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责任（精选8篇）
认知责任 篇1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今天, 企业的经营活动越来越受到政治、社会、文化和人的价值观念的影响, 这就使得企业生存发展的状况将更多地取决于企业对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反应能力。营销是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管理水平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上世纪70年代前, 企业在“企业的唯一责任就是满足股东利益, 企业存在的目标就是追求利润”等思想的指导下经营, 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浪费、失业增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现在, 人们在反思中逐渐接受了“企业除承担对股东的责任外, 还应承担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的观念。菲利普·科特勒提出“企业在从事营销活动时要关注其营销活动的社会影响, 要在满足顾客需要的同时, 关注营销活动的社会效益。”在这种背景下, 企业的营销方式必须顺应环境变化做出相应调整, 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到企业的管理体系之中, 并在企业营销行为中得到体现。
1 消费者企业社会责任认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1) 消费者企业社会责任认知影响消费者对企业的评价, 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声誉。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声誉测量中不可或缺的测量指标, 诸多研究表明, 在公众心目中, 企业社会责任与价格、质量、服务等因素一样, 会对企业的声誉造成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声誉的影响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又由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水平所决定, 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关注得越多、认同度越高, 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对他们的影响程度就越大。
(2) 消费者企业社会责任认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向, 进而影响到企业产品的销售。Webster and Frederick (1975) 在研究中发现社会中存在这样的一群消费者, 他们“会考虑个人消费行为产生的公众影响或试图通过自己的购买行为改变社会”, 他们将这样的一群消费者定义为“社会意识消费者”, 并将“个人获取、使用、处理产品的行为建立在最小化或消除任何对社会有害的影响和最大化社会的长远利益的基础之上”的消费者行为定义为“社会责任消费者行为”。也就是说, 公司的道德行为不仅会影响消费者的评价, 而且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向, 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消费者会避免购买那些危害社会的公司的产品, 同时积极追求对社会有贡献的公司的产品, 消费者愿意为有道德的企业的产品支付较高的价格, 而对那些不道德企业的产品支付较低的价格。
(3) 消费者企业社会责任认知影响消费者与企业的关系, 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成本。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同有利于消费者与企业间建立起信任关系, 基于这种信任关系, 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会认为该企业的产品有较高的品质和服务质量, 乐于向他人推荐该企业的产品或服务, 从而降低了企业的营销成本。
2 消费者企业社会责任认知现状
消费者是企业的重要利益相关者, 拥有用“钞票投票”的权利, 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水平会对企业是否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产生重要影响。上世纪90年代, 西方各国掀起了社会责任运动的高潮。消费者们纷纷用“拒绝购买”的方式抵制那些唯利益是图的“血汗工厂”。跨国公司意识到不承担社会责任将会面临失去市场份额的严重后果, 于是纷纷制定生产守则改善生产条件。进入21世纪, 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纷纷要求企业每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民间还涌现出专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组织。SA8000虽是民间标准, 却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承认和应用。欧美一些国家的相关实证研究反映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有着较高的企业社会责任认知水平。
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程度整体偏低, 长期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忽视引发的环境污染、劳工权益、资源浪费等问题相当严重。近几年国家加大管理力度, 情况有所改观。2008年1月国资委出台央企履行社会责任指导意见, 7月要求央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参与慈善, 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开始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关于我国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水平方面的实证研究目前还不多见, 郭红玲 (2006) 的调查表明, 我国消费者多认为企业应该履行社会责任, 其中法律责任、经济责任和伦理责任重要, 而慈善责任相对不重要。今年5.12汶川大地震后, 国内民众对于企业, 尤其是跨国企业和上市公司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给予了广泛、持久、深度的关注。那些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 如捐款1亿的民企王老吉, 受到了民众的追捧, 而那些不承担或承担力度低于民众预期的企业, 如以万科为代表的房地产业, 受到了舆论的严厉谴责。这一现象直接说明了我国消费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关注。
消费者素质的提高和对企业社会责任需求的增大是促使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根本动力。从世界范围上看, 消费者的企业社会责任认知水平有了大幅的提高, 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环境保护、劳工权益、消费者权益等方面, 这就要求企业在制定企业发展战略和营销策略时要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其中。
3 企业社会责任营销遵循的原则
3.1 兼顾企业利益与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原则
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负责的同时, 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供应商、政府、社区、环境等受到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利益主体的社会责任。企业进行经营决策时必须考虑他们的利益, 处理好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具体到营销, 企业应树立企业社会责任理念, 围绕企业发展战略综合考虑对企业、社会、消费者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谋求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如烟草企业在生产销售香烟的同时还应在包装上标明“吸烟有害健康”字样, 对消费者尽到提示风险的责任。
3.2 循序渐进原则
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了很多方面, 较为著名的是卡罗的4分类法, 即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他认为这4个责任既不相互排斥也不相互叠加, 形成了由经济责任到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的由低至高的排列。国内学者陈迅和韩亚琴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基本企业社会责任, 包括对股东负责和善待员工;中级企业社会责任, 包括对消费者、政府、社区、环境的责任;高级企业社会责任, 包括慈善和公益事业, 他们明确指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应该分层次进行。
3.3 结合自身特色原则
研究发现, 消费者对企业的慈善行为认同度并不高, 他们认为企业做慈善是为了商业目的, 十分虚伪, 所以有些企业的慈善行为不但没有提高企业的声誉, 反而引起了消费者的反感。这就提示管理者们在履行社会责任时, 应根据企业由于所处的行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自身的管理特点等的不同而有所侧重。比如壳牌是能源企业, 结合这一特点, 壳牌在社会责任的履行上一直致力于负责任地开发利用能源、重视环保等。
3.4 把握机会原则
企业应善于发现和利用社会事件中的机会来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在512汶川大地震中, 众多企业在第一时间勇敢地承担起社会责任, 一些企业凭借着庞大的捐款数额和捐款速度赢得了公众的好感, 生产“王老吉”饮料的香港加多宝集团以1亿善款成为最受赞誉的民族品牌, “要喝就喝王老吉”成为网上最风行的宣传语, 虽然有人指出“王老吉”请了多位网络推手借此事件进行网络营销, 但与通常的反应不同, 网友们始终坚定地支持“王老吉”:“就算是营销手段, 就算是被忽悠, 我也要力挺, 至少它给灾区人民捐了1亿……”而一些跨国公司由于没有及时对震灾作出适当反应, 被网民授予“铁公鸡”的称号, 严重地损害了公司形象和品牌。
3.5 量力而行原则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要量力而行, 企业发展初期, 所面临的主要是生存问题, 也就是说经济责任被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 生存无忧了, 才有更多的精力去考虑提高员工待遇, 改善工作环境, 当企业具备了一定的实力, 才能去考虑慈善和公益。此外, 无论企业规模多大, 都不可能以一己之力驾驭多方面的慈善事业, 企业只能选择其中一些适合公司的部分, 把它做好。企业如果忽略经济上的实力, 承担了无力支持的社会责任, 就会陷入困境, 就会对社会、对企业、对员工的利益造成损害, 就不是真正的负责任。
3.6 成本效益原则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关注责任、以人为本、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环境的变化, 企业社会责任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进行企业社会责任营销, 利润是任何企业生存发展的源泉,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并不意味着企业应该放弃对利润的追求, 企业在选择营销方式时仍应考虑成本效益原则。企业应对消费者特征进行科学调查, 对企业社会责任营销方式可能产生的营销效果进行预测, 如果投资回报率低, 说明消费者并不认可该营销手段, 此时应对原有方案进行改进, 或者重新确定其他营销手段。
4 企业社会责任营销的实现途径
4.1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企业战略之中
消费者企业社会责任认知水平的提高催生了世界范围内企业社会责任运动, 企业是否承担社会责任以及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成为顾客满意的新的判断标准, 构成了企业竞争的最新形式。企业间的竞争, 不仅要比产品质量、比技术、服务、市场, 还要比社会责任, 缺乏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企业最终会受到市场的惩罚。以新近发生的“三鹿事件”为例, 河北石家庄三鹿集团早在2007年就发现了多例婴幼儿食用本厂奶粉后引发肾结石的问题, 但未引起充分重视, 视消费者生命健康如儿戏, 不但隐而不报, 对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也没有进行严格监控, 致使大批含有高含量有毒物质——三聚氰胺的奶粉堂而皇之地在全国各地销售, 经披露后, 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不仅自食恶果, 将自己逼到破产境地, 且极大地摧残了消费者对食品行业的消费信心。归根到底, 就是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漠所致。因此, 企业社会责任这种新兴的营销手段一定要以社会责任意识为根基, 只想通过做表面工作, 凭一时炒作博得消费者好感的企业并不是一个真正负责任的企业, “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 企业这种虚伪的面纱总会在某一天被揭开。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应发于内、形于外, 丝毫不能懈怠。
企业社会责任现在已形成了具体的企业社会标准, 如SA8000、ISO14000等, 这些标准正成为贸易壁垒极大地影响着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这就要求企业将社会责任视为企业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企业社会责任应成为贯穿于企业管理全过程的一条根本主线。在社会责任实施过程中, 要坚持商业化运作, 与企业营销活动紧密结合, 把企业社会责任营销活动作为企业的长期商业策略。
4.2 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进行企业社会责任营销的基础
企业以并未履行的社会责任行为为主题展开营销是对消费者的欺骗, 一旦最后被公之于众, 将严重影响企业声誉, 导致消费者信任危机。因此, 企业只要积极认真地履行社会责任, 在进行营销时才能拥有可选择的社会责任主题, 才能为企业社会责任营销创造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应贯穿于企业整个生产经营活动之中。企业在进行产品设计时应该体现绿色环保的时代潮流;在生产过程中, 应重视劳工权益, 注重安全生产, 为职工营造和谐的工作环境, 确保产品质量和使用安全, 不浪费资源, 注重废旧品的再回收利用;产品售出后, 企业应密切关注消费者的反应, 若出现危害消费者健康、安全的事例, 即使是个案也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积极查明原因, 并及时媒体公布进展, 避免事态的扩大, 如果形成了公共卫生、公共安全事件, 即使国家没有相关法规, 也应立即启动产品召回程序, 这样, 即使在短期内会对消费者的心理上产生阴影, 但从长期来看, 有助于树立“负责任企业”的形象;此外, 企业还应依法纳税, 合法经营, 在资金充裕的基础上, 积极投身慈善公益事业, 回馈社会。
4.3 进行全方位立体营销
(1) 结合自身特点及消费者偏好, 确定企业社会责任营销主题。
以蒙牛为例, 蒙牛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畜禽类沼气发电厂以及雨水回收系统等, 有效减少企业对环境的污染, 大幅降低运营成本。此外蒙牛每年向贫困地区师生免费提供一定数量牛奶。这些措施与蒙牛所处的乳业这一行业特点紧密结合, 且环保和扶助弱势群体的主题特别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与认同。
(2) 根据企业社会责任营销主题, 选择适当的营销方式。
其中最重要的是要选择一种消费者易于接受的方式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传播出去。现实中有相当部分消费者反感企业的慈善行为, 这令许多企业深感困惑: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如果不向消费者进行宣传并转化为良好的业绩, 这项成本得不到补偿就会成为企业的负担, 但如果利用不好, 引起消费者的反感, 对于企业的发展也非常不利。所以企业在选择营销方式时必须谨慎, 事前要对消费者意向进行充分的调研。
4.4 引导消费者参与企业社会责任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希望消费者能关注企业的这些行为, 并通过购买、口碑等方式支持企业。对于“社会意识消费者”, 很有效的一种方式就是让消费者知道他们在对企业支持的同时, 也对社会也承担了一份责任, 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如“农夫山泉”的“一分钱”行动, 从2001年“支持申奥”到后来的“阳光工程”到“支持体育事业”, 消费者同企业一道参与了这些公益事业, 农夫山泉的业绩说明这种营销方式收到了极佳的效果。
4.5 企业社会责任营销与其他营销应相互配合
消费者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并不意味着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或服务时只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产品的价格、质量、售后服务、便利等传统因素依然对消费者购买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因此, 企业营销方式不能单一, 而各种营销手段, 也不能是简单的相加, 而应有机结合, 相互配合。
摘要：消费者企业社会责任认知水平近年有了大幅的提高, 促使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同时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企业战略, 实现企业社会责任营销的创新。本文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营销的原则和实施途径。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营销,原则,对策
参考文献
[1].Carroll.Archie B, 1991, The Pyramid of CorporateResponsibility:Toward the Moral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Stakeholders, Business Horizons, 39~44
[2].Webster Jr and Frederick E, 1975, Determining the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ly conscious consumer, Journal ofConsumer Research, 2 (3) , 188~196
[3].郭红玲.消费者视野中的企业社会责任—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消费者调研[J]., 生态经济, 2006, (2)
[4].陈迅, 韩亚琴.企业社会责任分级模型及其应用[J].中国工业经济, 2005, (9)
认知责任 篇2
关键词：社会责任；旅游目的地；游客认知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094-02
我国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目的地面临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压力和影响。类似“地沟油”、拖欠员工工资、废弃物污染环境等不道德行为严重影响了旅游目的地效益，社会各界更加强烈地要求它们承担起社会责任。旅游目的地社会责任不再是旅游企业被动承担，而应该是为寻求旅游目的地长期发展而去主动承担。
国内外关于旅游目的地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仍然相对缺乏。已有的研究大多以定性研究为主，而且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研究。本研究将以定量研究为主，从游客认知的视角，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责任量表进行了调整和修正。
一、文献基础
自“企业社会责任之父”Howard R. Bowen（1953）在《商人的社会责任》中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以来，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对象实现慢慢转移到企业行为。1990年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更加关注从消费者的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最具代表性的定义是Carrol（1991）提出的，包含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它们并不排斥，但是企业的发展首先强调经济责任。道德责任对企业来说是相对较难处理的，慈善责任是企业的自愿行为[1]。然而这个已经被承认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分类，并没有对消费者和公众进行精细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旅游相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研究中，Rachel Dodds ， Jacqueline Kuehnel （2009）的研究把大众旅游经营者社会责任的范围分为员工、社区、环境、经济、顾客五大类[2]。Judy Holcomb， Fevzi Okumus and Anil Bilgihan （2010）从主题公园的角度认为其社会责任包括环境、社区、市场、愿景和价值观、劳动力[3]。Yuhei Inoue， Seoki Lee（2011）指出旅游行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分为员工关系责任、产品质量责任、社区关系责任、环境问题责任和多样性问题责任[4]。Judy L. Holcomb， Randall S. Upchurch & Fevzi Okumus（2007）对饭店社会责任的研究，将饭店社会责任的范围分为社区、环境、市场、愿景和价值观、员工[5]。
二、研究设计
在正式设计问卷前进行了小规模的访谈，以便初步了解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社会责任的关注程度。最后确定本研究社会责任主要包括游客、环境、社区和员工责任。员工责任包括平等机会、合理的劳资关系与待遇、员工发展与培训、健康和安全、对员工关爱；社区责任包括支持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慈善捐赠，扶助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环境责任包括污染防治、能源管理、废物管理、绿色供应链、环境保护意识；顾客责任包括产品质量和安全、健康和安全、公平诚信对待顾客、顾客投诉和抱怨处理。通过问卷调查，回收了315份问卷，有效问卷为276份。以20～39岁的具有较高学历的在校学生和中高等收入的企业职工、企业管理者和事业单位人员为主。
三、数据分析
员工责任、社区责任、环境责任和游客责任的均值在3.84～4.335之间，如表1。社区责任的均值最小，说明大多数调查者对旅游目的地在社区方面的责任认知比较少；游客责任的均值最大，大多数游客对自身在旅游目的地的安全、产品和服务非常重视。另外，被调查者更加看重员工责任中的“提供安全的员工工作环境和条件”和“给予员工合理的工资报酬和福利”、社区责任中的“参加社区的文化、教育、卫生等公益活动”和“为弱势群体提供技能培训、住房等帮助”、环境责任中的“回收利用纸质品、玻璃瓶、厨房垃圾”和“拒绝采购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和服务”、游客责任中的“保障游客的公共和食品安全”和“提供质量合格、安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表明游客更加注重员工工作环境和报酬、社区公益、垃圾回收和产品采购、游客安全和产品质量。
在信度和效度满足的前提下，因子分析得出旅游目的地社会责任的问题项均较好归属于“环境保护”、“游客服务”、“员工保障”、“社区慈善”四个因子。依据每一个因子的线性函数表达式，求出他们对的评价，并进行K-means聚类分析，得到受调查者态度的主要类别。
类别1“员工忽视型”：这类游客群体占总样本量的15.9%，他们认为社区慈善责任（4.03）、环境保护责任（4.63）和游客服务责任（4.54）更加重要，而不太重视员工保障责任（3.65）。这类群体的男性比例略高于女性，年龄相对较轻，主要在20～39岁，学历以大专和本科为主；企业职工和管理者占较大比例，偏向于2000～4000元中等收入水平。
类别 2“社区忽视型”：这类游客群体占总样本量的17.8%，他们更加注重员工保障责任（4.34）、环境保护责任（4.44）和游客服务责任（4.38），而认为社区慈善责任（3.34）不太重要。其中，男女性别分布比较均匀，20～29岁的年轻人群占有较大的比例，以本科学历的企业职工为主体。
类别3 “全面关注型”：这类游客群体占总样本量的52. 2%，这类群体认为旅游目的地四个方面的责任员工保障责任（4.34）、社区慈善责任（4.22）、环境保护责任（4.30）、游客服务责任（4.46），都很重要，这类群体是样本中人数最多的，以20～29岁的年轻人、本科及以上学历为主，企业职工和在校学生人数较多。同时职业和月收入分散程度最高。
类别4“中立保守型”：这类游客群体占总样本量的11.2%，这类群体对员工保障责任（3.21）、社区慈善责任（3.15）、环境保护责任（3.59）和游客服务责任（3.90）重要性的认同度都比较保守中立。这类群体中男性略高于女性，20～29岁的样本占77.4%；以中等偏高收入的企业管理者和技术工作者为主，月收入为中等偏高，大部分为本科、硕士及以上学历。
总体来说，样本97.1%的被调查者都对旅游目的地的员工、社区、环境和游客责任有不同程度的关注和认同。而其他类别的游客群体只占总样本量的2.9%，这少量的游客可能由于他们特别的经历或处于不同角度思考，如员工自身角度，使他们具有不一样的看法。
四、结论
游客心目中，目的地的社会责任包含环境保护、游客服务、员工保障和社区慈善。游客更加看重游客责任，其次是环境责任，再到员工责任和社区责任。环境责任在游客中的备受关注也是区别于消费者对一般企业的看法，而游客对社区慈善责任的较不重视也差异于企业。大部分游客对旅游目的地四方面社会责任越来越关注和重视。
因此，旅游目的地企业应该提升社会责任意识，把游客责任放在首位的同时，顾全对环境保护、员工保障和社区慈善责任的承担；多渠道积极地履行旅游企业社会责任，以游客的需求和利益为导向，关注员工的权益，减少环境的污染和能源消耗，关注社区发展；加强对旅游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积极利用电视、网络等媒介，建立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平台及时传播企业的行为，特别是游客相对看轻的员工和社区责任。
参考文献：
[1]Carroll， Archie B. The Pyrami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
ibility： Toward the Moral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Stakeholders [J]. Business Horizons， 1991，34（4）：39-48
[2]Rachel Dodds ， Jacqueline Kuehnel . CSR among Canadian mass tour operators： good awareness but little action[J]. Inte-
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09，22（2）：221-244
[3]Judy Holcomb， Fevzi Okumus and Anil Bilgiha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what are the top three Orlando theme parks reporting？[J]. Worldwide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Themes ，2010，2（3）：316-337
[4]Yuhei Inoue， Seoki Lee. Effects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
ance in tourism- related industries [J]. Tourism Management ， 2011， （32）： 790-804
[5]Judy L. Holcomb， Randall S. Upchurch & Fevzi Okumu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what are top hotel companies reporti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
认知责任 篇3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11年9月至12月, 课题组在北京市城区分级别随机抽取三级甲等医院6家、二级甲等医院5家进行问卷调查。三级甲等医院中兼顾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每家医院发放100份问卷, 按照医生、护士、医技科室、管理岗位的适当比例随机抽取。全部问卷要求本人填写, 共发放问卷1100份, 回收997份, 其中三级医院543份, 二级医院454份, 回收率90.64%。
1.2 调查内容
鉴于医疗损害责任制度涉及法条和概念比较多, 本次问卷调查比较注重制度的核心内容, 侧重考察了医务人员对医疗损害的概念、诊疗义务及其判断标准、告知义务等项制度的关注程度和认知状况。
1.3 统计方法
调查问卷采用Epidata进行录入, 其后导入SPSS17.0建立相应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分析
2.1 基本情况
总体而言, 调查对象包括医生532人 (53.4%) 、护士255人 (25.6%) 、管理岗位123人 (12.3%) 、医技人员82 (8.2%) 。其中高级职称人176 (17.6%) 、中级职称388人 (38.9%) 、初级职称385人 (38.6%) , 其他38人 (3.8%) 。调查对象对于医疗法律问题“非常关注”和“比较关注”的分别占19.1%和42.8%。31.5%的调查对象关注程度“一般”, “不关注”的占6.6%。其中二级医院的关注程度显著高于三级医院, 两者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2 医疗事故与医疗损害的关系
53.06%的调查对象认为“医疗损害范围更宽”, 37.41%的调查对象认为“两者有交叉”。11.94%的人认为“医疗事故范围更宽“, 回答“两者没有差别”和“不了解”的分别占5.22%和7.82%。经统计学检验, 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的认知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说明二级和三级医院对医疗事故与医疗损害之间的逻辑关系的认知水平比较接近。当问及“若一起医疗差错不属于医疗事故, 医院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62.1%的人选择“不应该”承担责任, 仅有15.2%的调查对象认为“应该”承担责任, 还有22.7%的人认为“说不清”。三级医院应答正确率16.9%, 略高于二级医院的13.2%, 两者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3 当前解决医疗纠纷的基本法律依据
目前, 《侵权责任法》是解决医疗纠纷的基本法律制度, 在所有调整医疗纠纷的法律规范性文件中最具有权威性。然而, 调查显示, 有相当比例的调查对象 (42.4%) 选择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仅有37%的人选择了《侵权责任法》, 选择“不确定”的占8.8%, 另有11.7%的人选择“不知道”。这说明从总体上看《侵权责任法》在医务人员群体中的知晓率比较低。二级医院的认知程度略好于三级医院, 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4 医疗损害可能侵犯患者权利的范围
医务人员对于医疗损害侵权的种类的看法见表3所示。总体而言, “生命健康权”、“知情权”、“隐私权”、“自主选择权”这个四个选项选择人数比较多, 分别占总调查人数的比例为90.57%、71.41%、45.64%和36.31%。三级医院医务人员认知程度明显高于二级医院人员。经统计学检验, 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的认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5 对诊疗规范的认知状况
医务人员对于诊疗规范的认知状况见表4所示。总体而言, 选择人数从高到低的选项依次为:技术规范和标准 (84.45%) 、诊断指南 (65.90%) 、质量管理制度 (55.17%) 、临床路径 (52.56%) 、医学前沿文献 (16.15%) 以及其他 (1.10%) 。三级医院医务人员认知程度明显高于二级医院人员。经统计学检验, 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的认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6 对告知义务及其内容的认知状况
《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调查表明, 医务人员对此条文的性质有着不同理解。71%的调查对象认为该条是关于“告知义务”的规定, 而29%的人认为, 这已经不再是人们通常谈论的“告知义务”了, 而是有关“说明义务”的法律规定。经统计学检验, 二级医院与三级医院对此在认识程度上没有显著差异 (P>0.05) 。这说明医务界对于告知义务的立法转向尚未准确把握。关于向患者告知或说明哪些事项的认知状况详见表5。总体而言, 选择人数从高到低的选项依次为:需要实施手术的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 (84.65%) 、需要实施特殊检查、治疗的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 (78.64%) 、普通诊疗中的病情 (73.32%) 、普通诊疗中的医疗措施 (66.80%) 、收费的详细情况 (43.93%) 和参与诊疗的人员配置情况 (25.98%) 。三级医院医务人员认知程度明显高于二级医院人员。经统计学检验, 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的认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在《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前, 我国医疗纠纷司法解决的主要依据是《民法通则》、国务院2002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下发的《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 这些文件共同构成了医务人员执业的法制环境。《侵权责任法》的出台, 导致医疗执业法制环境产生以下变化:第一, 建立起“一元化”医疗损害赔偿体系。第二, 确立了新的医疗责任体系[2]。第三, 确立了医方的过错评判标准[3]。第四, 进一步明确了医方的免责事由。第五, 突出强调了病案管理的法律责任。此外, 在医院紧急救治制度和增加赔偿项目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调查发现, 医疗损害制度的变迁与医务人员群体法律认知呈现出明显的“背离”现象, 这昭示出医方在适应新制度环境方面还存在明显差距, 比较突出地体现在:
3.1“事故思维”根深蒂固, 制约医务人员对医疗损害基本法律制度的准确理解
《侵权责任法》出台前, “医疗损害”这一概念并未正式“植入”法律之中。《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规定:“不属医疗事故的, 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而《侵权责任法》引入了“医疗损害”的法律概念, 舍弃“医疗事故”概念, 打破了《条例》“不构成医疗事故不赔偿”的规定。该法第54条明确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 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调查表明, 虽然有53.06%的调查对象认为“医疗损害范围更宽”, 并且37.41%的调查对象认为医疗损害与医疗事故之间有交叉。然而, 62.1%的医务人员仍然认为, 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 医院不承担赔偿责任。虽然《侵权责任法》的实施到本次问卷调查时已近2年, 然而, 医务人员不仅依然习惯于沿用“医疗事故”的说法, 对法律规范的理解还“滞留”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文本语境当中。可见, “医疗事故思维”也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考方式影响着其对新制度的有效接纳。这与医疗损害制度中隐含的“法律权利逻辑”是完全相悖的。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医疗事故”概念最早出现在1987年国务院发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 尽管《办法》随着2002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出台而实效, 但是“医疗事故”的概念仍然被法规文本“继承”下来, 医疗事故的内涵也随之充实起来[4]。直至2010年《侵权责任法》的公开实施, “医疗事故”一词有着长达23年的“制度史”。由于侵权责任法并未明确废止《条例》的效力, 目前, “医疗事故”的概念虽然有些过时, 但是仍然继续存在于医疗法律制度环境之中, 这就足以对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产生持久的影响。42.4%的调查对象认为, 当前解决医疗纠纷的法律依据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就足以印证这样的判断, 这不仅说明医务人员群体对《侵权责任法》作为调处医患纠纷的唯一法律依据尚缺乏基本的了解,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普及医疗损害赔偿制度任重道远。
此外, 医务人员对于患方权利认知水平比较低, 大部分医务人员对于医疗行为有可能侵犯患者生命健康权、知情权、隐私权等比较熟悉, 但是对于医疗行为可能对财产权、自主选择权和肖像权等方面带来的损害认识不够充分。本文认为, 这一定程度说明, 医务人员多是从对患方的有形伤害考虑侵权后果, 至于医疗损害可能导致的患者在财产权利、人格权利和精神权利等方面损害缺乏明确的认知。
3.2 立法缺陷增加了医务人员对法律制度的认知难度
法律的最基本功能是为社会主体的行为提供确定的指引[5]。模棱两可的制度设计方案必定造成法律认知上的歧见。医务人员对立法变迁的认知固然受其知识结构、所在单位重视程度、宣教力度等多方面因素制约。这其中立法质量瑕疵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众所周知, 立法者在《侵权责任法》出台后, 其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诸多矛盾之处。医务人员对两者关系的认知偏差就是鲜明的例证。迄今为止, 作为立法者的全国人大都没有明确应该如何协调两者在法律效力上的冲突。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 全国人大制定的《侵权责任法》在效力等级上高于国务院制定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然而, 《医疗事故条例》至今仍然没有被明令废止, 究竟应该以哪一个规范性文件为准成为困扰实务界的一个重大疑问, 并由此引发了关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存废之争。这为医务人员认识上的举棋不定提供了很好的注解。调查显示, “不知道”和“不确定”上述两个文件中以谁为准的的分别占11.7%和8.8%。立法者在态度上的“不置可否”、在行为上的“不作为”无疑会导致医疗损害新、老制度“并存”的复杂局面, 这有可能使得新制度的传播和旧制度“痕迹”的消除均陷入困境。
此外, 立法的不足还体现在医务人员诊疗行为标准的设定上。《侵权责任法》第57条规定, 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 造成患者损害的, 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58条规定,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 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因此, 如何理解“医疗水平”和“诊疗规范”, 对于医务人员提高行医合法性至关重要。然而, 遗憾的是, 《侵权责任法》对“当时的医疗水平”、“诊疗义务”等法律术语缺乏必要的界定, 一定程度上招致了医务人员的认知偏差, 增加了其守法成本, 也会为日后司法审判带来困难[6]。大部分调查对象认为, 应当以当时医疗行业的普遍技术水平作为判断是否存在过错的基本标准。而对行业普遍技术水平的确定, 则取决于医务人员对“诊疗规范”这一个概念的理解。大部分医务人员对于医疗技术规范和标准的规范属性有着比较一致的认知, 至于诊断指南、临床路径和管理制度是否应当归入诊疗规范之列, 有着不同的认识。三级医院的大部分医务人员倾向于将诊断指南和临床路径作为诊疗规范, 而二级医院则比较认可质量管理制度的规范作用。对诊疗规范的认知差异有可能导致医疗质量管理难以取得统一口径。
3.3 告知义务的扩大化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我国的医疗告知制度最早见于1982年卫生部颁布的《医院工作制度》中关于“实行手术前必须由家属或单位签字同意”的规定[7]。其后, 《执业医师法》、《献血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卫生法律、法规和规章相继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讲, 告知义务本应为医务人员群体广泛知悉和深刻理解。而令人困惑的是, 《侵权责任法》第55条的规定是否扩大了告知义务的范围、提高了告知义务的标准呢?一种观点认为该条是关于“说明告知”义务的规定[8]。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从基本法理的角度看, 患方知情权作为公民知情权的一种具体体现, 其本身也兼具有公权利和私权利的双重属性, 其不仅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问题, 其更多时候面对的是具有公权性质的社会公共权力机构 (医院) 和政府机关[9]。知情权作为一种兼有公权利和私权利属性的复合性权利, 其权利保障就需要进一步强化相关法律主体的义务和责任, 因此, 《侵权责任法》明确地使用“说明”的措辞替代“告知”, 提高了先前立法中有关告知义务的标准, 旨在进一步强调了医务人员负有如实告知病情和实施有风险的诊疗措施与手术必须征得书面同意的法定义务。其立法原意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一是现行规定更为强调说明的效果。医务人员既要将诊疗措施与可能风险说清楚, 又要能让患者听明白;二是新增了对替代方案的内容要求;三是对说明对象的顺位进行了明确;四是将以往履行告知的一般要求上升为违反者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形[10]。而大部分医务人员对于实施多年的告知制度出现的重要而不显著的变化并没有真正察觉, 更谈不上提高对该义务的重视程度。
总之, 医务人员对《侵权责任法》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认知, 不仅受制于其自身知识背景和结构的异质性, 还受制于医务人员法律知识学习能力、途径和机制的差异性。更为关键的是, 法律知识的理解和习得, 有着迥异于医学技术工程学科的独特规律。深入领会立法精神内涵, 剖析和掌握像“医疗损害”、“当时医疗水平”、“替代医疗方案”等第一次出现在医疗损害责任制度中的法律术语, 无疑对提高医务人员适应复杂法制环境变迁的能力很有助益。然而, 值得关注的是, 医疗损害责任制度在立法技术上的缺失、以及后续立法协调策略安排上的失误, 无疑加大了新制度在传播过程中以讹传讹地诱发歧义的可能性。质言之, 这正是立法者为建构和优化医疗责任制度引入新概念、新制度的同时可能带来的“负效应”, 客观而言, 立法者在规避某个或某些立法难题的同时, 无形之中又放任了其他问题的滋生。而在这种“单向度的操作主义立法观”[11]的驱使下, 医疗责任立法很可能最终沦为解决医患民事纠纷实体责任归属的技术性措施, 进而忽略对一些本源性问题的根本性解决, 例如医疗损害预防机制的法律定位、普通患者与医学专家在医疗过程中的“商谈”与“合作”机制等等[12]。凡此种种, 对于未来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实施效果都将会产生潜在影响, 这就需要“后侵权法”时代的医疗法律研究高度关注并及时跟进医疗实践中的具体化的法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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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责任 篇4
一、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宏观轮廓与内在逻辑是教学的前提
这是一个较大的课题, 本文旨在以极概括的思路进行勾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首先, 它必须能以极强的逻辑对抗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其次, 它必须有一个极其清晰的具体轮廓。从本质意义上来看, 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换言之, 意识形态必然是特定人类政治共同体中社会生活存在的历史产物, 与一定的社会生活相适应。因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然的, 也是植根于悠久绵长的中华历史文化的土壤之中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日益显现出多元化趋势。基于此, 在新的历史时期, 就需要在一种“价值理性”的范畴中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实现其对多元文化的有效整合, 从而在全球化的“后现代性”语境中, 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提供文化话语权。也因此, 对传统的再次回溯与反思, 并将传统有效地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就显得尤为必要。毕竟, “中国的现代化所蕴涵的不是消极的对传统的巨大摧毁, 而是积极地去发掘如何使传统成为当代中国发展的发酵剂, 也即如何使传统发生正面的功能。”[2]从这个视角来看, 对传统文化深发掘, 并内在地契合于当代中国, 建构起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话语权, 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题中之义。
那么, 由此来看, 西方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主义”意识, 它是植根于西方社会固有的宗教文化意识形态之中的。[3]它强调个体的权利性。自由主义价值观勃兴了西方资本主义。但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 自由主义正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它的反面, “自由主义提倡启蒙, 结果竟成了愚民。自由主义提倡理性, 结果理性成了反理性的有效工具。自由主义倡导的个体自主, 结果变成了个体全面被异化, 被商品化, 成了对个人从心灵到生活的枷锁和奴役……在文化—精神领域, 以个人本位为中心日益原子化的社会, 带来的是人情淡薄、人际冷漠、心理躁动、精神空虚。”[4]这是西方核心价值观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致命伤, 但其在今天仍然充满着极强的魅惑。如何能理直气壮地抵御其对中国当代青年的侵袭?这就需要自身的意识形态话语能有十足的底气。必然的, 在思政课教学中, 首先, 教师应在自身意识中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轮廓与内在逻辑——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中的推陈出新。
宗教意识引出人文意识的觉醒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最大特色。它强调“天地之大德曰生”, 并且这种生生不息的实现并不是外在的全部来自于“上帝”的恩赐, 而毋宁说是在“天垂象, 圣人则之”的基础上, 按照天道规律来最终建构人间合理秩序而达成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愿景。这种文化意识极强地高昂了人的个体主体意识, 同时也因为天道思维的存在而对自然宇宙保持着合理的敬畏之心, 避免了“浮士德精神”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泛滥。它内在地建构起了“个体——他人——自然”的合理布局。马克思所言之“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个人发展的前提条件”亦内在的契合于这一文化思路。
因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可以也应该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的。有别于西方基于宗教文化传统的“个人至上”的自由主义价值观, 中国社会更强调的是以人心的和谐来达成政治社会秩序的有序性, 以责任意识去诱发个体在社会化生活中自觉地履行对自身、社会与历史的担当, 以超脱的审美情趣来达成个体内在性情的端庄。思政课教师教学活动进行之前, 只有从这一比较文化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清晰的认识, 才能明晰思政课教学的最终价值目标。
二、认知、责任与审美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应有的题中之义
思政课教学面对的群体是青年大学生, 当下的青年大学生, 因为网络的普及, 使他们有了更宽扩的视野。但是, 由于网络文化中所具有的“价值馄饨化”, 导致了各种思想观点的大汇集, 在个体价值观日趋形成的青年时期, 青年大学生必然会因为无法分辨网络宣扬中的各种价值而很大程度上导致其对于价值的虚无化判断, 或者更青睐于接受极具魅惑与煽动性的“极端利己主义”思维。这种异化了的“自由主义”思维, 摧毁了旧有的建构于“神性权威”主控下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集体主义观 (新中国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 。但事实上, 这一价值观却是契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 同时也是契合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只是在它宣达的过程中日趋机械化、教条化与模式化, 是与当代社会格格不入的, 甚至是使青年大学生产生逆反心理的关键所在。哲学在人性塑造中有“自觉”与“自愿”两个维度。传统中国哲学更强调的是个体在特定社会氛围中人性升华的“自觉”性。其异质化的表现在于意识形态更多的是动用政治权威来完成全民灌输。很长一段时间内, 思政课教学正是存在着这种心态, 以权威化“迫使”个体接受。这种思政课的教学方式使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达缺乏一种脉脉温情。在价值观多元化发展的今天, 如何能使青年大学生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并内化于心, 指导于行?其关键在于这种宣达必须建立在由“自愿”到“自觉”的过程中, 以循循善诱的教学过程, 在对各种具体价值观的比较中完成, 从而避免旧有教学模式的弊端。那么, 融入“认知、责任与审美”三个价值向度就应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应有的题中之义。
(一) 在教学中以经典案例的讲解启蒙青年大学生的唯物主义认知观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手稿》中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必须让学生认识到, 一切个体均无法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而这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意识相契合的。如何能在课堂教学中突出这一点?这就需要到典型案例中比较教学。在教学过程中, 可以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出发, 通过东西方政治思想的比较来展开。如在教学过程中, 引用典型案例:“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 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理论以及荀子的“人生而能群”理论。在对案例进行归纳性介绍之后, 让学生进行讨论, 并通过引导性的问题设问让学生深入认识到, 不论是作为自由主义产生源头之一的“自然状态”理论, 还是对自由主义进行新继承与发展的“无知之幕”理论, 二者均强调一个重要的前提, 即任何个体均不可能脱离于社会而单独存在。并且, 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人生而能群”的政治思想建构较之于二者有着更为深刻与系统的完善建构。从而引导学生对于自古以来, 中国社会对于“集体主义”意识为何如此提倡, 有一种情感性的认同, 进而消解“极端的功利主义”思维对青年大学生的影响, 在认知观上实现青年大学生对历史唯物主义认知观的价值皈依。
(二) 在历史教学中升华青年大学生的责任意识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曾言及“欲要亡其国, 比先灭其史;欲灭其族, 必先灭其文化”, 由此可见历史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设置中, 有很大部分内容涉及到历史教学。每一个公民只有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有深刻的了解与把握, 才能够由衷升华成一种为之自豪的历史情怀, 并基于这种自豪感而进一步勃兴出一种为国家、为民族努力奋斗的历史责任感。这是在思政课关于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首先认识到的一个价值向度。但本文认为, 旧有的教学过程中, 大多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多的关注的是历史史实与案例的堆砌, 而忽略了对于史实背后的价值提炼, 或者这种提炼更在意于宏大叙事。它当然能使学生把握住历史的脉络, 却忽略了学生对它的情感接受。而使学生感同身受, 并在个体生活中“以史为鉴”, 也应该是思政课教学的价值指向之一。对此, 钱穆曾有过极其精辟的论述。“我民族国家以往全部之活动, 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 之可谓是历史的材料, 而非吾侪今日所需之历史的智识。……历史智识, 随时变迁, 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 有亲切之联络。历史智识, 贵能鉴古而知今。”[5]因此, 如何将历史材料转变为学生由衷接受的历史知识, 是思政课历史教学中必须突出的关键点。
(三) 将“审美”的价值向度铺陈于整个教学过程
前文已指出, 政课教学是宣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前沿中的前沿。旧有教学模式的日趋机械化、教条化与模式化, 使得思政课教学缺少了可让人靠近的脉脉温情, 充满了一种让人高不可攀的冷漠感。因此, 本文认为, 应该在思政课教学中注入“审美”这一价值向度。毕竟, 意识形态的终极价值在于塑造公民个体整全性的人格, 高扬人性的光辉。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更注重基本理论背后所蕴含的各种伦理价值。如在讲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一章节时, 笔者曾以李大钊作为教学案例, 通过案例讲解, 让学生深刻感受传统中国士大夫那种“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 进而去感受传统儒家文化所塑造出的中国魂, 这正是中华美学的根基之一。[6]在讲到“和谐社会“的相关主题时, 可以介入传统儒家与道家的相关理论, 以极其生动的美学呈现, 让学生认识到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性。
思政课的教学不应该是枯燥无味的, 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本质上并不是空洞抽象的。相反, 这一体系充满着历史与时代的生动性与活力, 它在方方面面高屋建瓴地指导着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这就要求思政课教师不仅要深刻把握思政课教学的最终价值目标, 更要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 用生动的、贴近生活的经典案例将高度概括的理论以一种浅显、富于美感的方式呈现出来。目标的实现要求教师首先必须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宏观轮廓与内在逻辑, 同时也要求教师在讲解具体理论时自如地切入多学科视野。当然, 这也就对思政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摘要：通过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过程中向青年大学生宣达国家意识形态, 并将其内化为青年大学生的心理、行为指导准则, 是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本质价值。当前, 基于社会的日益多元化发展, 各种价值在中国社会的激烈碰撞, 导致了思政课教学陷入了一种教学困境, 其根源在于思政课教学价值目标的模糊化, 以及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教条化、模式化与机械化的相关问题所导致。本文认为明晰教学价值目标, 创新教学方式, 在教学过程植入“认知、责任与审美”这三个价值向度, 应是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改革方向。
关键词：意识形态内化,教学改革,案例比较教学,价值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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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责任 篇5
一、恶性增资相关理论回顾
在国内, 对恶性增资问题的研究还几乎是一个空白。境内公开出版物中, 提到恶性增资概念的很少, 据笔者所知, 梁能 (1999) 在论述公司治理结构所要解决的经理层管理能力方面的问题时, 提到了恶性增资现象和有关文献。陈寒玉、陈冬华在翻译Chow等人的文章《中国企业中“恶性增资”现象的广泛性、影响、原因及对策探讨》 (2000) 时, 首次提出“恶性增资”这一中文术语, 并对西方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杨瑞龙 (2001) 在分析国有企业投资扩张与企业财务困境时, 用到恶性增资概念。刘兵军、欧阳令南 (2002) 给出了恶性增资现象的中文概念。刘志远、刘超 (2004) 通过实证研究比较了自辨理论和前景理论在解释恶性增资现象上的效力。但国内专门研究银行不良贷款恶性增资的学术文献, 笔者目前还未见到。
自从Staw在1976年提出“恶性增资”概念以来, 国外学者对恶性增资行为进行了大量研究, 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提出恶性增资的理论解释, 分析恶性增资的影响因素和研究如何对这种现象进行有效的控制等方面。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恶性增资现象提出了许多种理论解释, 如经济学角度、心理学角度、行为学角度等 (Brockner, 1992) , 比较重要的理论有:自辨理论、前景理论和代理理论等。
1. 自辨理论。
自辨理论认为, 在出现负面信息的时候, 对投资项目负责人的个人比不负责的个人更容易追加投资。所以, 当一个人参与了初始的项目投资并且有负面信息出现时, 恶性增资就更容易发生。自辨理论的观点是“个人会千方百计地使他们以前的行为合理化, 而不承认在感觉上已意识到的错误” (Staw&Fox, 1977) 。在自辨理论中, 恶性增资行为被认为是由回溯理性引起的, 而当决策者并不对初始投资的失败负责或初始投资是成功的时, 决策者没有选择恶性增资的显著倾向。
2. 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认为, 决策者在心理损失区域偏好风险, 而在利得区域厌恶风险。Whyte解释到, 前期投资产生的沉没成本对其决策者来说是确定的损失, 如果承认项目失败而放弃增加投资, 决策者就要承受这个损失;相反, 增加额外投资虽然可能导致更大的损失, 但也存在盈利的可能, 即使这种可能性很小, 在两个损失之间, 决策者宁可冒险选择增加投资也不愿意接受确定的失败, 因此决策者在巨大的沉没成本面前会表现出恶性增资倾向。
3. 代理理论。
代理理论认为当委托人的目标与受托人的目标出现不一致, 且委托人监督受托人行为的成本很高或根本无法实现时, 代理问题产生。关于项目将来的运作和发展, 如果受托人有私有信息, 委托人就不能完全地监督受托人的行为, 这时, 双方信息是不对称的, 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目标冲突将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 会促使受托人采取恶性增资的行为, 这样, 受托人希望实现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而牺牲了委托人的利益。
以上我们简单回顾了恶性增资相关的理论, 其实从本质上看, 绝大部分的理论主要是从认知和责任角度来探析不良贷款恶性增资形成的原因, 下面结合中国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从这两个角度详细探讨。
二、认知与责任对银行不良贷款恶性增资的影响
随着银行风险管理意识的不断增强和电子系统的不断完善, 加上有较为完善的业务操作规程、业绩考核评价机制和奖惩机制, 还有近年来对信贷人员的培训更为重视, 银行对导致不良贷款恶性增资的项目因素、结构因素、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都有一定的防范和预警能力。但是, 另一方面, 由于银行业目前竞争压力的加大, 信贷人员面临扩展客户市场的压力和刺激, 而且一旦信贷项目开始走流程, 信贷人员容易产生将项目继续下去的情感和欲望, 在分责制下就容易引起恶性增资。当企业面临财务危机时, 信贷员总是必须从是否增加给它的贷款中作出决策。信贷人员必须慎重考虑他们的贷款决策:是避免恶性增资风险从而面临失去客户风险还是维持客户关系并且承担恶性增资风险。事实上, 信贷人员的工作通常有两个任务:业务增长和风险管理。当一家投资不足的企业为其项目申请贷款时, 信贷人员必须考虑:该项目经济上是否可行;客户特性;信誉状况;管理能力;抵押品的价值;偿还条款。一般情况下, 经过信贷评估, 信贷人员将对新项目提出建议。
在这一过程中, 信贷人员可能会对贷款项目产生情感。在Lewicki (1980) 做的一系列访谈中, 信贷业务员和信贷管理者将情感因素作为增资的一个主要原因。一旦一笔贷款申请被立项, 信贷人员就自觉有将该笔贷款落实的个人责任。如果企业持续陷入财务困境, 总在寻求额外的信贷支持, 信贷人员就必须冷静考虑一下, 在对该项目产生的感情、企业是否可渡过目前困境、因发展了劣质客户且恶性增资可能须承担责任间进行权衡 (见图1) 。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研究Staw&Ross的信贷环境模型可以发现, 恶性增资的概率取决于贷款关系的个人认知和恶性增资责任哪个更为显著。如果一名信贷人员营销了一笔贷款业务, 他对于该企业的信贷关系就有很强烈的认知, 因而在后续决策中更倾向于追加贷款。而信贷员个人负责制由于增加了信贷人员责任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恶性增资概率。
曾经有些研究认为个人负责制会增加银行不良贷款恶性增资的概率 (如Fox&Staw, 1979) , 他们认为个人负责制使信贷员竭力避免承担过去决策失误的责任, 信贷决策者通过对形成不良贷款或有此迹象的企业增加贷款寄希望于企业能扭转困境从而消除不良避免承担责任。这一观点在过去可能是成立的, 但随着各银行信息系统和信贷管理的不断完善, 银行内部的信息不对称情况大有改观, 信贷人员个人很难隐瞒企业的真实状况, 贷后检查也可以防范类似情况。不过, 由于个人负责制, 信贷人员人人自危, 容易导致“惜贷”现象, 从而使得信贷增长与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不能协调。因此2000年后, 各银行纷纷实行审贷会制, 集体负责。在这种制度下, 贷款恶化就可以很轻易地被归因为不可预见因素而不是初始决策时决策者没有充分估计可能的风险, 因为一般来说, 各行审贷委员会的委员组成是相对稳定的, 一般由行长 (或分管信贷的副行长) 、信贷业务部门、风险管理部门、稽核部门等的经理组成, 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是相对固定的。审贷会制的原意是集体决策可比个人决策更准确估计风险, 但实践中, 集体决策也暴露了很多弊端, 如集体负责意味着无人负责。
从中国近几年集体负责制的实施中我们发现, 集体负责制减轻了信贷决策者恶性增资的责任, 在审贷会决策下的恶性增资, 信贷决策者承担的责任远远小于个人负责制下的决策者。信贷决策者虽然也可能被批评, 但他可将恶性增资归结为维持银企良好客户关系的无私心的行为。初始决策认知与决策责任间的关系, 我们发现, 只有当决策者有理由恶性增资时增加决策责任才能降低恶性增资的可能, 否则没有特别的理由, 决策者不会进行增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信贷员在贷款业务中产生的个人认知越高, 越容易做出增资决策;而一旦其所需承担的决策责任低时, 恶性增资发生的概率就提高。其实, 不仅是信贷员的认知和责任会影响到恶性增资的发生概率, 信贷员的级别也会对此产生影响。一般认为, 高层信贷决策者, 比如行长、副行长或信贷经理容易认为自己享有信贷免责, 一定情况下容易造成恶性增资。
三、策略建议
随着中国商业银行改革的不断深入, 经济、法制等宏观环境的不断好转, 为降低不良资产占比、提高信贷资产质量, 银行需要做的是不断省视自己, 多从自身找原因, 然后对症下药。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恶性增资的成因很大部分在于银行体制、责任制度、信息系统以及信贷人员素质不够完善, 这就需要首先建立现代银行制度, 完善法人治理机制;建立科学的信贷决策和信息环境;提高信贷人员的心理素质和业务素质;并加强监管和审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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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责任 篇6
1 国有企业管理者社会责任认知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本部分的统计工作使用Excel 2007来完成。文中所示百分比是以某个选项被选择的次数除以有效问卷分数,代表选择该选项的人次在所有填写人次中所占的比例。
(1)在对社会责任内容的认知方面,扶贫和救灾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占据重要位置,管理者对社会责任内容的认知存在一定片面性。调查结果显示,分别有78.3%和52.6%的管理者认为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内容应该涵盖扶贫和救灾,这既是因为扶贫和救灾简单易行,投资较低,曝光率高,能快速提升企业形象,也是政府施加外部压力的结果。但社会责任的其他内容如环境保护(23.7%)、社会基础建设(37.1%)和社区公益(41.2%)等的重要性则相对较低。在企业的表现上,也呈现出问卷调查一致的结论,如广西某家区直国有企业发布的《2014社会责任报告》中,指出该公司在2012—2014年投入500多万元用于帮扶贫困村基础建设,修建水泥路和兴建大型立体水池,而在该公司网页社会责任版块,报道公司扶贫的新闻数占据30%以上,这也显示了在对外宣传上,公司也认为扶贫是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
(2)在对社会责任履行主体的认知方面,政府引导占主导作用,企业作为社会责任履行主体的意识有待普及和提高。调查发现,虽然有64.9%的管理者认为“企业自觉履行”是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有效途径,但更多的管理者认为“政府引导”(79.4%)是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首要手段,而“法律强制”(35.1%)也占据重要地位。换言之,在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途径上,更多的管理者认为应该实施外部压力机制,外部压力机制优于内部动力机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应对外部压力的被动结果。但从根本上而言,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企业自治的重要行为,其主体应该是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既应该是企业自主决策的选择,又是企业行为自治的表现。
(3)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带来的结果方面,国有企业管理者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结果的认知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否实现企业预期的结果,现有研究结论呈现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帮助组织实现战略目标;另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增加企业的财务负担和运营负担。本文的调查结论印证了现有的研究结论。第一种观点是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带来好的结果,所幸持有此观点的人数占据大多数。数据显示,96.91%的受访者认为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树立企业良好的形象,这也是大部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动机之一。近70%的受访者认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带来或者促进企业长期收益实现。但也有66.7%的受访者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增加财务成本和财务负担。
2 国有企业管理者社会责任认知存在问题的原因
2.1 社会责任理念尚未深入管理者的认知层面
部分区直国有企业管理者对所在企业的社会责任内容和履行主体认识不到位、不全面,以为只要使国有资产增值保值、合法经营、依法上缴赋税便是做好了这项工作,没有意识到公司必须处理与股东、员工、消费者、竞争者、社区、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多数研究对象在特定业务和经营领域具有垄断性,也不希望社公众了解太多经营和管理的细节和范围,市场竞争压力相对较小,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不足。
2.2 政府主管部门监督的范围和深度有限
从理论来说,政府应该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扮演者引导者和监督者的角色,但在实践方面政府引导和监督的作用有限。虽然政府相关部门有所行动和作为,如2015年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与广西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共同主办广西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但该年也仅有12家企业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然而,由于缺乏跟进措施和具体的配套方案,也没有对行为结果的检查,使得发布的相关政策的作用力大大减少,社会反响一般。
2.3 非政府社会监督组织缺位
目前,我国的非政府社会组织建设刚刚起步,由于受到管理体制的限制,通过合法渠道取得法律地位的社会组织大多有深厚的政府背景,而大量比较活跃且有着社会基础的民间组织被拒于合法框架之外,这严重限制了社会组织的规模和发展速度。社会组织难以独立承担建立行业社会责任标准、履行行业社会责任监督等职责。在政府力所不能及的领域,社会组织更是无法及时补位,经常处于缺位状态。处于欠发达、后发展地区的广西,非政府社会组织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督角色缺位体现得更加突出。
3 改善国有企业管理者社会责任认知的对策
3.1 通过培训、教育和考核等手段来深化企业管理者对社会责任的认知
教育是学习的一种较为典型的形式,教育可以改变管理者的认知,教育会对管理者制定社会责任决策时的思维模式及其决策的客观性、科学性产生重要的影响。建议广西国资委、工信委等政府职能部门和有关行业协会定期组织针对区直国有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的企业社会责任专题培训,同时党委组织部门针对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举办的各类党校培训班,应增加企业社会责任相关课程,以提高企业高层管理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水平。与此同时,广西国资委、环保厅等政府部门也可出台相应的规章和制度,进一步明确企业社会责任范畴,并把履行结果与年度考核、评优和职位晋升等挂钩。
3.2 明确政府在改变管理者社会责任认知中的角色
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角色定位可以归纳为2个方面。一方面,政府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和引导者,政府有义务普及企业社会责任意识,遴选和推广榜样企业和榜样经验。另一方面,政府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督者,政府可以适当通过一定的考核、监管和执法机制,确保企业切实履行好其应有的责任。广西国资委作为监管部门,应加强政策引导和监督,建议发布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实施细则等相关文件,明确相关鼓励和惩罚措施,以发挥各监管企业社会责任的主体作用。
3.3 巩固和保障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
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需要各种社会组织和力量的参与。社会组织包括行业协会、科研机构、社会媒体、非盈利部门和人民群众等。其中,行业协会和社会媒体在企业社会责任监督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监督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行业协会既可以对国有企业所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广而告之,强化他们履行责任的意识。同时,行业协会也可以组织行业内的企业编制和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找出与发达省份的差距,以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外,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建设必须建立以稳定的社会舆论为基础。政府对外公布的多项制度措施通过社会媒体来完成对外公布,公布后的各项措施是否执行到位同样有社会媒体来监督,并将监督结果对外发布,由此起到监督作用。
4 结语
企业管理者社会责任认知是管理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是什么、为什么履行、如何履行和履行将得到什么结果等的认知模式,是管理者对以上信息进行感知、筛选和概念化的方式,并以此指导其决策与行动。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既需要管理者加强企业社会责任认知,树立企业是履行社会责任主体的意识,也需要相关政府部门、社会组织有效地发挥引导、监督和宣传作用。企业高水平地履行社会责任是管理者、政府和相关社会组织共同作用的结果。
摘要：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成分,国有企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国有企业积极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是国有企业社会属性的体现,也是企业树立良好形象、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有力手段。而管理者在企业运营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对国有企业是否应该履行、如何履行社会责任的认知非常重要。文章以广西区直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为调查对象,关注这些企业管理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评价和诊断广西区直国有企业管理者社会责任认知的现状及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意见,以期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
关键词：区直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认知,改进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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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责任 篇7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二、三院,广东省第一人民医院,广州市肿瘤医院的部分医务人员。
1.2 研究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与个别访谈法,采用SPSS20.0进行统计分析:对认知和需求的差异采用列联表资料卡方检验;对有显著性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在回归中,经似然比检验,P值小于0.05时,入选的因素能作为解释变量。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次实际调查对象共413人,有效应答问卷共363份,有效应答率为87.5%。调查对象的特征:男女人数比141∶222;医师、护士、医技师、行政人员的人数比是143∶89∶63∶68;工龄分组≤5年、6-10年、11-15年、16-20年的人数比是176∶98∶17∶43∶29;医护的内科与外科人数比是151∶73。
2.2 医务人员对医责险的认知
2.2.1对医责险的了解程度与途径:9.9%的调查对象表示比较了解,75.2%表示了解一些,14.9%表示完全不了解。调查对象的不同特征对医责险的了解程度无影响。对宣传途径选择率进行排列:报刊网络等传媒途径(38.0%)、首次了解(36.0%)、上级派发的资料(25.6%)、保险公司(医调委)推荐(19.8%)。
2.2.2对医责险的态度:83.2%的调查对象认为有必要,16.8%认为没有必要。有必要的理由与人数占比分别是:缓解职业压力66.1%、缓解医患矛盾60.9%、减少防御性医疗行为52.6%、实现对医生的优胜劣汰28.1%、听从单位的安排10.5%。62.5%的调查对象认为利大于弊,36.1%认为不清楚,1.4%认为弊大于利。回归分析中,了解程度因素对医责险态度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对于不清楚,较了解组比完全不了解组更容易认为医责险利大于弊(P=0.004),见表1。
注:模型拟合时自动以不清楚 =3、视情况而定 =3、医院 =4 为参照组,以完全不了解 =3、≥ 21 年为基线类。
2.2.3对医责险的作用评价:在对医责险的五项作用评价中,对责任心增强、促进医疗纠纷有效解决两项作用没有人数相对集中的评价。对改善从业环境、减轻从业压力、第三方有利于解决医患问题三项作用,除医技(师)外的其他岗位、系列持正面积极评价的人数占比均超50%。
2.3 医务人员对医责险的需求
2.3.1医责险的购买意愿:88.4%的调查对象表示希望医院为其购买医责险,1.9%表示不希望,9.9%表示无所谓。57%的调查对象表示只要数目合理,愿意负担部分保费。
2.3.2投保主动性:如果医院不代办和缴费,需自行投保,表示会的占18.7%,不会的22.9%,视情况而定的占58.4%。经检验,工龄组、了解程度分别与投保主动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8),且均经线性趋势检验有统计学意义(P≤0.05)。视情况而定的组内选择率随工龄增长呈减少趋势,随了解程度加深而会自行投保的概率加大且投保趋向更明确。经回归分析,≤5年和6~10年组较≥21年组更多选择视情况而定,即工龄较短的更容易选择观望。
2.3.3期望医责险理赔范围: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希望医责险保险的范围主要是医疗意外、医疗事故 和医疗过 失 , 分别占94.2%、85.4%、80.2%。72.2%的调查对象表示不同科室应购买不同额度的医责险,且具有显著性差异(P=0.024),外科比内科的人占比更高。
3 讨论与建议
3.1 医务人员对医责险已普遍认知,但认知水平亟待提高
有75.2%的调查对象对医责险处于了解一些的状态,大部分人认为医责险利大于弊。这表明自从2011年广东实行医责险统保以来,广州市医务人员已普遍认知医责险,但是认知的程度仍较低。在以机构为投保主体的购买方式前提下,购买的单位极少向医务人员告知或培训。而结果显示,了解程度直接影响医务人员对医责险的态度和投保主动性。因此在医务人员群体和社会其他人群中积极宣传与推广医责险具有重要意义,为医责险的发展和纠纷调解工作营造“懂险、用险”氛围,改变传统不良纠纷处理方式,激发合理的需求奠定思想基础。
3.2 医务人员对医责险的需求较为强烈且具差异化
结果显示,83.2%的调查对象认为有必要购买医责险,57%的调查对象表示只要数目合理,愿意负担部分保费,72.2%的调查对象表示不同科室应投保不同额度,医师(外科)所表述的主观需求最高。可见医务人员对医责险的需求较为强烈且多样化。这与医疗行业是高风险行业以及职业岗位风险大小不同有关。传统纠纷处理方式已无法满足纠纷处理需求,亟需创新庭外调解的医疗纠纷处理第三方的方式。加之多点执业政策的推进所导致纠纷中的个人责任加大或不清晰,也必然正向刺激对医责险发挥经济损失转移和纠纷处理转移作用的需求。
3.3 较多医务人员对医责险采取观望态度
从管理者 深入访谈 材料中分析,医务人员对医责险采取观望行为的原因主要包括三方面:
医方:目前广州地区一线医务人员对医责险的认知水平较低,而院方基于既往风险所建立的纠纷处理模式和对自我声誉保护的考虑,认为经济损失对经济情况良好的大型医院而言影响不大。基于医疗质量和医责险长期发展的考虑,部分人员存在医责险应该完全释放本院的管理成本和完全从纠纷中脱身的不合理期望。
医责险制度自身的缺陷:主要集中在投保主体、保费厘定、承保范围、理赔流程等方面的设定不合理和缺乏科学性,这与已有研究是一致的。这些共性的问题必然大大减弱纠纷处理效果,也是院方做决策的主要关注点。
相关的第三方:保险公司的营利性、“医调委+医责险”中的医调委的中立性和权威性以及鉴定机构独立性与权威性使医责险遭到质疑。建议可利用现有的权威学会会员库,争取合作性人才储备、技术和经验支撑。成立权威的鉴定机构和鉴定制度,如意大利成立的首席法医部,通过其严谨的鉴定制度能给出不同层次专家鉴定意见,使患者医生医院满意而快速达成协议并减少诉讼数量。
3.4 医责险需要完善和更具灵活性
医责险制度自身缺陷的改善,需要保险公司利用经验数据与成功案例,积极与院方或个人进行需求沟通:(1)基于多样化的需求,建议发展与推广包含意外险等的医责综合险,海南、深圳、上海等地的模式已包含意外险,而近年北京多家大医院正在试点手术意外险。(2)保费制定中,除了需要根据医院规模、科室风险差异外,应与风险自留所建立的质量与风险自我管理体系评估挂钩,合理区别保费缴纳。(3)借鉴交强险实施的重大事故预付制、美国的允许赔偿结构性支付,科学制定保费,避免大金额赔偿冲击,同时快速理赔而缓解对立情绪。(4)关注纠纷处理与理赔流程的改造,确保通畅与简便,节省行政管理成本和时间成本。(5)投保主体的重新定位。政府肩负着监督职责,应积极应用税收政策等保驾护航,确保医责险的非营利性、医调委和鉴定机构的中立性和积极性。深圳推行的院方+个人为投保主体的模式取得显著实践效应,多点执业政策使得针对个人责任的医责险拓展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摘要：目的:基于医务人员的认知与需求,对医责险发展路径提出建议。方法:抽样调查部分医务人员,个别访谈某管理人员。结果 :75.2%的调查对象表示对医责险有一定了解但不多;医务人员的主观需求强烈且有显著性差异(P≤0.012);医务人员对医责险较多采取观望行为。结论 :关注差异需求,建立灵活机制和完善医疗责任险。
认知责任 篇8
《中国教师》:近年来, 教师对学生恶语相加、身体惩罚、器官伤害等现象时有发生。您怎样看待这些现象?责任是否全在于教师职业道德的丧失?
边玉芳:我认为要一分为二地来看待这个问题。不排除有一部分教师的确存在人品、道德问题, 但有些事件也是教师自身巨大的心理压力或焦虑所造成的。我一直很关注这样的案例, 据我了解, 浙江温岭幼儿园虐童事件的那位教师自身生存境况不是特别好, 尤其是感觉到生活中没有乐趣。对那位教师来说, 拧孩子耳朵这样一个动作只是为了寻开心, 在其中感觉到平淡无味的生活中有了一点刺激和添加剂。但是, 从学生成长的角度考虑, 这样的行为给孩子造成的损害不仅仅是当时的, 而且是一辈子的。
这类事件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 至于如何杜绝这种现象, 需要对一部分教师加强师德教育和道德教育, 但仅仅靠师德教育是远远不够的。教师也是人, 他们有自身的需要, 包括物质需要和心理需要。特别重要的是教师自身的心理需求是否得到满足, 包括能不能在工作职业中感到幸福、感到有成就感、感到劳动成果得到尊重……所有这些都会影响他们的心理, 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
所以, 我们需要从一个立体角度来看待这类现象, 而不能一出现问题就简单地去责备教师没有道德, 要求他们必须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才配当老师。如果对教师只有要求而没有关怀的话, 我觉得就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杜绝这个问题。即使我们对教师有要求, 也不是每一名教师都能做到。从根本上来说, 就是要激发教师对事业的热情, 让教师真正觉得能从这份工作中感受到乐趣。当研究学生、关怀学生成为教师的第一需要, 而教师自身也有这样的心情、认识和精力来做好这份工作的时候, 这个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中国教师》:此前, 成都市一项调查结果表明, 在2 000多名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教师中, 有63.2%的教师希望自己接受心理健康咨询, 其中10.36%的教师还认为自己急需接受咨询。您怎样看待这一结果?教师心理健康的现状如何?
边玉芳:我觉得不要拘泥于这些具体的数字, 对这两个数据我无从判断, 但是有一个现状是客观存在的:当前很多教师感到压力巨大, 希望有途径去排解压力, 包括通过心理咨询等各种方式。这个调查结果其实是提醒我们一定要关注到教师这个群体排解心理压力、改变自身情绪的需要。
如果说有心理问题甚至于心理障碍的教师, 比例一定不会太高, 从主流上来说, 教师群体中的大部分应该都是心理健康的, 这个应该得到肯定。但是我们今天讨论教师关怀的问题的目的是希望教师不仅仅心理健康, 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乐观向上的情绪, 能够控制自我情绪, 在生活中感受到教师职业的幸福感, 能够觉得从事的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有成就感的、有价值的职业。
因此, 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这样来看:一方面, 教师群体里确实有一部分教师存在心理问题, 他们应该成为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在众多的职业中, 教师职业是非常特殊的。国外有调研发现, 警察、医生和教师都属于职业倦怠感比较高的职业, 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跟人打交道, 工作对象都是人。特别是对于教师来说, 工作对象还是发展中的人, 在人与人的相处中难免会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另一方面, 我们应该让所有教师都感受到心理关怀, 让他们有更积极、更幸福、更有意义的人生。教师自身应该具备一些自我调节的能力, 如果教师自身没有相应的方法, 那么我们的学校、相应机构都应该想办法让教师学会自我调节的技能。
《中国教师》:在回答“工作中感到最焦虑的问题”时, 很多教师给出的第一个答案是“压力过大”。在中小学基础教育中, 教师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
边玉芳:社会、学校、学生以及教师自身需求等各方面都会影响到教师压力的形成, 是他们压力的来源。
(1) 来自社会和学生家长的压力。这些年来, 教师问题之所以越来越多, 实际上就是因为整个社会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教育已经成为国计民生的重要部分, 教师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广泛关注, 全社会, 特别是学生家长对教师的期许大幅增加。
(2) 来自学校、教育局等上级部门的压力。我们在一些调查中发现, 很多教师都会说到上级部门整天搞评比、提各种各样的要求, 其实给他们真正用于教学的时间并不多。另外, 学校不同的氛围、管理文化也会给教师带来不同的压力。
(3) 来自学生的挑战。在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里, 教师必须是权威, 教师应该比学生懂得多。但实际上, 现在的教师已经越来越难做到是权威了。原来的学生只能通过教师的教学来获取知识, 但是在信息化社会, 学生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太多了, 学校教育只是途径之一, 学生在社会中接受了很多不一定正确的东西。所以, 如果教师又不重视自我学习、自我提升, 就会觉得自己对学生的控制感越来越弱, 教师控制不了学生, 从心理上就很难真正地获得成就感。加上很多教师又觉得教师这个角色在学生面前不能示弱, 长此下去, 这种压力就会积累。
(4) 教师自身的生活状况。教师的工作时间非常长, 除了正常工作时间, 有些任务还会带到家里, 可能在周末还得考虑怎样设计教案、怎样开好班会、怎样带动整个班级的学生等等。因此, 很多教师都没有业余爱好, 没有丰富的生活, 也就很难有一种排解情绪的方式。在日常工作中, 教师跟孩子打交道, 越是低年级的孩子越是处理一些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对孩子来说, 这些事情其实是有很大意义的。其实, 教师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 最好的地方就是教师能够在与学生的接触中感受到一种生命的活力, 教育就是一个生命影响另一个生命, 是两个生命的碰撞。但是, 如果教师在其中不能真正做到心灵与心灵的碰撞, 不能真正是用一种生命去带动另一种生命, 不是从中感受到真正的热爱的话, 那么, 长久地面对一些琐事, 就会觉得这个工作极其无聊。加上收入又不算高, 就会觉得找不到生活的意义, 也就很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中国教师》:对自己目前的工作状态进行评价时, 51.8%的教师选择了“疲于奔命”这个答案。在我国社会转型期, 中小学教师面临着怎样的生存现状?
边玉芳:这里我谈谈教师收入和生存状态问题。 (1) 不同地区教师的收入和生存状态存在差异。实行绩效工资以后, 教师的收入普遍提高, 地区内部收入差异一定程度上缩小。但是, 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教师对工资是否满意, 有时在一些收入很好的地区, 还是有一部分教师对生存状况不太满意。这不仅仅是由于收入水平、社会地位的问题, 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所得到的与所付出的不平衡。所以, 教师们有时候抱怨收入不高, 其实并不一定是对绝对收入不满意, 而是觉得自己付出的与得到的东西不能匹配。理性来说, 当今教师的收入和地位应该还是有所改善的, 但是还抱怨不够高, 这与自身的心理期望有关。
(2) 性别问题。在男教师和女教师中, 男教师毫无疑问会感受到更多的生存压力, 这主要也是由于社会对男性和女性所赋予的责任不太一样。在中国社会, 男性的社会责任更重, 对于家庭的经济贡献所要承担的比例更大, 因此, 男教师对物质的要求高于女教师, 也就更容易产生对收入方面的不满情绪。
《中国教师》:随着德育工作的深入, 从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到广大学校, 学生的心理健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然而, 对广大教师的心理关怀却少有提及。是什么造成了这个长久以来的盲区?
边玉芳: (1) 与传统教育观和传统文化有关。在传统教育观里, 学生是弱者, 教师是强者, 教师作为教育者, 对他们更多的是要求和规范, 校长则是作为管理者去管理教师。在整个中国传统社会, 对人的心理的关注都是不够的, 所以对教师也没有关注。不仅仅是对教师不关注, 包括对学生, 也是因为有负面事件不断出现而慢慢开始重视的。所以, 这是由于我们的传统文化长期以来对于人的心理关注不够所造成的。
(2) 与对教师影响的认识有关。教师心理健康对学生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但是我们对此的认识也还不够。教育心理学有这样一句话, “教师是学生的重要他人”。所谓“重要他人”, 就是在人的发展过程中, 对其个性、人格形成有重要影响的人。在中国, 这个“重要他人”通常就是家长和老师, 这是对个人成长最重要的两类人。我们之所以要对教师特别关注, 就是因为不管社会如何发展、教师角色如何变化, 在教师与学生的这对关系里, 教师是主要的, 教师是一个强势的角色, 学生则相对弱势。教师的一言一行, 甚至在话语里暗示的一些东西, 孩子都是能读懂的。正如教育心理学著名的皮革马利翁效应, 教师期望对学生的影响巨大得超乎想象。
所以, 从两个角度我们都需要来关注教师心理:一是教师自身作为一个人, 就会有人的各种心理需求, 他们从内心追求生活的幸福;二是教师作为一个特殊职业, 作为学生的“重要他人”, 教师的心理状况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发展。
这几年来, 北京师范大学及我本人与我的研究团队也对很多中小学教师做过改善职业倦怠、提升职业幸福感的相关培训和专项研究。通过让教师学会一些简单的自我调节方法, 让区域、学校进行管理改革、教师评价制度的改革, 从区域、学校及教师自身各方面的调整与改革入手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效果应该说也是很明显的。我们已经做过一些工作, 但是这样的区域、学校确实还是太少, 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中国教师》:职业幸福感是教师心理关怀的重要方面。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主要来源于何处?影响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因素有哪些?
边玉芳:提升教师的幸福感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是提升教师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幸福感, 二是提升教师职业的幸福感。
(1) 人的幸福。讲到一般的幸福, 首先需要澄清一些概念, 比如“幸福到底跟什么有关”。我们一直认为幸福与金钱有关, 实际上, 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 幸福有一个基本的金钱水平作为底线, 最起码要能够满足温饱, 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如果吃不饱穿不暖, 幸福感也不会太强。所以, 我们关注教师的幸福感首先需要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 物质的增长与幸福感的增加并不是两条平行线, 也就是说, 并不是钱越多就越幸福。国外有专家调研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幸福感的关系。以美国为例, 从二三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 美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上升期, 国民幸福感曲线也呈上升趋势。而现在, 美国的经济情况应该比六七十年代发展得更好了, 但是, 从六七十年代到现在, 国民幸福感的水平却一直处于一个平衡状态。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许多国家, 随着经济发展, 国民的幸福感并没有一直增加。
幸福是一种纯粹的个人主观感受, 与外界物质条件等因素没有绝对关系。在工作中是否感受到尊重, 认为工作是否体面, 对生活的控制程度, 心灵是否足够自由, 自身能否得心应手地完成工作, 是否从中感受到人生的价值和真理等等, 包括个人对“幸福”的定义和理解, 都是影响人的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我们发现, 怀着感恩之心的人更能感觉到幸福, 他们会觉得有很多人在关心自己;有自己的休闲时间的人、自我成就感高的人也会觉得更幸福。
(2) 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人的幸福感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教师来说, 他们能否在教师职业中感觉到幸福, 这又受很多因素影响, 比如教师如何看待这份职业、是否感受到这份职业带给自己成就感和足够的自由等等。但是, 让教师认识到职业的意义并不能仅靠道德说教, 而是要真正去打动他们, 让他们从内心体会到这个职业的确相对来说足够稳定, 能够让那么多学生毕业以后还记得自己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让教师从内心认同自我价值。
教师首先是一个人, 人的幸福跟年龄的关系与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也密切相关。小时候, 人的欲求是很小、很简单的, 有东西吃、受到爸爸妈妈的表扬就已经很幸福了;后来就觉得还要有男朋友或女朋友, 要有爱情, 要买得起房子和车;再后来还要在社会上有地位……但是到了老年之后, 反而觉得家人平安、身体健康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 我们提倡教师即使在不同年龄段, 也要学习老年人对幸福的心态, 明白生活其实可以很简单。当你明白了金钱未必能够带来幸福的时候, 就会觉得在平凡的生活中去感受幸福才是生活的真谛, 这是教师应该具备的一种基本能力。
中国人现在很多时候没有信仰, 没有底线等等, 其实这些都是不幸福的根源。这个话题讨论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然后才发现人有这么多问题。我们都知道问题的根源与社会有关, 但是现在能做的就是在社会还没有大改变的情况下, 试着来改变自己。假如这个社会无法改变, 教师自身至少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做, 那就是改变自己对于生活的欲求, 意识到人真的不需要那么多, 要学会感恩。
《中国教师》:职业倦怠是教师最常见的心理问题之一。面对职业倦怠和职业枯竭的潜在威胁, 学校和教师自身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化解?
边玉芳: (1) 丰富自己的日常生活。教师的生活的确比较枯燥, 在与学生打交道中处理的都是非常琐碎的一些事情, 但是在其中教师依然可以做很多事, 比如怎样让自己的日常生活丰富多彩起来。在平凡的生活中感受到乐趣, 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 也是每个人都需要具备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研, 问教师“难得有一个周末或者难得有一天晚上没课, 你会干什么?”大多数教师的回答是“看电视”。当然, 如果你真的非常喜欢看电视, 每次看电视都很快乐的话, 那也很好, 但是很多教师却是因为除了看电视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 这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 教师们一定要学会充分利用有限的休闲时光, 每天都有哪怕一点点时间沉浸在一个令你特别快乐的事情里。你要找到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可以很简单、很个体化, 比如白岩松在他的书里就写到他闲暇时喜欢干的事情就是逛北京的胡同。再比如对我个人而言, 我的工作也是非常忙碌的, 每天也感觉时间不够用, 但是我每天睡前都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看一点我自己喜欢的书。我看书的种类非常杂, 在这个时间里我不太会看专业书籍, 时间比较充分时我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 有时候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看一些《读者》《格言》《青年文摘》之类的杂志。这是一种非常放松的状态, 方式是完全个体化的, 只要是让你感受到生活有价值的一样东西, 而且又是每天可以做的, 每天就应该做一做, 只要几分钟就足够了。
(2) 建构一个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人有时候一定要知道求助于别人, 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一定要有几个好朋友。包括教师自己的家庭, 怎么处理好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都是学问, 比如可以去看一些如何改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书籍, 这些都是教师应该并且也可以自己去做的事情。
(3) 改变自己碰到问题时的态度。正如半杯水的故事, 教师的生活一定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 要多从积极方面去看待问题, 当一个乐观的人。当这些真的内化为你思维的一部分, 你就会觉得很幸福。当你去感恩, 你会发现你的爱人、你的孩子、你的学生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当你带着一种正面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这个世界也会回报你很多正面的东西。对于教师来说, 尤其要相信自己能改变。因为教师教学生的目的就是改变学生, 教育的力量就在于改变。如果你连自己都改变不了, 怎么可能去改变孩子呢?所以, 相信教育就是相信改变, 这个改变一方面是改变学生, 另一方面就是改变自己。
(4) 还有一些常规的方法, 比如有氧运动、听音乐、游泳等都是自我调节的重要方法, 甚至改变一下家里的环境, 改变一下自己的衣着、发型等等, 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倦怠感, 增加幸福感。
《中国教师》:作为社会、学校和教师自身, 谁来给教师心理以关怀?对于加强中小学教师心理关怀, 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 请您给一点建议。
边玉芳: (1) 学校要给予教师心理关怀。学校是教师的直接管理者, 校长对教师不能只有要求而没有关怀, 要认识到教师的心理因素对学生发展的重要影响, 把教师的幸福作为学校所必须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和价值。确立了这个目标之后, 学校就要在管理理念、管理方式、评价标准等方面作出改变, 包括给教师提供更多的展示机会、休闲机会和交往机会, 营造一个让教师身心愉悦的人文环境。
(2) 上级教育主管部门要给教师提供更多的成长机会。教育局等上级主管部门要给予教师们更多“特级教师”“教坛新秀”之类的奖励和晋升渠道, 通过种种制度上的设计让教师有展现自我的机会, 帮助教师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不要总是搞自上而下的各种检查, 这是让很多教师觉得最反感的地方。
(3) 政府和社会要把尊重教师落到实处。政府要认识到教师职业的重要性, 改善教师的待遇和福利, 全社会更应该从氛围上进一步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媒体的作用, 媒体不要总是去报道教师虐童、收礼之类的负面事件。可能有部分教师的确有这些行为, 但是这绝对不是主流, 主流的教师真的是一个非常具有奉献精神的群体。新闻媒体不要只是在教师节来赞美一下老师, 平时也应该给予教师更多的关怀, 更多地报道一些正面的东西。
(4) 此外, 教师自身也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这一点前面我们已经讲到很多, 在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