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异质性

企业异质性（精选12篇）

企业异质性 篇1

自20世纪末开始, 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表现出若干新特点:在一个国家的出口部门, 只有部分企业是出口企业;开放贸易引起资源在产业内的从新配置, 资源向着更高效的企业转移, 从而产业整体生产效率得到提升。这些新的典型事实, 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由于这些典型事实体现了企业的差异性, 这种理论必须建立在考虑企业异质性和产业动态的模型之上。

1 新新贸易理论的基本模型

1.1 Melitz (2003) 模型

同一产业内的不同企业在生产效率、利润水平和企业规模上存在明显差异, 这是在几乎所有行业都能够观察到的现象。问题是, 这一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对于产业动态和产业长期均衡有何影响?以及, 所有这些在理论上应该如何刻画?通过将企业异质性和产业动态引入到新贸易理论模型之中, Melitz (2003) 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简单的考虑异质性企业的国际贸易模型, 对于贸易的企业选择效应和对产业动态的影响给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

Melitz假设一家企业如果要将其生产的产品销往国外, 必须在生产成本之外为这部分出口产品支付两种成本:一笔出口固定成本, 以及为每单位出口产品支付的运输成本。开放贸易对产业动态和产业平均技术水平的影响, 则取决于两种贸易成本与固定生产成本之间的关系。Melitz模型给出的解释是:由于开放贸易增加了各国市场上潜在进入者的数量, 降低了产业总体的价格水平——在这样一个垄断竞争部门, 这意味着竞争的加剧, 使得各家企业面临的需求条件恶化, 于是一部分在封闭条件下能够生存的企业, 在贸易开放的条件下将被迫退出。

1.2 Antràs (2003) 模型

20世纪末, 人们从对美国国际贸易事实和数据的研究中发现了另一重要的经验特征:企业内贸易逐渐在美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并且企业内贸易的重要程度与相关行业的资本——劳动相对密集程度和相关国家的资本——劳动相对丰裕程度密切相关。

不同的企业结构将会提供不同的激励体系从而带来不同的利润预期, 这是传统的契约理论回答关于企业边界问题的一个基本思路。应用于Antràs模型, 这一思路转化成:对于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中间产品生产国, 同样的企业结构会带来不同的利润预期。根据相关的经验证据, Antràs认为国家间在要素禀赋上的差异是产生上述利润预期差异的原因。一家企业F兼并其上游供应商S所带来的好处是可以取得资本投资的决定权, 从而解决资本投资不足的问题;而对于劳动投资, 无论企业结构如何都只能由S来决定。

在这一模型下容易证明:对比纵向一体化和外购两种企业结构, 前者资本投资相对充分, 而劳动投资相对不足。因此自然地得到以下结论:在所有国家, 资本相对密集行业的中间产品提供者将被纵向一体化, 而劳动相对密集行业的中间产品提供者将作为独立厂商出口中间产品;在资本禀赋相对丰裕的国家, 将会生产更多种类的资本密集型产品。

2 新新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

2.1 基于异质性企业的企业结构选择

Antràs和Helpman (2004) 将Melitz模型的企业异质性和Antràs模型的企业结构选择机制结合到一起, 考虑两国经济一个北方国家N和一个南方国家S, 假设生产性要素M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够以相同的技术被生产出来, 管理性要素H却只有在北方国家才能生产。一般地, 如果一个行业生产性要素相对密集, 因而保护M生产企业的积极性相对重要, 同时南方国家的单位成本优势也具有更大的意义时, 那么北方国家企业就更应该选择外购而非一体化。正是基于这一基本逻辑, Antràs和Helpman将注意力集中在两个部门, 一个管理性要素密集型部门和一个生产性要素密集部门。

在生产性要素密集部门, 保证企业M的积极性相对重要, 企业H总是选择外购中间产品而不是纵向一体化;是向一家位于南方国家的企业采购, 还是向一家位于北方国家的企业采购, 则取决于外购所需的固定成本和单位生产成本之间的权衡。相应地, 在管理性要素密集部门, 保证企业H的议价能力和积极性是相对重要的, 企业H总是选择纵向一体化;是与一家位于南方国家的企业一体化, 还是与一家位于北方国家的企业一体化, 则取决于一体化所需的固定成本和单位生产成本之间的权衡。

2.2 基于Melitz (2003) 模型的贸易政策

Demidova和Rodríguez-Clare (2009) 在Melitz模型的基础上, 考虑了一个小国开放经济的政府如何通过出口补贴/税、消费补贴/税, 和进口关税来调节本国经济面临的扭曲, 实现本国福利的最大化。

Demidova和Rodríguez-Clare模型关于最优政策一个值得注意的含义是:若要最大化社会福利, 无论使用上面三种政策工具之中的哪一种, 都必须以降低本国产业的技术门槛和总体生产率为代价。以出口税/补贴为例, Demidova和Rodríguez-Clare证明了若使用这一政策工具来最大化社会福利, 那么最优政策应是对本国产品出口征税 (而非补贴) , 由于出口企业是生产率较高的企业, 这一政策将会引起资源有高效率企业向低效率企业转移。仅就产业整体生产率本身而言, 这一因素显然是与社会福利正相关的;但是, 社会福利最大化却又必须以牺牲产业整体生产率为代价, 这是因为一个扩大高效率企业优势的改变, 将会减少均衡时的产品数量, 恶化本国的贸易条件, 同时加剧企业异质性从而加剧经济因异质性本身产生的福利损失。Demidova和Rodríguez-Clare证明, 这样三种反方向作用的总效应, 超过了提升出口企业竞争力带来的福利改进, 因此最优的政策是降低出口企业竞争力。

2.3 线形需求和内生成本加成

Melitz模型在构造其模型时沿用了新贸易理论模型的方法, 假设代表性消费者具有CES (常替代弹性) 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极大地简化了相关分析, 因而成为此类贸易模型常用设定。这一简化的代价是CES效用函数意味着不变成本加成, 从而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间接化:无论有多少企业进入, 都只能改变整个产业面临的需求条件, 而无法直接影响到任何一家在位企业的定价策略。

为了克服CES效用函数的上述不足, Melitz和Ottaviano使用二次型的效用函数和线性需求函数研究了内生成本加成和异质性企业条件下的一般均衡经济。简言之, 市场规模越大, 企业面临的竞争越激烈, 并且产业总体的技术水平越高。开放贸易可以看作是市场规模扩大的一种方式, Melitz和Ottaviano模型不同于Melitz模型一个基本的含义是, 即使国际贸易是没有摩擦的, 开放贸易也会引起低水平企业的退出。

3 评价与未来发展

3.1 政策问题

考虑企业异质性的新新贸易理论模型, 不仅是一个更加贴近现实世界的理论描述, 也为研究政策的企业选择效应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

在一个考虑企业异质性的模型中, 政府政策对于企业的影响不必是对称的, 这一点也无疑是更加符合现实的:当政府对某一行业征税后, 一些企业可能就此无法盈利而退出了, 另一些企业却还能够坚持——在这一过程中, 企业具有不同的效率显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研究和讨论政府如何制定最优政策时, 政策的企业选择效应显然是比政策对于产品种类的影响更具意义、也更符合直觉的理由。

3.2 企业异质性的表现及其含义

将企业异质性引入经济模型的意义, 在于在这时任何改变都可能是以一种非对称的方式影响技术水平不同的企业。当经济由孤立变为开放, 并且假设产品出口到国外需要额外的固定成本, 这样一种变化就是以非对称的方式作用于技术水平不同的企业的。

现实世界中能够产生这种非对称作用的不只这些方面。例如, 淘汰落后产能是一些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 这类政策对于不同技术水平企业的作用显然是非对称的。此外, 企业在不同要素的使用上所具有的异质性也很可能是不同的, 例如一些产业对于劳动的要求不高, 同时对于机器设备的要求很高, 在这样的产业企业的异质性很可能主要体现在资本要素上——如果是这样, 那么针对某一种要素收入税收政策的变化, 也会对这类产业技术水平不同企业产生非对称的作用。

3.3 多要素-多部门经济中的企业异质性

Melitz关于企业异质性和国际贸易的基本模型考虑了一个最简单的单要素-单部门经济——由于其出发点是揭示贸易的企业选择效应, 这一假设无疑是合理的。

在研究其它问题时, 将这一模型扩展到多要素-多部门经济却是有意义的。经济学的许多问题需要考虑一般均衡模型, 一般均衡模型之于局部均衡模型的基本区别在于其考虑了要素市场均衡, 从而可以从消费者效用出发分析社会福利。但是, 社会福利的分配状况如何, 是与社会福利总量有多大同样值得关心的问题, 而在考虑福利分配状况时, 就必须使用多要素-多部门模型, 从而涉及要素的替代性。

摘要：自20世纪末开始, 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表现出若干新的特点。为了解释新的贸易现象, 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企业内贸易的第三代贸易理论, 新新贸易理论出现并成为当前贸易理论研究最活跃的领域。本文简要回顾了第三代贸易理论的基本文献和最新发展, 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新新贸易理论的主要贡献和目前面临的问题。最后, 对新新贸易理论的可能发展方向作了简单概括。

关键词：新新贸易理论,贸易,经济

参考文献

[1]Antràs, P. (2 0 0 3) , “Firms, Contracts and Trade Structur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1375～1418.

[2]Bernard, A.B., Redding, S.J., and Schott, P.K. (2006) ,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HeterogeneousFirm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4, 31～66.

[3]Demidova, S., and Rodríguez-Clare, A. (2009) , “TradePolicy Under Firm-level Heterogeneity inA Small Econom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Economics, 78, 100～112.

[4]Melitz, M.J. (2003) ,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71, 1695～1725.

企业异质性 篇2

开展审计工作按会计科目分工，可以按以下分类：

（一）、货币资金、短期借款、应付票据、长期借款、财务费用

1.现金：需要做的包括程序表、审定表、明细表、现金盘点表（其中现金盘点表中列示盘点日盘点的现金为企业实实在在的现金，如果盘点日现金日记账面现金大于盘点现金，问清原因，是否包括个人卡中的现金，如存在，需让企业提供个人卡的信息并证明为企业所持有，个人卡信息需涵盖卡号、用户名，并有持卡人签字盖章。）、抽查表等。以上所获资料需标明索引号。

2.银行存款：需要做的包括程序表、审定表、明细表（需要列示清楚开户行、银行账号）、银行函证、银行对账单、银行余额调节表（如果调节表余额较大，需要关注大额事项）、抽查表。以上所获资料需标明索引号。

3.其他货币资金：需要弄清楚其他货币资金是什么，如果为银行保证金，则要与应付票据相联系，查看两者的比例关系是否正确。需要搜集对账单或者银行进账单。以上所获资料需标明索引号。

4．短期借款：需要做的包括程序表、审定表、明细表（需要标明每笔借款的借款期限、金额、利率、借款方式——抵押，担保，信用等）、合同或者借据，归还借款的借据，抽查表。标明利率和期限是为了重新计算利息。

5.长期借款：需要做与短期借款一样的程序，重点关注下将将要偿还借款，应调整到一年到期的流动负债里。

6.应付票据：需要做的包括程序表、审定表、明细表（交叉索引其他货币资金）、抽查表。

7.财务费用：需要做的包括程序表、审定表、明细表、抽查表。需要做利息测算（把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给重新计算的利息相加与利息支出相比较。）

涉及审计证据：

1、现金盘点表：针对现金。

2、银行询证函：证明银行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应付票据余额。

3、银行对账款：证明银行存款余额、保证金户余额、贷款余额。

4、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主要针对银行对账单和企业银行明细账不符

情况，重点关注大额调节金额。

5、借款合同：针对长短期借款，能反映借款的本金、期限、利率。

6、借据：针对长短期借款，与合同有同样证明力。

7、承兑协议：主要针对应付票据余额，也能证明承兑保证金余额。

8、银行征信系统查询：能够证明企业查询日借款余额，应付票据余额、对外担保情况。主要用于与长短期借款和应付票据相互印证以及企业对外担保情况。

二、销售循环

主要涉及科目：应收账款、预收账款、应交税费、营业收入、营业税金及附加。1.应收账款、预收账款。程序表、审定表、明细表、函证汇总表、替代测试、凭证抽查表。最重要证据函证。函证比例农发行60%以上，上市证券业务函证80%以上。（1）重分类：具体情况要了解审计的目的，一般农发行的项目为不影响财务指标，应进行重分类调整，应收账款负数重分类到预收账款，预收账款负数重分类到应收账款。其他的项目如要求真实审计就需做重分类调整。

（2）账龄确定。两种方法先借先还判断法和最后交易时间判断法，我们一般用最后交易时间判断法，即本年有发生额确定为一年以内，本期未发生确定为一年以上。Excel中来快速分账龄公式为：一年以内公式=if(期末余额=期初余额,0, 期末余额)，一到两年公式=if(期末余额=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0)（上述公式中符合为英文半角状态下符合）,两年以上账龄确定通过让企业判断，也可以从上的明细表、上的审计报告中查询明细账判断。

（3）函证。除了上述提到的函证比例外，先确定需要函证的明细，然后与企业人员沟通，标注那些单位和个人能够回函，对于不能回函单位进行替代测试。

（4）函证汇总表。即列示出预计发函单位、已经回函单位、回函不符原因、未回函的单位及原因、未回函单位进行替代测试情况、已经回函金额和进行替代测试金额所占应收账款余额比例。

（5）替代测试：对于未取得函证回函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替代测试，替代测试的主要目的是确认期末余额的准确。对于应收账款可将对本期发生的发货记录和收款记录进行检查已确认期末余额；也可以对期末以后的收款情况进行检查，即期末以后收回了应收账款期末余额。预收账款的替代测试期末余额的收款单据，一般银行进账单和对方收据。进行替代测试应复印上述抽查凭证的原始凭证。（6）抽查凭证，抽查凭证应根据往来明细抽查。

（7）对于部分企业计提坏账准备情况，坏账准备应当与坏账会计政策（报表附注中列示）及披露账龄划分保持一致。

2、应交税费。我们所做表格有程序表、审定表、明细表、凭证抽查表，必要时做增值税、所得税测算表。对于应交税费最重要是审计证据为企业纳税申报表和税收缴款书。对于获取的12月份的增值税纳税表，我们应当核对纳税申报表本身勾稽关系、本期收入与12月份收入一致、累计收入与报表收入一致、期末未交税额与期末明细中未交增值税一致、期初未缴税额累计数与期初明细中未交增值税一致。对于农发行项目的企业税收缴款书我们只获取6-8个月的。

应注意贷方发生额和借方发生额的勾稽关系：增值税借贷方发生额与收入关系、几个地税发生额与营业税金及附加关系、土地使用税贷方发生额与管理费用土地使用税关系、所得税发生额与所得税费用勾稽关系。

3、营业收入。我们所做表格有程序表、审定表、明细表、凭证抽查表。主要应用询问和分析性程序。可以与企业人员聊天时候询问企业人员人数、生产能力、淡旺季情况、产品销售状况以及行业状况；分析性程序应比较上年与本每月的各产品销售收入、销售数量、销售单价和毛利率进行比较，对于变化过大应先询问企业其原因，视情况建议企业调整。收入金额应当与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本年累计数相等，应获取的审计证据为被审计单大额销售发票及销售合同。

对于我们农发行项目经常统计未开票收入有以下方法：

（1）先确定企业是小规模纳税人还是一般纳税人，方法是查看凭证中销项税发票或者索要税务登记证正本，正本上盖有红色一般纳税人章即为一般纳税人，否则为小规模纳税人。一般企业银行账由税务帐演变而来，一般最后一本凭证为银行账增加的凭证，统计其增加的收入即未未开票收入，也可以确定每月企业最后一张附有发票的凭证，以后的确认收入的凭证为未开票收入。企业虚增收入所做凭证单笔金额较大，对于一页凭证确认大额收入应当关注。

（2）统计获取的企业每月实际缴纳增值税，按照一般企业3%增值税负税率测算骑税务收入。报表收入与税务收入差额即测算的未开票收入。

刍议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的适用性 篇3

关键词：企业异质性；中小企业

一、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研究现状

在发达国家，Bernard等学者在1995年至2011年发表的数篇文章中，对美国企业的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他的研究印证了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的观点，出口企业在生产率水平、平均规模、产品的质量等方面均明显超过了国内企业，证实了生产率对企业的国际化行为确实存在影响。Bernard和Wagner将研究对象变成德国的出口企业和国内企业，而上述的结论依然成立。Clerides等在三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相关研究，发现摩洛哥、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国家的出口企业中也存在相似结论。Murakami对日本企业的情况作了一系列研究，出现了类似结果，三类企业的生产率依次增加。Aw等对台湾企业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也类似。Kimura 和 Kiyota 的研究不仅检验了生产率对出口的作用，还进一步检验了国际化行为反过来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其研究证实了进行出口或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企业其生产率会较国内企业有更快速的增长。Yeaple 进一步检验了美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其结论支持了自由贸易会提高行业的平均生产率，这也是异质企业贸易理论所支持的主要结论之一。此外，Irarrazabal、Ramondo等在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行为特点方面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国内对于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的实证分析方兴未艾，针对我国企业的生产率异质性是否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国际化行为这一问题，学者们的观点基本分成了两派。李春顶等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实证研究提出了“生产率悖论”的观点，其研究结果发现：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反倒要高于出口企业。在其后来的研究中，李春顶等进一步证实了“生产率悖论”的存在。汤二子，刘海洋等利用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也同意了“生产率悖论”的存在。但我国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尚未得到一致结论。余淼杰认为由于我国现阶段的贸易技术水平较低，为数众多的加工贸易使得加工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一般出口企业，如果除开加工贸易的影响，二者的关系就恢复正常了。林玲，孙腾认为不同进出口状态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存在的巨大差异是导致中国出口企业出现“生产率悖论”的主要原因。赵伟等（2011）提出了我国企业的生产率和出口行为之间有“倒U形”关系。

而针对生产率与企业FDI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学者的成果中比较少见。严斌，张禹等利用江苏省制造业企业2005-2007年企业生产率与企业对外投资决策之间的关系，发现资本密集度和生产率对企业对外投资强度有显著影响。汤晓军，张进铭运用2010年中国制造业百强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表明生产率并不是关键异质性因素，而企业所有制性质才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中产生关键作用的因素。陈景华利用中国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异质企业贸易理论在服务业领域的适用性。

二、我国中小企业的异质性分析

经过对相关文献的阅读整理，我们可以发现，异质企业贸易理论使用生产率或企业规模作为企业异质性的唯一变量来解释企业国际化行为。而当前市场中有很多中小企业异军突起，因此仅仅用企业规模的大小来阐述的企业异质性不能完全说明所有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行为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和适用性。本文认为中小企业的异质性可以概括如下：

产品特性。邓翔，路征认为，异质企业贸易理论没有充分考虑产品差异性，产品的差异不仅体现在产品的功用上，还体现在技术含量、功能多样性、质量、档次等方面。中小企业相较于大型企业来说，生产规模较小，产品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也无法与大型企业相比，但中小企业恰好可以凭借这种特点准确地进入“利基市场”进行生产和销售。利基市场也被称作空隙市场，是市场中大企业无法涉足的或被大企业忽视的某些细分市场。此外，中小企业由于其规模小，有能力根据消费者多变的需求迅速开发出新产品，持续地稳固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这样的产品特性是中小企业独特的生存发展空间，因此将其归于中小企业异质性的一个层面。

人力资源差异。戴维·尤里奇最早提出了“人力资源”的说法，他认为企业的人力资源指一定时期内组织中的人所拥有的能够被企业所用，且对价值创造起贡献作用的教育、能力、技能、经验、体力等的总称，狭义讲就是企事业单位独立的经营团体所需人员具备的能力。异质企业贸易理论虽然修改了企业是同质性的这一假设，但是对于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的差异没有足够重视，不能展现出其独特的效用。而员工素质的高或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企业能否持续健康运行，因此，企业的人力资源差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异质性。

网络化能力。盛意认为，“关系网络是由一定规模的企业或组织，基于各种关系类型而联结，所构成的一种长期、具有指向性的互动的联结系统，企业国际化可以看成是企业不断卷入国际商业网络关系的过程”。而关系网络中的核心位置通常被大型企业所占据，周围的次要位置才被小企业占有，这就促使中小企业更积极主动的更乐于规划和开发利用外部网络关系，而大企业则较为缺乏这种主动性。因而中小企业可以利用这种异质性优势获取更多的市场机会。

企业的地理位置。企业的区位因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异质性。我国东部地区由于较早得到开发和开放，毗邻港口和大洋，且因为经济较为发达，劳动者的素质普遍较高，大学及研究所汇集，因此技术力量也较高，坐落于东部地区的企业更容易获取这些资源，同时更容易将产品出口至港澳台、日韩及东南亚地区。

技术水平。一方面，技术及创新能力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技术及创新也是保持一个组织基业长青的不竭源泉。徐大为等认为，“推动各国经济发展的力量重心开始逐步由具有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转向创新活动密集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技术水平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这一点从中小企业板中一些技术水平异常高的中小企业中也可以看出。中小企业凭借自身独特的技术优势，灵活的市场观察力，也可以在大型跨国企业云集的国际市场上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基于以上分析，中小企业在技术水平方面具备的异质性不容忽视。

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外商投资企业因为其外资持股的背景而更容易进入外国市场值得研究。徐萌认为“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更关注个人权利、职业发展、社会地位和声誉，因此可能规避将资源投入高风险高收益且长期而言才能体现价值的国际化经营”。由于企业的所有权性质会直接影响企业管理者的工作经历、教育背景、文化认知、价值观等，因此会进一步对公司行为产生影响，积极投入资源进行国际化尝试或规避国际化行为。因此企业的所有权性质也构成了中小企业异质性的一个层面。

三、异质企业贸易理论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启示

异质企业贸易理论对于解释微观企业如何选择国际化行为来说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理论。作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在作决策的时候通常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尤其是是否进入国际市场这样的决策会面临比较大的风险。如果企业家在国际化之前利用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的基本结论作为战略工具，结合相关的咨询公司对自我的生产率异质性进行考量，知晓其在行业中的生产率水平高低，然后再作出决策，或许能避免跟风带来的不必要的损失。（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曹德骏，戴可乔，艾佳明. 中小企业“关系网络国际化”理论模型与实证[J]. 财经科学，2014

企业异质性 篇4

根据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企业在决定“走出去”的选择时具有差异性, 这些差异来源于企业的异质性。除了企业不同的劳动生产率、成本外, 企业的异质性还涉及到了资本密集度、劳动密集度、技术水平和研究能力、成本管理与控制、市场营销定位、企业的规模等等。因此, 根据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来分析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模式、存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风险, 可以从微观层面, 更具针对性地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选择提供合理的建议。

一、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概述

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不同, 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的研究重心从国家、产业等宏观层面转向企业的微观层面, 国际贸易的开展也以企业为单位来进行, 更多把“企业”这个个体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其对于贸易开展及投资选择的影响。企业的异质性是整个理论研究的大前提, 由此得出的贸易选择、投资选择都具有了微观基础。该理论主要认为在充分就业的前提下, 企业若成功进入市场则需要支付一个固定的“进入成本”, 这个“进入成本”可以理解为企业建立总部前期投入资金以及进行日常经营活动的基本费用指出。进入市场后, 企业若维持经营需承担一个固定的生产成本, 该成本可理解为企业购置生产厂房、机械设备等必要支出。若企业计划进入国际市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则需要进一步支付更多的生产成本, 除此之外还要承担额外的经营成本, 该成本可理解为企业在国外市场中寻找卖家、建立关系网络、了解市场标准以及不可避免的贸易壁垒等成本。因此, 有能力弥补进入国际市场和生产的固定成本的企业才会选择“走出去”, 而这样的企业通常具备生产率优势。由此引入生产率对于贸易选择影响的机制, 如果企业选择出口贸易, 那么必须达到最低生产率的要求, 只有这样的生产率才能承担高额的固定成本、进入成本和额外的成本等。对于生产率稍低的企业, 其利润不足以弥补进入国际市场和生产成本时, 会选择放弃出口, 只供国内市场。生产率过低的企业则会被市场淘汰, 其资源被重新分配。

二、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现状及特点

(一) 对外直接投资额逐年增加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 但发展速度迅猛,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所得, 截至2012年末,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5319.41亿美元。

图1显示了2003年至201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统计, 2006年前统计数据只包含了非金融类, 2006年开始包含了金融类。可以看出, 2007年以前增长速度平稳, 2008年有了显著提升, 2009年因受到前一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步伐放缓, 2010年又一次增长规模, 2012年达到了878亿美元的投资额, 较开始加入金融类的2006年增长约3倍之多。

(二) 对外经济合作规模逐渐扩大

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始于改革开放初期, 如图2所示, 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在2000年前发展平缓, 无太大波动, 2000年开始加速, 2004年有了质的飞跃, 2009年速度放缓, 之后平稳发展。可以看出我国在对外承包工程发展方面进步显著, 2012年合同额较1979年合同额相比增长4700多倍。这也从另一方面显示出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承包工程上进行了巨大的改变和提升, 得到国外认可。

(三) 对外投资领域不断拓宽

改革开放初期, 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承包建筑工程、咨询和服务业, 机械加工制造业较少, 投资地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和澳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行业集中在贸易、资源开发、加工装配、交通运输、工程承包等, 并呈现投资领域多元化发展。目前中国对外投资的领域很大程度上与世界接轨, 拓展到了营销网络、航运、物流、资源开发、生产制造和设计研发等诸多领域, 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推波助澜。

三、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框架下我国企业“走出去”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实施多年, 很多企业都出现过夭折的情况。究其原因, 除了企业自身生产水平、科研技术的差距, 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意识到。比如我国很多企业对于自身竞争能力评估没有很好把握, 甚至有的企业联系到几单外国生意, 就认为外国市场广阔, 值得去进一步开拓。殊不知这样的决定是没有对自身竞争力进行充分考察和定位, 因此开拓外国市场, 换来的却是屡屡失败。其次, 很多企业对于固定成本、成本收益等没有完整估计, 这与市场调研有着密切关系。第三是风险预见。我国企业由于经验少、阻力大, 走出国门的企业不仅面临国外市场风险, 还担负国内市场的风险。除了一些基本潜在风险, 最为突出的是边缘化风险。边缘化风险来源于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后所面临的不确定环境因素、产业因素、内部因素等,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双方国家身份识别障碍的风险, 另一方面是可能丧失企业控制权的风险。因此对于风险的把握是我国企业“走出去”不容忽视的问题。

基于以上问题, 我们通过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出一些建议。

第一, 企业应根据所处环境以及所属行业发展情况, 整体评估自身竞争能力。从企业微观层面来讲, 一个企业的生产率决定了其所能打开的市场范围, 以及高额的成本是否能被覆盖。正如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所提示的一样, 体现在技术密集型企业方面, 如果企业的生产率达到了打开国际市场的最低生产率, 生产率较高且拥有技术优势的企业适合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东道国;生产率稍逊的企业则可选择跨国并购的方式。对于我国目前的状况来说, 以高新技术类企业为例,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及很多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的优势在整个国际市场中并不突出, 甚至可以说是生产率较低。所以如果要进军国际市场, 最适宜方式是采取跨国并购来打开外部市场, 通过合并当地企业, 或通过收购东道国企业股份的形式, 快速获得目标企业的核心技术。体现在劳动力或资源密集型的企业方面, 生产率差异核心在资源、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 这些元素是不可进行跨国流动的, 因此高生产率的企业应当选择跨国并购的方式来进驻国外市场, 生产率稍低的企业则更适合选择绿地投资或贸易。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在国际市场中位置偏低, 我国拥有的劳动力或资源优势是不可流动的, 如果不能很好地选择跨国并购的方式, 那么在选择国际化经营的模式方面可考虑出口贸易的方式。

第二, 企业应充分评估成本收益预算, 以确定适合自身发展的国际化方式。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来看, 成本评估是一个企业选择是否“走出去”和怎样“走出去”的重点。企业无论是选择出口还是对外投资, 其所获得的利润必须超出固定成本、进入成本等, 否则将被国际市场所排斥。因企业在面对不确定市场、不确定环境、不确定风险的前提下, 更应详细调研, 事先对获取信息、建立海外市场渠道、运输配送、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等成本进行估算。企业在对自己已有生产率的基础上对收益进行详细评估, 通过综合考察提出走国际化路线的可能性。另一方面, 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 随着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更倾向获得高利润的对外投资, 因此企业逐渐会减少出口, 增加对外投资额度。但不容忽视的是, 对外投资可获得比贸易更多的利润, 却也面临着承担更多的成本。因此在投资前期, 做好投资项目评估研究, 充分考虑项目可行性, 选择最恰当的时机进行投资实施。

第三, 企业在决定“走出去”之前, 应充分估计潜在风险。一个企业对风险的预估以及承受能力决定了它在外国市场上的投资规模与投资进程。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时, 企业所面临的风险最大, 其不仅包括了决策风险、政治风险, 还有汇率风险、经营风险等。若没有综合考虑, 一旦失败则会损失高额费用。所以企业建立良好的风险预警机制十分重要, 可先根据境外投资风险类型的表现对各类风险进行监测, 其风险监测方案应考虑到汇率变化、国外市场变化等各种情况, 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对于边缘化风险来说, 可以从一些成功规避风险的企业来获得经验, 例如主动抓住核心业务、设置有效组织结构和公司内部管理机制, 以及资产重组, 调整资金或股本结构, 掌握公司实际控制权等, 避免边缘化风险的发生。总的来说, 具备良好的风险防范能力, 对风险进行充分评估、追踪、预警, 企业才能挺直腰板走出国门, 走向国际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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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永亮, 朱英杰.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与经验研究:综述[J].经济学家, 2011 (9) .

企业异质性 篇5

肥大细胞的组织化学与超微结构异质性

肥大细胞(mast cell,MC)是一种重要的免疫细胞,分为结缔组织肥大细胞(connective tissue mast cell,CTMc)和黏膜肥大细胞(mucosal mast cell,MMC)两大类.肥大细胞具有异质性,即肥大细胞在不同种属或同一种种属的.不同个体、甚至同一种个体的不同组织器官中存在着形态学、分布、颗粒化学成分、染色特性及超微结构和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性.近些年,人们围绕着肥大细胞的异质性进行了一系列生物学研究,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对异质性的机制认识尚不清楚.深入的讨论、研究与比较仍然很必要.现对肥大细胞的亚群、形态与分布、着染性与免疫组化、超微结构等的异质性研究进展作一简要综述.

作 者：呼格吉乐图 苏布达 王志 杜山 赵治国 李云章 许乐仁 Hugjiltu Subud Zhi Wang Shan Du Zhi-Guo Zhao Yun-Zhang Li Le-Ren Xu  作者单位：呼格吉乐图,苏布达,王志,杜山,赵治国,李云章,Hugjiltu,Subud,Zhi Wang,Shan Du,Zhi-Guo Zhao,Yun-Zhang Li(内蒙古农业大学临床兽医学教研组,呼和浩特,010018)

许乐仁,Le-Ren Xu(贵州大学生命科学院基础兽医学教研组,贵阳,550025)

刊 名：细胞生物学杂志  ISTIC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CELL BIOLOGY 年，卷(期)： 29(6) 分类号：Q2 关键词：肥大细胞   亚群   异质性   超微结构  

异质性艺术形式的融合研究 篇6

关键词：异质性 形式 空间

一、“多音交响”（polyphony）的空间构成

康定斯基的艺术思想与绘画创作表现，是实现了绘画艺术同音乐性结构、韵律、视觉元素的内在能量等纯形式之间的联系与可能，在此之前的绘画表现，我们近乎只知标榜为自然形象所主导的视觉造型价值而已，所以说康丁斯基的艺术对“形式”本身之独立生命所开辟出“活性动态表现”结构的维度，几乎是延续塞尚的“稳定实在”结构的探索之后，所予绘画的“形式生命”以进一步的活性化开发。同时，它也是现代艺术形式“直表”“内在精神现象”的一个表现性机转，更为西方艺术史从表相的、事件的叙述性，潜进到内在真实的、完全的、纵切面的纯艺术性形式的一项重要演进指标。

这种纯形式的结构带有一种音乐性的曲式与诗性的凝练度，而这种音乐性曲式本身除了以韵律性为其组织运作逻辑之外，其律动的整体又同步呈现出其所表情之情感形式，所以我们聆赏乐曲时，只要心灵是充分打开的，谁都会为其形式本身共存且互为表里的情韵能量所感动，美感心灵开发的程度愈久，层次愈深，感受性也就愈加深刻，而且乐曲形式的意味境界愈精炼、独到，其使人入深至醉乃至狂喜的功力亦愈彻底。音乐有如此能耐，究竟起源于何？音乐与绘画是为两种相异本质属性的感官获得感受的审美表现，眼与耳同心理的联系与体会面向其实存在着出入，如欲将绘画艺术表现摹拟音乐形式的表现力，最大也最有可能可为传移应用者，应是音乐形式的“交响”曲式构成的空间性。若将乐曲结构拆解，首先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一条主旋律，继之副旋律或和旋，两条旋律互为交织、互动、呼应、对话……，以产生其形式中的各种谐和关系（柔和、悠扬、微妙张力等）与非谐和关系（张力、冲突等），并同步焕发出与该乐曲中最大特征连结的各种情感能量的演绎情节表现，进而因之牵引人的心理相对应的内在生命感触。相对于非韵律性或无动态，旋律本身最主要表现是一种“时间性×空间感”的特性，这种动感表征必须以一种对比性为其必要呈现手段，体现在画面上，首先要求整体结构的布置应该进行一种保持不等的节奏错落、远近呼应、前后连续、演绎连绵……的活性结构的造型进行式，这种展现“多音交响”的生动过程也极其类似对弈的模式，一来一往，完全是步步为营，真枪时弹的寻找生机的一种行动，如此之形式运作思维，绘画整体空间感自然就呈现出，一种融合了精准而结实的基础结构力，产生有交响曲式且生动的旋律之美。

上述纯曲形式即音乐上初始作曲到编曲等表现部分，乃相当于绘画中素描性的明度空间结构创作的范畴，是决定了整首乐曲或画面精神意向与艺术性层次至关键之根本所在。

二、“异质并置”（heterotopia apposition）的力学表现

如再继续分析音乐的组织，接下来我们将发现到乐曲流转间的形形色色的表现性，亦即透过乐器或人声所表现出来的丰富音质、音色，演奏技巧所诠释的或优美、或震颤、或激昂、或沉吟、或雀跃的各种情感语絮。“异质并置” （heterotopia apposition）的空间力学所指是介于相异乐器或人声之间，加以共同组织所产生的并置张力表现性而言，它较属于一种质性上的对比表现，人对材质的感觉实是直接而敏锐的，这很像一个封闭形国家区域之内出现他国的人时所发生的强烈异文化印象一般，感受上可以立即袭涌而上许多从形态上的、各种面向意义上的（社会、文化、语言……）到甚至思想精神层面上的好奇、兴趣或冲击、激荡，而这种冲击与激荡性的强烈感受力，正是我们想要加强画面之形式的与内在的精神性所特别予以强调的一种表现。

在音乐中，只要专注，我们也能从中听出各种“画面”，只要移情，我们又常为之感动的泪眼盈框（不论情感联想上、形式表现上或精神领会上的感动），各种表现、各种形式、各种情致、各种风格的乐曲其实唤起的就是我们心理结构上各个“坐标”（经验情感、美感……）的情结（点到线的规模），我们的心理结构更是一种广大、多重、多层且复杂交织的“质性”组成。为什么音乐的表现力是所有艺术类型中最直接渗透人心的，音符、音色等音乐元素与节奏、旋律等乐曲的形式是一种完全抽象的“质性”，如将其形态组织出心理结构可以感通的结构表现，再透过演奏的表现力，则音乐的感染力就自然产生，必须注意的一点是，音乐结构本身正体现一种异质并置表现非常彻底且能自由运用的丰富艺术性形式张力（除非是solo：独唱或独奏），音乐艺术可以如此彻底发挥该特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它以可以感通心理结构的形态（质性）与组织（美的形式）来造型（乐曲），这就是音乐的感染力的祕密。心理结构是一种张弛、微妙、意念折转不断、变化无止、形迹如幻、异度空间并置、焦点持续移换、情绪纷沓流动的状态，乐曲的结构除了其旋律呈现的一贯性以外，其他的唱和或衬托组成部分几乎是极尽变化之能事，却毫不脱离与人心理的联系，主要正是赋予二者之形态与结构的一致性所获致的结果。

绘画的表现虽不若音乐般来得自由，也无法赢得所有人可以感触其纯形式的表现意味（大部份的人因普遍性社会价值之层次的视觉经验，视觉已受制约且模式僵化，故难得见开放心灵之自由审美功能），但个人仍以为可藉由绘画元素的异质性上各种并置的表现，发展出一种空间流域的解构、交错、穿梭、消长……的“异质性空间力学”与时间流域的自由解构之“异时性”手法的同时性表现来呈示心灵的面貌，以强调自由性空间形式本身之精神性能量及其结构张力之美。

三、“书写表现”的“自然”统合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身体”（Body）通常被认为具有物质的特性，而与“精神”（Spirit）对立。梅洛·庞蒂反对把“身体”当成“物性”，以为“身体”先天便存在一种“知觉”作用，使我们于感知外在世界时，可以把一切“外在”与我们的“内在”二分的隔离打破，使“外物”与“我们的内心”可以形构一体。 （“外在的环境”和我们“内在的心境”乃是我们行为作用的一体二面，而且是在相参、互通的结构里。）

现代科学已经发现我们的左右脑各司不同的活动主宰功能，我们的生命活动是为五十兆脑部细胞分子的完美活性表现的结果，右脑中的杏核体可以让我们处于平衡的存在（并就失衡状况予以回应），即当下的真实与完整，这个生物科学发现完全解释了诸如所谓灵性、佛性、禅或现代艺术中所向往追求的真实等带有密契意味的论见根源（无论如何一切仍为造物主所设所造，“造物者”之内涵包纳万有，亦即一切终究的源头）。右脑直接当下“全然地”回应一切相对环境，左脑则是运用理性来处理过去与未来的信息，但它是慢半拍的，这也是为什么抽象表现主义者要以“自动性”技法联系所谓“真实”的原因，好直接消除掉理性远离真实的一段距差，以归还人之自性艺术表现的真实（“表现”之“自然”）。

印度的霎哈嘉瑜珈（SAHAJA YOGA），意指内在的自觉（并非普遍为人误解的身体舒展运动），该理论提出人之身体有三脉，左脉主宰行动力，针对未来欲望，右脉收摄情感，关注过去记忆，中脉是灵性的中心，统合三脉便能体现“当下即是”。观此三脉，完全涵盖了人的全面性时空坐标概念的理解，而其中脉所处的“当下”适也与梅洛等观点不谋而合，孩童游戏的当下便是进入此一存在状态，来自超宗教灵学的观点站在生命宇宙的高度鸟瞰，反而甚能轻易解释细腻的艺术创作心灵的结构与作用。

同样在绘画上我们也会要求一种回归到全然的“真实”感的心理倾向，这种内在的一种真实的声音亦要求当下超越于理性制约（不为任何理性作用或倾向所挟持宰制）与片面的表相，要求心灵能充分自在彰显与生命自由表现，其实就是在不逾矩之下随心所欲而表现（亦可为亦可不为），它并非唯我们独尊的为所欲为，而是体现了所谓“道”、“真实”、“真如”、“整体”、“圆满”、……的那种宇宙完整性精神的层次表现，是个人与“宇宙精神整体”化合融通而和谐的一种状态，而传统美学深蕴功夫论与境界论的“气韵生动”学说，就适时可以提供了我们与画面走入此一调合之境的一种观念与途径。在绘画艺术的表现上，无论我们所赋予画面组成内涵如何繁复的结构或质性，只消一以贯之地整体把握，一气呵成绵延其环节，将理性资料消化化为浑然意气的书写，迸发主体直接情性的表现，抒情乃能输导形意交融，消融掉非连接的概念性思维，则愈能直抒内在之全然了，故下笔时宜求速，吴昌硕以利落刀法直取心灵直觉而造型，可见我们身体在迅速一瞬“之间”也常是撇见灵光的一种天人际会之管道。

灵活运用这足以充分载盛我们人之心灵的全然状态的书写特性，自由游牧、自动表现、随心灵而自如其是造型，乃至顺其自然融通化合最大反差的相异质性的几何线条与色面，此中内部反复循环交织彷彿正是在进行一种“生命”自身要求的“活”动，即求诸“气”来推动以“呼”和“吸”为相续循环情节的音乐性节奏之运行表现，这种创作过程亦是能令人体验到内在生命最大的美妙感的精神性活动之一，如同运气而行的太极拳术之既深层且又“完整的”一种表现，我们或可说，这种总体性表现之本身也体现了真理（“当下”与“全部”），它们都是属于身体、心理、心灵、意识能完全统合而发动表现的一种生命状态或表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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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异质性 篇7

创新与贸易利益

进入新世纪以来, 最新的贸易理论日益重视对微观企业层面的、行业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企业内部的经济活动进行研究, 这就大大改变了经济学家对贸易利益的看法。

Melitz (2012) 指出, 当今的贸易理论重点研究三种不同源泉的贸易利益 (gains from trade) :一是源于产业内贸易引致的产品多样性带来的贸易利益, 即出口产品种类扩大;二是源于行业内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贸易利益, 即把劳动和资本从更小的、生产率更低的企业转移到更大、生产率更高的企业中;三是源于贸易引致创新 (trade-induced innovation) 带来的贸易利益, 即企业内在生产率通过创新活动得以提高。

贸易利益的第二种源泉, 集中体现在Melitz (2003) 和Bernard等 (BEJK, 2003) 所开创的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研究方面。这种贸易利益是指在企业异质性条件下, 对外贸易引起的企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效应。企业异质性是指在细分行业中, 有些企业比其他企业规模更大、利润更高、具有更高的生产率。经济全球化使优秀的企业发展壮大乃至进入更多国外市场, 而糟糕的企业逐渐萎缩甚至破产倒闭, 这样行业的总体生产效率得到提高。因此, 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把国际贸易与行业平均生产率的变化联系起来。

Melitz (2012) 提到的第三种贸易利益, 源于贸易自由化后出口市场规模扩大对创新活动引致的正效应, 即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应。事实上, 能够提升企业内在生产率的新产品和新工艺, 都要求企业预先投入研发成本开展投资活动。而对外贸易通过扩大产品的市场规模, 提高新产品、新技术的回报率, 能够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进而提升企业的内部生产率。

需特别强调的是, 第三种贸易利益关注的是提高企业自身 (within-firm) 的内部配置效率, 第二种贸易利益关注的是提高行业内的各个企业之间 (between-firm) 的配置效率。所以, 当下热门的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 (或者说新新贸易理论) 的研究视角也从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 拓展到关注企业的内生效率改变。

创新与企业异质性贸易的理论和经验研究

在企业异质性贸易的文献研究中, 正如Bernard、Jensen、Redding和Schott (2007) 指出的, 大多数根据各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 较为一致地提出, 出口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学者们普遍认为, 这总体反映了生产率更高的企业自我选择出口的结果, 即存在自我选择 (self-selection) 效应。然而, 也有少数学者如Van Biesebroeck (2005) 通过对非洲9个国家出口企业、De Loecker (2007) 通过对斯洛文尼亚的出口企业的研究提出, 出口对企业未来生产率具有直接提高的作用, 即存在出口学习 (learning-by-exporting) 效应。

实际上, 除了出口与企业生产率两者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以外, 也可能存在出口与生产率之间的虚假相关情形, 原因可能是企业进行研发技术投资, 同时提高企业生产率和增加出口参与倾向。对企业而言, 尽管出口与创新之间的相关度非常强, 但是两者的关联并不直接表示因果关系。目前仍然缺乏关于异质性企业创新的成熟理论。

Lileeva和Trefler (2010) 通过对加拿大企业的研究, Bustos (2011) 通过对阿根廷企业的研究, Verhoogen (2008) 通过对墨西哥企业的研究, Aw, Roberts, 和Xu (2011) 通过对台湾企业的研究, 都在实证方法上独立检验了出口能够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因果关系。他们一致性地指出, 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开展, 企业扩大出口伴随而来的是新出口企业更多进行创新活动、更多使用新技术, 出口企业总体上与非出口企业相比, 更愿意进行创新和采用新技术。这些研究表明, 对外贸易和创新活动两者共同影响着企业的内在生产率, 影响途径包括市场规模扩大、技术升级和研发活动等不同机制。

1. 市场规模与企业创新

以Lileeva和Trefler (2010) 研究的出口市场规模机制, 简要说明创新与出口的共同决策如何影响企业生产率。市场规模越大, 企业在提高生产率的投资上获取的回报率就越高。身处大规模市场的企业能够以更高的销售收入, 补偿研发创新所耗费的高投入固定成本。

笔者以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 解释更大的产品市场规模如何激发企业创新的动机, 然后介绍加拿大企业的经验性证据。

(1) 简单理论说明。假设企业的某个创新过程需要预先投入固定研发成本fI, 其带来的好处是边际生产成本下降ΔcI, 即创新活动使得单位产品的边际成本从c下降到c-ΔcI。如果企业生产q单位产品, 那么创新带来的总生产成本就是下降q×ΔcI。因此, 企业会权衡研发活动带来的成本下降好处与固定投入的创新成本支出fI之间的关系。企业进行创新必须满足研发收益大于研发成本的条件, 即q×ΔcI>fI或q> (fI÷ΔcI) 。换句话说, 只有产量规模在q以上的大企业, 也就是在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下具备较大生产规模、初始边际生产率高的企业, 才会发现创新有利可图。那么在贸易自由化情形下, 企业层面的创新决策会发生何种变化?对外开放后贸易成本降低会使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对原先的某些出口商而言, 这种市场规模扩大会激励它们扩大研发创新;而对原先的某些非出口企业而言, 贸易自由化则会使它们能够同时考虑出口和创新的共同决策活动。

(2) 加拿大制造业的经验性证据。Lileeva和Trefler (2010) 研究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 美加自由贸易协定 (CUSFTA) 实施前后的加拿大5000家制造业企业样本数据。他们将这些在1988年之前没有出口活动的企业, 进一步划分为自由贸易协定实施后开始出口企业和仍然不会出口的企业。原始数据显示, 那些开始出口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提高了29%。他们进而估计了局部平均处理效应, 也就是对那些新出口企业而言, 受到因关税削减使其出口行为变化对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他们通过采用企业特定的关税税率工具变量和局部平均处理效应估计量, 发现实施自由贸易协定, 提高了新出口企业15.3%的生产率。由于这些新出口企业的产出在整体制造业产出中占23%, 所以这些新出口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15.3%, 就相当于提高整体制造业生产率3.5%。他们通过审视这些企业采用先进制造技术和进行创新活动的有关情况, 包括管理信息系统、新通信系统的使用和产品创新或工艺创新, 进而将这种生产率之所以提高的主要原因, 归结为企业在提高生产率方面的投资行为。总的发现是, 新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在使用新技术和创新强度方面, 大约平均高出10%;而通过局部平均处理效应估计得出, 新出口企业受到创新影响的生产率提高为7%左右, 因此创新活动增加受到关税削减的影响程度为70%。

2. 引入创新变量建模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有两种明确直接引入创新变量的建模方法, 可用来研究异质性企业的创新和出口共同决策过程。第一种方法是引入创新选择与否的二元离散变量分析, 如企业技术升级或采用新技术与否;第二种方法是引入创新强度指标的连续变量进行分析, 如企业投入研发的成本开支在销售收入占比多少。

(1) 引入二元创新选择变量模型———采用新技术的选择决策。简要介绍在异质性企业的生产和出口决策模型中, 如何添加二元技术选择变量的方法。在Yeaple (2005) 模型的基础上, Bustos (2011) 全面拓展了技术选择模型。每个生产率为φ的企业都可以自主选择是否进行技术升级。然而, 这就要求企业必须认真权衡技术升级投入的额外固定成本fI, 以及改进技术后生产率水平提升到bφ增加的收益, 其中b>1, b是所有企业面临共同的生产率提高比例乘数。如同出口决策一样, 采用这种技术也要在固定研发投入成本与单位产品利润增加的收益两者之间进行仔细权衡。因而, 技术采用决策也就被描述成类似出口决策的按照企业生产率排序的模式, 即存在着某个生产率临界值φI*, 高于临界生产率以上的好企业将会采用新技术。如果假设是对称的贸易和生产成本, 那么企业出口活动就有唯一的出口和创新临界生产率值。这样, 出口行为的临界生产率φΧ*和创新临界生产率φI*的大小顺序, 就依赖于创新活动参数值———创新固定投入成本fI和创新的生产率提高乘数b, 贸易成本参数———固定出口成本fx和可变的冰山出口成本τ, 以及预付投入生产的固定成本f。Bustos (2011) 构建了生产规模偏向型的技术选择模型, 给出了使得创新临界生产率φI*>出口临界生产率φΧ*的条件。这种假设符合阿根廷企业的实证数据结果, 也意味着某些企业虽然出口却并不进行创新。无论如何, 这个模型框架认为, 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同时选择创新和出口, 生产率较低的企业既不创新也不出口, 最不具有生产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这个理论模型准确地解释了在企业横截面数据中, 显著存在的企业创新与出口行为的相互关系。Bustos (2011) 通过对1992~1996年阿根廷企业的层面数据的分析, 发现随着贸易自由化 (通过南方共同市场的地区自由贸易协定从而削减关税) , 新出口企业增加大量投入用在新技术上, 而且原有出口企业也增加技术方面的开支, 在出口巴西的开放度提升更大的行业中, 阿根廷出口企业的技术开支增加更多。

(2) 引入创新强度连续变量模型。简要介绍如何对企业的不同创新水平采用创新强度连续变量建模方法。自Romer (1990)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 、Aghion和Howitt (1992) 开创性地研究贸易与创新的关系以来, 许多文献分析了市场规模和全球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强度选择。这类研究在最初一段时间并不关注横截面数据企业之间的创新强度差异, 直到最近如Atkeson和Burstein (2010) 通过建立理论模型, 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企业之间及企业在不同时点的创新强度差异和变化。他们的分析方法先将生产率重新定义为企业规模测度变量准=φσ-1, 准是生产率和产品替代弹性的函数, 其中φ是企业异质性模型的随机企业生产率, σ为产品的不变替代弹性。如此重新定义使得新构造的生产率变量准直接与企业规模成正比。接下来与之前分析的二元创新选择变量一样, 假设成功的创新活动能够以不变乘数b>1成比例地提高企业生产率, 即从准到b准。然而成功创新的概率α是内生变量, 它反映了企业的创新强度选择。创新强度的成本函数由外生凸函数CI (α) >=0所决定, 并且创新强度成本与企业规模的生产率参数准成正比, 所以总的创新强度成本是准CI (α) 。创新成本随企业规模增加的假设, 在动态环境下是必不可少的, 这样企业规模的成长就遵循Gibrat定律———即大企业成长速度独立于企业规模。 (1) 封闭经济环境下创新强度选择。假设某企业的生产率准足够高, 使得企业在创新不成功的条件下也会进行生产。因而企业会选择创新强度α以便满足预期利润最大化方程, 可以得到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CI (α) '= (b-1) B (公式1) , 即企业的最优创新强度α*取决于创新的生产率提高乘数b和市场需求参数B。这个条件说明, 在封闭条件下所有企业 (其生产率水平高于特定的临界生产率, 继续生产而不退出市场) 将会选择相同创新强度水平。在动态环境下, 这些企业成长将遵循Gibra定律, 同时产生遍历性的企业生产率和规模分布, 所以企业规模分布的右尾部分服从于不依赖初始市场进入生产率的Pareto分布。 (2) 开放经济环境下创新强度选择。假设两个对称国家具有对称的贸易成本, 企业自主选择进入出口市场。这时非出口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仍然由CI (α) '= (b-1) B (公式1) 给出。然而, 由于出口国外市场能够获得额外利润, 因而成功的创新对出口企业更为重要。出口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满足CI (α) '= (b-1) B (1+τ1-σ) (公式2) 。这个公式是不考虑创新成功与否都会出口的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条件。而出口决策与创新成功与否紧密联系的企业, 其一阶条件与此不同) , 即出口企业的最优创新强度αx*, 取决于创新的生产率乘数b、冰山出口成本τ、市场需求参数B, 而且αx*>α*。因此可看出, 出口企业将会选择比非出口企业更高的创新强度。与非出口企业一样, 所有大型出口企业 (不考虑创新结果总会出口的企业) 都会选择相同创新强度。这种创新强度变量的建模方法因此又复制了创新与出口之间的互补关系。这也提供了非常简便的模型框架, 把内生创新选择嵌入贸易与创新动态模型中, 如同Atkeson和Burstein (2010) 的方法。

3. 出口和研发的动态决策模型

关于企业出口和创新决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也从静态分析转向动态分析, 模型和计量方法也更为复杂, 研究视角更加多样化。最新的关于出口和研发创新之间动态联合决策的研究, 主要包括Aw、Roberts和Xu (2011) 、Atkeson和Burstein (2010) 的理论模型。基于对台湾电子出口企业的研究, Aw、Roberts和Xu (2011) 提出了关于出口和研发投资的动态结构模型, 采用台湾2000~2004年电子产品制造企业的数据进行经验估计。实证分析表明, 在出口与研发决策之间具有非常复杂的动态相互影响性。也就是说, 当前的出口 (或研发) 决策会影响未来的研发 (或出口) 决策, 而研发和出口决策两者都会影响未来的企业生产率水平。Atkeson和Burstein (2010) 是唯一在完整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研究出口与研发之间关系的, 他们基于企业生产率的知识资本模型提出正式理论, 并且同时考虑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的不同方式, 研究贸易自由化如何提高企业研发或投资新技术的回报率, 进一步引起企业未来生产率的内生增长, 从而发现企业提高生产率的现象并非出口所引起, 而是出口引致的结果, 出口与进行投资提高生产率是彼此互补的经济活动。

结论

企业异质性 篇8

鉴于此,本文认为网络中主体的差异性会导致社会网络表现出异质性特征,具有这种特征的社会网络可被称为异质性社会网络。目前,对于企业来说,异质性社会网络包括政治网络和市场网络这两类。

一、研究回顾

关于创业企业风险,国外的研究集中在探索资源和环境两因素产生的影响方面。资源视角下,Starr和Mac Millan(1990)指出企业稳定地获得各种资源的能力决定了新创企业的生存能力及发展潜力。Kamhon Kan和Wei-Der Tsai(2006)论证了财富对初创公司的积极影响,认为企业拥有丰富的财富能够降低创业风险,促进企业成长。环境视角下,Vesa Kanniainen Mikko Leppamaki(2000)研究发现价格的高不确定性和存在工会控制的劳动力市场会对创业风险产生消极影响。Terrence C. Sebora和Titikorn Theerapatvong(2010)主要研究了企业面临的各种环境与创业风险之间的密切关系。Mina Baliamoune-Lutz Pierre Garello(2013)提出累进税高于平均收入的创业环境对新创企业有负面影响。这些研究结论是在市场成熟、竞争充分的环境下得出的,在目前我国经济改革大前提下,对创业企业风险管理的指导作用有限。

国内学者大多从风险因素及其特征方面来研究创业风险。巩艳芬、崔海燕等(2010)将创业风险分为市场风险、技术风险、资金风险、人力资源风险,在之后的研究中发现,创业企业存在规模小、经验不足、不确定性因素多等特点,导致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并对创业企业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以上四大风险及其变动趋势进行了识别与分析。

薛小荣、郭彦廷(2012)则将创业风险分为财务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管理风险,并运用可拓理论建立创业企业初创期风险预警模型。

陈伟、马一博(2013)在分析新创企业成长风险源和风险特征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GO理论(一种以成功为导向的系统可靠性分析方法)的新创企业成长风险预警体系。

熊婵、买忆媛等(2014)通过分析高科技创业企业特征,认为企业的投入产出结构不合理造成企业规模效率低下。从以上综述可知,国内有关创业企业风险的研究偏重于分析企业风险特征以及一般意义上的风险预警模型的构建,对于降低创业企业风险实践意义不足。

本文在参考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简要介绍企业社会网络,重点剖析政治网络和市场网络对创业企业的作用意义,以考察异质性创业网络对创业企业风险的影响,并以我国苏、徽、赣、鄂省区的101家新创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得出相关结论。

二、异质性创业网络及其影响假设

1. 异质性资源与异质性创业网络。根据异质性资源理论,企业的异质性资源具有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构成了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一般来讲,企业挖掘的新兴商机、形成的知识和信息软实力、获得的政策扶持或权利性资产构成企业的异质性资源;实物资源可以是企业生存与发展必需的资源,却通常不是奠定企业竞争地位的优势资源。异质性创业网络是新创企业获取上述必需资源和优势资源的主要渠道。

1988 年,科尔曼在首次论述社会资本理论时指出,主体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相互交换资源,由此形成和发展社会关系。由强关系与弱关系理论可知,这种社会关系可分为同质性社会网络和异质性社会网络。通常情况下,人们偏好在亲朋好友、熟人同事之间小范围频繁交流,主体从事的工作、掌握的信息和资源趋同,这种由相似个体构成的社会网络同质性较强,即所谓的强关系,也被称为同质性社会网络。强关系由交往主体之间个人情感凝聚而成,创业者真正能够从中获得的是精神和情感上的支持。弱关系的特点是社会网络异质性较强,交往对象来自不同的行业,掌握的信息和资源也是多方面的,由此所形成的关系网络被称为异质性社会网络,其价值在于它能提供别人尚未获得的信息和资源。

与外界的“长程联系”是企业社会网络异质性特征所在,这种联系引起新信息的流通和输送。在我国经济改革的国情下,异质性创业网络主要体现为新创企业与相关政治人物、公共组织领袖和价值链伙伴基于各种经济行为建立联系形成的政治网络和市场网络,分别是企业员工与计划体制和价格体制中人员交流的结果。二者在结构和功能上迥异,又相辅相成,同时区别于社区伙伴网络,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可以降低创业风险,促进新创企业健康发展。

2. 政治网络及其影响假设。经济转型时期,行政系统仍然掌握大量生产要素,并主导政策法律方向,国内大部分创业者已经认识到政治网络作为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重要性,且积极寻求打通政府关系并加以利用(由于经济环境和历史渊源的差异,国外组织对该重要性的认识程度显然还不够)。企业员工与行政系统和相关公共组织中的人员交往、主体之间发生的各种经济行为就形成了政治网络。

政治网络主要在创业战略和市场权利上影响创业风险,政治网络动员的资源越丰富,网络的力量越强大,效果越好。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帮助企业规避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例如,经济快速发展伴随着多变的政策法律环境,法律基础设施欠缺是国内外经济转型时期普遍会出现的现象,而政治网络力量强大的企业能整合分散的正式权威信息,在决策上和国家宏观政策保持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减少司法纠纷和经营不确定性,使新创企业专心生产和经营。第二,为企业突破规制障碍搭桥。例如,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市场准入条件放宽,政治网络力量强大的企业能抢占先机,进入以前的管制行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新进入缺陷、降低创业风险。第三,取得优惠待遇。例如,有助于企业寻求新兴创业机会,获取政府补助、银行贷款等。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竞争不充分,政治网络的价值大幅提高,有利于新创企业获取关键资源和信息,稳定经营预期。动用政治网络资源成功创业的例子非常多,各个工业区、上海自贸区的创业企业都或多或少地利用了政治网络资源。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新创企业政治网络与创业风险负相关。

3. 市场网络及其影响假设。随着中国新兴市场变得更加异构,作为市场力量的竞争强度和结构不确定性也可能影响经营决策,这意味着与产业链伙伴及其他同行建立合作关系成为政治网络的一种替代方案。企业及其员工与市场主体交往并发生各种经济行为就形成了市场网络。

市场网络主要在生产和经营上影响创业风险,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加强企业合作,降低交易成本。竞争加剧使新创企业面临更加严重的价格限制,合作伙伴之间信息的交流和共享能弱化多重价格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整个网络中形成统一的规则和认知,一定程度上遏制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等现象,新创企业在一个相对规范的环境中成长,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和创业风险。第二,弱化结构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和快速变化引起顾客、竞争者、供应商以及规则制定者等经济因素的不稳定。企业偏好与网络内的主体交流是为了获得信任的附加利益,基于此目的构成的市场网络能够传播最新的值得信任的信息(例如客户偏好、消费点转移、供需关系等),新创企业通过整合网络中这种真实有用的信息,能够及时挖掘商机,调整经营和财务计划,也能让企业管理当局对预期充满信心。同时,社会网络中的主体组成紧密联系的集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对抗结构不确定性的力量,大大降低新创企业经营风险。第三,以较低成本利用网络中的资源。新创企业资源有限,有效利用市场社会资本不失为一个降低创业风险的好策略。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新创企业市场网络对于降低创业风险极具意义,国内电商行业、小米手机等都是通过建立良好的产业链合作关系而成功创业的例子。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新创企业市场网络与创业风险负相关。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取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搜集数据,将所要调查的问题划分为基本资料、网络特征、资源获取和创业风险四个部分,共18个题项,采用Likert评分法设计问卷答案。为了获得真实可信的信息,本校管理学院选派人员组成调查团队,采取面对面访问的方式,深入苏、徽、赣、鄂省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时以企业为基本单位,尽量选择初创期即在公司任职的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为访问对象,以保证受访者充分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客观地评估企业社会网络和创业风险。共收回151份问卷,剔除企业成立时间在8年以上的受访公司问卷和答案不完整或明显敷衍等不符合要求的问卷后,共得到101份有效问卷。

笔者对部分基本资料进行整理后得到如下数据:

企业所处行业中,建筑业企业有15家,占15%;服务业企业有32家,占32%;制造业企业有29家,占29%;农业企业有8家,占8%;其他企业有17家,占16%。

关于创业阶段,初创期企业(0 ~ 3年)有26家,占26%;早期成长期企业(4 ~ 8年)有75家,占74%。

关于企业规模,小型企业有66家,占65%;中型企业有26家,占26%;大型企业有9家,占9%。

(二)变量与测评方法

1. 自变量。自变量包括政治网络和市场网络。政治网络测度企业员工与政治领袖、非政府公共组织(例如行业协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的交往关系以及主体之间的经济行为;市场网络测度企业员工与其他企业领导(即买方、卖方和竞争者)之间的交往关系以及主体之间的经济行为。新创企业政治网络和市场网络互为补充,构成企业异质性创业网络。二者都通过五级Likert量表打分,“1”代表“不符合”,“5”代表“符合”,其他依次推进。

2. 因变量。本文的研究是为了厘清创业企业风险与创业网络异质性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以及创业网络异质性的改变又将如何影响创业企业风险。因此,以创业企业风险为因变量,用以测度企业市场前景、材料等物资供应、研发创新、外部筹资和贷款担保等指标,是个逆向变量,采用五级Likert量表打分,“1”代表“符合”,“5”代表“不符合”,其他依次推进。

3. 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有创业阶段、所处行业和企业规模。综合学者们对新创企业分期的研究观点,这里将新创企业分为初创期(0 ~ 3 年)、早期成长期(4 ~ 8 年),并设为虚拟变量,“0”表示初创期,“1”表示早期成长期。不同行业对创业网络异质性敏感程度各异,有学者指出,第三产业对社会资本的需求相对较高,因此,将企业所处行业作为虚拟变量,“0”表示服务业,“1”表示非服务业。参考企业规模划分标准,将企业规模分为中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也作为虚拟变量,分别用“0”和“1”表示。

(三)结果分析

为了衡量问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采用SPSS19.0做信度和效度检验(以下分析采用标准化之后的数据;KMO系数均大于0.6,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检验结果见表1。各因子载荷和α系数均大于0.6,符合检验要求。

注:*表示p<0.01(双尾检测),**表示p<0.05(双尾检测),下同。

各变量Pearson相关系数见表2。由相关分析结果可知:自变量之间正相关关系显著(sig.<0.005),说明新创企业政治网络、市场网络和资源获取之间相互作用。一般来讲,政治网络和市场网络规模越大、强度越高、信任程度越深,企业通过这两种异质性网络获取的资源和信息越丰富,也越有价值;反过来,企业拥有的异质性社会资本越丰富、越有价值,越能吸引其他主体与之建立联系,也越有助于企业员工结识关键政治人物和重要商业领袖,从而扩张其异质性创业网络。同时,新创企业政治网络和市场网络之间也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

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负相关关系显著(sig.<0.005),说明新创企业增强政治网络和市场网络有助于企业降低创业风险。企业政治网络和市场网络的力量越强,创业风险越低,也说明创业网络异质性特征与创业风险之间确实存在负向影响。这种特征越明显,越有助于降低创业风险。

各控制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相关关系大部分显著,说明控制变量会产生一定的干扰,故而分析时需控制这些因素的影响。各变量之间Pearson相关系数均小于0.5,说明样本数据适合以下回归模型。接下来对以上分析结果进行检验。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模型1是以政治网络、市场网络为自变量,以创业风险为因变量做的基础回归分析,拟合效果不太理想,但是仍然具有显著性(sig.=0.005)。

模型2 是加入控制变量(创业阶段、所处行业和企业规模)后的分析,拟合优度明显提高,说明了设置控制变量的必要性;sig.值为0.000,具有显著性,验证了政治网络、市场网络与创业风险相关分析的结果,即新创企业政治网络对于创业风险具有负向作用,新创企业市场网络对于创业风险具有负向作用。由此,H1、H2得到验证。

模型3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资源获取之后的分析结果,拟合效果良好,sig.值为0.000,具有显著性,验证了资源获取与创业风险之间相关分析的结果。与模型2对比,发现模型3 中政治网络和市场网络与创业企业风险回归系数变动较大,这是由于资源获取是异质性创业网络作用于创业风险的中介,分担了部分影响。

四、结论

与成熟企业相比,新创企业具有资源供需不平衡、容易遭受行业壁垒、风险承受能力低等特征,而绝大部分新创企业过早夭折的原因都可以追溯到此。本文的研究从异质性社会网络入手,以期为创业企业风险管理提供新的视野,指导新创企业规避风险、健康成长。

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借助异质性创业网络,新创企业能够低成本利用某些必需资源,更重要的是,能提升企业的软实力。一方面,国家机构、主要的公共组织和商业领袖是实力和信誉的象征,创业过程中,企业借势而为,能够提高其知名度和品牌美誉度。另一方面,企业的创新和竞争优势源于其能动用的异质性资源,而异质性创业网络是新创企业获取上述优势资源的主要途径。(2)异质性创业网络为新创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是巨大的,这种经济利益并不以某资产的使用权或所有权为主要表现形式,然而,创业网络性质各异的新创企业,其成长风险或经营绩效会有显著差异。(3)新创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多样化社会网络来应对创业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异质性创业网络并不能扫清创业路上所有的障碍,过度依赖反而会孕育新的风险。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还应纵观全局、制定综合创业战略。

以上的研究结论是在考虑了目前经济环境的情况下得出的,随着市场作用的加强,政治网络对创业风险的影响是否会发生改变?对这种关系资源的投资和利用存在着一个“度”的问题,如何来把握这个临界值?此外,由于数据收集限制,文章没有对比分析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创业网络异质性特征对创业风险的敏感性差异。这些都是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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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tcliffe K.M.,Zaheer A..Uncertainty in the transaction environment:An empirical test[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8(1).

企业异质性 篇9

Baldwin, Okubo (2005) 将Melitz模型和FC模型完美结合, 将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异质性纳入经济地理模型当中, 并进一步在Baldwin和Okubo (2011) 将该模型用于国际贸易的分析。本文基于Baldwin和Okubo建立的异质性自由资本模型并结合安虎森的新经济地理学原理对相关异质性和空间因素的结论来进行梳理和扩展。

1 模型的基本假定及构建

1.1 自由资本模型的基本假设

假设两个地区, 两个部门和两种生产要素。两种要素—资本K和劳动力L—资本假设为跨区域流动, 同时劳动力是不可流动的;两个地区—南部和北部—在偏好、技术、贸易自由度上都是对称的;两个部门分别是制造业和农业, 农业部门 (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 假设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条件下生产同质产品, 且产出的交易成本为零, 而制造业假设为规模收益递增、D-S垄断竞争和冰山贸易成本。

资本可以在其所在地以外的地方使用, 但资本所有者不可以流动, 并且资本收益消费在所有者所在的地方。资本仅仅作为工业企业的固定成本使用, 劳动力作为可变成本使用。

由于资本可以和所有者分离, 那么消费资本收益的地区可能和使用资本的地区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区分北部居民所拥有的世界资本的份额 (我们表示为) 和北部所使用的世界资本份额。因为我们假定每个制造业企业需要一单位的资本, 所以一个地区生产中使用的资本的份额事实上等于这个地区所占的世界制造业的份额。因此我们可以用北部的制造业份额, 也即是, 来代表北部所使用的资本份额。

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是准线性的:

其中, CM代表制造业产品的消费组合, CA代表农产品部门的消费, 假定制造业部门产品的消费替代弹性不变, 用σ来表示, nw是所有多样化产品种类集合。

1.2 企业异质性假设与表示

由于每个企业只有一单位的资金, 在规模上没有差异, 因此资金的使用效率便成为企业异质性的来源。假定每个企业的生产率由其边际成本a来度量, 并假设a服从帕累托分布:

其中, αmin是规模参数, 在这里将其标准化为1, ρ是形状参数。

1.3 企业迁移成本假设

假设企业迁移具有成本, 用X表示, 具体的表达式为:

其中, m表示迁移企业的数量, γ是衡量企业迁移数量对企业迁移成本的影响的系数。

1.4 基本模型

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和零交易成本使得农业部门在各地区的名义工资率相等。在制造业部门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条件下, 在欠发达地区地区和发达地区使用的资本收益分别为:

令, 是对制造业产品的总支出, SE是支出中发达地区的份额, 利用出厂价格的边际成本加成定价和取消 (1-1/σ) 的条件进行简化, 则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所使用的资本收益可以写成:

其中,

求解积分可得,

Δ和△*为价格指数, 也可以看成为市场竞争程度。

2 异质性企业的空间选择

2.1 选择效用

假设发达地区的市场为大市场。企业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迁移的资本收益变化可以表示为两个地区的资本收益差额, 因为这里比较的实际上是发达地区的企业和欠发达地区的企业的资本收益, 由于假设从没有企业的迁移开始, 也就是说可以把要考察的第一个迁移企业的收益变化 (即最初的企业迁移的资本收益变化) 近似地认为等于发达地区的企业和欠发达地区的企业的资本收益差额, 即:

进一步换算为:

通过 (11.1) 式我们可以看到企业从欠发达地区迁往发达地区是有利可图的。在没有异质性的自由资本模型里, 分析到此结束, 企业迁移的证据可以由地区的产业份额来显示, 但是有了异质性的假设后, 情况有所改变, 企业迁移是有顺序的, 否则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企业都会迁移, 那么到底哪个企业会首先发生迁移。

假设迁移企业的边际成本的门槛值是为, 其中代表迁移。欠发达地区的最有效率的企业的迁移会改变Δ和△*。具体的:

表达式 (12) 反映的是发达地区的市场竞争程度。其中表达式的第一部分表示的是发达地区制造的产品在北方销售的价格, 第二部分表示的是迁移到发达地区的欠发达地区的企业生产的产品的价格;第三部分表示在欠发达地区生产出口到发达地区的产品的价格;表达式 (13) 表示的是欠发达地区的市场竞争程度, 各积分含义与表达式 (12) 相同。

求解积分:

给定这些表达, 我们可以用函数表达出欠发达地区的企业迁移的价值, 具体公式为:

其中,

迁移的过程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因为随着迁移企业的数量增加, 迁移成本也将提高, 迁移收益与迁移成本最终达到某个均衡。前面的分析表明, 欠发达地区的企业的资本K*在企业迁移到发达地区后变为, 这样企业的迁移的数量可表示为, 给定这些和 (3) , 企业迁移的成本为:

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在迁移的利润大于或等于成本时会发生迁移。这样, 在长期稳定状态之前的转变过程中, 企业的迁移将按照边际成本由低到高而排序。特别要说明的是, 在任何时候迁移企业的边际成本即a都由迁移收益和成本的均衡所牵制, 因此最后一个迁移的企业的迁移价值应该是, 我们简写为, 利用公式 (16) 、 (19) , 这就意味着在长期均衡时:

由于随着的增大而不断的减小, 因此随着迁移企业的边际成本的提高企业的迁移价值不断减小, 企业的迁移成本却不断增大, 从而企业会停止迁移活动, 而高生产率企业通常具有低生产成本, 也因此偏向于优先迁移。于是有:

结论一: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首先迁移的企业是欠发达地区中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以往对集聚经济的作用的估计可能有所偏高, 因为向发达地区迁移的企业本身就是最有效率的。

通过 (11.2) 式可以看出, 若区域之间交易成本为零, 也就是贸易自由度很高, 假设为1, 此时资本收益在哪个区域都一样, 经济活动将和区位无关。不过现实中交易是有成本的, 因此贸易自由度多是在0-1之间。方括号中的第一部分我们可理解为聚集力, 只要发达地区的支出份额大于对称情况, 发达地区将会更有吸引力, 同时大于1, 说明存在本地市场放大效用;第二部分可以理解为分散力, 若发达地区的使用资本份额大于二分之一, 这将会降低发达地区使用资本的收益率, 从而降低吸引力, 这叫做市场拥挤效用;又, 则贸易自由度的提高将会强化聚集力弱化分散力, 进而促进产业的聚集。于是有:

结论二:由于运输成本 (交易成本) 的降低, 提高了贸易自由度, 从而促使了产业的聚集。

2.2 筛选效用

假设经济处于聚集的状态, 并假设经济集聚于发达地区的大市场。那么企业在不考虑政府政策的情况下, 从发达地区迁往欠发达地区其资本收益变化为 (此处原理与 (11) 相同) :

简化为,

其中表示的是能够使得企业迁移的贸易自由度的门槛值。很显然资本的收益变化是负的, 且此时迁移的损失随着边际成本a的增大而减小, 也就是低生产率的企业损失小, 高生产率的企业损失大。假设此时加入补贴 (从补贴的量很小开始) , 那么迁往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将是生产率最低的企业。

结论三:第一个对旨在增加欠发达地区产业份额的产业政策做出反应的企业将会是效率最低的企业。

假设补贴为S, 并且假设发达地区边际成本超过αs的企业都会迁往欠发达地区, 这将改变两个区域的竞争程度, 即:

其中, 表达式 (23) 表示发达地区的市场竞争程度, 第一个部分积分表示发达地区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当地销售的价格, 第二部分积分表示迁往发达地区的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在发达地区的产品销售价格, 第三部分表示迁往欠发达地区的发达地区的企业在欠发达地区的产品销售价格, 第四部分积分表示欠发达地区企业产品在当地的销售价格;第二个表达式表示欠发达地区市场竞争程度, 各积分含义与表达式 (24) 相同。

进一步求解积分:

其中, αs是一个截断值, 也就是效率在其以上的企业不会发生迁移, 此时迁往欠发达地区的发达地区的企业的资本收益差额为:

等式 (27) 是表示企业迁移的截断值的条件。注意, 等式 (27) 两边都是正的, 且由于αs的变化改变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市场竞争程度而使得等式右边随着αs的增加而下降, 等式左边随着αs的增加而增加。

根据等式 (27) 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补贴S有唯一解S′, 这就意味着在补贴小于S′时, 迁移企业的资本收益变化仍然为负值, 此时补贴对企业迁移来说没有激励作用, 也就是企业不会发生迁移。只有补贴足够大使得企业迁移的收益为正时, 补贴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

对于给定的补贴S, 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使得在不改变等式左边的同时降低了右边, 使得最后一个迁移的企业的边际成本下降, 这样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 补贴的作用也大大提高了。

结论四:在补贴一定时, 贸易自由度的提高大大增加了补贴的作用。

3 结语

本文从企业层面生产率异质性入手, 结合新经济地理模型, 对企业的空间定位进行了研究, 研究表明异质性对于经验工作和政策预测十分重要。选择效用表明最有效率的企业会首先向大市场迁移, 因此以往我们在企业同质条件下对经济集聚的作用估计可能有所偏高, 因为集聚的企业本身就是最有效率的;同时筛选效用表明补贴往往会首先吸引生产率低的企业;通过两个效用的分析, 可以看出经济系统的自发力量是巨大的, 政府的政策干预未必能起到预期的作用, 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一旦产业格局已经形成, 想要改变并非易事;同时筛选效用说明补贴虽然增加了边缘地区的产业份额, 却加大了地区间的差距, 这也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 这多少提醒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需更加谨慎。此外, 本文对模型当中贸易自由度的分析说明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不仅促进了经济中企业的自我选择效用, 促进了积聚, 在有政府区域政策时, 适当提高贸易自由化也有助于政策的实施效果, 这对于政策的制定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新经济地理模型还有很多, 而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都是依靠企业同质的假定而建立, 因此将更多新经济地理模型与Melitz的异质性垄断竞争模型相结合的研究将会是未来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任何的理论必须经过实践的验证, 因此针对本文的实证检验也将成为一个必然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朱廷珺, 李宏兵.异质性企业国际迁移的动力机制与路径选择[J].国际贸易问题, 2011 (10) .

企业异质性 篇10

当前企业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企业的内部治理机制对促进企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高管则对推动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由于高管团队(TMT)成员有不同的特征、经验和观念,因而各个高管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并通过协调工作促进企业的发展。

TMT概念最早由Hambrick & Mason(1984)两位学者提出,认为TMT是指所有的高级管理人员。Hamid et al.(1995)认为TMT应包括董事会主席及副主席、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主管、总裁及执行总裁等。Jackson(1989)、West(1996)等认为TMT是指能够参与制定和实施战略决策的高级管理人员。对于TMT异质性和企业绩效的研究,学者们从直接关系的研究发展到间接关系的研究,不仅涉及沟通、领导、战略柔性等变量的中介效应,而且涉及调节效应,比如对股权集中度、冲突管理、CEO领导行为和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研究。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着手研究企业内部更为复杂的影响机制。梅强和徐胜男(2012)研究了冲突管理对TMT异质性、团队冲突和创业绩效的调节效应,其中团队冲突起到了部分的中介作用。林亚清和赵曙明(2013)基于动态能力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了战略柔性的完全中介作用和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滕小芳和葛玉辉(2014)研究了情境因素对TMT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比如公司规模、国有控股、TMT规模和薪酬水平等情境因素都会起到调节作用。另外,也有学者研究了激励对TMT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

根据竞赛理论和行为理论,高管薪酬差距会产生激励作用,但是激励对高管团队是如何作用的呢?高管的风险偏好不同会引起融资决策行为不同,激励又会通过TMT异质性对组织风险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融资决策行为在TMT异质性和企业绩效之间的作用又是怎样的呢?本文将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以期为新疆企业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议,也为以后更广泛地研究企业内部各因素对TMT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奠定基础。

二、文献回顾

近几年,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TMT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TMT概念最初来自Hambrick & Mason(1984)两位学者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他们研究了TMT异质性对战略的影响。根据社会识别理论,人们常将自己和他人放入不同的社会类别中,从而产生了圈内成员和圈外成员,演化出派系划分,使得TMT的同质性与异质性在沟通、决策等方面产生较大差异,进而影响了企业绩效。

1.TMT年龄异质性与企业绩效。

从心理学的角度考虑,TMT的相似性使得处于同一年龄阶段的高管会有相似的态度和价值观。Wiersema&Bante(l1992)认为,年龄的异质性导致信念和价值观的不同,年龄的异质性导致高管的更替。Pelled(1997)研究发现,年龄异质性的程度影响着企业绩效。而焦长勇等(2003)从企业的发展阶段入手,研究发现企业绩效与年龄异质性程度不是线性关系,并指出TMT的年龄结构应根据企业具体情况维持在合理范围内,这样才能提高团队效率。

2.TMT任期异质性与企业绩效。

部分学者认为TMT任期异质性与企业绩效有正相关关系:任期越长,TMT之间沟通越多,冲突就越少,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同时,任期的异质性使得成员有不同的信息获取方式并产生不同的观点,有助于企业做出新的战略选择。孙海法等(2006)在对上市公司进行研究时发现,信息行业中TMT任期异质性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而部分学者得出的结果恰恰相反,张平(2006)研究发现,任期异质性使得TMT的观点具有多样性,获取的信息不同,提供的信息更多,因此不易于达成一致意见。

3.TMT教育背景异质性与企业绩效。

TMT教育背景异质性越突出,则团队越倾向于变革和创新,解读信息的能力越强,对复杂问题更能深刻地理解并加以分析。同时教育水平的异质性使得TMT遭遇环境变化时能够通过外界交流迅速吸收新观点,重新构建思想框架,从而提高高管应对复杂的环境变化的能力并进一步提高决策质量。TMT教育水平的异质性越高,其对信息的理解就越多元化,从而对不同现象有更深刻的理解。但由于教育水平的差异,使得高管之间的沟通会有障碍,因而会降低战略决策质量及企业绩效。

通过上述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进行了很多研究,但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这可能是由于人口统计变量中包含很多的“噪音”所导致的,也可能是由于数据获取困难造成的。

上述研究均没有涉及高管薪酬差距对TMT异质性、融资决策行为与企业绩效这三者关系存在怎样的调节作用,以及融资决策行为是否存在中介作用?本文将高管薪酬差距和融资决策行为同时加入研究方程,以研究高管薪酬差距的调节效应和融资决策行为的中介作用。

三、研究假设

1.TMT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年龄的异质性导致高管的信念和价值观的不同。年长的高管拥有丰富的阅历,对事物的判断较为准确,而年轻的高管具有丰富的经历,因此让年龄有差异的高管一起工作会带来积极效果。一方面,年长的高管可以引导年轻的高管;另一方面,年轻的高管可以给企业带来活力,因此本文认为年龄异质性越突出,企业绩效越好。

任期的异质性使得高管之间由于任期的不同而导致沟通的程度不同,当任期异质性较强时,高管对企业的认识就会不同,对决策的观点也会不同。因此,通过沟通可以减少冲突,提高企业绩效。同时,任期的异质性使得成员有不同的信息获取方式并产生不同的观点,进而有利于企业做出新的战略选择。TMT教育背景异质性越强,则TMT越倾向于变革和创新,其解读信息的能力越强,对复杂问题更能深刻地理解并加以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TMT异质性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2.融资决策行为的中介作用。

孙海法等(2006)在对高管特征和企业绩效的综述中提到文化对企业绩效具有影响;Geert Hofstede(1984)在1984年提出了文化的四个维度。本文从文化维度研究了不确定性规避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认为融资决策行为对TMT异质性与企业绩效有中介作用。

Jackson et al.(1989)研究发现,年龄相似的高管拥有同样的时代背景,因而有着相近的价值观,他们对企业战略的看法也较为相似;而年龄差异大的高管之间则容易发生价值观冲突,不利于决策的形成。年龄差异小的TMT与年龄差异大的TMT的成长经历不同,年龄差异较小的TMT制定决策时不能很好地预见风险,导致融资决策行为产生,不利于企业及时偿还债务,从而降低企业绩效;年龄差异越大,高管能从更多角度认识风险,进而降低组织风险。因此,本文认为TMT年龄异质性与融资决策行为负相关,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TMT任期的长短影响了高管对企业的了解程度,从而也影响了其交流的深度。高管团队任期长短的不同,导致成员之间思维方式存在差异,因而不利于提高企业绩效。而组织的风险水平是由团队共同决定的,当任期差异性较弱时,由于对企业没有深入的了解,因此做出的决策可能会有潜在的风险,组织的风险水平就会较高;当任期差异较大时,任期长的高管对企业认识有一定的深度,同时他们还能带领任期短的高管避免错误,不易产生融资决策行为。因此,本文认为TMT异质性与融资决策行为负相关,融资决策行为的不同会导致企业的经营方式不同,影响企业绩效。

教育背景的差异能够直接导致高管风险倾向和价值观念的不同,这也决定了他们在决策中不同的认知模式。由于高管团队之间进行交流的效率可能较低,在高管团队内部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一致的意见甚至冲突。在教育水平相差不大的情况下,高教育水平的高管在进行决策时,会合理规避风险,使得融资决策行为较少产生;而教育水平相差较大时,不利于高管之间达成一致意见,较易产生融资决策行为。因此,本文认为融资决策行为与TMT教育背景异质性呈正相关关系。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融资决策行为对TMT异质性与企业绩效有中介作用。

另外,根据上述对TMT异质性、融资决策行为和企业绩效关系的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3a:TMT年龄异质性与融资决策行为负相关。

H3b:TMT任期异质性与融资决策行为负相关。

H3c:TMT教育背景异质性与融资决策行为正相关。

H3d:融资决策行为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3.高管薪酬差距的调节作用。

学者们在研究中发现,TMT背景特征有被高层梯队理论所忽视的调节变量,如薪酬差异和制度安排等。此外,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高管会运用权力提高自己的薪酬,从而产生代理成本问题。2005年证监会提出上市公司要对高管薪酬进行披露,可见对高管的约束明显加强;竞赛理论和行为理论认为,薪酬差距对高管具有激励作用。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薪酬差距都会对TMT的行为起到调节作用。

高管薪酬差距会对高管产生激励作用,而这种激励作用在年龄不同、任期不同和教育水平不同的情况下是有差异的。自2005年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得到强制披露后,这种激励效果明显提高。TMT年龄异质性会使高管产生不同的见解,对风险的看法和偏好也不同,对企业决策和投融资的选择也会不同,导致组织整体的风险水平也不同。通常年长者倾向于规避风险,而年轻的高管倾向于风险较大的项目。年龄差异越大,高管就能从更多角度认识风险,对其认识就越充分,进而降低组织风险。因此,薪酬差距越大,TMT年龄异质性对融资决策行为的负向效应越大,即薪酬差距加剧了TMT年龄异质性与融资决策行为的负相关关系。

TMT任期长短的不同,致使成员之间的思维方式存在差异,一方面能够集思广益,增加企业绩效;另一方面,高管的经验主义会导致意见难以达成一致。通常情况下,随着任期的延长,薪酬会增加,如果任期差异较大,此时薪酬差距就会较大,即任期长的高管的薪酬比任期短的高管的薪酬高,任期长的高管为了个人职位将做出厌恶风险的决策。薪酬差距较大时,对于任期差异大的团队,任期短的高管为了短期利益更愿意冒险,从而提高了组织风险。因此,高管薪酬差距越大,任期异质性对融资决策行为的负向效应越弱,即薪酬差距抑制了任期异质性对融资决策行为的负相关关系。

教育背景决定了TMT在决策中有不同的认知模式。对于这种差异,从积极的方面看,可能导致TMT具有不同的机会识别能力和认知能力,进而有利于从多角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教育背景差异大的团队对风险的看法存在多样化,从而使得组织风险较大。由于薪酬差距的激励作用,会使高管相互合作。教育背景的差异使得高管对风险的看法较为全面,从而抑制了教育背景差异与融资决策行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教育背景异质性较强时,由于高管薪酬差距的存在,不同教育背景的高管会为了晋升而不愿意合作,从而抑制了教育背景异质性与融资决策行为的正相关关系。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a:高管薪酬差距对TMT年龄异质性与融资决策行为有正向调节作用。

H4b:高管薪酬差距对TMT任期异质性与融资决策行为有负向调节作用。

H4c:高管薪酬差距对TMT教育背景异质性与融资决策行为有负向调节作用。

4.概念模型。

根据Geert Hofstede(1984)的文化理论,不确定性规避是面对风险所选择的态度。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在各个民族的表现是不同的。在新疆这个多民族地区不确定性规避倾向是存在差异的,TMT的异质性会通过高管的决策过程来影响融资决策行为,而组织的风险水平又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影响。过高的风险水平可能会使企业资不抵债,较低的风险水平可能会使企业投资不足,这都会影响企业绩效。

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从而产生了委托代理理论。即经营是有代理成本的,高管薪酬激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代理成本,影响高管的积极性,而薪酬差距会影响高管的合作和竞争。根据竞赛理论,高管薪酬差距引起高管之间的竞争,高管只有打败对手才能得到晋升,并认为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行为理论认为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从以上理论可知,高管薪酬差距对TMT异质性与融资决策行为的关系起到了调节作用。因此在不同的高管薪酬差距的作用下,TMT异质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同。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四、研究设计

1.样本及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为新疆上市公司,选取2008~2013年的相关数据。所涉及的高管信息来自国泰安和巨潮资讯数据库,财务信息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中的上市公司年报,剔除B股上市公司数据和信息缺失数据。研究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最终获取120组样本。

2.方程设计。

本文设计的方程如下:方程(1)是TMT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的方程,方程(2)是融资决策行为的中介作用方程,方程(3)是高管薪酬差距的调节作用方程,方程(4)主要描述控制变量。

3. 主要变量设计。

(1)因变量。Tobin' s Q表示企业创造的价值,因此本研究采用Tobin' s Q值代表企业绩效,用Tobin' Q来表示。Tobin' Q=企业资产市价/重置成本。Tobin' Q的值直接采用国泰安中的数据。

(2)自变量。对TMT异质性的测量,本文采用了赫芬代尔-赫希曼(Herfindahl-Hirschman)系数,即Blau系数:H=1-∑Pi。其中,Pi是TMT中第i类成员的百分比,计算得出的H值越大,表示TMT的异质性越强,反之则越弱。

自变量的分类方法如下:1TMT成员的年龄异质性(age)的取值情况为:1 代表30 岁以下,2 代表31 ~ 40 岁,3代表41 ~ 50岁,4代表51 ~ 60岁,5代表61岁以上。2TMT成员的任期异质性(year)变量的取值分别为:1 代表1 年以下,2代表1 ~ 2年,3代表2 ~ 3年,4代表3 ~ 5年,5代表5年以上。3TMT的教育背景异质性(edu)分别取值为:5代表博士及以上,4 代表硕士,3 代表本科,2 代表大专,1代表中专及以下学历。

(3)控制变量。1企业的风险水平(caiwu),用财务杠杆衡量,用“(净利润+所得税费用+财务费用)/(净利润+所得税费用)”计算得出。2企业规模用总资产的对数衡量,用lnsize表示,用于消除异方差。3TMT的各种特征的平均值用agemean、yearmean和edumean表示。4行业的性质(hy):不同行业的生产流程和发展空间不同,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标准对行业进行分类,用虚拟变量0或1表示。5报告年份(accper)同样作为控制变量,用虚拟变量0或1表示。企业年龄(nl):从公司成立日期开始计算到2013 年的年龄。6企业的风险水平、行业、报告年份和公司年龄在检验结果中均未报告。

(4)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1融资决策行为(lev)用资产负债率来表示。2高管的薪酬差距(Tpay),是总经理薪酬与前三名高管薪酬除去总经理薪酬的平均值之差的对数值(张正堂,2007)。

(5)交互效应。高管薪酬差距与TMT异质性的交互效应,将高管薪酬差距和TMT异质性分别中心化得到交互项,分别为Tpayage、Tpayyear、Tpayedu。

五、实证检验

本文运用STATA11.0 软件,对新疆A股上市公司2008 ~ 2013 年数据进行分析,得出120 组数据,并做了描述性统计、回归分析。

对于回归分析,先将TMT异质性与企业绩效进行回归,然后将中介变量加入之后再做一次回归,将调节变量和交互项同时加入模型进行回归。

1.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表1可以看到,年龄异质性的极小值为0.31,极大值为0.73,差异较大,均值是0.57;任期异质性的极小值是0.11,极大值为0.79,差异较大,均值是0.59;教育背景异质性的均值为0.61。以上TMT异质性水平均高于孙海法等(2006)研究的异质性水平,说明团队异质性较大。

融资决策行为的极小值和极大值相差较大,高管薪酬差距的极小值和极大值也相差较大,这会对高管行为产生较大影响。

2.回归分析。

对中介效应分别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注:*、**、***分别代表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首先,做企业绩效和TMT异质性的回归,如模型(1)所示,TMT年龄异质性与企业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H1得到验证。

其次,做融资决策行为和TMT异质性的回归,如模型(2)所示,TMT异质性与融资决策行为在5%的水平上显著相关,年龄异质性和任期异质性与融资决策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教育水平异质性与融资决策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3a、H3b和H3c得到验证。

再次,做企业绩效和融资决策行为的回归,如模型(3)所示,融资决策行为与企业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H3d得到验证。

最后,将企业绩效与TMT异质性和融资决策行为一起进行回归,得到融资决策行为的中介作用,通过模型(4)可看出融资决策行为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作用显著,H2得到验证。

本文对调节效应做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 所示。可以看出,交互项与融资决策行为均显著相关,因此高管薪酬差距对TMT异质性和融资决策行为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其中,高管薪酬差距对TMT年龄异质性与融资决策行为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对任期异质性、教育异质性与融资决策行为的关系有负向的调节作用,即高管薪酬差距能够促进TMT年龄异质性与融资决策行为的负相关关系,能够抑制TMT任期异质性与融资决策行为的负相关关系,能够抑制TMT教育背景异质性与融资决策行为的正相关关系,H4a、H4b和H4c得到验证。调节作用如图2、图3和图4所示。

六、研究结论及意义

1.研究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风险水平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高管薪酬差距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高管薪酬差距对TMT异质性和融资决策行为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其中高管薪酬差距对TMT年龄异质性与融资决策行为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对任期异质性、教育背景异质性与融资决策行为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组织层面的风险水平对TMT异质性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且为部分中介。根据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年龄异质性和教育背景异质性越弱或者任期异质性越强,使得组织面临的风险水平越高,也就是资产负债率越高。而较高的资产负债率不利于企业的经营,企业面临不能及时偿还负债的可能,造成资金链断裂,进而导致企业绩效下降。根据模型(7)的回归结果可知,高管薪酬差距较大时,会对高管带来激励效应,对于一个较高水平的薪酬差距,TMT年龄异质性较大时,融资决策行为较少产生,能够抑制TMT任期异质性与融资决策行为的负相关关系,能够抑制TMT教育背景异质性与融资决策行为的正相关关系。

本文的创新点是加入了融资决策行为作为中介变量以及加入高管薪酬差距作为调节变量。张正堂(2007)研究了公司风险水平对TMT薪酬差距的调节作用,本文将融资决策行为作为中介变量,通过高管薪酬差距的调节作用来影响TMT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2.理论意义。

本文检验了高管薪酬差距和企业风险水平的重要作用,为复杂环境下的企业进行高管选拔和薪酬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已有的研究大多单一地研究某一变量的中介效应或调节效应,得出的结论比较片面。本文首次以新疆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高管薪酬差距和企业的风险水平同时运用到TMT异质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过程中,从而验证了高管薪酬差距的调节效应和融资决策行为的中介效应。即企业可以通过对薪酬差距的设计来影响TMT,同时影响企业对风险的选择,而TMT异质性通过风险水平来影响企业绩效。为进一步提高企业绩效,本文拓展了相关的研究范围,并可为新疆企业选聘高管和设计高管薪酬提供一些参考。

3. 实践意义。

(1)本文的研究表明,TMT异质性通过组织的风险水平来影响企业绩效,企业可以通过合理安排TMT异质性来做出合理的融资决策。根据回归结果可知,年龄异质性和任期背景异质性越强,组织面临的风险水平越低,企业绩效越高,因此企业可以安排年龄相近、任期差异都较小的高管一起工作。年龄和任期相近有利于沟通,可以帮助企业合理规避风险,降低企业风险,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因此企业应该合理安排高管的更替。

而教育背景异质性越弱,教育水平高的高管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当高管多为高教育水平时,能够减少对风险项目的投资,从而降低组织风险,提高企业绩效。综上所述,企业可以通过安排年龄和教育背景差异较大,但任期相近的高管一起工作,这样不仅有利于沟通,提出多样化建议,同时还可以促进TMT内部的团结合作,从而降低企业风险,提高企业绩效。

(2)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提高企业对高管薪酬差距的关注度。高管薪酬差距对TMT异质性和融资决策行为有显著调节作用,因此,企业可以根据职位的高低和个人贡献来合理地设计薪酬差距,通过影响TMT异质性和融资决策行为来提升企业绩效。在薪酬差距较大时,能够促进TMT年龄异质性与融资决策行为的负相关关系,抑制TMT任期异质性与融资决策行为的负相关关系,抑制TMT教育背景异质性与融资决策行为的正相关关系。这就要求企业在设计薪酬差距的同时考虑TMT异质性的合理安排,比如可以在薪酬差距较大的前提下,安排年龄相近但任期和教育水平差异较大的高管组成一个团队。在当前这个复杂的环境下,应适当拉开高管薪酬差距,增加组织内部竞争,激发高管工作热情,从而使得高管能力得到充分发挥。

摘要：在两权分离的企业,高管团队之间的差异会影响企业的发展。在以往的文献中,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就TMT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本文基于文化的不确定性规避角度,研究融资决策行为对TMT异质性与企业绩效关系的中介作用,并以高管薪酬差距作为TMT异质性对融资决策行为的调节变量。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差距对TMT异质性与融资决策行为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而融资决策行为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论度假型酒店的异质性团队管理 篇11

关键词：度假型酒店 异质性团队 管理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市场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家投资兴建、经营管理度假型酒店。但度假型酒店受季节性影响较大，主要表现在旺季时旅客涌入，酒店满负荷运转，需要大量员工为客人提供服务。而在淡季，生意萧条，甚至停滞，酒店为节约成本，压缩编制、削减工作人员。同时，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酒店人才市场的流失率较高、流动性过大，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度假型酒店如何能在旅游旺季前，建立一个高效、稳定的团队。管理者使拥有不同背景的员工能够在短时间内相互协作，共同完成酒店经营目标。

1 现状

我国度假型酒店员工的组成有以下几个主要来源（见图1-1，表1-1）：①人数很少的酒店管理层人员。他们或者是业主，或者是招聘的职业经理人；②旅游景区当地剩余劳动力；③外地务工人员；④酒店管理及旅游管理专业的在校生。

目前，由于度假型酒店的销售旺季时间有限，这种短期的工作机会对于当地年轻人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他们更多地选择离开家乡去外地常年务工。外地务工人员作为临时工涌入旅游景区酒店人才市场，通常的弊端是专业知识不强，综合素质较低，难以胜任高水准酒店人员要求。高等院校的酒店管理及旅游管理专业在校生这一群体正在受到度假型酒店的重视。他们的优势在于：①高等院校生源充裕，能够满足度假型酒店临时性员工数量要求；②综合素质较高。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并在校进行过系统的专业学习。对行业的工作性质及流程有了基本的认知。学生无论从外形还是知识结构、综合素质方面，总体水平相对整齐；③便于管理。高校学生的聘用为短期行为。通常利用假期，由学校统一组织，并配备教师跟踪管理。师生间熟悉度高，易于开展工作。

2 问题的提出：异质性团队的管理

由以上四部分人员组成的酒店内部员工可谓关系复杂。它具有典型的异质性团队特征。异质性团队是指由不同个性和背景的成员组成的团队。如何让这样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生活背景、年龄、受教育程度、包括价值观都各不相同的人，能够在短时间内相互了解、相互合作，共同高效完成既定的工作是酒店管理者考虑的问题。

3 建议

3.1 设定清晰的任务目标 相互不熟悉的人在一起工作，冲突和不习惯是在所难免的。酒店工作性质又要求员工之间具有较强的相互依附性、顺序性。因此，让每一个人知道他们要去哪里，要做什么，和为什么要这样做是至关重要的。管理者要让所有人明确酒店的工作目标以及各自的岗位职责，知道工作的优先顺序。每个人有自己明确的工作角色和责任，并理解各自的工作任务，明白个人的绩效如何影响整体工作。在酒店业，对工作任务的分析比其他行业更为复杂。因为在不同的工作场所，同样的工作也会有所不同。比如，酒店餐饮服务员的工作差异会很大。尽管都是餐厅服务员，从事自助餐服务、快餐服务、还是宴会服务的工作任务各不相同。尤其管理一个异质性团队，要让每个人清楚自己做什么，一套完整的工作说明和工作规范文件是必要的。它可以对员工完成一项任务所需要的具体的、一步一步的程序和达到合格的标准进行详细的说明。同时，在酒店工作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有时候工作技能本身不足以衡量一个人是否胜任某项工作。如果工作岗位涉及与客人交往，还必须考虑员工的个性。一个开朗、热情、善于与人沟通的员工会更容易赢得客人的好感。

3.2 成为服务型领导 尽管每位管理者有各自的领导风格，且每种不同的领导风格本身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但领导一个需要在短时间内顺利开展工作的异质性团队，独裁型的领导风格绝不是好的选择。异质性团队需要的是一名能够为他们提供信息、支持和资源去帮助员工完成任务的领导。他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运用“命令和控制”来管理酒店的专制者。因为如果这样的话，这些原本就具有高流动性、组织凝聚力不强的员工很可能选择离开。异质性团队更倡导的是服务型领导。服务型领导并没有把自己的职位看成一种权力的象征。相反，他们是教练、是咨询师和员工的服务员，他们理解他所领导的团队成员的需求，并为他们履行工作提供便利。管理者应该乐于帮助人、能够体谅人、敏感、易于接近、开放和公平。为此，管理者要了解自己和他人，具有较好的人际交往能力。服务型领导明白一个道理：“你不能指望员工对待顾客比你对待他们好。”为他们创造一个宽松而愉快的工作环境，无疑有助于提高员工的满意度。

服务型领导善于倾听，心平气和地说话和换位思考。他们乐于与员工建立有效的沟通。这是领导与员工之间情感建立的通道，是双方相互了解、相互体谅的基础。沟通机制还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有效体制，可以在问题出现端倪之时得以解决。同时沟通还能够促进思想、观念的交流和共享，实现对工作现状的改良和创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沟通方向来看，要以双向沟通为主。从沟通方式来看，要以行为沟通为主。领导者说的和做的应该一致，身教重于言教。只说不做，不会让下属信服。对于服务型领导来说，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对下属微笑，回想一下在过去的七天里是否表扬过下属。

3.3 采用协作式团队管理 协作式管理意味着让不同来路的人朝着同一目标努力。意味着要通过一个协作流程来带领团队。展开团队合作，高效地与人合作。管理者必须确保工作流程顺畅，所有活动均按轻重缓急的顺序进行，让个人、团队、部门间的矛盾降至最低点。当酒店各个部门都忙得头晕脑涨时，加上员工间相互不够熟悉，各部门领导、领班难以避免地会考虑小团体的利益，只限于忙完自己手头的工作。但是这样带来的后果是部门间由于沟通不畅造成工作失误和矛盾，形成过程损失，降低工作效率。

协作式团队管理的目标是让每个员工明白：通过明确、持续不断的沟通和员工间的密切合作，我们可以把工作完成得比每个人单枪匹马干得更好。日常管理中不断灌输这一观点，让每一位员工都对此认同：协作会使酒店整体工作更加顺畅，从而提高整个工作效率。协作型团队也有助于建立“以人为本”的组织文化，为所有员工创造一个关心员工的工作氛围，让他们感受到公平的对待。

3.4 构建“以人为本”的组织文化 异质性团队成员背景各不相同。工作中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有涉世未深的年轻学生、有为生计所迫的打工者、也有一心想着赢利的老板。这样一群人组成的团队怎样减少磨合期，尽快相互熟悉，开放的交流思想、在酒店中形成相互协作的团队工作氛围，团队成员间建立较高的信任度。一个多元化、以人为本、宽容的组织文化是必不可少的。“以人为本是指在企业管理过程中以人为出发点和中心,围绕着激发和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展开的,以实现人与企业共同发展为目的的一系列管理活动。”组织文化，“即组织在适应外界和同意内部成员行为的过程中形成的逐渐不为成员觉察的隐含性假设。”组织文化的本质是“人们行事的方式。”酒店服务工作从事的是“与人打交道”的生意，这里既指其员工，也指其酒店产品的购买者——顾客。人是最宝贵的资源，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要考虑到团队中每个人的基本价值、感知他们的敏感和脆弱。营造一个团队成员间相互尊重、分享经验、轻松愉快的工作氛围，鼓励员工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样可以消除内部竞争，建立强有力的员工团队。

4 结论

我国景区的度假型酒店虽然数量众多，但大多数还是规模和资金有限的单体酒店。一方面是作为劳动密集型的酒店业需要大量的一线服务人员，而另一方面酒店业知识含量低、总体水平不高的事实使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的高级人才比较少，人力资源的整体失调现象在旅游旺季的度假型酒店更为明显。异质性团队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度假型酒店的常态。酒店管理者可以通过目标确定、工作设计、协同最优、合理配置来减少管理内耗，增加员工对酒店的归属感，从而实现酒店的效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1]田少峰.雇主品牌的构建路径.销售与管理[J] 2008年12月.70.

[2]以人为本管理绪论.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8346012.html

企业异质性 篇12

1.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是最近十几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研究领域极为重要的内容。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 Krugman等经济学家以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理论, 解释产业内贸易的成因, 这是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首次完美结合, 同时, 标志着新贸易理论的诞生。随后, 各国学者通过各类实证检验充实了该理论。

随着统计学的发展, 各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库逐渐完善, 解决了实证检验缺乏可靠数据的难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企业微观层面的探索不断深化, 随之而来的便是对理论的不断冲击, 原有理论的解释力越来越不能够回答日益凸显的问题, 这令新贸易理论面临前所未有困境。学者们发现, 在一个定义非常狭窄的产业内, 贸易的自由化使企业进出口市场的情况更符合市场规律。高生产率企业进入市场, 低生产率企业面临淘汰, 进而优化提升了出口市场的整体生产率水平 (Pavcnick, 2002;Tybout, 2003;Trefler, 2004) 。出口企业在规模上更大, 支付给员工的人均工资也更高, 且生产率也更高, 与非出口企业存在的显著差异, 与新贸易理论代表性厂商的经典假定背离 (Bernard等, 2007;Bernard等, 1995) 。Bernard等还指出, 在细分行业内, 仅有小部分的企业会进行出口活动, 且出口量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高, 这与新贸易理论描述的, 企业因消费者偏爱产品多样化而大量从事出口的设想大为不同 (Bernard等, 2007) 。这一系列难以用已有理论回答的问题, 推动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诞生。在学术界困惑之际, 梅勒茨 (Melitz) 、伯纳德等 (Bernardeta1) 基于不同的理论框架各自提出了新的模型, 合理解释了存在争议的实证结果, 成为该理论的两个分支。

2.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实证研究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形成后, 国外学者利用各个国家 (地区) 的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对该理论进行了印证。一部分学者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出口企业的异质性特征上, 印证了出口企业的资本密集度、生产率、利润率等绩效指标比非出口企业更为优秀。Bernard、Jensen (1995, 1999) 利用美国企业数据、Roberts等 (2007) 以台湾地区的电子企业作为研究对象、Becker等 (2009) 则参考了德国的微观企业数据, 得出了相似的实证结果。在他们的研究样本中, 出口企业体现出的生产率较非出口企业的确要偏高。他们的结论同样支持出口企业在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密集度方面的绝对优势。在职工人均工资及福利上, 出口厂商同样略胜一筹。而这些结果主要是自选择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造成的。

3.我国学者的研究

近年来, 我国在微观层面的企业数据获取途径和方式变得更为简单, 这给热衷于研究新新贸易理论的学者们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持。随之展开的研究, 主要还是集中在对出口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的讨论上。

易靖韬 (2009, 2011) 收集并处理了浙江省工业企业数据, 利用最优出口模型并结合随机效应二项分Probit的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 发现市场进入成本、企业异质性和技术溢出与企业参与出口的关系, 规模越大、生产率越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出口产业, 存在区位优势也是企业从事出口的一大动力。李春顶、唐丁祥 (2010) 基于我国1997—2006年制造业数据, 通过计算全要素生产率, 来衡量统计不同行业出口贸易的增长情况, 经实证研究分析, 检验生产率与出口的相关性。证明了虽然高生产率将引致出口, 但出口贸易却不会影响生产率的变化。张杰等 (2008) 的研究检验了江苏省的情况, 同样得出了极为相似的结论, 这就是“自我选择机制”。该机制意味着企业需要根据自己的生产率水平, 判断自己在行业中的地位。生产率高的企业在经营决策中会优先选择出口, 更有甚者, 则会参与直接对外投资, 以这种方式为国外市场供货;而生产率相对落后的企业, 考虑到自己的生产能力并不能跨过成本门槛, 会理性地主动退出出口竞争市场;生产率水平居中偏上的企业, 则根据自身条件选择一般的对外出口方式;部分未能达到出口条件的企业, 在自我选择机制中会为出口投入资本和技术, 以期获得较高生产率从而参与出口。另一种常常被拿来对比的机制则是“出口中学习机制”。支持该机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 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后, 在残酷的竞争环境下, 需要不断地提升企业的生产技术, 投入更多资本以达到提高产量的目的, 才能使企业不被出口市场淘汰。在这个过程中, 企业的生产率得到了提高, 这是出口行为对生产率的反向促进。张杰基于1999—2003年的微观企业数据支持了这一机制, 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 该机制的认可度还相对较低。

随着研究的丰富和更为深入的探索, 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 在运用微观数据进行检验论证中, 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在与非出口企业的对比中已经丧失了压倒性优势;与之相反, 非出口企业在生产率方面的表现令人颇为惊喜。这种出口企业生产率相比更低的情况就是“生产率悖论”。

李春顶等 (2009) 截取1998—2007年微观层面的中国企业数据, 用实证证明了“生产率悖论”的客观存在性, 并试图解释该悖论的成因。他们认为, 我国企业的出口贸易模式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 加工贸易是悖论应运而生的重要原因。随后, 张礼卿等 (2010) 也进行了测算, 尽管结果显示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表现仍然是更为突出的, 但是他们认为, 出口企业在生产率上的优异表现并不是出口行为的产物, 而是企业在转投出口之前就已具备了较高的生产率水平。他们还指出, 我国不完整的市场体系和传统的加工贸易, 导致了出口效应不显著的情况。刘振兴等 (2011) 基于出口主体和出口方式的二元特性进行检验, 在肯定“生产率悖论”的同时, 还指出出口企业具有更优生产率的结论对外资企业缺乏适用性。此外, 贸易模式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企业其各方面绩效指标也并不优秀。

总的来说, 无论是在国际学术界还是我国研究领域, 关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探讨仍在继续。该过程中丰富的研究经验总结出了或许相似或者不同的结论, 有的符合理论的预期假设, 有的则与之相背离, 甚至提出了“生产率悖论”。关于其中的矛盾及其成因, 需要更为深入的实证研究。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1.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浙江省纺织业出口企业的特征, 使用了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我国大陆地区所有年主营收入大于、等于500万的工业法人企业数据都收录其中。根据研究需求, 截取其中浙江省纺织业的数据。

2.样本选择

在分析前, 剔除了以下样本:一是所需数据指标缺失或者错误的, 如指标数据正负不符合常识逻辑, 或变量类型出现错误, 这些数据都将影响最终的研究结果。二是营业状态为停业、撤销、停业、筹建及营业时间不足一年的企业。三是出口额或利润总额大于销售收入、固定资产净值大于企业固定资产的原值、工业增加值或中间投入比工业总产值要大等不合理数据。四是法人代码相同的企业。五是雇员小于10人的企业。

剔除重要指标缺失和数据错误的样本企业之后, 2005—2007年浙江省纺织业总样本数分别为7701、8869、9859个。

浙江省纺织业出口企业的特征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所描述的企业特征可归纳为:从事出口的企业比例较少, 出口的集中度高。也就是说, 部分出口额是由极少数出口企业贡献的。此外, 出口企业的出口额占其生产总值的比例非常低, 意味着该部分企业生产的绝大部分产品仍然是供给国内市场的。与不从事出口的企业相比可发现, 出口企业的确具备了更优的生产率、更大的产量、更多的员工、更优厚的员工工资和福利, 以及资本密集程度、技术密集程度均更高且增长更快。总的来说, 从事出口的企业较非出口企业在许多方面均表现出了更为喜人的成绩, 也就是存在着“出口溢价”。从理论上说, 这类企业应是在国内市场竞争中本就具备较强优势, 拥有较高的选择灵活性。然而, 我国出口企业并不多是在国内市场有竞争力的企业, 在国外市场也大多是以价格竞争获取订单的。

通过整理, 浙江省纺织业出口企业具有以下特征:

1.出口企业总数大、占比高

由表1可知, 2005—2007年浙江省纺织业总样本企业中, 出口交货值大于0的企业样本数为3493、3727、13948, 占当年企业总样本的比例分别是45.36%、42.02%、40.04%。虽然出口企业的占比均不低于40%, 但是却处在一个缓慢递减的进程中。此外, 浙江省纺织业总企业数、出口企业数均在持续增长, 越来越多的纺织业企业热衷于出口。

2.出口企业集中度低, 外商主导特征明显

表2分别列出了浙江省2005—2007年纺织业出口总额排名前100名的企业出口情况。其中, “占出口总额”表示前100名企业的出口额占全省纺织业出口额的比例;“占生产总值”为前100名企业的出口总额与前100名企业工业总值的比例, 该指标能够反映企业产品的主要流向。另外, 表中涉及的外资企业指的是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

对浙江省而言, 出口额前10名出口企业的出口金额总和仅占全省纺织业出口总额的6.74%、前20名占10.28%, 与新新企业贸易理论所描述的企业相比, 浙江省纺织业出口企业的集中度非常低。从占生产总值的情况看, 浙江省纺织业产品主要流向了国外市场, 前10名的出口总额对工业产值的占比高达76.33%, 这就意味着仅有不足三成的企业产品是用于内销的。在浙江纺织业出口额前10名的企业中, 有7个是外资企业, 前100名中有51个外资企业, 过半的企业属于外资企业, 外商主导特征较为明显。

3.“出口溢价”检验

对“出口溢价”的检验, 参考了戴小勇的处理方法。以企业的出口交货值, 区分企业是否从事出口, 只要出口交货值非0, 则该企业被定义为出口企业, 并以此建立虚拟变量。其中, 1代表出口企业, 0代表非出口企业。在对“出口溢价”检验之前, 构建模型进行二元回归, 选取以下5个指标作为因变量。

(1) 全要素生产率。根据研究需要和数据的可获取性, 采用最常用的参数法———“索洛残值法”的衍生方法, 计算近似全要素生产率。具体公式为:TFP=ln (Q÷L) -sln (K÷L) 。其中, Q代表企业的产出, 用工业增加值表示;L表示企业的劳动投入, 用企业从业员工的人数计量;K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资本, 用实收资本表示。s (1≥s≥0) 则是资本贡献率, 表示资本在生产中的贡献程度。当s等于1时, 全要素生产率所表示的值就等同于资本生产率。此时, 企业产出仅与投入的资本相关;当s等于0时, 则全要素生产率的值也就等同于劳动生产率, 即表示企业产出仅和劳动投入有关。根据Hall、Jones (1999) 的研究, 将s取值为1/3。

(2) 资本密集度。利用企业数据库中固定资产与企业职工人数的比值表示。

(3) 利润率。用企业的利润总额与其销售收入的比值衡量。

(4) 企业规模。用企业销售收入的自然对数衡量。

(5) 平均工资。为了更准确地度量该指标, 除了考虑企业付给员工的工资外, 还要考虑到福利费。平均工资即用两者之和除以全体从业人员总数获得的比值表示。

以2005年、2006年、2007年的数据为例进行描述性统计, 计算得到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各项特征指标的均值, 以此作为异质性比较, 并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看出, 这三年中, 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别比非出口企业低了2.14%、8.27%、0.895%, 资本密集度分别比非出口企业低18.58%、13.54%、10.06%, 利润率分别比非出口企业低14.47%、7.36%、0.464%。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从表4可看出, 以资本密集度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系数三年均显著为负, 全要素生产率除了2007年以外的系数也显著为负, 而利润率的回归系数均为负, 但是2007年并不显著。这几个指标显示出的结果, 都有悖于新新贸易理论中描述的厂商特征。而出口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平均工资较非出口企业要更高, 企业规模也更大。这两点还是基本符合新新贸易理论的描述。

结论

通过以上研究, 得出浙江省纺织业出口企业的几个特征:

1.出口额大

接近200亿美元的出口额, 奠定了浙江纺织业出口大省的地位, 其出口额占全国9%以上的份额, 并且每年都在持续增长中, 从2005年的173.64亿美元, 增到了2007年的198.47亿美元。该省纺织品出口仍然处在全国领先地位, 其产品大部分还是流向国外市场。

2.出口企业总数大, 占比高

2005—2007年, 浙江省纺织业出口交货值大于0的企业样本数分别为3493、3727、3948, 占当年全省纺织业企业的比例分别是45.36%42.02%、40.04%。虽然比重有所下降, 但是始终有超过40%的纺织业企业参与出口。该省纺织业出口企业的数量一直保持领先, 且上升趋势明显。

3.出口企业的出口额较分散, 企业集中程度非常低

浙江省纺织业出口企业的出口额较分散, 并非集中在少量企业上。出口额排在前10名的出口企业出口金额总和, 仅占全省纺织业产品出口总额的6.74%, 远落后于其他几个纺织业大省, 前20名的占比仍然落后。与新新贸易理论所描述的企业相比, 该省纺织业出口企业的集中程度非常低。此外, 企业产品用于内销的比例较小, 绝大部分向国外输出。

该省纺织企业的外商占比也十分突出, 其中, 前100名有过半的企业属于外资企业。可见, 该省纺织业出口企业更像是跨国公司在我国的价值链延伸, 而并不完全是内生于国内市场并进一步拓展到国际市场的。

4.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低于非出口企业

通过对浙江省纺织业的异质性实证验证发现, 尽管该省纺织业出口企业的平均工资、企业规模达到了预期, 即比非出口企业更高, 但其余几个指标, 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低于非出口企业, 这就意味着“出口溢价”在该省纺织业企业中并不完全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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