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进程（共12篇）
新型城镇化进程 篇1
摘要：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要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战略和途径之一。本文从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国城镇化的发展特点、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以及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的发展策略等方面加以探讨和论述, 加快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进程, 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环境和谐统一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策略
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城镇化与城市化的概念有共通之处, 但是城镇化是城市化概念在中国的具体体现, 城镇化概念更具有中国特色, 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快速的城镇化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标志, 中国已经进入快速城镇化发展时期。城镇化, 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 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城镇化起源于英国工业革命, 伴随工业革命的进程, 城镇化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 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始城镇化进程。2005年,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人口部在其出版的《世界城镇化展望》中估计, 2008年全世界有5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世界由此迈人城市世纪。在国际上城镇化水平是以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作为城镇化的统计指标来衡量的。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均在70%以上, 中等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在50%以上, 落后的农业国通常不超过20%。城镇化水平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志。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 城镇化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它构建着区域发展的重要指标体系, 而且更为引人瞩目的是作为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整合, 城镇化将反映并影响着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 是社会现代化水平的标志。根据诺瑟姆提出的城镇化规律, 我们将城镇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 即城镇化率30%以下的是初期的起步发展阶段, 城镇化率30%~70%的是中期的快速发展阶段, 城镇化率到达70%以上的是后期的稳定发展阶段, 如图1所示。
二、中国城镇化的发展特点
1949年后, 中国曾经历了曲折的城镇化进程。直至1979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 城镇化才步人正常的发展轨道。
1、城镇化速度快, 半城镇化现象明显
198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仅为19.39%, 远落后于世界平均的城镇化水平。1990年, 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26.44%, 2010年城镇化率上升到49.95%。二十年内中国城镇化率提高了23.5个百分点, 年均增加一个百分点以上, 城镇人口净增3.69亿。
2、城镇化水平的省际差异显著
中国地域广大, 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历来存在较大差异。1990年以来, 沿海地区利用有利的区位条件和人文环境, 率先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由于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吸引了中西部地区的大量农村人口, 使其城镇化速度大大加快, 并导致城镇化水平的省际差异比较显著。总的趋势是, 东部沿海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较高, 中部地区居其次, 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最低。如图2所示。
3、都市化现象已经显现, 城市群成为国家经济的核心地区
在世界各国的城镇化进程中, 一个普遍趋势是大城市发展速度更快。因为城市本身就是集聚经济的产物, 而大城市的集聚经济效益更明显。中国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的国家, 在城镇化过程中更要充分发挥集聚经济的效益。中国的快速城镇化已导致大量大城市的出现, 若建立都市区的界定标准, 其人口规模可以更好地反映城市实际的人口规模。2000年, 中国大陆已有, 117个50万人以上的都市区, 人口1.99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16.1%, 如表1所示。
三、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
城镇化是世界各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的必然结果, 城镇化是工业化的产物。城镇化又起了推动工业化、现代化的作用。城镇化与工业化有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一方面, 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工业化引发城镇化的进程。工业化的不同阶段还决定着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另一方面, 城镇化又保障和促进工业化。总之, 城镇化是工业化过程中资源配置变化的必然产物, 而城镇化又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理想的城镇化模式是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推进、协调发展。从城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 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 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镇化, 同时, 城镇化对工业化也具有重要的反作用, 没有城镇化的发展, 工业化的发展也会受到制约。钱纳里通过对世界上多个国家的研究, 提出了常态发展状况下, 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一般关系, 即在一般情况下, 城镇化率应大幅高于工业化率, 而中国的城镇化率长期以来一直大大低于工业化率, 尽管总体趋势是上升的, 但二者的比值不仅仍然明显低于钱纳里总结出的“一般关系”, 而且也大大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等国家, 如图3所示。
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互相促进, 互相依赖, 共同促进构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新一轮产业结构转型将成为新时期促进城镇化进程的主要力量, 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二者的互动机制如图4所示。
四、加快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的策略
随着中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进人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的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正面临着改变现有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 走集约型城镇化道路的内在需要。在城镇化进程上, 根据中国国情, 必须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走集约型城镇化的模式, 坚持以大城市为主导, 大、中城市为主体, 小城市和小城镇为基础、布局集中、城镇密集、用地节约的城镇化之路。
1、积极发挥政府的引领和调控作用, 以加快城镇化进程
政府一方面作为国家的行政主体, 另一方面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 在加快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重要且独特。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领导指导、监察监督、管理和调控作用, 走科学化发展道路, 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 引导城镇化进程的正确方向和合理速度, 加速城镇化的进程。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中央政府提出的战略目标, 也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政府责任。所以, 新型城镇化建设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各级政府一方面要做好顶层设计, 制定科学合理的城镇发展规划, 引导城镇化发展的扎实有序推进。另一方面, 政府要致力于各项制度建设, 运用政策和法律法规, 消除限制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 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加速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2、创新投融资体制, 为城镇化建设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
投融资体制主要是指在城镇化建设中, 经营和管理总体规划范围内的基本制度和方法, 其主要包含投融资决策制度、投融资组织结构、投融资主体行为、投融资资金筹措和投融资监督体系等。城镇化建设中的投融资体制创新内容主要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城市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医疗卫生等社会公益事业及环境保护、绿化美化、供水、供电、天然气等市政公用事业领域。投融资制度的建立及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是城镇化建设的内在需要, 也是弥补财政资金不足的必要手段。在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方面, 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学习和借鉴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和方法, 整合各类资源和放大财政资金利用效益, 创新理念, 政府主导, 规范运营模式, 完善法人结构, 强化监督管理, 确保运行效果, 为城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财力支持。
3、加快工业化中制造业及第三产业的进程, 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新型城镇化要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之上, 需要产业发展来作为基本动力。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重要驱动力, 要坚持以产业发展来驱动城镇化建设进程, 形成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发展。1975年, 经济学家钱纳里和赛尔奎因在研究各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势时, 曾概括了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 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 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 从而带动了城镇化程度的提高, 也就是说工业化与城镇化具有一致性。制造业的蓬勃发展为促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带来了有利的因素, 为提高中国的城镇化水平, 大力发展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具有意义。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受到世界瞩目, 这是一个宏大而循序渐进的过程, 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城镇化模式是推动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而城镇化是与国民经济和产业发展紧密相连的, 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 推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良性互动, 才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可持续动力, 才能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环境和谐统一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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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进程 篇2
宜宾县政府副县长 罗平
城镇化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志。在新的历史时期，宜宾县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建设经济强县，必须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双轮”驱动，统筹城乡发展，提升城镇综合竞争力。
一、狠抓科学规划，有力促进城乡统筹
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的原则，进一步明确规划编制主体和建设管理责任主体，突出县城、重点小城镇和一般集镇三个层面的重点，狠抓城乡统筹规划。一要配合做好大市总规和天柏组团控规的调整工作，编制县城景观、消防等专题规划，做好近期开发项目和县城重要节点、主干道路设计，为县城良性发展奠定基础。二要加快各乡镇总体规划和近期建设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三要围绕产业布局和企业发展，切实做好城镇总体规划与工业园区规划的整合工作。四要严格规划管理，进一步健全规划管理制度和程序，严格重大项目的审批，强化公众参与和监督。
二、狠抓功能完善，切实增强承载能力
功能完善，基础设施齐备，产业支撑力强，是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为此要坚持规模扩张与提升质量、完善功能相统一，走集约发展之路，不断增强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一要依托城镇，发挥资源、区位优势，打造交通枢纽，主动参与乐宜高速、宜屏快速通道等重大项目建设，提升城镇承载能力。二要积极推进城北新区主干道路及县城相关市政道路等重点项目建设，盘活存量土地，打造商业步行街和特色商业街，构筑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完善综合服务功能，提升县城形象，增强县城的生机与活力。三要加大乡镇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逐步改善各乡镇城镇面貌。特别是要突出比较优势，找准自身定位，培育特色产业，发展区域经济，强化集聚作用，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引导农村人口和各类要素向城镇集中集聚，使其成为带动农村发展、推动城乡统筹的桥头堡。四要规范燃气经营市场，特别是要规范乡镇燃气市场，搞好日常监管，确保安全生产。同时，切实开展风景园林城镇创建工作。
三、狠抓城镇管理，切实改善人居环境
以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为契机，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突出工作重点，强化市容、环卫管理，治理建筑工地噪声和扬尘，开展城区禁噪和餐饮行业禁煤工作，巩固文明卫生县城创建成果。近年来，我县县城规划区范围内的违法建设反弹势头迅猛，乡镇违法建设也有所抬头，特别是重点地段、重点区域尤为突出，违法建设已有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之势。因此，为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必须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集中力量、综合打击，疏堵结合、惩防并重，严肃纪律、奖惩分明”的原则，落实细化工作措施，加大日常巡查力度，严厉打击城乡违法建设行为，坚决遏制违法建设反弹势头，促进城镇健康发展。同时，要强化建筑安全生产，切实落实业主、施工、监理、设计等的主体责任，加强监管，确保安全。
四、狠抓住房保障，努力实现住有所居
住房保障是重要的民生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当前，我们要审时度势，趋利避害，合理规划布局，规范经营市场，完善配套设施、提高住房品质。鼓励企业整合资源，提升建筑资质，“走出去”闯市场，勇于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稳定繁荣房地产市场，促进建筑业发展壮大，加快我县城镇化进程。同时，实施住房发展规划，加快经济适用住房项目的规划选址和建设，完善廉租住房制度，扩大以租金补贴为主的廉租住房覆盖面，加大住房公积金归集力度，强化经适房和廉租房管理，研究制定加强农房建设质量安全管理措施，提高农民建房质量和安全水平，努力实现“住有所居”。
五、狠抓城市经营，切实拓宽融资渠道
一是政府主导，切实加强对城镇、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测，统筹抓好城镇总体规划与产业、交通、土地、环保等规划的衔接配套，为产业发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留足空间。二是运用市场，整合开发城镇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以资源换资金，以存量引增量，采取产权转让、拍卖经营权和有偿使用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实现基础设施建设的良性循环和滚动发展，特别是房产公司要积极探索走开发—经营—管理的路子。三是积极争取银行对重大项目建设信贷支持。四是全面放开城建市场，引进有实力、信誉好的战略投资者，依托建设项目，采取市政基础及服务设施与商住地块打捆开发，鼓励企业通过多种形式参加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开发，走以城建城、以城兴城之路，实现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
六、狠抓体制创新，不断强化服务保障
新型城镇化进程 篇3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户籍制度
中图分类号： F299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j.cnki.jlny.2015.06.073
新型城镇化是现在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重庆自直辖以来，经济和社会都有了较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都依托了城镇化的红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重庆城镇化的整体水平依然不太高，和全国相比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如何进一步加快推进重庆城镇化的步伐，是重庆现代化发展需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
1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路子。
2重庆新型城镇化发展特点
2.1城镇化发展绝对值偏低，但发展迅速
进入21世纪，我国正经历着空前绝后的城镇化进程，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协调和管理好城镇化。重庆市城镇化水平起点较低、发展滞后，2007年全市城镇化率仅为48.3%，与相邻省会城市相比，城镇化率是最低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得到快速提高。2013年全市GDP 12657亿元，比上年增长12.3%，城镇化率58.3%，与上年相比，上升1.3%。虽然重庆城镇化发展水平绝对值偏低，但重庆城镇化率由直辖初的31%增加到2013年的58.3%，16年时间内增长27.3%，年均增长1.7%，远高于全国平均增速，也高于世界城镇化发展的平均增速，重庆城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2.2区域发展不平衡
直辖以来，重庆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也逐步缩小。但是，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区域间、城乡间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发展现状和发展潜力等差异很大，既有大都市圈等发展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也有渝东北、渝东南等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尤其还有14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区县和4个市级扶贫重点区县，城乡、区域差距大的状况没有根本改观，仍处在欠发达阶段，属于欠发达地区。占重庆市总人口18.71%的都市发达经济圈，城镇化率达到72.46%，占总人口50.16%的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圈城镇化率只达到了29%。2010年三大经济区域（一小时经济圈、渝东北翼、渝东南翼）中，包含23个区县的“一圈”地区最高，达64.4%，其中由九大主城区组成的都市发达经济圈城镇化率达到84%；渝东北翼11个区县的城镇化率只有36.9%，刚进入快速发展期；而渝东南翼的6个区县才达到30%，刚刚脱离起步期，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的区县有23个，占总数的57.5%；全市县级的城镇化率普遍偏低，2010年21个县城镇化率最高42%，低于全市水平11个百分点，最低23.8%，不足30%的有4个县，均在“两翼”地区。在超过平均水平的区县中，城镇化率在70%以上的有11个，60%～70%的为0，53%～60%的有6个，可见区县城镇化梯度发展有明显断层，区域差异明显。这将不利于重庆城镇化的持续稳步推进。
2.3重庆城镇化水平虽然在西部有较强的优势，但和其他直辖市相比还有差距
直辖以来，重庆市城镇化建设全面进入加速发展期，从1997年～2011年，重庆市的城镇化率由31%提高到了55%，年均提高1.7个百分点，超过全国水平，位于西部第二仅次于内蒙古自治区，重庆在西部优势地位明显。虽然重庆整体的城镇化率取得了较大发展，但和其他三个直辖市相比，差距还很大，2010年上海市的城镇化率达到了88.86%，北京市城镇化率达到了86.0%，天津市的城镇化率达到了85%，但是重庆的常住总人口是北京的1.49倍，是天津市的2.26倍，上海市的1.27倍，从此来看重庆市的城镇化的发展任务是比较艰巨的。
2.4人口基数大，城镇化发展任务艰巨
我市人口规模大，特别是农村人口众多，转移困难。多达2/3的农村人口是制约我市经济总体提升的关键。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农村经济增长，已不单单是一个农民和农业问题，而是关系我市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方面。
3加快推进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3.1大力发展小城镇，优化城镇空间布局
虽然在重庆市主城发达经济圈人口聚集程度较高，但在周边的区县聚集程度较低，这就造成各个区域的人口聚集能力不一，从而与各城镇布局与资源承载能力不相匹配。在主城发达经济圈聚集太多人口，会使整个城市交通堵塞，影响居民生活的环境，对城市健康快速发展不利。所以，对城镇合理布局，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优化布局，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提高小城镇居民的生活环境，吸引更多人口工作居住是发展需重点考虑的问题。基于此，重庆市提出了 “一圈两翼”的区域发展战略，结合重庆市的实际情况，其城镇化的目标在于：逐步形成以主城为核心中西部城镇群、以大约1小时通勤距离为半径范围的城市经济区（“一圈”），建设以万州为中心的三峡库区城镇群（渝东北翼）和以黔江为中心的渝东南城镇群（渝东南翼）。
3.2合理推进土地城镇化，建立土地使用集约机制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城镇化发展受到一定制约，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 程当中，要满足各区域的用地需求，千方百计提高城镇化建设土地的利用率，需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的产出水平，那么只有通过节约集约用地才能实现。一是健全完善的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制度，完善国有土地的招拍挂出让制度，逐步扩大土地招拍挂出让的范围，成立协调决策机构，科学确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底价，以完善土地税费改革为途径，降低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冲动，将政府配置公有土地的权利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严格执行建设用地备案和土地市场动态监测制度，着力构建节约集约用地倒逼机制，提高城镇化建设土地的利用率；二是要转变土地利用的方式，切实解决土地粗放利用和浪费的问题，合理编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挖潜利用规划，加大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整理的力度。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占用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多，耕地资源越来越少，在保障耕地总量不减少的情况下，可通过农村居民点复垦来补充耕地，实现占补平衡，合理布局，优化用地结构。另外，在城镇化的扩张过程中，要注意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在土地征收中政府与失地农民的权利与义务严重失衡，农民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征地矛盾日益加大，给城镇化建设带来了社会风险。因此，在城镇化当中，要从维护农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妥善处理失地农民的安置与利益分配的问题。endprint
3.3 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发展动力
城镇化进程的快慢是有自身规律的和条件的，农业现代化的水平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是其发展的必要条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必须不断优化农村的产业结构。第一，优先发展工业，以工业化推动城镇化，以城镇化促进工业化和现代化，形成集约化、规模化、生态化和科技化“四化”发展：一是下大力培育自身的比较优势，认准某些产业和领域，做大做强，从而形成自己的经济特色，达到快速发展的目的。二是加强对各级工业园区的分层分类别管理，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构建项目落户、企业集中、产业聚集的平台；第二，整合资源，优化要素配置，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旅游、商贸、餐饮、金融保险等产业，着力构建与工业化相适应的现代物流体系，拓宽服务领域和扩大服务总量。
3.4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劳动力有序转移
由于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在城乡之间人口比例、收入状况、商品交换、人口流动、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别和对立，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公平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共同富裕，必须积极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重庆市作为统筹城乡改革试验区，推动户籍改革是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的大步骤。
3.5解决进城农民的住房问题
在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的同时，必须对这些配套制度加以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是城镇住房制度的改革，要让从农村转移来的人口有房可住。现在，买房已不受户籍身份的限制，随时都可以通过买房成为城镇市民，但这只是针对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还有大部分农村转移来的剩余劳动力是没能力在城里买房的，这就需要政府的调控和统筹。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宅基地、承包地、林权等，要用改革的思路进行合理的配置，以合理的价格退出。一是在建工业园区时，就一起布局开发区和城区之间建农民工公寓，让农民工可以拖家带口一起住进去；二是政府在城区建公共租赁房，让农民工以较低的租金获得住房保障；三是农民工进城工作多年有积蓄了，还可以购买到中低价位的商品房。把与农民工的相关事务处理好，是城市化的重点。除了住房制度改革外，在就业培训、医疗、文化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也需进一步完善，以保证他们和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安居乐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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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商贸机遇 篇4
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报告认为, 在2010至2030年的20年间, 随着城镇化的实施中国还将新增3.1亿城市居民, 城镇化水平有望达到70%。
这些新增加的城市人口, 将大都聚集或消化在新型城镇中, 因此会带来诸多新的问题, 当然也会形成诸多商贸经济发展机会, 比如, 房地产业、公共投资、教育培训、农业等行业产业的发展机遇。
农业将出现历史机遇
这次新型城镇化建设, 主要是解决农民、农业、农村“三农”问题, 理所当然地给农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 “城镇人口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 必然拉动农产品需求增长, 拉动农产品价格上行。农民和所有农产品生产经营者以及农业农村经济工作者, 都应该看到和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投资农业不会一夜暴富, 但会得到长期和稳定的回报。有兴趣、有志向投资和发展农业的企业家、金融家, 应该有这样一种眼光。”
在带给农业发展的机会中, 包括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绿色农业、绿色食品、农产品深加工、观光农业等, 这些围绕农业而开展的单项农业项目, 将会获得难得的发展机会, 在质量水平方面也将得到显著提升。
在改革开放前, 我国城镇化率非常低;在改革开放后, 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 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但是, 在农民工进城、大批农家子弟进城的潮流中, 真正进入城市“安营扎寨”的并不多, 真正成为市民的并不多, 主要是受制于户籍政策限制。同样, 农业等“三农”局面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改革开放初期的农产品是一个人买、四个人卖, 价格低, 不赚钱;现在城镇化人口已达50%, 基本是一个人买、一个人卖;而不久的将来, 城镇化速度加快, 则是一个人卖、两个人买, 赚钱的机会来临。农业发展机会再次来到, 农产品价格会提高, 农民收益会更好。
房地产会再次蜂拥而上
新型城镇化的实施, 受益最大的或许还是房地产业, 居民住宅、商务商业地产、工业厂房建设、公用设施用地等, 会成为追逐的热点, 土地投资会加大, 价值同样会被推高。
其实, 在这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之前, 很多房地产商已经盯上了城镇化房地产这一块, 有的已经付诸行动, 有的做好了准备。对新型城镇化的房地产如何运作, 房地产老板们做足了功课, 胸中有数, 跃跃欲试。
他们研究目前与未来房地产的多元化发展与城镇化问题, 房地产与商业的结合形式, 与市民生活的结合形式, 与城市功能的结合形式, 在新型城镇化的布局谋篇上, 站的角度更新、更高、更独特。
比如, 对城镇化中各种配套设施布局与建设问题, 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说, “首先商业要做到社区化、精致化, 要考虑小容量的、更有针对性的商业设施和商业模式, 增加点对点的商业服务机构, 力求服务到人, 服务到家庭。第二点要做到传统的商业和电商的融合, 在这之后, 传统商业与电商不会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一定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关系。”
不过, 更多房地产商看到的还是城镇化带来的新商机。首创、招商、万达等几大房企积极布局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房地产业, 他们抢抓机遇, 力图再试身手, 创造新奇迹。可以预料, 不久的将来, 大批房地产商将抢夺城镇化中的商业地产这块大蛋糕, 蜂拥而上的局面或许会再次出现。
公共服务投资与建设遇良机
城市公共投资或将成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最佳机遇。过去叫小城镇建设, 而今上升为新型城镇化, 其内涵虽然有了变化, 但实质无非是人的城镇化, 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人的核心地位始终不变, 而且更加突出了。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袁崇法认为,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推动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 在这个过程中, 投资主要在配套公共服务方面。国家开发银行预计, 未来3年我国城镇化资金需求就将达25万亿元, 其中的公共投资主体不容置疑。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 体现在生态环保、生态园林建设、民生相关投资、城市道路交通、城市管网建设、污水垃圾处理、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等城市公共投资与建设, 而这些投资肯定是巨大的。有学者表示, 未来10年,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人口快速增长, 将在3~4亿人, 而投资需求将达40万亿元。
不难看出,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 将释放巨大的需求, 公共投资、房地产建设、建筑材料应用、环保等行业, 都将会出现少有的发展机遇和投资机会。有机构预料, 到2020年, 国内至少有20亿平方米的城市道路、14.2万标台的城市公共交通车辆需要投资。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易鹏表示, 除公共服务外, “为了推动低碳、绿色、智能的城市建设, 也会考虑加大对智慧城市、绿色建筑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投资。”
绿色建材将成首选
新型城镇化纲领的出台, 为建材市场带来投资机会, 为绿色建材带来发展机遇。有专家表示, 根据“十一五”期间城镇每年新建建筑面积来推算“十二五”, 全国城镇累计新建建筑面积将达到40亿至50亿平方米。一般来说, 城镇化率为30%~50%的加速发展前期, 基础设施建设要先行, 基建投资占比呈现快速上升趋势, 建材成为必不可少的需求。
有报告预测, 到2030年, 我国城镇化率将达70%, 年均城镇化率增长1个百分点。未来每年会有1300万人由农村人变为城市人, 而这一转变中发生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居民住房建设及配套的医院、学校、商业等民生服务建设, 都会对建材有大量需求。
而节能环保、绿色建材会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用材的首选。中央城镇化六大任务中对建筑质量及节能环保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所以涉及绿色建材的企业或将更加受益。有资料显示, 目前我国建筑能耗占全社会能耗30%左右, 加上建筑材料的生产能耗13%, 建筑总能耗超过全社会总能耗40%, 庞大的建筑能耗成为城镇化建设巨大的负担, 再加上大量的建筑垃圾, 推行节能环保、绿色建材成为首要选择。
观察OBSERVING
所以, 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与节能环保要求下, 比如水泥、油漆、门窗、装饰材料等绿色建材的发展潜力巨大, 智能、绿色、低碳将成为未来建材的发展方向, 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方向。
职教培训的好时机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 将会有2.3~2.4亿农村人进入城镇, 或者叫市民化。但是, 这一庞大群体的市民意识、文化素养、谋生技能、生活习惯方面, 远远落后于城镇化的要求, 急需教育培训, 使其尽快融入城市之中。
同时, 城镇化的加快还会出现大量就业机会, 需要各种有文化、有技能的新型农民工, 所以, 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势在必行, 除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培训外, 社会办学机构将担起教育培训的责任, 同样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无论是物流业、物业、经商营销、建筑装璜, 还是餐饮、酒店管理、学前教育、家政服务, 都需要教育、培训, 使之成为具备良好技能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新型市民。
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开好头、起好步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近日在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表示, 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个长期的历史进程, 必须开好头、起好步, 国家发展改革系统要抓紧修改完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尽快发布实施, 会同有关部门抓好五方面工作。
新型城镇化进程 篇5
兴文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贾利华
近年来，兴文县委、县政府按照“以新区开发带动旧城改造”的城市发展理念，不断加大城市建设力度，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打通光明通道，建设光明新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
一、以科学规划为龙头，推进新型城镇化
光明新城开发区位于县城西侧，与旧城区以光明通道相连，是以旧城区为发展基础,向西拓展形成的集行政中心、文化中心、服务中心为一体，并具有现代气息的宜人、宜居、宜商的生态山水园林城市，总面积约1.8平方公里。县委、县政府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水平建设”的要求，以“建设具有僰、苗文化特色的川南休闲旅游县城”为发展定位，科学规划光明新城。一是坚持高起点规划。规划应借助高水平的专业规划设计团队编制城市发展战略规划。规划应注重用发展的眼光谋划城市未来，努力做到“百年不落后”，满足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要统筹考虑城乡一体的经济结构、空间结构和生态结构，构筑以县城为中心、重点镇为基础的新型城镇体系，形成合理的城镇空间布局；要拉开城市道路框架，形成布局合理、交通快捷的城市交通网络，对外交通真正融入宜宾、泸州一小时经济圈；要在彻底调查清楚光明新城及周边情况后，进一步优化光明新城的规划设计，打造好新城东入口和西入口，提升新城重要节点形象。二是坚持“阳光下”调整规划。对于规划的调整，要在人群集中地进行公开公示，并将这些规划制成小册子、图解甚至模型，向公众解释，使更多的公众参与规划进程和提供反馈意见。三是坚持严格执行规划。不论是城市概念性规划，还是城市总
体规划，都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一旦经过法定程序批准，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随意修改，从根本上避免乱拆乱建和重复建设。
二、以经营城市为平台，提高城镇化建设水平
充分发挥政府城镇建设的主导作用，采取市场运作的有效模式，着力经营城镇。城镇化建设是相对无限度、高投入的系统工程，仅靠财政资金安排是难以全方位开展的，必须树立“经营城镇”的新理念，坚持把经营理念贯穿于城镇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全过程，举社会之力办社会之事业，聚各方之财推进城镇化。
(一)用活用好城镇资源资本。土地资本是城镇最重要的资本和最具潜力的资本。政府通过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完善土地收购储备制度，统一组织开发、出让、拍卖，以地生财，以地建城。当前，引进了四川龙腾地产集团对光明坝进行开发，引资建设华瑞基大酒店、修建会展商务中心，积极探索“经营城镇，以城养城”的路子，采取资本置换实现城镇的低成本扩张，扩大资本积累，加速推进城镇的开发建设。
(二)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投资。通过政府、集体、个人一起上，内资外资一起投，构筑多元化的投资格局。一是项目融资。要发挥好县城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这个融资平台，把具有较好经济效益的城建项目包装好，采取项目打捆方式推向市场，争取银行支持，扩大银行贷款。二是政策融资。要用足用好财政资金和财政政策，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投入的导向、示范和催化作用，采取贴息、税收优惠等多种形式，引导吸收社会资金投向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招商引资。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放宽民间资本准入领域，凡是国家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允许其参与经营，吸引更多资本进入城镇设施建设。四是负债借资。借鸡下蛋，借钱生钱。适度的、必要的负债建设，可以达到“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的效果，助推城镇建设。
三、以僰、苗文化为特色，打造精品城镇
光明新城建设中，要以高标准建设为抓手，按照突出特色、打造精品的要求，进一步创新思维，运用市场规律，提高城镇化建设水平，着力打造精品城镇。
（一）坚持新城建设彰显“僰、苗”特色。要把“僰、苗文化”作为城市的灵魂来精心运作，加快僰、苗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注重在城镇重点景观、城镇亮化、园林建设和自然山水中融入僰、苗文化元素，将现代与传统相结合，提升城市品位。
（二）坚持城市设计彰显城市个性。街区环境缺乏人性化设计、单体建筑造型比较平淡、新老景观落差较大等，是造成我县城市景观断裂的主要原因。整个城市设计要充分结合兴文独特的自然地理、区位优势、文化元素和旅游休闲城市形象等，切忌不顾实际、简单模仿。要极力避免低水平的投入，大到高楼大厦，小到街头绿地、雕塑小品，都要精心设计、精心建设，尤其是城市主要景点设计既要有时代气息，又要有僰、苗文化特色。
（三）坚持区域特点做活山水文章。光明新区四面环山，森林密集，有着优美的生态环境。要把“绿色”作为城市的生命，大力实施城市造绿和绿化环境治理工程，点、线、面相结合的城市绿化体系，彰显“绿荫”特色。要把“山水”作为城市的眼睛，利用依山、森林密集的自然优势，依山建城，引水造景，彰显“山水”特色，大力做活山水文章。
（四）坚持成片开发推动整体建设。要按照“统一规划、成片开发、分步建设”的原则，以优化城市布局为着力点，实行整体成片开发和梯度开发，扩大城镇容量，提高经济集合度和积聚效应，使光明新城成为推动农村城镇化的增长点，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载体；坚持“合理布局、因地制宜、配套建设”的方针，积极稳妥、安全有序地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四、以市场体系建设为载体，统筹城乡发展
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聚集，而是企业、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城镇聚集。产业发展水平决定生产要素聚集程度，决定城镇人口规模。没有产业的城镇是一个空壳，不会有持续发展的能力。城镇化也并不等同于城市建设，关键要发展产业，形成产业支撑，以产业推动城镇化进程。兴文在推进光明新城建设中，通过市场体系建设，加快产业集聚，统筹城乡发展。一是加强统一安置。安排拆迁安置农民集中居住，并在集中安置点建设市场。同时对被拆迁农户进行门市安置，确保了其后续生活来源。二是合理规划市场。根据新城空间布局，重点培育建设建材、煤炭、汽摩配、农资、物流、家居等专业市场，提高城市资源的使用效率。三是发展现代化产业。不仅提升餐饮、住宿和批零商业等传统服务业，更进一步加快发展交通、通讯、科技、文化、金融、保险和旅游等现代服务业，通过繁荣城镇，达到辐射农村、活跃农村、带动农村的目的，使城乡居民同享现代文明成果，推动城乡共同发展。
五、以创新体制为动力，构筑城镇化的发展平台
进一步破除制约城镇化发展的规章制度，构筑加快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平台，完善城镇发展政策。一是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完善城镇管理办法，推行户口登记管理一体化，保证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经商人员与当地城镇居民在就业、教育、卫生、社保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从政策上支持和鼓励“农转非”，促进城乡人口有序流动，加速农村人口城镇化。二是完善就业和创业培训机制。整合各类培训资源，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等，健全其他劳务培训和劳务输出网络，引导城乡富余人员有序输出，鼓励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推动“回乡创业工程”加快发展，进一步拓宽城镇就业空间。三是完善小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建立适应小城镇发展要求的住房、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险等制度，发展公益事业，健全小城镇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等功能，解除进镇人员的后顾之忧，增强小城镇的凝聚力。四是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促进农村土地的有序流转，在逐步缩小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总规模的同时，适度扩大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调整城镇内用地结构，增加居住、道路、绿化和公用设施用地。五是健全土地市场机制，提高土地使用权出让中招标和拍卖的比例，完善城镇基准地价评估和定期发布制度,引导城镇建设利用非耕地资源和挖掘现有用地潜力。逐步完善土地租、税、费，以及土地置换、农村宅基地管理、乡镇企业用地、集体土地流转管理和开发区用地管理等方面的政策。
六、以加强管理为保障，打造文明城市
新型城镇化进程 篇6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增收；农民
一、新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增收的特点
在新疆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新疆农民的收入也在逐年增长。在其增长过程中，表现出以下特点：
1.城镇化过程中新疆农民收入普遍增加，增长缓慢
新疆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近10年来持续增长。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245元，2013年达到7296元，累计增加5051元。在城镇化推进的近十年来，新疆农村居民收入保持不断增长，但速度缓慢。十年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才增长了2.4倍，这与我们城镇化的发展速度相比是明显落后的。
2.城镇化带来的农民收入增长滞后于新疆经济增长
城镇化对农民的收入增长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需要较长的时间。新疆农民收入的增速缓慢正好印证了这一规律。将农牧民收入的增速与同期GDP的增速进行横向比较，不难发现，新疆GDP 增长率快于新疆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2005—2013 年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平均年增长 14.05%。同期新疆GDP年增长率为16.12%，后者比前者高出2.07个百分点。
3.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新疆农民收入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差异
新型城镇化推进以来，新疆各地区农民的人均纯收入都在持续不断的增长。但新疆农民的收入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差异，并有不断拉大的趋势。以2013年为例，农民人均纯收入收入最高的地区为昌吉州13014元，人均纯收入最低的地区为克州3857元，两地区相差9157元，昌吉州的农民收入为克州农民收入的3.4倍，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且南疆农民收入总体低于北疆农民收入水平，排在全疆农民收入水平最后三位的恰恰是南疆不发达的三地州喀什、和田、克州。这种差距正好反映出一方面新疆城镇化是建立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新疆新型城镇化的区域差异导致了区域间农民收入差异。
4.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新疆农民收入构成逐渐变化，但传统农业生产仍是主要经济来源
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是中国农业人口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受雇佣所得。家庭经营收入主要是指农牧民直接从事第一、二、三产业生产经营所得，其中最主要的即农产品买卖收入。财产性收入是农牧民家庭的动产和不动产为农牧民所带来的租金、利息、增值收益等。转移性收入指国家、社会等对农牧民的各种无偿的价值单方转移。近十年间，新疆农牧民的收入结构在发生缓慢的变化。
新疆农民收入结构呈现一定程度的变化：2005-2013 年，新疆农牧民收入主要还是来源于家庭经营性收入，但它在农牧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却在持续下降：2005年占92.36%，2010年降为88.51%，2012年下降到83.9%，2013年占81.87%；工资性收入所占总收入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2005年占比4.2%，2010年占比6.3%，2012年占比7.4%，2013 年工资性收入所占总收入的比重达到 8.8%。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比例波动幅度不大。家庭经营收入近十年比重都保持在70%以上，说明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仍然是新疆农牧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其绝对数虽然不断增长，但在农民总收入中占比不断下降，反映出这种依赖传统农业收入的状态正在缓慢发生变化。其余收入占比虽少，但持续增长。这也反映出在城镇化推进中，农村劳动力正在缓慢转移，政府各项惠农政策效果正逐渐显现，农民收入在逐渐增加。
从家庭经营性收入构成的变化来看，自2000年—2013年，新疆农民第一产业收入占人均总收入的比重比较大，第一产业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第一产业的平均增长率为14.37%，而第二、第三产业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76.68%和20.08%，都远远高于第一产业。
可以看出，在新疆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农业作为农民收入的基础地位没有改变，但其产业化水平正在逐渐提高，传统农业正在向二、三产业融合，农民未来的收入增长潜力巨大。
二、新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增收制约因素分析
1.一般制约因素
（1）时滞因素
任何措施的实施到其收到效果都会有时间差，即时滞。从现有的城镇化研究来看，普遍的一个现象是：城镇化建设对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效果。这可能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城镇化内涵之一是农业产业化及第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的过程，只有真正实现了产业的升级转化才能真正实现农民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而产业的升级转化需要数年甚至更久的时间。二是城镇化是一个素质相对较低的农牧业人口向高素质非农人口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耗时较长，农牧民需要花费较长时间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学习必要的生产技能，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得到充分发挥，而这恰恰与城镇化建设周期高度耦合。
（2）成本因素
相较于城镇化带给农民的收入增加，同时带给农民的城镇化成本也较高，这使得农民在增收的同时，各项有形开支和无形成本也上升，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开支和成本包括：（1）生活成本。与在农村生活相比较，转移到城市居住农民要支付更高的生活成本。其一是各类生活资料价格更高，如食品、服装等；其二新增各项必需的城市生活服务开支，如交通费用等，更有数额不少的医疗费用、子女教育费用等。（2）就业成本。农民转移到城镇就业，在技能和人际关系都缺乏的情况下，不得不通过中介机构介绍谋得工作，其所支付的佣金也成为收入的抵减项。（3）隐性成本。农民在城市中的特殊身份使得他们无法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服务，同时由于缺乏组织保障和得力的法律救济，他们要承担比城市居民高得多的风险成本。这些无法准确捕捉计量的损失构成农民城镇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成本，制约着其实际收入的提高。
（3）素质因素
在城镇化过程中，农牧民向城镇人口转化也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表现出按照个体素质差异分批次转移的特征，笔者也将其称之为优序转移，即素质较高的农牧民先转移，素质相对较低的农牧民较晚转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或掌握了一定技术的农民，与城市有一定契合度，也较容易为城镇化所接纳，因而较快的成为城镇人口。农牧民本身受自然经济制约整体素质不高，其中相对较高素质部分人口的流出，会对农牧业地区整体人口素质产生巨大的影响，导致农牧区剩余下来的人口整体素质水平更低，发展更为局限，从而会更加制约剩余农牧民收入的增加。同时由于先转移入城的农牧民在进入城镇生活工作时会将他们在农村积累的各类财富和先富的带动效应一并转移，这就进一步弱化了今后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加剧了剩余农牧民增收的困难。
2.特殊制约因素
（1）自然因素
新疆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制约新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成为影响新疆农牧民收入随城镇化推进增长的一个特殊制约因素。一方面新疆生态环境先天脆弱。新疆地处亚欧板块内陆，远离海洋，常年缺水少雨，气候干旱，荒漠面积超过一半，发展农业的基础条件本身非常有限且薄弱；另一方面新疆生态环境后天遭破坏较严重，致使很多农牧民赖以生存的耕地和草场失去使用价值，削弱了新疆农牧业发展的基础，影响了新疆农业总产出的数量和质量。加之新疆历年来大风、霜冻降温、雨雪、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发，而农牧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低，基础设施条件落后，自然灾害对农牧民的影响直接又深刻，使得农牧民增收困难，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瓶颈因素。
这是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无法人为改变的制约因素，是阻碍农民增收的不可抗力，是新疆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增收的独特约束。
（2）人文因素
农牧民素质是决定新疆农牧业人口市民化转移的核心因素。新疆域内农牧区范围大，并且多为贫困落后地区，贫困人口多，受教育程度低、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是客观实际。这成为新疆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制约农民增收的另一个特殊因素。它不仅使得农民参与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困难，同时也形成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困难。
新疆农村人口的特点决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困难，择业范围狭窄。以南疆为例。南疆四地州劳动力共计287.57万人，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157.66万人。具体来看，和田59.26万、喀什71.51万、阿克苏17.02万、克州9.87万，剩余劳动力占南疆劳动力总额的54.82%。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因素就是新疆农民文化受教育程度不高，素质普遍偏低，对新鲜事物接受较慢，对城市劳动力需求缺乏必要的了解，同时缺乏适应城镇劳动力需求的基本技能，这必将导致城镇化过程中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结构性失衡，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镇就业选择单一，收入增长缓慢。
（3）科技因素
科学技术是推进农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衡量地区农牧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因而其转化应用也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农牧民的收入增加。但这一重要的推动力量在发挥促进新疆农牧民增收作用方面表现不足。与内地等省区相比，新疆科技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农业产品科技含量低，科技成果转化量少、科技在农牧业中应用效率不高，农业科研单位与市场、企业对接不畅通，缺乏适应新疆农业发展要求和符合新疆实际情况的农业科技转化机制。同时新疆农村教育落后，缺乏既会总结新疆农业生产特点和规律又具备一定的农业科技知识的现代农民，这就使得科技推广应用和转化的难度更大。因而，新疆在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地位，构建与新疆新型城镇化相适应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在科学技术带动下，大力发展绿色农业、有机农业，让科技真正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好帮手。
（4）体制因素
制约新疆农民增收的体制性因素主要是指新疆的农业产业基础相对薄弱，成为影响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增收的掣肘。新疆农业产业起步晚，发展速度缓慢，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发展不平衡。
从农业产业化的主体来看，新疆农业企业不能充分发挥带动作用。一方面农牧业企业在全疆各地区的分布非常不均衡；另一方面在全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农产品加工企业比重不足40%。并且从规模上来看，大、中型企业很少，大部分是小型企业，且大多数是只进行初级加工、粗加工的企业，发展精细加工、深加工的企业凤毛麟角。
从农牧业产业化的水平来看，新疆农牧业并未形成真正的产业，多以农牧业初级产品、粗加工产品为主，产品科技含量低，产品缺乏竞争力，难以推动新疆农业产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同时，新疆农牧民组织化程度低，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也是新疆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的集中表现。
参考文献：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新疆统计年鉴2015》[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
[2]李子联，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增收：一个制度分析的视角[J].经济评论，2014（5）.
新型城镇化进程 篇7
1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金融困境
1.1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农村金融困境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对带动城乡经济发展、拉动内需、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村金融体系与城镇化的融资需求不匹配现象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农村金融供需不平衡。在我国,农村金融存在的普遍现象是金融机构数量少、种类单一,金融资源严重不足。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大部分人的消费理念也随之转变,对金融产品以及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但是,当前的农村金融业务的现状无法满足广大民众的金融需求,导致了金融资源与金融服务的供需出现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
第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出现了金融机构逐渐从农村撤并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满足不了农村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财政资金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是有限的,大部分建设资金还需要金融机构的投入和支持,但是,金融机构找不到合适的方式支持农村金融发展,从而导致了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
第三,农村金融机构职能缺失。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金融机构日趋多元化,金融产品日益多样化,金融资源全面覆盖了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金融机构的服务定位不准确,基本职能发挥不当,资金调配功能薄弱,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各个金融机构之间的错位竞争更加激烈,从而降低了整个金融机构的服务效率,不利于农村地区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第四,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恶化。农业作为我国的第一产业,其基础性地位不容忽视。农村经济的封闭性使广大农民对金融服务知之甚少,对其需求有限,导致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存在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农村地区诚信意识不高。农村地区的企业和个人的征信系统不完善,不确定的风险环境导致农村金融资产不良率居高不下; 其次, 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缺乏公信力。金融机构的盈利性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非盈利性相矛盾,导致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不完整或者信息披露不及时,部分金融机构的自律机制和服务意识还有待提高; 最后,农村金融机构法律保障不健全,导致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维护自身权益无法可依,加剧了农村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1.2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面临金融发展一体化困境
新型城镇化在金融发展一体化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政策资源城乡配置不公现象严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中,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长时间的城市政策倾向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现象严重。首先,农村地区受政府管制较为严格,加之农村金融环境复杂,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得不到贯彻落实,相关城镇化建设项目的资金短缺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其次,作为服务 “三农”发展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其职能发挥不到位, 在吸引资金、配置资金等方面不能满足城乡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深化,资金缺口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第二,金融商品资源城乡配置不公。在信贷管理体制不健全的前提下,金融机构的产品开发能力、市场甄别能力、 风险控制能力等方面发展水平较低。对于大城市来说,其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设施种类繁多,而且建设齐全,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而农村地区则恰恰相反,金融机构的服务手段以传统业务为主,对于农民的贷款方式主要以小额贷款为主,无法满足城镇化发展的需要。由此导致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中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新型城镇化的进程。
第三,金融制度资源城乡分配不公。我国城乡金融制度的差异导致了农村地区享受的金融资源与城市地区享受的金融资源存在较大差异。一方面,我国的金融体系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模式,变相的加重了农村金融歧视,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农村金融创新严重滞后于城市; 另一方面,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产品种类比较单一,金融工具的使用也相对比较简单,这些都导致了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不利于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2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金融抑制的表现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希望推动经济快速稳定增长,但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是经济发展水平低、政府财力有限。为了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政府必须对利率、金融机构的准入、信贷规模和投向等方面进行干预。
2.1实行利率管制
利率体制分为利率管制和利率市场化,我国实行的利率体制是利率管制,即所有的存贷款利率严格按照国家颁布的利率水平和有限的浮动权限操作,金融机构不可以擅自超越权限变动利率水平。在利率管制体制下,一方面,利率水平常常被人为地压低,从而不能如实地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状况,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造成资源浪费; 另一方面, 对于企业来说,低利率意味着贷款成本相对较低,因此会产生对贷款的超额需求,最终容易导致信用膨胀,引发经济动荡。
2.2金融机构结构不完善
金融机构结构的不完善和银行业的垄断经营,一方面, 降低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一旦金融风险暴露出来,对整个经济体系将会产生强烈的冲击作用,因此不利于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结构中国有银行的垄断经营对城镇辐射作用较弱,五大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在大中小城市随处可见,但在乡镇地区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数量少、种类少,这样的分配格局不利于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2.3金融市场结构效率低
金融结构的优化主要依靠金融市场结构效率的提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对市场准入和市场行为的行政性干预必将导致市场价格扭曲,同时也会导致上市公司股权缺乏约束机制,降低金融市场结构效率。
2.4金融政策资源城乡配置不均衡
由于相当长时间内城市的发展和规划一直占据我国战略布局的主导地位,农村地区的发展政策得不到很好的落实。 农村金融环境的复杂性和政府对农村金融体系的管制,使得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很难推行,城镇化进程中进行公共服务建设所需资金得不到满足,导致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不公状况日益突出。
3金融抑制对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影响
3.1降低了资本市场的效率,经济增长达不到最佳水平
任何加剧 “金融抑制”的措施,都会降低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影响资本市场的正常发展。由于政府对利率实行限制,使储蓄资源的运用无法正常显示市场的回报和风险,从而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效率。由于金融抑制的存在,使金融动员起来的储蓄很难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导致投资与储蓄不相等的结局,最后经济也达不到应该到达的增长水平,金融抑制影响了经济增长。
3.2限制了金融业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
金融抑制现象的存在抑制了金融市场的融资功能,限制了银行体系的扩展,使得货币的实际收益与服务的边际成本往往大于新投资的边际收益,银行业自身出现了不足,更无法引导私人储蓄向高收益的领域进行投资,从而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具有不利影响。
3.3减缓了新型城镇化的进程
由于金融机构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所以很难发挥乡镇金融杠杆的作用,导致城市集聚效应减弱。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政府财力薄弱,为了集聚资金实现发展目标,政府不得不利率、金融机构准入、信贷的规模和投向等方面进行限制和干预,使得金融抑制问题更加突出,进而减缓了新型城镇化的进程。
4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金融抑制问题的对策建议
4.1金融机构方面
第一,政策性银行发挥好政策导向功能。政策性银行应该发挥国家政策性金融的导向功能,推动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在城镇化建设中,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非盈利性项目的建设资金短缺,扣除财政拨款外,应该更多地让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融资,解决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镇绿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资金短缺的情况。同时,政策性银行在支持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过程当中,应该根据不同城镇的特点,给予不同的金融支持,增加绿色信贷的比例,支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第二,商业性银行加大对城镇化建设的金融支持。商业银行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除了追求自身利益的增加外,也应该加强对农民市民化的金融支持。一是要加强金融服务功能。增加城镇尤其是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以及自助存取款设备的数量和种类,积极探索银行卡更多的便捷支付功能,满足不同年龄层次的消费群体对金融业自助服务设备的需求; 二是加强居民住房方面的金融支持。商业银行在对城镇保障住房建设信贷投入的审批程序上应尽量做到简化,在贷款额度和贷款利率上要给予适当的优惠,转变居民的借贷方式, 提高居民科学理财的观念和意识,为城乡居民生活和住宿提供便利; 三是对城镇新增人口的就业和再就业给予金融支持。利用政策优惠鼓励城乡居民自主创业,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对于自主创业过程中的资金需求给予支持和优惠,进一步解决和落实好城乡居民的生活及就业问题。
4.2政府方面
第一,优化政府服务职能,完善外部投资环境。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应该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保障金融支持的顺利进行。一是合理分配财政补贴资金,加大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非盈利性项目的投资比例,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加快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设施建设,从养老问题上缩小城乡差距; 二是增加对朝阳产业和绿色产业的财税支持,发挥政府资金的导向作用,利用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引导广大城乡居民向高附加值、高产值、绿色环保的产业发展,做到经济进步与环境保护并行不悖。
第二,根据各地特色,合理制定产业发展目标。在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建设当中,政府应该根据各地特色,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目标,增加第三产业发展的比重,走环保节约的发展道路,导引金融资金流向低能耗、无污染、高产值的行业和领域,让金融资源更好地为新型城镇化服务。俗话说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民族的地方特色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宏伟蓝图,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各地政府应该充分发挥本地区的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情,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注入新的时代活力和地域特色。
第三,制定相应惠农政策和措施。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财税激励政策,积极采用税收减免、信贷贴息等信贷优惠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对城乡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社会金融资源为新型城镇化服务。党的 “十八大” 工作会议中仍然聚焦 “三农” 问题,深水区的农村改革,更需要路径可控、风险可控。农村的安定是整个社会安定的基础,因此,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落实惠农政策的实施对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和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提高政府部门对金融支持相关项目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一是简化政府部门对金融支持有关项目行政许可方面的手续,减少手续费用,减轻金融支持的负担,为金融支撑城乡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二是加强政府职能部门培训,提高政府职能部门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对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和实施细则必须做到熟记于心,微笑服务,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政府咨询平台,提升政府的服务职能和服务水平。
4.3处理好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关系
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必须对金融市场进行管制,使其规范化发展,但是,如果政府对经济的运行进行过度干预则会导致金融抑制,影响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因此,正确认识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关系,明确各自的职责,对推进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金融机构应该发挥其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支持作用,积极服务城乡经济发展。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下,各金融机构应该正视自己的服务职能,处理好自身盈利性与惠农建设中非盈利性项目建设资金之间的供需关系, 积极响应国家惠农政策,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 另一方面, 政府部门应该不断提高自身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建立健全长效的监督检查机制,加强监督管理,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做好服务城乡的工作,拒绝越位、缺位和空位,做到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共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4.4城乡自身方面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城乡居民应该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自觉提高自身综合素质,适应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需求。
第一,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自觉做到遵纪守法,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增强基层干部运用法制思维和法制方式的工作能力,引导农民增强尊法守法用法的意识,通过村民议事会、监事会完善乡村治理,补上法制建设的短板,让法制的力量庇护更多的人群。
第二,在金融机构优惠政策的帮助下进行自主创业。有国家政策的引导和金融机构的资金帮助,广大有志向的建设者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发挥聪明才智,将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和富强。
第三,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中应该注重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大力开发和使用绿色新能源,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经济的发展首先要保护好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切不可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忽视了发展质量,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追求好中求进。
摘要：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金融抑制问题越来越突出,成为制约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探讨金融抑制问题的形成原因及其对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影响,并进一步从城乡自身、金融机构、政府等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可为加快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建设提供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金融抑制,对策
参考文献
[1]邱俊杰,邱兆祥.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金融困境及其突破[J].理论探索,2013(4):82-86.
[2]王涛.新型城镇化导向下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D].济南:山东财经大学,2014.
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腐败的预防 篇8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预防腐败,意义,对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让人民监督权力,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 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内需和发展潜力所在, 是中国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实现持续平稳发展的最大动力, 同时也是我国几亿农民的迫切要求, 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还远远落后, 也制约着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 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 预防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腐败, 降低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成本, 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预防腐败的重要意义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预防腐败, 即预防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法定机构、人民团体、国有企业、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便利或影响, 侵犯职务廉洁性、不可收买性, 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以及相关利益, 包括贪污、职务侵占、贿赂、商业贿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私分国有资产等行为①, 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群关系, 降低城镇化建设成本, 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预防腐败, 有利于规范农村干部民主决策机制、科学设置基层权力运行体制、加强和改善党群关系
随着中央新型城镇化部署的推进, 必然会产生新一轮利益博弈, 广大农村直接支配的资源将大幅增加, 在征地拆迁、宅基地安排、幸福村居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过程中将滋生贪腐的土壤, 农村基层干部也将成为城镇化建设中腐败的高发群体。他们利用职务之便, 有时各自为阵, 中饱私囊;有时相互勾结, 共同作案;有时拉拢县、乡镇干部共同腐败, 上瞒下骗。特别是随着未来新型城镇化建设速度加快, 农村基层干部掌管、经手的各种资源、资金量也随之增加, 各种腐败的机率也随之变大。
农村基层干部的腐败直接侵犯了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极易引发农村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 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极大地影响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 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因此, 创新农村干部选人用人机制, 科学设置基层权力运行体制, 预防农村基层干部在城镇化中的腐败行为, 加强和改善党群关系,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预防腐败, 有利于降低建设成本,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产品, 为人民生活质量提升创造条件
新型城镇化建设涉及面广、审批环节多、专业分工细, 往往要涉及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勘察、设计、招投标、施工、竣工验收、结算审计、款项拨付等多个环节, 涉及到发改、国土、规划、建设、环保、人防、消防、劳动、安全等多个职能部门, 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出现腐败现象, 浪费建设资金, 增加城镇化的建设成本:在招投标方面, 私下泄漏标的额;搞围标、串标, 明标暗定;将工程项目化整为零, 规避公开招标, 或变公开招标为邀请招标等等。在物资采购方面, 滥用职权, 搞暗箱操作。在项目管理方面, 明签合同, 私定协议;随意进行工程变更, 增加工程款、延长工期、降低质量标准;监理、检测单位与施工单位相互串通等等。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 通过出台和修改法律, 完善制度, 堵塞漏洞, 可以有效地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 降低城镇化建设成本,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产品, 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三)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预防腐败, 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为多数人提供了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 为个人梦及中国梦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新型城镇化为多数人提供了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农村以农业为主, 个人发展机会有限。而城镇是工业化、信息化及服务业等众多行业发展的载体, 同时也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发展的中心, 它为人们提供了更多发展的机会, 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阶梯。农村人口不断流向城镇, 实质是从发展机会较少的地方涌向发展机会较多的地区。数亿农民, 在各类大小城镇的平台上努力寻求大大小小的机会, 实现自己, 发展自己, 进而促进城镇的繁荣, 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为整个国家的繁荣强大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预防腐败的对策
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 建立预防腐败新机制, 推进反腐倡廉实现由侧重遏制向惩防并举、重在建设转变, 由侧重事后惩处向事前预警防控转变, 促进预防腐败的规范化和法治化;科学设置基层权力运行机制, 创新农村干部选人用人体制;重点在城镇化建设工程领域开展预防腐败工作。
(一) 建立党委统一领导, 预防腐败机关统一协调, 审判、检察、公安、监察、审计各司其职的预防腐败新机制
预防腐败机关负责城镇化进程中预防腐败的组织协调、综合规划、政策制定和检查指导;组织开展廉情评估和制度廉洁性评估;组织协调治理商业贿赂工作;依法查处腐败行为等工作;依法查处职务犯罪行为。检察机关负责收集、分析职务犯罪信息, 针对农村干部职务犯罪及城镇化工程建设领域, 与有关单位共同建立预防腐败工作机制;管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 受理社会查询。公安机关应当依法查处职务侵占、商业贿赂等犯罪行为, 并结合查处情况提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建立预防腐败工作机制的建议。审判机关应当依法审判腐败犯罪行为, 发挥审判活动的社会引导、教育功能。审计机关依法开展审计监督, 监督和指导县、乡 (镇) 、村开展内部审计工作, 依法公开审计信息和审计结果, 及时移送腐败案件线索②。
(二) 科学设置基层权力运行机制, 创新农村干部选人用人体制
加强领导, 高度重视农村基层干部腐败的预防。要把预防农村干部腐败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思想上要高度重视, 加强领导、提前预防;专门成立新型城镇化建设廉政领导小组, 确定专职人员, 专门开展城镇化建设的农村基层干部腐败预防制度和机制建设, 强化督查巡视等各项工作;结合当前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 组织农村干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定期或不定期开展预防腐败宣讲和法制教育, 通过法律知识学习和警示教育, 典型教育活动, 提升农村干部素质, 增强法律意识, 筑起预防腐败的思想防线。
科学设置基层权力运行机制, 创新农村干部选人用人体制。要完善村“两委”及乡 (镇) 干部的选拔任用机制, 严把选举关, 严格遵守“两推一选”等制度, 将素质高、作风实的人员选进干部队伍。与此同时, 培养选拔一批优秀大学毕业生充实农村干部队伍, 以提升农村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健全制度, 规范管理, 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 通过制度设计, 完善村“两委”及乡 (镇) 内部的决策机制和上级的监管机制, 建立健全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运行模式。大力推行村“四议两公开”议事制度, 即“村党组织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决议, 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的制度;实现重大事项决策制度化、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畅通民意渠道, 完善决策运行机制, 坚持确定议题、会前充分准备、会上民主讨论、研究形成决议、执行分工落实的程序, 对重大问题、重点基建项目和重大经费开支使用, 严格实行集体决策制;通过制定《干部廉洁履职行为规范》等, 配好配强村镇监督委员会成员, 加大对农村干部在重大建设项目、人事安排、工程发包、拆迁安置等重大问题上的事前、事中监督力度。
强化外部监督, 大力推行农村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 高度重视审计结果在农村干部评优、提拔任用中的运用。强化政策宣传, 扩大人民群众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对重点领域、民生领域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使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重大决策、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都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要快速推进党务、政 (村) 务和财务等“三务”公开平台建设, 充分公开决策信息、出让信息、竞价信息, 促使农村各项活动公开透明, 最大限度地预防腐败。
(三) 创新思路, 健全法规, 完善制度, 拓宽城镇化工程建设领域预防腐败工作渠道
城镇化进程中预防腐败工作, 重点在工程建设领域。随着农村基础设施及幸福村居的建设, 学校、医院、图书文化等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 需要创新工作思路, 健全招投标法律法规, 完善建设工程考评机制, 构建建设领域社会信用体系。
改革教育形式, 丰富工程建设领域廉政教育活动的内容。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 组织工程建设领域相关人员, 积极开展腐败案件警示教育活动, 开展廉政文化进工地、进现场活动。重点加强设计、监理、质量监督、建筑、造价等部门单位从业人员的廉洁自律教育, 加强领导干部亲属及身边人员、关键岗位的主办人员的教育, 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氛围。
健全法规制度, 堵塞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漏洞。工程建设领域的问题集中在招投标环节, 建议立法部门及时修订和完善现有招投标和评标专家管理等法律、制度中的漏洞和不合时宜条款, 增加对工程建设项目中发生商业贿赂等不法行为的处理条款。建立联合监督机制, 对重点部门现有制度进行检查, 督促相关部门建章立制, 堵塞漏洞。改革管理体制, 对地方政府投资或国有资金为主的涉及学校、医院、文化等公共服务产品以及基础设施的工程项目, 实行“投资、建设、管理、使用”四分离, 并全面开放建设市场, 打破市场垄断、行政壁垒和地区封锁, 营造建筑市场公开、平等竞争的氛围。
强化审计监督, 完善建设工程考评机制。加强审计监察, 实行审计提前介入。建设单位编制的项目概算一律要先经过外部审计的鉴证认可, 以从源头上把住资金规模, 概算额度一经批准, 无正当理由不得变更;对于资金规模较大、建设工期较长的建设项目, 必须进行期中审计。加强内部审计监督, 对项目建设的可行性研究、项目投资的估算、资金的筹措方式、工程招投标中预算控制价及招标文件、工程合同、施工监理单位进行全程审查和监督。对于涉及金额较大、专业性较强、不确定事项较多的招投标合同及其相应的补充协议等, 要聘请法律专家以进行全方位的法律监督。强化考核评议, 对重点工程分阶段或工程验收合格之后, 对工程项目负责人以及受政府机关委派参与工程建设的有关人员针对工程进展、履行廉政承诺、遵守廉洁自律规定等情况进行述廉。加大违纪案件查处力度, 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受贿索贿、营私舞弊等行为, 要严肃查处, 对典型案件进行曝光, 以起到警示和震慑作用。
构建社会信用体系, 完善工程建设领域奖惩机制。在健全城镇化建设项目并联审批及投资代办制度的基础上, 全面推进行政审批流程管理和网上远程审批, 加快构建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行政审批服务及电子监察网络。对只审批不监督或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 甚至以审批而谋私的, 要依照领导干部问责有关规定, 严肃追究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对存在工程质量或造成一定后果的, 要严格追究设计、施工、监理等相关人员的责任, 使其在工程建设领域难有立足之地。设立工程建设领域项目信息和信用信息公开共享专栏, 重点发布以政府投资和使用国有资金的涉及公共服务产品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城乡建设和管理重大事项以及信用信息等, 以及不良行为信息的披露, 发布工程建设信息, 公开工程进度, 实现全国范围内工程建设项目信息和信用信息互联互通和互认共享。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 将一个地区内从事工程建设活动的企业和执业人员的资质、业绩、安全生产、违法违规等有关情况记入《企业信用手册》进行网上公示, 使企业信用与参与招投标、资质升级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以对遵纪守法的优秀企业优先过关, 对有违纪行为的加强监管, 而有严重违纪行为的禁止参与招投标, 切实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注释
新型城镇化进程 篇9
目前, 湖南已进入城镇化推进的关键时期, 湖南的城镇化应强调以人为本, 质量优先, 走城乡一体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全面推动湖南“四化两型”建设、实现“两个率先”、“两个加快”,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一、湖南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基本思路
1.构建多元化的城镇体系
国内外城镇发展的经验表明, 大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都面临大城市病, 要破除这种两难局面, 必须构建多元化的城镇体系。从湖南来看, 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 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交通状况、环境容量等, 合理构建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以城镇群为主体形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具有湖南特色的多元发展格局。首先, 要积极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群。环洞庭湖城镇群特别是岳阳要突出在对接长江开放经济带中的战略地位, 积极对接长株潭、武汉等大城市群, 成为湖南融入长江经济带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桥头堡, 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长株潭城市群要更好地发挥长株潭的核心增长极作用, 切实增强环长株潭城市群的集聚辐射功能, 特别长沙要加强与岳阳的联动, 纵深推进长株潭及岳阳、娄底、益阳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其次, 要推进湖南不同城镇群协调发展。大湘南要以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为抓手, 大力推进产城融合, 着力打造衡阳西南云大城镇群, 郴州大十字城镇群, 永州祁阳、零陵、冷水滩城镇群。大湘西要以参与西部大开发和武陵山连片地区扶贫开发为契机, 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 将区域中心城市怀化、邵阳、吉首和张家界打造成为西部重要交通枢纽、边区贸易中心和生态文化旅游城市, 同时, 要加快建设邵阳东部四县城镇群、怀化鹤城中方芷江洪江城镇群和湘西吉首凤凰花垣城镇群等。第三, 对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 要抢抓机遇, 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 做大做强县城, 建设一批富有特色、人居环境适宜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2.促进转移人口市民化
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以人为核心, 加大力度解决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首先, 必须提高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聚集功能和服务能力, 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均衡分布、合理流动, 实现就地城镇化。其次, 要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一直以来, 湖南伪城镇化问题突出, 湖南有约1000万进城农民工还没有真正融入城镇生活。因此, 必须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社会福利, 推广以固定住房为落户标准的户籍迁移办法, 鼓励有稳定创业就业机会、固定居所的农民或外来农民工进城, 着力解决进城落户农民在户籍登记、就业劳保、子女上学、医保社保、保障性住房和其他公共服务等方面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逐步建立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 以居住地来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 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 使城乡公民在户籍上完全平等, 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
3.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湖南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通过城乡资源共享、产业互补、市场互动、人力互助, 通过城镇带动农村、工业带动农业, 建立城乡互动、良性循环、共同发展的一体化体制。城镇基础设施要向农村延伸, 农村工业要向城镇工业园区集中, 城镇社会服务事业向农村覆盖。要加强现代农业基础支撑, 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建立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土地征用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 给农村居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完整的财产权利和自由的发展空间, 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 实现城乡共同繁荣。
4.实现产城融合互动发展
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首先, 要优化城镇产业布局。要充分考虑城镇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交通区位、地理环境和文化底蕴, 结合城镇在区域城镇产业体系中的地位和分工合作关系, 优化城镇产业布局,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大力培育具有特色和比较优势的产业, 加快完善产业配套和延伸产业链条, 形成支撑城镇化加快发展、布局合理、各具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其次, 要抓住当前全球产业加速转移升级及结构调整的契机, 推进湖南钢铁、有色金属、石化等传统优势产业调整升级, 大力发展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和文化创意等战略型新兴产业, 加大对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支持力度, 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 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产城互动。再次, 要进一步完善城镇功能, 提升城镇对产业发展的综合承载能力, 形成城镇发展与产业布局良性互动, 提升产业集聚集约化发展水平。
5.推进城镇两型化建设
新型城镇化建设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 始终把集约、智能、低碳、绿色的理念植入城镇开发的各个环节。必须加强城镇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尽量做到“不挖山、不填水、不砍树”“不破坏山水风貌”, 对每一片水面、每一座山体进行严格控规, 依山傍势, 因地制宜地规划建设, 要创造优美人居环境, 建设宜居城镇, 提升城镇的生态品质和环境承载能力, 同时, 要注重保护地域信息、时代特征和民族风情综合形成的城镇特色, 让城镇居民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二、加快推进湖南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对策建议
1.破解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难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 建设服务型政府, 全面提升行政效率, 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组织保障。一要构建有限责任政府, 提升城镇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社会服务体系,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取消和调整部分行政审批项目, 全面清理不合理行政事业性收费, 强化政府公共管理能力、政府改革政策执行能力, 提高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政府行政服务的水平和效率。二要改革地方行政区划体制, 逐步减少管理层次。要以城镇群为基础, 结合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因素, 对湖南的人口大县和经济强县率先实行省直管县 (市) 体制改革, 实行扁平化管理。三要进一步精简政府机构设置, 重构政府行政机构框架。为了避免职能交叉, 防止政出多门, 对于相近的管理部门要进行合并, 最大限度地提升城镇政府行政管理效能。
2.高度重视规划的引领作用
一是城镇规划要有科学性。要高起点, 尽可能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和设计单位, 高标准、高质量编制城镇发展规划;要坚持以人为本, 明确功能定位, 处理好生产、生活、休闲、交通四大要素之间的关系, 根据更适合人的生产和生活的要求, 科学地设置工业区、商贸区、生活区、教育文化区, 实现功能配套互补;同时, 规划的制定要注重保护和继承文化遗产, 注重对重点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籍、古建筑等有效保护、统筹规划和合理开发, 把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结合起来, 我们湖南的城镇建设应注重体现湖湘文化风格。二是城镇规划要有足够的弹性。眼光要放长远, 把握新型城镇化发展大趋势, 坚持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从容建设, 决不能急于求成, 留下遗憾, 要为未来充分留足发展空间。三是规划实施要有刚性。规划制定好以后, 其中原则性的、根本性的、基础性的东西, 坚决不能动, 必须严格执行。
3.提高城镇建设要素利用水平
第一, 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 破解城镇建设资金难题。城镇融资须坚持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 广开门路, 用活政策, 依靠民力, 借助外力的原则, 在持续加大政府投入的基础上, 不断强化金融机构中长期信贷资金对城镇化建设的支持, 构建市场运作为主, 国家、地方、集体、个人、企业共同投资建城、兴城的多元投资体系。对于经营性城建项目, 应采取特许经营形式, 全面实行民间资本投资经营;对于准公共性的城镇基础设施项目, 须拓宽融资渠道, 通过项目融资、特许经营、股权融资等方式, 鼓励和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城镇建设;对于纯公益性非经营性城建项目, 实行负债经营、政府兜底、建立基金、分期偿还的建设办法。要丰富直接融资手段, 采取注入资本金和优质资产等方式, 做大做实各级城镇建设投融资主体平台。
第二,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提升城镇土地利用率。要编制科学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建设规划和农村土地保护规划。要开展城镇用地整治, 通过土地置换和企业改制等方式全面清理处置闲置土地, 对城镇的存量土地进行调整和改造, 提升城镇土地利用率。要加强耕地利用状况动态监测, 严格控制农地转为城镇建设用地的数量。要建立城乡一体的土地制度, 激活农民的土地资产, 推进土地资产股权化、农民股东化、权益民主化, 着重培育公正、公开、公平的农村土地产权流转市场, 建立严格的土地产权保障制度, 积极促进土地产权流转。
4.构建生态城镇建设促进机制
第一, 加强城镇及周边地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要大力植树造林, 加强森林生态系统建设;积极推进洞庭湖和“四水”流域水土流失和污染治理, 疏浚和美化河流、湖泊、湿地等水体, 整治、美化山林水岸, 沟通、活化和清洁城镇水系, 建设河流风光带;要加强城镇及周边地区绿地资源建设, 提高生态环境自我净化能力。
第二, 严格控制污染排放。一要提高企业环保准入门槛, 加大对污染企业, 以及危险品企业的升级改造、搬迁、关停力度, 鼓励发展节能性环保产业, 支持探索循环经济模式, 降低产业发展对能源、水资源、空气等生态资源的消耗或破坏, 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污染排放。二要加强制度建设, 建立起城镇发展中集约节约使用土地、能源和水资源的新机制。三要配套完善污水管网, 改造提升污水处理工艺, 推进生活垃圾处理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 逐步实现城镇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全覆盖;四要加强节能环保宣传, 倡导绿色消费, 鼓励城镇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节能环保。
第三, 建设生态、宜居城镇。要大力开展绿色公益活动, 培育城镇居民绿色生活理念, 增强人们崇尚自然、保护生态的意识;要充分发挥好湖南依山傍水、临江靠湖、山水在城中、城在山水中的山水优势, 打造独具特色的城镇景观, 建设绿色生态园林城镇;要充分利用山体、道路、功能分隔带, 加强城镇公园绿地、居住绿地、休闲绿地、单位绿地、风景园林等公共绿地建设, 提高城镇绿化水平。
摘要：湖南已进入城镇化推进的关键时期, 湖南推进新型城镇化应按照多元化的城镇体系、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城乡一体化、产城融合和城镇建设两型化等思路进行推进;同时, 还必须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提高城镇建设要素利用水平, 构建生态城镇促进机制和创新城镇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 加快推进湖南新型城镇化进程。
参考文献
[1]仇保兴.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之路[J].中国发展观察, 2011, (2) .
新型城镇化进程 篇10
所谓的城镇化是指随着经济的不断往前发展, 农村的人口不断的向城镇转移, 同时第二和第三产业也向城镇转移, 使得城镇的规模以及数量都增加的一个过程。城镇化的过程反应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水平。
而新型城镇化是党的十八大在90年代到20世纪初城镇化之后的基础上提出的新概念, 是指我们在原有城镇化的基础上, 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依据, 建立一个城乡统筹、产城互动、生态宜居、节约集约和和谐发展, 同时包含大中小城市、新型农村社区和小城镇的城市集群。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放弃以牺牲农业和生态环境为代价, 着眼农村发展, 以此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从而促进经济的进步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城镇化进程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的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我国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主要出现以下的问题:
1. 全国各地在城镇化进程中对历史文化的毁坏特别严重, 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在慢慢消失。
一份来自中国住建部的数据显示, 在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开展的首次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大检查显示, 全国119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 13个名城已无历史文化街区, 18个名城仅剩一个历史文化街区, 一半以上的历史文化街区已经面目全非, 与历史文化街区的标准相差甚远。少量承载着丰富历史信息的古旧建筑, 落寞伫立, 情势堪怜。历史文化承载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对历史文化的毁坏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迫害, 导致中国传统文化正在慢慢缺失。
2. 城市建设中出现的“千城一面”的现象, 导致中国各地的传统文化越来越少。
所谓的“千城一面”只是一个形容城市建设的概念, 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很多的城市照搬发达国家或者是发达省份城市的建筑风格来规划自身城市的建设。在城市建设中通常不结合当地自身的特色, 看见那个城市比较发达, 就按照这个城市来建设。比如很多地方不切合自身实际随意建国际展览中心、经济文化中心等。其主要有两个参照:一个是拿我们的城市跟欧洲的城市相比, 跟美国的城市相比, 没有特色;第二是拿我们的城市跟历史建筑相比, 中国过去的传统建筑越来越少了, 传统文化越来越少了。
三、浙江嘉兴南湖舞龙给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启示
浙江嘉兴南湖区七星镇舞龙, 是当地的一个特色的传统文化活动, 当地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 结合当地实际, 提出了一镇一品的口号, 在发展舞龙特色文化的基础上, 多元化开展各种群众文化活动, 坚持打造“一镇一节”, 从2002年开始, 每年都举办一次大型文体活动——“湘湖文化节”, 活动深受镇、内外群众、游客喜爱, 并因此成了每年全镇广大群众的文化大餐。在此基础上, 七星镇积极引导各村打造“一村一品”。目前, 全镇每个村都有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群众文化项目, 如博山村舞龙、乒乓球, 高丰村舞龙、舞狮、腰鼓、健身操, 东进村健身操, 七星村小品、三句半, 大树村合唱, 张字圩村打莲湘、江南新家园社区舞蹈等。各村 (社区) 也经常性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大大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我们也结合现阶段我国城镇化中遇到的问题, 提出以下几点关于城镇化建设中对传统文化继承的启示:
1. 我们要加强思想意识, 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所谓的传统文化是指大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留下的乡土文化、地域文化和草根文化。而作为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讲是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这些精神文化财富增强了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对中华民族的喜爱, 也是联系每个民族和每个人最原始的纽带。在城镇化的进程中, 我们一旦忽略对文化的继承, 就会出现自己和传统文化或者是地域文化的断裂, 从而导致民族自豪感的缺失。所以, 在新一轮城镇化的进程中, 我们一定把城市建设和城市文化建设结合起来, 从思想上意识到继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不仅可以增强老百姓的业余生活, 也能增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
2.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 我们要为城市文化建设预留更多的空间
浙江嘉兴南湖舞龙传统文化的发展, 离不开当地政府在城市建设中为文化建设留下的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 我们在新一轮的城镇化下, 不仅要在城镇化的规划阶段就要为文化预留出发展的空间, 规划出市民文化生活的场地, 注意保护传统建筑文化的地域特色。让全社会都来享受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文化大餐。
3. 建立多种多样的文化保护形式, 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传统文化继承中来
对于我们现阶段已经缺失的传统文化或者是出于断根境况的传统文化, 我们一定要让他在新一轮城镇化的进程中找到足够的生存的空间。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传统文化活动, 比如组织丰富多彩的地方戏, 举办民歌演唱大赛, 在校园开展传统文化普及和实践活动等方式, 同时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 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保护中来, 我们才能更好的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
4. 切忌在对待历史文化中走极端
在城市建设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盲目追求城市的现代建设, 忽略了对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导致一些无可挽回的损失, 比如在前不久发生的万科实践, 都进一步的证明在城市建设中对传统历史文化遗址的考虑缺失。同时还有很多的地方对历史街区的开始, 一些历史建筑被施工队拆除, 在拆除之后又兴建一些历史文化遗产, 这些做法都使得整个中华民族在城镇化的建设中, 在对待历史文化方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对整个城市的建设没有任何的合理的规划和设计。
总之, 在以往的城市化进程中, 我们已经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很大的破坏。在新一轮的城镇化进程中,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传统文化对我们的重要性, 同时我们要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方法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传统文化中来,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以往我们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中所犯的错误, 辩证的处理城市建设和传统文化继承之前的关系。城市建设需要文化去润色, 同时文化的继承也离不开城市建设。我们只有正确的处理好和两者的关系我们才能在新一轮的城镇化进程中让老百姓过上丰富多彩的生活, 同时也真正体现中国的特色。
摘要：伴随着90年代中国的城镇化进程, 中国出现了“千城一面”的现象, 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保护。本论题把处在城镇化进程前沿的浙江嘉兴作为最为成功的案列进行分析, 从而得出在新城镇化进程中各地应该按照各地自身的特色和文化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传统文化,嘉兴南湖舞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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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尚言.城镇化进程中注意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J].中国特产报.2013 (03) .
新型城镇化进程 篇11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自然生态制度；制度生态制度；法治化
产业政策制度则是规划体系中对政府规划的相对具体化、具有灵活性的对微观经济调控计划。产业政策是核心功能在于弥补市场失灵的产业结构调整工具，是推动法治进程的先决条件以及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性、诱导性制度。当然，理想的生态产业政策的前提条件都是假设政府及其官员是没有私利的、“仁慈的”，所以，政府矫正市场失灵，比其他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机构更有优势，能降低交易成本，在与个体利益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但是，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都不具有天然的人格，都具有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二重性。实践中，因地方政府财力的有限性，各地城镇化一般是财政专有资金为基础，以土地为抵押贷款或以土地、贷款相结合的资金为条件，运用PPP模式进行。因此，产业政策制度的具体实施中还存在非生态的状况即缺乏人与自然协调而导致的产业结构失调的非自然生态产业制度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协调而导致的产业结构失调、经济泡沫等非制度生态产业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国土是生态文明的空间载体”，要按人口资源环境的均衡调整空间结构，给自然更多修复空间，“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家园”。因此，新型城镇化制度是根据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兼顾私人利益、体现“实质正义”的经济法理念为指导，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生态发展、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制度的生态化的城镇化制度。产业政策法治制度就是完善了自然生态产业结构调整和制度生态产业结构调整制度的、体现了“应然之法”，即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对立统一规律相对静止状态，要求的产业政策制度。
一、 自然生态产业结构调整制度
民传统的城镇化本质上是为了调整农业与工业产业部门之间的结构失衡，运用政府财政资金来实现工业结构均衡发展。而地方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本质上应当运用地方人民的税形成的地方财政资金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但由于地方财政的有限性，地方政府往往运用土地为基础，通过银行贷款、地方政府债券融资为合作条件，通过PPP公私合作模式来最终实现产业结构调整。而私主体的合营者为了实现其利益最大化，往往可能因新的投资结构的认识问题而加剧新的产业结构失衡，故要求有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因而，产业政策的非自然生态问题主要是城镇化以粗放式扩张为形式，从而人为地破坏自然循环体系。具体表现在，一是房地产行业的“支柱产业”性质定位错误，导致土地资源浪费，生态破坏。二存在区域内部的空间布局不协调，从而损害了生态环境利益；三是是相临或相近的区域之间布局重复，导致更大区域或全国市场资源浪费。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自然生态法律制度的构建：首先，回归房地产行业的基础行业性质定位，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其次，建立生态产业布局规划制度，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第三，建立生态城市循环经济制度，提高城市环境自然净化及循环能力。
1. 回归房地产基础产业性质定位，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目前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房地产商及其他个体投机者，在房地产是“在支柱产业”理念指导下，加之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实际及投融资措施的制度不完善，导致房地产“投机性”及其泡沫剧增；相应地市场过度膨胀，与江湖、农业、其他自然生态争“地”，并与制度非生态现状共同作用，导致一方面，鬼城现象、房叔、房姐不断，另一方面，房价“飞涨”、窝居者“怨声载道”。因为：首先，由于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稀缺资源，是人类财富之母，故房地产业只能是其他产业的基础；其次，从产业系统理论来看，房地产业过分超前，则必然导因土地的灭失而威胁人类的基本生存；再次，作为卖方市场房地产市场，商品房尽管具有投资功能，如果过度开发，与前述因素叠加，将必然导致生态破坏、耕地减少、系统性金融危机等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问题。所以，建立自然生态产业制度的基本条件就是应当建立房地产“去投机性”制度而恢复其本业的基础产业地位。
2. 建立生态产业布局规划制度，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建立生态产业布局规划制度，就是要加快实施生态城市主体功能区战略，严格按照生态城市主体功能定位布局，构建农业发展、生态安全、生态城镇格局。研究发现，影响城镇生态环境的重要原因是产业碳排放、城市污水排放及城市垃圾。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在最初规划时距离城区太近的许多工业园区，已逐渐成为城中园和城镇的污染源。
因此，建立生态产业布局制度，第一，应编制科学的产业布局规划，建设安全、环保的工业区；第二，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导致了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快速增长，从而导致空气污染，影响气候变化问题，因而，我国产业政策应当加大环境监控力度，严控高排放、耗能高行业的过快增长，加大落后产能的淘汰力度；鼓励发展低碳产业，要切断工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联系，通过低碳经济和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以较少的能耗和碳排放，换来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三，鼓励、支持和发展循环经济技术，打破行政垄断，推行市场化垃圾处理技术研究及资助的产业政策。第四，根据不同的功能区，规划建设污水处理厂，建立生产部门进行污水处理后的二次污水处理制度，并规定污水处理厂处理的二次水必须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禁止直接向水体排污；同时，这也为排污交易制度的建立，城市水生态循环机制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3. 建立生态城市生态循环经济制度，提高城市环境自然净化及循环能力。城乡绿化植被、水环境的自然净化及循环能力主要取决于天然土壤与地表水及空气中水接触和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建立生态城市生态循环经济，首先，建立回收利用的城市“城市矿产”鼓励、支持和资助的产业制度，构建制度的循环生态经济产业制度，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其次，建立生态地表和绿化等自然城市环境生态制度，提高城市环境自然净化及循环能力。其中，建立生态城市地表建设制度就包括减少不透路面和保持与城市规模相匹配的绿化率。第一，一方面，加大科研究投入，开发透水路面新建材；另一方面，通过制度规定尽量减小不透路面面积，禁止修建绝对不透表面的城市河道、沟渠；从而扩大，地表水与土壤的接触面积。第二，建立城镇绿色均衡评价机制的绿化考核管理制度；因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环境利益，以“土地整治”、“经营城市”等借口改变原规划，将林草地资源规划改为建筑区域，导致绿化率与城市规模环境需求不匹配，城镇居民实际享有的绿化环境在逐渐萎缩，从而造成了城市水环境自然净化及循环能力降低。
二、 制度生态产业结构调整制度
制度生态产业制度是市场出清条件下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博弈的均衡解，就一种理想的“集体与个体利益博弈”的理想状态。但是，社会实践中，市场失灵是市场固有的本性，一旦失灵就需要尽管不是唯一但相对最优的代表即政府来“矫正”。这种“矫正”的本质是使市场的外部性内部化，但是，作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天然代表政府及其行为的具体实施者官员都具有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二重性，并且缺乏生态制度限制政府及其官员的私利，因而，在市场失灵矫正实践中，不但不能矫正，反而加剧了这种负外部性。这种利用制度给予的“矫正”外部性的权力而加重“外部性”的现象就是制度的非生态化。在目前我国传统城镇化实践中，为了上级机关及其领导考核的政绩及“形象工程”需要，不考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区域经济地理位置等因素，导致了随领导人变化而变化非生态化产业政策制度。这种非生态化产业制度所导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为加速区域的GDP而，重复建设；引入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从而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和产业结构失调。第二，城镇化进程中，地方土地财政及投融资制度不健全、投资者的炒作，房地产支柱产业及商品房为最佳投资商品等错误理念，加剧了“房地产投机性”及该行业的泡沫，从而成为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和民间借贷危机的风险源之一。第三，城镇化过程中，为加速地方经济发展，政府及其官员利用政府信用推波助澜加剧了地方产业的非生态化及民间金融风险。因此，建立制度生态产业结构调整制度，首先，应当完善规划及产业政策的自然生态产业制度，建立生态的政绩考核制度。其次，回归“去投机性”的房地产基础产业性质定位。最后，建立生态的政府引导性区域民间投融资产业制度。
1. 建立生态的政绩考核制度。上级领导和组织起决定作用的现行激励和约束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考核制度而往往缺乏群众公认，这必然导致其行为只关注上级领导和组织的满意度；而由于各级政府及其主要领导都有任期限制，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只注重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而忽视人民的真正利益。因此，建立生态的政绩观和考核机制，第一，根据责权利相统一原则，明晰政府角色及权责，要求法律制度拟制的角色都应当各尽其责，各享其权；第二，构建生态的考核机制。具体来说，一是构建显绩与潜绩相结合的生态政绩考评制度；二是建立地方所有权及现代产权制度，对地方政府主要官员或直接重大项目责任人员实行离任审计制度。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要求的：纠正以单纯经济增长速度为基调的政绩评定偏向，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加大生态效益、资源消耗、产能过剩、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加快建立统一的国家经济核算制度。
2. 回归“去投机性”的房地产基础产业性质定位。根据马克思主义平均利润率机制可知，如果不通过投机炒作和稀缺资源垄断等人为方式制造暴利部门的话，超额利润的获得，只有技术和管理创新一途径。当然，趋利性的资本目标不一定是流向技术和管理创新，而是通过项目参与、民间借贷等各种方式流向暴利的行业和部门。如果这种暴利行业或部门不是产生于技术和管理创新，而是产生于垄断或不正当竞争的炒作，那么资本就会流向暴利部门，从而加大该行业或部门的泡沫。如果泡沫一旦破裂就会导致行业或区域民间借贷危机，甚至可能导致全国性金融危机。在地方PPP城镇化模式中，地方政府及其项目合作机构人为地制造房地产暴利行业，于是社会资本通过民间借贷等方式最终流向PPP合作的非政府方机构，一旦中央政府采用紧缩财政、金融政策，局部房地产泡沫破裂，可能引发地方债务及民间借贷危机，甚至引发全国性金融危机。由于在房地产市场中，利益博弈者主要是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地方基础项目的PPP合作者、投机者、刚性消费者，因此，“去投机性”制度，首先，构建地方投融资生态制度，使房地产业实现“基础产业”的理性回归。其次，通过生态金融政策、房地产存量房调节税构建去投机性房地产制度体系。如对同城的第三套以上住宅房地产或超存量的非自营商业房产征收双倍存量税，迫使炒作房源释放到二级市场中，从而实现价格的生态市场化。当然，如对继承或及历史政策导致的多套房源的应当构建区别对待政策，规定不收税转让期限制度，从而实现以居住为主房地产功能性质的理性回归。
3. 建立生态的政府引导性地方民间投融资产业制度。经济改革以来，我国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导致了地方各级官员面临着财政和政治晋升双重的压力。地方政府为追求由上级领导和上级政绩考核组织的政绩满意度而形成的为“经济增长”而竞争的“竞争态势”推动了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融资金融创新、制度创新及其他招商引资等制度创新，从而客观上经济发展；但这又导致了地方政府推动型非生态化城镇化投资冲动，加速了地方政府债台的高筑。为有效防范财政金融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2010年6月10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从政府债务、违规规范担保承诺、信贷等几个方面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管理。于是，尽管资源配置方式包括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政府财政的资源配置方式，看似这两种方式是相互独立的，但是，在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的实践中，这二是却又是“剪不断，理还乱”。地方政府为了尽量回避直接融资带来的政府风险和债台高筑的区域金融风险，利用招商引资而的企业运用民间借贷的方式来为区域经济发展融资，通过政府引导、鼓励民间金融产业来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繁荣或表面的繁荣。如“湖南湘西民间借贷危机”、陕西神木民间危机都地方政府引导地方区域经济发展或其融资或房地产产业政策等有千丝万缕的联关。其中，一是从湖南省湘西集资案背景及曾成杰案反映出来的有关民间借贷问题来看，2008年9月之前，近十年的时间，地方政府不但不禁止，甚至发文件鼓励民间融资； 同年6月，地方政府内部却通知干部退出民间融资。由于地公务员提前抽回本金和利息而引发挤兑风潮。因此，集资泛滥的根源是近十年地方政府对于集资的默许和支持。二是从陕西省神木县的民间借贷危机形成、爆发来看，神木县委书记雷正西主政时期，其本人为民间集资站台、公开支持民间借贷、部分官员参与并成为出借大户，从而导致政府引导性民间金融繁荣效应，此时，政府又没有采取很必要的金融风险预防措施，这是神木民间借贷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新型城镇化制度应当构建生态的政府引导性区域民间投融资产业制度；其一是政府直接相关人员的非生态责任制度，这种非生态责任应当是在现有的责任基础上，对因其行为导致的区域个体成员损失的民事补充赔偿责任。当然，为了防止民事赔偿责任过大超过官员基本生活负担应有的承担能力以外的部分，应当建立相应的保险救济制度。其二，在政府国有财产所有权及产权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经济调控过错责任保险制度，利用保险来化解因政府行政导致的对个体成员损失的补充赔偿责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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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武俊奎.城市规模、结构与碳排放[D].上海：复旦大学学位论文，2012.
基金项目：河北省科技金融协同创新中心河北省科技金融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京津冀冀乡村旅游区域PPP融资制度法治化研究”（项目号：HBTFKL201516）；2015年保定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指导计划（第二）项目“京津冀冀区域经济制度生态化研究”（项目号：15ZR066）。
作者简介：周明勇（1969-），男，汉族，湖南省汨罗市人，河北金融协同发展中心/金融重点实验室、河北金融学院法律系副高级教师，河北省法学会交通法研究会常务理事，深圳汨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级顾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博士，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为经济法、财税金融法、企业公司法、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新型城镇化进程 篇12
一、城镇化进程与传统音乐的发展困局
传统音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情趣。然而这些音乐在当今遭遇了边缘化、中空化的处境, 具体表现在演出市场急剧萎缩、从艺人员老龄化、演出内容陈旧、演出形式单一等。从大的文化背景看, 随着工业化进程日益加快, 传统农耕生活方式受到了重大影响, 农民大量向城市流动, 快速的城镇化又引起了生活方式的巨变, 使得传统音乐的生态环境发生改变。随着对外开放和城乡交流的日益频繁, 各种城市文化和西方文化开始更多地进入我国城乡社会生活的主要层面, 再加上影视、互联网等媒体和信息产业的日益发达, 人们的审美价值取向已经更加多元化, 对传统音乐的接受和欣赏形成了很大冲击。同时, 不少民间艺人囿于传统表演方式, 缺乏创新意识, 于是难以适应新的生产生活方式, 其审美价值和艺术风格也更难以得到青年一代的了解和认同。
我们知道, 我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之上的, 尤其是传统音乐, 经常会融入乡村的民俗活动之中:各地的敬神祭拜和婚丧嫁娶活动中, 往往少不了民间戏班、唢呐班等的表演, 民间还愿仪式中也常有戏曲、说唱艺人的身影, 遍布各地的庙会和节庆更是少不了“唱大戏”、“扭秧歌”、“挑花灯”、“打盘鼓”、“舞龙”、“舞狮”等与音乐密切相关的文艺活动。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农民随着时令而劳作, 农忙之外还有农闲时段, 特别是北方地区, 农闲的时间相对较长;民间艺人也基本是农忙务农、农闲演出, 大部分属于半职业艺人。当然, 也有真正的职业艺人, 他们主要游走于各地城镇的码头和酒肆茶馆等地, 其观众主要是城镇地区的有闲阶层。总体上可以说, 传统音乐是一种草根文化, 且深深扎根于传统的乡俗生活之中。
近年来, 随着传统社会结构不断被拆解和城镇化进程加快, 农业的机械化程度提高, 改变了原来的耕作方式。大量有了更多空闲的农民选择进城工作, 新农村建设也让人口和土地更加集中。于是, 人与土地之间原有的依附关系不再紧密。以上变化, 促使传统村落中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原有的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迅速消失, 壮年人员的大量流动促使“留守儿童”与老人的比例迅速增加。年轻人平时忙于工作, 无暇接触传统艺术, 而老人们也往往需要照顾孙辈而无心欣赏传统艺术。同时, 城市化的进程加快, 使进入城市工作的人更加青睐都市的时尚文化、快餐文化、消费文化及其传播媒介, 对物质的过度追求更是淡化了对传统文化的心理认同。这不仅是传统音乐面临的发展困局, 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直接关系到国民精神信仰和价值体系构建这一重大任务。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传统音乐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变化, 探索如何利用传统音乐构建丰富多彩的新型城镇化文化体系, 以提高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质量, 促进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 有利于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
二、传统音乐的生态化转型与人的城镇化发展
“以人为本”是全面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抓手。《规划》提出, 要“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 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看, 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由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社会职业的转变和对新的文化身份的认同, 从根本上讲, 反映了由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必然转变。面对这一不可逆转的情形, 曾经辉煌的各种传统音乐形式也来到了存亡分界点。在历史上, 为了不被时代所淘汰, 乐人总是会千方百计进行改革创新, 适应新的审美需求和现实需要, 但不管形式和内容如何转变, 传统音乐的文化内涵是不断延续、不断衍展的, 文化之根不能断裂, 文化基因不能变异。因此, 促进人的城镇化发展, 还需要构建宜居文化生态, 探索传统音乐的生态化转型, 以顺利实现人的城镇化转型, 为新型城镇化文化建设提供动力。
生态化转型的首要问题是未来的发展定位。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社会变迁更加复杂多样, 面对观众群体的分化和多元化, 传统音乐迫切需要实现“文化转向”, 促进艺人身份与职能的转变, 通过“文化适应”去建立更为开放、多元的价值体系。所谓“文化转向”, 主要是指传统音乐的文化内涵、功能价值和美学指向的转变, 这涉及题材内容、艺术风格、演出方式、演出对象、创作方式、传承方式等方面的转型。传统音乐的优势在于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来满足普通民众的娱乐需求和现实目的, 具有娱乐和教育的双重角色, 因此, 要继续坚持其大众化、民俗化的发展方向, 同时要适当将其与时尚文化元素结合, 充分利用现代传媒的文化传播功能, 依托中老年观众群体, 去培养青年一代的欣赏兴趣和习惯, 并且不断提高自身的艺术魅力, 通过市场化和商业化的运作方式来实现文化价值的转型。
青年一代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盲目推崇和对传统文化的淡漠甚至否定, 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危险信号。整个社会对物质产品的无限贪求, 已然造成了国民审美意识的整体下滑。在很多人耽于表层感官的享受, 让流行文化、快餐文化大行其道的环境下, 传统文化精神很难树立起来。长此以往, 整个族群迟早会失去自身文化基因的独立性, 在精神上成为其他族群的“仆从”。因此, 听任任何一种传统音乐文化灭亡的行为和态度, 都是极不负责的。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自觉承担起文化使命和责任, 树立文化危机意识, 认真思考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应用。从事传统音乐表演与创作的人, 更要以改革精神、创新意识去面对文化市场, 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等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探究传统音乐的发展规律, 寻求适应不同文化层次的运作模式。
对于各级政府特别是其中的文化部门来说, 可以依照“分层次、多途径、多元化”的原则去促进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文化体系的构建, 以丰富多样的音乐产品去满足城镇居民的文化生活需要, 消除城镇化所引发的城乡之间、民族之间、区域之间的文化隔膜, 增强身份认同感, 促进新型城镇的和谐发展。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 必须充分利用传统音乐的独特价值, 积极引导民间艺人参与文化方面的建设, 鼓励音乐工作者和演艺团体投身传统音乐的演出活动, 积极吸收、借鉴和整理传统音乐中的合理成分, 创作更多的适应普通城镇百姓欣赏的作品。
三、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传统音乐的转型路径
《规划》提出了“文化传承, 彰显特色”, 这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关于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举行丰富多彩的传统音乐活动, 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要途径, 因为它有实力去适应大部分民众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目前, 传统音乐在我国城乡各地仍拥有广泛的观众基础, 每逢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民间节日, 各地村民自发组织的民歌对唱、戏迷演唱、闹秧歌、舞龙舞狮等, 仍可谓十分热闹。因此, 传统音乐的演出群体依然是一支不容小觑的文化力量。据1982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统计, 我国戏曲有317种, 曲艺达341种。在我国, 职业和半职业的唢呐班、戏班或其他音乐班社相当常见, 大部分村落和乡镇社区都有自己的民歌手、秧歌队、盘鼓队、舞狮舞龙队、花灯花鼓队等, 而戏曲茶座、电视戏曲擂台赛、戏迷俱乐部、文化大院等文化传播和娱乐方式也方兴未艾, 是城乡居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
可以说, 新型城镇的文化生活离不开传统音乐。传统音乐的优势在于对伦理道德、审美取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意识, 亦便于进行政策信息、文化知识等的宣传。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 “要传承文化, 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 ①这是提升新型城镇化品质的重要指标, 是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着力点。其中, 传统音乐无疑具有重要的基础性资源优势。但是, 仅依靠国家层面的规划指导是远远不够的。完成好这一任务, 根本上还是需要以市场为主导的演艺机制, 以便实现“以民养艺”、“以艺养艺”, 也就是说, 要紧紧依靠自身演出水平赢得观众, 紧紧依靠创新机制和人才建设去提高演出质量, 去适应城镇化后的人们的欣赏口味和时代要求, 加强传统音乐在新兴演艺市场的自我调控。具体来说,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 鼓励民营资本投入传统音乐表演团体, 例如建立股份制文化企业, 构建演艺团体的集约化、精细化发展模式, 提升传统音乐适应百姓审美趣味的能力。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 我国文化资本的总量已经积累到了一定水平, 而随着其他行业的产能过剩, 资本的投资流向也会发生变化。城镇化所形成的巨大文化市场, 有理由吸引到更多的资金支持。
第二, 实行职业化管理模式、现代的企业管理制度, 与国外演艺市场体系接轨, 努力实现演艺市场对传统音乐资源的主导性分配。具体来说, 传统音乐演艺公司 (企业) 可由股东大会或董事长聘任专职的业务负责人 (经理或团长) 进行演出的运作, 再由此人聘任演职员工、财务会计、演出经纪、演出主持、后勤保障人员等。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从业者的收入, 进而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来从事传统音乐的演艺活动。
第三, 建立社区演艺团体协会, 实现演出经纪人的职业化, 整合各地处于游散状态的演出经纪人。我国的传统音乐种类十分丰富, 且在广大城乡地区有着较为广泛、深厚的基础, 这为建立职业经纪人机制提供了重要条件。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实现演出市场资源的优化整合, 使各个演艺公司互通有无, 增加其演出数量;另一方面可以让艺术团体在联合的基础上开展良性竞争, 提升自身的生存能力。此外, 这样做也有利于统一各公司的意见, 方便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沟通, 反映问题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第四, 明确政府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文化建设职责, 实行保护与发展并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多元化的文化生产经营机制。首先, 要以政府为主导, 尽量恢复富有地方特色的剧团、曲艺团、魔术团、歌舞团等演出团体, 让政府带头承担起保护本地稀有、濒灭音乐品种的历史责任。同时, 将国有演艺团体推向市场, 实行团长负责制, 建立事业编制与临时编制相结合的用人体制, 也是实现传统音乐产业化发展的重要举措。此外, 要从政策、体制和财政等方面加大对县级以上戏剧家协会、曲艺家协会、舞蹈家协会等行业组织的支持力度, 使它们真正成为观众与演员之间的纽带, 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通过高质量的音乐作品, 传达给更多的城乡居民, 增强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第五, 将传统音乐的人才培养、演艺市场的扩展与高等学校的专业资源优势结合起来, 实现“学、演、研”的互相渗透, 也就是充分利用高等学校音乐院系的师资和科研实力, 将本地的传统音乐资源加以充分挖掘组合, 根据市场需求和民众审美取向, 培养具有扎实专业功底和文化管理技能的中、高级专业人才, 为传统音乐的演出市场提供人力资源保障。此外, 要鼓励民间艺人和演出团体进入中小学的音乐课堂, 探索开展“传统音乐进校园”的系统工程, 帮助中小学生认识传统音乐的艺术价值, 树立文化自信, 为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精神基础。
四、传统音乐的产业化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文化建设
有人担忧, 文化的产业化会导致文化价值的异化, 引发传统文化的消亡, 甚至由此将“产业化”视为洪水猛兽。这种观点, 或许反映出知识阶层与乡土阶层在文化价值实现方面有着不同的途径构想和与之相应的审美需求。应该看到的是, 民间音乐活动大都是建立在商业活动基础之上的, 艺人必须依靠演出才能获得经济收入, 较高的商业利润才能激励艺术家进行适应大众趣味的创作和表演, 这是很难改变的事实。由此, 笔者认为, 我们现在的总体状况或许不是产业化已经彻底过度, 而是有些方面的产业化还不够, 基于商业运作的音乐作品还不能很全面地满足百姓的休闲需求, 某些文化元素尚待更充分、更有创意地融入其中。这方面有一些可以参考的文艺事例:东北地区某著名艺人将东北民间的一种双人小戏与小品进行了结合, 不仅在荧屏上获得成功, 还建立了演艺会所的模式;上海某著名演员将上海独角戏、评书、西方脱口秀中的元素融为一体, 形成了独创的海派评说体裁, 也造成了轰动, 为曲艺演出方式和表演风格的宝库增添了资源。
目前,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正在从“数量型增长”转变为“质量型提升”, 其中, 产业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 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有效途径, 而建立并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和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则是开展新型城镇化文化建设的现实途径。所以说, 传统音乐的生态化转型, 实质上是一种机制创新, 主要包括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化资源配置机制, 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演员与观众的关系。《规划》指出, 要“鼓励城市文化多样化发展, 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 形成多元开放的现代城市文化”。传统音乐的开发利用, 可以促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内涵建设, 使传统音乐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传统音乐的产业化发展是一种大众化的产业化发展, 要发展普及性的、休闲性的、健康的音乐, 促进传统音乐文化的多层次传播, 使广大城镇居民成为传统音乐的主要受众。为此, 要加快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并尝试将文化旅游与传统音乐结合起来, 努力探索凸显地方特色的产业化道路。其次, 要建立完善的文化资本准入制度和融资体制, 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更充沛、更有持续性的资金支持, 重点加强对民营文化实体和中小型民间表演团体的金融扶持力度, 为农村地区的民间演艺团体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在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文化建设中, 要突出传统音乐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和民俗特色, 建立一批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传统音乐演出团体, 实施社区服务与域外发展相结合的战略。
结语
李克强总理在《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一文中指出, 城镇化的战略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城镇化战略与现代化战略如何衔接的问题”。①我国城镇化发展势头迅猛, 城乡社会结构巨变, 既是对传统音乐的现实挑战, 也为新的音乐创意成果不断出现提供了良好时机。笔者相信, 传统音乐中的不少精粹仍具有很强的艺术生命力, 只要恰当运用, 就可以进一步丰富和改善城乡地区的文化娱乐生活, 并对多个社会阶层的审美价值取向起到引导作用, 提升国民的整体文化素养和竞争力, 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
参考文献
[1]甘露、马振涛《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载《人民日报》2012年10月29日, 第23版。
[2]黄锟《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选择》, 载《中国经济时报》2013年1月15日, 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