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共5篇）
爱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篇1
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龙头。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 大量的台、港、澳企业在珠江三角洲投资设厂, 从事加工贸易, 加工贸易产值曾占到全国的四成。然而, 从去年年底开始, 大批中小加工制造企业或关闭停业, 或迁往他地。今年1月22日的《南方都市报》报道, 珠三角工厂上千家鞋厂倒闭, 万余港资企业面临关闭, 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计划迁离或难以为继。《华尔街日报》2月25日在题为《珠三角:辉煌已成昨日梦?》的报道中提到, 据香港工业总会预计, 在珠三角地区6万或7万家港资工厂中, 今年将有10%的企业停产。有人指出, 尽管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 但《劳动合同法》无疑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事实果真如此吗?
不可否认, 当前珠江三角洲许多中小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去年以来, 由于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 以及工资大幅增加, 导致企业生产成本明显提高, 而人民币快速升值缩小了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 使得通过提价来转嫁成本的可能性降低, 企业的利润空间必然受到挤压。对外资企业来说, 两税合一又使得长期以来它们独享的税收优惠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 《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会进一步加大企业的压力, 因为它对于企业加班、解雇工人等行为提出了明确的经济补偿标准。对于中小型劳动密集企业而言, 这种压力较其他企业更大, 因为这类企业主要的成本就是劳动用工成本。但如果仅仅凭此就断言《劳动合同法》成为“最后一根稻草”, 可能言过其实了。
那些对《劳动合同法》提出异议的人可能忽视了一个事实:1994年出台的《劳动法》就对企业合同制度作出明确的规定。与《劳动法》相比, 新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只是在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规定更具体, 个别条款内容有所增加, 总体上看, 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动。即使是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 如果过去是守法经营的, 其正常经营成本的增加也非常有限, 《劳动合同法》绝不至于成为压垮它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企业利润增长速度远高于职工工资的增长速度,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写的《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 (2007) ——盈利能力与竞争力》指出, 1990至2005年, 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至41.4%, 而同期营业额占GDP的比重从21.9%增加到29.6%, 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低收入为代价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不会例外。多年来大量外资源源不断涌入该地区, 不是因为它自然资源丰富, 不是因为它人才富集, 也不是因为它基础设施完备, 而是因为中国大陆数以千万计的廉价劳动力。尽管珠江三角洲工资高于内陆地区, 以至于出现了长期的“民工潮”, 但它的平均工资远低于港台地区。正是大量流入该地区的价廉物美的劳动力, 以及国家和地方政府给予它们的税收和其他方面的优惠, 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拿税收来说, 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大约只有国内企业的一半, 单这一项, 就可以保证外资企业获得比国内企业更高的净利润。近30年珠江三角洲的增长速度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然而绝大多数企业职工很少能分享到由此积累的巨大财富。最近几年珠江三角洲罕见地出现了“民工荒”, 一个重要原因是职工工资增长缓慢, 与内地差距已经不大。2007年3月4日的新浪财经频道报道, 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10年来只提高了不到200元。《劳动合同法》的出台, 充其量不过是减少了某些企业的超额利润, 不会侵削企业正常利润。如果说个别企业, 甚至个别行业要的投入, 达不到正常的经营水准, 仅靠所谓的“人口红利”和政策优惠勉强维持。像这样的企业, 倒闭实属正常现象。即使没有《劳动合同法》, 它们将来的日子也不会好过。由此断言《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使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无法生存, 肯定是不准确的, 也不符合事实。
面对当前的经营困境, 珠江三角洲的企业不应该怨天尤人。它们应该意识到, 即使是中国这样的劳动力大国, 也不可能让它们长久地享受“人口红利”。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劳动者的待遇肯定要提高, 劳动者的权益肯定要改善, 让劳动者更多地分享发展成果, 是中国的部分企业由于《劳动合同法》而变得经营困难, 甚至亏损破产, 这完全有可能。这不能归罪于《劳动合同法》, 主要是企业自身经营管理不善, 或不愿意进行必改革开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初衷。《劳动合同法》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 它的出台只是表明, 那些缺乏长远眼光, 没有长远打算, 不注重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一味靠廉价劳动力赚钱的企业, 今后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
国际经验表明,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经济增长方式不断改进以及产业结构持续升级的过程, 如果不能适时地完成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经济发展过程迟早会中断, 是不可持续的。珠江三角洲的很多中小企业分布在服装鞋帽和玩具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 经营方式相对粗放, 高物质投入, 高能源消耗, 同时也伴随着高污染。这样的企业显然已经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不相适应了。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式增长转变的过程之中, 这必然要求产业升级和企业经营方式的转变。
就珠江三角洲的企业而言, 它们面临着两条出路:一是实现产业升级, 即从劳动密集型等低端产业升级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产业等高端产业;二是进行产业转移, 即把企业从劳动力成本较高的珠江三角洲迁移到劳动力成本相对便宜的中国内陆地区或越南、柬埔寨、印度等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显而易见,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政府和人民更希望企业选择第一条出路, 顺利实现产业升级, 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结果。然而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 产业升级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从一个熟悉的领域转向完全陌生的领域, 要冒很大风险, 而且会有一个相当长的适应过程。这些企业不能寄希望于修改《劳动合同法》或规避《劳动合同法》, 但当地政府对它们给予适当的照顾, 例如在税收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 或在信贷政策上向它们适度倾斜, 减轻它们的压力,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最后一根稻草 篇2
——黑格爾
“——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保辽东!”46岁的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蓟辽督师袁崇焕轻声吟咏着，悲怆的目光越过面前的一片银白，投向了金戈铁马、杀声震天的关外战场。这是崇祯3年(公元1630年)8月16日，北京西市刑场。袁崇焕眼前的耀眼白色，是刽子手的利刃和市民们预备购买其血肉的银钱，在秋日的骄阳下交相辉映所发出的刺眼光芒。
进士出身的一代名将怎么都不会想到，千里奔袭的勤王之举竟是自己的临终演出。袁崇焕舍命相护的帝王要凌迟处死他!袁崇焕浴血保卫的民众要当场吃掉他!这样一个诡谲的逻辑和惨烈的结局，悍然发生在后金十几万大军压境的大明帝国的首都之中。刚刚剪除魏忠贤阉党的崇祯帝不是天纵英才的一代名君吗?忠心耿耿、战功赫赫的兵部尚书袁崇焕不是大明帝国的股肱之臣吗?这个荒唐无比、自毁长城的自杀式决策，是如何出台的?是怎样的力量、怎样的博弈和怎样的逻辑，导致了袁崇焕、崇祯和明王朝的悲剧?
历史在刚刚给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展现出一丝光亮和生机时，这个腐烂透顶的组织内部阴云层峦，瘴气横生，终究野蛮地扼杀了这次千载难逢的复兴时机。
明万历朝是这个农业帝国全面衰退的开端! 25年不临朝的万历，1个月暴亡的泰昌，沉溺于木工并重用魏忠贤的天启，给崇祯留下一个表面一统却沉疴缠身的王朝!凭借千百年流传的皇权文化，崇祯上任伊始就除掉肆虐多年的魏忠贤集团，但这次拨乱反正并不是崇祯本人的神武睿智，更多地取决于明朝之不反皇帝的政治大势。可压抑多年的宫廷氛围需要一个神话来激荡鼓舞，崇祯的自我期许加上奸佞们的包装颂扬，终于给了崇祯一个足以断送江山的心理幻觉：把刚愎自用视为慧眼独具，把朝三暮四视为随机应变，把悭吝寡恩视为严肃纲纪，把猜疑酷虐视为多谋善断。尤其是崇祯跟随养母长大，处处看人眼色行事养成的敏感和脆弱，君临天下后就演变为猜疑和残忍——真正的危险降临了!
与此同时，胸怀天下的袁崇焕行事不拘一格，胆略过人。从宁远大捷的孤胆奋战，到宁锦大捷的清晰判断，乃至北京大捷的千里驰援，都显示了袁崇焕机智灵活、忠勇任事的名将风采。但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临敌天条，却成了崇祯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两种性格的冲突，从一系列事件中可以看出：
袁崇焕在被二次启用后，前往关外，一到任就发现士兵由于饷银不足而怨声载道。在迅速镇压带头闹事者之后，他连发塘报催要银两，引起了吝啬的崇祯十分不满——此其一；擅杀镇守皮岛的左都督毛文龙，引起毛文龙部下对崇祯的猜忌和阵前哗变。毛文龙是否该杀，袁崇焕有自己的判断，历史也有争议。但崇祯的担忧和不满，也是显而易见的——此其二；皇太极绕过袁崇焕从喜峰口窜入长城，攻陷遵化。这本不是袁崇焕的属地。但他一路尾随，布置兵力，并且把金兵打得向北京逃跑。兵临城下后，袁又要求入城休息。打退金军，又不着急出击，在周围拉大网。这一切，让崇祯十分怀疑他的动机——此其三。有此三疑，皇太极的反问计就水到渠成了。
袁崇焕被杀是千古奇冤，个人悲剧最终上升为民族悲剧。痛定思痛，历史责任如何划分?
一、崇祯的责任。1．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崇祯是一个战略决策者。而观察崇祯的所作所为，虽勤勉克己，批阅奏折通宵达旦，却没有制定国家战略，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应对状态。2.猜忌下属，心胸逼仄——对比与皇太极，可看出差距：袁崇焕的手下祖大寿骁勇善战，两次无奈投降皇太极，两次反水，但皇太极并未加伤害，最后祖大寿老死清营——两个皇帝的心胸不可同日而语。3．悭吝贪财，人心尽失。
二、袁崇焕的责任。1．和上级(崇祯)没有及时沟通，行动自专，得不到舆论和上级的支持，反而遭忌。2．只考虑局部最优，没有系统最优的意识。诱杀毛文龙，得罪了一大批朝中重臣(如温体仁)。朝中无奥援，是他被杀的主要原因。内外兼顾，两线作战，是袁崇焕这样的职业经理人永远要牢记的法则。
内忧外患中，后金是压垮大明帝国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袁崇焕是护卫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终于随风而逝了。对于袁崇焕而言，内心的律令和外部的混沌构成了张力极大的错位。如果一个人内心混沌，而外部世界井然有序，他会上演悲剧；但内心清晰外部模糊的袁式悲剧，具有更深刻的警示意义。
爱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篇3
一、耐克公司亚洲漂流记
20世纪50年代末, 耐克离开美国, 把主要的制造基地放到日本。10多年后, 日本取代美国, 成为世界制造中心。20世纪70年代, 耐克离开日本, 把主要的制造基地放到韩国、中国台湾。结果, 日本逐渐丧失了世界制造中心地位。20世纪80年代, 耐克总裁曾宣称, 耐克到哪里, 哪里就是世界制造中心。当时, 中国经济刚刚起步, 耐克也刚刚进入中国大陆。很多人并不相信耐克进入的中国大陆会是未来的世界制造中心。
后来, 中国的确成了世界制造中心。不过, 2010年, 耐克最大的制造中心离开中国, 搬迁到了越南。越南这个基本没有什么知识产权防卫成本的国家, 吸引来的不仅仅是耐克这种传统企业, 还吸引了一大批高科技企业。例如, 亚洲最大科技企业——三星集团把海外最大研发中心、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厂都从中国搬到了越南。夏普也把其最大的制造中心设在越南。惠普、松下、东芝等跨国公司都在越南设立了面向全球市场的研发中心。
耐克全球最大制造基地离开中国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也许是世界工厂搬出中国的新时代的开始。耐克公司亚洲流浪最终目的地, 很可能是崛起中的印度。
二、美国两大战略机构的观点
面对耐克公司的亚洲流浪记, 西方战略家们提出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 为什么耐克抛弃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会持续繁荣?耐克抛弃的中国大陆会持续繁荣吗?第二, 中国大陆内地的制造成本比越南、印度更低, 为什么耐克不进入中国内地?仅仅是人力成本的提高逼走了耐克吗?
美国经济战略研究院提出了中国大陆的特殊性, 认为它没有在经济崛起阶段像其它地区那样完成全面的产权改革和社会改革, 没有实现科研活动的私有化, 没有崛起一个强大的私营科技产业。但是, 中国经济的补偿效应总是让经济学家的预测落空, 因为错误的政策不等产生效应, 就被庞大经济体释放出来的其它利好因素所吞没。因此, 对中国的任何问题, 都要用更长的研究周期。也就是说, 在中国稳固的世界制造中心地位开始受到越南、印度的重大挑战之后, 中国将继续崛起或者陷入衰退, 这需要长期观望。美国经济战略研究院认为, 由于中国经济规模过于庞大, 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来判断它是否能保持持续繁荣。
对于第二个问题, 美国经济战略研究院认为, 中国市场的“综合成本劣势”正在快速蔓延, 更多的产业可能把世界制造中心转移到东盟或印度。这个“综合成本劣势”也包括知识产权保护。
顺着美国经济战略研究院的认知, 人们可能认为知识产权成本是“压垮”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过, 这种中国“综合成本劣势”可能逼走外资企业的说法, 不被很多专家认可。
例如, 兰德公司在发布《解读中国大战略》报告中认为:中国的崛起是置换性的。它庞大的市场, 以及周边地区的20多亿“外国人”让中国能培养出各行业的“巨无霸”公司;中国在很多行业有能力完全替代美国, 会让美国企业彻底消失。兰德公司认为, “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庞大竞争对手”。例如, 一个重要差别是, 耐克离开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时候, 那里没有出现同行业巨头。耐克离开中国大陆的时候, 那里出现了雅戈尔、杉杉、红豆、海澜、李宁、波司登、安踏、七匹狼等强大的竞争对手, 而且每一个都在急剧扩张, 没有停顿的迹象。
根据兰德公司的判断, 人们可能认为知识产权成本是中国“置换性崛起”的枪和炮。那么, 知识产权成本到底是“压垮”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还是中国“置换性崛起”的枪和炮?
三、知识产权成本是“压垮”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2009年5月21日, 《印度人报》下属的商业日报了报道“印度击败中国”一文。该文认为印度已成为仅次于墨西哥的全球生产成本最低国, 认为印度的制造业正在迅速崛起。美国就业与竞争力委员会也曾发布报告, 认为中国的“综合成本劣势”在扩大, 综合成本涉及土地、水电、产业链要素距离、配送系统效率、劳动力成本、税务成本、政府成本、公关成本、市场开放程度等, 中国市场的综合成本已越来越让人“难以承受”。
美国经济战略研究院甚至认为, 中国的“综合成本劣势”正在快速蔓延。包括中国沿海4大经济特区在内, 外资企业拥有的税收、土地等优惠措施现在大部分已消失。中国内地大部分地区非常贫穷, 劳动力工资很低, 但是那里有同样严厉的劳动法、扶持高新科技公司的政策, 却不再有针对外资企业的税收、土地政策。
而且,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中国几乎每个技术领域都出现了比美国更多的专利。美国有连续、部分连续专利申请制度。正是因为这个制度, 一个初始创新与今后关联的大部分创新, 即使发明人不申请专利, 其它竞争对手也不敢使用, 更不敢去申请专利。可是, 中国的情况是, 一个发明人的原始创新、今后可能关联的大部分创新, 会被其它竞争对手大量申请专利。这样, 美国企业就会发现, 自己今后可能进入的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专利障碍。美国极为严厉的专利侵权制度让企业相信, 这些专利障碍会对企业的发展构成致命威胁。因此, 最安全的策略是迁出中国市场。
即使专利障碍没有增加到吓走外国企业的程度, 中国知识产权防卫成本的增加也强化了中国的“综合成本劣势”。例如, 在耐克公司从事的鞋类产品 (专利分类为A43、02-04) 上, 中国公开的专利文献是发明4007篇, 实用新型16622篇, 外观设计32463篇。美国公开的专利文献是授权发明8808篇, 公开申请5148篇, 外观设计3828篇。因此, 中国相关领域的专利总量远远超过美国。
如果统计近期数据, 两国差异更大。例如, 2009年, 中国在鞋类申请的专利文献为发明474篇, 实用新型1685篇, 外观设计4658篇。相比之下, 同期美国申请的专利文献为授权发明93篇, 公开申请261篇, 外观设计538篇。如果假定中美专利的终生成本 (包括挖掘、撰写、申请、答辩、维护等全部费用) 为平均3万美元/件, 那么中国2009年申请的鞋类专利给企业带来的总费用为2.0451亿美元, 美国为2676万美元;中国是美国的7.64倍。
永远没有人能证明知识产权的海量增加会损害中国经济。也永远不会有人能证明知识产权成本的增加会削弱中国的竞争力。不过, 对于一些选择离开中国的外资企业而言, 知识产权成本的增加的确是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个利润微薄, 缺乏原创性技术革命的制鞋行业, 竟然涌现出大量专利, 这并不是一个科技大国或者创新大国应有的现象。如果纵容这种现象从制鞋行业蔓延到各个行业, 那么知识产权成本完全可能成为“压垮”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四、知识产权成本是中国“置换性崛起”的枪和炮吗
兰德公司研究人员认为, 中国企业承受巨大的专利成本不是什么大问题, 反而可能成中国企业置换性崛起中必须拥有的附身符。它至少给了中国企业一个形式上的合法性:你看, 我的专利是耐克的3倍, 所以我的收入也应当是耐克的3倍。
兰德公司认为, 历史上, 挑战美国的国家都被美国击败了。但是, 中国也许有所不同。耐克来到中国后, 其身边崛起了雅戈尔、杉杉、红豆、海澜、李宁、波司登、安踏、七匹狼等重要对手。它们都拥有赶超耐克, 成为世界第一大服装和鞋帽供应商的潜力。它们完全能够承受与耐克一样的专利总量、专利密度, 而且不会损害其综合竞争力。这样, 在专利巨头层次上, 中国有这8个企业与耐克势均力敌, 这是完全合理的;而美国的类似专利巨头则几乎早已“拼光”了。那么, 中国在相关领域拥有远远超过美国同行的专利密度, 这只有一个用途:不是削弱中国的综合竞争优势, 而是为实现置换性崛起, 为围攻并歼灭耐克创造了枪和炮。
如果兰德公司的判断准确, 那么中国专利像潮水一样“漫过”专利稀疏的各个行业, 将其改造成专利密集的新产业, 这完全符合中国各行业都要实现置换性崛起的逻辑和需求。日本曾经在芯片行业部署比美国更加密集的专利丛林, 便得日本成为制造业强国且至今不衰。中国的情况是, 几乎在每个行业, 都出现了比美国更加密集的专利丛林。这有其合理性:中国在世界大量工业品中的制造份额, 都有压倒性优势。如2011年, 中国生产的彩电、手机、计算机占全球出货量的比重分别为48.8%、70.6%、90.6%。压倒性的制造优势对应压倒性的专利优势, 这表明中国海量专利具有可靠的产业基础。
不过, 兰德公司认为, 专利是企业最主要的进攻武器。如果仅仅为了防守, 企业完全可以不申请专利, 而进行技术的防御性公开。既然中国企业大规模强化专利武备, 其最终目的肯定是为了进攻。那不会是一些在中国企业崛起过程中充当摆设的东西, 而是“杀伤竞争对手的枪和炮”。不过, 由于这些武器大都聚集在中国国内, 它的主要用途可能是中国企业之间的“相互攻击”。如果是这样, 那么中国就有必要降低专利密度, 至少让那些有恶意的企业不能用过于密集的专利发起不正当竞争。
五、如何防范知识产权资源的过度耗散
面对中国知识产权, 尤其专利的海量增加, 判断知识产权成本是“压垮”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或者判断它是中国“置换性崛起”的枪和炮, 这都有其合理之处。这两种判断, 都需要中国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合理配置知识产权资源, 防止其过度耗散。
具体措施包括:
1. 个别技术领域专利官费全免, 个别技术领域不再给予任何官费减免
我国应选择少数几个重大科技领域, 仅对这些领域的专利申请给予官费全免优惠, 对大部分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不应再提供官费优惠。这样, 一些技术创新密度低, 就业人群庞大的产业可能出现专利部署量的下降;在关键技术领域, 专利申请量会增加。
2. 禁止任何专利捆绑措施, 统一各种政府资助, 个别地区资助个别行业, 个别行业资助个别企业
我国应禁止科技项目申报、科技奖励、职称评定等捆绑专利申请。一方面, 这种捆绑措施导致了大量核心技术机密的泄露;另一方面, 这种捆绑措施催生了大量没有市场价值的专利部署活动。我国还要把各地、各级政府的专利资助、奖励、补贴统一到一个部门, 统一评定, 统一分发;要允许各地选定本地重点扶持的技术领域, 选定本地重点扶持的企业, 不再实行普惠制的专利资助、奖励、补贴措施。
3. 国家仅设立一个管理垂直的知识产权执法系统
目前, 我国知识产权执法系统是数10个垂直子系统互不相干, 行政裁决权、行政司法终审权分布在各省市;执法、司法标准都不统一, 容易滋生地方保护主义, 导致各地企业用专利“相互残杀”, 进行不正当竞争。随着中国企业专利规模的扩张, 很多外资企业也开始对中国这种庞大而分散的执法系统充满恐惧。
我国应设立一个垂直管理的知识产权执法系统, 把行政裁决权、行政司法终审权收归中央。对执法、行政司法队伍, 国家要限定人数, 不能无限扩张;要把有限的知识产权社会资源尽量配置到知识产权创造部门, 不能发展成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占用大部分社会资源的格局。
4. 国家仅设立一个业务垂直的知识产权司法系统
目前, 我国知识产权民事、刑事司法保护领域也是数10个垂直子系统互不相干, 民事、刑事司法终审权分布在各省市。我国应设立一个业务上垂直、管理上独立的知识产权司法系统, 把民事、刑事司法终审权收归中央。
5. 国家仅资助一个全球知识产权创造挖掘中心
在市场层面, 自发出现多少个知识产权创造挖掘中心, 这都不会扭曲经济发展。但是, 在国家层面, 不能设立多个知识产权创造挖掘中心。国家资助一个模范中心, 做社会表率, 管理种子基金, 成功了, 市场会建立多个中心;失败了, 国家损失也不大。各地、各级政府大搞类似官办中心, 这会浪费资源, 降低效率, 扭曲市场, 应坚决予以取缔。
6. 国家仅资助少量知识产权研究、教学机构
世界各国官办的知识产权研究、教学机构极为罕见。即使有, 国外也侧重短期培训班、职业培训班、高层论坛, 而不像中国, 出现了一大批官办的常设机构。
知识产权与其它法律、管理学科不同。其人才不是专业机构培训出来的, 而是企业研发、诉讼活动历练出来的。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人才绝大部分都没有专业的知识产权培训经历, 更没有知识产权学历教育经历, 而是企业长期的科研、诉讼活动塑造的复合型专家, 主要是适应特定企业发展历程、需求和特点的内生型人才, 不是外部教育可以输入的外生型人才。
这种内生型人才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内生文档, 包括企业内部通信资料、会议资料、内部技术资料、研发历史、特定竞争历史、具体竞争态势、内部职业社交资料等, 而不是知识产权教科书。
此外, 各国的知识产权服务行业规模都很小, 主要是企业内生型人才聚集的小圈子, 不适合通过专门的学历教育, 从外部向行业内大规模输送人才。例如, 美国绝大部分企业不申请专利, 绝大部分企业也从不介入知识产权诉讼;美国每年爆发数亿个法律诉讼, 知识产权诉讼每年仅几千个, 能容纳的从业人员极少。而且, 在缺乏美国式知识产权司法暴力的情况下, 我国知识产权纠纷大部分流于形式, 不会对企业竞争格局产生实质性影响。
肺炎，压垮老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篇4
轻度的肺炎为何会在短短几天夺走老人的生命？北京老年医院呼吸康复科主任刘前桂介绍：“可别小看轻度肺炎，对于上了岁数的老人而言，肺部感染带来的往往是致命一击。”实际上，不止杨绛先生，被誉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在91岁高龄时，也因感染严重肺炎去世。在临床上，大约50%以上的老年人是因为各种原因引起的肺部感染离世的。
刘前桂表示：“年轻人患肺炎会有发烧、感冒、咳嗽、白细胞升高等症状，但老人可能只是感觉很轻微的倦怠、乏力、不愿意吃饭或者腹泻，加上老人抵抗力本来就弱，就连白细胞上升也不明显。杨绛先生的肺炎也许表面看上去症状很轻微，但是实际病情可能已经十分严重了。杨绛先生还患有肠梗阻，大便里的很多有毒物质、细菌会进入血液并循环到肺部，也会加重她的肺炎。”
吃不下饭、恶心、腹泻、嗜睡、表情淡漠、躁动、尿失禁等，也都是老年人肺炎的一些表现。还有些老年人发生肺炎后，仅表现为胸痛或腹痛。正因为这些非典型的表现，很多老年人未能及时就医，而约一半患者未能找对科室就诊，导致误诊，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刘前桂建议：“如果发热三天以上，咳嗽一周以上，不缓解的要就医。”
老人本来抵抗力就弱，往往还患有其他基础病，出现严重并发症的概率很高，这也是老人肺部感染死亡率高的重要原因。例如，原有冠心病者，易继发心梗，重度心脏病患者还会因缺氧、水电解质平衡失调、心律失常等导致心力衰竭。
刘前桂提醒，肺部感染已经成为高龄老年人的主要致死原因之一，应当引起老人家属的重视和警惕。他建议，平时加强锻炼，开窗通风，并注意预防感冒；平时若患有气管炎，一旦出现咳痰，一定要及早就医；如果老人患有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或消化系统疾病，控制这些基础病，也有助于减少肺炎的发生；饮食上多吃一些清肺去火的食物，如红枣、山药、莲子、绿豆等；保持良好的心态和乐观的生活态度。
红塔山：最后一根稻草 篇5
实际上，在这场危机来临前夕，红塔山的品牌价值排名已步步下滑。在2004《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中，红塔山排名第六，这是近10年来“红塔山”的最低排名。
与其他失守品牌相比，红塔山“停产”事件相对影响范围比较小，但是对于红塔山——一个拥有40多年历史、品牌价值在最高峰时代达到了400多个亿的标志性品牌，却像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将其品牌价值彻底践踏。而在事件中所反映出的公司首脑的漠不在意和危机公关意识的缺失，对于中国本土成长的“老”品牌来说，的确有警示意义。
缺失的解释
2004年岁末，就在各大企业忙于盘点各自的经营、管理业绩时，国内烟草业巨头玉溪红塔集团却因焦油含量问题成了不合格产品。
在国家烟草专卖局进行的这次卷烟产品质量监督市场抽样检查中，共抽查了全国23个省、区、市54家卷烟工业企业生产的117个牌号和2个国外品牌的产品。在这130个规格的卷烟产品中，合格产品数为129个，合格率为99.23％。不合格产品只有1个，那就是玉溪红塔集团生产的“红塔山(金)”卷烟，因其实测焦油量超过盒标值(盒标焦油量12毫克)2毫克以上被判定为不合格。
对外宣布的处理办法是：“红塔山(金)”卷烟产品被责令停产整顿，已生产的该牌号产品暂不得出厂；责成云南省烟草专卖局、云南中烟工业公司认真监督该牌号卷烟的停产整顿工作，经检测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2005年1月，整顿后的“红塔山(金)”卷烟产品作为130个检验产品的唯一不合格产品，再加上“红塔山”这个名号，在结果公布以后，在卷烟市场和消费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各种媒体纷纷跟进报道。
但令人迷惑的是，遭遇了“不合格”产品之痛的红塔集团，却态度暧昧，既未向消费者说明不合格产品存在的问题，也未公布其整顿措施及下一步的打算。
而更为严重的是，红塔集团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众多媒体普遍报道了红塔山(金)因焦油含量超标被停产的消息前后，红塔集团并没有针对此事件做出迅速而有针对的反应，不同媒体从红塔集团得到的解释竟然也不尽相同。技术部的人解释是“不合格产品只是个别现象，可能是由于检测地点的气压与云贵高原有所不同，因此造成焦油测量数据要比高原地区高一些”；而企划部门的人解释则是“被抽检出焦油超标的这支烟是产于1999年的，当时国家还未出台有关降焦的政策”，但显然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不能成为产品不合格的借口。而副总裁李天飞“估计”这次抽检的检测程序可能忽略了“通过过滤嘴气孔”的检测细节，而这个细节一旦忽略，实测焦油量有可能会高于盒标量等。
解释越不统一，也就越显得蒼白。
被放大的误解
针对这次事件，红塔集团并没有进行任何的危机处理，既没有宣布回收产品，也没有对媒体做出集中解释和说明，其对于这件事情重视的程度可想而知。
其实，红塔山(金)牌卷烟只是“红塔山”系列产品中的一个，当时的时任红塔山集团总裁姚庆艳说：“这个牌子的销量很小”。但是由于红塔集团并没有对此事件做出确切的说明和解释，在媒体的广泛宣传下，不少经销商和消费者还误以为是所有红塔山品牌的产品都出现了问题，或者是模糊地以为就是红塔山的产品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被停产。“不合格被停产整顿”的消息被带着误解迅速放大。对整个“红塔山”品牌已经形成巨大伤害。
不是地方封锁，不是竞争对手，这一次，是红塔山自己伤害了自己。
凸现企业管理问题
管理咨询专家徐平表示，以红塔集团的规模和品牌价值来看，他们应对“停产”事件的态度和方式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而这种问题不是危机处理技术层面的问题，是属于企业管理方面的深层次问题。
徐平认为，红塔集团在1997年褚时健被捕入狱之后，整个集团的管理、市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继任的两届管理者对红塔集团的管理思路、战略定位与褚时健在位之时都有很大的不同，包括不同方向的战略调整。褚时健被捕事件也对红塔集团造成了重创，这一点可以从红塔集团1999年之后销售总额和利税总值的逐年下滑中得到证明，红塔山的品牌价值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下滑。
此前，从1995年到2001年，红塔山作为我国价值最高的品牌连续7年位居榜首。2001年，红塔山品牌价值达到460亿元。此后两年，红塔山的品牌价值没有提升，“中国最有价值品牌”的交椅让位于海尔。
另外，由于烟草行业的萎缩和大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红塔集团的继任者也进行了多元化发展的战略选择。在此过程中，红塔集团将很大的精力和财力投入在新的领域，但由于缺乏统一的品牌识别、品牌区隔和传播，红塔集团的品牌力不但没有得到提升，反而弱化了“红塔山”的品牌价值。
根据联纵智达咨询公司的市场调研资料显示，这几年，红塔山尽管仍然保持着较大的销量，但在终端的绝对优势已经不复存在，由于缺乏必要的终端维护工作，昔日的烟草大王已经渐渐被摆在了烟草柜台的角落。调研中发现，红塔山的铺货率较高(86％)，与三五不相上下。但在各类终端，摆放位置不明显，基本在边角位置、没有任何宣传或促销品。在问及营业员时，主动推荐红塔山的仅有寥寥几人，而推荐三五、万宝路、红河、利群、大红鹰等均超过红塔山。“红塔山”多年的忠实消费者尽管仍然一如既往地购买红塔山，但因为新品牌的冲击而尝试新品的烟民也不在少数。
丧失掉的机会
在当年的一次调查中，在选择烟草第一品牌时，34％的人选择了万宝路，23％的人选择了三五。尽管选择红塔山有19％，但与“中华”、“玉溪”均不相上下。87％的消费者表示不知道“红塔山”的文化内涵和故事，说不出“红塔山”品牌的具体含义。90％以上的烟民认为“红塔山”存在形象老化的问题，“红塔山”亲和力不足，缺乏和消费者的沟通。2003年，红塔税利达134亿元，实现微量恢复性增长。但整个水准已经低于1994年，红塔至少往回走了10年。
零点调查公司发布的《京沪两地企业危机管理现状研究报告》显示，京沪两地半数企业处于危机状态。这项报告还显示，我国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普遍具有危机识别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薄弱的“通病”。有72.7％的被访者属于低危机识别能力者，9.4％属于中等危机识别能力者，仅有18％属于较高危机识别能力者。
红塔集团的例子，恰恰就是一些“老”品牌缺乏危机识别能力的体现。不能识别，何谈管理?
还是在2003年，红塔集团前任总裁姚庆艳上任不久后，红塔集团就花巨资赞助了群星璀璨的世界足坛首席豪门皇家马德里的首度中国行，而姚庆艳对这个赞助活动的解释是，并不是想通过这个活动赚钱，而是希望通过此举表明红塔集团在品牌推广国际化进程等方面的重要态度与观念，希望消费者能够借助一些这样的活动来重新认识红塔集团和红塔山产品。
而红塔集团没有意识到，这次的“停产”事件恰好是一次扭转品牌老化形象的机会。在此之前，媒体对于红塔山的关注已经相当少，其曝光率也比较低，这对于一个大品牌是不正常的。在事件出台、媒体曝光之时，如果红塔山借此宣传时机，积极与媒体沟通，在改进生产措施后进行广泛传播，大范围体现自己对于产品质量的认真和迅速应对的活力，那么就无疑是为自己做了一场免费的正面“秀”，重新塑造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为逐渐老化的品牌形象添加积极因素，将会变成一场漂亮的“化危为机”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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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中期，记者获悉红塔集团总裁姚庆艳已调任云南中烟工业公司副总经理一职，不再担任红塔集团总裁。据《中华工商时报》报道，空出的位置由红塔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柳万东兼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