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专制主义（精选8篇）
封建专制主义 篇1
《二十四孝图》的故事很感人,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研究, 揭示了封建“孝道”的残酷和虚伪, 批判封建“孝道”复古主义的倒行逆施。“孝”在我国封建社会是重要的道德规范, 受到封建经济、宗法、伦理的限制。在封建家庭中父亲具有权威性, 儿子要完全受到父亲的支配, 要无条件地服从父亲, 《二十四孝图》中儿子不顾自己的安危为父母做出牺牲, 这对孩子是不公平的,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看到“孝道”的作用, 把“孝道”变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封建中的“孝道”是私有制经济的产物, 反映了地主阶级的利益。笔者从《二十四孝图》出发, 总结了封建“孝道”存在的糟粕, 并对其进行批判。
一对“忠孝合一, 移孝忠君”的批判
《二十四孝图》中“孝亲”是家庭中的重点内容, 在封建社会由于每个家庭都受到宗法制的影响, 统治阶级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绝对权威的封建家天下的形式, 这种封建制度的等级要求父亲是一家之长, 皇帝是一国之尊, 封建家长要尽孝, 直接升华到要对君主绝对尽忠。《二十四孝图》是封建“孝道”的经典图画, 描述了“忠孝合一”的封建“孝道”观点, 要求只要做到孝亲和忠君就能光宗耀祖。统治阶级大量宣传关于忠孝的理论, 表示只有在家孝敬父母, 才能对君忠诚。封建统治阶级发现只有人人都尽孝, 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才能稳定。儒学理论一语道破了统治阶级提倡“孝道”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们养成服从的性格。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把“孝”提升到绝对高的地位, 认为“孝”是天经地义的事, 必须遵守“孝道”, “孝”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力量。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对这种封建的“忠孝合一, 移孝忠君”理论要持有批判的态度, 这种方式是封建统治阶级蒙蔽人民的一种手段, 推行这种观点的目的是要求人们以孝尽忠, 心甘情愿地服从统治阶级, 是统治阶级思想集中的反应, 要持有批判和否定的态度。
二宣扬绝对服从父亲的奴隶主义剥夺了子女的独立人格
封建“孝道”是封建社会的产物, 导致了家长专制主义和子女的奴隶主义。《二十四孝图》要求子女要绝对服从家长, 没有独立思考的自由, 甚至父亲死后明知道观点是错误的还要执行。孔子的儒家学派理论中阐述了“事父母几谏, 见志不从, 又敬不违, 劳而无怨。”可见孔子是承认父母会有缺点和过失的, 儿子可以轻微婉转地劝止, 也可以为其隐瞒, 但无论父母态度如何, 仍必须恭敬顺从, 不悖其意, 这种封建“孝道”理论是不对的。另外, 在封建“孝道”理论中强调父亲对子女具有绝对的支配权, 甚至有生杀权利, 子女必须服从, 逆来顺受, 受父母的摆布, 这种形式的“孝道”是专制主义的体现, 子女变成父母的奴隶, 可见其中蕴含了荒谬、虚伪以及不平等等众多因素。
封建的“孝道”还要求子女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父母全而生之, 己当全而归之”这种思想蕴含了封建愚昧色彩, 与科学观点相反。道学中把解剖尸体作为封建道德的破坏, 造成古代医书上只有一些人体解剖位置的粗略描述。另外, 这种理论剥夺了后代的创新的意识, 对子女的价值进行否定, 对青年人的发展造成影响, 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鲁迅先生曾经批判这种“孝道”, 对青年人是一种摧残, 这种保守的观念致使封建腐朽的霉气更加破烂。
三宣扬婚姻不自主、男女不平等
封建理论的等级观念很强, 男女不平等, 父母包办婚姻, 封建社会认为子女自由恋爱是伤风败俗, 违抗家长的意见则为不孝。在这种道德的压榨下剥夺了子女追求婚姻的权利, 葬送了子女的幸福。封建“孝道”中娶妻生子、传宗接代的想法也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结婚以后必须生子是对家族的义务, 这种无后不孝的观念对妇女来说是灾难, 对于没有子嗣的妇女被看做是极大的罪过, 他们孤独终老, 没有幸福, 没有快乐。
这种观念同样需要批判, 对封建社会的影响非常大, 《二十四孝图》中正好反映出这一点, 需要对这种思想进行猛烈的抨击。封建社会的“孝道”思想对人们的影响很大, 出现了很多的不文明、不民主, 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四结束语
封建社会宣扬的“孝道”除了要批判糟粕的内容, 也要吸取其中的精华。《二十四孝图》中就蕴含了这样的道理, 如提倡善待父母、赡养双亲、敬爱长者等都是封建“孝道”中的精华部分,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需要提倡的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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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专制主义 篇2
晋巧
（历史文化与民族学院 2010级历史学2班 201016031228）
【摘 要】 为了消弭因明清更迭而造成的社会动荡和满汉文化冲突，清廷统治者在礼制层面进行了探寻和制作；为维系社会的有序发展，“康乾盛世”时期大兴文字狱,对清代文化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清末,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反映了国家政府、学者对历史资源的态度。本文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文化统治手段的分析，揭示清朝君主专制对同一时期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 礼制 文字狱 教科书 专制统治
清王朝处于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节点上，从社会整体运作方面来说，为强化政治统治、稳固社会人心，清廷从文化层面的调适和重新定位，在一定程度上为明清更迭之后的动荡社会，带来了继续发展的新转机。
清王朝的统治者们一方面继承了明代的绝对君主制度，另一方面又加入了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由此而派生的文化政策，是以扼杀汉民族反抗意识，巩固清王朝的绝对统治地位为目标的。清廷对传统礼文化的关注、诉求和制度化建设，是其整个专制统治体系中一个值得予以注意的重要面向；清代盛行文字狱也是为此目标服务的；从历史教科书对孔子态度受到清廷统治者与思想界影响的程度大致可见清政府与思想界在社会转型时期对儒学等传统文化的立场。通过对清朝不同时期的典型文化政策，我们可以看出，封建社会里那些为君主专制服务的文化手段究竟能有何收效，对文化生活产生哪些影响。
一、清代前期礼文化建构
清初之时，虽然统治者也意识到礼之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然限于时局的依然不稳定、满汉文化间的冲突，故对礼的诉求，还不是那么迫切。世宗继圣祖之后，对礼亦有所折衷。其论“礼义廉耻”曰：“以礼言之，如化民成俗，立教明伦„„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而其道不外礼义廉耻之四端。”又其在元年（1723年）一道上谕中曰：“国家欲安黎庶，莫先于厚风俗„„所以防僭越、禁骄奢也。”1凡此种种，足见礼在世宗心目中的位置。而世宗之于圣祖“自纲常名教之际，以至于耕桑作息之间，本末精粗，公私巨细，凡民情之所习，皆睿虑之所周”的“圣谕十六条” 2，更是寻绎其义，推衍其文，著为《圣谕广训》一万言。“因言以求其义，因义以达其用，夫岂章句训诂之足云” 3，更是彰显出高宗以礼为教的思想 12 《大清十朝圣训·世宗宪皇帝》卷四《圣学》，卷二六《厚风俗》，文海出版社，1965 年，第53、305 页。
清世宗：《圣谕广训序》，《圣谕广训》卷首，《四库全书》第717册，第589页。清高宗：《御制日讲礼记解义序》，《日讲礼记解义》卷首，第 1－2 页。
其二，文字狱使中国的文化典籍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造成了中国书刊史的无数浩劫。人们在谈起文字狱时，注重的往往是因文字罹祸的人，其实，在文字狱中，人与书是两个互为关联的构件，人罹祸，书也难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清代的焚书毁书规模超过了秦始皇的焚书活动。
其三，文字狱严重箝制了人们的思想,在学术界造成了许多禁区。为了避开文字狱的陷害，清代学者们只好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考据学。随着文字狱的一兴再兴，大批文人学者遇害，清代学者的考据活动，也开始脱离现实，导致学术活动纯粹钻故纸堆的倾向。是造成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在客观上延缓了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
三、清末历史教科书上的孔子形象
通过探讨清末历史教科书中孔子形象的塑造，来观察清政府通过国民教育传递给一般民众的知识与观念，希望引起讨论的是，不论清末孔子以何种形象出现，它既不同于政府在教育方针中的设定，也不同于思想界与知识精英在学术研究中的立场，基本是清政府与思想界折中调和的结果。
中国教科书的编写经历了一个从翻译、改编外国教科书到自行著述的过程。清末历史教科书首先由日本翻译而来，其中影响较大的《东洋史要》介绍孔子及其学说，还特别指出：“孔子之道,永为中国政教之基，后世谓奉其教者为儒家。”1孔子儒学的巨大影响，当在于其与政治之结合，以致成为两千年来的统治意识形态。从这方面对孔子进行评价，首推章嵚《中国历史教科书》：
“(孔子)祖述尧舜,其言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为主,而归之于平天下,隐具有世界主义。而其言仍不出君主之范围。孟子名轲,宗之,以民为贵、君为轻,而归本于行井田、兴学校,又倡性善之说,以诱导世人。大抵孔孟之学说,皆以政治为前提,而归之于教育,其言颇平易可行,后世号为儒者。孔氏之说,尤为历代君主多利用。”2
该书省略了常见的孔子生平介绍，侧重于孔子思想评析，特别指出孔子学说与君主之关联，对孔子学说与专制制度的结合颇有不满。
桑原的叙述基本概括了孔子一生的主要活动，与《东洋史要》同期出版的《支那史要》3的叙述也大致相同。《中国历史教科书》对孔子生平事迹的介绍与桑原的基本相同，不同之处有二：一是提到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尊奉：“孔子没，历代帝王奉之为先师。释奠(祭也)用王者之礼，列《论语》于学官(学校之官)。”二是突出了孟子的地位：“孔孟之道,世称为儒学，为中国政教之根本(中国之政体学术多本于孔孟之道)。” 4
封建专制是人类不平等的顶点 篇3
近来，重读了这个著作，有一些新的感受。
在卢梭看来，人类在自然状态中，不平等几乎是不存在的。那时，野蛮人漂泊于森林中，没有语言，不懂生产，彼此间无所需求，也无加害的意图。但是，这些彼此平等的野蛮人，有一种其他兽类所没有的趋于完善化的能力，即向前发展的能力。他们要渔猎、挖掘土地、构筑小屋以至要模仿自然、冶炼金属、制造工具等等。野蛮人趋于完善化的能力逐步提高，他们的需要跟着进步，他们的观念随着演变，私有制终于破茧而出。卢梭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写道：“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围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假如有人拔掉木桩或者填平沟壕，并向他的同类大声疾呼：‘不要听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土地的果实是大家所有的，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那你们就遭殃了！’这个人该会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和杀害，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啊1”(《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九五八年，法律出版社，第一一一页，以下简称《论不平等》)我们先抛开卢梭所说的自然状态不说，单就他把私有制看作不平等的基础这一点说，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是大胆的，也是实际的。那时，宗教只许人们相信，上帝刚把人创造出来，就让他们是不平等的，如果说人间还有什么平等的话，那就只有请求上帝“原罪的平等”。卢梭的这番议论，不啻是对基督的亵渎；皇帝更不用说，他的专横跋扈、骄奢淫逸，他和他周围的那些贵族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特权，完全是建筑在私有制的根基上的。当卢梭宣布私有制是不平等的基础时，就是对皇权发起了挑战。
私有制一出现，平等就被破坏了，继之而来的是最可怕的混乱：悭吝、贪婪和邪恶，奴役、暴力和掠夺，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财富，“因为财富是最直接有益于幸福，又最易于转移，所以人们很容易用它来购买其余的一切。”(《论不平等》，第一四三页)人间的不平等也就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加深。
卢梭虽然看出人间的不平等是基于私有制的，但并不主张消灭私有制，而希望保持一种任何人富得不足以“买别人”，穷得不至于卖自己的小私有制。这是时代和他所属的阶级地位给他的限制，也是他思想上的矛盾和他的社会政治观点、法律观点上的局限性的一个根源。
卢梭看到了由于法律的建立而使私有制合法化，因而使人间的不平等变得根深蒂固了；但他愿意生活在一个法度适宜的民主政府之下。他认为只要实行法治，使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就能治理好国家。因此，他主张立法权应属于全体公民，他希望官员创制法律应该审慎小心，公民认可法律应该非常慎重，公布法律应该郑重其事。他特别强调要保持法律的稳定性，鄙弃那些天天都在变更的法律。法律既经制定、公布之后，任何人都不能摆脱它的光荣束缚，“因为不管一个国家的政体如何，如果在他管辖范围内有一个人可以不遵守法律，所有其他的人就必然会受这个人的任意支配。”(《论不平等》，第五十二页)这就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有任何例外；一旦有了例外，专制权力必然代替合法权力，法律的尊严必然丧失殆尽，人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必然化为乌有。在卢梭看来，法律既是人人平等的标志，又是人人平等的保障。法律的制定和执行，能够很灵敏地衡量出首长们是以德行和才能占有自己的地位、取得大家的信任，还是以自己优越的地位损害别人、谋求特权。神圣的法律是同偏私的特权势不两立的。有特权就没有平等，要平等就要铲除特权。如果人们毫无例外地都能共同遵守法律，那末，即使偶有不幸的误会搅乱了大家的和睦时，人们就是在盲目和错误中，也都能保持一定的节制，互相尊敬，而不致有的人象饿狼，有的人象羔羊被吞食掉。这就要建立起受人尊敬的法庭，选出公民中最能干、最正直的人来掌握司法和治理国家。在他所理想的共和国里，除了由公民自己规定的、而且由自己选出的可以信赖的官员执行着的明智的法律而外，没有别的主人。反之，当“法律的效力和护法者的权威消失了的地方，任何人都得不到安全和自由。”(《论不平等》，第五十六——五十七页)当然，卢梭所反对的特权，只是封建的特权，他理解并亲身感受到封建特权的可恶；他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却想不到在私有制没有消灭之前，这一口号终究超不出资产阶级要求的范围。
三卢梭认为，人们需要国家，是为了防止混乱和有人狡猾、诡诈、专横、残酷地对待别人，是为了保障自己的财产、自由和安宁。但是，当人们相约把国家迎接来之后，却是给弱者以新的枷锁，给富者以新的力量，使天赋的自由不能再恢复，让巧取豪夺变成不可取消的权利，以致为了少数野心家的利益，驱使整个人类忍受劳苦、奴役和贫困。这样，国家的出现，就使人间的不平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平等发展的结果，终于使“暴君政治逐渐抬起它的丑恶的头，吞没它在国家各个部门中所发现的一切善良和健全的东西，终于达到了蹂躏法律和人民并在共和国的废墟上建立起它的统治的目的。”(《论不平等》，第一四五页)不平等便达到了它的顶点。
卢梭的这些看法，并非如他为了描绘自然状态，专程到圣日耳曼森林深处默想的结果，而是他身临其境的现实的政治制度在他的头脑里的反映。一七一二年卢梭诞生时，正当法国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四当政。这个暴君采取各种措施，加强自己的权力。他经常在内室里召集三、四个亲信大臣，根据他们给他作的报告，单独决定国家大事；其他任何人，包括国中重要人物、贵族和高级教士的意见，他都充耳不闻；他把自己每天的生活细节——起床、吃饭、睡觉——都规定了仪式，使他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中心；他亲自到最高法院说的“联即国家”这句话，成了人们揭露封建专制君主的典型术语。一七五三年，卢梭动手写《论不平等》时，正值路易十五当政，这个暴君成天沉溺于荒淫奢糜的宫廷生活；大臣的选择、政策的决定等都为几个女宠所左右；专制统治加上秘密的方法，使国中每个人随时可以被手持“密札”者所逮捕，并且无定期地被监禁在巴士底狱；印刷品常受检查，大部分政治著作被禁止、甚至烧毁，国家重要事务的决定都取决于一时的意外事件和国王个人的恣意；对外战争的接连失败、对内剥削的加重，使不少工人必须靠救济金弥补工资才能勉强维持生活；歉收年头，一部分农民要靠青草树皮充饥，一部分城市贫民难免被饿死。卢梭面对这样的现实，大声疾呼：“在这里一切人之所以是平等的，正是因为他们都等于零。臣民除了君主的意志以外，没有别的法律；君主除了自己的欲望之外，没有别的规则。”(《论不平等》，第一四五——一四六页)那末，皇帝一个人和在他周围的少数几个人怎么能够如此放肆地蹂躏、奴役那么多的人呢？他们依靠的是什么呢？卢梭认为是暴力。既然暴君靠暴力任意处置臣民生命财产的行为是合法的，那末，臣民以绞杀或废除暴君为结局的起义行动同样是合法的。这样，卢梭便由分析人间的不平等而得出了人们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消灭暴君是既合理又合法的革命结论。拿破仑·波拿巴晚年时曾说：假如从来没有过卢梭，也就不会有法国革命。这话是不无道理的。
四
李石曾反封建专制活动述论 篇4
一、反清和反袁
李石曾少年及青年时期处于清末民初, 经历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等重大事件, 处于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的环境中, 他也曾亲身感受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他积极投身到为中国寻求出路的革命洪流中。
1. 创办《新世纪》和《民意报》。
1907年春, 李石曾与吴稚晖、张静江在巴黎留法学生中成立无政府主义团体“世界社”, 建立中华印字局, 出版《新世纪杂刊》、《新世纪丛书》。同年6月, 创办《新世纪》作为机关刊物, “专倡无政府主义, 奇谈怪说, 震惊一世, 我国人之言无政府者自兹始”, “中国无政府主义之种子, 实由此报播之矣”。《新世纪》与同期在东京以刘师培、何震等留日学生成立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的《天义》报东西呼应。“新世纪派”“天义派”和最早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刊物《新世纪》《天义》正式打出了无政府主义的旗号, 标志着无政府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形成并进入中国政治舞台。
该刊物的创刊号上用的是“新世纪七年”并用西历, 以示不承认满清政府。李石曾在《新世纪》上发表时论, 介绍各国的革命浪潮, 鼓吹革命, 号召推翻清政府, 激发了爱国者的革命热情。在《新世纪》周报第一号上可以看出该刊的宗旨:“本报议论皆凭公理与良心发挥, 冀为一种刻刻进化, 日日更新之革命报。”它与东京的《民报》同为革命党人喉舌, 东西呼应, 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一个有力的宣传阵地。这个周报共出了一百二十一号, 因为赔累太多到1910年5月而停刊。
对革命形势的宣传, 在《新世纪》中占有相当篇幅, 并贯穿始终。他认为“今革命风潮最发达最正当者法国是也, 革命风潮坚壮, 而阴力难胜者俄国是也。至英德美以及他国, 其革命风潮素称微弱, 虽然, 若被报而观之, 则亦见‘美之经济摇动’‘德因选举鼓噪’, 英意葡诸国, 抑或倡社会主义, 或争女权, 或事罢工, 或图共和运动, 虽其运动之目的之方法, 未必正当, 而其足以败政府之威权, 破强者之信刻, 故皆有裨于革命者也”。基于这种认识, 《新世纪》也大力宣传各地人民的反对剥削压迫, 反对侵略, 争取民族独立, 争取自由、平等, 争取进步的各种斗争。其内容大体可分为世界各国与国内两大方面。而关于世界各国革命形势的宣传, 则尤为显著, 这也可以说是它的特点之一。《新世纪》的发行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 通令沿江各省, 严禁行销《新世纪》周刊。北京外务部淮江督电以“《新世纪》煽惑人心”, 请予禁阻, 经外务部电令驻法刘使训密查。刘使回复说:该报确系乱党私设, 散布邪说, 摇惑人心;惟法系言论自由之国, 详查该国报律, 并无扰乱他国治安禁止明文;容密商法外部筹议办法, 并谕留学生勿为所惑。李石曾在欧洲的革命工作影响巨大, 黄季陆曾经说:“总理领导革命时期, 石老在革命历史上有着贡献, 同盟会时代革命大业在欧洲的发展, 他就是核心人物。”说明了李石曾当时的地位。
1911年11月, 李石曾在天津创办《民意报》, 以同盟会会员赵铁桥为发行人。经费由李石曾所筹, 他“尝为民意报撰写社论, 振聋发聩, 直为北方之警钟”, 起到了宣传革命的作用。
2. 组织京津同盟会。
1911年, 李石曾在华北平津一带从事地下革命联络的活动, 在天津组织了京津同盟会, 汪精卫为会长, 李石曾为副会长。该会成立后无经费, 他自己出银六百两供京津同盟会开展革命活动, 开支主要向当时高阳同乡顺直咨议局议长阎凤阁借款, 该会在法租界租屋为秘密办公处所, 北京会所由李石曾主持, 秘密机构设在镇江胡同高阳齐禊亭家的义兴局, 同年11月, 汪精卫去上海参加南北和议, 京津同盟会的工作就由李石曾全面主持。
京津同盟会成立后大力开展革命活动。1912年1月, 孙中山在南京就任大总统, 但是当时北方“仍守旧制”, 革命党人认为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及清军咨使良弼是中华民国成立的障碍。所以于同年1月14日, 李石曾派京津同盟会的会员杨禹昌、黄之荫、张先培等人刺杀袁世凯, 但未成功, 不过这次事件影响颇大, 使袁世凯“乃知党人势不可侮”, 后来又派彭家珍炸死了清廷大员良弼, 使“旗人以及宫中由此丧胆”, “宗社党人落胆, 清廷震惊”, 鉴于李石曾的巨大贡献, 孙中山在庆祝民国统一告成大典昭告全国的通电中这样表述:“南北各省都督、各军司令、天津民意报李石曾、天津及全国各报馆均鉴。”特意将李石曾的名字标出, 而且仅他一人, 足见其当时地位之重要。
由于当时中国北方的革命党中势力薄弱, 所以与袁世凯有妥协倾向, 汪精卫、李石曾等组织的京津同盟会, 就主张“联袁倒清”。在南北和议僵持时, 李石曾就致电南京政府, 认为“只要清帝退位, 吾人即万事不宜深问”。京津同盟会是汇集北京周围各革命团体而组成的, 因此成员复杂, 内部意见冲突比较多。所以, 当汪精卫、李石曾主张“联袁倒清”时, 张良坤等人就表示反对, 同时, 武昌起义后黎元洪派到京津负责联络的胡鄂公对汪、李联袁深表不满, 因此联合京津同盟会的会员白逾桓等, 在天津英租界组成“北方革命协会”, 以与汪、李主持下的京津同盟会区别, 这种分裂使京畿的革命势力随之分散。清帝退位后, 京津同盟会的工作也宣告结束。
二、活动探源
李石曾反对清政府和袁世凯的封建专制统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拥蒋反共的政治活动, 都能在其思想和经历中找到渊源和解释, 有其必然的人生逻辑。
首先, 父亲和老师的影响和教导, 在他思想中种下了反专制的种子。其父李鸿藻, 曾任兵部尚书, 协办大学士, 礼部尚书, 军机大臣等职, 主张学习学习西学、推行新政, 是一位有新思想的官僚, 这影响了李石曾。他认为父亲是自己“新思想的启发者”, 在家庭教育中, “父之言行‘反官僚’时常不知不觉地流露, 或无意识地流露出来, 父亲为人忠厚, 对钻营做官深恶痛绝, 称为‘钻狗洞’等, 在我不知不觉中受到了这种影响, 已种下了不做官的根苗”。所以他厌恶清政府的官职, 小时候就曾被荫授为户部郎中、道尹、监运使等职位, 袁世凯也打算让他做高官, 但李石曾“皆不一顾”, 甚至对清朝廷的服制都极其厌恶。
幼年时, 父亲为李石曾请齐禊亭做老师。齐禊亭是进士出身, 保定莲池书院高才生, 曾任易州书院山长, 以学贯中西而知名。齐禊亭授课的内容“除经史之外, 兼及国际形势”, 在授课时“塾中悬挂地图, 齐禊亭行走指讲, 一如今日课堂”。可见李石曾自幼受到了新式教育, 所以“早明世界大势, 及中国积极不振的危险”, 齐禊亭思想开明, 不让李石曾作八股文与试帖诗, 而是向他传播一些民主思想及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 使李石曾从幼年起就憎恶黑暗的封建专制统治。齐禊亭还以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人物进行榜样教育, 李石曾说:“禊师尤高诵礼运篇与称赞游侠及王荆公不畏不拘之名言, 诸如此类, 与造成我之革命言行, 均有重大影响。”他还是第一个向李石曾介绍孙中山的人, 在授课中他读到报纸上刊登的孙中山的革命事迹, “不但不反对而且称许”。齐禊亭还非常尊崇孙承宗 (明末时抗击满人入主中原的一个著名人物) , 李石曾认为“这些皆成我无形中之暗示”。
其次, 少年时生活经历坎坷。李石曾少年时, 清政府腐败不堪, 八国联军入侵, 李石曾和全家为避难离开了北京, 长途跋涉数千里到达湖北光州, 这对于自幼生活富贵太平的少爷是平生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流离之苦。他对这段经历刻骨铭心, 亲身经历了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苦难, 看清了清政府君主专制的酷虐统治, 对清政府的黑暗统治深恶痛绝, 产生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 这刺激着他向往没有任何强权, 人人平等的社会。
封建专制主义 篇5
关键词:封建;封建制;封建问题
中图分类号:B84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8—0089—02
近几十年来,随着学术环境的宽松,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秦到清是封建社会的论调提出了质疑。面对封建质疑论者的挑战,封建坚持论者做出了强烈地回应。从先前的“不容置疑”到如今的“约定俗成”,以图黯淡封建质疑论者攻势。近几年来,随着历史语义学的兴起,加速了对封建内容和含义的微观研究,封建质疑论者更加深信中国古代所谓的封建社会名不符实,封建问题越演越烈。笔者拟从封建的义理进行剖析,以试对封建问题做出有力论述。
一、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封建”问题研究的简单回顾
对封建的论述,可谓久已!自《左传》首次提出封建一词以来,特别是在秦朝实行“废分封、兴郡县”之后,封建作为郡县的对立面引起了中国士大夫持续两千余年的争辩,通过阅读牛铭实[1]、张新光[2]、侯建新[3]等先生的文章,我们可以对这些争辩有个详细的了解。经过20世纪20年代末的“社会史论战”,中国史学界因对封建的不同理解而形成的派别时至今日没有发生多少变化。传统的“三论五说”仍然占主导地位,“无奴派”的学说也有较强的影响力,当然还有一些中国没有封建社会的观点等等。他们喜欢用事物的某些特征来命名该事物,这种方法明显具有不完整性。试想用几个特征怎能把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完整的表述下来?在具有专研精神的学者面前,那些假名自然经不起推敲,“对此概念也就有不同的解释”[4]。更为严重的是,“现代中国在概念的古今转换、中西对接过程中,‘封建’的涵义发生偏误……并且有悖于马克思的封建原论。”[5]
封建泛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果我们死守“古典封建观”,那么持异见者就会驳斥为保守主义;如果我们接受“泛化封建观”,那么不赞同者就会叱责为教条主义。双方都想努力证明自己的方法是正确的,其实方法本身没有对与错,相同的方法不一定产生相同的结果,还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韩信利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法在背水之战中取得了胜利,而马谡却失了街亭。不同的方法不一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还可以产生相同的结果,这个结果对运用者都可以有利。孙膑利用减灶的方法打败魏兵于马陵,虞诩利用增灶的方法也打败羌兵于陇西。
我们今天所说的封建已经今非昔比,它不只局限于政治,还和经济乃至文化结合了起来。就算是把封建看作一种政治制度的学者,对它的理解也存在不少分歧。有的学者把封建看成“社会形态”[6],封建社会一词大家从不陌生。有的学者把封建看成“政体”[7],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就曾说道:“封建制度是一种政体”[8]。
黄敏兰先生曾提出:“封建制是一种有着具体规定性的社会制度”[9]。因此,在研究封建时,首先需要明确这一“规定性”的社会制度。简言之,封建制是一种国家结构形式。它诞生于商周时期,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动荡,逐渐被郡县制所取代。秦汉以后,中国进入郡县制国家时期,封建制成为郡县制的一种补充,镶嵌在帝国的机体上。
二、“心力”和“物力”支配下封建制的诞生与往复
梁启超先生认为,历史进化的基本制约力可分两类:(1)“心力”[12];(2)“物力”[10]。可见,每项政治制度的实施,首先得有这个意识,其次得有这个能力。
商周时期,“氏族的血缘外壳依然被保留,而且此后保留相当长的历史时期。”[7] 根据这一理念,商朝实行“氏族封建制”[11]。据统计,“在甲骨文中有称侯的35个,称伯的40个,称子的185个,称男称任的近10个。”[12] 西周宗法封建制的实施,在这方面的表现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商朝的灭亡给西周统治者留下了深刻地教训,他们认为绝不能再出现一个能与之抗衡的“周王国”了。于是周公东征后,根据“亲亲”原则,“封建亲戚,以蕃屏周”。① 即使对先圣后裔以及功臣分封也夹杂着防范,牛继清先生就曾对西周分封的真实状况作了有力的论述[13]。
商周推行封建制并非完全出于宗法思想,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和国家比现在小得多,交通极不发达,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技术薄弱的国家机构只能为一个版图较小的国家服务。”[14]毕竟两代君主都在王畿之内进行专制统治,而在王畿之外推行封建制,只是迫不得已地选择“下策中的上策”。此时,“物力”完全凌驾于“心力”之上。诚如柳宗元所言:“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②
随着历史步入激烈动荡的春秋战国,宗族观念开始走向瓦解,同“郡县制相联系的理性主义、世俗主义和人文主义”[15]勃然兴起。夏商西周,“人口大体维持在‘百万’的数量级上”[16],可是,到战国末期,人口达到两千万,此时君主的宗族成员已经不足以来控制四方,他们需要各色的人才,从而开启了客卿制度。
秦汉以降,少数民族的频繁骚扰、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小农经济的脆弱性等因素要求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实行集权统治,郡县制成为主导的国家结构形式无可厚非。虽说如此,封建制仍然在西汉、西晋、明等王朝短暂复活,这足以使人联想到 “心力”的可怕。纵然秦汉以后的君主有能力实现集权统治,可是“家族共享天下”的观念驱使他们在夺取天下后又进行裂土分封。这时,“心力”大有力压“物力”之势。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封建制的往复出现,跟历代统治着吸取历史教训有密切关系。自秦始皇吸取周初大分封的历史教训实行郡县制开始,后起的西汉王朝“惩秦之弊”,又复活封建制,西晋、明等王朝也分别吸取曹魏政权、元王朝灭亡的教训实行分封。而经历长期分裂后建立起来的王朝又都实行郡县制,它们都把国家衰亡的原因归于封建制。这就留给我们一个问题:如何吸取历史的教训。
“心力”和“物力”的交替作用支配着封建制的诞生与往复,有时“心力”的作用强于“物力”,有时两者的位置又颠倒了过来。不过,无论封建制还是郡县制都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手段,哪个用地舒畅就用哪个,这就是“君王之术”。
三、“封建”问题研究需要慎思的几大要点及其走向
封建问题是一个历史积淀的问题。在研究该问题时,我们需要慎思以下三个要点:
其一,最近几十年的史学陷入了“窄而深”的泥潭。历史语义学的兴起,使人顿感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而“在历史研究上非通不足以言专”[17],这就使人陷入两难的境地。恰如坐标轴上的X轴和Y轴从原点出发就永远不能相交一样。也许有的学者会用平行四边形理论来应对这个问题,可是现实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要不然封建问题早就应该解决了。在此,我们应该暂时跳出微观研究的陷阱,相反应从宏观上对其作一个整体性把握。
其二,理论对史实的羁绊比较大,论由史出的原则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过去一些研究者凭借其雄辩地思维做到“巧妇无米也可炊”,由此演化而来的概念则表现的更为灵活多变。可是,这种概念从源头上来讲就是错误的,它的灵活多变只会表现为一种长期的错误的稳定,这种稳定性所构筑起来的藩篱甚至掩盖了史实的真实性。
其三,学术和实用虽属不同领域,但可以“和而不同”。③实用主义者和原旨主义者同属一宗,只是实用主义者更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外在环境。我们可以发现,实用主义者往往优先考虑自己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不是站在历史人物的立场上分析问题,他们能够根据现实状况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所以深受大众的欢迎。而原旨主义者,不明“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④ 结果可想而知。
“古典封建观”和“泛化封建观”诞生的路线和方法是不同的,但可以共存,双方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如果继续纠缠下去,那只能像“古文经”和“金文经” 之争一样,争论两千年也没有一个结果。到最后,只能互相“瞧不起”。
四、结语
《尚书·多方》虽早就记载“天惟时求民主”,可是这句话里的民主与现代的民主概念简直有天壤之别,它的意思是人民之主。可见,中国专制的根源实在太深了。秦汉以后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又是一个专制权力建立和崩溃不断交替循环的过程,它所带来的后果更是延续至今。然而,我们却强迫自己活在封建的阴影之下,放跑了专制!
注释:
①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②[唐]柳宗元.封建论。
③论语·子路。
④韩非子·五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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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第2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09.
[13]牛继清.鲁东徙偪齐说——对西周封建的再思考[J].西北师大学报,1999,(4):47-51.
[14]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8.
[15][美]石约翰.封建、郡县与中国历史传统[J].安徽史学,2002,(3):2-10.
[16]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3-28.
封建专制主义 篇6
关键词：明朝末年,东林党,朋党,“党”质
一、东林党出现的经济与政治环境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经济在明朝末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带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也包括以往传统小农经济中的丝织养蚕与家畜饲养。[1]唯一不同于以往的就是人们认识到加快经济作物与手工工场的发展可以带来相对于传统小农经济中“额外”的可观的收入。因此, 这一时期的水果蔬菜和茶叶种植的面积较以往相比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扩大。在手工工场方面, 釆石与冶铁等副业也有了空前飞快的发展。尤其长江三角洲首次出现了一种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 新兴的市民阶层也开始为这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生产力关系而不停地作出贡献, 此刻的江南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好景不长的是, 万历末期以皇帝、宦官、贵戚和权臣为代表的封建上层统治集团在穷奢极欲之时开始了掠夺农田与兼并土地, 以官田名义被霸占来的土地就占了全国耕地的七分之一以上。此外, 江南各地被地主吞占的土地也在三分之二以上。[2]
田赋的苛重与圈地的蚕剥迫使广大农民沦为无地佃农。[3]单以“自灌抵彭十一州县开堰灌田, 为王府者有十七, 军屯十二, 民间仅十一而已, 赋额除正供外, 岁进金扇四万八千四百余两, 丝绢四千四百匹”为例 (《明神宗实录》卷四二一, 万历三十四年五月丁酉) , 就可以看出土地被大量吞并的明末也正是税收随意加征的时期, 此时的江南富庶地区自然也逃不过封建统治者们的税收磐压。矿监税吏的大批出现则加速了明末各地民变的发生。明万历二十七年 (公元1599) , 税监马堂肆意征税, 引发了云脚夫王朝佐领导的临清民变。明万历二十九年 (公元1601) , 税监孙隆肆意征税, 引发了织工葛贤领导的苏州民变;同年, 税监潘相肆意征税, 引发了景德镇民变。明万历三十一年 (公元1603) , 税监李实利肆意征税, 引发了山西民变。
民变时间差距的如此之短使东林党这个基本上代表江南中小地主、商人与市民利益的专制皇权体制外的政治结盟呼之欲出。
二、东林党对其“党”质的认识
明末时期的东林党人对“朋”和“党”有了不同于前人的重大认识。他们不讳言“党”字, 其成员常以“吾党”来自称。这时的“党”字更多含有了“志同道合, 公为天下”之意。[4]
东林党人的组党行动是在与其对立政敌———齐楚浙党在围绕国本论的激烈斗争中展开的。[5]在东林党人代表高攀龙看来, “小人有党, 君子亦可有党。小人之党乃为霍乱天下, 君子之党意在安帮社稷”。[6]因此, 东林党人坚持认为其“党”质就在于把关心国事当作自己身体力行的必须。
三、东林“党”质所反映出的思想
明末以东林党为典型代表的政党雏形的出现预示着一种具有近代民主色彩的反传统思想的提出。作为中小阶级地主和一般工商阶级及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代表, 其“党”质自然有要求民主的一面。要求民主, 限制皇权则必不可少, 皇权的限制就要依赖对税收的合理管理, 而朝廷对税收的合理管理恰恰又是保证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必经之路。这种相互依存的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要求东林党在“党”质上反映出与之相关的经济与政治主张。
四、史学界对东林党“党”质的不同认识
“政党”必须具备政纲章程、组织机构等一整套严密的构成要件, 它是近代社会的产物。而“朋党”只是因亲谊和地缘关系或共同利益以及政见等结成的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7]就此, 史学界对东林党“党”质的不同认识分为以下三种。
1.“东林党具备近代政党雏形”说
李书增、岑青、孙玉杰、任金鉴《中国明代哲学》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2, 1:1304—1305) 写道:东林学派中“大多数人在政治斗争中相互支持, 学术上相互切磋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了以反对权奸、实现符合理想道德规范的政治局面为共同目标, 以讲学清议为斗争手段, 以书院为组织形式这样一个政治学术团体。这种团体, 可以说已经具备了近代政党的雏形”。
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10:284) 也写道:“东林讲学, 以明道自任, 士人闻风响应, 似乎与结党无关, 但东林的存在不止于讲学, 还表现出积极干预政治的姿态, 顾宪成等人在政坛上和衷共济, 尽管不以结党自居, 可是在激烈的政治纷争中, 其一系列活动远超出书院讲学的范围, 构成一个实体的政党。”他在该书 (第288页) 的另一处又说:“朋党是攻击东林的口实, 为避免与朋党不光彩的一面相联系, 一些明末清初的士子讳称东林党一词, 可是数十年政治斗争中, 东林士子同气相求的政治活动决定了其政党实体的存在。”
2.“东林党没有近代政党雏形”说
张安奇《晚明激烈“党争”中的“东林党”》 (《好学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5:545) 说:“封建社会所谓的‘党’就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党, 其只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所组成的松散联盟, 东林党亦是如此。”顾蓉、葛金芳《雾横帷墙:古代宦官群体的文化考察》 (陕西人民教育1992年1月版第158页) 说:“所谓‘东林党’原是明末宦官集团强加在反宦官的一批官僚和士人头上的一项罪名。这些官僚与士人虽有浓厚的宗派习气, 却既无组织, 又无纲领, 严格说来, 最多只是官僚同气相求或同声相应的松散联盟而已。”
张显清、林金树也于《明代政治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12:797) 中说:“晚明的党争实际是不同的政治派别或政治利益集团之争, 其‘党’只是派别或集团的称谓, 并非近代意义上的‘政党’。它们均不具有组织意义。”
3.“东林与朋党是一种交叉关系”说
《剑桥中国明代史》 (第640-641页) 说:“这个‘运动’实际上包括两个相互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组织。第一个组织由不满现实的学者和退职的官吏组成, 他们聚集在无锡附近的东林书院, 从事讲学和哲学讨论, 致力于促进整个中国社会在道德上的复兴。第二个组织更具有政治性, 以卷入朝中持续的党派论争的人为代表, 他们企图恢复政府人员的正直。这些人确跟东林书院有联系, 但跟书院的许多成员不同, 他们都是政治上的积极行动者。不论他们在具体问题上有可能有多么大的分歧, 他们在目标和理想上有足够的一致使他们的敌人把他们列为一‘党’”。
日本人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 (中华书局, 1997, 10:343—344) 认为:“称东林派为东林党似乎更正确一些, 聚集在东林书院的人是否都是特定的东林党人呢?事实上, 参与书院讲会的人还不是东林党的全部。所以说参加东林书院讲学的人和东林党之间并不能划等号。”
《明代政治史》 (第804-805页) 亦说:“东林党的出现, 源于顾宪成在东林书院的讲学。”“初期的东林, 只是参与讲学的人, 范围不大。随着政治斗争的发展, 那些不与邪恶势力合作的朝野官员, 都一律被指为东林党, 东林党于是成为正直势力共有的名字。”
五、笔者对东林党“党”质的基本认识
史学界对东林党“党”质的不同认识主要是依照英国近代早期两大政党, 即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标准来进行对比。这种看似合理的对比却有以下不妥。
英国近代最早被冠以“盗贼”雅称的辉格党和被冠以“匪徒”雅称的托利党在一开始都并不反对现有存在的君主专制制度。就连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辉格党在雏形初期也并没有要求废除当前的君主专制制度。他们只是提出了诸如限制王权和保护并发展国内外工商业等较为有利于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提议而已, 这一点与东林党在“党”质上并无太大差异。
英国近代政党的真正出现是在被推翻过一次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后。在此之前的他们并没有爆发出像后来近代政党在推翻封建王朝时所显示出的巨大威力。被视为现代政党前身的辉格党和托利党虽然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期已初具规模, 但是两党却只是局限在英国议会中关于宗教与王位问题的斗争上面。这一点反而还没有东林党在“党”质思想上先进。
明末清初的中国在没有受到西方近代化影响的情况下却出现了一个以反对专制独裁与要求民主为特征的东林党。例如, 高攀龙提出应该尽快取消白银的钞关复税, 而且政府还应该有责任保护相关的铺行商所。封建时代的限税无疑于就在限制皇权的滥用, 而保护相关的铺行商所就意味着鼓励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继续发展。除此之外, 东林党的钱一本还提出用选举的方式来挑选朝廷内阁的直柬之臣, 这一政治主张无疑表现出了一种民主议政的要求。既然要民主议政, 实行选举就再所难免, 任期制的建立也必然会被提上日程。这一切的要求与主张都充分反映出了近代早期政党所具备的基本“资质”。因此, 不论在与西方近代政党相比的时间跨度上还是与其相比的政治组织上, 东林党作为近代早期政党的雏形的确有当之无愧之处。可是随着后来满清专制的建立, 社会内部民主运动却无端地走向了衰末, 东林党这个近代早期政党的雏形也被湮没在世界对它首肯的历史潮流中。
研究说明
本篇论文是作者在阅读大量历史文献与史学资料的基础上, 通过在宁夏图书馆众多图书管理员的帮助下进行记录和整理与归纳和编写而成。本文除了引用相关的历史文献与专业的学者论文以外, 其余部分均属于作者个人在衡水学院大专毕业后利用工作闲暇时间编写而成, 该研究暂属于学术讨论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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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专制主义 篇7
很明显,欧洲中心论是阻碍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许是最难克服的因素。但在困难重重的局面下,全世界的历史学者并未放弃努力,也已经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果。其中马克垚先生对封建社会历史的研究,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篇幅所限,本文将集中讨论《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以下简称“《形态研究》”)在世界封建社会历史研究中的意义。首先说明几个问题:第一,《形态研究》出版于1985年,我们必须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讨论;第二,承接第一个原则,马先生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治学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因此本文将主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作品的开创性意义。
上文已经提及欧洲中心论对世界史发展的危害,具体言之,目前历史研究的话语体系充斥着以欧洲(主要是西欧)为模板总结出的概念、规律、分期体系等,如果直接用来研究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就有可能造成概念与史料不符的混乱局面,“封建”概念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何为“封建”?以中国和西欧为例,中文的“封建”一词最早出现在《诗·商颂·殷武》中:“命于下国,封建阙福”;随后出现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2]简而言之,就是指中国发源于商周时期的一种政治制度。而英文的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封建主义(feudalism)等术语最早出自18、19世纪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和其他历史文献,是启蒙思想家对西欧中世纪社会的研究结晶。两者原本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在近代才通过翻译这一途径彼此对应了起来。1903年严复用“封建”对译“feudalism”,并将之与周代的封建制度进行比较,[3]从而将中国周代的政治制度与西欧中世纪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造成了长期的混乱。
封建概念的不统一造成很多问题。例如,20世纪50—60年代,出于关注亚、非、拉历史的实际需要,中国史学界又兴起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再次引发讨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问题。笔者窃以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这么长”这一问题的提出需要一个理论前提,即史学界需要对世界史意义上的封建基本概念达成共识。如果双方的封建概念所指不同,何以比较?简单地将苏联根据欧洲历史总结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套用到中国历史上,很容易看到,大体从公元前475年到1840年的中国社会(此处采用郭沫若的观点[4]),奴隶基本不存在了,资本主义显然尚未发展,那就只能是封建社会了,从而得出中国的封建社会很长的结论。这实际是尝试用西欧的封建概念来衡量中国历史,这恐怕是不妥的,也不一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马克思曾明确表示,“自己有关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论断乃是从西欧历史发展道路归纳出的结论,只适用于西欧”。[5]
正是面对上述问题,马克垚先生用他的《形态研究》迈出了整合中西封建研究,从而寻找共识的开创性一步。他在《形态研究》的序言部分明确指出:20世纪60年代重又兴起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规律做再认识,根据世界主要国家、民族的历史,综合比较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特征,真正体现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6]
《形态研究》的视角在当时可以说是崭新的:中国人用唯物史观考察西欧封建经济形态,自然不同于西方学者(无论其是否持唯物史观),也不同于苏联学者———他们或者难免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忽视欧洲以外地区,或者因为语言限制等原因,缺乏对中国古代社会状况的深入了解,都无法像马先生一样,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中西两方的资源,建立更加普适性的理论体系。
笔者以为,马先生最具开创性、最有意义的贡献就是他正确运用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对西欧的封建化进程做了重新推演。
正如《形态研究》中指出并整理澄清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长期以来从法律规定、政治制度方面研究封建主义,忽视经济内容,因此他们将西欧的封建化过程大体等同于封臣制、封土制的形成和结合过程,即从西罗马帝国灭亡至查理曼帝国瓦解这400年。苏联史学家根据唯物史观,正确地解决了封建主义的定义问题,但在探讨封建化问题时,也没能以经济基础为主要判断标准,与西方学者的结论相同。[7]
马先生克服了上述两者的不足之处,牢牢把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开创性地从经济基础出发,首先将西欧封建化的开端定为二世纪末或三世纪,因为“封建经济因素在罗马帝国内部已有长足的发展,三世纪的罗马社会其主导的生产关系已可说是封建性的”。[8]第二步,马先生认为日耳曼国家的建立标志着西欧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结束,西欧从此进入封建社会,因为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的转变包含着经济革命与政治革命两部分,虽然三世纪时西欧的经济革命(即经济基础的转变)已经大部分完成,但政治革命(即上层建筑的变革)却等到日耳曼人到来后才完成。此处马先生成功地摆脱了盛行已久的西方标准,真正运用唯物史观对西欧封建制度的建立时间做出了重新界定。第三步,马先生指出,日耳曼帝国建立之后,西欧的封建化进程还在继续,因为封建经济成分需要消除前一阶段的残余成分,巩固、发展自己,使自己在社会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针对这部分内容,马先生进行了多方面的梳理和分析。例如,本书第一章指出,日耳曼新兴封建国家建立后,日耳曼贵族在罗马封建经济的基础上转化为封建贵族,采取了一些客观上有助于封建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分别涉及“罗马人与日耳曼人间的土地分割”和“奴隶和隶农的地位”。[9]第二章则吸取前人研究成果,总结了前封建社会的残余成分在西欧消失的时期,大致肯定“奴隶制在西欧于10—11世纪时彻底消失了。不仅从经济地位上看已不复存在奴隶,而且法律概念上也起了变化”。[10]总之,马先生对西欧封建化进程的重新推演是别开生面、有坚固的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史料支持的。这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都具有巨大的创新意义。
马先生注重历史实际,结合农奴的经济地位和法律身份得出中古西欧农奴的概念:农奴是西欧封建社会的独立小生产者,从经济地位的角度说,与其他农民并无原则不同;从法律上说,却是一个不自由人,但这种不自由已经不同于罗马法规定之奴隶的不自由,因为受经济地位变化的影响,中世纪的农奴“已不是主人之物,而是主人之人。”“所以我们可以把农奴制看成是一种减轻了的奴隶制。”[11]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因此张云鹤先生说:“作者给西欧农奴下的十分完整而全面的定义就是前所未有的”[12]马先生对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定性也是富于新意的。之前有不少中西学者将西方城市看作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认为城市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13]马先生则明确指出:“西欧中世纪的城市,称为自由城市,这是就它的法律地位而言的。”城市的确享有一些自由权利,“这确实是西欧城市的一种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是由西欧封建社会的特性决定的,是完全符合西欧社会当时的情况的。”“这种城市的独立性完全是封建性的。”马先生进而给出了几条论据:在法国,一度把得到公社权的城市也当作负有军役义务的封臣;一些城市还需向封建主纳协助金,而且其条件和封臣向封君纳协助金的条件一样;还有一些城市公社向封建主宣誓效忠。[14]马先生在这里仍然注意了实际的经济、政治情况和法律形式的结合与区分。
封建的殉葬者 篇8
这只是一场被咒诅的爱情。风流的少年爱上了女佣，从来都不会有好的下场，除非男人重情重义，带女的远走高飞。但只懂得爱自己的周朴园又岂肯为了侍萍放弃一切？或者那时年少的他尚不懂得如何把握自己的幸福。再退一步说，若当时的周朴园带着侍萍私奔，日后就一定幸福吗？当周老太太要赶走侍萍，他也极力抗争，可他没有能力留住侍萍。他挣扎，他矛盾，他被动地接受选择。殊不知，这样的不选择恰恰是最坏的选择。
于是，风雪交加的年夜，侍萍带着幼小的儿子投湖自尽。周朴园循迹追来，却只见得湖面清寂，如铁般肃杀。他恨，恨自己，恨家庭，恨这个社会。他那么爱侍萍，可是他却亲手害死了她。是的，他觉得是他害死了她。我想象着那一夜他是怎样的绝望与悲痛，伫立在风雪中的湖边，放声大哭，直到声嘶力竭。
但侍萍活过来了，却再也不是昨日那个温柔娇弱的侍萍了，她成了鲁侍萍，一个充满了怨恨，被命运折磨得憔悴的鲁侍萍。同时死去的，还有周朴园。他的心，连同那残缺的爱情，一起埋葬在那夜的风雪中。他是一个殉葬者，爱情的殉葬者，时代的殉葬者。
多情且倜傥的周朴园死在昨日，活着的周朴园还要面对他要面对的生活。这样的打击让他不再信任这个世界，他的心一天天“坚硬”起来。他冷酷专制，有着令人刺骨的严厉。其实，他试图用别人对他的畏惧来证明他的强大，来充实自己的空虚。这是一个不断膨胀的躯壳，真正的心，早已枯萎。
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心中再也没有爱。他不爱现在的妻子，不爱儿子，连自己也爱不起来，连对唯一爱过的侍萍的理解也与三十年前天渊之别。
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悲哀呢？
虽然三十年来周朴园一直保留着关于侍萍的一切，他日日摩挲的是侍萍的照片，他精心维护的是当年的旧家具陈设。在外面，他是独断专行的资本家，可是关上门，在这里，他仍是三十年前的那个他，时间永远都定格在最美丽的那些时光。侍萍的容颜被记忆打磨得越发精致，她的笑声，她的叹息，一丝一缕地在这静闭的房间里缭绕，激起阵阵回声。这是周朴园心里最后的一丝温存……
悲哀的是，等待他的还有更大的惩罚，那是三十年后他与侍萍的相逢。当周朴园认出面前这位憔悴苍老的老妈子就是他魂牵梦萦三十年的侍萍时，爱情就在那一刻陷入了万劫不复……也许那是他最心潮澎湃的时刻了，希望幻灭了，侍萍改变了，心也就轻松了。侍萍终于不再是自己心爱的人，日后周朴园就彻底成了一个无爱的人。
他曾是有血性，风流潇洒的少年，偏偏生错了时代。不是只有贫苦的下层人民才会被封建所害，处于社会上层的他也同样逃不出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