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产业转移（精选10篇）
污染产业转移 篇1
土壤环境质量关系着人们的居住环境，更与国土资源安全息息相关。但近些年来，我国土壤污染事件不断涌现，给社会经济与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土壤污染均是看不见的污染，其并不像水污染或是大气污染容易被人察觉和感知，但土壤污染是诸多污染的承受者，比如大气污染沉降和污水下渗均会导致土壤污染。因此，探讨污染产业转移背景下的农村环保制度创新，对农村环保水平提升有着极大现实意义。
1 污染产业转移对农村环保的严峻挑战
随着现代化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农村改革发展早已步入了特殊发展时期，可以说整体上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中，加上近年来我国特色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这时则产生了一大批产业开始由城市向农村逐渐转移，21世纪初期为农村承接城市产业转移的高峰期，但这亦是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高发期。长时间以来，我国4万多个乡镇，其间有大多数乡镇缺乏环保基础设施，而60多万个行政村的污染治理工作仍是空白。污染产业的转移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存环境与生活质量，且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和谐发展，同时影响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这也说明我们应对污染产业转移背景下的农村环保制度创新深层次研究，从而确保我国和谐社会的持续发展。
2 污染产业转移下的土壤污染特点
土壤污染极具累积性，其污染物在大气和水体中极易迁移和扩散，最终被稀释，不过土壤中的污染物稀释则较为困难，这时土壤中的污染物极易累积；且其极具隐蔽性与滞后性，通常大气污染及水污染是十分直观的，人们可以触觉、视觉、嗅觉来察觉，但是土壤污染则需要土壤样品分析，或者对农作物检测，甚至是要通过对人畜健康影响研究来确定；是很难逆转的，土壤中的重金属降解难度大，通常是不可能以自然过程于土壤环境中稀释或者是消失；其不均匀性较大，通常污染物在土壤中的迁移很难，加上土壤性质差异大，这时就使得土壤中污染物分布不均匀，空间变异性大；极难治理，污染土壤修复需花费大量资金与时间。
3 污染产业转移下的农村环保制度创新
3.1 农村环保理念创新
各级政府应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与科学发展观，坚持不移的走生产发展和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城市产业转移时，应全面分析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要尽可能的切断产业转移变污染转移路径；树立整体环保理念，积极处理城市环境保护和农村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应注重农村环境保护。比如，发达国家应提供环保技术支持，积极转移污染产业中的配套环保技术设备与装置，将此作为现代化污染的支付，从而促进环保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保护人类的家园。
3.2 农村环保投入机制创新
要加大对农村环境保护财政投入力度，财政部门应安排一定的资金，用来强化农村环境保护与建设；加强农村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完善与健全，坚持谁污染、谁付费、谁收益、谁负担、谁开发、谁保护的原则，构建相应的市场体制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二是积极鼓励农村工业企业加大环保投资，并积极推广环保技术，构建适宜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比如，各级政府应于本级预算中安排相应的资金，将此用于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中，并制定合理的资金制度安排，分析实际情况制定相对应的投入制度，采取各种方式与手段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农村环境保护。
3.3 农村环保法律制度创新
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应基于法制而展开，其应具备完善健全的法律法规，以此来对该项工作进行严格的规制。健全农村环境立法，并强化农村环保执法，从而提升农村干部与农民环保法律意识，其间强调构建科学完善且独立的农村环保法律体系，该体系应基于宪法中有关农村环境和资源保护的规定，加强农村环境和资源保护基本法，从而建成农村环境和资源保护单行法等与农村环境标准和关于农村环境和资源保护单行法，要严格控制污染产业转移源头，监理科学适宜的补偿和救济机制，从法律制度角度保证农民的环境权益；应不断加强农村环保执法力度，严格落实各项制度与法规，农村环境违法行为处理均应有法可依。比如，积极展开多层次、多形式宣传教育活动，采用各种方面引导农村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并积极倡导环保理念与工作，为人们营造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引导人们积极参与农村环保事业。
4 结语
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壤污染程度不断深化，且城市化进程导致农村土壤被严重污染，从而影响农村的耕作，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很大的制约性，这也说明探讨污染产业转移背景下的农村环保制度创新，对农村环保水平提升有着极大现实意义。本文简述了土壤污染定义，并概述了土壤污染特点，提出了适用于农村环保制度创新的措施，为农村环保水平的提升提供参考依据。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以快速提升,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土壤严重污染,我国又是农业大国,土壤污染严重影响着农业发展。近些年,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持续加深,环境污染状况亦是逐渐严峻,土壤污染与水污染、大气污染等事件更是不断涌现,环境污染治理急需解决,尤其土壤污染治理十分必要。本文探讨了污染产业转移背景下的农村环保制度创新,并提出了实用性应用措施,为农村环保水平的提升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污染产业,农村环保,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1]董闪.我国农田污染治理资金来源途径刍议——美国超级基金制度之启示[J].山西农业科学,2015(9).
[2]张华一.新《环保法》解析及意义[J].科技展望,2015(12).
污染产业转移 篇2
（1.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2.中国人民大学 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72）
一、引言
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已经具备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条件。同时，东部地区面临着资源约束、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产业结构加快调整升级的多重压力，也陆续开始向内陆地区转移传统技术与产业。转移的产业主要以工业为主。工业作为三次产业中污染排放量最多的产业，其转移过程可能也伴随着污染的转移。如果这种转移规模较大，就会对生态环境原本就相对脆弱的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造成更为严重的破坏。部分发达国家以及东部部分地区发展初期采取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造成了种种矛盾和危害，应该作为深刻的教训。如何既有序推进产业与技术的转移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又保证不同类型区域生态环境普遍改善，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
在很多情况下，竞争国家之间为了吸引更多的高环境规制标准国家的企业，往往刻意降低本国的环境规制标准，从而使污染密集型产业不断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污染的天堂”（Esty，1994，1996）。同时，许多实证方面的研究表明，这种以环境规制标准降低来吸引高规制标准国家产业转移的竞争往往是竞争到底的（race to the bottom），即这种相互竞争博弈的结果导致各竞争国的环境规制标准一降再降，形成恶性竞争，使得环境不断恶化（Mani and Wheeler，1999;van Beers and van den Bergh，1997）。因此，通过产业转移，完成污染转移、能耗转移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欠发达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尤其是广大中、西部生态脆弱地区，必须重视这一问题。因此，有必要对目前中国环境污染与产业转移的现状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但是，迄今为止已有的关于中国环境污染与产业转移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FDI对国内环境的影响。如夏友富（1999）系统阐述了外商投资于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现状、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舒基元（2003）分析了国际污染转移产生的途径与根源，以及我国在利用外资以及进出口贸易中存在的环境污染转移问题。杨海生等（2005）根据1990—2002年中国30个省市环境、经济、贸易数据和29个省市FDI的数据，建立全球化与中国的计量模型，发现FDI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FDI对环境有负效应。在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所引起的生态效应方面的研究比较少见，且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如杨昌举（2006）、黎金风（2007）、谢丽霜（2009）等，定量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笔者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2001—2008年中国污染排放转移变化以及污染型行业的布局变化，分析了污染转移与污染型产业转移的关系，发现区域间的实际污染转移变化并不完全与污染型行业的区域转移情况相吻合，而区域间污染排放控制技术的变化正好解释了这一现象，且技术进步在减少污染排放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笔者从产业和技术两个角度对当前环境污染转移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为实现以生态文明为核心价值取向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新要求提供决策参考。
二、全国污染排放转移变化情况
笔者选取2001年与2008年的工业化学含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工业粉尘以及固体废弃污染排放数据，应用公式分别计算出2001年和2008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各类污染排放占全国污染排放比重的变化情况（见表1）。其中pijt为t年i省的j类工业污染排放量，pjt为t年全国j类工业污染排放量。通过分析发现东部地区除固体废弃物排放比重有所增加以外，化学含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工业粉尘排放占全国污染排放的比重都有较大幅度的减少。中部地区除工业烟尘排放比重有所减少外，其他污染排放都有所增加。西部地区除工业烟尘和固体废弃物排放比重减少外，其他污染排放比重都有所增加。东北地区除固体废弃物排放比重减少外，其他污染排放比重也都有所增加。
表1 2008年与2001年相比全国四大区域版块工业污染份额比重变化
从表1可以看出，与2001年相比，2008年污染已由沿海向内陆地区转移，主要表现为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转移。而就污染转移的程度来看，废水化学含氧量、氨氮以及大气二氧化硫这三类主要污染排放向西部转移的程度明显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而工业烟尘排放主要向东北地区转移，工业粉尘排放向中部转移的程度则高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固体废弃物的污染排放主要向东部和中部转移。
三、全国污染型行业的产业布局变化情况
从全国污染排放转移变化情况可以看出，除固体废弃排放以外，其他污染排放都有从东部沿海向内陆转移的趋势，其中污染排放向西部转移的程度明显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笔者初步猜想可能在2001—2008年，污染型行业的区域布局由东部沿海向内陆地区发生了转移。以下将依据34类不同行业各污染物排放占全部行业污染排放的比重，确定污染型的行业，并进一步分析2001—2008年间这些污染型行业的布局变化情况。
（一）污染型行业的确定
不少研究将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量作为判定污染型行业的基本指标，这一标准虽然能衡量一个产业的污染密集度，但这里主要想测算2001—2008年间污染型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转移所造成的实际影响，因此，笔者将侧重于对行业具体污染排放量的测度，根据2001—2008年的行业污染排放数据的平均值，计算出不同行业各污染物排放占全部行业污染排放的比重（其中不考虑被列为其他的行业），并依据各行业污染排放的比重排名，从高到低选取行业污染排放加总达到全部行业污染排放90%的行业作为污染型行业（见表2）。
（二）污染型行业区域布局转移情况
通过以上分析确定了不同类污染型工业行业，以下将根据2001年和2008年不同污染类的污染型行业的工业生产总值，应用公式分别计算出2001年和2008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不同污染类的污染型行业区域布局转移变化情况（见表3）。其中ykjt为t年全国j类污染型行业的生产总值，yt为t年全国工业总产值。
通过表3可以看出，与2001年相比，2008年东部地区的化学含氧量污染型行业、氨氮类污染型行业、工业烟尘污染型行业和固体废弃污染型行业整体占全国的比重都有所下降，而二氧化硫污染型行业、工业粉尘污染型行业的比重上升。中部和西部地区各类污染型行业整体占全国的比重都有所增加，但中部增加幅度较大，行业转移变化比较明显，西部则整体增加幅度相对较小。东北地区各类污染型行业整体占全国的比重都有所下降，其中二氧化硫污染型行业、工业粉尘污染型行业、工业烟尘污染型行业和固体废弃污染型行业比重下降明显。因此，总体来看东部和东北地区的污染型行业的布局发生了明显的转移，主要转移到了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中中部承接了相对较大部分的污染行业转移。
表2 全国工业各行业污染排放量占所有工业污染排放量的比重
表3 2008年与2001年相比全国四大区域不同污染类污染型行业区域布局转移变化
四、污染转移与产业转移的关系
从第二部分得出的结论来看，从2001—2008年间，污染开始由沿海向内陆地区转移，主要表现为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转移。但通过第三部分的分析发现东北地区的污染型行业占全国的比重是明显下降的。这两个结论出现了矛盾。
而就污染转移的程度来看，第二部分的结论是废水化学含氧量、氨氮以及大气二氧化硫这三类主要污染排放向西部转移的程度明显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但从第三部分得出的结论来看，化学含氧量污染型行业和氨氮类污染型行业却表现为由东部和东北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且向中部转移的幅度大于西部；二氧化硫污染型行业则表现为由东北地区向东、中、西地区转移，但主要集中于中部地区。从第二部分结论来看，工业烟尘排放表现为主要向东北地区转移，工业粉尘排放向中部转移的程度则高于西部和东北地区，这也与第三部分的结论相矛盾——工业烟尘污染型行业主要由东部和东北地区向中西部转移，而工业粉尘污染型行业主要由东北地区向东、中、西地区转移，且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第二部分得出的结论是固体废弃物的污染排放主要向东部和中部转移。而第三部分结论中固体废弃污染型行业却表现为由东部和东北地区向中西部发生了转移。
两部分的结论相互矛盾说明之前污染转移是由污染型行业的布局发生变化所导致的这一设想存在问题，主要是因为在这一分析过程中忽略了各区域污染排放技术对污染转移产生的影响。如果一个区域总体所使用的污染排放控制技术变好并高于其他区域，则即使其承接了较多的污染型行业，其污染排放量的比重也不一定就大幅度增加。同样，即使一个区域污染型行业未增加或者转移了出去，但其近几年总的污染排放控制技术变差或者低于全国平均技术水平，则其污染排放占全国的比重也可能增加或者高于其他排污控制技术高的区域。
因此，有必要对2001—2008年间全国各省的污染排放控制的技术进行测算，看是否是因为各省份工业污染的排放技术发生变化导致以上问题的出现。
五、污染转移与全国污染排放技术变化的关系
对2001—2008年间因技术原因导致污染排放占全国比重的变化情况进行测算，从而了解技术变化对污染排放的影响。通过将现实中的污染排放量与对应产业结构条件下应该排放的污染量进行比较，得出因技术原因导致的污染排放，具体见公式（1）。
其中，pit+1为t+1年i省的实际工业污染排放量，pjt+1为t+1年全国j行业的污染排放量，Sijt+1为t+1年i省的j行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Pt+1为t+1年全国工业总的污染排放量表示t+1年i省在该省的产业结构条件下所应当排放的污染量，则的差值则体现出t+1年i省因污染排放控制技术的原因所产生的污染排放量。当说明t+1年i省的污染排放控制技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当说明t+1年i省的污染排放控制技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ΔT则为t+1年与t年相比i省因技术原因所产生的工业污染排放在全国工业污染排放的比重变化情况，表现为i省分别相对于t+1年与t年的全国平均技术水平而言，其污染排放控制技术的进步程度。当ΔT＞0时，即在t年到t+1年间，i省整体因技术原因导致工业污染排放比重增加，表明i省分别相对于t+1年与t年的全国平均技术水平而言，整体工业污染排放控制技术发生了退步。当ΔT＜0时，即在t年到t+1年间，i省整体因技术原因所产生的工业污染排放比重减少，表明i省分别相对于t+1年与t年的全国平均技术水平而言，整体工业污染排放控制技术进步。
为了更直观地分析全国四大区域版块之间环境污染转移的变化，笔者计算出2001年与2008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整体工业污染排放控制技术的变化情况（见表4）。
总体来看，东部地区整体的污染排放控制技术表现为明显的进步，中部地区技术水平也有较大程度提升，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污染排放控制技术则相对全国平均技术变化水平而言相对下降，而东北地区的污染排放技术下降更为明显。从分类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东部和中部的废水化学含氧量排放控制技术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西部和东北地区则相对下降，且西部的下降幅度大于东北地区。从废水氨氮排放控制技术的变化情况来看，除东部地区技术提升外，中、西和东北地区都下降，其中西部技术相对整体水平而言下降的幅度最大，其次是东北地区。从二氧化硫排放控制技术的变化情况来看，东部和中部都有明显的提升，西部和东北地区技术都下降。工业烟尘排放技术东、中、西部都有所上升，其中东部和西部上升幅度相对较大。东北地区的工业烟尘排放技术下降相对较为明显。对于工业粉尘的排放控制技术而言，除中部地区技术相对整体水平明显下降外，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技术都有所进步，而东部地区进步最为明显。从固体废弃物排放控制技术来看，东部技术相对整体水平有所下降，其余的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都表现为技术进步，且西部技术进步最为明显。
表4 2008年与2001年相比全国四大区域整体工业污染排放控制技术的变化情况
六、结论性评述
通过对工业污染排放控制技术变化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全国各省份的污染排放控制技术的变化正好解释了之前污染转移变化与污染型行业转移变化结论之间的矛盾。
总体来看，从2001—2008年间，污染开始由沿海向内陆地区转移，主要表现为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转移，且向西部转移最为明显。而污染型行业的转移情况却表现为东部和东北地区的污染型行业占全国的比重明显下降，污染型的行业主要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且中部承接转移程度较大。这主要因为从2001—2008年间，东部的污染排放控制技术相对整体水平有着明显进步，这一变化加上污染型行业的向外转移使得东部地区的工业污染占全国比重明显下降。而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虽然污染型行业增加的比重远远高于西部地区，但由于其污染排放控制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使得总体的污染排放比重降低。而西部地区不仅承接了大量的污染型行业的转移，其整体污染排放控制技术相对全国平均技术的变化水平也变差了，这必然使得西部地区的工业污染排放的比重增多，从而表现为污染主要向西部转移。东北地区虽然污染型行业的比重下降，但其污染排放控制技术相对全国平均技术的变化水平也明显下降，这使得东北地区污染排放的比重仍然表现为上升，但上升的幅度还是明显小于西部地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污染的转移不仅与污染型行业的转移密切相关，同时还受到所采用的污染排放控制技术的影响。即使污染型行业数量增多，但通过促进这些行业污染排放控制技术的进步，同样可以减少污染的排放。在产业从东部沿海向内陆转移的过程中，一些污染型行业在成本效益的驱动下，可能会出现大量的向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转移的现象，而中部、西部以及东北的部分贫困地区也愿意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我国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相对较为脆弱，一旦污染随着产业的转移也相应发生大规模的转移，必将会对这些地区的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因此，内陆地区在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对污染排放控制技术水平的提升，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减少污染排放，并最终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
[1]Esty，Daniel C.Greening the GATT:Trade，Environment and the Future[M].Washington: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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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黎金凤.产业转移与中部地区面临的环境风险[J].经济与管理，2007，（11）.
污染产业转移 篇3
纵观已有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研究,多集中在区位选择影响因素[2]、转移动因与机制[3,4]、 对中西部地区的环境影响[5]、对碳排放的影响[6]等方面,对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测度研究较少。 在产业转移测度研究中,陈建军[7]采用产业竞争力系数作为区域竞争优势的标志性指标,对产业转移的动态过程进行测度,但该系数假定全国各区域对所有产品的需求都是均匀分布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刘红光等[8]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并结合中国区域投入产出表对区域间产业转移进行定量测度,发现中国产业转移明显有 “北上”特征。非参数方法中,王业强[9]通过两种非参数方法对产业活动的空间效应进行分解,试图阐述在中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制造业区位变迁的内在规律。对文献的调查发现,因其所需要的数据易于获取,分析准确度高,且能够很好地反映区域产业随时间的变化,偏离———份额分析被广泛地应用于产业转移测度研究中[10,11,12]。因此本文采用产业结构变动系数和偏离———份额分析来对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进行综合定量分析,旨在对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现状进行科学准确判断, 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区域转移内在机理进行分析。
1研究方法和相关概念界定
1.1研究方法
1.1.1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确定
根据最新的行业分类标准( GBPT 475422002) , 从39个行业中选取35个行业计算污染强度 ( 其他矿采选业、木材及竹材采运业、木材加工业、 其他制造业由于部分数据不全去除) ,借鉴M&W分类法,计算出中国第二产业35个工业行业的污染物强度系数,步骤如下:
将Pi,w( 废水污染物强度系数) ,Pi,g( 废气污染物强度系数) ,Pi,s( 固体废弃物污染物强度系数) 定义为在i行业中,每生产百万元产值所产生的废水 ( 废气和固体废弃物) 量。
其中Pi,w、Pi,g和Pi,s是标准化过后的数据。
最后,i行业的污染物强度系数
1.1.2产业结构变动系数
采用产业结构变动系数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区域变动的基本格局进行表征。其公式为:
式中: ISCC为某区域i行业的结构变动系数; xit1为某区域t1时期i行业部门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 xit0为某区域t0时期i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 t为时间间隔。
1.1.3偏离——份额分析
经典的偏离———份额分析模型如下所示:
式中: Xij为j地区i产业经济变量的初始值; X'ij为j地区i产业经济变量的期末值; S为产业总数; R为地区总数。
式 ( 4 ) 右边的3项, Xijr为国家效 应 ( NE) ,表示国家经济整体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Xij( ri- r) 为国家产业部门效应 ( SE) ,表示产业部门结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Xij( rij- ri) 为竞争效应 ( CE) ,表示产业空间竞争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3]。杨开忠[14]将式 ( 4) 的左边称为总增长量,右边的三项依次称为分享增长、结构性转移增长和区位性转移增长。
但经典偏离份额分析法存在严重的缺陷,是由于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效应没有从空间效应中分离出来,造成地区与部门之间相互依赖[15]。因此,Esteban - Marquillas[16]在模型中引入 “同位变化”( Homothetic Chang,Xi*j) :
式 ( 4) 可以改写成:
再将式 ( 5) 进行改写
式 ( 5) 右边的第1项与第2项同式 ( 4) , 第3项为纯空间竞争效应 ( NSCE) ,表示区域相对于整体经 济的优劣 势; 第4项为分配 效应 ( AE) ,表示某产业在某地区的专业化程度[13,17]。 式 ( 6) 左边称为总偏离量,是实际增量与国家分量之间的差值,表示j地区i产业经济变量相对于全国所有产业部门平均水平的高低,是衡量区域经济相对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13]。
1.1.4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和 《中国统计年鉴》。本文将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划分为八大区域,八大区域的划分来源于2005年国家信息中心出版的 《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其中,东北区域 ( NE) : 黑龙江、吉林、辽宁; 京津区域 ( JJ ) : 北京、 天津; 北部沿海 区域 ( NC) : 河北、山东; 东部沿海区域 ( EC) : 上海、江苏、浙江; 南部沿海区域 ( SC) : 福建、 广东、海南; 中部区域 ( MA) : 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 西北区域 ( NW) : 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 西南区域 ( SW) : 四川、重庆、广西、云南、贵州、西藏。
1.2产业转移内涵的界定
对产业转移的测度首先要严格界定产业转移的内涵。狭义的产业转移是指产业或企业在空间地理位置上的整体或部分迁移。而宏观的产业转移是指一定时期内由于区域间产业竞争优势消长转换而导致的产业区位重新选择的结果,是产业区位的变化[18,19]。通过对产业转移内涵的论述, 本文认为产业转移不仅包括产业或企业在空间地理位置上的整体或部分迁移,还包括产业生产份额在区域间此消彼长的过程。根据我国产业转移现状和特点,将产业转移分为集聚式转移和扩散式转移[20],前者指产业转出地为低水平发展区域,而转入地为该产业的高水平区域; 扩散式则相反,产业转出地为高水平发展区域,而转入地为低水平发展区域[12]。
2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分布与区域转移
2.1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确定
关于污染密集 型产业 [Pollution - intensive Industries ( PIIs) ] 的定义,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表述[21,22,23],但都强调污染密集型产业具有高污染、 高排放、资源性及劳动密集性的特征,会对生态环境及人们生活造成较大危害的产业。目前,国内学者大都采用夏友富[21]的定义, “PIIs是指在生产过程中若不加以治理则会直接或间接产生大量污染物的那些产业,这些污染物对人类、动植物生命或健康有害,促使环境恶化,影响生态质量,另外,在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安全和健康受到威胁或明显受到影响”。
关于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分类方法,文献中有两种基本的分类方法: 第一种分类方法是估计产品的污染物排放强度,即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量; 第二种分类方法是采用 “污染治理和控制支出” ( Pollution Abatement and Control Expenditures,PACE) 。 这种方法是通过计算生产者的污染成本负担大小, 来确定污染密集型行业,即单位产出PACE高的行业为污染密集型行业[24]。
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Mani和Wheeler ( 1997) ,简称M&W分类法,它是依照单位产出的污染物排放水平将钢铁、化学工业、有色金属、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及造纸和纸浆划分为污染密集型产业[25]。在国内研究中,比较有代表 性的是夏 友富 ( 1999 ) 和赵细康 ( 2003) 的分类法,其中夏友富根据各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相关工业部门对环境的影响,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划分了22种污染密集型产业[22]。 赵细康[23]则按照Mani和Wheeler ( 1997) 的方法,利用1991 ~ 1999年中国工业产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有关数据,计算得出每种排放物的单位产值的排放量,再对这3个值进行等权相加再平均,得到各工业产业污染排放强度系数, 根据该系数把工业行业划分为轻度污染密集型产业 ( Less Pollution Intensive Industry,简称LPII) 、 中度污染密集型产业 ( Middle Pollution Intensive Industry,简称MPII ) 和重度污 染密集型 产业 ( Heavy Pollution Intensive Industry,简称HPII) 。 刘巧玲[27]利用COD和SO2指标对我国产业的污染密集指数进行了计算,将造纸及纸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划分为水 ( COD) 污染密集型产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划分为大气 ( SO2) 污染密集型产业。
根据方法1. 1. 1进行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如果某个行业的污染物强度系数大于均值0. 085, 则被认为是污染密集型产业 ( 表1中黑色字体) 。 得出的结果与2007年国务院出台的 《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中所规定的我国第二产业中的11个重污染行业大部分吻合。由于文章分析的需要,将污染密集型产业按行业类别进行分类,矿产资源开采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化学工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2.2污染密集型产业区位迁移的空间布局
采用产业结构变动系数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区域变动的基本格局进行表征。如图1所示,改革开放以来,污染密集型产业得到了飞速地发展, 其在各区域间的空间分布也发生了较大地变化。
( 1) 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结构变动相对稳定,矿产资源开采业集中在资源禀赋较好的地区 ( 中部区域如山西、河南,西北区域如内蒙古, 北部沿海区域如山东等) ,其他五类污染密集型产业则相对集中在东部地区。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电力/热力的生产与供应业区域结构变动情况大体相似,一方面,与矿产资源开采业结构变动有一定的相似性,因其靠近原料来源地; 另一个方面,东部沿海区域结构变动系数明显高于内陆,因其靠近消费市场。
( 2) 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结构变动地域分异明显。矿产资源开采业中,资源禀赋较好的地区要高于其它区域。其它五类污染密集型产业结构变动中,沿海地区大于内陆地区,东部地区大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东部沿海的山东、浙江、江苏、广东,中部地区的河南、河北、湖南的结构变化系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八大区域来看,东部沿海区域和南部沿海区域最高,北部沿海区域和中部区域次之, 京津区域和西部区域排名最后。
( 3) 污染密集型产业结构变动系数大小主要取决于当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状况、区位性和结构性因素。在资源禀赋相对较少,经济发展落后且工业基础薄弱的西藏、新疆、青海、宁夏、 甘肃等省区,污染密集型产业结构变化程度不大。 在有一定资源禀赋和工业基础的湖南、四川和湖北等省,污染密集型产业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在内蒙古和山西等能源大省,产业结构发生了大的变动。在经济发展较好、离资源地距离较近且污染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山东、江苏、广东和浙江等省,产业结构变动很大,系数均超过10。
2.3污染密集型产业区位迁移的结构效应与空间效应
偏离———份额分析的参照区域通常是国家, 被分解的经济变量可以是收入、就业人数、增加值及其他各种经济变量[28]。本文将31个省市划分为八大区域,并采用相关区域污染密集型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进行分解分析。
2.3.1污染密集型产业区位迁移的结构效应与空间效应
从表2可见,北部沿海、南部沿海和西南区域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就业人口在3个时段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从增长幅度来看,中部区域和西南区域就业人口增长幅度最大,而京津和东北区域的则相对较小,甚至出现较大规模的负增长。 将研究分为3个时段,即短期 ( 2005 ~ 2011年) 、 中期 ( 1999 ~ 2011年) 、长期 ( 1993 ~ 2011年) , 以减少因忽略产业结构或收入结构调整中的激烈变化信息所造成的影响[29]。由表2可知,1从长期看,除北部沿海、南部沿海和西南区域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就业人口在增长,其它区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负增长,说明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以上3个区域。八大区域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区位迁移的结构效应均为负值,说明污染密集型产业对区域就业的贡献越来越低。在空间效应方面,北部沿海、中部和西南区域就业人口有大幅度增长,可以看出,污染密集型产业在一定程度上由东部地区转移至中西部地区。2从中期看,除京津和东北区域外,其他六大区域的就业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说明污染密集型产业正在逃离这两个区域,而向中西部和沿海地区聚集。京津和西南区域的产业的分配效应值较大, 说明这两个区域的产业集中度比较高。3从短期看,八大区域的结构效应均为正值,对比中长期的结构效应发现,污染密集型产业对就业的贡献率在上升,污染密集型产业有扩大生产的趋势。 另一个方面,中西部地区具有正的空间效应,而其它区域为负值,这在很大的程度上说明污染密集型产业在往中西部地区转移,沿海地区是主要的转出地。总体而言,污染密集型产业区位迁移的竞争效应和纯空间竞争效应具有一致性,表面污染密集型产业跨区域迁移主要受到区位优势的影响。从结构效应来看,污染密集型产业发展对中国中长期就业的贡献都在下降。从空间效应来看,京津、东北的短、中、长期都为负值,这两个区域是污染密集型产业输出区域。沿海区域在短、中、长期的空间效应呈现不同的规律,这也是污染密集型产业转出的大区域。相反,中西部地区则有正的空间效应值,这是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迁入地。
2.3.2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分析
采用区域产业结构分量和区域空间竞争分量的优劣势在时间阶段上的变化对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进行定位。对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类型的定义如表3。集聚式和扩散式转入产业的区别在于产业部门初期是否具有优势,当初期有一种或者两种优势的,末期保持这种优势或加强另外一种优势的被视为集聚式转入产业; 当初期不具有任何一种优势的,末期有一种优势的实现则被认定为扩散式转入产业。本文采用偏离———份额模型分别对1999 ~ 2005年和2005 ~ 2011年的各区域各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进行测算,并以1999 ~ 2005年为基期对比分析2005 ~ 2011年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区域布局的变动,得出结果如表4所示。
注: 对部分行业转出或转入较多区域的仅取前 3 个区域。
由表4可见,在2005 ~ 2011年间,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区域布局有较大的变动,污染密集型产业在区域间发生了大规模的转移。其中,1在转出区域中,东北、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区域是污染密集型产业转出数量最多的区域,分别有7、 4、4个污染产业转出。在产业转入方面,中部、 西南和北部沿海区域成为产业转入最多的区域。 2从转移产业部门来看,矿产资源开采业主要由东北和东部沿海区域集聚式转移至中部和北部沿海区域,也有部分扩散式转移至西北和西南区域。 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主要由东北和北部沿海区域转移至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区域。化学工业与造纸行业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扩散式转移。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则向沿海地区集聚式转移。
3结论
本文选取产业结构变动系数和偏离———份额分析对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进行综合定量分析,得出结论如下: ( 1) 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结构变动相对稳定,但地域分异明显,产业结构变动系数大小主要取决于当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状况、区位性和结构性因素。 ( 2) 污染密集型产业跨区域迁移主要受到区位优势的影响。从结构效应来看,污染密集型产业发展对中国中长期就业的贡献在下降。从空间效应来看,东北、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区域是污染密集型产业转出数量最多的区域,而中部、西南和北部沿海区域成为产业转入最多的区域。( 3) 从转移产业部门来看,矿产资源开采业主要由东北和东部沿海区域集聚式转移至中部和北部沿海区域; 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主要由东北和北部沿海区域转移至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区域; 化学工业与造纸行业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扩散式转移;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则向沿海地区集聚式转移。
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承接了大量从沿海地区转移而来的污染密集型产业, 对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当地政府应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 1) 完善整体的产业发展规划,根据自身产业发展阶段与特点, 编制承接产业转移指导目录,有所选取地承接产业转移。( 2) 适当提升产业准入门槛,提高环境准入标准,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 3) 规划污染密集型产业进入生态工业园,以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监管来推动产业的发展。 ( 4) 强化环境监管与执法,杜绝由于产业转移带来污染转移与环境恶化。( 5) 研究制定重污染密集型企业退出机制,以制度的形式规范重污染、低效率企业合理退出,优化产业发展并保护生态环境。
摘要：伴随着我国区域梯度产业转移,污染密集型产业在空间分布上有了较大的变化。本文采用产业结构变动系数和偏离——份额分析来对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进行综合定量分析。结果发现,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结构变动相对稳定,但地域分异明显,产业结构变动系数大小主要取决于当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状况、区位性和结构性因素。通过偏离——份额分析发现,污染密集型产业跨区域迁移主要受到区位优势的影响。从结构效应来看,污染密集型产业发展对中国中长期就业的贡献在下降。从空间效应来看,东北、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区域是污染密集型产业转出数量最多的区域,而中部、西南和北部沿海区域成为产业转入最多的区域。从转移产业部门来看,矿产资源开采业主要由东北和东部沿海区域集聚式转移至中部和北部沿海区域;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主要由东北和北部沿海区域转移至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区域;化学工业与造纸行业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扩散式转移;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则向沿海地区集聚式转移。
国际产业转移与福建产业定位 篇4
关键词：国际产业转移；福建；产业结构；定位
中图分类号：F01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2-0001-03
1 国际产业转移推动福建产业结构的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对外开放的加大，福建省引进的外资规模也日益增加。由外商直接投资带动的国际产业对该省的转移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第一阶段是1978-1987年，国际产业转移起步发展阶段。随着市场开放，外资从小规模试探逐步加快进入，1984-1987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平均为7千万美元。1985年首次突破1亿美元。从1979年至1987年，全省累计承接国际资本转移3.01亿美元。 (2)第二阶段是1988-1995年，国际产业转移高速发展阶段。1988-1993年期间，除个别年份外，每年外商直接投资金额都成倍增长。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自90年代开始进入福建，较多投资于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从1988年至1995年，这一时期全省累计承接国际资本转移134.28亿美元。(3)第三阶段是1996年至今，国际产业转移平稳发展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在经历1999年和2000年小幅下滑之后，2004年有了明显增加，达到47亿美元。同时进入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来闽投资增多，国际转移产业结构得以优化。从1996年至2004年底，这一时期全省累计承接国际资本转移369.31亿美元。
由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国际产业转移对福建产业结构变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促进福建产业结构的工业化。
改革開放以来，外商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一直保持较高水平，推动了全省产业结构的工业化（见表1）。2004年外资在第二产业的比重达到79．5% ，远远高于全省总体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所占48．7%的比重，两者相差30．8个百分点，这表明外资已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工业化的重要力量。2004年，规模以上“三资”工业企业的产出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出的份额是：工业总产值占59．55% ，工业增加值占57．71%，产品销售收入占59．42% ，利润总额占69．28% ，资产总额占54．64% ，均已占到1/2甚至更高的比重。
（2）促进福建产业结构向重化工业化发展。
20世纪80年代，国际产业转移的特点是以轻纺产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福建省得改革开放之先，主要承接了来自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的以轻工制成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90年代以后，在全省承接的国际转移产业中除原先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还包括电子信息产业，以及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这一阶段的产业转移趋势同全省产业结构的升级发展基本一致。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省重化工业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稳步上升。2002年全省重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开始接近轻工业。2005年，轻重工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2002年50％∶50％，变为45％∶55％。近几年福建电子、石化、机械等主导产业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大批以IT产业和石化产业为代表的大项目的进入。2005年三大主导产业实现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43.9％，拉动全省工业增长8个百分点。
（3）推动福建产业结构向高加工度化发展。
2004年，规模以上“三资”工业企业总产值占所在行业比重高于全省平均比重的共有12个行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91.94%）、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87.47%）、橡胶制品业（86.16%）、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84.3%）、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76.99%）、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75.14%）、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74.21%）、金属制品业（71.45%）、家具制造业（70.92%）、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68.45%）、塑料制品业（67.82%）、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64.88%）。这些行业基本都是加工工业，其中规模以上“三资”企业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比重高达91.94%，这说明除一般性加工工业外，有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加工工业也是国际产业向福建省转移的重点。2000年，外商与港澳台商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销售收入占全省的比重为76.8%，到2003年达81.5%；在全部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全部的98.0%。
外商产业转移项目许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技术层次较低的电子零件加工组装业，这导致福建省高技术产业附加值率明显偏低。2003年，在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中电子计算机制造业的每百元产品销售收入实现利税额只有6.93元，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也只有7.87元，虽然比全部工业的增加值率高，但远低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平均水平。
（4）促进福建产业集中度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进入市场的壁垒不断被打破，福建省非国有经济发展迅猛，企业数量众多，规模较小，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产业集中度下降。外资持续大规模的进入对全省产业集中度的提高产生了积极影响。许多外资企业的规模远远超过同类企业，居所在行业的前列。2004年，规模以上内资工业企业的平均工业总产值是3868.06万元、平均资产总额3858.3万元、平均产品销售收入3764.55万元、平均利润总额165.43万元，与之对比，规模以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数值相应高出3286.74万元、1504.16万元、3130.14万元和180.92万元，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的数值分别高出6718.94万元、5649.6万元、6542.27万元和750.47万元。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欧美大型跨国公司在一些规模经济效应显著行业的投资，不断扩大单项外商投资的平均规模，有效提高相关产业的集中度。在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福州冠捷电子产量已跃居全球同类型企业第3位，中华映管产量位居全国同类型企业第1位。在汽车产业领域，2003年东南汽车公司轻客的产销量已占据同行业第2位，轿车居第9位。
从总体看，国际产业对福建的转移重点，集中于中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的一般加工工业和一般性技术产业，产业关联度较高的大型投资企业相对较少。2002-2003年度福建省列入全国 500强的外资企业仅有19家，占全国的3.85，这与该省吸收外商实际投资居全国第三位的地位形成鲜明的对比。
2 福建面临国际产业转移“北上”的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转移改变了改革开放后的头20年高度集中于广东、福建两省的局面，开始大规模地面向江苏、浙江、辽宁、山东等省。在产业转移“北上”的总体趋势中，福建省利用外资表现出不断下滑的态势。以台资为例（见表2），1990年以前，福建一直是我国台商投资大陆布局的重心地区，所吸纳台资一度占到大陆吸纳台资总额的30%以上。然而自1994年以来,来福建的台资项目和规模逐年下降。2000年台湾企业投资大陆26.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08.1%，而投资在福建的却比上年下降47.5%。2000年福建吸纳台资所占总体份额已从1991年的32%降至3.82% ，2005年为6.63%。
福建在新一轮的产业转移浪潮中，没有能够在吸引和承接外资的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除了亚洲金融危机、国际国内吸引外资竞争更加激烈等外部因素外，福建省的综合配套环境比较薄弱，明显制约了国际产业向福建的转移及产业结构的升级。
（1）福建工业基础薄弱，产业配套能力差。
（2）福建基础设施较差，市场容量有限。
（3）福建缺乏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
（4）福建投资软环境不够理想。
3 处于国际产业转移中的福建产业定位
目前，福建的主导产业为电子信息、石化、汽车三大产业，与“长三角”、“珠三角”在经济技术发展方面客观存在差异，另一方面，福建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在对各地区产业同构现象的一片谴责声之中，福建产业只能固守传统优势产业？如何避免产业低地的形成？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制造业向中国沿海地区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随着大量外资尤其是跨国资本的进入，一些区域产业结构实现了跳跃式演进，加快了各区域间产业结构同构化的步伐。但国际产业转移出现的一些新特点和趋势，使产业结构的趋同并非一定意味着地区间分工和专业化的弱化。第一，随着竞争不断加剧，产业转移已由原来单个项目、单个企业、单个产业的转移转向产业链式转移。也就是很多产品生产过程包含的不同工序和区段，被拆散分布到不同国家或区域进行，形成以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產业链分工体系。第二，跨国公司成为产业国际转移主体的趋势更加明显。2002年，在全球直接投资流量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跨国公司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增加了30% ，创造了3．4万亿美元的附加值，约占全球GDP的1/10，同时，其全球销售额高达l8万亿美元，是当年世界总出口8万亿美元的2．25倍。2003年研发开支超过50亿美元的跨国公司有六家(福特汽车、辉瑞制药、戴姆勒一克莱斯勒、西门子、丰田和通用汽车)。相比之下，在发展中经济体中，研发总开支接近或超过50亿美元的只有巴西、中国、韩国和中国台湾省。跨国公司的主导地位决定企业内的全球分工已成为各国参与国际分工更加主要的模式。这种跨国公司内部的分工主要表现为母国公司控制一个产业或生产流程中具有核心技术和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而把非核心技术的、劳动密集、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同时，跨国公司社会化协作程度高、横向联系广的特点还导致国际产业转移的集群化，即跨国公司主动地带动和引导上下游企业的投资，通过本地化战略的实施，发展配套产业并建立产业群。总之，新出现的这种产业链分工和企业内分工是一种更为细致和发达的产业分工形态。在这种新型分工格局下，一方面是出现产业结构趋同的趋势，另一方面区域产业分工和专业化却在不断深化。也就是说，产业结构趋同与区域分工深化可以并存。这样一来，市场竞争就由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变为生产分工协作、生产体系之间的竞争。
因此，面对国际产业转移新特点，福建产业定位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选择区域间的“同构产业”，而是如何强化产业分工和专业化，从而实现产业升级。
（1）必须转变“撒胡椒面式”的产业扶持政策。福建省不论在支柱产业、重点产业的确立，还是产业集群的扶植方面，动辄十个几十个行业的做法并不鲜见。由于面面俱到，重点不突出，资金分散，因而不能发挥出产业政策的作用。
（2）加大对跨国公司转移产业的导向力度。把吸引外资着力点放在引进跨国公司及与跨国公司生产相配套的企业群上，特别注重引进与大项目关联度大、面向全球供货的零配件项目。
（3）在企业规模结构方面，要重点培育“专、精、特”的小型巨人企业。福建工业化的进程一直承受着“只长不大”的企业“侏儒症”问题的困扰，产业竞争力因此难以获得有效提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组建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被视为“作大”的重要途径，但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浙江省“不求其大，只求其优”的产业发展思路值得借鉴。他们以相对市场份额作为衡量企业竞争力的标准，涌现出一批产品市场占有率较高、竞争力较强、在全国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小型巨人企业。这类企业的共同特点是“小而专、小而精、小而特、小而优”。福建要在现已具备一定产业规模的行业中，加快把成长型企业培植成“小型巨人”企业，大幅度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专业化水平。此外，要积极支持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建立分工协作关系，使之成为围绕大企业进行协作配套的专业化企业。
（4）发挥高新技术产业的牵引作用，不仅要重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且更要重视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福建省目前中小企业多属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是传统优势和出口主导型产业，要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对传统企业和产业进行改造，在强调特色、强化分工上作足功夫。同时，要坚持高起点、高质量，用信息化、高新技术支撑重化工业发展，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
此外，要加快透明、高效的法律、政策等软环境的建设。关键是进一步转变政府管理职能。政府应把精力主要放在有利于经济稳定发展的宏观协调上，特别应加强对跨地区、跨部门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市场开放、公平竞争等方面的制度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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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产业转移 篇5
近年来,鉴于我国经济发展亟需产业结构调整,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顺应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产业跨区域转移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我国产业转移给中西部地区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对中西部地区环境造成污染———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能源消耗高、污染排放严重的企业迁移至中西部地区,因而呈现出一种“污染的跨区域转移”现象,直接影响到中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为了科学有效地推进中西部地区经济环境和谐发展,防治大规模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污染跨区域转移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我国产业转移过程中环境污染转移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二、我国环境污染转移的实证分析
1、污染转移现状
我国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必然引起环境污染转移现象的发生,国内已有许多学者开始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研究我国的环境污染转移的状况。何龙斌通过分析我国主要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工业品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及其变化趋势,证实了我国国内区域之间污染转移确实存在。侯伟丽设置各地区治理污染支付费用占地区产值比重作为衡量环境监管强度的指标,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得到不同地区环境监管强度的不同,导致了污染转移这一结论。古冰通过整理我国地区污染产业的生产总值,运用产业静态集聚绝对指数及相对指数衡量污染产业转移,发现2000—2010 年间部分污染密集型产业出现逐渐由东部向西部集聚的趋势。
本文为了研究我国东部向中西部地区污染转移的具体情况,首先将全国各省市划分成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如表1 所示。然后对2008 年与2013 年各区域工业废水排放、工业废气SO2排放、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占全国总排放量的比重进行比较与说明,综合反映我国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环境污染转移情况。
通过整理2009 年、2014 年《中国统计年鉴》工业废物排放数据,做出图1 至图3 所示的各区域工业废物排放比重折线图。
图1 显示的是东、中、西部区域2008 年与2013 年工业废水排放占全国总排放量的比重,对比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的工业废水排放增幅较大,原因在于中部地区耗费水资源污染密集型企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加,而西部地区处于我国水资源保护地区,政府对于污水排放管制严格,因此西部地区工业污水排放比重有所下降。
图2 显示的是东、中、西部区域2008 年与2013 年工业废气SO2排放占全国总排放量的比重,对比结果说明中西部排放比重都在增加,原因在于随着中西部的大开发,东部工业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向我国中西部地区逐渐转移,并且中西部地区环境标准相对较低,企业废气排放也有所增加。
图3 显示的是东、中、西部区域2008 年与2013 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占全国总排放量的比重,对比结果说明东部地区工业生产造成的固体废物排放出现较大幅度降低,而西部地区却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东部地区产业转移造成西部地区工业固体废物污染严重。
三组对比结果充分说明:我国从东部到中西部的大规模产业转移过程中伴随着明显的、相同趋势的环境污染转移。
2、污染转移度量指标
为进一步量化我国产业转移过程中的环境污染转移状况,本文建立以下三个度量指标,并且结合2008 年至2013 年各地区统计年鉴数据,展开实证分析。
(1)产业区域转移指标。我国目前出现的跨区域转移企业大多数属于工业企业,并且一个地区的工业产值能够较为全面的反映该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因此本文将地区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百分比的变化视为产业转移的指标。假定GDPA表示全国工业生产总值,GDPi表示i地区工业生产总值(其中i = 东,中,西)。Mi表示i地区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百分比,如式(1)所示。用 ΔMi表示i地区期初年到期末年的工业产值百分比变动值,如式(2)所示。那么 ΔMi>0,则表示该地区有工业产业转入,反之则表示转出。
然后根据2009—2014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出各区域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作产值的比重,得到如图4 所示的柱状图。
由图4 可见,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工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东部地区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我国东部地区的工业产值比重呈现递减的趋势,而中、西部地区的工业产值比重却逐年递增。再根据公式(2)计算工业产值区域转移指标,结果如表2 所示。
由表2 可以看出,我国已经出现工业产业跨区域转移,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且中部相较于西部承接更多的工业产业的转移。值得关注的是,伴随着工业产业转移的污染转移将严重威胁中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
(2)污染转移衡量指标。各地区工业能源消耗与该地区污染程度有着密切联系,往往工业产值能耗高的地区,污染状况也较为严重,因此,本文将用地区工业能耗百分比的变化作为污染转移的指标。假定用eA表示全国工业的能源消耗量,用ei表示i地区的总的能源消耗量,Ei用来表示i地区占全国工业能耗百分比,则Ei可用式(3)计算得到。用 ΔEi表示i地区期初年与期末年的工业能耗百分比变动值,如式(4)所示。那么 ΔEi>0,则表示该地区出现污染转入,否则为转出。
同样根据2009—2014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出各区域工业能源消耗总量占全国工业能耗的比重,得到如图5 所示的柱状图。
由图5 可见,我国东部地区工业能耗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随着时间的变化,我国东部地区的工业能耗比重总体呈现降低的趋势,而西部地区的工业能耗比重总体呈现增加的趋势。再根据公式(4)计算污染转移衡量指标,结果如表3 所示。
由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工业能源消耗比重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以及各区域污染转移衡量指标可以得出:我国产业转移过程中,东部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大部分向西部转移,中部地区近年来也出现小幅度产业迁移西部的现象。从数据层面上分析,我们可以粗略判断东部产业逐渐完成大规模转移至中部地区,并且已经进入到由中部地区向西部地区大规模转移阶段,西部地区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环境问题堪忧。
(3)产值贡献率指标。我们用工业产值的贡献率来表示工业生产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也能通过不同能耗组的产值贡献率观测到各地区的环境污染状况。这里将工业领域内的行业分成高能耗、中能耗和低能耗三组。通过整理我国各省市工业领域各行业的产值数据,分别计算期初年与期末年j能耗组(j= 高、中、低)的东、中、西部地区产值变动量,然后使用不同地区的不同能耗组产值变动量除以东、中、西部的产值变动总量,得出东中西部地区高、中、低能耗组的产值贡献率。根据此定义,假设ΔGDPij表示i地区j能耗组工业生产总值变动量,ΔGDPi表示i地区工业生产总值变动量(i= 东,中,西),那么产值贡献率Nij可以表示为:
整理2009 年、2014 年《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及各省市统计年鉴中各地区分行业工业产值数据,并运用公式(5)计算得到产值贡献指标,结果如表4 所示。
从各地区产值贡献率的比较上可以发现,东部地区中低能耗组的产值贡献率达到53.95%,超过了高能耗组的产值贡献率,高能耗组已经不再是东部地区的主导产业;而中西部地区的高能耗组产值贡献率仍旧较大,尤其是西部地区的高能耗组产值贡献率达到56.17%,即可认为我国西部地区的高能耗产业已经占据明显的主导地位,因此必须根据表5 划分的能耗分组,督促地方政府严格监督高能耗组的产业转移,加强对高能耗组内产业的审查,提高准入标准,积极预防产业转移所引发的环境污染转移问题。
三、我国环境污染转移的博弈分析
通过前文的实证分析可以得知:我国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迁移过程中伴随着污染的迁移现象。大量污染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迁入,一方面将促进被迁移地区工业发展,带来经济收益;另一方面所带来的工业污染也会对被迁移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为了进一步明确整治环境污染转移的内在机制,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展开两种分析:一是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博弈分析,二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分析。
1、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博弈分析
事实上,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对于引进的企业并非全部采取无监管措施。对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方环保部门会衡量产业引入的收益和排污造成的环境损害,对排污企业实施监督和管理,那么企业排污与否与地方政府监督与否存在博弈关系。
首先假设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企业的行动策略是:排污或者不排污;地方政府选择的策略是:监管或者不监管。在博弈过程中,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行动选择都是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原则,并且假设企业追求的收益大小为R,由于产品产量Q关系到企业的收益,则设函数表达式为R=R(Q)。假设当企业自主治理污染时的产品产量水平为Q1,此时对应的收益为R1=R(Q1);企业不进行污染治理时的产品产量水平为Q2,此时对应的收益为R2=R(Q2)。治理污染,企业的生产成本必然增加,从而降低产品产量,因此有Q2>Q1,R2>R1成立。企业积极节能减排,治理污染,虽然会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但会提升企业的公众形象。相反,要是企业不进行治理,企业收益虽然会在短期内有所提高,但排污所造成的污染将会破坏人们的生存环境,这样势必导致企业受到社会谴责,企业形象受损,实际上企业的良好形象也可以算作企业的隐性资产,企业形象受损则资产减少,我们将其记为企业名誉成本,用符号h表示。将排污企业的名誉成本计入,则排污企业的经济收益为R2-h。对于政府来说,政府对企业所征收的税收T=T(Q)形成自己的收益,也就是说政府税收与企业的产量成正相关的关系。如果企业排污而不治理,则政府的税收T2>T1;政府执行监督也是需要耗费成本的,此类成本我们用C来表示,一旦企业排污被查,将受到罚款额为F的处罚,罚款额归于政府收益。如果由于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懈怠环境保护,居民生活因环境污染恶化而受到影响,居民会抱怨政府部门不作为,我们假定这种“抱怨”也可以用数值来计量,记为H,那么政府会因此损益。基于上述的假设条件,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矩阵如表6 所示。
分析上述博弈矩阵可知:
第一,当地方政府对迁入企业排污行为的罚款低于地方政府环境监管的成本,即F<C时,地方政府选择的最优策略是对企业排污行为不予监管。
第二,如果R2-h-F<R1,迁入企业会无视地方政府监管始终选择排污,因为选择排污的收益始终大于选择不排污所获得的收益。
第三,在F>C且R2-h-F>R1的情况下,如果地方政府对迁入企业实施监管,则企业不会选择排污;相反,如果政府的策略是不监管,则企业的最优策略是排污。
由此可见,增大对企业排污的惩罚力度,使得罚款额F大于地方政府监管成本C,是将企业排污行为纳入地方政府环保监管的有效举措之一。
2、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分析
上述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的前提是地方政府未受到中央政府环保监督管理。然而实际上,中央政府在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特别强调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一方面,中央政府会向地方政府提供经济发展激励的政策,另一方面,还会综合考虑整个社会的利益,均衡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所以中央政府会对地方政府施行环境保护监督的措施。
在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产业转移过程中,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施社会产出激励政策和经济产出激励政策。社会产出激励政策注重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中央政府会从吸引投资的额度和迁移至地方污染型企业所占总迁移企业百分比两个方面来考核地方政绩;经济产出激励政策则关注GDP指标,仅注重经济的增长,中央政府只从地方政府吸引外来投资总额来考核地方政绩。面对中央政府施行的政策,地方政府会采取相应的策略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其策略可能有两种:一种是追求经济、环境均衡发展的策略;另一种是单纯追求地区经济发展的策略。
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需要主动搜集迁入企业的相关信息(企业产品、产值、排污量等)用以衡量中西部地方政府在承载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过程中追求均衡增长所做出的努力程度。中央政府在监督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上需要花费信息获取的成本,当中央向地方施行社会产出激励政策时,需要支出信息观测成本(以D表示),社会产出相应减少,而施行经济产出激励政策,则无须支付信息获取的成本D。假设中央政府实施社会产出激励政策时的收益为A,实施经济产出激励政策时的收益为a(a>0 且A>a),地方政府在受中央政府监管情况下追求不均衡增长时的收益为b,追求均衡增长的收益为B (b>0 且B>b)(因为中央政府监管下地方政府不实施环境保护将受到惩罚),此外由于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监管情况下仍旧消极执行环保政策,那么将损害整个社会产出,记损害值为V(V>0)。在中央政府不实施监管情况下,地方政府追求不均衡发展的收益为G,追求均衡发展的收益为g,则G>g。
下面我们对D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情况(1):当D=0 时,即中央政府无需花费成本就可获得企业排污方面的相关信息时。那么由表7 可知,博弈双方的最佳策略为:中央政府采取社会产出激励政策,地方政府则采取追求均衡增长的策略,博弈矩阵中对应的社会产出和地方收益为(A,B)。
当D很小时,即中央政府花费较小成本就可以获取信息时,地方政府仍然会选择追求均衡增长的策略,由于中央政府获取信息花费了成本D(较小),导致社会产出下降,则社会收益和地方政府收益为(A-C,B)。
情况(2):当信息获取成本D非常高,以致于a>A-D时,中央政府实施监管将支付高额成本,显然a-V>A-DV,那么根据表8,政府会选择施行经济产出激励的政策,地方政府则会依据自身利益最大化选择追求不均衡增长的策略。事实上,目前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关键就在于环境保护信息的获取需要付出高额的成本。当需要支付高额的信息获取成本时,中央政府便会暂时向地方政府施行经济产出的激励政策,地方政府相应的最优策略是追求不均衡增长。
由以上博弈分析可以得出,中央政府想要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首先必须降低获取地方政府环境信息花费的成本。我们需要认识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并非短期目标,而是要经历一个较为长期的实现过程。具体来说,在现有的环境规制体制的框架内,中央政府应该坚决摒弃继续使用GDP来考察地方政府政绩,积极将地区环境质量引入对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考核体系,或者让地方政府的环保部门直接对中央政府汇报,改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建立一种规范、高效、协调统一、互利的新型政府间关系,切实保障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政策目标上的一致性。短期内这将使得中央政府面临沉重的管理负担,然而这种管理模式规范化之后,将十分有益于我国产业转移过程中环境污染转移的防治,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东、中、西部地区经济环境和谐发展。
四、总结
本文在分析我国环境污染转移现状的基础上,构建了三项量化污染转移的指标,并且结合近5 年来的统计数据证实我国产业转移过程中确实伴随着大量污染转移,中西部地区环境面临巨大的污染转移威胁。然后从博弈分析的角度出发,深入阐明防治中西部地区环境污染转移的内在机制与有效举措。
由地方政府与迁入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可知:提高对迁入企业排污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加其排污的成本,能够有效地防治迁入企业的超标排污行为,从而达到保护地方环境的目的。
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分析可知:不断降低中央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监督管理地方政府行为的成本,能够促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均追求均衡经济增长,既保证地方经济产出,又注重对于区域环境的保护,从而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摘要：从东部到中西部的大规模产业转移引发大量能源消耗高、污染排放严重的企业迁移至中西部地区,污染的跨区域转移使得我国受环境污染影响的范围不断扩大。本文为明确污染转移现状,构建了三项量化指标,并且结合真实数据展开实证分析,再利用环境污染转移过程中各成员个体之间的博弈关系分析,说明我国产业转移过程中环境污染转移的内在机制。
关键词：环境污染转移,实证,博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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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产业转移 篇6
关键词：跨国代工,污染转移,“压力-冲突”模型
一、跨国代工污染转移
(一)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发达国家向本土区域“技术输出”与“公害输出”并存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 凭借技术优势或市场优势, 将附加值低或母国环境治理成本高的加工制造环节, 向本土一些区域进行转移, 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向本土区域“技术输出”的同时, 逐步实施跨国污染转移的“公害输出”。发达国家在参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 不断实施环境掠夺, 主要表现为污染产业与危险废弃物的跨境转移。跨国污染转移是由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的一种复杂现象, 其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
(二) 代工模式下, 跨国污染转移问题相对隐蔽, 且更加复杂
相对于外商直接投资, 代工模式由于自身优势, 承接了相当规模的跨国加工制造业务, 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就业, 兴起于珠三角, 由南向北, 甚至中西部地区蔓延。代工企业在一些地区, 不乏为龙头或重点企业, 而且存在多级代工现象, 再加上跨国公司往往以商业机密为由, 回避自身与在华代工厂商之间的关系, 导致代工模式下, 跨国污染转移问题相对隐蔽, 而且更加复杂。
(三) “绿色压力”下, 各利益相关者面临冲突困局
进入新世纪以来, 全球环境问题逐步突出, 公众对环境保护的观念和认识不断提升, 绿色运动浪潮愈演愈烈。污染作为一种代价, 与价值创造如影随形, 但却是可以转移的“包袱”。在跨国污染转移冲突核心关联圈内, 地方政府、代工企业、跨国公司和区域公众面临冲突困局。所以, 引导污染冲突良性演化发展成为诸多决策主体面临的迫切问题之一。
二、跨国代工污染转移的冲突
相对于交易研究, 冲突研究更能解释跨国污染转移的动态治理过程, 也更能体现污染转移分配路径的内在特点。现有的冲突研究主要涵盖冲突管理、冲突演化、博弈演化:出现了多种博弈模型, 比如协商模型、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二维度冲突管理策略模型、二元矩阵模型、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及冲突模型等。还有部分学者对冲突的认知、冲突管理的取向、冲突产生的内涵和根源、冲突的分类、冲突管理的机制及冲突管理专家系统进行了探讨。
但是作为跨国污染转移的相关不同特征主体, 例如, 施加压力主体、实施行为主体、监督主体和承受主体等。在不同主体之间关于污染信息不同分布下, 以及当前利益导向与远期利益导向约束下, 观念认知和伦理判断差异的情境下, 结合经济学博弈论、社会学演化论、管理学沟通理论、冲突管理等工具, 涉及跨国污染转移问题的冲突机理研究, 尚存在丰富的前沿热点。
三、跨国代工污染转移的多边压力边界
本土代工企业在当地政府、跨国公司和当地公众三方关于跨国代工污染预期下进行污染行为决策, 即主动/被动防治或偷排, 其既作为污染的“直接行为主体”, “又作为三方关联的中心角色”, 处在“信息中心”位置。当地政府、跨国公司和当地公众关于跨国代工污染预期构成各自关于形成冲突的压力边界。当地政府的压力边界范围取决于其对代工企业的排放指标、舆论压力、财税收入、产业带动等的判断;跨国公司的压力边界范围取决于其基于代工企业的全球化战略、市场增长、绿色采购和企业声誉等的考虑;当地公众的压力边界范围取决于其对代工企业在当地关于生命健康、生活质量、就业和配套设施等影响的感知。
四、跨国代工污染转移的多边“压力-冲突”模型
跨国代工污染转移冲突的发生、发展有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其演化机制上看, 首先, 由于代工企业无视当地的环境, 采取偷排、乱排等危害当地环境的行为, 给当地公众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环境困扰, 使得当地公众不满情绪、怨恨情感不断积聚, 当地公众向跨国代工企业采取检举、诉讼等行为;而跨国代工的企业为了能够平息公众的情绪, 一般会采取赔偿、道歉等方式解决双方之间的冲突。然而在很多的跨国污染转移冲突的案例中, 大部分的跨国代工企业不会轻易向当地公众道歉也不会轻易的拿出赔偿款对当地公众进行合理的赔偿, 因为当地公众没有权力去约束代工企业的行为, 双方之间的冲突在代工企业的蓄意逃避中升级。与此同时, 当地政府作为行政职能部门在面对当地公众和代工企业面前的不同行为会导致冲突的升级或收敛。当地公众在代工企业面前得不到合理的赔偿时, 他们会向当地政府进行举报甚至闹事。当地政府的安抚或不作为使得冲突收敛或升级。当地政府和代工企业之间的行为有两种情形:第一种代工企业隐瞒自身对当地环境的影响事实, 向政府的相关领导行贿以免除政府对其的处罚;第二种是当地政府在调查了解代工企业污染环境的事实依据后, 对代工企业进行处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跨国公司面对当地公众一般来说有两种行为:第一种就是道歉, 第二种就是沉默。而公众对于跨国公司的这两种行为会有相应的回应:第一种为忍耐, 第二种为曝光跨国公司的行为。跨国公司与代工企业之间的关系密切。代工企业或与跨国公司保持默契或揭发其污染环境的行为;同时跨国公司有权解除代工企业的合约或进行供应商的治理。
根据上述的分析, 本论文构建了跨国代工污染转移的多边“压力-冲突”模型, 见图1.
针对三方压力边界范围分布 (见图1) , 我们可以分析冲突均衡类型及特点。初步来看, 多边“压力-冲突”研究模型划分了四种冲突均衡类型:①在三方共同压力范围内, 模型中三个压力边界重叠区域, 污染转移冲突休眠或潜伏状态;②在三方两两共同压力范围内, 模型中三个压力边界两两重叠区域, 单边内部污染转移冲突触发、激化和收敛状态;③在单方压力范围内, 但其它两方压力范围外, 三个压力边界内没有任何重叠的区域, 双边污染转移冲突触发、激化和收敛状态;④在三方压力范围之外, 三个压力边界之外的区域, 多边污染转移冲突触发、激化和收敛状态。
五、结论
污染产业转移 篇7
一、重金属污染城乡转移的现状与对农民造成的主要危害
( 一) 现状
2010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明确指出我国农村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突出表现为工矿污染凸显, 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有加速趋势。从城乡重金属污染转移的情况来看, 最主要的转移形式是工业污染源向农村迁移; 以工业废渣、建筑垃圾为主的城市固体被大量运往农村。最主要的转移途径: 一是农村被动接受的城市积极向农村转移的重金属污染企业。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 城市环境标准的的不断提高和城市居民环保意识的不断加强, 许多无法在城市立足的重金属污染企业, 在农村找到了“逃难所”; 二是农村主动引进大城市企业而造成的重金属污染。很多基层政府在增加财政收入的利益驱动下, 借助“招商引资”, 直接引进难以在城市维持的高污染产业, 并且主动接纳他们已经淘汰的落后工艺设备和技术, 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乡镇工业的迅速壮大。例如, 浙江省的电渡、重金属冶炼、皮革转制、铅蓄电池四大重污染行业共有1385 家, 其中1205 家就位于农村地带, 占全省分布比重的87% , 显而易见浙江省的重金属污染企业绝大部分分布在农村地区, 可见农村的环境遭到极大的污染和威胁。不管是城市污染物还是工业污染源向农村转移, 可以看出, 我国城乡重金属污染转移的形势己经十分严峻了, 而且依然在迅速蔓延。
( 二) 主要危害
1. 污染农村环境
城市重金属污染向农村转移最直接、最显而易见的危害就是导致农村环境遭到污染, 继而引发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表现为对土壤的污染。其二表现为对农村水源的污染。其三表现为对农村空气的污染。
2. 损害村民权益
城乡重金属污染转移对村民权益的损害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侵害农民健康权, 主要表现为对生命健康权、清洁水权、清洁空气权等权利的侵害。大面积的农村土壤被污染, 水质恶化、空气质量下降, 严重威胁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越来越多“癌症村”的出现, 就是实实在在的证据。另一个是对农民财产权的侵害。大量城市重金属污染企业在农村扎根落户, 给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带来了经济利益。但这种经济利益仅仅是短期利益, 农业的发展最根本依赖于农村的环境, 一旦农村环境遭受污染和破坏, 就会直接影响农业的发展, 大大降低农民经济收入。污染土壤和水源直接导致庄稼的减产、绝收, 家禽的死亡或减产, 长期下去, 农民甚至丧失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的根基。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 2000 年抽取的全国23 个省共发生农业环境污染事件891 起, 受污染面积约达4 万公顷, 农畜产品损失约25 万吨, 直接导致的经济损失达2 亿。
3. 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城乡重金属污染转移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基本权益, 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疾病的传播, “癌症村”造成精神上和心理上的痛苦。有些农民难忍重金属污染之痛楚, 举家迁移, 成为“环境难民”, 甚至有的整个村庄也无奈搬迁。大量突发环境事件导致农民和重金属污染企业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村民开始走上各种环境维权之路。据调查, 对重金属污染给当地农民造成的损失的补偿, 25% 的农民认为太低, 50% 的认为没有标准, 25% 的认为没有补偿。一部分村民选择和污染企业协商解决, 企业给予他们极少的赔偿金, 依然无法阻止环境污染;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 对于侵害农民的重金属污染漠不关心, 导致矛盾越来越尖锐;部分村民频繁上访, 引发“群体性事件”, 严重影响农村的和谐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有媒体报道: “自1996 年以来, 环境群体性事件年均增长29% , 2011 年, 环境重大事件增长120% 。过去5 年中国大规模的群体性骚乱, 大部分与环境维权有关。因环境污染导致的伤害与恐惧, 已成为中国社会动荡的首要原因”。 (1)
二、重金属污染转移下农民权益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 农村主体环保法律意识不强
根据笔者发出的120 份问卷调查分析得出, 就对转移进驻本村的可能造成重金属污染的企业的态度反对的占33% , 坚决反对的62% , 只要有补偿、能就业就行的占5% 。对如果遭受到重金属污染事件损害, 选择报警的占65% , 无所谓, 见惯了的占4% , 主动寻求赔偿的占9% , 等待他人处理的占22% 。对遭到的重金属污染损害, 寻求保护打110的15% , 向环保局投诉47% , 向当地政府反映的36% , 向法院起诉的2% 。由此可以看出, 部分农民的环保意识不强, 短期获利意识和消极等待的现象较重。
( 二) “城乡二元”的价值取向与我国立法目的相违背
长期以来, 不管是经济、政策还是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 我国存在着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 环境立法也不例外。我国己经形成了自上而下, 并以环境保护法为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然而现行的环境立法更倾向于城市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 立法重点主要放在对城市工业污染进行整治和控制, 对农村环境保护涉及甚少, 尤其在城乡重金属污染转移方面几乎空白。
( 三) 缺乏针对城乡重金属污染转移的规定
首先, 我国目前的环保法律法规中, 没有专门针对城市重金属污染向农村转移的规定。2005 年修订的《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只对固体废物的跨省转移和危险废物的跨市转移进行了规制, 在本省、市内城市向农村的转移并未规制。所以说,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法律对污染转移问题尤其是城乡重金属污染转移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定。
其次, 对农村环境标准的规定屈指可数, 几乎没有地方政府专门针对农村环境而制定更严格的农村环境标准, 农村地区执行的环境标准明显宽松于城市。
最后, 广大村民在环境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几乎完全缺位, 直接导致我国农村环境标准执行力弱的局面。
( 四) 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
1. 环境评价制度的缺陷
根据我国环评法第31 条规定 (2) 项目如果没有做环评可以补办环评。“事后再来补办”显然与立法目的相违背。有很多“两高一资”的产业 ( 指高能耗、高污染, 自然资源消耗较大的产业) 无法在城市建立基地, 为了经济的发展, 一些欠发达地区的政府对于这些污染建设项目, 往往是先批后审, 在地方政府领导人的授意下先在农村建立起来。再去补办环评, 甚至有些在建立后根本就不去执行环评制度。这样一来, 很多严重污染环境的项目转移到了农村。
2. 审批体制不健全
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一般建设项目的环境审批权限给了地方政府, 有些地方政府, 为追求经济的发展, 对向本区域农村转移的污染建设项目自然会降低环境影响评价标准, 促使大量高污染企业项目转移到农村, 并放松企业在建设和投入生产的过程中对环境影响的监督。
( 五) 缺乏相关制度的创新
我国现行的环境法律制度几乎都是为污染企业的管理而设, 在控制污染企业向农村的转移方面有借鉴意义, 但是重金属污染物转移方面的制度, 在相关的法律法规当中几乎空白。比如, 电子废物向农村的转移, 落后生产设备、工艺技术的转移等等, 而且, 缺乏一些专门针对重金属污染转移问题的创新制度。
三、重金属污染转移下农民权益保护的法律建议
( 一) 提高农村主体的环保法律意识
一方面是提高农民本身的环保意识和维权意识。笔者对株洲市重金属污染严重的某村进行问卷调查, 就“您了解或听说过重金属污染吗? 是如何知道的?”这一问题, 32%的选择听过, 本地就发生过; 20% 选择听过, 别人说的; 32%选择听过, 媒体看的, 有16% 选择没有听过。就“您所在的地方是否曾经发生过重金属污染事件?”41% 的选是, 59%选否。作为重金属污染的重灾区, 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对此居然不知情。可见, 农民本身的环保意识不强。另外, 需要政府保障农民的环境知情权, 也就是说对于涉及村民权益的重大决策, 应告知广大村民相关信息、咨询相关意见以及慎重考虑其意见的权利。问卷中, 就在当地是否看到过重金属污染防治的一些法律知识宣传回答是的只占21% , 回答否的占79% 。所以政府应该在完善利用广播、电视、宣传栏等方式的基础上, 采用农民普遍接触的宣传册、图书、文艺表演、以及利用互联网等方式公开重金属污染的环境信息。
再者, 乡镇领导干部是农村环保工作的组织领导者, 更应该加强他们的环保法制教育。基层领导班子应改变在发展农村经济中的盲目招商行为, 正确认识并处理好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主动防止污染转移。
( 二) 完善立法保护
重金属污染转移问题, 归根结底, 还是在于相关立法的缺失。
首先, 要在法律中对城乡重金属污染转移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定; 其次, 地方政府应专门针对当地农村环境制定更严格的农村环境标准法规; 最后, 要加强农村环境标准执行力的规定。
( 三) 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1. 建立先审后批的环评制度
对于要转移到农村的重金属污染企业, 应该先进行严格审查, 并在当地进行听证, 有当地农民的参与, 最后决定是否进驻。进入后, 随时进行环保措施抽查, 通报相关情况, 严格监督。
2. 建立农村环境准入制度
借鉴我国环境准入制度运用在城乡重金属污染转移的控制上, 如2008 年《重庆市工业项目环境准入规定》从环保政策和排污强度两个方面为工业项目设立了环境准入门槛, 规范了重庆市招商引资和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 优化了工业项目布局。建议地方政府可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出台环境准入的相关规定, 将城区高污染的企业, 如化工、冶炼等行业向农村的转移做严格的准入规定, 禁止向农村转移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
( 四) 建立与创新相关制度
1.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机制是环保立法的难点、重点、关键点。” (3) 通过农业生态补偿来改善农业环境从而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为农民发展权的实现创造现实基础。因此, 农业生态补偿的实现是农民发展权保护的内在要求。 (4) 每个公民都享有享受良好的环境和排除环境污染的权利, 农民也不例外。但是在现实当中对于农业环境污染的预防和保护、农民环境权保护比城市的相对要薄弱的多。农业生态补偿的实现是农民环境权保护的必然要求。首先在立法上确认农业生态的补偿权利。其次, 在立法上建立关于农业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实施机制和救济机制。要界定各利益相关者权利义务责任、详细规定补偿内容、方式和标准, 包括重金属污染物在农村的处理补贴等。
2. 建立重金属污染转移防治的联动机制
环保工作需要各个政府部门参与其中。除环保部门以外, 林业、国土、财政、畜牧水产、发改委等部门力量必须联动起来, 环保治污才能取得现实效果。
3. 建立对农村环境与民生的考核机制
目前, 对农村环保的考核尚未列入地方政府的GDP考核中, 这无疑为重金属污染企业的转移以可乘之机。所以, 加强农村地方政府绿色GDP的考核与完善是防治重金属污染转移的有效措施之一。
摘要：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和传统以来农民的弱语权, 城市重金属污染防治日渐成效, 而农村再次成为了重金属污染转移的承担者。重金属污染转移至农村必将必将损害农民的权益, 影响社会的稳定, 严重滞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重金属污染城乡转移中农民的权益保护要从立法、制度完善等方面考虑。
关键词：重金属污染转移,农民权益,法律保护
注释
11常宇峰, 杨溟, 张嵘等.环境传播中的融合思维和媒体“云”策略[J].中国传媒科技, 2014 (03) .
22 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擅自开工建设的, 由有权审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 限期补办手续;逾期不补办手续的, 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33 湖南重金属治污之路举步维艰 (2012-07-27) 法制日报视点, 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120727/Articel04004GN.htm.
产业集聚、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 篇8
关键词：产业集聚,产业转移,产业升级,资源空间配置
经济发展是经济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变动过程, 不仅包括经济总量的扩张过程, 而且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提升过程。21世纪以来, 随着国际竞争日益激烈, 各国各地区都在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希望通过产业升级来促进经济发展。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的本质, 落实到具体空间上必然引起产业空间重组, 而在这个过程中, 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有其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产业升级到底具有哪些经济地理效应?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对产业升级有哪些影响?三者是如何互动发展的?本文将从资源空间优化配置的角度探讨产业升级的经济地理效应, 分析产业集聚、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的互动关系。
一、产业升级的经济地理效应
由主导产业更替带动的产业升级引领资源在时空上重新配置, 即资源在新旧主导产业之间流动和在位于不同发展梯度的区域之间流动。资源在新旧主导产业之间的流动, 主要体现为优质要素向有更高报酬的产业流动。资源在区域之间的流动, 主要体现在高素质要素 (或产业) 向高梯度区域集聚, 而初级要素 (或产业) 向低梯度区域集聚。产业升级要求并导致要素更加自由地流动, 从而促进区域一体化, 且引起更大区域范围或更深层次的城市化, 导致资源空间再配置, 产业空间结构被重组 (图1) 。
(一) 一体化效应
1、产业升级促使区际关系由竞争走向竞合。
区域产业升级是次级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结果。随着生产分工的细化, 上下游企业之间、相关区域之间的联系将更为紧密, 逐步融合。现今的产业发展, 已不可能由某一企业或地区来掌管整个产业链。产业升级涉及到发展高端产业的高梯度区域与承接产业转移的低梯度区域之间的利益博弈。为了更好地进行产业升级, 区域之间要加强联系、优势互补, 于是区际关系便由竞争升华至竞合。
2、产业升级促进资源空间优化配置。
一个区域的产业升级需要承接外来相对高端的产业, 集聚更加优质的要素, 同时也会淘汰或转移一些相对低端的产业, 因此, 区域间的生产要素流动必须更加自由。要素是具有逐利性的, 如果可以自由流动, 各种要素将被配置到最适合的产业和地区。一般而言, 高级要素向高梯度区域集聚, 初级要素向低梯度区域集聚。这样高层级城市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等高端产业, 从而形成更大的区域辐射力和服务功能。而在初级要素相对丰富外围区域则通过承接中心城市转移出来的产业, 推动工业化进程。
(二) 城市化效应
1、产业升级促进大中城市的内涵式发展。
城市化的发展包括外延式和内涵式两种增长方式, 前者以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基础, 后者依赖技术开发、资金投入、产业升级、提高效益。在产业升级过程中, 城市地区把低端产业转移到周边地区或异地, 同时集聚更优质的要素来支撑城市的升级发展。在发展梯度较高的大中城市, 通过产业升级, 不仅可促进城市经济持续增长, 而且通过发展高端产业, 可实现内涵式的城市化, 提高城市化的水平和质量, 使其对区域具有更大的辐射力, 从而提高城市的层级。
2、产业升级加速乡村城市化, 完善区域城市体系。
随着大中城市的产业升级, 周边乡村地区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制造业及相关服务业, 形成一系列产业集群或产业园区, 并在循环累积的集聚效应下, 像滚雪球般不断成长壮大。随着这些产业集群或产业园区的日益成熟, 一些新城市将陆续出现, 从而整个区域的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 城市体系不断完善。区域产业升级导致一系列新城镇在原来的乡村地区崛起, 促使乡村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
二、产业集聚与产业升级:提升集聚经济
产业集聚与产业升级的互动发展, 在空间组织与价值链两方面共同推动集聚经济的整体升级。
(一) 产业集聚为产业升级打下基础。
产业集聚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集群内企业的成本曲线, 拓展了活力空间, 成为区域竞争优势的载体 (徐强, 2004) 。产业集聚在收益递增作用下产生循环累积的集聚效应, 包括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两种类型。地方化经济主要由专业化集聚导致的, 有利于知识的发现和传播。一个产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可以促进知识在同产业的不同公司间扩散, 从而促进研究、发展和创新活动 (Marshall (1890) , Arrow (1962) 和Romer, 1986) 。城市化经济主要由多样化集聚产生, 有助于技术创新和知识溢出。不同产业的公司集聚在特定的地区可以产生“相互孕育”的效果, 这不仅有利于知识溢出的产生, 同时还推动了地方竞争, 从而加速知识的使用 (Jacobs, 1969) 。产业集聚不仅可增大产业的规模, 也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生产效率, 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Antonio Ciccone, 2002) , 还有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 (波特, 1990) 。
(二) 产业升级提升集聚经济质量。
发展极理论认为, 增长的势头往往集中在某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 这些部门和行业往往集中在大城市中心, 有创新能力的产业和企业会产生强大的凝聚力。经济活动地理集聚带来成本的节约和收益的提高, 从而形成地区的生产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运输中心、信息中心等。产业集聚不是由一些产业简单地集中在一起, 大量企业在一定地理区位集中产生循环累积的集聚经济的前提是这些产业必须是相关的, 其上下游产业或与辅助产业之间的关联是密集而顺畅的。而要使产业集聚区的各企业有很好的关联效应, 其内部产业结构应该是在动态调整中不断升级发展的, 只有这样, 集聚经济才能得到持续发展。我国东部地区产业集聚明显, 有些城市已出现拥挤效应, 主要表现为土地空前紧张、环境污染压力越来越大, 已不适合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一些中心地区的发展格局, 是以经济增长模式粗放、环境污染、土地紧张为代价的, 这种模式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三、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空间
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是相辅相成的。在早期资本主义时期, 由于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分割, 伴随产业结构调整的是大量企业破产和倒闭。而进入现代,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产业结构调整有了更多的选择, 其中之一就是产业转移的方式 (陈建军, 2002) 。产业转出地与产业转入地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产业升级, 但其在空间上是相互依赖的。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的互动发展驱动资源空间再配置, 导致产业空间的重组。
(一) 产业转出地的产业升级
1、腾出有限空间, 发展高端产业。
一个工业区从建立开始, 它将经历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 这个过程像一个生命体一样, 可以划分为年轻、成熟、老年等不同阶段, 各个阶段有其各自的特征 (Thompson, 1966) 。无论一个工业区还是一个产业都是有生命周期的, 成长之后会成熟, 成熟之后如果不升级必然要消亡。产业升级必然要落实到具体的空间上, 但城市或区域的土地及其他资源都是有限的, 不可能同时发展所有产业。因此, 一些区域或城市在进入成熟期后, 由于资源的约束或受到其他一些冲击, 必然把当地优势较弱或已成为负担的衰退产业迁移出去, 以腾出空间来发展相对高端的产业或产业环节, 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2、集聚优质要素, 促进产业升级。
产业转出地的产业升级离不开周边地区或更大范围区域的支持, 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要素供给方面。产业升级要求有更多的高附加值的产业, 需要更高素质的劳动、资本等要素。产业转出地在转出相对低端的产业时, 如果不及时引进和集聚更高质量的要素, 那么产业升级只能是一句空话, 而且将出现产业空心化态势, 不利于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还会带来失业、贫困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 发展梯度较高的城市或地区在进行产业升级时, 一方面要留住自身积累的各种优质要素, 另一方面要通过内涵式的城市化或其他软硬件设施的建设, 引进大量适合本地新兴主导产业发展需要的优质要素, 以促进产业顺利升级。
3、扩大城市腹地, 增强服务功能。
城市腹地是城市周围与城市具有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的毗邻地区, 其大小受自然、资源、社会、经济诸因素制约。城市腹地的大小取决于城市对腹地的经济吸引力和辐射力, 而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又与城市经济实力、市场发育程度和开放程度等因素正相关。城市腹地揭示城市与区域的产业联系和经济活动规律。一般来说, 腹地范围愈大, 经济发展水平愈高, 城市发展规模和潜力也愈大。产业转出地能否把其相对低端的产业转移出去, 同时不产生产业空心化的情况, 取决于该地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是否紧密, 能否在产业转移与集聚优质要素等方面进展顺利, 对区域的服务功能是否不断提高。
(二) 产业转入地的产业升级
1、承接产业转移, 推动工业化进程。
产业转入地一般是发展梯度还相对较低的地区, 处于工业化初期或者还未发展工业, 这些地区一般是土地和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 资源比较丰富, 具有较强的成本优势。通过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不但可以充分利用自身资源, 发挥相对优势, 而且可从中获得大量外来资本和先进技术, 突破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 促进工业化的发展, 进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2、配套外来产业, 提高当地经济活力。
产业承接地一般通过建立产业园区或开发区等产业集聚区来承载外来产业, 在一定程度上可培育并发挥集聚经济效应, 使其成为当地经济的增长极。随着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发展, 外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得以传播。当地企业一方面可通过吸收其中的知识溢出, 模仿或创新性地生产类似的产品, 另一方面可通过原料加工、发展传统服务业, 投资环境等方面来积极配套外来产业, 以充分发挥当地优势, 提高经济活力, 这样既有利于外来产业的顺利发展, 又有利于当地实现产业升级。
四、结语
产业升级与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产业升级是通过产业部门结构的转换, 在价值链上实现优化发展, 其落实到空间上会产生区域一体化与城市化等经济地理效应。而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是通过产业空间结构的调整, 在空间上动态优化配置资源, 其落实到具体的产业中会形成集聚效应、扩散效应与关联效应等。三者互动发展可以优化产业的部门结构与空间结构, 从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经济发展质量, 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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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松志, 杨杰.国内产业转移研究综述[J].商业研究, 2008, (2) .
城市产业的双向转移 篇9
最近，成都提出了“圈层融合”的理论。在“成都市五大兴市战略咨询建议”中，专家认为要想成都全域得到进一步飞跃式发展，不仅要提高各圈层经济实力，打造区域优势产业，更需要深入实施“圈层融合”的思路。实现各圈层、区市县间一体化融合发展，才能提升整体发展实力。即一圈层应明确构建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二圈层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大力促进制造业产业链的形成；三圈层应加快发展现代都市农业。
专家建议，成都一圈层的发展方向应该突破平面式的扩张，而趋向于集约、立体式的发展，以解决在有限的土地中实现产业持续发展的目标。同时吸收集设计、研发、资本运作等高附加值的企业价值环节，形成总部集聚效应。通过“总部—制造基地”功能链条辐射二三圈层产业基地发展，以最大限度保证中心城区服务业发展空间，合理利用二三圈层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资源。实现不同区域分工协作、资源优化配置。
武汉：“产业三圈”
武汉与成都的经济总量、经济结构相近，在城市发展思路上可相互借鉴。对于武汉，笔者建议尽快形成“产业三圈”。
一是内环线—二环线现代服务业产业圈。近年武汉的商业价值进一步得到提升，大手笔投资蜂拥而至。比如2010年开建的绿地中心和万达集团打造的武汉中央文化区，都是投资巨大城市综合体。一年前楚河汉街游览区开始接纳客人，还有老汉正街的转型升级，武商销品茂的全面建成等。内环线上已经和正在形成多个大规模的项目。
二是三环线—四环线的现代制造业产业圈。武汉的四大工业板块基本上位于这个圈内：包括依托“中国光谷”建设的大光谷板块，依托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中国车都，依托吴家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的临空经济发展区以及依托武汉新港、武汉化学工业区建设的重化工业基地。
三是五环之外与武汉城市圈的其它城市之间，形成环武汉产业圈。位于武汉周边的红安、团风、仙桃等县市或直管市正在承接武汉和沿海的产业转移中成为新的制造业基地。同时，武咸、武黄、武冈城际铁路2013年通车，汉孝线2014年底前通车。在这四条城际铁路线上有35个站点，都将是人口10万左右的小城镇，也是极好的制造基地的选择。
产业转移中的相似与差异
成都的“圈层融合”与武汉的“产业三圈”，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差异。
成都的第三圈是现代都市农业，这与成都平原的经济结构有直接关系。而武汉属于江汉平原的边缘，虽然也有农业种植区域，但还是以丘陵居多。
另外，为了实现“圈层融合”战略，成都市锦江区和金堂县达成合作协议，共同树立重点目标企业，制定联合招商方案。金堂县提出“由锦江区协助引进的项目，金堂县将提供住房、税收补贴”等优惠政策；而锦江区投资促进局、金融办等职能部门会同金堂县相关部门，开展大型联合招商推介活动，锦江区众多企业表达出投资金堂的强烈意向。
这种中心城区与远城区一对一的合作值得武汉学习，实际上就是“现代服务业中心化，现代制造业外围化”，制造业只有迁出中心城区，才能做大。这是笔者呼吁的“服务业、制造业双向转移”，也是产业转移的必然趋势。
目前我们面临着由于产业发展而导致的商业区、工业区、住宅区规划不合理的问题。所以在产业转移之后，城市的规划至关重要。规划必须要考虑到长远发展。
——四川大学教授羊绍武
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实现城市圈内各地区利益协调，建立统一市场，是建立新型地区经济关系、形成城市产业集群的惟一途径。
物流发展、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 篇10
产业集聚是指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生产活动在地理空间的集中现象,其实质是资源配置在空间上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历史的原因,改革开放前我国各地区基本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产业的空间布局分散,地区专业化水平较低。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主导地位的确立,各种资源开始集聚于在地理、政策上占据绝对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1]-[5],我国制造业往东部沿海聚集,并且制造业区域布局的不均衡是导致我国区域经济东西部“二元化”的主要因素。依据区域产业转移理论,高梯度区域随着产业的聚集和经济的发展,将会产生“拥挤成本”,要素价格不断上升,投资回报率下降,这将促使一些传统产业向要素价格低廉、投资回报率较高的低梯度区域转移,而中国的现实与这一理论背离。
那么,为什么在东部地区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制造业仍然不断往东部地区聚集,而没有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不少学者从制度、文化、市场开放度、外部性获得等角度进行了定性、定量分析,也有学者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了运输成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但由于运输成本难以衡量,因此,以往对运输成本与产业集聚的研究大多是定性研究,缺乏定量研究支持。本文将从物流这一角度,实证分析物流发展与产业集聚的关系。之所以选择物流这一角度,原因有两点:一是仅仅以运输费用来反映产品的空间转移成本不够恰当;二是缺乏运输费用的相关数据,虽然物流费用也没有具体统计数据,但可以以一个地区的物流业发展水平来衡量,物流业发展水平越高,物流费用越低,反之则越高。
二、分析框架
对产业集聚的研究,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是在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相互权衡的框架下加以分析的,认为规模经济效果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产业集聚越显著;规模经济效果越不明显,运输成本越高,产业集聚越不明显。相关研究还指出,如果没有规模经济导致的收益递增,产业集聚将难以发生;而如果没有运输成本,产业的空间分布将不会有任何集聚的动力。Krugman将运输成本定义为“两地之间公共交通运输成本”,现代物流理论认为,仅仅将产品在两地之间的转移成本描述为运输成本并不全面,Poul Ove Pedersen(2001)[6]的实证研究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运输费用是区域经济和区域工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其重要性越来越弱,但如果从更广的意义来看,即将运输看作物流中的一个环节,那么物流对经济和工业的发展则是越来越重要。物流是包括运输、仓储、包装、装卸、流通加工和信息处理等一系列功能的有机结合,运输成本仅仅是物流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以物流成本代替运输成本可以更好地描述产品的空间转移成本。
NEG(New Economic Geography)构建的运输成本、规模经济与产业集聚的模型较为复杂,林理升、王晔倩(2006)根据NEG思想建立了一个简明的分析框架,来考察地理位置造成的运输成本差异和劳动力流动成本对制造业区域分布产生的作用[7]。在林理升、王晔倩的模型基础上,进一步根据我们研究的重点进行完善,并讨论在物流费用差异下制造业厂商的选址问题。采用Fujita and Thisse(1996)的模型假设,集聚区域的每个厂商获得的外部性是均等的,以a(x,y)表示在x地的一个企业从y地的一个企业获得的好处,即企业获得的外部性,以f(y)表示企业的密度(∫f(y)dy=F(y),F(y)为某地企业的分布函数),A(x)表示在x地的一个企业获得的总的外部收益,x,y∈x(x代表地区),可以得到:A(x)=∫a(x,y)f(y)dy。再假设生产所需要的使用的土地为Sf,劳动为Lf,地租为R,工资为W,如果地租由该地区企业的数量决定,用m表示每个企业产生的边际地租,那么:R(x)=∫bf(y)dy。同样,如果假定一个地区的工资取决于原有的均衡状态,则可以把它看成地理因素的函数w=w(x),物流费用也取决于地理位置和运输量k=k(x)C。由于各地区对制造业企业的优惠政策存在差异,税收可以看成是地理位置的函数T=T(x)。因此,在x地的某企业的最大化利润为:
为便于比较制造商对于厂址的选择,以我国东部、西部两个地区为例进行分析。假设产品只在国内销售,产量不受地理位置的影响,以x表示东部地区,y表示西部地区,那么,(1)式可以看做企业选择东部地区所获得的利润,(2)式为选择西部获得的利润:
如果企业选择在西部地区建立厂址,那么必须有:π(y)>π(x),即:
由于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有更多的优惠政策,因此为简化起见,可以将西部地区的税收和地租视为0,同时,由于产业集聚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企业可获得的外部性很小,也可以视为0,因此,(3)式简化为:
(4)式是企业选择西部建厂所必须满足的条件。
如果产品不是用于国内销售,而是主要用于出口,那么(4)式变为:
从(4)、(5)式的比较可以看出,企业选择西部地区,会比选择东部地区多支付产品从西部到东部的空间转移成本,因此,对于出口型企业,尤其是在产品的物流费用较高的情况下,企业更不会选择西部地区。
由于工资具有一定的粘性,因此东西部劳动力成本差异可以看做一个常量,厂址选择在东部地区,在获得外部性A(x)的同时,必须支付较高的“拥挤成本”,R(x)Sf、T(x),两者呈正相关关系;物流费用差异[k(y)-k(x)]C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目前,中国物流业发展较为落后,据统计,2007年中国全社会物流费用占GDP的比例仍高达18%,东部地区由于有完善的物流基础设施、较发达的物流服务业,相比于西部地区而言,物流费用要低得多,尤其对于制造业而言,物流费用更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但长期而言,随着中国西部地区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以及中国物流业整体水平的提高,东西部地区物流费用差异将会缩小,物流费用在产品成本中的比例也会不断缩小。当物流费用降低到企业可以接受的程度时,或者物流费用不再是企业选择厂址考虑的重要因素时,在东部地区高昂的“拥挤成本”作用下,企业将选择西部地区,从而促进产业的转移。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就物流业发展(物流费用的降低)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作如下假说:在目前我国物流业发展较为落后,物流费用较高的情况下,物流业的发展将会促使西部地区的要素继续往东部地区转移,东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程度将进一步增强;但当物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即物流费用在产品成本中所占比例较小时,东部地区制造业将往西部地区转移。长期来看,制造业集聚程度随着物流业的发展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形状(见图1)。
三、实证分析
笔者利用1995—2009年数据对以上推论进行实证分析。
(一)变量及模型的设定
1.制造业区域集中度。Ellison and Glaeser(1997)[8]构造了一个衡量制造业集中程度的指数,但其指数较为复杂,所使用的数据难以获得,Henderson and Lee(2001)[9]将这一指数简化,林理升、王晔倩(2006)采用这一简化指数对我国制造业集中度进行衡量,结果能够较好地展示我国制造业的集聚现状。因此,本文采用这一简化指数,其公式为:
其中,αi(t)表示t时刻地区i的集聚指数,Pi(t)、P(t)分别表示t时刻i地区的人口和全国的总人口,Ei(t)、E(t)表示t时刻i地区的制造业就业人口和全国的制造业就业人口。αi(t)的值介于-1和1之间,如果趋向于-1,表明制造业完全分布于其他区域,如果αi(t)接近于1,则表明制造业完全集中于本区域,接近0表明制造业完全分散于各个区域。
2.物流发展水平指标。由于物流费用数据难以获得,因此只能以物流业发展水平来衡量,物流业发展水平越高,物流费用越低。参考已有相关文献,我们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生产总值来表示。在本文中,以各地区物流业产值与GDP的比例表示物流业发展水平。
3.根据推论,设定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如下:
上式中,α为集聚指数,wl为物流业产值与GDP比值表示的物流发展水平,wl2it表示物流发展水平的二次平方项,如果当物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制造业集聚程度逐渐降低,那么β2的值应小于0。
(二)实证分析
1.各变量的面板单位根检验。为了避免虚假回归,对α、wl、wl2三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面板单位根检验的方法较多,但每种方法都有优缺点,我们选择Levin,lin&Chut、Im,Pesaran and Shin W-stat、ADF-Fisher Chi-square、PP-Fisher Chi-square四种检验方法,并选择四种方法检验一致的结果[10]。检验结果表明,三个变量的原始序列没有同时通过四种方法的检验,而一阶差分项则同时通过检验,说明三个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
2.面板数据协整检验及协整方程估计。三个变量都是I(1)序列,存在协整的可能性,采用两步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经过检验,选择截面固定效应和时期随机效应较优,在式(7)基础上,进行回归,结果如下(见表1):
表1中,ad R2=0.895,F=128.09,说明模型的拟合
注:根据残差序列特征,选择无截距和趋势项的模型,由于Im,Pesaran and Shin W-stat检验必须是有截距或趋势的,所以此方法对残差的面板单位根检验失效,选用Breitung t-stat检验代替。**、*分别表示在5%、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效果较好。残差的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说明,残差是平稳的,协整关系存在,该回归方程就是协整方程。回归方程中,截距项不显著,wl对集聚指数的影响系数为0.034 1,在10%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随着物流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制造业集聚程度将进一步增加;wl2对集聚指数的影响系数为-0.067 1,在5%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系数显著为负值表明在物流业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物流业的进一步发展将导致集聚程度的降低。这说明,物流发展水平的提高、物流费用的降低与制造业集聚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更准确地讲,二者存在鲜明的“倒U型”关系。利用一阶导数可得到:
计算得出:wl=25.41,即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只有当物流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达到25.41%时,制造业集聚程度才开始降低。显然,这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即使在物流业发达的欧美国家,这一比例现在也仅为10%左右,2009年中国这一比例更是仅为5.02%,但这并不表明制造业不会往中西部地区转移。实际情况是,企业的选址决定是综合考虑外部性、拥挤成本和物流费用的结果,而不是仅仅考虑物流费用。因此,随着东部地区集聚程度的提高,企业在获得外部性的同时,拥挤成本将以更快的速度增加,只要物流费用降低到企业可以接受的程度,东部地区的一些传统产业即开始往中西部地区转移。
四、结论及启示
在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关于运输成本和产业集聚的分析框架下,引入物流这一概念,从物流角度去分析物流发展与产业集聚的关系,并利用1995—2009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物流发展与制造业集聚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即随着物流业的发展,物流费用逐渐降低,将促使制造业进一步往东部地区聚集;而当物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物流费用的进一步降低,则会促使产业集聚程度的降低,产业将由东部往中西部地区转移。
当前,制造业正在不断往东部沿海地区聚集,这也是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要缩小这种差异,西部地区首先要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物流网络,不断降低东西部地区物流费用差异,使西部地区的成本优势更加明显;其次,西部地区应根据自身特色,发展一些产品物流费用较低的行业,从而避开目前较高的物流费用,实现特色产业的集聚。
摘要：在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关于运输成本和产业集聚的分析框架下,引入物流这一概念,从物流角度分析物流发展与产业集聚的关系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物流发展与制造业集聚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即随着物流业的发展,物流费用逐渐降低,将促使制造业进一步往东部地区聚集;而当物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物流费用的进一步降低,则会带来产业集聚程度的降低,产业将由东部往中西部地区转移。
关键词：物流发展,产业集聚,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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