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生成（共7篇）
风险生成 篇1
风险和风险社会作为一个哲学话题,来得有些晚了。其实各种风险一直伴随人的生存,它们在科技加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交织在一起,并不断升级,直至把人类推入风险社会。对于人的风险存在和当代风险社会的理解,需要引入哲学存在论的视角。
一基于存在论分析风险的必要性
首先,风险词源已经提示人的风险存在。在中文语汇中,“风险”一词指渔民出海捕鱼时遭遇的状态:在茫茫大海上,风浪给渔民带来无法预测的危险,“风”意味着“险”,即“风险”。[1]在西文语汇中,风险最初是指“堡礁给水手造成的危险”“在未知水域的航行遭遇的状况”“在危险岩石间择路前进”等,后来则用于金融和商业,指投资和借贷带来的不确定结果。[5];海德格尔也说:“人的存在具有实际性。”[6]79更重要的是,存在论揭示出了人的“现实”存在并非“现成”,而是遭遇各种可能性的生存筹划,即个人被置于世界之中有所行动,面对自然和社会、面向未来筹划自己的存在,世界和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摆在人面前,人的行动也有各种可能的结果。人的这种可能生活,需要通过存在论揭示出来,“存在论的任务在于非演绎地构造各种可能方式的存在谱系”[6]13。在人的生存筹划中,各种可能性作为不确定性作用于人,它们既可能有利于人的存在,也可能不利于人的存在,人之存在的风险在此显露无遗。风险成为人的可能存在中无法消除的不确定性。
二风险的存在论分析
由此,基于存在论的风险概念,不只要从人们行动的结果上,更重要的是从人们的行动过程本身来理解。现实中的人们只要有所行动,就会面临风险。风险内在于人的存在结构中。风险,意谓给人的存在和发展带来挑战甚或威胁的各种不确定性,以及对这种不确定性的不可预知性。
第一,人存在的起点是“被抛入世界之中”,而这正是人的风险存在的开始。在被抛境遇中,人存在且不得不存在,而且不得不存在于“此”。[6]157-158海德格尔由此把人的存在规定为“此在”。这个此在孤零零地来到世界。“被抛境况的抛掷性质与动荡性质”[6]207说明了人的存在自一开始就不是他自己能控制的。人在自己生命历程的开端,不得不被动地接受一个陌生的世界和未来。风险于是扎根于人生的起始阶段。
第二,人的存在作为生存过程,也是风险性的。人被抛入世界之中,接下来开始有所行动,面向未来筹划自己的人生。人的生存筹划是创造活动,它总是把人们带入未知领域,使人面对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创造活动不断带来新事物,它们都是自然界本来没有的,这些新事物破坏了人与自然界的已有平衡和稳定联系,人就需要不断适应新的生存境遇;创造活动不断制造出动态的不确定性,这又形成风险之网。总之,人面向未来去创造,以实现自己的种种可能性,未来的不确定性始终是不能消除的。
人的这种风险存在状态,可以通过风险的某种时空结构进一步揭示出来。一方面,人的存在在时间意义上是“历险”的。存在着的人要“去是”(to be),即在人生中去实现自己有待实现的东西。这即如海德格尔指出的,人在世界之中的存在需要领会为“存在的不定式”[6]63。西班牙技术哲学家奥特加·Y.加塞特也提到:“对于人来说,生存并非意味着按照他是什么的方式存在,而是在于实现这种存在的可能和努力之中。”[7]人的行动在时空上存在一个有限可控的范围,当超越了这个范围,人对其行动就失去了预知和约束的能力。人的行动会产生一些始料不及的后果,可能会制造出对其生存不利的新事物,这些后果和事物中包含风险。作为存在着的人,人的行动和结果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时间间距”,这个时间间距是人不能掌控的,某种结果何时产生,怎样产生,对人们又有怎样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人在生活中每走一步,都会面临各种陌生的境遇,它们作为一种不确定性始终挑战着乃至威胁着人的存在。就像复杂性理论研究的开拓者霍兰所说,“这个世界处在混沌的边缘,必须使自己适应永恒的新奇。”[8]人深居过程之中,存在着的人必然历险。
另一方面,人的存在在空间意义上也是“涉险”的。就存在的真理揭示出的物的存在特征来看,存在的真理内在地包含了两重性,即存在的显现或者存在的隐遁。存在的显现是存在的在场状态,然而此一状态是从“不在”的状态而来。我们从“不在此地”到“现身在此”。存在的隐遁是存在的不在场,然而此一不在场只是“尚未在场”,即是说它还会到来。存在是否到来,存在是否显现为存在者,这取决于“存在的天命”。存在的真理要求思想要把握存在的“显隐一体”[9]。存在之真理的二重性揭示出风险生存的境遇。人并不总是与显现的事物打交道,还必然会与神秘的事物打交道,会进入黑暗的、隐蔽的领域,那就必然遭遇风险。中文“阴险”一词形象地描绘了这种风险境遇。“阴险”一般用来形容“人心的险恶”,人心因为不可见和隐蔽性而险恶。险是阴(隐)带来的。实际上,世界因其黑暗、神秘的一面,也是险恶的,人深处其中不能不涉险。此外,“风险”就其本来含义来说,也包含世界之黑暗的一面。人在茫茫大海上驭舟而行,遇到风浪是危险的。“风”正是来自未知的地方,并且把船带向未知的黑暗领域,“风”因此成为“险”。
第三,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要与他人和自然“共在”,即在与他者的复杂动态的交互作用中实现自身存在,风险也在所难免。海德格尔点明“与他人共在必须作为生存论的本质命题来领会”[6]143。人与他者共在的突出特征是“遭遇到一起”,这种遭遇是偶然的。他者对于自己在开始是陌生的。他人也是自由的,他人的活动会给自己带来不确定的影响;自然也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自然不会顺应人,会给人施加不确定的作用。人与他者打过一段时间的交道以后,可能会变得熟悉起来,然而他人和自然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新的不确定性又会产生并对自己发生作用。这样,人与他者的遭遇带来本质上不能消除的不确定性,风险内在于人与他者的共在中。另一方面,人们的行动交织在一起,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他人之间、自然和社会之间形成复杂的交互作用,复杂性理论称之为“动态复杂性”。人与他者共在,这个他者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其中一些不利于人之生存的不确定和不可预测的事件会影响着人。正如人对自然的改造,有时遭遇自然的报复性反作用。人的风险存在是系统性的。美国学者彼得·圣吉认为:“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大多数问题,是因为无法处理周遭日益复杂的系统所致。”[10]15
第四,人的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从现代决策论的角度来看,人的行动与其结果的关系有三种:其一,人的每一个行动导向一个确定不变的特定结果,且这些结果都是已知的。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是没有风险可言的。其二,如果每个行动导向一组可能的特定结果,尽管每个结果的概率是确定的,但究竟会导向哪一种结果是未知的。这就产生了风险。其三,如果每个行为有其结果(或者全部行为有组可能的特定结果),但是这些结果的概率完全是未知的(或者某个行为会导向哪种结果是未知的),那么这就是一种高度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11][6]167,并不是“给定”的,而是面向未来的生存筹划,去实现一种有待实现的东西。人实现自身可能性的方式是创造,比如科学技术创新。在创造中人开辟出崭新的可能性,并且从中实现自己在过去和现在所没有的东西。这种新的可能性有不确定性,内中有风险。在这个层面上,风险对于人之存在的意义,就是在有风险的创造活动中实现自身存在和发展。人的现实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探险过程,人世生存不得不冒险。冒险是人的一种天性,人在冒险中找到乐趣,这是一种面对生存挑战而实现自身存在的乐趣,比如冲浪、赛车等活动。这个意义上的风险是人们主动寻求的。[6]165约纳斯也曾在此意义上提出“恐惧启发法”:当前技术发展带来的一些负面作用臻于极限,为防止陷入无法挽回的灾难境地,人们需优先考虑技术发展所造成的某些巨大的负面后果,以唤起人的恐惧意识,从而想到提前反思和修正人类当前的发展道路。综上所述,基于哲学存在论,风险源始地扎根于人的生命历程之中并揭示人的存在状态。
四当代风险社会的生成逻辑
贝克、吉登斯等人认为,当今人类已逐渐迈入风险社会。各种风险成为制约当前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这是当前社会之所以作为风险社会的基本理由。实际上,风险本来就植根于人的生存,早就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那么它是如何从幕后走上前台,从而成为当今社会生活之焦点的?要阐明这个问题,需要指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风险本身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这样的变化又如何进一步引发风险对于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和作用的变化,从而最终使得风险对于当今社会发展产生关键的制约作用。笔者提出“风险社会的生成逻辑”来阐释以上演变过程。学界已经指出了一些“风险根源”,即哪些方面塑造了风险社会,比如科技理性的扩张、网络和信息化生产等。借用结构主义的术语,这些对风险社会根源的研究只是共时态的,它说明了哪些力量塑造了风险社会。然而,这些力量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这种复杂动态的作用使得风险发生了怎样的异变,从而使得不断升级的风险对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也越来越突出?这需要一个历时态的回答,即通过阐释风险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之变化,解释为何今天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简单说,我们需要对风险社会的生成和演变,做一个过程性研究。
自近代以来,科技和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发展进程给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人类获得了改变自然和自身的强大能力。与此同时,各种威胁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巨大风险,也开始不断涌现和集聚。其中比较显著的如人口增长过快和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地球暖化,大气、河流等环境破坏,生物工程、基因技术、核能和计算机网络等新兴技术快速进入应用环节造成的各种风险等。人类文明进程早就伴随着各种风险不断升级,并发生复杂的相互作用。一些本来层级不高的风险逐渐转变为巨大危险,人们的风险意识也跟着高度膨胀。这时候,风险的时空结构以一种非常紧张的方式呈现出来。就空间结构来说,一种风险还没有来到眼前,但就在附近,这种临近的风险令人害怕。核电站附近的人们对核风险的体会很深,而远离核电站的人们对这种风险没有什么感受。从时间结构来看,风险本来是面向未来的非现实性,此时它却指向了一种迫在眉睫的不利影响,即一种作为威胁的东西还未到来,但是已临近。正是这种“还没有来而将要来”的特点使其成为可怕的东西,因为一种只在将来发生的东西不构成威胁。当风险变成危险,它不再意味着过去人们可以忽略的代价,不能再简化为社会发展的必要成本,它已经成长为塑造当今时代的重大力量,极大制约着全球社会的发展格局。人类从工业社会逐渐走进了风险社会。“风险转化为危险”[14]危险和凶险已经对人们的现实生存构成极大威胁。危险和凶险作为唯一的可能,意味着一种迫近的现实性。比如,人们都知道核电技术具有泄漏风险,如果人们把核电站建在远离地震带和火山口、海边和居民生活区的地方,并且尽量采用较为成熟的新一代核电技术,那么这种核电站就只是一种风险。反之,当人们把核电站建在地震带和火山口、海边和居民生活区附近,那么这种核电站就是危险了。风险是一种损害的可能性,而危险在很大程度上是损害的现实性。(5)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否定了可能性本身。当风险变成危险乃至凶险,谁还愿意把巨大的危险承担起来呢?人们必然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危险。风险对于存在的启示意义就大打折扣了,因为风险之于存在的意义恰恰在于它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而非现实性。
当代风险社会的生成逻辑启示我们,当前的风险状况更加危及人的生存,风险对于生存的逼问更甚于传统社会。风险本来是人的存在方式,现在反过来危及人的生存。一种缺乏历史经验的风险状况产生了,风险的及时应对与有效治理也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重大政治议题。
摘要：风险是人的存在方式,哲学存在论是理解风险的必要视角。人被抛入世,面向未来进行生存筹划,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各种新事物总是伴随着人们。面对无法消除和不能完全控制的不确定性,人是必然要“历险”和“涉险”的。风险,意谓给人的存在和发展带来挑战甚或威胁的各种不确定性及其不可预知性。对风险问题的追问和回答,也反过来有利于启发人实现自身的存在。不过,随着现代化的深入,风险不断转化为危险,这隐含当代风险社会的生成逻辑。一种缺乏历史经验的风险状况正在挑战全球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风险存在论,不确定性,风险社会,风险转化为危险
风险生成 篇2
关键词：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生成风险；传承危机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4-0126-05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根植于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是少数民族在生活实践中创造的社会意识系统，是少数民族精神载体、思维模式、生活样式以及社会记忆的来源，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文化传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文化向少数民族地区的快速渗透，使少数民族原有的文化价值体系和社区记忆体系正在受到日益严重的冲击和侵蚀，少数民族生态文化面临巨大的现代生存风险与传承危机[1]，如果不及时采取相应的风险干预与危机对策，那么它的减弱和消逝给一个从未断流过的中华民族文化带来的将是莫大损失，同时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这一上层建筑将与农耕生产生活方式这一经济基础发生错位，从而引发传统文化的瓦解和民族认同的危机及以少数民族保护文化意识的缺乏，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将遭到破坏。因此，描述与判断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现状，找出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化面临的现代风险与传承危机，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已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严峻的课题。
一、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现代生成风险
随着社会现代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正面临着日渐消亡而令人堪忧的局面。
（一）现代传媒对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冲击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各种现代传媒如电视、电话、互联网等进人了少数民族的生活，这种传媒的迅猛普及，挤压了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存在的空间，使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少数民族所受到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2]44。少数民族在充分感受到现代传媒的便捷、先进的同时，开始追求现代的生活方式，出现了轻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现象，个别的乃至于对本民族的传统弃之不顾。同时，由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手段落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如民间艺术、习俗、礼仪、服饰、观念以及民族成员对传统文化内容的兴趣因此受到各种威胁，后继乏人。
（二）现代化经济建设对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冲击
在自给自足、封闭保守的农业经济环境中，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生成并发展着。但随着全球经济的交流，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发展，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前所未有地把民族地区的不同地方、不同层面、不同民族推向经济交往活动之中，使他们从原来闭塞的环境中走向开放[2]45，有着强大攻势的现代文化便以其强有力的优势不断向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进行传播和渗透，自足系统的少数民族自然村落生态文化受到冲击和影响。经济发展不仅有能力改变个人和集体的生活方式，也能对共同体的文化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相对弱势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显现出迅速衰退、变形、同化甚至消亡，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自然传承中的诸多链环趋于断裂。
（三）人口流动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
人口的大量流动， 使族际交往更加频繁，带来了多元文化的交汇、碰撞与冲突，少数民族的本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外来人口进人少数民族地区，带去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些异质的文化是通过个体的具体活动来表现出来的，而这些表现往往使土生土长的民族成员感受到强烈的新鲜感和认同感，这在年轻一代身上尤其突出。第二，少数民族地区青壮年的大量外出务工，离开本土向外寻找生存的空间，他们不得不与赖以生存的环境相适应，部分甚至全盘接受异质文化。这种冲击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因为，流出人员多为年轻一代，他们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意味着这些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将面临灭绝的危险[2]45。
（四）文化产业对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冲击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以自身的特殊吸引力反映出潜在资源性特征，诱使地方政府或商业组织将其转换成特殊文化产品甚至商业产品来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结果，少数民族文化变成了被人们可以自由买卖的文化遗产商品，它的价值和意义完全按照商品市场的价值规律和原则加以处理，遗产自身独特的历史性内在价值被忽略。在利益驱使下，为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目的的文化产业，既不顾对遗产“原生态”的保护，又破坏了遗产产生的生态背景、文化背景，从而使遗产产生巨大的异化，文化价值发生扭曲。这种情况如蔓延开来、持续下去，将会对文化的原生性、真实性带来极大的误读与威胁，并产生危机[3]。
二、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传承危机
我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一直受到各种现代性文化的冲击和侵蚀。少数民族原有的文化价值体系和社区记忆体系正在受到日益严重的冲击，有的陷入濒危境地以至消亡失传，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生存空间日益萎缩，面临着巨大的传承危机。
（一）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传统传承机制脆弱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根植于生活，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传承文化的自然原动力。口承心授、族内传承等方式使文化得以自然延续与发展，文化传承不存在危机问题。然而，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进入了一个快速的结构转型过程中，传统的习俗、技艺等不再是必需时，这一背景下农耕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环境发生了变迁，不再局限于原有的生产方式来传承，这一过程的变化使得传统的传承机制处于脆弱状态，带来的是文化自我传承原动力的消失和生存危机。如苗族服饰是苗族文化的象征，自然的传承原动力一直维系着这一文化事象的延续，使苗族服饰的传统工艺得以代代相传。然而，当苗族服饰不再成为本民族服饰的唯一选择时，传统的苗族服装开始渐渐退出了日常生活，苗族服饰文化的边缘化，使现代苗族女子不再像长辈那样自幼起耐心学习挑花刺绣，70年代中期后出生的苗家女子基本上不会刺绣，掌握刺绣技艺的苗族妇女主要在工作70年代以前出生的苗族妇女，年长的苗族妇女也因眼力不佳而放弃，掌握传统苗族服饰技艺的人数越来越少，而且伴随老一辈妇女的谢世，苗族服饰文化传统工艺也随之有消失的可能，这一切凸显了苗族服饰文化传承出现“断代”危机的可能。
（二）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传承主体日益减少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载体是人，必须要由人来传承，人脉连接不上，文化就失去了灵魂。人是创建和享用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主要载体。现在民间文化的传人———老艺人、匠人、歌手、乐师、舞者、故事家、民俗传人相继去世，很多传统文化已经无人传承。而后备少数民族文化艺人严重匮乏，使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载体出现“脱节”现象，优秀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得不到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人的大量减少，使传承人青黄不接，后继人才的缺乏进一步加深了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传承危机的程度。黔东南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2项68个保护点，包括省级到州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在659多项，少数民族文化丰富浓郁，但被命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仅有196人，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相应的传承人，而且年龄相对偏高，身体状况欠佳，记忆模糊，实际的传承活动很难开展。好几个国家级歌师传承人都相继去世，古歌已没有传人，酒歌也难以广泛传唱。少数民族文化主体力量的削弱和日益萎缩，使少数民族生态文化面临着巨大的传承危机。
（三）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载体持续缩减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通过语言、服饰、歌舞等载体，充分表达其文化的内涵。但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这些承载文化的载体正在持续缩减。
（1）语言载体。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承载着积淀深厚的文化及其民族精神，是民族特征的重要标志[4]163。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民族语言的使用程度、发展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民族文化活力和存在形式，它对民族文化的保存和传承的作用是极其重大的。但随着民族之间交往的不断扩展，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和行为方式将趋于普同化，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口将不断锐减，使用地域也在不断缩小，少数民族语言面临语言社会功用的萎缩和不断弱化的可能。在黔东南州境内苗乡侗寨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已呈下降趋势，除５０岁以上的少数民族讲自己的民族语言的居多外，40岁以下的人一般都具有双语能力。民族语言的流失，在一些传统民族村寨已形成了不可逆转的局面，这一现象说明了少数民族语言处于被冲击乃至失传的危机。
（2）服饰载体。民族服饰是民族文化最有特色的内容之一，民族服饰既是一个民族物质文明的结晶，又是一个民族精神文明的外化。民族服饰以丰富的文化意蕴和传统技艺的完美结合，构成有形有感的物质文化载体。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少数民族在与汉文化的碰撞及交流中受到涵化，审美观及着装方式也随之改变，而且服饰生产方式变革，舒适轻便的现代服装抢占了部分传统手工艺市场，民族服饰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处在急剧变化之中。当民族服饰制作不再是衡量女性价值的最重要标准时，这种改变其实也就弱化了少数民族服饰传承意识和责任感。从调查的情况看，精美灿烂的黔东南少数民族服饰其衣着的变化也受到了严重影响，雷山、台江、凯里、剑河、黄平等县是中国苗族著名的大县，许多村寨除了年长妇女还着装民族服饰和头饰外，青年妇女、姑娘、小孩基本上着装现代服饰，民族服饰多伴在逢年过节或参加重大庆典时才穿。号称“天下第一侗寨”肇兴，穿侗装的人不到30%，旅游地千户西江苗寨，中年以上的妇女多伴只保留头饰，民族服饰已逐渐退出他们的日常生活，民族服饰的文化空间日趋缩小。
（3）歌舞载体。民族歌舞是民族民间文化的精华所在。从黔东南的情况看，传统民族歌舞失传得令人心痛。丰富的传统民族民间歌舞，如古歌、情歌、酒歌、生产歌、姊妹歌、季节歌等，因缺乏生活载体而消失，大多数村落原有的歌场均不复存在。如号称清水江中下游“二十一早半”苗家民歌天堂的走廊坳歌场，曾经盛极一时，而今已无人问津；名动一方的北侗高坝万人歌场、大同唐王歌场、湘黔边界四十八寨十八关歌场等，早已今不如昔。传统民族舞蹈种类也多，如丹寨县舞蹈过去共有7种，即芦笙舞、铜鼓舞、板凳舞、鼓瓢舞、木鼓舞、傩舞、巫舞。但目前仍流行的只有芦笙舞、铜鼓舞和板凳舞，木鼓舞、傩舞、巫舞已基本失传。鼓瓢舞现在只有雅灰乡的重隆村保留，但没有年轻的传人。台江县的反排木鼓舞，原始古朴雄浑豪放，被盛赞为“东方迪斯科”随着民间老艺人的相继过世，传承也受到威胁[5]。
（四）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表现形式规模持续萎缩
（1）文化主体空巢化。外面世界的诱惑，大量的中青年外出务工，导致了文化主体的外流，使传统的数代同堂的家族结构被老少妇而居的结构所替代，现时家族结构正在丧失以前曾有过的文化含义。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传承的中坚阶层和主流群体的流失，使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因缺乏中坚力量的参与而难以得到长足的发展，削减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后劲，原有文化空间生态环境发生变化。造成了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传承的断裂，少数民族村落出现了文化主体“空巢化”的趋向，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在贵州凯里南花、季刀、郎德等苗寨，参与表演的群体多伴是50岁以上的中年妇女，老人和小孩。
（2）文化生存空间萎缩。民族文化是特定社会历史和自然条件的产物，特定的环境是民族传统文化生成和保持的土壤，而生存环境的变化，必然使民族传统文化难以保持原有的模样，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因其所依附的传统民间文化活动逐渐减少甚至消失。比如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都还非常热闹的苗族游方，它是苗族青年男女传统交友的主要方式。每逢过节，男女青年都要到特定的歌场以对歌的方式选择意中人。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苗族青年人不断融入现代文化社会，苗族青年男女相互接触的机会和交友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苗族游方活动因其失去依托的生活载体而逐步消失。侗族也是“以歌择偶”繁衍种族的功能，过去曾有“不会唱歌找不到朋友”之说，青年男女的“玩山”或“行歌坐月”， 祭祖等宗教活动中举行的“踩歌堂”， 逢年过节中村寨交往的“月也”， 婚育中拦门、进门、出门等仪式活动都是用歌来表达的[4]165。但现在绝大多数青少年都进入学校学习或外出打工， 不在玩山、行歌坐月、婚俗也发生变化、歌场也随之消失。少数民族社区文化空间的瓦解熄灭了少数民族的参与热情，难以吸引年轻人去参与、学习、继承和发扬。
二、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保护策略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民族生存、延续、发展的重要支柱。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保护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是全社会的责任。需要政府、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需要调动各方参与的积极性，发挥各种人力资源的优势，推动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最终使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成为少数民族人群生活的自觉追求。
（一）把握现实，摸清少数民族生态文化遗产状况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现状如何，它的风险与危机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哪些文化形式已经消失，哪些文化正在湮没，这些都需要通过调查给出一个客观、真实的评价，所以面临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风险和危机，我们要做的是摸清问题，把握真实的现状，有针对性地开展抢救与保护。要做好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普查与记录，这是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重要手段。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尤其是口头流传、无文本或音像记载的文化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一旦消失就是一种历史性的遗憾、无可挽回的损失。面对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消失，文化的普查显得特别重要。通过“拉网式”普查，全面了解和掌握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情况及存在问题。在普查过程中，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多种方式，真实、系统、全面的记录，建立资源档案和数据库，纳入正常管理。
（二）政策扶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政府依托其就权力，能较快地聚合社会的人力、财力来解决实际问题。决定了政府在文化保护中处于决策、组织、统筹的角色，是保护的主导力量。政府主导角色的定位，是实现社会保护力量良性互动的关键。因此，在文化的保护、开发中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注意避免其行动中的盲目性和替代性的缺陷，科学规制权责和合理使力。一是制定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保护的长期规划和现实计划，既要从宏观上明确保护工作的方针、目标、任务，又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保护方法与措施，还需要及时颁布有关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抢救保护与保护的政策、法规和指导性意见；二是健全责任明确、运转协调的保护工作机制，分级负责，层层落实，政府相关部门通过指导、监督、协调和奖惩等方式，促使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保护落到实处；三是加强对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保护各项工作的协调。对处于濒危状态的重要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种类和项目，要优先安排，集中力量，实施有效地抢救与保护[7]；四是建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对列入国家级、省级、地州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要求代表作传承人和民间组织进行传习活动，鼓励没有正式命名的民间艺人开展传习活动，同时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使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传承后继有人；五是政府要协调配置、妥善安排、合理使用各事项保护工作经费，构造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保护资金保障体系，将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建立保护基金，采取财政补贴、优惠贷款、无偿赠款、减免税收、直接投资等方式提供资金保障，保证各项保护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注重传承，增加少数民族文化自觉意识
文化拥有者是承载文化遗产的载体，是文化的传承主体，但生活环境变迁所带来的自我传承原动力削弱情况下，需要来自文化拥有者角色本位意识的确立，唤起文化自觉的角色意识，使文化拥有者不仅是文化的传承者，同时也是文化的积极保护者。首先，政府应最大限度地给予文化拥有者的引导与支持，通过经济保障、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形成重视传承、激励传承的机制与社会氛围，确保文化的拥有者能正常开展传承工作。其次，通过“民办公助”制度创新和政策扶持等，开展各种面向少数民族的文化活动，对社区民众参与性很强的活动，政府要积极引导和支持，诸如事先的宣传报道、动员各有关方面的配合、向民间组织提出任务要求，帮助协调沟通各方关系、拨款活动资金等，真正调动起文化拥有者参与的积极性，在文化保护上形成政府与少数民族民众的凝聚性保护，在良性的互动中，让少数民族文化拥有者自觉成为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主体，达到保护少数民族民间自觉的效果。为文化拥有者开展生产、授徒传艺、展示交流等活动创造条件，提供服务；对年老体弱的代表性传承人，抓紧开展抢救性记录工作，详实记录精湛技艺和工艺流程；对传承工作有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传承人给予表彰、奖励；对学艺者采取助学、奖学等措施，鼓励其学习、掌握传统技艺[5]。再次，文化拥有者应强化自觉传承和文化创新意识，积极承担文化遗产项目的宣传和传承任务，积极参与项目的展览、演示、研讨、交流等活动。通过带徒、举办培训班、进入学校教学，传授技艺，培养后继人才。同时随着文化环境的改变把握文化内在特征及生命属性，进行自觉改良和积极演化、创新与发展，不断增进其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使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得以延续与发展。
（四）创新思路，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寻求新的社会市场和生存土壤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之所以面临生存危机，亦有市场化运作缺乏的原因。要把挖掘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用市场的眼光来运作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使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显现出其固有的多重功能。政府应积极引导企业积极参与文化产业建设，并给予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如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实行贷款贴息扶持政策，安排专项资金作为产品研发、技术培训、信息服务以及产品展销等，推进文化产业扩大与发展。企业则面对市场运行规律，拓宽投资渠道，建立科学的筹资机制，大力吸引社会资本流向少数民族文化市场。适宜的开发与经营模式，有效地对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构建有利于这类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产业良性发展的运行机制和创新空间。另一方面企业应积极组织农户（文化拥有者）进行生产，指导培训，传承传统技艺，使农户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觉不断提高，经济利益上也获得收效，有效实现传承技艺的目标。对有市场潜力大的代表性项目，鼓励采取“项目+传承人+基地”“传承人+协会”“公司+农户”等模式，结合发展文化旅游、民俗节庆活动等开展生产性保护，促进其良性发展；对开展生产性保护效益较好的项目，引导传承人坚持用天然原材料生产，保持传统工艺流程的整体性和核心技艺的真实性，促进该项目的有序传承；对开展生产性保护取得显著成绩的项目，要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对忽视技艺保护和传承或者过度开发、破坏传统工艺流程和核心技艺的，要及时纠正偏差，落实整改措施，加强管理和规范[7]。实现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自身“造血”功能，使开发、利用与传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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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N].中国文化报，2012-02-27.
[责任编辑：蒲 涛]
On the Crisis of Ethnic Ecological Culture Existence and Inheritance： A Case Study of Qiandongnan Prefecture， Guizhou Province
WU Ping
（Guizhou Original Ecological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Kaili University， Kaili， Guizhou， 556011，China）
Abstract： As a social memory and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ethnic ecological culture is one of the superstructures matching with the ethnic production of farming. In the margin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modern time in minority areas， ethnic people have to face the survival risks from modern media， economic construction，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decreasing of cultural carriers， forms and scales as well as the shrinking of cultural subjects and inheritors lead to the inheritance crisis of ethnic ecological culture. The government as the leading force， increas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market regulation mechanism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government could be a promise to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ethnic ecological culture and economy.
银行业流动性风险生成机制研究 篇3
关键词：流动性危机,内生性,外生性
1.研究背景和意义
传统理论认为, 银行同时经营者短期的负债和长期的资产, 因此必然会面临挤兑的冲击。如果一个银行的挤兑问题传播到其他所有的银行, 就会产生银行业的恐慌和流动性危机。但由于科技进步和电子技术的应用, 国际银行业也兴起了一股以放松管制为特点的强劲的改革趋势, 提高了整个银行体系运转的效率。可是, 这种趋势并没有消除银行固有的流动性问题, 相反这种问题以一种“多米诺”方式向整个银行系统传播的可能性比原来增大了。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北欧国家的银行危机、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债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 都是这种危机的表现形式。中国在过去的专柜过程中没有遇到银行业大规模的流动性风险困难, 但随着经济转轨的逐步完成, 中国的银行业潜在的流动性问题日益显现, 必须要予以高度重视。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为有效规避化解银行业这方面的风险, 减少和避免这些问题给国民经济带来损害提供决策参考。
2.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生成机制:内生与外生
2.1 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内生性根源
银行为存款人提供活期存款合约, 同时向借款人提供非流动性的贷款, 这实质上是一种流动性转换与创造, 即把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转换为高流动性的负债, 从而为整个社会创造流动性。但银行在提供这种服务的过程中集中了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冲击, 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自身的流动性问题, 最严重的后果就是银行遭到挤兑而破产。也就是说, 银行流动性风险是由资产与负债流动性的不匹配所决定的, 流动性风险的根源在于银行制度本身, 这就是流动性风险的内生性根源。
我们利用Bryant (1980 ) , Diamond和Dybvig (1983) 的理论框架, 首先证明商业银行在流动性转换与流动性保险方面的效率优势, 然后进一步说明银行挤兑这一不稳定性的根源所在。
首先, 进行以下假定:
(1) 经济中存在N个同质的、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主体。
(2) 模型分为3期 (T=0, 1, 2) 。在T=0时, 所有的经济主体都拥有1个单位的货币享赋, 直接持有货币在跨期中不产生收益, 也不会贬值。
(3) 主体可以选择在T=1或T=2时进行消费, 导致主体消费的是不确定的流动性冲击。流动性冲击事前无法预测, 所以主体不能确切知道会在什么时候消费, 但知道自己在T=1时消费的概率是λ1, 在T=2时消费的概率为λ2=1-λ1
(4) 主体可以在T=0时将初始享赋投资于非流动性资产, 在T=2时每单位投资产生收益R, R> 1。但如果主体在T=1时要将投资提前变现进行消费, 则只能获得L的收益, 且L<1。
(5) 主体的效用函数是单调递增的凹函数, 满足连续、二阶可导、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大于1的假设。其表达式为:
undefined
其中, x1, x2分别是主体在T=1和T=2时的消费量, δ是贴现因子, 满足1>δ>1/R。
现在考虑有金融中介 (银行) 提供活期存款合约以改进主体的流动性需求的情况。假定主体需要提前消费的概率兄是己知的, 存款合约规定:期初存入1元的主体可以选择在t=1时提取x*1元或者在t=2期提取x*2元。假定这里的x*1, x*2是满足帕累托最优配置。从而有
undefined
在这样的合约安排下, 所有主体都会选择在期初将自己的全部票赋存入银行, 因为 (x*1, x*2) 是主体效用最大化时的解。显然, 如果存款合约能够顺利运行下去, 这种提供最优合约的银行机制优于金融市场, 流动性风险实现了最佳配置。
当存在金融中介时, 如果银行体系能够顺利运行下去的话, 那么可以实现主体消费的帕累托最优配置。但是, 在银行提供存款合约的机制下, 并非只有这样一个可能的均衡状态, 当主体面临恐慌时, 银行挤兑也是一种占优的纳什均衡。
当需要延迟消费的主体对银行失去信心, 相信其他延迟消费的主体会在t=1期提前取款。这种情况下, 银行被迫在t=1期变现其投资, 产生:
undefined
这样, 主体在t=1时提取的存款超过银行的备付金, 银行不得不折价变现非流动性资产予以支付, 而在此支付之后, 银行却将无法偿付t=2的提款, 从而银行将在t=2时破产, 这意味着此时主体的挤兑预期是自我实现的。
所以, 即使是银行自身的经营正常, 但如果需要延迟消费的主体预期, 其他的主体将提前取款, 那么其最优决策就是也提前取款, 如果所有的主体都做此预期, 银行就会面临无法控制的流动性危机, 造成银行挤兑而倒闭。这就是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内生性根源。
2.2银行其他风险向流动性风险的转化
流动性风险不是孤立的, 它在商业银行面临的各种风险中处于第一线的位置——多数其他风险都是通过影响流动性来对银行生存最终产生巨大的破坏力的。作为管理者, 必须了解其他风险状况对流动性的影响。影响流动性的风险主要有:信用风险、价格风险、交易 (操作) 风险、利率风险、声誉风险、战略风险。
(1) 信用风险 (Credit Risk ) 信用风险是银行的债务人未能履行合同条款或之前的承诺而对银行的盈利或资本带来的当前和潜在的风险。资产的集中, 对未测试的业务类型采纳新的保险标准都会让银行有更多的信用风险, 这导致流动性风险的上升。如果信用风险上升, 银行可能需要额外的支付来得到资金和吸引存款者。多数大的银行危机都包含了严重的信用和流动性恶化的共同影响。
(2) 价格风险 (Price Risk) ) 价格风险指由于交易的金融工具资产组合价值变动而给银行盈利或资本带来的风险。资金提供者在评估银行的财务状况和信用时会仔细考察价格风险。如果价格风险以及它对盈利或资本的影响太大, 资金提供者可能要求银行支付更高的利率、不愿提供长期融资、甚至不愿提供任何期限的融资。
(3) 交易风险 (Transaction Risk ) 交易风险是欺骗、错误、无法提供产品或服务、无法保持竞争中的地位、无法管理信息而给银行盈利和资本带来的当前和潜在的风险。直接影响流动性的系统包括支票和证券清算系统, 电子银行, 监督借、贷和智能卡使用的操作。如果产品变动, 管理者必须调整系统以确保所有的交易都能处理。如果处理交易的系统未能或延迟执行, 重大问题会很快出现。如果客户使用自己的帐户遇到困难, 他们可能关闭帐户, 这将降低流动性。银行的应急计划中必须考虑到交易风险。
(4) 利率风险 (Interest Rate Risk ) 利率风险是利率的变化给银行盈利或资本带来的当前和潜在的风险。利率变化会影响资产带来的收入和融资带来的成本。如果银行由于市场利率变动而盈利降低, 资金提供者会质疑银行的财务稳定性, 并要求额外的补偿;甚至会拒绝融资。
(5) 声誉风险 (Reputation Risk ) 声誉风险指的是公众的负面看法对银行盈利和资本产生的当前和预期的影响。无论什么原因, 公众对银行负面的看法都会导致存款者、其他资金的提供者以及投资者寻求更高的补偿。如果这种负面看法持续下去, 资金的提取将会开始对银行造成损害。面临显著的声誉风险的银行必须通过分散市场融资的来源、条件, 并增加资产的流动性, 来减轻流动性风险。
(6) 战略风险 (Strategic Risk ) 战略风险是不利的经营决策、对决策的错误执行、或对行业变化缺乏反应而对盈利或资本带来的当前和潜在的影响。任何战略目标的计划都必须考虑它对银行融资能力的影响。对于资产迅速增长的银行, 吸引和保有足够的流动性通常是一个问题。如果管理者错误估计了进行一项新业务对于流动性的影响, 银行的战略风险会增大。管理者必须仔细考虑最初计划的支持战略风险的融资是否会把流动性风险增大到不能接受的水平。
2.3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外生性
对于单个银行而言, 流动性风险除了来自自身经营以外, 还可能来自其他银行的风险传染 (contagion ) , 这是一种典型是外生性风险。也就是说, 即使银行自身的资产组合与风险管理做得很好, 但如果受到其他问题银行的外部传染, 也可能被动地陷入流动性危机。这是由金融行业的特点所决定的, 也是金融脆弱性 (fragility) 的表现之一。
利用Cifuentes, Ferrucci和Shin ( 2004) 的模型来说明流动性风险是如何通过资产价格的渠道在银行间传染的。假设:
(1) 经济中存在n个相互联系 (即相互借贷) 的银行。
(2) 银行i持有数量为ci的流动性资产, 有数量为ei的原始资本 (非流动性资产) 。所有流动性资产的价格为1, 非流动性资产的价格为p。
(3) 所有银行受到资本充足率r的约束, 如果资本充足率低于r, 则银行必须出售资产。设ti是银行i出售的流动性资产的数量, si是银行i出售的非流动性资产的数量。
(4) 银行的资产不能卖空, 即si属于[0, ei]且ti属于[0, ci]。银行变现资产时遵循先处理流动性资产再处理非流动性资产的原则, 即仅当ti= ci时, si>0。
(5) 设银行i对银行j的负债为Lij, 则银行i对同业的总负债 (名义值) 为:
undefined
同时, 设xi为银行i对其他银行负债的市场价值。只有当银行能全额偿付其债务时, undefined, 当不能全部偿付时, 设对j银行的偿付比例为undefined
根据假设, 银行出售非流动性资产的总数与资产价格p满足以下函数关系:
undefined
si (p) 是p的减函数, 所以s (p) 也是p的减函数, 且s (1) =0。当银行大量出售非流动性资产时, 其价格必然下跌, 即si越大, p越小, 从而p是si的减函数, 其函数形式为反需求函数, 设为:undefined
不妨设其为一指数函数:undefined
其中a是一个大于0的常数。当资产的出售数量为0时, 其价格p取最大值1, 即d (1) =0, 从而d (1) =s (1) =0, 即s (1) =d (1) 。从而, 非流动性资产的均衡价格是方程s (p) =d (p) 的解。这个方程至少有一个解即p=1。但是, 当函数s (p) 的曲线在d (p) 的曲线之上时, 均衡价格p可能小于1 (参见图2-1) , 这意味着银行必须折价出售非流动性资产。
从图2-1中可以看出, 在曲线s (p) 的之下、曲线d (p) 之上的弓形区域, 非流动性资产的价格调整是一个逐步向下的过程。某个银行出现流动性困难以p0 < 1的价格出售资产s (p0) , 这造成资产价格下降为p1=d-1[s (p0) ]< p0这一个价格波动马上会传染到其他同业银行, 进一步引发其他银行出售资产s (p1) , 引起价格进一步下降为p2=d-1[s (p1) ]< p1。这样,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越来越多的银行出售越来越多的资产, 资产价格p不断螺旋型下降, 直到曲线s (p) 之下的曲线d (p) 相交为止。
这一模型说明了, 某个银行出现的流动性困难, 能够通过价格渠道传染到其他银行, 使得本来流动性充足的银行也出现流动性不足, 从而可能造成整个行业的资产抛售与流动性恐慌。
随着我国加入WTO后, 金融业在2006年底对外资银行全面放开, 在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外资银行的威胁下, 国内势必会出现“存款搬家”的局面, 由此而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将会把潜伏已久的流动性风险发挥及至。流动性风险的管理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一项迫切而艰巨的任务, 因此应采取有效对策加强我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 降低流动性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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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开白.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的量化分析[D].浙江大学, 2003.
风险生成 篇4
一、产业集群风险生成机理
生成机理是一种事物或现象生成的原因以及如何生成。文化旅游产业集群风险的生成机理就是在文化旅游产业中,集群企业在运行期间,风险源如何通过演化转变成风险的规律。研究文化旅游产业集群的群体性风险具体形成过程和途径,要研究导致文化旅游产业集群风险形成的具体诱因。风险源可以分为内生风险与外生风险。内生风险是指由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内部力量所产生的风险,是走向衰败的根本原因。外生风险则是集群走向衰退的诱发性因素,主要是该文化旅游产业集群所处的外部宏观。由于内部不利因素是诱导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出现风险的根本原因,所以本文重点研究内生风险。
二、山西文化旅游产业集群风险源归类
在风险的界定基础上,结合在山西文化旅游产业经营活动范围中以及文化旅游产业集群成员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各个方面,对可能影响到山西文化旅游产业风险的指标进行归类。根据文献的分析设计约十八个可能对山西文化旅游产业风险产生影响的底层指标,然后通过因子分析,在这些界定的底层指标中寻找出确实对山西文化旅游产业集群风险起决定性作用的因子指标。
三、数据收集
本文进行的是验证性的实证研究,由于研究对象是山西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山西文化旅游产业集群成员企业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内源性较强,绝大部分处于初级阶段。在发放对象方面,考虑到文化旅游产业集群是公司层面的战略,且只有从事文化旅游产业的企业高管才能对本研究涉及的问题有全面的了解,因此所有问卷面向从事文化旅游产业的企业高层管理者。共发放问卷90份,回收70份,其中有效问卷65份,基本达到大样本的要求。本文采用赋值法来增加准确性,将定性指标按影响程度的强弱程度分成1-5个档次,分别赋值为9、7、5、3、l五等。
四、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文在进行分析之前先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信度检验的Crobach.a值为0.886,大于0.6,说明本研究的信度较高。效度采用KMO法和Bartlett法,检测显示KMO=0.6976,Bartlett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小于0.001,表明问卷有效,适合采用因子分析法。
五、结果分析
本研究在信度和效度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法,首先提出公因子,因为前3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达到88.289%,因此本文提取3个因子。因子旋转三次后得下表,可以看到沟通交流的频率与双方的互惠交换程度两问卷指标同属关系嵌入,因子1主要有关系嵌入、专用投资、未来阴影、预期、领域一致性;因子2主要包括结构嵌入、入股量、分配的公平性、受胁迫程度、共同利益和相互抵押物。因子3主要有文化差异性、目标相容性、学习竞赛、压力、合作历史。
六、山西文化旅游产业风险影响程度分析
通过SPSS对问卷调查进行描述性的频次分析和加权平均值计算,关系因素、结构因素以及网络因素对山西文化旅游产业集群风险的影响有一个排序,平均分值分别达到8.52、7.64和5.36。这说明了三大类总体指标衡量对风险的影响程度是相当重要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三大类指标在山西从事文化旅游产业的企业高管心中重要程度。
为了分析山西文化旅游产业集群风险生成因素的具体评价指标的影响程度,对这些具体指标进行频次分析和加权平均值的计算,山西文化旅游产业集群风险生成因素评价指标平均分达到6.18分。介于“高(7分)”和“较高(5分)”之间。山西文化旅游产业集群企业对这些影响因素的评价有一个排序,其中得分属于第一层次的有:文化差异性(7.53)、目标相容性(7.26)、入股量(6.41)、专用性投资(6.72)、共同利益(6.25)及其未来阴影(6.51)。得分相对较低一点的有领域一致性、分配的公平性(5.77)、学习竞赛(5.15)及其合作历史(5.62)。当从事文化旅游产业的企业中股权比例较为确定后,在分配公平度、领域一致性等方面,从事文化旅游产业的企业双方都是心里有数的,又有国家法律体系,从事文化旅游产业的企业高层对此担心相对较小。另外,目前山西文化旅游产业集群企业间的合作大部分处于初级阶段,对技术的要求并不高,因此学习竞赛等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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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生成 篇5
现代电网结构日益复杂,电网的安全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一套实用的调度操作票自动生成系统可以极大地减轻调度人员的负担,在辅助调度人员开票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1]。
目前的智能调度操作票生成系统[2,3]主要关注防误操作同数据采集与监控( SCADA) 系统的融合及操作序列的安全校验等方面,而忽视了调度票生成所涉及的前端决策环节对最佳供电方案选定的影响,使调度操作过程中执行负荷转移时电网的经济和安全性得不到充分保证。在电力系统不同方向有涉及负荷转移供电路径的研究。在配电网的故障恢复决策方面,文献[4]给出了考虑负荷变化和设备过载能力的配电网供电恢复方法,采用有界深度的启发式搜索,配合回溯算法遍历搜索,以恢复最多负荷和最少开关数等作为评价指标,寻找恢复供电路径。文献[5]采用广度优先搜索方法对失电区域寻找负荷转移路径,形成待恢复树,再确定开关操作次数、停电负荷和系统网损最小的负荷转移方案,使失电区均匀恢复供电。文献[6-8]的配电网重构中所涉及的负荷转移路径研究,主要以可靠供电、降低网损、均衡负荷为目的,运用搜索方法以及智能优化算法确定配电网重构方案。根据风险指标生成负荷转移路径的研究还很少。文献[9]将网络重构的思想运用到调度操作票系统的推理中,先利用深度优先搜索方法搜索出所有供电路径,基于潮流的静态安全分析,以开关操作数最少为目标函数,找出最佳开关操作方案。然而,在生成调度操作票时需要综合考虑以下方面: 1调度操作票的执行过程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作,有一定的时间跨度,若仅仅对操作票执行后的电网进行安全校核,难以确保中间操作过程电网的安全性; 2若采取先寻找到所有的供电方案,再根据约束条件对方案进行筛选的方法,搜索结果中会包含不满足要求的无效供电路径,而且电网规模越大,搜索效率会越低; 3若以开关操作数最少为目标进行寻优,不仅满足目标的操作序列不一定是唯一的,也难以保证电网运行在最安全的状态。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提出了基于风险的电网调度操作最佳供电路径生成策略,采用有效的深度优先搜索和剪枝技术,得到满足要求的可行供电路径。 运用基于风险理论的电力系统静态安全分析方法对可行供电路径进行优选,依据包括连锁故障风险的电网综合风险指标决策生成最佳供电方案,保证了调度在整个操作过程中的安全性。
1基于风险的最佳供电方案总体结构
基于风险的调度操作负荷转移最佳供电方案确定的整体流程如图1所示。
2可行供电方案选定
对电网电气连接图进行拓扑分析,以需要转移的负荷节点为初始节点构建电力系统生成树结构[10]。基于拓扑图,记录支路数据表和节点数据表,建立邻接表形式的链式存储结构。为了快速找到目标节点为电源节点的所有可行供电通路,采用深度优先搜索方法对生成树进行搜索访问,结合启发式剪枝技术,及时淘汰不满足电力系统静态安全约束、违反电力系统基本运行规范,或经济性达不到既定标准的操作,使最终搜索结果只包含满足要求的有效负荷转移路径,有效减少搜索过程所经节点数和回溯次数,提高了搜索效率。基于上述原则搜索可行供电路径的流程如图2所示。
可以看出,在对电网拓扑结构进行深度优先搜索时引入剪枝技术,可以对每个会造成电网结构变化的中间操作过程都进行静态安全校核,确保了调度操作过程中的安全性。同时能及时排除不符合要求的路径,更高效地搜索出可行的供电方案。
然而所获取的负荷转移方案只是满足电网基本要求的可行供电方案,还需要进一步依据合理的决策方法,从中优选出最佳供电方案。
3基于风险的负荷转移最佳供电方案确定
为了在可行供电方案中寻找到最佳的供电路径,本文提出了用静态安全风险评估确定最佳供电方案的方法。兼顾了系统稳定运行时故障发生的概率及其严重后果,用一个风险指标展现系统的运行状况[11]。
常规的静态安全风险评估,一般是从初始随机故障所带来的过负荷风险和低电压风险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未考虑到初始故障引发的设备过负荷或低电压会引起相应的保护动作,以致电网拓扑结构可能的变 化造成进 一步的故 障,即连锁反 应过程[12,13]。
为了获得更科学合理的风险评估指标,本文采用的综合风险评估在计及常规的过负荷风险指标、 低电压风险指标时,还考虑了初始故障是否会引发连锁过程,给出了考虑连锁过程的电网综合风险指标的计算方法。以综合风险指标在可行供电方案中优选出一种能保证电网运行在最安全状态的供电方案。
3.1风险理论
在电力系统安全分析中将风险定义为: 初始故障集中故障发生的概率和故障产生的后果乘积之和。因此,系统风险的表达式为:
式中: R为系统风险值; i为初始故障元件集合; PE为事故出现的概率; SE为事故产生的后果。
3.2电网静态安全综合风险指标的计算
本文通过静态安全风险评估在可行供电方案中寻找最佳的供电路径,综合风险指标的计算主要包括4个步骤。
3.2.1确立电网初始线路故障集
初始随机事件可能会造成线路的不正常退出运行,导致电网的拓扑结构发生变化,继而引发电网某些薄弱部分的过负荷或低电压现象。本文考虑到2条或以上线路同时发生初始随机故障的概率非常小,初始故障集仅考虑了单一输电线路故障。
3.2.2针对不同线路故障确定故障发生的概率
发生初始故障的可能性,即电气设备的故障率,它是表征电力系统可靠性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基于设备状态评分方法[14]来确定初始故障率。研究表明,设备状态评分与故障率之间存在如下的指数关系:
式中: P为设备的故障率; k为比例系数; C为曲率系数; S为设备的状态评分。
因此,只需2年的设备历史状态评分S和设备故障率P的值,就可得出参数k和C的大小,继而实现在已知状态评分下设备故障率的推算。
3.2.3计算故障集中故障导致的后果严重度
1) 过负荷风险严重度指标
线路过负荷风险指的是系统中的线路故障或需要检修时,在电网的薄弱区域流经线路电流的大小超过其额定值,导致过负荷造成的风险。由运行经验确定: 当流经输电线路的电流大于其额定值的80% 时,可以认为系统有过负荷的风险,并且严重度随电流的增大而呈现指数增长趋势; 当一直增长到大约为额定电流的1. 5倍时,系统崩溃,此时取其严重度为1。因此,定义过负荷严重度为SOL,流经线路电流与线路额定电流的比值为I',两者关系如图3( a) 所示。
系统过负荷严重度可表示为:
2) 低电压风险严重度指标
线路低电压风险反映的是线路发生故障或检修时,电网中某些母线电压下降到一定程度后造成的风险。低电压严重性主要是由母线的电压大小决定的。由运行人员经验确定: 当母线电压低于0. 9( 标幺值) 时,可认为系统有低电压风险,且风险严重度随着电压降低幅度的增大而呈指数增大,同时考虑到发电机的低电压保护; 当节点电压不大于0. 7( 标幺值) 时,节点发电机会退出运行,此时严重度为1。 因此,定义低电压风险严重度为SLOV,则其与母线节点电压标幺值U*的关系如图3( b) 所示。
系统低电压严重度可表示为:
3.2.4计算系统综合风险指标
根据风险理论,由式( 1) 可知系统过负荷风险和低电压风险指标计算公式分别表示为:
式中: ROL为过负荷风险; RLOV为低电压风险; Pi为该故障集中线 路元素故 障的概率。结合式 ( 2 ) — 式( 4) 可以求得风险的具体数值。
由于某一初始元件故障导致系统发生过负荷或低电压等潮流不平衡的现象,在保护切除线路或将负荷切除后,系统潮流有可能表现得更为不平衡,导致电网中其他设备也依次发生故障,触发更多的继电保护装置动作,这种连锁反应迅速蔓延、不断恶化,最终引发电网解列和系统崩溃现象。因而有必要讨论在初始故障引发连锁反应时,系统风险评估指标的计算问题。从连锁过程机理上来看,连锁过程表现为多级的过负荷、低电压等事故的叠加。因此本文计及连锁故障的静态安全风险综合指标,可由连锁反应各阶段的过负荷风险值及低电压风险值累加得到。
电网连锁反应级数确定需考虑如下连锁终止条件。
1) 当连锁反应至第 β 级时,系统不再出现元件过负荷或低电压现象,则可以认为连锁过程终止。
2) 当连锁至第 β 级时,如果系统潮流不收敛, 则认为电网已经电压崩溃,停止搜索,将风险值置为理论上的最大值。
3) 设连锁反应的最大搜索深度为K,当连锁反应的 β 增加至K时停止搜索。
基于以上终止条件,求出连锁反应每一级风险值,连锁过程对应的风险为各个连锁级风险的总和。
在计及电力系统连锁反应过程中,求取电网静态安全风险评估指标的整体流程如图4所示。
初始故障集中每种情况下的综合风险由2个部分组成: 初始故障下的过负荷和低电压风险,以及连锁过程对应的风险。电网的综合风险则为所有情况风险的总和,可表示为:
式中: α1和 α2分别为系统过负荷和低电压的权重, 满足 α1+ α2= 1; ROL. β和RLOV. β分别为第 β 级时的过负荷风险和低电压风险。
当K = 0时,初始故障不会引发连锁反应,此时系统的综合风险是初始故障下的过负荷和低电压风险; 当K≠0时,引发连锁反应,此时综合风险还应该附加上连锁过程对应的风险。
3.3负荷转移最佳供电方案的确定
对于每一种可行供电方案,分别计算求得该供电方案下电网的静态安全综合风险。通过比较各综合风险指标的大小,将最小综合风险所对应的供电方案作为电网运行在最安全状态的方案。
4算例分析
图5所示为某地区部分电网结构图。以线路检修任务为例,用2种情况下的决策过程来说明本文所提最佳供电方案生成策略的合理性。
4.1情况1:检修线路存在备用线路
操作任务: 线路张白一线由运行转检修。
为了说明初始可行负荷转移路径和最佳供电方案的决策过程,本文从电网拓扑结构出发,采用深度优先搜索方式,先将未采用剪枝技术搜索到的从负荷节点6到电源节点1或2的所有可能路径示于表1。
实际上,在搜索过程中进行了中间状态的校核, 依据剪枝原则获取初始可行供电路径。从安全性方时,静态安全分析发现系统发生低电压和过负荷现象,不满足电网静态安全约束,因此方案6所表示供电路径也不予考虑。另外,从经济性方面考虑,操作开关数不能太多,否则会导致任务代价过大,必须排除那些操作开关数超过预期值的路径,所以排除方案2,3,4,7和8。这样通过在搜索过程中剪去不符合要求的无效路径后,得到2种可行的供电方案,即方案1和5( 表1中用红色表示) 。
方案1表示需转移的负荷直接由检修的张白一线的备用并列线路———张白二线供电。方案5表示通过闭合景白线,再经过处于运行状态的卫景一线, 由卫国道变为负荷节点6供电。
对这2种供电方案执行后的电网进行初始故障假设,建立初始故障集。模拟故障集中某一条线路断开,经过考虑连锁故障的风险评估分析得到上述2种方案的各类风险值,分别如表2、表3所示( 假设过负荷、低电压风险权重各占1 /2) 。
从表2、表3中可以看出,按照单一风险指标比较,方案1的过负荷、低电压风险值大于方案5,而方案1的连锁故障风险值却小于方案5; 从综合风险来看,方案1的综合风险值为1. 054 89,方案5的综合风险值为1. 600 36,方案1代表的供电路径相对来说综合风险要低,更符合系统安全性的要求。 虽然方案1所操作的开关数比方案5多一个,但考虑到安全性对电网来说更为重要,因此确定方案1为最佳供电方案。它是将处于备用状态的张白二线由断开转为运行,代替检修线路张白一线工作。从现场运行经验来看,如果某线路要进行检修,且存在备用线路时,一般都是靠投入备用线路暂时供电,决策得到的最佳供电方案也正好符合现场情况。
4.2情况2:检修线路不存在备用线路
操作任务: 线路景鹏线由运行转为检修。
景鹏线并没有备用的线路,需要通过闭合其他线路去找到最佳的供电通路。
同理,在深度优先搜索过程中结合剪枝技术,排除不符合要求的路径,得到如表4所示的2种可行供电方案。
方案1指鹏展变的负荷不需进行任何转移操作,可经现有通路张白一线直接供电。方案2表示鹏展变的负荷不仅由张贵庄变供电,且经景白线、卫景一线,同时由卫国道变供电,实现双电源供电。
对方案1和2执行之后的电网进行初始故障假设,得到各类风险值如表5、表6所示( 同样假设过负荷、低电压风险权重各占1 /2) 。
从表5、表6中可以看出,无论从单一风险指标还是从综合风险指标来看,方案1的风险值均大于方案2,因此确定方案2为最佳供电方案。它是通过把处于断开状态的景白线转为运行状态,实现鹏展变的负荷由卫国道变、张贵庄变双电源供电的方案,电网风险值更小,可靠性更高。现场运行情况正好验证此结果,证明了所提生成策略的合理性。
5结论
1) 在调度操作的最佳供电方案确定过程中,兼顾了电力系统经济性和安全性的要求,引入了考虑电网连锁反应的静态安全风险评估指标,实现了在调度操作中寻找到使电网运行在最安全状态的最佳供电方案,从而确保了操作票序列的合理性。
风险生成 篇6
但研究人员经过长期研究发现, 服用药物的患者患静脉血栓或肺栓塞的风险显著高于未服药患者, 且服药量越大, 患病风险越高, 最高可达未服药者的两倍。
领导这项研究的唐·赫什曼说, 1991年至2002年, 美国国内促红细胞生成素类药物的使用量增加了10倍, 几乎半数接受化疗的晚期癌症病人都在使用这类药物。但研究再次表明, 这类药物可能弊大于利。
风险生成 篇7
一、我国国有资产评估风险生成原因分析
(1) 行业发展不成熟所致系统性风险。资产评估最早起源于西方国家, 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市场自发的产物, 如果从16世纪世界最早的商品交易所出现就随之有资产评估活动算起, 迄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我国资产评估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 初衷是为国有企业改制服务, 是政府强制的产物。由于我国资产评估业完全是在市场经济发育极不健全的基础上发端的, 带有先天不足:缺乏契合我国实际的系统理论研究、没有健全完善的制度体系和执业标准, 评估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评估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市场信息渠道不通畅, 信息可靠性低, 甚至失灵。
(2) 缺乏统一完善的制度体系所致执业和监管双重风险。我国资产评估市场多头管理, 条块分割, 政出多门, 法度不一, 除了财政部门作为资产评估的主管部门、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作为行业自律组织外, 土地、矿产权评估归口国土部门管理, 房地产评估归口住建部门管理, 每个部门都有相应的评估规范, 没有形成统一系统的资产评估管理体系和制度体系。目前, 资产评估业执行的制度主要是财政部发布的3个基本准则和财政部授权中评协发布的6个具体准则、1个评估指南、5个指导意见, 在涉及土地、矿产、房屋等特定资产评估时, 要同时执行或者不得违背相关部门的规范。由于我国资产评估的法制建设很不完备, 管理体制不统一, 造成评估市场混乱、缺乏有效监督, 由此带来的风险是很大的。
(3) 市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估值风险。资产评估是评估人员根据评估目的, 遵循法定的程序, 确定合理的价值类型, 采用最佳的方法, 选取依据充分的参数, 对特定资产在一定时点的价值进行评定估算的行为。假设市场强式有效, 交易双方都掌握了资产的所有信息, 则不需要中介提供评估咨询服务。而事实上, 我们处于一个无效或者弱式有效市场, 各类要素市场的发展尚处于不成熟、欠规范的阶段, 各类资产的成交价并非是在完全市场条件下, 交易各方自愿达成的正常交易价;会计失真现象严重;同时, 一些政府部门为了部门私利, 故意封锁行业管理信息, 这些原因都造成信息获取的渠道不畅通且可靠性较低, 给资产评估造成风险。
(4) 争夺市场份额所致评估人员违反职业道德的风险。在市场经济形势下, 评估机构竞争越来越激烈, 在有限的市场范围内, 大大小小的机构都在千方百计抢占市场份额, 多承揽业务增加收入。因此很容易滋生粗放评估、迎合委托方要求、违反职业道德, 违规操作等不正当行为。相对而言, 对于一些难以获取真实有效信息支撑的资产评估业务, 质量管控严格的大机构出于谨慎原则和维护机构信誉考虑, 一般不会承接, 但并不排除有些小机构为了经济利益出卖职业道德, 为委托方出具建立在“空中楼阁“上的评估结论, 人为造成评估风险。
(5) 国有企业管理者违背受托责任所致风险。理论上讲, 国有企业管理者是受全民之托经营管理国有资产, 也就是说, 国有企业管理者并非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人, 在缺乏科学激励和有力约束的情况下, 完全寄希望于管理者的高尚觉悟要求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短期可能实现, 长期则很难, 少数国有企业管理者会想方设法侵吞国有资产, 转移国有收益。在资产评估上主要表现为隐瞒资产真实信息, 故意弄虚作假, 误导评估人员朝着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进行评估, 以最终达到非法侵吞国有资产的目的。
(6) 评估人员整体素质和执业水准不高所致风险。目前我国具有注册资产评估师资质的人员有3万多人, 评估机构3500多家, 各机构的内部控制和执业水平极不均衡。相对而言, 大型评估机构无论是注册资产评估师数量, 执业水平, 还是内控建设都较好;而很多小机构, 真正参与评估服务的只有1—2个注册资产评估师, 更有甚者, 从事具体评估业务的多是没有执业资质的人员, 只是在出具报告时加盖挂靠该机构的注册资产评估师的执业印章即可。由此可见, 整个行业人员的道德素养和执业水准不高, 法制观念淡薄, 责任意识不强, 同时, 也说明我国对资产评估行业的监管力度不够, 导致评估风险。
二、现行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对资产评估项目的监管
1. 监管的制度体系
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对资产评估监管的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即一部法律《企业国有资产法》;两部法规《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四个部门规章《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审核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通过上述制度, 明确了资产评估监管是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基础管理工作, 对应当进行资产评估的若干经济行为作了原则性规定, 明确了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对资产评估项目管理的方式、内容和流程, 以及评估所涉相关主体的责任义务。
2. 监管方式、内容及流程
(1) 监管方式。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改变了过去财政部门对资产评估项目实行确认管理的方式, 采取核准制和备案制。根据经济事项的重要性, 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对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的经济行为所涉及的资产评估项目实行核准制管理;其余实行备案制管理, 按“谁批准 (经济行为) , 谁负责备案”的原则进行, 根据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对所出资企业的授权, 又分为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备案和所出资企业备案两类。
(2) 审核内容。核准制下, 审核内容包括八个方面:一是资产评估所涉及的经济行为是否获得批准;二是资产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是否具备相应执业资质;三是评估基准日是否适当, 评估结果有效期是否明示;四是资产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批准文件确定的资产范围是否一致;五是评估依据是否适当;六是企业是否就所提供的资产权属证明文件、财会资料及生产经营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做出承诺;七是评估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评估准则的规定;八是参与审核的专家是否达成一致意见。备案制下, 审核内容大体同于核准制的审核内容, 但少了评估依据是否适当和必须专家参与审核两项。核准制与备案制的差别在于:实行核准制的资产评估项目一般涉及重大经济行为, 所以更加关注资产评估结果的客观公允性, 为此, 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开创了“借外脑”管理手段, 引入专家审核制度来强化第三方监督力量, 增强对评估人员和企业的说服力。实践证明, 具有一定效果。
(3) 监管程序。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按照“资产占有企业上报资产评估核准表 (备案表) 及相关资料—集团 (母公司) 初审同意—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核准或备案”的程序对资产评估报告实施监管。即企业在收到资产评估报告后应逐级上报其集团公司 (母公司) 初审, 经初审同意后, 自评估基准日起8个月内 (备案是自评估基准日起9个月内) 向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提出核准或备案申请;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收悉后, 对符合核准要求的, 及时组织有关专家审核, 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评估报告的核准, 对不符合要求的予以退回 (备案制下, 对资料齐全的, 在20个工作日内办理备案手续, 必要时可组织专家参与备案评审) 。
3. 对评估机构的管理
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对评估机构不具备行政审批权和行业规范权, 仅仅具有是否使用的选择权。因此, 各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基本上都建立了中介机构备选库, 设定评估机构的入库条件和禁入规定, 对违反法律法规政策和违背职业道德的中介机构禁止其入库, 并明文要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得聘请这类评估机构提供服务。由于目前及今后较长时间内, 评估机构对国有板块业务的依赖程度都很高, 所以, 国有资产监管机构采取这种方式加强对评估机构的约束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4. 现行监管存在的问题
尽管, 国有资产监管机构采取了一系列强化资产评估管理的措施, 特别是引入专家审核一致通过的办法后, 对提升资产评估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是, 专家评审也遭遇到一些尴尬和问题, 具体表现在:一是与评估机构或评估师的激烈对抗。比如收益法下, 对盈利预测数和折现率的确定成为争议的焦点;二是与企业管理层的激烈对抗。当企业管理层急于达到某种目的或者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时, 往往会与评估机构合谋“造假”, 给监管机构监管及专家审核带来阻碍;三是由于专家与被审核项目的评估师都是同行, 特别在中小城市内, 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 有时会顾及同行关系, 在审核时, 能宽则宽, 能放则放。四是当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与企业、评估师价值取向一致时, 会通过“做专家的工作”, 使专家出具一致意见, 这样, 专家审核沦落为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免责的“幌子”。
另外, 对资产评估报告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是评估机构及签字的注册资产评估师, 其责任并不能因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核准或备案而免除, 从这个角度讲, 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即便不认真审核, 也没有义务承担任何责任。因此, 在监管实践中, 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作为国有资产的代理人而非真正所有权人, 必然会权衡各方利益, 包括自身在利益格局中的得与失, 由此抉择监管的深度和强度, 当选择减少监管或放弃监管时, 也就选择了“按程序、走形式”的合规性审查, 而不是实质性审查。
三、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控制评估风险的监管策略
资产评估风险控制是个系统工程, 涉及宏观政治经济体制、市场开放和发育程度、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监管者的素质和观念、企业治理结构和水平、评估行业发展成熟度、评估机构内控和质量管理体系、评估人员的道德素养和执业水准、评估的法制建设等方方面面, 因此, 完全掌控评估风险不具有现实意义, 但是, 我们应积极探索创新有效的国有资产监管策略, 顺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 切实降低国有资产评估风险。
(1) 建立统一管理和强化监督的制度体系。我国应尽快制定出台《资产评估法》, 明确评估行业主管机构和责任主体, 改变目前政出多门的混乱局面, 对分散在各部门的相关规范进行全面清查、梳理和分析, 在此基础上对制度进行合理废除、科学整合、适时修订和建立完善, 形成以法律为主体的, 涉及各类资产评估规范的, 完整系统的评估制度体系;要健全对评估师和评估机构的监督管理制度建设, 提高行业准入门槛, 制定严格的并具有可操作性的惩处制度, 改变目前评估机构能力水平参差不齐的状态;同时, 还应充分发挥评估协会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 制定行业发展规划, 完善道德准则和执业规范, 开展对评估师的执业监督检查, 推进后续教育, 加强评估业理论和实践的探索研究, 不断提升行业整体发展水平。
(2) 加强对评估机构和评估师的监督管理。我国资产评估机构经历前期一轮行业大整合后, 很多小机构被大型机构兼并, 但是大机构的总部一般在大城市, 在二级城市以下一般采取设立分所的形式, 由于大机构的管理人员和评估人员比较缺乏、对整合后机构的管理幅度和深度比较薄弱, 有的甚至仅仅是挂靠 (大机构) 性质, 在业务承揽、收支管理、内控流程等方面完全依照原来的模式操作, 没有真正从管理、质量、人员素质能力等方面进行重塑和提升。因此, 一方面主管机构和行业协会应鼓励行业加大整合力度, 另一方面, 要采取强制性措施, 在评估机构建设和治理上加大指导规范和监督检查, 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的资产评估机构。另外, 要强化评估师的执业道德修养和诚信尽职的工作作风, 一旦发现其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 就应针对性质、程度给予相应的吊销执业资格、经济赔偿、刑事等处罚。目前这方面的制度和举措还不健全, 评估师违规的成本非常低, 在一定收益的诱惑下, 其选择违规的概率就会增大。
(3) 建立对国有资产受托责任人有效的激励约束制度。国有资产受托责任人包括各级政府、国有资产监管者、企业经营管理者等, 为降低受托责任人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给国有资产所有者 (国家和人民) 造成损失的概率, 必须在制度安排上强化受托责任人对国有资产负责的意识和行为。根据研究和实践证明, 最有效的举措是改变国有企业单一的股权结构, 引入产权归属真正人格化的非国有资本, 而且引入的非国有资本的数额和比例不宜太低, 持有人不宜太分散, 实现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同时, 应鼓励企业经营管理者投资并持有本企业股权, 将企业经营管理 (转68页) (接73页) 者的利益与企业利益紧密联系起来, 促使其努力为股东 (包括自己) 创造价值。股权多元化后, 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上自然增加了有力的决策力量、制衡力量和监督力量,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管理者与评估机构勾结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行为。
(4) 对国有资产评估报告实施公示制度。理论上讲, 国有资产评估是关系全民利益的事项, 全民都有参与评判、监督的权利, 因此应予公告, 广泛征求全民的意见, 使所有者确认自有资产的价值。但是, 并非所有人都了解该资产的价值, 出于降低运行成本和提高效率的考虑, 资产评估报告及其经济事项批复文件等资料至少应在资产占有单位进行公示, 征求广大职工的意见, 职工无异议后, 由职工代表签字确认。特别是国有资本退出控股地位的经济事项所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 应要求必须履行公示程序, 把资产评估监管风险降到最低。
(5) 进一步优化专家评审制度。评估的专业性很强, 且涉及的资产种类繁多, 甚至是新兴领域, 因此必须聘请相关专家参与重大资产评估项目的审核。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应根据特定评估项目的情况, 合理聘请专家团队, 一般不少于3人, 并组织专家审阅报告、现场查勘、综合评审, 并将专家的意见反馈给评估机构要求修改, 评估机构必须修改或对不予修改陈述理由。这样, 在专家不与评估师面对面的情况下, 可能会经过反复多次评审、反馈、修改的过程, 直至专家出具一致通过的意见。在实践中, 为有效发挥专家的作用, 一是避免专家与项目评估师直接见面;二是在经济报酬和社会知名度等方面给予专家一定激励;三是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各类专家对评审中有争议的新问题、新领域、新方法进行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