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并发抑郁症（精选4篇）
癌症并发抑郁症 篇1
研究证实,大多数老年癌症患者存在着不良情绪反应,其中以抑郁症状最为常见,即癌症并发抑郁症(cancer related depression,CRD),CRD严重影响着老年癌症患者的康复与预后[1,2,3,4],因此研究老年CRD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病例来源
2007年5月至2008年8月240例在兰州军区总医院老年病房、肿瘤科、中医科住院患者,经病理学或细胞学检查已确诊为恶性肿瘤患者,男142例,女98例,年龄50～87岁,平均(59.8±13.1)岁,其中≥60岁者122例,<60岁者118例,按照以下标准纳入研究:(1)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心境抑郁障碍发作诊断标准[5];(2)无酒、药物滥用或依赖;(3)除外在患癌症前就有患抑郁症者;(4)除外器质性精神障碍,或精神活性物质和非成瘾物质所致抑郁者,或其他躯体性疾病导致抑郁者;(5)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筛选出CRD患者92例:肺癌10例,食道癌9例,胃癌20例,肝癌5例,胰腺癌2例,肠癌10例,前列腺癌5例,输尿管癌1例,肾癌5例,乳腺癌9例,宫颈癌1例,卵巢癌1例,鼻咽癌4例,甲状腺癌1例,舌癌1例,淋巴瘤3例,肉瘤2例,多元癌3例;按年龄分为2组:老年组(≥60岁)54例,男38例,女16例,年龄60～85岁,平均(70.9±7.4岁);非老年组(<60岁)38例,男19例,女19例,年龄20～59岁,平均(49.1±8.5)岁。
1.2 评估工具及方法
1.2.1 一般情况问卷:
为自制的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患者社会人口学特征(如性别、年龄、文化水平、职业、婚姻状况、性格、经济压力、社会支持)和疾病信息(如肿瘤分期、病程、肿瘤家族史、手术及放化疗情况其他躯体疾病、癌症知情情况)等。
1.2.2 Zung氏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6]:
患者亲自填写。标准分50～60分为轻度抑郁,60～70分为中度抑郁,≥70分为重度抑郁。
1.2.3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HAMD)[6]:
由两位经过正规培训的工作人员进行联合检查评定,各自独立评分,一致性>90%。共分为七类因子:焦虑/躯体化;体质量;认知障碍;日夜变化;迟缓;睡眠;绝望感。
1.3 统计分析
使用CHISS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计量资料先进行正态性检验和方差齐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方差齐性者进行t 检验,不符合者用Wilcoxon秩和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老年癌症患者CRD发生情况
本试验共调查了240例癌症患者,筛选出CRD患者92例,占38.33%。240例癌症患者中,老年患者122例,CRD患者54例(44.26%)。
2.2 SDS评分
92例CRD患者SDS标准分呈正态分布,为50～76分,平均(59.25±7.33)分,老年组为(59.39±7.40)分,非老年组为(59.05±7.32)分,均高于全国常模[7](SDS标准分均值为41.88±10.57,n=13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2组SDS标准分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 抑郁程度
按SDS标准分将92例患者分为轻、中、重度不同抑郁程度,其中轻度抑郁50例(54.34%)、中度抑郁31例(33.70%)、重度抑郁11例(11.96%)。将2组患者抑郁程度进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4 临床症状
将2组患者HAMD抑郁症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2组患者普遍存在心境抑郁、焦虑、激越、睡眠障碍(包括早醒和入睡困难)、迟缓、疑病、能力感减退和性症状,症状出现率均>70%;与非老年组相比,老年组患者朝重夕轻、早醒、入睡困难、记忆力减退症状明显增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而其他症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注:与非老年组比较,*P<0.05,**P<0.01
2.5 HAMD总分及因子分析
将2组患者HAMD总分及因子分进行比较,结果与非老年组相比,老年组患者的焦虑/躯体化因子分较低,睡眠障碍因子分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2组患者的HAMD总分和体质量、认知障碍、日夜变化、迟缓和绝望感等因子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3。
注:与非老年组比较,*P<0.05
3 讨论
3.1 癌症严重威胁着老年人的健康和生命。国内外研究发现,大多数老年癌症患者存在着情绪反应,其中以抑郁表现最为常见,严重影响患者的治疗及预后[1,2,3]。在当前国际通用的精神疾病诊断和分类系统及疾病诊断分类标准中,CRD、老年抑郁症和老年CRD并未列为独立的疾病单元。本组研究240例癌症患者中,CRD发生率为38.33%;其中老年CRD发生率为44.26%,远高于一般人群,也高于长期在老人院生活的老年人和其他疾病并发抑郁症(如卒中后抑郁等)的患病率[8,9],说明癌症作为一种应激源对老年患者产生了极大的负性影响,因此研究老年CRD的临床现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老年患者作为特殊的群体,由于其生理功能、心理社会因素、人生经历等特殊性,其抑郁障碍表现与非老年患者相比症状不同;加上癌症作为一种恶性程度较高、并发症较多的疾病,因此老年CRD患者的精神病理学特征和临床表现不同于非老年及一般抑郁症患者。本研究将老年CRD患者与非老年CRD患者的临床特点进行了对比研究,旨在加强对老年CRD的识别和诊断,从而指导临床,包括药物治疗和心理干预。
3.2 就抑郁病情程度而言,疾病并发抑郁症不像一般抑郁症那样严重,如宋文娟等[10]认为老年卒中后抑郁以轻、中度为主。本研究92例患者中,轻、中度抑郁症占88.04%,重度抑郁患者仅占11.96%,说明癌症并发抑郁患者抑郁程度较轻,这与一些研究结论基本一致[11,12],原因可能与患者的抑郁症是在躯体患癌后出现有关,由于一些生物性症状如消瘦、乏力、倦怠、纳差、性功能障碍和睡眠障碍等,导致消极、抑郁、悲观、绝望等情绪症状的出现,所以不象单纯抑郁症那样具有强烈的情绪反应,如自杀等。
3.3 本研究观察到CRD患者普遍存在心境抑郁、焦虑、激越、睡眠障碍(包括早醒和入睡困难)、迟缓、疑病、能力感减退和性问题等症状。老年患者情绪低落占98%以上,可能与老年患者健康退化,躯体完整性、家庭稳定性和生命安全感的丧失,治疗效果差等因素导致情绪郁闷、低落有关。本研究中2组CRD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情绪,临床上抑郁和焦虑经常共存,很少见到单纯焦虑障碍或抑郁障碍,这与国内学者的研究一致[13,14];老年组患者焦虑/躯体化因子分低于非老年组,这与非老年组多肩负家庭、事业的重担,加之癌症本身和治疗反应后引起的机体不适症状明显重于老年组有关。老年组患者晨重夕轻、早醒、入睡困难、记忆力减退症状增多,这本来是符合老年人生理特点的,由于患癌后加剧了这些症状。此外,2组CRD患者的自杀意念或行动并不强烈,不同于一般抑郁症具备典型的自杀倾向,这是因为患者的抑郁情绪源于患癌和癌症治疗带来的不适,癌症患者的求生欲望很强烈。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老年CRD患者临床特征不同于非老年CRD及一般抑郁症,应加强识别和诊断。
癌症患者抑郁症及护理研究进展 篇2
1 癌症患者抑郁症发生概况及其影响因素
近年来国内的研究表明,癌症患者中抑郁的发生率为25.8%～58%[3,4]。文献报道癌症患者抑郁发生率达到65%～78%[5,6];Zabora等[1]对14种癌症共4 996名患者调查发现,抑郁的发生率为35.1%。据我院调查,715例晚期癌症患者中,48.5%伴有抑郁症,13.6%有明显自杀观念,2.5%实施过自杀行为。各研究报道的抑郁发生率差异较大,其原因可能与采用不同的自评量表、癌症对象的肿瘤类型、分期、并发症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有关。总体上大致在24%～78%之间,其中重性抑郁症的发病率约10%～50%。
癌症患者抑郁症发生的相关因素,可分为疾病相关因素和疾病无关因素。疾病相关因素中,出现癌症转移伴有癌痛症状、卡氏评分(KPS)低的患者,发生抑郁症的可能性高;疾病无关因素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经济收入、是否进行体育锻炼、医疗费来源等。调查显示,年龄大、受教育程度低、离异或丧偶、收入低、很少进行体育锻炼、自费医疗的患者,抑郁症发生率高于其他人群。在抑郁症的高危因素中,Green等[7]与Burgess等[8]认为,疼痛、化疗、乳腺癌、头颈部癌等易产生抑郁症,Kugaya等[9]认为,抑郁史、抑郁或自杀家族史、嗜酒或毒品史、既往心理问题史等会促进抑郁症状的出现。其理由是,癌性疼痛构成了躯体和心理上的应激源,加重精神痛苦;化疗的不良反应,如恶心、呕吐、脱发、全身乏力等让患者身体更加不适;乳腺癌抑郁发生率高的原因是因手术导致体形改变,主动压抑情绪所致;头颈部癌等则因为手术风险大,术前症状重,进食困难等产生焦虑、抑郁状态严重。而患者对疾病的认识、既往史、抑郁或自杀家族史、伴随的其他生活压力、社会支持力等因素,与患者抑郁症发生、发展有一定关联。
2 癌症患者抑郁症的诊断与评估
患者最初被诊断为癌症,通常会经历几天到几周的情绪反应,包括不相信、否认、拒绝、失望等,这些反应是从一般忧伤(normal sadness)到抑郁情绪(depressed mood), 之后就会慢慢调整并消退;而另有一些患者则会形成抑郁症(major depression)。抑郁症是一种在情绪、认知、躯体和行为表现等多方面出现轻重程度不同的生物学上的障碍,在DSM-IV(美国标准)中,主要包括重性抑郁症(majordepressiondisorder)和恶劣心境(dysthymia),前者是一种带有抑郁情绪的适应障碍, 后者是一种慢性的较轻的抑郁形式。
目前,抑郁症的诊断标准常采用国际通用的精神疾病诊断标准和分类系统,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疾病与分类,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第10版(ICD-10,1992),美国精神病协会《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第4版(DSM-IV,1994)和我国的《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2001)。不同的诊断标准对于抑郁的分类是不同的,ICD-10是采用将具有共同特征的障碍归为同一组的原则,将临床症状明显的抑郁均归“心境/情感障碍”,分抑郁发作(按程度分轻、中及重度)、心境恶劣等。DSM-IV是将抑郁障碍分为重性抑郁障碍(分为单次发作和反复发作)、心境恶劣障碍等。而国外研究人员则一般将抑郁障碍分为重型抑郁与轻型抑郁来进行研究,重型抑郁指符合DSM-IV中列出的重性抑郁诊断标准;轻型抑郁指非精神病性的一类抑郁障碍,以持续的不少于2周的抑郁心境为特征,而不需要具有重型抑郁的所有抑郁症状(一般为2个或以上)。我国2001年编制的CCMD-3中在情感障碍项下的抑郁障碍包括抑郁发作(轻抑郁、无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有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和复发性抑郁)及心境恶劣等。将抑郁性神经症归入了情感障碍中,分类基本同ICD-10,但不采用中度抑郁的分类概念。
美国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第4版(DSM-IV,1994)对于重性抑郁症的诊断,诊断时需要对是否为抑郁症的症状,还是癌症所导致的躯体症状或是治疗引起的不良反应加以鉴别。原因是:①抑郁症状通常是对严重的躯体疾病的一种正常的应激性反应;②许多抑郁症状与躯体疾病本身的表现极为类似,例如一些植物神经症状;③用于抑郁诊断的许多诊断系统常与躯体疾病的诊断系统相交叉重叠。在实践中我们认为,在DSM-IV列出9项抑郁诊断标准:①对日常活动丧失兴趣,无愉快感;②精力明显减退,无原因的持续疲乏感;③精神运动性迟滞或激越行为;④自我评价过低,或自责,或有内疚感,可达妄想程度;⑤联想困难,或自觉思考能力显著下降;⑥反复出现想死的念头,或有自杀行为;⑦失眠,或早醒,或睡眠过多;⑧食欲不振,或体重明显减轻;⑨性欲明显减退。除去厌食和疲劳两项指标(因为厌食和疲劳这两个症状,在癌症疾病过程或治疗引起的不良反应中是最常见的),其余7项,需要出现4个症状才能诊断为严重抑郁。其中,患者的认知症状如内疚感、无价值感、自杀想法、缺乏乐趣对诊断癌症患者抑郁症最有意义。
目前,抑郁症的评判主要是以临床症状为依据,通常由各种量表构成抑郁症的评判体系。常用的量表有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Rating Scalefor Depression,HRSD)、Beck抑郁问卷(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和抑郁状态问卷(Depression Status Inventory,DSI)、纽卡斯尔抑郁诊断量表(Newcastle Diagnostic Index,NDI)、老年抑郁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GDS)、医院焦虑抑郁量表 (Hospita1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等[10,11,12]。其中HRSD是临床上评定抑郁状态使用最普遍的量表,而HADS最适合于门诊患者抑郁症的筛查。我们对HRSD的21项指标进行重性抑郁症诊断效果的最优建模,得到的最优诊断模型包含抑郁情绪、早醒、激越行为、精神性焦虑、性症状、日夜变化等6项指标,最优临界评分为6,此时模型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1.5和87.8。但是,无论应用什么评估方法,都要保证其有效性,必须要同面谈与临床症状相结合,并且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抑郁状况进行重新评估。
由于抑郁症对于癌症患者的不利影响,以及癌症患者的抑郁心理的客观存在。因此,在所有癌症患者首次就医时,以及在之后一定的时间间隔之后,尤其是在临床病情发生变化的时候,都应进行抑郁症的筛查与评估;特别要对于属于抑郁症高风险的癌症患者加以识别,以便及早发现问题及早干预。还应该强调的是,一份科学有效的癌症患者抑郁症的评估材料,应包括标准化的诊断方法,并同时评价年龄、性别、治疗状况、肿瘤部位、分级分期、知道肿瘤确诊的时间、疼痛、既往精神病史、对情感障碍的易感性等所起的作用,并测定免疫功能。
3 癌症患者抑郁症的“身心整合”治疗
抗抑郁治疗药物已经被广泛地用来治疗各种临床疾病合并的抑郁。调查表明,抗抑郁药物对70%的抑郁症患者有效,如选择性5-羟色胺(5-HT)再摄取抑制剂,已成为治疗癌症抑郁情绪的一线药物,尤其是舍曲林和帕罗西汀。近年来有关抗抑郁药物的研究进展较快,开发的新药较多,临床效果可靠。药物的具体选择要根据病人的躯体状况及药物的不良反应两方面来考虑。
目前研究认为,癌症患者还需要心理治疗性服务。其理由:①在医学各科临床中,发生精神症状的比例比较高,尤其是焦虑和抑郁;②对像癌症这样严重疾病所产生的应激反应没有思想准备,伴随这种疾病发生的恐惧、社会隔离、丧失能力、复杂的治疗以及对家庭和朋友的影响等等,对一个人整个生活(尤其是情绪)的冲击是巨大的。虽然有些问题还没有达到精神疾病诊断的程度,但仍需要某种支持,尤其是对情绪的支持。
虽然大量调查已经证明,患者需要社会心理的支持和帮助,但其治疗的结果尚未作过系统的评价,还需要大量的研究来评估社会心理干预对患者的治疗效果。值得深思的是, 国内无论是综合医院的肿瘤科还是肿瘤专科医院,很少有对癌症患者开展心理治疗性服务的,更没有对癌症患者进行心理诊断的相关记录,这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
癌症患者的心理治疗方法,目前仍在探索和发展中。主要的心理疗法包括人际关系疗法、认知行为疗法、家庭疗法、自我及时强化法等等[13]。其中,人际关系疗法(Inter Personal Therapy,IPT)是基于人际关系障碍是抑郁症患者的首要问题,他通过帮助患者识别和修正人际关系,并理解和处理这中间所出现的问题而产生作用。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be Bavioral Therapy,CBT) 是通过强化健康的理性的思维,以及对13项生活中所遇到的情况做出适当的行为反应,以克服患者的悲观和绝望。家庭治疗(Family Therapy)适用于抑郁症看上去比较严重,以至于危害到婚姻和家庭功能的患者。自我及时强化法的理论基础,是基于有些人之所以患忧郁症,主要是他们本人对自己的消极情绪和行为不断强化的结果,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不断及时地强化自己的积极情绪和行为,忧郁的成分就会越来越少,最后消失。具体实施有以下4步:坚持正常活动;定计划留有余地;及时肯定自己;不向亲友谈消极的东西,亲友也不听患者的消极的言谈。
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曾对心理治疗和抗抑郁药物治疗重性抑郁症的成功率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对于较轻的抑郁症患者(约占所有患者的60%),药物治疗、IPT、CBT具有同等的有效性;对于严重的抑郁症患者(约占所有患者的40%),抗抑郁药物治疗更有效[14]。
4 癌症患者抑郁症的护理进展
4.1 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及时评估患者的心理状况
癌症患者常常不愿意主动谈及自己的抑郁状况,也不愿意主动寻求治疗,而肿瘤医生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患者的躯体症状上,难以发现患者的抑郁症状。护士由于与患者接触时间多、交流多,更容易发现患者的抑郁症状。因此,护士在工作中要善于应用沟通技巧,积极主动与患者交谈,以便正确评估患者的抑郁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然而,护士常常缺乏识别心理症状和精神症状的训练,导致在试图说服医生对患者进行抑郁症评估或抗抑郁药物治疗时遇到困难。对此,应加强护士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评估和处理的培训。
4.2 加强疾病本身有效的基础护理,控制躯体症状
许多文献报道[15],癌性疼痛病人的抑郁程度显著高于非疼痛病人。疼痛对患者的身心是一个重要的应激源,可能诱发或加重精神痛苦。对癌性疼痛患者,应按WHO制定的三阶梯止痛疗法,合理有效地控制疼痛。另外,要最大限度地降低患者的不适感,如加强患者的清洁护理,控制化疗过程中的恶心、呕吐症状等。娄书花等[16]研究显示,对疾病本身有效的基础护理,能减轻肿瘤患者的抑郁程度和化疗所致的胃肠反应。
4.3 加强心理护理,及时采取各种干预措施
护士在抑郁症患者的各种心理辅助治疗中担当主要的干预角色。有研究证明[17,18,19],护士提供恰当的干预措施,可以有效地缓解癌症患者的抑郁症:①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给予患者系统的癌症和抑郁症知识指导。例如,患者因为不愿承认自己患有抑郁症或因为不愿意服用更多的药物而拒绝服用抗抑郁药。因此,由护理人员对其进行抗抑郁药物治疗的相关教育就非常必要,包括药物治疗的好处以及预期产生效果的时间、剂量、不良反应和禁忌证等。②选择与教授有效的应对方式。病人最有效的应对方式是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疾病,相信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癌症的治疗充满信心的乐观态度。其中“尽量往好处想”是最有效的应对策略,其次是“努力保持正常的生活而不被问题所困扰”与“希望事情会好起来”。另外,教给患者一些规范化的应对行为技术,象催眠与自我催眠、生物反馈、渐进性肌肉放松、系统脱敏等,均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手术、放化疗或癌症本身所致的急慢性心理反应(如焦虑、抑郁)与躯体反应(如恶心、呕吐、疼痛)。③鼓励患者主动参与治疗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包括疾病的发生、发展、临床表现、需配合的检查和治疗、治疗前景、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不良反应及应对策略等,使患者获得最大限度的安全感和控制感。④进行恰当的家庭干预。癌症不仅影响到患者的身心健康,也会使整个家庭表现为无助感、不确定性、抑郁和过分警觉;家庭的情绪会反馈性地影响患者心理,引起或加重癌症患者的负性情绪,导致恶性循环。因此,护士恰当地家庭干预,不仅有利于疾病的治疗,促进患者的康复,还可帮助维持家庭功能,协调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关系,使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理解,减少家庭冲突,缓解家属的紧张情绪,为癌症患者抑郁症的治疗创造良好的家庭气氛。⑤加强抑郁症患者情绪方面引导。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具有较高的自杀倾向,而抗抑郁治疗往往需要数周才会见效。因此,在这期间这些患者尤其需要专业的护理人员对其情绪进行引导。
4.4 加强社会支持,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
社会支持是指建立在社会网络机构上的各个社会关系对个体的主观和(或)客观的影响力。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客观的、可见的、实际的支持,如物质上的直接援助、社会团体的存在和参与、稳定的婚姻和家庭等;另一类是主观的、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指的是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另外,个体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存在着差异,有些人虽可获得支持,却拒绝别人帮助,因此有必要把对支持的利用情况作为社会支持的第三维度[20]。在我国,人们更愿意把社会支持理解为来自社会各方面包括家庭、亲属、朋友、同事、伙伴、党团、工会等个人或组织所给予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
家庭支持是社会支持的主要内容,大多数的病人觉得自已成了家庭的累赘。而家庭成员不可避免地产生消极悲观情绪,而外表又要保持乐观,形成一个十分矛盾的心理。此时社会关系不但不能帮助病人缓解精神压力,反而形成额外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护士应尽力做到让病人认清自身情况,了解病人需要,真正认同、尊重和信任病人,并鼓励其与疗效较好、生活质量较高的相同疾病的病人进行交流,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Calbraith[21]专门调查了68例癌症患者,患者从护士得到的社会支持最多者为医疗器械帮助性支持,其次是情绪性与信息性支持。可见,护士除了给予患者实际的物质帮助外,应更多地给予患者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
在护理工作中,护士应掌握社会支持与心身健康的关系,并且要了解患者在不同的疾病阶段需要的社会支持是不断变化的,及时评估患者的社会支持情况及其变化(如在最初诊断阶段,患者最需要的是来自医护人员的有关癌症的治疗、预后等方面的信息;在癌症的治疗阶段,经济等实体性的支持更为重要;而在癌症的晚期,患者会需要更多的情感支持)。而大多数患者缺乏主动利用社会资源的意识。因此,在护理过程中,护士应积极主动地与病人交流,耐心诚恳地与病人进行沟通。让病人把自己的烦恼诉说出来,加以正确疏导,以提高病人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从而降低心理障碍的发生。
癌症患者抑郁状况调查及护理 篇3
关键词：癌症患者,抑郁,护理干预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严重,心理负担增加,癌症发病率每年以3%～5%的速度增长[1],是严重危害人们健康的疾病之一,在癌症的诊断治疗过程中,患者往往要承受一系列心理刺激,所以常常引起抑郁症状,Vine的调查证实了癌症患者最常见的心理反应是抑郁,其发生率国外报道为10%～15%,国内为25.8%～58.0%[2,3],抑郁可加重癌症患者治疗不良反应的反应,降低生活质量等[4]。为改善患者的抑郁情绪,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本科运用自评抑郁量表(SDS)对150例住院癌症患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并采取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 对象与资料
1.1 对象
2007年1月至2008年5月本科150例住院癌症患者。入选标准:150例患者均经病理学确诊,其中男69例,女81例,平均年龄67岁(60～82岁)。诊断为肝癌38例,肺癌40例,结肠癌32例,胃癌27例,前列腺癌6例,恶性淋巴瘤7例。另选取50例年龄,性别,文化背景基本相同的一般患者(非癌症患者)作对照。
1.2 方法
1.2.1 采用自评抑郁量表(SDS)进行调查
患者入科室时,将调查表发给意识清楚、病情稳定的住院患者,并征得患者同意,进行问卷调查。评定标准:与题后答案相一致者得1分,0～10分正常;11～20分轻度抑郁;21～30分中、重度抑郁。经量表测定55例具有不同程度抑郁的患者作为护理干预实验对象,护理干预后再次调查。
1.2.2 统计学处理
采用χ2检验。
2 护理干预措施
癌症患者产生抑郁情绪的主要原因有:疼痛、化疗的不良反应、经济负担重、社会支持不够等[5],针对一般癌症患者抑郁产生原因及生理和心理的特点,采取以下护理干预方案。
2.1 及时发现抑郁症状,作好心理护理
护士要特别注意患者有无抑郁的特征性症状,如:愉快感丧失、无用感、绝望感、自责自罪、自杀倾向等,如果出现这些心理反应应及时进行心理护理。护理人员每天与患者交谈,让患者充分提出疑问,耐心给予解,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有的放矢地进行心理疏导,心理分析,意念引导,帮助患者减轻心理负担,纠正错误的观点,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
2.2 减轻疼痛,增进患者的舒适感
疼痛对患者的身心是一个重要的应激源,可能诱发或加重精神负担,许多文献报道,癌性疼痛患者的抑郁程度显著高于非疼痛患者[6]。护士应正确评估患者的疼痛,耐心倾听患者诉说,向患者解释疼痛的机制,指导患者运用催眠、暗示、想象等放松技术,转移患者的注意力,同时纠正过分强调“忍耐疼痛”的错误认识。告诉患者若确实不能耐受疼痛,适当应用止痛剂是不易成瘾的,也有利于减轻痛苦,保证充足的睡眠休息,促进康复,从而减轻或消除疼痛。
2.3 应用认知行为技术进行心理护理
认知疗法对抑郁症患者尤其有效,帮助患者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和能力,正确地评价自己的健康状况,鼓励其在疾病缓解或康复期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告知患者癌症并非不治之症,现在有许多治疗方法,如果积极配合,就能获得更好的康复效果。
2.4 建立良好的家庭和社会支持系统
增加患者的家庭支持系统和社会支持系统,有利于患者的身心康复。大部分患者觉得自己成了家庭的负担,在护理工作中,护士应掌握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的关系,并且要了解患者在不同的疾病阶段需要的社会支持是不断变化的,如在最初诊断阶段,患者最需要的是来自医护人员的有关癌症的治疗、预后等方面的信息;所以护士应及时将有关治疗措施的信息、病情的好转告诉患者;癌症的治疗阶段,经济等实体性的支持尤为重要,应尽可能地考虑到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选择适宜的治疗方案,以避免因经济负担过重而促使患者产生抑郁等不良情绪;而在癌症的晚期,患者需要更多的情感支持,应鼓励其家属、朋友、同事经常探望患者,给予患者帮助和支持,使患者感到家庭和社会的温暖。
3 结 果
3.1 癌症患者与一般患者抑郁发生率
见表1,患者组与对照组发生率分别为48%、16%,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χ2=18.92,P<0.05。
3.2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及有无职业的患者抑郁发生情况
见表2。
3.3 护理干预前后抑郁情况
见表3。
4 讨 论
癌症患者由于生理、心理的变化,更容易产生抑郁情绪。本研究显示,癌症患者的抑郁发生率(48%)明显高于一般患者(16%)(P<0.05),其中20%患者表现轻度抑郁症状,28%的癌症患者存在中、重度的抑郁。到目前为止,虽然尚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焦虑和抑郁一定导致癌症,但已证明抑郁可使人的生理功能下降,可使癌症患者的长期生存率降低10%～20%。[5]它严重影响癌症患者的治疗和康复,影响其生活质量。
癌症患者产生抑郁的相关因素很多,包括一般因素、与癌症治疗相关的因素、社会心理因素等。本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及有无职业与癌症患者的抑郁发生有密切联系(P<0.05),不同文化程度不影响癌症患者抑郁的发生。许多学者对抑郁症的性别差异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显示,女性,特别是老年女性的更容易产生抑郁[7],雌激素水平下降易使女性产生抑郁。
护理干预可减轻癌症患者的抑郁症状,本研究结果表明,护理干预后抑郁症状明显缓解(P<0.05),说明在癌症抑郁患者中进行护理干预对于减轻其抑郁症状具有良好效果,不仅减轻患者躯体的痛苦,而且增加了心理应对能力,逐步走出抑郁的阴影,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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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化疗病人抑郁现状的调查分析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均为2007年6月1日—2007年12月31日收住四川省凉山州第一人民医院肿瘤化疗病房的病人。①符合化疗纳入标准,卡氏评分≥60分的呼吸、泌尿、结缔组织、运动系统的癌症病人;②病人自愿参加此调查;③病人意识清楚,能完全理解调查问卷的意思并清楚填写问卷。共59例,其中男34例,女25例,最大年龄74岁,最小年龄29岁,平均53岁,<35岁13例,35岁～50岁20例,>50岁26例;社保39例,自费20例;首次化疗28例,≥2次化疗31例;分类:肺癌35例,鼻咽癌3例,肾癌5例,膀胱癌4例,骨癌6例,恶性淋巴瘤6例。
1.2 方法
根据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按目的抽样,对2007年6月1日—2007年12月31日住院化疗病人采用问卷调查,问卷包括2部分:①病人一般情况,如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化疗次数;②应用抑郁自评量表[5](SDS)评定其主观感受,分值越大,抑郁程度越高。
2 结果
2.1 抑郁状况评分
本组病人抑郁评分结果:56.25分±13.62分、范围30分～91分,与国内常模[6] (41.88分±10.57分)比较,t'=7.929 9,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本调查组病人抑郁量表评分达抑郁状况的32人,占54.2%。
2.2 抑郁症状排序及频数分布表
该频数分布表例次中只计入正方向评分为“绝大部分时间或全部时间段”内出现症状的频数;反方向评分为“没有或很少时间段”内出现症状的频数,见表2。
癌症化疗病人抑郁症状主要为:“我与异性密切接触时和以往一样感到愉快”36例次,占61.02%,“我吃得跟平常一样多”30例次,占50.85%,“我无缘无故感到疲乏”29例次,占49.15%。
2.3 不同性别化疗病人的SDS评分比较(见表2)
表2显示,不同性别抑郁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4 不同年龄组化疗病人SDS评分比较(见表3)
2.5 不同化疗次数病人的SDS评分比较(见表4)
表4显示,≥2次化疗与首次化疗抑郁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年龄、化疗次数病人的SDS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文化程度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3.1 癌症化疗病人抑郁程度明显高于普通人群
就目前而言,绝大多数癌症尚不能治愈,各种治疗手段仅能暂时起到缓解症状,延长生命的作用,患上了癌症就意味着宣判了死刑,许多人谈“癌”色变;对癌症的恐惧使大多数人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应激,出现了悲观、绝望等负性情绪;再加上化疗是一个痛苦而又漫长的治疗过程,目前多数化疗药缺乏理想的选择性,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常伴有恶心、呕吐、脱发、骨髓抑制等不同等程度的毒副反应[6],而化疗所带来的直接效果如包块缩小是病人不能主观感受到的,在诊断及治疗整个过程中,病人基本上处于对癌症及其化疗这个强大应激的一个适应或应对的过程,他们要适应躯体功能的各种改变、心理失调、身体形象的改变和社会角色的变化等,在承受了精神和躯体痛苦的双重打击下,病人抑郁程度较正常人严重。另外,本调查人群中抑郁发生率为54.2%,趋于国内癌症病人抑郁范围报道的上限[7]。这可能与该调查人群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收入较低、信息匮乏、治疗手段有限同时又普遍缺乏社会和家庭的有力支持有关[8]。
3.2 出现抑郁症状频率排序
出现频率较高的抑郁症状为“我与异性密切接触时和以往一样感到愉快”,这可能与:①化疗药物对生殖细胞有抑制作用,可导致睾丸萎缩、卵巢功能减退,激素水平下降,需要与异性密切接触的要求也降低;②化疗周期长(一般均为4周期～6周期)、住院时间长、医院不能给男女双方提供进行情感交流的时间和空间;③也不排除受道德观念影响,许多人碍于情面未能真实地填写调查问卷表有关。“我吃得跟平常一样多”得分居第2位。这可能与:①化疗药可通过刺激胃肠道或兴奋延脑化学感受器引起频繁的恶心、呕吐,同时对胃肠道黏膜上皮细胞有抑制损伤作用,使消化液分泌减少影响食物消化进而影响食物摄入;②化疗药可造成味觉改变,表现为对苦的“阈”值降低;对甜的“阈”值升高而产生厌食;③化疗药物可造成肝脏损害,出现厌油、食欲缺乏等消化系统症状;④化疗药物有神经毒性,可使肠蠕动变慢,病人自觉腹胀,无进食要求;⑤化疗药物可使机体免疫能力下降,易合并感染出现口腔炎、食管炎导致进食困难,影响摄入量。“我无缘无故地感到疲乏”得分居第3位,这可能与化疗药物对骨髓有抑制作用,造成全血象减少,红细胞减少,血红蛋白携带氧的能力下降,氧供减少,病人自觉疲乏有关。本调查人群中化疗药物的毒副反应主要表现为对病人“性”功能、消化和骨髓造血功能方面的影响,化疗药物的毒副反应加重了癌症病人对化疗过程的恐惧,而经化疗后又复发使病人产生了沮丧、绝望等情绪,化疗所带给机体生理上的不良反应,使病人极易产生抑郁,而抑郁反过来又影响和加重病人生理机能的不适,这种身心交互影响使病人对化疗的负性情绪的体验进一步加深;面对化疗这一特殊应激,28.81%的病人“对将来不抱有希望”和“觉得经常做的事情并没有困难”,27.12%的病人“发现自己的体重在下降”,20.33%的病人认为“如果我死了别人会生活得好些”,18.64%的病人“晚上睡眠不好”(见表1)。
3.3 不同性别的化疗病人抑郁程度有差异
本调查人群中,女性较男性更易发生抑郁,这可能与母亲与孩子之间特有的情感联系有关:中国女性在家中一直承担着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的角色,由于自己身患绝症,无法把握和规划子女未来的生活、工作、婚姻,对子女多方面问题的牵挂使女性易产生无助、失落、悲愤自怜的情绪;另外,女性情感脆弱,女性较男性生活更为艰难,经常处于负性生活体验之中,面对化疗这一特殊应激相对男性则更易表现出胆怯、退缩、懦弱而产生抑郁。
3.4 不同年龄组的化疗病人抑郁程度有差异
表3结果显示,<35岁组的化疗病人抑郁程度较低,这可能与①年龄越小各脏器功能相对较好,新陈代谢活跃,能较快地代谢化疗毒物,较好地适应化疗有关;另外,可能因年龄越小也易引发社会关系网络的同情与支持,无论是外界客观物质与精神的获得及主观对外界的寻求支持及自身所感受到的支持偏高,对支持的利用度亦相对偏高,较高的支持可能帮助病人缓解对疾病的担忧和焦虑,减轻抑郁的程度;在35岁～50岁病人组是抑郁分最高的年龄段,这可能因为此年龄段的病人在家中处于上要赡养父母,下要抚育儿女,在社会上又是单位的中坚力量,多方重任集于一身,由于人生的理想还未实现,家庭的责任未尽,化疗所带来的系列问题的无奈常使病人内心的矛盾冲突与复杂的情绪体验相互交织,时间一长又缺乏相应的应对机制,相对于50岁以上年龄组和小于35岁年龄组的化疗病人抑郁程度高。
3.5 不同化疗次数病人抑郁程度有差异
多次化疗的病人比只进行过首次化疗的病人的抑郁程度高,这可能与随着化疗次数的递增,其不良反应症状加重,对毒副反应的体会也会更深刻,病人机体活动能力和自理能力下降,限制了病人与社会交往而易发生心理障碍,所以抑郁程度高。
4 小结
综上所述,化疗是导致癌症病人发生抑郁的又—重要因素,这就提示医护人员在治疗癌症这种与社会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疾病的同时,还应加强心理治疗与心理护理,对不同群体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是十分必要的。如宣传怎样建立良好的心理应对机制,根据病人的经济情况合理用药,大力提倡人人参与保险,建立癌症病人基金,实行社会统筹,减缓疾病所带来的经济压力,简化化疗手段,密切观察化疗毒副反应,只有这样才能使癌症病人从心理和行为上接受和完成化疗,减轻由化疗所致的抑郁。
摘要：[目的]探讨癌症病人化疗中的抑郁状况。[方法]应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对59例癌症化疗病人进行调查。[结果]癌症化疗病人抑郁得分较高,并且不同年龄、性别、化疗次数、费用负担方式病人SDS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应加强癌症病人化疗期间的心理护理,帮助减轻对化疗的抑郁情绪,提高其化疗顺应性。
关键词：癌症,化疗,抑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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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万丽红,刘丽,潘永恩.癌症病人发生抑郁的相关因素[J].中华护理杂志,2002,37(5):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