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改革者

被改革者（共10篇）

被改革者 篇1

一、改革的主体是人民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 全面深化改革既是根本动力, 又是精神内核和方法路径。习近平在2016 年2 月23 日举行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二十一次会议上要求, 既要做改革的促进派, 又要做改革的实干家。前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曾说“:中国的改革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过程, 人人都是改革者, 人人都在被‘改革’。“”如果把改革比喻为一台戏的话, 每个人都是演员, 只是角色不同而已。改革中产生这样那样的毛病, 应该从爱护的观点出发批评帮助, 而不应该冷嘲热讽, 好像自己是局外人。”

1. 党领导改革, 党的建设制度也在改革

“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 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 坚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党也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 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部署了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举措。

2. 政府放权, 让市场主体公平竞争, 让消费者自主选择

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政府要勇于自我革命, 给市场和社会留足空间, 为公平竞争搭好舞台。”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让“消费者自主选择、自主消费”。以习近平到庆丰包子铺吃午餐来说, 只是作为消费者的自主选择, 但很多民众跟上, 就连江苏的两会上, 代表委员们也吃庆丰包子, 使庆丰包子的销量大增。可见, 特殊消费者的选择会影响企业的业绩, 但这是消费者的自由。消费者的选择有时具有突然性。市场决定着人们的就业选择, 市场决定着人们收入的高低。但政府也可以有作为, 如国务院办公厅发布2015年9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 为人们创新创业创造条件。

3. 人民中人数最多的农民阶级以极大的勇气投身改革, 从多种渠道获得利益, 改变着自己的命运

有的规模经营, 有的多种经营, 有的参加培训, 进城打工, 或跨省打工, 改变了季节性做工, 看天气吃饭的局面, 回乡盖起比城里人更好的房子, 或实现在城里买房安居乐业的梦想。改革开放让农民有了迁徙和异地就业的自由, 开放的就业环境让农民能够用脚投票。曾几何时, 拖欠农民工工资, 甚至是黑用工甚为嚣张。随着法律法规的完善, 政府监管力度的加大, 以及农民工老乡会作用日益凸显, 农民工的救济途径越来越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 》第四十一条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入刑, 把支付劳动报酬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来。现在是用工荒, 农民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 至少是用脚投票的自由。不少用工单位开始为农民工买养老保险, 或者规定远期利益, 如满十年可参加分红等。农民工也在推动企业改革。

4.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 有些工人下岗, 在岗工人的岗位责任更加明确

下岗工人有的自主再就业, 有的在政府的帮助下再就业, 有的企业继续为下岗工人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有的下岗工人通过创业富裕起来, 帮助其他下岗工人再就业。随着产业升级, 出现多种多样的技术工人, 使人们的就业多样化, 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5.广大知识分子所进行的科技创新, 使人们享受到各种科技成果

随着各种科技产品的使用, 人们在生产中的劳动强度极大降低, 生活越来越方便。

6. 广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者通过创新创业推动社会主义发展

服务业的发展使生产生活更便利, 通过服务业就业的人数越来越多, 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

7.在改革中让人民成为利益共同体

(1) “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 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2)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 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 增强国有企业活力, 保障人民共同利益。 (3) 关心帮助弱势群体, 关心零就业家庭, 扩大低保覆盖面。

二、改革的方式有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 “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坚持以人为本,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发挥群众首创精神, 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 问政于民。

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战略性的顶层设计。“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到2020年, 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2013 年12 月30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习近平总书记任组长, 使顶层设计的层次更高, 更能够集中全党全社会的智慧。顶层设计有了组织保障, 党对改革的领导更加主动。确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主要职责是研究确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改革的重大原则、方针政策、总体方案;统一部署全国性重大改革;统筹协调处理全局性、长远性、跨地区、跨部门的重大改革问题;指导、推动、督促中央有关重大改革政策措施的组织落实。2014年1月22日,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工作规则等, 通过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民主法治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六个专项小组名单。六个专项小组的设置, 反映了全面深化改革所包含的方面, 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与其他改革并列设置专项小组, 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反腐的决心。至2016 年2 月23 日召开第二十一次会议, 两年召开20次会议, 除去每年3月召开两会, 接近于每月召开一次。二十次会议共审议及审议通过了113份规划、方案等重要文件, 平均每次5件多。

以反腐为重点, 抓党的作风转变, 是党以“壮士断腕”的决心, 进行自我革新, 改变自己的面貌, 改变自己的命运。

中国共产党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虽然中国共产党是改革的领导核心, 但是在顶层设计中有民主党派地参与。当然, 人民政协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是党的全局工作的一部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更加活跃有序地组织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

三、个人利益的改革, 同一群体内部的竞争关系, 不同群体利益的协调, 最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协调

建立同一群体内的竞争关系。初次分配必须打破“大锅饭”, 不应以公平为名来照顾那些好逸恶劳、游手好闲的人。初次分配讲效率, 就是要让那些善于创新并且努力工作, 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人们得到更多的报酬, 让他们先富裕起来。党的十八大提出:“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个人远期利益与近期利益的改革。退休工资改为养老保险, 对于预期退休工资较高的个人来说, 是远期利益的减少, 用人单位要通过当前工资收入的增加来吸引的人才, 即就业时候人们将越来越注重当前收入。改革不能总是只让某一部分人受益, 要让改革的成果惠及最广大的人民, 但又不搞平均主义。当人们都拿养老保险而不再有退休工资, 养老保险都一样时, 人们把死后平等提前到了退休平等。但那些追求绝对平等的人可能还是会有所失望, 因为那些有积蓄搞投资办实业的人, 在养老保险之外还有收入。养老保险也与个人缴费挂钩。

处理效率与公平要量力而行, 反对不合理的要求, 二次分配要“雪中送炭”, 而不是“锦上添花”。

四、普通个人投身改革的动机、价值指引和行为规范

追求幸福, 通过迁徙实现幸福。追求幸福的过程中, 迁徙自由起着重要的作用。春运的繁忙, 正是人们迁徙自由的最好证明。也正是改革开放让人们的迁徙自由权有了充分的保障。有很多人在大城市工作, 在中小城市买房。虽然老年人眷恋家乡, 但是年轻人却可以自由自在地迁徙。农村的年轻人并不认为他们生来就是当农民的, 他们的长辈也有同样的期待, 他们不再去掌握传统的农业技术。新一代农民工将越来越多地留在城市, 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同时, 也扩大了内需。虽然养老保险的改革还有许多困难, 但人们最主要的财产, 即购房方面并无户口限制。

比较利益与阶层流动。勤劳的、懂技术的农民产量高, 但人均耕地少, 亩产的增长是有极限的。单位农产品价格的增长也是有限的, 农产品价格过高, 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甚至农民也会成为受害者, 所谓“谷贱伤农, 谷贵伤农”。改革开放第一村小岗村也遇到了困难。虽然率先打破“大锅饭”, 但也陷入了“一年越过温饱线, 30 年没过富裕坎”的尴尬境地。袁隆平也坦言, 靠增产让农民富起来, 在人均耕地少的地方是做不到的, 只能曲线让农民富起来, 即让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中走出来。改革是一场革命, 进城农民工的革命精神最典型, 在这个时代里, 农民工是最愿意革命的。他们做着脏苦累的活, 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时候, 终于有了回报, 每个月3千以上的收入, 一个月相当于在农村种地一年的收入。年轻夫妇一起打工, 每月可储蓄5 千, 每年可储蓄6 万, 3 年可在农村建起两三层的楼房。这就是产生大量留守儿童原因。另外, 这种模式打破了传统的家长制, 年轻夫妇有了更独立的财产权。农村土地承包往往是以父辈的名义承包下来的, 年轻夫妇只是父母的打工仔, 微薄的收入也被父母控制着, 年轻夫妇缺乏财产权。有的城里人还在吃低保住保障房的时候, 有的农民工已经在城里买上了房子。广大农民实现着他们的梦。

普通个人在改革中改变自己的动机, 是想要有更高的收入, 更加稳定的工作, 更好的房子, 更有保障的老年生活, 更好的医疗, 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 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中, 先富对后富有带动和促进作用。仓廪实而知荣辱, 普通民众及其家庭和家族之间, 不仅有物质财富的比较和竞争, 而且还有精神财富的比较和竞争。人们主动或被动地投入到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来, 改变着自己, 改变着家庭, 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而消费时尚和从众心理对人们的促动作用非常大。政府解决了基础设施建设后, 所带来的消费增长是很可观的。修好了路, 就有越来越多的人买车, 通了电, 就有越来越多的人买电器。普通民众都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成果。

改革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以八荣八耻为行为规范。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反腐、反毒、反黄的实践说明, 改革创新要用于为人民服务, 不以人为本的改革创新注定是不得人心的。问题奶粉、问题猪肉、问题食用油等等, 一旦被人民群众识破, 就会被人民群众深恶痛绝, 即所谓“获罪于天, 无所祷也”。人民就是天, 与西方所说“顾客就是上帝”, 有相通之处。

改革永无止境, 改革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改革者要有被改革的准备, 有被改革的准备, 才是真正的改革者。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 但又有章可循。那些借改革之名, 行非法之事的人, 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 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行,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法制环境, 发挥了积极的规范、引导、保障和促进作用, 从制度上、法律上保障国家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 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妥善处理了法律稳定性和改革变动性的关系, 既反映和肯定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做法, 又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预留了空间。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 使全面深化改革与其他三个方面一起成为有机整体。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将会有更多更好的改革措施。人人都既要做改革的支持者、拥护者, 又要做改革的践行者。

被改革者 篇2

雪珥演讲稿：被误读的晚清改革

被误读的晚清改革

雪珥

【按语】雪珥近期回国做了多次公开演讲，与朋友们共同探讨晚清改革。根据报刊媒体的要求，以商务印书馆北京涵芬楼书店的演讲为主，结合在北京电台和广东电台的访谈，根据录音，在尽量保留演讲原貌的基础上，进行文字整理，并做了适当修订。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演说毕竟不同写作，语言的“自由化”、“口语化”或许更为严重，请大家见谅。

此前在网络上流行的另一个版本《被误读的晚清改革》，未经我本人审阅校订，且亦被整理者多处删节修改，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议。特此声明，不敢掠美，亦不负文责。本文已发表在5月24日《中国经营报》上，发表时报社已获授权做了部分删节。

1、地方离心造成政权瓦解

几乎所有的史料都证明了：满清王朝、几千年的帝制之所以在那武昌城头一声炮响，几个潜伏在军队当中的黑道一闹事之后，就土崩瓦解了，国家就毁了，这与革命党是决然没有关系的。事发时，孙中山还在国外洗盘子，他在吃面的时候才偶然看到这则新闻的。

为什么几个潜伏在军中的黑道一闹事儿，一个国家就垮了？因为国家本身已经四分五裂。满清王朝作为那么庞大的一所房子，它的基础已经被掏空了。不用玉树那样强烈的地震，只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它就有可能垮。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并不是我们一直说的其改革不彻底，恰恰是因为它改革太快了，超速翻车。我们传统的史家通常不认可这种观点，或者说有意回避这种观点。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什么？是权力的再分配。大家都认为，当权的人应该把权力释放出来，但是，权力分解后，是不是就能出现彼此制衡、大家都有发言权呢？未必。放权有两个不同的路径，一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一是对过度庞大的行政权力进行约束，将其中的司法权、立法权剥离出来，互相监督。晚清的立宪改革，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它的目标是建立三权分立。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行政权一权独大。当地的知县、知府，所谓的父母官，既掌握行政权，又掌握司法权，甚至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立法权。宪政改革就是要对这种行政权进行约束。但在实践过程中，日益成为中央向地方的放权，从一个中央的“大集权”变成18个行省的“小集权”，行政权还是没有受到足够的监督，反而又造成了行政权上的一种分离主义倾向，地方日益离心，最为宝贵的中央权威丧失了。

2、保路的真相

在当时大清国那样的财政状况下，一穷二白，改革和发展都需要国家有相当程度的集权，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民间财富，不应该再分散。在这点上，最典型的就是铁路的建设。到了1909年宣统年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要想富先修路，这个富既是带动地方的富裕，也是带动建设者自己的富裕。中央政府此前就顺应民意，允许铁路大量民营。但事实证明，铁路的民营造成了国家财富巨大的浪费，出现了很多“死路”、“僻路”,更关键是造成了效率非常的低下，贪污盛行。

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就是四川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喊的口号是不让路权流失给老外，实际上它真正和中央发生争执的是，民营的四川铁路公司有200多万被老总拿到上海炒股票亏了，他们要求中央在收回铁路时，拿财政来补贴他们这个损失。盛宣怀坚决不同意，反驳的文书中就说，中央政府拿的钱是全民的钱，我们没有能力，没有权力来补你的窟窿。民营的17个铁路公司，基本都是乌烟瘴气，都比原来的国有企业更腐败，因为没有人监督它。国有企业至少还有官方的纪检机构盯着，虽然它形同虚设，但“有一点”在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些。民营企业什么监督机构都没有，就是那么几个领头的人说了算。

四川公司和中央谈不拢，董事会就要折腾，他们高高地举起的，是民族主义的大旗。骂中央卖国，把路收回去是卖给老外，其实中央是借外资来推进铁路国有。但这就成了卖国，川路的股东很多是地方的小地主，不明真相，为自己的血汗钱着急，加上革命党利用这机会，派人到四川去把水搅得更混，最好能把火点起来。然后，中央只好从武昌把端方的新军调到四川去镇压，造成武昌空虚，暴动就成功了。

3、权力下放刹不住车

清代的放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太平天国**开始的。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大清王朝这下子可能撑不住了，南方有太平天国，北方有英法联军，真的叫内忧外患。咸丰皇帝又死了，两个寡妇加一个年轻的亲王，三个年轻人，恭亲王最大，也才28岁，慈禧26岁，慈安24岁，三个年轻人顶起了王朝整个的基业。最终把内忧外患都处理好了，还开始洋务运动，把政权巩固下来。

但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中央除了权利外，别无资源。只好放权，让曾国藩他们自己征兵、就地筹粮筹款，这就造成太平天国打完了，军队方面尾大不掉，大量财权下放后，中央手里的砝码严重不足。

到了1909年的时候，中央一方面继续下放权力，另一方面在地方搞分权，把司法权、立法权从原来的省长、市长手中分割开，在各个省建立咨议局，就是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一些地方领袖，来与地方官员形成制衡。各省咨议局成立之后，不断与地方衙门出现矛盾。而当时中央政府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议会。地方的长官也是人精啊，在大清的官场上混到总督巡抚，那都是人中龙凤，他们马上就看明白了，纷纷向议会靠拢，宪政的旗子举得比谁都高，民主的声音喊得比谁都响。于是各省行政长官就开始与议会“共和”，这下子中央就被动了，这就像三国演义一样，中央是一方，地方行政长官是一方，地方议会是一方。地方行政机构和议会合流后，不断向中央要政策。广东想在香洲搞个特区，就给中央打报告，要求特殊政策，比如税收全免，比如公开搞黄赌毒。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权力越来越分散。改革和革命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改革需要有权威的保障，改革如果没有有力的行政资源去保障，你这改革措施怎么推啊？恰恰是晚清政府，用自己权威资源的放弃，来换取改革的推进，最后事与愿违。中央放了很多的权力给地方，最终地方拿这些权力进行富国强兵的改革了吗？最终的情况是，18个行省变成18个独立王国。

所以我个人相信，晚清的改革失败，恰恰不在于国民党后来所说的太慢了，而是太快了，导致失控。

4、政治帮会化、痞子化

晚清的改革究竟是否保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09年汪精卫刺杀载沣。当时大清国推行法制化，刚修订了《大清刑法》，这种“恐怖行为”依法就是死刑。当时的民政部兼管公安的职能，部长善耆很开明，他就劝载沣，说你别杀汪精卫了。最后汪精卫免了一死，还在牢里享受了优待，不打不骂不刑讯，还给报纸看。

若干年后，汪精卫在南京当行政院长，有知识分子要求更多地分享政权，汪精卫说，不行，我们的政权是国民党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脑袋换来，你得拿鲜血来换！他完全忘了自己的脑袋当年是谁留下来的。

大清王朝覆灭之后，中国传统的政治游戏规则没有了，政治帮会化。同盟会是什么，就是帮会呀，这也是我们以前老嘲讽的资产阶级革命依靠对象有问题。另外一股政治势力康有为，也是帮会啊，在海外彻底帮会化了。中国从此进入漫长的帮会政治和痞子运动。什么叫痞子运动，就是其实毫无信仰，却拿信仰做工具，做武器，忽悠人，不择手段，去实现某些人、或某个团体的私利。

地方已经离心，中央已经失控，几个帮会分子一场哗变，就造成了整个国家土崩瓦解。这种“革命”也是很中国特色的。但是，国家没有发生内战，因为还有一个“强人”——袁世凯。

这些年我一直在反思，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究竟在哪里？我认为，辛亥革命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不“革命”，也就是我们以前所批判的“革命不彻底性”。你想想，在一个王朝覆灭之后，胜利者竟然没有对失败者赶尽杀绝，胜利者之间的不同派系也没有立即打仗，这在中国是非常难得的。但是这种局面在宋教仁被刺杀之后就结束了。当时，国民党一口咬定宋教仁是被袁世凯刺杀的，但现在看，最大可能的指使者就是被孙中山称为“民国长城”的陈其美，这个人连自己的同志也是说杀就杀了，甚至幕后还有更高层。包括袁世凯在内，大多数的人都要求通过法律渠道解决这个事件，但孙中山拒绝，非要用枪杆子解决。辛亥革命难得的胜利果实，五千年来难得的民族和解和政治宽容，就是在这个“二次革命”中被付之一炬的，之后法律和说理就不再是主旋律了，枪杆子说话才算数，宪政改革彻底靠边站。

5、知识分子猛开药方

1840年之后，很多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探求救国的道路。魏源和他的《海国图志》，我们现在都知道，但是，当时在中国，《海国图志》根本就不是畅销书，很多人都没听说过。日本有一个改革者，叫做高杉晋作，是明治维新时著名的奇兵队队长。这个人23岁时（1862年），第一次到了大上海，逛书店，要买魏源的《海国图志》。书店老板没听说过，但是《海国图志》当时在日本是畅销书。他又要买陈化成、林则徐的兵书，也没有。老板给他推荐《佩文韵府》之类。人家去买救国救民的书，我们却推荐那种高考指南、公务员指南之类。于是高杉晋作又对书店老板谈起国家大事，老板依然表现的对任何“夷狄”很不屑。这事对高杉晋作刺激很大，他感叹中国知识分子陶醉于空言，不尚实学，“口头尽说圣贤语，终被夷蛮所驱使”，而他的使节团中的一名下层武士峰洁，在沪上目睹清军状态后，便声言：“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可纵横南北，征服清国。”

大清国的知识分子的确提出了一些救国的方案，但中国人的特点就是药方满天飞、神医遍地走、谁也不服谁，最搞笑的甚至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使用汉字、而非拼音文字。于是，很多知识分子就去研究拼音方案，搞出了好几十种，却很少有人去研究如何改进兵器。

在那样巨大的外部压力下，中国知识分子本应该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和引导者，但却全然乱了阵脚，非常浮躁，搞什么都是大跃进。每个人都宣称，自己找到了真理，只要听我的，中国就立马得救。那些搞拼音方案的，甚至认为只要用拼音，轮船就能比国外造的高，枪炮就能比国外打的准。这样浮躁，相互就开掐，救国的路线之争，最后成了野心和权力之争，雅的、俗的，都无一例外地成了痞子。

6、康梁式的“改革派”

主流的史家都认为康梁二人是改良主义者，而当年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恭亲王，却在临终前再三叮嘱光绪皇帝，远离他所说的康梁“小人”。

有关康梁的早期改革，我们得到的几乎材料都是假的，是康梁出国后伪造的。研究戊戌变法的严肃的史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发表了大量的论述。

康梁为了在海外获得市场，刻意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描写中央的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保守的腐朽的，一个是改革的进步的，以便为自己加分。在他们逃亡初期，日本、英国的外交官就向国内报告，这两人、尤其康有为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么重要，基本是忽悠。两国当时的态度，无非就是先收留个吃闲饭的，不定哪天就能作为对中国政府打出的一张牌。在海外，康梁和孙中山是完全竞争关系。国民党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这也是一厢情愿。有为这样的“反革命”，筹钱也是靠华侨，那岂不成了华侨也是“反革命”之母？华侨固然是爱国的，但大多数人不关心政治，整天忙于三刀(菜刀、剃刀、剪刀)，讨生活。康梁到了海外，不稼不穑的，那就要想办法圈钱，康圣人就伪造了一个衣带诏，作为道具，整天在那里拜，高喊勤王，动员华侨捐款。当然，也动用帮会手段，比如，当时两广在吸纳华侨资金回国投资，但华侨回国投资必须先获得康有为的同意，“未人党不准招股”。只要没经过保皇党的认可，任何人回国投资就成了“叛逆”，而不给保皇党上贡，则会被当作“入寇”。他的同志叶恩，后来就公开揭发他，“视美洲之地为其国土，美洲华侨为其人民，华侨身家为其私产”。

筹到的钱都拿来干嘛了？我们只知道，康有为逃亡出去时身无分文，后来当了教主后，就成了富豪，走到哪里都换一个二奶，而且还在全球到处投资地皮。他在杭州西湖边买下地皮，还强娶了一个足以当他孙女的小姑娘做妾。我不想评论他的爱情生活，我只是关注，这些高级爱好，都是十分花钱的，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呢？

7、革命帮会

同盟会在海外，首要目的也还是筹粮筹款，维持日常营运，时机成熟了，才雇佣些帮会人员回国搞点恐怖行动。这是我们之前对这类“资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蔑视和批判。

帮会出身的革命者，的确是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约束的，怎么有效怎么整，怎么快捷怎么整，充分体现了革命现实主义精神。李鸿章曾动用过孙文去暗杀康有为，酬金是10万两，孙文答应了，当然，最后没行动。

八国联军攻下大沽炮台这天，李鸿章派广东赌王刘学洵去香港海面去接人，接谁，接孙中山。他们两约定在广东举行秘密会谈。孙中山的想法是鼓动李鸿章做大总统，两广独立。这一年，同盟会在日本人的大力扶持下，举行惠州起义，策应日军登陆并占领厦门。但日本内部局势变了，山县有朋下台，伊藤博文重新出任首相。伊藤博文是个稳健派，他严令日军从厦门退出、不得支持中国的反叛势力、并且将孙文从台湾驱逐。断了日援，惠州起义就失败了。孙文派人到上海去找刘学询，让他出资，孙文在亲笔信里说：请大哥捐点钱，作为回报，你来坐江山，可以直接称为大皇帝。

这是记载在国民党的正规党史里的，他们解释说，这是伟大的总理的革命策略，蒙赌王一下，蒙点钱出来。但后人看到的，的确是革命者要拥立一个大皇帝的海誓山盟。

8、读书人不可下岗

保皇党、同盟会或许真有些理想，只是选择了帮会道路和痞子手段。但大清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最大的理想依然是挤进公务员队伍。

晚清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它没有给大量的知识分子留后路。寒窗十年，忽然高考被取消了，公务员考试也没有出现，大家最后要凭推荐函。原来还是科举面前人人平等，现在只能去找关系。

有条件的就去日本留学，几万人。中央有政策，你去日本多少年，得一个什么文凭，回来就对应一个什么级别。留学成了就业的捷径，加上成本低，路途近，就一窝蜂去了。日本人也很聪明，办了很多野鸡学校，“速成的”，赚外汇。一个奇怪现象是，很多留日学生从日本回来后，还是不会说日语。学会了什么呢？学会了喝酒，学会了穿马靴，配着剑，学会了口口声声闹革命。不大会念书的留日学生回来后，几乎成了职业造反派。，会念书的留美学生回来后，几乎都成了建设者。留美学生的选拔门槛很高，要考试，除了汉文一门，其余数学、化学、物理全部用英文考。清华大学，就是留美学生的预科学校。

科举之外，知识分子进步的另一条路线也被堵上了，那就是捐官。捐官当然是坏的，但有其政治方面的作用。雍正皇帝就讲得赤裸裸，读书人那么多，公务员岗位就那么几个，国家就必须给那些落榜者留条补救的路，至少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这样才能减少在社会上积压大批有文化的失业者。有文化的失业者，当然是社会不安定的最可怕因素。洪秀全就是这样，读书读成半吊子，看他写的那些敕令就知道他的水准，但高考落榜后，没有出路，最后弄出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来。当年如果洪秀全家里有点钱，给他捐个官，或许历史也会不同了。

晚清政治体制改革，大家都说卖官不好，中央就下令停了。早期捐官，只是虚衔，给个级别，给个政治待遇而已，方便自己到公堂不必下跪、不会被脱了裤子打板子。但后来就开始卖实职，那就成了生意了，买官不是富豪们的业余爱好，而成了将本求利的生意，负面作用就很大。政改开始，要建立廉洁、高效政府，一刀切，把这个给停了。

按下葫芦起了瓢。科举和捐纳两条路都停了，一大堆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下岗失业，郁闷在胸，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幸好此时要建有文化的军队，新老文人都很欢迎，这群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就又握上了枪杆子…… 这就是社会的失控，改革者自己走得太快、太猛了，改革力度过大，实际成了革命，改革代价的承受者们，就成了社会的离心力量。

9、审视自我晚清改革最终失败，演变成了革命，乃至绵绵不绝的革命。这样的结局对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辛亥革命十分伟大，因为它居然在王朝崩溃的废墟上，实现了民族和解和政治宽容。

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改朝换代的意识，如同项羽看到秦始皇威武的仪仗过去，就觉得做男人应该像他那样，要取而代之。在环境允许的时候，特别是晚清改革开放的时候，政治宽容度是很大的，很多人的欲望被激发出来了。这种欲望不像西方那种经过很多很多年的积累以后，它有边际，这种欲望是没有边际的，它是建立在你死我活的基础上，它是建立在踩在别人的尸体、鲜血至少是肩膀上去，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它就会导致不断的折腾，口号，大家是跟着行情在变，这会儿我们时髦宪政就拼命喊宪政，又时髦共和就拼命喊共和，都在变。万变不离其宗，根本的以知识分子为主，核心的目的就是夺权，我来坐皇位，我来做坐导者的位置，我做了是不是比他做的好，那是下一步的事，等我坐上再说。到我上去一看，哎呀，好像是比较困难嘛！

改革被革命中断后，就开始鹿鼎记。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解决谁坐金銮殿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主要，但更重要的是民生问题。什么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等，这些问题不是靠革命就能解决的，也不是靠革命就能消除的，最后还得靠改革，靠建设。但前提是，不能总想着我来当老大，而且要把前老大给灭了。以革命的思维推行理想，在推翻上一个狼人的同时，它的基因就会潜入你的身体，你就成了下一个狼人。

皮黔生:“改革功臣”被“双开” 篇3

2009年6月17日,中央纪委证实,天津市原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皮黔生(副部级)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来自中央纪委的消息称,皮黔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款,滥用职权,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损失。

这是继天津市政协原主席宋平顺(正部级)、天津市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副部级)之后,近两年天津政坛“落马”的第三位部级高官。

皮黔生的问题查了两年。2007年6月10日,皮黔生被免职,此后,有关皮黔生被调查的传闻在天津广为流传,但一直没有定论。

事实上,皮黔生一案进展一直不是特别顺利。一名天津官员称,皮黔生女儿皮晓萌是该案的突破口。2008年8月底,皮黔生在美国花旗银行工作的女儿皮晓萌,回国期间被天津市警方带走。有关方面正是从皮晓萌处,得到了突破皮黔生案的线索。

有媒体报道,皮黔生涉嫌犯罪,部分和北方国际投资信托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霍津义案相关(2005年12月2日,霍津义涉嫌腐败被中央纪委“双规”,后被判处无期徒刑)。另有传闻称,皮黔生的经济问题与其妻黄桂芳不无关系。黄桂芳利用天津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职务之便,挪用10亿元人民币的社保资金,用于炒股票和投资房地产,被中央纪委“双规”。

虽然已被“双规”,但皮黔生对天津滨海新区的成绩并不能被否定。他曾是天津的改革风云人物,从某种程度上说,皮一手缔造了滨海新区“经济第三极”的地位。

皮黔生早年做过工人,当过兵。1978年2月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被分至天津市委办公厅。1984年8月,皮出任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研究室负责人,此后一直在开发区任职。直至2000年9月起跻身于中共天津市委常委之列,并兼任滨海新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滨海新区1994年成立后,皮历任要职,曾一人同时独揽4个局长职务,人称“皮四局”。皮主政滨海新区七年间,这块昔日盐碱地一跃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GDP也从112亿元起步上升到1960亿元,占天津全市比重高达42.6%。滨海新区在国家级开发区中的排名连续十多年位居榜首。

“抓大放小,不拘小节。”谈起以往皮黔生的办事风格,天津滨海新区的一位官员表示。“皮黔生喜欢到现场办公,直接找问题,处理事务效率很高,有点企业家的感觉。”该官员说。

“皮黔生工作比较有魄力有想法,眼界比较开阔,是个干事的人,冲劲比较大,但是也容易得罪人。”一名熟悉天津政事的媒体人士说。

皮黔生在开发区任职二十多年,他自诩为“老开发”。然而,这位曾位高权重的“老开发”终因经济问题,栽到在了自己一手铺就的“开发路”上。

“在开发区他也是个神,只是没有修正果!”一位来自天津的网友如此评说。

点评

客观来讲,皮黔生对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是作了贡献的。他是能干,并且愿意干一些事的官员——可惜了!

皮黔生“出事”后,有人说:“皮黔生级别高,开发区财政收入情况又特别好。干的时间长了,出问题是难免的。”

教师“被改革”的忧思 篇4

新课程改革，谁都知道这是好事，不仅解放学生，也解放教师，还能向教育的本真回归，培养真正的人。但是，为什么改革在领导那里轰轰烈烈，一线教师那里却冷冷清清?原因在什么地方?

首先，改革是自上而下，并没有在教师中进行多少宣传，也没有让老师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更没有给改革建立相应的配套设施，往往是政府以行政部门的形式强制推行。这必然出现上面热闹，下面冷清的局面。其次，政府没有在考试制度上进行配套改革，没有营造新课改学习的环境和氛围，这注定了新课程改革只能是一种形式，将无疾而终。就像以前的创新教育、目标教学等教育理念一样的结局。再次，新课改物质保障匮乏。现在，很多地方的教师，都热衷于办班给学生补课，一切围绕经济旋转而不是围绕教育旋转。教育，完全进入功利化，导致教育变异、变质。政府需要给予教师高工资，让教师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新课程改革的教学中去，而不是想方设法赚钱。最后，教师没有理想。现在，很多教师都搞应试教育训练去了，没有多少教师在搞素质教育，这导致新课改没有群众基础。

叶澜说：“都知道是问题，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谁都与此相关，往往成为卷进来的力量。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以前没有这么清晰的对立，现在却成为一种交织状态。”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这导致了改革的阻力增大，教师普遍处于被改革状态。但是，被改革教师和主动参与改革的教师却并没有交织，泾渭分明。

被改革的教师，什么都处于被动状态，因为他们本身就没有改革的愿望和想法，只想教自己的书，扎实搞应试教育。于是，从函授本科文凭到参加新课程改革，都是处于被动状态，都是应付了事，而这样的教师占据了中国基础教育教师群体的绝大多数，甚至占据了教师的99%。

教师被改革，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走出这种尴尬的局面?笔者认为，要改变这样的局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样的改革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才行。最近几年，在教育在线等网络载体上，出现了一群致力于新课程改革的一线教师。这就是那主动参与改革的1%的教师群体，他们以朱永新、李镇西、干国祥、铁皮鼓、卢志文等人为首，发起了新教育实验，后又发起了教师专业化成长课题，以及开办网络师范教育学院等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参与的教师的积极性也很高，都热衷于这些一线名师、网络名师所倡导的新教育实验，并且在各自所在的学校和教学课堂上践行着新教育，也就是官方提出的新课程理念。中国真正的教育改革还在这里，而不在官方的各种文件、报告、报表里面，这里才是新课程改革的真正希望所在。

网络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更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任何教师都可以利用这个平台进行教育交流、学术交流和学习。这里聚集了大量的一线名师、网络名师，以及各大报刊杂志的编辑老师，自己的很多困惑和疑问都可以在这里得到解决，自己的很多教育思想也可以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现。实现自己在学习别人、欣赏别人的同时，也让别人来学习你、欣赏你。正如卞之琳在《断章》中写的那样：“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活跃在网络上的那些教师，就是这样的怀抱梦想的教师，尽管教育天地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但这些教师还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积极地耕耘着，对自己的教育怀抱梦想。

正因为这些教师怀抱梦想，并不断的探索新教育、探索适合学生的教育，于是，诞生了一些一线名师，比如魏勇、申屠待旦、村夫、宋运来、陈晓华、刘发建、张曼凌……这样的教师非常多，他们也出版了自己的代表作，魏勇的《用思想点燃课堂》、申屠待旦的《教育的新节奏》、村夫的《新爱的教育》、宋运来的《教师的100个良好的习惯》《什么是有效的教学》、陈晓华的《追寻教育的诗意》《守望高三的日子》和《怀揣着希望上路》、刘发建的《亲近鲁迅》、张曼凌的《小曼老师讲故事》……还有很多一线教师，也都在自己的课堂研究中生产智慧，出版了自己的专著，无法一一列举。

我有一个朋友，以前她每天下班和周末就是逛街、打牌、看电视、带孩子等，这样的生活开始还很新鲜，但是，一旦时间长久，感觉身体上的极度疲倦和精神上的极度空虚。她为此苦闷了很久。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开始在网上浏览各种教育论坛，并开始写自己的博客，在忙碌中得到成长、开阔视野，更重要的是心灵不再空虚，而是一片温馨和祥和。后来告诉我，当自己沉浸在写博客、浏览论坛的时候，时间在流淌，自己写的文字却在不断的增加，自己得到成长的同时，还能交很多无话不谈的朋友，帮助自己的教育水平得到提高。

现在，这个朋友也开始在各大报刊杂志刊发文章，发表自己的教育思想，也许，某一天她也会出版自己的书。其实，这就是“以教促研、以研带教”的新课程理念，教师在这样的写作和研究过程中会不断改变自己的教育思想、提高自己的教育艺术、变革自己的教育手段和教育管理理念，从而自发地走进了新课程改革的理念和教学中，不断积极参与新课程改革的教学，也积极地宣传、呐喊新课程教学理念。

被改革者 篇5

潍坊被国家发改委列为现代农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近日，国家发改委批复将潍坊、苏州等市列为综合改革试点。其中，潍坊市将开展现代农业综合改革试点，重点围绕“农业经营体制、农村经济组织模式、农产品质量保证机制、农村投融资体制、农业科技体制、农村产权制度、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体制、城镇化发展机制、农村公共服务体制”九大方面推动体制机制创新，争取到2020年，基本建成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农业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

省发展改革委将按照试点方案的要求，认真抓好国家有关政策的争取落实，从项目、资金等各领域积极支持潍坊建成现代农业发展的示范区、培养新型农民的试验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先行区。

被改革者 篇6

城市市政公共事业是每座城市实现快速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大后勤，是城市承载的诸多功能的基石。但是，长期以来，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我国城市服务体系的建设是由政府统筹这一单一的供给模式来完成的。近年来，由于城市化和城乡建设双重进程的叠加效应，原有的城市公共事业体制的革新势在必行。

不能否认，我国城市公共事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不仅仅源于突破我国城市公共事业传统管理模式困境的诉求，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深受西方发达国家曾经发生的民营化改革的示范效应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转变，突出表现在政府干预的认识上，是人们对“福利国家”失败检讨的结果。公共事业的“官营”是政府出于对市场失灵的预防，而民营化则是政府对于自身治理失败的一种救赎。政府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投身于公共事业领域，试图补偿市场失败所造成的公平缺失。但是这种以效率换公平的方法往往走向非市场性的垄断，其结果就是效率和公平的双双丧失。“诺斯悖论”的困扰，使得政府又不得不求助于市场化模式。

西方发达国家的民营化改革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在传统的城市市政公共事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后，部分或者全部的市场化取向式的改革都能够产生明显的效益。这无疑为我国的城市公共事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支点和实践参照。推进市场化改革便成了我国城市市政公共事业发展的必然路径选择。

城市公共事业改革缘何“越市场化，价越高”

其实，“市场化”的结果人们不该陌生。这些年来，政府出让土地，房地产市场火爆，房价节节升高；教育、医疗“市场化”、“产业化”，又导致各项收费的飞涨。显然，这样的“市场化”改革的现实结果，不是民众所预期的，与“公共事业”的本质是背道而驰的。原因何在？

政府公共责任的缺失。中国著名的市政公共事业特许经营专家徐宗威提出的公权市场理论认为，处理公共事务所引发的合作、转让、经营的权力就是公权。市政公用事业是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把市政公共事业项目的经营、管理交给了承租企业，也就把向社会公众提供市政公共事业产品的部分责任转给了承租企业。而承租企业把经营管理的经验，把社会公众需要的公用产品和服务交给了政府。在这个框架下，政府吸引和接纳大量的民营经济和非公有经济从事市政公共事业，使城市公共事业供给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这样的变化，不是政府公共职能的弱化，而是相反，在改革过程中政府必须承担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的第一责任人的重要角色。

但是，现实版的城市公共事业改革，把强化政府公共职能的市场化途径演变为去责任化的一种手段。通过将市政企业高价卖给外资或内资企业，政府既可以获得巨额现金收入，同时又可一举甩掉包袱，减少甚至免除相关的财政投入，造成公共财政严重缺位的局面。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长期以来，中央财政对市政建设的投资呈直线下降，市政建设似乎成为地方政府的事情，而地方政府对市政建设投入也严重不足。

公共事业一般具有规模化、投入大、回报慢的特点。尽管当前城市公共事业的投入有社会资源的支撑，但这并不能保证各项公共事业的连续性均衡供给。企业的承担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其主观的公益性追求更是脆弱的，如果没有公共财政的支撑，企业盈利受阻，必然转嫁亏空给消费者，涨价就是必然的选择，或者放弃公共事业的供给。因此，城市公共事业改革的方向，恐怕最重要的就是加强政府公共财政的支撑力度。

城市公共事業改革的“市场化”误读为私有化。民营化的内涵界定更多的与“私有化”关联，民营化可以理解为在某个领域民营资本逐步进入并最终成为主体或占据支配地位。这样解读民营化实质上就是强调产权的变更，改变公共事业所有权的公有属性。诚然，私有化可以更好地引入市场竞争，提高公用事业领域经营效率。但是这并不会是唯一结果。民营化的真正含义在于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减少对公共事业的控制和补贴，使其面向市场，同时改变公共企业垄断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给公共企业创造一种竞争环境，迫使其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不断提高自身效益。也就是说，民营化和市场化的根本在于竞争谋绩效，而不是产权的变更与否。

然而，我国的现状是，“现在谈改革，必谈产权出让、股权转让。似乎产权动了才是真正的改革”。政府为何如此热衷于出售公共事业？长期以来，我国公共事业亏损、财政负担沉重和惊人的资源浪费令政府不堪重负，同时，产品和服务质量很低，单纯的涨价改革思路难以服众。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使得地方政府在城市公共事业的发展上面临着巨大压力。因而，城市公共事业必然选择“卖光式改革”，这不仅可以使政府获得巨额现金收入，还能一举甩掉包袱，同时又可以激活公共事业供给效率，而且又能收获市场化改革美名，可谓“一举多得”。正是这成为许多地方政府加速城市公共事业产权变更的驱动力。

但是，这只是一种主政者臆测的幻象。把市场化改革简单演绎为“私有化”，只不过使原来的公共服务企业从行政保护下的垄断走向另一种形式的垄断——市场垄断。那些民营企业在“专营承包”等形式下，实际上获得了该公共服务领域的完全支配权，成为享受垄断红利的专断者，就会将以往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动辄涨价、挟垄断以令公众等弊病复制于身，甚至变本加厉，使得“产权改革后已有相当多的城市公用事业发展规划落空”。可见，产权的出让不是城市公共事业改革的方向。

政府异化为官方色彩的利益集团。伴随着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练，中国构建的市场经济体制正逐步走向完善，各级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也学会了市场化的思维。但是因为与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制度体系还不够完备，在种种经济利益的诱导下，有些政府官员及所在部门逐渐强化了逐私利的冲动，进而使自己担当的公共角色发生异化，甚至蜕化为官方色彩的利益集团，与民争利。这在公共事业市场化改革中屡见不鲜。住房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在一篇文章中感叹：“为什么几乎所有进入市政公共事业的跨国大公司或民营企业都建立了公关部门……背后的真实企图在哪里？实际上就是为了俘获作为监管者的地方政府，影响政府，然后力求与政府结成同盟，这已经成为一种惯例。”

由于公共利益在理论上的解读很是抽象，而在《宪法》等法律法规中又没有明确界定，导致实践中政府与企业相勾结，披着“公共利益”之皮，行“商业利益”之实。结果是市政公共事业改革被扭曲，民众的权益被损害。即便是政府部门没有和企业相勾结，若其忽视城市公共事业中的公共责任，一味追求商业利益，导致的结果也是一样的。因为市政公共事业一般具有自然垄断性，在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企业获得其所有权或经营权，投资经营有基本保障。同时，公共产品有公益性，其消费群体是稳定的，所以投资回报是稳定的。企业一旦经营出现风险，政府肯定出手相救，这就又有了政治保障。而且，高价进入的投资者要收回本利，只有一个办法，涨价。可见，涨价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地方政府的收入被企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政府收钱，公众埋单。

城市公共事业价格机制的问题。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影响产品定价的因素很多，有企业内部因素，也有企业外部因素；有主观的因素，也有客观的因素。概括起来，大体上可以有产品成本、市场需求、竞争因素和其他方面的因素等。一般商品的价格最基本的是由市场供需关系所决定，供大于求，则价格下跌，求大于供，则价格上升。而公共产品的定价机制就比较复杂，因其公益性，直接与老百姓的利益息息相关，一般政府会干预，指导定价。但是政府在公共产品定价上往往会以生产企业的成本为参照，再加上政府与企业的千丝万缕的关联，企业公共产品涨价的要求，一般都能通过政府机制得到实现。

今年，公共产品的涨价似乎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包括一些公园景点的门票价格，自来水、电的价格，就读幼儿园的价格，等等，都进入了涨价通道。公众似乎很无奈，能做的就是大声呼吁“让成本透明”，要遵循程序、要听证，不能糊里糊涂地“被涨价”；政府主管部门似乎也很无奈，能做的只是发文要求进行论证、核算，要求提前进行公示，进行听证，确保程序合规。这样的定价机制很明显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不改变目前这种公共产品的定价机制，就很难使老百姓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被改革者 篇7

一、专业特色教材编制

地被植物具有多种功能, 包括生态功能、景观功能、食用功能、保健功能等。在高校中, 除了动物科学院相关专业外, 园林、水土保持、环境保护等许多专业也设有《地被植物》课程。当前市场上能够购买到的教材绝大多数都是园林和风景园林专业的:《地被植物》和《园林地被植物》, 这些教科书以景观功能介绍作为重点, 对食用和保健功能介绍极少。因此, 这些教材难以满足目前动物科学《地被植物》课程的专业要求。动物科学的地被植物教材不应是单一的园林学科的教材, 而应该是集动物营养学、中药学、园林学、植物学、植物分类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教材, 这样才可以为学生全面把握专业知识打下良好基础。

在目前市面上没有合适专业印刷版教材的情况下, 任课老师可以考虑更多地应用电子教材为学生讲授, 形成自己的专业特点。人和动物很多疾病原理是相通的, 在参考人类保健研究的基础上, 目前国内外有大量地被植物与动物保健方面的研究报道, 这些研究成果能够为电子教材的编制提供良好的参考资料。电子教材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就是便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更新, 让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最新的科研成果。

二、教学内容改革

在《地被植物》课程教学内容方面, 需要选择多种植物进行介绍。传统的《地被植物》课程是以观赏价值为主进行植物种类遴选的。而动物科学的地被植物在选择上应该更多考虑其食用和保健功能。在本课程教学内容的植物选择上可以按照以下原则进行筛选。

1. 选择食用、保健、景观功能俱佳的地被植物。

例如金银花, 其不仅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被广泛应用于园林绿化, 而且具有良好的动物保健功能。在母兔的怀孕期和哺乳期, 用金银花的枝、叶或花做饲料喂兔子, 不但能消除母兔本身的多种隐性疾病, 还能通过乳汁使药用成分进入仔兔体内, 预防和治疗仔兔疾病。在幼兔断奶和饲料变换时, 用金银花做添加剂, 可防止幼兔腹泻和呼吸道疾病的发生[1]。

2. 选择观赏价值一般, 但是保健功能很强的地被植物。

例如罂粟科多年生草本地被植物博落回, 虽然观赏价值不高, 但其主要成分血根碱和白屈菜红碱具有良好的动物保健功能。湖南农业大学方成堃研究表明, 博落回有抑制有害菌、改善肠道健康的作用, 可以降低断奶仔猪腹泻率, 提高其生长量。另外, 博落回提取物对仔猪的白痢、黄痢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3. 选择被园林绿化列为杂草, 但保健功能良好的地被植物。

例如蒲公英是一种园林绿化中特别是对草坪危害巨大的杂草, 但其对奶牛乳房炎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严敏[2]等的研究表明, 用鲜蒲公英3kg煎水带渣拌入饲料中饲喂, 每天2次, 可以有效地配合治疗奶牛乳房炎。用蒲公英提取物制成的蒲公英散组治疗奶牛乳房炎, 效果优于多种抗生素, 不仅避免了耐药菌的产生与药物残留, 也避免了休药期和弃奶期的经济损失, 同时在不破坏机体平衡的基础上提高了机体的免疫力[3]。

4. 选择一些有毒植物。

对自然界中观赏价值很高, 但对动物有危害的植物加以介绍, 因为这些植物一旦被种植到草原或者掺入饲料, 对生产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例如夹竹桃是最毒的植物之一, 包含了多种毒素。农村盆养夹竹桃甚广, 马类家畜易于误食导致中毒, 夹竹桃含强心苷配糖体, 动物误食后其所含的强心苷抑制了心肌细胞膜的三磷酸腺苷酶, 引起心律失常、心输出量减少形成左心充血性心力衰竭及肺水肿;另外, 夹竹桃对胃肠道有强烈的刺激性, 形成胃肠炎, 导致腹泻、胃肠出血、胃肠黏膜脱落、肠麻痹, 最后引起左心充血性心力衰竭和肺水肿及出血性胃肠炎而致死[4]。

5. 选择一些动物过敏植物。

有些植物虽然毒性不大, 但动物误食后会有过敏反应, 这些植物也应该加以介绍, 避免动物误食影响其生长发育。例如曼陀罗是一种常见野生地被植物, 山羊在误食青干草中混入的曼陀罗后会发生过敏反应, 病羊初期结膜潮红、口色燥红、呼吸加快、狂燥不安;后期精神高度沉郁、磨牙、哞叫、全身肌肉震颤、瞳孔散大、嗜睡[5]。

三、丰富实践内容

目前市场上的地被植物教材实验指导书大都是按照园林专业课程设置编制的, 是《花卉学》、《观赏植物学》、《园林植物栽培学》等课程的补充, 所以很多基础实践环节内容没有安排。例如地被植物的修剪, 因为在《园林植物栽培学》中已经重点开设而没有设置, 而动物科学相关专业并没有相关课程配套, 就需要额外增加这部分实验实习内容。同时, 也不应该把园林植物修剪技术原封不动地拿来照搬, 而是应该根据专业特点, 总结出一套自己的修剪技术体系。园林植物修剪参照师法自然而高于自然的原则, 加以人工修饰, 将美观列为第一位;而动物科学专业地被植物的修剪需要注重的是生物量的控制、地被植物和牧草的合理配比等问题。再如地被植物识别, 园林专业的侧重点是现有的观赏栽培品种, 而动物科学相关的重点的识别内容可能是一些在草原上的原生种, 以及具有较好食用和保健功能的品种。

四、完善考核体制

先进的考核评价办法, 要避免靠死记硬背, 突击就可过关的现象;降低课堂考试的比例, 突出实践及综合能力的考察。《地被植物》考核应该根据课程实际情况, 对学生理论课知识掌握程度、实践动手能力和知识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考核。通过课堂考试对理论课的学习进行考核;通过实验、实习对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进行考核, 引导学生重视实践, 提高动手能力;通过课程论文对学生的知识创新能力进行考核。

本课程教学内容本身是开放式的, 因此考核应该加大开放式的考核比重, 建议实践成绩∶课堂考试∶课程论文三者比例2∶5∶3。增加课程论文的考核比重一方面可以通过论文撰写督促学生提高知识创新能力、扩大知识面;另一方面, 教师也可以通过学生收集的资料获取一些信息, 为教学内容充实、电子教材的完善提供良好的素材。

五、结语

动物科学院开设的《地被植物》是一门具有专业特色的课程, 其教学工作需要不断实践和改革, 要紧密结合专业特点, 把最前沿的知识和最新的研究成果传授给学生。《地被植物》课程的教学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 需要在教材、教学内容、教学实践等多个环节不断地实践和探索, 寻找具有动物科学特色的《地被植物》教学发展之路, 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实用型创新性人才。

摘要：本文分析了高等农业院校动物科学院开设的《地被植物》课程特点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从专业特色教材编制、教学内容改革、实践丰富内容和完善考核机制四个方面, 对课程教学改革进行了探讨, 初步形成了具有动物科学特色的《地被植物》教学新模式。

关键词：动物科学,地被植物,教学改革

参考文献

[1]冯小鹿.金银花治疗家兔多种疾病[J].当代畜禽养殖业, 2013, (7) :50.

[2]严敏, 刘龙.蒲公英配合治疗奶牛乳房炎[J].贵州畜牧兽医, 2010, 34 (2) :22.

[3]贾丽萍, 郝卫芳.蒲公英散与抗生素治疗奶牛乳房炎的比较试验[J].中国奶牛, 2013, (13) :28-30.

[4]陈双胡.马类家畜夹竹桃中毒的诊治[J].中兽医学杂志, 2011, 160 (3) :42-43.

被改革者 篇8

改革开放以来, 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帮助、指导下, 集团公司领导与全体员工解放思想, 锐意改革, 团结拼搏, 艰苦创业, 勇于创新, 取得了骄人的业绩。许继三项制度改革经验在全国企业中得到推广, 探索出了一条国有企业改革新思路, 受到了中央领导的好评。1999年许继被中宣部、原国家经贸委确定为全国五家重点宣传企业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 许继企业管理勇于创新, 科研开发更是敢为人先, 从产品的“三配套一过关”、“三上一提高”到产品标准化的“四统一”;从一个机械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成长为一个高科技企业集团。在直流输电领域创造出六项世界第一, 为许继增加近40亿元的订货额。

被改革者 篇9

近日, 陕西省财政厅通报表彰了全省财政综合工作先进单位, 柞水县财政局被评为全省2007-2008年度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与改革先进单位。

近年来, 该局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围绕建立政府非税收入长效管理机制, 以“金财工程”为平台, 按照中、省、市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要求, 建立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数据库和柞水县财政直收大厅, 运用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软件系统, 积极推行部门执法、大厅开票、银行收款、财政统管的政府非税收入征管模式。并从今年元月起, 在全省首家实行对执收执罚部门履行职能时发生的政府非税收入由财政直收大厅直接收缴, 从源头上治理和预防了“三乱”现象, 促使了政府非税收入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三权”归位和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被改革者 篇10

谈消费,就离不开价格。总的说,要实现对于公共产品消费的公平,公共产品价格的制定必须公平,大体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交易双方都应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实行等价交换:二是政府制定价格要做到公平公正:三是公共产品消费应由政府负责,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需求,在价格上使大多数消费者能够承受。

当前公共产品价格中存在不利于

实现消费公平公正的因素

一,一些行业和部门借价格政革之机损害消费者的权益。特别是一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兼有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的行业和部门,往往把改革变成涨价,牟取行业或部门的利益。

二,公共产品价格的形成,存在价外加价或价外收费和重复收费的现象,导致其价格并不真正代表其价值。

其一,价外加价和乱收费的现象较为严重,在价格违法投诉案件排序的前6个行业中,服务业占了4个,其中教育连续6年居于首位。

其二,国家对某些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开征建设基金,如电力建设基金、铁路建设基金、机场建设费等。由于这些基金都是随价征收的,造成消费者或购买者在消费或购买其产品或服务时需付出三项费用:一是价格,二是基金,三是杂费。从而形成公共产品价格表面偏低而实际并不低的情况。按照有关规定,收取的各种基金应是专款专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报刊披露,首都机场收取的机场建设费是民航总局和首都机场各拿50%收入,而且给首都机场的50%还是作为机场的收入。建设费变成机场的收入,是否用于机场建设值得怀疑。

三,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上存在明显的价格歧视。在地方公共产品的使用上,存在本地居民和外地人两个市场,具有不同的价格,这在经济学上称为价格歧视。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中小学教育等方面都很明显地表现出城乡差别和内外(本地和外来)差别,这对广大的农村居民和进城务工的农民是极不公平的。这种不合理性在于:导致居民自由迁徙的成本过高,影响居民以及与之相关的资金、技术等要素流动,并最终影响到城市竞争力以及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提升。

四,市场价格秩序混乱。价格欺诈、质次价高、不正当的价格竞争,因商业贿赂造成的价格扭曲或价格虚高,住房价格居高不下和房价方面的各种价格欺诈,以及各种不合理收费、乱收费乃至强行收费,都在程度不同地损害着消费者的权益。在农村发生的各种价格和收费问题,尤其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问题,使广大农民所受到的损害更为严重。

造成公共产品价格问题的原因

基本一是价格形成主体错位。

公共产品一般由国家垄断经营,其价格由国家直接制定或批准。国家在制定公共产品(指非纯公共产品)价格时,既要考虑其成本的变动,保证生产企业能够获得合理的利润,以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又要考虑价格变动对其他部门、行业及居民生活的影响。增进社会福利,致使价格的调整不能及时反映成本的变动。

而对于生产企业来说,其在提出调价要求时,往往从部门、行业的利润出发,向国家提出过分或不合理的要求,甚至采取多报成本支出的办法来达到提高价格的目的。

所谓国家定价,往往演变成企业与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之间的讨价还价,其结果是成本涨多少,价格就提多少,甚至是价格的上涨比成本的提高还要快。

二是公共产品的定价基础缺乏成本约束。

公共产品的提供,名为国家实为国家委托具体的企业提供,从而使国家与企业之间形成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成本的控制程度往往取决于委托人的监管效率与代理人的经营目标函数。

如果企业的内部人不能分享利润收益,就只能从增加企业的开支中获取更多的个人收益。这时,内部人没有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却有成本最大化的动机,从而导致通过各种形式成本增加侵占委托人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部门利益代替社会利益。

由于现行公共产品和服务价格是按照成本加利润的方式制定的,但价格主管部门或审批部门与企业在成本信息占有上的不对称,又无法准确地审核企业成本的真实性,一般都是企业报多少是多少,同时考虑对国家财政、消费者的影响情况,实施相应的批准。

这种审批制定价格的方式,由于缺乏成本约束机制和有效的成本监控,企业缺乏加强管理降低成本的积极性,容易逆向激励企业加大成本支出甚至是虚报成本,因为这样做可以通过提价进行冲销,往往是价格随着成本的增加而提高,而成本的增加又缺乏相应的约束,以致成本越增越多,价格也越提越高。最终形成成本提高——提高价格,再提高成本——再提高价格,这样一种恶性循环。

三是自然垄断的公共产品价格改革问题突出。

经过放松价格管制的改革,较快地消除了这些行业的供给制约,但同时也逐渐暴露了长期存在的体制矛盾。

最为突出的现象是垄断部门的垄断利益合法化,在保持垄断经营格局不变的前提下放松价格管制。其结果只会是剥夺消费者剩余,使得垄断部门获得超额的垄断利润。行业垄断性越强,“高成本、高价格、低效率、低服务质量”的问题越突出。

此外,竞争机制的引入虽然打破了单一的价格形式,但目前的做法仅停留在对原垄断企业的垄断性经营业务和非垄断性经营业务进行“分拆”的层面,尚未形成规范的准入制度,垄断环节的垄断业务还不能形成企业间的竞争。

由于新厂商没有随时进入的可能和缺少潜在竞争者,在位厂商缺乏来自其他厂商和新进入者的竞争压力,也就没有提高效率、降低价格和改善服务的动力。使改革有可能蜕化为在原垄断企业内部瓜分利益,甚至将“大垄断”演变成“小垄断”、集中垄断分拆为分散垄断:或者改革的结果仅仅是打破了厂商垄断,而仍不放弃国有包办,“改革”演变成为“分拆”而“分拆”,“竞争”也演变成缺乏预算约束的国企之间的拼争:而政府管制职能的改革也将因此而延缓。利益集团左右着价格改革和价格调整的现象也就难以改变。

四是公共产品价格管理不完善。

一来规制公共产品价格相关法规不完善。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公用事业价格法律、法规,对价格的管理缺乏规范的标准和方法,对企业的产品定价缺乏制衡机制。由于法律法规不完善,往往造成在公用事业价格的制定和调整过程中就事论事,降低了公用事业产品定价的科学性。

二来价格管理部门职能单一,无法控制与价格相关的因素,也不参与市场准入、需求管理及运行成本的监控,存在管理部门与企业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对价格的审批难以做到科学和合理。在我国对公共产品价格的管理中,存在多头管理、政企不分、内容陈旧、监管不力等问题。

三是定调价程序中监督机制不完善。由于价格主管部门在定、调价过程中部门内和部门外的监督与约束机制不健全,使其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往往屈从于公用事业企业及政府其他有关部门的压力,制定和调整的价格不能很好地反映消费者的要求和意见而受到置疑。

四是公用事业价格听证会在定价程序中的地位并不十分明确,公用事业企业及其主管部门、消费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不明,人员组成的结构不合理,消费者在听证会中处于弱势地位,导致价格听证会在定价的具体实践中流于形式,听证会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

重新认识自然垄断问题,

对公共产品的生产经营进行结构性改造

首先是对其现有的部门结构进行改造。

其核心是使自然垄断业务和非自然垄断业务分离,即对现处垄断地位的国有垄断性企业进行分割,将网络经营和非网络经营分开。

对网络经营业务继续实行区域性独占,价格仍由政府管制,同时对非网络经营业务变一家独占为多家竞争。

允许非网络所有者按政府规定的价格及技术标准使用网络,即任何企业都可以在非自己拥有的网络范围内经营非自然垄断性业务。

其次是改革公共产品投资体制。

通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投资、公共产品经营企业的经营性收入再投资、政府和银行的低息贷款及发行债券筹资、引进外资等方式,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实现公共产品生产经营的稳定、多渠道资金供给。

再次是改革公共产品经营体制。

第一,改革政府的干预行为。将政府直接生产与经营公共产品的传统方式,改变为补贴和管制方式来干预公共产品经营。

第二,进行市场化改革。将不具备自然垄断的公共部门果断地推向市场。

第三,明确划分公共产品经营职能。政府可将某些城市道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的专门经营权拍卖给私人、法人团体和外商,由它们来经营;也可以将一部分垄断性行业的现有国有企业资产或将要建成投入使用的资产出售:还可以实行股份制改造,由股份制企业或私营企业来经营,政府可以尽快收回投资。对于不能出售和股份制的企业,政府可以采用租赁、托管和公司化等方法实行商业化经营,从而缩小政府直接经营的范围。

深化公共产品的价格改革内容

转换价格形成机制。对自然垄断行业中的非自然垄断业务,在价格形成中引入竞争机制,使价格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同时,对自然垄断业务继续实行政府定价或实行政府管制价格,但必须建立规范的价格形成规则、制度。

规范价格构成,建立成本约束机制。应完善价格形成中的成本构成,推行制定价格以社会平均成本为基础;建立规范的工资增长和约束机制,确立合理的报酬标准;取消各种价外加价或收费制度;加强成本调查,在条件成熟时实行行业社会平均成本公布制度。

理顺价格关系。一是取消价外加价和各种基金,改变价格的扭曲状况。二是逐步提高偏低的公共产品价格。使生产经营企业能够基本上做到收支平衡乃至略有盈利。

完善政府制定的服务产品价格形成,

做到价格形成的科学、民主、合理

第一,对于垄断性服务行业的价格,必须以服务平均成本、平均利润率、服务设施利用率、服务比价、服务差价等市场运行指标为参照系,通过价格听证、制定成本约束机制和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实现垄断性服务行业的价格科学、合理。

第二,对于服务的公共产品价格,应改变目前存在的公共服务部门财政补贴普遍不足和服务生产目标错位的状况。

加强财政补贴,提高服务业内部效率和相对收益水平,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为此,应建立公益性服务的成本补偿机制和公益性服务补偿基金,完善公共服务和公益补偿机制。对公共服务部门应完善财政补贴制度,保证公共服务所需投入。

同时,相应压缩公共服务部门的冗员,减少免费享受公共产品的范围,使之与国力财力相适应。

第三,完善价格听证制度,广泛吸收消费者参加。

实行价格听证的办法可以提供消费者参与价格制定的机会,但是听证的组织和听证程序方面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从目前实行的情况看,参加听证会的代表基本是生产经营企业代表、消费者代表、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的代表各占三分之一,这种结构不合理。作为要求提价的生产经营企业,其任务是在会上阐明提价的理由,解答代表提出的问题,而不能也作为代表参加投票。因而现行听证会的代表构成和听证办法不公平。

改进的办法是,更多地吸收消费者参与。听证会的代表由消费者代表、专家学者和社会团体、政府部门的代表组成,其中消费者代表应占代表的三分之二。还要请媒体进行舆论监督。实施听证前应该把企业的成本公开,提高听证的透明度。不能每次听证只有那几个代表知道比较详细的情况,尽可能向社会公布,通过报纸、网络、广播,让广大群众知道,直接参与发表意见,使听证会尽量做到科学、民主、公平、公正,更能反映群众意见。

制定和完善相关的价格政策,保障居民能够获得基本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以及社会保障服务。

认真落实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尤其是解决好农村的义务教育问题。在财政状况较好的经济发达地区将义务教育的年限扩展到高中,即将九年义务教育增加到十二年。取得经验后,逐步向其他地区推行。在价格和税收上均应实行优惠政策,并向农村倾斜。

国家制定的医疗服务价格,应该区分基本医疗和非基本医疗,实行不同的价格或收费办法,即基本医疗价格应使全体国民能够看得起病吃得起药,其价格能够补偿医疗单位成本即可。由此,政府应该主导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民医疗保障不仅要作为一项社会福利,而且更要成为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还要深入改革公费医疗服务制度,对非基本医疗部分,则应参照市场价格制定,以使医疗单位能够获得正当收益。

重塑价格管制监督机制,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共产品价格监管体制。

目前在有的地方或部门乱收费现象相当严重,与相关部门的监管不力有关。以教育乱收费为例。教育乱收费连续6年居于价格违法大户之首,但屡治不爽,收效甚微,其原因就在于系统执法存在问题,即执法者和被执法者在利益上休戚与共。而乱收费的直接监管部门发改委如果隔着教育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去治理乱收费,甚至屈从于相关的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的压力,其收效可想而知。

可见,无论治理乱收费还是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都必须切实加强监管。规范的自然垄断行业价格监管体制,主要包括:

一是规范的定价方法。遵循“公平合理、切实可行”的原则,制定规范、合理的定价标准和方法。

二是规范监管程序。由法律法规明文规定实行监管的行业范围、监管的政策目标(至少包括价格公平、合理负担成本、消费合理化)和监管的组织机构等;负责实施监管的机构公布申请特许经营权的资格和批准程序:监管机构以公开、公正的方式为接受监管的自然垄断企业制定或调整价格:监管机构根据有关法规对自然垄断企业的执行情况进行严格的监督。

三是建立职能完备的价格管制机构,实现价格审批与成本监控一体化。参照国际通行做法,以价格管制为中心,将价格管制机构与市场准入、运行规程等管制机构合并,建立各级公用事业管制机构。四是培育有实效的社会监督体系。我国现有条件下,对管制者的监督体系可从以下方面人手:管制规则法制化,建立专业性的消费者协会,普及提价公证会制度,信息公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