢尔说:“历史表明, 在每项技术的运用中一开始就蕴藏着不可预料的副作用;这些副作用带来了比没有这项技术的情况下更为严重的灾难。 ”我们越是把技术扩散到整个文化中去, 整个社会就越是支离破碎, 熵的增加也就越快, 混乱程度也就越大。 我们当代世界的危机触目惊心的道理就在这里。 (想想网络微博新媒体、大数据云计算斯诺登)

就像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一书中人们把战争当作和平、把谎言当作真理一样, 我们已经相信混乱就是秩序, 耗费就是价值, 做功就是不做功。 现代经济学搞乱了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 完全曲解了一切经济活动的全部基础。 第一定律指出, 所有的物质—能量都是守恒的, 创造不出, 毁灭不掉, 只可被转化。第二定律则认为物质—能量只可作单向转化, 从可得到不可得, 从有用到无用。 多数经济学家却不理睬这样一个简单道理, 他们固执地认为, 人类施加在自然资源上的劳动创造了更大的价值, 而不是减少了价值。 但是第二定律告诉我们, 每当人的能量、机械能及其他能量创造出有价值的产品的时候, 整个环境中便会出现更加严重的混乱, 产生出更多的垃圾。

大家都认为美国农业技术效率极高, 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然而, 美国农业其实是人类发明的耕作方法中效率最低的一种, 使用牛、犁的农夫每单位能量的产量, 要比现代美国机械化大农庄的效率高得多。 一个头脑简单的农民每花1 卡能量, 可换得10 卡左右能量……美国农民用掉10 卡能量, 方可生产出1 卡能量。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引进控制论和现代信息论以来, 科学家们认识到, 收集信息和储存知识都要花费能量, 因此, 就得为熵付出代价。 所谓信息革命引起的能量增加已在社会能流渠道里制造了大量混乱现象, 还要转移更多的能量以支付信息传播组织和机械的与日俱增的费用。 似乎是我们得到的信息越多, 我们就越难做到消息灵通;发出的信息越多, 我们可吸收、保留和利用的信息就越少。

机械论世界观以持久的物质增长为出发点, 而熵的世界观则以保存有限资源为思想基础……

我们无法逆转时间或熵的过程, 那是早已定了的, 然而我们可以运用自由意志来决定熵的过程的发展速度。 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一举一动都直接影响到熵的过程的缓急。 我们可以通过对自身生活与行为方式的选择, 决定世界上有效能量的耗散速度。

在高熵社会里, 人生的首要目的便是利用高能流创造物质财富并满足人们的各种欲望。 现在, 我们的世界观和社会传统正在经历一场作茧自缚的痛苦。 极目四望, 世界的熵已增大到惊人的程度。 我们天天都感受到生物学家早就知道的真理: 生物体不能在自己的污物环境中长久生存。 人类在低熵能源环境中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追求。 低熵社会贬低物质消费的重要性, 节约成了警世名言。 人类的需求将得到满足, 但也不会像美国各商场那样去迎合顾客的荒诞不经、放浪形骸的欲望。 体现在世界各大宗教中的前人智慧早就教导我们, 人生的最终目的不是满足一切欲望, 而是达到同宇宙的超自然统一体合而为一的解脱的体验。 过去的宗教大师们一致反对非分的消费、占有和对物质的普遍迷恋:

需求的培养和扩大有悖于智慧, 也和自由与安宁背道而驰。任何需求增长都会使一个人更加依靠他所不能控制的外部力量, 因此, 就加剧了生存恐惧。

传统的智慧大师无一例外地信奉低熵生活的内在价值观念。 佛陀、耶稣、穆罕默德、以色列先知和印度大圣们都为这种朴素的、自甘清贫的、公有的生活起到了表率作用。

熵定律回答了历史上一切文化都必须回答的中心问题:世界上的人类应有什么样的作为? 尽管有种普遍的意见认为人们的行为应能保护和加强生命, 然而, 如何达到这些目的, 却有无数说法。 熵定律最终提供了一个能解百题的答案。 保护、加强各种形式的生命需要有可得的能量, 可得的能量越多, 各种可能的生命形式向未来扩展的前景就越妙。 但是, 第二定律告诉我们, 实际上可得能量的贮存正由于各种原因而渐渐濒临枯竭。 我们中每个人使用能量越多, 身后的所有生命的可得能量就越少。 这样, 道德上的最高要求便是尽量地减少能量耗费, 这样做, 我们便表达了我们对生命的热爱, 也说明我们满怀爱意地支持所有生命的继续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爱的最高形式是自我牺牲……[3]

从以上《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一书的摘要看, 作者里夫金和霍华德对现代世界混乱及其根源的阐发可谓入木三分、鞭辟入里, 不过他们为此所开的济世良方却显得无力而无奈。 因为, 自我牺牲的爱、安贫乐道的人生、 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境界固然值得推崇, 也让人内心为之神往, 可进入现代以来, 人类文明早已背道而驰, 渐行渐远, 无可奈何花落去。 晚食当肉怎敌他“鲍翅豪宴”, 安步当车怎敌他“香车宝马”, “茅檐低小, 溪上青青草” 怎敌他 “豪宅别墅”……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 面对世界特别是哲学家赵汀阳慨叹的悖论现实———“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未必能够联合起来, 而全世界的资本家反倒是有可能联合起来”,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末尾所引摩尔根对文明时代的评判, 倒不失为一种真切的希望和出路:

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 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 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 社会的瓦解, 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 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 管理上的民主, 社会中的博爱, 权利的平等, 教育的普及, 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 经验、管理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 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 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4]

具体到中国现实与社会发展, 如果明了上述宇宙万物最高的“熵定律”, 并接受这一新的世界观, 那么对邓小平所谓 “发展起来的问题比不发展的问题更多”一类告诫自当多一分心有戚戚的警醒, 而对“八项规定”以及“不争论”“不折腾”“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以及“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等话语, 也更多一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会心。 拿“不折腾”来说, 这句大白话既针对现实政治, 更切中自然、社会与精神等要害。 按照前述现代世界观, 折腾乃属社会常态, 从征服自然到殖民扩张, 从技术创新到市场推广, 从追逐财富到竞选投票, 无一不在折腾, 貌似越折腾, 社会才能越进步、越发展;越折腾, 日子才能越红火、越美满———全天下的经济学家以及主流媒体一直喋喋不休地宣扬这套世界观。 可惜, 按照熵定律, 大大小小的折腾无不以更大的混乱、更多的熵值为前提, 某个局部的“繁荣昌盛”必定会以其他领域的更大失序为代价, 正如美国的天堂孤岛依托于全世界的乱象海洋 (4%的世界人口消耗1/4 的全球能源) 。 自然层面的折腾已使地球生态日益不堪其负, 温室效应、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均属老生常谈, 不足为奇;社会层面的折腾也充分领教、司空见惯, 包括19 世纪的血汗工厂、炮舰外交、奴隶买卖,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人口爆炸, 21 世纪以来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全球动荡———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茉莉花革命、颜色革命、金融危机等;至于精神层面的折腾, 同样乱象丛生, 触目惊心。

有鉴于此, 本文暂以低熵状态, 试将《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的精华摘录于上, 述而不作。 关于这一世界观对中国的意味, 除了书中所言“第三世界已有几个恰当的发展模式。 毛泽东逝世之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做法是保持社会的农村基地, 注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5]174, 《科学时报》首席评论员王中宇的新闻力作 《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观察生态问题的另类视角》 (2010) , 更从近些年的南方大旱湖泊干涸入手, 提供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实案例:

人类社会肯定会对原有的生态系统造成干扰, 使其状态与原生状态发生偏离。 侗族文化有意识地限制这种偏离, 尽量保留原有的物种构成。 在中原文明中被视为害虫、杂草的物种, 在他们那里都成了资源。 这种价值取向保护了原有的物种多样性, 而原有的物种构成是上亿年演化形成的, 是当地生态系统稳定延续的基础。 史实证明, 这样的价值观是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和谐共生的前提。 与之对比, 简单地划分资源、废物;益虫、害虫;作物、杂草;好人、坏人……对前者要极大化, 对后者要极小化, 这是主流文明价值体系的显著的特征。 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主导下, 长者数百年, 短者数十年, 原生物种构成就被彻底改变, 而新生的物种构成只能在人工养护下生存。人工养护的主要手段是耕作、灌溉、化肥、农药, 它不可避免地造成水土流失、土质变性、病虫害激增。

与之对比, 我们国家层面的国土功能规划是否有值得反思之处? 2007 年3 月13 日, 由国务院发展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 福建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共同发表 《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 (2005-2006) 》;2010 年3 月该团体再次发表 《 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 (2008-2009) 》。 报告撰写人宣称: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竞争由国际上的竞争逐步扩展到区域竞争, 并进而延伸到区域子系统内的竞争。……区域经济发展的本质就是区域间的经济竞争, 任何一个经济区域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就必须具有能够占据优势的综合竞争力。

可见报告撰写人将国内各省间的关系视同于国家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被归结为 “激烈的市场竞争”———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必然结论。 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 “区域间经济竞争” 被归结为投资环境的竞争。 这指导各级地方政府为投资者保驾护航, 不论其来自何方, 所求为何。 于是, 山西要为沿海各省的煤老板开放资源, 保障他们通过采煤获得利润;西南喀斯特地区要为伐木者提供方便, 因为这是投资者眼中可变现的利润源;江河上游各省要竭力吸引高坝电站的投资者, 因为除了水能, 难有其他资源对他们有更大吸引力;新疆则要开放土地, 吸引外来的棉老板, 哪怕他们的耗水量导致胡杨林的消亡, 而胡杨林是当地生态系统的命脉;内蒙古则要吸引采矿者, 因为他们可以让内蒙古的GDP增速在国内名列首位, 尽管这将破坏本已脆弱的草原, 大量消耗稀缺的水资源……

这样的政策取向, 其后果已经昭然。 本来千差万别的地理、 气候条件导致了千差万别的地区生态环境, 它们需要千差万别的社会文化与之适应, 方能保证各地区生态环境的稳定延续, 而这是整个国家持续生存的基础。 站在国家整体的立场, 这势必要求各地承担不同的功能, 这与侗族对山寨的规划并无二致。 从侗族山寨规划者的视角看, 将全国各省都推入“区域间经济竞争”, 恰如让整个山寨不分地点、条件都去比赛种商品粮。 这简直就是败祖宗业, 断儿孙路, 必然导致兄弟阋于墙, 分家散伙, 最后只能是山河破碎, 家败国亡。

这里, 我们分明看到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 站在“现代化”的立场看, 西南山区少数民族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保守”的,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这样的价值取向为何持续了千百年? 侗谚云:“老树护寨, 老人管寨。 ”老树被视为村寨的灵魂与命脉, 老人则与老树处于同一地位。 主流学者们通常将这一现象归结于“经验社会”, 其潜台词是:这是一种落后、保守、陈旧的现象。 然而, 从另一个视角看, 它反映了侗族重视自己的集体生存经验。 侗族有“摆古” (口传历史) 的传统, 老人经过自己一生的经验, 对“摆古”传下的前辈经验有更深切的领悟, 重视老人的意见, 有助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的理性化。 此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老人久经历练, 来日无多, 更多的是考虑整个家族子孙的长远生存;而不像年轻人, 易受各种欲望的诱惑, 难免短视浮躁、操切鲁莽。 一个尊重老人的社区更倾向于顾全整体、长远的生存, 更理性而稳重。

我们的主流学界却据此虚构出了 “历史主义VS道德主义”的伪命题。 在他们的“历史主义”中, 将追逐私利和个人欲望最大满足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 将人的自然欲望与伤天害理、为非作歹混为一谈。 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中, 唯一值得认真对待的是利益和实力。 超越这框架的思考一概被斥为不切实际的“道德主义”。 反对这一切就是对抗历史的必然性, 就是阻碍历史的进步, 就违背了“发展”这个“硬道理”。 这样的强势文化在自己的内部造就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分化, 积累起尖锐而无可化解的社会矛盾;在其外部, 使生态环境迅速、大幅度恶化, 威胁着人类的持续生存。 不过这一点也不会让进取斗士们有丝毫的不安, 他们的先哲早就教导过:

“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5]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5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321-322.

[2]林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定位的政治[J].领导者, 2010 (8) .

[3][美]杰里米·里夫金, 特德·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M].吕明, 袁舟,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1-237.

[4]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

[5]王中宇.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观察生态问题的另类[N].科学时报, 2010-04-29.

科学笔记 篇2

专业：思想政治教育

姓名：于娴

学号:2011102040

《政治科学》这本书是美国迈克尔﹒罗斯金所写。此书共有二十个章节。作者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分析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分别从政治体制、政治文化、政治经济三个方面在肯定美国民主体制的同时，更一针见血地批判了美国现实政治的弊端。

一、作者简介

迈克尔·罗斯金，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莱康明大学政治科学系主任，教授，博士。在政治科学和比较政治学领域颇有建树，主要著作有《政治科学》、《国家与观念：政治、地理和文化》(原名《国家与观念：比较政治学导论》)、《国际关系新世界》、《民主苦旅：四个发展中国家》、《中东政治：文化和冲突》、《东欧的新生》和《国家利益：从抽象到战略》等。

我只对这本书中的部分做了阅读。其粗浅感想如下：

二、政府治理中的人治与法治问题

《政治科学》中关于政治权力的论述中，引用了英国阿克顿勋爵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自然揭示了人治对于国家治理而言的巨大危害。而对照现今的中国，却也难于用简单的人治或者法治来做合理与否的判断。江苏省副省长仇和做过的报告，有一些感触，曾经在一些媒体和网络评论中对于仇和在宿迁的许多改革政策很多争议，某种程度而言仇和也是地方政府人治的一个代表。听完以后，似有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人治”更比“法治”具有优势之感，当然这里所说的“人治”，只包括了人治中一些好的方面，比如强势政府、强势的精英领导在效率和执行方面所具有一定的优势；而某些特定的“法治”，在许多地方政府的执行过程中某种程度上更是一种伪法治，用僵化甚至扭曲的法制去约束政府行为，一则影响了发展的效率，二则表面的不合理的法治会带来私底下的寻租，实际是用法治的外衣去行人治之实，危害更大。此外，即便是彻底执行的法治，往往也只会追求过程的正义，一旦所依赖的法制基础并不是具备广泛合法性的，则最终的结果未必一定是最优的。

当然所谓人治是完全依赖治理中的“人”的个人道德，这在事实上经常是靠不住的，比如毛泽东某种意义上的独裁统治，在建国之初的迅速发展到后来众所周知的文革十年。而法治要想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或者说实现真正意义的法治，则仍然有赖于很多方面的健全。首先自然是法制的健全，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有了法律的前提下，法制的贯彻、执行和监督如何有效果。现今的某些方面的法律优劣自然不去评论，单论法律的执行情况并不如人意，有法不依的现象颇为普遍。

其实监督没有效果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监督机构的地位问题，本级的监督机构是由本级的行政领导任命的，自然难于实现对本级行政领导的真正监督。应当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独立性的优点，建立中央集权的监督体制，例如中纪委、审计署均应实施垂直管理。如此才能保证法律执行之后的监督到位，自然才能使法律执行更为有效，也才能有实现真正法治的可能。

三、政治科学？

政治学是科学吗？如果我们将政治学研究定义为积累知识，而且同意“知识”就是科学的本义，那么政治学当然就是科学了。但同样显然的问题是，政治科学与一般的自然科学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许多多的政治问题太过复杂而完全无法量化、也就无法进行定量研究的缘故。除此之外，政治科学家们自己也在给自己制造障碍，因为他们无法从一个纯粹理性和客观的角度看待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在他们选择的每一个话题背后都隐藏着他们心中一团兴趣的火焰，而太猛的火焰则会形成派系的喧嚣，从而扰乱追求真理的学术研究。为了减少这种情况，人们有必要自觉地注意学术研究的特征并努力与之靠拢。这些特征包括：推理的、公正的和以论据支持的。

所谓推理，是要求必须写出推理过程，并且这一过程应当是合理的。其中如果某一正确观点得益于一个尚不明确的假设，那也应该如实做出说明。

所谓公正，是指应当公正地提及关于这一论题的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由此作出的结论。通过把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放在一起并阐述自己的看法与原因，你就可以提出一个更为客观、更有说服力的论点。

所谓论据，同时包含了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定量论据和人文科学的定性论据。理论上，不管是解释还是争论，它的每句话都应该是言之有据的，并且这些论据都要经得起质疑和检验，每个阅读研究成果的人都应该能够检验并判断它们是否有效。

四、政治科学有什么好处？

从个人的角度说，政治科学可以培养一种平静的、不带感情色彩的政治分析能力，这同政治实践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后者通常需要坚定的、流行的和简化的观点，那是政治家们要做的事情，而不是政治科学家们的工作。一个专业的政治科学家在致力于探索研究是会将自己的个人观点放在一边，甚至可以得出以自己以前观点相左的结论。当你开始认识到当初不应该有派性的观点、开始放弃曾有过的强烈看法、开始采取政治学的观点的时候，就可以说你已经感受到政治科

学的好处了。对于政府而言，政治科学的主要作用在于提醒官员们并非万事大吉，有一个名人说的“对权力说真话”。政府应当多听从政治科学家的意见而非政治家的意见甚至大众舆论的意见，遗憾的是，现实往往很难做到这一点。

《法律科学》读书笔记 篇3

本书的全名为：《法律科学：作为法律知识和法律渊源的法律学说》。首先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探讨内容是“法律学说”，法律学说在本书中意指“学者们的思想活动，以及该活动的产物”。①同时它还有另外一重性质，即作为一种法律渊源的法律学说，为支持特定立法决定、司法裁决提供一种权威性理由(authority reasons)。这就是作者所说的，“法律学术具有双重性质(Janus-faced)：它致力于获得一种法律的知识；但同时，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它又是法律的一部分，因为

②它推动了社会规范的发展”。因此作者给自己的研究对象限定在作为法律学说和

法律渊源的法律学说之上，而不是还有其他可能的性质的法律学说。

其次，主标题——法律科学——实际上是作者对法律学说研究所要达至的目标，也即作者开篇点明的“本书的首要目的是对法律学说(legal doctrine)进行理性的重构。而作者之所以要对法律学说重构是要解决证成的问题，也就是试图确立某种标准来回答什么才是强有力的、有效的命题。而这个标准就是融贯性。那么作者是如何来安排前人的智慧来引出自己的融贯性理论呢？

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主要是为全文奠定基调，即在做出法律决策的时候需要对之进行证成，而证成该裁决就需要有效的理由。而这些理由并不仅仅限定在明显的现行成文法规则，还有原则政策、道德价值以及其他学科比如经济学或社会学的理论。当然这些作为裁决所依赖的前提性理由之间并不一定是一致的，而是存在冲突矛盾、位阶前后的情况，因此就需要对这些理由进行权衡。第一章主要是概括或者笼统性地介绍一般性法律学说。其中不管是法律渊源的多种分类，还是在制定法解释中可供使用的多种论据类型，抑或是证成先例正当性的多种价值标准，都意在说明权衡跟所有这些法学语境的相关性。第二章则比较详细具体地介绍了特殊性法律学说，比如财产的哲学理论、合同中的诚信理论和假设理论、侵权法之证成的哲学理论，及刑罚的哲学证成，这些都体现了“法学理论也可以使用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或者辅助性学科，诸如心理学和社会学，法学理论可以使用作为法理学之基础的所有基础类别的哲学研究，即道德理论、政治理论、语言理论、逻辑学、认识论科学理论和形而上学”。③而通过对部门法相关哲学的①

② [瑞典]亚历山大·佩岑尼克：《法律科学》，桂晓伟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瑞典]亚历山大·佩岑尼克：《法律科学》，桂晓伟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2页。③ 参见[瑞典]亚历山大·佩岑尼克：《法律科学》，桂晓伟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介绍作者意在说明不管是法学理论的构建还是法律实践，人们都必须权衡各种各样的理由。权衡是不可或缺的。

在强调了法律学说中权衡的必要性之后，接下来作者展开了对法律学说的历史回溯，包括不同学派对法律学说存在不同问题的批判，也有作者对法律学说的辩护。在别人批判与自己辩护的一来一回中作者树立了自己的哲学立场。作者认为法律理论与道德理论之间的关系应该发生“哥白尼式转向”(Copernican inversion)。“不是调试法律理论以符合某个声名狼藉、矛盾重重的道德理论，而

①是代之以使道德理论符合法律理论。”因为所有的哲学都是充满争议的而且具有

严重的问题②，因此作者主张对弱理论(Weak theories)的偏好。即与法律学说证成的相关的哲学理论并非都是绝对正确的，而是具有可反驳性或可废止性。在特定的情势下，一些理由比另一些理由更加强烈就可以造成那些弱理由的废弃，也就是说这些理由之间是可以衡量和废止的。而作者主张对弱理论的偏好，则是要致力于对这些理论进行整合以达到一种融贯的状态，这也就是作者要对法律学说进行规范性重构所要完成的合理性的标准。

在接下来的第四章，作者论述自然法、排他性的法律实证主义和包容性的实证主义对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联的回答，并进而论述了法律的多元主义和道德的相对性。作者坚持法律与道德的紧密联系，主张道德是法律结论的深层次理由，认为证成或辩护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植根于我们社会传统之中的道德考量的具有融惯性的权衡。最终在第五章提出了自己的关键理论，即法律学说的融惯性。

一、何为融贯性？

作者虽然列了“融贯性的概念”的标题，但是作者列举了其他学者关于融贯性的一般性概念之后，并没有清晰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但是在随后的“法律学说的融贯性判准”和“时间流逝中的融贯性”的内容中还是有一些说明。逻辑一致性并不是融贯性的一个充分条件，尽管在任何时候都是完美的融贯性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且作者认为“法律的融贯性并不反对改变”。“科学、法律、文化等持续地发生变迁。新的内容与旧的内容在逻辑上可能非常地不一致，但它们仍然能够组成一个融贯的整体”。③还存在着融贯性的附加判断标准。作者列举了在其他条①

② [瑞典]亚历山大·佩岑尼克：《法律科学》，桂晓伟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113页。[瑞典]亚历山大·佩岑尼克：《法律科学》，桂晓伟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页。③ [瑞典]亚历山大·佩岑尼克：《法律科学》，桂晓伟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9页，第220页。

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理论的融贯性程度的一些取决性因素。①

可以说，法律知识的融贯性重构是受道德哲学中反思平衡理论的启发而形成的，约翰·罗尔斯在他的特定理论语境中如此描绘了反思平衡的特征：“我们或者修改对原初状态的解释；或者修改我们现在的判断„„通过这样的反复来回：有时改正契约环境的条件；有时又撤销我们的判断使之符合原则，我预期最后我们将达到这样一种对原初状态的描述：它既表达了合理的条件，又适合我们所考

②虑的并已及时修正和调整了的判断”。佩岑尼克主张法律论证中的反思平衡并不

像哲学中的反思平衡那样是完全自由的，它受经验证据的限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平衡，即：广泛的、受限制的、被分割的和围绕着普遍接受的共识。③

对法律学说而言，简单的反思平衡过于狭隘，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广泛的平衡。就合道德性的广泛的反思平衡而言：

一个广泛的反思平衡是由特定人持有的融贯的、三重的信仰体系，也即，（1）一系列特定的道德判断；（2）一系列道德原则；（3）一系列相关的背景理论，它可能包含道德的和非道德的理论。该能动主体可能会来回地回溯或前行，修改他最初的深思熟虑的判断、道德原则以及背景理论，以便达到一种由（1）、（2）及

（3）构成的平衡点。

当然法律学说中的反思平衡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这一过程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也就是说应该受到法律渊源如制定法的约束。由于每一种法学理论都应该以与其自身有着内在一致性的标准为根据，他们都有着不同的范围，有些是相对狭窄的，如侵权法中的充分因果关系理论；有些则贯穿了法律的整个分支，如私法。最终，法教义学中广泛的、受限制的反思平衡被分割了。同时，作为一个整体的法教义学存在着完全统一的结构，最终形成一个与法律有关的接受、推理和偏好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学说的目的不仅在于法律体系内在的平衡，还在于与社会学或哲学的背景知识的平衡，法律与道德或政治有着规范性的联系。佩岑尼克对法律学说的理性重构就是希望借此能在理论上沟通法律与道德。

因此，佩岑尼克的融贯性理论似乎采取的是一种法律教义学的立场，就是一种关于法律知识研究的一种理论体系。学者们通过不同的学术著作形式来研究法律，包括诸如法律手册、专著、释义和教科书等，其中有一种研究方法占据了中①

② 参见[瑞典]亚历山大·佩岑尼克：《法律科学》，桂晓伟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页。[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8年版，第20页。

③ Alexsander Peczenik, Kinds of Theory of Legal Argumentation, pp.5-6.in: http://peczenik.ivr2003.net/.心的地位，它将私法、公法、刑法等法律实体予以系统化，并使用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对这些系统化的法律实体做分析性的评价阐述，其核心内容是对有效法律的解释和系统化，这就是法教义学。①总而言之，法律学说旨在将法律表述为一套展示不同的抽象层面和依靠支持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原则、规则、元规则和例外。法律学说具有代表性地旨在获得一种融贯的整体性，而这在时间流逝中是相对稳定的。②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作者追求的是达到法律理论的融贯程度。

但是达到法学理论的融贯性并不是作者仅有的目标，同时在另一个层面之上作者追求司法实践中法律论证的融贯性，最终实现法律的正义。法律论证中的融贯关注如何在论证中将其理由(reason)得以融贯的联结，推导出裁判结果。因此，在法律论证中的融贯所最为关注的是作为裁判理由能否形成一个融贯的整体，在这些理由之间能否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的结构。

那么，法律论证中的融贯论包含哪些规范性命题？哈格和佩兹尼克提供了一个实践理性上的解释。一般来说，对于行为做出的理由可以分为决定性理由(decisive reason)或排他性理由和起作用的理由(contributing reason)，而原则就可以看作是一种起作用的理由，它是一种直观(prima facie)上的理由，它指明了可能做出结论的推论方向，但是不能真正决定行为应该如何做出。因此，建立在这样的理由基础上的行为需要考虑到相关的各种理由并且进行衡量(weigh)，才能推论出应为(should do)的行为。至于应为(should do)则是由实践理性所决定的，实践理性就是用来衡量各种可能性，深思熟虑后对行为的选择。

之所以将规则看作是决定性理由，是因为规则在其逻辑结构中明确规定了它得以适用的具体条件，这些条件与法律结果直接相联系，一旦某一事实与规则中的条件相符合，相应的法律结果就应当出现。规则是立法者对某一类事实做出的明确性评价，而原则是一种概括性评价，它所表达的只是法律对某一类事实的一种评价倾向。因此，如果规则和原则可以同时适用于某一案件，一般情况下，规则排除原则的适用，没有必要进行衡量，原因在于“规则和原则的不同逻辑作用，而不是规则的强度超过了原则”。③换句话说，如果某一案件事实满足了规则中的条件，这一规则对该案件而言就是可适用的，一个可以排除原则的例外就产生了。①

② 侯学勇：《佩策尼克的融贯性理论研究》，载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七卷）。[瑞典]亚历山大·佩岑尼克：《法律科学》，桂晓伟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6页。③ Jaap Jage, Aleksander Peczenik, Law, Morals and Defeasibility, Ratio Juris 13(2000), p.310.所以，一个原则的例外就是与其相反的规则的存在，如果这一规则可以涵摄这一案件，规则的适用将决定案件的结果。

但是规则同样能够被权衡，而且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着规则被权衡的情况，尽管在多数情况下规则冲突是不需要衡量的。针对一个具体案件，存在两个甚至多个规则都可以涵摄这一事实时，司法者可以通过适用事先规定好的规则间的优先次序来避免衡量。这一优先次序在法理学中实际上就是法的效力层次问题。在存在规则冲突的情况下，法律论证中直接适用这些技术规则就可以解决问题。但在个别情况下，规则之间的冲突是需要衡量的。当针对一个规则存在例外时，该规则用于论证可能被否定，如针对“未成年人不得饮酒”的这一规则存在一个例外，即张三因为医疗目的需要酒，这样一个事实将导致普遍性禁止规则的一个例外，张三不能饮酒这一结论应当被撤销。

佩岑尼克认为对于原因的权衡过程在论证中处于核心位置。在理论上，每一个原因都能并都应该相对于其他原因被权衡。每一个法律规则，就如法律制定者所展示的那样，都可能是衡量(weigh)和权衡(balancing)法律原则的结果。所以，当一个人认为他应当做什么时，必须考虑与之相关联的所有（道德）原则和价值，一项明确的法律义务是在对“所有关联因素”进行衡量和权衡的基础上得以确定的。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