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教育（精选3篇）
太学教育 篇1
摘要：太学作为古代的高等教育部门, 还担任着教授高深学问之外的社会教化功能, 高等教育发展至今, 沿其脉络, 担负着一定的社会职责。从梳理太学发展沿革的角度出发, 着重比较太学和大学的社会功能的异同。
关键词：古代太学,当代教育,社会功能
一、太学的发展历程
始建于西汉汉武帝时期的太学, 其出现的背景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联系密切, 汉代经历了近百年的休养生息之后, 国力增强, 经济得到长久稳固的发展, 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兴办太学, 以明教化, 建立一套完整的选拔人才的系统进入最高学府, 宣扬儒家思想, 汉武帝元朔五年, 置博士弟子始为太学。
唐朝的太学教育有了较大发展, 教学制度也更为完善, 太学举荐学生的功能增强了。宋元时期的太学教育更为完备, 在这一时期太学进入了极盛时期, 太学生不仅饱读诗书, 而且平时也被纳入了考量举荐的依据。分斋教学和积分法的出现促进了太学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明清时期太学制度最为完备, 太学生大多十分迂腐, 太学教育名存实亡, 彻底沦为科举制度的附庸。
二、太学所担任的功能
1. 教育功能。
太学是培养学生、选拔人才的教育机构, 其作为全国中央高等学校的教育功能一直延续到清代, 太学培养了大批通晓儒家经典的学生, 他们大多经过考试举荐, 最后踏入仕途。太学不仅为国家提供了大量文官, 同时为地方上提供了发展地方官学的可能。
2. 教化与学术功能。
太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 到了明清时太学的教育制度愈加完备, 管理加强, 客观上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潜心研究的场所。汉代选取通五经的大儒作为博士, 太学的教师大多是当时知名的教育家, 教学的同时也研究学问, 期间出现了一系列教育方法, 如胡瑷教学法。
3. 政治功能。
太学建立的根本目的是巩固政权, 为加强中央集权选拔人才, 太学的发展过程虽然经过历代名称的变更、制度的变动、考核方法的更迭, 但举荐人才入朝为官是太学延续至清代的最为重要的职能。
4. 经济和文化功能。
太学的文化功能直接表现在以太学为中心的儒家经典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太学的文化功能间接体现在对地方官学私学的辐射上, 太学所提倡的儒家思想不仅在读书人中间得到尊崇, 儒家所提倡的核心思想也成为了我国古代做人的最高理想和伦理道德的标准。
三、太学教育与当今教育的功能比较
1. 太学教育与当今高等教育的共同点。
(1) 为政府选拔官员和输送人才。
太学生毕业后经过举荐后可以做官, 太学的教育内容是官方核准的以儒经为主要内容的典籍及其注解, 为政府输送了大批人才。当今高等学校每年都有一定的政府名额用以选拨优秀学生, 为社会服务。
(2) 促进文化在全国的普及。
在古代, 太学的就读可以与做官直接联系, 很多读书人为了做官而学习儒家经典, 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知识在民间的传播。
当代高等学校作为所在地区科学文化的辐射核心, 不仅吸引了大批学生到此学习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 也吸引了有学术建树的知名学者在学校讲学, 传播知识。
(3) 具有一定选拔性考试才可入学。
汉代时太学生的就读需要经过一定的选拔;唐代时太学生的选拔跟士族门阀身份背景有关;宋代后太学生须经过考试合格后才能入学, 元代还加入了对平日成绩的考核。
虽然中西方在考试制度上略有差别, 但是当代高等学校的入学条件都须经过考试合格后才能入学。
(4) 带动了学校周边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古代太学在文化辐射的同时, 还间接带动了经济的小规模发展, 当今高等学校不仅能促进所在地区周围经济的发展, 其最新的科研成果可以很快地应用生产, 以科技带动经济发展。
2. 太学教育与当今高等教育的不同点。
(1) 教育对象的差异。
太学选拔和培养的人才多是为了充实文官队伍, 太学面对的教育对象主要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地主阶级;当今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是多方面的, 教育对象是经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学生, 没有身份上的限制。
(2) 教育目的的差异。
太学所研究的儒家经典是为致仕所用, 太学生毕业后或者任官为吏, 或者收徒为师, 学习的知识应用性很低。当代高等学校的科学文化知识包罗万象, 门类齐全, 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全方面发展的人才。
(3) 教学内容的差异。
太学的课程以儒家经典为主, 太学建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教化百姓;现代高等教育的功能不仅包括传播知识, 知识中既有实践学科也有理论学科, 高校还有研究科学技术的目的, 由教师带领学生进行科学研究。
(4) 教学手段的差异。
太学教学手段较少, 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典, 考核方法古板严苛。当代高校中学生可以自由择师择课, 高校考核灵活多变;高校的多媒体教学、实践教学、实验研究也是古代太学所缺乏的。
(5) 教育功能的差异。
太学设立在全国政治中心, 特点是政学合一, 政治作用大于学术作用;主要作用在于文化经济功能。
太学是封建统治者禁锢人民思想的一种间接手段, 创造不了全新的知识观点。当代高等学校进行的是全方位多样化的研究, 学者的集中使高校有了创新知识研究理论的可能, 并能发展成本校的特色或核心学科。
书院和现代高等教育在社会功能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研究和把握中国古代书院的教育思想, 取其精华应用于现代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上是今后古代书院研究的核心命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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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西汉太学 篇2
关键词：西汉,汉武帝,太学,官办
太学是中国古代官办最高学府, 从汉武帝时代正式设立, 到元朝为国子监所取代, 前后存续了一千余年, 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乃至政治领域均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太学建立渊源
我国历史文化悠久, 作为传承历史文化的主要媒介教育亦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末期, 我国已经产生了学校的萌芽形态。《礼记·王制》篇有“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 养庶老于下庠”的记载[1]P385, 说明虞舜时代有了“庠”这种学校, 但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学校, 当时只是一种带有教育作用的养老机构而已。
夏、商、周三代的学校继承了原始社会学校的教育养老功能, 故《礼记·王制》篇曰:“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 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 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 养庶老于虞庠”。[1]P385此外三代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学校名称, 如夏朝除序外还有校;商朝除左学、右学之外还有瞽宗;西周学校发展得更加细密。从大的方面讲, 西周有国学、乡学两大学校体系。国学又有小学、大学之分, “小学设在公宫南之左”;[1]P332大学位于天子、诸侯所在的都城, 名称因身份等级不同而有所差异, “天子曰辟雍, 诸侯曰泮宫”。[1]P332西周的大学即太学, 故《大戴礼记·保傅》篇引《学礼》言“帝入太学, 承师问道”。[2]P52乡学则设在都城之外的乡遂, 《礼记·学记》载“家有塾, 党有庠, 术有序”, [1]P957就是乡学在不同行政区划中的具体名称。从表面看, 西周学校教育体系似乎相当完备, 但由于“学在官府”的特殊历史背景, 西周学校的培养对象和社会影响尚不能与后世的学校同日而语。
春秋战国社会变迁, 学术下移, 私学繁盛, 有力地冲击着旧有的学校教育体系, 开启了全新教育时代的到来。
秦始皇结束了分裂混乱的政治局面, 实现了统一中国的伟业, 本应为教育发展提供良好契机, 但掌管文化教育的博士一职, 在秦朝仅为政府顾问, 缺失教育教化的功能和职责, 再加上秦朝焚书坑儒、废止私学等极端措施, 反而遏制了教育的发展。
西汉建立者刘邦出身低微, 不甚重视礼乐文治。陆贾认为要使国家长治久安, 必须重视文化教育, 建议“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 [3]P118即由国家办学发展教育, 但当时“尚有干戈, 平定四海, 亦未皇庠序之事也”, [4]P3592故陆贾的建议被束之高阁。汉文帝时, 国家政局渐趋稳定, 贾山上书明确提出“定明堂, 造太学, 修先王之道”的建议, [4]P2336由于种种原因亦未能付诸实践。“及至孝景, 不任儒, 窦太后又好黄老术, 故诸博士具官行问, 未有进者”。[4]P3592
汉武帝开创了大一统局面, 为维护政治的一统, 武帝急需加强思想控制。公元前141年, 董仲舒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 皆绝其道, 勿使并进”的主张, [5]P323即著名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思想。为使这一思想真正贯彻落实, 董仲舒建议汉武帝从教育入手, 兴办太学, 因为这是关乎国家教化和招贤纳才的大事, 因此董仲舒曾言:“太学者, 贤士之所关也, 教化之本原也”。[5]P314关于太学对培养新型政治人才肩负的责任董仲舒也有清醒的认识, “养士之大者, 莫大乎太学……臣愿陛下兴太学, 置明师, 以养天下士, 数考问以尽其材, 则英俊宜可得矣”。[5]P314董仲舒兴办太学的建议虽然得到了汉武帝的赞同, 但未马上予以实施。直到元朔五年 (前124年) , 汉武帝才根据董仲舒的建议, 下诏丞相公孙弘和太常孔臧、博士平等共同商议设立太学的具体计划。最后决定设立《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 置弟子员五十人, 从而建立起了我国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太学。
西汉太学的具体地理位置, 据《三辅黄图》载位于“长安西北七里”。[6]P300此后, 太学的办学规模呈现出节节攀升的态势。“昭帝时举贤良文学, 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 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 能通一经者皆复。……成帝末年, 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 今天子太学弟子少, 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平帝时王莽秉政, 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 勿以为员”。[4]P3596为适应招生人数的增加, 王莽于元始四年 (公元4年) 为太学扩建校舍, 史载“筑舍万区”, 可容纳生员万人。从汉武帝正式设立太学, 至西汉末年王莽辅政, 短短百余年时间, 弟子员的数量从最初的五十人剧增至一万余。
博士的选拔及待遇
博士原为通古今、备咨询的顾问官员。自西汉设立太学, 成为专职学官, 专掌经学传授。[7]P200-205西汉博士负责太学弟子的教育工作, 博士的学识素养直接关系到能否为统治阶级培养出符合需求的优秀人才, 因而对博士选拔相当重视, 要求也较严格。倘若被选中为博士, 会有丰厚的待遇作为回报。
1. 博士的选拔
有关博士选拔, 通过《汉书·成帝纪》中的一段记载可以略知一二。“古之立太学, 将以传先王之业, 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 四海渊源, 宜皆明于古今, 温故知新, 通达国体, 故谓之博士, 否则学者无述焉, 为下所轻, 非所以善道德也”。[4]P313由此可见, 西汉对博士的选拔是结合才学和品德两个方面综合考虑的。
西汉一朝, 博士数量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势头, 但和弟子员数量激增相比而言则略显缓慢。《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条云:“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 宣帝黄龙元年, 稍增员十二人”。[4]P726另据《汉书·王莽传》载, 平帝元始四年, “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 为学者筑舍万区……立《乐经》, 益博士员, 经各五人”。[4]P4069由此可知, 西汉末年增立《乐经》后, 博士人数也不过区区三十人而已。
2.博士的待遇
西汉官员实行俸禄制, 凡官员按品级可领取数量不等的粮食作为俸禄, 《汉书·百官公卿表》为我们了解西汉博士品级和俸禄提供了线索。“博士, 秦官, 掌通古今, 秩比六百石”;[4]P726另唐颜师古为《汉书·百官公卿表》作注时曾谈到:“汉制, 三公号称万石, 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谷, 其称中两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 二千石者百二十斛, 比二千石者百斛, 千石者九十斛, 比千石者八十斛, 六百石者七十斛, 比六百石者六十斛, 四百石者五十斛, 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 三百石者四十斛, 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 二百石者三十斛, 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 一百石者十六斛”。[4]P721结合以上两则材料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西汉博士品级为比六百石, 相应的俸禄为每月六十斛。
博士除在经济上享有固定的俸禄外, 政治上更容易获得出仕做官的机会。博士是儒者中地位最尊贵者, “说圣人之经, 解贤者之传, 义理广博, 无不实见, 故在官常位”, [8]P432《汉书·萧望之传》所言“宣帝时, 选博士、谏大夫通政事者, 补郡国守相”就是明证, [4]P3274西汉博士甚至累官至丞相的也比比皆是。如韦贤“兼通《礼》、《尚书》, 以《诗》教授, 号称邹鲁大儒。征为博士, 给事中, 进授昭帝《诗》, 稍迁光禄大夫詹事, 至大鸿胪”, 宣帝时“因先帝师, 甚见尊重, 本始三年代蔡义为丞相”;[4]P3107匡衡在汉元帝即位后迁为博士, “是时, 有日蚀地震之变, 上问以政治得失”, [4]P3333因以经义相对, 皇帝深悦其言, 迁光禄大夫, 太子少傅, “后朝廷有政议, 传经以对, 言多法义。……建昭三年, 代韦玄成为丞相”;[4]P3341张禹甘露中试为博士, 元帝时以《论语》授太子, 迁光禄大夫, “成帝即位, ……以师赐爵关内侯……领尚书事, 和平四年代王商为丞相”;[4]P3348平当元帝时为博士, 因幽州流民大盛, 奉使行, 救民急, 皇帝赞誉, 迁长信少府、大鸿胪、光禄勋, “哀帝即位, ……至丞相”。[4]P3051以上四人最初均为博士, 通过自身才能获得皇帝赏识, 最后在仕途之路上扶摇直上, 位尊权重。
弟子的选拔、考核及仕进
1. 弟子的选拔
西汉由太常负责博士弟子的选拔工作, 如果太常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就会受到相关惩罚, 如:太常张当居“择博士弟子故不以实, 完为城旦”。[4]P639那么, 太常究竟按照怎样的标准去选择才算秉公办事呢?《汉书·儒林传》中的记述就很能说明问题。
“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 仪状端正者, 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 敬长上, 肃政教, 顺乡里, 出入不悖, 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可察者, 常与计偕, 诣太常, 得受业如弟子”。[4]3594
通过材料所述,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信息:汉武帝时代弟子的选拔实际上有两条途径, 其一由太常亲自选择, 名额五十人;其二由各县令、相、长、丞等地方高级官员推荐, 送太常处备案即可, 至于具体数额未有详细记述。这两种方式选拔出来的弟子待遇方面存在差异, 前者“复其身”, 即免除徭役, 同时享受国家供给, 后者则无。
2. 弟子的考核
太学弟子每年都要进行一次考试, 称之为“岁试”, 考试的方法主要有两种:诵说和射策。诵说主要测试背诵, 《汉书·儒林传》载曰:“唐生、褚生应博士弟子选, ……试诵说, 有法”。[4]P3610所谓射策, 类似今天的抽签考试, 颜师古曰:“射策者, 为难问疑义, 书之于策, 量其大小, 署为甲乙之科, 列而置之, 不使彰显, 有欲射者, 随其所取而释之, 以知优劣。”[4]P3272然后结合考核结果, 决定是否授予官职。博士弟子“一岁皆辄课, 能通一艺以上, 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 即有秀才异等, 辄以名闻, 其不事学若下材, 及不能通一艺, 辄罢之, 而请诸能称者。”[4]P3594可见, 当时考试分为甲、乙两科, 甲科为上, 考中者为郎中;乙科为下, 考中者补为文学掌故。同时, 对于那些不事学问, 不通一经者, 取消其学习资格, 重新选择能够胜任者。随着太学发展, 弟子考试也发生了一定变化。《汉书·儒林传》记曰:“平帝时王莽秉政, 增元士之子, 得受业如弟子……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 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 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4]P3596从这则史料可以看出, 平帝时博士弟子虽仍是一年一考, 但成绩已分甲、乙、丙三等, 甲科四十人, 中者为郎中;乙科二十人, 中者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 中者为文学掌故。
3. 弟子的仕进
太学作为国家最高学府, 通过考试固然能够检查和督促弟子的学习情况, 但最根本的还是为统治阶级官僚集团储备人才。《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 开弟子员, 设科射策, 劝以官禄, 讫于元始, 百有余年, 传业者浸盛, 支叶蕃滋, 一经说至百余万言, 大师众至千余人, 盖禄利之路然也”。[4]P3620西汉博士弟子通过考试获取禄位的不乏其人。如儿宽“以射策为掌故, 功次补廷尉文学卒史”;[4]P2628萧望之“以令诣太常受业, 复事同学博士白奇, 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诸儒称述焉。……以射策甲科为郎, 署小苑东门候”;[4]P3271-3272匡衡“射策甲科, 以不应令除为太常掌故, 调补平原文学”;[4]P3331马宫“治《春秋》严氏, 以射策甲科为郎, 迁楚长史, 免官。后为丞相史司直”;[4]P3365翟方进“以射策甲科为郎。二三岁, 举明经, 迁议郎”;[4]P3411何武“诣博士受业, 治《易》。以射策甲科为郎”;[4]P3481王嘉“以明经射策甲科为郎”;[4]P3488房凤“以射策乙科为太史掌故”等等。[4]P3619
太学的影响
太学作为西汉时期的最高学府, 产生于“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特定历史背景下, 在维护政治一统、培养新型后备官员以及以团体之力抵制政治不良风气方面均产生过积极影响。
1.太学的积极影响
第一, 太学兴起维护了西汉政治一统局面。太学“以经学为教育内容, 以经术取士标准, 犹如车之二轮, 推动‘儒术独尊’政策的施行, 逐渐使儒家思想成为全国上下统一的思想和是非标准”, [9]P66有效地维护了政治统一。第二, 太学为西汉国家培养出了一批新型后备官员, 为封建官僚集团注入了新鲜血液与活力。在此之前, 西汉官员选拔主要有两种方式:军功取士和选自郎官。当时军功地主已经没落, 以此途径入选官僚集团的并不多见;而郎官又多出自“任子”或“赀选”, 难以选到真才实学之人。太学在选官方面对弟子要进行严格考核, 唯有品学兼优者方能入选, 这种重才学、尚品行的选官标准, 无疑是选举制度的一大进步。第三, 太学以团体力量抵制不良的政治风气, 成为中国学生运动的先声。如汉哀帝时期, 丞相孔光属官违制, 鲍宣秉公办事, 扣押属官, 没收车马, 此事得罪了丞相, 最后被以大不敬之罪被捕下狱。事情发生后, “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于太学下, 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朝日, 遮丞相孔光自言, 丞相车不得行, 又守阙上书”。[4]P3093-3094哀帝迫于博士弟子们的团体压力免除了鲍宣死刑。
当然, 作为一所官办性质的高等学府, 太学又在教学内容、教学理念、禁锢学术思想自由发展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烙印和标签, 其消极影响同样显而易见。
2.消极影响
第一, 太学教授内容单一、偏颇, 限制了其他学科知识的传播和发展。西汉太学单纯以儒家经典为授课内容, 进一步将儒学及儒家经典推向了神坛, 其他学科知识很难有立足之地, 尤其是先秦墨家重视自然科学的传统从此中断。第二, 太学对弟子考核授官, 是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具体实践, 刺激了广大学子为禄利之路埋首群经, 罕问世事, 即使付出毕生精力亦乐此不疲、无怨无悔。第三, 太学僵死、教条地注重师承关系的传统, 禁锢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西汉经师传经, 若不严守师法或家法, 非但不能任博士, 即便当上博士, 也不会受到重用。如《汉书·儒林传》载:“喜好自称誉, 得《易》家侯阴阳灾变书, 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 独传喜, 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 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 时喜归东海, 安得此事?……博士缺, 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 遂不用喜”。[4]P3599同时, 经学传授过程中, 又由于门户之见, 相互攻讦的现象屡见不鲜, 导致了学术思想的混乱和无所适从。
西汉太学虽属于高等教育的初创阶段, 但也有成功的经验, 同时太学所暴露出的问题及消极影响, 也值得我们去总结反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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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太学生的自我管理及启示 篇3
这里主要谈谈宋代太学管理中, 学生自我管理的做法及对现今高等教育管理的一些启示。
一、宋代太学有关学生自我管理的措施
宋代的太学是国子监下属的主要教学部门, 同时也是宋代中央官学的最高学府。太学存世的时间最长, 影响也最大。太学的教学与管理活动, 对全国各地的教育活动都有着示范和导向作用, 也是反映宋代中央官学教学管理水平的主要标志。
1. 选拔优秀的太学生担任学官
宋代太学学官分两类:一类是由朝廷的命官担任的学职, 一类是选拔优秀的太学生担任的学职。太学学正有命官学正和职事学正两种, 命官学正由朝廷命官担任, 而职事学正则由太学生担任。《宋史·职官志五》:“职事人系由学生充。”刘攽《太学申监状》:“主判官与众学官于学生中推文学年德可师学者二人以为学正, 学官选公正廉直者二人为学录。爰自建学以来, 常奉诏从事, 皆用生员学官, 以蒙访逮。” (《彭城集》卷二四《太学申监状》) 以上说明了宋代太学生担任职事学官的情况比较普遍。
当然职事学官多也并不等于滥用。宋代太学职事学官的任命是非常严格的。即必须经过众议推荐和众学官讨论, 然后才可以授予其职。神宗朝中书《贾绎充堂长牒辞》:“稽于众, 求学行完懋, 而可以为诸生长者, 咸以前件人为言。乃询众议, 以补斯职。” (《祠部集》卷三三) 所谓的“稽于众”“乃询众议”等都说明了宋代太学职事学官的任命, 需要经过学生的讨论推荐。同时, 职事学官必须具备“学行完懋”的条件, 还必须在太学学习较长一段时间, 能够被周围的学官和生员所了解, 否则就很难得到任用。例如, 熙宁初年, 判国子监任用的学正刘蒙来自他方, 便遭到了太学众学官的抵制, 称“今来忽使不知何人, 自外突然, 籧相董正, 耳聆未闻其称誉, 目击无异于辈流, 谁肯自慰不如, 倒使甘心为下?” (《彭城集》卷二四《太学申监状》) , 众学官并指责判国子监没有征求太学学官的意见而擅自任命学正, 是“废诏文而侵博士之管, 用非其人” (《彭城集》卷二七《众学官移两判监书》) , 众学官竟因此而以辞职相威胁。
宋代选拔优秀的太学生做学官是实现学生自我管理的好办法。这样做的结果, 不但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责任感, 加强了太学的管理, 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教育经费开支, 并且也为太学的教育注入了活力, 因而深受太学师生和社会各界的赞同。同样, 职事学官的任命, 经过太学师生广泛的民主评议和推荐, 是一种积极的措施, 能够有效地调动广大师生的积极性, 提高太学的办学效率和质量。
2. 推广学生互助教学
由于宋代太学命官学职较少, 太学日常的教学工作主要由职事学官担任, 即宋代太学实行的是一种学生互助教学制度。在宋代, 明确规定太学生担任职事学官, 承担教学的职责。《宋史·职官志五》:“学谕二十人, 掌以所授经传谕诸生。”《宋史·选举志三》:“其正、录、学谕, 以上舍生为之, 经各二员, 学行卓异者, 主判、直讲复荐之中书, 奏除官。”学生担任职事学官的, 还可以依次升为直讲和教授:“其有职事者, 授官讫, 仍就管勾。后直讲、教授有阙, 次第选充。” (《长编》卷二二七, 熙宁四年十月戊辰) 另如元祐六年 (1091年) 的规定:“逐旬遇三日, 学谕出题……集长、谕解说, 归斋告诸生。”据此, 宋代太学的教学过程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 生员向太学长贰请益, 时限没有规定;第二步, 每10日中的第3天, 职事学谕出题, 向斋长、斋谕讲说题目;第三步, 斋长、斋谕回归本斋后, 向本斋学生讲授课题。这种学生之间的递相传授、互助教学的办法, 继承了东汉以来太学教学的优良传统, 也缓解了宋代太学长期以来学官人数缺编的困难。
宋代太学是宋代官学教育的代表, 同时也规范引导着地方教育的发展方向。宋代太学的管理制度对地方官学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宋代地方官学学规中就有所体现, 《京兆府小学规》中有六个条款, 包括学生入学、学长的推选、课程的设置、教学安排、学校纪律和假期规定等, 很多方面对太学教学管理制度有所参考。例如, 第二条规定了学长的选拔及其职责:生徒内差选学长2～4人, 传授诸生艺业及点检过犯。这种规定学长从学生中选拔的方法, 使学长不仅参与执行、监督学校的纪律, 而且还能协助教师传授艺业, 这一点也突出了学生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的原则。书院是宋代重要的教学组织形式, 在发展过程中也借鉴了太学生的自我管理经验, 如斋长一职, 是管理生徒之职, 一般也是从生徒中择优充任, 协助山长劝善规过, 引领诸生读书治学。
二、宋代太学生自我管理的现代启示
宋代太学是宋代的高等教育, 太学生则是大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实施大学生自我管理是可能的, 也是必要的。这样的举措对今天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1. 加强大学生自我管理, 使其成为自我教育和管理的主体
宋代太学由于社会财政现状的局限, 命官学正人数较少, 而宋代的教育又很发达, 太学生人数不断上升, 教学和管理需要大量的人员, 这种情况下提出让学生担任职事学官的策略既是无奈之举, 也是必然的选择, 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节省财政开支, 锻炼学生自我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等。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虽然比宋代教育进步发展了很多, 但在很多方面却存在着一致性。比如大学生辅导员人数较少, 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大学生教育和管理的需要。我们便可以借鉴宋代太学的经验, 在大学生中通过考察、竞聘、推荐等方式选拔一批优秀大学生, 作为辅导员身份出现, 这样既是对大学生的尊重和信任, 又能全面锻炼和提高大学生的能力, 使其迅速成长起来, 并积累一些管理经验, 为就业打下一定的基础。另外, 大学生之间进行自我管理, 有利于他们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他们年龄相近, 不存在代沟, 有着共同的学习方向, 社会关注度和认知水平基本一致。当大学生群体出现思想问题和心理问题时, 他们之间的交流会很畅通, 效果要比教师的说教好得多。
2. 在教学管理上, 可以选用互助教学的教学组织形式
宋代的太学在教学管理上实施了太学生互助教学模式, 当时虽然是出于缓解师资困难的举措, 但效果却非常好。我们今天仍然可以这样做, 在大学生中选拔出优秀学生, 尤其是学业优秀的大学生, 在知识的传递中让他们起着传承的作用。借鉴太学的经验, 可以把班级分成多个学习小组, 选出学业优秀的学生做组长, 负责知识的上传下达。在传达知识的同时, 可以通过讨论、研究等方法对教师所传授的知识进行深入探讨、分析并得出结论。这样做可以以点带面地调动大学生对知识学习和探讨的兴趣以及主动性, 在组长的带动下, 活跃了气氛, 进行了启发引导, 并能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做法既对身为组长的大学生是全面的提高和锻炼, 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一批优秀人才, 对大学生群体的成长起到很好的示范和榜样作用。
参考文献
[1]王炳照, 郭齐家.中国教育史:宋元分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