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文化

2024-07-28

双重文化(共12篇)

双重文化 篇1

尽管康德一生虽然未曾远离德国的哥尼斯堡这座小城, 但他见闻颇广, 曾阅读过诸多传教士、旅行者、商人等写的游记, 并时常参加各种聚会, [1] (P91) 因而康德对世界上诸多地区的自然地理、人文环境有一定了解, 这其中便包括中国。然而, 这些游记作者受到时间、地域、自身思维方式的限制, 因而对中国文化并没有深入认识, 相反却产生了片面解读, 这也导致了康德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严重误解。

康德曾在担任大学教师期间开设了“自然地理学”这门课程, 专门用于介绍世界上各个国家的自然、人文环境。后来, 其讲课稿的主体被编辑成《自然地理学》出版。他对中国文化的观点也主要是反映在与“自然地理学”这门课程相关的文献中。

就相关内容来看, 康德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人“传授道德信条”的误解;二是对中国人“执着于旧习俗礼仪”的误解。

一、对中国人“传授道德信条”的误解

首先是对中国人“传授道德信条”这一做法的误解。

“事实上, 康德的确对中国的道德哲学及宗教发表过演说, 而这些都包括在其自然地理学课程的框架内。”[2] (P768) 康德在为《自然地理学》演讲作评注的手稿中写道:

孔子在他的著述中只是传授一些为王孙所设计好的道德信条 (英文:moral doctrine) ……并且提供了许多先前中国王孙的例子……但是美德和道德的概念 (英文:concept) 从未进入中国人的头脑中。[2] (P765)

可见, 康德对孔子仅仅“传授道德信条”的做法十分不满, 在康德看来, 只有以概念分析的方式才能真正确立“道德”的内涵, 并使之能在人们之间进行广泛传播。从康德的角度而言, 对“概念”的分析是应当高度关注的, 甚至是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的评判标准, 而既然如此, 康德也就有充分的理由断言“在东方, 哲学将是不会被发现的。”[3] (P62)

然而, 这一极力追求“概念式思维”的态度恰恰体现了康德对中国文化的严重误解。

人之为人并非完全以“明晰性的概念”作为存在根基, 相反, 人在很大程度上只有依靠情感的沟通, 彼此的信任, 相互的谅解才能结成一个和谐有序的共同体, 而这正是中国文化的典型特征, 也是中华文化的独特优势。孔子之传播道德观念的做法也正是奠基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沟通这一重要基础之上的。因此, 当康德说孔子只是传授道德信条的时候, 显然康德只是立足于自己狭隘的文化视角——重视概念分析的视角。

二、对中国人“执着于旧习俗礼仪”的误解

除了“对中国人‘传授道德信条’的误解”之外, 康德还对中国人“执着于旧的习俗礼仪”产生了严重误解。

中国人有报复心, 但能够忍耐到合适的机会。没有人进行决斗。他非常乐意游戏。胆怯, 很勤奋, 很恭顺, 客套得过分:执著地崇拜旧习俗 (alten Gebräuche ) , 在来世方面尽可能地无所谓。[4] (P378)

康德耗费如此多的篇幅来批评中国的旧习俗、旧礼仪, 乃是因为在康德看来, 中国人所执著崇拜的旧习俗、旧礼仪只具有偶然性, 无法被人们普遍遵守, 难以构成对人们的必然性要求。而康德希望找到能为人们必然遵守的永恒法则。

而康德的这一态度恰也体现出他自身对中国文化的片面认识与严重误解。

理论与现实总是有一定距离的, 具体多样的现实条件与时代条件决定了我们无法确立一条适合于一切具体条件的永恒准则, 因此, 康德那种试图确立永恒法则的做法并不能在现实条件中找到自身的合法根基。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中国人才会对“习俗礼仪”高度重视, 因为“习俗礼仪”与“永恒法则”相比更具有灵活性和适用性, 更能在自己的特定文化环境中找到自身的现实根基。而另一方面, 康德仅仅看到了中国人重视“习俗礼仪”, 却没有看到中国人更讲求“礼之用, 和为贵”。中国人之重视礼仪, 其根本立足点在于讲求“和”。“礼之用”并非根本目的, “和为贵”才是中国人追求的真正理想, 这也是和谐社会的真正内涵。

结论

康德在其所开设的“自然地理学”这一课程中, 批评了中国文化的两个方面:“传授道德信条”与“执着于旧习俗礼仪”。然而, 这却是对中国文化的严重误解。一方面, 康德没有认识到中国人之“重视情感沟通”的文化特征;另一方面, 也没有认识到中国人之“礼之用, 和为贵”文化特色。

参考文献

[1][美]曼弗雷德·库恩 (Manfred Kuehn) 著.黄添盛译.《康德传》 (Kant:A Biography)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第2版.

[3]成中英, 冯俊主编.《康德与中国哲学智慧》[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4]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版.

[5]康德著.杨云飞译.邓晓芒校.《道德形而上学奠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双重文化 篇2

东西方双重文化影响下的俄罗斯民族个性

俄罗斯作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在东西方影响之下形成了独特的俄罗斯文化.这种双重文化影响之下的俄罗斯民族也形成了其独特的民族个性,体现在俄罗斯民族所具有的宗教性、极端性、易变性及普世主义.这种民族个性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地理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及社会心理因素.

作 者:邸小霞 王运芳 DI Xiao-xia WANG Yun-fang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兰州,730070刊 名: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8(1)分类号:G03关键词:东西文化差异 俄罗斯 双重影响 民族个性

双重文化 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娱乐文化;双重影响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145-02

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文化建设方面提出的要求,一直是我党各个理论建设研究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文化建设,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范围。电视娱乐文化,如雨后春笋般活跃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同样,新时期、新阶段、新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电视娱乐文化建设日益突显出其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特点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884年经济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出发,对文化的内涵、本质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论述[1]。

1.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分支之一,其自身具有鲜明的特点,可以概括理解为“层次化”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所述的文化,在宏观层次上可以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个层面。马克思主义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由于文化的产生与物质资料的生产息息相关,当其固化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时,也就相应地被深深地打上了稳定的烙印。通过这些,可以明晰,文化对于民族、国家、社会、公众生活的重要意义,只有正确处理好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民族复兴才能焕发光彩、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社会才能有序发展、公众生活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

2.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的传承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文化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天然优越性,并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长处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中国式创新,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体系。文化创新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面向现代化,从精神上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第二,面向世界,继承和发展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第三,面向未来,为人类贡献出更多的文明成果。这三个方面的特征相辅相成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

二、我国电视娱乐文化的形成及其特点

娱乐文化,作为近年来异常活跃的文化类型,逐渐成为具有一定特色的代表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内在的要求文化必须要与世界接轨。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亦在要求娱乐文化应该做到服务大众、丰富大众生活、提高大众生活质量。

1.我国电视娱乐文化的形成

娱乐是一种能够将人吸引的柔性力量,而不是所谓的军事和经济那种压迫人进行活动的刚性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产物,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态。”我国的娱乐文化发展过程可谓曲折向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诸多因素影响,我国电视娱乐文化充满浓厚的政治色彩。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娱乐文化的发展,从最初充满“政治色彩”的娱乐到现在的“消费文化”娱乐时代,电视娱乐文化也经历了从“被迫娱乐”到“主观娱乐”的艰难过程,逐步形成为现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娱乐文化,兼容并包地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2.我国电视娱乐文化的特点

第一,受众群体广。从黑白电视机到数字电视新时代,电视娱乐从婴儿时期发展到成熟时期,我国电视娱乐代表节目《综艺大观》,从开播伊始,便已在观众中树立起健康、娱乐、轻松的形象。作为当年综艺节目的“开头炮”,直到现在,由《综艺大观》改版而来的《欢乐中国行》节目,同样拥有着节目广泛的、固定的观众群体。

第二,传播速度快。随着我国电视媒体业的不断发展,电视娱乐的传播速度随之加快,作为最便捷的传播媒介,电视娱乐对于事件的传播速度是其他媒介所不能企及的。以2005年的平民娱乐选秀节目《超级女声》为例,《南都娱乐周刊》中有这样一段话描写当年的节目,“《超级女声》以不怕苦、不怕累、不怕丢人、不怕挨骂的大无畏的娱乐精神,为中国电视传媒、文化产业打开了一扇窗户,发掘了一座金矿、指明了一个方向。”[2]无论这段话是褒是贬,我们无可厚非的是,《超级女声》在那一年火了、红了,成为当年家喻户晓的电视娱乐节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超级女声》的一夜成名,依附的就是电视娱乐文化“传播速度快”的特点。

第三,影响范围大。这一特点可以以央视著名平民娱乐节目《星光大道》为例,1999年,《星光大道》在央视开播,栏目以“百姓自娱自乐”为宗旨,以唱歌为主的表演形式,为大众提供生活中展现才艺的舞台。自开播以来,其娱乐性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每一年从节目中走出的冠军,可以登上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向全国人民展现他们的才艺。

第四,持续效应长。在拥有广大的受众群体、飞快的传播速度和极大的影响范围后,电视娱乐文化展现出其最重要的特点——持续效应长。通过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这一节目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特点。从开播到现在,15年的时间里,《快乐大本营》从最开始单一的娱乐形式,到现在较为成熟的娱乐节目,这与娱乐节目的持续效应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持续效应长这一特点,才使得娱乐节目在长时间内不被时代的发展所淘汰。《快乐大本营》见证了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和演变。同时,它也为我国电视娱乐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电视娱乐文化对大众生活的影响

当前,我国电视娱乐文化发展势如破竹,正以其势不可挡的趋势传播开来。从这方面来看,电视娱乐文化的发展前景可谓一片光明。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具有两面性。我们在看到其光明前景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可能发生的波折方面。从这个角度来看,电视娱乐文化同样对大众生活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

1.电视娱乐文化对大众生活的积极影响

电视娱乐文化作为当代大众生活文化中最具普遍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大众生活带来诸多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丰富大众生活内容。当电视娱乐逐步成为文化的一种类型时,大众生活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人们在观看电视娱乐节目的同时,能够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度对某一电视娱乐节目进行评价和赏析。第二,拓宽大众生活视野。大众生活如果仅仅停留在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和感悟的层次上,不去探求其他领域范围的知识,就很难拓宽个人视野,不但不利于个人发展,更有弊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发展和进步。而电视娱乐文化恰恰在这一关键点上拓宽了大众的视野,方便人们通过电视娱乐文化透析社会各领域新鲜事,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第三,引导大众价值走向。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电视娱乐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分支,其内在价值就在于它的引导作用上。“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高文化产品质量,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粮。”[3]这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对文化建设提出的明确要求,从这一层面上讲,电视娱乐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电视娱乐领域范围内的具体体现,充分发挥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强大吸引力及巨大优势。在多种文化冲击并存的时代,电视娱乐文化以其独特的优势行走于文化前沿。

2.电视娱乐文化对大众生活的消极影响

电视娱乐文化作为兴起不久的文化类型,在对大众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消极影响。这些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形式雷同,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电视娱乐节目最初兴起阶段,以轻松、诙谐、简洁的特点示人,这为之后的各类电视娱乐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即电视娱乐节目形式雷同,缺乏创新意识。第二,品位尚待提高,亟待呼吁观众社会责任感。近几年来,广电总局曾多次对少数公众人物及部分电视娱乐节目做出批评,要求其责令整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对《非常勿扰》等相亲类节目的通报批评。回顾此类事件,根源在于电视娱乐文化处于尚未成熟的时期,其内容品位亟待提高,急于唤醒观众的社会责任感。“三俗”、“拜金女”、“崇富”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背离现象的出现,恰恰从侧面反映出娱乐文化对于大众的某些消极影响。

四、结语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文化建设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由此可以知道,电视娱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同样要以此为标杆,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同时,发挥其巨大的精神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对于电视娱乐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有利因素,应该继续鼓励、支持和发扬;对于其存在的弊端,应认真对待,更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方法调整和整合其发展,规范电视文化向着更具内涵的方向发展。最终使我国的娱乐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下,更好地服务于大众,服务于人民,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参考文献:

[1]张瑞才,范建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6.

[2]南都娱乐周刊社.娱乐30年那些有分量的娱乐[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9:224.

俄罗斯文化双重性新论 篇4

一、西向的精英文化

精英文化不单单指社会精英阶层创造的文化, 而是指较高层次的文化形式, 包括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科技等。

1.宗教

公元988年, 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定东正教为罗斯国教, 历史上称为“罗斯受洗”。信奉多神教的罗斯民族被弗拉基米尔强行施洗而成为基督教徒, 东正教在俄罗斯生根发芽, 从此俄罗斯文化深深地打上了西方的烙印, 甚至被称为“第三罗马帝国”。

随着宗教的传入, 拜占庭文化涌入俄罗斯。首先是宗教艺术, 包括拜占庭风格的教堂。“到11世纪, 仅基辅一地就有教堂数百座”[2], 被史学家亚当称为“东方的饰物, 君士坦丁堡的匹敌”;其次便是与宗教密切相关的雕塑和绘画。“早期的罗斯圣像画全部模仿拜占庭圣像画, 绘画技艺也都是由来自拜占庭的画师传授的”[2];再次是罗斯的文字。罗斯文字也与宗教息息相关。奉拜占庭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牧首之命在斯拉夫人中传教的两个希腊人, 由于传教的需要, 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罗斯文字。这对俄罗斯文学、教育、史学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拜占庭文化对古罗斯文化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 尤其是东正教, 其对俄罗斯文学、艺术等精英层面文化的影响深远厚重。正如张百春教授指出的:“正是东正教使俄罗斯人和俄罗斯民族意识到自己的使命, 它不但起到了凝聚这个民族的作用, 而且也使这个民族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 在科学、文化、文学和哲学领域作出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3]同时这也是俄罗斯文化西方归属的重要证据。

2.哲学

真正的俄罗斯民族文化在鞑靼人被逐出俄国之后一段时间的16世纪才开始兴起。在此后短短的四个世纪里, 俄罗斯人创造了辉煌的、令世界其他民族艳羡的宝贵文化。由于这些文化成果的大部分出自19世纪到20世纪初, 因此这个时期被誉为俄罗斯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和“白银时期”。该时期也是哲学和文学艺术发展的关键时期。

19世纪上半期, 俄罗斯人对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兴趣。“20~40年代, 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著作在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 在大学的小组中被研读。”[4]同时, 整个社会, 或者说在贵族与知识分子中间, 掀起了一场思考民族发展道路的思想运动, 产生了基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两个思想流派——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两个流派的思想直接来源于费尔巴哈、黑格尔以及以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西欧派认为俄罗斯应该走西欧式的发展道路, 而斯拉夫派则强调俄罗斯应该走俄罗斯自己的道路, 反对西欧式发展。没有产生支持东方发展道路的流派这一事实表明, 俄罗斯知识分子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远大于受东方思想的影响。而白银时代的哲学家则更加成熟, 受西方影响更为深远, 诞生了俄国伟大的宗教哲学家别尔加耶夫、布尔加科夫等一批哲学家。

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哲学界几乎不受东方哲学思想的影响, 而深受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张建华教授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较为独立的社会群体最终形成于19世纪30、40年代。”[3]在这样一个深受西方近代思潮影响的时代, 俄罗斯思想界毫无疑问地走上了一条西向的道路。

3.文学

俄罗斯文学史是一部辉煌的历史, 人才辈出, 群星璀璨。其中以19世纪最为辉煌, 实际上俄罗斯文学财富的大部分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出来的。分析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状况, 可以大致看出俄罗斯文学的基本倾向。这一时期的文学,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虽然不能排除当时拿破仑入侵导致的俄罗斯人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俄罗斯自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但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显然与同时期西欧浪漫主义文学的流行有着不言而喻的联系。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 与欧洲文学新思潮的联系更加紧密, 产生了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先锋主义、形式主义、未来主义、阿克梅派等流派。

19世纪后的俄罗斯文学转入另一个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苏联文学的政治色彩和共产主义取向明显。然而, 这一时期在国际上影响更大的实际上并非苏联文学, 而是流亡西方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所创作的作品。在苏联解体之后, 这些人的作品被重新提起, 受到了更多的重视。目前, 俄罗斯文学还处于低谷时期。从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看, 俄罗斯文学显然是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中成长的, 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学特色。

4.艺术

俄罗斯艺术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是舞蹈与音乐。俄罗斯舞蹈以芭蕾舞为代表。“谈起俄罗斯舞蹈, 人们马上就会想起芭蕾舞”[5], 芭蕾舞已经成为俄罗斯舞蹈的代表, 甚至是俄罗斯艺术的代表。而起源于意大利、盛行于法国的芭蕾舞是一种典型的西欧舞蹈形式, 因此, 俄罗斯的舞蹈艺术是西欧式的。伴随俄罗斯芭蕾舞的繁荣而兴起的俄罗斯音乐也具有西方音乐的特点, 以交响乐为主要形式。俄罗斯古典音乐奠基人米哈伊尔·格林卡, 著名的音乐大师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等, 都是享誉全球的交响乐大师。

二、东方式的政治制度文化

1236年, 蒙古鞑靼人征服罗斯全境。从1240年到1480年, “金帐汗国”全面统治罗斯境内公国, 长达240年之久。俄罗斯人对这240年普遍抱负面评价, 认为“这场入侵给罗斯的经济和文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4]。但是, 不管他们是否乐意, 蒙古鞑靼人的入侵在给他们带来灾难的同时, 对俄罗斯的政治制度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姚海认为:“蒙古征服罗斯最深远的影响是它改变了罗斯的发展方向。征服者在罗斯推行一套制度, 给罗斯的内部秩序和生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2]

鞑靼人在金帐汗国挑选公国作为其征收贡税的代理人, 以武力树立金帐汗国的绝对权威。这种绝对的专制权威, “使得莫斯科的王公们获得了关于专制权力的概念, 而这种概念在日后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过程中被实际地运用了”[2]。此外, 蒙古人在罗斯实行的户口登记和人头税、分摊赋税法、驿运制度等, 为俄罗斯王公此后建立俄罗斯国家制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赶走鞑靼人之后, 俄罗斯按照蒙古人留下的方式建立财政、军事和政治制度, 逐渐形成了农奴制和专制制度国家。俄罗斯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萌芽的, 而东方的蒙古人为其提供了种子。

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文化始终笼罩着此后俄罗斯政治制度文化发展的进程。16世纪中期俄罗斯第一个沙皇伊凡四世的诞生, 标志封建俄罗斯中央集权的正式开始。它要求沙皇的绝对权威, 臣民、宗教, 都要誓死效忠沙皇, 依附于皇权。接替沙皇政权的苏联虽然号称民主, 但崇尚中央集权以及领导人专制权威的实质未变, 只不过相对于沙皇, 换了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而已。当今的俄罗斯政权虽然按西方政治传统建立了议会制, 但俄罗斯宪法却赋予总统巨大的权限。在叶利钦当政时期, 反对派声称:“新宪法是为叶利钦而写的, 带有叶利钦专权的浓厚印记”。[5]叶利钦之后, 强势的、带有集权色彩的普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俄罗斯政治制度文化仍然没有彻底洗清集权和专制的色彩。

三、东西交错的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包括价值观、行为方式、习俗、饮食起居等。由于习俗与饮食起居常常受到地理环境的直接影响, 因此俄罗斯人的习俗与饮食起居无所谓东方式的或是西方式的, 它本身就是俄罗斯式的, 在此没有讨论的必要。而更重要的、影响更为深远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则深受文化和历史的影响, 值得深入探讨。

1.价值观

首先, 强烈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爱国主义。这是哲学家H.O.洛基归纳的俄罗斯精神的第一条[6]。集体主义价值观与俄罗斯集权主义、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有关。俄语中有大量这样的谚语, 如“一人聪明就好, 两个人智慧更强”、“大家在一起, 死也不足惧”、“独夫不成兵”等。俄罗斯人崇尚集体英雄主义, 是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体现。个人自由、个人尊严、个人价值在俄罗斯传统价值观中是不受重视的。这与东方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十分相似。

其次, 重精神, 轻物质。这一点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俄国作家十分推崇那种为了精神信仰而放弃和牺牲物质利益的人物形象, 如保尔柯察金、谢尔盖·拉多涅什基、梅西金公爵等。在实际生活中, 俄罗斯人不喜物质享乐。邵丽英基于实地经验认为, 俄罗斯人“与世俗的享乐保持距离”[7]。这一点与东正教教义密切相关, 却与西方享乐主义不同, 而与东方吃苦文化相近。

2.行为方式

俄罗斯人最显著的, 也是学界讨论最多的行为方式或者说民族性格, 是“好走极端”。对此俄罗斯人自己认识得比别人都清楚。别尔加耶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中写道:“他们不可能处在精神生活的中间、文化的中间, 他们的精神意向在于终极和极端。这是两个极——正极和负极, 表示同一个终极的意向。”这种行为方式在俄罗斯的政治改革中也可以看出来。他们可以一下子推翻封建政权建立工人阶级政权, 也可以在瞬间全面否定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 以资本主义国家的身份重新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这种极端的行为方式既不是东方的, 也不是西方的。像是一个阴晴不定的孩子, 不知道该选择那一边。但是一旦选择了一个阵营, 就将完全抛弃另一边, 尽管不久前他还是那一边的“领头人”。这是一种还不成熟的行为方式, 是俄罗斯文化双重性带来的一种直接的负面效应。

参考文献

[1][英]泰勒.原始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2]姚海.俄罗斯文化之路[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3]文池.在北大听讲座第八辑:俄罗斯文化之旅[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2.

[4][俄]泽齐娜, 等.俄罗斯文化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5]陈艳.王宪举.俄罗斯[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8.

[6]刘玲.俄罗斯——民族性格与文化特征[J].天府新论.2002, (6) .

洗发+护发=双重护发 篇5

洗发

1、用温水洗发。洗发水的功效在温水时最佳。如果水太热,它会使你的头发干而且发痒。如果水太冷,香波就不会被彻底冲洗干净。如果已经冲洗干净头发之后再来一阵凉水,会使头发更有光泽。

2、用两遍洗发水。首次的洗发水可以除去油垢和做以型时的辅助用品,第二次洗发能使头发更蓬松。

护发

1、首先确信你使用了正确的护发素。蛋白质类的有助于加强头发和头皮的滋润与耐力,保湿类的能增强头发的柔软与光泽。

2、使用护发素之前,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或至少把头发上残留的水份挤掉,头发里水太多时,护发素不能有效被吸收。

双重文化 篇6

【关键词】西部地区 民间音乐文化 旅游文化产业 双重可持续发展 支撑性因素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07C-0050-03

西部地区民间音乐文化纷纷进入旅游产业,它们一起催生了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的大量涌现,导致旅游业的兴盛,但是,据现实的情况来看,里面隐藏的危机也是比较严重的。要使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获得持续性地发展,我们有必要弄清楚是什么因素在支撑着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在支撑着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由此充分利用各种支撑性因素,建立起良性运作的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使民间音乐文化与旅游文化产业能够做到双重可持续地发展。

一、支撑性因素的构成形式

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包括民间音乐文化和旅游文化产业两大部分的内涵,所以,要使它发生良性的运作,必须一方面要给予民间音乐以支撑,另一方面又要给予旅游文化产业以支撑。西部地区的民间音乐文化与旅游文化产业是一个很庞大的结构体系,其具体的构成因素多样而复杂,所以其具体的支撑因素也是复杂的,我们难以尽述。在此我们只能对它们进行抽象,从一般的角度加以探究。支撑民间音乐的因素主要有原生态民间音乐,包括各种音乐的品类、音乐的结构和风格特征、音乐的地域和民族特征、音乐的操作者、乐器和乐队的构成、音乐的文化内涵、音乐赖以生存的地理和人文背景等内容。支撑旅游文化产业的因素主要有政策策略、产业的规章制度、财力结构、管理水平、人才谋略、产业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等。

总括起来,西部地区民间音乐文化和旅游文化产业的支撑性因素主要有原生态民间音乐、政策策略、规章制度、财力结构、管理水平、人才谋略(本文的“人才谋略”不是“人才战略”。它是指“人才”和“谋略”两个词的并列关系;没有修饰关系,不是指“人才的谋略”)、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八个因素。

二、支撑性因素的来源及其相互关系

为了便于下文支撑性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阐释,在此我们需要了解支撑性因素的背景,尤其是它们的来源问题。就主要的方面而言,支撑因素的来源主要有原生态音乐源地、政府部门、旅游企业、研究单位和学校等几个方面。

原生态音乐源地指的是原生态音乐的发源地,包括旅游文化产业所使用的民间音乐的来源地,诸如乡镇、村落、街道、庙宇、道观等地方,它们能够提供原生态音乐、乐人、乐器和与此相关的文化内涵诸因素,提供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因素。它是最为基础的核心因素,其他的因素只能是因为它的存在而起作用。

政府部门就是指政府的各级部门,本文指的是与某个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关系密切的部门。它们主要能够提供政策策略的支撑,比较高一级的部门制定出相关的政策和策略进行指导性的宏观调控,关系密切的一些政府部门制定出一些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政策和策略,直接对某些民间音乐文化产业建构、组织管理、经营运作给出方针策略,有一些部门还直接参与其中的许多事务。除行政措施外,政府部门还可以用经济政策进行调控,还可以给予拨款、借贷等财力支持,还可以调配人才支持科研等给予支撑。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提供的支撑性因素可以左右某个或某些旅游文化产业的生死存亡。

旅游企业是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的法人组织,它提供的是产业的规章制度、管理水平等因素,直接对企业进行操作营运,管理企业;同时提供人才谋略因素,对人才实行调配和优化组合,制定企业发展的谋略,给企业发展的远景绘制蓝图;也负责财力方面的调配使用,承担财力和破产的风险等。其他所有的因素,都要经由它才能落到实处,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

研究单位和学校指的是那些相关的研究单位和学校。研究单位有研究院、研究所和一些其他的研究部门;学校有与民间音乐和旅游产业相关的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院校,或者综合性高校的院系和艺术院校的部分专业。它们主要提供的是人才的支撑因素,为原生态民间音乐的研究、民间音乐旅游项目的策划和操作提供人才;为旅游文化产业的研究、策划建构、操作管理提供人才;同时为政策策略、规章制度的制定,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资源的挖掘和开发提供支撑性的因素。可以说,在所有支撑性因素当中,它起着基础的支撑作用,是旅游文化产业基础的来源。目前在旅游文化产业的开发中,对其基础支撑作用认识存在很大的不足。

三、支撑性因素的支撑方式

支撑性因素的支撑方式是研究西部地区民间音乐文化和旅游文化产业支撑性因素的核心问题。在揭示各支撑性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其支撑的运作模式,对建构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的良性运作模式,使民间音乐文化与旅游文化产业能够做到双重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总体上来看,支撑性因素的支撑方式总是一种综合性的支撑,各种因素不同程度地起着其支撑作用。但是,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往往有偏向,哪一方面的支撑性因素力度较大,就会上升到问题的主要方面而居于主导地位,控制着旅游文化产业的性质和倾向,因而,呈现出各种类别来。就目前旅游文化产业中实际的支撑情况进行归纳,其主要的支撑方式大致有乐源支配式、政策支配式、经济控制式、智力调控式等几种。

(一)乐源支配式。乐源支配式指的是以原生态民间音乐支撑因素为主,其他支撑因素为辅而构成的一种支撑方式。在这种支撑方式中,支撑民间音乐的因素——原生态民间音乐,包括各种音乐的品类、音乐的结构和风格特征、音乐的地域和民族特征、音乐的操作者、乐器和乐队的构成、音乐的文化内涵、音乐赖以生存地理和人文背景等,具有较大的支撑力度,上升到问题的主要方面而居于主导地位,使旅游文化产业呈现出原生态民间音乐的各种性质。在这种支撑方式当中,产业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这两个因素,紧密地配合原生态民间音乐,作为原生态音乐的生存环境,也具有较大的支撑力度,它居于第二位。其他的支撑因素处于从属地位,发挥的作用次之。

这种支撑方式下,其旅游文化产业举办者多为民间村坊组织和村一级的政府,其运作方式多为民营集资合办型。

(二)政策支配式。政策支配式指的是以政策支撑因素为主,其他支撑因素为辅而构成的一种支撑方式。在这种支撑方式中,政策支撑性因素力度较大,上升到问题的主要方面而居于主导地位,控制着旅游文化产业的性质和倾向。可以讲,在这种支撑方式下的旅游文化产业,就是政府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体现形式,也就是政府观念的物化形式。在这种支撑方式当中,由于政府行政措施强大力量的作用,其他的支撑因素,如果能够受到政府重视的话,也能起到较好的作用。政府可以督促规章制度的建立与实施,管理措施的实行;可以组织专家团队进行研究,出谋划策,帮助制定其产业的蓝图;可以调配其人员结构;可以给予经济支持等,因此,规章制度、财力结构、管理水平、人才谋略这些支撑性因素能够发挥到一定的程度,具有较大的支撑力度,居于第二位。其他的支撑因素处于从属地位,发挥的作用次之。在这种支撑方式当中,原生态民间音乐被任意调配,往往不能发挥它应有的基础作用。

这种支撑方式下,其旅游文化产业一般为政府主办;亦可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采用招标方式政企联合举办。

(三)经济控制式。经济控制式指的是以财力结构支撑因素为主,其他支撑因素为辅而构成的一种支撑方式。在这种支撑方式中,财力结构支撑性因素力度较大,上升到问题的主要方面而居于主导地位,拥有财力的组织、单位和个人控制着旅游文化产业的性质和倾向。在这种支撑方式当中,政策策略也是具有较大支持力度的支撑因素,因为政策和策略有时候会转化成经济支持力,在一定政策策略的允许范围内可以拨款和借贷,所以,政策策略支撑因素居于第二位。其他的因素次之。在这种支撑方式当中,原生态民间音乐处于一种被支配的配角地位,受经济因素的任意调配,不能发挥它应有的基础作用。

这种支撑方式下,其旅游文化产业多用招标的形式兴办,或被企业家承包,由企业家投资承办,或由一些财团和企业联合出资合办,政府也可以通过拨款参与其中。

(四)智力调控式。智力调控式指的是以人才谋略支撑因素为主,其他支撑因素为辅而构成的一种支撑方式。在这种支撑方式中,人才谋略支撑性因素力度较大,上升到问题的主要方面而居于主导地位,控制着旅游文化产业的性质和倾向。在这种支撑方式当中,政策策略具有较大支持力度,因为政策和策略是在人才所研究的谋略中产生的,它居于第二位,同样,规章制度和管理水平也是在人才所研究的谋略中产生的,它们的支持力度较之于政策和策略,稍次之。其他的因素又次之。在这种支撑方式当中,对于原生态民间音乐的支撑力度,要分两头来说,如果在谋略中对它足够重视的话,原生态民间音乐支撑力度的地位应不亚于政策策略的地位;若是对它不够重视的话,它处于一种被随意支配的配角地位,就不能发挥它应有的基础作用。

这种支撑方式下,其旅游文化产业多是一些产学研的形式,或者由校企合办,或者政校合办,或者由政校企三方联合举办,或者由企业家投资承办,学校或研究院所参与其中等。

四、支撑性因素的合理运用及其重组

要建立起良性运作的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使民间音乐文化与旅游文化产业能够做到双重可持续发展,我们就要充分地发挥各种支撑性因素的积极作用,合理地利用它们。怎样才能做到充分合理地利用各种支撑性因素,这是我们最终要解决的问题之所在。基于上述的分析,上述四种支撑方式都有其利弊,都没能很合理地利用各种支撑性因素,特别是原生态民间音乐支撑性因素很不受重视,导致本末倒置的现象出现,造成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因此,我们有必要根据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的具体情况,对各支撑性因素进行重组。就一般的情况而言,重组时我们应该遵循如下的原则。

(一)原生态民间音乐支撑性因素放在第一位。因为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是利用民间音乐建构起来的旅游文化产业,它虽然具有二重性,即民间音乐和旅游文化产业,但是,民间音乐应处于基础地位。可以说,没有民间音乐,就没有民间音乐的旅游文化产业,因此,原生态民间音乐支撑性因素必须放在首位。由此,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这两个支撑性因素也被提了上来,它们必须是和原生态民间音乐相吻合的,也就是说,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的建构不能脱离原生态民间音乐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

(二)人才谋略支撑性因素放在第二位。在确定原生态民间音乐支撑性因素的基础地位之后,策划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蓝图之前,必须制定谋略。制定谋略主要依靠的因素就是人才,所以,人才谋略的支撑性因素应该是居于第二位的。其中,人才集团必须是具有多重成分的,必须保证有民间音乐方面的专门人才,包括具有民间音乐学术修养、能够主持策划音乐项目的专家,更重要的是要有具有高超的原生态民间音乐实践技能的民间音乐专家;同时又必须具有熟知旅游产业发展规律和管理技能的、具有策划组建旅游产业的旅游产业专家;还需要研究社会和文化变迁发展规律的文化学方面的专家和其他相关的专家学者,由他们组织一个具有合理而全面的知识体系结构的智能团,由他们进行综合研究,在充分论证以后,统筹兼顾,经过深思熟虑,产生谋略。

(三)政策策略支撑性因素放在第三位。经由智能团深思熟虑所产生的谋略,涵盖了多方面的内容。他们的谋略,从大的方面讲,可以左右政策策略和有关的法规的制定,或者是直接体现为政策和法规的形式,用以指导和调控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的运作;从小的方面讲,就是为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的策划、组建和运作管理提供计划和策略,那么,产业规章制度、管理水平、财力结构这三个支撑性因素被提了上来,因为它们都属于旅游产业管理的策略。政策策略支撑性因素实质上就是人才谋略的结果,因此,它紧跟在人才谋略之后。

把西部地区民间音乐文化和旅游文化产业的八个支撑性因素按照上述的三条原则进行重组,实质上就是将八个支撑性因素进行优化组合,使其能够获得应有的位置,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发挥他们最有效的综合效果。这样,从原生态民间音乐文化和旅游文化产业的双重角度出发,以原生态民间音乐支撑因素为基础,保证了旅游文化产业的民间音乐的特色,消除了只顾产业,不顾民间音乐文化价值的弊端,在保持这个基础的基础上,经由包含有民间音乐、旅游产业和社会文化发展等方面的专家组成的智能团的研究,制定谋略,这些谋略是真正体现了民间音乐文化和旅游文化产业,以及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的精髓的,这些谋略又以政策策略的形式,产业规章制度的形式,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的策划、组建和运作管理的计划和方案的形式,作用于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必须能充分合理地利用各种支撑性因素,建立起良性运作的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使民间音乐文化与旅游文化产业能够做到双重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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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婷.旅游演艺:还要找准独特的民族经典元素[J].今日海南,2010(2)

【基金项目】2012年度广西高等学校一般资助科研项目(201203YB187)

【作者简介】陆栋梁(1962- ),男,广西灌阳人,博士,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教授,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

阿Q性格的双重文化基因及其他 篇7

《阿Q正传》承继我国小说的民族传统, 以“传”的叙事形式, 运用喜剧手法叙述阿Q短暂而悲剧的一生, 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一既有生动鲜明的个性, 又蕴含深广的社会文化内涵的艺术形象。阿Q成为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艺术典型。对阿Q性格特征的解读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和深化。阿Q形象的丰富文化内涵, 对学者来说, 似乎仍是一个未解之迷。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解读产生阿Q性格的文化基因及其心理特征。

二.阿Q性格的传统文化基因

人的基因由遗传决定, 只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变异。文化基因同样如此。“人是文化的动物”, 一个民族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塑造了民族性格, 是形成某个民族性格共同特征的文化基因。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内陆农耕文明, 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 形成了中国历史悠久自成体系的民族文化。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文化。其基本特征是皇权至高无上和不可分割, 皇权不可转让, 皇位实行世袭, 君尊臣卑等。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专制主义的决策方式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西汉时代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把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文化确立为封建正统思想文化。从此,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定型。专制制度篡改歪曲儒家思想为其专制统治服务, 宣扬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 成为中国传统主流价值观。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制度文化和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绵延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历代统治者以专制主义扼杀人性, 以儒家文化包装奴性。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专制主义和奴性文化, 这是形成国民性的主流文化基因。

鲁迅注重中国国民性反思与批判, 他曾这样论述:“实际上, 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 至多不过是奴隶。”鲁迅认为“自卑和内讼, 是我国民的劣根性。此劣性一天不拔去, 就一天不能脱离于奴才。”鲁迅深刻揭示了奴性文化是形成沉默的国民的文化基因, 而自卑和内讼是奴性文化显著的特征。鲁迅指出:“最内讼的人, 是在幻想中求满足……隐蔽之欲望, 乃于白日梦或夜梦中得偿补之。其结果遂将此伪象与真实生活相混杂连结。真实的现象, 都用幻想来曲解。”鲁迅所揭示的国民内讼的性格特征不正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表现吗?

三.阿Q文化基因结构及其心理特征的文本解读

鲁迅曾说:“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 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 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 也还是卑怯的国民。”封建专制社会的国民大多具有专制主义和奴性主义双重文化基因。基因的表现形态呈现多样性, 国民性格也具有复杂多样性。有凶恶残暴的狼、伪善的披着羊皮的狼、偷窃成性的黄鼠狼、温驯善良的绵羊、正直不驯的山羊。还有介于狼与羊中间的一类, 不如说更像狗。狗又有许多品种, 有唯命是从、凶恶残忍的狼狗、地位尊贵、养尊处优的宠物狗、摇尾乞怜、圆滑精明的哈巴狗, 还有懦弱卑怯又贪婪霸道的流浪狗等等。奴性和流氓性是阿Q的双重文化基因结构。基因可以分为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奴性是他的显性基因, 流氓性是他的隐性基因。阿Q是羊还是狗呢, 当然更像狗, 那种既懦弱卑怯又贪婪霸道的流浪狗。

双重文化 篇8

一、胡塞尼双重文化身份概述

(一)胡塞尼生长在阿富汗

胡塞尼出生在喀布尔市,家境显赫,是当地有名的旺族。胡塞尼在阿富汗度过十几年的快乐时光,这是其文化的根源所在。阿富汗是胡塞尼及其祖辈的血缘纽带,这里给予了胡塞尼一生的民族身份。在《追风筝的人》中,胡塞尼进行半自传式的描写,讲述自己的童年,讲述父亲的房子及父亲在各地买来的日用品与装饰品,尽显其童年的欢乐与美好。身为大学教师的母亲在胡塞尼文学启蒙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母亲引导胡塞尼阅读阿富汗语言故事与诗歌,从而建立了胡塞尼阿富汗语言习得的基础,以致在其作品中也会运用大量阿富汗语言和俗语,对于俗语胡塞尼并未作出相关的翻译或注释,而是直接使用,充分地表现了其对母语的尊重与习惯,并且在故事展开时通常利用阿富汗寓言故事或传说作为线索,可见其对阿富汗文化的认同。基于此,从血缘身份和文化底蕴便可看出胡塞尼的文化身份特征——阿富汗人。

(二)胡塞尼移居美国

由于胡塞尼父亲工作的原因,其一家人经常旅居国外,并且在阿富汗经历动乱之后,他们不得回国,最后得到美国救助取得绿卡定居美国。这之后胡塞尼接受西方教育,在其成长和生活过程中体会到了美国社会的安定与团结。他在作品中对阿富汗战争的残忍与战后阿富汗的狼藉进行了相关描写,同时也描写了美国生活的便利与稳定,至此形成鲜明的对比。当胡塞尼在美国有了安稳的生活之后,才开始自己的小说创作,这时其已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在对阿富汗的描写中视角更加独特,并且更具客观性,作品中人文情怀强烈,批判了阿富汗种族歧视的事实。并且胡塞尼对英语的运用达到了纯熟的境地,其作品以全英文的形式展示,并具有较高的语言运用技巧。由此可见,在语言运用和工作环境方面胡塞尼已具备美国文化身份,是一个地道的美国移民。

(三)胡塞尼的双重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的认同范围广泛,包括时间上的现在与过去,也包含与生俱来的民族文化和身处的异族文化,在这些内容的影响下,主体会对本族文化和异族文化产生相应的认同感。由于主体经历的不同,其文化身份双重或多重的可能性极大,由此决定了文化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同时,文化身份的认同情况对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胡塞尼作品中便可体会双重身份认证的作用,一方面他熟悉阿富汗文化与历史,在其作品中能够将真实性表现出来,并通过诗歌等内容的运用给人以独特的体验;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小说情节的构造多以人性角度出发,并通过语言的合理运用将阿富汗故事展现给更广泛的读者。由此可见,胡塞尼的双重文化身份使其作品充满巨大能量,极富情感底蕴。

二、以胡塞尼主要作品为例解读其双重文化身份

(一)以《追风筝的人》为例

胡塞尼在作品创作的过程中以人性化视角出发,救赎自身对故土的依恋情怀,以此达到对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重建。他借助小说创作,利用主人公的生活轨迹重新展示阿富汗民族形象,人物的从逃离到回归,既展示了民族向往和平的变化,也预示了胡塞尼对自身阿富汗族裔身份的认同。例如在《追风筝的人》这部自传式小说中,以主人公阿米尔由背叛到救赎再到成长为真正的男人的历程为主要叙事情节,小说创作恰逢9·11事件发生时期,人们对阿富汗的印象停留在暴力、凶残的层面,但是这是镜头传递给人们的信息,并非就是完全真实的。在《追风筝的人》中,胡塞尼旨在为世人展现一个真实的阿富汗,通过其对街景、建筑甚至足球赛等富有生活气息事物或场景的描写,并对比战争对阿富汗造成的破坏,使得读者明确是战争破坏了阿富汗,而并非阿富汗自身便是凶残的。同时,长期的战争也使得阿富汗人民具有逃亡、背叛和盲目的综合特性,胡塞尼的文化身份促使他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剖析错综复杂人性关系背后蕴含的无奈与救赎,为读者展示真正的阿富汗灵魂所在。比如阿米尔为了父爱背叛哈桑,但是却受到灵魂的谴责,选择通过帮助哈桑的孩子来实现救赎。除此之外,父亲同样行走在救赎的道路上,其迫于种种原因不能与哈桑相认,只有通过默默关心或者行善他人来进行弥补,实现自身灵魂的救赎。在这些人物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展开过程中,读者在感受真实阿富汗的同时,也能深深体会到作者对故土的依恋之情,虽然胡塞尼因为战乱离开故土,但其在生活中煎熬与内疚,在移民生活中感受着世人对阿富汗人的歧视与误解,因此力争用自己的努力甚至作品来改变阿富汗的形象,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身双重文化身份的认同。

(二)以《灿烂千阳》为例

胡塞尼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其为读者展示残酷的现实之后,作品中还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将现实撕裂的伤口修复,给读者以心灵的慰藉。例如在其作品《灿烂千阳》中,其将视角投射在处于底层的阿富汗妇女身上,向世人展示外表柔弱、受到环境限制的女性内心的坚强与救赎的勇气。小说中对阿富汗女性的衣着——布卡进行了大量描述,其是阿富汗女性的传统服饰,长袍、面纱、头巾的组合将女性全副包裹,甚至会阻挡其视线,对其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由此可见女性在社会中受到诸多限制,给世人以女性默默承受其与生俱来的命运的压迫感。但是事实上,她们热爱生活,怀揣希望进行不懈的斗争,这是胡塞尼小说为我们展示的阿富汗女性真实形象。在《灿烂千阳》中胡塞尼塑造了两个全新的阿富汗男性形象,即莱拉的父亲和她的男朋友,他们尊重女性的学识和思想,可以看作消除男权中心主义的预示。胡塞尼在这里将西方自由平等的思想寄予阿富汗发展之中,希望祖国在发展过程中能够真正接纳自由平等的思想,颠覆女性受男性摆布、成为男性经济附属品的传统习惯,为女性赢得真正的独立、平等、勇敢。由此可见,胡塞尼对阿富汗的男权中心主义是不认可的,其希望通过描写女性的勇敢与坚毅,使得世人能够感受其对自由平等的渴望。这同样也是胡塞尼阿富汗族裔和美国移民双重文化身份认同的体现,力求应用自由平等的思想缓解阿富汗女性的悲剧。

(三)以《群山回响》为例

胡塞尼经历过被迫离开故土,在政治与战争的影响下,阿富汗几百万民众逃离祖国,成为他国移民甚至成为难民,基于此,胡塞尼在创作过程中将视角投向了流散在外的族裔,通过表现他们的彷徨和回归来实现自身双重身份的认同。例如在《群山回响》中,胡塞尼依旧以战争时期的阿富汗为背景,但是其将主体设定为流离在外的阿富汗群众,讲述他们在外邦生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尤其以文化认同和生活习惯的矛盾为主,最后通过心理回归实现自身的救赎。胡塞尼对移民生活具有深刻的体会,物质的丰厚和生活的稳定都不能消除灵魂的漂泊感,在他乡中对故土的回忆,新文化新环境的适应及新身份的确认都会加剧人民的焦虑情绪,胡塞尼准确地把握了移民的真实心理,并渗透其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人性视角,对移民的生活现状与渴望回归的心理进行描写。在小说中,铁木尔和伊德里斯本是因为处理家族财产才再次回到阿富汗,但是面对祖国的落后与破败,其毅然决定留下来重建祖国,这是回归的真实而直接的表现,是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可与复位。同时马斯科在多年漂泊后选择回到母亲身边,这种回归促使其选择冰释前嫌。这样的事例在小说中很多,阿富汗人民的回归是根深蒂固的故乡情与向现实妥协相融合的情愫,与祖国与生俱来的血缘与记忆是无法割舍的,但是异国安稳的生活和平静的生活是摆在每个流散在外的族裔面前的现实问题,有的人选择回归,有的人选择现实,但现实并不是背叛而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妥协,更是两种文化身份在认同过程中的利弊权衡的结果。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胡塞尼的移民身份赋予其创作中的双重文化身份,阿富汗生人的身份决定其对阿富汗描写的真实性与鲜活性,并在字里行间展现了无尽的感情,这是没有相关经历的作家无法企及的高度;同时其移民到美国,在那里定居生活,骨子里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其作品中体现出西方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和批判精神。在这一过程中胡塞尼视线里利用西方语言描写阿富汗,将阿富汗展现给西方人,并在写作过程中注重文化之间的差异,消除了外界对阿富汗的误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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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文化 篇9

关键词:中国,传统刑事诉讼文化,双重性格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矛盾性, 一方面具有积极向上、源远流长的特点, 另一方面展现的却是消极低沉、晦暗封闭的, 这种两面性体现了文化的包容性。杨宪邦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高度的概括, 它的基础是自然经济, 基本观念是以家族、血缘为主的纲常伦理。相对应的产生了对这种宗法等级的抨击和反对, 这两种文化力量的相互对抗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矛盾。在中国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 形成了我国传统刑事诉讼文化在思想和法律制度上的两重性格。而这种双重性格相互对立统一, 促进了我国传统刑事诉讼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文化的积淀与超越性可以将历史带到现实, 两者相互联系, 理解和分析传统刑事诉讼文化带来的双重性格意义深远, 以史为鉴, 才能构建更完善健全的刑事诉讼结构。

一、法律制度规范与行为肆意的对立性

法律制度的制约使人们按照一定的程序行事, 而刑事诉讼的显著特点就是按照法律程序提起诉讼、审判等, 而在我国历史上却显示出诉讼的低程序化。在古代, 我国就有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 西周时期, 就有不同的司法机关对这两种类型的诉讼进行处理。分民事诉讼主要包括婚姻、财产等矛盾纠纷问题, 很少使用刑罚询问, 更多的是根据以往积累的经验处理诉讼。刑事诉讼指的是触犯法律具有犯罪行为, 重视口供, 用刑讯较多。

统治者在使制度规范的同时, 出现了镇压百姓、无视程序的制度。在中国古代, 君主专制决定着君王权利的至高无上, 皇族可以无视法律, 肆意妄为, 动摇了刑事诉讼程序化的进程。明朝的厂卫制度直接反映了传统刑事诉讼程序在君权之下的脆弱, 皇帝利用东厂、西厂、锦衣卫等厂卫机构实现监控、收集情报等职能, 体现了古代王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强化皇权肆意欺压和控制百姓。

在中国古代的官僚向上回馈的制度下, 用口供审讯和收集物证认真审查的官员一般很少, 多通过酷刑定案, 如此之下, 贿赂和人情使官员恣意判案, 损害了诉讼文化的公正性。刑事诉讼的程序在太平盛世期间往往能得到尊重和执行, 而在王朝没落、硝烟四起的时候, 法律制度是难以制约人们的行为的, 此时的程序更有可能沦为官僚榨取百姓利益的手段, 相互勾结, 用残忍的酷刑逼迫百姓就范, 而这直接冲击了制度下的刑事诉讼程序, 最终促使程序的瓦解。

二、滥用刑罚与精神体恤的双重性

对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最深感受是中国古代的刑罚类型多、手段残忍, 令人瞠目结舌, 而这是与博大精深、宣扬仁与德的传统文化并行的诉讼文化。但是在折磨人精神与肉体的刑罚之下, 同时存在充满人情味的制度, 体现了我国传统诉讼文化在精神上的体恤, 恤刑是针对不同人所受刑罚的程度而定, 使官员在使用刑罚的时候, 能谨慎用刑。在对待老人、孩子和孕妇等弱势群体时, 会采取减轻或者免除刑罚的待遇。对监狱的犯人, 也有体现体恤的制度程序, 《晋令》指出, 监狱的构造需要安全坚固, 被子需厚实, 犯人可以得到家人的探视, 管理机构有衣服和医药的供给, 保证了罪犯的衣食和健康, 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 以及在中国传统诉讼程序中对囚犯的关怀。

刑讯在建立奴隶制国家的时期就已经产生, 通过残忍的刑罚逼迫认罪, 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往往会使无罪的人认罪, 这也是产生冤案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在某种程度之下, 能有效地让罪犯伏法, 成为了古代中国判案的重要手段之一。古代的刑讯手段繁多, 极为变态、极端的酷刑给犯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难以忍受的认罪, 能忍受的坚持到底, 完全打破了查案的合理逻辑, 古代狱卒将快乐建立在犯人的极度痛苦之上, 将人性的丑恶暴露无遗, 以及对生命的亵渎。

三、直觉判案与讲究证据的两面性

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思维方式结合了直觉与证据的对立统一, 早在西周的时候, 国家就确立了“五听”查案, 通过观察语言、行为、神情等了解人的心理, 直觉判断是否说谎, 在《周礼·秋官·小司寇》中提到“以五声听狱讼”, 一是如果嫌疑人言语错乱, 说明理亏。二是观察面目神情, 如果脸红紧张表示有问题, 三是听呼吸, 如果急促喘息说明有嫌疑, 四是看听觉反应, 如果没有理会说明紧张有鬼, 五是看眼睛, 如果不敢对视, 出现慌乱的神情, 表明恐惧。总而言之, 就是通过人的反应、神态和举动折射出心理活动, 进而判断出是否有犯罪的嫌疑, 这就是古代中国的直觉判案, 凝结了中国古代官员判案的智慧与经验, 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与直觉判案相对照的是讲究证据的理性判断, 中国传统文化渗透着理性主义, 也折射到了中国传统诉讼文化中去。中国哲学提倡用理性挖掘事实和得出真理, 与西方的理性不同的是, 中国哲学推崇理性渗透到行为中去, 体现了具体的理性, 反应了每个事件后都具有一定的规律。在古代的传统诉讼中, 对杀人案件, 法医会通过尸检收集证据疑点, 对欺诈诬陷其他案件, 会通过他人口供和物证收集证据, 体现了古代的传统诉讼的合法性和科学性, 汇集了中国古代查案的理性经验, 推动了刑事诉讼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上升到对事物背后合理次序和性质的探究。

结束语

中国传统刑事诉讼文化在精神、思维方式和程序等方面产生的双重性格, 归根结底是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产物, 我国传统文化将它的复杂性、两面性渗透到了中国的传统诉讼文化中去。现代人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审视, 需要汲取中国传统刑事诉讼文化的精华, 重视历史上刑事诉讼文化的双重性格对我国诉讼文化今后发展的影响。在这面镜子下, 反思我国当下的刑事诉讼存在的缺陷, 以及需要借鉴的经验, 加强对刑事诉讼文化的合情合理化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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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文化 篇10

一、既是“传播者”, 也是“受传者”

音乐是听觉艺术。人类通过有组织的音响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 并在传递信息中进行相互交流、相互分享。“音乐传播是音乐现象得以存在、音乐作品得以实现其功能的人的一种社会行为。这种社会行为最简单的表现就是一个人将音乐作品以特定的形式传送给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音乐接受者的生理感官在接受了这些音乐信息并产生心理效应 (理解) 后, 再将某种反馈信息 (或产生心理效应后的情绪表现) 传递给传播者。”在这个传播过程中, “听”是最为重要的。从远古时代开始, 人类用智慧和灵感创造了音乐, 在劳动、生活、交往中进行着音乐传播行为。传播者、受传者和音乐 (信息) 是音乐传播的三要素, 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没有音乐传播, 就没有人的音乐。音乐的社会存在也正是凭借音乐的传播才能得以实现。

学校音乐教育是通过师生双边教学活动完成课程内容, 发展学生音乐能力, 形成音乐基本素养, 最终达到以乐育人的目的。传播在汉语词解中有“传递、传送、传达、散布”之意。教学中, 教师的“教”是将知识 (信息) 传递、传送给学生, 学生在接受、受传后达到“学”知识的目的, 是一种动态行为。音乐传播是音乐传播者 (创作者、演唱者、演奏者) 将传播内容 (信息) , 通过媒介 (乐谱、报纸、杂志、书籍、唱片、无线电广播、电视、网络等) 的手段, 传递给音乐受传者 (听众) , 这也是一种动态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 音乐教学活动实际上就是音乐传播活动。

广义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是指“要以在中华民族历代生产斗争、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文化为深厚基础和广阔背景而进行的音乐教育”。无论是先秦时期的“金石之乐”、汉魏时期的“相和歌”, 还是唐代的歌舞大曲;无论是宋元时期的词调音乐和琴曲, 还是明清时期的戏曲、说唱和民歌;无论是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蒙古的“长调”, 还是藏族的“藏戏”、回族的“花儿”, 均属于母语音乐文化教育的范畴, 且都是在口耳相传的音乐传播活动中流传至今。

音乐教师是母语音乐文化教育的传播者。教学中, 传播者 (音乐教师) 将“母语音乐”、“本土音乐”通过歌唱、演奏、舞蹈的表演方式传播给受传者 (学生) , 学生在接受后 (审美情趣、欣赏习惯等) 以相应的方式发出反馈 (审美认同、产生共鸣等) 信息, 以此反馈协调音乐传播者的行为。音乐教师在传播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音乐教师也是母语音乐文化的受传者。从学习的角度来看, 音乐教师在担任音乐传播者角色的同时也是音乐传播的受传者。因为, 音乐教师在对学生进行音乐传播行为之前, 自己首先要通过乐谱、唱片等媒介先接受音乐的传播, 在反复受传后, 转为传播者。反复受传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说, 音乐教师在音乐教学活动和音乐传播活动中具有双重角色的身份。

二、既是“开发者”, 也是“守护者”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源远流长。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 许多传统音乐作品也在发生着变异, 有些甚至消亡。传承传统音乐文化是音乐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 (2011年版) 》指出:“地方和学校应结合当地人文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传统, 开发具有地区、民族和学校特色的音乐课程资源。要善于将本地区民族民间音乐 (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音乐项目) 运用到音乐课程中来, 使学生从小受到民族音乐文化熏陶, 树立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意识。”

音乐教师是课程资源的开发者。王耀华教授曾说过:“凡是扎根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之内的优秀音乐文化都是继承和教学的资产。”音乐教师应将本地区优秀的、典型的乡土音乐如:西安鼓乐、湖南花鼓戏、江南民歌、福建南曲、苏州评弹、河南豫剧等, 合理的开发并引用到学校音乐教育中, 编写成本校或地方教材。通过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 在听, 看、唱、奏、舞中, 让学生了解、感受和掌握当地的乡土音乐, 使他们从心底里喜爱本土音乐, 并对本土音乐的学习产生兴趣, 为自我传承奠定基础。

音乐教师更是母语音乐文化的守护者。音乐教师在课程资源开发中, 首先要对本地区音乐文化进行挖掘, 对其起源、流变、现状做详细梳理;其次, 将已挖掘好的资源进行整理、编撰成文本;最后, 再在教学实践中传播给学生。音乐教师开发课程资源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守护母语音乐文化的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母语音乐教育中的一份子, “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是学校音乐教师共同的职责和使命。

三、既是“传承者”, 也是“创新者”

学校音乐教育课程性质的人文性体现在民族性、时代性和传承性三个方面。狭义的“母语音乐文化教育”是指“从母语的音乐入手、以母语的音乐为基础的音乐教育”。“母语”是人生下来第一个习得的语言。母语音乐对每个人来说是“建立在其‘母语’基础上的音乐, 是和他的第一语言相联系的音乐, 而不是和第二语言或其他各种语言相联系的音乐。”学习音乐首先要像学习语言那样学习本民族的母语歌曲, 以此培养儿童对本民族音乐文化的深厚感情。匈牙利著名作曲家、民族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柯达伊指出:“灵魂的基础不能由两种基质的东西构成, 一个人只能有一个母语, 音乐上也是这样。用两种语言培养的人, 永远不会精通其中的某一种。”

音乐教师是母语音乐文化教育的传承者。我国地大物博, 民族众多, 每个地区和民族的优秀音乐文化都应成为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内容。方言是因地域差别而形成的语言的变体, 受其影响, 各地的方言音乐便成为其“母语音乐”。如:陕西地区的“信天游”、“眉户调”, 安徽地区的“黄梅戏”, 四川地区的“川剧”、“川江船夫号子”, 广东地区的“粤剧”、“咸水歌”等。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如:蒙古族的“长、短调”, 藏族的“囊玛”, 羌族的“萨朗”, 锡伯族的“塔拉依乌春”等, 就是其“母语音乐”。教师在传授的过程中, 应当充分发挥音乐教育的文化传承功能, 通过教学活动, 学习本民族、本地区的民歌、儿歌和方言, 以“母语”、“母语音乐语言”、“舞蹈语言”去说、唱、奏、跳。教与学的过程其实就是母语音乐文化传承的过程。

音乐教师又是母语音乐文化教育的创新者。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历史。音乐是最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形式之一, 音乐创造始终贯穿于人类音乐行为的全部过程, 每个民族的音乐在传承发展的过程中都有创新。如:陕北民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就是由农民诗人孙万福在陕北安塞民歌《光棍哭妻》的曲调上填词传唱至今的一首民歌。再如:国粹“京剧”就是融合了徽剧和汉剧, 并吸收了秦腔、昆曲、梆子、弋阳腔等艺术的优点在北京形成的, 腔调以西皮和二黄为主。音乐教师作为母语音乐文化教育的创新者, 首先要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其中包括文学、戏剧、舞蹈、绘画、历史、社会生活、地理、民间风俗、美学、哲学等与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学科, 尤其是对本土、本族音乐文化相关知识尽可能地做到心中有数;其次, 要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 如掌握民族音乐理论、音乐语法, 积累民歌、会奏1~2种民族乐器等, 为母语音乐创新积累资本;最后, 要有创新的教学能力, 教师在对母语音乐文化进行传递中用即兴创作、创编等手段发展民族民间音乐的同时要给学生提供质疑的空间和创作的自由。让学生学会学习要从否定开始, 不要盲目接受原有的知识技能、指导学生着眼于未被发现的世界, 在创新的教育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并逐步形成创新能力。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学校音乐教育是保护和传承传统音乐文化的有效途径之一, 以母语音乐文化为核心的教育是培养学生民族审美观, 增强民族自豪感, 自觉践行传承中华民族音乐文化。音乐教师在母语音乐文化教育中双重角色的身份为其在学校顺利开展教学活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也正是有了音乐教师的参与, 构建“中华母语音乐文化教育体系”的目标必将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曾遂今.音乐传播学理论教程[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4.

[2]杨立梅.柯达伊音乐教育思想与匈牙利音乐教育[M].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3]王耀华, 杜亚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4.

[4]王枬, 等.教育原理[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双重文化 篇11

关键词:数字出版;人才培养;双重效应;双重目标

一、数字出版的双重效应

1.数字出版、数字阅读已经立体化地覆盖和席卷了几乎所有的生产与生活领域

从产品环节看,电子书、有声书、涂鸦书等各种形式的产品,统合了人类的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味觉。往往一种数字出版产品就能辐射几乎所有的人群。以近两年表现十分活跃的有声书为例:中老年人的“养生听书”、年轻人的“驾驶听书”、学生群体的“考试听书”、婴幼儿的“启蒙听书”、家庭主妇的“烹饪听书”、都市白领的“健身听书”、旅游爱好者的“旅行听书”等,通过手机APP或者其他终端实现了不同内容、不同场景、不同设备的全统合、全融合。有机构统计,2015年我国有声阅读市场规模已达16.6亿元,2016年该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22亿元。

从读者环节看,VR技术统合了视听内容的虚拟与现实场景;Kindle等电子阅读器统合了电子书与纸质书的阅读体验。读者的所有碎片化时间与集约化时间几乎被开发殆尽。以医生的一个工作日为例,他可以在上班途中实现“驾驶听书”;可以在研究病例时,通过“信息可视化”技术学习电子期刊中的案例;可以在休闲时,参加“科幻自出版”期刊的编写。他任何时候都可以借助手机终端上网、交流、学习,从他身上能够看到,数字阅读正在成为人们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报告,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1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6.56亿,社会主体力量几乎全部被囊括其中。

从出版环节看,自出版模式统合了生产者、编辑者、传播者的角色分工;众筹出版统合了资本、内容、营销渠道等生产要素。出版单位也都处在一种不能不追求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尽管这个过程还参差不齐,很不平衡,但都在加快走向数字出版的步伐。

2.数字出版和数字阅读的正面效应

从产品的传播看,数字出版与数字阅读的跨时空传播、即时传播的本质特征,使得同一个信息可以瞬间跨越千山万水传到世界各个角落。这就大大地延伸了出版物内容辐射的半径,扩大了阅读的人群。无论是公共服务,还是付费服务,都是服务对象的超级扩张。

从读者方面看,个人获取知识的能力得以极大地提升,个人获取的知识面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甚至是几何级数的拓展。计算機和与网络相捆绑、相连接的智能手机事实上成为天字第一号“百科全书辞典”,或曰“万能辞典”。以眼、耳、鼻为代表的人体器官都得以前所未有地延伸与扩张。

从产业发展看,产业规模得以迅速扩张,2015年数字出版规模已达4400多亿元人民币,数字阅读已达93亿元人民币。这无疑有利于出版产业乃至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3.数字出版和数字阅读的负面效应

读者个人视、听、写、触等器官功能被充分开发,意味着读者的这些器官经常处在一种全方位开放、全方位使用、全方位劳作的状态,难有闲暇时间得以缓冲。读者更多的是对屏幕的反射性思维,而不是反刍性思维;更多的是对问题的一种马铃薯式的反应,而不是一种有内在关联的系统性思维;更多的是对百度、谷歌的依赖性查找,而不是将相关内容有秩序地存储在记忆的深处,成为思想系统的有机构成。以致读者被各种信息所“围猎”,只有招架之力,没有还手之功,进而只愿意和可能消费各种信息,而不愿意去较深入地思考问题,更发怵于生产有价值的信息。一本再好的书读了十五分钟,便不再愿意认真地读下去,读完它。接收终端碎片化信息的瞬间转移,加上所谓的轻松、便捷的链接,已经使读者的注意力很难固定在一个问题上,由此出现了注意力分散、稀释和丢失的现象。与其说网络终端为读者服务,不如说读者已被服务终端所奴役;与其说读者不断接受新信息,不如说读者的头脑正在成为芜杂资讯的跑马场。

出现类似问题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我们的数字出版与数字阅读经历了以技术为中心,以内容为中心到以读者为中心的三个阶段,这是一种明显的进步,但这种以读者为中心,仍然是基于经济学的考虑,而非社会学或文化学方面的考虑。具体表现为,过度强调服务读者个性化、多样化消费的需求,努力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走的是一条依靠作者与出版商结合,内容与技术结合,产品与渠道结合来实现盈利的路子,更多地把精力放在挖掘产业链末端的读者消费潜力以提升产业经济效益上。再具体一点说:强势的技术型企业凭借自身的技术和规模优势,高歌猛进,抢占数字出版市场,迎合读者需求,包括人性弱点的需求,以获取经济效益;大型文化传媒企业有的像经营娱乐业一样经营出版业,出版或成为赢利工具;不少弱势的传统出版单位在企业化、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无力引领数字出版、落实其社会责任。

二、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的双重目标

1.由数字出版、数字阅读双重效应导出的两个结论

就其跨越式提升个人获取知识的能力,为信息传播拓展强大的空间和市场,为出版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插上了巨大的翅膀而言,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义无反顾地发展数字出版产业,包括数字阅读产业等,这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先进的出版生产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更是21世纪国与国之间进行文化竞争、文化抗争的必然选择。

就其对读者学习器官和思维能力的损害,过度传播、过度消费对产业的负面影响而言,我们则必须坚定不移地、义无反顾地把数字出版产业、数字阅读产业置于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基础之上,而不仅仅是经济学的基础之上。我们必须高举出版文化理性的旗帜,追求“内容为王”“思想为王”的境界。

2.过度传播背后是出版文化理性的先天不足

在过度传播的背后,我们能够发现,这些过度传播的技术公司在数字出版方面的技术超强、能力超强,他们是由技术走向出版的,是他们把整个出版界导入了数字出版的轨道,功不可没。但是他们在社会学和文化学方面,在出版文化理性方面的先天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就生产创造而言,这些技术公司更易于生产制造那些低思想含量、低文化含量、高娱乐含量、高庸俗含量的内容,而畏难生产高思想含量、深文化含量的内容;就生产创造和传播而言,更愿意在传播方面大用其力、大用其心,而在内容生产方面则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而这正昭示着人才培养工作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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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过度传播对接的主要是中青年编辑的过度信息消费,他们大多数人处于双缺失状态

面对转企改制造成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态势,出版社虽然也很努力,但多数还没有形成应对和解决出版快节奏与精品出版矛盾的思路与机制。就中青年编辑个体来讲,处在两个效益关系不好处理的尴尬之中,处在编校质量奖惩的持续压力之下。总的来看,其编辑出版的基本功不到位,或者说其出版文化理性处在一种弱势状态。一位老资格的出版社社长对笔者讲:虽然编校质量很重要,但中青年编辑思想、文化、学识的基本功普遍比较弱、比较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这种形势下,出版社和包括中青年编辑在内的出版人,还不得不面对呼啸而来、裹挟而去的数字出版、数字阅读的大潮,很快将自己置身其中。客观地讲,传统出版社和传统出版人对于数字出版,是仓促应战的,是被动进入的。从出版社方面看,确定专人负责数字出版,成立数字出版部门或机构,采用网络营销,存储性保护电子版书稿资源,争取数字出版项目,获取转型升级的支持等,有一定成绩,但总的看,多数没有深刻领会数字出版的时代意义,没有对数字出版做出比较科学完备的、可行的顶层设计,更没有拿出系统设计与逐步推进的战略。与出版社的这种状况相联系,多数中青年编辑,在数字出版的进入上也呈现出一种支离破碎、极不完整,甚至环节断裂的态势,有很大的盲目性。

4.中青年编辑的双重缺失有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两方面的原因

从事新型数字出版的人群,就内容和技术而言,更偏爱技术,就深刻内容和娱乐内容、通俗内容而言,对娱乐内容、通俗内容更驾轻就熟,首先是因为他们在学校接受的教育中相对缺少出版文化理性这个板块;而出版社的中青年编辑在数字出版技术方面处于支离破碎、环节短缺的状态,就是因为学校教育,包括编辑的出版专业教育目前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在一定专业课的基础上,出版文化的综合课程严重缺位,这成为垃圾出版物对冲和遮盖精品出版物的深层原因;另一方面,数字出版的技术教育,新老媒体技术融合的技术业务教育也明显地不完整、不规范、不到位、不科学。所以才出现了“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现象,使得数字出版难以产生整体上提升出版生产力,整体上打造出版繁荣的效果。这里既有管理部门有所作为但作为不够的问题,也有高等院数字出版的双重效应及相关人才培养的双重目标校思想上高度重视,但把握上尚需时日的问题。其次,社会的行业培养也更多地注重思想导向性与技术的基础性、常规性,这是必要的,但缺乏出版文化的系统输入、数字技术的完整培训,不能不说是一个软肋。

5.数字出版人才的双重培养目标

一重目标是,在一定的专业课基础上,设置出版文化(理性)综合课程,并将其纳入到培养目标的教学大纲中。要有专兼职教师队伍,要有相对稳定的教材教辅,要有相应的考核评分制度。具体的培养目标应包括六性、四力、四仪。六性为:文学的感性、史学的智性、哲学的悟性、艺术的灵性、科学的理性、伦理的哲性;四力为:判断力、亲和力、文稿统摄能力、文字驾驭能力;四仪为:注意仪表、彼此尊重、倡导承诺、谈吐诙谐。

又一重目标是,设置科学的、规范的、实用的、完整的数字出版技术课程。由有关部门牵头,可在这些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确立教学目标,确定教材和课程,包括实践部分,确定专兼职教师队伍,同时要有相应的考核评分制度。具体讲,教材及其课程应该是包括编辑出版一揽子业务在内的解决方案。应该借助教学技术手段进行选题策划、作者遴选、书稿统筹、编辑加工、协同把关等一系列内容的业务完成。学生接受了此番教育培养,毕业后到了出版单位,相當多的内容能用得上、用得好,能尽快适应其业务方面的个性化差别,容易获得用人单位的肯定性评价。

总之,从学校方面讲,不要把过多的责任推给社会,努力克服目前在数字出版教学方面书出多门的矛盾,同时从科研的角度对过度传播、过度消费的问题提出缓解方案。从社会方面看,也不要把学校教育过于理想化,要做好双重目标培养的对接工作。

双重文化 篇12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人类社会竞争,是由“武力竞争”到 “经济竞争”,再到“文化竞争”,也就是由“硬实力”转为“软实力”的竞争。而决定“软实力”竞争胜负重点在文化产业。如今, 文化产业由于有着独特的产业属性,因此在国际舞台上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锋利武器,不仅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对满足人类精神层次需求中作用也举足轻重。在我国,作为一个年幼的新兴产业,我国文化产业无论在资金运作、技术水平还是创新能力、市场组织方式等方面与西方国家均有一定差距,因而这种巨大的潜力也同时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具体要求,而山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研究如何使得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同时发展文化产业这一课题,既体现了创新性和实践性,同时对增强我省文化产业的综合实力以及推进经济社会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的报告中“文化”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十六大强调了要把文化和经济互相交融,以及文化在综合国力和民族生命力、创造力中的重要地位;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通过创新文化生产方式等战略性方案来解放、 发展文化生产力;十八大明确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增强中华文化在国际的影响力。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起来。由此可见,我们必须重视文化、发展文化、运用文化才能使其发挥出应有的价值。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传统文化是我们文化传统和精神成就的载体和见证,它不仅仅是某个地域和某个民族的财富,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共同财富。所以文化资源有着交流性、群体性、精神性、民族性、与共享性。它作为我们中国社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积淀反映了社会的不断的发展以及进步。

二、山东省传统文化的起源和现状

山东省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之一。由挖掘出的沂源猿人化石可得知,古人类早在四五十万年前就在这里生存和繁衍;在山东的境内发现了距今7000年到4000年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这里的东夷族已经实现了母系氏族社会转向父系氏族社会,手工业和畜牧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并出现了早期的艺术品。之后夏朝于公元前21世纪建立,活动在山东地区基本都是东夷各部族。而商朝早期活动于今山东西南部。西周时期齐、鲁则为在今山东境内两个最大的封国。也正是缘于齐国、鲁国在中国历史上发达的经济、政治、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所以“齐鲁之邦”之名沿用至今。近现代更是以“鲁”作为了山东省的简称。战国时期开始山东作为地域名,在当时,山东泛指崤山或华山以东的地区。唐末、五代时期,人们称这片土地为齐鲁之地。从金代开始,山东作为政区之名,元朝设置了山东道,明朝设立山东布政使司的职位。当时管辖6府、15州、89县,那个时候的版图与今山东省境大体相同,也将大部分县的名名字沿用到了今天。到了清朝称为山东省,管辖3道、10府、3直隶州、104县(含散州的8个),济南府设置为省治。今天山东省辖17个市, 其中138个县市区。

山东以齐鲁文化之邦闻名,大汶口和龙山两个灿烂的文化时期从此处发源。这片土地富饶而美丽拥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这里的名胜古迹以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吸引了众多游客,形成了独特的风格,闻名中外。目前,山东省对根据地方特点对省内资源合理规划设计,形成了六条旅游线路。第一条是“山水圣人”旅游线路从济南、泰安、曲阜延伸到邹城的;第二条是海滨旅游路线包含了青岛、烟台、威海市;第三条民俗风情路线,是以潍坊为中心的风筝、杨家埠木版年画和风俗民情;第四条是齐文化旅游路线,是淄博的齐国故城、殉马坑、蒲松龄故居等;第五条是黄河口旅游路线是东营的黄河入海奇观和原始自然风貌; 第六条是“水浒”旅游路线以四大名著之一水浒故事为主线,在梁山阳谷一带。除了这些以传统文化和地域特点推出的六大旅游线路,还精心设计了泰山国际登山节、潍坊风筝会、曲阜国际孔子节等一系列文化活动。

三、山东传统文化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山东属于中国的北方地区,地貌种类丰富总体较为平坦,泰山为中心凸起,大部分地区以丘陵低山为主,交通较便利作物种类丰富。山东人给人以性格豪迈、慷慨豁达的印象。自然环境也铸就了山东的文化特征,内陆地区的农业文明发达,精耕细作, 奠定了儒家文化的发展;沿海地区渔业发展,人们极具创新精神。地域的文化深受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山东地区有母亲河黄河滋养的同时还有广阔的地形,肥沃的土地,适宜的气候条件,使得在古代第一产业及其发达,也致使文化丰富。从上古圣贤到古代名人,上古圣贤踏遍黄河两岸,齐鲁文化代表颇丰:姜尚、管仲、墨子、孟子、荀子、曾子、孙膑、晏子等在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有着一席之地的历史名人。他们思想的火花铸就了山东这样的文化特征:以人为本、以仁为核心、以德为美、以孝为先、以天人合一阴阳和谐为最高境界、以中庸为基本方法、以因时变革为前进的动力。

虽然我们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加以整合运用,便成为一种浪费。山东文化的发展趋势则分为以下几点:

1. 整合宣传缺一不可。对于山东文化单独的整合和宣传都是不完善的,我们应该两边都不能松懈。

2. 山东文化宣传策略随时间应不断变化。原来的山东文化是以宣传为主,整合为辅,而在信息化的今天山东文化的传播策略应该以整合为主宣传为辅。

3.山东文化针对不同区域区别发展。正如前文所提,山东由于地域环境以及各个地区文化差异,分为鲁东、鲁西南、鲁西北及中部三大区域,我们针对不同的地理环境、发展状况以及传统文化特点应采取不同的策略。

四、山东省泰安市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制约因素及有利条件

泰安是一个依泰山而建的城市,山城一体。北边66.8公里处即为省会济南,南边74.6公里处便是曲阜,山东省最有名的“一山一水一圣人”就是指的这片区域。乘着山东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迅猛的东风,泰安市的文化产业也在迅猛发展。

如今泰安已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区域形成了一系列文化区域。旅游业发展迅速,文化产业的结构日趋完善,文艺事业、网络文化、印刷出版事业齐驱并进。同时,泰安地理位置良好,交通便利,传统文化产业资源丰富,都是泰安市发展文化产业的有利条件。

虽然整体态势良好,发展迅速,但是在泰安文化产业的发展中还是存在些许问题。由于泰安文化起步较晚,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所以文化产业的规模较小。而且由于经济问题,文化产业结构不均衡,传统文化发展良好,但是缺乏现代化的文化产业。除此之外,区域发展不均衡、法律制度不完善以及相关人才不足都是阻碍泰安市文化产业进步的掣肘。

分析泰安市现在的产业结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比例是9.3∶52.2∶38.5, 我国第三产业的平均值是43.1%, 泰安市比重相对较低。因此,我们应大力提升泰安市第三产业所占有的比重。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知识和文化的生产为主要内容,具有高附加值和低污染的特点。所以为了提升第三产业比重、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我们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也是泰安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五、文化产业发展的双重作用——以山东泰安为例

随着党和国家的重视,我国人民思想水平的提高,文化日益成为一种产业一种资源。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产业而独有的性质:

1. 不排他性。我们日常中常见的普通商品都是具有排他性的,当商品或资源被消费或者消耗,其他人便不能在消耗或是消费这个商品。但是大部分的文化资源却不是,它们由于无形性便不存在这种性质,当文化资源被一个主题消费后,其余主体依然可以消费文化资源。就像企业文化的管理方法、音乐艺术的魅力,都是不具有排他性。

2.成本不确定性。文化资源可以是学富五车的学者创造,也可以由市井居民形成,创作是偶然的。现代媒体的爆发加快了文化的传播,人们可以用较少的代价或者毫不费力获得文化资源, 这让没有享受文化资源的人感觉不到自己损失。而一些文化资源的产生的成本也非常小,甚至很多都是零成本的,比如我们的管理观念、语言、设计想法,这使得增加文化产业的成本和边际成本都很低。但同时,一些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进行一项研究或者创新,却未必能一定得到预想的结果,更不用谈收回成本投资。所以文化资源的成本往往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使我们无法预计与计算的。

3. 增值性。文化产业与资源的增值过程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如电影院播放的电影,无论第几次播放都是一样的,而随着观看人数的增多盈利也随之增多,这与其他产品的成本利润规律是不同的。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宣传和市场开拓,所以在文化产业中销售往往是比生产更为重要。当今的文化经济产业中,文化在商品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地位。这是商品除了它本身的功能以外还是文化的载体,它的价值主要是有文化而产生。

六、结论

文化产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要使文化与经济相互融合,文化资源要素与经济资源要素相互结合,实物产品附加文化价值,经济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艺术与科技融合,文化与市场融合等多方位整合和思考,开辟出一条文化和经济的新道路。回顾我们走过的道路,从历史中找到经济文化的转折点。

思考泰安市文化产业的多方影响因素,我们战略化地制定了文化经济的方针:开发传统文化资源,以旅游产业为龙头,带动各个产业发展;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资,政府出台相应的规章制度;走国际化道路创建文明旅游城市,加强对外宣传等。

摘要:在对山东省传统文化的起源和现状进行探讨的基础上,分析山东传统文化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阐述山东省文化产业的现状、发展、制约因素及有利条件,最后以山东省泰安市为例,对传统文化的特点和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其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双重作用,提出如何在弘扬山东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规避不利影响,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进程的策略与建议。文章探究了传统文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双重作用,并指出在弘扬山东传统文化的同时,如何带动山东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对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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