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学术活动

早年学术活动（精选3篇）

早年学术活动 篇1

荣毅仁 (1916-2005) 是无锡荣氏家族中的代表性人物, 是当代著名企业家和政治家, 因其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被授予“中国改革开放30年影响中国经济特别纪念奖”, 并在2009年新中国建立六十周年时, 入选“中国经济百人榜”及“60年影响中国经济60人”。可见其影响颇大。而荣氏家族是近代中国民族企业家, 也是成就最高的具备近代水平的资产阶级代表。本文仅探析荣毅仁兄弟早年参与家族企业的概况, 并对荣毅仁建国前参与家族企业生产经营的经历做些考察, 以对荣毅仁个人经历及企业经营思想的形成从历史学的角度做出探析。

一

荣毅仁在纪念其父亲荣德生诞辰一百周年会议的讲话上回忆, 荣德生是一位热忱的爱国主义者, “长期在他身边生活, 承受他的教育和培养”[1]2。这里虽然指的是爱国主义方面的影响。事实上, 荣毅仁在实业方面亦受其父及其家族兄长影响很大。作为一个中国传统, 家族继承一直是近代民族企业的特点, 因此近代经营企业者很重视对家族成员的培养。荣德生与其兄荣宗敬二兄弟较早就开始培养其诸子, 据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记事》载[1], 荣宗敬子荣鸿元、鸿三与荣德生长子伟仁生于1906年, 荣德生二子荣尔仁生于1908, 三子荣一心生于1912年, 四子荣毅仁生于1916年, 荣毅仁三个弟弟荣研仁、纪仁、鸿仁分别生于1919、1922、1926年。就年龄而言, 荣毅仁为七兄弟中, 年龄居中者。荣毅仁堂兄和大哥、二哥随父辈较早就参与家族企业经营, 有关记载中, 最早提及到在1928年, 荣鸿元荣伟仁已分别是申新二厂、五厂的副厂长, 荣尔仁是申新三厂的助理[2]288, 此三人介入家族实业则应早于此时;荣德生“大儿、二儿受兄 (荣宗敬) 命先后到申助理各厂, 亦从自治入手”[1]108。其大哥二哥早在申新各厂承担管理事务, 并按荣德生管理思路进行, “大儿二儿本在三厂出去, 自多采用”[1]130。1937年时, 荣家企业处于较好发展状态, “当时对企业前途, 都抱有绝大希望”, 且“我各厂营业日佳, 出品有利”, 但1937年七七事变及上海八一三战起, 荣德生亦不得不被迫避难内迁, 荣毅仁已先行到了汉口, 这时, 无锡各厂被迫停工, “申三虽未碍及, 因各厂皆停, 工人全散, 只得亦停则停”[1]131。荣德生避难汉口时, 仍主持汉口福五、申四生产, 其三儿与李国伟贡献颇大[1]138。荣宗敬去世不久, 荣鸿元与伟仁、鸿三、尔仁被荣德生委派分别担任协理、襄理等要务[2]47。

1938年, 申新系统总经理荣宗敬在香港去世后, 申新系统的王禹卿、吴昆生等有意让荣德生出任总经理一职, 荣德生大概因“各厂损失很大, 负债很多, 怕无法维持”, 并未立即答应, 而安排“侄 (荣鸿元) 为协理, 伟仁 (荣德生长子) 同;鸿三为襄理, 尔仁 (荣德生次子) 同”[2]。荣鸿元虽无总经理名义, 却在执行总经理职务, 因此申总总经理一职就暂时虚悬[2]27。这样荣鸿元由原先辅助其父荣宗敬转为承担申新总经理的职任, 作为荣宗敬荣德生下一代的荣家代表, 开始全面介入荣家企业管理核心。因为无锡被日本人控制, 企业难以发展, 在1938年, 申三、茂新股东在上海创设合丰公司, 并向上海注册, 荣鸿元为董事长, 荣一心为总经理[2]47, 这个企业在上海发展较为顺利, 实际上在战时取代了申新三厂的生产。这也是荣鸿元独立主持成立的企业。因为“当时上海申新各厂除申新二、九厂继续在租借开工生产外, 其余各厂都陷于敌人之手;而申二由荣尔仁一手抓, 申九由吴昆生大权独揽, 荣鸿元都无法插手, 尽管他名义上是总公司的总经理, 事实上只能管管总公司的人事, 空下来做投机生意”[2]87。

与此同时, 因为1938-1940年, “物价涨风”, 1939年, “荣德生发起组织广新银行公司……荣德生出资七十万元, 荣鸿元、荣一心、杨通谊等共出资三十万。荣德生自任董事长, 杨通谊任总经理, 原映上麦加利银行买办王叔麟任经理 (系荣毅仁推荐) ”[2]79。荣鸿元与荣一心兄弟除企业管理外, 亦开始参与家族经营的银行金融业, 荣毅仁虽已毕业两年, 但仅是推荐经理, 未见直接参与其中的记载。

荣毅仁的三哥, 又在1940年与唐熊远等开设大新贸易公司, 其中董监事成员为荣一心、荣孙熙仁、唐熊源、荣毅仁等, 常务董事为荣一心及唐熊源;董事长为荣尔仁。而其业务实际“直接由荣一心和王化南等人亲自掌握”, 这是因为该公司是荣一心负责组织设立的[2]。根据1943年给汪伪实业部的呈文署名, “申新总公司总经理荣鸿元, 一、八厂经理王云程, 三厂经理荣一心, 五厂经理荣尔仁, 六厂经理荣鄂生”, 荣德生有意安排诸子参与企业, “纺织已有二、三、五诸儿, 面粉欲四、六、七诸儿继承”[1]175。荣毅仁的堂兄和二哥三哥都主持申新系统, 在解放前, 荣氏家族成员不同程度的参与了家族企业经营, 在1949年, 荣氏家族企业成员出于各种考虑纷纷外迁, “总公司系统 (大房系统) 的负责人都走了”[2]677。即荣鸿元、荣鸿三先后离开上海去香港, “解放前夕, 二房荣尔仁、研仁亦去港”[2]678。仅荣德生荣毅仁父子二人毅然决定留在国内发展, 为上海经济的恢复做出了贡献。

二

荣毅仁1937年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专业毕业, 所学与经营企业无甚大关联, 但其毕业后, 即“辅佐父亲经营面粉纺织和金融等庞大的家族企业” (《荣毅仁生平》, 《人民日报》2005年11月5日) 。一方面, 如上文所述, 其堂兄荣鸿元其兄荣尔仁等较早涉入家族企业管理活动, 则父兄对其的影响必不可少。除早年在工厂实习所外[3], 大学毕业前荣毅仁基本未直接参与企业管理事务, 但之后荣毅仁主要在无锡茂新面粉厂恢复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既有具体的亦包括管理方面, 后者甚至更为关键。其早年或曰建国前独立承担家族企业发展的主要事迹即为主持修复茂新一厂, “抗战时期, 日军侵占无锡后, 茂新一厂全部烧掉;二厂也有很大损失。”后“被迫出租给日商”, “直到抗战胜利后, 无锡茂新面粉厂才从日商手中收回”[2]135。

茂新面粉厂, 茂一厂为荣家企业起点[1]130, 一直是荣家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吾局一切之发源, 不幸被毁, 余为痛心, 时刻以筹备恢复为职志, 命四儿 (荣毅仁) 计划复业, 以吾心为心, 经两年之久, 始见完成开工, 堪以稍慰”[1]201。战后荣德生把重建茂新面粉厂视为一件大事, 委任荣毅仁承担此事, 也是对其的充分信任, 当然包涵着以此来锤炼提高其参与企业管理能力的可能, 所以“完成开工, 堪以稍慰”, 则不仅是对荣毅仁主持茂新恢复生产的满意, 也是对其工作能力的认可。荣毅仁就是通过“两年之久”的努力, 恢复茂新面粉厂生产, 介入家族企业并逐步开始独当一面, 而“茂一被敌毁尽, 余以此厂为吾事业起点, 决心复建, 四儿全力擘划, 二年来差幸恢复……停却十年, 至今复业, 四儿用全力促成。”[2]206这个重建的过程, 也很艰辛, 通过这次锻炼, 荣毅仁很快成长为一个能够“擘划”企业蓝图的管理者。

在此前抗日战争期间, 荣毅仁曾参与堂兄荣鸿元创办的三新银行, “鸿元兄弟前年组建三新银行, 意欲茂新投资入股, 余不赞成”[1]170。荣毅仁在其中曾担当一些管理角色, 也有一定股份参与, 但最终随着三新银行的关闭而不了了之。在1944年, 因为申二、申九利润巨大, 荣鸿元和荣鸿三兄弟利用股息投资房地产, 又开办三新银行, 根据1944年2月15日三新银行创立会纪录可知, 董事为荣鸿元、鸿三、尔仁、一心、毅仁。其中荣鸿元为董事长, 总经理荣鸿三[2]156。荣德生对三新并不赞成, “鸿元兄弟前年组织三新银行, 意欲茂新投资入股, 余不赞成”1]170。时任茂新面粉公司经理的荣毅仁出资二千万, 认股数二十万股, 为经理。这是荣毅仁主持茂新之外, 另一个重要经历, 其以茂新经理身份出资, 荣德生虽不赞成, 荣毅仁仍能入资, 说明荣毅仁在此时已有足够支配权力。“抗战胜利后, 国民政府限令所有敌伪政府注册的银行一律停办, 因此三新银行于1945年10月停业整理”, 后虽试图恢复, 终未果。三新银行先后存在一年有余 (1944.1-1945.10) , 这一时段, “茂一毁, 茂二出租, 茂四停”, 茂新面粉系统并无多少业务可言, 或即此时, 荣毅仁在三新出任经理有较为充裕精力[1]171。在恢复茂新生产后, 荣毅仁一直担任面粉厂厂长经理, 直至上海解放, 荣毅仁与荣纪仁鸿仁主持茂新各厂, 研仁主持天元[2]397。据《申新系统档案资料》 (上海档案馆编号:Q193-1-402) 可知, 荣毅仁在上海解放后初期亦以参与面粉加工方面的工作为主, 稍后才参与申新系统的改造等。这显示其在家族企业中主持面粉厂为其所长。

综合以上初步考察, 可以发现, 荣家企业作为中国近代最大的民族资产阶级企业, 在建国前有过长足的发展, 亦曾因局势变动, 特别是战争的发生而导致企业受到严重损耗, 国民党政府的官僚资本主义政策也限制了其进一步的发展, 最终经过较为艰难的发展直至新中国成立。荣毅仁早年参与茂新面粉厂的恢复建设与生产, 从而得到了较为全面的锻炼, 开始在家族企业中独当一面地承担企业管理, 这些都为其建国后主持申新系统生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 荣毅仁能在新中国成立时留在国内, 并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进行公私合营, 后又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纺织部副部长, 及改革开放新时期主持中信。其建国后的经历体现出荣毅仁秉承其家族特别是其父荣德生爱国主义的情怀。

参考文献

[1]《乐农史料选编》整理研究小组.荣德生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2]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 (下册) [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3]计弘赓.荣毅仁传[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12316金农热线拜早年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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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满乾坤、福遍华夏;癸巳年里祝广大农民朋友们开春播种长新芽, 入秋收获喜丰收, 年终岁末鼓腰包, 蛇年大吉大利!

12316金农热线咨询分析师雨露:

早年学术活动 篇3

借古典故事、英雄人物以表达某种理想或见解, 又出自哪里呢?传统绘画虽也有这种先例, 但毕竟不太多。旅居美国的谢里法认为, 徐悲鸿的这种古典理想倾向是受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新日本美术的启示。自明治以后, 日本美术接受西方绘画潮流的影响, 出现了以横山大观、下村观山、菱田春草、藤岛武二、中村不折、青木繁等为代表的“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的历史画”。

文中述及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画坛的“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的历史画”, 其历史背景是明治后期以冈仓天心为精神领袖, 以文中所举诸家为代表画家的“新日本画运动”的兴起。

同时期历史文化语境下, 新日本画运动中盛行历史题材潮流的影响是否波及留日期间傅抱石的人物故实画创作?如肯定这一影响, 那么具体在哪些方面影响?影响得深与浅、多与少?等等这些问题, 学界持见不一。持彻底肯定态度的, 以张国英和林木为代表。张著《傅抱石研究》中“傅抱石与日本画风”一章将日本画家的历史画与傅氏历史题材人物画细致比较, 可视为目前对此问题最为深入的研究。

林著《傅抱石评传》中全面引用了张国英的观点, 并进一步确认了日本历史画风对傅氏人物画的直接影响。大致是通过比较相同 (或相类) 的画名或画题来近乎决断地指出当时日本画家的历史画对傅抱石人物故实画的直接启发和深度影响。张、林二著中这种对应比较的阐述及其得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艺术史规律的, 具备一定的说服力, 但细究则发现, 径言傅抱石的人物故实画在画题上即是对日本历史画的完全吸纳或直接相继, 甚至说“傅抱石人物画受日本画家的影响是非常具体而实在的”, 尚存片面和牵强之嫌。

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传统画题是人皆可见、可晓并可用的公共知识资源, 举世共享之, 决无国人与日人之别。张、林二著中谈到的日本诸家所作《五柳先生》《归去来图》《兰亭修禊》《竹林七贤》《苏武牧羊》《赤壁舟游》等, 在中国古代画学文献中屡见记载, 俯仰可得, 并有历代若干与这些画题相关的画迹传世。作为赴日留学前就已经撰写出《国画源流述概》和《中国绘画变迁史纲》等美术史著作的傅抱石, 对重要的画学文献和作品图像必定较为熟稔, 加之他对文史古书和古典文学的积年嗜好, 凭借个人读书与学识储备完全可以撷获并钻研这些传统画题。这一修习基础在赴日前就应该具备了。他早年数量极少的、有文字记录的画作中, 就有一帧作于1930年的《醉翁亭记图》, 叶宗镐著《傅抱石年谱》称此图为“傅氏第一幅写意山水与工笔人物相结合的作品”。欧阳修这篇名文富含较强的情节性, 依托文中的人物和情节, 傅画也显然属于人物故实作品, 据此可知, 其古典历史题材的人物故实画在赴日前就已经着手创作了。

另外, 讨论日本历史画对傅抱石人物故实画的影响, 两者主题内容的衡校自然是重要一环, 但还应关注人物形象、构图特征、技法语言和风格意蕴等要素, 仅就画名和主题来谈, 略有单薄。此外, 万新华著《傅抱石艺术研究》中也引用了张国英的分析, 认为“对日本绘画的汲取, 傅抱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逻辑”, “傅抱石对日本绘画的学习, 更多的是一种对革新精神和创新思路的启发”。而之后谈到技法时称, 傅抱石常画的《二湘图》“一顾一盼的人物造型特征应该得自于日本浮世绘美人画的启发”似不完全确切。

因为从图像经验继承上分析, 明代文徵明的《湘君湘夫人图》中的“二湘”形象已经是这种人物造型和构图形式, 傅氏在酝酿该画题创作时不可能不参看文徵明图, 而对前代同题画作的学习中必然对这些要素进行了参酌和承嗣。由此可见, 傅抱石人物故实画的题材来源和形式借鉴是丰富而复杂的, 中国绘画传统的滋养与日本历史画的影响都不可或缺。但谈论后者时最好能够做出详实而有据的细部解析, 整体上笼统的比照尚不能达到这一研究期望。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待将来傅氏早期留日前后相关材料的进一步丰富, 或可收获广为学界信服的结论。

统观现有全部傅氏在日画迹记载, 能大致认为是人物故实画的最多只有《洗马图》《渊明沽酒图》《柳夫人名如是》和《树犹如此》四幅。从画题上来说, 这些作品与当时日本历史画的联系都并不是紧密直接的, 只是出于中国传统文史资源。因作品图像不得见, 故在技法、风格、形式等方面的关系也不足言明。

归国后的人物故实画作品中, 有两幅画最值得关注, 即在画名上直言摹仿于日本画家桥本关雪的《拟关雪赤壁舟游》 (1936) 和《仿桥本关雪石勒问道图》 (1940年代) 。前者为立轴构图, 上部留白, 中部画一乌篷小舟, 舟中画五人, 舟头白衣高冠端坐吹箫者一人, 舟内乌篷下坐而聆听者三人, 舟尾掌舵舟子一人。人物多用简笔勾勒, 有三人淡墨微染, 五官、须发皆点到为止, 而凝神闻箫之情态颇为传神。左上方篆书题款:“丙子六月, 抱石写关雪意。”我们可以看到桥本关雪作于昭和10年 (1935) 的《赤壁前游图》, 为书画合一的手卷形式。张国英和林木都认为傅抱石《拟关雪赤壁舟游》所仿是关雪此图。但对比这两图, 确实差别很大, 所以叶宗镐说“此画题款意为仿日本画家桥本关雪笔意, 而两者比较, 无论构图、画法, 均毫无相同处”。

笔者认为, 傅抱石未必就是模仿这一本, 关雪笔下这一画题是否会有更早的本子?其他图未见, 也不能断语。《仿桥本关雪石勒问道图》从画题上看属于传统人物故实画, 《宣和画谱》卷一载隋展子虔等绘过此图。傅氏所作此幅, 持弓佩剑武士即是石勒, 问道于红衣僧人之前。傅氏所仿为桥本关雪的《访隐图》, 该图于昭和5年 (1930) 在第11回帝展展出。对比傅图与关雪原作, 在人物形象塑造和画面整体构图上存在颇多类似之处。两图皆将高僧佛图澄与石勒置于一带斜坡之上, 一株巨冠大树之下, 只是关雪作此树盘曲枯干, 似寒林冬景, 而傅氏则劲毫狂扫水墨淋漓, 映现一隅浓荫。

两图中人物的姿态和位置, 以及隐者的手势、衣袍的样貌, 武者的弓箭、佩剑和腰带的盘结等细节几乎完全一致。只是傅氏换成了红衣光头老僧, 其形貌与傅画《醉僧图》《赚兰亭图》《无量寿佛》等作品中的僧人形象相同, 而武者的头巾、衣服的颜色等也做了变更, 还将关雪画中隐者身边的黑色酒壶、武者旁边的白犬以及画面下方的黑马省略了, 只单纯的图绘了两个人物。在人物神态上, 关雪图中“武者的动与隐者的静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两人目光锐利, 保持着紧张的状态”, 而傅画中佛图澄的神态更为恬淡超然, 石勒则微微低目, 宛若听毕佛法后沉入若有所思的反省之境。将关雪的有发隐者变作无发高僧, 将气氛紧张的锐目相对变作静穆肃然的省心问道, 也可见傅抱石对这一古典故实的深入理解。

除了这两幅傅氏仿关雪作品, 依张、林二著所言, “傅抱石画过数幅的《琵琶行》, 则与桥本关雪1910年第四回文展的得奖作品《琵琶行》相关。”这一说法也值得商榷。傅抱石在1940年代画过数幅《琵琶行》, 这一画题依据白居易脍炙人口的名篇所绘。桥本关雪作于明治43年 (1910) 的这一《琵琶行》, 画中交错三只船, 中间船上一女两男, 女子即是琵琶女, 正微低双目, 似倾诉身世, 琵琶横于身侧, 对坐江州司马与其友, 正凝神静听若有所虑。人物刻画极其细致, 也属于受西方写实手法影响的创作。傅画此题个性独特, 如现藏南京博物院的一帧约作于1944年的《琵琶行》, 立轴构图, 上半部分绘一客舟泊于江畔, 浓荫掩映, 舟上三人, 琵琶女弹弦, 江州司马与其友倾听, 下半部分绘三位随从牵马以待。图中所有人物皆各自凝神, 琵琶曲如水流淌, 宛若纷纷激活了每个人心中的故事。江州司马低首沉思, 遥忆旧乡, 心绪愀然, “天涯沦落”的客寄之凄情又何止其独具。相对于关雪之作, 傅画《琵琶行》更善于以传神的人物刻画传递丰富的心理空间, 幽远的诗意与深邈的画境彼此交融。

由这几幅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出, 傅抱石对桥本关雪的模仿有直接的图像借鉴, 更有自出心裁的学习式新变, 且更多的是在模仿关雪作品过程中对画题内容和绘画表现的进一步个性化研究与创造。这也可以看作是傅氏对日本历史画诸家借鉴、学习的一个基本规律和重要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