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稳定

2024-09-30

政策稳定（通用12篇）

政策稳定篇1

8月17日的拍卖似乎只是个试探, 看到市场掀起的狂热上涨风暴之后, 政府多部委马上联手出击:8月20日再次拍卖的消息在玉米市场历史上刻下一道深刻的痕迹, 一周两次拍卖的情况此前从未出现过;8月19日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和国家粮食局紧急声明, 当前国家玉米库存充足, 本年度国内并不存在玉米供需缺口。政府对于粮食价格上涨的调控态度显而易见。

一、史无前例一周“双拍”

政府在8月17日的东北临储拍卖中将供应数量从100万吨大幅下调至40万吨, 点燃国储玉米库存下滑的忧虑, 大连玉米期货价格因此飙升。随后, 国家粮油交易中心8月18日称, 安徽粮食批发交易市场及相关市场周五将举行国家临时存储玉米 (含中央储备) 交易会, 拟竞卖逾100万吨玉米储备, 以满足市场需求, 平抑市场价格。其中40.001 8万吨将在东北地区售出, 另有60.1万吨则向北京、天津、河北、安徽等13个省 (市) 竞卖。

前次拍卖曾因数量下调而推动国内玉米期货部分合约价格涨至纪录高位, 政府反应迅速决定一周之内再次进行拍卖, 而此前, 玉米市场从未出现过一周之内连续两次竞卖国储玉米的情况。渤海期货分析师赵安明表示, 从本周东北临储玉米拍卖的总量上看, 加上8月24日的拍卖量总计80万吨, 与前一周100万吨的拍卖量仍有差距, 因此一周两拍不会对市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但拍卖频率的增加体现了政策面调控压力并未松懈, 从而对玉米市场带来心理压力。

8月25日一周双拍的消息公布后, 8月26日玉米市场反应平淡, 大连玉米期货窄幅波动, 周边豆类市场的下跌也在一定程度上拖累玉米走势。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玉米研究员邱烈金表示, 国储玉米一周两次拍卖, 有利于稳定市场信心。但是目前玉米市场的看涨预期非常强烈, 如果新年度玉米生产稍有意外的话, 价格依然会维持高位。然而实际上, 目前玉米价格的上涨大多是由市场预期导致的, 国内玉米供需并不如表现的那么紧俏, 现货市场也有不少企业的玉米存量能用到9月份。

正如国家粮食局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主任尚强民8月26日所称, 当前国内玉米货源和库存充足, 库存布局均衡, 拥有足够的市场调控能力。国内玉米供给总量没有减少。据统计, 2010年以来企业玉米库存增加数量, 相当于国家销售的临时存储和中央储备玉米出库数量的78%, 国家库存随着销售的进行减少了, 但企业库存增加了, 社会供给总量并没有减少。他还说, 当前东北市场之所以表现出强劲的购买需求, 与各类企业在看涨预期的推动下, 增加玉米库存行为有关, 有囤积和炒作的原因。

尚强民还认为, 东北地区若后期不出现大范围异常灾害性天气, 2010年玉米总产量将较2009年明显增加。2010年国内玉米新增供给量与国内消费量大体相当, 年度内并不存在供求缺口。他表示, 中国将坚决打击囤积炒作玉米行为, 向市场源源不断地供应储备玉米以实现市场稳定。业内分析师表示, 从政府政策来看, 稳定粮价的决心很大, 如果没有新的天气因素影响, 大连玉米期货近期将很难获得更大的上行动力。

2008年中国玉米产量创纪录后, 当年及2009年国家在东北四省 (区) 共收购了超过3 600万吨的临时存储玉米。国家粮油信息中心2010年7月份时预计, 2010年中国玉米产量较2009年增加403万吨至1.68亿吨, 增幅为2.5%。

二、国家调控不会停止

8月18日, 国家统计局公布7月份宏观经济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CPI达3.3%, 涨幅创年内新高。其中, 食品同比上涨6.8%, 虽然与市场预期相符, 但粮价及食品价格继续上涨导致通胀压力明显加大。新湖期货分析师吴秋娟表示, 7月份CPI超过警戒线, 国家出手调控农产品市场符合预期。国家一周启动两次拍卖在于打压市场的看涨预期, 同时以时间换空间, 目前南方已有玉米零星上市, 随着新玉米的上市, 市场供给偏紧局面会有所缓解。国内现货市场保持稳中上行局面, 而期货市场对于信息反应更为敏感, 走势震荡。不过, 就玉米市场而言, 市场下行空间有限, 整体的上行趋势仍将保持, 但上行空间也较为有限, 高位震荡或将是后期市场运行的主流。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如果玉米价格的持续上扬波及下游市场如肉价等食品价格的上涨, 势必会对CPI的上涨带来一定推动力, 从而影响全年低通胀的发展目标, 对整个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赵安明表示, “因此, 国家对玉米市场的调控不会停止, 拍卖等调控措施仍将会持续。就短期的玉米市场而言, 由于8月份玉米处于青黄不接的时候, 玉米库存偏紧导致现货价格持续偏强, 另外, 玉米仍处于关键的种植时期, 天气方面仍有不确定性, 短期的玉米市场价格预计仍将易涨难跌。”

2010年4—7月底, 中国已购入近100万吨美国玉米, 为1995年以来最高采购量, 并为4年来首次进口美国玉米, 引发市场对国内玉米供应趋紧的忧虑。但发改委此前表示, 由于中国玉米进口量占国内市场比例较低, 对国内市场影响有限。邱烈金表示, 如果2010年玉米市场丰收, 预计进口政策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进口量预计就在100万～200万吨之间, 总体影响有限, 而且目前国内玉米价格跟美国玉米价格价差并不明显, 进口玉米优势不大。

由于2010年需求强力复苏, 即使玉米产量再度增产, 国内玉米供需仍是紧平衡的状态。邱烈金表示, 这种状态很难导致玉米价格单边下跌。如果新年度玉米丰收, 市场价格可能趋于稳定, 或略有回调, 后期价格将可能更多表现为高位调整 (前提是在宏观经济不二次探底的情况下, 因为玉米需求中增长最快的是工业需求, 需求的面也特别广, 跟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密切联系) 。

政策稳定篇2

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政策新运作

在我国市场需求不足紧缩缺口逐年相对缩小,但历史累计的`市场需求不足紧缩缺口仍在不断扩大的同时,现期市场呈现出结构通货膨胀现象.只有合理的协调的利用财政、货币与外贸政策新组合,才能既抑制短期通货膨胀,又克服长期市场需求不足紧缩缺口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从而实现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增长与就业增加.

作者：蔡思复 CAI Si-fu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武汉,430060 刊名：湖北教育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BE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年，卷(期)： 22(1) 分类号：F014 关键词：稳定增长三缺口模型对策

希望中国棉花政策保持稳定篇3

中国棉花政策对美棉也是机会

TAweekly：年初美国农业部预计本年度美国棉花种植面积会有所减少，目前的情况如何？

毛凯琳：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最新统计，2013/2014年度的棉花种植面积将比之前的预期有所增加，因为农民会对比价格，从而调整种植预期。今年以来玉米价格在下跌，棉价相对玉米等产品更有优势，所以玉米种植减少了，棉花种植面积高于预期。

美国农业部最新预计本年度美国棉花产量将接近380万吨，其中出口在280万吨左右。美国仍将是世界出口最多的国家，最大的出口国是中国。美国棉花质量高，稳定出口，能确保中国市场的需要。

TAweekly：中国棉花库存已达1000万吨，不久前政府发布了新一年的收储政策，这对国际棉花市场有何影响？

毛凯琳：目前中国棉花市场可以分三个部分，一部分被政府收储，一部分自用满足内需，还有一部分加工后出口。被政府收储的棉花已经占世界库存的一半，我们理解中国政府的初衷，要保护农民的基本利益。我们希望的是政策保持稳定，不要出现大的波动。中国在抛储政策中，也给予购买者进口配额的权利，这也有利于美国棉花的出口，国际市场的棉价也有所上涨，中国棉价与国际市场棉价也有所缩小。

TAweekly：由于国内外棉价差，导致中国纺织企业加大进口棉纱的力度，这对美棉出口有怎样的影响？

毛凯琳：今年3月，我在北京纱线展上看到有很多印度、巴基斯坦的纱线企业参展，中国很多企业愿意进口低支棉纱和粗纱，但印度、巴基斯坦的棉纱质量还达不到中国的需要，高支纱还需中国自己生产，而且需求呈上升趋势。近来，美国皮马棉商接到很多中国企业的咨询，皮马棉的价格也在上涨，这说明美国高端的皮马棉在中国市场有很大潜力。目前，我们正在与美国皮马棉供应商、知名服装品牌布克兄弟（Brooks Brothers）合作，推广皮马棉。布克兄弟是美国老字号服装品牌，我们希望通过三方合作介绍天然棉花的优异性，展示自然的生活方式。布克兄弟在中国很多城市开设了专卖店，受到中国消费者的欢迎。

对棉花消费充满信心

TAweekly：中国与国外的棉价差制约了中国纺织企业对棉花的使用量，化纤使用量在逐渐增多，您认为未来棉花市场消费潜力在哪里？

毛凯琳：我们在中国市场做了一个消费调查，消费者对服装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74%的消费者喜欢天然棉纤维，如果棉产品质量的确好，88%的消费者为此愿意多付钱。44%的消费者认为2012年服装质量比2011年差了，很多人搞不清服装面料的纤维成分。根据生活方式调查的数据，目前，77%的消费者认为质量更好的服装由天然纤维制成，这显然高于2008年的69%，也高于2009年的73%，2010年和2011年的75%。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牛仔服装，天然纤维符合人们的健康生活方式，而身体健康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TAweekly：从世界看，棉花的生产和消费有什么样的趋势？

毛凯琳：近年来，全球棉花消费量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但基于纤维使用总量的稳定增长，以及人们对健康、环保、舒适性的追求，未来棉花的实际消费量依然保持乐观。作为全球第一大棉花生产及消费国，中国棉花产量近年来基本稳定，中国也在积极推广机械化种植并提高棉花品质。

在国内外棉花高价差的情况下，棉花进口需求保持较高。由于棉花进口配额数量有限，以40%关税方式的进口数量增长较快，棉花消费需求基本稳定，十几亿的内需是棉花消费量的有力保障，未来仍存在一定增长空间。

作为全球第二大棉花生产及消费国，印度棉花产量基本稳定，消费量不断增加。印度虽然非棉纤维发展较快，但并没有对棉花形成挑战，棉花消费及纺纱能力也都在增长。

因此我对棉花消费充满信心，这种信心来自于市场调查，来自于人们对品质生活的追求。在生产方面，一些国家正在从棉花种植方面着手研究，提倡先进、环保概念，提供和推广更优质的棉花。

一切都会好起来

TAweekly：美棉每年都在不遗余力地在消费者中传播天然棉花的优异性，今年有什么打算？

毛凯琳：今年活动的主题是“Mian，由你想象”，在北京、成都、香港、杭州这四座代表不同地域的城市，分别拍摄四部Mian系列微电影，让更多的喜爱天然棉纤维的消费者们挖掘当地城市的特色文化和棉生活方式，激发消费者无限的想象力，分享他们自己对于“Mian，由你想象”的理解。最终促进中国消费者对棉花及相关应用的了解，推广棉花在服饰与家居生活等领域中的创新应用与发展。

TAweekly：目前美国消费市场的情况有什么变化？

毛凯琳：今年以来，美国消费市场有所恢复，但这种恢复是缓慢的，还远没有达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但趋势总是向好的。就像这日渐温暖的天气，春天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

政策稳定篇4

自2003年以来, 中央政府频频出台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 加大了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 包括“国八条”、“国六条”、“国十条”、“新国八条”和“新国五条”等为代表的调控政策, 从提高首付比例, 贷款利率, 限购, 限贷, 二手房税和个人所得税及征收房地产税等措施, 并伴随保障性安居工程规划建设, 加强市场监管等多方面来对全国房地产市场进行干预, 以遏制普遍上涨的房地产价格。通过政策的制定, 短期内各地房地产价格特别是重点城市, 如京、沪、广、深为代表的一线城市, 居住类商品房价格过快增长的趋势有所缓和, 但调控措施实施的长期效果似乎并不明显, 甚至出现了“越调控越涨”的尴尬困境。

二、现有宏观政策

2003年国家确立房地产为支柱产业, 同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首次突破1万亿元, 同比增长29.7%, 全国商品房平均价格同比增长3.8%。随后, 2005年, 政府提出“国八条”;2006年提出“国六条”, 全国房地产开发同比快速增长, 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持续上涨。2007年, 为控制房价, 央行全年5次加息, 一年期贷款利率达到7.29%。并且二套房首付比例不得低于50%, 贷款利率上浮至1.1倍。期望可以有效的调控房价。但2007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涨幅最高为7.6%, 地王频现。2008年, 央行三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 经济刺激计划, 普通住房契税降为1%, 免征印花税, 免征土地增值税, 贷款利率优惠, 首付下调,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下调, 使得房价出现下跌趋势。但金融政策松绑后, 地方政府积极救市, 2009年楼市价格继续上涨。2010年, 国家最严厉的调控政策“国十条”提出。但2010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33.2%。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6.4%, 全国商品住宅价格涨幅, 比此前5年的房价涨幅之和还高。随后, 2011年的“新国八条”, 2012年地方政府楼市政策微调, 公积金政策松绑、户籍放松、发放住房补贴等, 2013年的“新国五条”对过快增长的房地产市场起到了一定的调节和控制。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信息中心2014年10月30日的全国百城房地产价格指数, 如下表所示:

数据图表来自中国指数研究院, 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信息中心2014年10月30日公布数据

通过上述信息显示, 截止2014年11月份, 纳入统计的全国100个大中城市中, 商品房住宅 (不含保障性住房) 均价达到了10629元/m2, 环比上涨的城市达到了27个, 环比下跌的城市为73个。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 除北京、深圳、厦门、长沙、成都、南京和沈阳外, 其他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不管是环比还是同比都继续呈下跌的趋势, 特别是一些重点城市, 如上海和广州其房价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环比下跌的城市也扩展到长期以来被视为房地产开发规模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明显的东莞等城市和地区。综合其他数据资料分析, 整体来看, 由于国家调控政策的不断深化和拓展, 全国房地产价格上涨趋势得到一定的控制。

三、现有宏观政策不足原因

从国家宏观政策可以看出, 以往调控政策仍存在很多的失误之处, 更合理更有效地进行房地产调控意义重大, 在此对调控政策执行效果不佳进行相应的分析。

(一) 调控政策重需求抑制, 供给增长考虑不足, 闲置土地和空置住房没有触及

现有政策中, 如“提高首付比例”、“提高贷款利率”、“限购”、“限贷”、“二手房交易征税”等政策, 都是为调整和控制市场需求, 但需求的压制是暂时的, 刚性需求的存在, 投资获利的机会都使得消费者在调控松绑时投入到购房大军的人群中。所以, 这些政策只是将消费者的需求强制性延后, 并没有有效的解决房价增长的问题。这些政策对于炒房和投资者有一定的遏制, 但也给刚性需求的消费者带来了更多的经济负担。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数据显示, 截至2010年我国存量住房为179亿平方米, 人均1.02套住房。房屋的供给已经可以满足人均的需求。大量房屋的囤积和圈地带来了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暴涨, 空置房屋的大量存在, 也使住房的投机和浪费现象严重, 也导致了高房价的现状。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并没有过多的考虑和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另外, 闲置土地市场国家相关政策多次调控屡次无效。根据统计, 已经被征用的土地中使用占比67%, 其他33%的土地处于闲置状态, 一些知名的大型房企囤地现象更为严重, 如碧桂园、恒大等囤量足够10年使用。土地闲置的原因, 有政府规划失误、政策调整、拆迁信访事件, 也有开发商借故延迟开工, 变相囤地。政策对于相关问题控制和追责机制不足, 使得闲置土地问题一直不能很好的解决。

(二) 调控政策以行政限制手段为主, 市场调整机制不能充分发挥

房地产行业有其市场经济的运行特性, 需要建立能平衡供需, 抑制投机, 促使资源有效利用的长效机制。但现有政策多通过行政指令进行调控, 政策在实际实施中, 很难落到实处。开发商和地方政府, 会将行政指令曲解, 如二手房交易征税导致了税负转嫁, 反而推高了房价;外地人限购政策催生了与本地人假结婚的结婚潮等。房地产作为一个市场体系中的产业, 要遵循市场调控的机制, 单纯的依靠行政指令, 达不到调控的目的。

(三) 政策牵连利益群体过多, 公共参与差, 具体执行细节不明, 缺乏监督控制机制

从国家角度, 为保护群众的利益, 希望可以将房价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从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角度, 高房价带来的高财政收入和利润空间, 缺乏降低房价的动力。调控政策的制定随意性大且无公众意见参与, 具体执行细节不明, 缺乏监督控制机制, 无法精准打击, 还错失了最佳时机。

(四) 土地价格是地方财政的保障, 同时也成为了高房价的推手

高地价触生高房价。地方政府拥有和垄断土地, 通过买卖土地可以获得大量的收入, 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01年全国土地出让金为1295.89亿元, 到2013年全国30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人民币31304.5亿元, 同比增加50%。在房地产开发总成本中, 土地成本占直接成本的比例高达58.2%。可见地方政府限房价却不限地价, 政府希望通过地价带来财政的主要收入, 所以高房价不会有效的得到控制。

(五) 经适房、廉租房保障力度不足

我国70%-80%的家庭经济适用房需求, 政府甩给市场消化和处理, 而市场却无法保障和解决这个缺口的问题。1994年开始实行的经济适用住房制度, 存在准入门槛低、收入认定程序简单、管理体制有漏洞等很多问题。不同地区的经适房、廉租房存在很多问题, 如规划、户型、面积的不合理、违规开发、不合理分配使经适房没有保障到低收入人群。

四、我国房地产市场可持续发展建议

(一) 政府承担公益性住宅保障责任

中央政府需要通过稳定的法律法规和切实可行的政策制度, 纠正目前房地产调控政策的问题和漏洞, 对于地方政府的卖地和寻租机会进行有效的控制, 改变以房地产经纪作为唯一衡量地方经济发展的指标。在注重政策效率和结果的同时, 增加公众的参与, 体现政策的公平性。进一步加大政府廉租房和公益性住房建设, 通过法律法规保障公益性住房的土地供应, 提供相应的资金补贴保障房建设, 保障其居住环境的便捷性, 完善周边公共基础设施。同时, 严格制定和遵守公益性保障住房的分配标准, 打击各类扰乱房地产市场正常秩序的不法行为, 严格对各类市场活动主体在房地产市场中违法违规行为的追责机制, 强化威慑作用, 提高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和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的违法违规成本。

(二) 治理空置房屋和闲置土地

通过网络手段, 及时开展空置房屋和闲置土地信息的统计, 并制定相应的税收政策有效的控制和减少空置房屋和闲置土地现象的存在。空置房屋根据合理的手段和方法进行统计, 对空置半年以上的房屋业主开征惩罚性的费用, 目的正是减少空置, 防止资源浪费。同时, 完善土地出让合同, 使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在权利义务方面彼此对等, 通过违约成本, 使得政府规划, 决策和公平补偿更加合理。对于房地产开发商, 明确规定各期楼盘的开工竣工时间, 重征收土地增值税, 促使开发商及时将住房推向市场。可以有效的解决土地囤积和资料的浪费。

(三) 加快土地经营制度改革, 增强房地产税等财产税的征收效果

改进和完善政府经营土地制度、土地管理制度, 把土地经营职能从政府管理部门中进行分离, 最终期望政府完全退出土地经营活动。由于土地经营制度涉及到多方利益问题, 可以考虑渐进性实施, 进而改变地方政府依靠以地生财的思想, 逐步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于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 根据不同性质的用地采取不同的土地转让方式。同时, 利用土地资产税, 改变过去主要依靠出售增量土地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 增量土地的收入难以预期。继续扩大房产税的征收范围和征收力度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障其能够有效实施。通过房产税收增加了房屋所有者的持有成本, 遏制和减少了投资和投机性需求。由于房地产税税收相对稳定和持久, 可以替代地方政府土地转让收入, 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收入的依赖。

(四) 区分住宅的刚性需求和投资投机性需

对于房产的不同需求, 制定不同的调控措施。由于居民刚性需求的存在, 使得房地产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日益增长的自住类居住需求与人民群众能够承受的供给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由于居民自住型和改善型住房的刚性需求弹性较小, 投资性房产需求的弹性较大。通过合理的制度和措施将两类需求进行不同程度的满足。一方面, 不会伤害到自住类购房者的利益, 另一方面, 对于投资性商品房需求得到一定的控制。配合政府公益性的保障措施, 对居民自住房的刚性需求实现满足。

(五) 拓展资金投资渠道, 解决房地产领域的过多投资现象

经济的发展, 带来了居民收入的提高, 百姓希望也需要将闲置资金进行转换和利用。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居民将自己的闲置资金投入到该领域。银行的紧缩货币政策, 也使得房地产企业需要大量的民间资金的支持。当前我国可选择的合法投资渠道依旧过于狭窄, 较为单一, 大量闲置资金必然只能进入房地产等少数领域。因此需要健全和完善资本市场, 积极开展金融创新, 大力发展适应民间投资需要的多层次金融体系。

(六) 完善房地产法律制度, 构建合理的评估体系

完善房地产法律制度, 是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石。在现有的房地产发展背景下, 出现了不合理的规划、不公平的补偿, 强行土地征收和城市拆迁等问题。只有通过构建和完善相关法律, 建立有效的听证制度, 增加民众的参与机会, 为民众提供维权途径和法律救助机制, 禁止非公共利益而征收集体土地, 加强土地集约利用, 没有公平补偿之前, 不得强行征地, 没有达成拆迁协议禁止拆迁。同时, 房地产交易、税收离不开估价体系, 现有的行业评估体系问题较多, 评估结果准确性, 委托方资质, 社会公信力等方面都存在问题。政府在房地产税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的同时, 应进行估价行业改革, 出台《估价法》, 提高行业门槛, 对估价机构及估价人员设立信用档案, 禁止只挂靠不从业, 有刻意高估或低估损害第三方权益的逐出估价行业。

五、结语

通过对近几年来国家对于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政策分析可以看出, 目前房价暴涨的现象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调控不足的问题。房地产业是一个亟需改革的庞大的系统工程, 针对这些问题, 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在很多方面还需要不断完善和深入变革, 如政府保障职责, 土地和房产闲置控制, 土地经营和税收制度, 不同需求分析和法律制度建立等措施, 最终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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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稳定篇5

我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引起人们的恐慌以及对未来形势的不看好或者说彷徨，导致消费需求和对实体方面投资需求不足。2009年政府的4万亿人民币的投入其中大部分流入央企和国有企业，而这些企业拿到这些资金后并没有投资实体，为了避险大量的资金流入了房市和股市。再加上银行房贷的优惠政策和政府的一些鼓励政策使地王频现，房价狂涨，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品物价指数（PPI）也开始上升。然而金融危机前的扩大的产能未能被消耗掉，导致产能过剩。一旦产能过剩，经济将处于恶性循环之中——企业很难找到更好的投资机会，投资需求下降，一些企业会破产或被迫裁员，这将反过来威胁工人的收入和工作保障，因而他们将减少消费和投资需求。而这无疑又导致生产过剩问题更加严重。从中我感觉到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刺激产能的消耗，经济的复苏并没有多大作用。

有鉴于去年和今年起初的疯狂房市以及起色稍弱的实体经济，我国今年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我国今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从五个方面进行：

1、加大投资力度，优化投资结构

2、推进税制改革，实行减税政策，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

3、调整国民收入的格局，增加财政规模，促进提高居民收入

4、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推进社会事业加快发展，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

5、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推进经济结构优化。以下将对实行这几点政策作简略分析：

自2009年开始我国就开始加大对农业、教育、医疗卫生、生态环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特别是加大对三农、农村的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投资力度。这些政府支出刺激过剩产能的消耗并通过乘数作用K=1/(1-β)，投资者增加对实体经济的投资，进而使国民收入成倍的增加。

从今年开始税收优惠政策从以前的区域优惠（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的新区）发展到产业税收优惠，更大范围的为那些高新技术企业，环保企业，综合利用等企业减轻税收负担，为企业发展提供支持。不仅如此我国对增值税的税收处理政策从原先的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对购进的物资主要指固定资产从原先的不能抵扣转为购进时一次性抵扣的方法），这将大大鼓励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更新机器设备。通过税收乘数的作用K=-β/(1-β)将刺激企业的投资进而增加劳务供应量，职工工资增多将刺激职工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这反过来又刺激企业增加投资，这样循环下去将数倍的增加国民收入。

我国今年提高了城乡低保补助水平、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农民的补助标准。各大省市根据自己的情况相应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同时加强了对垄断企业的监管，加大对中西部转移支付力度，缩小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可能是边际消费倾向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因此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这些政策增加了钱少的人的收入使他们更多的去消费进而拉动了投资增加了国民收入。

此次金融危机使我国充分认识到拥有自主品牌、提高品牌价值的重要性，以及建造自己的产业链的必要性。因为帮别的企业代工制造不是长久之道，增加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的呼声日渐升高而且势必如此。更是由于我国长期没有自己的完整的产业链使我国在议价方面总是受制于人。我们辛辛苦苦的付出有时只换来一点点的报酬更多的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如我国的铁矿石谈判）。为此我国要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因为这样才能增加我国的财富在面临危机时也有自救的能力。

当然实行这一切的同时一定要把握好货币的供应量。因为如果货币的供给量M小于货币需求量L将引起利率上升，那么投资者将减少投资；货币的供给量M大于货币

需求L量，将引起利率下降，但如果M>>L将引起一般物价水平大幅上涨即通货膨胀；M<

而我国这次的财政政策将增大对货币的交易需求和投资需求而如果货币供应量不足再加上我国的IS曲线形状较陡峭那么将导致利率较大幅度的上升，使储蓄需求上升，消费需求下降，发生较大程度的挤出效应从而使实施的财政政策的效果大大减弱。如图所示：

如果货币供应量过多将使一般物价普遍上涨即发生通货膨胀。人们手中的实际货币将减少，人们的消费需求将减少，厂商的成本上升，销售价格也随之上升但幅度不大与此同时销售量减少，因而厂商的投资需求大幅下降，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实际国民收入也随之大幅下降。

因此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指以币值稳定为目标，正确处理防范金融风险与支持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提高贷款质量的前提下，保持货币供应量适度增长，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它不同于经济学教科书关于货币政策操作层面的提法(如“宽松的”货币政策、“中性的”货币政策或 “紧缩的”货币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稳定币值目标相联系，它包含既防止通货紧缩又防止通货膨胀两方面的要求，它不妨碍根据经济形势需要对货币政策实行或扩张、或紧缩的操作。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财政政策发挥预期的作用，因此我国今年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政策稳定篇6

“目前，我们仍然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这是我们应对当前航运危机的指导原则，我们将继续着力推进水运战略性结构调整，加速推进水运交通全面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日前，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宋德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道。

海运市场持续低迷

政府企业需携手突围

“眼下，航运需求虽有所增长，但受运力过剩、供求严重失衡、成本不断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国际海运业已处于低谷。就目前情况来看，最近一两年仍将处于一个比较“艰苦”的阶段。”宋德星表示，海运业何时能走出“低谷”，目前还很难判断。

业界一致认为，目前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航运发展仍面临严峻考验。对此，《通知》第一条就明确，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港航管理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国际海运形势的严峻性，把应对挑战和抢抓机遇作为重要内容，针对航运低谷期特点，研究采取有效政策措施，支持海运业发展，进一步加强辖区内国际海运市场管理，引导规范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从政府层面上来说，应当从战略、政策、法规上研究如何让航运产业走出困境。”宋德星表示。作为航运业主管部门，交通运输部应深入开展服务性港航管理部门建设，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改进办事流程，坚持政务公开透明，提高办事效率，提高行政服务水平和能力。要重视研究分析市场信息并定期发布，形成信息提示和预警机制，为企业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充分发挥信息发布和形势预判对市场的引导作用。此外，政府部门应推进企业改革，支持一些具有竞争优势的航运企业进行战略性的调整和重组，做大做强，增加抗风险的能力。

“要度过当前难关，最关键的主体还是企业。”宋德星认为。他进一步指出，在这个时候，企业应该走“里面重组，外面联合”的路子，自身要加强内部管理，控制成本，加强新技术的研发，把资金链稳定住，建立一个理性、长期、稳健的发展策略，航运界要加强合作，大家共摊风险，形成互利共赢的稳定发展状态。

对此，《意见》也明确，企业自身要自觉加快拆解能耗高、污染重的老旧船舶，避免运力盲目发展，优化运力结构，协调好规模和质量的关系，通过主动调结构、转方式适应市场变化。要转变发展观念，增加科技投入，创新经营方式，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意识，建立健全风险防控体系，提高成本控制能力，转变粗放式经营模式，走稳健发展之路。同时，要守法诚信经营，国际航运企业、无船承运企业要规范收费行为，严禁乱收费；要依法履行运价报备义务，严格执行生效的备案运价。

“在当前的形势下，政府和企业应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通力合作，携手努力，才能从逆境中突围。”宋德星表示。

内河运力供需矛盾突出

加快结构调整是关键

相对深陷萧瑟“寒冬”的国际海运业，国内航运市场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内航运市场运价持续低迷，成本不断上升，经营压力增大。

“《通知》分别从信息、运力、服务、监管和专项检查等五个领域进一步加强国内水路运输管理工作，这是政府部门主动研究采取的有效措施，帮助国内航运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具体体现，希望能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努力规范市场竞争秩序，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积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宋德星指出。

在信息引导层面，建立完善国内水路运输企业走访制度、重点企业联系制度以及水路运输管理信息报告制度，了解企业经营生产情况，及时传达国家政策和市场信息。同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推动建立市场化条件下的运输成本和价格联动机制。

在运力调整层面，要继续加强对“四客一危”船舶新增运力的控制，鼓励和支持水路运输企业联营、兼并、重组，同时积极探索建立经济奖励政策。

在规范服务层面，要加强国内水路运输市场准入管理，完善行政许可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做好岛际和农村客运成品油价格补助资金、农村老旧渡船更新专项奖励资金的发放和监督检查工作。

在市场监管层面，加强对水路运输企业和船舶经营行为的日常监管，会同有关部门严厉打击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良好的市场经营环境。

在专项检查层面，要在2012年四季度在本省（区、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一次水路运政管理工作专项检查。检查重点是运政管理工作的开展情况和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者守法经营情况。

“当前，国内航运面临严峻形势，特别是运输需求增幅放缓，前一段时期运力不断的投入，供过于求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因此，加快推进水运行业战略性结构调整，不断提升水运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管控能力是应对当前危机的重中之重。”宋德星指出。

坚定信心攻坚克难

合力推进航运业实现新突破

目前航运业形势是需求增长乏力，运力供给过剩，企业经营成本上涨，很多企业难以盈利。

有专家认为，中国海运业欲求长治久安，从容面对周期性的经济震荡，除业界本身确需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外，关键之举是要从国家战略高度界定海运业的产业地位，将海运业发展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尽快制定促进我国海运业发展的产业政策。

如今，我国海运发展战略正在积极推进当中。宋德星对记者透露，目前交通运输部及有关部委已经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希望对海运业的支持上升为国家战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促进行业进一步发展。其中包括推进国际国内相关税收平等，加快企业改革和老旧船舶淘汰等。此外，目前的运力过剩更要求加快老旧船型的淘汰，部里也正在积极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进行协调，希望能够用经济补偿的方法来加快推进。

“争取海运发展战略的出台，无疑给正处在“寒冬”中的航运业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宋德星认为。

记者了解到，国内航运业遭遇危机和国际环境也不无关系。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航运市场分析报告指出，国际干散货运输市场今年第二季度总体上涨乏力，运价持续低迷，国际航运业风向标干散货运价水平的BDI的季度均值仅在1000点左右徘徊。

尽管面临严峻的航运形势，2011年全国内河水路货运量完成21亿吨，货物周转量完成6564亿吨公里，港口货物吞吐量完成36.8亿吨，与两年前相比分别增长了34.1%、41.7%和32.2%，长江干线完成货运量17亿吨，珠江水系完成货运量4.5亿吨，为沿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近年来，我国内河发展已经取得明显成效，极大带动了流域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从发展需求来看，内河水运建设仍是综合运输体系的薄弱环节，发展任务依然繁重。面对当前严峻的国内航运形势，我们将继续着力推进战略性结构调整，调动社会各有关方面推进内河航运发展的积极性，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帮助企业渡过当前困境。”宋德星指出。

宋德星表示，“当前，航运企业遇到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只要航运界相互支持，政府企业通力合作，抱团取暖就一定会冲破各种艰难险阻。我们要增强信心，同舟共济、克难攻坚，努力推进航运业实现新的突破。”

政策稳定篇7

针对“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政策中新亮点、新内容、新导向, 我刊受商务部财务司委托策划出版本期《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政策专刊》。专刊特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财政部财科所、中央财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机构专家解读新政策;围绕财企[2014]36号、财企[2014]58号文件内容, 帮助资金使用者详细了解资金支持范围、分配方式、申报流程和监管评价;根据专项资金市场化改革的要求, 共同探讨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的改革方向;开辟专栏, 供省市商务主管部门交流资金使用成果和资金管理经验;并整理归纳海外财政支持外经贸发展的成功经验, 供我国借鉴。

专刊的出版旨在配合商务部做好新老资金政策的衔接, 通过政策宣讲, 帮助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及时、准确领会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改革精神和内容, 尽快熟悉和正确做好各项资金管理和申报工作, 从而令资金的使用更加规范、科学、高效、合理, 更好地发挥该专项资金的政策效果。

政策稳定篇8

一、重大政策风险评估系统研究目的、意义和基本程序

(一) 重大政策风险评估系统研究目的

当前,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各地开发力度不断加强,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被挤压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时空背景下进行。现代风险已经彻底改变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关系, 不再是过去决定现在, 而是未来的风险决定我们今天的选择[1]。政府必须不断出台新的政策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同时也加大了社会稳定的不确定性。因此重大政策出台, 应对其所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适当评估。同时, 重大政策在制定过程中人为因素很多, 具有难以估计的复杂性, 因此在对重大政策研究过程中进行分类应当区分可控和不可控风险, 本文研究所探讨的是可控的重大政策风险。

(二) 重大政策风险评估系统研究意义

重大政策要加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研究, 这就需要通过建立一整套科学有序的评估方法, 从源头上规避、预防、降低以及控制和应对可能产生的不稳定因素, 提高应对社会风险的防范能力。从而及时预警因考虑不周全而侵害部分公民或集团的合法权益, 获得群众对重大政策的理解与支持, 降低改革中的阻力, 确保改革稳定发展。

本文试图运用风险评估模型, 通过建立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建构, 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使得风险评估法更加直观、更易于操作。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通过事先对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程度进行分析预测、研判以及评估, 及时发现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问题, 及早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防范化解, 为确保重大政策顺利实施提供科学依据和安全保障, 保证社会运行在稳定有序的轨道上, 进而防止严重危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局面出现。

(三) 重大政策风险评估系统研究基本程序

重大政策风险评估系统研究程序是基于管理学中的风险管理理论, 包括以下几个过程:

1. 风险识别

风险识别是将对重大政策所面临的以及潜在的风险, 进行分类、判断以及归类鉴定风险性质的过程。

2、制定风险评估方案

由评估责任主体 (重大决策拟定部门、政策起草部门、项目申报部门、改革牵头部门以及工作实施部门) 负责制定评估方案, 包括具体组织形式、时间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具体措施。

3、广泛征求意见

评估主体按照评估方案, 就拟定重大政策进行公告、公示或者发放征求意见表、召开听证会、论证会等多种形式来征求各方意见。并将意见进行归纳、整理作为进行风险评估的第一手资料。

4、风险估测

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 邀请主管理部门、执行部门、相关专家等组成风险评估小组, 对所收集的风险资料加以分析。同时, 根据风险成因、潜在威胁以及如何化解矛盾等问题, 进行风险规避。经过严格的审查报批程序和周密的判断以及科学研究论证, 运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方法, 估计和预测风险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的大小, 这是风险的定量过程。

5、风险评价

用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去衡量风险的程度, 以便确定风险是否需要处理和处理的程度。衡量是否适应大多数群众的利益需求, 是否得到大多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是否可能引发较大的不稳定事件, 以及是否制定相应的应急处置预案。

二、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系统研究

风险研究最早运用于项目工程管理。受20世纪世界范围内对经济安全进行评估预警思潮的启发,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机制逐步形成。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推出了一系列预警系统侦测经济安全, 比如美国的“美国商情指数” (哈佛指数) 、法国的“景气政策信号制度”、日本的“日本景气警告指数”等。

国内学者对社会稳定风险指标的研究源于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成立的社会指标预警课题组, 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提出包括经济指标、生活质量指标、社会问题指标、主观指标四大类, 40多个主客观具体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宋林飞 (1989) 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为包括收入稳定性、贫富分化、失业、通货膨胀、腐败、社会治安、突发事件等7大类40多个指标构成的“社会监测与报警指标体系”[2]。朱庆芳 (1992) 提出由40多个指标构成的“社会综合报警指标体系”。仇立平 (2002) 负责的上海课题组提出由17个方面7 0多个具体指标构成的“社会稳定指标体系”。阎耀军 (2004) 提出6大类55个指标构成的预警系统。陈远章 (2008) 设计了一套涵盖社会公平、社会秩序、社会安全和社会舆情四个方面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综合国内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方面的研究得出几点结论。其一, 目前在重大政策中有涉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方面的研究, 但其研究侧重于经济和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方面影响的研究, 对重大政策引发民众冲突的社会风险因素研究方面不够深入和系统 (童星, 2010) , 重大政策拟定部门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包括“政策执行偏差”、“合法利益受侵害”、“较大规模的失业”、“社区解体”、“弱势群体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四个方面[3]。其二, 重大政策社会风险的发生往往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管理 (杨琳等, 2010) , 包括“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应急制度不完善[4]”导致的社会风险发生后恶性循环, 引发出更大的社会风险;“技术支撑体系”没有或者较少建立, 导致缺乏理论指导和媒体监督, 致使相关管理人员不够重视潜在社会风险的发生。其三, 指标体系的建立具有广泛和全面的特点。但条目过多, 却导致社会监测困难。评价指标体系适用性差, 缺乏普遍性, 操作实施困难, 不具备常规性和抽样性的特点, 不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归纳已有的研究, 笔者认为可以从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和相应的管理状态来建立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见图1) 。

(一) 建立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测量指标

为使社会稳定风险进行综合评估更加直观、更易于操作, 应先通过建立社会稳定风险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甄选出来的敏感指标组成的一种测量社会危机现象及其运行过程的指标体系”。一般来说, 指标通常是用该地区公众对政治形势、社会发展不平、经济发展速度、社会经济政策等影响和制约个体行为的因素的估计、推测和判断为基础综合编制而成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包含“政策执行偏差”、“合法利益受侵害”、“较大规模的失业”、“社区解体”、“弱势群体对社会问题的态度”。这五个定性指标之下, 根据陈远章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又分别建立了18个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测量指标 (见表1) , 着力于从全社会的宏观角度来考察重大政策的存在对社会带来的贡献与影响, 从而降低社会风险, 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探索重大政策前置评估, 进行科学、系统地研究, 使其具有有效的操作性, 同时, 也改变了以往的评估指标不够科学性和系统性, 在事实上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 建立相应的管理状态测量指标

政府部门相应的管理状态构成, 能够较大程度地提高各级部门维护社会稳定的自觉意识, 并因为重视民意而及时化解矛盾。这部分内容包括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应急机制、技术支撑体系建设, 为二级指标。根据陈伟珂等“执行过程风险指标”建立了6个三级管理状态测量指标 (见表2) 。

三、建立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模型

通过风险预警模型的建立, 将上述的各级指标赋予权重值后起先无量纲化后得到社会稳定风险程度指标, 并根据指标大小来进行适度控制。根据图1和表1, 建立下列社会风险预警评估模型:

ESRij为二级指标评价值, ESDi为一级指标评价值, X代表无量纲值, W代表社会风险预期各级指标权重, n为各级指标序号。通过上述公式测量出各级指标权重, 并予以社会风险评价, 根据评价结果对比风险等级予以相对应的风险识别。

上述指标权重是信息化水平评价的重要指标。为了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全面性和准确性, 权重采用既反映决策者主观意志的主观权重, 又反映决策客观数据的客观权重的组合权重。各层次的评价指标确定后, 采用了在专家咨询法 (Delphi) , 请有关专家对每个定性指标打分, 并对不同等级的得分系数求加权平均数。定性指标在不同等级上的分值系数分别为:强1.0、较强0.8、中0.6、较弱0.4、弱0.2。定性指标则是通过对熟悉重大政策对社会风险影响的专家、政府官员等的调查得到的统计结果。在此基础上的层次分析法 (AHP) , 对不同层次的各个指标进行赋权。在建立判断矩阵时运用专家咨询法对进行两量指标进行比较并赋值, 权重的确定采用了层次分析法的计算思路。通过对每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单因素评价可以得到隶属关系矩阵, 它反映了某一、二级指标在各个指标上对各等级模糊子集的隶属情况, 某一级指标的隶属情况分析就需要对二级指标的单因素评价结果进行综合。

四、应用前景

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建立在与之相类似的科学理论、方法及技术手段基础之上, 通过事先对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程度进行分析预测、研判评估, 及时发现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问题, 及早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防范化解, 为确保重大事项顺利实施提供科学依据和安全保障, 保证社会运行在稳定与秩序的轨道上, 从而防止严重危及社会稳定的局面出现。盲目决策, 制定出台的政策、措施不科学、不合理、不符合群众的期待等此类问题, 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通过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 为决策设置一道“刚性门槛”, 有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尽可能减少因决策失误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

摘要：根据风险评估的基本理论对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系统进行研究, 从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和相应的管理状态两方面着手分析可控的重大政策风险, 并建立相应的风险评估体系, 以期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关键词：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参考文献

[1] (英) 安东尼·吉登斯, 赵旭东、方文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 1998.

[2]宋林飞.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设计[J].社会学 (人大复印资料) 2000, (1) .

[3]童星.公共政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J].学习与实践, 2010, (9) .

[4]杨琳, 罗鄂湘.重大工程项目社会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科技与管理, 2010, (3) .

政策稳定篇9

(一) 鲜明的政策导向, 有效指导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国家层面的外经贸专项资金政策是外经贸发展的“指挥棒”和“稳定器”, 指导省市商务部门准确把握外经贸发展方向, 提高业务管理水平, 影响外经贸企业开展对外贸易和“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的信心。各级商务部门通过资金政策解读我国外经贸发展宏观调控的方向, 指导企业沿着政策方向开展业务活动;外经贸企业通过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扶持, 主动开拓国际市场。

(二) 积极落实科技兴贸战略, 有效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外经贸专项资金政策始终贯彻“以质取胜、科技兴贸”战略, 支持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和重大装备, 支持企业加大研发和技改投入, 支持企业开展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其中, 《进口贴息资金管理办法》对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给予贷款贴息, 有效缓解了企业科研资金紧缺的困难, 加快了技术积累和新品研发速度, 实现了产品升级换代, 增强产品国际竞争力, 带动了外经贸转型升级。

(三) 积极倡导品牌建设, 有效培育自主出口品牌

支持企业开展出口品牌建设是外经贸政策资金支持的重点, 实施12年之久的《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管理办法》, 始终支持企业开展质量管理体系和出口产品国际认证、国际商标和专利注册、出口产品宣传推介等出口品牌创建活动, 增强了企业的品牌意识。许多企业通过加大广告宣传力度, 提升了品牌地位, 通过各类产品认证, 获得了进入国际市场的准入资格。

(四) 坚持公开普惠原则, 有效促进中小外贸企业发展壮大

国家层面的外经贸专项资金政策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国际通行做法, 且运行过程公开、公正、公平, 充分体现了政策的公共性和普遍性, 面广量大的中小外贸企业在政策的支持下得到了发展壮大。其中, 外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专项资金通过对出口基地内公共服务平台的支持, 间接为大批中小外贸企业提供技术、信息、设备、人才支撑和服务, 一批中小企业借助平台的支持开发新产品, 提升产品质量和档次。

(五) 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 有效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

外经贸专项资金对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建立国际营销网络、建立境外经济合作区等项目的支持, 降低了企业“走出去”成本, 推动了本土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一批外经贸企业利用了自身的比较优势, 向国外转移剩余产能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不仅化解了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资源的紧缺、环境安全瓶颈的压力, 而且带动了原材料和设备出口, 规避了贸易壁垒;跨国并购取得国际知名品牌、专利技术和营销网络, 提升了企业研发能力、产品质量, 拓宽了营销渠道, 增强出口产品竞争力;投资或合作开发境外矿产、能源、渔业等资源, 充分利用“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实现生产要素的跨国组合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提升;合作建立境外经济开发区, 为没有境外投资经验的企业抱团“走出去”提供较好生产经营环境和业务咨询服务, 同时增进了两国间的政治与经济往来。

二、外经贸专项资金政策特点

当前, 世界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期, 外部环境复杂严峻, 我国经济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 “三期叠加”导致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在新的经济形势下, 为保持外经贸稳定增长和转型发展, 进一步规范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 商务部、财政部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在外经贸转型升级中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制定了新的《外经贸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新办法”) 。

(一) 整合优化、归口管理

原外经贸专项资金政策内容比较分散, 包含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资金、进口贴息资金、对外投资合作专项资金、外经贸区域协调发展促进资金等多个资金管理办法, 且归属于不同的部门管理, 申报和管理要求各不相同, 地方商务部门和外经贸企业难以全面准确地把握, 影响项目申报质量, 也不利于资金统筹使用, 影响资金使用效率。通过对原有政策的清理整合、优化创新, “新办法”对专项资金实行归口管理, 统一了资金管理的要求, 有利于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和外经贸企业全面掌握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的支持方向、内容、申请程序等, 有利于规范资金管理。

(二) 突出转型、聚焦重点

“新办法”明确优先支持引进先进设备、技术和紧缺资源, 发展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 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等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新优势, 促进贸易结构优化;优先支持培育本土跨国公司, 抢占发展新机遇, 促进对外投资合作。“新办法”聚焦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国际营销网络、商品市场、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平台、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新型业态, 促进其完善综合配套、公共服务功能, 优化贸易投资合作环境。“新办法”顺应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 贯穿促进外经贸转型升级的主线, 引导企业摆脱资源、环境的约束和贸易摩擦的困境, 突破传统制造业发展瓶颈, 体现了财政资金对产业转型的引领作用。

(三) 创新方式、规避摩擦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地位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 国外对我国反倾销将失去“替代国制度”的优势, 外贸企业遭遇反补贴调查的案件将日益增加。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连续6年成为全球遭遇发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 贸易摩擦的领域呈现出从传统的货物贸易政策向经济政策扩展, 因此, 传统、粗放、直接的补贴方式必须进行改革。“新办法”按照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 按世界通行规则, 调整了可诉性补贴条款, 增加了不可诉性补贴使用力度, 以公开方式明确外经贸专项资金仅对年进出口额低于4 500万美元的企业进行资助。通过鼓励进口、知识产权保护、改善外贸公共服务等没有专项性的间接资助方式, 为企业提供贷款贴息资助及多方位低成本的服务, 减低企业研发、生产成本, 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 增强国际竞争力, 同时达到贸易平衡的目的;通过鼓励境外投资、境外承包工程、建立境外经济合作区等促进方式, 带动设备、技术和原材料出口, 培育我国企业跨国经营能力, 有效规避反补贴等贸易风险。

(四) 切块分配、杠杆带动

随着外经贸专项资金规模扩大, 受益面增加, 政策资金管理难度也日益加大。“新办法”将大部分专项资金切块分配给地方管理, 仅保留了处于探索阶段的进口贴息、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和技术出口、境外经济合作区建设三个类别的项目资金。对专项资金实行切块管理, 避免了专项资金审批环节多、使用效率低、监管不到位等矛盾, 有利于发挥地方商务部门的积极性、创造性, 有利于结合地方实际制订针对性的实施细则, 有力于地方根据切块资金规模和地方财力予以配套, 发挥中央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 放大资金效应, 符合财政资金管理改革的要求。

(五) 绩效管理、提高质量

随着专项资金管理方式的改变, “新办法”把资金管理的重点放在制度设计、资金分配与监督评价三个关键环节, 每个环节均把资金绩效放在首位。按照“谁使用资金、谁负责管理、谁报告绩效”的原则, “新办法”要求项目单位和地方商务部门加强项目资金绩效管理, 每年上报本单位、本地区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和绩效评价。不仅关注资金支持的项目及其合规性, 而且关注资金使用的整体绩效, 包括政策资金的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及受益对象的满意度等, 更关注存在的问题和政策建议。同时财政部、商务部将对专项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将进行不定期检查监督, 对资金实施效果开展绩效评价。

三、落实好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政策的体会

(一) 认真学习研究, 因地制宜组织实施

各级商务部门是落实外经贸专项资金政策的主体, 市级商务主管部门虽然没有资金分配权, 但承担着专项资金政策宣传、申报组织、监督检查、绩效反馈等职责。因此, 必须加强业务学习和调研, 准确无误地把握好文件精神, 结合本地区产业特点、进出口规模、产品结构、市场结构、经营主体状况等, 确定支持重点, 制订符合政策要求和本地实际情况的实施细则。明确资金支持方向、内容、条件、标准、申报材料、程序、审核要求、评审方法、监督措施等, 使政策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从而有效组织实施。

(二) 注重政策宣传指导, 提高项目申报质量

政策宣传不到位落实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新办法”在互联网上向全社会公开, 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方式, 我们要参照运用。但要使项目单位快速掌握政策, 发挥政策的导向和促进作用, 需要我们基层商务部门在认真研究政策条款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工作, 通过编制外经贸专项资金申报指南、印刷宣传册、在门户网站上开辟政策解答专栏、组织政策宣讲会、热线电话答疑等形式, 为企业提供政策解答;通过建立资金申报QQ群, 为省市区商务部门工作人员与企业提供交流平台;通过走访企业, 了解企业实际需求, 挖掘转型升级的好项目, 有效提高项目质量。

(三) 严格审核把关, 规范资金管理

为确保资金使用公平公正、规范有效, 市级商务部门必须把好项目初审关。我市对核准类项目, 要求项目申报单位在提交项目材料复印件的同时提供真实性承诺, 对评审类项目, 组织评审组对项目的真实性、合规性、绩效性进行评审, 委派第三方组织审计。在项目审核过程中, 我们本着“对企业负责、对资金负责”的原则, 做到“同类项目、同等要求”, 对不符合条件的项目坚决不支持;对符合条件但材料不齐全的项目做到尽量补救。为规范审核行为, 我们建立了审核台账, 每个审核环节的每位审核人都签署审核意见, 对不同意的项目要说明原因, 对有疑问的项目要注明疑点, 做到有据可查, 避免审核工作的随意性。

(四) 强化绩效意识, 切实加强政策追踪问效

公共财政的改革方向要求商务部门对财政资金的管理方式从“管分钱”向“管花钱的效果”转变, 对绩效明显的项目要优先扶持, 强化专项资金绩效跟踪与评价。资金绩效不仅要看投入产出效果, 还要看资金对产业的促进与带动, 不仅要关注资金的经济效益, 还要关注资金的社会效益, 按照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原则, 把钱用在刀刃上。完善评价办法, 积极发挥第三方机构在绩效评价中的作用, 保障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专业性。注重评价结果的运用, 将评价结果作为上级部门政策调整和资金安排的依据。

(五) 积极主动关注政策, 用好用足政策

政策稳定篇10

要实现国家防灾减灾规划目标, 必须建立和完善国家防灾减灾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并持续加大投入力度, 按照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的要求, 不断增加防灾减灾投入;中央和地方政府包括县级以上地方财政每年对防灾减灾的总投入增长幅度要适度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应当向重大受灾地区灾害建设项目倾斜。

实现国家防灾减灾规划中长期目标, 必须从中国国情和防灾减灾发展的实际出发, 在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创新驱动深入发展中, 同步推进中国防灾减灾事业的现代化建设, 因此任务十分艰巨, 必须强调在防灾减灾重点领域和重大自然灾害易发地区及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加大投入, 强化措施, 综合施策, 建立健全各行各业支持和协助防灾减灾事业的长效投入机制, 为中国防灾减灾领域建设取得长足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 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分布地域广、造成损失大。受全球气候变暖和人口、财富更加聚集等因素影响, 预计未来有面临的自然灾害次数增多, 灾害形式多样, 受灾地区扩大等进一步发展恶化的趋势。因此为有效应对自然灾害, 必须加快构建中国新型防灾减灾体系。

一、必须加快改革和完善国家财政在防灾减灾方面的资金投入体系

一是在国家年度财政预算中设立专门的防灾减灾项, 并将目前分散在环境保护、城乡社区事务等项目中的相关预算整合到相应的子项中, 明确防灾减灾总体预算占国家财政预算比例的浮动范围, 基本确定各子项之间的比例关系;调整防灾减灾财政预算结构, 将重心由灾后转向灾前;提高防灾减灾预算占国家财政总体预算的相对比例, 参照日本的投入标准, 中国可将这一比例设定为5%左右。二是在中央与地方责任划分方面, 未来中国可以建立“地方负责、中央支援、分级承担”的防灾减灾财政资金投入体系。地方负责是指地方政府在辖区内开展防灾减灾工作并承担相应的成本。中央支援是指当地方政府承担的防灾减灾成本超过其能力时, 由省级政府向中央政府申请财政支援, 中央政府经过评估后, 决定是否提供援助以及提供多少援助。分级承担是指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同承担防灾减灾成本, 防灾减灾科研支出、国家重点防灾项目支出以及重特大灾害发生后的救灾和大部分灾后重建支出由中央政府承担;建议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大致按照6:4的比例分担防灾减灾财政支出。三是在防灾减灾方面积极支持各级财政在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加强预算绩效制度建设的同时, 积极开展防灾减灾预算支出绩效评价、构建防灾减灾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充分借鉴发达国家防灾减灾预算绩效管理的成功经验, 按照中国加强政府绩效管理的要求, 不断完善防灾减灾财政体制机制, 强化防灾减灾支出责任和效率, 逐步建立以防灾减灾预算支出绩效评价为手段, 以结果应用为保障, 贯穿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防灾减灾预算支出绩效管理体系, 改进目前防灾减灾预算管理, 提高中国防灾减灾预算支出的质量和公共服务水平。

二、加快保险事业改革设立巨灾风险基金提高慈善捐赠比例

充分发挥保险在防灾减灾中作用的关键是重新建立巨灾保险体系, 建议中国建立“政府主导, 市场密切配合”的巨灾保险体系。政府直接出面提供巨灾保险项目, 保险公司做为代理服务人, 通过提供代理服务赚取服务费, 如果保险公司对某些巨灾保险业务感兴趣, 也可以参与巨灾保险业务。在参保方式上, 建议实行强制参保制度, 国家财政对居民参保根据其收入状况给予等级不同的财政补贴。为避免道德风险和保证巨灾保险的偿付能力, 中国巨灾保险的损失分摊可以按以下规则进行:最底层是由投保人承担的免赔额, 免赔额的设定要适度;超过免赔额的部分, 底层损失由保险人承担, 即由政府设立的巨灾保险项目管理机构承担;中间层损失由再保险公司承担;高层损失可以通过巨灾风险债券等方式转移给资本市场承担;最后政府还需要设立巨灾风险基金, 承担保额以内的超高层损失。

中国防灾减灾事业在利用慈善捐赠方面需要做出一系列的改进。第一, 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支持民间及国际慈善组织发展, 发展多样化的慈善中介机构, 丰富捐赠渠道, 满足多样性的捐赠需求。第二, 从税收政策方面对慈善行为给予更大的支持, 可以采取的措施有提高税前捐赠的税收减免比例, 扩大享受税收减免的范围, 允许企业捐赠可在所得税前全额扣除, 简化减免税审批手续等。第三, 强化捐赠资金和物资管理机构和监督机制建设, 提高捐赠资金和物资使用的透明度。第四, 加强宣传和引导, 做好信息沟通, 引导社会慈善捐赠常态化。第五, 坚持慈善发展自身特色的同时, 积极同国际接轨, 开展国际慈善合作, 充分利用国际慈善捐赠服务于中国防灾减灾事业, 将国际慈善捐赠与国内慈善捐赠的比例提高到1:1。

三、鼓励防灾减灾资本市场的多元化运作

为配合防灾减灾特别是灾后重建融资, 证券监管机构应该出台相关优惠政策, 支持相关企业利用股市、债市融资的行为, 但给予优惠政策支持的企业必须是优质的、经过严格筛选的, 同时强化对相关企业的监管。

防灾减灾还可以借助现代化的金融衍生工具进行筹资。现在金融市场上与防灾减灾有关的金融衍生品主要是保险连接证券, 包括巨灾风险债券、巨灾保险期货、巨灾期权以及巨灾互换等形式, 其中最主要是巨灾风险债券。近年来这类金融衍生品已经比较成熟, 应用也已经相当广泛, 中国有必要引进此类产品, 以丰富防灾减灾融资方式。

防灾减灾还可以借助融资租赁方式。融资租赁也主要应用于企业灾后重建过程中, 它相对股权融资、发行企业债等方式, 对企业的资质要求要低很多,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为缓解灾区企业的资金饥渴, 中国应该鼓励民间符合条件的组织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加强防灾减灾大型基本建设项目和公共设施项目中的社会资本投入研究, 积极利用各种切实可行的项目融资方式引入社会资本, 解决项目建设的大量资金需求, 减轻国家财政压力。比如通过建立防灾减灾基金的方式, 将社会游资和产业闲置资本引入防灾减灾领域, 相应的防灾减灾基金可以分为投资基金和产业基金。在项目融资方式方面也可用引入以往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有效方式如:BT (建设-移交) 、BOT (建设-运营-移交) 、BOO (建设-运营-拥有) 、BLO (建设-租赁-运营) 、ABS (资产担保证券) 等。

四、发行防灾减灾对外国债和公益彩票

中国防灾减灾领域利用国债资金, 以往主要是通过发行内债来筹集的, 未来中国应该对发行外债更加重视。建议重视通过外债筹资主要基于三个方面考虑:第一, 开发新的融资对象, 有效扩大防灾减灾资金来源;第二, 在当前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情况下, 合理利用外债可以有效降低资金使用成本;第三, 合理利用外债, 在一定限度内放大中国外债总体水平, 可以对中国持有大量外汇的成本或损失进行一定程度的对冲。

彩票市场具有与资本市场无关、对经济发展水平依赖低、开发和运营简单等优点。未来中国有必要充分利用公益彩票这一融资方式, 将防灾减灾专项公益彩票发行常态化, 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开。彩票方式和名称结合各地灾害情况灵活制定。公益金管理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原则, 中央、地方各级按比例分成, 中央占小头, 地方占大头, 这样有利于提高地方积极性。

五、完善灾害监测预警系统提升灾害应急处置及保障能力

灾害监测预警系统是防灾减灾体系的神经系统, 完善灾害监测预警系统需要做的工作可以分为两大项:第一, 开展全国灾害普查, 结合全国灾害监测系统的实时数据, 建立结构完整, 数据翔实的国家级灾害信息数据库, 借助卫星定位技术, 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等建设三维动态的全国灾害信息共享平台。第二, 进一步增加传统灾害监测站网密度、调整传统灾害监测站网布局、提高预警精度, 进一步发展借助卫星、雷达等现代化高技术装备的新型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完善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的资金需求相应的分为开展灾害普查以及建立灾害信息平台的资金需求、发展卫星、雷达等现代化装备的资金需求和增加传统监测站网的资金需求等三部分。

灾害应急处置及保障能力主要包括应急指挥能力、应急响应能力和应急物资拨付能力等三方面, 提升这三种能力需要加强制度建设、装备建设和物资储备建设。根据《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2011—2015年) 》精神, 在制度建设方面, 需要整合政府各部门及社会各方资源, 形成责任明晰、分工明确、程序明了的应急反应机制;在装备方面, 需要强化生命探测仪、救灾专用车辆、紧急救援直升机、应急救援专业机械设备等现代化装备建设;在物资储备方面, 要实现的目标是:整合利用现有国家物资储备系统和社会现有储备仓库等设施, 通过新建和改扩建等方式, 到“十二五”末基本建成“分级管理、反应迅速、布局合理、种类齐全、规模适度、功能完备、保障有力, 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央、省、地、县四级救灾物资储备库体系”, 提升应急处置及保障能力的资金需求主要包括储备库建设的资金需求、装备及储备物资购置的资金需求等。

六、加大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和救灾及灾后重建力度

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及维护处于防灾减灾体系的核心位置, 根据《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2011—2015年) 》, 中国将重点加强建设的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包括水利工程、危房改造工程、校舍改造工程、生命线工程、应急避难场所工程、防震抗震工程、防风抗潮工程、防沙治沙工程、森林草原防火工程、病虫害防治工程等防灾减灾骨干工程。上述工程每一项都具有工程量浩大的特点, 资金需求量自然十分惊人, 但这些资金需求分散在水利、农业、建筑、市政等诸多行业, 筹集压力会相应小很多。

灾害发生后能否展开迅速、有力的救灾、赈灾工作和有序、高效的灾后重建工作, 不仅对及时控制灾情发展、减小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稳定灾区社会秩序等意义重大, 同时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救灾、赈灾及灾后重建是一个系统工程, 救灾和赈灾阶段主要任务是减轻灾区人员与财产损失、保证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以及消除或减小次生灾害发生的可能性, 相应的资金需求也主要分为保证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的资金需求和救灾、赈灾工作本身的资金需求两部分, 这两部分资金具有应急性, 对到位速度具有很高的要求。

灾后重建阶段是救灾、赈灾阶段后灾区由无序到有序的必经阶段, 也是灾区群众生活和生产逐步恢复到正常状态的必经阶段, 一般持续时间较长。灾后重建阶段一般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紧急性恢复、全面性恢复和建设性恢复三个阶段。其中, 紧急性恢复阶段的任务是实现灾区主要生活设施的恢复;全面性恢复阶段的任务是实现灾区的生产恢复;建设性恢复阶段的任务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在全面性恢复的基础上使灾区群众达到比灾前更高的生活水平。灾后恢复重建阶段的资金需求也可分为对应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学校、道路、医院、通讯、城市生命线工程等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重建的资金需求和城乡住房修复及重建的资金需求, 此类资金需求具有强度高, 规模大的特点;第二阶段主要是农业生产设施、工业生产设施和金融、旅游等服务业生产设施的修复、重建或重新购置的资金需求, 这一部分资金需求占据重建资金需求的大部分;第三阶段是第二阶段资金需求的进一步延伸, 这一阶段的资金需求也很大, 但具有较大弹性, 时效性要求较弱。

七、加快防灾减灾科学研究及知识普及和宣传教育

防灾减灾科学研究对防灾减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也十分重视。2008年,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上表示: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应当在防灾减灾中发挥攻坚克难的支撑作用。2011年, 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防灾减灾是民生关键领域。防灾减灾科学研究需要重点加强的领域包括:单灾及灾害群发生原理研究、灾害预测技术研究、灾害干预技术研究、灾害模拟系统研究以及减灾技术研究等。防灾减灾科学研究虽然资金需求很大, 但一般不需直接列支在防灾减灾的资金需求之中。

构建有效的社会防灾减灾体系, 必须强化防灾减灾宣传教育, 将减灾知识普及纳入学校教育内容, 纳入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开展减灾普及教育和专业教育, 加强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建设, 建设国家减灾科普教育支撑网络平台;编制减灾科普读物、挂图或音像制品, 推广地方减灾经验、宣传成功减灾案例和减灾知识, 提高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此类资金需求相对其他资金需求数量较小, 并且具有较大弹性。

由上述分析我们看到, 中国必须建立逐年稳定增长的防灾减灾投入机制, 从根本上改变当前防灾减灾投入不足的局面。同时积极探索新机制和新模式, 不断完善符合中国防灾减灾特点和规律的支持策略, 实现防灾减灾投入水平和使用效率的大幅提高;“十二五”乃至今后一个时期, 国家将积极探索防灾减灾投入的新机制和新模式, 不断完善符合防灾减灾特点和规律的支持策略;加大投入总量, 建立逐年稳定增长的投入机制, 从根本上改变当前中国防灾减灾投入不足的局面;调整投入重点, 由注重减灾、救灾向注重灾害发生前的预警系统、灾害发生中的救援系统、灾害发生后的重建系统的整体布局、合理配置转变, 从注重防灾减灾科技研发向注重研发与中试示范并重转变, 同时转变投入方式, 在保证政府各级财政持续稳定投入的前提下, 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市场投入机制。

摘要：建立逐年稳定增长的防灾减灾投入机制不仅会从根本上改变当前中国防灾减灾投入不足的局面, 同时会促进社会各个层面积极探索新机制和新模式, 寻找不断完善符合中国防灾减灾特点和规律的支持策略, 实现防灾减灾投入水平和使用效率的大幅提高。建立逐年稳定增长的投入机制, 调整投入重点, 由注重减灾、救灾向注重灾害发生前的预警系统、灾害发生中的救援系统、灾害发生后重建系统的整体布局、合理配置转变, 将是中国防灾减灾未来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关键词：防灾减灾,稳定增长,投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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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稳定篇11

一、宏观背景新常态：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内外红利衰退，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已是必然。从供给端来看，人口红利衰退，储蓄率出现拐点，潜在增速下滑，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从需求端来看，内部人口结构拐点导致房地产引擎失速，外部全球化红利衰退，全球经济从失衡到再平衡，导致外需和外资引擎失速。

传统的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中国经济必须顶住阵痛加快结构转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过程中，货币政策必须改变思路，一方面保持定力、维持总量稳定，另一方面定向微调、促进结构优化，为经济的转型升级服务。

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将是未来货币政策的主基调。政策要高度关注这个时期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避免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有关放松总量政策刺激经济的呼声很高。但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高企，M2和信贷占GDP比率高企，当前中国经济下滑不仅和周期性的产出缺口有关，更和结构性的潜在增速下滑有关。应对经济转型期的潜在经济增速下滑问题，宏观经济的分析框架得发生一定改变，从“挖坑放水”到“开渠引水”。

未来解决结构性问题必须更多的依靠“开渠引水”式供给管理，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创造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寓改革于宏观调控之中，把货币政策与深化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其核心不是通过简单的大规模刺激政策，而是通过改善资本、劳动力、生产资料、制度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供给，激活经济自身的造血功能，提升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中国经济已由过去那种起伏剧烈、峰谷落差极大的波动轨迹，向着起伏平缓、峰谷落差缩小的波动轨迹转变，与央行不断完善的货币政策调控手段有关。

此外，总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促进经济转型。一方面是房价不断上涨，房地产行业高投资回报率能承受高利率；另一方面是地方平台和过剩产能国企对资金需求大且具有财务软约束特征，对利率不敏感，也能承受高利率。尽管是总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但金融机构提供信贷给其他行业动机不足。

总量宽松货币政策副作用显而易见：房价泡沫，制约内需潜力；产能过剩愈发严重，经济效益下降和环保压力增加；债务集中于国企和地方平台，生产率高的行业无法获得金融支持，伴随着劳动力人口红利衰退，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不断下移。

因此，2012年三季度以来，央行基本放弃了直接的总准备金率和存款利率调控，取而代之的是将正、逆回购操作作为流动性供给的主要渠道。

总而言之，货币政策的新常态将是由过去“挖坑放水”式的宽货币、总需求管理转向“开渠引水”的式供给管理，其手段由过去的依赖总的准备金率和利率调控转变为精耕细作的公开市场操作，总体思路还是为了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服务。

二、政策目标新常态：安内必先攘外，重塑货币政策独立性

但实际情况中，为了遏制“挖坑放水”式宽货币的发生，光做到杜绝大规模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外汇占款大规模流入同样能引起货币被动投放，成为国内宽货币的源头活水。在现行汇率制度和结售汇体制下，国际收支顺差意味着外汇占款的增加，而外汇占款的增加会引起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加。

央行需要通过央票发行和提高准备金率对冲外汇占款的增加，但考虑到央票发行和提高准备金率对冲的成本，回收很难过量，往往是回收不足，货币被动宽松。

安内必先攘外，要想实现促转型、调结构，单纯摒弃大规模刺激还不够，必须杜绝外汇占款的扰动，重塑货币政策独立性。

据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三者是不能兼得。为了提高货币政策独立，预计未来央行会稳步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通过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和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倒逼国内改革。

三、政策工具新常态：精细化公开市场操作，助力经济结构调整

在保证我国存量货币稳定之后，货币政策是如何通过娴熟细致的公开市场操作，来引导金融机构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服务的呢？为了清晰的说明这个问题，需要从2013年下半年，货币政策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引导非标等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收缩说起。

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导致地方政府项目的后续资金得不到有效的满足，前期投资借贷的大量资金到期无法得到偿付，房地产商开发贷款资金捉襟见肘，提高了对货币的需求。由于地方和部分产能过剩部门的财务软约束特征对利率不敏感，房价不断上涨导致房地产行业盈利能力强于其他制造业，银行在资产端高收益的驱使下，透过非标等影子银行业务，绕过监管为上述部门提供信贷。

非标等影子银行业务的扩张在稳定经济增长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金融机构通过同业业务扩大了资产负债表，在高杠杆化的盈利模式驱动下，许多短期同业资金最终对接到了期限较长的非标资产，期限错配风险严重。

另一方面，产能过剩行业、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行业的强货币需求导致了资金在大投资项目与银行间来回空转，降低了货币利用效率，导致债务堆积的风险加剧，挤占了实体经济的信贷份额，对大量具有高生产力和解决就业能力的中小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不利于中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

为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引导商业银行加强流动性和资产负债管理，提高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央行开启了公开市场操作方式上的创新，在提供短端流动性的同时，主动锁定主流机构的长期流动性，其政策目的在于降低金融机构资产期限错配动力。

此外，央行提供的短端流动性均属于资金利率大幅上升之后的救急行为，央行并没有主动提供流动性主动引导短期限资金利率的下降，也没有提供金融机构任何有关对资金利率波动和运行中枢的稳定预期。

期限错配被精确打击后，自然迎来了非标等影子银行业务规模的萎缩。银行通过同业渠道创造货币的路径，在资产上记录为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在负债上记录为非金融企业在银行机构的存款。由于非金融企业在银行机构的存款不属于一般性存款，不计入存贷比考核，也无需缴纳存款准备金，其货币创造能力强于表内贷款。

因此，当非标规模萎缩后，尽管出现了明显的“非标转标”趋势，但仍难以弥补实体经济的流动性缺口，从而导致部分领域的融资成本上升。

非标规模的萎缩自然导致金融机构在银行间储备了大量流动性，央行公开市场设定的14天和28天正回购利率分别为3.8%和4.1%，为这部分流动性提供了一个较高收益，激发了金融机构将无法市场出清的资金主动上缴央行，相当于是引导金融机构主动配置了超额准备金。当前的公开市场状态的累积效应长久看形成的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效应，是相对于传统行业的信贷资金变相的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

对传统行业惜贷自然导致相关部门的信贷利率高企，导致传统行业的投融资需求下降，金融机构出于资产质量下降和去杠杆压力容易导致对实体经济信贷资金的“一刀切”。拉动经济需从提高实体融资需求入手。中央适度加杠杆的“宽财政”政策应运而生。

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中央用于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宽财政”资金从哪来？因非标规模萎缩，金融机构沉淀在银行间的流动性通过正回购主动上缴至央行。央行可以利用这个“钱袋子”，通过定向宽松，为中央的“宽财政”稳增长政策保驾护航。

除此之外，央行还可以利用这个“钱袋子”盘活存量，优化增量，通过定向宽松，支持再贷款促进信贷结构优化，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更多地将信贷资源配置到“三农”、小微企业、现代服务业相关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四、政策思路新常态：总量稳定、结构优化

总体看，货币政策工具的变化最终是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政策目标服务。

从过去的宽松货币转向稳健货币，两点含义：国内不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吸收外汇占款波动。

在存量稳定下，用好增量：回笼过去提供给传统行业的流动性，利用这个“钱袋子”，通过定向宽松，支持再贷款促进信贷结构优化。

在传统行业逐步收缩和新兴产业逐步扩张的过程中，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过程中，既会面临结构调整的阵痛，也会渐显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所激发的活力。这个过程中的核心是要保持定力。

在中国潜在增速下降和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宏观管理框架由过去的需求管理将更侧重于供给管理，相应的货币政策会遵循“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取向，当经济面临周期性下行时，货币政策会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稳定产出缺口，但更多的是通过盘活存量，优化增量继续为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创造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

未来的新常态是：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行业和地方融资平台等传统部门将面临持续偏紧的信用环境，而中央政府引导的基建投资、生产性服务业、三农、小微和消费等高生产力和有利于中国经济结构优化的领域将面临较宽松的信用环境。

除此之外，未来的货币政策会保持定力，不会轻易采取总量宽松的货币政策阻碍经济结构优化。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我们还会看到经济的下行压力，但经济增长质量以及可持续性的提高，将引导未来经济的行稳致远。

政策稳定篇12

近年来, 为弥补微观审慎监管的弊端, 宏观审慎监管越发受到各国政府和央行的重视。这不仅强化了宏观审慎监管在我国金融风险监测中的重要性, 同时也对我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 从宏观审慎的视角出发监测金融体系稳定性, 进而探究货币政策变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制, 能够对我国未来一定时期内的金融风险监测和货币政策选择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

一、货币政策选择与宏观金融稳定的关联性

以往各国中央银行通常把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 货币政策的选择高度依赖于前期的通胀水平, 体现出较强的“相机抉择”特性。然而, 这种货币政策规则并未考虑货币供给变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近年来, 世界各地金融危机频发, 微观审慎监管失灵, 使得各国央行开始重视货币政策选择对宏观金融稳定的影响。曾省存 (2010) 将“宏观审慎监管”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指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兼顾物价水平和资产价格, 保持二者的长期协同稳定。第二个层次是指当资产价格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偏离真实价值时, 利用宏观审慎工具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加以识别, 进而采取宏观调控手段缓解金融风险的顺周期特性。

目前, 有关货币政策选择对宏观金融稳定影响的研究正在深入进行, 主要观点包括权衡观点 (Trade-off) 、协同观点 (Synergies) 和新环境假设 (New environment hypothesis) 。权衡观点是指为实现物价稳定而采取的货币政策并不一定有利于金融体系稳定, 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之间存在着平衡关系 (Mishkin, 2000;Fisher, 1933) 。Borio和White (2004) 指出, 由于以往的货币政策未将金融稳定作为调控目标, 因此在使用紧缩的货币政策调控通胀时也会造成信贷萎缩, 这会打破信贷市场平衡, 对金融稳定形成冲击。Angeloni和Faia (2009) 的研究结果表明银行系统存在固有的经营风险, 货币政策不能只关注通货膨胀和产出, 还需要注意资产价格和杠杆水平的变动。Caruana (2011) 对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的频率进行对比并指出, 当二者处于相同区间时进行货币政策调控可以同时实现控制通胀和维持金融稳定。

尽管权衡理论认为使用货币政策调控物价水平与促进金融稳定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权衡取舍, 但在通常情况下二者又高度耦合。于是, 协同观点应运而生, 协同观点指出:为实现物价稳定的货币政策同样可以促进金融稳定, 这主要是因为高通胀状态往往是由货币供给过剩引起的, 而货币供给过剩同时又会导致过度投资和资产泡沫等现象, 这些都是金融脆弱的主导诱因 (Issing, 2003) 。Borio和Lowe (2002) 指出通货膨胀与金融稳定具有高度的依存关系, 其中稳定的资产价格和信贷规模有利于经济增长与物价水平的长期稳定。Herrero和Pedro (2003) 使用多国面板数据模型, 研究了货币政策选择与银行业危机的关联性, 研究结果表明央行为稳定物价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有助于降低银行业危机发生的概率。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世界各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一些典型的新特征, 主要包括短期产出波动降低、通货膨胀波动降低、信贷规模激增和资产价格剧烈波动。此外, 受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共同影响, 世界各地金融危机频发, 波及范围也更为广泛 (Borio和White, 2004) 。因此, 在国际经济形势巨变的情形下, 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选择也逐步由以稳定物价为导向的“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 向“规则型”货币政策发生转变, 新环境假设受到了各国货币当局的普遍认可。新环境假设强调在信贷扩张迅速的新经济环境下, 央行应重新审视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间的关联性, 二者间的作用关系可能发生了本质改变。这一理论还认为目前世界各地金融危机频发, 中央银行在进行货币政策选择时不仅应关注物价水平, 同时还要兼顾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Cao J和Chollete (2013) 从长期均衡的视角进行研究, 指出“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仅具有短期调控作用, 然而在长期, 物价水平与金融稳定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权衡取舍。

通过回顾以往相关研究可以看出随着全球信贷水平的不断扩张, 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间的关联机制也发生了结构性改变。以稳定物价水平为单一导向的货币政策已无法实现货币当局的多重宏观调控目标, 维持金融体系平稳发展已经成为央行货币政策选择的重要依据。因此, 本文采用非线性模型刻画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影响机制的转变, 并从维护宏观金融稳定的视角出发, 为我国未来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选择提供合理的经验证据。

二、STR模型介绍

STR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其中y= (y1, y2, …, yt) '为滞后因变量, Xl= (xl, 1, xl, 2, …, xl, m) , xl, j= (xl, j1, xl, j2, …, xl, jt) ', 为模型的线性主部, 参数α= (α1, α2, …, αm) '则是对应的线性回归系数;Xnl= (xnl, 1, xnl, 2, …, xnl, n) , xnl, j= (xnl, j1, xnl, j2, …, xnl, jt) ', 代表模型的非线性部分, 由外生解释变量和因变量的自身滞后组成, 参数i= (i, 1, i, 2, …, i, n) , i=1, 2是非线性部分的回归系数;μt~N (0, σ2) 是模型的随机扰动项;F (st, λ, c) 是转移函数, 它是时变参数st的有界函数, λ为斜率系数, c= (c1, c2, …, ck) 代表位置转移向量。STR模型的具体形式取决于其采用的转移函数。常用的转移函数有逻辑型和指数型两类, 其中逻辑型转移函数可表示为:

此时模型是LSTR模型, 当K=1时, 为LSTR1形式, 当K=2时为LSTR2形式。这里的参数λ的取值决定了机制转换速度, λ取值越大, 模型的迁移速度就越快。当λ→∞时, 模型的转变将在瞬间完成。此外, 在LSTR1模型中, 当st→-∞时, F (st, λ, c) →0, 当st→∞时, F (st, λ, c) →1, 转移函数是状态参量st的单调函数。因此, 模型在两种状态间的迁移与st的取值呈单调变动关系。

与逻辑型转移函数不同, 指数型转移函数可表示为:

此时模型是ESTR模型, 在这里指数转移函数关于st=c对称, ESTR模型将根据状态参量st与位置参量c的接近程度将转移函数划分为两种不同区制。因此, 模型在两种状态间的迁移随st取值的不同呈现出轴对称特性。

在建立STR模型时要进行参数的非线性检验, 因为只有当变量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时才应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参数估计。非线性检验的主要思想是将转移函数F (st, λ, c) 进行三阶泰勒展开, 把模型转化为线性形式, 随后对线性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并假设所有展开项的系数全部为0, 进而进行假设检验。如果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 则表明非线性部分对模型拟合具有显著影响, 否则无需建立STR模型。

非线性检验通过后就需要对STR模型进行选择, 主要包括对转移变量和模型形式的选择。其中可选取的转移变量一般是因变量或自变量的自身滞后以及趋势变量, 转移变量的使用原则是选取非线性假设中t值最大 (P值最小) 的转移变量。在模型形式的选择上, 本文参照Lükepohl和Krtzig (2004) 的做法, 给出如下的检验标准:

模型的检验顺序为:首先检验H04, 随后检验H03, 最后检验H02;模型选取原则为:当H03的F统计量最大时, 选取LSTR2模型, 否则选取LSTR1模型。模型及转移变量选定后就需要对参数进行估计, 初值通常采用格点搜索法进行选择, 本文中λ的初值搜索范围设定在0-100之间。初值选取后, 本文采用Gauss-Newton算法进行迭代, 进而得到收敛的参数估计。

三、我国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实证检验

(一) 数据的选取及分析

本文旨在从宏观审慎的视角出发监测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因此将延续万晓莉 (2009) 的做法, 对人民币各项存款同比增长率, 各项贷款同比增长率和存贷比率的月度数据进行主成分拟合, 进而计算金融稳定指数;同时采用主成分均值加0.5倍标准差作为金融稳定警戒线, 并使用广义货币供给M2同比增长率的月度数据作为货币政策的代理变量, 所有的数据均来源于中经统计网宏观月度库 (/http://db.cei.gov.cn/) , 样本期间为2004年1月至2013年12月。

图1和图2刻画了样本期间内我国金融稳定指数、金融稳定警戒水平和M2同比增长率的走势, 可以看出2008年以前尽管金融稳定指数与M2同比增长率的总体走势较为接近, 但是M2同比增长率的波动幅度要显著高于金融稳定指数。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内, 我国宏观经济飞速发展, 金融体系也较为稳定 (金融稳定指数均位于警戒水平下方) , 货币政策选择的重点致力于控制通货膨胀, 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相机抉择”特性。在2008年之后金融稳定指数与M2同比增长率无论在整体走势还是波动水平上都高度耦合, 这主要是因为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 我国金融体系也受到了强烈冲击, 资本市场表现低迷引起了公众投资恐慌, 资本在短期内大量地从金融市场转向银行部门, 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急速上升。因此, 货币当局改变了以往的货币政策方针, 将金融稳定视为货币政策调控的重要目标, 首先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稳定银行体系, 为其提供充足的资金缓冲;当金融体系回到较为安全的状态后, 又逐步放缓货币供给增速, 在确保稳定物价的基础上兼顾金融稳定。

总体而言, 2008年以后我国金融稳定指数与货币政策的依存关系显著增强, 这表明美国次贷危机过后, 随着货币当局对金融稳定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 货币政策选择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也发生了结构性改变。此外, 就货币政策的变动而言, 国际金融危机过后, 货币政策的延续性显著增强, 这表现为相邻期间内的波动幅度显著低于样本前期, 意味着当政府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体系后, 加强了对公众预期的重视, 使货币当局在确保宏观调控目标实现的前提下尽量保持货币政策的延续性, 强化政府承诺公信力的作用。因此, 货币政策也逐步由“相机抉择型”向“规则型”发生转变, 这不仅会使投资者建立良好的政策预期, 同时也有利于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定。

(二) 关于货币政策迁移机制的检验

在建立STR模型之前要确定模型的线性主部, 由于本文仅考虑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仅需要确定线性方程中因变量的自身滞后阶数。表2给出了含有1至4阶因变量滞后的线性模型估计结果, 通过表2可以看出当分布滞后模型中引入多期因变量自身滞后项时, 会导致多重共线性, 这会使变量的显著水平受到严重影响。此外, 相比于一阶分布滞后模型, 高阶分布滞后模型并不能显著降低线性方程的AIC值与SC值。因此, 可选取一阶分布滞后模型作为STR模型的线性主部, 这样既可以避免多重共线性, 同时又不会使拟合优度显著降低。实际上, 由于分布滞后模型中引入了因变量的自身滞后项, 这本身就可能引发模型残差的序列相关性。所以, 仅从参数估计方法的角度而言, STR模型使用的迭代算法也要比OLS估计更为合理。

线性主部确定后就要对STR模型的形式进行选择, 参照表1给出的F统计量和相应的模型选取准则, 具体计算结果如下:

注:F代表金融稳定指数。

表3列示了非线性检验的F统计量计算结果, 观察表3可以看出, 除使用M2 (-1) 作为转移变量时模型形式选择LSTR2外, 使用其他变量作为转移变量时, 模型形式均为LSTR1, 这表明, 使用LSTR1模型进行非线性估计更为合理。此外, 由于使用趋势变量 (TREND) 作为转移变量时, F2取值最大, 因此本文将以趋势变量作为转移变量, 并采用LSTR1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表4给出了LSTR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方程拟合优度为0.975, 高于线性分布滞后模型, 表明使用LSTR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是有效的。此外, 由于本文采用LSTR1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因此对公式 (1) 进行整理, 可以得到非线性方程的直观表达形式:

其中, F=1+exp[1-λ (st-c1) ]}-1。在线性主部中, M2的系数为10.18并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这说明我国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引发金融脆弱。此外, λ, c1的估计值分别为21.94和52.04, 较高的λ系数表明模型非线性部分在两个区制间的迁移历时较短, 而趋势转移参数的估计值为52 (第五十二期) , 说明模型是以2008年4月为中心而产生的区制转变。

图3是转移函数在样本期间内的走势图, 观察图3可以看出2008年以前转移函数取值基本为0, 模型仅具有线性主部, 同时M2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这表明在此期间内宏观金融稳定指数与货币政策间存在稳定的依存关系, 以控制物价为导向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有利于金融体系稳定, 这一点也与Borio和Lowe (2002) 的观点相吻合。随后, 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 转移函数以2008年4月为中心发生了结构性迁移。在此期间内, 宏观金融稳定指数与货币政策间的作用关系体现出明显的非线性特征, 然而整个过程历时较短 (仅为十个月左右) 。这表明我国货币当局对金融危机做出了及时有效的应对, 迅速调整货币政策导向, 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体系, 并在短暂的调整后就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调控机制。最后, 状态迁移后的转移函数表明, 国际金融危机过后, 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间的关联机制达到了新的均衡状态;同时φ2-φ1的系数为正则说明状态迁移完成后, 金融稳定指数受货币政策的影响更为强烈。这主要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我国政府加强了宏观审慎监管力度, 积极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 并对货币供给总量进行控制, 将维持金融稳定视为货币政策调控的重要目标, 具体表现为:2008-2009年, 当金融市场低迷, 信贷严重萎缩, 公众投资不足, 银行存款比例急剧上升之时, 货币当局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 为整个银行体系提供充足的资金缓冲, 以避免行业挤兑风险的发生;2010年后, 当金融稳定指数再度回到警戒线下方时, 货币当局又逐渐减缓货币供给增速, 我国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 在稳定物价水平的同时, 将宏观金融稳定指数控制在相对安全的区域。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总量测度拟合出我国金融体系稳定指数, 使用STR模型对宏观审慎监测框架下我国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制进行了迁移性检验, 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 在样本期间内, 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发生了结构性迁移, 结构迁移时段恰好为次贷危机爆发期间;第二, 全样本期间内, 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间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特性, 只不过是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存在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 这意味着采用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进行调控是一种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第三, 相比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 国际金融危机过后宏观金融稳定指数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更为敏感, 这表明国际金融危机过后, 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更加重视货币政策选择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已经由以往单一的“物价稳定”目标逐步地向维持“物价稳定”, “金融稳定”和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多元化目标体系进行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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