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乡村建设（共11篇）
幸福乡村建设 篇1
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中, 楚雄州按照省、州“美丽乡村”建设的工作部署和任务要求,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 始终坚持“渠道不变、统筹使用、各司其职、各计其功”的原则, 推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让彝州广大农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全州上下整合各类项目资金和工作力量, 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坚强保障。以新农村省级重点建设村为平台, 以省级专项补助资金为引导, 整合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特色村庄、“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民族团结示范村、农村能源建设、农村人畜饮水等项目资金, 扩大“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的规模和效果;坚持上下联动, 由各级党委农办牵头, 财政、住建、农业、林业、水务等部门密切配合, 齐抓共管, 共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积极探索创新“政府启动、公益推动、乡村主动、社会联动”的建设机制, 引导各级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与项目实施村开展结对帮扶, 并充分发挥新农村建设指导员的作用, 共同营造全社会广泛参与的良好氛围。按照“出彩出新”要求, 在保证财政资金投入的同时, 借助城乡人居环境提升行动, 引导鼓励金融、工商资本, 特别是农民企业家参与农村生态环境建设, 发展休闲农业、生态旅游业;通过“同频共振”, 开展村企结对、部门联村, 支持社会力量通过投资、捐助、认购、认建等形式, 参与“美丽乡村”建设;以增强主动性为引领, 鼓励村集体和农民群众按照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 出资出力建设美丽家园。
在建设模式上, 始终坚持“全面启动、重点培育、点面结合、梯次推进”的原则, 通过抓点连线、以线连片、由片扩面, 全力推进“美丽乡村”示范点、示范线和示范片建设。以交通主干沿线的中心村, 乡镇、行政村所在地, 及民族文化特色鲜明的村庄为重点, 打造了一批聚集发展型美丽乡村;以易地扶贫搬迁、地质灾害点避险搬迁、国家重点建设征占搬迁为重点, 打造了一批集中新建型美丽乡村;以保留村庄原貌、彰显民族文化特色为重点, 通过改厕入户、改厨入家、畜禽离院, 打造了一批提升改造型美丽乡村;以旅游扶贫为重点, 结合资源禀赋、文化积淀, 打造了一批乡村旅游型美丽乡村;以传统古村落保护为重点, 打造了一批古村落保护提升型美丽乡村。同时, 发挥群众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从竞争选点到组织实施和项目建设, 都让农民群众真正“当主人、唱主角”, 把知情权、决策权、管理权交给村民。
美而不富不为美。楚雄州紧紧围绕“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的发展目标, 把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作为工作重点, 把生活富裕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 培植高原特色农业, 发展壮大乡村旅游业, 合理选择各具特色的村域经济发展路子, 不断提高农村经济实力和农民生活水平。
幸福乡村建设 篇2
今年来，我镇围绕县委县政府统一部署要求，积极推进“三新”建设和村庄环境整治工作，聘请专家对镇区主干道进行高端规划设计，结合万顷良田、城乡挂钩规划新建岔河新区东陈示范小区，突出重点落实3个村32个点村庄环境整治措施，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取得显著成效。
一、彰显个性，特色规划
我镇立足省级重点中心镇、洪泽县域副中心定位，从扬州设计院聘请专家，对振兴路、淮宝路、凤凰街等三条镇区主干道进行总体规划设计，分三年进行综合整治、立面改造，加入古元素，体现水乡风情古镇特色。从市城市规划设计院请来专家，修编岔河镇集镇总体规划和岔河新区东陈示范小区规划，按照省市创建要求和验收评分标准，结合村庄不同的地形地貌、庄台特色，高起点编制西城省三星级“康居乡村”整治规划。
二、整建结合，形象提升
一是快速推进新市镇改造。按照“一步规划、分步实施、逐步推进”的原则，我镇今年重点对振兴路进行通街立面改造，该路段总长3200米，西首为欧式风格立面改造，中间设计为浅色调仿古建筑，东部为深色调仿古建筑，风格中西结合，色调浅深渐进。一期欧式立面改造工程长800米，投资95万元，主要是平底、喷漆，对墙柱、屋檐、窗户进行修补或更新，目前已经完成建设。二期立面改造工程投标工作已结束，9月10日进场施工，计划投资400万元。二是稳妥推进新社区建设。结合万顷良田项目建设，以节约集约用地和利于产业发展为原则，高起点规划布局岔河镇新区东陈示范小区。该小区位于镇区西部浔河路以南，328省道
以东，振兴路以北，兆庆路以西，占地160亩，拟安置东陈村万顷良田拆迁户、城乡挂钩拆迁户共300多户，计划投资3100万元。建设和完善高品味的浔河路社区，融幸福小区、淮宝花苑、银河小区等三个居民小区为一体，整合资源，完善基础功能配套和管理服务，加快整体建设进度。目前幸福小区已建成390户，在建50户；淮宝花苑规划建设别墅47幢，已建成和在建36幢，建筑面积19000平方米；银河小区建成和在建房屋67幢，建筑面积13400平方米。三是积极推进康居乡村创建。投资80万元对西城居委会进行水泥路铺设、河塘整治、河道疏浚、污水处理、菜园格式化等，全面拆除各类违章建筑，乱搭乱建、破败空心房和废弃的猪圈、禽舍，以白色为主色调，对建筑物外墙立面、屋面进行粉刷出新，使村庄建筑外观风格一致，美化绿化，提升全村整体居住环境和水平。
三、立足机制，长效管理
在加强新市镇、新社区建设的同时，扎实抓好村庄环境整治工作，截止2013年3月底，我镇共投入280万元，对13个村41个点进行了农村环境整治,年底将再投入120万元对3个村32个点进行环境整治，重点是拆除猪圈厕所，清运垃圾和杂物，砍伐杂树，清理河塘漂浮物等。并建立健全机制，推进长效管理，实现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巩固村庄环境综合整治成果。我们将以此次观摩为契机，加大力度，加快进度，扎实推进，确保完成县委县政府交给的任务，努力将“三新”建设和村庄环境整治工作推向更高水平，向上级领导、岔河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岔河镇人民政府
守望乡村教育朴素的幸福 篇3
随县教育的底色之一是乡村教育，该区域目前没有一所城市学校，但随县教育为了让师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而付出的努力和收获却令人感动。随县教育筚路蓝缕、筹措资金，努力实现学校标准化建设，并先后通过省、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验收，而且教学质量一直处在随州市的领先地位，教师的专业发展态势呈现勃勃生机，校园文化建设的地域特色和思想内涵已形成，有了文化立魂的深度。
随县深入推进新教育实验，结合自身实际，形成了具有乡村特色的教育行动策略。在构筑理想课堂的行动中，他们始终盯住“六度三境界”的目标，不断朝向“知识、生活、生命的深刻共鸣”迈进。早在2009年，随县就形成了较有影响力的“立体合作”课堂教学模式，其间，全省的课堂教学改革秘书长会议在厉山三中召开，这是构建理想课堂的源头活水。他们推行了“课堂效益年”，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课堂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举行了“学习型理想课堂校长论坛”，组织了“构筑理想课堂、缔造完美教室”开放周，评选出了随县“十大课堂教学改革模式”的学校典型等，在构筑理想课堂的路途上，随县走得坚定、实在。随县在构筑理想课堂中结合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人”的身心特点及成长阶段的“自我发展”的需求意向，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的“理想课堂”分别突出“快乐、智慧、高效”的不同主题词，以此来实现更为“贴身”的幸福、完整的理想课堂朝向。
在营造书香校园的行动中，随县注重“共读共写共同生活”，努力实现新教育阅读共识的日常化、生命化、课程化构建。2016，随县教育局主张“让阅读成为一种信仰”，在教学工作会上倡导同读《致教师》，达成阅读的“共识”。随县在阅读中一直提倡“生命化的构建”：书中的人物、创作者、编者使每一本书都有了生命。随县的孩子们以对待“生命”的态度来对待“书籍”，“书籍”的生命精华又反哺给孩子们的生命，实现其滋养。这一切，致使随县的“神农书香少年”登上了中央电视台“读书”栏目的舞台，成了“我的一本课外书”活动的全国18强。这是一次阅读展现生命光彩的见证。
在研发卓越课程的行动中，他们充分学习利用新教育课程研发的成果，努力实现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的整合融合。课程是根，是解决教育内容问题的要素。随县结合乡村性地域文化，研发了极富随县特色的卓越课程。如：炎帝文化课程、石头拼画课程、纸盘画课程、种子课程、农耕体验课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课程（义阳大鼓、板凳龙等）、乡村儿童传统游戏课程等，并进行随县“卓越课程”展示和评选活动，让富有乡村特质的“卓越课程”以不同的形态如花般绽放。从课程出发，随县新教育建设了多个地域文化传承基地学校，如万和镇义阳大鼓文化传承基地学校，均川镇编钟文化传承基地学校等。同时，把“家常菜橱艺”课程与留守儿童自立、自强教育深度结合，实现教育的实践性关爱。
行走在随县，我们发现新教育的五大理念和十大行动正在不断的生根、开花、结果。王从伦老师的“阳光班”在2015年被全国新教育研究院评为“全国十大完美教室”之一，这是缔造完美教室的典型代表。除此之外，随县在家校合作共建中把教育的触角伸向了更为广阔的探索领域，在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共同体中搭建更为博大的平台，使之成为教师的舞台……？
随县新教育是乡村新教育的幸福样态，随县教育人在守望着乡村教育朴素的幸福。我为他们执著教育追寻的精神而感动，也为随县新教育而骄傲。相信种子，相信岁月，相信随县教育的未来一定会更美好！
（作者系新教育理事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新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提升乡村教育的幸福指数 篇4
第二, 贯彻“全面”方针。乡村教育的功利色彩浓烈到如此程度, 以至于乡村学校的一切活动都以教育为依归。学生总是在语数外等“主打”科目中翻腾, 而可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调动学生兴趣的选择被剥夺, 这是导致乡村教育幸福指数下降的又一重要因素。更为严重的是, 这种“偏瘫”式的教育, 让高考成为乡村学生几乎唯一的出路, 除此之外, 他们难以找到适合的路径。我们的新乡村教育要尊重教育规律, 尊重学生多样化的选择, 给予学生更多发掘潜能的机会。这样, 幸福指数的提高才不会是天方夜谭。
第三, 立足乡村实际。从实际出发, 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乡村教育, 需要立足乡村实际, 任何超出实际的想法和做法都会导致教育的灾难。教育是一项现实的事业, 实实在在的事情。我们要追寻的新乡村教育, 应该更充分地调研乡村儿童的认知背景、学业基础、思维方式, 充分发掘利用乡村教育资源, 制订更符合乡村儿童实际的发展目标, 寻求适应乡村儿童认知规律的教育教学方式, 从而让教育的过程真正成为乡村儿童的生命过程, 让幸福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产生。
幸福乡村建设 篇5
—关于枣庄市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调查报告
[摘要]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应从文化层面和社会进步状态层面的角度理解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就是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可持续发展。要实现这个目标，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着力抓好城市功能区的规划；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完善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措施；把落实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纳入干部考核指标体系；发展生态产业。
[关键词]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建设 措施 科学发展 引言：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十八大政治报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番的目标。但是，这个“小康中国”的发展，并不是杀鸡取蛋式的盲目增长，而是科学发展。即在建设目标上，既要建成“小康中国”，也要建设“美丽中国”，使两者成为科学发展的两翼，两翼齐飞，发展的路子才能更坚实、更迅猛。
生态一般是指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与环境、生命个体与相同和不同生命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总和。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种形式，是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人与自然和社会关系上的具体体现。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为主旨，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注重维系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追求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关系协同进化，以最终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是人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放眼今日世界，环境和资源问题日益严峻。如何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环视今日中国，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科学发展之路，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党的十七大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说明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首次把“生态文明”写进党的行动纲领，将生态建设放到了文明的高度，这是我们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一次升华，说明我国对生态建设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也越来越重视。
一、现状
聚焦今日枣庄，经济社会发展已驶入快车道，正处于加速崛起的关键时期。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枣庄市的环境和资源压力也日渐增大。建设生态枣庄，就是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运用生态经济学的原理和系统工程的方法，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合理利用资源，发展生态经济，开创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科学发展之路。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科学发展是新形势下江西在全国发展格局中获取应有地位的必然选择。
面对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发展态势，一个地方要加快发展，关键在于把握大势，找准定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山东最大的优势在于生态环境，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加快发展、在加快发展的过程中保护环境，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目标，既是对历届省委、省政府确立的发展战略的延续，更是对山东区域发展战略的升华，也必将为山东在全国发展格局中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更为灿烂的前景。
二、应对措施及意义
根据新一轮城市发展的总体要求，枣庄市将大力推进宜居生态城市建设。建设生态文明，无疑为枣庄建设宜居生态城市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源泉。
（一）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
1、完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坚持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有机结合，坚定不移地实施生态立市、绿色发展战略，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
2、开展生态文明实践活动。
培育广大群众在生态建设中的主人翁意识，推动公众参与群众性的生态文明创建活动，使枣庄建设宜居生态城市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就曾警告我们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因此，我们在平时的生产生活中要节水、节电、节能，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政府、企业、各类社会组织、家庭、个人等社会主体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转变与生态文明不相适应的生产和消费观念，树立尊重自然、爱护环境的观念和行为规范，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2]
（二）着力抓好城市功能区的规划
1、抓好城市功能区的规划。
站在构建“一核两带三城九镇”城市大格局的高度，立足长远，科学布局，区分好、设计好、规划好工业、商贸、物流、教育等功能区，严格把握工业区不进市区、物流区不进中心城区的原则，避免因规划的滞后、盲目开工而导致先建后拆。
2、进一步完善城市交通网络和配套设施。
抓紧建设垃圾场、垃圾中转站、公厕、污水处理厂等环卫设施，抓好小街小巷的绿化和整治，畅通城区道路交通和管线网络，完善城市的配套设施。
3、不断提升绿化、美化、亮化水平。
围绕建设宜居生态城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目标，做到“修一路绿一线，建一园绿一片”。着眼于恢复人与城市之间的良性作用，狠抓城市美化、亮化，不断完善城市整体功能，提升城市形象。
(三)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建立以循环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生态经济。
1、发展生态农业，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
兴修水利，改良土地，使用农家肥和生物肥，实施“两减三保”农业污染控制计划（减少农药、减少化肥，保产量、保质量、保环境），杜绝高毒、高残留农药使用，有效控制农业污染。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规模化效应和竞争质量，促使农业突破传统的生产范围，向加工业、商业延伸，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3]
2、发展循环工业，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第一，坚决落实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第二，努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注重引进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型、创新型项目，推动产业向“高度化”和“轻质化”发展。
3、发展生态旅游，把枣庄建成生态旅游休闲胜地。
按照一流的绿色生态保护建设管理机制，建设一流的水质、一流的空气、一流的生态、一流的人居环境，对实施生态立市、绿色发展的战略进行具体部署，大力发展“五区一市”的旅游特色，例如：峄城区的“万亩榴园”、台儿庄区的“台儿庄古城”“红河湿地”，并力争用五年的时间把枣庄建成“山水最美、生态最优、环境最好”的城市，成为国内外著名的生态旅游休闲胜地。
(四)完善生态枣庄建设的保障措施
1、加强生态环境管理能力建设。
增加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建立各级社会经济与环境的综合决策机制，减少政府行为的环境损失和生态破坏。加强机构和队伍建设，提高管理水平。加强生态环境管理的信息化、网络化、自动化建设，提高应急反应能力。
2、尽快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
推进排污权有偿取得和交易制度改革。进一步明确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在“总量控制”前提下，实行排污权有偿取得，使企业在利益驱动下，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促进清洁生产。
三、建设生态文明成果
图一 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的宣传语
图二 洪绪镇龙庄村荣获“全国生态文化村”
图三 “生态文明与森林文化”大课堂讲座
图四 台儿庄区优化城市环境促进文明城市创建
建设美丽中国，描绘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美好蓝图。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一个具体目标，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顺应了
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新期待。通过大力加强生态建设，为祖国大地披上美丽绿装，实现中华疆域山川秀美，让我们的家园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空气更清新。
黄行福：行走在幸福的乡村教育里 篇6
在电脑上输入“黄行福”三个字,轻点鼠标,就会有很多文章蹦到你的面前:他的名字下有18926条搜索结果,随之跳出来的是人民网、光明论坛、教育在线、《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等媒体上用他的名字发表的120多篇文章,真可谓铺天盖地。文章的体裁有杂谈、随笔、论文,内容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毫不亚于我们许多大学教授。尤其是谈“教师与师傅”“教育与游戏”“农村教师为何精神休眠”等文章,几乎每一篇都引发了一场讨论。你很难相信,这些文章是从一所边远的山乡中学发出来的。
黄行福所在的乡村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地方,他所在的学校,也是办学条件比较差、图书资料奇缺的学校。为了让自己做一个精神的富翁,他把生活开销降得低而又低,几乎把所有的钱用来邮购书籍。这些年,他花了3万多元购书,差不多是90年代好几年的工资总和。他经常穿着廉价的鞋子与服装,看上去与农民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在黄行福的脸上,你看不到沮丧;在黄行福的字典里,你找不到悲伤。他经常说,农村有农村优势,乡村有乡村的美丽。“我们中的大多数,往往只看到农村的贫穷与落后,却没有想到乡村的美丽与淳朴。”因此,行走在幸福的农村教育的路上,成为他生活的真实写照。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黄行福从大学毕业至今,在这所学校度过了26个春秋。他的奋斗,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他是江西省首批中小学学科带头人、江西省优秀教师、江西省“果喜”教育奖励基金奖获得者,出版了教育专著《教育看上去很美》。
黄行福,一个陶醉于乡村教育、在有些人看来属于独立特行的人。
陶醉在乡村教育的幸福里
武夷山麓,江西和福建两省三县交界处,有一所简陋的乡村中学——江西省南丰县傅坊中学。学校的背后有一座小山,山上林涛阵阵,小径蜿蜒其中。每到傍晚时分,一对夫妻教师总会手牵着手准时来这里散步。他们尽情地呼吸着这里的新鲜空气,放飞着自己的心灵。
这对夫妇,男的叫黄行福,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南丰县政协委员;女的叫姜霞芳,中学英语一级教师,南丰县人大代表。夫妻双双飞在希望的田野上。
眼前这极为平常的乡村景象,在黄行福眼里美极了。他是那样喜欢乡村,就像草根找到了沃土。
黄行福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草根生于土壤,长于土壤,即使枯萎了,仍离不开土壤。枯萎了的草根,一遇春风,便又发芽、滋长。”了解黄行福的人,敬佩他一次又一次放弃跳出这所农村初中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对许多农村学校的教师来说,是梦寐以求的。
1983年秋季,黄行福被分配到南丰县傅坊中学当语文教师。1985年,黄行福就迎来了第一次跳槽的机会。他当时是恢复高考后全乡唯一考上大学又回本乡工作的大学生。那时国家正把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提到相当的高度。乡政府干部中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极少,急需一批年轻人去充实。当时的乡党委书记找到他,表示想调他去乡政府工作。在一般人眼里,乡干部的社会地位比教师要高,而且个人的发展前途比当教师要大。面对这样的机会,黄行福却婉言谢绝了,仍然选择三尺讲台作为演绎人生的舞台。
1996年,机会又一次垂青他。那时,黄行福已发表了较多的文章,在全县有一定的知名度。县委宣传部的领导看过他发表的一些文章,认为他是个才子,托乡党委书记带话给他,想调他到县委宣传部工作。那时,他和全乡教师一样被拖欠了几个月的工资,很多人猜想他这次总会捡起东西就走吧。然而,他又一次选择了留下。
1998年,再一次选择的机会考验着黄行福。那时,黄行福已当了多年的县政协委员,而且是唯一一位来自农村的政协委员。县政协办公室需要一名有写作能力的人,县政协主席认为黄行福是最佳人选。可当政协主席找到他谈的时候,黄行福再一次放弃了这么难得的机会,仍然选择了当乡村教师。而且,那一年是拖欠教师工资最严重的一年。后来,政协主席还找他谈过几次,劝他是否改变主意来县政协工作,他就是不动心,似乎傅坊中学的老师他是当定了,什么东西都不能把他拉走。也有好心人劝他:“你也是35岁的人了,难道还要在乡下呆一辈子吗?”黄行福回答得很干脆:“不错,我就是要在乡下呆一辈子。”
2000年11月,黄行福的一篇学术论文入选第五届亚太华文教育新路向论坛,他走上了设在泰国曼谷的讲坛,向来自亚太地区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作学术报告,是南丰县近3000教师中第一个走向国际学术讲坛的人。他当时真是名声大噪,县一中的领导找到黄行福,想要他来县中教书,自以为他会同意。这位领导也知道以前黄行福拒绝过几次进机关工作,认为黄行福是不愿丢掉教书这个职业。心想这次到县城教书他会来吧,因为县中的图书资料等条件明显比傅坊中学要强得多。出乎他意料的是,黄行福婉言拒绝了他。这位领导实在佩服黄行福的这种韧劲,并且留了话:“县一中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10年过去了,黄行福依旧在全县最偏远的傅坊中学教书,因为这里有他幸福的生活。
黄行福说,在农村当教师,生活确实是清苦的。“刚参加工作,我的工资不高,每个月只有41块5毛钱。但我对自己的选择,从来没有后悔过。每一天、每一节课,我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当时学校的条件极差,两个老师共用一本教学参考资料,共住一间10平方米的房间。备课、批改作业,只能轮流进行。由于共一张办公桌,我从来没有在十点半钟以前睡过觉,但我还是觉得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在乡村中学,黄行福找到了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幸福源自心态
经常有一些亲朋好友问黄行福:“乡下究竟有什么好的?这么多机会你都浪费掉了,你究竟想在这乡下干什么?”
记者采访他:“乡下到底是什么东西吸引了你,让你这样迷恋农村?”
黄行福回答得很干脆:“乡下的山好水好空气好,乡下人际关系简单,乡下有我喜欢干的事,乡下的老师相对城里的老师来说,生活的开支不大,有更多属于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以干自己喜欢干的事。”
他对记者自豪地说:“我从出生至今,除了两年高中、三年大学离开家乡在外地求学外,一直生活在傅坊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
两年前,有人在一个网站的论坛上发了一个有关农村教师生存状态的帖子,几乎99%的农村教师的回帖都把农村学校当作必须离开的地方,个别人认为“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看到这个帖子后,黄行福心里非常难受。他回了一个帖子,用自己的经历说话,为农村教育大唱赞歌,同时开导那些怨天尤人的农村教师: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人之常情,本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中国的现状是农村教师总体上比城里的教师多,这就决定了绝大多数农村教师一辈子都进不了城。既然改变不了现状,就改变自己的心态。与其一辈子在埋怨农村学校中度过,还不如快快乐乐在农村教一辈子书。他说:“大千世界,人的境况可以不同,若能以积极的心态做人处事,就一定会体现自己的价值,收获幸福人生。”
农村教师需要有怎样的心态?黄行福认为要正视现实,不盲目攀比。
黄行福说,当然,不比,不是逃避,不是盲目乐观,而是一种心态的调整。我们既然来到了农村,来到了落后的区域,我们就得认这个现实,三心而两意,或者一味地埋怨,都无济于事。如果我们换过一种眼光来看我们的农村教育,农村教育本身也有自己的优势:淳朴的家长、淳朴的孩子,单纯的人际关系,与大自然的亲近……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黄行福打开了记忆的闸门,难忘的往事滚滚流出。一位他当年严厉批评过的女生,在她进了高一级学校之后,常对自己的同学说:“在初中阶段,我最难忘的老师,就是‘福哥。”她每次回家,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要去看看‘福哥”。真的,她每次从学校回家,或者从家里回学校,总要到他这里来坐一坐,说说话。有时候,由于时间不允许,屋也不进,她竟站在他家门口与他聊天。让她进来,她就说:“来不及了,车子马上就来。我只是想看看你,与你说说话,聊几句就行。”
去年腊月,他有几个学生打电话来说二十八日要来看他。没想到腊月二十八日那天竟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天气非常寒冷。他想,他们可能不会来了。没想到,他们竟然如期而至,并在饭店里摆了一桌丰盛的宴席,邀请他全家赴宴。宴席上,他们轮流向他敬酒,感谢他当年的栽培之恩。“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全在于交流,在于心灵的倾诉。
还有一位学生,爱好写作。黄行福经常鼓励这名学生,并要求他在学习上也要多用心。1992年,黄行福组织班上学生参加了由宋庆龄基金会主办的全国中小学生“人的价值”作文竞赛,这名学生获得全国二等奖,并应邀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颁奖典礼。会后还与原外交部长黄华等领导合影留念。这次获奖,更加激发了他的写作热情。上高中时,他又获得过全国性作文竞赛的奖励,并保送上了大学。该学生父亲还特意摆了一桌酒席,请黄行福和学校其他老师吃饭,说黄行福是儿子的恩师,以此表示特别的谢意。
黄行福对记者发出深情的感慨:“多么淳朴的家长,多么淳朴的学生啊!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幸福极了。我对农村教育从来没有失望过,在农村学校也能收获事业的成功。”
黄行福不无忧虑地分析了当前部分农村教师的思想状况:的确有那么一些教师,尤其是部分青年教师,这山望着那山高,一心一意想高飞,无心认真工作。有的一天到晚都在打听哪所学校缺少什么教师,哪里又将要招聘什么教师。而且,他们所打听的那些学校,基本上都在城里,或城镇附近。有的教师,在农村工作10多年,仍然时刻在盘算着何时才能进城工作,一颗想跳槽的心,永远都没有静下来的时候。所以,对这些教师而言,他们的工作也永远没有安心的时候,更难有出彩的时候。要知道,生活、工作都需要一份安心而踏实的心态,都需要一份一心一意、专注的心态。否则,生活就不可能幸福,工作更不可能出彩。
营造幸福的人生
在采访中,黄行福对记者多次提到杨瑞清老师说的一句话:“农村教师可以不进城,但不可以不发展。”农村学校也是重要的练兵场,照样可以练就不凡的素质!黄行福的座右铭是:“猛志常在,奋然前进。”
黄行福在教书之余,常年坚持教学研究。农村学校条件差,图书资料几乎没有,刚开始的时候连应该看什么书都不清楚。从零开始,他在教研路上艰难摸索。他从自己的教学实践入手,从最简单的板书开始思考,他像模像样写出了第一篇科研论文。拿出去参赛还获得了全国二等奖。
初次的成功也增强了黄行福的自信,他开始了更为勇敢的开拓。那时,还没有电脑,写稿要手写,天热的时候汗水把稿纸都沾湿了,天冷的时候手冻得几乎要开裂。一篇文章一般是写三遍修改三遍。一次,他写好一篇上万字的文章,还得再用格子纸誊抄一遍。但上课又不能耽误,他只得忙里偷闲,趁天没有亮就起床,直到傍晚六点多才抄完。因为长期写稿,他的中指关节处的肌肉都凹下去了。
偏僻的乡村,稿件的邮寄很不方便。傅坊当地邮政所只有很小的信封,而他写的很多稿子都是很长的,根本装不下,他只得借到城里办事的机会去县邮局购买,有时一次就买几十个,以备后用。
刚开始搞教育科研的时候,他研究的领域比较广泛:课堂教学、学生能力培养、作文教学、城乡教育差距……自1997年以后,他的科研专注三大系列:农村教育系列、教育游戏系列、教育哲学系列。
这位在农村泡大的苦孩子,对农村和农村教育是这样的一往情深。《被严重挤压的农村教育》《农村教育姓什么》《农村教育缺什么》《农村教育有什么》《农村学校管理缺什么》《农村教师缺什么》《农村学生缺什么》《农村学校卫生缺什么》……他的文章处处击中了农村教育的软肋,有对农村教育的深沉思考,更有发自内心的对农村教育的鼓与呼。系列文章在媒体发表后,不仅让更多的人更全面地了解了农村教育的真实状况,也为研究农村教育的人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形成了强大的冲击波。
2004年,黄行福申请的课题“语文教育哲学”获得了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立项。他用了三年的时间,分别从本体论、价值论和实践论三个领域进行哲学上的探索,于2008年成功结题。
对教育与游戏的研究,也是他用力较多的一个领域。他写的论文《教育:游戏》上、下两篇,洋洋万言。该文一发表就引来了许多关注的目光。他在《失去了游戏的中国教育》一文中,深刻分析了中国教育为什么会失去游戏、中国的学子是如何苦读而失去了少年的欢乐的原因。在《中国的教育是怎么失去游戏的》一文中,他纵观古今,从中国游戏的起源、发展到日渐枯萎,找原因,谈对策,锋芒直指应试教育。有关教育与游戏的文章,总共写了6万字。有网友评论:“江西省南丰县傅坊中学黄行福老师,是国内系统研究教育与游戏的第一人。”
科研、写作是黄行福幸福人生的重要内容。写教育故事,写教学感悟,写教学设计,写书评,写经验总结,写备课札记,写教育论文等等,他拿起手中之笔,将心中之念形诸文字:“何不潇洒走一回?”
互联网的产生,为黄行福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写作与发表的空间。他是当地第一个买电脑的人,而且连打印机一起买,当时他的工资还比较低。“那时上网是用电话线,网速慢,还特别贵,4元钱一个小时。那时候上网就像打仗一样紧张,先把要看的文章下载下来,然后慢慢欣赏。”他介绍说。
有了网络以后,键盘轻轻一敲,思想变成了文字,修改起来也方便多了,投稿更是快捷准确。黄行福的很多文章,就是通过网络走进各大媒体,从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教育先锋网”“中国中小学教育教学网”“中国基础教育网”等著名的网站,都设有他的个人专集。“教育教学论坛”等网站还把他在论坛上发表的60多篇文章链接在一起,并起了个非常动听的名字:“行福之家”。
黄行福认为,网络还为农村教师的专业成长搭建了平台。农村学校在办学条件上,完全无法与城市学校相比,这就是一个制约性的条件。但农村教师可以通过网上视频观摩名教师的课堂教学,与自己的教学进行比较,进行思考,找出差距,找到根源,从而改进自己的课堂教学。黄行福说,这是他的经验之谈。
“自从电脑进了家门之后,教学生活满怀激情,生命里奇迹迭生。”他这样表达对网络的感激之情。
黄行福常说:教师的成长需要阅读,没有广泛而深入的阅读,就没有教师专业的正常成长。如果一个农村教师不读书或者少读书,就很难得到发展。他省吃俭用,穿着朴素,但总是挤出钱来买书。他的妻子介绍说,一个月40多块钱工资,无论经过怎样精细的筹划,最后总是买书的开支大于一切。
黄行福是个嗜书如命的人。他的同事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85年暑假,学校派黄行福和他一起去上海买蛋糕机。在鹰潭火车站买好车票后,因为候车时间较长,他俩一起来到新华书店。在书店,黄行福突然看到《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魏晋南北朝》分册,这是黄行福心仪已久的一本书。一看书价,8块多钱,实在有点贵,但黄行福还是咬咬牙,买了下来。在上海南汇他俩去一个比较偏远的乡镇的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雨,而且找不到一个避雨的地方。当时书正放在包里,雨一下,就很可能把书淋坏。怎么办?黄行福只好用自己的身子为书挡雨,硬是弓着身子走路,把书揣在怀里,以致被人误认为他有什么毛病。
在20多年的教育历程中,他时刻与书籍为伴,每天的读书时间,平均都在3小时以上。他的业余时间,大都托付给了阅读,阅读成为他的生活方式,一种幸福的享受。他一般5点钟起床,一阵晨练后,就习惯性地手捧书本,架起二郎腿坐在阳台,一边沉浸在书本带来的快慰中,一边欣赏着世界古典名曲。
他的阅读分为两个阶段:历史阅读和教育阅读。历史阅读是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大约从1982年至1991年。在这个阶段,视野所及,基本都在历史领域,其中当然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阅读。
由著名学者汤一介先生牵头,在北京大学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于1987年到1989年开办了一期“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由于正赶上文化热,全国有一万多人报名参加,其中有很多还是大学教授。黄行福这个乡村教师,也“卷入”其中,认真、系统地学完了15门功课。那些课程,都是中外文化方面的主要理论,有《马克思主义文化学》《中国文化概论》《西方文化概论》《印度文化概论》《日本文化概论》《比较法学》《比较教育学》《比较哲学》《比较伦理学》等。这些教材,也都是由书院所聘请的国内一流学者所编写的,每本都在50万字左右。读这些教材,让他比较全面地接受了一次东西方文化的洗礼,也为他奠定了良好的文史方面的基础。比如,1997年写的《从我国语文教育的发展看语文教育本体的演变》和后来写的《中国的教育是怎样失去游戏的》两篇文章,都直接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教育的问题,就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历史文化方面的难题。
读书成了黄行福的一种工作态度,一种精神追求,一种人生的幸福。
黄行福的幸福心语
黄行福的“粉丝”越来越多。
一位农村教师向他倾诉自己的困惑:我的人生坐标在哪里?
全国各地还有很多农村教师纷纷向他倾吐自己的烦恼:“通过奋斗,在城里已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理想实现后干什么?”“理想的职称到手后,还需要奋斗吗?农村教师的幸福感从哪里来?”
一位女教师给黄行福写信说:“我今天读了您发表在《教师博览》上的文章《守望中的美丽》后,心情十分激动。我真的十分羡慕您描述的那种宁静平和的生活,更佩服您那份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我在乡村工作5年之后,2002年调进了县城。繁华的都市生活让我感到烦躁不安,每天大家在一个办公室里说笑聊天,我感到生活得十分忧郁……我有太多的不喜欢。我真羡慕您,在当下有些浮躁、世俗的社会里能拥有自己的一份宁静、一份追求与享受……
我想请教您: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是不是有过像我一样的彷徨、烦闷期?我的下一步到底该如何走?在同事的眼里,他们感到十分不解,认为我衣食无忧,家庭条件也不错,在学校也担任了教研组长,文章也发表了,我为什么还闷闷不乐?
黄老师,如果您有时间的话,能否从百忙之中抽点时间给我回信,指导我如何去确定下一步生活的坐标?”
黄行福很快给这位老师回了信:“面对烦躁的风气,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沉下心来,做自己想做的事。人生应该有一个大的目标,那就是:一直努力,一直奋斗。既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又不能太容易满足。有了这样的目标,你就会很自觉地抓紧时间的分分秒秒,读书、写作、思考,便能获得充实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就有了精神支柱。”
兴国县的一位农村教师也给他来信:“我是兴国师范1988年毕业的,一直在农村中学教了20年英语。自甘清贫又无野心的我,压根就没有动过进县城教书的念头。现在想来似乎又有点‘后悔了,但看到您这根脊梁还顶在农村,似乎又‘无悔了。老实人做老实事,农村需要我,农村房不贵,才15万有三层,县城30万才120平方米。您出了名,让我好羡慕,是农村老师的骄傲……您好让我羡慕!”
江苏省徐州市一位小学老师,在读了《中国教师报》刊载的《一名农村教师的精彩人生》一文之后,被黄行福的事迹深深感染了。不久,这位老师也毅然拒绝了到区里最好的学校——实验小学去教书的机会,让与他打电话的教育局人事科领导发出阵阵惋惜声。他给黄行福来信说:“我并不后悔。黄老师您那句‘只要好好干,认真干,总能干出些名堂来的话,时时在我耳边响起,您的行为时时激励我在农村学校来演绎自己精彩的人生。黄老师,我愿和您一起幸福地坚守!”
黄行福很喜欢和农村教师通过各种途径交流思想,采访中记者也和他聊起“农村教师幸福在哪里”这个话题。他略作思考,清了清嗓子说:幸福是什么?你问不同的人,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答案。有记者随机采访了街上的行人。一个悠闲的穷人说“有钱就是幸福”,一个匆忙的富人说“有闲就是幸福”,一个下岗工人说“有工作就是幸福”,一个工作太忙的人说“不上班就是幸福”,一个失去双亲的人说“父母在就是幸福”,一个双目失明的人说“能看见东西就是幸福”,一个瘫痪在床上的人说“站起来就是幸福”,一个捡破烂的人说“多捡些破烂就是幸福”,一个小学生说“星期天妈妈能带我上公园玩就是幸福”。原来,缺少什么,什么就是幸福。
其实,幸福就源于有所期盼,有所欲求。你的期盼变成了现实,就是幸福;你的欲求,成为了现实,就是幸福。幸福很简单,但一定是期望的实现,欲求的满足。当然,这里的期盼,这里的欲求,都应该是正当的、合情合理的。
黄行福说,农村教师,地位、收入均不如公务员,也不如城里的教师,幸福在哪里?来自对工作的追求,来自对事业的执著。工作追求一流的质量,事业追求更高的目标,追求的过程便是幸福,愿望的实现更是幸福。
这样,不论你工作在哪里,不论你的地位高与低,也不论你的收入多与少,你就是幸福的人,你便拥有了幸福的人生。与其抱怨,还不如沉下心来,潜心工作,投入事业,追求美好,幸福就终生与你相伴。没有追求,没有期盼,便与幸福无缘。
作为一名以教书育人为职业的教师,如果去搞第二职业,增加了收入,也能获得幸福,但可能脱离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宜提倡;搞集体补课,也能够贴补家用,但有时是与职业道德相违背的,也与教师的身份不相宜。立足于学生的健康成长,立足于自身素养的提高,立足于事业的成功,这才是教师应有的幸福。上了一堂好课,与学生一次成功的谈话,发表了一篇好文章,家长的一番赞美,学生的一个进步……这些,都是教师的幸福所在!
黄行福告诉记者,他很喜欢俄国著名剧作家契诃夫的一段话:“要是火柴在你衣袋里烧起来,那你应当高兴,而且感谢上苍,多亏你的衣袋不是火药库。要是你的手被扎了一根刺,那你应当高兴,多亏这根刺不是刺到你的眼睛。要是半夜有穷亲戚来找到你,那你应当高兴,幸亏来的不是警察。要是你有一颗牙疼,那你应当高兴,幸亏不是满口牙疼。朋友,照我的劝告去想吧,你的生命会欢乐无穷的!”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以一颗平常心看待自己,看待他人,看待自己的职业,幸福就在其中。黄行福这样诠释农村教师的幸福内涵,并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三大作风”高度概括。一个中心:以健康为中心(指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基本点:潇洒一点,糊涂一点。三大作风:自得其乐,助人为乐,知足常乐。一方面,积极进取,另一方面,要有一颗平常心,只有上班时努力工作,下班时快乐休闲,才会保持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才会有较高的生命质量。
幸福乡村建设 篇7
一、大课间体育活动的意义
大课间体育活动, 就是学校在上午第二节课课后安排30~40分钟时间, 组织全校师生开展体育活动。大课间体育活动的开展, 延长了活动时间, 增加了运动项目, 丰富了活动内容, 突破了传统的课间操模式, 切实保证了学生每天一个小时的体育锻炼时间, 是全面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增进身心健康的有效方法和重要手段。
幸福教育理念下的乡村学校大课间体育活动, 承载着“追求幸福教育, 享受教育幸福”的憧憬, 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有效平台, 将为学生健康、快乐、幸福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大课间体育活动不仅可以对学生紧张的学习起调剂作用, 而且对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有明显的实效, 能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克服自卑心理, 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展现自我。开展大课间体育活动, 使得师生之间的合作意识明显增强, 交往的时间增多, 学校凝聚力也明显提高, 校园里充满了和谐的氛围。丰富多彩的大课间体育活动, 培养了学生的组织纪律性、集体主义精神, 帮助他们形成了互相激励、互相帮助的良好品质, 提高了他们的竞争意识和心理承受能力, 各种优良的意志品质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开展大课间体育活动, 是全面贯彻落实“义务教育阶段, 让学生能较好掌握两项体育技能, 一项艺术技能”的有效途径, 是提升学校体育文化内涵的重要手段。开展大课间体育活动, 使广大青少年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主动性、自觉性不断增强, 从而实现了从“要我锻炼”到“我要锻炼”的转变, 让热爱体育、参加锻炼、崇尚运动成为广大青少年的新时尚。
二、大课间体育活动实施的途径与策略
1. 活动内容
根据学校体育教学工作的任务、学生的心理、生理发展规律和特点、学校场地设施建设和体育器材配备以及季节、气候的变化来科学地安排大课间体育活动。
有乒乓球、篮球、气排球、排球、足球、羽毛球、垒球等各种球类活动, 还有跑步、跳绳、踢毽子、跳皮筋、体育游戏、传统养身健体运动、队形队列练习等。
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和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自主开发活动项目, 例如校操、跑操、韵律操、健美操、器械操、武术操、啦啦操、校园集体舞、兔子舞、街舞等, 也可以编一些体现乡土风情的活动操或民族舞蹈。
有各种跑跳的素质练习, 垫上的技巧, 单双杠、哑铃等器械的力量练习等。
鼓励师生自编、自创活动内容, 自制自带活动器材, 并注重培养学生参与运动的兴趣和能力。
笔者所在的学校是一所农村初中, 大课间体育活动有广播操、健美操、武术、校园集体舞等, 全体师生共同参与, 形成了极好的学校体育活动氛围, 达到了锻炼身体、提高素质的目的, 同时学校组织了鼓号队、乒乓球队、篮球队、舞蹈队、绘画小组、书法小组、经典诵读小组等特长培养小组, 实行课内、课外相结合, 成为大课间体育活动的有益补充。这些活动, 成为吸引学生生活学习的一大亮点, 使全体师生在这样一种校园文化氛围中蓬勃向上, 积极进取。据近两年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结果显示, 速度、柔韧性、肺活量、耐力等身体素质指标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2. 活动形式
活动形式可以分为集体活动、分班 (组) 活动、分男女活动。集体活动为主, 分班 (组) 活动为辅。集体活动是指全校或部分年级的集中锻炼, 其特点是规模大、人数多、地点集中, 活动时间、内容便于统一安排, 能做到统一领导, 督促检查, 相互促进。分班 (组) 活动是指以班级、体育兴趣小组等形式开展的活动, 分班 (组) 活动规模小、人数少, 地点可以分散, 方式灵活便于组织和区别不同情况, 并能发挥体育骨干的作用。
3. 活动组织
大课间体育活动原则上安排在上午第二节课后, 具体时间段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安排, 时间不少于30分钟。
活动做到“五落实”“六到位”。“五落实”, 即每班活动器材落实、活动场所落实、活动时间落实、值班领导落实、带班教师落实;“六到位”, 即领导督促到位、班主任组织到位、各方协调到位、体育教师指导到位、安全检查到位、师生参与人人到位。
合理分工, 责任到人。大课间体育活动管理工作的直接参与者应是学校领导、班主任和体育艺术教师, 实行责任制管理。
(1) 领导负责制。大课间体育活动要加强领导, 保证时间, 形成制度。要建立校长责任制, 学校主要领导要到操场, 亲自参与活动, 同时了解情况,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并提高全校师生对大课间体育活动的重视程度。
(2) 班主任负责制。 (1) 认真组织本班学生按时出操, 保证出勤率。 (2) 从思想上正确引导学生, 并用自
视为同意我社上述声明。己的亲身参与来影响、教育和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活动, 培养学生体育兴趣。 (3) 摸清本班学生的体育兴趣、特长及基础, 协助体育教师一起制定大课间体育活动的内容, 对出操不认真、违纪的学生及时给予批评教育, 不能敷衍了事走过场, 对于不积极参与活动的学生应加强教育、引导和激励。
(3) 体育艺术教师和值日教师负责制。 (1) 负责大课间体育活动内容的安排、乐曲的选择。内容安排必须符合季节特点, 乐曲的选择必须符合学生和内容的特点, 跟上时代节奏, 尽量用音乐来调控学生在整个大课间体育活动内的一切活动。 (2) 负责班级活动场所及进退场的安排。 (3) 负责组织大课间体育活动的全过程。 (4) 负责指挥和示范, 并协助班主任组织好所带年级 (班) 的大课间体育活动。 (5) 负责大课间体育活动的检查评比工作。
4. 活动评价
学校制订详细工作计划和活动实施方案, 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大课间体育活动。注重过程指导, 完善评价体系, 把开展大课间体育活动与推进课程改革、落实《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条例》等工作结合起来, 把“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落到实处, 保证学生每天一个小时的体育锻炼时间, 全面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增进身心健康。
建立检查评比制度。为保证大课间体育活动的质量, 让大课间体育活动的开展持之以恒, 学校要加强对大课间体育活动的检查评比, 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检查评比细则, 对大课间体育活动进行全面检查与评比, 定期公布, 及时表彰, 确保大课间体育活动顺利地开展。
幸福乡村建设 篇8
国内外关于幸福指数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 关于幸福指数的测评是幸福感研究的基础, 在行为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 众多学者对幸福指数测评方法进行不断改进和优化 (Kahneman, 2000;Blanehfiwer, Andrew, Oswald 2004;吴启富等, 2007;Richard E.2007;Eniener, 2010) , 幸福指数测评研究正不断扩展和深入。要建立科学、客观、合理的幸福指数测评指标体系, 就要对影响研究对象幸福感程度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目前国内关于研究对象幸福指数影响因素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在研究中注重体现矛盾的特殊性, 表现出较强的地域色彩:万树 (2011) 通过测度快乐因子和痛苦因子来分析影响安徽省幸福指数的因素;马立平, 杨作毅 (2007) 与在分析了北京市居民幸福指数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编制居民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郑方辉等 (2012) 在借鉴国内外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2010年度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公众幸福指数的主要因素。
从研究领域上看, 国内外关于幸福指数测评的研究很少涉及旅游领域, 仅部分学者从旅游者的角度切入讨论了旅游提升主观幸福感的作用 (David, 2004;Hamira, 2008;Dick, 2010;Dick, 201l;陈有真, 2009;郭英之, 2007;黎志逸, 2009;卢松, 2009) , 而对旅游地居民幸福指数和生活质量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 (高倩, 2011) 。通过广泛的文献检索, 从地域方面来看, 学术界目前对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影响因素的研究还处于空白状态;而实践表明, 近年来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感随着西藏乡村旅游规划的出台与乡村旅游开发的逐步推进而不断变化。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范式的基础上, 兼顾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则, 对具有西藏代表性的乡村旅游目的地进行调查, 以探析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影响因素, 为下一步构建符合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特点的指标体系提供研究基础。
1 研究目的与研究对象
2002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扶持和鼓励农牧民群众开展旅游服务的指导意见》, 积极引导农牧民大力开发乡村旅游, 从此乡村旅游在区内逐渐发展;2012年西藏自治区“十二五”时期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出台, 明确了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目标, 提出建立辐射全区的乡村旅游产业要素体系。虽然目前区内关于乡村旅游目的地游客接待量、旅游经济效益、旅游社会文化与环境效益方面缺乏确凿的统计数据, 但通过课题组成员多次实地调研可以感知到:乡村旅游惠民作用较高, 对农牧民幸福指数的起着较强影响作用。乡村旅游已经发展成为西藏旅游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对于西藏旅游产业有效地转型升级具备价值。
客观地讲, 与国内乡村旅游发展成熟的目的地相比, 西藏大多数乡村旅游的核心竞争力尚不明显。目前拉萨周边比较有代表性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主要包括:堆龙德庆县的桑木村和觉木隆村、墨竹工卡县的工卡村、城关区夺底乡夺底沟、城关区娘热乡娘热沟、曲水县的江村以及尼木吞巴藏香村。林芝地区比较有影响力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主要包括:鲁朗镇扎西岗村、墨脱县加热萨村、工布江达县结布村、波密县岗村、巴卡村和雪瓦卡村等。
本次调查选取拉萨桑木村、觉木隆村、工卡村、夺底沟、娘热沟、江村与藏香村林芝地区扎西岗村、加热萨村、结布村调查对象, 从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视角切入, 探讨旅游地农牧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
2 研究的设计与实施
2.1 调查的要素
本研究将采集样本设定在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范围内。主要采取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收集原始数据, 研究过程兼顾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以期得到较为客观的结论。
国内外关于幸福指数测评的相关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灵感。进一步征询了8位旅游研究专家与藏学研究人员, 在此基础上, 从年龄、性别、居住地等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以及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细分为诸多聚类分析类群, 提炼出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影响的测评指标并设计了调查问卷。
2.2 指标体系的构建
研究分析表明:探究幸福指数影响因素可以主要从经济维度、文化维度、社会维度、政策维度与环境维度等方面切入。考虑到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不仅表现农牧民对当前现状的感知, 同时也体现着对未来的态度与期望, 所以在模型的构建过程中在领域层次也加入了农牧民对未来的期望。
要对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的各个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进行量化分析, 关键是要构建一个科学、客观的评价指标体系。而综合性的指标体系可以弥补单一指标变量片面性的缺陷, 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和评价复杂的现象与问题。在此, 考虑到要便于数据的获取、定量统计分析与比较的原则, 建立了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影响因素测评指标体系 (见表1) 。
2.3 研究方法与模型的确定
考虑到测评指标体系特点, 同时为验证多个自变量与一个或者多个因变量之间一组因果关系,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简称SEM) 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是探究理论、概念之间关系与结构的统计方法。结构方程模型包括两部分, 结构模型和测量模型。结构模型反映结构变量 (Latent Variable, 潜变量) 之间的结构关系, 测量模型反映结构变量与观测变量 (Manifest Variable, 显变量) 之间的关系。其基本思路是:首先, 根据已有的理论基础, 通过设定研究假设建立一个关于一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模型。其次, 通过测算获得一组观测变量数据, 基于此数据形成相关矩阵。再次, 根据样本数据对所设定的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找出模型成立时变量间的相关矩阵。最后, 对模型进行拟合性检验:如果假设模型能拟合样本数据, 说明模型成立;否则就要修正, 如果修正之后仍然不符合拟合指标的要求, 就要否定假设模型。该模型整合了因子分析、路径分析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的思想和方法, 其优点在于可以同时考虑和处理多个因变量, 容许更大弹性的测量、估计整个模型的拟合程度等主要优点, 一般用于验证一些涉及多因多果的因果分析假设。
本模型的研究假设为:经济维度、文化维度、社会维度、政策维度、环境维度、对未来的预期等五项一级潜变量对农牧民幸福指数产生显著的、直接的、正向的影响。上述指标体系中包含7个潜变量和27个测量指标。7个潜变量中, 农牧民幸福指数为内生潜变量, 经济维度、文化维度、社会维度、政策维度、环境维度、对未来的预期6项作为外生潜变量, 是影响幸福指数的主要因素, 这6项外生潜在变量之间也存在者着泛的相关关系。进一步, 构建了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影响因素评价的理论模型, 用矩阵方程式的形式表示为:
两式中, Ci代表评价因子层的27项显变量, λij (i=1, 2, …, 27;j=1, 2…, 6) 表示Ci对Bj的路径系数;Bj (j=1, 2…, 6) 表示潜变量, εi (i=1, 2, …, 27) 表示27项显变量的随机误差项, γj1表示潜变量Bj对于A的路径系数, A为二级潜变量, ζj (j=1, …, 6) 为一级潜变量的随机误差项。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可识别的必要条件即t规则:t≤p (p+1) /2, t为模型中待估计的参数个数, p为测量指标个数:由于本模型共包含27项测量因子 (显变量) , 待估参数33个, 所以t=33<27* (27+1) /2=378, 可知该模型是可以识别的。
2.4 问卷的设计与信度检验
为有效获取数据, 在问卷内容设计方面, 把调查要素描述成易被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理解的语句并进一步翻译成藏文。在问卷的题型方面主要采用选择题, 部分内容采用沙士通差异量度技术设计为判断题。
问卷在内容方面主要分为三部分, 主要采用定性研究与定量测评相结合的方式分析被调查者对幸福感的判断和感受:第一部分主要包括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相关控制变量;第二部分主要从经济维度、文化维度、政策维度、环境维度与对未来的态度等方面切入探析目的地农牧民对旅游开发过程中影响其幸福指数变化的指标的认知态度, 采用里克特五级量表来设计内容以判断被调查者对问题的态度与感知程度。预测试结果表明: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大于0.7, 认为问卷信度是可接受的。
2.5 调查的实施
本次调查以户为单位, 共分为三个阶段进行:2013年3月20日至2013年4月24日、2013年7月27日至8月10日对林芝地区有代表性的乡村旅游目的地进行调研;2013年5月至2013年7月对拉萨周边乡村旅游目的地进行调研。共发放问卷300份, 回收问卷300份, 其中有效问卷243份, 有效率为81%。
3 结果分析
3.1 抽样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将各项测评指标的原始得分输入SPSS11.5, 得到其均值;在此基础上,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来进一步分析显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中, 抽样调查样本的人口统计学资料如表2所示。
3.2 参数估计与模型检验
利用SPSS11.5对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的参数进行了路径分析, 结构模型路径系数表如表3所示。 (篇幅所限, 在此略去测量模型路径系数表)
上述结果表明: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的路径系数多数介于0.650至0.900之间, 且标准误差较小, 各回归方程F值均大于3.80, 可决系数均大于0.28, 所以可以认为模型在0.99的概率水平上显著成立;单参数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同样显示模型在整体上具有较高的显著性。所以, 结构方程分析检验得到:本文所构建的模型较为合理, 参数估计表明观测指标具备一定科学性。
3.3 结果分析
从结构模型的参数估计中可以看出, 模型领域层的路径系数依次为0.841、0.811和0.802, 表明这三项一级潜变量对二级潜变量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的影响较大, 由此可以断定:从农牧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角度来分析, 经济维度、社会维度、农牧民对未来的态度是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的决定性因素。文化维度、政策维度的路径系数比较接近;环境维度的路径系数虽然在六项潜变量中相对较小, 但其数值超过了0.65, 说明环境维度所涵盖的内容对农牧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同样不可忽略。
测量模型参数估计结果显示, 显变量C2旅游开发所导致的物价水平的变化、C7对旅游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变迁的认识、C9传统宗教信仰的变化、C10休闲娱乐活动的丰富程度与乡村生活节奏的变化、C12乡村旅游目的地的邻里关系的变化、C13旅游开发过程中离婚率的变化、C14家庭和谐程度的变化 (家庭成员经济地位等) 、C15目的地治安环境与社会风气的变化、C22旅游移民是否增加、C23目的地传统建筑风貌的变化、C26抵制本村继续进行旅游开发等11项的路径系数较小, 低于0.65。结合访谈了解到:西藏大多数乡村旅游目的地目前旅游产业开发较为适度, 旅游产业与农牧业、建筑业等产业协同发展, 长期以来目的地物价水平主要受制于交通、物流等因素, 尚未出现由于过度开发旅游造成原有的供需关系发生紊乱的局面;乡村旅游的开发对目的地传统文化、社会风气、邻里关系、家庭和谐、建筑风貌等方面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而农牧民对变化后的上述因素持较宽容的态度;目前旅游移民 (主要指外来经营者) 情况不突出, 本土生活气息浓郁程度没有被冲淡;与尚未发展乡村旅游阶段相比, 目前大多数乡村旅游目的地治安环境变化不大, 盗窃、抢夺旅游者财物的行为很少;目的地农牧民对未来旅游开发比较支持。
相比之下, 显变量C1旅游开发所带来的家庭收入的变化、C3对旅游利益分配中自己被尊重与被认可的认识、C4旅游开发导致住房条件的改善、C5对旅游开发过程中目的地现代化进程的认识、C6是否热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C8对旅游开发的认同、C11传统穿着服饰的变化、C16子女上学以及就业状况、C17医疗条件与基础设施的变化、C18政府扶持政策与政府补贴、C19旅游开发所吸纳当地农牧民就业情况、C20目的地旅游开发的规模、C21旅游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变化、C24对本村旅游开发的总体态度、C25支持本村未来的旅游发展政策和行动、C27对本村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前景的预期等16项的路径系数较高, 均大于0.70, 结合访谈内容, 我们认为:乡村旅游开发提升目的地农牧民的家庭收入, 目的地基础设施与医疗条件有了较大改善, 农牧民住房条件提高, 乡村旅游明显加速了目的地的现代化进程;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有关部门注重吸纳当地劳动力, 关注农牧民利益分配问题;在从事旅游经营与旅游服务过程中, 农牧民感知其民族服饰变化较大;大多数农牧民对旅游发展的预期是乐观的, 愿意积极参与旅游经营与服务工作;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所暴露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 人文生态环境问题目前虽然还没有浮出水面, 但如果没有相应的修复措施, 其健康问题将会成为制约目的地良性发展的因素;自然生态方面, 农牧民对旅游发展所带来的旅游垃圾问题持负面态度。
4 结语
以幸福指数相关研究为基础, 结合西藏乡村旅游自身的特殊性, 构建了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影响因素测评的理论模型指标体系;从研究需要出发,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对具代表性的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模型显著成立。
幸福乡村建设 篇9
关键词：幸福指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曲孜卡温泉度假区
1 幸福指数与人文生态的关系
1.1 人文生态系统服务的内涵
生态系统服务有别于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服务。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服务往往指与有形产品相区别的交换形式;而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色彩不强, 绝大多数的生态系统服务无法进入市场进行交换, 因此其公共物品属性较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自然生态系统维持自身结构和功能过程中所产生的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支持和效用的产品、服务、资源和环境[7]。从国内外关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相关报道多数以自然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 有些研究文献在论述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同时也涉及到了人文信息, 如《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中关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体系就设置和明确了生态系统的文化功能, 主要包括:文化多样性、精神和宗教价值、知识系统、教育价值、灵感、美学价值、社会关系、文化遗产价值、休闲旅游等多方面的内容[1]。
相对于自然生态系统而言, 目前国内对人文生态系统缺乏较系统的研究, 学者们倾向从社会、文化等角度研究人文生态系统问题。人文生态系统虽然与社会、文化存在一定的重叠, 但在本质上存在较大差异。与自然生态系统相比, 人文生态系统更脆弱且较抽象, 人文生态系统所遭到的破坏往往表现为深层次的、潜移默化的、不易被观察到的[2];人文生态系统具有综合性, 它不仅表现在内涵的丰富性方面, 还主要表现在各要素之间的有机综合性与动态演化方面。人文生态系统的健康诊断较困难, 随着时代的变化在潜移默化中演化与创新, 所以不同阶段的人文生态系统的健康评价标准较难确定。
总体上看, 人文生态系统的内容远远超过文化和社会层面, 还要包括经济、政治、宗教、历史、教育、道德、法律等因素, 以及这些人文因素所依托的物质基础, 如历史建筑物、文化设施与场所等方面[3,4,5]。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对人文生态系统的部分内容尚未达成明确的共识, 一些概念还存在表述模糊的现象。国外关于人文生态研究的焦点多集中在理论分支演化与解析、学科对比关联研究、人文生态学评价等领域, 而国内关于人文生态问题的研究尚不成熟, 系统化研究相对欠缺。但从研究发展趋势来看, 人文生态研究已出现在一些热点问题之中, “人文生态学”已被明确提出, 人文生态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项独立的学科并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学科逐渐交叉和融合。Anna Siniarska、Wolanski N、王兰州、阮红等学者对人文生态学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均进行了积极探索, 指出人文生态学可借鉴自然生态学的研究思维方式, 人文生态学的研究与自然生态学研究相辅相成[6,7]。
1.2 人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由于人文生态系统的研究思维和研究方法与自然生态系统有着密切渊源, 在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层面, 自然生态系统与人文生态系统有着相似的指导哲学, 因此同样可借鉴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研究理论指导人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价。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研究是生态学领域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 其意义旨在揭示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所具备的价值。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似, 人文生态系统服务的市场化色彩较低, 如一些传统的民族文化与社会习俗, 主要起着传承文化和保持民族特色的作用, 即使目前许多地方出现了文化的舞台化与商品化现象, 但仍不可否定人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传统文化的保持作用。
本文借鉴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研究理念, 将人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界定为人文生态系统在演化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能维持人类社会发展的人文环境条件与效用。从整体上看, 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人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主要体现在文化、休闲、游憩、精神寄托、教育等方面, 其价值主要包括精神和宗教价值、美学价值、教育价值、休闲游憩价值、社会关系价值和文化传承价值等内容。
1.3 幸福指数的游憩价值
发展旅游与休闲旨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乡村旅游作为“绿色生态经济”与“体验经济”相结合的产物, 对改善乡村旅游目的地民生起着重要作用。实践表明, 乡村旅游能创造幸福经济、提高当地农牧民的幸福指数。农牧民幸福指数较高则对乡村旅游服务接待和人力资本积累产生积极效应。农牧民的幸福指数表征着目的地农牧民的心理与身体健康程度、精神财富和对物质财富的满足状况, 从侧面反映了乡村旅游开发模式的科学性与适用性、乡村旅游经济发展中利益分配制度的合理程度、乡村旅游对目的地社区农牧民的影响情况。可以说, 农牧民幸福指数在很大程度上衡量着农牧民人文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实践表明, 幸福指数本身也是构成旅游目的地的一种重要旅游资源。如“最幸福的国度”不丹, 该国吸引入境游客最重要的旅游资源就是国民极高的幸福指数。文化体验成为目前旅游活动的主趋势, 在旅游吸引力强度方面, 非物质形态的旅游资源正在与实物形态的旅游资源进行抗衡, 人文生态环境逐渐从容易被人忽视的角落走出。因此, 从旅游吸引力的角度分析, 幸福指数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人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的游憩功能价值。然而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文献中尚未涉及到关于幸福指数属于旅游资源的论述, 因此幸福指数的市场化程度极低, 被视为公共物品。
借助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研究来诊断目的地人文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 可梳理出幸福指数的游憩价值。主要表现在: (1) 在经济层面, 农牧民幸福指数的提高对生产具有积极的意义。农牧民在幸福的状态下其学习、工作效率和工作热情得到很大提高, 幸福作为一种内生因素使农牧民在对游客提供旅游接待服务过程中的“人情味”变得浓厚和真实, 让游客感受到农牧民在旅游参与过程中的淳朴热情, 而非“看钱说话”的矫揉造作式服务, 同样西藏乡村旅游发展实践也验证了旅游接待人员的热情让游客感觉亲切温暖。 (2) 在社会文化方面, 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的幸福指数可监测人文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 藏族人民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 对物质利益的欲望不强。由于多数藏民接受藏传佛教中的“轮回观”, 因此在生活中习惯于乐行善事, 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崇拜与保护力度很高, 农牧民意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并热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在参与旅游服务过程中喜欢穿着传统服饰;深层次表现为对目的地旅游开发持认同态度, 对旅游开发所导致的乡村生活方式与生活节奏、目的地社会治安与社会风气、邻里与家庭关系、民族建筑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一般表现出较宽容的态度, 因此幸福指数在社会文化方面可折射出乡村旅游目的地人文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从该角度而论, 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对传统文化、民俗民风的保持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起着积极作用, 间接地起着促进乡村旅游经济科学合理发展的作用。 (3) 在政策层面, 目前西藏自治区大力扶持乡村旅游开发,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与政府补贴措施。在此背景下, 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可监测目的地旅游产业是否良性运行, 衡量乡村旅游政策的实行效果。如果乡村旅游开发政策有失公正, 利益分配制度存在很大问题, 则农牧民的幸福指数相对会下降, 由此引发诸如农牧民与旅游开发商的经济纠纷现象, 这会使目睹这一现状的游客的体验满意度大大下降。 (4) 在环境层面, 毋庸置疑, 乡村旅游开发会给村落带来一些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影响, 如水质与空气质量变化、噪音污染、旅游者增加、传统建筑风貌变化等。从环境层面探究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的幸福指数不仅可洞察人文生态系统内部的健康情况, 同时也可分析目的地自然生态系统的变化对人文生态系统健康情况造成的影响。若农牧民的幸福指数降低, 出现了对旅游环境影响的诸多抱怨, 则从精神层面展示给游客一些乡村旅游目的地的负面信息, 影响游客休闲游览的氛围。
综上所述, 农牧民幸福指数一方面可反映人文生态系统的内部情况, 对目的地人文生态系统健康程度进行诊断;另一方面也可折射出农牧民参与旅游服务接待的态度。从主客互动的角度来讲, 若农牧民幸福指数较高, 则乡村旅游目的地洋溢着和谐愉悦的气氛, 能增强游客体验的快乐感受。因此, 在国内多数旅游目的地被过度商业化的气息包围下, 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的淳朴和热情无疑成为一项重要的无形吸引力, 而这种无形吸引力的价值极少有人做出评价。
2 游憩价值评估相关研究述评
国内外关于游憩价值评估的研究多集中在有形旅游资源方面, 且以自然类旅游资源游憩价值评估居多。涉及到旅游目的地的类型, 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及自然遗产地出现的频率较多, 人文旅游资源游憩价值评估的研究相对较少。关于人文旅游资源依托型旅游城市、博物馆、文化遗址与主题公园的游憩价值评价的文献报道已出现。游憩效益是满足人们某种需求, 诸如观赏娱乐、休息等产生的效果, 理论上游憩效益是满足人们心理或生理需求的精神损益, 一种虚幻的、不可度量的效用[8]。游憩价值评估的目的在于借助一定的方法与技术手段, 将某项或某类旅游资源的经济利用价值进行估算, 从而确定出旅游资源的替代价值。游憩价值评价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货币化计量旅游资源的游憩价值, 从而揭示其给旅游消费者 (游客) 带来的社会福利, 为更深层地研究旅游景区管理、旅游定价、生态补偿、旅游可持续发展等经济与社会问题提供基础和思路[9]。
幸福指数本身具有一定的经济属性, 虽然目前在测算幸福指数的标准方面尚未达成共识, 但经济因素确是幸福指数测评的一项重要考虑因素。然而, 幸福指数通过与旅游目的地人文生态环境的联动作用化为一项无形的旅游吸引力, 能为造访的游客带来社会福利, 而该福利不易被察觉, 尚未被量化。
长期以来, 国内外研究人员在游憩价值研究中尝试了一些比较可行的方法, 比如基于福利经济学对消费者剩余、机会成本、非市场化商品与环境等公共产品价值的思考, 建立了旅游资源游憩价值评估的基础理论体系[10]。旅行费用法 (TCM) 将消费者剩余这一理念引入到非市场商品的价值评价当中, 是对公共产品价值进行评估的一种间接方法[11]。TCM是基于对游客来源和消费情况的观察, 利用游客到达旅游目的地的所有花费来表征游客对旅游目的地支付的价格[12], 根据客源地的出游率来拟定一条旅游需求曲线, 然后推算出消费者剩余作为无价格的游憩效用价值[13]。TCM是评估公共物品最早的方法, 已形成了较成熟的技术路线, 包括获得原始数据、计算旅游率、估算旅行费用、统计回归、绘制需求曲线、计算消费者剩余、最后估算出总旅游价值[14]。
TCM在自然生态研究领域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在人文生态领域的使用频率, 但作为桥接自然生态研究与人文生态研究之间的一种有效方式, 该方法在人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估算中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多。而在人文旅游资源或人文生态系统研究中, 对实体资源的关注较多。本文以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曲孜卡温泉度假区为研究案例, 采用改进的旅行费用法对该地农牧民幸福指数的游憩利用价值进行分析和整合, 对其农牧民幸福指数的游憩效益进行货币化计量, 探究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对前来的游客所带来的社会福利, 分析幸福指数对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提升的内在机理, 为合理分析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问题提供新的切入点。
3 游憩价值的评估
3.1 研究案例———曲孜卡温泉度假区
曲孜卡温泉度假区位于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曲孜卡乡政府所在地, 海拔2200m左右, 风景壮丽、气候宜人、空气清新。该景区挟澜沧江, 坐拥达美拥雪山, 国内著名旅游交通要线214国道途经此地。“曲孜卡”藏语意为有温泉群的地方, 景区温泉资源质量较高, 泉眼数量多达100多股, 主要包括微温泉、温泉、热泉、高热泉、沸泉等多种类型, 泉水富含多种矿物质, 具有康体美容的功效。曲孜卡温泉度假区的旅游旺季为每年的5—9月, 除了温泉旅游资源之外, 当地浓郁的原生态康区藏族风情也是景区开发可依托的资源。目前景区周边的基础设施建设在逐年完善, 出现了温泉度假酒店、商业购物场所、餐饮接待设施等。
曲孜卡温泉度假区是西藏村集体组织、村民自愿自主参与开发经营管理模式的代表, 相关的旅游资源均为集体资产, 景区明确了产权、利益与责任的相关运作制度, 根据家庭或个人的集资与劳力情况进行旅游利益分配。这种开发模式在西藏区内多种乡村旅游开发模式中是较有效的一种类型, 可充分调动农牧民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 避免外来旅游企业与本地居民在利益分配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矛盾与纠纷, 集体所有制实现了对本地农牧民的科学引导, 资金与人力资本的统一。曲孜卡温泉度假区的开发模式在西藏乡村旅游发展尚不成熟的背景下应该说是一种相对合理的开发模式。
3.2 原始数据的获取
课题组于2014年7月20日至8月15日对游客进行抽样调查, 发放问卷400份, 采用问卷调查与“一对一”访谈相结合的方式, 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100%。从国内客源地情况来看, 曲孜卡温泉度假区游客的抽样样本涵盖了国内1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从旅行费用的构成内容来看, 交通费用、住宿费用、门票、餐饮费用构成了游客旅行费用的主要组成部分。考虑到调查时段处于旅游旺季, 因此通过综合参考当地旅游企业、旅游管理部门的经营人员和有关专家的建议, 将曲孜卡温泉度假区旅游淡季阶段游客旅行费用折算为旺季阶段的25%。我们对问卷进行统计, 整理出了游客的人口统计学信息, 本文只对国内游憩利用价值进行估算。
3.3 游客旅行费用测算
在交通费用方面, 由于出游距离和出游方式决定了不同客源地游客交通费用的差异性, 且曲孜卡温泉度假区有部分游客是自行车旅游者和自驾车旅游者, 通过214国道途经该景区, 其交通费用是交通工具———自行车、汽车的折旧与磨损和燃油费。由于交通工具的成本不尽相同, 为便于研究, 本文采用加权平均的方式对各个客源小区原始数据中的交通成本 (主要是指交通工具的折旧与磨损) 费用进行了处理。在住宿费用和餐饮费用分析过程中, 考虑到曲孜卡温泉度假区及周边不同档次和类型的住宿设施价格与餐饮产品的价格差异较大, 因此根据调查问卷中住宿和餐饮费用的支付率与累计频度中位置来反映游客旅行费用中的住宿和餐饮部分。在门票费用的处理方面, 曲孜卡温泉度假区的旺季门票价格为120元, 由于景区其他消费项目的价格差距不大, 估算为280元。国内游客旅行费用的4项主要构成的具体统计结果见表1。
注:交通费用、住宿费用、餐饮费用、旅行费用的单位为:元/人;客源地总旅行费用的单位为:万元;客源地总旅游人次数的单位为:人次。
由于缺乏统计数据, 我们参考了曲孜卡温泉度假区自2008年以来和2014年1—8月的国内旅游接待人次数, 利用趋势外推法对2014年的旅游接待人次数进行了估计, 最终将旅行费用统计的基础数据———曲孜卡温泉度假区的旅游接待人次数拟定为35万人次, 结合国内游客的总旅行费用数据, 根据式 (1) 、式 (2) 估算出国内游客的总旅行费用为78700.125万元, 2014年人均旅行费用为2248.6元。
3.4 消费者剩余
消费者剩余通常是指消费者在购买某件商品或服务时, 其原意为该商品或服务支付的费用与实际支付费用之间的差额[14]。从旅行费用的角度考虑, 旅游消费者剩余越大, 表明旅游需求越小, 同时旅行实际费用增加。由于消费者剩余是衡量旅游需求与出游意愿的主要指标, 需要计算出不同客源地前往曲孜卡温泉度假区的出游率水平。根据问卷调查结果, 估算出曲孜卡温泉度假区2014年国内各个客源市场旅游人次抽样调查统计及出游率, 见表2。出游率计算公式为: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 构造出游率回归模型。分析各个相关因素与出游率之间的联系, 明确了出游需求曲线和旅游需求函数。从几何的角度来讲, 旅游消费者剩余为旅游需求曲线与x、y轴所围成部分的面积, 因此旅游消费者剩余即旅游需求函数的积分:
式中, Y (x) 为旅游需求函数;Vp为旅游消费者剩余, 旅行增加费用的最大值。上式表明, 旅游消费者剩余主要受旅游费用、旅游需求即旅游人次两个因素的影响, 要分析利益消费者剩余首先要对旅游需求函数Y (x) 进行分析。根据上述研究中的数据, 建立了旅游人次数与旅行费用之间的函数关系, 即旅游需求函数:Y=0.93+0.0002x-3×10-8X2 (R2=0.85) 。式中, Y代表旅游人次数 (万人次) , x代表旅行费用 (万元) , 求得Pmax=67000元。旅行费用的底限不可能为0, 因此根据曲孜卡周边地区前往该目的地进行游憩休闲用的最低交通费用为40元, 最终确定了旅行费用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得到2014年的旅游消费者剩余为3518840万元。
3.5 旅游时间价值
本文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分析游客旅游时间价值。有关研究表明, 旅游时间价值约为实际工资的30%—50%不等[30], 即旅游时间价值可用机会工资成本换算。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越来越多的游客是自由职业者, 所以不能单纯凭借工资来衡量游客的旅游时间价值。因此本文参考不同客源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性收入, 据此计算出不同客源地单位工作日 (每个工作日按8小时计算) 的可支配性收入。根据西藏游客中自驾游、宗教旅游、自行车旅游、生态旅游等特种旅游市场占多数, 而这些旅游市场的闲暇时间较多, 因此把旅游时间价值折算为机会收入成本的30%。近年来中国全年工作日约为250天, 全年的工作小时数为2000小时。根据“旅游时间价值=旅行时间花费×1/3×单位时间的机会收入成本”[31], 计算出2014年国内游客的总旅游时间价值为3967822.6元 (表3) 。
注:人均旅行时间价值 (元/人) =客源地2013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元/年) /2000小时×旅行小时数目×30%×1/3;总旅游时间价值=人均旅行时间价值 (元/人) ×2014年旅游人次数×1/3。
3.6 其他费用
该部分费用主要包括娱乐、购物等活动产生的费用。曲孜卡温泉度假区的旅游购物品价格参差不齐。一些地摊的当地手工艺品、民族饰品的价格一般在几十元到200元之间, 而购物商场中的藏药材、特色保健产品的价格高达几百元, 价格相对较高。根据调查问卷中的信息, 计算出游客旅游购物不同花费区间的频率。其中, 最接近累计频度中位值的是48.2%, 该值所对应的旅游购物费用是120元, 意愿支付率为84.6%。因此, 游客旅游购物等方面的支出费用为3553.2万元, 人均其他费用为101.5元。
上述关于旅行费用不同组成部分的估算立足于整体角度, 即测算了曲孜卡温泉度假区旅游目的地的整体游憩利用价值, 从游客自愿支出的角度探讨了该目的地总游憩利用价值。构成旅游目的地总游憩价值和社会福利的旅游资源较复杂, 曲孜卡温泉度假区包括旅游目的地的自然生态系统资源与人文生态系统资源, 而幸福指数通过作用于旅游目的地人文生态系统成为一项旅游吸引力。我们对景区管理者、参与旅游接待服务的农牧民、游客共计120人进行了访谈, 主要围绕农牧民幸福指数对旅游开发的人力资本、生产效率及其旅游吸引力等内容。整合访谈结果, 征询了国内8位旅游研究专家的意见, 最终将曲孜卡温泉度假区农牧民幸福指数的游憩功能价值拟定为旅游目的地游憩总价值的5%。整合上述关于游憩利用总价值的分析, 得到曲孜卡温泉度假区农牧民幸福指数游憩价值的最终结果:幸福指数游憩利用价值= (旅行费用+消费者剩余+旅行时间价值+其他费用) ×25%= (78700.125+3518840+396.78226+3553.2) ×5%=180074.51 (万元)
4 结果分析与说明
本文在分析消费者剩余、客源市场的旅游时间价值部分时利用了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替代城镇居民货币工资, 主要考虑到目前客源市场的构成中有部分群体属于自由职业者, 他们的闲暇时间相对集中, 而主要收入并非来自货币工资。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调研时间、调研季节的制约, 同时考虑到相似程度较大的地脉文脉一般不会产生较大的旅游吸引力, 所以对曲孜卡温泉度假区周边居民的游憩行为和西藏区内游客的旅游活动进行了省略处理, 因此分析结果可能比真实情况低。
在游客旅游实践价值分析过程中, 根据调研对象的旅游行为特征, 对每一旅游市场的旅行时间设定为24小时, 其处理方式主要基于国内游客一般仅把曲孜卡温泉度假村视为中途停顿的中转站, 绝大多数的自驾车游客、组团游客在该旅游目的地停留一夜, 仅有少部分游客在此停留数日。此外, 关于闲暇时间的处理, 考虑到绝大多数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以体验、休闲和审美为主, 所以旅行时间价值的计算可能导致农牧民幸福指数总体游憩价值水平升高。
在交通费用的分析之中, 由于游客入藏旅游的主要目的地不仅仅只有曲孜卡温泉度假村一处, 绝大部分的游客将曲孜卡温泉度假村视为沿途的停经站之一。本文未能对游客的总体交通费用在不同旅游目的地之间进行合理分摊, 在分析过程中主要以曲孜卡温泉度假村为主, 因此所获得的交通费用与交通成本会偏高, 尤其是对自驾车游客的交通费用估算偏高, 导致游憩功能价值的总体水平被抬高。此外, 本文是基于消费者意愿支付的视角来测算消费者剩余和旅行时间价值, 因此这两部分的费用并非游客的实际支出, 计算结果与实际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 游客实际花费如交通费用、餐饮费用、购物和其他旅游消费并非完全能纳入到旅游总收入之中。
随着西藏建设重要世界旅游目的地战略的不断推进, 西藏乡村旅游业不断发展, 芒康县的旅游效益将逐年增大, 旅游质量不断提升。从乡村旅游发展趋势的角度来看, 曲孜卡温泉度假村农牧民幸福指数游憩功能价值会随之增加。
5 结语
TCM是国内外研究人员在分析和评价非市场环境因素与资源经济价值的研究方法。该方法已延伸到了生态经济、资源经济、环境经济、旅游经济等研究领域, 在资源和非市场物品利用价值评价报道中已经涌现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献报道, 同时该方法本身的局限性也被研究人员不断改进。
本文借鉴该方法的思路, 对曲孜卡温泉度假村农牧民幸福指数游憩功能价值进行了估计。就分析结果而言, 由于拥挤效应的存在, 因此运用旅行费用法在旅游旺季调查的结果不能很好地平衡旅游淡旺季游客流量不均衡的现状;从研究视角看, 本文是从旅游经济学的角度切入, 囿于学科视角的单一型, 研究结果难免存在片面性。
幸福乡村建设 篇10
关键词：微旅游,美丽乡村,建设路径
与各大旅游景区节假日游客爆满相比, 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更乐意去城市周边来一个免费的短途周末游。如今, 各地都在搞美丽乡村建设, 许多有特色的村镇别有一番风景;加上各种网络社交平台的软宣传, 都为乡村旅游提供了发展的土壤。既要让游客来, 又不能多;既要让游客消费, 还不能造成污染, 这种模式称之为乡村微旅游。
1 乡村微旅游的模式
目前的乡村旅游模式主要是乡村旅游景区、度假村、农家乐、民宿等。乡村微旅游规划也多为乡村旅游景区规划, 度假村、度假区规划, 农家乐、民宿聚集地规划等。这些模式的共同需要是建设。固然需要建设一批乡村旅游景区、度假村、农家乐、民宿等, 但不意味着乡村旅游的模式都需要建设, 乡村旅游要有序发展, 不能一窝蜂。要根据建设的规模分为强、中、弱、微, 而且要呈金字塔状。建设规模越大的地方, 绝大多数应是微建设。究其一地的游客数量则应是倒金字塔, 大多数乡村应提倡“微旅游”, 即仍以乡村生产、生活为主, 路仍然是村村通的窄路, 山只能远眺, 田只可远观, 游客不用多, 尤其是不能大拆大建, 甚至不要小拆小建。这对很多地区的自然生态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至关重要。
2 乡村微旅游的建设路径
2.1 树立品牌
让游客获取信息的方法很多, 结合乡村的特点, 最简单的方法是命名。由于很多地区, 甚至很多村落, 或有特色的物产, 或有特色民间手工艺, 或有特色景观, 或有特色建筑, 或有特色饮食等, 当地有关部门可以将其命名为××村。如葫芦种植的比较多, 授予葫芦村的称号;草莓种植面积比较大, 授予草莓村的称号;桃木制做比较多的, 授予桃木村的称号。通过一些简单的宣传让人们知道哪里有葫芦村、草莓村、桃木村, 吸引游客前去旅游。对于这种村, 游客往往不会抱有太高的期望值, 但总会吸引一些游客前往, 旅游在顺其自然中发展起来。
2.2 创新营销模式
乡村微旅游的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结合游客数量少的特点, 利用农民时间成本低和当地作物成本低的优势, 避免大的研发、设计、生产、包装和宣传投入, 运作特色乡村旅游商品。作物类主要突出天然、绿色、无污染等, 手工艺类主要突出质朴的原真性[1]。销售中也可以有些乐趣, 如某村农民散养在山坡上的柴鸡, 采取游客上山自己抓的方式, 按照抓到的鸡的大小卖给游客。在现场看到的是游客全家上阵, 一时间鸡飞人跳, 村民、游客皆大欢喜。
2.3 形成独有的文化
喜爱乡村微旅游的游客一部分是注重田园类生活, 另一部分看中乡村独有的文化氛围, 这与美丽乡村的建设路径不谋而合。乡愁, 是一代人灵魂深处的记忆, 如何利用乡愁开发乡村文化, 是考量乡村微旅游开发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为此, 各地可因地制宜, 从建筑形态、节事活动、农作体验等各方面突出乡村当地的民俗风情, 讲好乡俗故事, 如果村落有名人古迹的传说是最好不过。应合理挖掘民间文化, 取精去糟, 进行推广和发扬, 打好文化品牌吸引住游人的目光, 同时也要求在进行乡村旅游开发时, 要注意顺应时节, 合理利用资源, 让资源发挥出最佳作用。
2.4 注重公众参与
乡村旅游是一种复合型旅游活动, 能够让游客体验乡村民风民俗、农家生活和劳作形式, 在劳动的欢快之余, 购得满意的农副产品和民间工艺品, 使游客在主体行为上具有很大程度的参与性。通过做好体验性乡村旅游产品, 让游客融入乡村中, 讲好乡村的生活故事, 这些都能为乡村微旅游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契机。
3 结语
乡村旅游的发展不应破坏乡村的味道, 不应把乡村变为城市, 不应强迫村民改变原有的生活习俗。需要用微旅游的模式在保护生态环境, 不改变当地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方式, 促进当地的农业生产, 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 让人们享受乡村的乐趣, 品味乡村的文化, 把乡村特产带回家。
参考文献
幸福乡村建设 篇11
城镇化发展模式下乡村社会发展问题日益突出:传统经济逐渐衰落, 人口大量流失, 乡村空间逐渐失去特色并走向衰败, 乡村活力缺失。为了让乡村空间重现活力并且得到可持续性发展, 当代建筑师在乡村中开展了以物质空间建设与利用为核心的建设实践, 希望通过建筑手段能够解决一定的社会性问题, 从而达到促进乡村再次发展的目的。这些手段在取得了一定成果的同时其局限性也逐步显现:
一、中国的乡村普遍经济水平偏低, 缺乏人力物力等相关资源, 而政府持续性的公共税收资金支持有限, 公益组织与相关团体介入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 造成在大部分中国乡村很难实施一个具有控制性的可持续性的建设发展方案。
二、城市中执业建筑师进行的乡村建设项目, 往往其诞生并不与村民发生直接的关系, 它的出资、建造独立于其所在村子, 只是建成后归村民使用[1], 此种乡村建设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 由于其与当地居民真正的日常生活及需求缺乏必然的联系, 所以往往导致项目建成之后产生功能“异用”等问题。
而更多关注社会性的“策划性事件 (planned event) ”, 相对于资金投资的建设项目来说具有费用低、容易开展、形式灵活、风险小且具有潜在高回报率并且能够积极响应当地需要等特点, 成为 “城市复兴”策略中一个重要的手段, 并且在英国以及欧洲相关的城市及乡村复兴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2]。此外, 国外城市及乡村复兴进程中经过多年的理论及实践研究表明, 一系列经过策划的“事件”, 脱离对于物质环境有限问题的思考, 转而关注特定场所中人群的心理及社会文化因素, 具有针对性的策划一系列改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3]的“事件”, 从而达到重建邻里关系、社会组织结构, 增加社区凝聚力最终促进社区积极发展。
上述策划性“事件”在日本、台湾及中国大陆地区典型成功的乡村建设案例中不乏代表: 它们通过对于策划目的、事件发生场所以及参与人员等要素的精心设计, 达到了不同的社会性目的, 最终促进了乡村重现了可持续性的繁荣。本文选取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四个乡村建设案例[4]——日本古川町[5]、中国台湾宜兰后埤村[6]、河南信阳郝堂村[7]及山西和顺许村[8]的乡村建设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 总结四个乡村建设案例中不同类型“事件”所具有的社会性效应以及作用机制, 并根据其策划所需条件以及产生效果的不同探讨了不同事件在乡村建设过程中介入的时期以及它们的比例分配问题。
1.“事件”的定义与内涵以及案例选择
1.1 “事件 (Event) ”的定义
事件, 在不同学科 (例如计算机、生物学、哲学等) 中, 具有不同的定义。
本文对于事件的研究, 采用加拿大旅游学家盖茨·唐纳德 (Donald Getz) 对“事件” (Event) 的定义:“事件”是在特定的时间 (具有明确的起始点与终点) 及场所 (setting) 内, 经过事先策划 (planned) 安排并有效组织特定人群参与的“暂时性现象” (temporal) 。“社会性”是此种事件的主要特点, 目标人群是社会中的“公众” (people) , 而不是“个人” (personal lives) [9]。
这些事件根据其不同的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共识性事件;2品牌性事件;3大型节事;4经济事件;5宣传事件;6私人事件等等。而针对这些事件功能的划分, 也不并不是具有严格界限的, 因为往往一个事件具有几种功能。
而本文所研究的乡村建设案例探讨的事件种类, 主要集中于前五种。
1.2 构成“策划事件 (Planned Event) ”的要素
这些经过策划的“事件”都带有明确的目的 (也就是“事件”的功能性) , 并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构成要素[10]:
(1) 时间 (Time) :
对于一个策划性的事件来说, 该事件发生的起止时间点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一个地区的复兴计划中, 某一个事件的策划开始时期对于该事件的影响效果有很重要的作用, 主要表现在该时期这个地区所具备的人员、人群文化心理及年龄阶段以及资金等因素作用的叠加。
(2) 场所[11] (Place) :
事件总是在特定的场所发生。经过具有目的性的事件策划, 通过重新建立参与者的经历与场所特性的关系, 达到引导参与者重新理解其自身与场所之间关系的目的, 从而重建场所认同感[12]。
(3) 参与主体 (Participants) :
对于一个策划性事件, 参与人的活动是核心要素, 同时人们的活动形式决定了事件的形式, 促使不同策划性事件产生特定效应需要使与之相关的参与者参与相关的活动。参与者自身心理文化因素[13]成为了需要考虑的内容。
综上所述, 针对一个策划性事件, 其所需要的发生场所、参与主体以及其介入地区建设的时间, 是其主要的构成要素, 影响着这些事件能否起到特定的功能。所以, 下文将针对所选取的四个乡村建设案例中的不同功能事件的上述策划要素特点进行简单分析, 具体内容如下。
2. 四个乡村建设案例中不同类型事件的策划要素
2.1 四个乡村建设中的主要事件
针对四个乡村建设过程中的主要策划性事件, 笔者选取了其乡村建设活动比较集中的一段时期, 对于每一个事件的起止日期以及先后顺序, 用图表作了简单的说明 (详见图1) 。其中, 古川町的乡村建设实践开始于1970 年, 并在1993 年获得了“日本故乡营造大奖”, 成为了日本社区营造成功的典范。因此对于日本古川町本文选取了其1970 年至1995 年这25 年间乡村建设实践中具有不同影响程度的代表事件。而对于台湾宜兰后埤村、河南信阳郝堂村以及山西和顺许村则选取了各自从乡村建设的起点开始直至2015 年1 月这期间在乡村建设中主要的策划事件为研究对象。
2.2 不同功能事件的策划要素
这些事件有些看上去似乎平常并且规模较小, 但却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文化及社会作用, 促进了这四个地区的发展。而这些事件所起的作用主要包括社会资本的重建, 具有地区标志性的象征符号, 宣传地区形象以及拉动地区的经济发展等功能。那么, 能够促使特定功能的事件产生特定效果的策划要素是什么呢?[14]具体内容如下:
(1) 共识性事件 (Hallmark Events)
对于重建地方共同回忆的事件, 可以称其为“共识性事件”, 如同唐纳德所说的“标志性事件” (Halmark Events) 。这种类型的事件往往与其所发生的社区主体具有紧密的联系, 其主要目的是增加社区邻里交流, 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重建社区的认同感。此类型事件的策划具有几点重要的特征:
首先, 响应特定的文化、场所、记忆、依靠地方特色:例如台湾宜兰后埤村“做中学”计划组织村民顺着社区旅行, 并讲述过去的历史及悲惨经历, 唤醒了大家对于村庄历史的共同回忆;其次, 对社区的居住者有益, 比如郝堂村的垃圾分类改善了村庄的居住环境;再次, 其可以提升社区积极的形象, 为本地提供竞争优势, 如同古川町的街道特色风貌保护事件, 不仅促进了邻里交流并重塑了当地文化, 从而激活了与之相关的文化活动及产业。
这类型策划性事件的发生场所, 主要集中于村庄中具有历史文化特征的村庄空间。这些场所的共同特点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村庄的发展历史及独特色文化。例如, 日本古川町的濑户川整治活动, 是围绕该反映该村庄典型地理特征的濑户川展开的。
其所需的主要参与主体, 则是以在村庄中生活多年的群体为主, 一般为老年人和部分中年人, 且其参与规模涉及了整个村庄范围内的居民。他们较长时间在村庄中的生活经历给予了这部分群体对于村庄发展历史的共同回忆, 和对于特定空间环境的场所记忆[15]。基于以上的因素, 他们在参与共识性事件中可以重建情感共识, 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 从而改善社区关系。
(2) 品牌性事件 (Iconic Events)
这四个乡村建设案例中共同具有一类能够促进村庄在超出其范围内产生影响的事件, 并且形成了村庄的象征性 (symbolic) 符号的策划事件。
例如, 在古川町的乡村建设中, 濑户川鲤鱼池营造活动所捞鲤鱼之形象, 被观光海报、明信片加以引用, 成了古川著名的象征性风景。此点也如同荷花对于郝堂村的象征性。
这类型事件策划并不需要特别的场所以及参与主体, 并且有的也不一定围绕村庄空间展开。因为对于此类事件最重要是通过一定的事件, 将某一事物 (如濑户川的鲤鱼、郝堂村的荷花) 与村庄形象建立牢固的联系, 促使在村庄中的村民对其接受以及认同的同时对于宣传村庄形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一旦象征性成为其重要作用之一, 那么其参与主体天然地就与本地居民有关。但是, 针对事物进行品牌性的策划, 或多或少需要一些设计人员参与其策划过程:例如古川町聘请了一定的设计人员将其濑户川中的鲤鱼形象与纪念性产品——明星片等相结合, 促使其具有一定的艺术性。
(3) 大型节事 (Mega Events)
所谓大型节事, 其主要是相对于村庄的规模而言。这类事件主要以节日庆典、文化活动、体育赛事等形式作为主要内容。这些形式的事件, 往往因为其参与主体范围的广泛性而具有更大范围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其潜在效应是吸引一定量的游客[16], 拉动经济并促使村庄声誉得到很好地宣传, 扩大村庄影响[17]。
村庄中大型节事的主题, 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与村庄特有的民俗文化活动紧密相关, 比如古川町的飞驒古川祭, 是古川町一直以来的民俗节庆。另一类则是与村庄的发展主题紧密相关, 如同许村的国际艺术节, 是紧紧围绕“艺术村”这个主题进行的。此外, 对于以上两种资源较为匮乏的地区, 也可以通过规律性地组织一些特色活动来形成村庄具有周期性的大型节事, 而体育活动则是该种事件较为有效且灵活的类型[18]:如同郝堂村的捷安特骑行活动, 很好地促进了年轻人的沟通与交流, 并且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该活动中来。
因此, 大型节事的特点主要两个: 一个是具有固定以及鲜明的主题性;另一个则是具有规律的周期性。前者能够促使特定的活动事件成为村庄的特色, 后者则使其影响更加广泛以及深远。
往往村庄中的外部空间成为此种策划事件的最佳选择:一是大型节事的重要作用之一则是通过特定主题活动, 让更多人关注承办大型节事所在的村庄从而重新认识村庄的发展潜力;二是除了村庄中的村民参与此类策划活动以外, 还有相当数量的游客以及与其主题相关的人群, 其人群规模导致了对于较大空间的需求。如同在古川町的飞驒古川祭、许村的国际艺术节以及郝堂村的捷安特比赛活动中一样, 人们的活动范围涵盖了整个村庄的外部空间。通过这样的活动策划, 让人们在参与过程中慢慢体味着村庄独具魅力的村庄空间以及人文特色。
所以, 此类型事件也是参与主体最为多样的一种:主要以村庄村民作为主体, 并且同时尽可能多地吸引不同人群的加入, 从而达到其推广村庄形象、增加关注度的目的, 同时也为村庄发展带来了多样性的可能。
(4) 经济事件 (Cause-related Events)
专门针对市场消费所策划的以拉动村庄经济为目的事件, 被定义为经济事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其他几种类型事件同样具有拉动经济的作用。而这里所提的经济事件, 则主要指对于村庄现有资源进行改善或者重新诠释而让村庄形成具有固定收入的相关策划事件。
与村庄休闲旅游业相关的策划性事件, 在乡村建设中则成为了这类事件的典型代表之一, 古川町通过特色风貌建筑的修缮以及街巷空间的打造所带动的休闲旅游收入已经成为了村庄经济支柱。此外, 利用村庄现有资源为村庄形成新产业打下基础也是此类事件的另一种情况, 比如宜兰后埤村则通过“鱼池”修复促使村庄特定范围内的盐化地成为“社区净水”的实验地点。
由于更多地强调拉动经济的作用, 导致其策划场所围绕村庄现有可利用资源的所在地展开。由此可见, 经济事件对于场所的要求并不是很高, (比如郝堂村由老人成立的合作社所展开的内置金融, 并不需要特殊的场所, 只要是为供该事件的商讨以及处理提供一定的场所即可) , 而更多地是结合市场需求对于村庄现有的空间场所加以有效地利用。
同因其强调拉动经济的特点, 其所涵盖的参与主体主要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获得收入的村庄村民;另一部分则是目标消费人群。然而, 由于村庄不断地发展, 入驻人群的多样化 (许村中的艺术家、郝堂村中经营咖啡厅的周边城市青年等) 也会最终导致前者主体性的多样化。
(5) 宣传事件 (Media Events)
这类型事件总是能够吸引人群甚至是媒体的关注而带有一定程度的“作秀”成分。它们往往借助展览、展示等方式, 对于村庄特定事物进行宣传。宣传事件总是围绕着村庄的特色文化、特色产业展开, 以期通过其宣传作用, 让更多地人了解以上内容从而增加更多的关注度。而关注度的增加, 也意味着给村庄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以及经济收入。
在本文所探讨的乡村建设四个案例中, 都十分注重这类型事件的策划。
日本古川町飞驒工匠馆的建立, 作为特色文化的展览馆, 通过在馆内对于村中木匠所用工具和木工作品的展示, 以及传统工艺体验区的设立, 吸引了不同人群前来参观体验, 从而将古川町木材产业、传统技艺上升到文化产业的地位。许村对于每年国际艺术节参展艺术家展品的长期展览也同样起到了吸引游客、促进许村艺术产业宣传的作用。而宜兰后埤村老人们在长青学堂中利用代表村庄捕鱼历史的漂流木进行小工艺品的加工, 也同样成为一种吸引物。
由于在本文所研究案例中, 此类型事件主要以对特定工艺品、艺术品展览体验为主要形式, 因此其策划场所则是与特定展示内容具有相关性的场所。此外, 由于需要承载一定展览展示功能, 而村庄中原有民宅尺度规模又相对较小, 所以, 利用村庄具有文化特色的老房子加以改造利用, 或者通过新的空间营造来承载这类型事件活动的发生则是此类展示场所最为普遍的一种选择。
至于其参与主体, 由于所展示内容一般以村庄的特色手工艺或者入驻村庄的艺术家创作作品为主要形式, 所以促使村庄中的老艺人以及入驻村庄的艺术家显得尤为重要, 而艺术家以及工匠本身也是挖掘乡村休闲旅游潜力的重要吸引物。
3.“事件”介入乡村建设的路径
3.1 不同功能事件的介入时间
基于前文的策划要素分析, 加之五种类型的事件在乡村建设中不同的作用, 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特定功能事件能够在乡村建设过程中有效发挥其作用的介入时期及前提条件 (如图2 所示) :
其中, 共识性事件往往是村庄建设的起点。在活动中增加村民的相互接触及情感交流, 并通过能够改善村民对其所居住的乡村地区认知的改观, 重塑乡村认同感和自豪感。此类策划性事件作为村庄建设的启动项目, 一般持续于整个乡村建设过程, 为其他事件的策划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品牌事件作为一个渠道展示了一个地区不断改善的新形象, 不仅是村庄全面复兴的促进因素, 而且是村庄群体自豪感和社会认同的焦点, 在提高村庄声誉的基础上激发地区的自信心。在村民对于村庄的建设与发展具有一定的认同度以及参与度之后, 可以进行品牌事件的策划, 用以进一步的唤醒人们对于村庄特色的重新认识。
然而, 在乡村建设进入到初中期阶段之后, 便应在原有村庄历史文化特色整合重塑基础上通过工匠手工艺展览、或者一系列体验策划等方式, 进行村庄宣传类事件的策划。通过唤醒不同人群的意识, 使其认识到在衰败落后的村庄中的发展潜力以及对村庄文化及产业等各个方面所具有的内在价值, 从而吸引不同人群到访, 为村庄带来发展契机。
同时, 以上相关手段为村庄产业的发展打开了市场, 从而适度促进策划与村庄产业发展相关的事件。
3.2 乡村建设中事件的介入路径
因此, 在一个乡村建设的过程中, 这些事件介入的结构性主线, 表述了以“事件”作为主导的乡村建设的综合方向, 其简要路径如图3 所示:
概括来说, 一个成功的乡村建设过程, 需要这五类事件分别从不同的功能角度, 在对于村庄现有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改善的同时, 唤醒人们对于村庄空间以及历史场所的场所记忆, 重建对于村庄的认同感以及自豪感。其中以共识性事件作为贯穿村庄建设整个过程的内在主线, 以经济事件作为主要的内在动力, 配合品牌事件、宣传事件, 以及大型节事在村庄形象、地区自豪感以及村庄邻里关系及社会影响力方面的促进作用, 共同推动村庄不断地发展, 重现村庄活力。
3.3 五种类型事件介入的数量比例
那么, 这些事件每一类型在乡村建设中应该策划多少件, 换句话说, 应该分别占有多少比重呢?在本文的四个乡村建设案例中, 各个事件的所占比重如图4 所示:
其中, 共识性事件与村庄在进行乡村建设之前的社会资本状况有关。宜兰后埤村在进行乡村建设之前, 村庄生活条件困苦, 老龄化严重, 村民关系较为疏远, 中青年人均背丼离乡外出打工。因此, 对于该村庄来说, 重建村民关系纽带以及村庄自信是极为重要一环, 所以此类事件占到了乡村建设中较大的比例。
然而, 品牌性事件以及大型节事与村庄发展状况并不存在很强的关联性:其在四个村庄建设均只有一件。此点主要由于这两类事件本身所具有的符号性以及地区象征性的特点所致。
而经济性事件以及宣传类事件的比例取决于村庄的发展目标与发展方式。郝堂村的乡村建设中经济事件所占比例较其他案例更多一些, 主要是由于其发展方式主要依靠经济提升带来的动力性。而其他三个乡村建设案例中, 经济事件的比例较为相似且并不占有很高比例, 其与它们更加注重文化历史在乡村建设中的促进作用有关。
以上五类事件的划分并不是具有严格的划分界限, 同时, 一些策划性事件所具备的功能也并不唯一。因此, 上文所阐述的它们在乡村建设中的介入路径及比例, 也更多地强调这些策划性事件的不同功能性而非实际的事件形式。
4. 结语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 如何建设真正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 留得住乡愁的乡村是我们前需要不断反思的问题。基于中国乡村类型之广、现状问题的复杂多样以及资金人员等匮乏导致策略的推广, 以及可持续性等问题, 需要我们超越建造范畴去思考真正能够解决社会问题、起到真实效应的乡村建设的路径。笔者提出的由一系列具有特定目标功能的策划“事件”主导的乡村建设策略, 仅仅是一种初步的思考探索, 而并非是针对乡村建设提出指导, 而是通过对提出“事件”主导的乡村建设的优点的解读, 来提供一个我们乡村建设方式思考的新角度, 从而不断修正我们的乡村建设实践。
以策划“事件”主导的地区复兴, 一方面, 其策划手段与方式以及目标作用效果的达成具有一定的内在规律性, 是可以进行把握以及控制的。但另一方面, 此种策略由于是基于人的活动激发地区的活力, 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个地区在人群的社会文化因素紧密相关。因此, 怎样让策划的“事件”更加贴近当前乡村地区中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不同“事件”展开的时期节奏, 从而促使我们在具有明确建设目标控制下同时达到小的投入而获得十分良好的收益, 是我们下一步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摘要：文章从现象解读层次对日本古川町、台湾宜兰后埤村、河南信阳郝堂村以及山西和顺许村四个乡村社区建设实践中针对特定人群策划的具有社会价值及人文关怀的策划性“事件”进行了阐述。并结合加拿大旅游学家盖茨·唐纳德对“事件”的定义归纳总结了以上四个案例中的五种主要类型的策划性事件在乡村建设中达到其特定功能效果所需要的场所、特定人群。此外, 基于每一类型事件的策划特点、介入乡村建设的阶段等因素初步总结了由以上五类事件主导的乡村建设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