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效率

新型城镇化效率（共10篇）

新型城镇化效率 篇1

一、城镇化发展迅猛

从近年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进程看, 发展速度很快。国家统计局发布“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年末城镇常住人口为73111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为53.73%, 比上年末提高1.16个百分点。辽宁省政府确定的“十二五”城镇化的发展目标是, 到“十二五”末, 全省的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 并且通过推进全省新型城镇化战略促进城镇化质量的全面提升。

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步加大

目前,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压力日趋加重。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相伴而来的各种资源的消耗及污染物排放不断增加, 对区域资源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 生态建设与城镇化快速发展间的不协调日渐显现。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自然资源相对短缺, 人均主要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 能源的利用效率较低, 2012年每万美元能耗水平是美国的3.3倍, 是日本的7倍, 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全国660多个中等以上城市中有近90%的城市生态化程度有待提升。大气、水、固体废弃物等污染严重, 有70%以上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 流经城市的河流有90%受到污染, 近年来, 国内重金属中毒事件时有发生。城市生态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亟待破解。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 相伴而来的空气、水质、土壤的严重污染等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也不断出现。

为解决这一难题, 西方发达国家为建立有序、高效、和谐、健康的城市环境。纷纷依托生态学相关理论开展“生态城市”建设, 使城市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及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等诸多方面符合“生态城市”建设要求。联合国于1992年在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第一次提出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友好”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的概念。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认识, 使得人们重新认识和归纳发展思路, 城镇化发展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城镇化建设应讲求生态效率

生态效率主要是指生态资源满足人类生产生活需要的效率。上世纪80年代, 前苏联的学者杨尼斯基提出了“生态城市”的概念, 提出应依据生态学基本观点对城镇发展进行规划设计。在1990年德国学者提出了生态效率的概念。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业联合会 (WBCSD) 于1992年在《改变航向:一个关于发展与环境的全球商业观点》一书中提出, 企业界应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环境和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新理念, 要通过讲求生态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把人类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压力降到最低。生态效率=产品或服务的价值/环境影响。城镇化建设是涉及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庞大系统工程, 城镇化发展必须讲求生态效率。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 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新布局。还提出要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生态建设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生态城镇化是实现城镇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在城镇化的进程中, 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效益实现必须统筹兼顾, 二者相辅相成。中国政府提出要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城镇化发展要践行“两型社会”就必须讲求生态效率。

四、对策建议

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中生态文明是重要的一环, 如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单位GDP能耗, 城区人均建设用地、城市的绿化覆盖率等选项是衡量生态城市建设水平重要指标。

目前, 辽宁单位GDP能耗在国内各省中排名第19位,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在国内各省中排名第21位, 城区人均建设用地在国内各省中排名第26位, 城市的绿化覆盖率相对较好, 在国内各省中排名第10位。从以上几项涉及城市生态建设的指标看, 辽宁省城镇化建设在讲求生态效率方面还有待提高。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

(一) 要基于本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来科学规划城镇化的发展布局

应明确自然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石, 一个地区的生产力发展不能超越本地区自然资源和环境可以承受的范围,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 应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控制城镇化的规模和速度。其次, 应结合本地区的各种资源状况, 按照地区自然承载力及经济发展要素实现人口的合理分布, 合理安排城镇化的发展布局。各地区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 应根据本地区资源禀赋优势, 认真贯彻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 通过生态效率相关指标的约束, 对城镇化发展进行科学合理规划布局, 使城镇化发展质量得以提升。城市空间布局合理, 符合地区生态系统承载力水平;城市规模适度, 优化生态系统功能。城市的生态系统承载力由社会、经济及自然资源等多重因素决定的。

(二) 以产业的生态化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辽宁传统的重化工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一直较大, 产业结构调整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意义重大。产业的生态化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使原有产业按生态化发展要求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二是使新兴主导产业符合生态城市建设要求。一些地方出于地方保护对淘汰落后产能不积极作为, 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展不快, 实现结构减排的步伐亟待加快。许多大中城镇里污染严重的企业及相关行业, 迫于环保压力, 向监管薄弱的中小城市转移, 中小城市城镇化的发展, 迫切需要产业支持, 一些地区为短期利益, 损害地区生态资源, 对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形成阻碍。把产业结构调整与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结合起来。发展循环经济, 注重资源的循环利用, 力争以最小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三)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必须注重生态因素

首先, 应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有益经验和深刻教训, 在城镇化建设中注重节水、节地、使用新型节能型建材, 建设节能降耗型城市, 把城镇化建设与推行新型工业化结合起来, 走可持续城镇发展模式。其次, 大型的公共基础设施必须完备, 近年来, 我国许多城市发生雾霾、内涝、垃圾污染等诸多生态问题, 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备是以上问题产生的重要因素。

总之, 生态城市建设必须讲求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生态城市建设是一个蕴含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等诸多内容的综合概念。各级政府在城镇化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 各级政府应建立一个统筹管理机构, 科学规划发展步调, 协调城镇化的诸多领域建设。另外, 应把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把城镇化建设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及农业现代化建设统筹规划, 共同发展。

新型城镇化效率 篇2

新型城镇化要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 人民网北京2月4日电（记者贾玥 罗旭）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蔡继明以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中央环资委副主任董佩永今天下午做客人民网委员讲堂。厉无畏表示，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

厉无畏说，城镇化的基础首先是要工业化，没有工业化当然不能城镇化。工业化有各种各样，现在强调的是新型工业化，要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发展、集约化发展、生态化发展。同时，要把生态理念融入到各行各业当中，不仅是指城市建设和生态环境的关系。现在国际上已经提出了大生态的概念，广义的生态观，超越了经济与城市建设和环保相协调的层次，融合了社会文化经济这些方面。我们说经济也有生态，生态主要是要考虑经济怎么发展，能够持续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也要有一个生态环境，还有社会生态、文化生态，这是一个全面的概念。我们要建立城市的生态化，各方面的生态都要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以人为本。

厉无畏指出，我们既要做好城市的生态化，还要提供好公共服务，人的教育，提高人的素质，要全面发展，教育、医疗这些都是生态角度来谈的。所以新的城镇化这一条是比较新的就是广义生态化的概念。另外，还要考虑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让农村也享受一些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城乡一体化必须要做到产业的一体化，城市反哺农村就比较好。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反哺农村，要走产业一体化的路。本次交流是由人民日报政文部、人民网、中国政协新闻网、《中国政协》杂志社联合主办的《委员讲堂》第六十讲，主题为“详解城镇化战略与百姓红利”。

新型城镇化 篇3

房地产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其中一点是新型城镇化一定要产城融合。产城融合有两个意思：一是产业是支撑，没有产业支撑老百姓就业难，没有就业就无法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问题；二是就业的地方和住的地方最好要融合，而不是像现在不少地方特别是大城市老百姓买的房子是不住的，成为了“睡城”。为了解决产城融合的问题，老百姓住的地方和就业的地方起码要有便利的交通，这样才能达到产城融合。其中，第一是以人为核心，第二是产业有支撑，第三是城市用地增加和农村土地减少挂钩。

微话题

任志强：新型城镇化就是“蒙人”的

素有“大炮”之称的任志强在2013年12月初语出惊人——“新型城镇化就是‘蒙人’的”。接连举行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均对新型城镇化进一步做出了部署，把新型城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虽然政府对新型城镇化如此重视，但任志强仍坚称新型城镇化是“蒙人”的。

李晓林：有住房是城镇化基础 保障房也要考虑夹心层

林达集团董事长李晓林称保障房也要考虑一下中间夹心层人群，三中全会以后房地产的改变就是淡化但不会淡出。就房价而言，政府卖地的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因为地方政府需要钱来做建设，而扶植一个产业的发展再取得财政收入比较慢。有的地区一年才10亿元财政收入，卖两块地就能收入几亿元。开发商卖房子，企业需要利润，土地的成本高进不去。所以房价是不太好降下来的。对于城镇化，我认为是解决他们的居住环境，首先要解决他们的房子问题。因为住房环境太艰苦了，他们的住房条件太差，只有把这些房子改变掉，城镇化才有基础。

叶檀：最好的前景是通过房地产推动城镇化

房地产是城镇化进程的主要引擎。“因为房地产和中国经济关系太密切了。不管有多少人唱衰房地产，房地产崩盘一定是中国经济最后的一个板块。”叶檀认为，未来最好的前景是通过房地产推动城镇化，房地产是其进程的主要引擎。

公司

首创置业六折抛售北京商业地块63%股权

首创置业囊中的一块北京核心商业用地，仅在口袋里捂了 11个月便对外售让股权。首创置地2013年12月26日宣布，以1.46亿美元的价格（8.86亿元人民币）向工银国际抛售该地块项目公司63%股权。转让股权并不稀奇，但令人不解的是，按项目公司净资产估值22.37亿元计算，首创置业以8.86亿元抛售其63%股权，相当于打了“六折”。该项目公司所拥有的地块是首创置业2013年1月份以21.8亿元的代价拿下的。首创方面披露，此次向工银国际出售的项目公司——北京天城永泰置业有限公司主要资产为，北京市丰台区丽泽金融商务区的F-02地块土地使用权。据了解，该项目规划建设为办公大楼以及零售商场，总地上建筑面积约为14.99万平方米，预期将于2017年完成施工。

绿地集团斥资40亿元打造宁波大目湾地标建筑

据报道，上海绿地集团近日签约宁波象山大目湾新城，将在大目湾兴建商业大厦项目，总投资近40亿元，包括高档写字楼、服务型公寓、影剧院、商业及配套设施等。据了解，上海绿地集团这个项目是落户大目湾的第18个重大项目。至目前，大目湾新城已落户中国铁建、上海世茂、中国普天、北京华美、香港汤臣、上海亲和源、香港恒丰等一大批高端企业，涉及住宅、商业、办公、旅游、娱乐、购物、教育等多个领域。而于2013年12月19日，绿地集团才宣布与广西及南宁就金融合作、空港产业新城开发等项目达成战略合作。同日，绿地集团进驻南宁的首个项目，由绿地香港投建的南宁绿地中心也正式开工奠基。项目占地面积约58亩，规划总建筑面约32万平方米，将由绿地香港投资25亿元建设。项目规划为总部基地办公建筑群，包括一栋200米的超高层5A写字楼。

万达旗下院线IPO完成 融资3.32亿美元

2013年12月18日，大连万达集团旗下院线A M C Entertainment Holdings Inc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并完成IPO（首次公开募股）。其发行定价为18美元，共发行1842万股A类股票，融资额共计3.32亿美元。据AMC提交给SEC（美国证监会）的文件显示，其公司股票代码为AMC。其所得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偿还债务，同时用于公司的一般运营。IPO完成后，大连万达集团仍持有AMC共79.77%股份，据此计算，AMC市值约为17亿美元。根据AMC此前提交的招股说明书，在万达收购AMC前一年的2011年度，AMC亏损8270万美元。而截至2013年6月30日，该年上半年AMC已扭亏为盈，营业收入达26.9亿美元。

商业地产

泛海拟不超2亿美元收购洛杉矶商业地产项目

2013年12月26日，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该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建设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旗下子公司通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拟与FIG CENTRAL FEE OWNER LLC签订《购买销售协议及联合托管指令》，以不超过2亿美元收购美国洛杉矶Fig Central（菲戈罗亚中心）项目。公告称，Fig Central项目地块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重要城市洛杉矶市中心区域，“L.A.LIVE”娱乐区域的入口，斯台普斯中心对面（斯台普斯球馆是NBA洛杉矶湖人队与洛杉矶快船队的共同主场），为商业综合体开发用地。

英特宜家2014年起运营中国三个购物中心

2013年12月17日，英特宜家购物中心集团宣布北京、无锡和武汉的三个购物中心预计将在2014年至2015年期间投入运营。据悉，这三个项目总租赁面积53.5万平方米，总投资达45亿元人民币。其中，北京的购物中心位于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商业综合区，目标是将其建设成具有国际化标准的一站式超区域型购物中心，预计可辐射约860万消费人口。此外，无锡购物中心也将在2014年5月开幕，预计每年会有3000万人次的客流量及近30亿元人民币的社会零售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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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美凯龙开建湖南总部项目

2013年11月20日，红星美凯龙位于湖南长沙市岳麓大道和岳华路交会处的总部项目正式举行开工奠基仪式，项目正式进入全面建设阶段。据了解，该项目占地面积约47.5亩，由一栋地下2层、地上7层的大卖场和2栋28层塔楼组成，拟建总面积约21万平方米，其中商业面积13.6万平方米、住宅面积2万平方米。按计划，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中南地区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家居生活旗舰店之一，预计将于2014年底开始营业，填补河西高档家居卖场的空白。截至目前，红星美凯龙集团已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长沙、重庆、成都等90座城市开办了124家大型商场，总规模超过1200万平方米。

2013年12月北京房贷交易量降20% 降温趋势明显

据京城多家房贷中介数据统计显示，2013年12月北京房贷市场降温趋势明显。京城个贷机构伟嘉安捷数据显示，12月北京房贷市场交易量环比11月跌幅在20%左右。专家指出，银行新增贷款需求的减少及大众对于2014年政策心理预期的加重是房贷市场交易量下滑的主因。中原地产研究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2月25日，12月北京二手房签约套数为8464套，11月同期则为9182套，同比下调了8%。预计12月二手房成交量将出现环比同比均下调情况。北京中原地产市场部研究总监张大伟认为，北京二手房市场出现明显的报价调整，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房地产供需结构明显缓解，银行放贷难度加大，贷款的优惠折扣减少，导致购房者入市难度增加，特别是刚需购房者，不得不面对全款购房的压力。

土地

北京2013年土地市场收官 出让金破1800亿元创纪录

2013年12月28日，北京朝阳北路优质自住型地块招标出让，3家企业参与了投标。该宗地是新土地出让模式的第一次尝试。该宗地的出让底价为21.88亿元，三家参与投标的企业中，北京建工的报价低于出让底价。报价最高的为金隅嘉业的22.0043亿元，按照金隅的报价计算，该宗地的平均楼面价约为1.22万元/平方米。至此，2013年北京土地市场经营性用地收官，年内土地出让金合计达到了1819.57亿元，31日还有3宗工业用地出让，合计土地出让金将达到1821.8亿元，创造历史最高纪录。

中铁置业拿海南三亚市中心26亩商服用地

2013年12月25日，中铁置业竞得海南省三亚市月川片区控规YC4-18-5地块，总面积为25.6亩。据资料显示，此次成交的地块位于三亚市迎宾路与凤凰路交叉路口处，处于通往亚龙湾、大东海道路连线的中心区域。地块性质为商服用地，容积率4.5，限高100米，计容建筑面积为7.70万平方米，评估总价约2.7亿元，要求投资强度（不含土地成本）≥45000元/平方米。据中铁置业方面介绍，上述地块距离中铁子悦薹项目约0.5公里，是目前三亚市中心唯一稀缺土地资源，将建成三亚中心超高层地标级城市综合体。另悉，中铁置业曾于2009年以16.8亿元拿得三亚市区的112亩地块，2011年该项目建成三亚首座国际滨海度假综合体。

金隅7.1亿元摘北京西砂西保障房地块

2013年12月25日，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金隅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摘得北京海淀区田村山保障性住房项目用地地块（西郊砂石厂西地块），成交价7.1亿元，折合经营性楼面价2989元/平方米。据悉，海淀区田村山保障性住房项目位于海淀区砂石厂路18号，西距西五环约1.5公里，东距西四环约3.7公里；总用地面积13万平方米，地上建筑规模25.52万平方米，其中住宅23.74万平方米（公租房面积不低于12.75万平方米）、幼儿园3400平方米、中小学1.44万平方米。

中海地产半月连夺5块地

不足半月，中海地产便砸下85亿元巨资拿地，建筑面积逾210万平方米，其在土地市场上的动作再度令业界侧目。2013年12月13日，中海地产以46.01亿元的总价在沈阳连夺4幅地块，占地面积约53.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193万平方米。仅在13天内，中海地产已连续拿下5块地，总投资达85.13亿元。中海地产内部人士表示，东北市场是中海一个重要的战略阵地，将伺机在东北继续新增土地，同时也将关注一些经济发展处于上升通道中的三、四线城市。另外，中海目前没有销售及财务压力，补充土地储备是公司快速开发和销售的重要保证。

恒大今年520亿元全国摘得83幅地块

据宜昌市国土资源局公布的信息显示，宜昌楚天恒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13日，以总价7.06亿元成功竞得宜土网挂（2013）57号地块。而这已是恒大地产入驻宜昌之后拿下的第二宗地。公告显示，该地块位于宜昌城东大道与东运路交会处，地块总面积为12.13万平方米，分为A、B、C三区。其中，A区土地面积为8803平方米，B区土地面积为109817平方米，C区土地面积为2696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商住用地。据悉，恒大在12月份拿地动作频繁，截至12月4日，恒大在2013年已豪掷520亿元在全国摘83幅地块，总土地面积是758.81万平方米。而在一、二线城市，恒大投入423.08亿元抢得39宗地块，占总拿地金额的81.5%，面积超420万平方米。

政策

国土部正研究起草严守耕地红线相关文件

国土资源部和国家统计局于2013年12月30日共同发布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主要数据成果。其中显示，截至2009年12月31日，全国耕地面积为13538.5万公顷（20.31亿亩），在耕地18亿亩“红线”之上。且由于技术手段的更新，与基于一次调查数据逐年变更到2009年的耕地数据相比，多出2亿亩左右。尽管如此，国土部仍然表示，我国人均耕地少、耕地质量总体不高、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耕地保护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世元强调，国土部正在研究起草严守耕地红线的相关文件，以及加强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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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2014年将加快房地产税立法改革

2013年12月25日，在京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部署的2014年财政工作中，房地产税立法、资源税改革，消费税制度完善等改革均列入日程。财政部表示，2014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动相关领域改革，发挥财税改革在整体改革中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促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财税改革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突出长远统筹规划。由于财税在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转型等方面的作用，财税改革对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起到重要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在税收制度改革方面，要加快营改增改革步伐，推进资源税改革，调整完善消费税制度，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其他税制改革。”

2015年起二手房评估下浮不得超一成

据报道，国家税务总局近日下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国地税机关健全存量房（俗称“二手房”）评估工作制度、完善评估技术标准、严格评估值管理，其中明确提出：要逐步缩小评估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在条件允许时应取消下浮比例。自2015年1月1日起，各地下浮比例不得超过10%。对涉嫌违法违纪中介机构和经纪人列入“黑名单”，在其代理办税时予以严格审核。

金融

2013年前11个月房企海外融资破3000亿元

2013年，房企海外融资热情持续高涨。12月12日，招商地产控股子公司招商局置地发行5亿美元信用增强债券。继2013年5月房企海外融资规模超越2012年全年后，房企海外融资的热情仍然持续发酵。2013年内，多数上市房企已有融资计划或进行了融资。据不完全统计，仅是进入四季度以来，包括万达、旭辉、绿地、雅居乐、中海、恒大在内，已经有超过20家房企进行了不同方式的融资，总募集资金大约220亿美元。业内人士表示，较低融资成本是吸引企业走出去的最大动因；而在市场调整期吸收廉价资金为下一步扩张做准备，则是终极目标。

中铁置业为8家全资子公司增加44亿元融资担保

2013年12月16日晚间，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该公司12月13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增加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中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为青岛中金渝能置业有限公司等8家全资子公司增加融资担保，额度合计44.08亿元。其中，为青岛中金渝能置业有限公司增加担保的金额为17.56亿元，受益人中原信托有限公司，担保期限自主债务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止。为蚌埠中铁置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增加担保的金额为7.45亿元，受益人为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担保期限自主债务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止。

花样年控股8亿元收购深圳物业公司

2013年12月27日，深圳花样年董事会宣布，与深圳市永利鸿盈投资有限公司订立股权及相关债权的转让协议，卖方已同意以人民币8亿元出售公司的81%股本权益及相关债权。完成交易后，目标公司将成为本公司的附属公司。公告显示，收购事项将为在中国深圳进行房地产开发提供良好商机，且收购事项让公司进一步提高其在中国深圳的市场地位。于公告日期起，目标公司持有该幅土地90%的土地使用权，该幅土地的总占地面积约40000.1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38139.32平方米，可供旅游及休闲用途。该幅土地余下10%的土地使用权由一名独立于本公司的第三方持有。深圳市永利鸿盈投资有限公司主要在中国从事物业开发和经营业务，从该公告刊发日期起，其拥有该幅土地90%的土地使用权。

阳光100冲刺赴港上市

2013年12月20日，阳光100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成功通过香港上市。知情者还透露，中金公司和花旗银行有可能成为股票承销商。作为一家专注于二、三线城市的开发商，阳光100已经在一些城市储备了大量优质土地。冲刺IPO融资或许意味着，易小迪的阳光100志在突破资本瓶颈为偏重开发综合体而打下基础。上市传闻，一直在易小迪和阳光100身边萦绕。被誉为“万通六君子”之一，易小迪在2003年创建阳光100。这家公司在北京仅有位于CBD附近的“阳光100”综合体。其余产品均分布二、三线城市。

市场

2013年三季度北京甲级写字楼上涨5.5%

国际房地产顾问莱坊最新发布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第三季度北京甲级写字楼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5%，这是继2009年三季度以来连续第十七个季度的增长。近三年来，甲级写字楼租金水平实现了翻番增长。与此同时，成交价格指数也有85%的增幅。报告显示，第三季度北京市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北京市甲级写字楼市场租金再次小幅下调0.9%至每月每平方米384元。本季度市场没有新增供应，连续两个季度的零供应促使市场总体空置率小幅下降0.2个百分点至3.9%，市场空置率继续保持低位。

海外投资

李嘉诚进军韩国地产领域

据韩国媒体报道，香港长江实业董事长李嘉诚部分所有的新加坡亚腾资产管理公司将进军韩国地产领域，收购麦格理集团在韩国的房地产业务。亚腾资产管理公司2013年12月23日的一份监管文件中披露，称其将收购麦格理韩国地产公司，该公司通过两家私有房地产信托管理着5884亿韩元（约33.6亿元人民币）的物业。此外，亚腾还将收购麦格理旗下一家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10.02%的股份，但亚腾并未透露交易价格。亚腾首席执行官林惠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收购的目的是“充分利用韩国房地产领域巨大的投资机会”。

中国富豪涌入法国买酒庄

据报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投资者将巨额资金投入到法国葡萄酒庄，当地人的意见出现分歧，反对者呼吁，酒庄应该掌握在法国人手里，支持者则对外来资金表示欢迎，认为能帮助重建基础设施。波尔多地区是法国的名酒产区，共有8000多个酒庄。目前中国投资者已经购入了几十个酒庄，但档次、规模都不大，大都在1000万欧元左右。2009年至2012年间，在波尔多地区，由中国投资者拥有的葡萄酒庄数量从2个迅速上涨到25个。如今，这个数字已经在50个左右。据波尔多地区的葡萄酒记者简·安森称，投资该地区酒庄的中国人数量持续增多，只要再有5至10个葡萄酒庄被卖给中国投资者，中国人就将超过比利时人，成为波尔多地区拥有酒庄数量最多的外国人。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投资效率研究 篇4

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河南省推动城镇化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然而河南省的城镇化水平还相对较低,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3.73%,而河南省城镇化率只有43.8%,远低于国家的平均水平,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更大。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任重道远,当前,河南省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资金,建设新型城镇化,加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体化格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城镇化建设涵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等,包括城市供水、排水系统、城市交通设施、河道河堤等等,这些建设项目可以分为经营性、准经营性和非经营性项目三类。对于那些经营性、准经营性项目,政府通过采取多种措施,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形成了政府投资与民间资本良性发展的局面;非经营性项目,社会资本不愿参与,同时也面临着制度障碍,这就要求地方政府成为投融资的主体,事实上,过去几年来,河南省已经建立起省、市、县三级投融资平台体系,政府投融资平台的主要职能是从事相关领域的基础设施和相关产业的投融资。

事实上,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有关城镇化的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焦点,尤其是城镇化投融资的效率方面,通过梳理文献,我们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大致分为如下三类。一是从资本产出的角度来衡量投资效率 。如康梅 和冯英俊(2007)[1]、孙慧和王 媛(2008)[2];二是利用增量资本产出率、投资弹性系数等来衡量投资效率。如王丹莉(2011)、俞天贵(2011)[3]等人。二是从资本配置的角度来衡量投资效率,该视角是以Jeffrey Wurgle(r2000)[4]的资本配置效率测度模型为基础,通过研究资本是否流入(流出)以及有多少流入(流出)高成长性(低成长性)行业,以此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的高低。国内文献有潘文卿和张伟(2003)[5]、许开国(2009)[6]、许可等人(2011)。三是依据具体研究对象,构建综合指标来衡量投资效率。这类文献有李嘉荣(2007)[7]、冯艳彬(2010)、张晓瑞和王振波(2012)[8]等。上述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文献参考,本文以河南省为例,基于Jeffrey Wurgler模型,从省份、区域及地市等三个视角来深入探讨城镇化投资效率,得出了十分重要的现实结论,丰富了城镇化投资效率的研究。

在上述背景下,河南省在城镇化投融资领域形成了以政府为主,民间资本参与的格局,然而,由于机制体制不健全,城镇化某一些领域的投融资渠道不健全,资金使用效率不高,这些都是需要加以解决的。因此,本文基于投资效率的视角来研究城镇化投资,考察城镇化过程中的投融资问题,这对于加速城镇化进程,更好实现“三化”协调发展,同时为建立高效的河南省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提供政策参考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研究方法及数据选取

2.1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研究目的是河南省当前的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主要是指区域之间的资本配置。借鉴既有多数文献的处理方法,在城镇化资本的配置效率研究中,本文参照Jeffrey Wurgler的资本配置模型,按照该理论,较高资本配置效率往往表现为资本流出低成长的产业,流入高成长的产业;同样地,在区域层面上,资本配置效率的高低也可以通过资本在不同地区间的流动来考察,资本的区际间流动,也应表现为流出低成长地区,流入高成长地区。

需要说明的是,资本配置效率的研究仅限于研究层面内部各地区间资本的流动,并不涉及资本如何流入研究层面,每个研究层面的资本总量都是外生的。例如在河南省级层面资本配置效率的测度中,仅仅考虑资本在河南省内各县区之间的流动,并没有考虑有多少资本从外界流入河南省。

2.2 数据及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河南省统计年鉴》和《河南省城市年鉴》,时间跨度为2004-2013年,考虑到模型的经济意义以及数据来源的有限性和统计口径变化等因素,本文选取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城镇化投资额。省级和市级数据可以直接或通过计算从《河南省统计年鉴》中获得。

在县级数据中,由于没有明确的城镇固定投资数据,只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两个指标,借鉴既有文献的处理方式,在县级层面选取固定资产投资额近似代替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文章所需要的变量符号及其定义如下:I:城镇化投资额,本文采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近似值;GDP:国内生产总值,本文采用名义GDP来度量该指标。

3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投资效率实证分析

3.1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及城镇化投资现状

3.1.1 城镇化水平较低且地区差异较大

河南省的城镇化水平远远低于国家平均水平,城镇化建设任务繁重,当前河南省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发展不平衡。目前河南省的城镇化水平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态势,并且以郑州为中心,距离郑州较远的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

3.1.2 城镇化投资总量增长较快,但不平稳

据《河南省统计年鉴》的公开数据显示,河南省城镇化投资规模不断上升,2000年至2013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8.2%。而每年的年增长率则很不稳定,从2000年一直加速增长到2005年,并达到历年最高44.9%,而后开始下降,近年来基本稳定在20%到25%之间[9]。但河南省城镇化投资总量呈增长趋势却是毋庸置疑的。

3.1.3 各市人均城镇化投资额差别显著

利用2004年至2013年各地级市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及各地级市的城镇人口进行计算,可以看出,河南省各地级市的人均城镇化投资额差别是比较明显的,最高的三门峡市(48 142.1元)是最低的周口市(17 717.9元)的2.7倍。

结合各市的城镇化率可以发现,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高的市普遍比人均投资额低的市城镇化率高,城镇化率较高的市(郑州、济源、鹤壁、焦作)的人均投资额远远高于城镇化率较低的市(驻马店、周口、商丘、信阳),这说明城镇化资本投资的总量对城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3.2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投资效率分析

Jeffrey Wurg1er利用模型测算了65个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该模型的主要思路是在投资效率最优的情况下,必然是那些效益良好、发展前景好的国家或区域获得投资,而投资会从那些效益较差、处于衰退的国家或区域中及时撤出,即以有限的资本是否能够被配置到得到最高收益的地区作为评价投资效率的标准。

Jeffrey Wurgler构建的模型为:

其中,I为固定资产总形成额,V为价值增加额,i为制造业行业,c为国家,t代表年份,ηc为c国投资增长对行业价值增加的弹性系数。ηc可以衡量c国以何种程度追加对成长性行业的投资、减少投资衰退性行业。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这里将上述模型中的指标进行调整:在分析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中,如果不考虑折旧,固定资产总形成额用固定资产投资额代替,而一个地区一段时间内的价值增加额就是该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参照(1)式以及潘文卿和张伟(2003)的衡量资本地区间资本配置效率的模型,本文的模型构建如下:

(2)式为截面数据模型,用来研究近年来河南省省级层面的投资效率,其中I为固定资产投资额,GDP为国内生产总值,小标i代表河南省下辖的所有县区,t代表年份。ηt即为河南省在t年的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数值越大表示投资效率越高。(3)式为面板数据模型,用来考察河南省省级层面、区域层面以及市级层面在一定时期内的投资效率,I为固定资产投资额,GDP为国内生产总值,小标i是各层面下辖的所有县区,t代表年份。ηc即为不同层面的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数值越大表示投资效率越高。按照上述实证模型,通过对河南省的相关数据检验,得出了如下两个方面的实证内容。

3.3 省级层面的截面数据研究及总体效率评价

从资本配置角度分析省级层面投资效率是建立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基础之上,为了更好地分析省级层面投资效率,这里采用河南省省内所有县市的数据。由于《河南省统计年鉴》中地级市市辖区的数据并不完善,本文选用了《河南省城市年鉴》中市辖区的数据,由于每个地级市的市辖区数据作为一个整体,例如郑州市的市辖区包括了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区、金水区、上街区、惠济区,所以式(2)中的i共126个对象(17个地级市的市辖区、1个省直管市、20个县级市、88个县),式(2)中的t的范围为2005-2013。

通过利用Eviews6.0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出ηt如下表1所示:

注:*、**、***分别表示在10%、5%与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由表1可以看出:对于河南省而言,2005年至2013年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的平均值为0.737,然而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投资的资本配置效率呈下降趋势。资本配置效率不断下降使得河南省尽管城镇化投资每年都在增加,然而城镇化率的增长却基本稳定在每年1.7%左右,并没有出现随着投入的大幅增加而增加的现象。

利用公式3对全省126个县市2004-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测算出河南省整体的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为0.8(t=8.435)。由此可见,河南省整体的城镇化资本配置是有效率的,但是效率程度较低,有着很大的提高空间。

3.4 区域层面的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分析

《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将河南省划分为中原城市群、豫北地区、豫西豫西南地区和黄淮地区等四个经济区。中原城市群以郑州为中心,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等市,该经济区位于河南省中部,工业门类较为齐全,交通网络发达,发展基础较好,是河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豫北经济区包括安阳、鹤壁、濮阳3市,位于河南省北部,工农业基础较好,有着丰富的油气、煤炭资源。豫西豫西南经济区包括三门峡和南阳2市,位于河南省西南部,有一定工业基础,有色金属资源比较丰富。黄淮经济区包括驻马店、商丘、周口和信阳4市,位于河南省东南部,以平原为主,水资源较为丰富,具有优越的农业发展条件。

注:***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本文按照该区域划分方式对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区域层面的分析。利用各区域所包括的县区2004-2013年的面板数据,得出各区域的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在河南省的四个区域中,豫北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是最高的,而中原城市群的配置效率是最低的。这个结论表明,在中原城市群内部,城镇化资金并没有流入到最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县区。

中原城市群作为中原经济区发展的主力,依靠其政治、经济、区位等优势能够吸引大量的外界投资,从近年来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投资的投资总额来看,中原城市群的投资额占到了全省的60%以上,然而它内部的资本配置效率却是全省最低的,城镇化资本较为集中地配置在郑州市和洛阳市,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河南省整体的城镇化进程。

3.5 市级层面的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分析

河南省整体的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较低说明成长性较好的县市并没有吸引来更多的投资,而具体各个地级市的资本配置效率如何,我们将利用(3)式模型进行测度。由于济源市属于省直管市,没有下辖县市,数据较少,不能很好地进行回归,故没有纳入研究范围。与前面的研究思路一致,每个地级市的市辖区作为一个整体。通过Eviews6.0对各地级市2004年至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表3。

注:*、**、***分别表示在10%、5%与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分析表3,可以得出在2004年至2013年期间,除了平顶山的配置效率显示为负值,其他各地级市的都为正值,其中安阳和开封的配置效率最高。但统计检验并没有拒绝许昌市配置效率为零的假设。

进一步地,通过将各地市的配置效率与城镇化率进行对比,我们发现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城镇化水平高的地级市的资本配置效率并不一定高。但将上表中的各市的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与2004年至2013年各地级市人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相结合,形成如下的散点分布图(见图1)。

图1是以河南省各地级市的平均配置效率和全省人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为中心将坐标图分为四个部分,右上方第Ⅰ象限表示资本配置效率高的地区同时人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也高,表示这些地区得到了较多的外部资金的支持;左上方第Ⅱ象限表示虽然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这些地区并没有得到较多的外部资金支持;右下方第Ⅳ象限表示虽然得到了较多的外部资金支持,但是其资本配置效率并不高;左下方第Ⅲ象限则是既没有得到较多的资金支持而且其配置效率也低。综上,可以发现位于第Ⅰ象限的地级市城镇化水平往往比较高,而位于其他象限的地级市城镇化水平往往比较低,2013年城镇化率低于45%的10个地级市中除了濮阳和不显著的许昌外,余下的8个地级市全都位于第Ⅱ象限和第Ⅲ象限。尤其是对于位于第Ⅱ象限的五个地级市而言,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努力争取到更多的城镇化资金支持是很必要的。但散点图并不能很好的解释平顶山、鹤壁这两个市。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河南省2004-2013年的相关数据为分析对象,采用Jeffrey Wurgler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从省级、区域、市级三个层面对城镇化投资中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测度,得出了如下重要结论。

首先,2000年以来,河南省的城镇化投资总量增长较快,但是增幅波动较大。河南省整体的城镇化资本配置是有效率的,但效率并不高,而且2005年至2013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呈现下降趋势,资本配置会影响产出,导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并没有随着投资总量的快速增长而增长。

其次,河南省四个区域中,中原城市群包含的城市最多,经济实力最强,是河南省发展的主力,同时也占用了大量的城镇化资金,但其城镇资本配置效率却是最低的,这将影响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第三,河南省各地级市的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并不是决定该地级市城镇化率的唯一因素,因此,城镇化率较高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不一定高,城镇化率低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也并不低。

第四,通过各地级市人均城镇固定投资额和城镇资本配置效率散点图,我们可以发现地级市的城镇化率往往受到人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及城镇资本配置效率的共同影响,只是影响的程度各有差异,但由于观测点较少,无法进行更为准确的回归分析。

根据以上结论,为更好地推进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投融资机制的完善,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4.1不断拓展融资渠道,保证城镇化资金的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是城镇化的基础和支撑条件,也是城镇化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但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且具有建设周期长,投资收益见效慢等不利因素,因此应该更好地依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增强城镇建设财源活力,利用市场化的手段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保证城镇化建设资金在“量”上的基础。

4.2 在保证筹资的“量”的同时注重投资的“质”。城镇化建设是一种投资行为,所以建设主体应该注重城镇化建设的效率。河南省政府投融资平台作为城镇化建设投融资的主体,更应该注意到近年来投资效率下降的问题,积极地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提高河南省在城镇化建设中的资本配置效率,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4.3盘活资金,更好发挥中原城市群的带头作用。中原城市群作为河南省的中心,既是河南省经济发展的主力,也是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领头羊。政府除了要给中原城市群的发展提供资金上的支持,也应该注重城市间资本的配置效率,提高资金在城市间的流动率,利用投融资平台提升资金的利用率,更好地促进中原城市群的发展,尽快形成城市集群效应,带动周边发展。

新型城镇化 篇5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必须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

——“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

——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

——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

——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城乡建设缺乏特色。

——体制机制不健全，阻碍了城镇化健康发展。

根据世界城镇化发展普遍规律，我国仍处于城镇化率30%－70%的快速发展区间，但延续过去传统粗放的城镇化模式，会带来产业升级缓慢、资源环境恶化、社会矛盾增多等诸多风险，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进而影响现代化进程。随着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城镇化必须进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

新型城镇化 概念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路子。

新型城镇化的“新”就是要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我们的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完成农民到市民的转变，而不是建高楼、建广场。农村人口转移不出来，不仅农业的规模效益出不来，扩大内需也无法实现。

一、传统的城镇化，是城市优先发展的城镇化，而新型城镇化讲求城乡互补、协调发展。

二、城乡一体化发展，绝对不能搞成“一样化”发展，不能把农村都变为城市，而是要走城乡协调发展的道路。

三、推进新型城镇化，不能盲目克隆国外建筑，而是要传承自身的文脉，重塑自身的特色。没有自己的文脉，形不成自己的特色，自身优势就发挥不出来，就会千城一面。

一、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1、推进符合条件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健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制度、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

2、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保障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改善基本医疗卫生条件、拓宽住房保障渠道）

3、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机制（建立成本分担机制、合理确定各级政府职责、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参与机制）

二、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 “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

1、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

2、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

3、建立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

4、促进各类城市协调发展

5、强化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支撑

（依托国家“五纵五横”综合运输大通道，加强东中部城市群对外交通骨干网络薄弱环节建设，加快西部城市群对外交通骨干网络建设）

三、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1、强化城市产业就业支撑

（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增强城市创新能力、营造良好就业创业环境）

2、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改造提升中心城区功能、严格规范新城新区建设、改善城乡接合部环境）

3、提升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加强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4、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水平（创新规划理念、完善规划程序、强化规划管控、严格建筑质量管理）

5、推动新型城市建设（加快绿色城市建设、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注重人文城市建设）

6、加强和创新城市社会治理（完善城市治理结构、强化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创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

四、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1、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推进城乡统一要素市场建设、推进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

2、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完善农产品流通体系）

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升乡镇村庄规划管理水平、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络建设、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

五、改革完善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

1、推进人口管理制度改革

2、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3、创新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

4、健全城镇住房制度

5、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六、规划实施

1、加强组织协调

2、强化政策统筹

3、开展试点示范

新型城镇化效率 篇6

学者们关于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测度研究大都从多投入-多产出角度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赵良仕等[1]用DEA测算了中国的省际水资源利用效率,认为水资源利用效率具有空间性及空间溢出效应。赵晨等[2]运用DEA中的CCR模型和BCC模型对江苏省的水资源利用效率进行了评价,认为江苏省水资源利用效率整体呈缓慢上升趋势。夏莲等[3]从农业产业化背景研究了农户水资源利用效率。马海良等[4]从城镇化进程角度,采取用水效率指标,探讨中国城镇化率与全国用水总量、水资源利用效率与用水结构之间的关系,结果认为城镇化率的提高使得我国水资源利用效率得到有效改善。钱文婧等[5]也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水资源利用效率。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已有文献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测算大都使用非参数方法,笔者将定义基于水资源投入的谢泼德方向距离函数,构建超对数函数形式,运用SFA来测算江苏省水资源利用效率,以克服传统的利用效率中要求所投入各种要素按相同比例缩减,可能会存在短板效应和存在统计噪声的缺点。同时本文选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产业城镇化指标来表示新型城镇化的程度,很好地拟合了STIRPAT模型的原始含义。

1 模型、指标及数据选取

1.1 水资源利用效率模型与数据

1.1.1 实证模型

首先对某个地区的经济做出如下假定:如果该经济的投入要素为劳动(L)、资本(K)、水资源(W),并且生产单一产品(Y),那么其生产技术为T={(L,K,W,Y)|(L,K,W)生产得到Y}。集合T为有界闭集且投入产出满足强可处置性。

参考Zhou等[6]提出的基于能源投入的谢泼德方向距离函数,笔者定义了如下基于水资源投入的谢泼德方向距离函数:

由式(1)以及生产技术的强可处置性,可以得到以下两个性质:(1)DE(L,K,W,Y)≥1;(2)基于水资源投入的方向性距离函数DE(L,K,W,Y)是水资源投入(W)的线性齐次函数。

与传统相比,这一基于水资源投入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反映的是在现行技术条件下该地区保持劳动力、资本投入和产出不变时水资源使用的最大可缩减比例,可以反映更真实的水资源利用效率。若1/DE(L,K,W,Y)的值等于1,实际的水资源投入量等于最优投入量,生产中所消耗的水资源是有效的;1/DE(L,K,W,Y)的值越小,表明实际生产越偏离最优水资源投入,水资源投入就越无效。这里定义1/DE(L,K,W,Y)为水资源利用效率WEI,即WEI=1/DE(L,K,W,Y)。

本文参照文献[7],选择下列超对数函数:

其中,vit为随机扰动项,满足经典计量假设,即vit~iid N(0,σv2)。文献[8]的结果说明DW(K,L,W,Y)在W中是线性齐次的,所以:

将式(3)带回式(2)中,得式(4):

其中,uit=ln DW(Lit,Kit,Wit,Yit)≥0,反映地区i在第t年生产过程中水资源利用的无效率。假设uit服从特定的分布,式(4)就是典型的SFA模型。

运用Frontier 4.1软件对方程(4)进行估计,可以得到各个地区每年水资源利用效率值。

1.1.2 变量与数据来源

对2004—2014年江苏省13个地级市水资源利用效率进行测算。投入产出变量如下:

a.经济产出(Y),以实际GDP来表示。利用各个地级市的GDP及生产总值指数计算得到GDP平减指数,以1996年的价格作为基期对名义GDP进行缩减得到实际GDP。

b.水资源投入(W)。用各市的水资源消耗量作为水资源投入,使用供水总量减去居民生活用水量得到具体的水资源投入量。

c.劳动力投入(L)。各地级市的劳动力投入计算公式如下:

(当年年末单位从业人数+上一年年末单位从业人数)/2

d.资本存量投入(K)。本文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实际资本存量,由于宿迁和淮安在1996年才正式设市,所以本文选择1996为基年来估计各地区资本存量。基于目前比较认可的结论,选取9.6%作为固定资产折旧率。数据来源于《江苏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江苏省各地级市统计年鉴。

1.2 IPAT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1.2.1 模型构建

经典IPAT模型:

式中:I为因变量,可以是环境压力、能源消耗以及环境影响状况等变量;P为人口因素;A为富裕程度;T为技术水平。

该模型最早由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Holdren等[9]提出,当时主要用于研究人类活动对环境变化的影响。Rose等[10]在IPAT模型基础上提出STIRPAT模型:

式中:a为该模型的系数;b、c、d分别为各驱动力指数;e为误差值。

该模型可以通过对人口、富裕程度和技术水平等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各驱动力对环境的影响。

1.2.2 指标选取

选取江苏省水资源利用效率(I)作为STIRPAT模型的因变量,用人口城镇化(P)、社会城镇化(A)、产业城镇化(T)等变量作为自变量将STIRPAT模型扩展,为了弱化指标数据的异方差性,在扩展模型两边取对数,得到的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式中:i为地区;t为年份;α0,α1,α2,α3,α4分别为待估参数。

江苏省水资源利用效率采用下一节实证测算出的结果,人口城镇化用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来表示,由城镇人口数除以总人口计算得出;社会城镇化指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产业城镇化用第二、第三产业占比来表示。数据来源于《江苏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江苏省各市统计年鉴。

2 实证分析

2.1 效率评价结果

以式(4)为估计方程,利用Frontier4.1软件对该方程进行回归,参数估计结果为

拟合优度检验结果为0.999 1,表明该模型拟合度较好;F检验值为1 387.34,Prob值为0.000 0,说明函数关系成立;corr(ui,X)=0(assumed),Prob>chi2=0.000 0,表示解释变量与随机误差项之间不存在序列相关关系。此模型通过了各项参数检验,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基于Frontier4.1软件测算的江苏省水资源利用效率结果如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苏南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平均值为0.655,为三大地区中最低,其中南京市历年平均水资源利用效率最低,为0.473,但其值在逐年平稳上升,与苏南地区整体水资源利用效率增长趋势较为接近。苏州市平均水资源利用效率为最高,达到0.775的水平。无锡市水资源利用效率较高,且其年度波动较小。常州市与镇江市在较为低下的效率起始水平上逐年稳步增长;苏中地区平均水资源利用效率最高为0.785,说明相对而言苏中在已有投入水平下实现了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且其水资源利用效率在逐年增加,其中泰州市最高为0.823,扬州市最低为0.737;苏北地区平均水资源利用效率略低于苏中地区,整体水平较高,其中盐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最高为0.847,且为13个地级市中最高。连云港效率水平最低,在0.7以下水平,其余都处于0.7~0.8之间,水资源利用效率较高。

从图1中可以看出,三大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为苏中最高,苏南最低,苏北居中,整体效率水平均在逐年提高。其中苏南地区起点较低,但其增长较快,已逐渐接近其他地区水平,苏中地区一直稳步增长,苏北地区2006年水资源利用效率由0.767下降为0.728,下降幅度较大,其余年份基本平稳地增长。

2.2 基于STIRPAT模型的分析

首先,利用Eviews 6.0对江苏省水资源利用效率、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产业城镇化进行单位根检验(LCC检验和Fisher-ADF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除社会城镇化外均存在单位根,因而需要对其一阶差分值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其次,进行协整检验,表2显示Panel ADF-Statistic、Group ADF-Statistic和ADF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Hausman检验选择了固定效应,由于样本期间较短,本文假定相同区域水资源利用效率基本一致,因而选择不变系数模型建立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

注:***、**、*分别为1%、5%、10%的显著性水平,系数下方的括号内为t值。

从表3可以看出,人口城镇化水平对江苏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最大。全省、苏南、苏中的水资源利用效率与人口城镇化水平呈U型关系,即水资源利用效率随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表现出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苏北则呈负相关关系且不显著;社会城镇化水平与水资源利用效率呈负相关关系,但苏中和苏北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各区域的产业城镇化水平对水资源利用效率影响差别较大。全省、苏南、苏北的关系为正相关,苏中则为负相关,苏南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根据二、三产业的比重以及江苏省水资源利用效率结果可以看出,南京、无锡、常州、苏州产业城镇化水平高,苏北由于企业数量少、经济发展落后,其产业城镇化水平较低。产业城镇化在空间的分布不均导致其对江苏省水资源利用效率影响的差异。

3 结语

传统研究运用非参数的DEA方法进行测算,忽略了统计噪声的影响,笔者定义了基于水资源投入的谢泼德方向距离函数,利用参数法测度了江苏省2004—2014年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并选取新型城镇化指标,借助STIRPAT模型分析新型城镇化对江苏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三大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为苏中最高,苏南最低,苏北居中,其中苏南水资源利用效率在快速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对江苏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最大,全省、苏南、苏中水资源利用效率与人口城镇化水平呈U型关系,苏北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与人口城镇化水平呈负相关关系;社会城镇化水平与水资源利用效率呈负相关关系,各区域的产业城镇化水平对水资源利用效率影响差别较大。

摘要：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水资源不足、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以江苏省为例,构建超对数函数模型,运用SFA测算江苏省水资源利用效率,选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产业城镇化指标来表示城镇化水平,基于STIRPAT模型分析江苏省水资源利用效率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结果表明:1三大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为苏中最高,苏南最低,苏北居中;2人口城镇化水平对江苏水资源利用效率影响最大;3社会城镇化水平与水资源利用效率呈负相关关系,各区域的产业城镇化水平对水资源利用效率影响差别较大。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水资源利用效率,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产业城镇化,江苏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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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下的新型农村社区规划 篇7

1 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对农村社区规划建设的要求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明确指出了三个需要着重解决好的问题, 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等问题, 并强调各地要推进城镇化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规划还提出进一步推动城乡要加快城镇化建设的一体化, 即推进城乡统一要素市场建设, 推进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 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以及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切实搞好新型小城镇的建设工作。

目前来说, 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然超过50%, 按照每年1.0%—2.0%的增长速度, 有关人士预测, 在202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0%—62%。由于农业的增长收益有限, 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会逐渐减少, 但是农务人员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农业经营也会降低。在城镇化进程中, 不仅要结合现代中国的国情, 还要借用国外发展的经验完善自身改革。

“美丽乡村”的建设理念———“看的见山, 望的见水, 忆得起乡愁”赋予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新的诠释, 这意味着新农村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应同时推进, 在快速城镇化浪潮中的农村建设, 不应失去农村原有的生态环境和质朴的农耕文明。应把美丽乡村建设与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和民生改善紧密结合起来, 按照科学规划布局美、村容整洁环境美、创业增收生活美、乡风文明身心美的目标要求, 全面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2 当前新农村建设的问题与困惑

2.1 规划控制缺失的“国家标准”———人均标准易导致规模失控

农村城市化发展迅速, 部分农村地区已逐渐向城市的生活方式转变.但仍有大量村庄仍保留着原有的生产、生活模式, 且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会改变。而依据城市与镇用地分类标准, 城镇人均建设用地不应大于150平米/人, 这一标准不利于对村庄规划的控制与引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62条明确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 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为贯彻执行《土地管理法》,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制定了相应的宅基地的面积标准, 因此, 以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控制农村土地, 并不能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 农村住宅用地的供给途径是以户为标准的。

2.2 农村建设风貌问题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应保留本村独特的风土与传统。在过去, 多数农村向城镇的发展只是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 追求以快速达到城镇化要求而发展自身, 却在这发展的路途当中, 忽视了对本土文化的重要性, 造成了“千城一面”的状况。针对过去的这一种现象, 在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工作中, 要经济与文化共同发展, 相互促进, 使得农村在向城镇化发展的道路上继承并发扬本土文化, 形成城镇特色, 共同建设与推进农村的城市化进程。

2.3 农村建设公共配套设施不足

由于农村人口数量少, 其本身的公共配套设施也就缺乏。在进行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过程中, 除了吸引外资, 吸引外来务工建设人员外, 相应人员的配套设施应是首要进行的工作。公共配套设施的建设是一个相互的过程:新型农村的建设势必引来众多的务工人员, 而为了满足这些人员的日常生活需求又需要相应的公共配套设施。因此, 在农村建设规模扩大过程中应配套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 且形成城镇公共设施共建共享, 提升农村公共配套的服务说平, 且避免重复建设。

2.4 绿化建设问题

广袤的田野是农村生态建设的基质, 然而农村建设往往忽略了生态绿化的建设, 一味的拆迁建设, 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系统, 使农村环境日趋恶化, 因此, 村容村貌建设应是促进生态文明提升村民生活品质的重要举措。

3 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应体现农耕文化

3.1 生活和生产相结合

保留传统农村劳作的生活方式, 包括院落、院宅建设, 同时加入现代城镇化元素, 两者如何在一个地区和谐共生是新型农村社区的新要求与新任务。例如, 在农村居民点改造中, 不应只是“集中上楼”, 应保留一定的宅院空间, 延续宅院农耕劳作的传统生活方式, 在鼓励农民转变就业模式的同时, 应考虑保留传统的生活习俗。

3.2 合理制定一个农村居民社区的规模

在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初期, 要形成区域化的发展模式, 形成大约3000~5000人一个社区, 要满足相应的配套和到生产劳作场地的服务半径要求, 且服务半径不宜过大。过大的服务半径不仅不能及时满足人员需求, 还为以后的发展留下了交通运输时间长等弊端。

3.3 新型农村社区的景观风貌建设应保留农村地域风貌特色

在建设过程中景观要保留与田园自然镶嵌的肌理、保留古树名木、宅前屋后河溪景观, 建筑材质采用原生态本土材质, 建筑风格保留传统地域风格。保留本土特色, 不仅不会较大程度地改变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 而且还有效地保留了农村本有的乡土风情与风俗文化。结合各村实际, 突出重点, 注重挖掘传统农耕、人居等文化丰富的生态理念, 在开发中保护, 保护中建设, 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 形成一村一景、一村一业, 一村一特色, 彰显美丽乡村, 农村建设可与休闲乡村旅游相结合, 让更多的人能体验农村质朴的文明特色。

3.4 节约土地, 旧村新城共同建设

新型农村社区的住宅开发应节约利用土地, 建议采用多层公寓与联排院落相结合, 不宜全部采用多层公寓, 这样会失去农村风貌特色:也不适宜都采用独栋院落, 这样对土地利用率不高。如此设计的优势是让乡情与现代进行适宜的结合, 使得农村社区建设更具有自身特色。

4 总结

就我国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 城镇化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在这历史大潮中, 我们要迎难而上, 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 参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作, 为农村的城镇化进程提供保障与前提, 保护好每一位原著居民的根本利益并发展自身经济, 传播自身特色文化。

摘要：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 农村建设又将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 近几十年的农村建设实践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也给新农村建设遗留了很多问题。本文就针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进行陈述与研究, 并为此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村社区,农耕文化

参考文献

[1]马凯.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 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 (05) .

[2]李克强.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J].行政管理改革.2012 (11) .

新型城镇化效率 篇8

本刊记者:中央明确提出, 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 趋利避害。我特别想了解的是, 这个“害”究竟指什么?

彭真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 新型城镇化要“趋利避害”。但究竟避什么“害”?为什么“避害”?“害”到了什么程度?很多人其实并没有真弄清楚, 要么是跟着起哄, 要么是在似是而非的概念上绕圈子。有些人的调子高到天上去了, 就是不着边际, 不敢面对已经存在的尖锐矛盾。中央都在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但他们还是有另一类的空话、套话, 前几年的“城市化”发言也居然拿到现在反驳, 而且煞有介事, 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如此没有针对性, 新型城镇化还怎么深入讨论下去?在我看来, “避害”才能进步, “避害”才能重生。

2012年12月17日晚, 我在中央电视台解读当天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说, 所谓“避害”, 就是要避287个地级以上城市 (三沙市属特殊情况) 规模扩张之害。这些城市只顾“摊大饼”建新城, 老城区、棚户区和城中村都瘫在一边, 1000多万家庭、1亿多居民住在漏雨漏风的房子里, 大床挨着小床, 灶头碰着炕头, 进屋下不了脚, 出门上不了厕所。这些城市一边是高楼大厦, 霓虹闪烁;一边是低矮老屋, 烟雾笼罩。剖开这些城市的经济内核来看, 每个城市都在透支国家的土地、水资源承载能力, 三次产业结构中二产占大头, 二产中又以钢铁、石化和建材为代表的资源型落后产能占大头, 同时陷入交通、环境和就业等多重困境。对什么是新型城镇化一定要敢于谈真问题, 一定要有一股勇往直前的劲头, 一定要有把自己的见识、主张尤其是逆耳忠言说出来的勇气。在这个重大的国家战略方向上, 谁怕下功夫, 谁就找不到真理。

本刊记者:您认为下一步怎样理顺思路?

彭真怀:今年元旦过后, 我在河北省宁晋县、广东省高州市和山东省垦利县等地调研, 当地干部群众对我说, 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几个月过去了, 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 现在都不知道听谁的好。他们特别希望中央能有个明确的说法, 讲明白新型城镇化究竟“新”在哪里?是城里的事还是农村的事?与新农村建设有什么关系?到底应该怎么干?这些关乎全局的困惑表明, 恰是民气可用时, 兰舟竟发待将声。回京后的两个多月, 我静心关注新型城镇化的各种意见, 在反复推敲的基础上进行了一次集中的逻辑梳理。

上世纪60年代初, 为了度过当时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全党就一些重大问题同时开展调研, 很快就形成了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正确决策。我想, 对新型城镇化的不同意见, 有调查不够的问题, 也有研究不够的问题, 而后一个问题更加突出。最近听到消息说, 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已基本定稿, 今年上半年可能正式出台。从我个人角度看, 这么匆忙是欠妥的。新型城镇化的钱从哪里来、人向哪里去、地往哪里用?怎么拿出有力度、可操作的实施意见?国家发改委有责任深入调研、反复论证, 避免在关键的时刻选择错误的方向。我认为, 在方向不明的时候, 先停下来辨明方向是十分明智的。

本刊记者:截至2012年年底, 全国城镇人口为7.12亿, 人口城镇化率是52.57%, 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国内外的实践证明, 城镇化率并不是越高越好, 城镇化速度亦非越快越好。您认为应当如何把握城镇化的速度与效益?

彭真怀:你说的不错, 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 但按户籍人口计算, 大约在31%左右。我多次对其中的水分提出质疑, 但一些人不以为然。最近, 李克强总理也在文章和谈话里指出, 城镇化率的统计口径至少存在15%的缺口, 说明中央对这个情况也有了判断。其实, 早在2010年9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和贸易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就分别指出, 当前的城镇化存在着严重的不完整状态。但今天看来, 这些研究成果并未引起警觉。

问题在于, 如果不挤干城镇化率的水分, 就找不出发病的根源。我国现有城镇化率的统计口径, 包括了2.62亿左右在城镇生活6个月以上, 但没享受到与城镇居民等同公共福利和政治权利待遇的农民工;也包括一些城镇通过行政区划调整, 扩大辖区面积带来的1.4亿镇区农业户籍人口, 这些“城镇区域”的产业结构并未转型, 缺乏产业支撑力, 缺乏基础设施供应, 实际上仍然是农村。从我这些年的跟踪研究看, 上述两类没有真正转变身份的人口, 约占7.12亿城镇总人口的一半。这一现象在中西部地区最为显著, 川渝地区、贵州、湖南、安徽、河南和山西等地的城镇化率差值均在25%以上。

本刊记者:那么, 应当怎样让农业人口有序转移, 成为真正的市民?又怎样最大限度避免“城市病”和“农村凋敝”现象蔓延?

彭真怀:我觉得, 这要从1958年延续至今的户籍制度深挖。在同一片国土上, 这个制度把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占人口2/3的农民, 没有土地却必须附属在土地上。由于他们是农村户口, 就业保障、看病住院和孩子上学受到限制, 甚至遇到事故的赔偿也远远低于城镇居民。进城务工只能拿暂住证, 只能干最累最脏的活, 只能拿最低的工资。他们用自己的汗水、泪水甚至生命建设城市, 是劳作最辛苦、生活最艰难和变动最频繁的群体, 却享受不到同等的国民待遇。据我了解, 全世界用户籍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国家, 目前只有中国、朝鲜和贝宁。无论从法律上还是道义上, 户籍制度反映的都是不平等社会。

我的进一步研究表明, 在过去20年的城镇人口增量中, 有71.8%是农业户口, 但其中绝大部分都没有在城镇永久定居。2012年11月16日, 贵州省毕节市海子街镇擦枪岩村5名小学生在街头垃圾箱内生火取暖, 中毒身亡。这5名孩子当中, 有4名是留守儿童, 他们的父亲或者父母双双在外打工。这个残酷的事件, 深深地刺痛了所有人的神经。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户籍制度编织的“农民工体制”, 正在切割和碾碎无数的农村留守家庭。这样的城镇化, 只允许青壮年农民临时性进城打工, 而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儿女却不能跟随他们正常生活, 导致5800万留守儿童、4700万留守妇女和4000万留守老人这一人类历史罕见的畸形社会现象。再加上2.62亿农民工, 全国有4亿多人的生活残缺不全, 相对完整的家庭生活被拆散。

我认为, 用新型城镇化形成新的治国理念, 需要对农民保持必须的尊重, 对农业保持必须的敬畏, 对农村保持必须的清醒。从国际经验看, 很多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 都出现过农民贫困、农业凋敝和农村没落的现象。不管是哪一个国家, 亏欠农民太多, 压抑过久一定会出大乱子。我们可以冷静地想一想, 如果占人口65%以上的农民, 觉得工业化、城市化跟自己没有关系, 自己不是受益者, 或者看不到受益的希望, 弥漫着一股受害者、受损者和受排斥者的情绪, 我们这个国家会有一个怎样的未来呢?因此, 我们必须通过新型城镇化给农民以梦想和期待, 让他们重拾信心跟着党和国家往前走。从这个意义上说,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战略思维, 牵一发动全身, 具有纲举目张的统揽作用。把农民放在心口上, 而不是放在枪口上, 整个国家才有希望。

本刊记者:从您所谈的情况看, 一些地方把推进城镇化等同于城镇建设, 过分注重建成区规模扩张而忽视了人口规模的集聚。这种错误做法应当怎样纠正?

彭真怀:我认为根本的一条, 是要在治国理念上主动扬弃。因为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在治国理念上遵循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先市民后农民的思维定势, 64年来缺乏创新和突破。这种理念根深蒂固, 改革开放以来也没有触动。比如, 我们从1953年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 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和油料等重要农产品, 糖料、酒类和烤烟等其他农产品, 只能由政府统一低价收购, 再统一分配给城市市民。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2004年才彻底取消。回过头来看这51年, 我们通过人为地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 提高工业品价格, 用“剪刀差”为工业化提供了最初的积累。

再比如,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案》 (简称《人民公社60条》) , 以集体所有制替代农民土地所有制, 之后经过三次宪法确认一直延续至今。在这种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土地制度框架下, 各级地方政府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 大规模转手倒卖农村土地, 推动了“城市化率”一路飙升。本该属于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 就如同“丰乳霜抹在了城市化的胸大肌上”。这种城市化完全建立在剥夺农村的前提下, 把农民整体逼进了死胡同。现在, 农村各类群体事件看似偶然, 实质有其必然的因果关系。

从历史上看, 农民决定着政权的兴衰。如何对待农民, 是历朝历代治乱成败的首要因素。每个政权的建立初期, 都注意痛定思痛, 惩农民之所恨, 扬农民之所善。最终走向灭亡也在于不懂自我约束, 采取各种倒行逆施榨取农民。我们要有大智慧, 避免治国理念陷入“自动锁定”状态, 尊重和关切农民对自身利益和命运的强烈要求。现在最需要打破的, 是陈腐的教条观念和本领恐慌, 一说到扬弃治国理念, 就会不恰当地联想到是不是要改旗易帜。这个大帽子扣在头上, 谁都不敢往深处想事情。其实, 改旗易帜与扬弃治国理念不是一回事, 国家政治制度可以不变, 但治国理念需要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和环境, 站在历史高度作出与时俱进的大判断。

本刊记者:现在很让人困扰的是, 地级以上城市转移人口“进不去”, 小城镇又“没人去”,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彭真怀:仔细分析你所说的这种情况, 我看有一多半是农村土地制度带来的, 群体事件、贪腐案件也大多跟土地连在一起。早在100多年前, 孙中山先生就已经想到了“平均地权、涨价归公”, 有些人现在是装傻还是真不知道呢?还有, 日本、韩国实行土地私有制, 但土地增值部分也要拿出来分享。相比之下, 我们国有、集体土地的增值, 怎么可以明目张胆地装进少数人腰包呢?我主张, 新型城镇化先从农村土地制度入手, 逼地方政府下决心放弃倒卖土地的财政。当然, 大家都会觉得疼, 但现在不动, 越晚动越疼。农村土地增值的主要收益, 从道义上必须归进城的农民工和外来人口。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上突破了, 农民进城的信心就有了, 既得利益者就不得不让步。没有这一条, 新型城镇化就是白扯。

按照《土地承包法》, 农民有30年土地使用权。但根据《土地管理法》, 农业用地要变成城市建设用地, 必须首先变性为国家所有, 同时给农民一定的补偿。对农用地是一套法律, 对非农用地却适用另一套法律, 相互矛盾。这些年, 我一直为农民土地权利奔走呼喊, 但来自不同渠道的声音提醒我:我们体谅失地农民的生存状况堪忧, 也了解补偿标准太低、补偿款不到位。不过, 如果只保护失地农民的权利, 那城镇化以及整个经济高增长的大局还要不要维持?如果征地补偿让农民衣食无忧, 地价到底会有多高?那样的话, 城镇化成本不就上去了?成本上去了经济建设不就下来了吗?失地农民的命运是惨了些, 城镇化不就是“小利”服从“大利”吗?这一套又一套的理由, 冲淡了中央为保护农民权利准备采取彻底措施的决策。

从2004年开始, 中央下决心把房价控制在合理的水平, 但为什么越调越涨?究竟卡在什么地方?根据我观察, 全国655个城市的土地出让收入每年都在1.5万亿左右, 占财政收入的六成以上。一届政府寅吃卯粮, 把今后50年到70年的土地收益一次性收取, 干出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事。卖地生财当然比种粮食来钱快, 但耕地大量减少, 必然导致粮食生产萎缩, 也必然导致农民既失地又失业的经济和政治风险。“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报告显示, 1998年全国耕地面积19.45亿亩, 2010年已下降为18.26亿亩 (人均仅1.37亩) , 其中2/3为中低产田。我记得, 早在2006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纲要时, 国务院要求到2020年底必须确保不低于18亿亩耕地。按照这一要求, 从2006年到2020年, 耕地最大净减少量不能超过2700万亩, 年均不到200万亩。但各省用地需求每年都在1500万亩以上, 耕地占补平衡的数据造假触目惊心。没有人思考两个常识性问题, 东部新垦耕地是可以完成的任务吗?中西部新垦耕地又有多少能成为有价值的耕地呢?

我在农村调研时发现, 很多村庄的房屋常年无人居住, 断壁残垣, 荒草丛生, 拆又不能拆, 卖又卖不出, 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山东省乳山市樗树崖村约有600处宅基地, 其中荒废多年的房子有200多处。除了正常生育之外, 村里的人口几乎只出不进逐年减少, 加上人口自然死亡, 空置的房子越来越多。这种由人口空心化演变的涉及人口、土地、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农村地域空心化现象, 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难点, 但也是希望所在。我的综合测算表明, 按照分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情景, 全国空心村综合整治潜力1.5亿~3亿亩。再加上打谷场、村边林、取土坑塘等村庄附属用地, 保守估计可有效利用耕地4.5亿亩以上。这本帐算清楚了, 就可以找到新型城镇化开门的钥匙, 形成农村宅基地的退出与盘活机制, 破解建设农村新型社区的土地供需矛盾,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本刊记者:近来与城镇化相关的投资板块, 特别是钢铁、水泥、机械等一波波地高调炒作城镇化概念。但是, 如果继续以投资驱动和“房地产化”为主, 就无法长远承担拉动消费的重任。您认为发挥新型城镇化对经济的全方位拉动作用, 应当怎样重点布局?

彭真怀:记得小时候种地, 长辈总是先把地里的石头、树根和杂草清理干净, 然后再播种。我想, 治国与种地是一个道理。新型城镇化能不能成为未来30年的经济主载, 要看能不能用锋利的手术刀解剖当前正在进行的城镇化, 刮骨去毒才能重生健康的肌体。明白了这一点, 就能正本清源, 就能矫枉纠偏。所谓战略, 并不是“把马放在车前”那么简单, 最重要的是“马往哪里跑”。我建议在全党、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调研, 对当前的城镇化进行全面彻底反思, 采取不破不立、边破边立和先破后立的思维方式及工作方法, 看准了的就下决心干, 明摆着是错的就赶快改, 不能总是在深水区里“摸石头”。

其实, 既然叫新型城镇化, 就一定是与当前正在推进的城镇化不同。2010年就有各种社会舆论, 批评当前的城镇化是“伪城镇化”、“半截子城镇化”或“不完全的城镇化”, 过激的观点甚至认为是“病态城镇化”或“畸形城镇化”。我一直注意倾听这方面的批评意见, 从中学习、借鉴和体会到了很多真知灼见。综合起来, 我大体上梳理了当前城镇化的十大重症:1.制造了城镇化率的数字泡沫;2.放大了户籍壁垒的制度缺陷;3.暗藏了土地财政的隐性风险;4.侵蚀了耕地资源的保护红线;5.引发了攀比冒进的失控开发;6.催生了商业贿赂的高发多发;7.扭曲了干部考核的评价导向;8.漠视了城市自身的弱势群体;9.割裂了文化遗产的历史传承;10.恶化了生存发展的环境空间。

按照我的理解, 新型城镇化是一场根本性的制度革命。为什么这样讲呢?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当时的人口分配耕地,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 造成了3.5亿农民从一出生就没有土地, 其中2.61亿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大迁徙大流动。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触及农村产权制度, 占人口总数65%以上的农民不是自己宅基地和承包地 (林地、牧场) 的所有者。新型城镇化所承接的, 是过去30年剩下的最难啃的硬骨头, “老百姓越来越难管”, “维稳成本越来越高”, 所有的改革议题都充满着分歧甚至严重对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实现一种革命性的超越, 并以这种超越体现“中国梦”的历史进步。

有一个问题很值得大家关注, 当前城镇化的推动者与改革的对象多数情况下是同一类人, 他们已经在“城市化”中获得了地位和财富, 并从容地掌握了操纵局势的话语权。在这种背景下, 我很忧虑新型城镇化所呼唤的各项改革内容, 既得利益者在经历短暂的观望后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面对他们的集体阻挠又该如何破局?但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些人超越自己的既得利益, 否则城乡两极分化到最后就是社会撕裂, 谁的既得利益也保不住。我最近看到许多反对革命的文章。但问题是, 没有革命的压力, 推动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换句话说, 谁愿意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推动改革?关键的问题是, 具有改革意识的执政者在获得应有的权力后, 如何把可能的革命压力变成现实的改革动力, 从而引领历史走向代价较小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新型城镇化效率 篇9

关键词一:新型城镇化

广西新型城镇化规划是指导广西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 从规划的体系和内容看, 涉及面广, 触及改革发展深层次领域和问题众多, 是一个系统工程。广西新型城镇化规划较于以往的城镇化思路或规划, 新在哪里, 我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人的城镇化。广西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 新型城镇化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一方面, 围绕不断提高人居环境、公共服务水平和幸福指数, 注重公平共享, 着力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和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更加重视解决城镇化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 更加重视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更加重视文化传承, 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 更加重视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城镇化建设中的落实。另一方面, 把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中之重, 推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并享有市民待遇, 推进已在城镇居住但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着力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公共就业服务水平、保障随迁子女平等接受教育,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加强医疗卫生服务, 拓宽住房保障渠道, 努力实现农业转移人口个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 实现由传统农民向现代市民转变。

第二, 注重城镇化质量。前一阶段的城镇化, 我们总体上处于扩大规模、引导集聚、增强辐射带动的层面, 力图通过中心城市带动实现城镇化快速发展。应该说, 这种发展模式与城镇化所处的阶段和水平是较适宜的, 但也在城镇化发展质量等方面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必须把城镇化快速增长与完善城镇体系、设施配套相结合, 与提高城镇化质量相结合。

在具体工作中, 为引导各地更加注重提升城镇化质量, 规划提出了城镇化水平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数量) 、基本公共服务 (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比例和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保障性住房覆盖率等) 、基础设施 (城镇公共供水普及率、污水垃圾处理率等) 、土地利用 (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国土空间开发强度) 、资源环境 (城镇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等) 和人民生活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等六大类26项指标, 既用于规范发展, 也便于考评绩效。

总体看, 提高城镇化质量, 可以从以下着手:一是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着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让全体居民共享新型城镇化成果。二是优化城镇布局。着力培育发展辐射作用大的城镇群, 实施大县城发展战略, 加快建立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现代城镇体系。三是实行集约高效的发展模式。到2020年, 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3000平方公里, 人均城镇建设用地控制在110平方米以内, 发展密度较高、功能混用和公交导向的紧凑型城镇。四是提升城镇综合承载力。到2020年,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率达到95%, 围绕完善城镇功能配套和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大力改善生态环境, 保护自然景观, 传承文化特色, 推进城镇智能化、精细化管理。五是推进城镇公共服务均等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 着力提升城乡居民生活质量,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六是健全城镇化体制机制。围绕人的城镇化, 推进户籍、用地、就业社保、财税金融等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 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着力消除阻碍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第三, 凸显广西特色。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对新型城镇化的阐述是20个字, 即“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广西新型城镇化规划对此的表述则是24个字, 即“以人为本、集约高效、绿色发展、四化同步、城乡一体、多元特色”。比较而言, 广西以城乡一体来凸显特点, 以绿色发展来突出优势, 以多元特色来彰显文化传承和差异化发展。

关键词二:城镇化率

广西新型城镇化规划在充分考虑发展现状、资源禀赋、发展趋势的基础上, 提出了到2020年的城镇化率。与以往相比, 这次城镇化率从两个口径提出, 一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从2012年的43.53%, 提高到2020年的54%, 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二是户籍城镇化率, 从2012年的21.93%, 提高到2020年的34.5%。这里所说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指的是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与全区常住人口总量的比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则是指城镇户籍人口占全区人口总量的比率。两者现状差距是21.6个百分点, 目标期的差距是19.5个百分点。

从操作层面看, 我区在2013—2020年8年间, 要实现新增城镇人口700万, 促进600万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落户城镇, 年均新增87.5万常住人口、75万落户城镇的转移人口, 任务非常艰巨。为此, 我们一是要按照“优先解决存量, 有序引导增量, 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 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就地市民化”的思路, 把促进有能力、有意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 把落户的重点放在设区市、县城和部分中心镇, 切实解决已经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二是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合理放开南宁、柳州、桂林、梧州、玉林5个城区人口100万以上的大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城区人口50万—100万的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开其他中心城市、县城和建制镇落户限制, 取消落户门槛;对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实行居住证制度。三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让已在城镇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平等享有公共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逐步实现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 解决好进城农民工的就业、培训, 提高素质和技能等问题。

关键词三:主体形态

广西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 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 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同时, 明确提出作为主体形态的四个层次的城市群 (城镇群) :一是城市经济圈。南宁、柳州、桂林、梧州4个核心城市, 以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和产业升级、城市转型为重点, 发挥规模效应和带动作用, 建设规模大、功能全、带动强、辐射广的现代化都市圈。其余10个设区市, 以壮大经济实力、提升服务功能、集聚吸纳人口、改善人居环境为重点, 增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 打造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中心城市。二是北部湾城市群。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玉林、崇左6市, 是国家重点开发的地区, 在广西城镇化战略格局中处于优先地位。以建设国家级重点城市群为目标, 以南宁为核心促进北海、钦州、防城港4市同城化, 辐射带动玉林、崇左2市, 在基础设施、产业升级、科技进步、改革创新、生态文明等方面引领和支撑全区发展, 培育成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要门户、服务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核心引擎, 显著提升在全国城镇化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到2020年, 北部湾城市群城镇人口规模达到1000万, 成为我国城镇人口千万级的城市群。三是区域性城镇群。主要包括柳州、来宾2市和河池市部分市县的桂中城镇群, 桂林、贺州2市的桂北城镇群, 梧州、玉林、贵港3市的桂东南城镇群。四是桂西特色城镇带。包括河池、百色、崇左3市, 推动形成南崇城镇带、百色右江河谷城镇带和沿边城镇带。

需要指出的是, 城市群、城镇群的建设, 不是简单的布局和建设一群城市或城镇, 而是着眼于构建科学的城镇体系, 培育发展城市群、城镇群, 加紧形成城市经济圈, 突出增强城市 (镇) 间以产业为依托、交通为纽带的内在联系, 使城市群成为集聚度高、辐射力强的经济中心。一要统筹制定实施城市群规划, 明确城市群发展目标、空间结构和开发方向, 明确各城市的功能定位和分工, 统筹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网络布局, 加快推进城市群一体化进程。要建立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二要以城市群为主要平台, 推动跨区域城市间产业分工、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等协调联动。重点探索建立城市群管理协调模式, 创新城市群要素市场管理机制, 破除行政壁垒和垄断, 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关键词四:大县城战略

广西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 实施大县城战略, 把发展中小城市、小城镇作为优化城镇规模结构的主攻方向, 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 加快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的城镇体系。县域城镇一头连着城市, 一头连着农村, 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是重构城镇体系、优化城镇布局的关键。从广西自然地理、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出发, 把实施大县城战略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 有利于构建由县级中等城市、小城市、特色县城、经济强镇、特色小镇、新型农村社区六个层级为骨干的县域城镇体系, 走出一条富有广西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城兴镇强村美民富的县域城镇化发展新路子。

实施大县城战略, 关键是加快构建新型县域城镇体系。一是做大做强大县城。坚持扩容提质和凸显特色并重, 全面推进县城转型升级, 将县域人口100万左右、中心城区10万人以上、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县城, 培育成为中等城市, 发展一批小城市和特色县城。二是做优做特小城镇。优先支持县域中心镇发展, 加强与中心城市发展的协调配套, 建设卫星城镇, 使其成为促进农民就近就地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实施重点镇培育计划, 选择一批综合实力较强的镇进行重点培育, 实施百镇建设示范工程, 努力建成一批经济强镇、特色名镇、特色小镇和边境口岸城镇。三是做实做美新农村。深入实施“美丽广西”乡村建设规划, 扎实推进清洁乡村、生态乡村、宜居乡村和幸福乡村建设,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沿伸, 建设一批生态良好、环境优美、乡风文明、和谐幸福的宜居村庄、新型农村社区。四是促进以产兴城强镇。建立产业园区与城镇新区建设协调发展机制, 促进产业向园区聚集、园区向城镇集中;加强城镇创业平台特别是农民工创业园建设;坚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旅则旅, 培育特色产业,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推动中心城市周边城镇主动融入中心城市发展, 积极承接中心城市产业转移, 发展关联配套产业、特色优势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城镇规划与产业发展规划同步制定、同步实施, 引领城镇产业合理布局发展, 建设一批布局合理、规模适度、环境优美、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的小城镇。五是坚持改革创新, 增强县域城镇化发展动力。着力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创新土地管理制度, 深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等改革;创新城镇化投融资机制, 构建促进县域城镇化发展的金融政策体系, 用好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政策;深化住房保障机制改革, 将落户城镇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供应政策范围, 扩大保障性住房供应规模;推进农业转移进城落户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

关键词五:综合交通体系

依托快速、便捷、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 调整和优化城镇布局, 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成功经验。广西新型城镇化规划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 提出强化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支撑, 加快城镇群交通一体化规划建设, 服务于拉开城市框架, 发展卫星城镇, 形成城市经济区, 促进城市群城镇群的发展。重点分三个层次构建广西的综合交通体系:一是实现城镇群之间互联互通。加快建设南宁、柳州、桂林、梧州综合交通主枢纽, 推进形成北部湾城市群和桂中、桂北、桂东南城镇群之间的综合交通主网络, 构建以铁路、高速公路为骨干, 以国省干道为基础, 与民航、水运和管道共同组成的纵贯南北、连接东西、沿海沿边“一纵三横”综合交通运输通道。二是促进城镇群内部高效畅通。以满足同城化、一体化发展为目标, 构建以轨道交通和高速公路为骨干, 以国省干道、内河水运为基础, 衔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多层次快速交通运输网络, 建成以轨道交通和高速公路为主体的快速客运和大能力货运网络;加快桂中、桂北、桂东南城镇群内主要城市之间的快速铁路、高速公路建设, 逐步形成各城镇群内1小时都市通勤圈。三是改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交通条件。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与交通干线、交通枢纽城市的连接, 加快国省干线公路升级改造, 加密小城镇密集地区的高等级公路网络, 提升公路网、铁路网覆盖率和技术等级。

关键词六:新型城镇建设

推进集约、绿色、智慧、人文、特色的新型城镇建设, 是广西新型城镇化规划的重点内容之一。在具体工作中, 一是优化空间结构, 建设集约城镇。一手抓城市新区建设, 合理确定各城镇的建设规模, 科学划定城镇的开发边界, 鼓励多中心、组团式城市发展模式, 合理布局城市各功能区, 推进功能混合使用;一手抓旧城和棚户区改造, 加快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 稳步推进城乡结合部、城中村、独立工矿区改造, 把城镇棚户区改造成为建筑质量优良、功能设施齐全、人居环境优美的新型社区。二是改善生态环境, 建设绿色城镇, 推动城镇绿化美化、生态修复、环境整治、绿色建筑和节水节能, 让城镇融入自然, 提高生态宜居水平。三是融合“宽带广西”, 建设智慧城镇, 促进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镇发展相融合, 推动城镇发展进入信息化时代。四是传承历史文脉, 建设人文城镇,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保存城镇历史记忆, 努力在城镇建设中实现传统文化遗产与现代文化元素有机结合, 使我们的城镇历史底蕴厚重、时代特色鲜明。五是彰显桂风壮韵, 建设特色城镇, 推进城镇建设与三沿特色、民族风情、自然风光相结合, 挖掘地方的、民族的建筑特色, 深入实施城乡风貌改造, 建设一批体现地方风格、民族特色的标志性建筑、风貌建筑群和建筑精品。六是完善配套, 增强城镇承载力。要着力完善城镇管网、环卫设施、生活设施, 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改进公共服务提供方式, 创新城市治理, 促进城镇管理信息化。重点是组织实施城乡规划提升、城镇承载力提升百项建设、百镇建设示范、城镇品质提升、城镇管理提质、进城农民安居、宜居村镇建设和绿色建筑发展等工程, 使建设新型城镇的构想变成现实。

关键词七:产城融合

城市的生命根在产业, 城市的活力源于产业。推进新型城镇化, 必须有序推进产城融合, 以城聚产、以产兴城、产城联动, 走产城互融共建、良性发展的城镇化路子。广西新型城镇化对此提出了强化城镇产业支撑、优化城镇产业布局、增强城镇创新能力、营造就业创业的良好环境等四个方面的任务。在具体工作中, 要加强产城融合。一是要把城镇化与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兴产业、发展服务业、促进就业创业结合起来, 实现特色彰显、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二是要着力推进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进一步强化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拉动作用、信息化的支撑作用、服务业的就业容纳器作用, 农业现代化对城镇化的基础作用, 尤其是要加快优势特色产业发展, 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 拓宽就业渠道, 加快人口集聚;抓好现代农业和农副产品加工, 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农产品和工业原料支撑、劳动力和土地要素支撑、消费市场支撑。三是要加强产业园区和城市新区融合发展。改变重产业发展、轻生活配套的观念, 推动产业园区由单一生产功能向综合配套功能转变;推进产业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有机衔接, 相互依托、同步建设、同步发展;建立城市新区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的有机联系, 确保建成一个产业园区, 形成一个城市新区。

关键词八:城乡一体

城乡一体化是城镇化的高级形态, 新型城镇化离不开城乡一体化。广西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 要发挥城镇化对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建设新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 建立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促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对推进城乡一体化, 广西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制度设计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完善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 推进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一体化, 统一城乡要素市场。二是推进农业现代化,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创新农业经营方式, 提升现代农业水平, 创建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三是扎实建设新农村, 持续推进“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活动,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 强化乡村规划建设管理。四是推进国有农林场城镇建设, 将农林场纳入当地城镇体系规划, 加强农林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对具备独立成为小城镇条件的农林场, 按照重点镇的标准规划建设, 并统筹建设一批新型农村社区。

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除了按照上述四个方面统筹组织实施外, 当前, 迫切需要加强的还有三个方面:

第一, 加强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近年来, 我区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 选择南宁、玉林、百色等地开展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各试点区域从实际出发, 大胆改革创新, 努力突破阻碍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 积极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宅基地等确权工作, 加快城乡规划建设一体化、社会保险制度、就业保障制度等改革,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总体上看, 我区的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深度和广度不够, 组织实施强力不足, 经验做法总结提升、推广复制乏力。下一步, 很有必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 进一步加大力度, 扩大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覆盖面, 创新试点方式, 完善试点内容, 与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结合起来, 健全完善城乡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市场体系、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 使各级试点示范成为城乡一体化建设、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排头兵, 以点带面, 加快发展。

第二, 大力推进乡村规划建设管理体制改革。我区普遍存在乡村规划建设管理缺失、乡村规划建设乱象频生、建设无序、安全隐患增多以及有新村无新貌、村屯环境脏乱差等问题, 成为制约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近几年, 我区各地结合城镇化建设对加强和改善乡村规划建设管理作了积极的探索, 累积了一定的经验。下一步, 我们要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过程中, 进一步创新乡村规划建设管理, 探索建立县级规划建设管理—乡镇规划建设管理—村委会—村屯建设协管员或村屯建设理事会四个层级构成的乡村规划建设管理体系, 完善乡村规划编制和实施的体制机制, 开展乡村规划建设管理示范县、乡 (镇) 、村活动和“村屯规划我做主”活动, 试行规划师与乡村规划编制、实施挂钩联系制、建筑工匠领建制、建筑用材本土制、基础设施建设引领制。

第三, 加强乡村文化特色传承。除了下力气抓好国家和自治区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和发展, 结合城乡风貌改造打造一批广西特色名镇名村外, 目前最迫切需要引起各级各地注意并大力推进的工作, 是加强国家和自治区级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工作。我区目前有国家级传统村落69个、自治区级传统村落233个, 这些传统村落, 都是我区最具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村落, 历史文化底蕴厚重, 是记载历史文明的重要载体, 是民族文化的DNA。下一步, 我们要加强对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发展, 推进城乡建设与独特的区位优势、丰富的民族内涵、秀美的自然风光深度融合, 注重体现区域差异性, 提倡形态多样性, 突出民族特色, 彰显特有神韵, 着力打造具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特色乡村、魅力乡村, 积极探索适合广西古镇、古村和特色村寨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力争到2020年, 完成300个左右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 建成200个特色名村。与此同时, 加强村镇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开展美丽宜居小镇、宜居村庄示范建设, 建成一批国家级美丽宜居小镇、宜居村庄, 200个自治区级美丽宜居小镇、宜居村庄。

键词九:改革创新

改革是新型城镇化的不竭动力。广西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 要统筹推进人口管理、土地管理、财税金融、城镇住房、行政管理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 有利于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 增强城镇化发展的活力动力。涉及新型城镇化的改革创新, 内容庞杂、任务繁重, 需要重点关注和抓好的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围绕人的城镇化推进配套改革。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改革户籍制度,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 取消城乡分割的按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登记常住户口的办法;全面推行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 建立完善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积分落户制度、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等。二是有序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将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确保其与城市居民子女享受同等待遇;依法保障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各项社会保险, 完善城乡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转移接续办法;把进城农业转移人口纳入保障性住房、城镇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政策覆盖范围;等等。

第二, 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按照守住底线、管住总量、严控增量、盘活存量的原则, 创新土地管理制度。新增的改革内容主要有:一是实行增量供给与存量挖潜相结合的供地、用地政策, 提高城镇建设使用存量用地比例。二是探索实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政策。三是推进低丘缓坡荒滩等未利用地、工矿废弃地、农村废弃集体建设用地、农林场废弃建设用地等综合利用试点。四是加强工程建设项目用地标准控制, 提高工业项目用地投资强度、产出强度和容积率门槛。五是盘活城镇存量建设用地, 建立存量建设用地退出激励机制, 稳步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六是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 探索农村集体土地权利多样化实现形式, 稳妥推进集体土地股份制改革。

第三, 创新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改革创新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健全支持城镇化发展的财税体制, 深入推进自治区直管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 合理确定自治区与市县在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 建立健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分担机制。二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加大自治区对市县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 建立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三是构建促进城镇化发展的金融支持政策体系, 激励金融机构加大城镇建设融资规模, 创新金融产品, 改进金融服务, 允许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四是建立规范透明的政府融资机制, 适当加大政府债券发行规模;研究建立自治区统一平台, 创建省带县投融资模式。五是放宽城镇建设投资准入, 全面放开县城和小城镇市政设施建设和运营, 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资运营;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第四, 健全城镇住房制度。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 建立健全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 有效保障城镇居民合理住房需求。新型城镇化规划对城镇住房制度的设计,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健全住房供应体系, 加快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对城镇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提供保障性住房, 实行租售并举、以租为主;稳定增加商品住房供应, 推进住房供应主体多元化。二是健全保障性住房制度。建立保障性住房财政稳定投入机制, 积极落实资金、土地、税费减免、安置补偿等各项政策措施;在城乡结合部探索由集体经济组织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建设公共租赁住房。严格执行商品房配建保障性住房政策,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严格准入和退出制度, 将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异地就业人员纳入城镇住房保障范围。三是健全房地产市场长效调控机制。调整完善住房、土地、财政、金融等政策, 落实差别化的住房税收、信贷政策;编制城镇住房发展规划, 确定各个城镇住房建设总量、结构和布局;确保住房用地稳定供应;建立以土地为基础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等等。

关键词十:开放合作

广西推进新型城镇化, 正处于国家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以及广西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两区一带”实现国家战略全覆盖等多重机遇叠加的最佳时期, 必须抓住机遇, 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 拓宽城镇化发展新空间。对新型城镇化的开放合作, 重点抓好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着力提升区域化国际城市的国际化水平。这里主要指的是充分利用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桂港桂澳桂台合作机制等重要平台, 拓展与国际组织、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城镇化方面的合作交流, 加快南宁区域性国际城市和桂林、北海国际旅游名城等建设。

第二, 合作共建跨区域城市群。一是携手广东、海南省共建环北部湾城市群。该城市群包括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玉林、崇左6市, 广东湛江、茂名2市, 海南海口、三亚、儋州3市, 是《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标志着这一城市群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广西新型城镇化规划对这一城市群的定位为, 坚持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战略, 深化以东盟为重点的开放合作, 建设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要门户和沿海第四大城市群。二是携手粤港澳共建珠江—西江城镇带。珠江—西江经济带是国家重点打造的跨区域流域经济带, 汇集粤桂重要城镇并直通港澳。珠江—西江城镇带作为重要平台, 以推进两广经济一体化为目标, 依托珠江—西江黄金水道, 深化与粤港澳合作, 建设成为支撑我国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的重要引领区、东西部城镇化合作发展的示范区。到2020年, 珠江—西江城镇带城镇人口超过3800万。前不久, 珠江—西江经济带规划获国家批准实施, 上升为国家战略, 为加快发展增添了活力和动力。

标准支撑新型城镇化 篇10

2014年初冬, 两个文件接连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 在中国城乡衍生出盈盈暖意。

一个重点关于“城”——2014年10月, 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 指出“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 我国城镇化取得了巨大成就, 城市数量和规模都有了明显增长, 原有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已难以适应城镇化发展等新形势要求”。通知明确, 当前, 我国城镇化正处于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 为更好地实施人口和城市分类管理, 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现对原有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进行调整, 各地区、各部门出台的与城市规模分类相关的政策、标准和规范等要按照新标准进行相应修订。

有分析称, 新标准将“引领新型城镇化”, “护航新型城镇化”, 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产生重要影响和积极作用。

另一个重点关于“乡”, 在乡村, 在农村——2014年11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 指出“伴随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 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 农户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流转明显加快,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已成为必然趋势”。意见在总体要求中强调, 要使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 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 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 更暖心的一句话“让农民成为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积极参与者和真正受益者”, 也让广大农村人们的目光更热切起来。

其实, 在中国, 城市的问题和农村的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农村的问题也就是城市的问题”。

两个关于城市和乡村的文件, 发力中国城乡发展, 都离不开一个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近年来, 新型城镇化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方向, 是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 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 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中, 对其重大意义有如上的描述。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是2014年3月发布的。规划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 按照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新要求, 明确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 统筹相关领域制度和政策创新, 是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

随后, 2014年5月, 国家标准委、国家发改委启动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建设。这是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要求, 国家标准委、国家发改委为有力支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落实, 全面助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两委会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深入分析新型城镇化建设对标准化的需求, 系统谋划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 明确城镇建设标准化工作的重点领域及未来几年急需制修订的关键标准, 以便系统有效地支撑新型城镇化建设。

“只有高标准, 才有高质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标准化要深化改革, 支撑发展。在2014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国质量 (北京) 大会上, 李克强总理明确要求“加快完善国家技术标准体系, 加快强制性标准改革, 不断提升标准的先进性、有效性和适用性”。标准化作为科学化、民主化的制度形式, 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具有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为确保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 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标准化工作, 把标准化工作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推进, 国务院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实施技术标准战略。

为此, 立足国家宏观层面, 着眼各地发展实际, 标准化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一方面在城镇建设、管理、运营中需要标准化的支撑, 另一方面在城镇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加强标准化, 是实现城市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新格局的现实需求。

如果说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中国城乡发展的关键所在, 那么, 标准化应是支撑新城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关键所在。

2014年12月28日,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国家标准委有关专家表示, 标准是经济社会活动的技术依据, 是经济社会有序发展的技术支撑, 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新型城镇化是有质量的城镇化, 强调以人为本、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提出, 新型城镇化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这些都需要标准的支撑和规范。

因此, 通过制定和实施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基础设施、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标准, 完善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 可以有效支撑城乡要素统筹和平等交换, 优化资源均衡配置, 实现城乡规范化、精细化管理, 解决当前新型城镇化工作中的具体问题, 促进各项政策和改革措施的落实, 推动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

“标准化是新型城镇化2020发展目标实现的现实需求, 也是解决当前新型城镇化工作薄弱环节和具体问题的内在要求。”国家标准委表示。

搭建国家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框架

翻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文件, 规划在第二十九章强化政策统筹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标准体系”。为贯彻落实规划要求, 充分发挥标准化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支撑作用, 促进各项政策和改革措施落地, 确保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有序和规范, 国家标准委组织编制了《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框架》。

2014年5月9日, 国家标准委、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 通知共发44家国务院部门和9家行业协会。按照通知要求, 共有45家单位确定了联络员, 表示积极参与此项工作。其中, 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人社部、国土资源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卫计委等29个部门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标准化工作需求。

2014年5月23日, 国家标准委成立新型城镇化标准化工作协调推进组, 负责标准体系总体协调工作, 并确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标准化理论与战略研究所具体负责支撑标准体系建设工作, 成立了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框架研究编制小组。

2014年6月, 国家标准委、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两次邀请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主要编制人员对规划进行了解读。在深入学习和研读规划, 对各部门提出的标准化需求和建议进行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 研究编制小组于2014年6月底研究形成了《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框架》草案稿。之后, 国家标准委与研究编制小组围绕《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框架》草案稿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修改。

2014年7月30日, 研究编制小组邀请了中国标准化专家委员会成员刘慎斋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牛凤瑞研究员和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丁辉院长三位专家对草案稿进行了专家咨询, 并根据专家意见对草案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2014年8月, 国家标准委与研究编制小组对修改后的草案稿进行了进一步讨论和修改后, 在国家标准委各部门进行了征求意见。2014年8月19日召开协调推进组会议, 进一步听取了意见和建议, 并组织研究编制小组根据各部门的反馈意见对草案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善。

2014年8月27日, 国家标准委农业食品部组织召开了标准体系框架专家论证会, 邀请工信部、公安部、民政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环保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卫生部等部门的专家代表对标准体系框架进行了论证, 并组织研究编制小组根据专家论证会的意见和建议对标准体系框架进行修改完善。

譬如有专家提出, “新型城镇化是现阶段背景下提出的城镇化, 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人的生产生活的城镇化, 围绕城镇化的建设、管理、服务展开, 最终提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个层面。规划中的公共服务是广义的公共服务, 包括从决策到决策的执行、公共产品的设计、公共资源的配置等。在实际操作中, 这些可通过综合平台的建设以及在综合平台上追加服务项目的形式予以实现。”

有专家指出“标准体系框架的构建过程中, 存量标准很重要, 一定要跟现行标准衔接好”。

有专家强调“城乡一体化”的思维的重要性。

标准体系框架的制定可以解决标准层级混乱, 矛盾交叉, 发现缺项。通过梳理框架来明确哪些需要改变。由此, 历经几个月, 国家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框架搭建起来了。

内容设计

国家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框架下, 内容如何设定?

“标准体系框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国家标准委有关负责人对记者介绍。

第一部分阐明编制标准体系框架的指导思想。第二部分阐明编制标准体系框架的基本原则。第三部分是标准体系框架的组成架构。

经过对规划的认真深入解读以及对标准在规划实施中所发挥的作用分析, 研究编制小组认为: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框架应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 突出解决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全局性、共性和基础通用问题, 以支撑新型城镇化发展2020发展目标这一有限目标的实现为方向。

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构建反映和表征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 注重绿色、智慧和人文发展等特色的, 涉及资源配置、规划要求、基础规范等方面的标准的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建设主要目标是科学引导支撑新型城镇化的标准化工作, 使支撑新型城镇化的标准化工作协调推进。

明确以上指导思想后, 他们在标准体系框架中提出标准体系建设主要遵循目标导向、系统性、协调性和开放性的四大基本原则。

“坚持目标导向, 即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框架的构建紧密围绕规划明确提出的发展目标、重点领域和任务进行设计和构建, 直接服务于规划提出的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2020目标这一有限目标的实现。”国家标准委表示。

目标导向原则的确定是基于新型城镇化涉及面广, 与之相关的标准化领域和内容多, 如不能聚焦主要问题和目标, 在有限时间和有限财力支撑下难以完成各项目标和任务。

“坚持系统性原则, 即将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一个系统, 围绕新型城镇化的整体最佳目标规划设计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 并统筹考虑系统各要素的功能、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要素与系统的关系, 从而确保标准体系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国家标准委表示。

“坚持协调性原则, 即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各要素之间要彼此协调, 要与现有的标准体系和标准协调。”国家标准委表示。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建设要与正在进行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工作“十二五”行动纲要》、《标准化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物流标准体系、智慧城市标准体系等相协调, 从而形成相互支持、互相配合的有机整体。

“坚持开放性原则即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框架将向各推进主体开放, 满足其能力发展和实施区域条件的客观需求, 并且根据新型城镇化发展、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等进行动态调整和完善, 及时修订。”国家标准委表示。

在组成架构上, 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框架由指标层 (大类) 、要素层 (中类) 和推进层 (小类) 三层架构组成。

何为指标层 (大类) ?指标层 (大类) 根据规划的新型城镇化主要指标和重点领域确定。由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从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资源环境三个方面明确确立了新型城镇化主要指标, 且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框架定位于支撑规划2020发展目标这一有限目标的实现, 因此, 确定指标层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资源环境。

据国家标准委农业食品部有关人士介绍, 在标准体系框架中, 指标层制定支撑规划主要指标和目标实现的基础通用类标准。例如, 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第十一章提出“统筹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网络”布局、第十二章提出“加强产业和公共服务资源布局引导”、第十六章提出“统筹布局建设学校、医疗卫生机构、文化设施、体育场所等公共服务设施”等, 在这些方面, 可以制定公共服务资源与基础设施布局标准。又如, 规划第十一章提出“依法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第十七章提出“完善规划程序”等, 在这些方面, 可以制定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规划结果和规划技术方法标准以及生态文明考核评价标准。又如, 第七章提出“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第二十五章提出“逐步完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补贴办法”等, 这些方面都涉及人口的信息化管理, 可以制定人口信息化管理标准等。

何为要素层 (中类) ?要素层由规划中与指标层相关的要素提取出来形成, 同时又考虑了与《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的衔接与协调。

国家标准委农业食品部称, 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包括基本公共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险、基本社会服务、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基本住房保障和公共文化体育7个要素, 分别对应规划第七章、第十八章第三节的相关要求。基础设施方面包括能源供应基础设施、供水排水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邮电通讯基础设施、环保环卫基础设施、防灾安全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基础设施7个要素, 分别对应规划第十三章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构建, 第十六章城市公共交通、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 第十九章第四节防灾减灾救灾的相关要求。资源环境方面包括生态保护、环境治理、水资源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和能源管理5个要素, 分别对应规划第十章、第十四章、第十七章第一节、第十八章第一节、第二十四章和第二十七章的相关要求。

“在标准体系框架中, 要素层制定指导和评价城镇化进程中特定领域的领域通用类标准。例如, 为支撑第七章在基本公共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险、基本住房保障等方面提出的要求而制定的指标标准, 支撑第十六章优化社区生活设施的社区生活设施布局标准, 支撑第十三章实施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标准, 支撑第六章提出的电力、通信、给排水、供热、燃气等地下管网建设的地下管网配置标准, 支撑第十六章加强公共文化、公共体育、就业服务、社保经办和便民利民服务设施建设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等。”他们指出。

何为推进层?推进层是对要素层的细分。

他们解释, 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 基本公共教育要素对应规划第七章第一节, 其推进层包括学校建设、教师资质和教学质量。就业服务对应规划第七章第二节, 其推进层包括职业技能培训服务、职业技能鉴定、就业介绍、就业信息提供服务、创业援助服务。社会保险对应规划第七章第三节, 其推进层包括社保网点建设、社保机构和人员资质、社保业务、社保信息网络平台、社保基金投融资。基本社会服务对应规划第七章第三节和第四节、第十六章第二节, 其推进层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和社区养老服务。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对应规划第七章第四节, 其推进层包括健康教育、妇幼保健、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控、计划生育、疾病监测、疫情处理。基本住房保障对应规划第七章第五节, 其推进层包括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农民工集体宿舍和租赁补贴。公共文化体育对应规划第十八章第三节, 其推进层包括公共文化场馆服务、群众文化、城市休闲场所服务、户外体育场所服务、城市体育场所服务等。

在基础设施方面, 能源供应基础设施对应规划第十六章第二节、第二十二章第二节, 其推进层包括供电设施、供热设施、供气设施和供油设施。供水排水基础设施对应规划第二十二章第二节、第十六章第二节, 其推进层包括供水设施和排水设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对应规划第十三章、第十六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二十二章第二节, 其推进层包括铁路网络、国道与高速公路网络、水运网络、民航网络、道路设施、轨道交通网络与设施、地面公共交通网络与设施、综合客运货运枢纽设施。邮电通讯基础设施对应规划第十六章第二节、第二十二章第二节, 其推进层包括邮政设施、宽带网络设施。环保环卫基础设施对应规划第十六章第二节、第二十二章第二节, 其推进层包括垃圾处理设施、污水处理设施。防灾安全基础设施对应规划第十六章第二节、第十九章第四节、第二十二章第二节, 其推进层包括消防设施、防洪设施、抗震设施和救援救助设施。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对应规划第十六章第三节、第二十二章第三节, 其推进层包括学校、医疗卫生机构、文化设施、体育设施、休闲设施、就业服务设施、社保经办和便民利民服务设施、养老服务设施。

在资源环境方面, 生态保护对应规划第十章、第十八章第一节和第三节, 其推进层包括生态修复、城市生态保护、文化生态保护。环境治理对应规划第十章、第二十七章, 其推进层包括污染物排放、垃圾、污水、土壤环境整治、温室气体排放。水资源管理对应规划第十章、第二十七章、第十八章第一节, 其推进层包括水资源开发与利用、水资源配置、水资源节约、水资源保护。土地资源管理对应规划第十七章第一节、第十八章第一节、第二十四章, 其推进层包括土地开发利用、土地配置、土地节约集约、耕地保护。能源管理对应规划第十八章第一节, 其推进层包括资源节约集约与综合利用、新能源利用、可再生能源利用。

记者了解到, 在标准体系框架中, 推进层制定特定领域的专用标准。例如, 为支撑土地节约集约制定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为支撑教师资质评定制定义务教育师资资质标准, 为支撑基本住房保障制定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申请条件标准等。

需予以重点说明的问题

“有几个需要重要说明的问题。”在采访中, 国家标准委有关负责人说。

一是关于标准体系框架构建的有限目标原则问题。“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框架基于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明确提出的任务并能运用标准化支撑的对象确立, 其目标是直接支撑规划主要指标和发展目标的实现, 而非涵盖城镇建设的方方面面。”

所涵盖的标准是侧重于支撑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资源配置指标类标准和基础通用类标准, 而非涉及城市建设的具体产品标准、方法标准等。对于各部门各自领域内与新型城镇化规划不相关的内容, 不纳入体系建设的内容。

确定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建设主要任务目标的时间阶段与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时间阶段一致, 即:2014-2020年。

二是关于社会治理领域标准化问题。社会治理是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内容, 新型城镇化规划第十九章专门对社会治理进行了阐述。2012年, 国家标准委会同国家发改委等27个部门联合发布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工作“十二五”行动纲要》中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作为一个大的主题进行了表述, 为此, 考虑到随着新型城镇的不断发展, 社会治理理念在新型城镇化中的作用也不断得到体现和加强, 特别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日益密切, 将社会治理与基本公共服务合并作为一个指标层的内容在体系框架中体现, 表述为“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 (管理) ”。

三是关于城乡一体化涉及的农业农村标准化领域问题。

他们指出,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不是孤立的, 在规划中明确“四化同步”的指导思想。同时, 规划第六篇对城乡一体化的主要任务进行了阐述, 内容涉及了农村和农业等领域的标准化问题。其中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资源环境的要求, 为体现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和资源配置均等化的要求, 主要内容纳入了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资源环境之中。

“鉴于农业现代化涉及的农业种植、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产品质量安全、流通等内容与新型城镇化间接相关, 与上述三个指标层的标准化对象不同, 为此, 对于规划中提出的农业现代化领域标准化问题, 在本标准体系框架中, 采取虚线关联的方式将农业现代化问题与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进行了关联, 以体现这种关系。”国家标准委农业食品部专家对记者介绍。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国家标准委农业食品部在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建设协调推进过程中担纲主要工作, 其实, 对农口有关部门在新型城镇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从规划第一章对城镇化的总体描述中可见一斑。规划中明确指出:“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农业水土资源紧缺,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 土地规模经营难以推行, 传统生产方式难以改变, 这是“三农”问题的根源。我国人均耕地仅0.1公顷, 农户户均土地经营规模约0.6公顷, 远远达不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门槛。城镇化总体上有利于集约节约利用土地, 为发展现代农业腾出宝贵空间。随着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 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应增加, 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和机械化, 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城镇经济实力提升, 会进一步增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能力, 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总体来看, 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建设将涵盖四方面内容: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治理、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二是绿色建筑建材相关标准,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标准, 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标准;三是城市能源基础设施相关标准, 安全防范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标准, 智慧城市建设相关标准;四是新农村建设相关标准, 现代农业相关标准。

国家标准委在启动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的编制时表示, 截至目前, 我国与城镇化相关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累计达39个。我国已经发布了2000多项城镇建设相关国家标准, 涵盖了工程建设、国土、钢筋、水泥、建筑玻璃、墙体用砖、防水材料、涂料、室内家居、城镇燃气、暖通空调、给排水, 以及城市管理与维护、公共服务、应急管理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