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和看法

观点和看法（共6篇）

观点和看法 篇1

对当前房地产发展的政策, 有许多不同的解读, 有着不同的意见。在学术探讨上, 我们应该做到实事求是、科学分析、理性思考、民主讨论。

十年前, 我和学术界的一些专家学者对中国的住房改革问题进行过研究, 出过一本书叫《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其中的观点, 我认为到现在还是基本正确的。

制定政策很重要的一项是基本观点, 再一项是政策的优先顺序——优先解决什么问题, 其次解决什么问题, 等等。

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个基本观点: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应当充分肯定。

我们国家人口众多, 现在还处在发展阶段。住房是每个人都必须的, 做不到居者有其屋, 最起码要做到居者有其所。从世界来看, 不大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子, 美国住房自有率最高的时候也只有64%, 这两年因为次贷的原因, 有一些房子被没收了, 住房自有率下降了。德国住房自有率只有50%多, 我们国家的统计数据是住房自有率72%。

从我们国家来看, 居者有其所更加重要。因为我们国家每年新增的劳动力就将近1000万人, 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又有1000万人。再加上还有人希望改善住房, 所以住房的需求是长期存在的, 也必须满足人们的这个基本生活需求。

住房的建设对于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很明显的。我们在十年前做过一次研究, 发现100元钱的房地产投资, 可以拉动上下游170到220元的投资——住房要有钢铁、物、材、水泥, 搬家时家具、家电需要更换, 搬家公司也是服务行业。我们现在正进一步做研究, 还是用投入产出和一般可计算均衡来计算住房的作用。

住房对就业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根据统计, 一万平方米的建设可以解决一百个人的就业问题。就业是民生之本, 所以通过发展住房可以解决部分就业问题。

在我们国家应对金融危机、去年实现保八过程中, 住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去年中国经济增长8.7%, 根据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在消费的贡献中, 住房的销售量增长41%。

所以说, 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阶段中, 住房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 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有人说发达国家不一定都拿住房作为支柱产业, 有一些人甚至提出中国的经济要去房地产化。我个人不敢认同。因为发达国家基本解决了住房问题, 人口增长也很慢, 有的甚至是人口负增长, 住房相应的重要性就体现不出来了。而从中国来看, 起码在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 住房作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的支柱产业是不能否认的。

中国经济不可能去房地产化。我们要按照中央的政策, 使房地产业健康地发展。

第二个基本观点:住房有双重性, 既有保障性又有商品性。

要通过政府的支持来解决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难问题, 同时, 我们也要通过市场来解决商品房的供应和需求问题。有一个观点说住房是准公共产品, 我个人不敢苟同。如果说住房是准公共产品, 那政府就应该对所有人的住房问题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这不仅不可能做到, 也不应该这样做。对于高收入者, 为什么还要给他补贴?他买房子要按照市场规律买。

廉租房可以说是公共产品, 因为它完全是政府提供的、补贴的, 也没有产权, 经济适用房可以说是准公共产品, 因为政府给予补贴, 但是需要个人拿一部分钱购买。至于商品房, 那就是商品, 怎么能说是公共产品?我们一定要把概念弄清楚——住房的问题, 一方面要通过保障性住房来解决一部分, 另一方面, 还是要通过市场提供商品房, 把所有住房都说成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 这样即不应当, 也不可能。

第三个基本观点:从长远来看住房的价格是上涨的。

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规律, 住房价格的上涨是波浪式的前进, 螺旋式的上升。为什么这样说?从长期来看, 土地是一个稀缺资源, 我们要保18亿亩的耕地红线, 除此以外土地的供应是有限的。在经济学里, 土地的价格弹性是刚性的, 就是说, 土地的价格总是要上涨的。

从总的趋势来看, 生产资料的价格也是上涨的, 包括钢材、水泥、木材等等。随着经济的发展, 劳动力的价格、劳动者的收入也会不断提高。从这些基本的因素来看, 住房价格怎么可能不上涨?不管中外, 可以拿十年作为一个周期比较, 十年前的房价肯定比现在的房价低, 这是没有疑问的。

从供应和需求的角度来看, 房价下跌时必然导致两个结果, 一个是能够买房的人多了, 需求可以有更多的增加;另一点是, 愿意卖房的人少了, 因为利润低了。这样的结果到一定程度以后, 就可能造成由于需求的推动使价格又重新往上走, 像2008年、2009年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现象。

说遏制房价过快上涨, 是指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地上涨, 但不可能房价一直往下跌。有舆论说, 房价应该跌40%-50%, 我不知道说跌房价40%-50%根据是什么。我们在2005年做过房地产的研究, 通过对北京、上海、福州三个城市的分析, 得到的数据是, 土地占25%, 建安费用占25%, 开发商利润占30%, 政府税费占20%。有了土地增值税以后, 开发商的利润和政府税费变成一半对一半, 简称说是4个1/4。如果建安费用和土地价格不能掉的话, 怎么会有40%-50%的降价空间呢?因为建安费用肯定是不能掉的, 土地价格也不可能掉, 政府税费现在也没有说减少, 而且从有一些政策来看还是在增加的。

还有人说, 房价要回到2005年。这个也不大可能。2005年到现在, 物价指数上涨了多少?对于房价, 无论是从通货膨胀角度, 还是从供求关系的角度来看, 短期可能会下降, 长期是会上升的, 而下降的幅度也不可能很大。

三个优先顺序

解决住房问题, 我们要从政策上考虑解决优先顺序。

我认为, 首先要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要。

前几年我跟建设部合作, 对廉租房做过研究。我专门组织了国内的调研、国外的调研, 随后提出了一个报告。当时的分析是无房和住房特别困难的住户大概是800多万户, 这些人必须通过廉租房来解决。这几年, 廉租房政策基本明确, 各地对建设廉租房的行动也在加速。可以说, 只要资金有保障, 按照现在的政策做下去, 明年, 最迟后年应该可以解决廉租房问题。

但在经济适用房方面, 问题还比较多。一个是住房的标准不够明确, 一个是受保障人的标准不够明确。我曾经提出, 经济适用房的标准不能过高, 明确保障的条件要紧。但现在来看还是存在很多问题, 像北京回龙观的经济适用房有的100平方米、130平方米, 经济适用房这么高的标准, 公务员自己就可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也有一些地方的经济适用房小区成了公务员的住宅小区。经济适用房本来是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 却变成了公务员小区, 是不合理的。我讲过, 掌握分配权不能有优先选择权, 如果掌握分配权的人又有优先选择权, 那必然要出现腐败。

经济适用房标准过高, 也容易使不够保障条件的人感觉不公平。划线总得划到一个道上, 超过多少标准就不能买经济适用房?我一直主张, 经济适用房既然是保障性住房, 住房本身的规格不能高, 在保障的条件上要严格, 不能拿政府的钱补贴给了高收入的人。

第二个优先顺序, 要解决中等收入的无房户, 像新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大家一般把中等收入说成是夹心层, 实际夹心层也有不同的情况。这里头一些人确实是没房, 一些人是想改善住房, 一些人是想买第二套住房。在中等收入阶层里, 我们应该关心那些无房户。

这些人的住房怎么解决?这些人有不少是买不起房的, 因为他没有财产性收入, 他的工资收入要买房还有很大差距。对这些人怎么保障?为了增加住房的供应, 现在提出公租房, 让中等收入的无房户能够先有地方住, 等他有了买房能力以后再去买房。提出公租房是中央非常正确的决策, 要抓紧落实。

第三个优先顺序, 就是改善性住房。

从中国来看, 目前住房需求很大一块是改善性住房。这些人多半是什么情况?原来可能是通过单位的福利分房或者通过原来的房改有了一套住房, 但觉得现在房子小了, 希望买好一点的房子。

这一类的需求有很多人, 但还在持观望的态度。成交量大量下降, 是不是说明需求大量减少?不是。只是说我有钱赚, 房价可能还要跌, 我先不买。

现在很多学者, 一讲住房收入比, 就说中国住房收入比太高, 这对于没房户是对的, 但是对于改善型住房户是不对的, 在国外也不这么算。

我认为, 我们应该考虑改善性住房的人的需求。对于改善性住房而言, 是不是可以这样考虑, 要买第二套房, 就要把第一套房卖掉?这当然得有一套程序, 银行证明、价格评估等等。如银行按照新买房价格减掉原来买房的价格来算贷款, 而这个贷款按正常利率贷不提高利率, 这样能解决部分改善性住房的需求。不然的话, 实际上是增加了这一部分人买房的负担。

住房问题的解决不能全部依靠政府, 要依靠政府这只手和市场之手, 依靠保障房和商品房两条腿推进解决住房问题。对投资型、投机型购房要限制, 要从金融的手段上、政策手段上给予限制。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随着人民收入的提高, 对住房的需求起码在十年之内会不断地增长。房价过快上涨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对消费者不利、对生产者也是不利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学习和努力贯彻中央的一系列政策, 来促进中国房地产业健康、平稳、持续的增长。

摘要：对当前房地产发展的政策, 有许多不同的解读, 有着不同的意见。在学术探讨上, 我们应该做到实事求是、科学分析、理性思考、民主讨论。十年前, 我和学术界的一些专家学者对中国的住房改革问题进行过研究, 出过一本书叫《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其中的观点, 我认为到现在还是基本正确的。制定政策很重要的一项是基本观点, 再一项是政策的优先顺序——优先解决什么问题, 其次解决什么问题, 等等。

观点和看法 篇2

I have recently done a survey about how a teenager can have a successful life.

Most students believe it s necessary to study hard. After all, study plays a key role in their life. They also agree they should respect their parents, who look after them every day. Besides, they re ready to serve the society and in their opinion its really meaningful. What s more, they think each teenager is supposed to make a good plan for future.

王焱　武断的观点和立场是有害的 篇3

人物周刊：有人把《读书》读者的流失归因于外部图景的变化：1980年代毕竟不复存在。在你看来，1990年代中后期盛行的三农问题、恐怖主义、金融危机这样相对专业的话题，可否继续延用《读书》1980年代坚持的文风？知识越来越细分，《读书》是否应该放弃类似相对专业的讨论？

王焱：过去10年，中国知识界处于分化重组的过程，观点各异，众说纷纭，各种争论层出不穷，1980年代那样以改革、开放、多元为共识的时代确实已经不复存在，“共识破裂”这是一个前提。但是把读者的流失简单归因于这个共识的破裂是不太负责任的。

1980年代，《读书》的目标读者是明确的，就是广义的知识分子。不论何种讨论，不同专业的知识分子，都要能看得懂。知识分子的平台上，相对专业的讨论，无论何时都是必须的，但不能说，《读书》讨论三农问题是为了给三农专家看的，杂志又不叫《三农研究》。还是要兼容并蓄，单纯地靠左派路径、经济主义、法制主义，或所谓的三农专家，都很难对问题有全面认识。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共平台过于强调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也是不可取的。

人物周刊：学者的专业化、体系化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大众文化的兴起。后者的蓬勃发展，是否使《读书》的式微成为必然？

王焱：1980年代，《读书》的着力点之一，是自己的定位，她不同于学术期刊，也不同于一般性的大众读物，她介于大众文化和学术刊物之间。大众文化和学术期刊之间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她们之间有个莫大的可耕耘的过度地带，也是个莫大的市场份额。简单地说这一地带受到了毁灭性的冲击，没有任何可耕耘的空间和价值，是不严谨的。

举例说，《纽约书评》是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但它的文风也很幽默、风趣，一般的知识分子也能看得懂的。它的定位，是建立在广义知识分子基本素养上的。广义知识分子的基本共识是有的，不能说全破坏了。当然，这一共识也需要培养的。进入近代以后，学科分化，知识越来越专业化体系化，但知识分子的共识应该是源远流长的。

人物周刊：如何评价1996年汪晖入职前后的《读书》，他的学者气质对《读书》可能的影响？

王焱：不严谨地说，1996年前，《读书》的目标是搭台，搭一个知识分子公共交流的平台，编辑部只是搭台的，唱戏的是别人。编辑部自己不要有强势的立场和观点来左右这个平台，如果你自己忙于唱戏，那和你调子不一样的，下次肯定就不来了。即使你再标榜自己是兼容并蓄的，但客观上，人家不来了。

不同意见、观点，很正常，编者是要替作者着想的。不是说，你的观点和我的不一样，我就不用，而是说，我作为编者，从作者的角度考虑，如何论述得更好，逻辑完善、语言生动等。没有偏见，他下次还来唱两段。特有主见，便不容易扮演公共平台的角色。如果你的倾向特别明显，那我何必到这来说一些你不爱听的话呢，我可以到别的杂志上去呀，不像1980年代那样，现在杂志那么多。

人物周刊：介入当代社会问题的讨论，势必产生尖锐、冷峻的论争，如何保持《读书》1980年代的那种优美、雍容的写作风格和编辑思路？这种风格，现在的《读书》是否已经丢失？

王焱：可能已经丢失了。分析问题时，不应该嬉皮、后现代，无所敬畏，也不应该总认为自己真理在手，而应该有适度的谦卑吧。具备了对知性和理性的敬畏，以及对知性和理性的局限的了解，自然而然地有了优雅之感，这本身也是知识分子的气质和特点。

评论任何事，都应该对其复杂性有所了解，知道其复杂性所在，就不会武断、专断，不容许别人的声音了。武断自然就排斥了复杂和其他可能性。

另一个能力，便是呈现复杂的能力，看台湾政论文章，把政客们那些内心的小九九，剖析得纤毫必现。讨论问题时，尽可能保持可读性，敏感于语言风格和人文趣味，不无原则逢迎，也不强加于人。

人物周刊：1988年，你离开《读书》后去社科院做专业研究，在你看来，《读书》由出版家或学问家操盘哪个更合适？

王焱：我的大体感受，相对编者而言，学者要独断一些。学者没有独断精神，他也就没办法做学问了。这个也有道理，那个也有道理，那我说什么。这就是所谓“片面的深刻”。

一开始做《读书》编辑，各路观点涌来，需要保持审视和距离，再互相比较，看得多了，发现武断是不可取的。即便揣摩之后，形成自己的观点，也应该足够谦卑，随时准备修正。像尼采说的，所谓视角主义，就是说你只是站在一个特定的视角上，而不可能站在全知的视角上，这样想来更不可能武断了。

武断的观点和立场，对《读书》这样的公共平台而言，是个非常大的损害。而文风，其实是思想的投射，武断的人很难写出谦逊的、优雅的、与人为善的文章的，就更难认可这样的风格了。

王焱

观点和看法 篇4

制定政策很重要的一项是基本观点, 再一项是政策的优先顺序, 即优先解决什么问题, 其次解决什么问题等。

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 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应当充分肯定。我们国家人口众多, 现在还处在发展阶段。住房是每个人都必需的, 做不到居者有其屋, 最起码要做到居者有其所。从世界来看, 不大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子, 美国住房自有率最高的时候也只有64%, 这两年因为次贷的原因, 有一些房子被没收, 住房自有率下降。德国住房自有率只有50%多, 我们国家的住房自有率为72%。

从我们国家来看, 居者有其所更加重要。因为我们国家每年新增的劳动力就将近1000万人, 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又有1000万人。再加上还有人希望改善住房, 所以住房的需求是长期存在的, 也必须满足人们的这个基本生活需求。

住房的建设对于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很明显的。我们在十年前做过一次研究, 发现100元的房地产投资, 可以拉动上下游170到220元的投资——住房要有钢铁、物、材、水泥, 搬家时家具、家电需要更换, 搬家公司也是服务行业。我们现在正进一步做研究, 还是用投入产出和一般可计算均衡来计算住房的作用。

住房对就业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根据统计, 1万平方米的建设可以解决100个人的就业问题。就业是民生之本, 所以通过发展住房可以解决部分就业问题。

在我们国家应对金融危机、去年实现保八过程中, 住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去年中国经济增长8.7%,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在消费的贡献中, 住房的销售量增长41%。

所以说, 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阶段中, 住房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 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有人说发达国家不一定都拿住房作为支柱产业, 有一些人甚至提出中国的经济要去房地产化, 个人不敢认同。因为发达国家基本解决了住房问题, 人口增长也很慢, 有的甚至是人口负增长, 住房相应的重要性就体现不出来了。而从中国来看, 起码在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 住房作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的支柱产业是不能否认的。中国经济不可能去房地产化。我们要按照中央的政策, 使房地产业健康地发展。

第二, 住房有双重性, 既有保障性又有商品性。

要通过政府的支持来解决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难问题, 同时, 我们也要通过市场来解决商品房的供应和需求问题。有一个观点说住房是准公共产品, 本人个人不敢苟同。如果说住房是准公共产品, 那政府就应该对所有人的住房问题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这不仅不可能做到, 也不应该这样做。对于高收入者, 为什么还要给他补贴?他买房要按照市场规律买。

廉租住房可以说是公共产品, 因为它完全是政府提供的、补贴的, 也没有产权, 经济适用住房可以说是准公共产品, 因为政府给予补贴, 但是需要个人拿一部分钱购买。至于商品房, 那就是商品, 怎么能说是公共产品?我们一定要把概念弄清楚——住房的问题, 一方面要通过保障性住房来解决一部分;另一方面, 还是要通过市场提供商品房。把所有住房都说成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 这样既不应当, 也不可能。

第三, 从长远来看住房的价格是上涨的。

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规律, 住房价格的上涨是波浪式的前进, 螺旋式的上升。为什么这样说?从长期来看, 土地是一个稀缺资源, 我们要保18亿亩的耕地红线, 除此以外土地的供应是有限的。在经济学里, 土地的价格弹性是刚性的, 就是说, 土地的价格总是要上涨的。

从总的趋势来看, 生产资料的价格也是上涨的, 包括钢材、水泥、木材等。随着经济的发展, 劳动力的价格、劳动者的收入也会不断提高。从这些基本的因素来看, 住房价格怎么可能不上涨?不管中外, 可以拿十年作为一个周期比较, 十年前的房价肯定比现在的房价低, 这是没有疑问的。

从供应和需求的角度来看, 房价下跌时必然导致两个结果, 一个是能够买房的人多了, 需求可以有更多的增加;另一个是, 愿意卖房的人少了, 因为利润低了。这样的结果到一定程度以后, 就可能造成由于需求的推动使价格又重新往上走。

说遏制房价过快上涨, 是指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地上涨, 但不可能房价一直往下跌。有舆论说, 房价应该跌40%—50%, 但这是否有根据?我们2005年做过房地产的研究, 通过对北京、上海、福州三个城市的分析, 得到的数据是土地占25%, 建安费用占25%, 开发商利润占30%, 政府税费占20%。有了土地增值税以后, 开发商的利润和政府税费变成一半对一半, 简称说是4个1/4。如果建安费用和土地价格不能掉的话, 怎么会有40%—50%的降价空间呢?因为建安费用肯定是不能掉的, 土地价格也不可能掉, 政府税费现在也没有说减少, 而且从有一些政策来看还是在增加的。

还有人说, 房价要回到2005年。这个也不大可能。2005年到现在, 物价指数上涨了多少?对于房价, 无论是从通货膨胀角度, 还是从供求关系的角度来看, 短期可能会下降, 长期是会上升的, 而下降的幅度也不可能很大。

三个优先顺序

解决住房问题, 我们要从政策上考虑解决优先顺序。本人认为, 首先要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要。

前几年本人对廉租住房做过研究。专门组织了国内的调研、国外的调研, 随后提出了一个报告。当时的分析是无房和住房特别困难的住户大概是800多万户, 这些人必须通过廉租住房来解决。这几年, 廉租住房政策基本明确, 各地对建设廉租住房的行动也在加速。可以说, 只要资金有保障, 按照现在的政策做下去, 应该在近几年可以解决廉租住房问题。

但在经济适用住房方面, 问题还比较多。一个是住房的标准不够明确, 一个是受保障人的标准不够明确。我曾经提出, 经济适用住房的标准不能过高, 明确保障的条件要紧。但现在来看还是存在很多问题, 例如, 北京回龙观的经济适用住房面积达到100—130平方米, 这么高的标准, 公务员自己就可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经济适用住房本来是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 却变成了公务员小区, 是不合理的。本人认为, 掌握分配权不能有优先选择权, 如果掌握分配权的人又有优先选择权, 那必然要出现腐败。

经济适用住房标准过高, 也容易使不够保障条件的人感觉不公平。画线总得画到一个道上, 超过多少标准就不能买经济适用住房?本人一直认为, 经济适用住房既然是保障性住房, 住房本身的规格不能高, 在保障的条件上要严格, 不能拿政府的钱补贴给高收入的人。

第二个优先顺序, 要解决中等收入的无房户, 像新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大家一般把中等收入说成是夹心层, 实际夹心层也有不同的情况。这里面一些人确实是没房, 一些人是想改善住房, 一些人是想买第二套住房。在中等收入阶层里, 我们应该关心那些无房户。

这些人的住房怎么解决?这些人有不少是买不起房的, 因为他没有财产性收入, 他的工资收入要买房还有很大差距。对这些人怎么保障?为了增加住房的供应, 现在提出公租房, 让中等收入的无房户能够先有地方住, 等他有了买房能力以后再去买房。提出公租房是中央非常正确的决策, 要抓紧落实。

第三个优先顺序, 就是改善性住房。从中国来看, 目前住房需求很大一块是改善性住房。这些人多半是什么情况?原来可能是通过单位的福利分房或者通过原来的房改有了一套住房, 但觉得现在房子小了, 希望买好一点的房子。

这一类的需求有很多人, 但还在持观望的态度。成交量大量下降, 是不是说明需求大量减少?不是。只是说自己有经济能力, 房价可能还要跌, 就先不买。

现在很多学者, 一讲住房收入比, 就说中国住房收入比太高, 这对于无房户是对的, 但是对于改善性住房户是不对的, 在国外也不这么算。

本人认为, 我们应该考虑改善性住房的人的需求。对于改善性住房而言, 是不是可以这样考虑, 要买第二套房, 就要把第一套房卖掉?这当然得有一套程序, 银行证明、价格评估等。如银行按照新买房价格减掉原来买房的价格来算贷款, 而这个贷款按正常利率贷不提高利率, 这样能解决部分改善性住房的需求。不然的话, 实际上是增加了这一部分人买房的负担。

住房问题的解决不能全部依靠政府, 要依靠政府这只手和市场之手, 依靠保障房和商品房两条腿推进解决住房问题。对投资型、投机型购房要限制, 要从金融手段上、政策手段上给予限制。

观点和看法 篇5

目前，全国的行政服务中心已达1800多家，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市县。为什么这项由地市一级兴起的自发改革，能够在五六年的时间内遍及全国，并迅速形成燎原之势？我们认为，这是中心在创办过程中始终坚持服务至上与高效便民原则，把政府过去想到而没做到的事情变成了现实，从而深受社会关注和百姓拥护的结果；也是中心的诞生和发展充分体现并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政府职能转变要求的结果。所以，行政服务中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它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共始终。

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没有理论的实践则是盲目的实践。行政服务中心这一新事物，要想健康的发展，决不能离开理论的指导。所以，我们在建设行政服务中心的过程中，不仅积极学习外地经验，推动工作实践，而且，主动对这一事物进行理论探讨，用理论引导实践。现将我们这方面的探讨结果作如下概述。

一、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行政许可法和行政服务中心的关系问题

我们认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许可法和行政服务中心，这三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从时间上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先，行政许可法和行政服务中心在后；从哲学关系上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形式，行政许可法和行政服务中心是内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因，行政许可法和行政服务中心是果。从实践过程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速了行政许可法的出台和行政服务中心的诞生，而行政许可法和行政服务中心的出现不仅丰富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内容，同时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改革。它们之间的关系还可以用两个比喻来说明，如果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纲，那么，行政许可法和行政服务中心就是目；如果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一棵大树，那么，行政许可法和行政服务中心就是这棵大树上结出的两个果实。假如没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那么行政许可法的出台和行政服务中心的发展将会延缓，或更加曲折；假如没有行政许可法的出台和行政服务中心的诞生，那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或可能有始无终，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行政许可法和行政服务中心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从行政许可法的出台过程看，行政服务中心可以说是行政许可法的实践基础。譬如行政许可法中关于实行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统一办理、一次告知等规定，以及高效便民原则的确定，都是总结了行政服务中心的做法而上升为法律条文的。反之，行政许可法的出台，又为行政服务中心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如各地当前为提高审批效率，对审批职能进行整合，设立行政许可科或行政服务科的做法，就是根据行政许可法关于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规定而采取的一项改革措施。由此可以看出，在下步的改革中，行政许可法将为行政服务中心的建设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而行政服务中心的不断发展，也将会为行政许可法在推进法制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作出最好的诠释。

二、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时期划分问题

我们认为，中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自发改革时期。即从1996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开始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到2001年国务院下发国发[2001]33号文件为止，大体五年多的时间。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国家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只是一般性的号召，没有做出统一的安排部署；国务院一些部门和沿海发达地区开始削减审批事项，减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南方一些城市开始探索建立政务超市；全国人大法工委开始着手行政许可法的调研、起草工作。

（二）统一改革时期。即从下发国发[2001]33号文件开始到行政许可法出台准备实施为止，大体三年的时间。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国务院批转了监察部、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体改办、中央编办《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2001]33号）等文件，并成立了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组织，对全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做出统一的部署；全国各地大幅度削减审批事项，下放审批权限；行政服务中心在全国遍地开花；《行政许可法》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出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三）依法改革时期。即从2004年7月1日实施行政许可法开始到完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行政管理体制为止，大约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全面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等行政法规；完善各级行政服务中心建设；依法规范各级行政机关的审批行为，把行政审批工作完全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三、关于行政服务中心的概念问题

各地的行政服务中心，无论是政府的派出机构，还是政府的直属机构；无论叫行政审批中心或便民服务中心，还是叫公共行政服务中心，其形式和内容都大同小异，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都是按照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管理方式、转变干部作风，提高行政效率、提高服务水平、提高防腐能力，服务人民群众、服务改革开放、服务经济建设的思路和要求，遵照“公开、公正、便民、高效、廉洁、规范”原则，把管理与服务、监督与协调、规范与引导有效结合起来，积极应对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由党委、政府共同决定建立的一个从机制上转变干部作风，从审批上优化发展环境，从源头上遏制审批腐败，从做法上同国际接轨，从行为上方便服务对象，从体制上推进服务型、效能型、法制型政府建设的载体和平台。

在一些地方，也有人认为：行政服务中心是一个以透明、便民、规范、高效为特征集中办理行政审批事务的办公场所。我们认为，这个界定有些过于简单化，未能完全体现行政服务中心的科学内涵。比较而言，我们认为还是前面的概括较为全面一些。

四、关于行政服务中心的结构与职能问题

行政服务中心与政府其它职能部门的最大区别，在于组织结构呈二元特征。即行政服务中心内部有两个层次：一是中心管理层，一般由中心的协调处（科）、督查处（科）、综合处（办公室）、投资代办处（科）等直属处（科）室组织，其工作人员的行政关系、工资关系、组织关系全部转入中心，工作经费由财政全额供给。管理层不是执法主体，没有具体执法权，在工作中只是代表政府对进驻中心的窗口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和办理的审批业务进行管理、协调、监督、指导和服务。二是窗口服务层。由窗口单位派驻中心的工作人员组成。窗口工作人员除组织关系转入中心外，其行政、工资关系仍在原单位。窗口服务层具有执法资格，代表单位行使法律赋予本单位的审批权力。

窗口单位进驻中心后，单位原有的审批职能、审批责任，以及对窗口工作人员的隶属关系没有任何改变，改变的只是审批的地点、审批的方式和管理的形式，即由分散审批变成了集中审批，由多章审批变成了一章审批，由暗箱审批变成了阳光审批，由串联审批变成了并联审批，由后监督审批变成了前监督审批。正是这些简单的变化，才使中心在提高行政效率、方便群众办事、优化发展环境、遏制审批腐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当前的实践看，各地行政服务中心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赋予其应有的职能，就中心管理层来讲，一般应具有以下职责：（1）落实进驻行政服务中心的窗口单位；（2）确定进入行政服务中心的许可事项、审批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并对这些事项的办理建立操作规程和开展日常监督检查；（3）按照行政许可法和其它法律、法规的要求对行政许可事项、行政审批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的登记、受理、审查、决定等环节的程序和时间进行规范；（4）对涉及2个以上单位的事项，协调建立联办机制并组织搞好联合办理；（5）督促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及单位，落实好公共服务事项的承诺办理制度；（6）制定中心管理制度，加强对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没有落实制度的窗口及窗口工作人员实施责任追究；（7）对窗口人员实施管理，并对其工作、学习、纪律情况进行阶段检查和考核；（8）受理办事对象或社会各方面对窗口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办理行政许可、行政审批、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投诉，并协调有关部门调查处理；（9）提供与行政审批相关的政策咨询、信息发布、公共服务、投资代理等配套服务；（10）对窗口单位之间存在的职能互相交叉与执行政策不一等问题予以协调；（11）对窗口单位的行政审批服务工作和下级行政服务中心的管理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和业务指导，（12）行使有本级政府授权的其他工作职责。

窗口服务层作为责任主体，应明确以下工作职责：（1）受理、办理由本单位负责的行政许可、行政审批、公共服务、行政事业性收费等事务；（2）答复群众由本单位办理的行政许可、行政审批、公共服务、行政事业性收费等事项的具体政策规定及办理情况的咨询；（3）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在行政许可、行政审批、公共服务、行政事业性收费等事项的办理上为办事对象提供更加快捷、高效的服务。

五、关于行政服务中心的基本作用与基本功能问题

各地行政服务中心，一般来讲能够发挥6个方面的作用：一是高效作用。即能够通过减化程序、压缩时间，提高办事效率；二是服务作用。即能够通过“一站式”平台，提供公共服务，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三是监督作用，即能够加强事前控制，实现事前监督，从源头上预防审批腐败；四是协调作用。即能够协调窗口单位分清职能，理顺职责，促进工作配合；五是规范作用。即能够规范审批行为，促进公平办事，推进依法行政；六是转化作用。即能够通过中心建立的新型运作机制，促进干部作风转变，促进政府职能转化，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从行政服务中心发挥的作用看，各地行政服务中心一般具有三种基本功能：一是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发展环境；二是提高行政效率，方便服务对象；三是强化事前监督，遏制审批腐败。

六、关于行政服务中心的效率与服务问题

效率和服务是行政服务中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前提。所以，提高效率和搞好服务，一直是每个中心都在努力解决的两个问题。

从实践看，提高审批速度，必须采取综合措施方能奏效。就多数地方的做法来看，在领导重视、认识到位的情况下，还必须从技术层面上解决好五个问题。

一是工作人员要到位。即窗口工作人员必须符合“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服务态度好”的标准，每个窗口工作人员都应该是单位领导信得过的业务骨干，不仅能够独挡一面，而且对单位的其他业务也比较熟悉。

二是领导授权要到位。即能够使窗口人员既能受理，又能办理。一般情况下，应将审批权分为受理权、审查权、核准权、监督权等几种形式，并将审批事项的受理权、审查权、核准权授予窗口人员和首席代表，把监督权授给主管领导，内部配合科室或窗口首席代表，在审批工作上形成“窗口受理办理，提高审批效率；办后及时归档，移交后方管理；后方及时监督，进行批后纠错”的审批权力运行新机制。

三是职能整合要到位。就是成立许可审批服务科或将分散在单位内部各科室的审批职能相对集中到1个科或2——3个科，解决多人管一事，多科管一事，互相掣肘，效率不高的问题。即一个科能干的事不要分给两个科干，一个人能干的事不要分给两个人干，尽量减少参与人员和中间环节，实行专职人员专一审批的办法，提高审批效率。

四是服务前移要到位。就是做审批工作的同志，无论是主管领导，还是具体办事人员，都要缩短服务距离，要全部由单位前移到大厅服务，解决单位科室与中心窗口两分离的问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一站式”办公。

五是基础设施要到位。就是要有足够的办公场地，先进的办公设备，以及内外办公网络，为实现集中办理、统一办理、联合办理、远程办理、便民高效提供必要的条件。

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不仅是各地中心大讲而特讲的一个口号，同时也是各地中心积极进行的一个实践。就平顶山的情况看，我们在优质服务方面，把口号变成实践的做法主要有限时服务、微笑服务、上门服务、预约服务、代办服务、跟踪服务、联合服务、快递服务、政策服务、廉洁服务、电子服务等10多种形式。这些服务形式是行之有效的，对各地中心来讲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今后，随着行政服务中心的不断发展，更多更好的服务形式也将会不断的被创造出来。

七、关于影响行政服务中心发展的障碍问题

在当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不变和中心结构二元化的情况下，行政服务中心的发展主要面临五大障碍：

一是认识上的障碍。主要是一些单位对成立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成立中心是权宜之计，是临时性的措施，没有看到中心的成立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需要，是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需要，从而表现在工作上，有短期行为，应付思想。

二是观念上的障碍。主要是一些部门的中层干部不能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把公共权力当成私有之物，不愿意把手中的权力放到中心去公开运行，接受监督。主要表现是：对审批事项该简化的程序不愿意简化，该去掉的前置条件不愿意去掉，该移交窗口的权力不愿意移交，该给窗口工作人员说明的不愿意说明，该前移到中心服务的不愿意前移，把窗口当成单位的“收发室”和“咨询台”，甚至对窗口审批工作设置障碍。

三是体制上的障碍。当前我们国家实行的分权体制，政府职能分配到各个局委，各局委职能分配到各个科室。这种分权体制下，很多审批事项的办理需要局委之间、科室之间密切配合，相互协调。但是在审批事项进中心后，一些科室工作人员因利益驱动，互相牵制，缺乏创新，不仅不密切配合窗口工作，甚至处处为窗口工作设置障碍，严重影响了行政审批服务工作的开展。这种体制不改变，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难以推进，行政审批效率将难以提高。

四是法律法规上的障碍。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法律法规，特别是部门规章的规定与国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精神、与行政许可法和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要求不一致。尤其是有些规定已明显不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个别部门和单位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总是拿这些过时的规定作“护身符”，与中心讨价还价，不愿改进服务工作。

五是来自上级部门的障碍。主要是有些上级部门的权力下放不到位，有权的事情抓住不放，影响审批工作效率的提高；有些上级部门让下级部门代收费用，却不提供收费依据，增加了下级单位开展工作的难度；还有一些上级部门越权滥设行政许可，下级部门执行不对，不执行也不对，左右为难。

八、关于如何办好行政服务中心问题

通过了解各地情况，结合平时的工作实践，在如何办好中心这个问题上，我们归纳了七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领导决定论。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在当前以分权为特征的行政管理体制和以“一变四不变”（地点变，审批主体、审批权力、审批责任、审批人员隶属关系不变）为特征的行政服务中心组织模式下，一个地方的中心能不能办好，关键在领导，也就是说主要决定于这个地方的党政主要领导。主要领导重视，决心大、措施硬，改革的阻力和杂音就会小，工作进展就比较顺利，效果就比较明显。反之，中心建设有可能流于形式，甚至会垮掉。

第二种观点：“三士”结合论。“三士”即有权之士、有识之士、有为之士。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建立行政服务中心是对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要想打破旧的体制，使改革取得成功，权力、理论和实践这三者不可缺一。也就是需要能够决策拍板的有权之士，能够提供理论指导的有识之士，能够排除困难、勇于献身改革实践的有为之士，这三者只有认识一致，形成合力，办好行政服务中心这项艰巨的改革才会成功。

第三种观点：虎猫配合论。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在行政服务中心这个联合国式的机构中，独立行使审批权的窗口单位，好像一群老虎，权力有限的中心，只能是一只猫。虽然猫可以为虎师，但是，老虎并不一定会完全听命于猫的安排，在利益冲突时，老虎甚至想把猫给吃掉。因此，让一只权力有限的猫去协调一群势力很大的老虎，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在办中心这件事上，各窗口单位与中心的配合非常重要，如果窗口单位不予配合，中心将会成为一个空壳，办不下去。

第四种观点：功能扩大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东南方的一些中心，过去主要以办理投资审批为主，随着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化，审批事项的减少，其审批功能将会弱化。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把中心办好，必须树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观点，也就是在做好审批工作的同时，围绕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大目标，积极完善中心的服务、监督等功能，即把面向群众、面向企业、面向社会乃至面向单位的各类行政审批、行政服务、招标投标、中介服务、行政收费等事项纳入中心，统一服务标准，规范服务行为，提供优质服务，加强事前监督，遏制腐败发生，促进社会公平。

第五种观点：以人为本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要办好中心，必须充分发挥中心全体工作人员的作用。一是对全体窗口工作人员要高看一眼，厚爱一分，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他们的使命感、责任感，想方设法让这支改革的主力军安心在中心工作，自觉为中心发展献计献策，主动为中心建设出力流汗，贡献聪明才智；二是各窗口单位，在选送工作人员时，要把本单位最优秀，能干事、会干事、品质好、素质高的业务骨干派到中心；三是窗口单位对在中心工作的人员要放心、放手、放权，授权到位，让窗口人员既能受理又能办理；四是各窗口单位不要随意调换窗口工作人员，保持窗口工作人员的长期相对稳定。

第六种观点：科室前移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办事效率的高低是衡量中心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如果各单位设在中心的窗口是个收发室，只能受理不能办理，不仅不能提高审批速度，而且会降低办事效率，给服务对象增加不必要的麻烦。若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提高窗口的办事效率，实践证明，只有对各单位内部的审批职能进行重新组合，把审批权力相对集中到一至两个科室，再将这些科室整体前移到中心办公，使受理——审查（勘察）——决定——打证等环节全部由中心窗口人员完成，变窗口——单位两处办理为窗口一处办理，其效率自然就会大大提高。

第七种观点：体制突破论。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现在各地行政服务中心组织形式上的双层结构，很难使中心的运行质量和效果保持长久的高效。也就是说中心的稳定性很差。因此，要想把中心办好，必须突破现行的管理体制，按照行政许可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要求，把原来分散在各单位的审批职能剥离出来，由行政服务中心统一行使，彻底解决“前店后厂”、中心与单位之间“两张皮”、窗口与科室之间“两分离”的问题，让中心由间接的协调机构变成直接的办理机构，独立行使审批权。

九、关于行政服务中心的阶段发展问题

目前，各地行政服务中心已经开始由自由探索阶段走向理性发展阶段。我们认为，按照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三权分设”的设想和行政许可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规定，以及行政服务中心不断追求高效率的内在要求，行政服务中心的发展将要经历三个阶段：

一是初级阶段，即初步集权阶段。通过强制方式，把各单位的审批事项集中到行政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办公，变暗箱操作为阳光操作，变分散办理为集中办理，变间接监督为直接监督，变各自为政为联合行政。通过办公场所、办公方式的改变，有限度地提高行政效率，让群众少跑一些腿，初步改变“门难进、人难找、脸难看”的衙门作风。

二是中级阶段，即适度集权阶段。在各窗口单位内部成立行政服务（许可、审批）科，把单位内部的许可、审批职能相对集中到一个科或两三个科，再将这些科室整体前移到行政服务中心办公，真正实现“一站式”服务，以解决后方科室与前方窗口不协调不统一，单位内部互相扯皮，让群众两头跑的问题，通过内部体制的适度改革，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

三是高级阶段，即高度集权阶段。打破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模式，按照行政许可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规定，在地方政府的组织机构中设置行政许可局，把原由各单位行使的行政许可（审批）职能剥离出来，上收政府后集中交给行政许可局。通过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彻底解决一个地方政令不通、单位之间各自为政的问题，实现政府职能的统一、规范、高效运作。

建立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意义

一、有利于重塑政府形象，改善政社关系和干群关系

过去，公众申请行政审批遇到的推诿、扯皮、刁难现象屡有发生，“衙门作风”、“官僚习气”，“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作风公众最反感，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建立，可较大程度地改进这一问题。公众得到的不仅仅是方便和少跑路，更重要的是塑造了高效、廉政、亲民、为民的政府形象，改善政府及其部门与社会公众的关系，减少冲突与矛盾，实现行政行为的和谐有序。

二、有利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长期以来，政府部门越位、缺位、错位并存；在行政管理方式上重管理、轻服务，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管，行政管理带有明显的趋利特征，权与责脱节，权与利挂钩。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建立，从服务机制上，从服务环境上能促使上述问题得到有效改善，并已成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试验场、检验台和突破口。

三、有利于建设法制政府，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

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建立和《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对从源泉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起到良好作用。这种集中审批模式，规范了审批程序，实现了有效监督，使滥用公权和私用公权的机会大大减少。同时，审批事项进一步清晰明确，行政许可设定清楚规范，审批过程公开透明，避免了乱设行政许可事项和随意增减行政许可主体，对建立有限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哲学的观点浅析宗教和迷信 篇6

关键词：哲学,宗教信仰,迷信

一、宗教、迷信、哲学

恩格斯曾经指出: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 在这种反映中, 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1]。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对宗教的本质进行了不同的论述。马克思从唯物论的角度出发, 认为宗教是一种颠倒了的世界观, 是一种异化的自我意识[2]。从阶级和阶级分析方法的角度, 列宁则对宗教的本源进行了探索, 他指出: “对于工作一生贫困的人, 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的劣质酒”。

而迷信是什么? 从人们所迷信的对象来看, 是某种超自然、超逻辑、非理性的、自身无法理解的, 更不能进行理性的控制和驾驭的神秘力量。但是, 迷信者却相信, 世界上存在某种方法可以使得他们与之进行沟通并且可能已经存在了掌握这种方法的人。目前, 迷信者还建立了自己的迷信活动组织, 它的存在极大的推动了人们参与到迷信活动之中。而宗教与迷信的密切联系则在于宗教为迷信组织提供了便于集合联络的隐秘空间。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 由于他们都涉及到与精神信仰相关的领域, 本身就赋予其更多的“精神性”的内容, 即使人们陷入了很深的迷信, 也并不非是宗教意义上的“精神信仰”。因此, 与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相比, 迷信反而是粗俗的、低层次的。[3]

面对同样是精神崇拜的宗教和迷信, 哲学作为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理论导向出现在我们的视域。哲学的首要特点即是“爱智慧”, 其次是论辩、好奇和怀疑, 认为知识才是改造世界的强有力的武器, 虽然在广义上知识并非是万能的, 但哲学家认为知识对人生的意义和积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因此, 要克服现代流行关于各种不科学的迷信, 区分宗教和迷信, 则需要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积极培养科学精神和理性的思维方式, 用哲学的头脑去判断和审视当今社会对二者的混淆。

二、宗教、迷信与哲学三者的关系

广义上说, 宗教的根源是迷信知识体系和世界观的客观表现, 迷信则是背逻辑规则的知识体系和世界观的客观表现, 而哲学是等待实证的思辨的知识体系和世界观的客观表现, 因此, 在这种理论基础上, 哲学高于宗教, 宗教信仰高于迷信。

而迷信之所以迷信, 在主观方面, 是因为迷信者对迷信的主导意识薄弱, 而在理性方面, 则是因为迷信者通常不能对人生、社会和自然作出客观的科学的判断。而我国由于受到社会和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文盲的数量不容小觑。同时科学文化知识的匮乏, 也使得人们丧失了独立分析问题的和作出判断的能力, 甚至很多荒谬离奇的迷信观点, 迷信者依然坚信不疑。而另外一种文化程度高, 掌握知识较多的人也会迷信, 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出现了问题, 他们蔑视一切理论, 者会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而在恩格斯看来, 使很多经验主义者陷入迷信的重要思想根源是因为他们只重视经验而忽视理论。

而哲学通过其“爱智慧”的特征, 造就了其高度的理论知识的支撑, 它不会盲目相信和崇拜, 是切实存在的理论指导生活实践的思想视域。通过对宗教、迷信、哲学三者概念的分析, 我们可知, 一切不科学的盲目崇拜和相信, 皆是因为知识的匮乏, 以及对自然和理性的片面认识。没有知识为基础, 盲目信仰和崇拜只能是迷信。

三、如何正确看待宗教、迷信和哲学

哲学认为, 只有消除了支配人们的自然异己力量和社会异己力量宗教才会消亡, 而只有消灭了宗教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物质基础以及其生存的物质条件, 宗教才有可能被消灭。新世纪人民群众对待宗教的认识和看法, 应当加强注重哲学理念和知识能力的培养, 要用科学武装头脑, 正确认识和了解宗教, 明白我国实行政治、教育、宗教相分离的政策。

同样, 对于迷信方面, 科学和哲学作为人们思想启蒙的工具对消除和克服迷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康德说: “启蒙就是使人从其未成年的状态中摆脱出来, 开始运用自己的理性展开独立的思考。”[4]迷信者应当警醒, 当自己把思考和判断的权利交给别人, 那么他其实就已经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了。但是作为成熟的人, 就应当能能辨别出来别人的鼓吹和宣传, 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应当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 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负责。迷信之所以能找不到滋生的“温床”, 同时人们也能抵抗迷信“瘟疫”的感染, 是需要我们以人的主体意识为前提, 用科学精神和哲学理性来分析问题。

我们不论是处理宗教信仰, 还是面对迷信, 都要始终具备哲学的理性和科学的精神, 学习和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 因为在形成宗教信仰和抵制迷信的过程中, 哲学这门学科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它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 有很鲜明的哲学理性和科学精神, 以实践为前提, 既辩证又唯物。[5]。因此, 人们只有牢牢抓住哲学的基本方法, 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对于对神灵的盲目崇拜以及对宗教的盲目迷信, 就会以一种科学的自然主义眼光来看待自然。在哲学看来, 人的本质力量、人的价值和人的命运及希望, 都深刻蕴含于人的自身的劳动之中, 人类只有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实践活动才能创造人类世界。而这均与宗教的“神”无关, 也与迷信的“鬼神”无关。我们只有时刻用哲学的知识与智慧武装自己的头脑, 才能消除迷信的“温床”宗教信仰与迷信本身给我们带来的危害。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陈晏清等.现代唯物主义导引.南开大学出版, 1996:1-2.我们认为, 这是对哲学精神最准确地把握, 完全同意陈先生的观点.

[3]张世英.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273.

[4]休谟.人类理智研究.吕大吉译.商务印书馆, 1998: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