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最后的日子

2024-10-18

父亲最后的日子（共7篇）

父亲最后的日子篇1

“与父亲相伴的日子”(Days with my father)是Phillip Toledano拍摄的一套写真散文集,记录了母亲去世之后,与父亲在一起的最后3年时光。父亲是他唯一真正的亲人,而他则是父亲唯一的孩子,彼此紧密的关系让简单平凡的生活影像变得意味深长。当你看到这些照片时,你可以感受到父子之间不必言说的依赖与情感,或许也会涌上各种滋味,那些稀疏平常的小故事令人伤感、惆怅,却又心怀幸福和感恩。

2006年9月4日,我的母亲突然辞世。于是,照顾父亲的责任就落到了我的肩上,当时,父亲已经97岁,患有老年痴呆症。

失去母亲的悲伤让我深受打击,父亲的状况则让我更感到无助,他完全记不得近期发生的事情,容易迷路。我忽然意识到母亲在过去几年是多么辛劳,让我免于本该履行的责任。

最悲伤的事情发生在母亲的葬礼后,我带父亲去了葬礼,但是回家后,他开始不停问我母亲在哪里,母亲在哪里,我必须很小心地告诉他,母亲已经走了。

他会非常震惊地问我,为什么没有人告诉过他,为什么我没有带他去过医院看她,为什么他没有去过母亲的婚礼……

事实是,他已经记不得曾经做过的这些事情了。

我意识到,父亲永远无法接受母亲已经离开的事实,这样反复的问答只会让我们两人同时陷入悲恸中无法自拔。

于是,我决定,作为他的儿子,我要让他在剩下的日子里尽可能地保持快乐,于是我编了一个故事,告诉他母亲去巴黎照顾舅舅去了。这成为他最后3年里一直保持的回忆。

照顾父亲的第一年,我开始拍摄照片和写日记,我的母亲去世得太突然,有太多话都没有彼此倾诉,我不想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想记录下和父亲在一起的每一个细节,记录我们之间的感情,以及我们共同对母亲的爱。

我想记录下父亲的故事,记录下他的眼睛,他的笑容,他在阳光下头发的光泽,他的声音,他的幽默,他的叹气,以及他的忧伤……

这不是一个关于逝去的故事,更多的,是一个关于生命,关于我们在一起的故事。

我父亲时常告诉我他想离开。

他说他已经活太久了,是时候该走了。

奇怪的是,有时候我也会这么想。生活在一半模糊的记忆当中对他来说是种折磨。

有一天当他又提到他想离开的时候,我告诉他——问题是他已经锻炼一辈子,身体很好。

他看着我,伸出他的手指说:“下辈子我会永远呆在床上!”

他虽然不怎么记事,但性格依旧尖锐。

我找到这些散布在整个房子里的笔记……

这些他内心的倒影,这些他不想让我看见的忧虑。

所有人都去哪儿了?

发生了什么事?

他感到多么的迷茫。

我让父亲在我拍他的时候去照镜子。

你要知道我爸爸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帅小伙。

当人们议论“帅气的电影明星”的时候,那就是我爸爸。

事实上,在上世纪30年代的好莱坞,他的确是一个电影明星。

当他照镜子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残败的男人,一个不再俊美的男人,

这会令他深深地沮丧。你看他,都98岁了还如此臭美。

实际上,他的虚荣心会使他更精神。

几个月前我试图带他去看医生,在路上的时候他还不忘朝大堂的镜子里瞥一眼。

出门。他被镜子里的自己吓坏了,在我找到一只“黑色铅笔”把他的白发涂黑前,他拒绝

父亲会在厕所里花掉不计其数的时间。

因为他没有短期记忆,他每次可以在里面待上2～3个小时。

这既让我痛心又让我恼火。

他会刚坐下又站起来,在提裤子的时候说“等一下,我要上厕所。”

如果你要跟他讲理,跟他解释他已经上过了的话,他就会看着你,像看一个傻子……

父亲对讲故事很在行。

。我总是乐于听他讲故事,也总是会为他获奥斯卡奖的故事而感到骄傲。

每当他沮丧的时候,我就会让他给我讲个故事。他也会高兴地进入角色,忧伤便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此时他正在讲我最爱听的故事之一:意大利鱼贩(加上夸张的动作和口音)。

鱼贩会朝一个10岁或12岁的小孩叫道:“不要捏鱼!眼睛会鼓出来的。”

我今天让父亲帮我照了张照片。

我手上的是母亲去世当天戴的戒指。

没有什么比我事业成功的故事还能逗父亲开心了。

如果他很低落或者被什么东西困扰,我立马会编造出关于我工作上获得的各种各样的成就。

有时候是真的,有时候不是。但是都不重要。

重的是,我能给他带来最大的欢乐。

他会心花怒放地说:“我要告诉我所有的朋友,我的儿子是个明星!”

前些日子,我买了部父亲出演的电影,下午,我们一起欣赏。在这部电影中,我看到了我非同一般的父亲,不仅是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更是因为他很出色。

父亲一直特别注重健康。早在《VOGUE》提出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吃黑面包和粗粮了。

我还记得他穿着内裤在客厅俯身摸脚和做仰卧起坐的样子。

为了找回年轻时的感觉,他会喝加了生鸡蛋的橙汁。

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母亲直到她去世都总是反复地做同样的饭菜。

这是父亲唯一愿意吃的东西。

鸡蛋是他唯一会有规律吃的东西,炒蛋、鸡蛋沙拉、中餐馆的鸡蛋汤,他吃的鸡蛋不计其数。

但是,我带他去看医生的时候,他的胆固醇却无比正常。

也许只单吃鸡蛋也可以变成一种健康的饮食习惯。

我们都深深地爱着对方。现在他去了巴黎,跟母亲在一起了。我想感谢大家深爱着这一切。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任何人会关心,除了我。我深感荣幸能感动这么多人的心。我知道,如果父亲知道我在干什么,他将非常高兴。他也希望人们记住他的故事,一个关于生命的故事。

父亲最后的日子篇2

父亲去世后，很长时间，梦魇老是缠着我，使我无法解脱。

梦中的情景都好像是出自一个版本。父亲在无可言说的病痛的折磨下，已快要咽气，或已经咽气，直挺挺地躺在被抽下来的门板上。想到自己一生敬重的老父亲就要死了，今后再也见不着了，在这生离死别之时，我不禁悲从中来，痛哭流涕。有时直接哭醒了，有时被凉凉的泪浸醒了，睁眼瞧着黑暗，弄不清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中，等愣怔一会方才醒悟过来，原来是做梦，其实我父亲早已逝去了。

父亲是突然被病痛摁倒在了床上。

不知道父亲的痛是怎样的一种痛，但从坚强的父亲不能承受，大声地喊叫声里，能分明地感受到这是一种痛彻骨髓痛彻灵魂的巨痛。父亲的喊叫声完完全全洞穿了家人的身体，洞穿了家人的心，然而，聚在父亲身边的家人却不能为他分担一丁点儿痛苦，只能背过身去，抛洒着浸透了父亲痛苦的泪水。

村里的赤脚医生对父亲的病无法读懂，对父亲的病痛也无能为力。我们自然不会怨怼他，倘若他医术高明，也不会曾天身背红药箱，在纤细绵长的阡陌上谱写“乡村进行曲”了。

我们意识到父亲的病很严重，容不得耽搁，怕耽搁不起，兴许就在这耽搁的时间里，父亲痛也会痛死的。于是我们赶紧往市里的大医院送，只有大医院才能治好父亲的病。而护送及护理的重任自然就由父亲的两个儿子，哥和我担当了。“养儿防老”，这是我们这儿的一句乡村格言，也是父老乡亲的人生追求的一个目标。如今，哥与我便是这句格言的实践者。

客车上，父亲无法坐着，只能躺着。哥靠车窗坐着，父亲的头便枕着哥的腿，哥用手将父亲的肩头揽住。我站在靠过道这头，为父亲的脚作护栏。因为这公路破破烂烂的，客车行驶其上，摇晃颠簸，像醉酒的人。乘客们得时时提高警惕，不然磕磕碰碰到了，那痛苦与难受的滋味得自个儿品尝。哥与我都很小心的看护着父亲，不让他从座位上掉下来。这时，我才惊奇地发现，蜷缩在座位上的父亲是多么的枯瘦啊!像是被风干了似的。父亲是什么时候瘦成这个样子的?我是一点印象也没有，是我忽略了父亲，没有去关心父亲。一直以来都是父亲在关心着我们，生活上，学习上，工作上，于是，这也就成为了一种习惯，一种默契，好像父亲就是该关心我们的，而不是我们该关心父亲的。我在这时方才明白过来，不知是不是太晚了。我很想在无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为父亲，也为我自己。可车上人多，我只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父亲也没有像在家里那样大声叫喊，他双眼紧闭，牙关紧咬，我知道他是在极力的隐忍着自身的病痛，他怕影响车上的人。然而父亲还是无法忍受这病痛，一路上都在不断地小声呻吟着。哥和我很不忍心，就劝父亲喊出来，因为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别的人听到也不会说什么的。父亲没听我俩的，仍是小声地呻吟着。我淳朴善良忠厚老实的老父亲!

住院后，主治医生是一个温和的人。他叫我们先去透片，说是得把病情诊断清楚了才能决定怎么医治。从病房到透片室得上一个很高的台阶，那台阶有两层，真让人望而生畏。连在劳动中锻炼出强健身体的哥，在背着父亲走完那台阶后，也是累得满头大汗，直喘粗气。我见哥累得不行的了，就说我来背，哥说我背不动父亲，不要我背，我知道哥是关心我，他怕累着我，可我想到我背的是自己的老父亲，是我在尽孝道，再累我也得背啊!于是我对哥说，我能背多远算多远。

提到孝。我倒想起我与哥小时候的一件事。有一年下大雪，有许多竹子都被压断了。父亲怕冷，便在床上躺着，母亲在灶前煮猪潲。哥和我是小孩子，不怕冷的，看见那厚厚的白雪很是兴奋，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玩够后，又在屋里追来追去的嬉戏玩耍。父亲便叫我和哥找“烘笼”(竹制的里面放有小瓦罐的盛火的器具，我家里只有一个“烘笼”)到母亲那里去撮火，同时对我俩说，谁先把火撮来谁就有孝心。我和哥一听，为了表示自己有孝心，赶紧分头去找，结果，哥先找到烘笼，给父亲撮来火。哥像得胜的将军，冲着我大喊：“我最有孝心啰!我最有孝心啰!”听到哥的欢呼声，我一脸的灰色，只差点没哭出来了，好像我就是那天底下最不孝的儿子。父亲见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满脸沮丧，就对我说：“幺娃儿也有孝心。”我听父亲这样一说，一下子感到无比的高兴，也欢跳着冲着哥高喊：“我也有孝心啰!我也有孝心啰!”。

往事如昨，现在是我们真的尽孝的时候了。父亲虽然枯瘦，成了皮包骨，背在背上像柴块一样的硬，可不知怎么的，父亲却很沉，我背着很吃力。我们那儿有这么种说法，说是要死的人，那身子就会变得挺沉挺沉的。可能父亲就是这种情形。不过，我们那时没往这方面去想，也不可能住这方面去想。我们都觉得父亲的病在这大医院里是能医好的。我背父亲的这段路是平地，所以我咬牙坚持着把父亲背到了透片室，虽然路上哥有两次叫我把父亲放下他来背。

把父亲背到透片室，父亲已完全瘫软了，像是奄奄一息的了，哥和我又照客车上那样让父亲躺着。当我去问透片医生时，医生却说停电，叫下午来。我当时像是被电击中了，呆在了那里，我的泪又要涌出来了。我想到父亲再也经受不住这番折腾的了，像这样折腾来折腾去的，父亲的病还没弄清楚，这人恐怕就不行的了。我真的怕父亲在我们背来背去中就断了气。那我们可就真的是不孝之子了。可眼下也没有什么办法，总不至于在这里干等啊，于是，我转而恨起这医院来了，好像它是故意与我们作对似的。等医生把门关了，将我们遗弃在这儿扬长而去后，我便走到父亲和哥那儿，哥着急地问：“什么时候透片?”我神情沮丧，好像是受人欺负了一样用带着哭音的声调回答道：“这时候停电了，要等到下午!”哥也就深深地叹了口气，只得无奈地将父亲背回病房。

下午，我和哥想到上午父亲的情景，觉得那是对父亲的摧残和折磨，真不忍心背父亲去，可不背去透片，医生不能诊断病情，父亲的病则无法医治，那把父亲送到大医院来又有什么用呢?幸得主治医生的指点，我和哥去借了副担架，这样父亲总算是好受一些了。可当我看到蜷缩在担架里的父亲时，觉得父亲很憋屈，觉得自己很对不起父亲。

在透片时，医生说要照正面背面左面右面，父亲不能翻身，我和哥便配合着医生把父亲翻过来又翻过去，好像是揉面团一样。终于“揉”完了，父亲也就差不多只剩下一口气了。当我们把父亲用手抬到外面时，父亲用极微弱的`声音对我们说，等他躺一会儿再把他抬回去。我和哥默默地守在父亲身边，心里都闷得慌。这当然是为父亲的病担忧了。

主治医生看了片后，没回答我与哥的问话，却跑去与主任医师反映情况去了。接着，主任医师带领他那科室的一般人马来为我的父亲集体会诊。会诊后，主任医师没说什么，我与哥便去问主治医生，主治医生说得动手术，要一千多元钱。而且说凑齐钱后，马上动手术。那时是八六年，一千多元钱还算是比较大的数目了，我们带的钱远远不够，得赶回去凑钱。不过，我和哥听说父亲的病有救，都大大地松了口气，心情也好了许多。我和哥回到病房都争着告诉父亲这好消息，父亲听了虽然没说什么，但我看出他的气色他的精神似乎比先前好了许多。本来，在这世上，谁不想活啊?

我得立即回家凑钱，让父亲早点动手术，病也好早点痊愈。我来到父亲病床前，心里酸酸的，我告诉父亲，我回去凑钱，父亲便点了点头。哥把我送到病房外，我俩都在过道上伤心落泪，这主要是我们看到父亲太痛苦太难受了。我想，这就是血脉相连的亲情吧!哥叫我凑没凑够钱都要早点转来，我点了点头，哽咽着掉头就走了，一边用衣袖擦拭着眼泪。

第二天，我赶到了医院时已快到中午了。当我和哥满怀希望去找主治医生时，结果却遭到了一个晴天霹雳。主治医生告诉我俩，说是父亲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已没办法医治了，而且只能活两三天了，得赶快想办法把人弄走，不然有可能死在医院。

我和哥怎么也不相信医生的话，扭着医生，说我们把钱准备好了，请他救救我们的父亲。并说他说了有救的，怎么一下子就没救了呢?这医生到挺理解我们的心情，不过他也没向我们多作解释，只是把结果反复向我们说了。我和哥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我俩的精神也崩溃了，当着医生的面就哭出声来了。我们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我们的父亲还能说话还能动，却就要死了，我们今后再也见不着他了，我们真的是接受不了的。医生吩咐我俩不要当着父亲哭，说是父亲知道了病情会加重的，搞不好连人都弄不回去的。

于是，我与哥把眼泪擦掉，不想让父亲看出我俩哭过。可我与哥却想不出怎么叫父亲回去的理由。如果就这样对父亲说回去，那不明摆着父亲的病是无法医治的了，可不说回去，医生说父亲可能就在这两三天就会死的，要是死在医院，会火化的。父亲今年已七十二岁了，是老人了，要是被火化了，乡亲们肯定会说我们是最不孝的了。

等我和哥走到病房时，还没想出对父亲说的话来。当父亲问我俩“医生是怎么说的”时，我和哥怎么也忍不住眼泪了，都背过身边擦眼泪边抽泣着。这下子父亲什么都明白了，他冲我与哥吼道：“哭什么哭?赶快去办出院手续，我要回去!”看来父亲也是怕死在医院，他怕死在医院会火化的。在乡村，老人们对死并不可怕，他们怕的就是火化。说是火化了的人，是不能投胎转世的。我们听父亲这么说，也就办了出院手续，又想到父亲坐客车肯定受不了，就叫了辆出租车。

因为医院没开药和液体，而父亲的病痛比先前更加严重，加上父亲对生已完全绝望，所以，父亲的痛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父亲痛苦的叫喊声，村子里的人都能听到，大家听后都很悲伤，都认为像我父亲这么好的一个人，是不应该得这样的怪病的。

父亲实在痛不过了，叫母亲拿农药跟他吃，还叫母亲拿刀子跟他，还叫我与哥行行好，把他背到堰塘边，他自己滚下去。我们看到父亲痛不欲生的情形，除了流泪，真的是没办法可想的了。

父亲就是这样在病痛的折磨中去世的。父亲的死，渗透进了我的灵魂，是我终生难忘的，在现在过去了二十二年了，每当我想起时，我都仍然会悲泪的。

现在想来，那时怎么没去为父亲弄几支du冷丁，让父亲的死不至于那么的痛苦啊!我们没想到，这应是我们没尽到孝的地方，也应该是我对父亲深深的愧疚。

启功的最后日子篇3

在深睡中仙逝

2004年10月中旬，我刚从广州回到北京就听启功的侄儿景怀说老爷子左腿出现血栓，住进了北大医院。午后景怀开车接我同去探望，老爷子躺在病床上，见我进去便笑问：“客从何来?”我答道：“去广州看家乡给家父塑的雕像。”我坐在他床头一侧，见他精神疲倦，双手不停地抓床档，并叫护士调整床头高度，我逗乐说：“这是熊猫生病。”他闭目答道：“这是神仙生病!”

老爷子在晚年愈是多病愈加不肯住院。每次住院总得家人和医生左哄右劝地说服他，即使进了医院，过不了几天他就闹着要出院。这次也不例外，先生仅住了数日便吵着出了院。他回到家里打电话告诉我：“我回来了!”我过去一看情绪果然大不一样，他安详地坐在沙发上，神情显得那么地自在和得意。于是我就唱着逗他：“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他一听就乐了，还问我散文集《悠游录》校对得怎样了?这本散文集是老爷子用硬笔书写题签的。

转眼到了2005年。在一段时间里我发现他进食越来越少，早餐只进一杯牛奶、一小块点心，有时连这一点还吃不完，或是干脆不吃就去睡，时常到下午或傍晚才醒来，甚至几天都不想进食，身体显得越来越弱。虽然如此，在他睡醒的时候，头脑依然清楚，思维敏捷，谈锋不减。

元旦前后上门来给老爷子恭贺新年的客人络绎不绝。此时老爷子衣装整洁，端坐在沙发上，看上去宛若鉴真和尚打坐。

元月8日，我陪《澳门日报》社长李(鹏翥)老和张先生去给老爷子拜年，老爷子在卧室睡觉刚醒，他躺在床上，见我们进去很是激动，伸手握着李老的手一直不放，李老向他致意，他说：“我快不行啦。”然后又转头看见在床另一边的我，对李老说：“昨天钟少华来读你的信。钟(敬文)老先生是我长辈，他的公子是我的师弟，他(又转头对我)很感谢你去年在澳门的接待。以后要拜托你了。”又说：“你(李老)是我的诗友。感谢你们来看我。”

李老讲完来北京开会的事情后准备告别，不想老爷子哭了，含泪紧握李老的手久久不放。表情凄惨极了。

元月10日上午，我过去看他，他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已经吃过早点，显得十分端正清爽。老爷子问：“王得后业余时间干什么?”我答：“他在忙着写关于您的思想的文章。”老爷子竖起大拇指说：“王得后立了一功。”

不想过了10天，到了元月21日，老爷子出现昏迷，家人把他送进医院。临出门前他要来串珠仔细放进口袋中，又摸了摸脖子上挂的玉石，摘下来叫郑收好。又同我说：“王得后的文章，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我说没有关系，我会转告的。我指着他平常戴的瓜皮帽正放在大熊猫玩具头上，说：“您瞧，您的帽子已经扣在熊猫头上了。”他说：“都一样。”然后我们送他上汽车去医院，师大的钟校长、陈书记等人到医院去探望他，等校领导走后我上前拉住他的手，老爷子说：“遗腹子不梦其父。我梦见我母亲好多回了。我知道他们在叫我呢!”说着眼泪流了出来。我对他说：“你别急，他们等你已经很多年了，让他们再等一会儿，你这儿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办完呢!”

这次住进医院后，他的手上脚上安了几种治疗仪器，医生不时地来给他用药，闹得他烦了，他便直用手锤床，我知道这种治疗对他来说简直是折磨，是痛苦。有一次护工来给他送药，挑起大拇指说：“老爷子是最棒的!”老爷子也挑起大拇指回应，然后便安静地吃药。不过虽然仅有两小粒药片，可他吞服并不轻松，他先含一粒用了三口水才能够吞下去，接着再含一粒又喝了三口水用力吞下，显得十分吃力和难受。

2月5日我到医院值班，问起昨晚情况，护工说老爷子昨天闹了一夜吵着要回家，今天早上老爷子醒来，又提出院事，于是我立即给景蓉打了电话。过了一会儿，景蓉同王连起一同走进来，老爷子马上说：“我要回家。”王先生跟他握手，故意报告在香港讲学情况，他听了一会儿还是说要回家，并逐一点了我们的名字，景怀找借口说他不能出院，他就说：“推、拖、骗，是旧中国的‘三招’，现在你就是。”后来我们下楼去商量，只好同意他先回家。当我们把老爷子抬上急救车时，老爷子这时好开心啊!我拉住他的手激动地说：“老爷子，您真棒!”这时他笑得更得意了，真是一脸的阳光灿烂呢!

2月9日，农历大年初一，老爷子终于如愿以偿，在家里度过了中国的传统春节。上午9点半钟老爷子叫我过去，我过去时看他躺在床上打点滴，脸色还好。他问了我的家事，我回答后问他看见我的《悠游录》了吗?他笑着说：“油葫芦。”我拿起书给他看，他点了点头。我说：“书上说有一个胡人，他讲猪跑学，他投兔儿爷一票。”他笑说：“胡说八道。”我立即说：“从前中国有八股，考据是变成八道，再经胡人一说，就变成胡说八道啦。”他听见更是高兴得笑了，并用手指头点我的额头。一会他就显得很累，我劝他闭目休息，替他摘下手表，这时他睡着了。

下午3点钟，老爷子刚醒，王兄先过去拉着他的手，老爷子说感激王兄，然后问：“少华来了吗?”我连忙趋前，他对我说：“《悠游录》看过啦。”回头又对王兄笑着说：“油葫芦。”

没有几分钟，老爷子又睡着了。我们退到客厅同景怀说话，景怀说：“老爷子中午醒来，高兴啦，吃了六个小饺子。”我就问还有吗?景怀拿出一碟子饺子，我吃了三个，王兄也吃了。

第二天，景怀来电话，说昨天下午你们走后，到8点钟，护工发现他没有反应，于是立即送医院去抢救。下午4点钟，李老来师大接我同往北大医院。进病房看见老爷子侧卧在床上，鼾声如雷，脸色红润，显然这是靠药物维持的结果。看他左手有点肿，按上去没有反应，此时李老站在床边俯下头喊他两次，老爷子仍然没有反应……

从此，老爷子再也没有醒过来，他整整沉睡了四个多月。最后，2005年6月30日凌晨2点25分，老爷子在北大医院乘鹤西去。

病中和老友心相通

启功先生晚年是在多种病痛缠绕下度过的，他的心脏、肾脏、肺部都出了问题，尤其是白内障和黄斑病变，让他几乎失视，再加上行动不便，出行、开会都要借助轮椅，所以他与老友间的聚会和走动便越来越少了，但大家心里总在彼此思念和牵挂。由于他走动不便，我们除了通电话之外，凡遇到跑腿办事老爷子就会招呼我过去。每次电话里传来他用戏剧京腔说出的“我来问你”一句开场白之后，我便放下手头的写作，立马前去“领旨”，因为从我的住址红二楼到老爷子居住的红六楼，相距不过六七十米。

老爷子藏有一部八大山人的拓本，是上世纪30年代他的一位好友赠送的。老爷子爱若宝贝，呵护颇为精心，黄苗子老先生深谙这部法帖的价值，经过与河北出版社联系，出版社决定将其出版。2004年2月老爷子亲自取出八大山人的法帖，命我给黄老送去。一个月之后，黄老就为法帖撰写了洋洋数万字的序言，请老爷子过目。我去取序时，黄苗子叔叔和郁风姑姑热情地留我吃饭，郁姑姑还特意留出两份菜叫我给老爷子带去，她说这两份菜是刘诗昆在饭店专门定做的，他要我“借花献佛”，转送给老爷子品尝。于是我立即打的赶回北师大。老爷子一见这两份菜特别高兴，他自己留下一份，却把另一份(炒海螺)留给了我。

为了这部法帖出版事，老爷子和黄苗子常在电话里热烈探讨学问，有时为法帖里的某一个字，两人在电话里探讨的专注程度真让外人吃惊。有一次二老探讨得高兴，说完正事还兴致勃勃地聊起社会新闻来。这部书出版了，老爷子把我叫去，让家人捧出一本来要我猜一猜书的价格，我说“总要1000元吧?”他不动声色，只让我自己打开版权页上的定价去看看。这一看着实让我大吃一惊，正式定价竟为10000元一部!

此书出版后，黄老因膝积水发炎住进医院，老爷子放心不下，叫我带上他著述的5本书代他去医院探望黄老。黄叔叔说他的病不碍事，治治就好，倒是仔细地问起老爷子的近况来。问毕他拿出一张小纸片，说他写了半首诗，嘱咐我带回去给老爷子一笑。

晚上8点钟，老爷子来电话询问关于黄老的病情，我一一告知，并把黄老那首诗在电话里念给他听：

病中妄改前人诗呈启老

我今不乐思启老

身欲奋飞脚不好

美人娟娟隔雅典

金牌银牌捞不着

瞎脚法师未定稿

老爷子听了在电话中大笑，说：“安息吧，安息吧。”

去年春天我的新书《中国近代新词语谈薮》即将完稿，老爷子得知后叫我过去，他让景怀上楼拿了一幅画来。我打开一看原来是1982年华君武先生赠给他的一幅漫画，标题是《考考启功》，左边是华先生自画像，手中举着一张纸，纸上鬼画符似的涂鸦；右边是启功漫画像，眼镜后眯缝着眼睛，衬托着一脸的无奈，他把一支毛笔背手藏在干部服后面，两人全是哭笑不得的样子。我一看就乐了，说：“这正好做我这本书的首页。”老爷子欣然应允，笑着说：“你拿去复印了用吧。”后来朋友们看了这幅画无不捧腹大笑。

晚年最怕做寿

2002年秋适逢北师大建校百年大庆，老爷子也迎来了九十华诞，北师大为此专门做了贺寿安排。老爷子深领校领导和全校师生的深情厚意，但他内心却不希望大家为他祝寿：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奉献甚少，另一方面做寿会引起他对许多往事的痛苦回忆。

启功先生出生于皇族支系，但根据清朝爵位累降规制，他的家庭早年便逐渐没落了：先生一岁时父亲即因病去世，他随曾祖父和祖父生活。不幸的是1922年先生10岁时，曾祖父和祖父也相继去世，同一年家中还有多人故去，由于偿还债务和办理丧事，家业因此破产，他和寡母及未出嫁的姑姑便遭遇了清贫，度日异常艰难。后来幸亏遇到了培养并影响他终生的恩师陈垣先生，所以他对恩师一直至敬，对母亲至孝，对妻子至爱。

尽管启功先生不愿做寿，但领导和众师生情谊难违，他不得不“从命”。2002年7月26日，老爷子命我与他同去。早上9点我们坐车来到英东楼，一开车门他就被人群簇拥着走上三楼，我连忙拿出相机给他拍照。老爷子在主席台上，一直严肃端坐，轮到他致辞，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一岁丧父，母子相依为命。我1957年当了右派，幸亏母亲在1956年去世，所以自己还有一丝安慰：因为母亲不会理解她的儿子为什么会是右派?所以我每逢做寿就倍感酸甜苦辣……”说罢顿时会场气氛显得压抑起来。待到中午他站起来如厕，然后他就下楼直接回家了。后来大家到餐厅吃祝寿午餐，校领导来切蛋糕，但启功先生家中无一人在场。

2004年7月，老爷子已届九十二高寿，师大照常又要给他做寿。众心热情如火，老爷子对此一脸的无奈。7月26日他终于又身着西装出席了祝寿大会，轮到他致辞时他总是反复说：“太惭愧，太惭愧……”他说自己的经历是“有泪往肚子里咽”。我和师大的老友们见他如此痛苦终于深深感到：老爷子最怕做寿，老爷子最怕忆及往事!

Qigong's Last Days of Life

By Zhong Shaohua

Master Qigong passed away at 6 am on June 30, 2005. When I learned the news, I was numbed with grief, unable to accept the fact. Several times I wanted to stand up and walked to his house, which is only abou6 60 meters away from mine. I wanted to hear him enumerating my mistakes again. I wanted him to put his finger on my nose jokingly and tell me things I didn't know. But I knew all this would never happen again. How sad!

As soon as I came back to Beijing in the mid October 2004 I heard from Qigong's nephew that Qigong had been hospitalized for a thrombus in his left leg. The nephew drove me to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after lunch. Seeing me enter the ward, Qigong broke into a big smile, saying, "Where are you from, my guest?" I replied that I was just back from a trip to Guangzhou where I visited a statue of my father my hometown people had set up. I sat down by his bed. He asked a nurse to adjust the bed so that he could sit up. I joked, "This is a panda that has fallen ill." With his eyes closed, he replied feebly, "This is an immortal that has fallen ill!"

In his last years, Qigong stubbornly refused to stay long in hospital whenever he was hospitalized. Doctors and his family took pains to persuade him. But after a few days in hospital, the patient would become restless and wanted to go home. It was no exception this time. After he was back home, he phoned me to inform me of his return. I went to see him. He sat comfortably in the sofa, looking composed and complacent. I sang a few bars of a nursery rhyme to mock him for the way he sat there. He was amused. Then he asked about a collection of my essays. He had written the title in calligraphy for the book.

Time flew and it was 2005. I found he was eating less and less. His breakfast was a cup of milk and a small piece of cake. Sometimes he could not even take all this. Sometimes he gave up breakfast and slept till afternoon or evening. But when he was awake, he was a good and sharp-minded talker.

Around the New Year's Day, guests came to see Qigong. He was dressed neatly and sat in the sofa, looking like a monk sitting cross-legged.

On January 8th 2005, I accompanied Li Pengqi to pay a New Year call to Qigong. He had just waked up. Seeing us, he became excited. He held Li's hand for a long while. When Li said goodbye, Qigong expressed his sadness with tearful eyes.

He fainted for a while on 21st January. When I rushed over, his family was about to take him to hospital. He asked for a string of prayer beads, took off a jade ornament from his neck which he had been wearing for a long time, and asked his family to put it away. When I went to the hospital to visit him later, he said, "A posthumous child will never dream of his father. But I have dreamed of my mother many times. I know they are calling out to me now." Tears oozed from his eyes. I replied, "Please stop worrying. They have been waiting for you for a long time. They will not mind waiting a little longer. You still have a lot to do here."

Hospitalized again, he had a few instruments attached to his body. Sometimes he would become impatient and hammer the bed with his hands when a doctor came to administer the medicine to him. He had difficulty taking medicines.

On 5th February I went to the hospital and sat with him. I was told that Qigong had not slept well the night before, because he had made a lot of noise about going home. In the morning he again mentioned he wanted to go home. When we finally agreed to move him home, he smiled brilliantly.

He spent the Spring Festival at home, which fell on February 9 in 2005. Around 9:30 am that day I went over to see him. He lay in bed and was having an intravenous injection. He looked not bad. He asked after my family. I replied and then asked him if he had read my essays. I showed him my book. He wisecracked about the name of the book. After sharing a joke with me, he became tired and fell asleep. I went to see him at 3 pm. He woke up. When he saw me, he said he had read my essays. Then he fell asleep again.

I received a call the next day that Qigong had been sent to hospital for emergency in the previous night after he was found to have stopped responding to the nurse. I went to the hospital that afternoon. Qigong was snoring, his face flushed, apparently because of some medicines he had taken. His left hand was puffy. I pressed it and found no reaction.

He did not wake up again. After a long sleep for more than 4 months, he passed away in sleeping at 2:25 am on June 30, 2005.

父亲最后的日子篇4

我父亲1909年10月16日出生于四川内江, 1970年10月23日去世于河南确山, 去世时年仅61岁。他在新闻界工作时间最长, 在20世纪30年代他的著作《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西线风云》等书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他还是“青记”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我就不多说了。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记协还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项新闻奖, 以表彰优秀的中青年新闻工作者。但不少同志都认为, 新中国成立后, 自从他1952年离开人民日报之后, 就再也没有看到他写什么文章, “实在是太可惜了”。我的看法是:我父亲离开新闻工作岗位虽然很可惜, 但在他离开新闻界后到文教界尤其是到科技界工作的时期, 更鲜明地反映出他一辈子做事、做人的原则, 反映出他高尚的品格,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面前, 更表现出父亲是一个杰出的人, 一个大写的人, 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关于父亲做事、做人的原则,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同志在“不尽长江滚滚来”一书的序言中已经有了全面的论述, 我母亲沈谱也在这本书里有过很好的概括, 我只是根据个人的体会谈谈他最突出的特点。

父亲虽然只活了61岁, 但他一生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 以人民的利益为重, 一辈子追求真理、坚持真理。青年时期他义无返顾投身革命, 17岁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 他因不满意国民党对日本的不抵抗政策而毅然放弃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毕业文凭;1933年在北大读书时期, 他又参与发起组织北大学生长城抗战慰问团, 到长城各口慰劳抗日军队;1935年7月, 他又以《大公报》旅行记者名义, 从四川成都开始了他的著名的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旅行。他的游记首次向全国广大读者公开报道了红军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对于增进人们对红军的正确了解起了重要作用。在国家、民族危难的年代里, 他总是置个人生死于不顾, 出现在形势最需要的地方, 往往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在绥远、在西安、在延安、在西蒙、在卢沟桥、在台儿庄、在徐州, 哪儿最需要, 哪儿就有父亲的身影, 他在抗日前线采访时, 经常深入第一线, 在枪林弹雨中, 写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新闻报道。在父亲心目中, 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父亲做事的原则。

父亲在1941年写的《怎样学做新闻记者》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世界上很少人有像新闻记者这样有更多诱惑与压迫的。……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着真理的火炬, 在夹攻中奋斗, 特别是在时局艰难的时候, 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真理, 本着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精神, 实在非常重要。”坚持真理,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这就是父亲做新闻记者的原则。

在科技界

父亲离开新闻界, 从他内心来讲是不愿意的, 自己干了几十年的工作, 不但熟悉, 而且有很深的感情。在组织有了新的安排之后, 如何对待这种变化、如何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呢?父亲仍然恪守他一贯做事的原则: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以事业为重, 顾全大局, 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少人好心地问起他工作的变化时, 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服从组织嘛。”他默默地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工作岗位, 跨入了自己原来不熟悉的领域, 从头学起, 他不仅不发牢骚, 顾全大局, 而且在科技界工作的10年中, 干一行, 爱一行, 钻一行, 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十分出色的答卷。

1952年离开人民日报之后, 先是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 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 (第二办公室分管文化教育工作) 。1956年开始到科技界工作, 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从1956年开始, 在他先后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职务期间, 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 陈毅、聂荣臻二位副总理的主持下, 由父亲具体组织, 有几百名各种专业的科学家参加, 开始编制我国12年科技发展规划的工作。他当时的秘书何志平说:“由于这是我国全面进行科学规划的第一次尝试, 没有先例, 缺乏借鉴与资料。长江同志以他坚强的毅力和严谨的风格, 从零做起, 边干边学, 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终于在两年之内交出了出色的答卷。”中国科协原干部章道义同志说:“虽然开始的秘书长是张劲夫副院长, 但他是兼职的, 主持日常工作的是长江同志, 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我国科技界从来没有做过的这项事业中, 团结众多科学大家, 同心协力, 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随后, 他又协助郭老率代表团访问苏联, 在苏联待了98天, 听取苏联科学家的意见和建议, 并争取他们的一些支持与合作,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国的半导体、高分子、自动化以及‘两弹一星’等新兴科学技术都是这次规划的重点项目, 并在之后的科研和国家建设中, 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深远影响。”

1958年父亲和科技界其他干部一起共同促成了全国科联与全国科普的合并, 组建了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的统一的中国科技界的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 父亲担任副主席、党组书记。他顶住了当时否定知识分子学术团体的“左”的思潮, 保住了自然科学专门学会。据周培源同志回忆, 在中国科协成立的初期, 有些人“对待知识分子不够公正和持有偏见”, “认为科协已经成立了, 学会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了”。而不少科学家反对取消学会, 他们认为, 学会是科学家交流学术成果、提高学术水平的重要阵地, 取消学会, 科协将失去生命力。在这场争论中, 父亲坚持原则, 力排众议, 向中央汇报后支持了保留学会的观点。这对当时新成立的中国科协机关广大干部和所有的科学家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周培源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时曾经说:“至今, 中国科协的同志们, 仍没有忘记长江同志敢于坚持真理, 一身正气的优秀品质。”

章道义同志说:“在这之后, 他又提出了挂、靠、并、动四字方针, 使我国的学术交流活动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仍然得以开展。1962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广州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之后, 他又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 争取中央领导的支持, 筹建了北京科学会堂, 解决了学术交流的活动场所, 这些都在科技界深得人心, 也为科协和学会的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我的印象中, 我们家的书柜里原来大多是政治书籍和文艺书籍, 可是在父亲到科技界工作之后, 忽然间书柜中多了好多书, 例如“小麦栽培学”、“水稻栽培学”、“棉花种植学”等, 还有一些医学方面的书籍, 这些书都摆在书柜中很醒目的位置, 后来才知道他在科委任副主任期间, 除分管科协工作外, 还分管农业与医学科研工作。这说明父亲在努力学习自己原来不熟悉的东西, 力争从外行变成内行。他还善于团结和关心科学家和广大科技工作者, 和他们交朋友, 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他在科协工作期间, 推动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大发展, 开展了农村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如1963年在谭震林、聂荣臻两位副总理的领导下, 在北京召开了有几百名农业科技专家参加的规划会议, 制定了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规划;支持并上报了中国植保学会多位专家提出的紧急建议, 经聂副总理审阅后, 上报毛主席和周总理, 被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并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了植保科学知识展览;依靠基层科协组织, 广泛建立了农村科学实验小组和科学实验队, 以试验田、种子田和样板田为基地, 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 (参见《不尽长江滚滚来》一书中沈其益同志文章)

他提出并促成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与中国协和医学院的合并, 促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与协和医院的长期合作。中国医学科学院原副院长白希清同志回忆:“长江同志经过反复研究, 提出中国医学科学院应与原有的中国协和医学院合并, 以广泛吸收和集中医学人才, 扩大研究规模, 从而为新中国医学科学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长江同志为了调整好双方的关系, 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1957年11月,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沈其震和我, 在长江同志的主持下, 与中国协和医学院的领导见了面, 长江同志在会上耐心地说明双方合作的必要性, 使大家心悦诚服。原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教授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批判, 但是长江同志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出发, 仍然主张由李宗恩教授担任新的医学科学院的院长, 由沈其震做副院长, 大家最后都接受了长江同志这个意见。事实证明, 两院合并有利于广泛团结医学界党内外知识分子, 共同发展新中国医学科学事业。”而且父亲在反右斗争刚开始不到半年就能提出让李宗恩教授担任院长, 真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和魄力。

1958年“大跃进”之后, 政治上总的气候比较“左”, 父亲当时也写过一些歌颂三面红旗的诗, 但是60年代初他曾回老家四川内江, 亲眼目睹了许多农民饿死或奄奄一息的悲惨景象, 对他的思想触动很大。

三年困难时期, 对于日益严重的“浮夸风”, 父亲也是有所觉察的。据父亲的司机卜永麟回忆, 50年代末, 有一次父亲在高教部做报告, 谈及“浮夸风”问题, 他十分气愤地说:“亩产上万斤不可靠, 把10亩地的粮食都堆在1亩地上, 连缝儿都没有了, 也不会有这么高的产量。”散会后卜永麟同志对他说:“这么大的一个会, 你这样说对你有影响没有?虽然群众欢迎, 但是对你不利。”父亲回答说:“我只能实事求是地说。”父亲在科协工作期间, 经过他的努力, 在党中央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 北京科学会堂建立起来了, 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在这里顺利召开, 这次国际会议共有全世界44个国家和地区的367位科学家参加, 父亲是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副团长。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科技界首次举办的大型国际科学会议, 因此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会议由陈毅副总理亲自抓, 具体领导会议工作的三人小组由张劲夫、张致祥和父亲组成, 父亲作为科协党组书记, 日夜在一线操劳, 对会议顺利进行起了关键作用。

北京科学讨论会之后, 他先去山东禹城抓抗旱工作, 同时研究如何治理盐碱地问题, 后又到浙江诸暨搞“四清”。这是“文化大革命”前他深入基层时间比较长的两个地方。记得他下去蹲点时改了个名字叫“向东流”, 还是“长江”的意思, 不过工作组的同志都叫他“老向同志”。这也是他一贯的作风, 到基层去不愿意麻烦下边的同志, 尽量低调一点儿。两次蹲点之后, “文化大革命”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已经开始凸显了, 父亲对此并没有什么预感, 可以说毫无思想准备, 还是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1966年初, 父亲参加了科技界的福州会议, 这是一个关于农业方面的会议。在会议筹备期间, 有这样一个插曲。据中国科协原干部孔祥瑾同志回忆, 当时父亲召集科协书记处的同志开会, 谈福州会议的筹备工作, 人都到齐之后, 大家分别汇报了自己负责的工作内容。父亲听了汇报之后, 很长时间一言未发, 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蒙了, 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不知一向健谈的长江同志为何忽然不说话了, 好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 父亲终于说了一句话:“可惜焦裕禄同志不在了。”与会同志这才悟出了父亲沉默的原因。接着, 父亲毫不客气地对所有的发言一一进行了批评, 认为这样一种对工作不负责任的态度及低标准的工作汇报和焦裕禄同志相比差得太远, 要求他们下一番功夫调查情况之后再次开会研究, 不能草率了事。

这件事反映了父亲在工作上是用一个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也同样要求自己的下级, 工作上力求做得更好。但他万万没有想到, 半年多之后, 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降临了。

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文化大革命”的四年 (对于父亲来讲只有四年, 因为1970年10月他就含冤去世了) 对于父亲是最严酷的考验, 也是父亲高尚人格最好的见证。近几年, 我曾专门访问了“文化大革命”中和他在一起被关押或一起在干校生活过的同志, 对于那段时间父亲的情况做了一些了解。可以肯定地说, 父亲是在非常情况下被迫害致死的。而且他一直恪守着他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 坚持讲真话。直到他生命最后的那段日子里, 他依然做到了不说一句假话、不做一件违心的事。这是多么不容易呀!

1966年6月, 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降临了, 父亲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6月21日, 父亲被科协造反派“揪”了出来, 单位里开始有大字报揭发父亲, 上纲上线, 说父亲写了“黑诗”。父亲有一首诗里有这样两句:“蠢人蠢事蠢主张, 自坏长城觉安康。”父亲说那是一首反修的诗, 指的是赫鲁晓夫, 造反派则说他是在影射谩骂毛主席。这罪名可大了。以后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而来, 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三十年代反共老手”等。尽管这样, 父亲还是努力去理解, 努力设法让自己“跟上运动的形势”。据司机卜永麟同志回忆:“有一天, 他说他要去科委, 我说:‘你别去, 那的群众对你意见太大了。’长江同志说:‘群众越有意见越是要去, 躲着群众不对, 要解决矛盾。搞革命不要怕, 让群众出出气, 他们的气就消了。’”父亲主观良好的愿望没有换来他期盼的结果, 很快他就“靠边站”, 被“停职反省”了。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仍然百分之百地相信“组织”, 他主动上交了他十几年的日记、笔记及有关资料, 甚至把他20世纪40年代初写的“祖国十年”的稿子也上交了, 想以诚心换取“组织”对他的了解, 坦然接受对他的审查。没想到这种老老实实合作的态度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运。虽然“专案组委托一位同志花了半年时间一天不落地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三面红旗’的言行”;“后来又找了一位年轻人查看了一遍, 果然从鸡蛋里挑出一些骨头, 但也没有找出什么足以把他打倒的要害”, “最终造反派从父亲自己提供的解放前写的材料中找出一些‘炮弹’, 把‘歌颂蒋委员长’这样的大帽子也扣到了他的头上”。父亲实在忍无可忍了, 他相信自己是无辜的, 他深信毛主席、周总理是了解自己的。1967年10月15日, 他也用大字报的形式, 公布了30年代毛主席和周总理给他的几封亲笔信, 对自己的历史情况做了说明和解释, 开始奋起反击, 以期望使群众了解真相。没想到, 他的大字报却招来了新一轮更猛烈的批斗, 还把大标语都刷到家里去了。父亲无奈之下, 决定去中央文革接待站静坐抗议。他的这种激烈的不妥协态度招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造反派”来人抄走了毛主席、周总理给父亲的亲笔信;二、从此之后父亲失去了“人身自由”, 被关进了“牛棚”, 不让回家了。几乎与此同时, 我母亲沈谱也被隔离审查, 被造反派关进了单位的地下室里。

1968年, 军管小组和工宣队、军宣队进驻科协, 在查阅中国科协成立的批准文件时军管组领导发现毛泽东 (当时退居二线) 没有签字, 只有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签字批准, 如获至宝, 在大会宣布“科协是刘邓黑司令部批准的!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此, 父亲在科协所做的一切, 就自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了, 他也成了“三反分子”。

重压之下, 父亲保持了高尚的人格。无论是个别审问还是大会批斗, 他从未卑躬屈膝, 从未说过一句违心的话, 没有诬陷任何其他同志, 没有签字画押去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用“造反派”对他的评价就是:“很不老实, 态度嚣张。”有一次, 父亲认为原科协一位干部×××在大会上的批判发言很不实事求是, 很愤怒, 当场骂他:“无耻!”父亲在科协“牛棚”被关押期间曾写过几份书面材料, 例如:1968年12月14日的“关于国际新闻社的情况”、“关于桂林国际新闻社的情况”, 1969年1月份还写了“我的自述”, 这些文章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都几乎一字不改地收进后来出版的父亲的《新闻文集》和《纪念文集》之中, 说明父亲在高压之下始终是坚持实事求是的。

明明父亲是国统区记者中第一个向外界公开如实地报道红军长征和介绍延安真实情况的, 他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著作30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点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张爱萍、张震等同志都做过充分的肯定。可是在那是非颠倒的日子里, “造反派”居然说父亲是“特务”, 问他:“你写的东西为什么和红军的行军路线是一致的?你是在跟踪红军, 暴露红军的行踪。”听了这种“批判”, 父亲内心的痛苦和委屈是可想而知的。

据当时和父亲一起关押在机关“牛棚”中的王麦林同志回忆, 父亲曾对他说:“我将来出去后要到大学教‘资本论’去。”“九大”之后清理“牛棚”, 解放了一些干部, 科协的“牛棚”里只剩下王麦林和父亲两个人了。当军管会宣布其他人从“牛棚”里“解放”时, 有的同志看见一向坚强的父亲流泪了, 这是我所听说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唯一落泪的一次。

据孔祥瑾同志回忆, 1968年, 军宣队进驻科协后, 曾办了一个学习班, 也组织人批判父亲。有一天晚上, 军宣队有人问父亲:“邓拓在北京写‘燕山夜话’, 你怎么就在海南写‘海南夜话’?”孔祥瑾说:“到了这个节骨眼上, 长江顿了一下, 说:‘哎呀, 谁让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呀!’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 到现在我还记得, 印象很深。这是感受, 一种思路的沟通, 我后来跟很多人说过。”这是父亲对“四人帮”一伙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有力反击!但在当时说这样的话需要很大的勇气!

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岁月里, 一向忠于党、相信组织的父亲很难理解“造反派们”咄咄逼人的无理纠缠, 性格直率、胸怀坦荡的父亲思想上对此十分反感。他在当时更无法了解由最高领袖亲自发动的运动的内幕和灾难性的后果, 无法了解为什么那么多开国功臣都成了批判对象, 甚至被关进了监狱。父亲是一个杰出的人, 但并不是一个完人, 他自身也有不少缺点、弱点, 对人、对事也有判断错误的时候, 但要他理解“文化大革命”, 这对于他实在是太困难了。

最后一年的干校生活

我父亲到底是怎么去世的?他在干校最后一年的真实生活状况是什么样的?这几年, 关于他的死, 也有不少人写文章加以猜测、评论。近几年我走访了一些目前还在世的和父亲在干校一起生活过的同志, 他们都很热情地给我提供了不少宝贵的信息, 使父亲最后一年的生活原貌大体上清晰地展现了出来。由于父亲去世至今已42年, 很多直接的当事人已经先后去世, 所以父亲去世的细节几乎已不可能完全搞清楚, 没有任何人亲眼看见当时的真相。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父亲在当时是被迫害致死的。

据中国科协原干部章道义同志回忆, 父亲去干校是在1969年10月底或11月初。“由专案组派人送往干校的。”章道义同志是第一批下放的先遣队成员, “在先后辗转了河南罗山、湖南草市和河南确山三所干校并完成确山干校的秋种之后, 有一个短暂的回京休整时间”。休假完了集体返回干校时, 正好与我父亲同行。他回忆:“由于专案组只派了一个人, 要求我们路上帮助照护一下。于是一路上我们还说了几句话, 并同在确山县委招待所住了一宿, 当时他的情绪还是蛮好的。”“没想到到干校后, 仍然把他看作阶级敌人, 分配他和几个审查对象一起, 每天干最脏的活, 从厕所里淘粪, 再倒到菜园的粪坑里”, “每天要来回担若干趟, 对于一个多年没有参加体力劳动、已60来岁的领导干部、我国新闻界的前辈来说, 是很折磨人的, 也是对他的一种羞辱。”父亲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能“踏踏实实劳动, 取得了群众的谅解”。

可干校的某些主管领导却还不放过父亲, 继续给他施加压力。据李××回忆, “从1970年夏天开始专案组不断找他谈话, 核实材料, 时间长达两三个月。六七个人一块儿找他谈”, 但连他都承认:“长江实事求是, 从不瞎说。”王麦林同志回忆:“到干校后我们不关在一起了, 他仍被监督劳动, 让他挑粪, 他不说话, 人也消瘦了。干校吃得不好, 他当时的心情也不太好。”我们还保留有两张父亲在干校期间专案组转来的通知单, 因为父亲写给母亲的信已经被造反派们扣押了。第一张通知单的时间是:1970年4月7日, 内容:“通知:范长江提出:1.要一双39号雨鞋;2.要一个蚊帐, 五月以前寄来。专案组”。另一张通知单的时间是:1970年5月17日, 内容:“通知:1.所寄蚊帐、雨鞋、毛巾范均收到;2.把范的布票寄来, 专案组”。就这样, 父亲在干校与家人通信的自由也被剥夺了。这说明, 父亲在干校期间, 基本上与外界是隔离的, 他长期得不到外面的任何消息, 每天又干那么重的体力活儿, 思想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专案组成员车××回忆:“他去世前有了新的外调材料, 准备三天后开批斗会。”布置这件事时, 车××在场, 当时对父亲“施加了压力”。点到了所谓“材料”, 即:公安六条说的“三青团区分部委员以上即算历史反革命”。专案组在这里用的是“移花接木”的手段, 把适用于解放战争年代的标准用到20世纪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时期, 显然是荒谬的。而父亲长期被隔离审查, 看不到什么文件, 外边的信息、情况都不知道, 很难辨别真伪。据章道义同志回忆:“那几天, 专案组从北京来到了干校, 他们用了一年多时间沿着他报道红军的路线通过查阅敌伪档案、旧报纸和提审劳改犯及审查对象等所获得的一些‘证言证词’, 作为‘罪证’, 对他进行面对面的追问、逼供, 可能是造成他绝望的直接原因。”“他去世前的那天中午, 从厕所挑粪出来, 和我正好走了一个对面, 我看他脸色非常不好, 铁青铁青的, 十分疲惫、心事重重的样子, 眼也不抬地往前迈, 心想他是不是病了?真想停下来问问他。但那时不能, 因为那几天, 专案组正在审问他, 以免某些‘极左’人士见了, 说他又在和什么人有什么接触, 使事情更加复杂化。没想到, 那天夜里就出事了。”

对于“真相”, 大家的看法也不一致。某些细节虽然难以搞清, 但无论如何父亲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科学院确山五七干校被迫害致死的,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干校的头头们就是在他已经被迫害致死后还不放过他, 高昌瑞同志生前回忆, “他们连一口棺材都不给他做, 还是老红军许瑞红给他做了一口棺材”。据中国科协原干部齐仲同志提供的材料证明, 父亲去世后干校领导共召开过两次对他的“声讨大会”, 第一次是“1970年10月26日下午, 地点在木工棚, 大会横幅是:‘愤怒声讨反共老手、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范长江滔天罪行大会’”, 第二次是“1970年11月7日, 标语是:‘彻底清算反共老手、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范长江滔天罪行大会’, 地点:确山县五七干校河北校舍的大院里”。

在他去世后不到一个月, 中央就通知被审查的部以上干部回京检查身体。也可以说, 当时他的死换来了一大批老干部待遇的改善。

从父亲去世到“四人帮”被粉碎, 又经过了整整六年的漫长时间。妈妈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长江他走了, 我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长江的未竟事业, 长江留下的遗愿, 长江一生对我矢志不渝的爱情, 鼓舞着我继续战斗下去。生者不能只用眼泪悼念死者, 生者要用努力工作, 不懈地战斗, 去纪念死者, 这才是对忠魂最好的告慰。”正是她的这种思想情绪影响了我们全家人, 我们始终没有消沉、没有绝望, 而是努力地工作, 而且不断地抗争。1972年10月11日, 我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第二天送到了中南海西门传达室。1972年10月16日, 在父亲去世两年之后, 终于争取到毛主席对他的问题的直接过问 (最近在网上查毛选13卷最初主席批的是:“纪、汪酌处。”) , 后来科学院 (当时国家科委, 全国科协都合并到科学院) 给我们兄弟几人插队所在单位开的证明信上写的都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应按革命干部对待”这两句话。从此家中的境况才逐步得到了改善, 小军参了军, 小建上了大学, 我从农村调回了北京。并批准我们到河南为父亲办理后事。我和二弟东升到河南后, 在高昌瑞同志引领下, 在荒山野岭处找到了父亲遗骸, 在许昌火化后骨灰由我们带回北京, 先存放在老山骨灰堂, 1975年8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一次父亲的骨灰安葬仪式, 骨灰才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1978年12月27日又由胡耀邦同志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为父亲平反昭雪的追悼会。

关于父亲的去世, 目前虽然尚有疑点, 比如公安局的验尸报告中曾写他“后脑和前胸有擦伤”, 这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干校领导说他是“走资派”, 当地公安局也不会去细查, 这些细节也就很难完全搞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父亲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极特殊的背景下被迫害致死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4年的表现, 齐仲同志说“完全可以用‘英勇’两个字来形容”。他的高尚人格在那黑暗、残酷的环境里受到了考验, 得到了升华, 他不愧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在那种环境下, 能够做到不趋炎附势, 不说一句假话, 敢于向丑恶的现象表示强烈的不满,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在史无前例的那场浩劫中, 有千千万万和父亲一样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敢讲真话的好干部被“莫须有”的罪名迫害致死了, 这种惨痛的教训应该让我们的后代永远记取, 绝不能再让“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重演!所以我认为在河南确山建纪念馆是非常有意义的。

高三的最后的日子篇5

再一次，按上熟悉的键盘，却已是高三的

第一文库网最后的日子…轻轻地记录着生活走过来的点滴，轻叹一声，三年，如流水般，就在指尖间流逝了…细数着记忆中的流沙，不由得心生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茫然间，若隐若现地，我仿佛看到了终点处，那个略带着丝丝淡淡的悲伤的结局…颓然地，高中，渐渐地，划上句点，渐渐地，越来越远，最后，终将变成昏黄的过去…总会有人，在那个熟悉的地方，重演着那些相同的故事，在那熟悉的我们曾走过的路，沿着我们的脚印和点滴，一步一步地走过…那些，没有了鲜花和掌声的日子，那些，曾颓然走过的路，那些，满怀失意的虚幻的风景，烙印在记忆的最深处，那里，有着一把沉重的枷锁，锁上了那道心门，心门内，是那些弥足珍贵的回忆…有希望，有幸福，有无知，有执着，有天真，有幼稚…人生，仿佛总会有不同的味道，每走一步，仿佛都是灵魂的一种升华，每有一个转折，都会得到不同的收获…渐渐地，我竟然开始喜欢上了这种淡淡的未知的感觉，习惯了，在每一次跌倒后那种不想屈服的信念，每一次，我都告诉自己，这些都是人生的财富…于是，我开始慢慢地去感受，感悟…不知道，三十天后的结局，但我知道，其实这些对我来说，很珍贵，心有多高，态度决定一切，只有改变那种浮躁的心态，才能走的更远…

【散文概念】散文是指以文字为创作、审美对象的文学艺术体裁，是文学中的一种体裁形式。六朝以来，为区别于韵文、骈文，而把凡是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概称散文。随着文学概念的演变和文学体裁的发展，散文的概念也时有变化，在某些历史时期又将小说与其他抒情、记事的文学作品统称为散文，以区别于讲求韵律的诗歌。现代散文是指除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体裁之外的.其他文学作品。其本身按其内容和形式的不同，又可分为杂文、小品、随笔等。散文形散而神不散，有一个明确的主旨贯穿全文。

“四大名旦”最后的日子篇6

梅兰芳夙愿未了身先去

梅兰芳在解放前已取得极高的艺术成就，他的“梅派”艺术以“少而约、静而动”的特点开创了京剧艺术高峰。梅兰芳作为一位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师，解放后又追随时代潮流，捧出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群众的尊敬和厚爱。

前苏联是梅兰芳早年留有美好记忆的国度。他在北京寓所书桌上的一尊列宁塑像，是当年从莫斯科携回的，陪伴了他30余年。1957年是十月革命40周年，中国组织了劳动者友好代表团去参加盛大纪念活动，梅兰芳也是团员之一。他到莫斯科后引起一番轰动，代表团应邀去大戏院观摩歌剧，当东道主介绍来宾梅兰芳的名字时，剧场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有人呼喊起“梅兰芳”的名字。1957年夏天，瑞典舞蹈协会主席海格尔受国际舞蹈协会委托，专程来北京授予梅兰芳一枚荣誉奖章，他是全世界获得这一荣誉的第十四人。

从1960年起，梅兰芳打算正式排演根据《柳毅传》改编的《龙女牧羊》，他和剧作者先后认真交谈了十余次，并从剧情到表演都做了仔细研究和设计。但从这年初冬起，梅兰芳就因长年劳累而感到身体不适。翌年六七月间，梅兰芳终因难以支撑住进了医院，经医生诊断系突发性心脏病。8月8日，梅兰芳病情突然加重，遽然去世。中国剧坛上一颗巨星陨落了，这年他才68岁。

尚小云十年蒙难心力瘁

1966年5月间，尚小云一直在为编演革命现代京戏《秦岭长虹》以及改进戏校教育而奔走。想不到的是，6月1日，林彪、康生等人炮制的大动乱宣言书《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出台，戏校就和全国一样炸开了锅。大字报铺天盖地，“打砸抢”随处可见，尚小云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权威”的帽子，遭到关押批斗。那些黑白颠倒、莫须有的罪名像脏水一般向他泼来。尚小云几次被拉到西安市中心，被野蛮地挂牌游街，而且他的家多次被抄，门被糊上了封条。夫人和儿子也受到牵连，同他一起被关进“牛棚”，每人每月只给极少的生活费。

最痛心的是，尚小云多年集藏的《九宫大成》、《集成曲谱》、《遏云阁》等大量关于戏曲、诗词、历史的古籍，都同其他财物一起被红卫兵抄走，顷刻之间荡然无存。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尚小云获得“解放”，回到了自己的家。但8年的折磨，彻底摧残了他本来健壮的体魄，各种疾病向他袭来，先是全身伤痛，继而左眼失明。

1976年春的一天，尚小云在家中突感身体不适，原来是心脏病发作了，家人赶忙将他送往医院抢救，但已经晚了。4月19日，因医治无效，一代艺术大师尚小云就这样悄悄离开了人世。1980年10月30日，北京各界人士在八宝山为尚小云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人们纷纷对他表示怀念之情。令人欣慰的是，尚小云虽然去世了，但他所创立的“尚派”艺术后继有人，至今仍为菊坛瑰宝。

荀慧生孤单告别人世间

建国之后，荀慧生出于对新中国戏曲事业的挚爱，在繁忙的演出活动之余，仍热心传艺授徒，以求京剧艺术后继有人。除了在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京剧院等处兼职授课外，荀慧生还于各地演出时发现好苗子随时加以指点，被他提携的优秀演员不计其数，有童芷苓、吴素秋、李玉茹、孙毓敏、刘长瑜、宋长荣等人。宋长荣于1961年拜他为师，可谓关门弟子。荀慧生向他们授艺，几乎是逐句逐段讲戏，一招一式示范。由于他的倡导，中国戏校曾开设练字学画课程，他专门讲授戏理与画理相通的道理。1966年暮春，神州大地已呈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在告别戏坛三年后，荀慧生在家中精心绘制了一幅青山绿水图。画面上山峦起伏处江流环绕，蓝天碧水间桃红柳绿，这满幅的生机寄托着他对祖国大好江山的爱恋。但仅隔二三个月后，先是田汉、周信芳等老友纷纷中箭落马，随后，荀慧生也在戏校大字报上“榜上有名”，被扣上“反动艺术权威”的帽子。

尽管荀慧生很虔诚地检讨自己的艺术观点，但1966年的8月23日上午，他还是被带到北京孔庙的市京剧团加以批斗。荀慧生亲眼目睹老舍在遭凌辱时绝望的眼神，他想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夜晚，荀慧生拖着伤残的身子回到家里，家中已一片狼藉。第二天，他又被勒令去劳动改造。艰苦的劳动改造摧垮了荀慧生的身体。1968年，荀慧生的心脏病发作，但他不仅得不到及时治疗，而且还被勒令继续写“交待”材料。12月26日，一个阴冷的日子，一代大师荀慧生病故于北京，终年68岁，当时身边竟没有一个亲人在场。

程砚秋鞠躬尽瘁殉艺术

解放后，面对国内戏曲百花园万紫千红的局面，程砚秋也不甘人后地要为之增色添彩。1952年10月，第一届全国戏曲会演，程砚秋献出了自己的成名作之一《三击掌》，并获得荣誉奖。

1956年，他拍摄完成《荒山泪》一片，表现了他追求艺术的决心和毅力。可惜，这是他最后的一次艺术创作。

1957年春天，程砚秋正式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艺术大赛即将拉开帷幕，作为评委之一的程砚秋也将出席。

这时，正好周总理也在那里访问，所以两人见面后，总理便关切地问：“砚秋同志，你为什么还没入党呀？”程砚秋答道：“我最近已递交入党申请书，但是缺点太多了。”谁料周总理却一连串地摆出了他许多先进事例，并严肃地表示：“砚秋同志，如果你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愿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回到北京，贺龙元帅知道后也托人捎话，愿做他的第二入党介绍人。

1958年新春伊始，文化部领导约程砚秋谈话，把率领中国艺术团赴法参加国际戏剧节的重任交给他。

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戏剧艺术，程砚秋抓紧安排团员编排一些精彩剧目。

许世友　最后的日子篇7

他咬着牙一声不哼

1985年春节前夕，许世友感到腹部时时胀痛，他总是咬着牙忍着，没有当回事儿。不仅如此，他还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知道，以免大家认为他“身体不行”。

“我不去北京！”许世友说。

“为什么不去呢，北京的条件好呀！”

“北京的路太窄。”许世友说。

“北京有长安街，路很宽啊。”

“人多啊……我吵架吵不过他们。”

许世友所说的“他们”到底指谁，刘轩庭不好问穿。但许世友自己心里清楚，只是一时没有点破。

任凭在宁的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们怎么劝说，许世友就是不愿意作进一步的检查治疗。他固执地住在南京中山陵8号，一步也不肯离开。

1985年9月初，南京军区总医院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特别医疗小组进驻中山陵8号，对许世友实施系统性的监护治疗。然而，病情丝毫不见好转，反而更加严重。

肝癌所造成的巨大疼痛，残酷地折磨着许世友。一直陪在病榻前的他的一个儿媳妇说:“他疼起来，从来不叫疼。有一次疼得厉害，说要打针，还没来得及打，又说不打了。自己咬着牙坚持，一声不哼，从发病到去世，我没有听到他哼过。他疼的时候，不让别人在他身边，房间里一个人都不能有，他内心不愿意别人看到他疼痛的那副样子。”

一天午饭后，许世友要上卫生间，他要自己去。可是十多分钟过去仍不见他出来。护士有些不放心，便走过去看看。推开门一看，她一下惊呆了:许世友司令员正用头使劲地往卫生间墙壁上撞！

大家心情非常沉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医疗小组和工作人员中，对此有些不同的解释。有的同志认为，许司令头痛难忍，用撞击来发泄和减轻一些痛苦；有的说，许司令神志不太清楚，控制不住自己，出现短暂性意识障碍。

最后一次“活动”

许世友一生爱“动”。自医疗小组住进中山陵8号后，军区医院老院长高复运同志，每天上楼都向许世友说“首长，要注意静养，最好卧床休息”之类的话，许世友依然活动，每天坚持散步。办公桌上的台历，天天都会留下他的记录:3000米、3500米……

可是，到了后来，由于病情的不断恶化，早上起床时，许世友自己就爬不起来了，他的腿水肿得连行走都很困难。即使如此，他还是躺不住。他叫来军区派驻的保卫处陶处长，提出要乘车出去兜风。他的理由很充分:坐在吉普车上，车颠人也颠，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活动。他感到舒服，对配合治疗也有好处。

有一天，许世友出现了烦躁不安的情绪，嘴里吃力地咕噜着。值班护士凑上去听了好半天，才听明白:他要“活动、活动”。

本来许世友就是属于高度危重病人，必须绝对卧床休息，以免引起肝破裂大出血或呼吸衰竭；另外，他已卧床不起个把月了，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其次，由于严重腹水和全身性水肿，体重超过200斤，谁能抬得动他去“活动、活动”！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和亲属们，都感到一筹莫展。

许世友想“活动”一下，这可能就是他最后的一次要求，不满足他，谁都有些于心不忍；特别是依许世友固执的性格，你不让他“活动”，他偏要想法“活动”，这难免会引出更大的麻烦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绞尽脑汁在想两全其美的办法。最后，有人提议，把他搬到沙发上坐坐，让人推动沙发，在病房里“走”一圈，“兜兜风”。这个建议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赞同。

很快，叫来了七八个强壮青年，使出吃奶的力气，把许世友从床上“搬”到沙发上，开始了许世友一生最后的一次“活动”。“活动”够了，许世友就睡着了。这次睡得特别安静。

“我完蛋了”

1985年9月30日，许世友病情进行性加重。整天昏睡不醒，大小便失禁，两下肢有不少出血淤斑。医疗小组再一次下了“病危通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