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差异（共6篇）
异质性差异 篇1
摘要：本文将适于定量处理分布不对称问题的固定效应面板分位数方法引入到我国不同产权商业银行效率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中, 研究表明:效率值分布的分位数特征表现, 在低效率的银行中, 股份制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差距在减少;在高效率的银行中, 股份制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差距在逐渐拉大;不同产权下的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其变化规律在0.25, 0.5和0.75分位点上有所不同, 分位数方法能够定量对条件分布不同位置的效应进行刻画;根据分位数估计和PLS估计的结果比较, 发现PLS估计的系数走势比分位数估计的系数走势更平滑。
关键词：商业银行效率,产权,效率差异,固定效应面板分位数回归
目前, 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已成为商业银行效率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国内学者在考察银行业效率的影响因素时, 较多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参数估计法、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Tobit模型回归方法, 主要关注银行业的条件均值差异, 对于整个分布上的效率差异却尚未述及, 也缺乏相应的研究方法。郑录军等 (2005) 采用25家商业银行的横截面数据使用最小二乘法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刑芙伟 (2009) 利用商业银行效率值具有截断性, 使用14家商业银行2001-2007的面板数据, 选择采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胡东 (2010) 利用Powell提出的对称修剪最小二乘法分析效率值的影响因素以及影响程度。在潜变量模型中误差项是对称分布, 由于删失, 使得因变量为不对称分布, STLS重新修剪来恢复断尾分布的对称性, 使最小二乘法将产生一致估计量。周四军、安普帅等 (2011) 建立Panel Data固定效应模型对国内13 家主要商业银行1999到2008年的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分位数回归应用到商业银行的研究还刚刚起步, 倪中新等 (2012) 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分位数回归来研究中国商业银行的规模、非利息收入结构、贷款质量等因素对于商业银行利润增长的影响作用。事实上, 不同产权的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效率差异在条件分布由低到高的过程中可能存在某种变化规律, 采用新近发展的固定效应的分位数面板回归方法, 定量研究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效率差异, 旨在将研究的注意力从效率的“均值”回归转到效率值分布的“分位数”回归, 以丰富人们对当前不同产权商业银行效率差异的认识, 并为制定相关的金融机构改革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一、分位数回归模型介绍
(一) 分位数回归的基本思想和系数估计
假设随机变量Y的分布函数为:F (y) =Pr ob (Y≤y) (1)
Y的τ分位数定义为满足F (y) ≥τ的最小y值, 即: q (τ) =inf{y:F (y) ≥τ}, 0<τ<1 (2)
回归分析的基本思想是使拟合值尽可能地接近观察值, 分位数回归是使加权误差绝对值之和最小。FN (y) 的τ分位数q (τ) 可以由最小化关于ξ的目标函数得到, 即:
式中arg minξ{g}函数表示取函数最小值时ξ的取值, ρτ (u) =u (τ-I (u<0) ) 称为检查函数 (check function) , 依据u取值符号进行非对称的加权;I (z) 是指示函数, z是条件关系式, 当z为真时, I (z) =1;当z为假时, I (z) =0。式 (4) 中的条件关系式z为yi≤y, 当yi≤y时, I (yi≤y) =1, 否则取值为0。通过对此最小化问题进行考察便可知FN (y) 的第τ个分位点值是上述优化问题的解。
现假设因变量Y的条件分位数由k个解释变量组成的矩阵X线性表示:
q (τ|xi, β (τ) ) =xi′β (τ) (4)
式中xi= (x1i, x2i, …, xki) ′为解释变量向量, β (τ) = (β1, β2, …, βk) ′是τ分位数下的系数向量。当τ在 (0, 1) 上变动时, 通过求解下式就可以得到分位数回归的参数估计, 我们即可根据在不同分位点估计的不同参数
其中Qyit (τ|xit) 是给定解释变量xit时因变量Y的条件τ分位数, βτ是对应因变量的第τ分位数的p×1回归系数列, xit是自变量向量, ai为其模型的截距项。这里i 代表不同的样本个体, t代表不同的样本观察时点。
二、数据与指标描述
(一) 数据的来源及分布描述
数据来源于各家银行的2005-2011的年度报告、中国金融年鉴。为了考察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效率值的分布特征, 将效率值序列绘制成频率分布图与Q-Q图。从图1可以看出, 股份制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概率密度图呈现出非正态、非对称和后尾的特征。相应的在Q_Q图检验中, 股份制效率值散点图偏离对角线, 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值散点图与对角线基本保持了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普通的最小二乘估计法和面板数据模型估计, 得出的变量系数是有偏的。
从图2可以看出蓝色代表股份制银行的分位数分布曲线, 红色代表国有商业银行的分位数分布曲线。在同一分位点处, 股份制银行的效率值绝对量大于国有商业银行, 且向右上方延伸。股份制银行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差别在效率分布的在下半部分缩小, 在上半部分逐渐加大。这说明在低效率的银行中, 股份制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差距减少, 而在高效率的银行中, 股份制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差距在逐渐拉大。表格中0.25, 0.5, 0.75这三个分位点的效率值差异的大小变化也验证了这一结论。
(二) 主要变量说明
效率值采用DEA非参数方法计算。选定投入指标为:员工数量和固定资产额。产出指标:人均税前利润、存贷款比率。采用CRS_RAD投入导向模型。解释变量选择与商业银行效率密切相关的变量, 并完善现有研究建模没有控制时间趋势的不足。选取四个财务指标, 资产负债率、资产增长率、资产净利率、非利息收入比, 分别反映安全性、发展能力、盈利能力和资产配置情况;两个规模指标, 年末总资产和营业机构数;还有一个与商业银行效率密切相关的产权结构指标。上述因素是已有研究的成果, 但是已有研究忽略了一个很基本但是很重要的事实——没有控制时间趋势。因此选取样本哑变量和年度哑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三、实证分析
(一) Panel Data的单位根检验
本文选择Levin, Lin & Chu t检验、Im-Pesaran -Shin检验、ADF-Fisher检验和PP-Fisher检验四种方法对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表1中结果可知, 全部样本情况下, P值均为0。在股份制和国有商业银行样本下, 后三种检验的P值均为0。则拒绝不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 资产负债率、资产增长率、资产净利率、非利息收入比、年末总资产、营业网点数的序列均存在单位根。
注:括号内表示显著性水平。
注:括号内表示显著性水平。
(二) Panel Data的协整检验
从表2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对于全部样本, 迹统计量表明至多存在两个协整向量, 最大特征根表明最多存在一个协整向量。综合来看, 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向量。同理可知, 对于股份制样本, 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向量。对于国有商业银行则至少存在两个协整变量。因此, 不同样本下的效率值和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三) 实证结果及分析目前国际上存在的面板分位数估计方法主要有一阶差分法、固定效应变化法和引进虚拟变量的惩罚法。
由于只有引进虚拟变量的惩罚法可以估计出个体效应, 因此本文采用该方法进行估计。本文采用R统计软件选择0.25, 0.5, 0.75这三个代表性分位点。各分位点估计的回归系数反映的是不同分位水平下变量对银行效率的贡献率大小。此外, 分位数回归与PLS回归进行比较可以突出分位数回归的特点。相对于与OLS比较而言, PLS具有OLS估计的基本特点, PLS估计的回归系数反应的也是一种平均效应, 同时PLS的估计结果比OLS结果更为科学。因此, 估计结果见表3。
注:括号内表示P值;*、**、***表示在1%, 5%, 10%下的显著。
1.变量系数的显著性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 对于全样本模型而言, 在0.25分位点变量系数显著的有非利息产权和收入, 随着分位点的增大, 系数显著的变量增多。在0.5分位点处, 资产负债率、资产增长率、产权和机构数的系数均显著。而在0.75分位点, 资产负债率、产权、机构数和非利息收入比系数显著。对于股份制银行而言, 系数显著的变量相对较少, 在0.25和0.5分位点处, 资产负债率和机构数变量显著, 在0.75分位点处, 则只有资产负债率变量显著。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而言, 系数显著的变量仍然较少, 在0.25和0.75分位点处, 只有机构数变量是显著的。在0.5处, 资产负债率和机构数均显著。从上述不同样本下变量系数的显著性上分析来看, 资产负债率和机构数的系数不管是在股份制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 还是在不同的分位点 (0.25, 0.5, 0.75) 上, 其影响均是显著的, 说明这两个变量对于效率水平不同和产权不同的商业银行均是极其重要的。其次, 从全部样本与不同产权银行样本的模型结果来看, 全部样本模型系数显著的变量多于不同产权银行样本模型, 这是因为全部样本模型区分了样本内部的效率差异的特征因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而同种类型的银行样本内部的效率差异较小, 因而模型效果不明显, 这是由分位数模型的特点决定的。
2. 股份制银行与国有商业银行各分位点变量系数效应分析。在0.25, 0.5和0.75分位点上, 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银行的年末总资产和机构数对效率的影响均不明显。资产负债率对股份制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效率的作用方向基本相反, 但在0.25, 0.5和0.75分位点上的变动趋势均是由小到大再变小。资产净利率对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0.25, 0.5和0.75分位点上对效率的边际效应均为正, 随着分位点的增大, 边际效应也越大。资产增长率对股份制银行的效应为正, 而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效应为负, 资产增长率在0.25分位点上最大。股份制银行非利息收入比在0.5分位点处最小, 在0.7分位点处达到最大, 国有商业银行的边际效应和变动趋势与之大致相反。在0.25, 0.5和0.75分位点上, 股份制银行除非利息收入指标的其他变量指标的系数绝对值均大于国有商业银行, 说明总体来说各变量对股份制银行效率的影响更大。
3. 分位数估计与PLS估计的比较。全样本条件下分位数估计和PLS估计的结果比较。可以很容易的发现, PLS估计的系数水平走势比分位数估计的系数水平走势平滑很多, 这符合PLS是一种平均估计方法的特点。而分位数回归估计在0.25, 0.5和0.75分位点上的系数值则与均值弹性相差较远, 对分布形态更为敏感。
从所估计的变量系数符号而言, 除了非利息收入比之外, 基本上保持了一致。分位数回归表明非利息收入对效率有负的影响而PLS估计则认为有正的影响。两种估计方法在资产净利率、年末总资产等财务指标的系数值差异不大, 而在资产增长率、非利息收入、机构数和产权等指标上系数值的差异较大。分位数回归在资产增长率、机构数和产权等指标在0.25、0.5、0.75分位点上的系数值远远的大于PLS估计方法, 而在非利息收入指标上则远远的小于PLS估计方法。这些比较结果表明商业银行效率的条件分布特征在不同的分位点上有所不同, 而分位数方法能够对条件分布的刻画更加的细致。
四、结论
1.商业银行效率的条件分布特征在不同的分位点上有所不同, 而分位数方法能够定量对条件分布进行刻画。股份制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概率密度图呈现出非正态、非对称和后尾的特征。在同一分位点处, 股份制银行的效率值总是处在国有商业银行的上方, 绝对量大于国有商业银行, 且均向右上方延伸。股份制银行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差别在效率分布的在下半部分缩小, 在上半部分逐渐加大。说明在低效率的银行中, 股份制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差距减少, 而在高效率的银行中, 股份制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差距在逐渐拉大。从三类样本的模型结果来看, 全样本模型系数显著的变量多于其他两种模型, 这是由样本特点决定的, 样本内部差异变化越小, 形态分布也越对称, 而分位数回归对样本分布形态十分敏感。因此, 在偏态和厚尾情况下, 分位数回归能取得更好地效果。
2.股份制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其变化规律。股份制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率和机构数的系数在不同的分位点上, 其影响均是显著的, 说明这两个变量对于效率水平不同和产权不同的商业银行均是极其重要的。股份制银行在0.25, 0.5和0.75分位点上除非利息收入指标的其他财务变量指标的系数绝对值均大于国有商业银行, 说明各变量对股份制银行效率的影响更大。两类银行在0.25, 0.5和0.75分位点上, 年末总资产和机构数对效率的影响均不明显。这说明提高资产规模和机构规模对于两类银行的效率的贡献微乎其微。在0.25, 0.5和0.75分位点上, 各变量的影响效应却是不同的。因此, 对于不同产权下效率水平不同的银行而言, 要建立有区别的财务内控制度, 从而更好的实现提高效率的目标。
3.分位数估计和PLS估计的结果比较。PLS估计较好地体现了均值估计的特征, PLS估计的系数水平走势比分位数估计的系数水平走势平滑很多。同时PLS估计提供了比OLS估计更可靠的参照方法, 分位数估计和PLS两种估计方法在资产净利率、年末总资产等财务指标的系数值差异不大, 而在资产增长率、非利息收入、机构数和产权等指标上系数值的差异较大。分位数回归在资产增长率、机构数和产权等指标在0.25、0.5、0.75分位点上的系数值远远的大于PLS估计方法, 而在非利息收入指标上则远远的小于PLS估计方法。
参考文献
[1]胡东, 蒲勇健.中国商业银行效率实证研究与影响因素分析[J].工业工程, 2010 (6) :53-57.
[2]Daniel Q.Naiman.分位数回归模型[M].上海:格致出版社, 2012.
[3]Koenker R.and Bassett G.Regression Quantile[J].Econometrica, 1978 (46) :33-50.
[4]Koenker R.Quantile Regression for Longitudinal Data[J].Journal of Multivariate Analysis, 2004 (91) :74-89.
异质性差异 篇2
线粒体DNA的异质性与检测方法
线粒体DNA的异质性在生物学、医学、法医、生物技术等领域有重要的应用.本文从自然发生(包括体细胞突变、父系渗入和杂交)和人工产生(包括转基因、细胞融合、核移植和转线粒体)两大方面系统地介绍了线粒体DNA异质性的产生机制及其遗传.并介绍了线粒体DNA异质性的检测方法,已知突变位点mtDNA异质性的检测方法有原位PCR技术、PCR-RFLP和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未知突变位点mtDNA异质性的`检测方法有长PCR技术、时相温度梯度凝胶电泳(TTGE)和变性高效液相色谱(DHPLC)等.最后对克隆生物中线粒体异质性检测的应用实例作了介绍.
作 者：刘艳 胡婧 黄原 LIU Yan HU Jing HUANG Yuan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西安,710062刊 名：动物学杂志 ISTIC PKU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ZOOLOGY年，卷(期)：41(5)分类号：Q95关键词：mtDNA 异质性 父系渗入 细胞融合 核移植 转线粒体 检测
异质性差异 篇3
关键词：主位,述位,异质性
一、引言
主位和述位最初是由捷克语言学家马泰修斯于1939年在他的《功能句子观》1中提出来的。他指出, 在一个句子里, 主位是句子中的先说部分, 述位为句子中的后说部分。经过韩礼德于1985年在他的《功能于法导论》2一书中的重新界定, 主述位理论已成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柱, 是语篇分析的一个常用手段。近年来, 主述位理论已经在翻译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 许多学者将这一理论与翻译相结合。但是在翻译实践中, 往往原语和目的语在主述位衔接上不能保持一致。由此可见, 两种语言之间存在异质性, 当然主位和述位也不例外, 这主要体现在主述位的推进方面。本文在探讨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异质性的同时, 尝试性地对解决这种异质性下英汉翻译的主述位不对等现象。
二、英汉语言中主述位异质性及翻译策略
英语和汉语属于两种不同的语言类型, 尤其是在表达语法意义的语序方面亦各有不同。例如:英语是一种形合语言, 主语显著语言, 而汉语是意合语言, 主题显著语言。然而, 翻译中两种语言之间的异质性直接影响着译文的忠实与否, 所以译者应该熟悉两种语言主述位推进的异质性以便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 正如奈达所说: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征, 要进行有效的交流就必须遵循每种语言的特征。卓有成效的译者不会把一种语言的形态结构强加到另一种语言之上, 而是随时作必要的调整, 把源语的信息用译语独特结构表达出来。3
(一) 形合与意合下的主述位及翻译策略
英语是一种形合语言, 表达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主要是通过语言形式 (如关联词) 将句中的词语或分句之间连接起来, 可见英语句子的特点是强调形式和功能。汉语以意合见长, 也就是说汉语词语或语句的连接是通过语义或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来实现。具体而言这一差异主要是:汉语句短, 常用分句或流水句来逐层叙述思维的各个过程。而英语句长, 句子一般有完整的结构, 句子之间的关系要求用形式标记表明。
例一:我常见许多青年的朋友, 聪明用功, 成绩优异, 而语文程度不足以达意, 甚至写一封信亦难得通顺, 问其故则曰其兴趣不在语文方面。
译文:I have come across a great many bight and diligent young friends who have done exceedingly well in studies, but are rather weak in Chinese.They cannot even write a letter in correct Chinese.When I asked them why, they said they were not interested in Chinese language. (张培基译) 4
显然, 此汉语例句没能给译者提供明显的句法结构, 因为汉语的语法是隐含的, 语际关系也是模糊的。如果再按照原文主位衔接顺序进行翻译的话, 译文就不会具有地道英语的那种结构紧凑、逻辑严密、行文严谨等特点, 由此可见英语和汉语的主述位是不同的。译者应根据语义来分析出句子间隐含的逻辑关系, 并构建英文时, 按照形合的习惯, 用必要的连接手段和形式将原文隐含的逻辑关系和语法意义表现出来。在例一句中, 尽管他们和我都未出现, 但原文的意义十分显豁, 反映了作者清晰的思路, 汉语读者能完全理解, 可是在翻译中, 译者将“they”和“I”都翻译出来, 还在friends之后加who, 这些都是必要的, 能使译文形合意顺, 符合英语表达习惯。
汉语以意传形而英语则以形表意, 这是英汉两种语言之间最重要的区别特征之一。形合与意合会导致英汉语在许多方面的不同, 其中就包括主述位的衔接方式。翻译时, 我们必须充分考虑两种语言形合与意合特点, 并在译文中作相应的调整。英译汉时, 应破句重组, 化繁为简, 通常采用分解、拆散和重组的手段。而汉译英时, 应先分析原文语义, 然后用必要的连接手段和形式将原文隐含的逻辑关系和语法意义表现出来。
(二) 主语显著与主题显著下的主术位及翻译策略
汉语是一种明显的主题显著语言, 汉语的句子强调意义和功能, 构建在意念主轴上, 句首的成分往往是个话题。汉语的主语和谓语不一定具有英语中那么严格的形式关系。英语则是主语显著的语言, 英语句子种形式和功能, 句子建构在主谓主轴上, 主语和谓语之间存在一种形式上的一致关系, 受到英语语法的严格制约。并且英语语言比较注重主语或讨论对象的一致性, 相互照应, 或层层推进, 一般在同一段落的几个小句中不会频繁来回往复地变换视点。当有其他动作的施动者伴随出现时, 常用分词、介词、不定式、动名词或介词等短语, 以及小句中的独立结构等形式来处理。可见汉语小句中的主位衔接功能则不如英语明显。汉语意合铺排的结构形式使篇章段落中的小句的话题和视点常常可以不断往复转换, 形散而意合。
例二:快乐的死亡却很快乐, 不仅他自己感到快乐, 别人看来也很快乐。
译文:Happy death is a joyful thing, bringing happiness to both the writer himself and other people.5
例句是一个典型的汉语主题显著的句子, 其主题是快乐的死亡。句中有三个分句, 有三个主语, 主语的转换是比较频繁的, 但都是围绕话题:快乐的死亡展开的。而译文中用bring表达原文的动词感到和看来, 使得原文的三个分句在译文中共用一个主语, 这比较符合英语表达方式的句子一气呵成, 自然流畅, 当然这也是说明了英语句子主语显著的特点。
英汉小句结构上线性和发散性间的差异和主位衔接功能的差异要求译者在英汉翻译中要做相应的转化。无论是将英语译成汉语还是将汉语译成英语, 都要把握主谓句与主题句间的转化。例如, 将英语译成汉语时, 首先要把握原句中的主语类型, 然后根据汉语的一般习惯和表达方式确定其在译文中的表现形式。然后再分析原文句子的语义结构和信息分布, 在译文中对原文语句作必要的转化处理。
(三) 前端重量与末端重量下的主述位及翻译策略
前端重量与后端重量主要是指句子结构上的“重量”, 而句子结构上的重量不是指语义中心, 则是指构成句子部件的语言线性序列上的组合排列的趋势。金积令通过对比分析提出“汉语前端重量原则成为汉民族思维模式的定式, 也成为汉语中左右语序的句法原则”6。可见汉语是前端重量是汉语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 当然这与汉民族的思维方式有关, 例如, 中国人重整体, 偏重综合性分析, 其表现在语言行为上则是先分说各个自己所要表达的笑容, 然后以总结性的语言结束。然而, 英语则是后端重量的语言, 例如, 英语中为了防止语言上的头重脚轻常常用it作形式主语来做句子的语法主语, 而真正的主语则是之后的从句或不定式等。
例三:I hope it is no very cynical asperity not to confess obligations where no benefit has been received, or to be unwilling that the public should consider me as owning that to a Patron, which providence has enabled me to do for myself.
译文:既然本来就没有得到过实惠, 我自然毋需怀感恩之心, 既然是上帝助我独立完成这桩大业, 我自然不愿让公众产生错觉, 似乎我曾受惠于某一赞助人。但愿上面这番话不致被认为太苛刻, 太不近人情。 (辜正坤译致切斯菲尔德伯爵书)
例句是英语典型的长句, 有简单的主位I hope和一个非常复杂的述位组成。当然可以看出此句子的述位是句子的核心部分, 所以要着重分析。述位部分的真正主语是动词不定式, 但是由于动词不定式比较长而且复杂, 所以选择用it作形式主语来代替真正的主语。这正体现了英语后端重量的原则。而汉语则恰恰相反, 经常讲重要复杂的笑容放置句子前部。由于英汉这一差异, 在翻译时应该调整语序, 重新组织句子结构, 这也意味着句子主述位的改变。这也就是辜正坤译文的好处所在。
三、结语
英汉两种语言在语序, 句子结构和句子衔接等方面的差异使得翻译需要适当的调整才符合两种语言的使用习惯。将主述位理论引进翻译实践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特别是主述位的不同, 如果理解不当, 译文可能会导致原文的强调信息有所不同。为了提高译文的可信度, 接受性和恰当性, 译者不能拘泥于原文的句子和篇章的结构而死译, 而应该根据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和行文规范来对原文作适当的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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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明.汉译英中的主题, 主语与主位[J].山东外语教学, 2006, 3.
异质性差异 篇4
运用经典统计学和地统计学方法研究了喀斯特峰丛洼地原生林保护区土壤矿质元素钙、镁、硅、铁、铝、锰的空间变异和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在喀斯特峰丛洼地原生林区土壤矿质元素存在空间上的.异质性.从半变异函数的模型拟合来看,块金值与基台值的比均小于25%的标准,表明变量具有强烈的空间相关性,且由结构性因素引起的空间变异占主导因素.Kriging等值线图显示,在不同的坡位出现了高值区和低值区,硅、铁和铝在中上坡出现高值区,而钙、镁和锰在中下坡出现低值区,这6个指标在研究区域均出现围绕1～3个中心点聚集分布出现高值或低值区,说明气候、母质、地形和微地貌对喀斯特原生林区土壤矿质元素空间变异起主导作用.
作 者：蔡德所 王魁 黄景新 曾馥平作者单位：蔡德所,王魁(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广西,南宁,530004)
黄景新(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广西,南宁,530004;中国中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安徽,合肥,230041)
曾馥平(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湖南,长沙,410125)
异质性差异 篇5
半个多世纪以来, 汉语的缩略现象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点, 陈望道 (1932) 提出“节缩词格”的观点。此后的修辞学研究中有的学者将缩略纳入其中, 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已从词汇的角度来讨论缩略的范围和性质。吕步湘、朱德熙 (1951) 认为, 简称包括: (一) 把一个字数比较多的词组分成几节, 在每一节里选择一两个字, 例如:抗日战争———抗战; (二) 两个平行附加语公用一个被附加语, 例如:南朝、北朝———南北朝; (三) 用数字概括平列的几项, 例如:减租减息———双减。陈建民 (1963) 、马庆株 (1987) 、戴昭铭 (1998) 都相继提出自己的看法。最早从构词角度讨论缩略这一现象的是赵元任 (1968) , 而马庆株 (1987) 、蒋绍愚 (1989) 、陆镜光、林家乐 (2000) 就这一研究角度都发表了自家观点。对古汉中缩略的发掘又为现代汉语缩略语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但这些研究多是就缩略语的定义、分类、功能进行研究;研究最多的是现代汉语词汇的缩略规则, 例如宫齐、聂志平 (2006) 提出:构成此类缩略语的内部制约条件主要有语义忠实性条件、习用性条件、语形区别性条件、同构性条件、语境条件、信息含量条件和序列顺向性条件七种。
我认为上述研究固然揭示了缩略语的一些内部规律, 但是经验总结不能代替科学的实验, 现有的结论需要一个验证过程。但本文并不在于否定缩略语可能存在的语言学的规律性机制, 而在于尝试填补缩略语语言规律与外部社会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空白。
1. 本研究设计方案
1.1 研究目标
“语言学的发展一般追随着这样一个目标, 就是发现或者总结出语言的规律性。可是伴随着语言学在总结规律性方面的成就, 特别是语言的规律性和系统性被理论化以后, 语言学家们往往产生过度忽视语言事实中的不规律现象的倾向”。 (徐大明, 2007:120)
目前还未有学者专门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 通过试验和数据分析来验证以中文为母语者是否存在乔姆斯基提出的那么一套普遍的语言机制能够自觉地对可能的缩略形式进行筛选, 还是由于人自身差异或者其他社会心理因素影响而进行的词汇缩略。这是本文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此外, 研究将通过对试验数据的分析进行合理的阐释, 揭示缩略语在实际社会交际中的倾向性规律。
1.2 语料来源与设计
本研究的语料来源是专业辞典与网络的搜集相结合。词语材料所具备的特征: (一) 尚未被缩略, 或尚未出现被社会大众接受的缩略语, 例如某一专业的专业词汇。一共分为法律、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医药学、日常生活、心理学、科学技术七大类。 (二) 词语/短语具备被缩略的基本条件, 比如原短语至少4个字, 或者由2个及以上词语组成。
拟出每个词语材料的几种缩略方式, 其中包含一个基于普遍语言机制而作出的缩略形式 (“机制选项”) 作为实验的材料。再准备几段文字材料, 在不影响正常理解的前提下, 反复出现词语的某一缩略方式。问卷调查中被试者被要求从假设的若干缩略结果中选择自己认为最合适的缩略方式, 或者填写自己认为合适的形式。
对得到的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重点关注不同社会因素与问卷结果之间的相关程度。借助社会语言学和语言心理学的相关知识, 解释数据分布的特征, 阐释缩略机制的非同构性一面, 总结短语在实际的社会交际中缩略的规律。
2. 缩略语的社会差异分布系统
社会语言学家认为, 某种语言现象的产生和编译都是和许多社会因素相关的。一般来说, 社会语言学中关注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属性包括:文化程度、社会阶层、年龄、性别、家庭背景、长期居住地、职业等。
在调查数据统计过程中, 我们发现缩略语在不同社会属性的人群中表现出接受刺激和选择的种种差异。统计了人群的文化程度、性别、年龄和职业等几个因素的数据后, 观察到数据分布上的极其不均衡的状态。从文化程度和年龄的角度考察, 不同类别的人群接受刺激效果大不相同, 而性别和职业因素对于缩略语接受的影响相对较小, 社会阶层因素对于缩略语接受的影响几乎观察不到。
2.1 数据统计结果介绍
此次问卷共分为七大类, 每卷各有10个被试词, 每一大类下设A、B、C、D四卷, 每类以相关被试词的随机缩略形式为刺激项, 共计28套卷。分发问卷160份, 有效问卷156份, 其中A类40份, B类40份, C类40份, D类36份。从上表可以看出, 在总共10925次刺激中的有效刺激数高达48.22%。通过数据分析可见根据普遍语法机制对被试词进行缩略后的选项在作为刺激选项时的被选中比例是其作为非刺激项时的近3倍, 可见反复多次的刺激可以大大提高相关缩略形式的接受程度, 也就是说一个缩略形式的产生过程中随机的外界刺激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必须加以正视。此外, 从表中可见文学艺术类的有效刺激比在七类卷中最高, 达到50.9%, 而日常生活类卷的有效刺激比最低,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日常生活词汇的使用频率高, 人们普遍熟识则认知程度较高, 在对词汇进行缩略使用时享有一定的话语权威, 而文学艺术这样的词汇则恰恰相反。
2.2 社会层次与刺激效果
“不同的社会阶层在语言使用上有着明显的差别。这里所说的社会阶层是指根据社会经济标准划分出来的。在西方社会, 社会经济因素是区分社会群体的一个主要标准”。 (徐大明, 2007:132)
徐大明在比较了拉波夫的“层化”模型与米尔罗伊夫妇所推崇的“网络分析”模型之后, 认为米氏的“网络分析法”比较适合那种基本上被排除在中产阶级为基准的主流社会之外的下层社会语言研究, 换言之, 其更适合中国大部分言语社区的情况。他认为, 中国暂时没有像美国那样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分层, 故本实验确实没有得到此项差异性的明显分布状况。
2.3 性别与刺激效果
克雷默 (Kramer, 1974) 于1973年2月作了一项关于性别因素的社会语言研究。他研究得出男人表现出社会上的一种“权势” (power) 关系:男人统治, 女人屈从。因此有的人把女性语体叫做“无权势的语言” (powerless language) , 并且证明有关语言特征也存在于男性的无势力的语言当中。
本研究结果 (见表二) 是符合克雷默的推断的, 男性的有效刺激比为45.86%, 而女性为51.195%;且男性更倾向于选择“E其它”, 甚至自己缩略原词语———高达11.55%, 远高于女性的2.30%。
由此看出, 男性倾向于主宰话语权, 依靠自己的理性判断来“创造”缩略语。而女性被试者即便刺激项并不完全符合她们的意向也会选择且鲜有选择“E其它”, 可见女性倾向于在语言系统中扮演顺从和接受的角色。
目前有些学者已经意识到动态性别角色和语言特征的社会语言学视角, 认为性别不是一成不变地存在于一个人身上, 人实际上是在不断实践自己的性别, 根据交际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性别角色及与之伴随的语言特征。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法, 在填写问卷的时候被试者处于独立的环境中, 并不受异性影响, 也几乎没有受到实验人的影响。因此本文呈现的性别与刺激效果的关系属于静态的性别角色影响下的语言特征。
2.4 话语权势与刺激效果 (专业领域与文化水平)
根据克雷默的研究得出推断———男人表现出社会上的一种“权势” (power) 关系, 由此我们得到启示, 运用此视角考察被试者的专业背景对于缩略语接受情况的影响。我们发现, 被试者对于自己熟悉或者从事的领域的词汇倾向于根据自己的推断来选择缩略语, 受到语料的影响较小, 而在被试者不熟悉或者根本不了解的领域, 则显然处于“无权势语言”的地位, 倾向于选择语料中出现的缩略形式。
解释说明:具备理工科背景的被试者的文化程度是大学本科及以上, 而非理工科背景的被试者包括文科背景的本科生还包括本科学历以下的被试者。
在科技类词汇中占有专业领域优势和学历背景优势的理工科被试者, 有效刺激率是37.333%, 明显低于非理工类被试的刺激有效率53.75%, 并且有更多的理科背景被试选择自己拟写的缩略形式。为了比照, 我亦统计出除了科技类以外的词汇的数据, 理科背景被试的其它领域的有效刺激率比科技类的要高出2个多百分点 (见表三) 。
本研究中调查问卷的词语是按照专业领域分为7大类的, 因此话语权势与专业领域呈现出紧密的联系。另外, 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往往是高中学历以上的人群, 因此话语权势与文化程度的相关度也很高。如表四数据所显示的, 二者都受刺激的重大影响, 但学历越低的被试者比学历越高的被试者倾向于接受外界随机性的刺激。
本研究的另外一项分布差异也可以证明“话语权势”的设想。从词语的专业领域出发, 我们发现日常生活类词汇的缩略语的刺激起到的影响力较小, 而文学艺术类和医学类词汇的缩略语的刺激影响明显 (见表一) 。因为, 问卷中选取的日常生活类词汇都是广为人们熟知的词汇;而专业词汇则不然, 被试者往往容易受到语料的影响, 顺从于刺激项。
3. 结语
通过调查, 我不仅观察到现代汉语缩略语在不同社会属性的人群中表现出选择和使用上的种种差异, 而且从不同角度检测到差异, 观察到分布系统层面上的极不均衡状态, 但这些差异并不是杂乱无章的, 而是存在一定的有序性, 如上文多次出现的不同层面的“话语权势”。
参考文献
[1]徐大明.社会语言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2]徐大明.中国社会语言学新视角:第三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3]徐大明.语言变异与变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4]王立.汉语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5]D.W.卡罗尔著.缪小春译.语言心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异质性差异 篇6
作为一种度量, 新闻价值被用来评判新闻原事和新闻文本的意义。 (1) 在都市报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 一方面, 一条报道资源往往会引起都市报的群体关注, 另一方面, 在对重大新闻进行全程报道的媒体中, 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级报刊媒体的报道通常是最具权威的, 各地方报纸多是采用新华社通稿和整合相关媒体资源。在这种同源同质的情况下, 如何通过对事实和材料的选择, 以独特的新闻价值吸引读者, 从而赢得市场是都市报获得竞争优势的策略之一。
报道数量。从时效性上来看, 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发射升空当天, 两报都在第一时间对这一具有重要性的新闻事件给予了高度关注。《华西都市报》 (以下简称《华西》) 和《成都商报》 (以下简称《商报》) 都推出了各自的专版, 即“现场直击‘嫦娥奔月’特别报道”和“月球, 我们来了——‘嫦娥一号’卫星绕月探测工程特别报道”, 还在第一时间派出各自的特派记者赶赴发射现场进行报道, 这表明, 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下, 抢抓时效性是都市报日常新闻竞争的首要环节, 但在对时效性的表现上又各有不同。如《华西》以“第一时间/现场”总领报道, 努力营造当日新闻, 而《商报》以“发射倒计时”为专题名抢抓新鲜、及时的新闻。
报道数量反映了编辑对新闻事实重要性的重视程度。在报道数量上, 《华西》的稿件总量为82篇, 《商报》的稿件数量为69篇。相比之下, 《华西》在报道数量上高于《商报》, 报道数量随时间变化分布相对均匀, 没有呈现明显的波状起伏。《商报》虽然在报道数量上比《华西》少, 但在相关新闻的补充上与《华西》难分伯仲。尤其是2007年10月25日发射成功的第二天, 《商报》以号外的形式记录了事件中令人激动的重要数字和事实, 再现和放大了其中的部分细节, 掀起了事件关注的高潮。
报道议题。在两报关注的议题中, 除了对发射动态信息的常规报道, 软新闻尤其是能引起普通市民密切关注的议题都占了一定的比例。由于两报的读者多为四川人, 因此两报都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挖掘“嫦娥探月”工程中与四川相关的新闻信息, 以拉近读者与新闻事件之间的心理距离, 但是, 在关注的着眼点上两报又有着明显区别。
《华西》作为一张区域组合性报刊, 在其所关注的议题中, 偏向于选择省内新闻事件。如:《连线泸州:嫦娥奔月点火器是泸州造》报道了川南机械厂为我国航天事业提供的火工产品。而《商报》的定位是有效覆盖中心城市成都, 其在挖掘本土新闻方面更侧重于从“探月”的视角来看成都市民生活和相关反应, 以及成都企业与之相关的情况。
可见, 两报由于目标受众不同, 报道对象和所关注的议题呈现差异。相比之下, 《商报》的新闻价值取向表现为对受众的服务性这一特征更为明显, 在表现技巧上, 强调故事性、情节性。
报道的新闻来源。虽然两报都在第一时间派出自己的记者从现场发回独家报道, 但毕竟用一个人的眼光去多角度地报道整个事件的方方面面并非易事, 所以两报在报道时都不同程度地整合了其他媒体的一些相关信息使其报道更加全面和深入, 但在对新闻来源的整合及处理上又存在差异。
首先, 让通稿为个性服务, 以减少稿源趋同的比例。在有关“嫦娥探月”的稿件中, 两家报纸的通稿比例都很高, 《华西》为48%, 《商报》为54%。但在对新华社通稿的处理上, 两报都隆重推出了经过精心策划的多个专版, 让通稿的信息为专版的主题服务。如《华西》在2007年10月24日推出“情况介绍”、“意义和价值”两个专版, 将援引的4条新华社消息用于“释疑”、“动态”和“简讯”板块权威信息的补充。《商报》同日开辟了3个系列专版, 子栏目分别设为“望月”、“奔月”和“登月”。在介绍奔月任务和环境影响时引用了新华社通稿内容。
其次, 整合其他媒体资源, 为准确、全面而及时地自主报道服务。从新闻来源的媒体类型看, 两报都尽可能多地刊发本报记者采写的稿件, 此外, 它们还综合刊发了国内外其他媒体的报道。比较中发现, 《华西》获取信息的渠道虽然也主要是官方媒体和自主报道, 但该报对其他媒体消息关注的更多, 在整合其他媒体的新闻资源方面要多于《商报》, 这一方面扩大了它的新闻来源, 另一方面又展示了自己善于选择和整合相关信息并有机地融入到自己的报道中去的实力, 体现了该报“做主流媒体”的编辑理念。
报道方式的比较。两报发表对“嫦娥探月”的深度报道分别为12篇和9篇。但在发现、挖掘新闻信息资源的角度方面又有所不同。《华西》着重事件的过程、即时动态和事件前景的客观报道, 突出报道的现场感和受众的亲历性。如推出“奔月镜头”半个版刊发特派记者“追月”纪实, 其评论分析、背景介绍相对较少, 而这恰是《商报》的优势, 该报以大量的人物专访和穿插众多背景资料增强报道的解释性和趣味性, 极力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挖掘与此事件密切相关的背景信息来凸显新闻的原创性特征。可见, 《华西》的报道重视告诉受众该事件“是什么”, 风格从容稳重, 而《商报》则更重视告诉受众“为什么”, 风格鲜明活泼。
结语
在“嫦娥探月”报道中, 《华西》和《商报》根据目标人群的不同, 烹调出各具特色的内容, 充分挖掘出了重大科技事件所蕴涵的新闻价值。两报对事件议题的选择与使用方式的不同, 表明它们将新闻价值判断的着力点由“探月”的表面信息延伸至事件意义本身, 强化了都市报作为人们以个人身份参与和了解国家大事过程必要的信息通路。
两报的竞争表明, 都市报通过策划, 对同质重大新闻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并加以视觉识别的个性化编排的倾向十分明显。在遵循新闻规律的前提下, 这不失为都市报探索异质化竞争路径的典型表现。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