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计算（精选10篇）
双重计算 篇1
引言:当前, 我国诸多艺术类院校的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在面对不断加深的新课改趋势情况下, 均需要作出适当的创新与改革, 尤其要重视学生计算思维和应用技能的双重培养, 以此提高学生的计算机应用水平, 完善院校自身的教学体系。本文从计算思维能力培养和应用技能培养两个方面提出一定策略建议, 希望能够促使诸多艺术类院校的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有所参考。
一、计算思维能力培养策略
1、了解计算机发展史。
计算机发展史当中汇集了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随着时间的发展已经融入到了各个学科和领域, 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艺术类院校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中, 通过引导学生了解计算机发展时, 能够促使其初步形成计算思维意识。
2、了解信息编码和算法程序。
信息编码应该属于计算思维能力培养的核心和基础, 当前诸多文字编码均具有比较广泛的应用范围。引导学生了解信息编码能够促使其认识到信息编码的重要性。算法程序亦是及计算机基础教学当中的重要内容。学生了解算法的表示以及程序流程图, 能够促使其自身更进一步的理解计算机自动实现解决问题的过程, 培养良好的计算发散思维能力。
3、了解计算机网络与操作系统。
计算机网络主要是指互联网, 若要良好的应用计算机, 必须要了解计算机网络当中的精髓和核心, 即必须认识到网络协议的重要性。对于操作系统, 其应该属于整个计算机系统的基础软件平台。学生理解该操作系统便于形成计算思维能力, 对各种设备以及资源进行管理。
二、计算机应用技能培养策略
1、科学选择教学课程。
艺术类院校学生计算机应用技能培养当中, 必须要重视对各类应用技能教学资源进行整合, 创建基于知识点的聚类网络课程[1]。在此方面, 各艺术类院校的计算机基础教学应该重视知识点聚类网络课程的设置, 面向学生课外自学应用技能中的诸多细小知识点, 设定或者建立相应的教学课程模块, 为学生提供不同主题课程, 使其能够在计算机基础课程的学习当中, 利用课外时间可丰富的资源提升基础应用技能水平, 便于更加系统且有效的学习计算机基础知识。
2、合理进行教学设计。
艺术类院校学生计算机应用技能的培养, 需要重视进行合理的教学设计。由于计算机应用技能类课程中, 每一个软件的教学均具有诸多教学知识点。个别知识点比较“小”, 并不能够单独程度一项教学内容, 但是在学生的实际应用当中却具有比较大的应用性[2]。例如, 应用计算机技术在word当中输入汉子偏旁部首, 计算机基础教学当中很少会对其进行讲授, 但是实际应用却又比较广泛。面对该种情况, 计算机基础教学当中可以采取知识点聚类的方式, 将不同的软件知识点进行主题的划分, 根据具体教学内容制作视频教程, 保证知识结构紧凑且时间适度, 以此培养学生的计算机应用技能。
3、创建优良教学环境。
艺术类院校计算机基础教学当中为了能够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计算机学习水平, 体现教学质量, 一般均会举行一定的教学公开课[3]。针对此方面, 在培养学生计算机应用技能时, 可以在公开课上制作知识点的视频, 重视强调所教技能的应用性和操作性。该种教学视频亦应该延伸到日常的教学课堂当中, 以保证学生能够在每一堂课程当中均得到应用技能的提升。
结论:综上所述, 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我国新课改进程的不断加快, 我国艺术类院校的计算机基础教学当中必须要重视更加深入的探索计算机基础教育思想与理念, 重视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能力和计算机应用技能。只有促使学生的计算思维能力和应用技能水平同时提升, 方能够促使学生利用良好的思维能力和技术能力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提高自身的计算机基础水平, 艺术类院校的计算机基础教学则能够形成比较完善且有效的教学体系。
摘要：艺术类院校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需要根据当前我国不断加深的新课程改革作出创新与改革, 寻找更加切实有效的教学策略, 同时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和应用技能, 促使艺术类院校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能够形成系统的教学体系。据此, 本文主要针对计算思维能力培养和计算机应用技能培养两个方面提出了几点策略建议。
关键词：计算机,计算思维,应用技能
参考文献
[1]龚沛曾, 杨志强.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中的计算思维培养[J].中国大学教学, 2012, 05 (02) :51-54.
[2]刘夏, 陈明锐.引入计算思维的高职院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探索[J].计算机教育, 2013, 05 (11) :39-43.
[3]卢湘鸿.浅析大学计算机面向应用的分类教学与计算思维培养[J].工业和信息化教育, 2014, 06 (08) :5-7.
升达：双重灾难中兼顾双重责任 篇2
环球慈善：升达作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中首个林产（地板）行业成员，一直比较专注哪些领域？
四川升达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在生产过程中，升达十分注重节省资源和能源。我们的产品是环保型产品，尽量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是“关注环保、关爱人生、回归自然、持续发展”。另外，升达多年来在做好企业的同时支持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比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们在第一时间为地震灾区捐助了巨资，支援聚源中学的恢复和重建。
环球慈善：据我们所知，作为四川本土企业，升达因2008年汶川大地震，业绩也受到了影响。
升达：地震确实给升达造成了巨大影响。一间厂房垮塌，新厂房建设速度放缓，停电和限电导致产能严重不足，升达的生命市场成都乃至整个四川严重萎缩，从成都出库的产品运送到外地的运力也受到严重影响。
环球慈善：天灾之后的经济危机是否再次给升达冲击？
升达：目前升达的经营确实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业绩有轻微下滑，但我们也提出减薪不裁员的措施来应对当前形势。
环球慈善：减薪是否会影响员工的生活质量？
升达：我们的减薪对象仅限于企业高管，这一举措升达马上会实施。我们认为这是对企业负责任，间接对员工长远利益负责任的行为。
环球慈善：受到自然和经济灾害双重冲击，升达是否会调整企业的社会责任？
升达：我们的社会责任没有任何调整。
环球慈善：一般来说，企业社会责任大多出于长期的系统规划，这是否意味着企业社会责任在应对一些突发社会问题时反应较为迟缓？
升达：这与企业的执行力有关系。作为一家公众型企业，我们会在符合股东及员工利益的情况下，根据公司资源状况及时做出决策。
环球慈善：2009年，升达关于社会责任如何规划？
升达：升达的企业社会责任规划是与公司的发展规划和战略相匹配的，我们侧重于在符合公司长期发展利益情况下，为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现在我们设立了四川地震员工与商家捐助基金，拟长期为灾区建设做贡献。
环球慈善：升达在长期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是否找到了与公众沟通效果良好的方式？
双重计算 篇3
社会舆论对这起案件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认为《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 违反了《宪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民法通则》“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等法律规定。2006年3月15日, 北京理工大胡星斗学教授和北京中业律师事务所李方平律师联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的《关于消除城乡差别待遇, 统一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公民建议书》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
一、“同命不同价”争论的起源
“人人生而平等”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企盼, 然而社会现实中却存在种种不平等的现象。理想与现实的背离使其成为长久以来人们争论的话题。上述案件在我国引起了有关“同命不同价”的争论, 而且争论的焦点直指《人身损害赔偿解释》, 并对其中第29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 按20年计算”以城乡户籍划分双重计算标准的规定颇为质疑。
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9条规定的指导下, 就侵权损害案件赔偿数额的设定, 各省市地区各自为战:不同省份因为地理位置、经济发达程度等原因, 采取不同的赔偿标准, 同一省份各市的标准也并未统一。即使在同一市, 市区与郊区和下辖县的标准也未必相同。针对上述现象, 有的学者认为人生而平等, 生命无贵贱之分, 但法律却允许基于不当理由的区别对待, 这是典型的制度性歧视。而且, 通过对作为上位法的《宪法》和《民法通则》条文的解读, 也可以发现,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民法通则》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 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以上条文均确认公民的民事权利一律平等, 肯定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平等保护, 从未规定可以因户籍等不同而有所区别。而《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9条以户籍为标准, 判断受害人的城镇或农村居民身份, 导致了“同命不同价”的现象, 有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应当予以纠正。
二、“同命不同价”现象的制度根源
有学者将“同命不同价”的现象归纳为:“在一些案件中, 由于受害者城乡户籍的不同, 采用两种计算标准, 所得到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数额相距甚远的现象”, 将双重计算标准的范围仅仅限于侵权人身损害赔偿, 针对的具体制度也仅限于工伤事故案件、医疗事故案件尤其是交通事故案件中的“死亡赔偿制度”。但事实上, “同命不同价”只是一个现象, 而《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9条只是相关制度的一个表征, 那么我们势必要透过现象找出隐藏其后的症结之所在。城乡双重计算标准不仅仅反映在人身损害赔偿方面, 在医疗保障、入学就业等一系列制度上, 双重计算标准同样大行其道。而统观个人侵权损害赔偿和医保等制度上的“同命不同价”, 我们会发现它们都是因户籍制度而产生。正是我国现行户籍制度产生了城乡二元体制, 进而引发在各项制度中的“双重计算标准”, 并最终导致“同命不同价”现象的出现。
因此, 必须站在拷问户籍制度的高度, 对双重计算标准进行审视, 试分析“同命不同价”等现象的出现是否可以归因于它的设计亦或是其运行方面存在的缺失。
三、对“双重计算标准制”的反思
我们对于事物的分析, 既不能囿于约定俗成的观点, 也不能只看其中的一个侧面。考察分析制度时, 首先既要考虑到其设计本身, 也要分析其运行效果, 其次也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用历史的眼光对其作目的性的解读, 充分了解最初采用该制度的目的以及目前这种目的是否仍然存在或者是否仍然合理。
(一) 双重计算标准的正当性分析
通过对历史的考察, 我们可以发现,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是在当时环境下的纠偏之作, 具备正当性。之前的法律法规并未明确规定“死亡赔偿金”这一概念, 对其性质以及赔偿的范围和标准也未作出明确界定。 (3)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 (1) 致人残疾的, 为残疾赔偿金; (2) 致人死亡的, 为死亡赔偿金; (3) 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将死亡赔偿金界定为精神抚慰金。而随后的法释 (2002) 1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对附带民事诉讼和独立民事诉讼的法律适用作了限制性区分, 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受理精神损害赔偿。综合以上条款规定来看, 在犯罪导致受害人死亡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 受害人的近亲属无法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获取死亡赔偿金, 死亡赔偿严重失衡。正是鉴于此种现象的出现,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2月4日通过《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定位”。针对当时我国法律法规对各种人身损害赔偿中死亡赔偿金定性不明确、赔偿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最高院在参考世界各国相对成熟的立法例, 并总结我国各级法院审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9条中将死亡赔偿金准确定位于物质性损害赔偿, 统一了残废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赔偿原则和标准, 具有深远而积极的意义。
而就二元赔偿标准而言, 其制度设计也具有自身的正当性。纵观世界各国现行的立法实践, 在赔偿标准方面大致存在“单一标准制”和“多重标准制”两种模式。单一标准制即采用日本民法学者西原道雄提出的“定额赔偿说”。其基本思想为不考虑具体受害人的个人损失, 而是设置一个固定的赔偿标准, 并将其适用于同一类案件。 (4) “定额赔偿说”从某种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公正性, 但又有悖于民法的填平损失和实际赔偿的损害赔偿理论。一方面会使低收入者得到正常状态下无法得到的利益, 另一方面会使高收入者得到的补偿大大低于其预期收入。而且如果赔偿金畸高于正常的收入预期, 就会成为促使低收入者实施侵权行为的激励, 道德风险问题就会凸显。而“多重标准制”即采用“差额赔偿说”, 以财产的实际损失作为确立赔偿金的标准, 以受害人发生损害前后费用增加或财产减少的算术差额作为原则, 强调与个人的收入状况相联系。传统理论认为, “差额赔偿说”符合赔偿全部损害之旨趣, 因此在侵权行为法理论上仍有一定的地位。 (5)
从立法设计层面上来考量,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兼顾了定额赔偿和差额赔偿:将“差额赔偿”原则用于计算具体损失, 如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营养费等等的赔偿;并引入“定额赔偿”的理念, 将残废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作为抽象财产损失, 以受诉法院所在地的人均年收入的20倍为基准, 并根据户籍划分城乡两个标准, 进而依收入状况确定适用城乡标准的群体。
事实上,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9条规定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 符合当时我国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收入存在差距的客观情况。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观点已经被现实蚕食殆尽, 在现代社会人与人间的差距已经为社会所公认。不同的人根据自己的能力从事不同的工作、获得不同的收入并维持不同的生活水平这种社会现象已经被民众普遍接受。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 受教育程度不同, 工作能力也不同, 因此, 他们可能创造的物质财富肯定不同, 不能一味地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 (6)
(二) 制度运行之合理导致不平等现象之出现
由以上分析可见, 就制度设计而言, 双重计算标准具备自身的正当性。而其却招致社会舆论如此强烈的质疑, 其原因在于制度运行方面的不合理。
双重计算标准直接来自于中国城乡户籍制度, 而用历史的视角对后者加以考察, 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户籍制度在建国初期起到维护新政权稳定和恢复社会秩序的功能, 但不容忽视的是, 随着经济的发展, 社会环境的变化, 户籍制度使农村居民在初始机会、资源分配、人员流动等方面受到了限制, 阻碍了城乡一体化进程, 使城市和乡村在利益上形成对立和巨大反差, 并致使身份歧视现象在社会不同领域愈演愈烈。民众对同工同酬、平等就医、平等就业、子女平等入学、住房公积金和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 各级法院在审判实践中适用法律、法规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过于教条、僵化, 以致将判决结果贴上了“户籍”、“户口”的标签。而这种在适用中简单以户籍作为确定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的依据的做法直接对应城乡分立的制度安排, 陷入了城乡差别的怪圈, 极易被看作是在维护多年来饱受争议的城乡差别制度。
(三) 司法实践中对双重计算标准的改革完善
1. 司法实践中应当确认双重计算标准的合理性
我国地域辽阔, 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大, 这是长期以来形成且在短期内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而与此种社会现实对应, 人身损害所引发的生活保障性利益的赔偿必须与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相符。有不少学者提出城乡差距或者说户籍制度是导致赔偿差距的原因, 并建议改变户籍制度, 以解决赔偿数额不统一的问题。 (7) 其无疑是舍本逐末之举, “因为决定赔偿标准的根本原因并非户籍上的不同而是生活水平存在的差距。如果我们无法容忍生活保障性利益赔偿的城乡差距, 为什么对城乡生活水平现实的巨大差距却会平心静气、熟视无睹呢?这种主张不是与原因作斗争, 而是与结果作斗争, 犯了因果倒置的错误。” (8) 如果承认城乡之间的实际生活收入差距, 承认死亡赔偿金只是对于受害人物质损失的填补, 那么在死亡间题上按照城乡不同“身份”对号入座, 其实是对形式平等一种合理的差别矫正。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同等数额的赔偿, 对于不同户籍的受害对象的损失填补程度是不同的。在同一起事故中, 如果城镇户口的受害者和农村户口的受害者得到相同的赔偿, 对于前者来说可能会是事实上的不平等对待。而且, 我们不应仅顾及受害方的权益保护, 对赔偿方的合法权益以及赔偿执行的可能性都应予以考虑。作为赔偿方, 农村户口的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能力显然低于城镇户口的赔偿义务人, 进行区分对待反而有利于减轻其经济负担。由此可见, 死亡赔偿标准的城乡二元标准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是相符的。
2. 实施过程中应确立“具体情形具体对待原则”
是适用双重计算标准的过程中, 法院应当具体考察受害人的实际情况, 合理设定损害赔偿的数额。确定“具体情形具体对待原则”, 一方面, 如果受害人在事故发生之时有工作, 无论是在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工作, 还是离开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到外地工作, 都应按照其当时的工资收入来核定其实际损失与预期损失。同时也要考虑到工作的性质、稳定程度以及其他社会与经济因素。另一方面, 如果受害人没有工作, 此时可以按照受害人的户籍所在地的人均收入作为衡量其损害赔偿数额的标准。如果受害人离开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居住在外地, 则法律可以允许经过若干时间之后受害人即获得该“外地”的居所, 从而可以根据居所地而不是户籍所在地的人均收人作为衡量其损害赔偿数额的标准。 (9)
综上所述, 任何一种制度的设计, 都不可能尽善尽美, 在运行过程中只能求得一种近似的公平。同命不同价所反映出的我国户籍制度下的双重计算标准, 在其设计和构建上符合我国国情, 具备理论上的正当性。之所以引起社会舆论的热议和质疑, 究其原因是因为各级法院在审判实践中适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过于生硬和僵化, 以致民众对其制度本身合理性的理解产生了偏差。因此, 在司法实践中, 可以在确立双重计算标准现阶段合理性的基础上, 并适用“具体情形具体对待原则”对其进行修正和完善。
破解“同命不同价”的法治困境, 出路不在法律本身, 而在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瓦解和促使城乡获得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这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 不能一蹴而就。在消除身份歧视、城乡歧视、地域歧视的道路上,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摘要：“同命不同价”这一现象所反映出的我国户籍制度下的双重计算标准, 在设计和构建上符合我国国情, 具备理论上的正当性。之所以引起社会舆论的热议和质疑, 究其原因是因为各级法院在审判实践中适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过于生硬和僵化, 以致民众对其制度本身合理性的理解产生了偏差。司法实践中可以在确立双重计算标准现阶段合理性的基础上, 并适用“具体情形具体对待原则”对其进行修正和完善。
关键词：户籍制度,双重计算标准,正当性分析
参考文献
[1].张新宝.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
[2].杨立新.侵权法论 (下)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反日的双重标准 篇4
而整个游行中最让我深有感触的，是参加游行的很多人，都拿着数码相机拍摄游行的過程。他们手中拿的数码相机，要么是佳能要么是索尼，总之都是日本的品牌。
人们高举着一只手大喊“反日”，而用另一只手拿着日本产的数码相机进行拍摄。没错，这里也能看到中国式的双重标准，或者说，也存在着关于”反日”的自相矛盾。
如果你直接问中国人“是否喜欢日本”，恐怕很少有人能毫不含糊地说“喜欢”。然而，日本产品和日本文化，对于中国人而言已经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很难割离出去。
中国孩子们从小看着日本动画片长大；长辈们阅读过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学生们读村上春树或东野圭吾的小说读得入迷；而等到手里有了钱，就大量购买日本制造的电子产品。
提到足球亚洲杯，肯定会有很多读者回想起2004年在中国举办的那次比赛。在赛场上，中国球迷要么对日本队的选手们喝倒彩，要么朝着日本球迷扔饮料瓶，举止极为粗暴恶劣。
不过，虽然有中国球迷向日本队员喝倒彩，但在今天，也有“知日”并友好的人穿行于北京的大街小巷。两者都真实存在于当今的中国。
双重动机战略的转变 篇5
上海美国商会联手博斯公司开展了对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研究, 此次研究揭示了跨国制造企业如何看待中国作为其市场及出口平台的发展情况。
总的看来, 此次调查揭示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双重动机战略”的转变, 该战略使中国作为一个中枢, 为跨国公司同时提供了进入本土市场以及发展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出口的双重角色。在将进入不断成长的中国市场视为主要战略的受访企业数量显著增长的同时, 计划以中国作为其亚洲市场供应基地的受访企业的数量却在减少。
此外, 本年度调研显示, 计划将制造业务迁往中国国内成本更低的地区或印度和越南等其它新兴亚洲国家的企业数量也在显著增长。从以上两种情况看来, 企业正设法寻求劳动力、土地、物流和税收方面的成本削减。
晴空下的些许阴霾
本次对拥有约1500处制造基地的202家外商投资制造企业的调研开展于2009年12月。此次调研的受访企业明确地希望扩大其在华运营, 以服务于中国巨大的市场。近83%的受访企业表示, 其在华设立制造业务的主要动机是为中国市场提供产品或原材料。这一数字高于两年前的71%。
尽管整体乐观, 但这些企业也持一定的谨慎态度。与2 0 0 8年相比, 2009年中国在劳动力成本、物流成本以及劳动力可获得性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均有所下降。面对华南及华东等较发达地区不断上升的成本, 有28%的受访企业表示, 计划未来五年内在中国国内转移制造基地或扩大制造产能;而2008年中, 这一比例为17%。此外, 有14%的受访企业表示, 可能同时转移至中国其它地区和其它国家;而一年前这一比例仅为3%。重庆、成都、武汉和郑州等西南及华中地区则由于在劳动力可获得性及税收优惠方面相对于中国其它地区更有成本竞争力而备受青睐。
尽管中国成功地抵御住了此次全球经济衰退, 但受访企业在2009年中的整体平均息税前利润率从一年前的15%跌至8.3%。由于经济衰退所造成的需求减少以及工资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 成为这些企业在华开展制造业务的首要顾虑。此外, 61%的受访对象表示, 如果中国政府未在2008年底推出旨在对农村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医疗、教育、环境和工业等与经济息息相关的领域予以支持的四万亿 (约合5860亿美元) 元刺激计划, 2009年的商业环境可能会更差。
对最佳实践更为关注
考虑到此次全球经济衰退, 我们就企业用于应对收入不足和出口锐减的战略开展了调查。挖掘中国国内市场中的机遇成为最受青睐的战略。然而, 我们也注意到, 企业日益关注于实施成熟的长期战略, 以提升产品竞争力和供应链效率。究其原因, 可能是由于认识到了许多在本土环境下运营的中国企业是行动迅速的对手, 具备超越在精益制造方面有所欠缺的竞争者的潜力。此外, 受访企业所青睐的改善措施还包括升级产品设计和减少供应数量并和关键供应商发展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为了进一步探究企业盈利能力被削弱的问题, 我们请制造企业列出它们采取了哪些措施以减轻中国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影响、受访企业再一次表示, 它们正在采取更为先进的最佳实践。近22%的受访企业正在改善内部成本控制体系, 其它所采取的最佳实践包括:提高生产率 (17%) 、实施精益制造 (17%) 、采取节能措施 (16%) 和转为使用其它低成本原材料 (15%) 。
精益制造深入人心
在去年的调研中, 我们发现, 在华跨国企业为完善并获得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而升级其制造流程以控制成本的这一趋势初见端倪。我们赞同这一趋势, 但同时也提醒, 如果制造企业想在华销售中获得稳固收益, 就更应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制造和销售市场,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低成本国家, 此次全球衰退强调了这一建议的重要性:2009年中, 对许多跨国企业而言, 中国是少数几个实现盈利的地区之一, 这也明确地体现了中国市场对企业增长前景的重要性。
与去年的调研结果相比, 更为有力的证据显示, 企业正积极地从事制造改善措施。近七成的受访对象表示开始升级采购方式并提高采购质量 (去年为56%) ;69%的受访对象已采取行动实现制造加工工艺的现代化 (去年为64%) ;62%的受访对象正在调整其制造分布 (去年为47%) 。
此外, 采取精益制造这一趋势日益明显, 这一点, 在中国作为制造业天堂的初期发展阶段中, 曾经或多或少地被跨国企业和中国本土制造企业所遗忘。今年, 超过10%的受访企业安装了企业资源规划 (ERP) 或制造资源规划系统 (MRP) , 去年该比例为8.5%;9.6%的受访企业实施了六西格玛质量控制和精益制造方法, 该比例较去年增长一倍。
在那些于2009年中采用了精益生产技术的企业中, 优化产品流和工厂布局以及ERP或MRP系统等措施成为获得满意度最高的最佳实践工具。此外, 优化产品流和工厂布局以及先进的需求和产能规划等措施将成为企业最可能加快实施步伐的改进方案。与此同时,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 由于可能存在资金紧张等制约因素, 有意实施ERP或MRP等高成本及资源密集型措施的企业比例在本年度有所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 实施成熟和先进的制造方法需要对新流程加以细心地管理并使设备及系统能够真正地与企业文化及运营相融合。
再次面临劳动力挑战
2009年中, 对于在华制造商而言, 稳步上升的成本和劳动力的不足曾有短暂的缓解。全球经济危机使得西方进口需求锐减, 导致裁员和劳动力市场疲软。但截至2009年12月, 中国经济重回经济衰退前的增长水平。目前, 人力资源的挑战与往常同样严峻。2008年1月生效的《劳动合同法》规定了雇主、员工及工会的法律权益和责任, 并强化了保护员工权益的法律机制。尽管新的劳动法对中国劳动力成本的长远影响尚未显现, 但在本年度调研中, 78%的受访对象认为成本将升高。无论是出于变化的政府政策或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变化。过去一年中, 由于中国和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加快, 中国经历了从劳动力过剩到劳动力市场极度紧缺的这一过程。然而, 调研结果显示, 大多数企业表现出良好的适应, 并转变战略以力图利用新的劳动力竞争情况。制造企业认为扩大对员工的价值主张以强化对员工的招聘和挽留——这一点也是受访企业的共识。绝大多数的受访对象 (79%) 表示, 他们为员工提供更多的培训及职业发展方面的协助, 而非仅仅依赖薪酬来吸引并挽留员工。
企业所面临的其他劳动力挑战主要集中在运营改善方面。超过半数的受访对象表示正简化流程, 近三分之一的受访对象正提高自动化程度, 以提高效率。
绿色革命
在所有其它问题中, 中国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更为严峻:空气污染、缺乏清洁的水资源、法规宽松和大量的碳足迹。对采取更高的工厂排放标准、强调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更严格地监督可能的污染企业等重大措施以解决污染这一问题上, 中国也许并不够重视西方跨国企业在将最佳环保标准引入中国方面有着良好的口碑, 而本年度的调研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我们要求受访企业就其可持续战略及所带来的益处发表意见。四分之三的受访对象表示在其中国业务中采用了绿色技术, 六成的受访对象预计可以从环保投资中实现运营成本的节省。
位于第一位的环保措施是提高能源效率 (86%) , 紧随其后的是节约或循环使用水资源 (83%) 。大多数跨国企业 (58%) 向中国市场出售有益于环境的服务或以环保的方式进行制造和销售。尽管企业有着良好的意愿, 但并未显示出乐于采取合适的措施, 以保护关键资源。尽管有近八成的受访对象已经对能源使用进行分析, 从而提高效率;但确定水足迹战略的企业不足半数。
与其他市场不同, 在中国难以对绿色产品进行有竞争力的定价。仅有30%的受访对象表示其在中国的绿色产品及服务价格更高, 与之相比, 在全球其他市场中有46%的企业定出更高的价格。
新的视野
尽管在外资制造企业眼中, 中国 (特别是华东地区) 仍是极度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区域, 但是不断攀升的成本和紧迫的劳动力可获得性迫使企业为其低成本、出口导向型业务考虑其它的解决方案。
在2009年中, 考虑在中国境内迁移制造基地或扩大制造产能的企业所占比例与2008年相比约上升了一倍。在考虑迁出中国或在国外扩大产能的企业中, 有超过一半的企业表示仍将选择亚洲, 并且认为印度和越南将是他们优先考虑的区域。而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的拉美和东欧地区的吸引力与亚洲相比存在不小的差距。
然而, 企业必须平衡在其它国家获得的成本节省和搬出中国后所失去的中国优势之间的利弊。这其中就包括日益增强的供应链和物流能力、不断增长的消费市场、不断改善的运营和政策环境以及技术的可获得性。此外, 尽管在华的制造工厂通常仍处于实施先进制造实践的初期阶段, 但这些精益技术在周边低成本国家中的应用更为有限。
对于建立并扩大制造业务而言, 中国仍是一个特别具有吸引力的国家。然而, “双重动机战略”在2009年发生了明确的转变, 许多跨国企业已经越来越多地着眼于占领中国本土市场, 而非仅仅是从一个低成本国家采购。
这一不断变化的竞争情况为跨国企业带来了实质性的机遇, 但企业必须积极谨慎地利用这些机遇。为了从中国本土市场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企业必须不断地提高销售及营销能力, 并将精益制造技术、制造基地分布优化、需求及产能规划等一流的制造业实践植入其中国运营中。
此外, 企业需要重新思考其人才获得及培养计划。致力于建立一个忠诚、高效并具备熟练技能的工作团队。尽管这在早期阶段有些困难且耗资巨大, 但值得一试。最后, 企业对在华劳动力的投资将在质量和产量方面都带来收益。
最为重要的是, 企业在应对其业务的全球成本竞争力时, 必须避免安于现状。由于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上升, 企业将愈发需要在中国境内外寻求方法, 以削减运营成本。然而, 选择正确的地点需要仔细分析当地情况, 从而确定低成本地区是否符合企业在基础设施、与市场间的距离、工人能力水平及人群分布方面的要求和战略。
我们希望此次研究能为在华的外商投资制造企业在面临中国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时指明方向。
双重商业模式冲突研究 篇6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商业模式创新成为企业竞争的流行方式。为应对层出不穷的商业模式创新, 许多企业开始采用双重 (乃至多重) 商业模式去竞争。采用了双重商业模式, 随之而来的问题不是面向不同的客户提供不同的产品和服务, 而是在一种交易活动下如何运营两种不同 (通常是相互冲突的) 商业模式。本文在商业模式理论及实践研究的基础上, 重点关注双重商业模式的冲突问题。去发掘在形成双重商业模式之后, 两种商业模式之间的冲突有哪些, 以期深化双重商业模式的理论研究。
2 文献回顾
双重商业模式是商业模式在纵深方向研究的一个细分。康思坦丁.马凯斯 (Constantinos Markides) 第一次提出了双重商业模式的概念, 指出双重商业模式是在同一个企业内同一业务平台上, 同时采用两种商业模式的现象。瑟杜纳 (Seddona, Geoffrey P. Lewisb, 2003) 认为商业模式是公司真实世界中战略的一种抽象, 在同一业务平台上, 商业模式可能具有双重或多重模式。在以往对于双重商业模式的结论主要有:一, 商业模式的内涵及构成可以分解为两种单一模式的构成 (Markides, 2004) 。二, 双重商业模式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全球化扩张、信息技术推动和创新者挑战 (Osterwalder, 2005;Zot, 2010等) 。三, 双重商业模式会在许多环节上形成冲突 (Teece, 2009;周晨, 2009等) 。在以往的研究中, 研究者们虽然指出了冲突产生的存在, 但并未深入研究具体的冲突类型, 本文将对双重商业模式的主要冲突进行挖掘。
3 双重商业模式冲突类型
3.1 双重商业模式的典型形式
双重商业模式最典型的三种形式:第一, 高端市场和低端市场模式。通常是成熟企业将高端品牌拓展到大众品牌 (低端品牌) , 同时在高端市场和大众市场上经营双重模式。第二, 虚拟和实体经营模式。由于信息技术 (互联网技术) 和沟通技术的推动, 传统的生产商和服务商, 开始借助互联网开辟虚拟经营模式。第三, 团体个体模式。如戴尔在直销模式的下, 在针对个体客户的同时推出针对团体客户的模式。
3.2 不同类型双重商业模式的冲突
(1) 高低端双重商业模式的冲突。
①文化冲突。
高端品牌 (市场) 企业内部着重关注设计、品质、优质的服务等, 而低端大众市场商业模式的企业文化要求是专业化、标准化、注重成本。两种商业模式内部首先会在企业文化上存在着直接冲突。而冲突的结果是, 习惯于原有模式的员工很难将新的商业模式扩大并发挥到最大效率。
②品牌冲突。
品牌是企业的核心资源, 如果将消费者广泛认同的高档优质产品的品牌扩展到低档产品上, 或从技术性较高的产品向技术性较低的产品延伸, 由于同一品牌下不同产品的品质档次相差悬殊, 使原品牌与延伸品牌之间产生了不良联想, 就可能会堕入“莱斯托夫”效应。
(2) 虚拟实体双重商业模式的冲突。
①价格冲突。
网络渠道销售的商品由于不存在物流和仓储成本, 也无需负担昂贵的营销成本。虚拟模式的出现使得企业以更低的成本实现产品或服务的提供。传统经营模式的企业, 在采用虚拟模式时, 虽然可以削减成本, 但会形成同样产品在线上线下不同价的尴尬局面。
②渠道冲突。
实施虚拟实体双重商业模式的企业, 在两种渠道中向顾客是提供同质的产品或服务, 顾客群体的重叠, 必然会造成两种渠道之间对客户的争夺。同时, 新旧模式往往共同使用同一支撑资源 (比如物流、仓储等) , 也势必造成两种模式之间的冲突。
(3) 团体个体双重商业模式。
①定位冲突。
在双重商业模式中始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 两种模式之间在战略上的地位应该如何把握。原有的商业模式是企业熟悉和擅长的, 在经营过程中会由于经验限制, 而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另一方面, 公司管理层对于新的商业模式的预期通常较高。两种商业模式之间的战略定位往往是飘忽不定的。
②流程冲突。
在团体双重商业模式中, 两种模式对于业务的平台同一性表现尤为突出在团体和个体为中心的商业模式中, 生产、制造、销售的组织安排, 在流程上是两种不同的顺序和组合方式。而对于同一平台的共享性资源, 比如制造等就会形成流程上的冲突。
4 结论与展望
企业采用双重商业模式竞争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高低端双重商业模式、虚拟实体双重商业模式和团体个体双重商业模式会在内部文化、品牌、价格、渠道、战略定位、流程等6个方面形成冲突。由于种种原因, 本文难免会存在一些不足。希望能够继续深入研究双重商业模式的形成机理、冲突的原因和影响机制等几方面的问题。
摘要：双重商业模式的现象, 在商业竞争中屡见不鲜, 如苏宁的实体店面和网上经营模式、联想的R模式和T模式等等。运用双重商业模式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协调两种 (通常是相互冲突的) 商业模式之间的平衡。因此得出实施双重商业模式的企业常常在内部文化、品牌、价格、渠道、战略定位、流程等6个方面形成冲突。
关键词：双重商业模式,冲突,商业模式创新
参考文献
论中国的双重转型 篇7
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中, 经济转型是指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 而计划经济体制的推行则被认为是另一条通往工业社会的道路, 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正是这样走的。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实践表明, 依靠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工业社会是一条不成功的道路。这是因为, 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 虽然可以建立一批大型工业企业, 但效率不高, 代价过大, 而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种种问题不但没有解决, 反而以新的形式凝固化了, 所以农业发展是失败的, 农村是落后的, 农民的生活依旧是艰苦的, 农民的人身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
从1979年起, 中国进入了双重转型阶段。双重转型是指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的结合或重叠。
什么是体制转型?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
什么是发展转型?就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
两种转型的结合或重叠, 是没有前例的, 也是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中没有讨论过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一些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 由于过去在这些地方不曾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所以只出现发展转型, 即从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转向工业社会。而1979年以后的中国则不同, 一方面, 要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以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 这就是体制转型;另一方面, 要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 使中国成长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这就是发展转型。
总结1979年至今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实践, 中国在推行双重转型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可以把这些经验归纳为以下八项:
(一) 双重转型中, 重点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 要以体制转型带动发展转型。这是因为, 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经济的束缚和限制是全面的;既包括城市又包括农村;既包括工业, 又包括农业;既包括城市居民, 又包括农民。如果不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限制, 中国不可能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中国转型的目标 (使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的目标) , 是无法实现的。
(二) 双重转型中, 必须解放思想, 清除计划经济理论的影响, 否则改革与发展都寸步难行。1978年中国所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 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 进而启动了改革和对外开放。1992年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讲话, 又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使中国走上了改革和发展的快车道。因此可以这么说, 中国双重转型在短短的30多年内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成果, 同“思想先行”是分不开的。
(三) 双重转型中, 必须把产权问题放在改革的首位。计划经济体制下, 产权模糊, 投资主体不确定, 投资方的权利和责任不清晰, 是改革的严重障碍, 也是发展的巨大阻力。因此在体制转型中, 产权改革是突破口, 是主线;在发展转型中, 产权界定和产权清晰是动力源泉。对广大农民来说, 土地需要确定, 住房也需要确定, 而且确定应当落实到户, 这既有利于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也能使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 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创业。
(四) 双重转型中, 一定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民生。改善民生, 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缩小地方收入差别的重要途径。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中, 就业是重中之重。考虑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双重转型中需要认真解决的迫切问题, 所以在转型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就业问题。同时, 由于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涌现出来的, 经济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速。经济增长率过高当然不行, 但如果经济增长率偏低, 则会产生更大的就业压力。
(五) 双重转型中, 要不断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是鼓励自主创新。如果自主创新不足, 企业的竞争力不足, 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 中国必将丧失自己的市场份额, 或者中国又会回到过去依靠资源出口、初级产品出口以获取外汇的境地, 这就难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自主创新的成效既取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 也取决于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激励。人力资源政策应得到更大的关心, 得到更有效的贯彻。
(六) 相对于较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而言, 环境压力在中国显得更为突出。中国在双重转型中, 必须重视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1979年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们, 经济增长固然重要, 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更加重要。经济增长的质量高低, 除了结构的优化是标志之一外, 还有另一个标志, 这就是环境保护、节能减排、资源合理利用和清洁生产。环境是我们和子孙后代共享的, 资源是我们和子孙后代共有的, 只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我们才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七) 城镇化率的提高是双重转型的成果, 同时也是继续实现双重转型的助推器。计划经济体制下, 城镇化的进度是异常缓慢的, 甚至在某些年份还出现了“反城镇化”的趋势, 即不但不允许农民进城, 而且还把一部分城市居民强制迁入农村。直到双重转型过程开始后, 情况才有所好转。提高城镇化率已是大势所趋, 这将是今后若干年内最有潜力的投资机会, 能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继续以较高的速度推进。
(八) 双重转型中,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不仅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 更主要是为了调动民间的积极性, 包括调动民间资本的潜力。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关系, 无论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 都不是国家的方针。国家的方针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共同发展, 他们之间既有合作, 又有竞争, 进而形成双赢的格局。这是对国家最有利的。
以上八项经验, 说明了中国双重转型之路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这些经验总的说来表明了这样一点: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不根据国情进行转型, 什么经验都不会产生。
二、继续以体制转型带动发展转型
双重转型的任务, 在中国至今尚未完成。改革需要深入, 发展也需要继续, 并双双登上新台阶。
那么, 改革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变化?没有变化, 仍同过去30多年一样, 继续以体制转型来带动发展转型, 即继续以改革促进发展, 为发展开路。下面分三方面来论述:
(一) 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
什么是内生力量?这是指一种体制及其所具有的机制所发生得作用。改革就是为了清除新体制或新机制建立过程中的障碍和阻力。
什么是外生力量?这是指外界对经济运行发生作用的某种力量, 它从外界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或对经济活动进行刺激, 或对经济活动进行抑制。改革就是为了把外生力量的干预减少到正常的程度, 不要让外生力量的干预削弱体制及其具有的机制所产生的自我调节作用。
不妨以一个人的健康为例。一个人如果能健康地生活和工作, 一定要有内生的机制的完善;如果生病了, 自身内部调节机制是能够克服障碍和恢复健康的。外生力量就像必要的时候需要服药或动手术一样。相对于外生力量而言, 内生力量毕竟是最重要的。
到现在为止, 尽管我们的改革开放已进行30多年了, 但内生力量还不健全, 主要靠外生力量来调控经济。比如说, 我国存在一种“投资冲动怪圈”的现象, 从最近这几年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地方政府、各个单位都希望加速发展, 因此要求增加投资, 增加项目, 增加信贷, 这样, 投资加大了, 项目增多了, 信贷扩张了, 经济也就上去了, 结果, 发生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发生后, 中央政府就依靠外生力量来压抑, 地方政府感到困难, 财政收入下降, 产值下降, 企业不振, 就业也减少了, 中央政府不得已再次启动外生力量调控, 刺激经济, 恢复经济快速增长。如此周而复始, 一会儿经济上去了, 一会儿经济又压缩了。这表明内在的机制并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外生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内在力量。
继续推进改革, 就是要完善体制, 让体制所具有的机制发生应有的作用, 让外生力量的调控成为辅助性的。
(二) 阶段性成果和目标模式
从1979年至今, 30多年, 我们在改革开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这些仅仅是阶段性成果, 还不能称为已经实现了目标模式。我们的目标模式是明确的:从体制转型方面说, 我们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发展转型方面说, 我们的目标模式是实现工业化, 建立现代化社会, 使全国人民走向富裕, 使和谐社会得以实现。改革要深化, 发展要再接再厉, 不可松懈, 不可半途而废。中途停止下来, 可能前功尽弃。
要知道, 经济中很多问题不是靠宏观调控可以解决的, 要靠改革的继续和深化。举一个例子:现在出现了“社会阶层凝固化”现象, 跟改革开放初期相比, 现在还不如刚改革之时。改革开放初期, 77、78、79届大学毕业生的社会流动渠道是通畅的。社会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是调动人们积极性的主要方式。然而现在, “社会阶层凝固化”造成了水平流动、特别是垂直流动渠道的堵塞, 这又形成了另一种现象, 即“职业世袭化”。比如说, 父亲是农民工, 儿子还是农民工, 孙子以后也可能是农民工, 这就是“社会阶层凝固化”和“职业世袭化”的表现。这种情况要通过体制转型才能解决, 宏观调控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
再说, 城乡二元体制至今仍未消失。计划经济体制有两大支柱, 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体制, 另一个支柱是城乡二元体制。过去30多年的改革, 主要围绕着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而展开, 这一改革至今已取得很大进展, 当然还有些问题有待于继续解决。虽然城乡二元体制在过去这段时期多少有些松动, 但基本上尚未解决。
城乡二元体制不同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自古就有, 而且今后较长时间内还会存在。但城乡二元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1958年户口一分为二, 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分开了, 城乡被隔离开来, 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都不得自由迁移。这种划分, 基于使农民处于与城市隔绝的状态, 大大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城市二元体制绝对不是依靠宏观经济调控就能消失的, 一定要深化改革, 才能改变现状。
总之, 阶段性成果就是阶段性成果, 它绝对不是我们的目标模式。
(三) 全盘考虑, 统筹安排
前面已经指出, 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全世界没有先例, 必须探索前进。当时有一句很形象化的话, 叫做“摸着石头过河”。这在当时是对的。但现在不行了。为什么?因为水深了, 摸不着石头了, 怎么前进?假如河底的石头布置不均匀, 摸着摸着, 又摸回来了, 又该怎么办?
所以一定要全盘考虑, 统筹安排。改革领导者要站得高, 看得远, 想得深, 要有战略家的眼光、胆识、魄力。这就是当前不少人所谈论的顶层设计。
举一个例子:集体林权制度改革。1979年一些地方的农村试行承包制时, 没有动集体的山林。有的地方分了山林, 结果砍树成风, 因为那时刚改革开放, 不少农民对党的政策缺乏信心, 怕变, 所以承包山林后就砍树了。中央制止了把集体林权分掉的做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一个迟到的改革, 晚了20多年。2003年, 在福建、江西等几个省开始试点, 很快中央、国务院在2008年6月8日发文件, 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这项改革有三个突破。一是, 林权证落实到户, 这是一个突破, 而不是按学术界某些人曾经建议落实到村, 落实到乡, 或落实到自上而下组成的林业合作社、林业协会等。事实证明, 这些都是没有效的, 必须把林权落实到农户, 农民们的积极性才会调动起来。二是, 林地、林木可以抵押, 这样一来, 农民承包林地后就有可能经营林场了, 一个个家庭林场就是一个个小微型企业。金融活了, 全盘皆活, 农民林下养鸡, 种药材, 生产蘑菇、木耳, 农民经营林场, 日子也富裕起来了。三是, 明确林地承包期为70年不变。农田承包, 最后用的词是长久不变。长久不变?究竟多长?农民心里还是不踏实。集体林地定为70年承包期, 70年, 第三代都长大了, 爷爷种树, 让孙子来砍吧, 种树的积极性就增大了。可见, 这些突破, 没有中央做出决定, 地方敢这样干吗?这就是统筹安排的成果。
现在需要全盘考虑、统筹安排的问题很多, 包括金融体制如何改革?财政分权制度如何改革?国有企业今后的管理体制如何确定?今后的改革过程中, 试点仍是需要的, 但重要的是从整体上考虑, 要有战略眼光。
三、双重转型中的结构调整
结构调整是没有止境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随着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的转变, 随着国内国外形势的变化, 以及随着经营管理经验的丰富和经营管理人员水平的提高, 今天的结构优化只代表现阶段的结构优化, 不能代表以后对经济优化的认识。从这个角度看, 结构优化总是相对的, 所以结构调整还将继续。
尽管结构优化在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标准, 但总的说来, 在发展的任何时期都有新兴产业这个概念, 结构的优化要符合每个阶段的实际, 把发展新兴产业作为衡量结构优化程度的标准之一。在发展的任何时期都有产能过剩产业和产能短缺产业这样的概念, 所以结构优化要从这些产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例的增减程度来衡量, 产能过剩产业和产能短缺产业所占比例的下降都反应了结构在趋向优化;反之, 如果产能过剩产业和产能短缺产业所占比例上升了, 则反映结构状况趋向恶化。因此, 在现阶段要讨论中国的结构调整, 必须首先关注新兴产业的发展、产能过剩产业和产能短缺产业所占比例的下降, 以及产能基本平衡产业所占比例的上升。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 在双重转型过程中, 一定要朝着清洁生产、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方向进行结构调整。高污染、高耗能以及其他高消耗资源的产业要进行技术改造, 其中有些企业要被淘汰, 不能再因此而使环境继续遭到损害, 使资源消耗过度。中国在环境治理方面一定要有决心, 否则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难以维持。
在双重转型过程中, 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也是结构调整方面的重要课题。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 地区发展不平衡是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和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结果, 东西部发展和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呈扩大趋势。要缓解和逐步扭转这种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 必须实行向西部地区倾斜的政策, 让西部得到优惠, 以促进西部的发展。产业向西部转移和西部改变过去单纯输出资源的状况, 是地区经济结构调整最重要的两项措施。
关于产业转移, 主要同发生地区的制造业企业, 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 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有关。例如用工成本、土地使用成本、企业建设成本、物流成本等, 随着工业化的推行, 近年来都有逐步上升的现象。而经济上次发展地区则成为产业地区间转移的承接者, 他们一般拥有较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 它们可以发挥这些优势来承接产业的转移, 以加速本地区的发展, 并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和扩大就业。在这方面, 体制改革依然是最重要的。有什么样的体制才会出台什么样的政策, 才能让有责任的、有效率的、讲政府诚信的、重法制的官员在岗位上得到重用。只有这样, 次发达地区的经济才有可能迅速发展。与此同时, 发达地区的经济结构因产业转移到次发达地区之后, 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 在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等方面做出更大的成绩, 并在增强本地区的企业竞争力方面继续领先。
关于西部 (也包括东部发达省内某些次发达地区) 如何改变, 过去只是输出资源的状况, 同样需要在体制和政策上做出新的安排, 例如发展资源在本地加工的产业, 以增加产值, 把收益留在本地。还应当注意到, 西部和其他次发达地区在产业转移和发展资源加工产业的过程中, 一定要加快培育本地的民营企业队伍。这是因为, 当发达地区的企业迁移到西部和其他次发达地区以后, 骨干职工可以从发达地区带来, 有管理经验的管理人员也可以一并带来, 但配套的生产营销方面的合作却不一定迁入, 在西部和其他次发达地区需要有一些能与转移来的企业配套的、为之服务的合作企业。这将有赖于本地民营企业家的努力。由于产业转移和发展资源为加工企业提供了若干商业机会, 而且这些商业机会往往是瞬间即逝的, 本地的民营企业不抓住它们, 很快就被外地的民营企业所获得。
再者, 产业向西部和其他次发达地区的转移, 只是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一个阶段。随着西部和其他次发达地区承接发达地区的企业转移后, 势必也会促进本地企业和转移进来的企业的产业升级。这是阻挡不住的趋势。也就是说, 发达地区准备向西部和其他次发达地区转移的企业, 既是为了利用这些地区的资源优势, 也是着眼于这些地区的市场前景而决定转移的。而一旦实现了产业转移之后, 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以及为了开拓更大的市场, 取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迟早会走上产业升级之路。这也意味着, 西部和其他次发达地区的结构调整, 不可能只限于产业转移, 而可能把今后的产业升级也包括在内。
结构调整, 有可能是存量调整, 还可能是增量调整, 二者各有利弊。一般说来, 存量调整见效快, 效果也大, 这是它的好处;但存量调整的影响面过大, 难度较大。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如果强制关闭某些企业, 迫使某些企业或某些产品停止生产, 这样一来, 无论对地方财政收入, 本地的就业都会发生消极的影响, 从而引起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明关暗不关, 明停暗不停”的做法。增量调整, 是指在经济继续增长, 财政收入继续上升的情况下, 进行结构调整。其弊病在于收效较慢, 拖延的时间较长, 但这样做也有好处。第一, 经济仍保持一定的增长率, 从而为结构的调整提供更好的条件, 以免发生较多的企业关闭、停产和较多的职工失去工作等情况。第二, 在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的条件下, 可以利用较多的投资支出来改进技术, 以便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实现结构的调整, 使经济在较平稳的环境中实现经济转型。
实际的做法可以是:经济仍应保持一定的增长率, 财政收入大体上也应保持增长的态势, 然后实行增量调整, 同时也可以有选择地强行关闭某些严重污染和耗能高的企业, 或强制它们停止生产某些产品。增量调整与存量调整相比, 增量调整的可行性更大一些。
四、双重转型中, 宏观调控应以微调和预调为主
前面在讨论经济运行中的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之间的关系时已经指出, 要通过深化改革, 让内生力量起主要作用, 而外生力量则起辅助性作用。在双层转型过程中, 这一点是可以逐步做到的。这符合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问题首先在于政府职能的正确定位。政府不可能是万能的, 政府调控经济的作用在任何情况下都带有局限性。经济中的变量过多, 这些变量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经常是不正确的、难以准确预测的。而且, 政府掌握的信息始终有限, 政府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掌握全部信息, 即使在较长时间内可以掌握到较多的信息, 但客观形势在较长时间内可能已经发生变化, 政府所掌握的信息中肯定有一部分已经过时了。因此一般来说, 政府总是在不完整信息的条件下作出决策的。这就是政府在宏观调控中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之一。
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另一个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是:政府的博弈对手是公众, 政府在同公众的博弈中通常处于被动的地位。这是因为, 政府只有一个, 而公众则是千千万万;公众的千千万万双眼睛都盯着政府, 政府却无法把眼睛盯着千千万万个公众。于是就必然形成了如下的格局, 即政府有政策, 公众有对策, 或者说,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公众人数众多, 每个人, 无论是投资者、消费者, 还是储蓄者, 都根据自己的预期选择自己的对策, 从而抵消了政府政策的效果。这表明, 来自方方面面的公众的预期和对策, 会使政府趋于被动。
政府在宏观调控中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这就是:由于政府总是在不完整信息的条件下作出决策的, 以及由于政府政策的推行总是处于同公众博弈中的被动地位, 所以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往往会力度过大, 矫枉过正, 因此造成了“一管就死, 一放就乱”的局面。“一管就死”, 是因为政府总是相信自己的力量, 所以一紧缩, 就把经济搞死了, 企业就失去活力;“一放就死”, 也是因为政府事后感到紧缩过度给经济造成了损害, 于是从紧缩转向放松, 而一放松, 投资过热, 信贷膨胀, 通货膨胀又来了。于是政府又感到再度紧缩的必要。
在双重转型中, 这种时紧时松、时“死”时“乱”的现象之所以一再发生, 既由于市场机制尚未完善, 也由于政府职能未能正确定位所致。
由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在双重转型已经取得一些成绩的基础上, 政府职能更应正确定位, 切不要再像过去那样子认为政府是万能的。政府要遵循市场规律, 不要打乱投资者、消费者、储蓄者的正常预期, 宏观调控不宜大升大降、大紧大松、大起大落。否则, 要么会导致经济中出现大量泡沫, 要么经济中的泡沫会突然破裂。这些都会使经济遭到伤害, 并使公众对宏观调控失去信心。
经济运行中是会出现运行不正常的预兆的。即使政府掌握的信息始终是不完整的, 但通过筛选, 仍会发现经济运行不正常的预兆。所以今后政府的宏观调控应当重在微调, 并且要尽可能少采取总量调控措施, 而要以结构性调控措施为主。与总量调控措施相比, 结构性调控措施所引起的震荡较小, 效果会更显著。
在今后的宏观调控中, 除了应当重视微调以外, 还应当进行预调。宏观调控起始时机的选择是十分重要的。过去, 宏观调控起始时机往往滞后, 宏观调控的结束时机更可能滞后。这两种滞后都会给国民经济造成损失, 也会给后续一段时间的经济运行增加困难。
宏观经济运行中, 政府调控原来只是以调节总需求为目标, 这主要适应于对失业和通货膨胀的短期调节。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 由于美国发生了滞胀, 单纯调节需求不解决问题, 仅仅着眼于短期调节也远远不够的。于是美国在先, 其他国家随后, 宏观调控由单纯调节总需求转为需求调节和供给调节并重, 由短期调节转向短期调节与中期调节并重, 以及由总量调控转为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并重。这已经成为当前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惯用的调控方式, 可供我们在双重转型中借鉴。
在中国, 宏观调控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不仅所掌握的信息不完整, 更重要的在于政府没有对自己所掌握的信息进行认真的筛选, 从而易于被各地区、各部门汇报上来的报喜不报忧的假象所迷惑, 而经济运行中的许多真实情况却不一定能被政府所掌握, 这样, 宏观调控的时机往往滞后。在今后的宏观调控中, 政府应当汲取以往的教训, 要尽可能掌握经济中的真实情况, 并把预调放在重要位置上, 做到今后预调和微调并重。
最后, 在这里还需要谈一谈宏观调控中的限价政策问题。既然我们要继续体制转型, 那就必须懂得限价政策的局限性, 因为这是破坏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手段。加之, 在经济生活中, 商品价格总是相互影响的, 也是互为成本的。在宏观调控中, 有时为了控制某种商品价格的上涨而采取对该种商品限价的政策。经验表明, 限价政策顶多只能短期有效, 但给经济带来的损害却是不可低估的, 因为限价政策实行的结果, 结构失调现象必然更加突出, 更加严重。这是因为, 全部商品价格都得到管制, 这是做不到的。能够做到的, 不过是对某些商品的价格采取限价措施。这样一来, 在商品互为成本的条件下, 在其他相关商品的价格可以浮动时, 某些商品的价格却被冻结了, 那只能使被冻结价格的商品减少供应量, 使产业链断裂, 使结构更不协调, 进而给经济运行带来一系列后遗症。
资源价格的管制所造成的是同样的后果。资源绝对不可能做到无限供给, 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莫不如此。中国劳动力资源虽然比较充足, 但如果按年龄、技术工种、专业水平、居住地区来分类, 依旧是有限供给的。所以从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来考察, 不能完全按市场需求来制定使用和分配规则, 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实行配额管理。但配额管理的利弊并存, 不能随意使用, 否则对经济运行不利。至于对资源产品实行价格调节, 也应当考虑到资源有限供给的现实性, 价格调节也会导致产业链断裂, 扭曲结构现状, 甚至使结构失调更严重。对于资源产品价格不合理之处, 最有效的对策是推进资源价格体制的改革。只有通过这一改革, 使资源定价趋向合理, 才能避免资源价格不合理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论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篇8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是绝大多数现代法治国家在刑事诉讼中所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 也是国际刑事司法的准则之一。关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含义, 最为经典的是美国《权利法案》中宪法第五修正案的相关规定, 即任何人 (含被告人) 均不得因同一罪行而被迫遭受两次相关危险。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就是指对被追诉人的同一违法行为或犯罪行为, 一旦做出具有效力的确定性判决, 不论是有罪还是无罪, 均不得再一次启动新一次的刑事诉讼程序, 即对同一行为不得再次进行审判和处罚。
二、我国刑事追诉的现状
我国在刑事诉讼中一直坚持的相关原则, 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着许多的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相背离的重复追诉现象的出现, 例如在再审程序启动过程中和针对无罪判决后可因新证据的出现而重新起诉等情形。而且这些行为还有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明文规定, 针对我国出现的重复追诉的现状表现在:
(一) 刑事再审程序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作出了这样的规定,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作出的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 如果发现确有错误的, 则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其他相关的法条还规定了有关的法院、检察院在针对已生效的法律判决或者裁决, 发现确有错误的, 可提起再审或抗诉。
从这些相关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再审程序具有以下特点:再审程序可适用于各类刑事案件, 范围较广;再审程序开启比较容易, 无需具备太多硬性条件。正是由于我国再审程序开启比较随意, 导致我国司法实践中再审案件数量居高不下。一个案件审理四、五次屡见不鲜, 有的甚至审理了七、八次, 严重影响了法院的公信力。虽然我国设置再审程序主要是为了确定案件的相关事实得到法律上的查明, 但是再审程序却导致了法院和当事人之间信赖度的降低, 长久以来影响社会的稳定。
(二) 分析无罪判决再次起诉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 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不能认定被告人犯有具体犯罪事实的, 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该犯罪事实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然而, 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中规定, 如果人民检察院在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生效后, 又发现了新的事实和相关证据, 可以重新起诉, 此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在我国, 允许检察机关在特定情况下重新起诉, 这样就相当于赋予了检察机关一个重要的权利。但是, 这种情况之下, 人民法院的无罪判决书仍然有效, 这相当于通过赋予检察机关重新起诉的权利, 否决了法院生效判决书的效力, 也就是说针对被告人的同一犯罪行为给出了前后两个不同的判决, 不仅不利于维护被告人的相关权利, 也不符合社会的基本观念。
三、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在我国之建构
我国引进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是可行的, 我国再审程序启动比较频繁, 人民的相关权利很难得到有力保障, 引进这项原则, 符合我国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 有利于更好的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虽然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来源于英美法系国家, 但是它仍然符合我国的国情。
(一) 限制检查机关的重复起诉和撤回起诉。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这样的规定, 在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 又认为此案证据不足, 被告人有可能会被人民法院判决无罪, 此时人民检察院可以撤回起诉请求进行补充侦查。笔者认为, 对于这种情况并不一定要完全禁止, 如果这样情况在我国被完全禁止有可能使部分犯罪嫌疑人逃脱法律的制裁。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完全可以用我国的再审程序去解决。而对于在审判阶段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补充侦查相关申请, 我国法律应对人民检察院的此项申请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以便更好的缓解我国的超期羁押问题。同时, 如果在我国想要减少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行为, 就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 明确界定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具体事由, 允许撤回起诉的具体情形。
(二) 规范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在我国目前相关法律规定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 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 如果确认无罪判决的绝对效力, 很多时候会使犯罪嫌疑人逃脱法网。笔者认为, 应将无罪判决的再次诉讼纳入再审的范围。虽然我国法律作出了明确规定, 认为检察机关在收集到新的证据后可以再次提起诉讼, 但是我国法律并没有对新的证据的证明力作出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 界定新证据的范围, 有利于保证审判的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
参考文献
[1]张毅.刑事诉讼中禁止双重危险原则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2]陈瑞华.刑事诉讼中的重复追溯问题[J].法律适用, 2001.
[3]马力, 吕洪民.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与刑事再审制度的改革[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1.
[4]叶良芳, 刘志高.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发展及其启示[J].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5.
[5]宋英辉, 孙长久, 刘新魁.外国刑事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双重性格的伦敦 篇9
“我走过每条独占的衔道，徘徊在独占的泰晤士河边。”这条英国最长的河流上绵延流淌着诗人布莱克的孤独悲伤。庄严典雅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历经风雨，见证了自1066年起历代君王的加冕，也成为达尔文、牛顿和丘吉尔等历史名人最后的安息之地。绿荫森森的绿地公园在16世纪“身份尊贵”，为英国王公贵族的狩猎场，如今虽已对公众开放，世人也只能从众多历史文献中窥见皇家池塘的原貌。
但凡提到这个真正拥有迷人皇室风范和贵族气度的欧洲国家，人们脑海中涌现出的莫不过是“端庄、绅士、严谨”这类词，指望和初识的英国朋友像美国人那样勾肩搭背?这可不行，皆因这里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随着今夏伦敦奥运会即将点燃全世界体育爱好者的热血和激情，一向以严谨刻板著称的英国人也“疯狂”了，从矗立在奥林匹克公园里比自由女神像还高22米的“扭曲塔”就不难看出英国人不安分的血液。这座由英国钢铁巨头安赛乐米塔尔公司大手笔出资223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2.4亿元)打造的“疯狂”建筑，高约114米，堪称奥林匹克公园的标志性建筑。它造型似轨道交织，边缘似刀刃，如此扭曲的钢筋“身躯”下包含了1个观光平台、1个螺旋楼梯、1个升降电梯和1个饭店。正如此塔设计师所戏称：“我好像是唯一一个从未怀疑过我们会开建这座高塔的人。”一本正经的英国人玩性大发起来，也是天马行空十足可爱。
与这一“疯狂”行为相比，有奥林匹克公园“跳动的心脏”之称的奥林匹克主体育场——“伦敦碗”，一反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鸟巢”的后现代设计风格，外观造型别致古朴，形如凹陷的汤碗，低调的大地色外墙面更是掩盖不住的温和典雅。在这附近，不乏上班族晨起慢跑，滑板爱好者、业余自行车运动员在此锻炼，崇尚体育运动的良好氛围素日就已养成。
四年一度的等待，除了网球、足球、花样游泳、体操等各大赛事，风格诡异的“扭曲塔”、精彩盛大的开幕式表演，都给了全世界为伦敦疯狂17个日夜的充足借口。
饮食男女的传统半日食
在英国留学的朋友总是对绵绵多雨的阴霾天气诸多抱怨，待在伦敦一年多，习惯了中餐热汤热菜的朋友依然对英国人的午餐冷食颇有微词：“几根冷冰冰的薯条，几片成色不佳的香肠，再加一个汉堡和一杯饮料就是一顿午饭，哪有我们中国人午餐油水丰厚。”
纵然在我们看来味道再不济，英国传统的街头小吃一一炸鱼和薯条，依然是当地人在快节奏生活中的午餐首选。乘地铁至Covent Garden(考文特花园)站下车后步行十分钟，便可看到Rock＆Sole PIaice醒目的绿色招牌，虽然价格并不“亲民”，但香脆不腻的薯条和拥有7种口味可选的酥脆炸鱼份量十足，延续了正宗英式口感，店内提供的传统的英国太妃糖浆布丁和绿豌豆泥，也成为游客品来此一游的“加分项目”。
午饭后的快节奏生活消耗着高速运转的创造力，下午3点-4点左右的下午茶时间倒是让人享受了短暂抽离而出的欢愉。源于维多利亚时期公爵夫人安娜贝德芙七世热衷聚众“八卦”的英式下午茶，风靡一时，如今已经演变为一种简化仪式的社交文化，高档优质茶叶、精致银质餐具、美味丰盛茶点已经成为下午茶传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1707年，Fortnum＆Mason(福特纳姆一梅森)食品杂货店一开张就凭借其优秀的茶叶品质在贵族圈内饱受好评。1863年，威尔士亲王更是为Fortnum＆Mason颁发了皇室认证，一举奠定其在食材供应界的“贵族地位”，Fortnum＆Mason也一跃成为英国皇室的御用品牌。300多年后伫立在181Piccadilleyl，London W1A 1ER，透过窗明几；争的橱窗，依然可以看到高级的骨瓷茶具和纯银刀叉在阳光折射下透出的淡淡光斑，还有那一排排摆放于货架上装在长筒罐子里的茶叶，贴上牛皮纸标签的手工果酱，玻璃罐头里的琥珀色浓稠蜂蜜、红得发紫的桑葚汁，穿梭于人流之中身着燕尾服的店员…--一座百年老店，入眼却是满眼生机勃勃。
随着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流光溢彩的夜也打开了伦敦人忙碌一天的好胃口。对这座颇具包容性的古老城市来说，风情各异的各国料理才是Dinner时间的“重头戏”。Randall＆Aubin是伦敦颇为知名的一家海鲜餐厅，一览无遗的开放式厨房内随时可见高帽厨师忙碌的身影，品尝奶油芝士焗龙虾和罗勒西红柿汤之余，眼神大可随意游走于高挺帅气的厨师之间，享受美食与帅哥相伴之乐。
位于Langham PIace的Ozer则是一家拥有舒适露天座位的土耳其餐厅于2007年成为大名鼎鼎米其林餐饮指南的“座上客”。香气扑鼻的碳烤羊肩、中东风味的鸡肉料理一度在FACEBOOK上赢得诸多赞誉，更被网友戏称“LoveIvfood and good service”。酒足饭饱之余，开心果细丝酥、搭配玫瑰冰激凌的牛奶布丁等甜品，也为游人在伦敦街头体验土耳其风情提供了一个最佳选择。
皇室平民共享的艺术之道
被称为“坏孩子”的亚历山大，麦昆，凭借其别出心裁的性感设计在时尚界掀起一波波风潮；著名摄影师爱丽森·杰克逊则以拍摄女王端坐马桶，布什与赖斯的亲热瞬、司等名人“私密照”而名噪一时……伦敦人的身体里就像住着一个小顽童，散发着对艺术、设计等创作领域天生的敏感而热情。
拥有英国博物馆、皇家艺术学院、伦敦设计节和无数的创意集市的伦敦，面对世界各地前来朝圣的年轻人，总会给予他们寻找梦想的机会。
创建于1768年的Royal Academyof Art(皇家美术院)在伦敦久负盛名。创立之初，英王乔治三世邀请了近百位院士推广油画、版画、雕塑和艺术作品，日前已经逐渐演变为私人艺术展馆，由众多在艺术和建筑领域享有盛誉的学院会员负责运作。站在皇家美术学院的广场，各种不同规模的主题展览总能让你感受到这个国度浓浓的艺术氛围，一年一度夏季展览的“邂逅”更是此趟艺术之旅中不可错过的风景。
近距离接受欧洲古典艺术熏陶之后，不妨搭乘地铁至Covent Garden站，看看街头艺术的代表地标CoventGarden(考文特花园)。中世纪的Covent Garden曾经是僧侣的菜园，随着时代变迁，已经发展成为融合古典与现代特色的文艺活动观光区。方块红砖、玻璃和钢铁所构筑的CoventGarden(考文特花园)青春洋溢，棕色鬈发的小提琴演奏手旁若无人地拉着小提琴，画家专心致志地用笔勾勒出路人的轮廓，打扮成福尔摩斯的雕塑突然向你伸出了双手……早在17世纪就成为Covent Garden标志之一的街头艺人，依旧让这条街道荡漾着此起彼伏的欢笑。
位于Covent Garden中央建筑中庭和广场南侧的Apple Market＆JubiIeeMarket(苹果市集与朱毕利市集)也是考文特花园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苹果市集绿框透明玻璃屋顶下，纯银首饰、花式玻璃器皿、瓷器、手工蜡烛、木制玩具、古董收藏品的摊位前人头攒动，把玩一个个做工精艮的小玩意儿，沉溺于讨价还价之间的“淘宝”乐趣中，逛市集的意义大概不过如此。朱毕利市集成立于1975年，以足球纪念品、古董和“二战”纪念品、老剪报等藏品为主。随便推门步入一家店，撞见满墙的泛黄旧照、印刷海报，不经意间便勾起对那个时代的回忆，兴致大发的店主，兴许还能滔滔不绝讲上一段旧物背后的历史故事。
古典与现代、静谧与动感、高雅和市井，伦敦性格的界限人为的雕琢下变得模糊不清。人人都在艺术光环的笼罩下懂得理解和品味美好，这便是伦敦想要与世人分享的艺术之道。
新闻传媒的双重功能 篇10
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社会, 商品流通和贸易高度发达, 人们出于对自身健康的需求, 十分关注商品的生产环境、消费环境和消费事件。而人们对于商品的生产、购买和使用,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无孔不入的新闻传媒主动、被动提供和获取的。新闻传媒对某种商品、某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也具有促进推动发展的正功能和破坏阻碍发展的负功能等双重作用和影响。
我国地域辽阔, 国情复杂, 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 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 容易出现制度真空和不衔接而造成的市场混乱, 这就需要新闻媒体积极担当“监督人”的角色, 及时监测社会经济动态, 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促进商品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这就需要新闻媒体遵循真实准确、客观公正的原则, 真实有效地了解、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 客观准确地报道经济事实, 充分满足人民群众获取各种经济信息的需要, 准确引导人民群众正确消费, 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 实现新闻媒体推动经济发展的正功能。这就要求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 要具有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 充分尊重客观经济事实, 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 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2005年7月, 正值盛夏啤酒旺销季节, 某媒体收到匿名信“揭露国产啤酒使用甲醛充当稳定剂”, 而“消费者仍对此一无所知”, “希望厂家能够停止这种有害百姓健康的行为”。此次“啤酒甲醛风波”关系到两个方面的利害关系:对消费者来说, 啤酒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是百姓生活中的常用饮品, 其安全性直接关系到人民的身体健康, 影响很大, 具有重要性和接近性, 希望确切知道啤酒特别是国产啤酒的安全性, 希望媒体给予这件事全面充分的报道, 及时得到国家权威部门的解释或鉴定, 消除人们的担心和疑虑;对啤酒企业而言, 啤酒市场中国产啤酒的市场份额很高, 生产企业中有很多是著名的大企业, 大企业具有显著性, 其产品曝光肯定具有轰动性, 由于人们一般对甲醛直接的理解是肯定有害健康, 如果不加以仔细调查分析, 直接向公众披露啤酒含有甲醛, 那么对国内整个啤酒市场将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对中国啤酒在国际市场上的形象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因此, 出于对民族企业的爱护、对啤酒行业的责任, 国内的一些严肃权威媒体, 如《解放日报》、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第一财经日报》等, 本着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探究问题真相, 既捍卫了公众的知情权, 安定了消费者人心, 又维护了民族企业的正当权益, 避免了企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同时, 从法律建设角度探讨完善市场监管的制度环境, 确保人民健康, 也确保产业良性发展, 从而达到了新闻媒体引导人民群众正确消费, 促进经济良性发展的正功能。
新闻媒体虽然对社会市场经济具有重大促进作用的正功能, 但由于一些新闻媒体和少数新闻工作者, 无视国家法律、宣传纪律和职业规范, 出现了许多违法、违纪、违规和违反职业道德的现象, 如虚假报道、有偿新闻、低俗之风和不良广告等, 造成对某种商品、某个企业或单位及个人物质和精神上的伤害, 造成新闻媒体的负功能。
某些经营者为打击竞争对手, 贿赂新闻媒体和从业者, 利用新闻媒体进行商业炒作。2002年, 江苏连云港市的一个体老板由于承包的度假村生意不景气, 想以空调器存在质量问题为由向双菱电器公司索要钱财, 便事先对空调器作了虚假鉴定, 随后又拿出1.2万元贿赂南京某报记者, 导演了一出砸空调、泄民愤的闹剧, 并借助媒体大肆炒作, 他们虽然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但对双菱电器公司和媒体自身的形象都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对企业和品牌造成了严重伤害。因此应该对新闻媒体和从业者加强教育和引导, 增强他们的职业道德和自律意识, 减少或避免对社会和企业的伤害。
个别新闻媒体和新闻人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和社会职责把握不准, 造成对社会的误导, 形成对企业、对消费者的双重伤害。近期某些媒体散布“牛奶有害论”、“牛奶致癌论”、“牛奶导致骨质疏松论”等错误的舆论导向, 从而误导消费者慎喝牛奶, 造成一方面消费者不敢喝奶, 另一方面牛奶生产企业大量积压的局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奶业协会等权威机构先后召开会议, 召集一大批知名院士和科学家对以上错误观点进行全面批驳, 呼吁新闻媒体和新闻人要准确把握自己的角色定位和社会职责, 违反常识与科学的“牛奶有害论”必须得到坚决的制止, 国人的健康需要不断地“加奶再加奶”。
2008年10月18日起, 北京等地一些媒体相继报道、转载有关“香蕉使用化学剂催熟有害人体健康”的说法, 一时全国各地香蕉价格大跌, 一些消费者不敢食用香蕉, 经销商纷纷退货退单, 给海南、广西、云南等地蕉农造成惨重的经济损失。实际情况是如果不使用催熟剂, 要等到香蕉成熟后再采收, 那么全世界就只有香蕉产地才会有香蕉吃。但是“香蕉使用化学剂催熟有害人体健康”的说法, 流传了整整一个月后, 才有一些农业专家陆续指出, 香蕉用乙烯或乙烯剂催熟是安全和科学的方法, 催熟是香蕉产业链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也是国内外多年来的通行做法, 尚未发现有害人体的后果。最后,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原副院长、生物技术教授郑学勤表示, 香蕉催熟和红心鸭蛋事件完全是两码事, 催熟香蕉可以放心食用。危机这才算过去, 可不少蕉农的损失已成事实。今年3月13日, 广东某网络媒体刊载一则消息称, 广州有超过3000公顷香蕉林感染了号称“香蕉癌症”的“巴拿马”病, 且每年以20%的速度扩大感染面积。患了病的香蕉就如同人患了癌症, 目前, 世界上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被感染的香蕉树只能死去。不料, 消息在传播中被误传为“人吃香蕉会致癌”。一时间, 网络上关于“蕉癌”的消息满天飞, 广州以外的报纸也纷纷予以转载, 小道消息也开始在民间传播, 随之市场出现强烈波动。不断成熟的海南香蕉无人收购, 价格暴跌, 近百万蕉农及产业人员的生产生活受到影响, 蕉农损失惨重。一则报道竟然造成香蕉价格大幅下跌, 一个关乎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面临崩溃威胁。媒体没想到, 政府没想到, 蕉农更没想到。
这些涉农事件的教训是深刻的:1.新闻媒体在报道时要充分考虑可能引发的后果, 不要单纯追求轰动效应, 吸引读者眼球。就“香蕉致癌”风波的形成而言, 如果在报道时考虑得更全面一些, 还是可以避免有人误读误传消息的。比如, 在报道时, 搞一个“新闻链接”, 详细介绍一下香蕉枯萎病, 让读者知道香蕉枯萎病与食用香蕉的安全性没有任何关联, 也就不会有消费者误认为“吃香蕉易患癌症”了, 更不会有人将香蕉看成是“毒水果”了。2.媒体对于关系广大群众生产生活的重大问题, 报道一定要慎重、自律、规范、科学, 不懂或不甚明了的问题一定要查清问明, 不能道听途说, 听风就是雨。一篇不实报道, 关系重大, 还可能会毁掉一个农业产业。3我们再次看到现代新闻媒体传播的快速和巨大影响, 以及加强信息安全管理的重要。“香蕉癌症”信息传播开来, 其速度、范围远远超过“原子弹、中子弹爆炸”的冲击波, 几个小时、几天时间便冲向全省、全国, 在亿万消费者心中掀起巨浪, 差一点将海南香蕉支柱产业冲垮。这种急风暴雨、雷鸣闪电般的信息流涌的负面结果提醒我们, 新闻媒体在发布信息时必须十分慎重, 要牢牢记住社会责任与道德良心, 切不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 更不能故意制假传讹, 唯恐天下不乱。
总之, 新闻媒体的影响是巨大的, 其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也是巨大的。因此新闻媒体和新闻人要加强舆论监督, 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加强新闻自律意识,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正功能, 降低新闻媒体的负功能, 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 创建和谐、文明、有序的美好社会。
参考文献
[1].王雄:《新闻舆论研究》, 新华出版社, 2002年版。
[2].林晖:《新闻报道新教程·视角·范式与案例解析》,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3].廖梦君:《现代传媒的价值取向》,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