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标准事件（精选9篇）
双重标准事件 篇1
一、“福喜”食品事件回顾
2014年7月21日东方卫视披露,通过记者两个多月的卧底调查,发现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大量采用过期变质肉类供应给国际知名快餐连锁店。据介绍,上海市食药监局通过对福喜公司原料仓库、成品仓库中被封存的160吨原料和1107吨成品进行全面清点,筛查涉案的问题食品。同时,经对福喜公司关键岗位人员的传讯,以及对福喜公司原始记录进行分析,已经基本锁定了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的违法事实。初步查明,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将问题食品供给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汉堡王、棒约翰、德克士、7 - 11等知名连锁企业,而且还处心积虑做了对内、对外两本账来掩盖违法行为。
二、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实施双重品牌标准的原因
( 一) 劣币驱逐良币
劣币驱逐良币( 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 这一经济学理论于16世纪由英国伊丽莎白造铸局长提出,他观察到消费者保留储存成色高的货币( Undebase Money) ,使用成色低的货币( Debased Money) 进行市场交易和流通,亦称“格雷欣法则”( Gresham’s Law) ,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不仅存在于铸币流通时代,在纸币流通中也较为流行。人们大多会留下整齐、干净的货币,而把肮脏、破损的纸币或者不方便存放的镍币尽快花出去。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也比比皆是: 如“挤公交”,老老实实排队上公交,怎么也上不去,不守规矩反倒容易上车; 如“大锅饭”,水平较高的人都被挤走另谋高就了,剩下的大多是“老弱病残”。
至于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实施双重标准现象,更有诸多例证: 早年从美国进入中国市场的“星巴克”,同样的用料和做工,在美国售价约合人民币12元,而在中国却卖21元; 1987年深秋,肯德基首家店在北京开业,“物以稀为贵”,相当一段时间内顾客如云,高额的定价、畸形的利润,使该店开业不到10个月就收回了全部成本; 欲壑难填———高额利润依然催生出现“速成鸡”事件,2012年上半年,某品牌在华销售婴幼儿奶粉被曝出含有有毒物质,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该公司居然声明在华产品“符合中国标准”。据悉,此次出事的福喜公司的母公司为美国百年名企,在其他80多个国家从未有过此类纪录,换言之,变质肉是“专供中国”的。为什么会这样? 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他的标准被挤走了,很多人习惯于把国内的小饭馆称为“苍蝇馆子”,就是缘于卫生条件脏乱。那么洋企业到中国,很快就入乡随俗,也就是国内企业的低标准将国外企业的高标准给驱逐了,由于当事人信息的不对称形成了洋品牌的“南橘北枳”。
( 二) 法规不健全、监管力度不够
纵观国内餐饮业,可知问题并不仅存在于洋快餐上,更严重的是监管盲区。其他国家也存在食品安全问题,每个国家的处理方式不同,如德国对食品绝对严进严出,全民监督; 法国近年来受二恶英污染、疯牛病、口蹄疫以及禽流感等问题影响,这使得法国人在食品安全上丝毫不敢马虎,超市工作人员每天晚上打烊前都会把第二天将要过期的食品扔掉,一旦被检查出店内有过期食品,商店将被勒令关闭; 在英国,过期的肉全部用于发电,消费者清楚了解过期肉都用于何处了。而在我国,消费者无从了解原料来源、加工过程以及卫生标准。据《法制日报》视点新闻联合搜狐网站的在线调查显示,96. 22% 的民众对食品安全存有信任危机; 83. 85% 的民众认为我国食品安全法规不健全、监管不力、执法力度不足; 11. 35%的民众认为,执法和司法实践中遇到法律适用难题,难以定罪量刑。大量数据反映出我国食品监管杠杆的软弱无力,从而导致各种食品安全案件屡禁不止,更有甚者是问题发生后在一些所谓的“潜规则”运作下,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监管威慑力甚小。有一种说法是,利润的高低决定企业的标准,食品企业违法却戴了合理性的帽子,于是中低档餐厅利润薄,无法严格起来,高档餐厅利润厚,标准相对严格,操作相对规范。作为餐饮企业,食品安全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因为利润低就降低标准,就会引起恶性竞争,导致劣币驱逐良币,食品安全难以得到保障。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屡见不鲜,麦当劳、肯德基这些洋企业也在中国多次触犯食品安全法规底线。出现这种局面,监管部门难辞其咎,目前我国涉及食品安全的监管部门多达13个,然而这些部门权责不清,一旦发生问题互相推诿,进而导致监管不力。再加之个别地方政府求政绩心切,在招商引资方面对外资企业网开一面。管理者缺位与监管不力是造成 “福喜”食品事件的重要原因。
( 三) 违法成本低
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法采取“十倍赔偿机制”,如一斤牛肉28元,违法者仅需赔偿280元。如肯德基曾经瞒报鸡肉抗生素残留超标,结果该企业仅被处罚了3万元,如此低廉的违法成本给违法犯罪分子以侥幸心理和可乘之机。每次洋快餐爆出食品安全问题后,该企业的顾客仍络绎不绝,主要原因在于有更为糟糕的国内餐饮企业垫底,消费者们也只能" 两劣取次劣" 了。
三、对策建议
( 一) 强化食品安全全程监管
我国食品市场监管大多数采用抽样检查方式,往往比较被动,经常是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后“媒体先动”、“食品监管部门被动”,因此食品监管部门应转变工作方式,把监管重心放到源头上,从原料生产开始抓起,加强全程监管,将末端监控关口前移,以期达到更好的监管效果。在监管过程中要主动出击,不等媒体曝光,不放松监管标准,严格遵守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转变“媒体曝光、监管跟进”的传统工作模式,做到从食品产业上游到下游的全程监管,真正让消费者吃上放心食品,享受到“舌尖上的安全”。同时,监督食品生产企业建立安全可追溯制度,确保其真正做到原辅料采购使用、生产过程控制、产品检验、出厂销售等“全过程”安全可靠,督促形成上下游食品质量安全可查询、可控制、可追究的追溯体系和责任机制。
( 二) 提高食品安全违法成本
重罚之下必有畏惧,企业在违规生产时会事先计算成本,如果所受惩罚比获益少,受利益驱使他们还是会冒险涉法。但是如果在我国食品安全的违法成本足以对企业构成震慑,那么企业的违法行为就会收敛很多,尤其是一些百年老店和知名连锁店。“10倍赔偿”机制对一些大型企业而言无关痛痒,与其违规违法经营所获得的收益相比,这点“成本”可忽略不计,所以我国应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法规,适当提高食品安全违法成本,加大惩治力度,发挥震慑作用。
( 三) 加大对“洋快餐”的监管力度
不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都要一视同仁,提升消费者信心,不让消费者一直处在“两劣取次劣”的尴尬境地中。只有当本土食品企业给消费者足够信心时,消费者才可“两优取最优”,而不是无奈继续选择有问题的洋品牌。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完善餐饮业的相关规定,加大对“洋快餐”的监管力度,要求餐饮经营者在其经营场所或者菜单上明示所售食品、饮料使用的原料、产地、数量、制作工艺等,如非现场制作,必须加以说明,以便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安全权、知情权等,也为加强市场监管提供强有力的依据。
( 四) 建立全民防控监管体系
我国人口众多,消费群体规模庞大,应利用这一优势积极建立群众防控监管体系,发挥国民的群防群治作用,发动全民参与、全民监督,让群众真正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有效弥补监管部门的疏忽和漏洞。充分发挥基层街道、社区( 乡镇) 的监管作用,设定高额监督检举奖励机制,建立全民食品安全监督举报信息网络。此外,应加强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自我安全保护意识。
双重标准过头了 篇2
為了响应“跟父母一碗汤距离”的号召，我租了我妈附近的一套房子，户主是位大叔。他号称房租给优惠了一点，我们也就没计较房屋脏乱差，自己打扫打扫得了。
刚拿到钥匙的时候，那是蛾子满天飞、蟑螂四处爬，破烂家电一大堆，包括一个比墙垛子还厚的不知道什么年代的电视机，一张能把腰睡成罗锅儿的铁架子床，一个打开就绝对关不上的鞋柜……此处省略N个字。最神奇的是有一个一打就灭火、一请人修就找不着毛病的热水器。入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跟装修一样，每天不是修这个就是换那个，包括大丫鬟一样替房东去领机顶盒啥的。有一次书柜的玻璃门终于掉了，要不是我腿脚灵活一把扶住了，我就破相了。更神的是一天我正要出门，大门居然也掉了，可怜我穿着高跟鞋顶着门，我妈去楼下四处找人给修门。每当我跟房东说有什么什么问题，房东就说，小蔡啊，你看房租给你便宜这么多，这点小事就别麻烦我了。
作为一个当过房东的租客，我特别能体谅房东的心情。所以退租的时候，我特邀我妈亲自上阵，率领我和一个阿姨把房子收拾干净了，那些坏掉的家具跟房东打过招呼都处理掉了，我们还留下了数量相同的家具。但房东竟然非常不满意，磨叽了一个月才退押金，一说墙角和窗玻璃没弄干净;二说那些旧家具我们拿去卖掉赚了大钱——神哪，您那些散架的破烂儿，要不是答应白送，人家收废品的都不肯来搬！当时大叔那个唧唧歪歪的劲儿啊，敢情您心里住着个大妈呢。
我常联系的有个撰稿人小A，那也是典型的双重标准。本来我们合作的程序很简单，我每周定期给小A发选题，他在约定时间内交稿。为了有充裕时间写稿，小A要求我尽早把选题给他，自己却用着一个特别不靠谱的邮箱，其他聊天工具也不甚熟悉，电话还经常不接。于是，每周有一半的时间，我微信、短信、飞信、易信、雅虎通、QQ、MSN、打电话……当然这是夸张，总之是想方设法跟他各种联系，确定他收到没有;而到交稿时间，更是可以想象到的状况频出，经常都该拼版了，人家还不知道写什么呢。虽然我认可他有才，写过的稿也确实精彩，但姐我真受不了这么替他操心。
每个人的缺点在不同的地方，也许就是注定的合作不匹配，我没必要和卡住的齿轮较劲。后来我终于割舍这份多年联络的感情换人了，自此觉得自己能多活好几年。
浅析美国的双重标准 篇3
一、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
2010年3月11日, 美国国务院正式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09年国别人权报告》。像往年一样, 这份报告以道听途说的报道甚至谣言为依据, 以人权问题为借口,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指责。一直以来, 美国以“人权卫士”自居, 采用十分苛刻的标准去衡量别国的人权状况, 特别是在对待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状况问题上, 完全不考虑各个国家的特殊情况和历史传统。然而, 在美国大张旗鼓地批评其他国家违反人权时, 却对本国大量侵犯人权的现象视而不见。“9·11”之后颁布的一系列法律和行政命令大大缩减了个人自由的范围;卡特里娜飓风暴露了美国严重的种族问题和贫困问题;古巴关塔那摩监狱虐待囚犯事件和在欧洲国家私设监狱问题更加赤裸裸的证明了美国对于人权的漠视。正如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2009年美国的人权纪录》中说:“长期以来, 美国将自己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 充当‘世界人权警察’, 无视自身存在的严重的人权问题, 年复一年地发表国别人权报告对别国进行指责, 将人权作为干涉别国内政、丑化别国形象和谋取自己战略利益的政治工具, 充分暴露了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 理所当然地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特别是在全世界人民正遭受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严重人权灾难的时候, 美国政府仍不正视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 而热衷于谴责别国, 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二、国际贸易中的双重标准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各国领导人在G20峰会等场合多次表示各国应通力合作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然而此后不久, 美国政府在缺乏必要的事实依据下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约18亿美元的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此举一出, 立刻遭到中国政府和中国轮胎产业的强烈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就此发表谈话表示, 中方强烈反对美方这一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此举不但违反世贸组织规则, 也违背了美国政府在G20金融峰会上的有关承诺, 是对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 在当前世界经济处于危机背景下开了极坏的先例。众所周知, 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向来推崇贸易自由, 是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推动者, 它常常以反贸易保护主义的名义, 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取消各种贸易壁垒。然而, 在涉及到本国利益时, 美国就会摘下贸易自由化的假面具, 显露原形。
三、反恐斗争中的双重标准
长期以来, 恐怖主义一直是危害国际社会安全的一个毒瘤。“9·11”事件的发生让国际社会为之一震, 也给美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心灵重创。“9·11”事件之后, 美国把反恐提到战略的高度, 在“9·11”事件上做足了文章, 并且完全按照美国自身的利益和战略需求宣布哪些是恐怖主义, 哪些不是恐怖主义, 哪些需要打击, 哪些需要扶持。美国认为恐怖主义的威胁源于境外地区的贫困落后和专制腐败, 所以就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战略。先是对阿富汗塔利班集团和盘踞在那里的基地组织进行了打击, 然后径自发动了对伊战争。同时, 美国也借机扩大了它在全球的战略影响和军事存在, 比如在中亚建设军事基地, 在东亚加强导弹防御系统建设和在东南亚举行多次军事演习等等。然而, 在别国打击恐怖主义时, 美国的态度又是如何呢?就拿美国在对待我国反恐斗争上的态度来说, 美国一直以来对包括“东伊运”在内的“东突”恐怖组织采取纵容、甚至支持的态度。至今, 美国仍拒将关押在美军关塔那摩监狱的东突恐怖分子引渡给中国, 并且公开允许“东突”势力在美国华盛顿成立“流亡政府”。除此之外, 美国还加紧了对藏独疆独势力的支持力度。近期美国总统奥巴马不顾中国方面提出的警告和反对坚持会见了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美国政府表面上把这些势力列为恐怖组织, 背后却予以支持, 着实反映了美国政府在反恐问题中的双重标准。
除上述之外, 在对待核问题、汇率问题以及节能减排中各国应负的责任等问题上我们也可看到美国双重标准的魔手。美国之所以采取双重标准, 其根本目的是要维护本国的利益, 维护本国的利益是美国推行双重标准的根本出发点。双重标准也暴露了美国实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实质, 因此遭到了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烈反对和谴责。从长远看, 在国际社会中推行双重标准不但不利于国际社会的合作和各国关系的发展, 也不利于国际问题的解决, 从而最终会影响到各国的利益。
参考文献
美印核合作：双重标准？ 篇4
就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重新启动的当天，2006年12月18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签署了关于美国与印度开展民用核能合作的法案，并称赞美印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是两国加强互信的证明。
美印核合作为中国读者关注，一是因为美国在中印两国同时蓬勃发展过程中一向抑华扬印、以印制华；二是因为在朝核问题和伊核问题危机不断的情况下，同样违反核不扩散原则的印度却被另眼相看。布什在签字仪式上高度评价美国与印度的合作关系，称彼此是“天然的伙伴”，而美印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将有助于双方应对21世纪出现的能源和安全挑战。在布什签署美印民用核能合作法案之前，该法案已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
印度至今没有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据美国有关法律。美国政府不得向没有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转让核技术。因此，美印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在国会参众两院审议过程中受到很多质疑和批评。
战略要求基本满足
在美国签署的有關核协议法案中，印度总理8月17日在印度议会发言时所设定的底线基本都得到满足，印美核合作今后既不会限制印度裂变材料的产能。又不会与伊朗核问题和印伊关系等敏感问题挂钩。
目前，在美国通过的法案中，第106款和107款最为印度关注。第106款禁止向印度出口与铀浓缩、核燃料再萃取和重水生产有关的设备、物质和技术；第107款则要求对美国向印度出售或租借的核材料、装备和技术实行终端监控计划，即要监控这些东西的最终流向和用途。印度坚持要求在最终协议中去掉这两款，其理由有二：首先，印度已经拥有一些必要的核技术，并且承诺不会转让给第三方，因此美国没有理由拒绝向印度提供核燃料再萃取和铀浓缩技术；其次，美国在核技术方面也并非独领风骚，印度不想美国国会的这种规定被其他核大国复制，而让印度在核供应集团中的例外地位受损，尤其不愿意看到俄罗斯或法国被阻止向印度出口浓缩和萃取技术。至于终端监控计划，印度认为由于“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后续计划”(NSSP)已包含类似条款，没有必要再在两国核协议中加入。
当然，印度对美国通过的版本还有其他顾虑。例如，参众两院版本都提到，一旦发生诸如印度核试验的“破坏性事件”，美国都将中止向印度提供核燃料。印度官员认为，这有悖于美国不会中断给印度反应堆提供燃料的承诺，而印度之所以愿意将民用核反应堆置于永久性国际监督，正是考虑到能从美国获得核燃料的因素。
印度谋求核大国地位
美印核合作顺利推进，战略上不仅可以帮助印度谋取事实上的核大国地位，而且也有利于帮助印度解决能源问题，全面提升核能力。
目前，印度核开发已进入以“快中子增殖反应堆”为核心的关键阶段，估计2020年左右技术才会全面成熟，逐步利用国内储量丰富的钍资源，实现核燃料的稳定自给。不过，近年来随着印度民用核能开发速度加快，裂变材料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印度目前的核电容量为3310兆瓦，仅占全国装机总容量的3．3％。在这种情况下，印度驻华盛顿大使馆花费了100多万美元聘请了当地两家公司，游说美国国会议员通过印美核合作协议。为满足每年10％的能源需求增速，印度计划将核电能力从目前的3．3％提高到7～10％。印度原子能委员会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在“快中子增殖反应堆”技术成熟之前，印度如要在维持最低限度核威慑能力(即不减少核弹头增长速度)的同时，保障民用核能发展，核燃料就必须依赖国际市场。印美核协议在美国顺利过关，使印度看到实现解决核燃料瓶颈、加速核能开发的可能。
印度还有一个强烈愿望，那就是希望以兜售美印核协议为契机，以民用核能市场为诱饵，力争冲垮核供应集团对印度的核限制，谋求与五大常任理事国平起平坐的核大国地位，达到保障能源供给和提高核威慑力的双重战略目的。近年来，美欧日纷纷看好印度崛起前景和市场潜力，战略上竞相拉拢印度，为印度寻求核地位的突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为了实现核能发电容量的新目标，印度在2020年前将兴建至少30座功率为1000兆瓦的反应堆，投入资金超过400亿美元。美国方面估计，整个核电建设项目的总规模将超过1000亿美元。印度接受美国为其拟定的“例外”安排，按照美印核协议的预期设想，就可以以“拥有先进核技术”和“负责任的核国家”的身份，从国际市场合法获取核技术和核燃料。
美国商机无限
对于协议通过，美方认为它将会给美国企业创造新的商机。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和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都能从中大大获益。美国总商会的美印企业委员会主席萨莫斯则表示，“印度核能市场估计需要1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这个一直封闭的市场将会向美国企业开放，并且未来10年内将在美国国内创造27万个高科技工程业和制造业职位。”
美国商界对核合作协议也反应迅速。早在11月中旬美国参议院批准该协议后不久，一个由225名商界精英组成的、代表20家美国企业的代表团，就于11月底开始在美国商务部副部长雷文凯率领下出访印度。这是有史以来美国出访印度最大规模的代表团。
能遂人愿吗?
美印核合作真能遂人愿吗?美国能既把印度拉入战略同盟、又独占印度庞大的核能市场，获取丰厚回报吗?这恐怕还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语文教学评价双重标准的协调办法 篇5
一、分数评价法
尽管把分数作为评价教学质量和人才的唯一标准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但也不能否认分数评价法在评价体系中所起的作用, 它仍然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教学评价方法。一方面, 为了使分数体现客观、公正的原则, 根据语文学科的特点, 教师在检测时必须要妥善处理好客观题和主观题选用的比例搭配问题, 必须把握好试题的难易度, 必须对学生所学的知识进行及时的检测。另一方面, 学校不能将期末考试或升学考试的分数作为评价教师工作业绩的唯一依据, 更不能作为实行末位淘汰制和奖优罚劣的法宝, 而应当将学生的平时表现、进步幅度, 以及教师的责任感、敬业精神等各方面进行综合性的量化考核, 力求使评价更加全面、标准、科学。
二、过程评价法
过程评价是相对于终端评价而言的。终端评价只注重最后的结果, 而语文学习不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学习过程, 而是“积累———整合”“感受———鉴赏”“思考———领悟”“应用———拓展”“发现———创新”五个过程同时进行的一种动态过程。因此, 教师所制订的语文教学评价目标就应贯穿与语文教学活动有关的每一个环节, 对每一个环节都要有相应的评价, 或等级评价, 或成果评价。这样, 就可以起到及时激励的作用, 一旦发现了问题, 就能及时解决问题。可以说, 教师只要能正确对待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过程的评价, 那么, 其结果就能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起到积极的反馈作用。
三、等级评价法
这里所说的等级评价, 指的是用“优—良—合格—不合格”, 或用“甲—乙—丙—丁”等来评价学生。这种评价法比较适合对学生的表达能力、写作能力等进行评价。它的优点是将分数模糊化, 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如教师举行辩论赛, 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随机应变的能力等, 还可以了解学生的知识面是否宽、对知识的理解是否有深度、陈述问题是否有针对性、语言是否有深刻性、思维是否有敏锐性等等。这些方面, 教师在评价时难以用准确的分数加以评价, 采用较为模糊的等级评价, 这样, 会显得更加公正、合理。
四、鼓励性描述评价法
新课标要求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鼓励学生个性的发展。因此, 在语文教学中, 教师如果发现了学生的特长, 就应及时给予其鼓励性描述评价。这样, 十分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提高语文教学质量。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 在期中、期末评价或阶段性活动总结时, 教师应该给予学生较准确的描述性评价, 可使学生扬长避短, 使其健康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如“你思维敏捷, 善于辩论”, “多思, 善疑是你的优点”, “课堂发言, 不拘泥于参考资料的现成答案, 总有自己的感悟, 自己的思考, 自己的观点”等评价 (评语) , 会使学生发现自己的闪光点, 增强学习的自信心, 感受到学习语文的乐趣。
五、自评与互评结合的评价法
双重标准事件 篇6
1. 苹果公司简介
苹果公司 (AppleInc.) 总部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 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最初是苹果电脑公司 (AppleComputer, Inc.) , 直到2007年才更名为苹果公司, 公司的核心业务是生产电子科技产品, 如手机、电脑等。
2. 苹果手机售后歧视事件
2013年中央电视台“315晚会”, 曝光了苹果公司手机维修的“双重标准”。对于出现问题的苹果手机, 公司除了少数部件维修外外, 其余的是不维修的, 直接用来整机交换。但是苹果采用了双重标准, 在中国市场上交换的并不是完全的整机, 手机的后盖仍是旧手机的后盖。而在美国、英国等, 消费者换到的是全新的手机, 包括全新的后盖。由此, 暴露出苹果采取双重的维修标准的问题, 严重损害了中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案例分析
1. 苹果公司对危机的处理过程分析
苹果公司事件的进展情况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央视315晚会揭露苹果公司维修骗局, 这一阶段事件浮出水面, 危机显现。
随着该问题被曝光, 危机出现, 这段时间无论是苹果公司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与足够的重视, 失去了应对危机的最佳时机。
第二阶段是从2013年3月15日到2013年3月29日, 在这个阶段中, 苹果公司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是危机尚未完全解决, 事件处于危机后遗症期。
在这个阶段中, 虽然苹果公司针对该事件在其官网发布了两则声明, 但声明内容无关痛痒, 根本没有深刻的认识到自己所犯下的重大错误。
第三阶段是2013年4月1日苹果公司发表道歉信, 至此, 苹果公司危机得到缓解。
这个阶段是危机的解决阶段, 然而在解决的过程中, 苹果公司缺乏的是诚恳的态度和对危机敏捷的反应速度, 这种做法不仅严重影响了苹果公司的品牌形象, 更加深深伤害了中国消费者的心。
2. 苹果公司遭遇危机的原因分析
导致苹果此次危机的原因有很多, 如:危机管理意识薄弱、企业文化原因等。
(1) 公司的危机管理意识较薄弱
在此次危机事件中, 苹果公司对危机的处理意识较薄弱, 导致事件解决的滞后性。事件刚刚出现时, 公司并没有采取一些积极的对策, 在众多媒体以及公众曝光出公司的众多违规视频类证据后, 苹果也没有以积极的态度来配合调查工作, 而且还表现出拒绝采访和侥幸的态度。
(2) 没有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放在首位
苹果公司在进行手机维修时, 不更换后盖以降低维修成本的做法严重损害了我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他们没有做到把维护中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放在首要位置。
(3) 企业文化原因
不管是文化还是企业文化中西方都有着很多差异。西方企业文化的经营理念强调的是“股东第一”, 即股东的权益高于一切, 然而在中国“顾客第一”才是企业的至上理念。苹果公司作为典型的西方公司, 自然奉行的是西方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 他们对于“顾客第一”的理念缺乏足够的认识。从根本上说, 这种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的差异是引发这次危机的首要深层原因。
(4) 公关原因
苹果公司贵为手机销售行业的巨头, 在乔布斯担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期间, 出现的危机事件。如, 苹果总部打人事件等危机事件, 然而乔布斯依靠其杰出的公关能力总能成功化解危机。反观此次危机, 由于现任首席执行官库克公关意识的淡薄, 公关能力的不足, 致使事态越演越烈。
三、提出解决危机对策
针对此次危机事件, 本文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1. 处理原则
坚持“顾客权益与股东利益兼顾”原则。即, 在确保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 尽全力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既追求经济效益也追求社会效益。
2. 处理程序
分九个步骤来处理此次危机事件。1立即启动危机处理应急机制;2建立危机应急处理专案小组;3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相关信息;4召开危机处理紧急会议, 听取相关部门对危机情况的汇报;5专案小组反复研讨, 对危机进行认真诊断, 形成应急处理报告;6迅速向公司董事会汇报, 并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向消费者诚恳道歉;7立即召开消费者座谈会和临时股东大会, 听取消费者和股东的意见, 尽量同时满足他们的诉求;8专案小组指挥公司各部门立即行动, 着手处理相关事宜;9对此次危机进行经验教训总结, 以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四、结论
通过对苹果公司“双重标准”案例的分析, 可以得出, 企业无时无刻都面临着危机, 但危机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懂得如何化解危机。企业由上至下必须高度保持着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 建立危机预警, 密切关注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完善危机应对机制。
在危机发生时, 企业管理者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 在第一时间内迅速对危机做出反应, 制定应对危机, 防止危机蔓延的最优对策和方案, 重新赢得消费者和媒体的信任及支持, 只有这样才能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灵活自如, 从而保证的企业平稳发展。
摘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 企业时刻处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之中, 不可避免的将要面对种种可能发生的危机。那么在企业面临危机时, 企业如何才能化险为夷呢?本文以苹果公司的“双重标准”为案例, 分析了公司的危机管理事件, 以及事件的原因, 最后提出解决方案。
关键词：危机管理,原因分析,对策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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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继红.构建以人为本的企业危机管理[J].学术交流.2005 (08)
双重标准事件 篇7
“世间”到底是什么, 为了引出这个概念, 鸿上先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工作中的插曲。他因在BS一个叫“COOL JAPAN”的节目中担任主持人, 而会遇到许多才来日本不久的外国人嘉宾, 围绕着日本的方方面面, 讲述着他们所认为的日本好与不好。有一天, 在节目还未开始之前, 一个在日本生活还不到一个月的法国人, 便一脸兴奋地对着他打开了话匣子。原来是他回去寻找忘在电车座位上的提包, 发现提包完好无损地仍在原地。“要是在法国的话, 毫无疑问, 这个包肯定就没了。不, 只要是在欧洲, 哪个国家都是这样。要是知道包的主人不在附近, 肯定马上就会被谁拿走的。日本人真的是素质很高啊!”但是, 说完这番话之后的两个礼拜, 第二次的节目录制时, 他的脸上却出现了困惑的表情。“今天坐电车的时候, 遇到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站在优先座位的前面, 但却没有一个人站起来给她让座。不是看着地上, 就是自顾自地玩着手机。要是在法国, 不, 只要是在欧洲, 不管哪个国家, 谁都是立马起身给她让座的。怎么能让拄着拐杖的老人站着呢, 太不可思议了!这个国家的人, 怎么能这么没有素质呢?”两个星期前。才对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大加赞赏的人, 现在看起来是真的一头雾水了。“完全搞不清楚日本人的素质到底是高是低!”对于这样的疑问, 从下面的这个事例中, 也许能一探究竟。
乘坐电车的时候, 碰巧遇到一群大妈, 在她们当中, 有一两个特别精神, 她们会抢先跳上车, 然后对着后面跟上来的同伴说“来这里, 位置抢到了!”以此来确保后面来的每个人都有座位。而此时即使是其他人走近身边, 她们也会当做没有看到, 继续等待同伴的到来。连遭遇别人生气, 厌恶的眼光也仿佛毫不在意, 因为她们确信这个座位就是同伴的。
对于她们来说, 无论是站在座位旁的学生, 还是带着小孩的父母, 都是不存在的吧。存在的, 仅仅是她们的同伴。而这绝对不是素质低, 没有礼数的问题。反而, 她们应该都是处处为同伴着想的热心肠。只要同伴有烦恼, 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只是在她们心中, 把跟自己有关或者无关的世界, 界线分明地区分开了而已。与自己有关的世界便被称为“世间”, 与自己毫无关联的, 便是“社会”。这样想来, 大妈是为了“世间”的同伴而如此卖力地抢占座位, 而对于“社会”的人来说, 却是无法理解她的意图所在。而无人问津躺在电车座位上的提包, 坐着优先席却不让位, 在这背后其实是同样的一条规则在起作用。对于大多数的日本人来说, 躺在电车座位上的提包跟自己毫无关系, 即=“社会”。既然是和自己毫无关系的事物, 当然可以无视掉。这样, 在提包的情况下, 便成了“不被顺手牵羊的奇迹”, 而在占着优先席不让座的情况下, 便成了“不懂礼数, 缺乏素质的表现”。像这样通过“世间”与“社会”的视点来认识日本, 这个国家的形态也更加容易理解得多吧。
而在这里当我们讨论“世间”“社会”具有何种特征时, 不得不提到阿部谨也的作品。在他众多的著作中, 反复地探讨着“世间”与“社会”, 以及关于“个人”的研究, 而鸿上在《空气与世间》中, 为我们做了这样的总结:1、日本的“个人”, 是生存于“世间”的个人, 所谓西方的“个人”在日本是不存在的。理所当然, 由独立“个人”构成的“社会”也是不存在的。2、日本人区分开“世间”与“社会”, 也就是说在双重标准的世界里生活至此。3、“社会”, 是从文字与计算公式出发的欧洲式思考逻辑。可以被称作“近代系统”。4、“世间”, 是从言语, 动作, 举止, 宴会, 或者说是以义理人情为中心, 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世界。可以被称作是“历史的, 传统的系统”。
至此, 我们概括地讨论了“世间”与“社会”的区别, 而为了更好地认识日本的传统社会“世间”, 在这里向大家介绍几条“世间”的原理与规则。
一、世间的规则一:赠与, 互酬的关系
简单地来说, 就是收到来自对方的礼物之后, 一定要回礼的关系。最容易理解的例子便是在年中或者年底时, 互相送礼, 还礼的情景。以至于西方的情人节, 也有与之相对应的白色情人节 (3.14) ”, 是给送过自己巧克力的女性还礼的日子。而阿部也有强调道:“重要的是, 不是因为这个人而进行的送礼行为。存在于赠与, 互酬关系中的人, 代表的是他所处的地位, 而不是他这个人。”也就是说, 如果有个叫山田的部长, 他的下属送礼时, 不是针对山田这个人, 而是部长的这个位置。当然, 如果山田不再是部长的话, 年中, 年底的礼物也会没有, 要是被降职成课长的话, 相信礼品的级别也会相应地有所下降的。
二、世间的规则二:长幼有序
在“世间”, 年龄分长幼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没有大腕主持人, 只是一群年青搞笑艺人的节目里, 要想节目顺利, 流畅地进行下去, 作为同一个“世间”的人 (同家演艺事务所或者互相认识) , 便是靠的长幼有序这个原理。
英文里的sister, brother, 即使了解是兄弟, 姐妹的关系, 但是到底谁是长谁是幼, 对于这一点, 从英文来看并没有太多的关心。这是因为, 大家是兄弟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谁是年长谁年幼, 并没有那么紧要。年长的哥哥, 仅仅是因为“年龄大”的原因, 就想着“一定要好好干”“给弟弟树立一个好榜样”, 他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也觉得没有这样考虑的必要。更加翻译无能的, 便是“前辈”“后辈”。日本人向外国人介绍时肯定会说“这是我的前辈”, 虽然暂且与之相对应的英文也能找到 (比如senior) , 但是语感上来说, 可以肯定的说, 外国人是完全没有感受到的。
三、世间的规则三:共通的世间意识
是有点难以解释, 这意味着生活在同一“世间”的人, 就是生活在相同的时间当中。日语里的问候语里, 有“今后也请您多多关照”以及“一直以来承蒙您照顾了”, 这两句都经常被使用。但是, 在欧美, 这样的问候是不存在的。欧美的个人生活在各自的时间里, 不会觉得是和对方生活在同样的时间内。然而, 日本人正是认为每个人都生活在“世间”这个共通的时间里, 这样的问候才产生了。“一直以来承蒙您照顾了”, 是对共通过去的确认, “今后也请您多多关照”, 是对未来一起生活的宣言。
以上三条便是“世间”基本的原理与规则。总的来讲, “世间”就是与自己有利害关系, 或者是将来即将有利害关系的人的总体。具体一点来说, 就是政党的派别, 大学时候的同窗会, 花道, 茶道, 或者是体育项目之类的爱好协会, 大学的系部以及公司内部的人脉关系都包含其中。要是还算上街坊四邻的交往, “世间”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但是基本上来讲, 都是由同质的人组成, 不包含外国人, 具有区别排他的性格。但是需要人们注意的是, 随着经济以及精神上的全球化, 个人主义的扩张, “世间”的地位开始动摇, 并且一点一点地瓦解。如前面所提到世间的规则之二:长幼有序, 在欧美人看来毫无意义, 而对此表示厌恶, 并开始拒绝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日本人也出现了。因为厌烦餐会上严格的前后辈关系, 而开始逃避集体活动的日本人也开始越来越多。总的来说, 这就表示支撑着“世间”的原理, 规则开始被动摇了。而阿部就认为, 出现拒绝长幼有序这条规则的人, 便象征着传统“世间”衰败的开始。随后所提到的世间规则之三:共通的时间意识, 在外资企业纷纷进入日本市场之后, 也面临着瓦解。通过在外企的工作, 才意识到为了确认共通的时间意识, 而进行冗长的会议, 探讨, 无止境地加班。而实际上工作量是一样的, 认识到这个事实的日本人也着实感到震惊。当然, 之后表示不想再以这样的方式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而近几年快速崩溃的原因, 便是作为“世间”支柱的公司, 其“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两大制度变成不安定因素的缘故。由于激烈的竞争社会的出现, 以及世界性经济的不景气, 日本的雇佣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非正规雇佣开始增多, “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对于他们来说, 毫无关系与意义。在他们眼中, “公司”, 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精神上讲, 都不再是safety net。即使是正规雇佣, 也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裁掉, 而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解雇的不安, 这让他们不能体会共通的时间, 自然也无法维持赠与, 互酬的关系。公司=“世间”变得不安定, 作为家庭的共同体也开始动摇。雇佣的安定, 人才能安心下来安居, 然后守护自己的家园。但是现在, “世间”随着不安日益瓦解, 什么时候变成了“社会”也毫不奇怪。而“空气”, 便是处于“世间”与“社会”中间地带的不确定状态。因此, “世间”与“社会”并不是想象中永不交汇的平行世界, 随着时代的变迁, 两者的距离越来越近, 会互相转换, 频率以及速度有时甚至超乎人们的想象。
一年前的东日本大灾害, 相信当时的惨状大家都仍历历在目, 时至今日, 日本全国上下都仍在为受灾地的复兴而努力着。然而, 根据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的监测研究表明, 未来四年在东京都发生直下型地震的机率高达70%。还未从旧伤中走出, 新的考验已经降临。为此, 日本政府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 针对东京都的特殊地理环境, 制定一系列的地震灾害应急策略, 以求将灾害发生后的人员伤亡程度降到最低。但是, 在最近一则新闻采访中, 仍有近四成的东京市民表示在收到地震预告之后不会逃跑。最多的回答, 便是在收到预告相距地震发生, 中间不过十几秒的时间, 即便是逃跑也是来不及的。而之后便是, 看着身边的人都没有什么反应, 光是自己慌慌张张地开始逃命, 总觉得……对于第一个答案, 面对自然灾害时所感受到的无力感, 这是每个人类都共有的, 在这里不过多讨论, 但是即使是在生命攸关之时, 仍在意他人的眼光, 这点确实让我惊讶不小。为什么这个想法在日本人的思想里会如此根深蒂固, 这是个很发人深省的问题, 也许我们能在“世间”与“社会”的关系中来找到答案。
如前面所阐述, 现代日本社会充满变数, “世间”与“社会”这两个世界距离接近, 且会互相转换, 而真正清楚地认识到这两者差异的人, 可以说是极为少数, 不然便不会有那么多为了人际关系而苦恼的人。正因为, 无法分清楚“世间”与“社会”, 所以才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关心, 什么时候该无视, 最后导致人际关系越来越糟。面对灾害同样的道理, 如果是身处公共场合, 此时是该坚持“社会”无视他人的存在, 自顾自地逃命, 但是却还是被“就我自己这样, 别人会怎么想呢”“这样会给别人带来麻烦吧”的想法所牵绊, 还是该坚持“世间”, 即使是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 大家都同心协力一起逃跑呢。在我来看, 后者才是正确的想法。“世间”即是具有共同性质人的群体, 而面对自然灾害时, 每个人都是弱小的个体, 为了保护生命而奋斗, 无疑大家此时便成了同一“世间”的人。因为担心别人的看法, 或者给别人造成麻烦, 但也许此时, 对方心里的想法也是如此, 想要行动却被“世间”“社会”的不确定性所苦恼, 而最终错过了逃命的最佳时机。而要是每个人能正确意识到灾害发生时, 一直以来认为毫无相关来自“社会”的人, 在此时也变成了同个“世间”, 患难与共的同伴, 大家相互帮助逃生, 相信到灾难真正发生时, 更多的生命会得到挽救。
参考文献
[1]鴻上尚史.「空気」と「世間」[M].講談社, 2006:33-35, 37, 42.
[2]阿部謹也.近代化と世間[M].朝日新聞社, 2006:96.
双重标准事件 篇8
一、“双重标准”问题概述
“双重标准”要而言之, 就是在报道本国事件或报道与自身利益不相关的事情时, 恪守新闻专业主义, 遵循新闻传播规律, 客观、公正地把事情呈现给受众;而一旦事件关涉自身利益, 新闻报道的指针就会发生明显的倾斜, 建构的象征性现实中充满着强烈的倾向性, 客观报道原则蜕变成虚伪的摆设。这就是美国新闻报道中存在的“双重标准”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越来越强, 两国在深度开展经济交往、技术沟通与文化交流的同时, 由于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 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 存在着不少的摩擦, 尤其在中国崛起之风日益强劲的今天, 这种矛盾变得越发紧张和赤裸化。新闻反映着产生它的经济基础的状况, 透射着上层建筑的属性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因此, 在经济冲突和制度矛盾的现实背景下, 受遏制中国前进发展极端思想的鼓动, 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社会性重大事件时一边倒地出现了“妖魔化”的现象, 背弃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规范和职业伦理, 这在很多涉华报道中都能得到直观显现。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石义彬教授曾对《纽约时报》关于新疆“7·5”事件发生后的7月5日—9月13日的61篇报道进行了样本统计分析, 发现《纽约时报》在具体分析事件起因时, 所有相关报道主要把这次事件归于中国政府政策失当、民族矛盾以及中国政府处理前期事件不当等, 没有一篇报道提及事件起因跟热比娅与分裂分子的蓄谋行动相关。在直观体现报道内容的新闻标题中, 该报主要使用了示威、骚乱 (骚动) , 自始至终未出现“暴力犯罪事件”字样, 这与新疆“7·5”事件的暴力犯罪事实严重不符, 是一种显在的扭曲和偏见。这种歪曲事实的报道行径在昆明“3·1”暴恐事件中再次被显露无遗。恐怖分子屠戮手无寸铁的和平民众, 本身就是对人类良知的践踏, 是反社会、反人类的野蛮暴力犯罪。但美国主流媒体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等却拒绝把“3·1”事件称为恐怖袭击, 甚至有意在报道中将恐怖分子一词打上引号。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9·11”事件发生后不久, 美国媒体很快把袭击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这种内外不一的报道标准显然违背了新闻传播的职业伦理, 是美国价值利益至上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媒体非常善于运用消息、评论、图片等多种体裁、形式报道事实, 以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尤其是图片的大量使用成为西方媒体区别中国媒体新闻报道的显著特征, 图片变成与文字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加重要、更能反映本质目的的新闻文本。根据石义彬教授的样本统计结果, 《纽约时报》在7月5日至9月13日期间关涉新疆“7·5”事件的文字报道共计61篇, 图片49幅, 在一些时间段图片报道总数甚至超过了文字报道数量。就文字报道而言, 消息、通讯、评论、调查性报道、预测性报道以及服务性报道等在报上都可看到, 报道体裁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的表现手法反常于中国媒体直陈观点以评论文本为主导的报道实践路径, 貌似客观、公正、全面, 而实质上只是借助巧妙的笔法将真正的观点态度隐秘地藏匿于事件的描述之中, 深层次上不可避免地裹挟着自身的倾向性, 客观呈现给公众的消息、图片事实上已蜕变成了烘托实质性目的的手段。
二、制度分析和惯习机制:重读美国媒体双重标准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并系统阐述了“范式”的概念。库恩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其特殊的内在结构, 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即“范式”。范式是对学者研究思路的抽象式概括, 它提供了观察、分析客观事物的视角、起点和途径。笔者以为美国传播学家格伯纳的“制度分析”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惯习机制”为我们研究和理性地认知美国媒体的双重标准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
(一) 制度分析:大众传媒戴着镣铐跳舞的必然性
20世纪60年代后期, 美国传播学家格伯纳等人, 针对当时美国社会非常严重的暴力犯罪问题, 在实证考察电视媒介传播的暴力内容与社会犯罪之间关系的基础上, 建构了“文化指标”系统, 具体包括“制度分析”、“讯息系统分析”和“培养分析”。“制度分析”和“讯息系统分析”从理论上揭示了大众传播存在倾向性的必然性和实践路径;“培养分析”在前两者的研究基础上, 目的在于考察大众传播特定倾向性所造成的社会结果, 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在具体研究大众传播内容特定倾向性的产生原因时, 格伯纳指出了信息生产、传达和消费过程中的各种制度性压力和制约因素, 主要包括: (1) 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对传播制度和传媒活动的法律、政策的规定; (2) 媒介企业内的经营部门和外部银行资本、广告主等对信息生产和传播过程的干预和影响; (3) 同业竞争和来自各种利益团体的压力; (4) 一般受众对信息传播过程的影响。正是由于受到了这些压力, 大众传媒在制作、报道信息时, 必然地带有一定的倾向性, 宣告了纯粹客观报道的破产。
格伯纳等人在讯息系统分析中发现, 美国的传播媒介在总体上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利益、观念和价值。今天美国新闻业几乎被五大广播公司垄断, 这些财团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媒介与政治权力接轨、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对内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现行秩序, 它们便极力追求自由、民主、平等, 恪守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报道尚且客观公正;而在对外传播中, 一旦事情关涉自身利益, 媒介往往扮演了政府宣传的旗手, 不惜丑化对方, 蛊惑视听。这表明无论在何种政治体制下, 当政者都不可能放任这个引导舆论的工具, 让其成为危害自身政权的隐患。因此, 在新闻报道领域绝不存在支撑完全客观、中立的土壤, 由语言、文字、画面、影像等象征符号组合而成的新闻素材都是根据一定的观点和意识形态进行加工整理的产物。美国媒体新闻报道“第二标准”的存在印证了格伯纳“制度分析”理论的合法性以及新闻媒介受国家经济政治制约的必然性。
(二) 惯习机制:揭露性批评报道成媒介常态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阐释媒介场域理论时提出了“惯习”概念, 它被视为场域中关于行动者的理论。所谓“惯习”, 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的形成离不开场域的自主化。布迪厄认为场域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获得相对自主性, 并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形成一套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逻辑规则。这些规则不是一般的经验总结, 而具有比较固定的结构, 沉积于行动者的思维深处, 内化为处理问题的惯习。惯习是历时性兼具共时性的双重时间结构的持久禀性系统, 构成了人的社会实践行为的总根源。
由于社会分工呈现多元化, 每一种分工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因此不同的行业会产生不同的惯习。近代大众化报刊在同经济场域、权力场域的斗争中逐渐发展出自己的“惯习”, 这些惯习是新闻事业本质逻辑和行为准则的体现, 框架着新闻从业人员的新闻报道实践, 又是新闻业内部运转和向前发展的推动力。因为地域的差异性, 美国新闻业在历史发展和演进的长期进程中, 衍生出了一整套完善的新闻职业性惯习和规范, 其中以揭露负面新闻为主的批评性报道无疑成为美国新闻界的重要指针。揭丑性报道在20世纪初历经“掏粪运动”后, 得到了极大发展, 现在已成为一种媒介常态。就是在美国国内, 依然出现了和存在着很多为媒体所揭发批判的报道或事件, 如尼克松水门事件、克林顿绯闻、监听风暴等, 政府无能、官员贪污腐化和性丑闻更成为经常被媒体披露的焦点。
中国媒体在定性美国媒体的“双重标准”时, 很大程度上是缘于美国媒体对负面性以及冲突性新闻的极度关注, 这种做法截然相反于我国媒体重视正面报道、侧重宏大和谐场面的新闻路径。笔者建议, 在强烈谴责和抵制美国媒体涉华报道中故意歪曲事实真相的卑劣行径时, 也要理性地看待美国媒体新闻报道背后的职业惯习和文化心理积淀, 降低敏感神经。前者是一种原则问题, 而后者或许是一种心态问题, 需要我们调整情绪, 从而更加有力地改进我国对外传播体制和提高中国国际形象。
摘要：美国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已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目前国内学者多从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探讨美国媒体对外报道尤其是涉华报道的“双重标准”问题, 抽象而宽泛地进行政治归因, 且简单地混同外报报道自然事件与社会性事件的显著性差异。有鉴于此,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格伯纳“制度分析”和布迪厄“惯习机制”范式出发研究这一问题, 希望从本质的源头上廓清美国媒体涉华报道“双重标准”存在差异的必然性, 科学地认知外报内容生产模式的内在性机理。
关键词：美国媒体,涉华报道,双重标准,制度分析,惯习机制
参考文献
[1]吴世文, 石义彬.从英、美、澳三国主流大报对新疆“7·5事件”的报道看新闻偏见[J].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 2010.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 (第2版)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3]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美国为什么搞“双重标准” 篇9
除了被世界各国广泛关注的网络安全问题，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也非常值得玩味。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美国政府非常尴尬地暴露了其“双面人”的特征。
这种现象被称作美国政治的“相对论”，它实际上长期存在于美国的国内外政治运作中，并将继续存在和影响美国的内政外交。
专注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往往取胜
今年2月28日，美国曼迪昂特公司发表报告称，中国军方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发动了针对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的一系列网络攻击，并从中窃取重要信息。
在未公布更为详实和有力的证据之前，奥巴马政府就要求中国采取措施制止对美国政府和企业计算机网络的黑客活动，并要求中国参与制订网络安全标准的对话。甚至奥巴马本人在接受采访时也轻率地断定，一部分来自中国的、针对美国企业和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是“国家支持的”。
尽管中方作出了有力和负责任的回应，但是5月6日，美国国防部依旧在新发布的年度报告中提出，中国政府和军方对美国实施网络攻击，包括试图从联邦机构窃取信息等。
时间会证明一切，而且不需要太久。一个多月后曝光的“棱镜门”彻底打破了美国长期在全球推动的所谓“互联网普世价值观”。
斯诺登的爆料证明，美方一直利用其拥有的“互联网域名根服务器”控制权在网络空间进行监听和窃密活动。苹果、雅虎、微软、谷歌，这些国人耳熟能详的跨国公司，很早就主动或被动地与美国政府秘密结盟。通讯记录、浏览记录甚至手机短信这些极为私密的个人信息，其实早就被美国政府监控。而奥巴马用来平息国内质疑声音的借口居然是“该项目主要针对海外，并非美国公民”。
此次美国社会从主流媒体、社会精英到普通大众，支持政府表态的声音超强。《纽约时报》称斯诺登是孤独的泄密者，破坏了美国社会的秩序和信任；《纽约客》则直白地将斯诺登比作一个应被囚禁的浮夸的自恋者；《华盛顿邮报》指责斯诺登的自大，进而为美国国家安全局辩护。
“这种看似难以理解的反应正体现了美国的民族精神。不管舆论有多自由，对政府的某些行为多么不满，表面上多元化的美国社会，一旦遇到背叛美国、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就会罕见地团结，一致对外。”美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庆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李庆四认为，这种现象是美国社会长期耳濡目染的结果，其本质在于对国家利益的忠诚与维护。“任何国家的社会都应当和有理由具备并坚持这样的准绳，可是一旦别的国家有类似美国的相关行为时，美国的精英们又会以另一种严苛标准去指责乃至号召干涉别国内政。”
李庆四分析说，“究其根本，在美国政治天平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端之间，往往是专注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言论自由的“双边界”
2013年3月下旬，美国教育部下属机构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在其网站的儿童专区“每日语录”一栏引用毛泽东名言：“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
这个细节不仅引起了部分美国网民的指责，还遭到了来自部分官员的抨击。网站事后删除了有关内容，先是改成“今日无警句”，后又换上了林肯的名言。对此，有美国参议员声称，教育部必须解释为何引用“共产主义者”的话。
“这反映出美国的言论自由是一种有底线的多元与宽容。特别是对于经历了冷战意识形态对抗的当代美国来说，凡是被认为与共产主义有牵连的人物与思想，很容易被贴上‘极端’的标签。”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李开盛分析。
他认为，在任何地方，言论自由都有底线，但这种底线应该通过法律而非某种社会意见来裁定。上面的“每日语录事件”引用的毛泽东名言无关政治，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社会还是过于敏感，而且容易从“非黑即白”的角度看待政治人物。
“这反映了美国社会还存在很深刻的反共意识形态。美国人认为虽然其在二战中成功击败了给其带来重大威胁的法西斯国家，但现在仍不能小觑社会主义国家的潜在力量。其对共产主义思想的立场是防范和抵制的，有时候甚至会表现为不必要的恐惧。”李庆四说。
美国官员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这符合美国利益”，这种理念早已深入普通民众之心。
2003年，美国著名乡村乐队南方小鸡成员娜塔莉因为反战和对时任总统小布什不满的言论，招致全美抵制：大量电台拒绝播放她们的歌曲或为她们做宣传，听众甚至销毁她们的专辑。
2006年，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合著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一书，因揭露了美国国内十分敏感的以色列游说集团，甚至迫于国内舆论压力而不得不转往英国的《伦敦书评》发表。
今年7月20日去世的、曾诘难过9位美国总统的传奇女记者海伦·托马斯，即使有“总统拷问者”美誉，也曾经受责难，2010年因发表“犹太定居者应该滚出巴勒斯坦，回到波兰、德国、美国和其他地方”言论而被迫辞职。这本可以有讨论空间的发言，在犹太人政治强势之下显得不可饶恕。
历史上，由于反犹主义的影响，1967年后犹太人的游说集团开始盛行。他们通过政治捐献，扶持亲以色列议员，推动亲以政策。《华盛顿邮报》报道，2000年到2004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董事会每年给竞选活动和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7. 9万美元，如果候选人得到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贴的亲以色列标签，金钱就会从美国各地涌来。
李庆四告诉本刊，犹太集团长期利用其政治、金融、教育和媒体上的优势，左右选举、影响经济。这使得维护犹太人地位和利益成为了美国的一条“政治正确”法则。
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同性恋、不能冒犯不同信仰或政见者，等等，都是美国的“政治正确”。各种条条框框，在美国一点不比别的国家少。
与此同时，一旦其他国家出现对出版、言论等领域的管制或者约束，美国又会第一时间跳出来横加指责。
选择性执法的“世界警察”
二战后国际体系确立以来，美国就开始积极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但是这位好事的警察所依据的标准却并非始终如一。
在国际安全领域备受关注的核不扩散问题上，美国采取了双重标准，即使其总统奥巴马曾因提出营造“无核世界”而获得了带有鼓励性质的诺贝尔和平奖。
美国一直默认以色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是伊朗的敌对国家，与美国是同盟国，该国拥有一百多枚核弹头，美国对此“视而不见”，由此在中东刺激了一些国家加快核竞赛和获得核技术的步伐。
美国新近还为印度核问题制造了奇怪的说法，称印度是通过“合法途径”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而伊朗则试图通过“非法途径”制造核武器。
美国现行法律规定：美国政府不得向尚未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转让核技术。而根据美印去年3月签署的协议，美国承诺向印度提供核燃料，以帮助印度解决能源问题。
2004年，韩国被发现秘密推进核浓缩项目。虽然规模比伊朗小，但一部分铀浓度达77%，一般认为这是核武器级别。但国际原子能机构没有将该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韩国被免于追究责任。据消息人士透露，这正是美国关照其盟国韩国的结果。
李庆四分析说，从克林顿总统到奥巴马总统，20余年间，美国历届政府都十分关注核不扩散问题。这一方面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还有利于维护美国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的战略优势，但相关政策行为又往往取决于其自身的战略考虑。
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美国盟友，且巴基斯坦在反恐战争中作出了很多贡献和牺牲。但是，美国积极支持印度的核计划而压制巴基斯坦的核计划，因为美国希望拥有更强军事实力的印度将来能制衡中国的区域内崛起。
美国的核政策实际上取决于不同国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大棋局上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在核问题这种关乎全人类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上，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的考量，实际并未遵循可靠和统一的标准。
2010年底的“阿拉伯之春”，席卷了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国家，但是美国对于不同的国家又再次实践了其双重标准：对于沙特、巴林、科威特等这些与美国有重大利益关切的国家来说，美国对现政权基本采取支持的态度；而对于利比亚、叙利亚、埃及等国，美国则采取了支持反对派和军事介入的政策。
近段时间埃及政局的反复，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美国对于“民主”的随机认知和多变手法。
“当民选总统穆尔西无法满足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诉求时，来自军方的政变也被美国视为一种合理的改变，并予以支持。”
李庆四说，“美国借此压制中东地区的政治伊斯兰势力，扶持亲美国的世俗政权。但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在‘民主转型’问题上机关算尽，在损害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将不可避免地为其埋下新的祸根。”
从“双重标准”获得不少好处
客观地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内政和外交都存在某种不对称、不平衡的现象。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全世界只有美国在拥有“双重标准”的同时，还具备相当的能力去实践这种标准。
“美国实行‘双重标准’与‘美国例外论’有关。美国人一直认为其是独一无二的，凡是有益于美国的，则必然有益于全世界。同时，美国政治也长期存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纠斗。而大多数情况下，国际问题要让位于国内问题。”中欧学术连线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美国在二战中为世界和平贡献了巨大力量，在战后的全球经济发展中也起到了发动机的作用。自冷战结束到现在，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已开始受到其过度扩张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关于美国是否面临衰落的讨论也由来已久。奥巴马政府所展开的战略收缩和对国内经济复苏的重视都说明美国政府和社会认识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