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产业转移（通用4篇）
双重产业转移 篇1
在环境与资源的双重约束下, 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吸引外资, 也不能以国内资源的过度消耗来增加出口。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要有新的思路。面对环境与资源的双重约束, 我们要以保护环境为前提, 在国际产业承接中把好“四关”;要以资源节约为重点, 在国际产业转移中做到四个“结合”。
一、以保护环境为前提, 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要把好“四关”
我国是世界制造业的承接大国, 同时也是污染较为严重的大国。在我国承接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中, 有一部分就是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的污染性产业。据钱水苗的分析, 日本污染产业在外国投资中, 有2/3投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 有35%属于污染性产业。20世纪80年代以后, 美日等国家的化工、电镀、冶金、制革、漂染等重污染产业相继落户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我们根据国家环保部对重污染行业的界定, 结合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按行业分布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指标”和“按行业分‘三资’工业企业主要指标”的有关数据, 计算出全国和外资企业工业生产总值中重污染行业产值所占比重 (见附表) 。通过对2006年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中重污染行业产值所占的比重与外资企业工业生产总值中重污染行业产值所占比重进行比较, 我们发现, 虽然外资企业的工业生产总值中重污染行业产值所占的比重 (26.20%) 明显低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中重污染行业产值所占的比重 (49.02%) , 但是从具体行业来看, 外资企业工业生产总值中重污染行业之间又存在很大的差别:一是从外资企业工业生产总值中重污染行业产值所占的比重的排序来看, 外资工业企业重污染产值中比重最大的五个行业分别是冶金、化工、纺织、制革和石化;二是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中本行业产值所占比重进行比较, 外资工业企业重污染行业产值比重高于全国水平的有两个行业, 它们分别是制革行业 (2.19%) 和造纸行业 (1.76%) 。结合这两方面的分析, 我们认为, 冶金、化工、纺织、制革、石化和造纸六大行业, 是目前中国承接的国际重污染产业转移中污染影响最大的五个行业。这五大行业的产值超过了外资企业工业生产总值的1/5。
由此可见, 在中国目前所承接的国际产业转移中, 重污染行业仍然占有较大的比重。从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出发, 我们必须在产业发展中贯彻落实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为此, 我们认为, 在中国未来的国际产业承接中, 我们应以保护环境为前提, 并把好“四关”。
第一, 要把好跨国公司的入门关。把好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入门关, 是体现环境保护预防为主政策思路的基本要求。要把好跨国公司的入门关, 有关方面在决定引入什么产业时, 应根据跨国公司所带来产业的污染程度和国家的产业政策, 进行认真的、客观的科学论证, 切忌来者不拒。在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之前, 要对跨国公司产业的污染程度进行评估, 根据产业的污染程度来决定是否同意该公司相关产业的进入。对没有污染治理条件和治理能力的重污染行业的境外企业投资, 要严格禁止。
第二, 要把好污染企业的监控关。需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是, 有的跨国公司在母国由于受到母国严厉的监管, 他们的污染记录也许并不严重。这些企业在进入中国的时候, 往往也会因为其在母国良好的污染治理能力和相应记录而让我们的有关部门在进行环评时容易忽视其进入中国后可能带来的污染。我们必须防止一些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后降低排放标准从而导致环境污染情况的出现。从监控的主体来看,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居民都是环境监控的主体。中央政府作为环境监控主体, 主要是重点监控那些规模较大、污染程度较重的企业。地方政府作为环境监控主体, 既要协助中央政府对本地区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进行环境监控, 又要对影响本地区环境的其他企业履行监控职责。当地居民也是环境污染监控的主体。居民是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 他们对环境污染的感受最深, 作为环境利益的密切相关者, 他们往往是企业污染的最早发现者、环境治理的积极监督者。
第三, 要把好环保制度的建设关。要避免承接污染产业, 我国还要搞好环保制度的建设。要有完善的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 才能做到有法可依, 才能逐步构建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近年来, 我国不时刮起的环保“风暴”,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震慑作用, 但由于环保“风暴”大多属于在某一突发事件之后的亡羊补牢措施, 因此, 即使“风暴”再强, 其效应也大多是短期的而不是长期的。加强环保制度建设, 构建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 首先, 要建立和健全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以严厉的法律制裁提高环境违法企业的违法成本。其次, 要完善环境保护的经济调控手段, 以多样化的利益诱导机制鼓励企业采用清洁生产工艺, 提高遵纪守法企业的守法收益。最后, 要构建必要的环境保护的行政干预机制, 在出现某些特定情况时, 对相关的事件或企业行为进行必要的行政干预。
第四, 要把好环保制度的执行关。离开了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一条, 再好的环保制度也将是一纸空文。把好环保制度的执行关, 核心内容是落实环境污染责任制。从行政部门的角度来看, 要建立“一把手总负责, 分管领导具体负责, 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的工作责任制。对发生重大环保责任事故的企业, 必须依法对有关单位和人员进行经济的、行政的和刑事的处理。把好环保制度的执行关, 必须做到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 尤其是在对污染企业进行处罚的过程中, 要有一个统一的执法尺度, 这样才能为我们承接更好更多的国际产业转移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国内环境。
二、以资源节约为重点, 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要做到四个“结合”
我国是资源短缺的国家,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等瓶颈状况十分严重。但是, 另一方面, 我国制造业发展中高物耗、高能耗的问题又十分严重。2006年, 按当时的汇率初步测算, 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约5.5%, 但重要能源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却很高, 比如能源消耗24.6亿吨标准煤, 占世界的15%左右;钢消费量为3.88亿吨, 占30%;水泥消耗12.4亿吨, 占54%。能源、原材料消耗过大与我国大量承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三高一低”产业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实现的巨额出口贸易有关。比如, 我国是世界电解铝出口第一大国, 但电解铝行业一向有“电老虎”之称, 生产1吨电解铝需消耗电1.5万度, 2003年中国电解铝出口104万吨, 2004年出口141万吨, 2005年虽有所下降, 出口仍达到114万吨, 相当于分别向世界出口了156亿、212亿和171亿度电。大量出口高能耗、高物耗的产品,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能源短缺的国家来说, 确实不堪重负。
根据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资源供求的现状, 我们认为, 要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将节约资源作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的重点工作来抓。以资源节约为重点, 应着力抓好四个“结合”。
第一, 要将对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与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相结合。优化产业结构是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措施。要根据我国资源的供给状况以及国内产业的发展情况, 引导外商投资于资源消耗少、资源产出效率比较高的行业, 限制外商进入资源密集型的行业。在与跨国公司谈判引进什么样的项目以及所引进项目厂址选择的有关协议时, 必须优先考虑跨国公司所带来产业的物耗标准、能耗标准以及环保标准等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 是否符合建厂地区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需要。此外, 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还要调整国家的出口贸易政策, 限制那些高能耗、高物耗产品的出口, 从抑制市场需求的环节来遏制企业发展高能耗、高物耗产业的冲动, 以缓解资源短缺的压力。
第二, 要将对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相结合。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实现路径。在资源短缺的约束下, 要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必须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两大转变:一要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二要从偏重于对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承接向三次产业协同承接转变。我们要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的状况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 推动跨国公司在华产业链由加工制造环节向其他环节延伸, 由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延伸, 这样,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才更容易实现。
第三, 要将对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与中国节能产业的发展相结合。节能产业的发展是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产业发展措施。节能产业从产业链来看, 包括节能产品的研发、生产、服务等环节, 还包括为节能产品的生产提供设备等生产资料生产的环节。由于我国还存在着影响节能的诸多因素, 如人们的节能观念还很淡薄、节能制度还不完善、不节能的代价还较低等, 所以中国节能产品的市场的发展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状况。在这种背景下, 国家应该加大对节能产业的扶持力度, 对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的节能产业, 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国家亟需采取包括财税优惠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来鼓励外资企业在华从事节能产业的研发、生产和服务。
第四, 要将中国对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与开放型资源战略的实施相结合。在国内资源可供量有限的情况下, 充分利用国际资源, 是弥补国内资源缺口的重要路径, 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快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手段。充分利用国际资源, 必须发挥两大主体的作用。一要发挥跨国公司的作用。我们既要吸引跨国公司将中国纳入其产业链的国际分工之中, 又要推动跨国公司发挥其全球经营的优势, 组织更多的国际资源进入中国。二要发挥国内资源开采型企业开拓国际资源市场的作用。我们要鼓励国内企业以多种方式参与世界上资源丰裕的国家或地区的资源采掘业的投资, 为中国工业的发展开辟更为稳定的、多元化的国际资源供给渠道。
摘要：在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下, 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要以环境保护为前提, 把好跨国公司的入门关、污染企业的监控关、环保制度的建设关和执行关;要以资源节约为重点, 做到中国对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与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节能产业的发展以及开放型资源战略的实施相结合。
关键词：资源约束,环境约束,国际产业转移
参考文献
[1].羊绍武.产业转移战略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2].钱水苗, 沈玮.论强化政府环境责任.环境污染与防治, 第30卷.2008 (3)
双重产业转移 篇2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总体差距较大,农民增收问题一直是社会焦点。在我国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和产业结构转型日益深化的进程中,城市新型、现代产业对劳动力供给的需求增长较快。为了寻求更多就业机会和较高收入,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世人的视野并逐步引起人们的重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不仅解决了城市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而且增加了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为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和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我国学者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1],各学者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诠释。黄国华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受迁移地非农收入效用因素、迁移成本变动因素的影响,而且受非农劳动市场需求因素的影响[2]。刘怀廉从农村劳动力转移路径和转移模式入手,认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通过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和发展农村相关农业产业这两种方式实现转移,并强调通过调整农业结构的方式,在农业内部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3]。
黄宁阳、龚梦以农村劳动力个体特征和家庭因素为切入点,分析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意愿,认为农户的迁移意愿受到个人特征及家庭因素的影响,其中单位性质、打工年限、打工收入、家庭年收入和家庭耕地面积对农村劳动力的跨省转移意愿有显著影响[4]。何军在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及心理因素的基础上,构建农民工城市融入度的指标体系,研究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和代际差异,认为两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差异主要由其在个人禀赋上的差异所引起的[5]。李实从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出发,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提高农业生产率、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化具有积极作用[6]。
虽然我国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转移模式、农村劳动力转移意愿及农民工城市融入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从农村劳动力转移层面对农民增收及二者线性关系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黄国华在劳动市场需求约束条件下运用成本效用分析法,实证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程度[7],这对于深入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增收的线性关系具有引导作用。但他未能就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进行确定性分析。特别是大部分研究忽视了劳动市场需求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约束,以及在此条件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增收的效用。本文在劳动市场需求与劳动力转移成本约束下,利用成本效用分析法建立需求函数模型,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相结合,首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然后建立需求函数模型,利用《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经验数据,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1 模型构建
本文利用成本效用分析法,假设劳动市场是需求约束型,农民收益的增加受劳动力转移成本和市场需求的双重约束,在此基础上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增收效应的理论模型。
假设1:某农民的收入效用为U,其收入效用由农业收入yα和非农业yβ构成,收入效用函数为U(yα,yβ)。
假设2:该农民的取得收入效用的成本为C,其成本由农业生产成本和非农生产成本构成,其中农业生产成本投入率为ρα,非农生产成本投入率为ρβ。则其成本约束函数为C=ραyα+ρβyβ。
假设3:劳动市场需求包括农业生产人口需求和非农生产人口需求,其中农业生产人口需求为A,非农生产人口需求为B。
假设4:农业劳动市场需求对农民收人的影响系数为φα,非农劳动市场需求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系数为φβ,根据劳动市场需求与劳动供给之间的关系可得yα=φαA,yβ=φβB。
当该转移劳动力的收入效用最大化时,其农业收入yα和非农业yβ的收入分配实现最优配置。即:maxU(yα,yβ)=max(φαA,φβB)
根据成本约束函数C=ραyα+ρβyβ,建立拉格朗日函数:
L=U(yα,yβ)-(ραyα+ρβyβ-C),即:
L=U(φaA,φβB)-λ(ραφaA+ρβφβB-C) (1)
对式(1)中的φα,φβ,λ,分别求微分,得:
∂L/∂φα=∂U/∂φα-λραA=0 (2)
∂L/∂φβ=∂U/αφβ-λρβB=0 (3)
αL/αλ=ραφαA+ρβφβB-C=0 (4)
由(2)/(3)可得,
当上述公式条件满足时,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分配实现最优配置。
2 实证分析
通过以上模型分析可知,农民收入受农业收入边际效用、非农收入边际效用、农业生产成本投入率、非农生产成本投入率、农业生产人口需求量以及非农生产人口需求量等因素的影响,同时,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强度、规模。然而简单的模型理论分析,不能明确这些因素对农民收入影响的方向和程度,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增收的相互影响,为得出确切结论,本文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
实证分析前,有必要对以上各影响因素的年度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农民收入包含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其中农业收入效用包括货币效用(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即农作物种植收入、畜牧业收入等)和非货币效用(安逸的田园生活、较小的工作生活压力等)。农业生产成本包括货币成本(农业生产机耕投入、化肥施用等)和非货币成本(从事非农生产的机会成本、农闲时节的时间成本等)。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为追求更高的经济收益和生活水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直接反应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货币效用,即农民收入的非农效应。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水平反映了最低的城市生活成本,是转移劳动力非农生产成本投入的直观反映。以上各指标虽不能完全涵盖农业收入效用、非农收入效用、农业生产成本投入、非农生产投入,但具有一定代表性,且数据可以量化。
因此,本文用即期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x1)表示农业收入效用;用农业生产的化肥使用量(x2)表示农业生产成本;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即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3)表示非农效用;用城乡消费支出比率(即期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额/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额)(x4)表示非农生产成本。农业生产规模和非农生产规模是市场对劳动力需求的直观体现,因此可把农业生产总值占GDP的比率、非农生产总值占GDP的比率分别作为农业生产人口需求量、非农生产人口需求量。但由农业生产总值占GDP比率的数值计算公式
在进行实证统计分析前,先预期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农民收入(y)的影响程度和方向,以更好的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即期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x1)与农民收入(y)增加应正向相关,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业收入的最大组成部分,农业收入是农民收入的基本保障,因此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长必然对农民收入有显著带动作用。农业生产成本直接关系到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农资价格特别是化肥价格的迅猛提高,严重阻碍了农民增收,因此化肥使用量(x2)与农民收入(y)负向相关。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家庭利益最大化联系在一起,同时以获取经济收入为最直接目的[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表示农民收入的非农效用,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增加收入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因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x3)与农民收入(y)正向相关。城乡消费支出比率直观反映出城市生活成本,非农生产成本的增加必然对农民收入的增长有负向作用,因此城乡消费支出比率(x4)与农民收入(y)负向相关。非农生产总值占GDP的比率表示非农生产人口需求量,非农产值的高低与转移劳动力就业机会正向相关,因此非农生产总值占GDP的比率(x5)与农民收入(y)正向相关。
根据上述模型变量分析,由需求函数基本模型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增收效应的模型:
y=c+α1x1+α2x2+α3x3+α4x4+α5x5+u (5)
其中,c为常数项,α1、α2、α3、α4、α5为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系数,u为残差项。
本文利用《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31个省(市、区)的1995—2011年相关统计数据,构成截面数据来计算以上各变量数值,运用Spss19.0工具软件进行相关实证分析。各相关统计值见表1。
注:统计数据来自于《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2012年中国人口与劳动年鉴》。
对线性模型直接进行线性回归会忽视各解释变量间内在共线性,本文先对各变量进行多重回归分析,进行共线性诊断。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相关系数R=0.999,R2=0.998,表明模型总体拟合很好;Sig=0,即P=0.000,方差分析表显示结果有统计学意义。但常数项、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农用化肥施用量等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未通过t检验,各偏回归系数无统计学意义,说明各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通过进行共线性诊断,各自变量存在严重的共线性(条件指数φ=566.340),常数项、非农生产总值占GDP比值的VP值均很大,分别为0.83、0.92,表明二者极度相关。为消除多重共线性剔除误差,使分析结果更准确易懂,本文将采取主成分回归分析法,利用Spss19.0工具软件通过主成分回归求回归系数,进而解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增收效应的线性模型。
首先,对各解释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确定所需主成分数[9]。主成分分析的有关结果见表2。
注:本实证结果由Spss19.0软件得出,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
表2显示了主成分的统计信息,包括特征值由大到小的次序排列,各主成分的贡献率及累积贡献率。第一主成分的特征值为3.542,它解释了5个原变量的总方差的70.849%;第二主成分的特征值为1.314 6,它解释了5个原变量的总方差的26.315%,前两个特征值的累积贡献率为97.164%,即前两个主成分包含了5个原有变量97.164%的信息,所以本文可以取前两个主成分来替代原有的5个指标变量。
然后,运用Spss19.0工具软件,可计算出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表3),通过该矩阵将所取主成分表示为各个解释变量的线性组合。
注:本实证结果由Spss19.0软件得出,采用主成分构成得分法。
通过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写出两个主成分的表达式如下:
z1=0.261stdx1+0.279stdx2-0.242stdx3-0.051stdx4+0.274stdx5 (6)
z2=-0.240stdx1-0.086stdx2-0.367stdx3+0.737stdx4+0.129stdx5 (7)
这里stdxi(i=1,2,3,4,5)表示标准指标变量,标准化各变量x1～x5:
stdx1=(x1-1854.243)/589.290
stdx2=(x2-4594.653)/637.746
stdx3=(x3-33.770)/3.846
stdx4=(x4-359.450)/14.712
stdx5=(x5-86.086)/3.405
最后,将上述所取主成分代替5个原自变量进行多重回归分析,得到标准化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回归模型。对z1、z2、
将式(6)、式(7)带入回归方程式(8),得到因变量
亦即:
将主成分分析中提到的标准化自变量的公式带入,将标准自变量还原为原自变量,从而得到因变量y与原自变量x1～x5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y=0.8197x1+0.6934x2-49.8315x3-26.8036x4+100.3024x5+1295.2640
该线性回归方程表明,城乡消费支出比率、城乡消费支出比率对农民收入增加起负向作用,即期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农业生产的化肥使用量、非农生产总值占GDP的比率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正向作用,有着重要的拉动作用。
3 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增收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并在劳动力转移成本和市场需求双重约束下,探讨即期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城乡消费支出比率、城乡消费支出比率等解释变量影响农民增收的内在机制,结果显示农用化肥施用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预期结果不一致,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非农生产总值占GDP的比值这3个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与预期相符。
实证分析结果与本文起初预期的差异,可从以下角度理解。
首先,农用化肥施用量与农民收入呈正相关关系,这与原先的预期不符,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的拉动和惠农支农政策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农民务农生产的积极性显著提高,而化肥施用量是农业生产型要素的重要组成,增加农用化肥施用量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业生产经营的稳定性,提高农作物产量,进而增加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所以,农用化肥施用量的投入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因此,两者呈现正相关的分析结果。
其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农民收入的关系也与预期不同,二者间负向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量与质的巨大飞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开,并有持续扩大的趋势。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使得农村转移劳动力无法真正享受国家经济发展成果。同时,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文化水平等自身禀赋较低,使得收入低于同期城市居民收入,加之城市生活成本偏高,这些严重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从而减少农民收入。
以上各模型实证分析结果隐藏着一定的政策含义:
第一,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分析可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不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因此,要采取措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
第二,推进户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增加农民净收益。由模型分析可知,城乡消费支出比对农民增收、农村劳动力转移起着一定的负向作用,因此,政府应采取合理方式平稳物价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同时推进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解除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后顾之忧。
第三,加快城市化进程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扩大非农生产规模。模型分析结果说明,非农生产总值占GDP的比值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增长有强有力的拉动作用。因此,要在持续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农业产业化进程,疏通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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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产业转移 篇3
产业转移是指发达国家或地区将某些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一种经济现象。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 大多数有关产业转移著作中所论及的产业转移及其动力机制分析, 主要是指国际间产业转移。如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 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论”, 都建立在对本国产业向国外转移的研究基础上, 而国内对产业转移及其动力机制分析相关领域的研究尽管有一定的基础, 但也主要集中在国际产业转移领域, 对于国内地区间的产业转移虽有所涉及, 如陈计旺 (1999年) , 聂华林、赵超 (2000) , 周立群等。但这些研究主要沿用了国际产业转移的理论框架, 缺乏对国内地区间产业转移及动力机制的特性分析, 所以选定安徽为研究对象, 就我国现阶段地区间产业转移及其动力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研究。
2 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分析
近年来, 安徽省转移承接工作初见成效, 每年吸引省外资本中有近80%来自沿海发达地区。2008年上半年沿海发达地区注入安徽的资金近六成投向第二产业, 主要围绕煤电、交通运输、化工、汽车及零部件等优势产业展开。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为安徽省实现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认真分析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特点和发挥安徽省的承接优势是顺利完成产业承接工作的关键。
2.1 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动力源
2.1.1 市场扩张的需要
企业经过多年发展, 一些产业所提供的产品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市场容量正渐趋饱和, 而内地经济巨大的市场容量成为这些产业抢占新市场的目标。陈建军对浙江省105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调查表明, 浙江企业进行产业区域转移的主要动机中占前三位的是:扩大销售额 (65.71%) , 扩大出口 (38.10%) , 提高企业知名度 (20.95%) 。由于浙江是我国东部发达地区极具代表性的省份, 因此其在分析中国地区产业转移企业微观动机方面具有较强的参考性。文中分析得出企业在决定进行产业转移和进行产业转移的对象选择时, 常常将其和扩大本企业产品销售、开拓或巩固本企业产品市场联系起来, 说明市场扩张是沿海地区发达地区企业进行产业转移最重要的动力因素之一。
2.1.2 参与国际分工的需要
目前, 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 加入WTO使我国在融入国际产业分工协作体系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沿海发达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 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指向地, 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己经成为沿海发达地区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国际产业的移入要占用大量的土地, 而沿海发达地区土地资源被处于衰退期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据, 限制了新兴产业的发展空间, 阻碍了国际优质产业的移入, 此时就需要将衰退产业转移出去, 为承接国际产业腾出发展的空间。同时, 沿海发达地区通过产业转移, 把一些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转移到欠发达地区, 带动欠发达地区产业技术素质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实现与内地资源型产业的紧密连接, 也有助于提高沿海发达地区消化吸收国际产业资本的能力。
2.1.3 追逐政策的需要
沿海发达地区的快速发展, 与其优惠的政策高度相关, 优惠的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国际和国内资本涌入, 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先后设立了许多种经济区, 如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 其中又按级别分为国家级、省级、地市级等, 享受不同的优惠政策。表1反应了四大区域工业企业平均税负相对水平的对比结果, 可以看到, 无论是以全国水平为基准还是以东部水平为基准, 东部地区的税金金额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都是最小的, 从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税收等优惠政策对企业进驻的吸引力。
2.2 安徽承接产业转移的动力源及存在的问题
2.2.1 市场化的不断推进是安徽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力
市场化是各种要素得以流动的最大推动力。安徽自改革开放以来, 市场化程度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各种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通过市场得到高效的配置。安徽作为一个中部发展地区, 资本、人才和技术等要素处于劣势, 而低层次的生产要素如资源、人力则相对丰富, 具有比较优势。在东部地区还处于聚集规模经济和安徽的基础设施等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 市场促使安徽的低层次生产要素流向东部地区。随着东部地区商务成本的提高, 地荒、民工荒等越来越严重, 开始出现规模不经济的效应, 以消耗低层次生产要素为主的产业在东部发达地区的利益空间越来越少, 竞争力越来越难于提高。市场化使要素向优势地区集中, 安徽作为东部地区的近水楼台, 在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 必然会以资源的优势, 先得月——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
2.2.2 工业化是安徽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动力
安徽的工业化是后发式的工业化, 与东部地区相比, 安徽的工业化尚处于较低阶段, 虽然具备了一定基础, 但在很多区域差距依然很大, 这种现实, 决定了安徽工业化可以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 主要表现在:可以利用“原发式”国家或地区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富余资金, 还可以借鉴其他经验与教训, 加快工业化进程;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原发式”国家与地区用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路程, 实现这种后发优势的途径就是承接产业转移。
2.2.3 安徽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政府工作效率不高, 严重阻碍了产业的转移。中国商务部研究院产业投资趋势调研课题组对2005—2008年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趋势调研结果显示, 跨国公司选择投资地点的考虑因素中, 首先考虑的是地方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连续性和兑现度;其次是政府的办事效率与透明度。然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地方行政分权式改革, 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不断增加, 各地政府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日益强化, 各地区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优惠政策开始引起竞争, 从土地使用费用、企业所得税等方面都开出了各种优惠减免措施。但由于地方政府的换届、中央宏观政策对地方政策的影响, 以及部分地方政府优惠政策开出程度过高等因素影响, 使跨国公司投资区位选择中最为关注的是地方优惠政策是否可以兑现和保证正常、公平的企业经营和市场竞争局面。在安徽省等中部地方由于市场经济观念相对落后, 其政府工作效率也相对低下, 主要表现:政府管的过多、过细, 许多本该由企业市场和社会自己承担的事情, 由政府包揽下来, 在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中, 存在推诿扯皮、手续繁琐的惯例, 往往在审批过程出现个别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之便大肆敛财现象, 没能够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政企分开, 政府职能转变迟缓, 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3 安徽承接地区间产业转移的对策
上文就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动力机制及安徽省承接发达产业转移动力机制做了研究, 为指导安徽省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在接下来这一节中将着重讨论安徽省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实践过程中, 应该如何利用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和安徽省的承接优势, 并尽量消除可能存在的障碍, 从这个思路出发可以采取以下政策来更好的促进地区产业转移。
3.1 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增长极培育, 主要是选择恰当的产业, 使之产生集聚效应, 形成自我累积循环机制和自生的能力。目前, 安徽各地方政府应在充分考虑产业的市场空间、自身条件等因素的基础上, 采取恰当的政策措施, 促进产业基地的形成和发展。区域之间的资本流动要遵循市场规律, 由于市场信息并不充分, 需要通过不同形式的宣传, 使外界了解本地的情况, 在这方面政府要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 这样才能使招商引资活动更具有实效。
3.2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强化服务意识
上海、广东、深圳等沿海发达地区不仅是全国经济发达的区域, 也是体制环境宽松, 经济运行机制灵活的区域之一。如果安徽省在体制、运行机制等软环境上不能跟上这些区域, 那么, 转移过来的资本和企业也会因环境的不适应而转移到其他地区。一个好的运行机制取决于能否建立一个新型的政府管理体制, 在政府管理理念和管理体制上与沿海发达地区接轨, 营造适合发展的软环境。要着力营造“亲商、扶商、和商、富商”的投资环境, 尽可能减少审批环节和手续, 并且要明确政府的服务功能, 这方面可以借鉴沿海发达地区和国际上成功的经验和做法。
3.3 加强规范支持创新
承接产业转移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运行机制, 因此, 政府服务的重点是要营造规范、有序的发展环境。首先, 要通过政府务实、高效、勤政、廉政的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政务环境和稳定的政治环境。特别是对于跨国公司这些成熟的投资主体, 规范胜于优惠, 制度重于政策, 稳定高于一切。明确这一点, 政府才能采取恰当的行动, 引进和留住外来企业。其次, 要不断创新政策支持环境, 特别是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 改进金融体制和投资融资体制, 不断拓宽投融资渠道, 增强企业发展能力。最后, 要为创业者提供适当的制度环境, 特别是为投资创业者提供政策, 充分保护他们的利益, 鼓励他们创业投资的积极性。
摘要：分析地区间产业转移动力源, 从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安徽省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等方面论证了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现实必要性、可能性及安徽针对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所采取的对策。
关键词：产业转移,动力机制,产业承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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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产业转移 篇4
近年来, 跨境合拍逐渐成为中国电影生产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制作方式和制作理念, 对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发展道路以及走向国际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2003年至今, 中国电影票房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 2008年中国城市电影票房达到43.41亿元, 2009年全年票房突破60亿元;2010年, 中国电影总票房达到百亿元, 2011年票房超过了130亿元, 名列全球第三位[1]。从2006年到2010年中国电影票房的前10名, 基本上都是合拍片, 中国每年对外输出的影片90%都来源于合拍片。可以说, 依托内地、联手港澳台、借助世界他国商业资金, 联合创作、营销的合拍片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市场最重要的力量, 并实现了中国电影文化和商业的双重利益, 为中国电影迈入世界主流电影市场创造了条件。
合拍片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电影制片机构共同投资、共同拍摄、版权共有、风险共担, 以及影片市场收益共享的一种制片方式。近些年来, 不论是中国还是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 对合拍片都有一定的政策扶持, 这些国家都希望能够通过合拍片的形式吸引外国的优秀电影人和投资人进行与电影相关的投资或拍摄、制作, 这样既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和电影产业的发展, 同时也是对本国文化和资源的最好的宣传。目前, 我国的合拍片有对外 (境外国家和地区) 合拍片和国内 (港澳台和内地) 合拍片两种形式, 本文中将主要以我国与境外国家和地区的合拍片为主要研究对象, 来分析合拍片的产业价值和文化价值。
二、产业价值:跨境合拍片将电影推向越加成熟的产业化道路
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正在成为转变发展方式,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推动力。电影产业的发展可以有效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英国学者欧纳斯特·林格伦曾经统计过, 电影的生产涉及两百多种相关行业的生产。也就是说, 电影的生产、发行和放映有可能拉动两百多种相关行业的发展[2]。我国自2003年起全面推进文化产业化发展进程, 推出了一系列促进电影产业发展的措施, 解放电影生产力, 激发艺术创造力,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开放的合拍政策为中外合拍电影提供了支持和保证, 我国合拍片的数量逐年不断增长, 2011年, 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受理合拍影片93部, 协拍片6部, 共计99部, 获准立项合拍影片69部, 协拍片4部, 共计73部;审查通过合拍影片58部[3]。中国广阔的票房市场、庞大丰富的创作团队和创作资源, 使得国际市场的投资者和制片人对中国市场产生了强烈的期待。
纵观中国近几年的高票房电影, 我们可以看到, 几乎进入世界主流电影市场的都是“三大一高”电影, 也就是大投资、大场面、大明星、高科技的制片策略, 以美国为代表的电影公司和我国的合作模式也发生了变化, 从最初中方提供取景、劳务等浅层合作, 发展到中外双方在资金、技术、营销理念等方面取长补短的深层次合作, 直到现在全球视野下双方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共同开拓更大市场的商业合作。可以说, 合拍片作为一种制片方式, 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电影产业的全面转型提供了条件, 使中国的电影人在创作水平、技术、营销理念、制片手段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提升, 为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发展打开了局面。
刚刚过去的2013年, 中国电影市场一片繁荣景象, 合拍片持续升温。与2012年相比, 合拍片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1. 中外合拍项目增多
在合拍领域, 以中美、中韩、中法之间的项目居多, 与欧洲其他国家以及墨西哥和非洲等国家也逐渐展开合作。例如在2013年中国电影节期间, 韩国CJ集团预算经费200亿韩元 (约合1.2亿人民币) 的电影《拳法》确定由中韩共同出资, 这是迄今为止投资规模最大的中韩合拍片。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和派格太合泛文化传媒将负责《拳法》的共同投资、制作以及在中国的发行;另外, 为推动中意合拍片的繁荣, 意大利制定税收优惠政策, 邀请中国同行合作拍片。意大利对合拍片的规定相当宽松, 只要求“意方投资占比至少20%”。另外, 合拍片在意大利可申请总制片成本的15%进行免税。
2. 合拍题材丰富
除了中外片方过去热衷的功夫片之外, 魔幻、战争、爱情片也开始增多;尤其是科幻片成为合拍的热门, 在北
京电影节期间, 确定了包括计划由罗杰·唐纳森执导, 詹姆斯·弗兰科、基努·里维斯、吴彦祖等人出演的《黑暗启示录》等一系列中外合拍电影。
3. 中方投资公司逐渐处于主导地位
2013年, 由韩国电影导演吴基桓指导, 白百何、彭于晏、蒋劲夫、吴佩慈等人主演的爱情片《分手合约》在中国内地上映票房达到1.92亿, 刷新了中韩合拍电影的票房纪录, 之后影片陆续在韩国、中国香港、日本、欧美等地上映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笔者认为, 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合作, 行业的开放性、电影产业经济规模的扩大化、创作形式的多样化, 对中国电影来说都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必然道路, 与此同时需要相关管理部门出台更多更加细化合拍、合资的电影管理制度, 使中国电影的发展更加有据可循。
三、文化价值:合拍片是跨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手段
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播载体, 跨地域、跨民族、跨观众的合拍片在跨文化传播方面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合拍片如果想要获得成功, 高品质的内容和独特的文化精神是关键。中国的电影人期待能够以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在世界电影市场竞争中博得好感和关注, 很多海外投资人看中与中国电影人合作, 也正是期待文化的差异能够给西方的电影观众带来不同的观影感受, 带来更好的票房成绩。纵观进入全球化视野的中国大片, 尤其是进入国际电影节并取得较好票房的中国电影《英雄》、《十面埋伏》、《功夫》、《夜宴》等, 无不把中国的历史、戏剧、武术等文化元素包含在内。从美国1980年至今的电影市场上的外语影片来看, 中国电影比其他外语电影具有更强的“渗透力”, 无论是从发行范围上看, 还是从放映时间上来看, 有多部中国电影比其他外语电影的“渗透力”更强, 《功夫》发行范围最广的时候, 在2503家电影院同步上映, 《英雄》达到了2 175家。与意大利、法国、印度等国家的电影相比, 这些中国电影的优势就是具有中国符号的“武侠电影”, 是唯一一种已经打破艺术影院“隔离区”的外语电影[4]。
对于西方的电影观众来说, 有一个非常具有号召力的华人品牌导演——张艺谋, 从1991年开始, 伴着《红高粱》、《秋菊打官司》等影片的亮相到《我的父亲母亲》、《英雄》、《十面埋伏》的辉煌, 20余年间, 张艺谋已经俨然变成了西方人了解东方文化神秘中国的窗口, 从强调20世纪中国社会中家庭之间紧张关系的民族史诗, 变成描述早期中华帝国的东方武术史诗[4], 张艺谋的电影展现了中国人不同年代、不同发展阶段的精神世界的变化, 并把中国以符号化的形式展现出来, 这些元素都成为作品拥有广泛号召力的原因。再看李安、陈凯歌两位导演, 一位是将中西文化的差异性直观地体现在《饮食男女》、《喜宴》等作品中, 并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以东方人的角度重新来解读西方人的哲学故事;一位是把中国的京剧搬到了银幕上, 围绕两个京剧艺人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 展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人的生存状态及人性的思考与领悟, 同时又把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反思放到作品《无极》中让人体验回味。
当然, 我们也应当看到, 东西方观众的审美趣味和文化解读也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 正如《大腕》以幽默风趣的贺岁片风格实现了国内票房4 000万人民币, 但在国外的票房只有820美元那样, 美国观众看到《大腕》里展现的场景和大量有关中国社会的观点与大多数他们所习惯看到的和认知的完全不同, 所以这样的电影我们只能把它称之为成功的本土商业大片, 却非一部成功的跨国跨文化大片。作为合拍片的尝试者和受益者, 在导演王全安看来, 多元文化需求是电影跨文化合作的主导力量, 但同时, 王全安也感觉到文化交流仍然存在困境。目前的一些合拍片仍停留在浅层次的合作上, 仅仅是国家、地域或是演员等资源相对简单的融合, 叙事生硬, 在文化的表达上流于表面而无法深入, 限制了影片艺术水准的提高, 甚至在一些合拍片中也暴露出对中国文化和元素的误读, 而迷失了对中国文化精神整体的把握。正如张同道所说的, 在这些电影里, 中国文化只有“符号”, 而无精髓[5]。
让人欣喜的是, 近几年伴随着中外合拍片的增多, 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人在创作中意识到文化的主体性表达在跨语境传播中的重要性, 逐渐地从合拍片习惯的“好莱坞模式”中脱离出来, 寻求中西文化语境表达的共同意义空间, 寻找既有中西方共性又能表达中国文化个性的题材和内容, 从而表达更多关于中国文化和思想的主张, 随着中国电影人在合作中话语权的不断增强, 相信未来我们将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的精髓在电影中展现[6]。
在全球化语境和文化产业发展背景下, 合拍片无疑将成为具有全新意义的华语电影, 也将是中国电影走向国际市场的必然之路, 我们期待中国的跨境合拍片能够以中华文化为根基, 兼收并蓄, 提高品质, 以全球化的市场和资本运作战略实现中国电影的飞跃。
参考文献
[1]张恂.合拍片:从磨合到成熟[N].中国文化报, 2012-03-01 (6) .
[2]孙慰川.论全球化时代华产跨国大片的发展策略[J].中州学刊, 2007, (2) .
[3]中外合拍电影:推广中国文化的最好通道[EB/OL].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02-27.
[4][美]骆思典.全球化时代的华语电影:参照美国看中国电影的国际市场前景[J].当代电影, 2006, (1) .
[5]张莹.跨境合拍片中中国主体性地位的文化反思[J].当代电影, 2012,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