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文化

专制文化（精选11篇）

专制文化 篇1

公元前213年, 为了统一思想巩固中央集权统治, 秦始皇采用宰相李斯的建议, 实行焚书坑儒政策, 秦始皇下令焚毁书籍事件在历史上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现在的人们只要一提到中国古典书籍, 就会想到焚书坑儒事件, 认为很多古代文学书籍及文化的消失和损坏都是由秦始皇所致[1]。客观和理性地评价秦始皇焚书事件, 理解焚书但未能燃尽书的现实必然, 理性评述秦始皇焚书事件及遗书流传对史学影响, 对我国文化事业发展具有明显的启示作用。

一、秦始皇焚书事件的理解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 建立中央专制政权。在秦朝的统治思想形成中, 有两股分流, 一是法家学派思想, 一是正统的儒家学派思想, 他们在建立秦朝中央集权政治思想上产生了分歧, 一方认定要建立中央集团统治思想, 另一方提出执行分诸侯割据的政治思想。根据法家学派的思想, 秦朝虽然已经建立了中央专权统治, 但是在政治思想中, 仍然存在一些旧的思想, 影响和控制着百姓的思想。因此, 法家派认为如果不铲除这些思想, 就会直接影响秦朝政权的统治。秦始皇和权臣经过考虑, 认定了法家思想的正确性, 因此, 为了加强对百姓思想的控制, 实施“焚书坑儒”政治手段通过文化专制控制国民思想。

对秦始皇焚书事件进行理性分析, 可以发现: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焚书坑儒”事件具有时局发展顺应性。然而问题在于秦始皇为巩固中央集权, 采用了偏激的政治手段, 遭到百姓和后人谴责。客观分析此次事件, “焚书坑儒”事件并不是秦始皇一人所为, 真正的执行者和策划者其实是其背后的“智囊团”, 秦始皇统治时期, 这个智囊团的主要代表人正是李斯, 李斯的建议得到统治者的肯定, 是“焚书坑儒”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 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也具有一定的与时俱进性, 以及发展的必然性, 秦朝统治时期, 是我国封建社会历程中建立的第一国家, 在封建社会背景下, 统治者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 李斯提出的焚书坑儒思想正好满足了地主阶级的需求, 维护了地主阶级的利益, 秦始皇作为当时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最强大的代表, 采纳李斯的建议符合历史背景发展现实。

从历史发展经验来看, 每一个朝代建立以后, 都面临多重思想的碰撞, 统治者实行文化抑制手段维护正统思想是必然, 秦朝统一六国之前, 是思想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新势力的发展必将消灭和抑制旧势力发展, 控制和统一国民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尽管残暴专政, 但确切地说, 是地主阶级对其他阶级的专制, 并且根据史料考究, 秦始皇统治时期, 儒家思想经典数量本身偏少, 秦始皇对焚书种类规定明确。可以肯定的是秦始皇的焚书事件对我古代文化事业发展并没有造就毁灭性的打击。

二、秦遗书的流传打破文化专制

秦始皇焚书中, 对焚书的种类是严格明确的。秦朝时期, 图书概念的形成, 主要源于《诗集》, 而根据诗集收录可见, 其中包含《秦风》等多首。秦商鞅变法时, 学习的就是《法经》, 即后来逐步形成的《商君书》;秦始皇建国以后, 编撰了《吕氏春秋》, 该书籍在秦官府中被收藏。可见秦朝时期, 也存在悠久的藏书经历, 这些书籍未能被烧毁, 除了人才收藏之外, 最有可能的就是秦始皇的烧书范围有明确的规定。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下诏, 天下所有的《诗》、《书》, 以及诸子百家言论等均要烧毁, 但是诏书明确中央政府藏书不属于该要求之列。秦朝都城咸阳, 就藏有很多政府档案资料, 该部分书籍, 在汉灭秦以后, 纳入了汉朝的图书机构收藏中。秦始皇并没有下令焚烧所有书籍, 《诗》、《书》、百家语仅仅是禁止私藏, 博士仍然可以拥有这些文献典籍 (秦始皇时有博士70人) ;医药、卜筮、种树等实用的科技类图书则被保存了下来;秦国的历史著作 (秦记) 也没有被烧毁, 所以才会有司马迁的抱怨:“独有秦记, 又不载日月, 其文略不具。”[2]

秦始皇希望通过烧书办法, 实现文化专制, 推动愚民思想, 但是实践证明, 专制的文化统治, 并不能阻碍人类文明的发展, 遗书的流传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当时的遗书主要分布在三种机构或人群中, 第一是中央书府, 作为维护中央集权的中央机构———书府在中央的庇护下, 必然不会遭到破坏, 根据记载, 书府是秦朝时期位于咸阳图书规模最大, 书籍种类最全的机构。第二, 书籍主要流传在皇帝史官、秦博士官中, 史料考究, 秦始皇焚书的主要《诗》、《书》, 以及诸子百家言论等在这两类官员中仍有留存。第三, 则是一些豁免于焚书事件的儒生, 例如淳于越、叔孙通等, 这些儒生并没有遭到焚书坑儒事件的迫害, 鉴于他们对书籍的喜欢, 冒险藏书, 秦朝灭亡以后, 重视“以文治国”的汉朝建立, 在崇文的环境中他们继续进行收集, 所使用的书很多就是当时收藏的书籍。

而在民间, 针对秦始皇的禁书政策, 一些书籍爱好者也采用了很多冒险藏书的办法。他没有按照秦“挟书令”政策, 将书籍上交, 而是将书籍私藏起来。汉朝建立以后, 统治者为了充实中央图书机构藏书量, 实施奖励捐助政策, 很多秦朝时期被禁止的书籍得以呈现。像秦时曾为“柱下御史”的学者张苍献出了古文《左传》, 在鲁恭王的墙壁中还挖出用东土文字书写的《尚书》、《礼记》等一大批“壁中经”。秦始皇愚蠢的焚书之举没有征服人心, 也不可能真正地阻止中国文化的发展, 其残忍的坑儒行为同样不能征服人, 也不可能真正地阻断中国文化的传播[3]。

三、秦始皇焚书事件及遗书流传对史学文化的影响和历史启示

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 在当时得到了百姓的反抗, 并且时至今天, 当我们学习这段历史时, 对秦始皇的残暴和专制行径俱予以强烈的谴责。秦始皇焚书到底对我国史学和文化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遗书流传又给予了我们什么启示?我们该如何理性评价这一事件?

1. 首先我们需要肯定的是秦始皇焚书事件确实对我国史学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在历史发展的今天, 仍然存在很多秦及以前的历史谜团, 都找不到相关的史料进行考究, 秦及以前的大量的书籍在焚书事件中被毁坏, 关于某些特殊领域的史料记载存在缺失, 阻碍了我国史学考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2. 其次我们要客观理性地看待秦始皇焚书事件, 该事件的本质是秦朝统治者为了统一民众思想而进行的一项文化专制运动。历史发展的车轮中, 无论哪个朝代中, 统治阶级想要实现国家的统一, 必然从政治、文化和经济等三个上面出手, 实现全面的统一。在思想文化统一中, 统治阶级总是从自我利益为出发点, 排除和消灭其他阶级的思想观点, 形成维护自我利益的政治思想观点。秦朝建立之前的战国, 是一个诸侯割据, 百家争鸣的时代, 在混乱的时代中, 形成了各种思想观点和文化流派,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 深刻认识到要想巩固中央集权统一, 必须进行文化抑制, 使其统治下的百姓也要形成与统治阶级一样的思想观。可见, 秦始皇的统一思想观点, 代表了地主阶级的根本思想, 焚书事件的发生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现实。我国著名的教育思想家胡适曾经提出, 我国古代无论哪个学派的思想, 总是在排斥和抑制其他学派的思想, 这是思想发展的现实特点。特别是秦始皇实施焚书计划, 对焚书种类要求严格, 大部分珍贵的书籍还是被保留下来。焚书对文化发展的破坏程度之大, 但不足成毁灭性, 也不会影响我国文学发展的基本方向。

3. 秦始皇焚书事件反过来恰恰说明了其对史学发展重视,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 建立了中央专制政权, 他认识到史书对国民的思想影响非常大, 国家统一后, 要想使国家稳定发展, 必须稳定民众思想, 防止民众在史书教育中燃起复国思想, 这样秦朝就可以永久繁荣昌盛下去。可见, 秦始皇积极肯定了史学发展对国民思想的影响之重。

4. 秦始皇统治时期, 采取了文化专制策略, 以控制国民思想, 进行焚书事件, 抑制思想对民众的传播, 然而事实是, 在史学的发展中, 人类的文明一直呈现前进的发展趋势, 高压政策并没有影响后期我国文学的繁荣, 焚书并没有把书烧尽, 反而激起了一部分私家藏书人, 保护了大量的珍贵书籍, 并被流传下来, 可见极端的文化专制并不能阻碍人类文明的发展, 只有给予国民思想以自由和发展, 才是文化政策努力基本的方向。

公元前213年, 秦始皇接受宰相李斯的建议, 实施“焚书坑儒”, 客观来说, “焚书坑儒”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 是当时社会时局发展相呼应, 作为我国第一个封建社会国家, 秦始皇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 “焚书坑儒”本质是一场维护中央集权的文化专制政策, 反映了地主阶级思想对其他思想的专制和消灭。

我们应该客观评论秦始皇焚书事件及遗书流传对我国史学、文化的影响:秦始皇焚书事件, 确实对我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但不足成毁灭性, 也不会影响我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该事件的本质是秦朝统治者为了统一民众思想而进行的一项文化专制运动;秦始皇焚书事件反过来恰恰说明了其对史学发展的重视。

秦始皇的焚书政策, 并没有把书烧尽, 反而激起了一部分私家藏书人, 保护了大量的珍贵书籍并流传下来。这告诉我们:极端的文化专制并不能阻碍人类文明的发展, 只有给予国民思想以自由和发展, 才是文化政策努力的基本方向。

参考文献

[1]贾军喜.关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一些探讨[J].改革与开放, 2011 (24) .

[2]仝冠军.“焚书坑儒”与秦朝文化政策[J].出版发行研究, 2012 (5) .

[3]王学理.秦皇烧书书未绝[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1, 26 (5) .

父亲的专制教育 篇2

在我家的教育中，从来都是父命难违，父亲永远带着一种一家之主的威严，在家里占领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在父亲的观念里，“孝顺”中最重要的是顺，顺了才叫孝。在这种教育之下，我深深感到我童年的生活是被压制着的，哪怕是派发给你一件令你最不情愿的事情，你也要咬牙做完。

那年我小学四年级，有一次爷爷生病，住在距离我家步行十分钟的医院里。一次周末，我在家里做作业，爸爸跑到我的屋子里，没有更多的情绪和交代，言简意赅地对我说：“你去看看爷爷。”随后转身去客厅看电视了。我对于这种丝毫感受不到温暖的叮嘱和派遣深觉反感，但考虑到在家里的地位，依然敢怒不敢言。我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作业，不情不愿地向医院走去。

这一路，我想了许多。我不明白为什么父亲这样不关心我，我好不容易要学会儿习，为什么要打消我的积极性？我不爱学习的罪魁祸首其实就是他！我还想，你是爷爷的儿子，凭什么你不去而要我去？你又不忙，你甚至在家里看电视！就连过马路的时候我还在喋喋不休地自言自语：“你看看，这么多车！我才多大呀！万一在这途中我被车撞了，我看你怎么办？”这样想的时候，我还特意地在一辆车马上要撞过来的时候赶紧撒腿跑了过去……总之，这一路我的心情太糟了。

到了爷爷的病房，原本还因为在医院里的生活觉得枯燥乏味的爷爷看到我，立即眉开眼笑，我却怎么都笑不出来。爷爷拿出柜子里的水果、饼干以及各种好吃的依然不能平复我心中的怨怼。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我在医院坐了没有二十分钟，爸爸就拿着给爷爷做好的饺子走了进来，依然是酷酷的寡言少语。我当时被父亲这种“多此一举”的方式搞得七荤八素，我全然不懂父亲这样做的意义何在。于是，这件事情在我心里成了解不开的谜团，因为始终难解，我常常会拿出来想一想。

若干年以后，当我再回忆此事，我竟然惊喜地发现了许多当年我感受不到的意义以及父亲那时的用心良苦。十分钟的距离，可以让爷爷开心；可以让我懂得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我依然有义务为爷爷带去温暖；可以让我独立地做一件事情。在这件事情面前，远比我当年那几十分钟的作业更为重要。父亲专制而沉默的教育，却让我受用终身。

专制文化 篇3

关键词：宋徽宗,君主专制,发展趋势

“专制”一词在中国很早就已出现, 如《左传·昭十九年》所载:“若寡君之二三臣, 其即世者, 晋大夫而专制其位, 是晋之县娜也, 何国为之”, 意为掌管、控制。那么, 该如何理解君主专制, 什么才是独断专行的实质?自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来, 历代君主不断通过前代已经存在或是自我设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措施来完善并强化这一制度, 确保其权力的有效运行, 维护国家的统一稳定, 然而, 君主的独断专行远不仅限于此, 制度的巩固与加强只是为君主实现专制提供了一个基础, 事实上, 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就本质而言体现的是君主个人的意志, 大到国家的运转, 小到君主个人的生活细节, 种种个人的主观判断的过程都可以是高度非理性化的, 是随心所欲的, 即君主在思想和行为上具有高度的不受任何约束的特权, 而其结果不论好坏都会对他人甚至整个国家的命运造成重大的影响。

中国的君主专制自秦朝确立后, 作为专制主体的君主个体虽发生了变化, 每个君主在性格特征、行为方式等各方面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 后人对其评价也各不相同, 总体上可分为开明、无为、昏庸三大类, 但无论如何, 一个人一旦拥有了君主这一身份地位, 一定会极尽能事去享受专制带来的快感, 而北宋的宋徽宗作为专制帝王之一, 其专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某种极致性的色彩, 能够更加清晰地反映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本质性内涵。

宋徽宗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昏君, 北宋的灭亡与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既是皇帝又是痴迷于山水诗画而不顾一切的艺术家的矛盾身份。早在继承皇位之前, 宋徽宗就“独喜读书学画, 工笔札, 所好者古器山石, 异于诸王。又与驸马都尉王讥、宗室令镶游。二人者, 有名时, 由是上望誉闻于中外”[1]。一旦登上皇位, 有了大权独揽的机会之后, 宋徽宗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来满足他心中的艺术梦想, 并将其发展到极致, 完全不顾一切后果的随心而行, 以至于给整个国家带来灾难,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大兴花石纲的运动。继位后不久, 宋徽宗便以修建景灵西宫为由, “下苏、湖二州采太湖石四千六百块”[2], 待到其权力稳固, 他便下令开展了举国运送花石纲的活动, 即通过陆路和水路将全国上下但凡有一点观赏价值的奇石异木统统运到京城, 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一次, 有人在太湖发现了一块巨石, “广百围, 高六仞”[3], 宋朝六贼之一———朱勔将其从太湖运至京城, “载以大舟, 挽以千夫, 凿城断桥, 毁堰拆闸, 数月乃至”[4], 见到巨石, 宋徽宗心花怒放, “锡爵盘固侯, 居道之中。束石为亭以庇之, 高五十尺”[3], 并亲笔为其题名“神运峰”, 赐巨石玉带, 主事之臣朱勔加封节度使官衔, 就连运石的劳工也都每人得到了一只金碗作为赏赐。他充分利用专制皇权, 下令长期进行花石纲的运送, 运输耗资巨大, 劳工死伤无数, 沉船、拆桥和凿城亦不计其数, 而各种贪官借此机会运用皇权向外辐射给自己的权力, 大肆敛财, 搜刮民脂民膏, 极力奉承皇帝以求加官晋爵的同时强迫百姓承认皇帝的快乐最为重要, “流毒州县者达20年”。此外, 宋徽宗的极端专制还体现在他对道教的盲目崇拜之上, 为达到得道成仙、长生不老这样一个目的, 宋徽宗“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5], 于是举国兴道, 个人信仰瞬间成为了一种文化上的专制, 修道观, 塑神像, 将佛教机构改为道观, 让僧人变成道士, 全国搜集道家文书, 甚至许多江湖道士只因称了皇帝的心意, 便可以一步登天, 陪伴于皇帝左右, 享尽荣华富贵。更令人惊愕的是, 大臣们上朝时为了能让皇帝“赏心悦目”, 竟然不穿朝服而用道袍加以替代, 种种荒谬至极的行为足以反映出专制无比强大的力量及其所带来的令人难以想象的后果。宋徽宗的上述行为是极其荒唐并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的, 但就因其是专制主义下的君主, 就可将个人的极端的非理性的想法变成现实, 甚至能够使违背常理的东西也走向合法化, 进而演化为一种强制力, 充分反映了宋徽宗在大权独揽之下的“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极度随心所欲的自由的生活状态。这也是君主专制政体下大多数帝王生存状态的缩影。

秦始皇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奠基人, 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为强化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 秦始皇在中央确立了皇帝制度, 设立三公九卿, 使各级官员相互制衡, 掌管军权的太尉为虚职, 实则是皇帝独揽大权。秦始皇在地方设立郡县制, 集权于中央的最终目的也是集权于帝王。为了便于统治, 秦始皇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 并进行了比宋徽宗激进得多的文化专制, 强制推行法家思想, 焚书坑儒, 以至后代帝王吸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训, 虽在文化上有所控制, 但却不是如此不留缝隙, 汉武帝就为自身的专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他“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通过在舆论和思想上造势, 为自己的专制寻找看似合法化的理由, 极力避免法家的严苛思想造成王朝的短命, 他同时宣扬“天人感应”学说, 让君主受到天的限制, 不能胡作非为。儒家思想的广泛推行在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次思想文化主流的变更, 对君主的权利似乎也有所限制, 但儒学讲究的中和、仁义、礼制则给了整个社会以国家不会像秦朝那样在残暴中运行的无形承诺, 即便是以法家思想作为实质性的统治准则, 于情于理倡导儒学的统治更能被普通民众所接受, 就其稳定人心、尽可能延续王朝存在的时间, 以使专制更具持久性而言, 推行儒学为君主专制提供了有力的前提条件, 是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与深入。

隋唐是中国古代的鼎盛时期, 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均有维护和强化君主专制的措施出现, 但最具突破性的还是科举制的确立和完善, 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选拔人才进入中央, 辅佐皇帝, 旨在使国家能够更好地发展, 但最终目的仍是确保君主专制能稳定、有效地实施, 并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推动了君主专制的发展。

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君主无法进行持续而强有力的专制统治, 同魏晋南北朝一样, 动荡的时代促成了专制的脆弱, 但分崩离析的社会下君主专制的暗流还在涌动之中。到宋徽宗所在的北宋时期, 国家几度面临“三冗两积”的不堪的局面, 很重要的原因是强化君主专制的制度的实施, 其中最典型的是对地方的控制, 北宋吸取安史之乱灭亡的教训, 分散和削弱地方官员的权力, 收地方部队于禁军之中, 可以说在一定时间内比较彻底地解决了自秦后地方和中央的权力矛盾, 充分加强了中央集权, 在本质上为君主实行专制提供了更可靠的保障。

元明时期对于君主专制的进一步强化最突出地表现在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自秦朝承袭的宰相制度之上。这是将君主专制发展到极致的体现, 以前的历代帝王虽极力巩固并发展专制统治, 但却仍设置宰相对其起到鞭策作用, 或者是像宋徽宗一样任用与自己臭味相投之人来“辅佐”自己, 使君主的权力在表面上看来不那么膨胀, 而到了明太祖这里, 专制所体现的独断, 已是彻彻底底的“独”断了。如此强大的制度保证, 加之君主个人的进取精神不强, 以至于到了明世宗时期, 世宗“日求长生, 郊庙不亲, 朝讲尽废, 君臣不相接”[6]。同样是信道教, 明世宗可以说是在宋徽宗的基础上更加随心所欲了, 连作为皇帝最基本的上朝都可以长期被忽视掉, 足见其专制程度之深, 可以说, 明朝在各方面都已接近中国古代专制制度的顶峰。

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巅峰状态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康熙皇帝曾明确提出:“今天下大小事务, 皆朕一身亲理, 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与人, 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 朕必躬自断制。”[7]清朝以前尽管君主专权, 但在传承皇位的人选的确立上皇权难免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但雍正皇帝确立了“秘密立储制”之后, 这样的限制被完全打破, 使得君主专制进一步被强化。同时, 为抵制社会上“反清复明”的风气兴起, 清朝还大兴文字狱, 实行高度严密的思想文化控制, 其终极目的亦在确保君主专制的畅通无阻。就君主个人而言, 清朝的皇帝普遍兢兢业业, 其高度敬业的态度与宋徽宗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由于性格等原因, 二者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极端, 但就本质而言, 皆是随心所欲、独断专行的表现, 宋徽宗之心是游戏、放纵之心, 而清朝皇帝是治国、敬业之心, 就其程度而言, 清朝皇帝的专制行为较宋徽宗来说应该是更进一步的。

可见, 自秦朝确立君主专制制度以来, 不论成功与失败, 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在享受过大权独揽带来的好处后, 极力保持并试图在前代的基础上扩大、稳固自己的权利。就国家制度而言, 历朝历代的制度都在不同的层面较前代有所发展, 但对于君主专制的强化, 其突出效果在不同的朝代体现于不同的侧面, 有的在政治上飞跃, 有的在军事上控制, 有的则突出文化的影响, 但君主专制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不断加强的。就君主个人而言, 可以说没有君主, 就不存在专制。不论君主是臭名昭著还是名垂千古, 一旦做到君主的位置上, 专制必然随之而来, 这是国家文化传统的结果, 更是人性中潜藏的权力欲的显露, 不同君主实现专制的具体方式虽然不同, 但随着专制基础———专制制度的不断强化, 君主个体的随心所欲程度在理论和实际上也都呈现出了不断深化的趋势。

简而言之, 秦至清的中国古代历史甚至可以说是一部历代帝王意志的强化和突显史。

参考文献

[1]《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36引.

[2]《续资治通鉴》建中靖国元年十二月.

[3]《东都事略》载《华阳宫记》.

[4]单远慕:《论北宋时期的花石纲》, 《史学月刊》, 1983年第6期.

[5]《宋史》.

[6]《明史·陶仲文传》.

明清专制教学设计 篇4

【内容标准】

1.了解明朝兴旺与清朝建立的基本情况

2.了解明清两朝加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的措施，通过分析历代中央集权措施，评述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不断强化的意义。

3.了解明清时期加强文化思想统治的措施，比较分析秦始皇焚书坑儒、明清八股取士和文字狱的社会背景与影响。【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知道明朝兴旺、清朝建立的情况。了解明清两朝加强统治的主要措施，了解军机处的设置，评述封建专制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的影响。2.过程方法与能力目标：归纳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历史，培养归纳历史线索，任职历史规律的能力。比较分析秦始皇焚书坑儒、明清八股取士和文字狱的社会背景及影响，培养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通过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文化思想发展历程的回顾，认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危害。【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明清加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措施，文化专制政策的危害。教学难点：明清加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措施的影响和危害。【教学方法】

导读法、讨论法、问题探究法多法结 【课时安排】

1课时

【课前准备】

多途径查找资料，制作课件；学生提前预习。【教学过程】

本课设置的问题有：

1.本节课主要讲述了哪两个方面的问题？ 2.明清时期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

3.回顾历代强化中央集权制的措施并阐述其影响 4.明清时期加强文化思想统治的措施？

5.比较秦始皇焚书坑儒及明清加强思想文化通知措施的影响。

一、导入新课：

引导学生回忆上节课元朝民族分化政策，分析其目的是巩固蒙古贵族在全国的统治，但结果适得其反，最后使元朝走向灭亡。朱元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起兵反元，最终推翻元朝，于1368年建立明朝，从而导入新课。

（一）自学与讨论

教师先简单介绍一下明清两朝建立的情况： 1.朱元璋利用元末各地农民起义的有利时机，迅速发展了自己的势力。1368年，朱元璋称帝，国号大明，以应天府为都城。明成祖时将都城迁到北京。指导学生观看课本《朱元璋》的图画，并要求学生记忆此图。1644年，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北京，明王朝的腐朽统治被推翻了。

2.清朝的建立：明朝后期，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并指出努尔哈赤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位著名的少数民族杰出人物。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1636年其子皇太极改国号为清。清军入关后，占领北京，顺治帝迁都北京，清王朝对全中国的统治正式开始。

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朝，开始由顶峰转向了衰落。明朝一建立，便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统治者总结历史经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君权。

提问学生：问题

1、本课讲了哪两方面的问题来加强君权？

（帮助学生梳理概括本课所讲的主要内容，删繁就简，归纳本课的中心教学目标即封建君主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和强化君权的文化与思想政策，把握本课历史基本线索，了解这节课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性。）

引导学生归纳出本节课从政治方面和思想文化方面来讲述明清专制统治空前强化，借此串联我国中央集权制不断强化的线索和思想文化制度强化的事件。以此理解中央集权制度强化的影响。

学生自己自学找出明清两朝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来，这些在课本上写得很明确。让学生起来回答时，教师可简略板书。

提问2：明清时期明朝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有哪些？

二、明清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

1.明朝：⑴、废行省、设“三司”，加强皇权。（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司）⑵、严肃户口登记，赋役征发、农商管理，强本抑末，加强对农村和基层的控制。⑶、废宰相，权分六部。⑷、设殿阁大学士，备皇帝顾问。⑸、设内阁制，皇权空前强化。（6）厂卫制度的设立（学生自行从书中查找）

其中以废丞相和设内阁最能体现皇权的加强。教师补充明初加强君主专制的背景。明初，社会矛盾复杂，政局不稳，明太祖不断总结经验，寻求巩固封建统治的办法。明太祖认为，元灭亡的原因之一，是“君不能躬览庶政”，君主不能专制，导致“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骚动”。为此，明太祖对国家机构进行了改革，加强君主专制。主要内容是在中央，废丞相制，职权为给六部。永乐朝创设内阁制这一变化反映了皇权通过对相权的分割、削弱，一步步地把各种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从而有效地实行君主专制。

其次明朝设立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厂卫特务机构，目的在于监视官吏和镇压人民，加强君主专制。特别是明成祖设立东厂由宦官统领，宦官被赋予重大的职责，逐渐成为明朝后期统治的一个毒瘤。

小结：明朝一方面通过废丞相，设内阁加强皇权，另一方面利用特务手段，实行恐怖统治，虽然对强化皇权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对明朝政治造成了负面影响。

2.清朝

⑴、沿袭明朝的内阁制，同时设议政王大臣会议。

⑵、康熙朝设南书房，雍正朝，设军机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原因：１、清朝统治着一个版图辽阔、人口众多、有着许多民族的大国，统治者本身又是一个少数民族，需要加强集权，才能有效地维持统治，并保障满州贵族的特权地位。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中央的集权，必然表现为君主专制的加强。

2、清朝建立之时已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晚期，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尖锐，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日益发展，这也促使清朝统治者强化君主专制，以便加强其镇压和控制的力量，阻止封建制度的瓦解。

小结：清朝加强君主专制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康熙帝处置鳌拜，结束了权臣专横的局面。而雍正帝设置军机处，则是加强君主专制的关键性措施。军机处的裁决完全出自皇帝，皇帝的命令由军机大臣跪受笔录，传达给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员执行，中央的六部官员和地方的军政首领也就直接听从他的指挥。这样，全国的军政大权完全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君主专制发展到了顶峰。

提问3：回顾历代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有哪些？影响是什么？

三、回顾已学过的历史

1、秦朝：首创丞相一词；在中央设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在地方实行郡县制；

2、西汉：汉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大一统局面，为实现思想大一统，汉武帝实行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3、隋唐：实行科举制，加强中央集权。

4、元朝：实行行省制度，在中央设立管理全国政务的中书省，在地方设立行中书省

5、明朝：废行省、设“三司”，加强皇权。（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司）；严肃户口登记，赋役征发、农商管理，强本抑末，加强对农村和基层的控制；废宰相，权分六部；设殿阁大学士，备皇帝顾问；设内阁制，皇权空前强化；厂卫制度的设立；

6、清朝：沿袭明朝的内阁制，同时设议政王大臣会议；康熙朝设南书房，雍正朝，设军机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达到顶峰。

小结：影响：君主独揽政治和军事大权，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了顶峰。它一方面起到了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积极作用，同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君主专制制度的腐朽性，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反映。提问4：明清时期加强文化思想统治的措施？

四、加强思想控制

明：（1）八股取士：

①含义：明朝沿袭科举制度，为了严格控制士人的思想，科举考试仅从儒家的四书、五经中命题，只准用程朱理学的释经观点，答卷的文体由八个部分组成，即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故称“八股取士”。

②它从内容到形式都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把知识分子思想限制在程朱理学之内，使培养出来的人特别是选拔出来的官吏，成为顺从皇帝的奴仆。导致文风日下。读书人为了做官，拼命诵读四书五经，追求八股文死板的作文形式。败坏人才，加强思想控制，科举制也失去了其原本的意义。

明清：（2）文字狱

①含义：就是统治者挑剔文字过错，罗织罪名而制造的冤假错案。明清两朝尤为突出。特别是清朝，文字狱规模之大，次数之多，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②原因：明清统治者为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强调清初大兴文字狱，目的在于压制汉人的民族腻反抗意识，树立清朝统治的权威，加强中央集权

③危害：文字狱是封建社会中没有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必然产物，也是专制皇帝用以震慑官吏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手段。大多数的文字狱都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任意网罗罪名的。它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文化专制政策。它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字狱是一种文化专制政策，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④后果：㈠造成了社会恐怖，摧残了人才。用严酷的文忌文网禁锢思想，用血腥的屠杀手段控制文化，使知识分子动辄得咎，无所适从。㈡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了思想。为免触禁忌，他们纷纷采取逃避现实的态度，埋头于故纸堆中，从事繁琐的考据工作，闭眼不看现实，闭口不议朝政，甚至不敢动笔撰写历史著作。㈢由于脱离实际，脱离现实，知识分子的思想被窒息，聪明才智也被扼杀，从而形成“万马齐喑”的局面，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小结：无论是八股取士还是文字狱，归根结底都是统治者为强化专制统治而采取的各种手段和方式。这种败坏人才，摧残人才的方式最终都严重地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使中国在清朝逐渐落后于西方，进而在近代受到列强的侵略。

提问5.比较秦始皇焚书坑儒及明清加强思想文化统治措施的影响。

五、焚书坑儒与明清加强思想控制措施

回顾历代君主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的措施，其中产生严重影响的非秦朝的焚书坑儒，但秦朝焚书坑儒与明清时期加强思想文化控制所采取的措施相比哪个影响更为深刻和长远？强调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者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明代八股取士也是出于同一目的，只是这时封建制度已趋衰落；统治者为强化专制主义统治，更不允许有任何“越轨”的思想。八股取士正是适应这种政治需要而产生的，它失去了科举制度在初创时期的积极意义。所以，八股取士同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样，起了禁锢思想的作用；而它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发展的影响则比坑儒更加恶劣。而文字狱更将这种思想控制发展到极致，很多文人从此躲在书斋之中，醉心考据学等学说，令中国的思想文化愈发缺少创新性，严重阻碍中国的进步，其后果是难以估量的。

小结：通过比较明清两朝的君主专制，了解明清两朝的君主专制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明清文字狱的兴起是君主专制的产物，尤其是康、雍、乾三朝为严厉镇压反清思想，大兴文字狱。致使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总之，明清时期专制统治的强化，实际上表明中国封建社会的衰亡已不可挽回。课后练习（略）

“专制”与“民主” 篇5

每年到期末考试的时候，学校里都要上报“三好学生”名额。要求是：上报的学生表现要好，必须是求上进的好学生，但是名额却十分少，只有两个，我心里想：这应该如何进行分配呢？所以我的脑海中就一直在回想着班级学生的表现，最终决定将两个仅有的名额给浩×和荣×。

“三好学生”的名额还没有公开，我班的一名学生在一天早上突然过来，这样问道：“老师，我想知道咱班级中的‘三好学生名额给谁了？”

“这次的名额不多，我仔细想了之后觉得这两个名额应该给浩×和荣×，我觉得他们两位的各方面表现都很不错。你怎么认为？”

他点了点头，显得很茫然的样子。

“当然了，你也很优秀，下次老师把名额给你，行吗？”

“那下次什么时候呢？老师。”

“下次应该就到了下一学期吧。”

“哦哦……老师，再见！”

我感觉到一丝的不对，心里正在想着，突然又一个同学过来了，“老师，那个名额我想知道您给了谁？原因是什么？”有非常明显的责问意味。

“打算给了荣×和浩×，两位同学的表现都不错。”

“老师，您这样做您征求过我们的意见吗？您这样独裁的话您知道我们心里会怎样想吗？”

接连的一串质问，我无话可说。

“行吧，老师再想想吧，先回去！”

……

【反思】

在我们的传统教学当中，教师始终是处于绝对权威的地位。学生从上学伊始，接触的思想就是尊师重道，所以教师的权威性是从学生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树立的。教师可以向学生发号施令，学生不可以反抗。教师在课堂中用自己的绝对权威来控制整个课堂，所以，也就将学生的所有权利剥夺。包括学生评优、竞赛、参赛名额、还有一些平常的学生福利等，都由教师来做分配，丝毫没有关照学生的心里想法。所以，很多学生的创新性和积极性就这样被打消得烟消云散。

教师思想观念正确与否必将决定行为的效果与价值，如果是陈旧的观念，必定会导致教学的权威性大增。但是现在是21世纪，是追求公平、公正、公开的平等策略，这样教师的独我权威就不再日益增强，而是渐渐减弱。所以，作为一线的教师，我们应该将教学新观念、新理念带到课堂中，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要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方法，真正使学生感受到师生平等。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将课堂教学发展得更融洽。

李石曾反封建专制活动述论 篇6

一、反清和反袁

李石曾少年及青年时期处于清末民初, 经历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等重大事件, 处于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的环境中, 他也曾亲身感受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他积极投身到为中国寻求出路的革命洪流中。

1. 创办《新世纪》和《民意报》。

1907年春, 李石曾与吴稚晖、张静江在巴黎留法学生中成立无政府主义团体“世界社”, 建立中华印字局, 出版《新世纪杂刊》、《新世纪丛书》。同年6月, 创办《新世纪》作为机关刊物, “专倡无政府主义, 奇谈怪说, 震惊一世, 我国人之言无政府者自兹始”, “中国无政府主义之种子, 实由此报播之矣”。《新世纪》与同期在东京以刘师培、何震等留日学生成立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的《天义》报东西呼应。“新世纪派”“天义派”和最早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刊物《新世纪》《天义》正式打出了无政府主义的旗号, 标志着无政府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形成并进入中国政治舞台。

该刊物的创刊号上用的是“新世纪七年”并用西历, 以示不承认满清政府。李石曾在《新世纪》上发表时论, 介绍各国的革命浪潮, 鼓吹革命, 号召推翻清政府, 激发了爱国者的革命热情。在《新世纪》周报第一号上可以看出该刊的宗旨:“本报议论皆凭公理与良心发挥, 冀为一种刻刻进化, 日日更新之革命报。”它与东京的《民报》同为革命党人喉舌, 东西呼应, 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一个有力的宣传阵地。这个周报共出了一百二十一号, 因为赔累太多到1910年5月而停刊。

对革命形势的宣传, 在《新世纪》中占有相当篇幅, 并贯穿始终。他认为“今革命风潮最发达最正当者法国是也, 革命风潮坚壮, 而阴力难胜者俄国是也。至英德美以及他国, 其革命风潮素称微弱, 虽然, 若被报而观之, 则亦见‘美之经济摇动’‘德因选举鼓噪’, 英意葡诸国, 抑或倡社会主义, 或争女权, 或事罢工, 或图共和运动, 虽其运动之目的之方法, 未必正当, 而其足以败政府之威权, 破强者之信刻, 故皆有裨于革命者也”。基于这种认识, 《新世纪》也大力宣传各地人民的反对剥削压迫, 反对侵略, 争取民族独立, 争取自由、平等, 争取进步的各种斗争。其内容大体可分为世界各国与国内两大方面。而关于世界各国革命形势的宣传, 则尤为显著, 这也可以说是它的特点之一。《新世纪》的发行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 通令沿江各省, 严禁行销《新世纪》周刊。北京外务部淮江督电以“《新世纪》煽惑人心”, 请予禁阻, 经外务部电令驻法刘使训密查。刘使回复说:该报确系乱党私设, 散布邪说, 摇惑人心;惟法系言论自由之国, 详查该国报律, 并无扰乱他国治安禁止明文;容密商法外部筹议办法, 并谕留学生勿为所惑。李石曾在欧洲的革命工作影响巨大, 黄季陆曾经说:“总理领导革命时期, 石老在革命历史上有着贡献, 同盟会时代革命大业在欧洲的发展, 他就是核心人物。”说明了李石曾当时的地位。

1911年11月, 李石曾在天津创办《民意报》, 以同盟会会员赵铁桥为发行人。经费由李石曾所筹, 他“尝为民意报撰写社论, 振聋发聩, 直为北方之警钟”, 起到了宣传革命的作用。

2. 组织京津同盟会。

1911年, 李石曾在华北平津一带从事地下革命联络的活动, 在天津组织了京津同盟会, 汪精卫为会长, 李石曾为副会长。该会成立后无经费, 他自己出银六百两供京津同盟会开展革命活动, 开支主要向当时高阳同乡顺直咨议局议长阎凤阁借款, 该会在法租界租屋为秘密办公处所, 北京会所由李石曾主持, 秘密机构设在镇江胡同高阳齐禊亭家的义兴局, 同年11月, 汪精卫去上海参加南北和议, 京津同盟会的工作就由李石曾全面主持。

京津同盟会成立后大力开展革命活动。1912年1月, 孙中山在南京就任大总统, 但是当时北方“仍守旧制”, 革命党人认为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及清军咨使良弼是中华民国成立的障碍。所以于同年1月14日, 李石曾派京津同盟会的会员杨禹昌、黄之荫、张先培等人刺杀袁世凯, 但未成功, 不过这次事件影响颇大, 使袁世凯“乃知党人势不可侮”, 后来又派彭家珍炸死了清廷大员良弼, 使“旗人以及宫中由此丧胆”, “宗社党人落胆, 清廷震惊”, 鉴于李石曾的巨大贡献, 孙中山在庆祝民国统一告成大典昭告全国的通电中这样表述:“南北各省都督、各军司令、天津民意报李石曾、天津及全国各报馆均鉴。”特意将李石曾的名字标出, 而且仅他一人, 足见其当时地位之重要。

由于当时中国北方的革命党中势力薄弱, 所以与袁世凯有妥协倾向, 汪精卫、李石曾等组织的京津同盟会, 就主张“联袁倒清”。在南北和议僵持时, 李石曾就致电南京政府, 认为“只要清帝退位, 吾人即万事不宜深问”。京津同盟会是汇集北京周围各革命团体而组成的, 因此成员复杂, 内部意见冲突比较多。所以, 当汪精卫、李石曾主张“联袁倒清”时, 张良坤等人就表示反对, 同时, 武昌起义后黎元洪派到京津负责联络的胡鄂公对汪、李联袁深表不满, 因此联合京津同盟会的会员白逾桓等, 在天津英租界组成“北方革命协会”, 以与汪、李主持下的京津同盟会区别, 这种分裂使京畿的革命势力随之分散。清帝退位后, 京津同盟会的工作也宣告结束。

二、活动探源

李石曾反对清政府和袁世凯的封建专制统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拥蒋反共的政治活动, 都能在其思想和经历中找到渊源和解释, 有其必然的人生逻辑。

首先, 父亲和老师的影响和教导, 在他思想中种下了反专制的种子。其父李鸿藻, 曾任兵部尚书, 协办大学士, 礼部尚书, 军机大臣等职, 主张学习学习西学、推行新政, 是一位有新思想的官僚, 这影响了李石曾。他认为父亲是自己“新思想的启发者”, 在家庭教育中, “父之言行‘反官僚’时常不知不觉地流露, 或无意识地流露出来, 父亲为人忠厚, 对钻营做官深恶痛绝, 称为‘钻狗洞’等, 在我不知不觉中受到了这种影响, 已种下了不做官的根苗”。所以他厌恶清政府的官职, 小时候就曾被荫授为户部郎中、道尹、监运使等职位, 袁世凯也打算让他做高官, 但李石曾“皆不一顾”, 甚至对清朝廷的服制都极其厌恶。

幼年时, 父亲为李石曾请齐禊亭做老师。齐禊亭是进士出身, 保定莲池书院高才生, 曾任易州书院山长, 以学贯中西而知名。齐禊亭授课的内容“除经史之外, 兼及国际形势”, 在授课时“塾中悬挂地图, 齐禊亭行走指讲, 一如今日课堂”。可见李石曾自幼受到了新式教育, 所以“早明世界大势, 及中国积极不振的危险”, 齐禊亭思想开明, 不让李石曾作八股文与试帖诗, 而是向他传播一些民主思想及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 使李石曾从幼年起就憎恶黑暗的封建专制统治。齐禊亭还以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人物进行榜样教育, 李石曾说:“禊师尤高诵礼运篇与称赞游侠及王荆公不畏不拘之名言, 诸如此类, 与造成我之革命言行, 均有重大影响。”他还是第一个向李石曾介绍孙中山的人, 在授课中他读到报纸上刊登的孙中山的革命事迹, “不但不反对而且称许”。齐禊亭还非常尊崇孙承宗 (明末时抗击满人入主中原的一个著名人物) , 李石曾认为“这些皆成我无形中之暗示”。

其次, 少年时生活经历坎坷。李石曾少年时, 清政府腐败不堪, 八国联军入侵, 李石曾和全家为避难离开了北京, 长途跋涉数千里到达湖北光州, 这对于自幼生活富贵太平的少爷是平生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流离之苦。他对这段经历刻骨铭心, 亲身经历了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苦难, 看清了清政府君主专制的酷虐统治, 对清政府的黑暗统治深恶痛绝, 产生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 这刺激着他向往没有任何强权, 人人平等的社会。

专制文化 篇7

“主题先行+技术分析”是眼下小说阅读教学普遍采用的“常规性动作”。主题定性、人物定型、情节定点的“三定法”, 成为小说阅读教学中的一种精神专制。特别已有的、现成的说法已成为经典篇目阅读教学的精神专制。

一.固有定论优先, 现行感悟滞后

受选文及教参的影响, 小说教学的终端结果最具有预定性, 从情节、手法到形象、主题, 口径相当的一致。教学不受这些“构架、说法”的影响显然不现实, 而刻意回避这些“构架、说法”也无道理。问题是, “固有定论”优先的意识, 往往会使小说的教学情同卫星游太空, 一切皆按设计好了的远地点和近地点来运行。

最直接的影响是, 小说的阅读教学变成了“扛着竹竿进巷子———直来直去”, 以省力、省事的明白“告知”替代费神、费力的引导“寻知”, 文本探寻、现行感悟就成了可有可无的陪衬。拿着帽子看人物, 带着结论看情节, 顺着样子看环境, 看似小说的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实际上却是所得甚微, 因为“一切”皆是现成的、原有的或参考书上的。

二.表象分解到位, 深度开掘乏力

把小说阅读与教学的方式以及文本重点与难点的设置完全等同于一般的叙述类文体或文本, “表象分解”到位, “深度开掘”乏力。满足于“不知到已知”, 或缺的是“浅知向深知”的推进。

受普遍的、习惯的心理影响, 对小说的阅读偏重于知晓故事情节的来龙去脉, 认可人物形象的善恶美丑。要么只拿小说的各个要素来图解或切分小说文本, 有的是一个个的“形貌”, 缺的是一层层的“神韵”;要么通过“观摩根据小说改编的戏剧影视作品, 帮助对小说的感悟和理解”, 缺的是文本的精髓点拨, 小说的阅读教学以另一种方式止步于深度开掘之前。

三.共性同一主导, 个性生发陪衬

忽略小说文本生来就具有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以整齐划一的思维方式, 让几十位学生齐步走向同一个目标, 其影响已不单是小说文本读解不够深切的问题, 箝制的是学生精神的发散、思维的创新。

理性阐释主导下的小说阅读教学, 自始至终都带着走向“共性同一”的潜意识, 以道德判断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难以容忍非主流的个性化阅读。为体现某种理念而进行的所谓多元化的对话教学, 多为装饰或陪衬而已。面对传统或经典的小说文本, 个性生发得有价值有特色的小说阅读教学, 远不及其他类文本的阅读教学。

必须让小说阅读鉴赏教学冲决精神的专制, 具体地说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加大小说认知力度

加大小说认知的力度, 要在对知识层面和艺术层面深入了解的同时, 一步步地融知识与艺术为一体, 并将其渗透于小说阅读教学之中。

通常情况下, 对小说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以及各要素内在表现与特点等知识方面的了解还是较为清楚的。至于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因关系变化而生成的各具特色的作用, 就要依点觅踪经一番探寻方可得知。小说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 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 其中有关“人物的典型性”、“情节的动人性”、“环境的呈现性”, 无一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加大这一方面的认知力度, 有益于提升小说文本综合阅读的水平。

小说的中心是人物形象, 小说的灵魂是主题思想。人物典型而又鲜活, 主题却复杂而又内敛。因此, 如何由形象层面到达精神层面, 将文本的语言解读升华为艺术的欣赏乃至艺术的鉴赏, 就需要加大对形成小说艺术之“美”的方法、技巧、风格、特点等的认知。并且, 还需要懂得如何才算真正深入到了小说环境之中, 如何才算真正触摸到了小说人物的思想, 如何才算真正捕捉到了小说文本的灵魂。

二.讲求小说寻知梯度

小说阅读教学, 讲求的是对小说文本的欣赏。在小说欣赏的过程中, 作为审美对象的小说文本, 其潜在的美感力量和美学作用是逐步释放和发挥出来的。以感性习得为主, 既符合小说文本语言的特点, 也符合阅读主体自身的特点。但感性所得毕竟不是终极目标和最高层次, 注重小说阅读教学中的层进梯度势在必行。

感知、领悟、体验、品味的推进, 在小说阅读教学的进程中不应当只是一个被动吸收信息的过程, 更应当是一个主动创造的过程。小说的阅读教学, 更多的应当是一个对文本中人为的空白和未定的因素逐步加以填补、充实、升华、完善的再创造的过程。只能亦步亦趋, 不可一蹴而及。

小说中隐藏着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因此, 一方面, 阅读教学欲寻知小说文本的内蕴难以下手;另一方面, 小说文本也提供了探寻内蕴的一个个窗口。最为普遍的梯度设计就是按人物、情节、环境, 或单一或综合地分点布项;再就是循着叙事的脉络, 结合叙事的角度、叙事的背景、叙事的时空, 由表入里地向深度阅读开掘。

三.深化小说感悟程度

在不以教师分析讲解代替学生阅读实践的情况下, 如何让学生主动思维积极体验, 并最终有所感悟、受到熏陶、获得启迪、享受心悦, 就必须深化小说阅读教学感悟的程度。这里的“度”, 包含有历史的厚度和思想的深度, 即关乎社会和人生两大方面。因为小说人物形似与神肖高度统一, 共性与个性有机结合的特点, 能够更为充分、深刻、生动地反映出社会和人生的真实面貌和本质规律。

含蓄和含混的文学话语使小说文本更多了几许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而不同类型的小说又会在小说构成要素的不同方面展示出“对不可表现之物的表现”。小说阅读教学的“起讫”, 就是要从小说自身的形式特点出发, 步步深入地走向小说文本的内涵并最终感悟小说文本的意义。当然, 这里的“意义”, 包括直接经语言解读即可了解的“思想”, 还有必须经品读鉴赏方能神会的“意味”。

多种要素交互与整合所形成的叙事趣向, 使小说的文本适时地体现出那种多元的表象。由表及里地来深化小说感悟的程度, 就要抓住各类小说不同的叙述策略和风格, 其中围绕叙述所发生或叙述延伸所引发的一切, 都会影响到小说的单一到多元, 平行与交错, 表象及深层。这种对小说文本由感性的“领悟”到理性的“阐释”, 只要不是单一的意识形态的渗透, 就可以多方位地做深度的发掘, 包括历史的、哲学的等多种人文角度的解读。

四.调控小说探究向度

小说大多具有多义的特点, 但这种多义性又不是完全的或无所不包的, 其存现状况与创造小说意义的那个时代的那位作者有关, 这是探究小说意义必须关注的一大向度。

对不同类型的小说文本, 不可各个要素平均发力。譬如:人物小说, 应侧重人物的个性分析来探究社会与人生;情节小说, 应抓住情节的曲折变化来探究深刻的意蕴。至于那些以刻画心灵、心理或表现虚幻、魔幻为主的小说, 在时空或虚实等方面更需要把好探究其旨的方向。

多元解读最适用于小说阅读教学, 也最容易贻害小说阅读教学。一方面, 多元解读彻底打破了小说阅读教学中的“精神专制”, 即不再受现成的、定论的说法的束缚, 思想和精神的解放激活了更自觉的阅读情趣和思维;另一方面, 随着小说阅读教学趋向探究, 为体现多元多义而做的阐释很容易出现脱离文本结构和形象体系的自说自话, 甚至误把极端和另类当作多元解读的一种境界。因此, 实施多元解读一定要指向小说文本, 理应有据, 据应文见。

专制文化 篇8

一、项羽短暂分封制的失败

周朝实行分封制延续了八百年, 而秦朝实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二世而亡。这不得不使当时很多人认为秦朝灭亡是因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 应该重新实行分封制。而项羽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

当项羽到达咸阳时, 之所以会对刘邦发怒是因为“沛公欲王关中, 使子婴为相, 珍宝尽有之。”[1] (P62) 也就是说项羽认为刘邦必须由他分封才能够称王。而这与西周的分封制相一致, 在西周分封制下周天子是天下共主。

鸿门宴上项羽没有杀掉刘邦的真正原因是刘邦符合项羽分封的条件, 即在灭亡秦朝的战争中立有功劳、有恩于项氏、服从项羽。只要刘邦表明他符合项羽的这些要求就不仅不会被杀掉而且还会被封王。聪明的刘邦就是这样做的。在刘邦和项伯的谈话中就说:“日夜望将军至, 岂敢反乎!原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1] (P63) 项羽在听完这些话并听项伯说道, “今人有大功而击之, 不义也, 不如因善遇之。”[1] (P63) 就许诺了。

鸿门宴上在刘邦表明自己推翻秦朝的功劳和不背叛项羽的话之后, “范增数目项王, 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 项王默然不应。”[1] (P63) 后来樊哙又说:“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 豪毛不敢有所近, 封闭宫室, 还军霸上, 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 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 未有封侯之赏, 而听细说, 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 窃为大王不取也。”[1] (P64) 更使项羽没有了杀刘邦的理由。刘邦后来安全逃脱。刘邦逃脱之后项羽如果想杀掉他还能不能实现呢?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当时双方兵力对比悬殊, “项羽兵四十万, 号百万。沛公兵十万, 号二十万。”[1] (P75) 并且项羽骁勇善战。所以说鸿门宴上项羽没有杀刘邦而之后又封他为汉王的真正原因是刘邦符合了项羽分封的条件。

之后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 没有称帝, 用分封制取代了秦朝郡县制。但是分封制在当时是违背历史潮流的, “在东方, 由于文明程度太低, 幅员太大, 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 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3] (P64) 很快分封制的弊端就暴露出来, 诸侯们之间开始相互征伐, 并且有些诸侯不听项羽的调遣, “征兵九江王布。布称疾不往, 使将将数千人行。”。[1] (P66) 项羽为了维护分封制也卷入其中。而这些给了刘邦发展壮大的机会。

垓下之战把项羽彻底打垮, 在乌江边本来他是可以渡河而去的, 但绝望使他放弃了这么做。项羽当时不可能认识到自己失败的真正原因是分封制已经不再适应历史的发展, “分土而王之, 以休士卒”[1] (P551) 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 他只能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天之亡我”[1] (P69) 。

二、刘邦确立中央的君主专制和地方的郡县封国并存相结合的制度

刘邦能够取得天下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原因是他基本上继承了适应历史发展的秦朝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

刘邦在楚汉之争中夺得的土地上基本上实行了郡县制。汉王二年在取得的土地上“置陇西、北地、上郡、渭南、中地郡;关外置河南郡。”在平定殷王之后设置河内郡。[1] (P76) 在平定魏王豹之后设置河东、太原、上党三郡[1] (P77) 。

但是刘邦也受当时分封制思潮的影响, 几乎也要实行分封制了。当有人劝他“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世, 毕已受印, 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 莫不乡风慕义, 原为臣妾。德义已行, 陛下南乡称霸, 楚必敛衽而朝。”[1] (P361) , 为解决项羽急围荥阳带来的危机, 刘邦就欣然答应实施这一建议, 不过很快被张良给阻止了。

在楚汉之争中, 刘邦在基本实施郡县制的同时也分封了一些诸侯王像韩信、英布等, 目的是要争取他们以打败项羽、取得天下。和项羽不同的是刘邦搞分封是手段, 目的是要取得天下, 而且分封是在中央集权的前提下实行的。而项羽搞分封却是目的。

在打败项羽取得天下之后, 分封的这些诸侯王的弊端也就显现出来, 他们严重威胁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刘邦之后几乎把他们铲除干净。

取得天下之后, 刘邦实行的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 不过和秦朝彻底实行郡县制不同的是实行郡县和封国并存的制度。因为刘邦认为“全面实行郡县制, 不分封子弟为王侯以为中央 (皇帝) 的藩辅, 是一个失策”[2] (P148) 。刘邦的郡县封国并存的制度虽然之后也带来了诸侯势力过大严重威胁中央集权的问题, 不过也有利于家天下的稳固。之后的历朝历代都借鉴了刘邦的这一做法以保障家天下, 虽然诸侯王的实际权力越来越小。

摘要：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适应了封建小农经济的需要和我国封建社会的具体国情。但是确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秦朝二世而亡。项羽用分封制取代了秦朝郡县制。但是分封制在当时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刘邦实行的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 确立中央的君主专制和地方的郡县封国并存相结合的制度。刘邦的郡县封国并存的制度虽然之后也带来了地方上诸侯势力过大严重威胁中央集权的问题, 不过也有利于君主专制家天下的稳固。

关键词：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分封制,郡县封国并存制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 2006年

[2]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专制文化 篇9

一

小说中战斗英雄石光荣和文工团员褚琴之间的婚姻, 完全是石光荣的一厢情愿。

在小说的一开头, 作者描写了战斗英雄、担任解放军某部师长的“父亲”骑着高头大马, 率领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沈阳城的情景。在欢迎解放军的群众队伍中, 当他发现褚琴时, 一下子惊得“目瞪口呆”。

好半晌, 父亲才醒悟过来。他顿时感到口干舌燥, 一时间, 神情恍惚, 举着马鞭子的手不知道落下还是就是这么举着。褚琴这时候也看到了父亲, 她甚至冲父亲嫣然地笑了一下, 展露了一次自己的唇红齿白。父亲完了, 他的眼前闪过一道光亮, 耳畔想起一片雷鸣。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怎么也忘不了琴, 他被爱情击中了。

石光荣看见了褚琴, 不过是“英雄见美人”, 继而衍生出“英雄爱美人”的故事。问题是, 美人并不爱英雄。于是, 石光荣便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

首先, 他命令警卫员小伍子去请褚琴到自己的宿舍里吃饭。在彼此还不认识, 更不熟悉的情况下, 就采取这种唐突的举动, 无疑会遭到对方的拒绝。可是, 小伍子不死心, 硬拉住琴的手继续纠缠, 结果, 遭到了恼怒的褚琴的一记耳光。这时候, 父亲也恼怒了, 他挥着马鞭的手在颤抖, 小伍子理解父亲, 师长要发火了。果然父亲很响地摔了一下马鞭, 大喝一声:把她给我拖回去!

得到了师长的命令, 小伍子便不顾褚琴的挣扎和反抗, 强行将她背到了石光荣的宿舍里。这是违背别人的意愿, 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行为。石光荣非但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恰恰相反, 他还在褚琴面前继续逞能:

当褚琴来到他的宿舍后, 他叫褚琴坐下, 琴不坐。

父亲大怒, 高声断喝:“让你坐你就坐!”, “没见过你这样的丫头, 还打人!我都三十六了, 你能咋的?日本鬼子都让老子赶回东洋了, 老蒋不也是让我们弄到台湾去了?!我都三十六了, 你这丫头能咋的?!”

石光荣的逻辑是:我连日本鬼子和老蒋都打败了, 难道还攻不下你?真有一点“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气概, 可惜, 这是追女孩子, 而不是打仗。打仗可以强攻, 追女孩子怎么能不考虑对方意愿呢?操之过急, 必然会适得其反。难怪褚琴离开时扔下了冷冰冰的两个字———“胡子”。“胡子”是东北方言, 意思是土匪。一个人民子弟兵, 而且还是一位高级将领, 给人的印象却是“胡子”, 这不仅损害了解放军形象, 而且也为日后的婚姻生活笼罩了阴霾。

褚琴的“不领情”使石光荣意识到要想和她结婚是十分困难的, 必须取得她的父母以及组织的支持。很快, 他就带领警卫员小伍子, 找到了褚琴的家, 跪在地上向褚琴的父母求婚。褚琴的父母看眼前的石光荣是个军官, 出于自家利益的考虑, 便答应了这门婚事。

取得了褚琴父母的同意, 石光荣又通过组织办好了结婚手续。至此, 他就认定琴已是自己的人了。接下来他便拉起队伍, 不管褚琴怎么哭喊, 硬是将她“娶”了回来。这里, 石光荣是不考虑褚琴的意愿的, 更谈不上对她的尊重了。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石、褚之间的婚姻, 完全是石光荣的一厢情愿。

二

小说中石光荣和妻子之间的家庭生活, 石光荣习惯我行我素, 缺乏对妻子的尊重。

结婚以后, 石光荣的一些生活习惯让妻子非常反感。他“睡觉不仅打鼻酣, 而且伴以咬牙放屁巴唧嘴”, “吃饭时, 总是要节奏有力地巴唧嘴, 发出来的声音一点也不亚于快板打起来的声音”, “在吞咽食物时, 也总是咕噜有声”, 特别是“睡前不刷牙、不洗脚”的习惯使妻子无法忍受, 可是他从不改正, 从不顾及妻子的感受。

在潜意识里, 石光荣根本没有把褚琴当成妻子。他对褚琴从来不叫姓名, 而是称为“丫头”。在家庭中, 他是家长, 他可以随心所欲。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老家靠山屯的乡亲们陆续来他家做客, 他对妻子的态度中看出来。

乡亲们坐满了家里的大小房间, ……此时的父亲是高兴的, 他盘着腿坐在屋地中央, 乡亲们也这么坐了, 他们坐不惯城里人的沙发和桌椅、板凳, 他们盘腿坐在地上, 就像坐在自家的炕头上那么从容不迫, 顺理成章。一时间家里乌烟瘴气, 臭气熏天。

家里每一个房间里都混乱一团, 她更无法忍受的是乡亲们的粗鄙……有人卷好一根纸烟让母亲吸, ……趁着酒劲的乡亲们, 七手八脚地把一碗酒倒进母亲的嘴里, 母亲一头撞开厕所的门, 她翻江倒海地呕吐起来。

父亲还在说:大哥整酒!小弟整肉!

通过这段文字, 我们可以看出在石光荣的眼里, 只有靠山屯的乡亲, 哪有自己的妻子褚琴?他只知道“整酒”、“整肉”, 哪里顾及到妻子褚琴的感受?他对褚琴, 没有尊重, 没有关心。

石光荣担心褚琴和昔日的恋人有往来, 于是, 他叫来了警卫员小伍子, 交代了一项“特别”的任务。

从那以后, 在文工团的院子里, 经常可以看见小伍子活动的身影, 有时他趴在门缝里看琴和一帮男女青年练功;有时他趴在食堂的窗子上看琴吃饭;就连演出, 小伍子也不放过……

第二天一早, 小伍子向父亲报告道:报告师长, 一切正常!

父亲指示:继续侦查!

如果说石光荣的上述做法是对妻子的不信任、不尊重, 那么, 在教育孩子的方式上彼此意见产生分歧时, 石光荣的言行进一步暴露出他对妻子言语粗暴, 损害了妻子的人格尊严。

父亲狠命打孩子的时候, 母亲心疼了, 这些孩子都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平时, 她舍不得动他们一根指头, 她出现在孩子和父亲中间, 指着父亲的鼻子说:你算什么父亲?你给哪个孩子擦过一回屎把过一回尿?你没权力打孩子。……但父亲毕竟是父亲, 他冲着母亲嚷:你懂个屁!棍棒出孝子, 不打不成材!再不打, 他们都反了

……他又冲着母亲吼:你给我滚开孩子是我的, 打死了我愿意, 你管不着!惹急了, 老子连你一块揍!说完把母亲搡到一边,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揪住一个就打。

综上分析, 在婚后的家庭生活中, 石光荣表现出来的是随心所欲, 唯我独尊。

三

小说中石光荣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和对子女前途的态度, 充满了粗野和专制。

石光荣对孩子的教育方式, 归纳起来有两种:

第一, 是恫吓。婚后他们有了三个孩子, 作为妻子的褚琴既要做家务, 又要守护三个孩子, 常常守护不过来。三个孩子在一起时常常哭闹。石光荣回家之后, 不仅不帮助照看孩子, 还特别嫌孩子烦。

他非常生气, 站起来, 来到三个孩子面前, 大吼一声:都给我闭嘴!再哭, 老子把你们统统都毙了!说着还真的拿出了自己的枪, 枪洞乌黑地冲着三个孩子, 果然他们不敢哭了, 他们迷茫、惶惑地望着父亲及黑黑的枪口。

孩子们吵闹的时候, 作为父亲, 石光荣不是好言好语地哄哄他们, 竟然拿出枪来恫吓他们, 这给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上投下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然而, 恫吓所起的作用毕竟是暂时的, 因为孩子的自制力是很弱的。当孩子再次吵闹的时候, 石光荣便采取了第二种教育方式———打。

父亲真的被激怒了。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每人都打屁股。刚开始, 他们在挨打之后哭得愈发响亮了, 他们越哭父亲打得越起劲。父亲是真打, 而不是恫吓, 有几次打得他们的小屁股无法坐下了。后来, 他们真的害怕了, 在父亲的叱喝一声之下, 他们果然大气不敢出了。

三个孩子终于在父亲的淫威下屈服了。在以后的日子里, 他们只要一听见父亲回家时的脚步声, 不管他们玩得多开心, 马上扔掉手中的玩具, 龟缩在一个房间里, 大气都不敢出。他们之间的交流, 也换成了挤眉弄眼, 还有一些意义不明的手势。

石光荣对孩子们如此的粗暴, 引起了孩子们的反抗:

在父亲又有一次离开家门, 三个孩子集体找到母亲说:妈妈, 以后不要这个人回来了!自从父亲残暴地打过他们之后, 他们便不再称父亲为爸爸, 而改称“这个人”了。

石光荣粗暴野蛮的行为无疑影响着孩子们的性格。两个儿子大了以后, 石光荣带他们去打靶时, 他们非常害怕, 二儿子甚至吓得尿湿了裤子, 他胆怯的性格是石光荣粗暴的教育方式导致的结果。

在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上, 石光荣粗暴野蛮;而在对待孩子的前途问题上, 他非常专制, 缺乏对孩子的尊重。

石光荣认为军人是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因此, 就把自己的意愿加到了两个儿子的头上。

大儿子石林高中一毕业, 就被他送到了边远的哨卡, 那里冰天雪地, 石林无法适应。他写信告诉父亲, 石光荣非但毫不理睬, 还阻止妻子托人对石林的调动。石林知道了这些情况之后, 给石光荣写来了一封断绝父子关系的信。从那以后, 他再也没有给父亲写过信, 一直到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战死沙场。

对大儿子石林是这样, 对二儿子石海也是如此。石光荣明明知道石海生性怯弱, 多愁善感, 却将他安排到海军去当一名潜艇兵。潜艇训练时在海底一待就是几个月, 加上只有十几个人, 大部分时间都在洞穴一样的狭窄空间里生存。这样的生活环境, 就连具有二十几年军龄的艇长都吃不消。没过多久, 石海的精神上出了问题, 被送往精神病医院。“从那以后, 只要有人当着石海的面一提起海军和大海, 他便会浑身发抖目光呆滞。从此以后, 家里没人再说有关海军的事了”。

在孩子的前途问题上, 石光荣不管孩子们的意愿如何, 硬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到他们身上, 其结果是和石林产生隔阂, 父子关系搞得很僵, 使石海在精神上心理上受到很深的伤害。

四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无论是对待妻子还是孩子, 石光荣都是唯我独尊, 他和妻子、孩子之间, 没有平等, 没有民主, 没有尊重。在这个家庭中, 夫妻不和, 父子隔阂。夫妻之间没有爱情, 父子之间缺少亲情。正如作者所言:“我的故事里, 我的父亲、母亲的丈夫, 是一台古怪的机器。人性的温暖与光辉在父亲那里从来不曾存在, 还是被无情吸走?这种冷酷无情的隔膜侵淫着我和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姐妹。”“我的故事肯定有些残忍, 但我是诚实而诚恳的, 我想拯救那些失落的人性、失落的亲情。” (1)

石光荣为什么如此对待自己的亲人?是什么原因使他形成了这样的性格?这需要从他的经历和职业中去寻找答案。

石光荣出生在东北的一个猎户家庭。8岁那一年, 父母上山打猎因为迷路而冻死在山上, 成为孤儿的石光荣靠吃百家饭生存。13岁那年他参加了抗联, 在后来的战争岁月里, 他出生入死, 多次负伤, 由一名娃娃兵成长为军区参谋长。“父亲与战争相依存, 战火与炮灰造就了父亲的力量、爱情和生命。” (2) 是军队和战争造就了石光荣, 石光荣认为军人这个职业是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他以自己是一名军人而骄傲。军人的职业和军队的生活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性格。无论在对待婚姻问题上, 还是在与妻子和子女的相处中, 他的所作所为无不打上了军人职业和军队生活的烙印。他用军事方法解决个人婚姻问题, 把追女人看做是一场战斗。他在战略上藐视“女人”———“日本鬼子都让老子赶回东洋了, 老蒋不也是让我们弄到台湾去了?!我都三十六了, 你这丫头能咋的?!”言语中对战胜“这丫头”充满信心;而在战术上则重视“女人”, 采取了“正面进攻”和“断其后路”的策略。一方面他直接和褚琴接触, 另一方面争取组织和褚琴父母的同意, 以堵死她的后路, 最后终于把褚琴“娶”了过来;在婚后的一段时间里, 他对妻子不信任, 竟采用军事手段, 派警卫员对妻子进行“侦查”;长期的战斗生活深刻地影响着他, 即使在和平年代, 他仍然沉浸在虚拟的战争中, 下班以后依然满脑子是战争, 所以, 见到孩子吵闹就心烦, 他给孩子们的只有“恐吓”和“打骂”, 不可能给他们真正的父爱;在对待两个儿子的前程上, 他认为军人这个职业是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就专断地把他们送到了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 从不考虑孩子的意愿。由此可见, 军人的职业和从军的经历对石光荣专制性格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注释

企业专制不容忽视 篇10

企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紧密地与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于企业的了解，协调每个人与企业的关系，常常成为我们生活内涵和质量的关键。我们首先应该意识到，企业是一个限制自由的机构，尤其是随着工业化的到来，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工具化，日益狭窄的分工、日益严密的配合等等，都成为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在这种限制下，企业内的统一号令远比民主重要得多。

现代社会以民主为最高原则，但是保护这一民主的，偏偏是最不民主的军队。这种现象在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上正好相反地存在：社会的民主居然保护了企业内部的专制。在企业利润至上的理论引导下，民众对于企业的专制，居然也都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实在是现代社会的一大奇观。现代企业的专制特征，一方面与社会的民主要求形成令人惊讶的巨大反差，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认为，正是因为企业内部难以改变的集权专制，才使得人们在企业之外需要更多的民主和自由，这就像是一种心理的补偿。现代人生活在这样具有强烈反差的环境中，要想心平气和，要想安逸恬静，实在是很难。于是，我们遇到一个问题：企业的性质究竟应该是怎样的？

一种常见的形态是，法律完整地保护了私有制，并将私有制放到不可侵犯的神圣地位。这种法律的理由是，只有保护私有制，才能保护自由。理由是有道理的，但是忽视了一个前提，当私有制必然性地形成严重地贫富不均时，当社会形成大批无产者时，法律毫不迟疑地保护私有制，等于是全力保护企业对无产者的独裁专制。与此同时，私营企业拥有者所主导的社会法律和舆论，在企业外部形成自由和民主的强大气氛，并且把矛头指向政府，等于是转移人们在企业内部遭受专制统治的愤怒。这种搞错对象的愤怒，在企业专制的故意引导下，要求政府缩小权力，某种程度上等于企业利用人们爆发的压抑，打击有可能对企业产生抗衡的政府。换句话说，本来一个有可能帮助民众抗衡企业专制的政府，却在企业别有用心的操纵下，让民众与政府两败俱伤。一方面形成企业独大的状态，另一方面使得政府要想生存，不得不依附企业，政府从此成为企业独裁专制的工具。这种情况，在工业革命后长期存在。

专制文化 篇11

关键词：明朝末年,东林党,朋党,“党”质

一、东林党出现的经济与政治环境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经济在明朝末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带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也包括以往传统小农经济中的丝织养蚕与家畜饲养。[1]唯一不同于以往的就是人们认识到加快经济作物与手工工场的发展可以带来相对于传统小农经济中“额外”的可观的收入。因此, 这一时期的水果蔬菜和茶叶种植的面积较以往相比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扩大。在手工工场方面, 釆石与冶铁等副业也有了空前飞快的发展。尤其长江三角洲首次出现了一种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 新兴的市民阶层也开始为这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生产力关系而不停地作出贡献, 此刻的江南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好景不长的是, 万历末期以皇帝、宦官、贵戚和权臣为代表的封建上层统治集团在穷奢极欲之时开始了掠夺农田与兼并土地, 以官田名义被霸占来的土地就占了全国耕地的七分之一以上。此外, 江南各地被地主吞占的土地也在三分之二以上。[2]

田赋的苛重与圈地的蚕剥迫使广大农民沦为无地佃农。[3]单以“自灌抵彭十一州县开堰灌田, 为王府者有十七, 军屯十二, 民间仅十一而已, 赋额除正供外, 岁进金扇四万八千四百余两, 丝绢四千四百匹”为例 (《明神宗实录》卷四二一, 万历三十四年五月丁酉) , 就可以看出土地被大量吞并的明末也正是税收随意加征的时期, 此时的江南富庶地区自然也逃不过封建统治者们的税收磐压。矿监税吏的大批出现则加速了明末各地民变的发生。明万历二十七年 (公元1599) , 税监马堂肆意征税, 引发了云脚夫王朝佐领导的临清民变。明万历二十九年 (公元1601) , 税监孙隆肆意征税, 引发了织工葛贤领导的苏州民变;同年, 税监潘相肆意征税, 引发了景德镇民变。明万历三十一年 (公元1603) , 税监李实利肆意征税, 引发了山西民变。

民变时间差距的如此之短使东林党这个基本上代表江南中小地主、商人与市民利益的专制皇权体制外的政治结盟呼之欲出。

二、东林党对其“党”质的认识

明末时期的东林党人对“朋”和“党”有了不同于前人的重大认识。他们不讳言“党”字, 其成员常以“吾党”来自称。这时的“党”字更多含有了“志同道合, 公为天下”之意。[4]

东林党人的组党行动是在与其对立政敌———齐楚浙党在围绕国本论的激烈斗争中展开的。[5]在东林党人代表高攀龙看来, “小人有党, 君子亦可有党。小人之党乃为霍乱天下, 君子之党意在安帮社稷”。[6]因此, 东林党人坚持认为其“党”质就在于把关心国事当作自己身体力行的必须。

三、东林“党”质所反映出的思想

明末以东林党为典型代表的政党雏形的出现预示着一种具有近代民主色彩的反传统思想的提出。作为中小阶级地主和一般工商阶级及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代表, 其“党”质自然有要求民主的一面。要求民主, 限制皇权则必不可少, 皇权的限制就要依赖对税收的合理管理, 而朝廷对税收的合理管理恰恰又是保证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必经之路。这种相互依存的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要求东林党在“党”质上反映出与之相关的经济与政治主张。

四、史学界对东林党“党”质的不同认识

“政党”必须具备政纲章程、组织机构等一整套严密的构成要件, 它是近代社会的产物。而“朋党”只是因亲谊和地缘关系或共同利益以及政见等结成的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7]就此, 史学界对东林党“党”质的不同认识分为以下三种。

1.“东林党具备近代政党雏形”说

李书增、岑青、孙玉杰、任金鉴《中国明代哲学》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2, 1:1304—1305) 写道:东林学派中“大多数人在政治斗争中相互支持, 学术上相互切磋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了以反对权奸、实现符合理想道德规范的政治局面为共同目标, 以讲学清议为斗争手段, 以书院为组织形式这样一个政治学术团体。这种团体, 可以说已经具备了近代政党的雏形”。

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10:284) 也写道:“东林讲学, 以明道自任, 士人闻风响应, 似乎与结党无关, 但东林的存在不止于讲学, 还表现出积极干预政治的姿态, 顾宪成等人在政坛上和衷共济, 尽管不以结党自居, 可是在激烈的政治纷争中, 其一系列活动远超出书院讲学的范围, 构成一个实体的政党。”他在该书 (第288页) 的另一处又说:“朋党是攻击东林的口实, 为避免与朋党不光彩的一面相联系, 一些明末清初的士子讳称东林党一词, 可是数十年政治斗争中, 东林士子同气相求的政治活动决定了其政党实体的存在。”

2.“东林党没有近代政党雏形”说

张安奇《晚明激烈“党争”中的“东林党”》 (《好学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5:545) 说:“封建社会所谓的‘党’就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党, 其只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所组成的松散联盟, 东林党亦是如此。”顾蓉、葛金芳《雾横帷墙:古代宦官群体的文化考察》 (陕西人民教育1992年1月版第158页) 说:“所谓‘东林党’原是明末宦官集团强加在反宦官的一批官僚和士人头上的一项罪名。这些官僚与士人虽有浓厚的宗派习气, 却既无组织, 又无纲领, 严格说来, 最多只是官僚同气相求或同声相应的松散联盟而已。”

张显清、林金树也于《明代政治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12:797) 中说:“晚明的党争实际是不同的政治派别或政治利益集团之争, 其‘党’只是派别或集团的称谓, 并非近代意义上的‘政党’。它们均不具有组织意义。”

3.“东林与朋党是一种交叉关系”说

《剑桥中国明代史》 (第640-641页) 说:“这个‘运动’实际上包括两个相互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组织。第一个组织由不满现实的学者和退职的官吏组成, 他们聚集在无锡附近的东林书院, 从事讲学和哲学讨论, 致力于促进整个中国社会在道德上的复兴。第二个组织更具有政治性, 以卷入朝中持续的党派论争的人为代表, 他们企图恢复政府人员的正直。这些人确跟东林书院有联系, 但跟书院的许多成员不同, 他们都是政治上的积极行动者。不论他们在具体问题上有可能有多么大的分歧, 他们在目标和理想上有足够的一致使他们的敌人把他们列为一‘党’”。

日本人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 (中华书局, 1997, 10:343—344) 认为:“称东林派为东林党似乎更正确一些, 聚集在东林书院的人是否都是特定的东林党人呢?事实上, 参与书院讲会的人还不是东林党的全部。所以说参加东林书院讲学的人和东林党之间并不能划等号。”

《明代政治史》 (第804-805页) 亦说:“东林党的出现, 源于顾宪成在东林书院的讲学。”“初期的东林, 只是参与讲学的人, 范围不大。随着政治斗争的发展, 那些不与邪恶势力合作的朝野官员, 都一律被指为东林党, 东林党于是成为正直势力共有的名字。”

五、笔者对东林党“党”质的基本认识

史学界对东林党“党”质的不同认识主要是依照英国近代早期两大政党, 即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标准来进行对比。这种看似合理的对比却有以下不妥。

英国近代最早被冠以“盗贼”雅称的辉格党和被冠以“匪徒”雅称的托利党在一开始都并不反对现有存在的君主专制制度。就连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辉格党在雏形初期也并没有要求废除当前的君主专制制度。他们只是提出了诸如限制王权和保护并发展国内外工商业等较为有利于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提议而已, 这一点与东林党在“党”质上并无太大差异。

英国近代政党的真正出现是在被推翻过一次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后。在此之前的他们并没有爆发出像后来近代政党在推翻封建王朝时所显示出的巨大威力。被视为现代政党前身的辉格党和托利党虽然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期已初具规模, 但是两党却只是局限在英国议会中关于宗教与王位问题的斗争上面。这一点反而还没有东林党在“党”质思想上先进。

明末清初的中国在没有受到西方近代化影响的情况下却出现了一个以反对专制独裁与要求民主为特征的东林党。例如, 高攀龙提出应该尽快取消白银的钞关复税, 而且政府还应该有责任保护相关的铺行商所。封建时代的限税无疑于就在限制皇权的滥用, 而保护相关的铺行商所就意味着鼓励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继续发展。除此之外, 东林党的钱一本还提出用选举的方式来挑选朝廷内阁的直柬之臣, 这一政治主张无疑表现出了一种民主议政的要求。既然要民主议政, 实行选举就再所难免, 任期制的建立也必然会被提上日程。这一切的要求与主张都充分反映出了近代早期政党所具备的基本“资质”。因此, 不论在与西方近代政党相比的时间跨度上还是与其相比的政治组织上, 东林党作为近代早期政党的雏形的确有当之无愧之处。可是随着后来满清专制的建立, 社会内部民主运动却无端地走向了衰末, 东林党这个近代早期政党的雏形也被湮没在世界对它首肯的历史潮流中。

研究说明

本篇论文是作者在阅读大量历史文献与史学资料的基础上, 通过在宁夏图书馆众多图书管理员的帮助下进行记录和整理与归纳和编写而成。本文除了引用相关的历史文献与专业的学者论文以外, 其余部分均属于作者个人在衡水学院大专毕业后利用工作闲暇时间编写而成, 该研究暂属于学术讨论范围。

参考文献

[1]张永刚.复社与东林党关系的实态分析[J].辽东学院学报, 2008, (3) .

[2]洪钊编著.明朝十讲[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2006.

[3]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M].北京:商务出版社, 2005.

[4]步近智.明末东林学派的思想特征[J].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 1985.

[5]邓书杰.中国历史大事详解明史[M].吉林:吉林 (大学) 音像出版社, 2005.

[6]李洵.明末东林党的形成及政治主张[J].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 1957,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