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综述

改革综述（精选12篇）

改革综述 篇1

摘要：我党在实践群众路线过程中创造出的信访制度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但近年来频发的大规模集体上访、闹访、恶性截访等事件, 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深刻反思。关于如何改革信访制度, 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探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在争论中大致形成了三种改革取向:强化信访制度、整合信访制度和废除信访制度。本文拟对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信访改革路径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以期呈现转型期信访制度存、废、改博弈的全貌。

关键词：信访,改革路径,强化,整合,废除

我国信访制度虽然在特定历史时期, 在深化政权合法性、贯彻政策执行、监督官僚体制 (包括司法体制) 和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1]但越来越多的制度缺陷日益暴露, 这些缺陷主要有:一信访体制不顺, 机构庞杂, 缺乏整体系统性, 导致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二信访功能错位, 责重权轻, 人治色彩浓厚, 消解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 从体制上动摇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三信访程序缺失, 立案不规范, 终结机制不完善, 不断诱发较严重的冲突事件。[2]有关信访向何处去、如何改革信访制度的争论愈发激烈, 在争论中大致形成了如下三种改革取向。一、强化信访制度强化信访作用的主要思路是:重新构建信访体系框架, 整合信访信息资源, 探索“大信访”格局, 并通过立法统一规范信访工作, 从而建立起高效的信访监督监察机制。[3]在有关信访部门的权限问题上, 国家信访局研究室主任张彭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露, 信访机构权力有限是导致信访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4]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认为, 现行信访部门和其他部门一样, 只是政府之下的一个普通机构, 很多人并未意识到, 信访机构实际上是在代表一级政府行使权力。因此, 必须强化信访部门在政府序列中的地位, 信访部门的领导应该是政府的主要领导。[5]从政治体制角度出发, 中国科学院国情中心研究员康晓光认为, “我们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 在司法难以真正独立的情况下, 中国需要这么一套反馈系统来了解社会存在的问题, 了解民众的需要。这是一个没有门坎的系统。”他提议赋予信访部门更多如调查、督办甚至弹劾、提议罢免等权力。[6]在有关信访体系架构问题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莫于川主张建立集中统一的信访模式, 即将现在分散的信访机构统一起来, 形成一个专门受理信访案件的专门委员会, 与人大的其他专门委员会相并列。[7]河北工业大学副教授田文利主张将人大信访、政府信访、法院信访和检察院信访合并为一个综合的国家信访委员会, 使这一机构与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处于同一宪法地位之上。[8]二、整合信访制度整合信访制度主要从中国行政救济现状及宪政建设的角度出发, 主张渐进性改革, 发挥信访在保护公民权利等方面的作用。以是否明确表态最终废除信访制度作如下分类: (一) 最终废除——彻底改革派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从信访体制在宪法框架中的定位出发, 认为信访体制是辅助政制的一部分, 从属于核心政制, 消解信访困扰的根本出路在于建设、改革和完善核心政制、提升其正义推进效能。他强调, 信访体制应该趋于淡化或消亡, 但在核心政制的建设或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之前, 不得不继续借重信访体制——因为离开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水平的提升、离开执政党内部的民主制度建设、离开各级人大代表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领导工作人员的竞争性选举、离开司法独立的有效保障, 要消解信访困扰是做不到。[9]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及其课题组, 建议从行政、法律、政治三个层面考虑对信访制度进行稳妥而有步骤的改革:第一, 短期行政治标之策是给各级党政部门减压、给信访公民松绑;第二, 中期法律治标之策是强化各级司法机关接受公民告诉、申诉及处理案件的责任和能力;第三, 长期政治治本之策是撤销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信访机构, 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大。[10]北京大学教授陈瑞华从英国建立“衡平法院”的历史中得到启发, 设想当普通法院体系不能给公民提供有效的救济时, 建立一套特殊的司法救济程序。遇到普通程序解决不了的案件, 可以向省级“权利救济法院”起诉, 还解决不了, 就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权利救济法庭”。[11] (二) 只改不废——温和改良派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应星认为, 应发挥信访救济的独特优势 (节约经济成本或至少让行政相对人感觉成本较低、冲破关系网的束缚、救济效力上略胜一筹) , 集中矫正不讲程序、缺乏规范、充满恣意的根本弊端, 将信访救济改造为行政诉讼救济与行政复议救济的过滤机制、补充机制和疑难处理机制。[12]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培训工委干部周梅燕主张信访制度的改革应与整个社会体制改革联系起来, 采取渐进方式实现以法治为内容的信访制度改革。就信访机构的设置及功能, 她提出了四点设想:分离党政信访机构;改变人大信访机构直接处理各类信访事项的行政化处理模式;将申诉类信访案件纳入审判监督程序之中并加以必要限制;探索NGO介入信访代理领域。[13]三、废除信访制度废除信访制度主要思路是:信访制度充满人治色彩, 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 应撤销信访部门, 通过传统的立法救济、司法救济、行政监督等途径解决纠纷、化解社会矛盾。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 中国的信访制度早已演变成聚积怨恨、激化矛盾、制造动乱的温床, 成为封建主义清官情结的祸国殃民的遮羞布, 它悖离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 客观上成为政权合法性、政治认同性流失的重要渠道, 成千上万的访民成了它的牺牲品。并主张在中央、省、市、县设立隶属于人大, 财政、组织独立于政府, 实行垂直领导的冤案申诉局, 建立冤案申诉专员制度, 制定《冤案申诉法》。[14]北京学者黄钟认为, 信访制度是与计划经济时代强政权弱社会、弱司法弱人大、强行政、甚至一度是无司法无人大强行政的环境相适应的。[15]一些人把信访制度当成中国特色的人权救济方式, 忽视了从国家制度的大处着眼, 现行信访制度的许多规定, 其实直接与宪法或法

改革综述 篇2

——2015抚顺市社会体制改革综述

公正法治，是群众对生活的最基本期待；安居乐业，是社会和谐之源。社会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承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完善，又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2015年，我市社会体制改革扎实有序推进，各项事业进一步纳入法治轨道，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升，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组织活力进一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改革的成果。

勇闯改革“深水区” 加快法治抚顺建设进程 全市各级政法机关按照方案，分别细化措施，健全规章制度，从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推进执法司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全力推动法治抚顺建设。

公安机关专门成立了由一把手任组长的公安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了市局改革办，梳理了深化社会面警务运行改革和创新建立主办侦查员制度等重点工作，并稳步推进。全面推进民生警务，创新行政管理服务方式，认真落实报警求助“首警负责制”、群众办事一次告知制、窗口单位弹性工作 制。在户政、外事、交通窗口大力推行“预约”、“延时”、“绿色通道”和“一站式”等服务模式，有效缓解了不断增加的办证业务量和群众办证难的问题。推行公安审批项目归口受理、一站式办理和全程网上审批流转、网上监督，审批时长平均缩短50%以上；先后将全局25项行政审批事项中的13项进入市政大厅，7项经政府批准建分中心，5项下放基层。

检察机关建立健全检务听证制度，保障当事人知情权；进一步明确检务公开的范围和内容，建立健全公开信息审核把关机制和风险评估机制。2015年，两级院主动及时发布案件程序性信息2453件、重要案件信息32条、法律文书424份。

审判机关遵循三原则，结合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推动了综合改革。在把握全局改革的同时，注重重点突破，在推行人员分类管理、推进权力运行改革等方面都有大胆尝试。2015年，抚顺中院受理各类案件13353件，审执结12516件。审判效率提升更为显著，一审民事案件平均审限由以前的180天缩短到现在80天左右，二审民事案件也由80多天缩短到35天左右。

司法行政机关创新法律援助工作，全省首创探索建立了涉军异地法律援助协作机制，2015年，办结涉军异地法律援助案件16件；在全省率先探索成立了环卫工人法律援助站，畅通了困难群众维权渠道。创新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取得新成效；成立了四城区交通事故民事损害赔偿人民调解委员会，2015年，调解案件1437件，调解成功1398件；探索建立医疗纠纷专业人民调解组织，2015年，调解案件123件，调解成功78件，涉及诉求金额5328余万元。

法制工作部门结合市委市政府全面深化改革安排部署，积极履行政府立法、行政执法监督、行政复议职责，在深入推进我市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中发挥政府法制部门保障改革、推进改革的积极作用。围绕经济社会重点领域制定立法计划并组织实施，其中地方性法规立法计划项目4件、规章立法计划项目2件、规章立法调研项目4件。开展立法调研28次，接待群众提出意见建议75人次，对各立法件草案在媒体上征求意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采取有力举措推动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强化“复议为民”举措，开通行政复议案件网上收案平台，建立行政复议法律援助制度，为贫困人群、弱势群体的申请人免费指定代理律师。在全市35个乡镇设立86个行政复议联络点，全年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立案99件，审结41件。

撑起民生“保障伞” 稳步推进基础公共服务 一年来，一项项社会事业改革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选好突破口和着力点，打出“组 合拳”，推动了改革成果更广泛、更直接地惠及人民群众。

教育事业：继续实施“阳光分班”，精心组织好新生入校“阳光分班”工作，全市213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万余名新生新生入学全部实行“阳光分班”。继续规范高中招生秩序，彻底取消公办高中择校生，取消的比例约占公办高中公费生总数的10%。创新引进高层次人才选聘方式，优先选聘了27名免费师范生、硕士研究生来我市从教。推进中考招生制度改革，报名录取实行平行志愿，录取由原来4个批次变为3个批次,二次择优批次录取开始实行平行志愿。继续在抚顺二中、抚顺一中、抚顺十中开展自主招生试点工作。民办高中招生试行学校自主招生与市招办统一录取相结合的政策。

社会救助：市民政局继续提高做好城乡低保标准，城市、农村低保救助标准平均增幅7%、10%。提高医疗救助标准。低保对象基本医疗住院救助比例由60%提高到70%，每人每年最高救助限额由5000元提高到10000元。制定了《抚顺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实现了人社、工商、公安、公积金等部门的跨部门信息共享。规范实施临时救助，积极推进“救急难”工作，实施农村低保户供暖救助政策。加强低保与扶贫开发、医疗救助与医疗保险、政府救助与社会帮扶等政策衔接，切实发挥兜底保障作用。

医疗卫生事业：完善医疗卫生计生服务体系，大幅提高 卫生计生服务能力，全市拥有医疗卫生计生机构1434个，建成省、市重点学科34个。2015年，全市总诊疗人次918.7万，基本满足了抚顺市民健康的需求。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中国医大一院集团派专家团队到市中心医院出诊，市第二医院由盛京医院集团托管，清原县、新宾县、抚顺县正式实施以药品零差率为代表的综合改革。完善了医疗保障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9.83%，新农合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达到70%，大病保险实现出院即时结算。基本药物制度在7所县级公立医院、545家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达到了全覆盖。积极稳妥实施计划生育单独两孩政策，全年共审批1400余个指标，出生825人，一胎、二胎、多胎生育手续审批逐级下放。

就业创业：以提升公共就业服务能力为基础，以创业带动就业为重点，以改进加强培训工作为牵引，以构建职业介绍网络信息平台建设为拓展，不断完善机制体制建设，全力抓好高校毕业生、困难群体、农村转移劳动力、实用技能人才等人群就业服务工作有效推进，各项工作有了长足发展。2015年，全市实现城镇实名制就业6.6万人，扶持创业带头人824人，带动就业5794人，新增创业3515人，安置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106人，实名制培训城乡劳动力24146人，创业培训2109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06%。

社会保障工作：社会保障是重大民生工程，涉及千家万 户。2015年，我市克服政策体制原因造成的历史遗留隐性债务及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巨大等不利因素，为39.5万名符合条件的退休（职）人员调整了养老金，调整后月人均养老金2018.41元，全年累计发放养老金97.2亿元。提高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至每人每月85元，有15.4万名60周岁以上城乡居民享受到养老金待遇，发放率100%。新农合筹资由人均280元提高到380元，大病保险筹资标准由人均18元提高到25元，将城镇居民大病保险的报销比例在原来的基础上上调了5个百分点，达到55%至65%。

城市管理：制定了《南站地区综合整治方案》、《北站地区综合整治方案》、《主要干路及城市出入口综合整治方案》等一系列方案，通过治理，城市出口路得到提升改造，特别是新华大街、新华步行街、章党高速口、南站、葛布通道和北站广场整治效果明显；开展了私设停车锁、LED显示屏、“僵尸车”、擎天柱广告牌清理整治工作；对煤泥砂场、建筑工地占用城市空间及乱挖道路、违章建筑、占道经营、乱停乱放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重点查处；对全市46条街路露天烧烤情况进行了综合检查；加强了小张贴、小广告等城市“牛皮癣”的清理力度；调整完善了公交线网和站点布局，交通旅游等城市导览导视标识进一步规范；启动实施了“点亮万盏灯、照明回家路”的“住宅小区照明计划”，目前已对全市6353栋住宅楼安装简易照明灯13100盏。充分发挥 “一线一网一平台”民意诉求主渠道作用，努力提高群众诉求办理质量，做到了市民投诉“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事事有人管”。2015年共受理市民投诉件1600余件，微信反映件1700余件，市长电话办转办件460多件。合力织就“安全网” 筑牢社会和谐稳定根基

良好的社会环境，不仅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也为进一步优化抚顺投资环境，提升抚顺城市品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5年,抚顺市各职能部门以创建平安城市为载体，不断优化社会环境，取得了丰硕成果。

市公安局创新常态化打击犯罪机制成效显著，组建市局“指挥办”，每周召开调度会，对全市大、要案件进行串并攻坚；建立兼顾维稳、打击、防范等各项业务职能的“4+1合成作战平台”，有效整合打击力量。建成监所视频监控指挥中心并投入使用，可同时监控81个视频画面，实现了抚顺地区，监所视频监控全覆盖、无死角。推进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成效显著，依托警务指挥系统 “一张图”应用，实现了立体化应急指挥调度的全城覆盖；以情报搜集为先导，构建了“覆盖全市”的反恐维稳体系；在全市组建了“覆盖城区的1、3、8分钟处置圈和10、20分钟封控圈”的专业化巡逻防控网；治安系统在实现行业场所信息化管控 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了爆破物品综合封闭式管理新模式；户政系统从实战应用出发，坚持自主创新，依托派出所勤务指挥室建设，建立了派出所治安防控警务新模式。2015年，共破获刑事案件2575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8349人；共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693起，2.3万余人次。

市信访局突出工作重点，推动信访工作改革。针对长期以来存在的信访问题基数大、越级上访量大、信访秩序差的局面，建立了“县区委书记信访稳定工作例会”制度，会议每季度将召开一次。通过例会制度，提高各县区、公检法司及各市直部门“一把手”的信访稳定工作意识、转变思想观念，促使各县区、各单位将信访稳定工作纳入到重要工作日程上来，在全市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机制，推动我市信访工作秩序明显转变。大力推行网上信访，在全市各个街道、乡镇建立网上信访指导站，各个社区、村建立网上信访代理站，探索充分利用乡镇（街道）和社区（村）基层党组织开展信访工作。

市应急办注重打牢应急工作基础，努力构建应急管理体系，有效应对和处置了各类突发事件，为维护全市和谐稳定做出了贡献。组建了20支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聘请了58名同志组成了应急专家组；建成抚顺市应急指挥平台并投入使用，实现了与省应急办及市公安局、消防局、交通局、气象局等部门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为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提 供有效支撑。一年来，成功的处置了多起特大交通事故、自来水输水主管线爆裂事件及几十起封桥堵路事件，没有发生衍生灾害，没有造成不良影响。

市民政局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加强。在全省率先完成第九届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全市共有309个社区完成换届工作，完成率为100 %。加强社区工作者培训，举办了为期5天，250余名社区居委会主任、书记参加的专题培训班。社区建设取得新突破，新建、改扩建城市社区用房48个，并达到了“标识统一、功能齐全、质量优良、设施完备”的目标要求。在顺城区试点开展了精品社区建设活动，从志愿者服务、老年人照料等方面打造服务优良、有特色的社区。开展了社区减负工作，认真清理部门在社区的滥检查、乱摊派，确保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依法集中精力管理社区事务，服务社区居民，规范了政府行为，减轻了社区的工作负担。

市发改委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失信黑名单企业惩戒联动制度。建立多部门、跨地区信用联合奖惩机制，通过信用信息交换共享，实现多部门、跨地区信用奖惩联动，使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寸步难行。分别与市工商联、市打假办、市建委、市外经局等多家单位联合发文，对多个行业领域开展信用监管工作。2015年，有6家在我市从事建筑 9 方面的企业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而被列入失信黑名单企业，将在今后的一系列经营活动中受到联动惩戒。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积极构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建立食品药品质量追溯体系，完善食品药品诚信体系建设。开展了食品“小作坊”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工作，共摸底调查小作坊1809家，规范化制度化1809家，“小作坊”规范化、制度化监管任务及登记证明发放100%。开展了“明厨亮灶”工程，全市共有366家学校食堂（含托幼机构），完成了“明厨亮灶”改造工作118家。食品生产、流通、餐饮单位建立了索证索票制度，保障食品生产企业和餐饮单位原材料质量、流通食品的质量可追溯。

建国初期土地改革文献综述 篇3

关键词：土地改革；富农；两极分化

一、目前研究概况

学界对土地改革研究的文献浩瀚庞杂，相关的文献综述也很多比如：郑有贵等：《土地改革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6期；郭德宏：《土地改革史若干问题论纲》，《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张一平：《三十年来中国土地改革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期；卢惠：《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研究综述》，《宜宾学院学报》2009年10期。这些文献综述从不同的角度，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其中卢惠将近30年来大陆学者对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归纳为十个方面：关于土地改革的准备情况；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关于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偏差问题；关于土地改革运动的总体评价；大陆与台湾土地改革的比较；关于土地改革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关于土地改革过程中的民众心理；关于土地改革中发动群众与和平土改的争论；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中的阶级路线和政策；关于地区土地改革运动。鉴于相关的述评对前三个方面的问题已作了充分的论述，所以卢惠只对后七方面的研究状况加以总结。①张一平在他的文章中择要述之，探讨了四个问题：（一）土改的依据和政策；（二）地权变动与经济绩效；（三）社会重构和阶级理论；（四）农民社会心理变迁。②可以说以上两篇文献综述基本上涵盖了关于建国初期土地改革问题的主要内容。

关于土改的研究，以下学者用自己的方式，从不同的视角对这段历史进行总结概述。其中李良玉认为1950-1952年期间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步骤方面较之民主革命时期的土改运动有相当变化。在划分阶级成分方面有十一点新精神，在对待富农的政策方面有四点新内容，在土地财产的分配政策方面有六个新特点。新区土改的这些政策改进，基本保证了避免掠夺性的乱挖浮财，扩大了受益面，保护了农业经济中的商品经济和现代技术基础，减轻了社会震动。③佘君认为对于这场土地改革，理论界过去的分析多集中于生产关系和土地政策的变革，主要从民主革命的角度阐述其伟大意义，强调其政治性和革命性。他从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出发，对这场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大地上的土地制度变革进行再认识，以期更全面地揭示其伟大的历史影响和时代意义。④陶艳梅在考察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背景和原因的基础上，论述土地改革的政策措施、实施过程和成功经验，并充分肯定土地改革的历史成就。⑤

二、土地改革中的富农问题

关于研究土地改革中对待富农政策的研究很多，这也是研究重点。比如王东：《建国初期“暂时不动富农”政策的形成》，《党史纵横》1988年第2期；肖长培：《建国初期我国新解放区土改“中立富农”政策的产生及特点》，《福建党史月刊》1993年第6期；李良玉：《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王瑞芳：《土改后的中国富农：从保存、限制到消灭》，《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这些文章大多从政策的形成以及成效的角度进行研究，笔者在此基础上对前人补充，下面是分析角度比较新颖的一些研究：

尤国珍通过比较分析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制定了土地改革中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在实际执行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过程中，地方各大区之间却存在较大差异。中南区和华东区作为两个典型地区，因地方调查情况、领导人思想倾向和基层干部群众经历不同，在执行政策结果上出现较大差异。中南区对富农经济的打击相对严重，华东区的富农经济则保存较好，土地改革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较中南区更为迅速，也为此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地区之一。⑥

三、土改后是中农化还是两极分化问题

关于土地改革后是两极分化还是中农化，苏少之在其文章作了详细解释，他认为（一）农业生产力迅速恢复发展，农村经济走向繁荣，绝大部分农民上升，中农化是农村形势的基本特点。（二）富农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经济力量逐渐减弱。（三）仍面临困难的农民大部分经济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困难严重、经济下降的是极少数。在土地改革以后，认为农村开始了两极分化，其重要证据就是农村中存在着土地买卖和租佃关系、雇佣关系。苏少之认为土地买卖、雇佣关系、租佃关系大量的是发生在劳动群众之间，又多是调剂生产、调剂劳力的性质。因此，不能简单地列举上述现象作为两极分化的依据。⑦田利军持有类似观点。⑧

苏少之在另一篇文章中，通过数据分析新中国土地改革后新富农产生的规模与分布，支持了他原有的观点。他认为新富农的产生，并没有改变农村中中农化的总体趋势。当然，土地改革后农民在走向富裕的道路上不可能是齐步走，在农民小商品经济的竞争中，有很少部分新富农的产生，还有少数农民上升缓慢或仍面临困难等现象，也是中农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这种现象如果要用“分化”一词来描述，那也绝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讲的两极分化。由于政府在土地改革后实行了系统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对贫困农民积极进行救助和扶植，这种分化是可以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⑨席富群认为截至1952年底土改结束，农村社会的分化呈现着以下特点：1、出现分化的范围不大。2、分化程度不深。3、整体趋向中农化。⑩关于土地改革后是两极分化还是中农化的看法，之前存在争议，但是目前学界基本趋于统一，认同土地改革后是中农化的倾向。（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注解：

① 卢惠：《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研究综述》，《宜宾学院学报》2009年10期。

② 张一平：《三十年来中国土地改革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期。

③ 李良玉：《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④ 佘君：《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5期。

⑤ 陶艳梅：《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述论》，《中国农史》2011年第1期。

⑥ 尤国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南区和华东区保存富农经济政策执行差异解析》，《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5期。

⑦ 苏少之：《论我国农村土地改革后的“两极分化”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⑧ 田利军：《土改后土地出租、买卖和雇工不是两极分化的反映》，《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

⑨ 苏少之：《新中国土地改革后新富农产生的规模与分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

国企改革观点综述 篇4

关键词：国企改革,观点综述

1当前国企改革观点综述

1.1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 改革的目标模式, 开始并不是十分清晰, 需要在实践中逐渐清晰化。国有企业改革同样如此。

一种观点认为, 国企改革的目标应是使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中退出, 理由有三:一是从经济人假设借鉴推论出来的;二是借鉴世界各国国有企业发展的状况来分析;三是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而退出的方式主要有制度性退出和竞争性退出两种。

另一种观点认为, 国有企业不应该退出竞争性行业, 而应该在竞争性行业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竞争。因为如果国有企业进入到垄断性行业中, 不可能有效率, 因为在垄断性行业中国有企业会用行政力量去强化垄断。既然在垄断性行业中不可能有效率, 那么国企只有在竞争性领域, 在市场竞争的压力面前才能获得新生。

1.2 关于国企改革中的产权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对国有企业没有必要百分之百地控制, 国家在一个企业的总股本中占到51%以上就足以控制整个企业。而且, 通过这种方式还能使国家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本, 强化国家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力。

第二种观点认为通过对内部人控制的强劲趋势的认识, 驱使我们寻找一种特别的对企业的外部监控机制, 这种机制即使是在外部人并不拥有决定性的股份, 而经理和工人又不会自愿放弃其既得利益和权利的情况下, 依然可以有效地发生作用。要推行这种机制, 银行就是一个明显的可以考虑的机构。银行监督可以与一定程度的内部人控制相一致, 甚至与之互补。

第三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应当多元化、私有化。国有企业的股东应该多样化, 让法人机构相互持股, 并吸收其他类型的社会股本。

1.3 关于国企改革中的政企分离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 从制度上谈论政企分离的问题, 涉及到两个难题, 一个难题是政企合一的财产制度。根据是政资合一, 资产是国家的, 国家出资, 国家作为老板, 搞坏了国家赔, 困难焦点是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如何分离的问题;第二个难题是,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党执政, 其他的党是参政议政, 所以过去国有企业政企合一的政治条件是党政合一, 到企业层面是党政企三家, 而且党委是领导核心。在中国实行政企分离就要处理这样一个问题, 党企关系怎么办, 这里涉及到党政企基本的政治制度怎么办, 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 政企分开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资职能分开, 即政府的管理职能与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二是政企职责分开, 即政府只用间接手段来管理企业, 并承担起企业分离出的社会职能, 企业实现自主经营。

1.4 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一种观点认为, 国有资产委托代理链条可分为政治委托、行政委托和经济委托三个层次, 赶超战略下的我国传统国有资产委托代理关系表现为两头薄弱和较强的行政色彩。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呈现一种逆层次推进的态势, 现行体制存在明显局限:第二层次的行政授权没有被根本打破, 第三层次委托代理链条过紧, 以及第一层次的政治委托关系改革滞后。因此, 必须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完善:保证法人财产权关键是放松第三层次代理链条;明确管理范围, 及时调整第二层次代理链条;完善终极所有者监督, 收紧第一层次代理链条。

另一种观点认为, 政府不应该简单地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任务交给国资委, 同时又赋予其国有资产管理规则的制定权。作为出资人代表的国资委与其他出资人的行为特征在许多方面存在不同, 它超然于市场之外, 通过非市场手段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 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然而, 国资委却面临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标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目标的冲突。

2对国企改革的认识

下面就国有企业改革谈谈自己的一点拙见。

目前, 我们正处在以国有大企业改革为中心的阶段上, 这个阶段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找到国有大企业与市场经济最终融合的方式。而依托资本市场实行公众公司改革、实现企业的多元化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 是未来国有大企业和市场经济最终结合的具体形式。围绕这个关键环节, 我们应当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1 收缩战线, 集中力量于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 优化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基础上的, 国有经济只需要通过市场来发挥主导作用。除了基础性、垄断性、公益性和外部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外, 处于一般竞争性行业的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应该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因此, 应当着力改善国有资产的配置结构和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 集中主要力量加强国有企业在战略性领域和关键行业的表现, 保证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支撑功能所产生的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 控制功能所产生的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作用。

2.2 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加强规范的董事会建设

国有企业经营必须遵循市场化的原则, 而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经营的首要任务就是董事会制度建设, 如果没有董事会制度保障, 企业的各项改革是很难深入的。国务院国资委提出外部董事制度, 就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外部董事占多数, 且这些外部董事的薪酬和待遇受国资委而非所在企业管理, 因此他们的决策过程不受企业的管理层所影响, 这极大地提高了公司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这种外部董事制度虽然先进合理, 但在实施过程中还没有完全放开, 主要表现在权力方面:虽然公司的投资决策权和管理权放开了, 但经理人的选聘权和考核权却没有放开。这有待于进一步改革。

2.3 国企应重视社会服务, 履行社会责任

当前,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 国有企业承担着企业和政府的双重职能, 社会对国有企业有太多的期许, 而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如何使国企在卸载过多社会负累的同时有效地履行社会责任, 是值得我们探究的。

改革开放以来, 在国有企业自身获得极大发展的同时, 社会针对国有企业的不满越积越多, 一些国有企业迫于市场竞争的压力, 从自身利益出发, 只讲经济责任而对社会责任履行不够。国有企业之所以会被全社会指责为不履行社会责任, 其深层次原因在于, 国有企业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对责任的自我认知与社会期望发生了冲突。因此, 必须重新审视国企改革的制度安排和改革目标。

国企改革不仅要置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框架下来审视, 还要置于社会福利保障的维度中来考虑, 不应当只是单一地追求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国企改革的最终目标应是多元的、系统的、人本的, 即要努力提升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 实现整个社会利益和民众福祉的增进。只要是符合这一最终目标的改革方式, 我们都可以而且应该探索。

2.4 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中国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需要多种经济形式协同发展, 不应强调孰进孰退, 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让所有的企业都能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无论是国有企业、私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 按照市场竞争的原则, 优胜劣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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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娇, 邵宁.国企改革没有终点[J].国企.2011 (3) .

[3]彭星闾, 曾令逸.对有关国企理论的深度反思[J].财经政法资讯, 2002, (2)

派出所改革情况综述 篇5

××派出所改革情况综述

××彝族自治县公安局为缓解警力不足、经费保障困难的矛盾，提高警务资源投用效益，优化派出所人、财、物的配置，切实改变基层派出所工作的被动局面，经过一系列的调研论证，在报请县委、县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批准后，于2003年10月正式组建农村中心派出所，走出了一条符

合漾濞县情的派出所改革之路。经过两年多的运行，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具体是：

一、改革以前的基本情况

××彝族自治县是一个集山区、贫困、多民族为一体的国家级贫困县，国土面积1957平方公里，其中98.4属山区，辖8乡3镇，65个村公所，一个社区居委会。2002年全县总人口99086人，24733户，地广人稀，住户分散。2003年以前，××县公安局按一乡（镇）一所设置，共设11个基层派出所（其中有10个山区农村派出所、一个县城镇派出所），有派出所民警40人，占全局民警总数的45，其中：2人所4个、3人所2个、4人所3个、5人所1个、城区所1个9人。11个派出所中，有9个派出所达不到公安部的“农村派出所不少于5人”的要求，管理难度大，民警集中学习的时间没有保证，素质长期得不到培训提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全县经济社会的向前发展，人、财、物的流动，思想观念的冲击，整个社会治安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现行的一乡（镇）一所建制已不适应发展变化了的治安形势需要。以当前派出所的状况：一是无法做好正常的接处警工作，因各所干警较少，经常出现群众报案无人办案情况，特别是对处置重大突发事件及持械斗行凶案件，警力不足的矛盾更加显现；二是留不住人，造成人才缺乏。现存的几个二人所、三人所的乡镇，都属于××的高寒贫困山区，人口少，地域大，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工作环境十分艰苦，工作量不大。这些派出所，干警不愿意去，连组织安排担任派出所长，享受副科级待遇也很少有人愿意去，形成这些山区所只要有人，有人挂名负责就行，导致山区几个派出所的所领导综合素质弱化，难以当担保一方平安的组织者、领导者的重任；三是公安行政成本较高，得不偿失。拟合并的五个山区派出所（××××××*）总人口2941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9.69，2000年至2002年来共发刑事案件89件，占全县发案总数713件的12.48。共受理治安案件103件,占受理总数806件的12.78,年平均发刑事案件29.67件,所均发案5.9件;年平均受理治安案件34.33件,所均6.87件。双涧派出所,辖区面积206.72平方公里,人口4567人,三年共发刑事案件16件,受理治安案件10件;富恒派出所,辖区面积228.93平方公里,人口8080人,三年共发刑事案件20件,受理治安案件12件,年均4件;太平派出所,辖区面积239.08平方公里,人口6614人,三年共发刑事案件23件,受理治安案件36件；瓦厂派出所,辖区面积111.67平方公里,人口5144人,三年共发刑事案件15件,受理治安案件21件;鸡街派出所,辖区面积143.09平方公里,人口5013人,三年共发刑事案件15件,受理治安案件24件。从上述统计数据可见，这几个派出所辖区人口较少，且居住分散，社会治安相对较好，设立一个派出所的行政成本较高，增加警力无法实现，二人所又无法履行保一方平安的工作职责，公安投入和收到的社会效应反差较大。派出所的现状，已极大地制约和影响了全县公安工作的整体向前推进，已使全面的公安工作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二、中心派出所的设立

面对存在的现实困难，××县公安局党委根据省公安厅“西山会议”精神，积极探索派出所警务运行的新机制，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集思广益,权衡利弊，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决定从××的实际出发，对农村派出所进行改革，撤并原派出所并“建立城镇公安分局、组建农村中心派出所”，以改变建设投入大、行政成本高、人少干事难的现状。通过与乡镇领导交换意见，与县主要领导积极争取，在相关会议上进行专题汇报，改革方案得到了县委、政府同意以及上级公安机关的大力支持。

改革综述 篇6

一、80年代——零星出现

从1979年到1984年，诚信问题并未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就笔者目前所见到的资料来看，第一篇有关于诚信问题的研究出现在1985年，魏迎宁在《法学杂志》1985年第4期发表了《保险合同中的最大诚信原则》一文，率先在经济和法律领域中开始了对于诚信问题的研究；紧随其后，1986年有了三篇对于诚信问题的研究，同样出现在经济和法律领域，卓林培在《江苏商论》1986年第2期发表了《信誉是商业企业之本》一文，王敏典的《魏征法律思想初探》发表在《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86年第4期，方补长则在《经营与管理》1986年第8期上发表了《信誉销售法》，这与改革之初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在合同法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出现的一些纠纷有关。1989年，学者们开始对传统诚信进行研究，在对于诚信问题的研究方向上开启了对传统的反思。

二、90年代——逐步深入

90年代对于诚信问题的讨论开始从对具体问题的讨论转向理论层次的思考，《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12月刊登了李立的《商业文化中的“诚信思想”》一文，文章从具体的商业活动中的不诚信行为入手，对比了中国传统诚信思想与西方契约诚信思想，指出西方契约诚信的基础在于契约关系，提出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应该“将诚信与契约相联系，充分发挥自律和约束的双向功能”。这篇文章尽管比较短，无论是对于中国传统诚信的反思，还是对于西方思想的研究都没有深入，但其对诚信问题的思考开始转向理论层面，并且在诚信问题研究的方法上开始了对中西诚信思想进行对比研究，这两方面的功劳无疑是不容忽视的。到90年代末，学界对于诚信问题的理论探讨更加深入，《教学与研究》杂志1999年第7期刊载了龚群的《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法与伦理的特性》一文，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伦理进行了分析，将诚信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联系。这篇文章为后来的研究者们展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思想的基础，以及解决诚信问题的可能方式。

三、新世纪初——全方面展开

进入新世纪之后对诚信的研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所涉及，并且具有时代性。如：对于大学生诚信问题的研究和网络诚信问题的探讨，《理论月刊》2002年第11期刊载了姜晶花的《大学生诚信状况调查》一文，文章通过调查研究展示了大学生中存在的不诚信行为，分析了其形成原因并提出了可能的应对方案；钱春芸在《云南财贸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2期上发表了《当代研究生诚信教育研究》一文，将对学生诚信研究的对象扩展到研究生层面，并且从学校、社会、制度三个方面分析了研究生诚信缺失的表现及其原因和对策；裴德琼在《理论界》2005年第5期发表了《诚信与网络发展》一文，文章从网络用户、网络信息提供者、网络提供商等角度分析了网络诚信危机的表现和解决方案；陈春萍2005年3月在《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网络文化的道德维度》一文，将诚信作为网络文化传播的道德规范之一，分析了在网络身份不确定的情况下，仍然应该将诚信作为约束、自律的规范之一。

同时，学者们对于诚信研究也进一步的深入，对中国传统诚信思想和西方诚信思想的发掘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探讨其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的文化根源。康志杰、胡军于2004年出版的《诚信——传统意义与现代价值》一书，以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为线索，从先秦时期的诸子论诚信，到秦汉神学化的信与世俗化的信，魏晋南北朝时期放浪的风气以及隋唐以信治国，再到宋明理学时代对于诚信的再探讨，及至近代封建社会末期诚信的混乱，系统地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中诚信的发展与演变。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对当前社会诚信危机提出了一些相关建议，从公民道德建设、政府、企业、法律、教育、媒体等各方面对诚信危机的原因和解决途径做出了一定的探讨，并且本书在资料和系统性方面为我们研究中国诚信做出了表率，其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目前很多学者所寻求的。崔宜明在《学术月刊》2004年第2期发表了《契约关系与诚信》一文，文章在对比中国传统诚信的“天人关系”基础上，指出现代诚信本于“契约关系”，所指向者是人、他人，所展开的语境是横向的权利平等关系。现代诚信建设的基础是观念的变革和建设，核心是信用制度的建设，关键是公信建设。从政府、企业以及公益服务等方面对建立现代信用机制，提出了建议。提出现代诚信建设的基本任务是根据公民的平等的社会权利建构起相应的社会制度，并努力促进所有的社会公共机构在尊重公民社会权利的基础上实践其保障公民社会权利的公共职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上曾发表了焦国成《关于诚信的伦理学思考》一文，文中指出“诚信在人类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均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它是个体道德的基石，是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的基础，是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分析了诚信所具有的特性之后，提出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查询的公民个体、单位集体和公司法人的信用记录档案，并附之以相应的配套奖惩措施，为社会诚信水平的提高提供机制上的保障。相较于单纯强调在制度方面建立诚信体系来说，这篇文章更为具体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手段对于建立现代诚信机制的辅助作用，从操作性方面做出了更加细致的说明。

四、成果与不足

从上文的简单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年来对于诚信问题的研究呈现出“由特殊到一般”、“由抽象到具体”、“由单一到多元”的特点，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理论的研究总是在不断地发展着，当前对诚信问题的研究并未达到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诚信体系也尚未建立起来，因而，对于诚信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

1.诚信的词源学研究有待深化

“诚”与“信”二字在汉字词源学上本来是分开使用的，并且各有自己特定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大多数学者在分析诚信的时候都加以区分，并多以《说文解字》“信，诚也。从人，从言。”将“诚”与“信”互训。有的认为“诚与信说的是对人类的一种特定行为性质（真实性）的两种具有等值意义的阐释”；有的认为“实际上诚即是信，信即是诚，原无须作更多的分说”；更有学者指出诚信最初的出处如篆书、金文，并且在早期的资料如《尚书》中分别使用的情况，如詹贤武在《“诚信”的词源性研究》一文中详细分析了“诚”与“信”各自本来的语义，并在文章最后指出“由于‘诚’和‘信’词义相通、词性相同，因而可以互为解释。古人认为，‘诚’是道德的根本，‘信’是行动的准则，它们之间互为表里、相依相存的关系，使得‘诚’和‘信’这对孪生兄弟自然地结合在一起”；有的学者在从本体上对比中西方诚信思想的过程中指出西方诚信思想的基础是“契约关系”，中国传统诚信思想的基础是“天人关系”，并且此“天人关系”为“诚”所指，如萧仕平认为“儒家认为人之“诚’，作为德性有着存在于人之外的形而上源头，人应体悟这个形上境界”。这些观点指出了“诚信”与德性的关系，康志杰、胡军则更进一步地分析了殷周之际的“以德配天”思想对于伦理道德规范的影响，“周公总结了一套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主要内容的伦理道德规范，并认为这也是上天赐予民众的行为规范。”这种观点从思想史的角度明确分析了“天”与“德”之间的关系，以进一步突出传统诚信背后所隐含的“天人关系”。

然而这些分析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中国古代的“天”有多种，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明确指出：“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曰主宰之天，曰运命之天，曰自然之天，曰义理之天。”在周公“以德配天”之前和之后都有着不同的变化，天与人之德如何相关联？孔子之时“诚”与“信”二字并未合用，但《孟子》中却出现了一次合用的记录，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转换使得“诚”与“信”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其结合与“天”的不同形态变迁是否存在联系？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地深入研究。

2.契约诚信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必然联系问题有待明确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已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上层建筑总是伴随着与之相关的经济基础的变迁而改变，诚信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变迁也与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相连，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现代诚信必然是以“契约关系”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并且，“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转型有其独特的特点。现代诚信何以必须以“契约关系”为基础来构建，不仅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相关联，也与当前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社会主体由“人”走向“公民”的变迁紧密相连。因而，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为基础分析现代诚信体系建设的同时，对于转型期中国社会何以必然要求建立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现代诚信，又何以不能忽视中国传统诚信思想的重要作用，需要做出明确的说明和论述。

职务发明制度改革论点综述 篇7

关键词：职务发明,职务发明制度,科技创新

1 问题的提出

历史经验证实,单纯的公有制不足以激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主导下,我国在1978年开始大规模的改革开放,主要路径是清晰化产权,使劳动者能从自己的劳动成果中直接收益。但这一改革趋势在个别的法律制度中并未得到贯彻落实,然而这些法律制度对社会的影响却不容小觑,以至于需要专题研究去确证其社会效果。

具体来说,发明制度的建立与改革开放同年,1978年《发明奖励条例》规定“发明属于国家所有”。1984年通过现行专利法,该法第六条规定,“专利申请被批准后,全民所有制单位申请的,专利权归该单位持有。” 1992年国家对1985年施行的专利法进行修改,但这次修改并未涉及职务发明制度。2000年,为了进一步激励创新,国家第二次修正了专利法,规定专利归企业所有。2009年专利法第三次修订。为此,负责起草的有关部门在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公开了征求意见稿,当时公开的征求意见稿中,职务发明制度已经将“主要利用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发明创造,”不再作为职务发明,职务发明制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一修改建议始一露面就受到了保守派的批评。这使得立法者认为这个问题在学理上仍存争议,由于缺乏双方有效的论战,在改革派未及反击的情况下,维稳的思潮占据了上风。结果,在草案提交表决时,尝试修改了的职务发明制度又回到了从前。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论证职务发明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成为改革派未竟的事业。现有的职务发明制度的合理性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正反双方在理论上的交锋仍在继续。因此,适时地总结和梳理双方的观点,并借此把握问题的焦点,摆明各方的诉求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使学界对该主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避免重复研究和学术创新踌躇不前。这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必经阶段和路径选择。

2 职务发明的类型说

2.1 支持类型说观点的学者的意见

这些学者主要强调,由于投资等经济行为所形成的完成发明创造的社会条件不同,发明这一人类行为可以分为各种不同的经典类型:一是自由发明,在这种组织条件下,发明的一切投入——包括物质和智力投入——都是发明人完成的;二是委托发明,在这种生产条件下,各种投入是由委托人和被委托人通过合同约定的;三是任务发明,可以定义为“为完成单位安排的任务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叫做任务发明”,在这种组织条件下,单位除了提供发明所需的物质技术条件外,还要支付发明者的工资报酬,以及必要的辅助资金和技术条件;四是自主发明,这里的“自主”是指推动发明创造完成的主导力量是发明者的自由意志,而不是单位的意志,可以定义为“非完成单位的任务但是却主要利用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叫自主发明”。传统的职务发明在类型上可以区分为任务发明和自主发明。为了清晰地说明两者的异同点,需要进一步剖析职务发明投资的构成要素。一般来说,一项职务发明的完成需要具备几项基础条件:(1)认识因素(是指认识到某种生产技术可以继续进行技术创新);(2)意志因素(开展相关研究实验的决心);(3)行为因素(研究行为的人力资本的费用由谁承担);(4)主要物质技术条件的投入(研究所需的物质、实验条件等);(5)辅助资金的投入(研究过程中流动资金和零部件的投入);(6)风险承担(技术开发失败前期投入落空的风险);(7)申请和维持职务发明专利的费用。就任务发明来说,从发明创造的若干组成因素来看:(1)认识因素是单位认识到生产工艺中某部分可以实现技术创新;(2)意志因素是单位为贯彻自己的意志而聘请研究人员开展相关研究;(3)行为因素是研究者从单位领取薪水开展相关研究,或者说单位为研究者的研究行为支付工资薪水;(4)研究的主要物质技术条件由单位提供;(5)研究所需要的辅助资金由单位提供;(6)技术开发失败的风险由单位承担;(7)申请专利的费用由单位承担。就自主发明来说,从发明创造的若干要素来看:(1)认识因素是发明人认识到生产工艺中某部分可以实现技术创新;(2)意志因素是发明人为贯彻自己的意志而独自或者联系其他人共同开展相关研究;(3)行为因素是研究者的研究行为不从外部获得报酬;(4)主要物质技术条件的投入是使用单位的既有工作条件;(5)研究所需要的辅助资金由发明人自己筹集;(6)研究开发失败的风险由发明人承担;(7)申请专利的费用和维持专利的费用由个人承担。就任务发明和自主发明比较来看,除了主要物质技术条件是单位提供的以外,其他的皆不相同。因此两者不是同一种法律关系,也就是说不是同一种理念类型。而目前的专利法粗糙地将两者按照同一种法律关系来处理似有不妥。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很多,例如,何敏、肇旭认为:“通过比较各国雇员发明类分的立法实践,我们认为,雇员发明分为下述四种基本类型较为恰当:任务发明、职责发明、岗位发明和自由发明。”(何敏、肇旭) 张秀玲认为:“发明创造的完成,一般来讲,离不开两个要素:一是人的要素,即人的智力劳动的投入;二是物的要素,即物质与资金等的投入。其中,人的因素是关键。”(张秀玲) 还有,郑启斌认为:“我国专利法将职务发明创造分为两类:执行本单位工作任务完成的发明创造和主要利用本单位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发明创造。……对于后者,单位并非有意追求发明创造成果的出现,可能是无意之举,通过赋予专利权予以激励的意义不大,而且这样的发明创造可能与单位的业务范围无关,将专利权赋予单位反而可能造成技术的闲置,不利于促进技术实施。”(郑启斌) 。另有袁晓娟认为,在主要利用单位物质技术条件的情况下,发明创造的构思是发明人自己提出的,这一构思的产生完全依赖于发明人意志。完成技术方案的过程也充分体现了发明人的意志。在这一过程中发明人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发明的风险也由发明人自己承担。因此,该类发明应该归属自主发明而非职务发明。(袁晓娟,2006) 李红卫也持类似观点,他指出,对于“执行本单位的任务”和“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条件”完成的发明创造应当进行区分,前者采取“雇主优先原则”,而后者应当采取“发明人优先原则。”(李红卫,2008) 刘翠等人也认为:职务发明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职务发明的范围确定要经过两次界定。……前一次以契约规定的责任和任务为依据,界限比较明确。第二次范围比较宽,若掌握不好,可能限制雇员灵活创造的空间并引起纠纷。” (刘翠,2008)

2.2 持反对观点的学者的意见

对于职务发明的类型化说,反对的学者几乎没有什么反对的理由。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是利用单位的技术秘密则应将其归属为职务发明,主要利用单位其他的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发明创造则作为自主发明处理。这种考虑的论据可能是顾及技术秘密未公开宣布,发明人利用了非公有领域的知识,也就是说这种发明并非完全来自于发明人的知识储备,还利用了雇主未公开的技术信息。例如,康建辉等人认为,“应将专利法规定中主要利用单位物质技术条件改为利用单位技术秘密,缩小物质技术条件的范围。”他指出,单位的技术秘密因没有对外界公开,发明人可以利用其进行创造,完全是出于本职工作的性质或特殊地位造成的,因此将利用单位技术秘密的发明创造认定为职务发明也保护了单位的利益,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技术秘密的保护相互补充。”

2.3 笔者的观点

但是笔者认为利用技术秘密的发明仍然是发明人智力劳动创新的成果,企业技术秘密保护的技术其他人是不能公开申请专利的,申请专利的技术是在技术秘密的基础上开发的更先进的技术,因此,其研究进程仍然主要是由发明人推动的。发明制度的设置不能因为任何理由阻碍创新的发展,鼓励创新是职务发明制度的首要价值。因此将这类发明简单地归为任务发明显然是不合适宜的。在技术进步的链条中,不能因为中间有一环技术秘密,以后就再也不能发明专利技术了。

3 职务发明的发明人归属说

3.1 支持发明人归属说观点的学者的意见

许多学者从自然权利的角度看待职务发明问题,他们认为发明的实质是信息符号,发明来自于发明人的创造性劳动,应该在初次分配中将发明的自然权利给予发明人,然后在二次分配中再权衡各方利益。他们有的强调发明的自然产生过程;有的则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引证其他国家的法律与中国目前的国内法的异同点来证成自己的观点。

3.1.1 强调职务发明的自然权利归属的学者的观点。

例如肖宁洪认为:“劳动者在雇佣关系下的职务发明行为所出卖的只是劳动力的使用权,劳动者自身享有劳动力的所有权。职务发明行为是基于大脑的创造性思维而产生的,而劳动者是这种大脑的创造性思维的天然所有者,除事先的协议转让外,这种大脑的创造性思维所产生的职务发明创造自然归属于劳动者。另外,从创造性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得出以上结论。”(肖宁洪,2009) 从创造性劳动的角度,蒋满元认为:“如果创造性的劳动能比一般性的单位劳动实现更多的个人利益,那么纵然是比较辛苦,劳动者仍会倾向于选择创造性的劳动。”(蒋满元,2007) 另有刘效敬认为:“发明人的创造性劳动对该智力成果的产出起到了关键作用。以按劳分配和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来衡量,起到最主要作用的职务技术发明人理应获得相应回报,合法地成为我国职务发明成果的原始权利人。”(刘效敬,2007) 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蒋小慧认为:“劳动是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发明人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理应享有职务发明的原始权利。” (蒋小慧,2007)

3.1.2 中外法对比研究的学者的观点。

例如,沈映春和蒋秀秀认为:“在专利权归属方面,国外主要有两种原则,一种是“发明人优先”,另一种是“雇主优先”。在这点上,美、日有着共同之处,都遵循了“发明人优先”原则,但程度有所不同。……相对于美国和日本,我国更倾向于“雇主优先”原则。” (沈映春和蒋秀秀,2009)专利法在对职务发明的定义中忽视了职务发明人的地位和作用,对发明人的权益保护不够,这样直接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由于对发明人的激励不足,发明人没有足够的动力进行创造,从而浪费了大量人才和智慧;另一方面,由于发明人没有申请专利的权利,因而不必对成果的创新性和质量负责,从而导致大量垃圾专利的发生。另有傅剑清、李艺虹认为:“职务发明创造从申请到实施的全过程由单位完全控制,发明人没有任何制衡手段。在目前制度尚不健全的情祝下,许多单位将有价值的职务发明创造成果束之高阁。科研人员虽然了解发明的价值,却无权实施职务发明的成果,当发明人想对原有技术进行改进时,也往往因没有单位的许可而无法进行。通常情祝下,围绕这项技术进行的创新活动就此嘎然而止了。发明创造活动失去了延续性和持久性。” (傅剑清、李艺虹,2006)

3.2 反对发明人归属说观点的学者的意见

对于专利权的归属问题,保守派认为应归于企业,保守派的部分学者通过比较国内外发明专利的实施率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与外国相比发明的实施率较低,如果将职务发明转化为自主发明会进一步降低实施率。

例如,安迪言认为应该将专利赋予企业,同时让劳资双方通过市场确定双方的权益。他认为给职务发明人具体的奖励金和分成比例加大了企业的负担。他说“企业作为商业组织以及市场经济的主体,比发明人更有能力将职务发明创造转化为商业收益。因此从根木上讲,职务发明人的利益得益于企业的良性发展。如果企业发展欠佳,作为员工的发明人的利益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安迪言) 另有马新城认为,“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受市场发育程度的限制,目前中国非职务发明的转化率不足50%,也就是说,把更多的发明创造归入非职务发明中也并非就是出路。” 此外,王鸿认为,“职务发明法律制度的功能就在于确认物的投入重于智力投入,所以职务发明的第一受益人是单位而非发明人。” 蒋逊明、朱雪忠认为:“宜将利用本单位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归属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所在的单位,至于由此可能产生的不公平,则可以通过完善对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奖励和报酬制度并加大其实施力度予以矫正。”

3.3 笔者的观点

但笔者认为职务发明的实施率低的原因恰恰在于非市场化分配职务发明成果的奖励机制上。发明者为了得到奖励,只关注是否完成了发明创造,而不关心发明创造的市场效果。也就是说,他们加大了发明创造的新颖性和创造性,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实用性。因为按照目前的利益分配模式,发明人的利益是获得奖励,而单位的利益是将专利转化为生产力,所以,发明人在专利申请之初就不太关心专利的实施问题。而专利能否有效地实施,最有发言权的却是发明人本人。它的技术特征是什么,商业前景是什么,“春江水暖鸭先知”。因此,只有将专利权赋予真正了解专利的人,才更容易实现专利的转化实施。所以将专利归于发明人,由发明人通过市场获取收益,既能解决专利产出过少的问题,也能解决专利的低转化率问题。因为如果专利不转化为生产力,发明人就没有任何经济收益,他前期的投入就会化为泡影,所以发明人会极力推动发明成果的转化实施。其实个人所有并非专利就不可转化为单位所有,改革者的意愿是借此保护发明者的利益、激励发明创造。日本和美国作为专利归发明人所有的典型,其专利的转化率照样很高。反对的学者总是假设如果专利为发明人所有它就永远为发明人所有。实际上专利的所有制就像粮食最初为农民所有,它必然要被其他阶层所有并消费一样。对于粮食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直接规定农民产的粮食归国家或者归其他需要粮食的阶层所有,然后再去补偿农民,这种做法已经被证明是不合时宜的制度安排,历史上的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制度安排缺乏活力,所以就有了1978年的改革开放,粮食生产实行联产承包,结果带来了粮食生产的大发展。

其次,在数量上显现出的自由发明比职务发明转化率低的现象不是因为其所有关系不同造成的,而是两种专利的技术特征不一样造成的。目前,个人发明的创新大多是非定向开发的创新,目的不是直接服务于经济生产,而是直接服务于社会生活。一般情况下,这些发明的创新程度不大,技术产品本身欲实现的社会功能的可替代性强,所以导致了低实施率。如果同样一批专利,采取个人所有肯定比单位所有具有更高的转化率,这是被各种经济体广泛证明的事实,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往往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相反地,单位所有因为其不可避免的代理管理制从而增加了交易的成本,更加不利于专利的转化。美国干脆不允许单位申请专利,单位的专利必须来自于发明人的转让,美国也没出现过低转化率的问题。所以,就专利来说,关键是要高产出,依靠市场调节,就会出现切合市场的专利;反过来,如果依靠奖励来调节,就会出现难于转化的专利。

4 提高发明人报酬说

4.1 支持提高发明人报酬说的学者的观点

许多研究者在对比了国内外给予职务发明人报酬的规范后,认为我国给予职务发明人的报酬比例过低,这阻碍了职务发明的产生。因为职务发明的核心是符号信息,所有这些要依赖于发明人的创造性劳动。对这种劳动的激励不像其他可视物那样,可以通过计件或者计量来实现,而必须依赖于包括物质利益在内的激励措施。甚至有的研究者计算出了职务发明应然的分配比例,有的研究者则比较了国内外的相关规定,通过历史比较法来证成自己的观点。

例如,万小丽博士和张传杰博士利用修正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算出了各方的分配比例,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计算出的比例,是在企业主动投资研发专项技术的情况下,发明人应得的收益比例。从实证分析计算的结果看,我国大中型企业的创造性智力劳动对职务发明的贡献率为5.4%,而高校为23.8%。该结果表明企业的创造性智力劳动的贡献率较低,而高校相对较高,因此企业和高校的职务发明收益分配比例也应该有所区别。(万小丽和张传杰,2009) 但是,两位博士没有想到的是,政府对投入科研的资金是免税的,企业为了避税,可能故意虚增了科研的投入资本金,导致科研资金的统计数量增加。如果他们的研究成果是确实可信的话,那么投入院校的资金科研产出更高,投入企业就更低,也就是同样的技术劳动者在不同的单位创新力就不一样,结论有悖常理。因此,院校的计算比例应该是比较贴近真实的。而且,现在的职务发明制度把非单位主导的主要利用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发明也计算成了单位投资,实际上,这部分发明主要是由发明者的创造性劳动完成的。这在计算中减损了创造性智力劳动的贡献率。所以,笔者认为发明人的贡献率23.8%更正确一些。

还有,朱一飞认为:“出现职务发明创新活动难于监管现象的根源在于人力资本所具有的特殊属性——即其所具有的“人身依附性”(也可称为“人力资本的专用性”)。……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建立有效的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激励机制。”(朱一飞,2007) 冀勇、葛煦认为:“尽管专利法规定职务发明人享有专利收入的分配权,但因缺乏具体的操作办法,在实施中,企事业单位往往强调职务发明归单位所有,而缺乏对职务发明人应有的激励机制。”(冀勇、葛煦,2006) 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陶鑫良教授于2007年10月10日在北京华侨饭店所作的有关《专利权归属与职务奖酬若干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根据有关权威机构对国内近年职务发明专利报酬情况抽样调查显示,职务发明人做出某项职务发明后,56%的单位选择了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74条的规定给予职务发明设计人一定数额的奖励,但并没有给发明人、设计人应有的职务发明报酬:36%的单位甚至不给发明设计人任何的奖励与报酬;仅有8%的单位给发明人比较多的奖励以及部分报酬。(陶鑫良,2007)另有张洪吉认为:“发明创造能够取得的成就以及成就的高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发明创造人本人的创造力。对发明创造者进行激励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进行奖励。”(张洪吉,2008) 认为在职务发明制度中,目前的政策不利于发明人,从而不能激励发明人开展发明创造的学者还有其他20余名,他们的观点大致类同,这里就不一一评述了。

4.2 反对提高发明人报酬说的学者的观点

反对提高发明人报酬说的学者认为给予发明人过多的报酬会挫伤雇主从事创新的积极性。但持这一观点的学者非常稀少,在已经公开的文章中,只有一名作者持这一观点。例如,对于职务发明,温旭强调,当前法律所规定的职务发明奖酬制度如果严格执行的话,会出现以下两种后果:首先,企业需要增加大量的人力和投入来计算“报酬”,使得经营管理负担加重;其次,企业还要面对发明人由于不满意企业计算出的“报酬”的合理性而提起诉讼这一巨大法律风险。温旭还认为,过度强调对发明人的保护,企业与发明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企业除承担对发明方向的选择、资本投入、建立组织、制定计划、招用员工和开辟市场等巨大投入外,还要承担由于发明创造本身及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高风险。

4.3 笔者的观点

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坚持认为,如果优先保护发明人的利益,就会打击单位从事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单位可能不愿将其科研资源投入研发活动,从而最终影响到我国科技水平的整体提升。这一论点的错误在于自己忘掉了自己的论题,实际上,这里讨论的就是谁具备认识因素和谁具备意志因素的问题。在单位立意投资创新的情况下,那就是典型的任务发明,在这种情况下,专利权作为私权,投资的双方可以任意约定彼此的分成;而在单位没有决意创新的情况下,单位永远也不会像他说的那样“不愿将其科研资源投入研发,发明人将无用武之地”,因为单位是拟制的,单位要生产必须将物质技术条件交给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单位不要创新,个人就要创新,职务发明制度的意义就在于形成科技研发上的竞相投入局面。单位决意投入时就产生任务发明,单位不投入时就产生自主发明。两者法律关系是清晰明确的,同是发明专利产生的两架马车之一。实际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企业竞争生存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依照目前的法律制度,社会上也还没有出现仅依靠文化资本而致富的发明家。更多的倒是因为在职务发明分配中因掌握经济资本而变得更加富裕的雇主。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浏览一下福布斯富豪榜,数一数其中有多少科学家就可以得出结论。

国有经济改革的文献综述 篇8

一、国有经济的定义及功能研究

国有经济通常是指全民所有制经济,该类经济组织通过政府或国家对资产的控制实现对国民经济的领导[1~3](欧共体法规指南,1980;高鸿业,1996;樊纲,1996)。国有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的区别在于除经济功能之外,还具有社会功能[4~7](宋宪萍、闫银,2004;尚启君,2007;廖元和,2011;黄秋容、徐鹏,2011),例如弥补市场失灵[8~9](徐传谌、张万成,2003;Stiglitz,2005)、调整产业结构(熊勇清、李世才,2010;郭连强,2011)[10~11]、捍卫国家经济与社会安全[12~13](Galbraith,1980;剧锦文,2010)等。

国有企业是特殊时期的政策选择。Sergei Guriev,Anton Kolotilin,Konstantin Sonin(2009)对全球石油行业1960—2006年之间国有化的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国有化一般都发生在石油价格高企或者国家陷入危机的时期[14]。

世界银行于2002年初发布《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提出中国政府应该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根据Werner Draguhn(2002)[15]、Ita Siti Nasyi'ah(2012)[16]等的研究统计,可将典型国家国有资本的产业分布可以归纳(见下页表1)。

国有企业与国民经济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研究》课题组(2012)归纳了国有企业的三大特点:一是国有经济的结构和规模动态调整。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和不同阶段,国有经济有不同的定位和发展,其规模、结构、产业分布等都不断地调整和变化。二是国有经济的规模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全球经验来看,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抛物线规律。三是国有资本具有产业功能导向。全球规律来看,国有资本主要分布在高垄断性、高资本技术密集度和高社会效益的行业,以及一些重要的支柱性产业[17]。

国有经济的功能该如何演化?钱津(2007)认为,应淡化国有企业的政治功能,强化国有企业的社会公益功能,弱化国有企业的营利功能,摒弃将国有企业作为普通商事主体的做法,强化其作为特殊企业的社会公益功能,承担着实现国家政治经济战略目标的使命[18]。国有企业在根本上不同于私有制企业,国有企业的经营宗旨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为本,国有企业可以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机会,使得人人获得劳动权力在这一所有制经济的内部能够最大限度地理性实现。宁向东、吴晓亮(2010)[19],黄秋容、徐鹏(2011)[20]等认为,国有企业有助于政府公共职能的行使,以及作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强化或巩固其执政地位。天则经济研究所(2011)认为要使国有企业具有广泛的市场竞争力是很困难的,故以退出为主的改革路径值得肯定,国企必须从营利性领域(而不单是从竞争性领域)中逐步退出。这就是学界所谓“国退民进”的主张[21]。

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汪海粟(2000)认为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的作用,表现为:资源低成本占有的同时承担社会负担和历史包袱;治理上受到政府更多的干预;承担了因旧体制惯性和改革不配套的作用造成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责任[22],因此,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金碚(2010)也认为国有企业有特殊的地位[23]。宁向东、吴晓亮(2010)认为,凡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国有企业就可能有用武之地,当市场失灵时,政府的职责决定了它应该对经济进行干预,而干预的手段之一就是建立或扩张国有企业[24]。杨卫东(2011)指出,市场经济中的国企更多应在市场规律不起作用的地方或是市场经济失灵的地方发挥作用[25]。

数据来源:From Wikipedia,the free encyclopedia,April,2012.注:空白表示:民营和国有都存在;Y表示法律允许垄断,没有竞争;N表示自由市场;0表示,虽然法律允许竞争,不过实际不让竞争;自治表示根据每个省份的情况不同。

二、国有企业效率问题研究

对国有企业的效率差异问题研究,国内外已有学者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经济绩效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提供了实证依据。

许多研究证明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26~30](Gérard Roland,Khalid Sekkat,1992;林毅夫,1998;Dong xiaoyuan,Louis Putterman,2000;刘小玄,2000;天则研究所,2011)。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产品市场的竞争性较所有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具有决定性效果,在竞争性条件下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的绩效没有显著差别[31~32](Caves and christiansen,1980;Vickers J,Yarrow G,1991)。实证研究表明大多数国家的民营化改革都获得了积极的效果[33~34](Megginson.al,1994;Djankov and Murrell,2002)。同时,发现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在私有化后效益有显著提高,垄断领域企业私有化后的平均效益改善不明显[35](Stephen Martin,David Parker,1997)。

国有企业低效率的一个主要根源是预算软约束。政治约束以牺牲经济原则为代价导致了国有企业效率损失,进而对整个经济体构成“增长拖累”[36~40](Henry Hansmann.al,2000;Lawrence Lau,Yingyi Qian and Gerard Roland,2000;Roman Frydman et al.,1996;Zsuzsanna Fluck et al,1996;刘瑞明、石磊,2010)。

如何解决国有企业低效率?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实施私有化。Stiglitz and Sappington(1987)研究发现,私有产权比国有产权效率更高[41]。Abdullah M.Al-Obaidan(2002)[42],Sheshinski,Eytan et.al(2003)[43]等认为,私有化的效果取决于市场失灵的程度,在市场不会出现失灵的领域,私有化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绩效。Andrei Shleifer et al(1998)[44]认为在公共产品和自然垄断领域,私有化的合理性比较弱,但政府所有也存在问题。Megginson and Netter(2001)[45]通过研究发现,产权明晰不一定产生效率,产权界定只是一个途径。

强化市场竞争以提高国有企业效率。Djankov&Murrell(2002)通过对转轨经济体的调查指出,除俄罗斯外,引入竞争对多数国家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存在积极的推动效应[46]。Shirley and Walsh(2000)[47]、李停(2011)[48]认为,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定位,其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具有社会服务和营利性的双重要求,这可能是导致国有企业相比私有企业利润差距的根本原因,因此,私有化并不能保证提升企业的效率,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应该是如何提升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通过市场竞争保证效率。

制度改革也是改善国有企业效率的重要因素。Aaron Tornell(1999)[49],Black B.al(2000)[50],白重恩(2006)[51],Sachs,Woo and Yang(2001)[52]等强调在转型中必须建立社会保障网络,以达到社会稳定,否则由大量失业引起的社会不稳定将产生对商业不利的环境,因此降低整个经济的效率。Fox M,Heller M(1999)研究发现公司治理制度的缺失在俄罗斯产权改革中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53]。David D.Madzikanda.al(2008)通过对科威特国有和民营企业员工的调查研究发现,虽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被认为带来改善服务,但是受访者对私有化的态度是一边倒的消极,他们主要考虑私有化后对其国家就业结构的影响,职业稳定性,是否外籍人士挤压国内就业市场等因素,因此在进行国有产权改革过程中需要考虑国内劳动者的态度。Balazs Szalontai.al(2012)通过比较朝鲜局势与南斯拉夫,中国和越南的经验,可得出的结论是: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化,对外关系的成功正常化等是朝鲜改革进程成功的重要先决条件,揭示了政治制度对经济改革的重要影响。

在讨论国有企业效率的同时,需要先明确国有企业效率的评价标准。中国国有经济改革出现了“效率悖论”。World Bank(1995),刘元春(2001),李丽英、刘小玄(2004)等发现,从微观竞争和经济比重的变化来看国有企业是非效率的,但从宏观经济影响来看是有效率的;从生存竞争指标来看是非效率的,但从宏观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来看却是有效率的“悖论”状况。因此,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低的评价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度量标准。

为何中国国有经济会出现“效率悖论”呢?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7)[54],林毅夫、李培林(2001)[55],卢荻(2001)[56]等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的原因是承担了社会责任带来的负担。刘元春(2001)进一步论证了国有企业特有的宏观效率定位是其“效率悖论”的根本原因,包括保障经济和社会稳定、解决失业问题、提供社会福利性公共品等[57]。薛东阳(2011)指出“效率”概念反映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复杂的,它的确定既取决于效率主体的目的,又取决于效率客体的状态,既受生产关系的制约,又受生产力的影响。简单地通过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财务绩效的比较来得出是否具有效率的结论过于草率[58]。

吴延兵(2011)研究发现国有产权对生产效率具有显著负影响,国有企业在各类所有制企业中生产效率最低[59]。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大部分主张中国国有企业的出路就在于民营化,国有企业应该彻底退出竞争领域,世界银行(2002),天则研究所(2011)都通过研究报告论证了这种观点。

但也有研究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已超过民营企业。魏峰、荣兆梓(2012)基于2000—2009年工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SFA)模型测算36个工业细分行业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十年间的年度技术效率,发现2000—2009年间,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已经赶上并超过非国有企业[60]。与外资企业和行业平均进行比较,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绝对优势,牟俊霖(2012)[61],张晨、张宇(2011)[62]等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刘小玄,吴延兵(2009)认为,从企业的生产率增长来看,虽然国有及控股企业增长幅度最大,但国企的技术进步率的提高却十分有限,未能超过民企[63]。

综上所述,关于国有企业效率问题的已经形成了有效率和无效率、高效率和低效率、全要素生产率高效和技术效率低效等多种观点,关于产权结构是否有影响,影响强弱等问题也存在争议,基本观点是应着重市场竞争、制度变革等来改善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

三、国有企业治理及评价研究

国有企业治理应该完善治理机制来不断提升其运营效率,通过内部治理改革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全世界各国的国有企业都是在批评和抱怨中前行(金碚,2010)[64]。在金融危机的银行国有化行动中,英国、德国的国有化比较激进,均在新的银行体系改革中严格控制国有银行高管的收入,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国有化举措相对比较温和,国家的股权不具有投票权,待银行好转的情况下国家银行重新回归私有化。美国采取的是在非常态下的有限干预,主要通过制定法案严格限制国有资本的进出规则,一般会设定退出机制。

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管理绩效,世界各国都在国家所有者角色、透明度和披露国有企业董事会职责等问题上做了调整。OECD(2005)发布了《OECD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引》,旨在为政府提高国有企业绩效提供一般性的建议,共分为六大指引,其中每个指引原则又由许多子指引构成。这六大指引分别为:确保国有企业具有有效的、合法的和受监管的制度框架;国家扮演所有者角色;股东的公平待遇;股东之间的关系;透明度和披露;国有企业董事会职责。在国家所有权方面,芬兰和新西兰采用的是国家拥有完全所有权的模式;匈牙利和韩国建立了内阁部长会议来协调国有企业所有权;其他国家则是双主体模式或者仅仅是增强财政部的控制权。在国有企业董事会方面,主要是提升管理层的工作报酬及工作条件,规范董事会成员的组成及其任职条件。其中芬兰、挪威、瑞典和捷克对国有企业管理者的报酬和工作条件颁布了相应指引条例,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实施了一些规则来提升董事会成员的正直性及其专业任职资格[65]。

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改革也有进展。John Hassard、Jonathan Morris(2012)通过回顾了中国实施国有企业改革的尝试,主要是进行现代企业制度(MES)和集团公司系统(GCS)的改革,分析了关于组织重组的制度问题,发现了历史性的国有企业不愿接受改革源于以下三个主要因素:产权不明晰,剩余价值分配机制不清,国企管理层缺乏自主经营权,反映了中国渐进式的经济改革方向,经济结构的调整并不是短期内就能完成的[66]。Pradumna B.Rana(2012)通过比较中国和南亚地区经济改革发现,中国侧重于农业、工业,更多侧重微观经济体制的改革,比南亚地区的侧重于贸易、宏观经济政策的改革更为有效,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67]。

虽然主流的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与经营绩效二者关联方面取得一些成果,但这一思路忽略了治理结构所处的制度背景。由于公司的经营活动处于特定的制度环境之中,公司的治理结构与绩效受制度环境的影响很大,因此,陈信元、陈冬华和朱凯(2004)[68],夏立军、方轶强(2005)[69]等都认为研究制度环境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是研究公司治理问题的基础。李维安、邱艾超(2010)[70]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制度环境的不断演变,国有企业正经历从行政导向到市场经济导向的公司治理转型,表现为双重性、渐进性、间断均衡性和路径依赖性。国有企业的治理转型路径一方面表现为治理主体和治理边界的变迁,另一方面是从传统的行政型治理发展到内部人控制,进而发展到市场经济型治理机制建设的逐步层次性演进。

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和运营绩效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讨论。如何去考核和评价国有企业治理效率?国外对公司治理评价的研究开始较早。1998年美国标准普尔首先建立了公司治理的服务系统,目前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主要有标普、穆迪等。国内关于公司治理评价的研究实践还处于初级阶段,海通证券研究所、南开大学公司治理评价研究中心李维安(2003,2010)等已尝试建立了针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体系。但对于国有企业的治理评价体系相对较少。何华庆(2006)提出了从股权结构、治理结构、信息披露和股东权益四个纬度构建了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评价体系[71]。贾国军、巩娅玲(2007)[72]根据国有企业的设立目的差异,将国有企业划分为两类:为社会提供公共品而设立的和为完善国家经济发展目标而设立的。不同性质的国有企业评价的目标、标准和指标应该有差异。对于公益性为导向的企业评价更多体现为其提供的公益品的效率,对于国家战略目标设立的企业来说,企业的营利性指标和国家政策目标的应重点考虑。

四、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改革研究

汪海粟(2004)提出了地方国有企业改革的“局部休克”模式,并认为具备了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强调事物变动的质变和突变节点,称为变化的拐点,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经过长期的调整和设计,实施一战式的战略决策,以突破经济成分和经济结构调整优化过程中遇到的难题[73]。盛毅、林罡、赵明键(2008)认为地方国有独资公司的改革应考虑继续保留国有独资企业形式,重点完善经营目标责任制[74]。王少飞、周国良、孙铮(2011)研究发现,与央企和民企相比,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的增加更有助于提高改善当地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的增加对地区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75]。

潘红波、夏新平、余明桂(2008)通过对地方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绩效的关联研究,发现:第一,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对盈利企业并购绩效负影响,对亏损企业并购绩效正影响,反映了为了实现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负担或政治晋升的目标,其会损害或支持当地国有上市企业,证明了地方政府具有“掠夺之手”和“支持之手”的属性;第二,盈利企业的并购绩效与政治关联呈正向关联,政治关联可以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来保护企业产权[76]。

陈信元(2009)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国企高管薪酬管制与国企高管的腐败发生概率正相关,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财政收入和失业率的不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高管的管制水平不相同,导致不同地区高管的薪酬差异较大,进而造成由于薪酬管制差异带来的各种国有企业经济问题[77]。

夏立军、陈信元(2007)[78]以2001—2003年间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为对象,发现:市场化进程与地方政府控制的企业规模和企业股权比例支撑呈负相关;市场化越高,上市公更可能有低级别的地方政府以低股权管理;公司规模越大、所属行业的管制性越强,更多由高级别地方政府以高股权控制。因此,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各级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制策略影响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主要体现在管理国有企业的政府级别和股权比例上,市场化使得国有企业经营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降低了地方政府控制国有企业的经济动机,而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决定了地方政府有控制区域内大规模和管制性行业企业的政治动机。

五、结论

通过对国有经济改革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发现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经济制度,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与一国的工业化程度反向相关[79]。国有经济是国家利用国有资本,借以调控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国有企业的效率并不一定比民营企业差,衡量国有企业的效率不能但看营利性指标,要综合国有企业承担的公益性指标。国有企业的治理的规范化程度越来越高,通过建立有效的治理评价体系进一步保障治理的效率。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地方政府的干预对地方国有企业的改革具有重要影响。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与经营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国有经济活力、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不断提高。国有资产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分布在一般生产加工行业的国有企业资产比重下降至11.9%,分布在基础性行业和支柱产业的国有企业资产比重上升到50.6%,在军工、电信、民航、石油及天然气开采和电力供应领域,国有经济占90%以上。在新的历史时期,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环境,国有经济发展担负着更加重大的使命,中国要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

摘要：国有经济是一种国家现象,是国民经济中的特殊成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有经济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国有经济功能、国有企业效率、国有企业治理、国有企业绩效评价、国企改革与地方政府关系五个方面对国有经济改革相关研究进行回顾,为中国国有经济改革提供理论借鉴。

农村土地所有权改革综述 篇9

近年来, 以泉州市等地区为代表的城乡统筹改革, 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大量实践素材。国外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在我国改革实践问题上的巨大解释力, 也为我们研究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提供了大量理论依据。文献综述的逻辑起点是土地制度与经济效率的关系。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的定义, 可以相应地将农村土地制度定义为:约束与农村土地相关经济参与方之间关系的规则集合。以周诚 (2003) 、毕宝德 (2006) 等为代表的国内学者也认同, 农村土地制度就是指由法律等硬约束形成的以农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为核心的正式制度。

North在研究法国农村土地制度时得出的结论是:农地制度的缺陷及变迁的迟缓是法国农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 土地制度对农业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

目前, 我国农村土地所有制采取的是农民集体所有制, 农村土地使用制采取的是土地承包经营制。国内外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大量成果, 其中对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种改革倾向间的争论, 而对农村土地使用制改革的研究则集中在如何改善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和完整性两个方面。

1 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的研究

从国内外学界研究来看, 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的路径无非有三种形式:国有、私有或集体所有, 学界的争论也主要集中在这三种主张之间。

1.1 土地国有化主张的相关研究

土地国有化的思想在西方早期就有, 其中以英国古典经济学家John Stuart Mill为典型代表。John Stuart Mill反对土地私有, 认为土地因社会进步而自然增加的价值应当以租税的形式归国家所有。在John Stuart Mill之后, 马克思于1872年在《论土地国有化》一文中也提出土地国有的主张, 马克思认为“土地只能是国家的财产”。英国学者Alfred Russel Wallace继承和发展了John Stuart Mill的思想, 提出了具体实施国有化的步骤。同时期的美国经济学家Henry George也主张将私人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公产, 实行土地国有制度。另外, 德国的土地改革先驱Adolf Damaschke也主张土地国有化, 并且他的思想后来传播到中国, 民国时期的孙中山、蒋介石、黄通等人也受到此思想的影响, 他们基本上都主张采取和平手段实现土地国有化。

国内学者也对土地国有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相关研究。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 国内主张土地国有化的学者普遍主张取消现有的土地集体所有制, 有的学者认为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上可以考虑赋予农民999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甚至永久的土地使用权 (吴敬琏, 1991) 。

1.2 土地私有化主张的相关研究

西方古典经济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基本上都主张土地私有。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Adam Smith是最早主张土地私有化的经济学家, 他以西班牙为例子, 认为是土地自由流转与获取受到限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Demsetz在理论上分析土地公有和私有的利弊, 主张采取土地产权私有化, 从而消除外部性市场失灵。同样, 张五常 (1969) 运用产权和交易费用理论得出的结论是, 只要土地产权明确界定为私有, 则不管采取何种合约形式, 土地资源都能得到最优配置。

国内一部分学者通过对比各种土地所有制的优劣, 认为采取土地私有更有效率。陈志武 (2005) 认为在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制度下, 掌权者获益最多。而相比之下, 如果土地私有, 土地交易过程中农民作为交易的真正主体将具备发言权, 在多数情况下农民的所得至少不比现在要少。所有的先进国家都采用市场经济并且允许土地私有, 而所有拒绝允许土地私有的国家都没有解决好三农问题, 因此历史证明土地私有化是有效的。

有的学者认为, 在当前的制度框架下, 可以不必过分纠缠于土地所有权的归属, 可以淡化土地所有权的概念, 只要实质上使得农民获得长期的土地承包和流转的权利, 比如把承包地界定为农民个人的产权, 那么也可以达到与私有化一样的效果。

蔡继明 (2009) 认为中国土地在私有化的过程中, 要严格界定拥有土地的各个主体, 严格区分国家和个人拥有的土地的性质。并且应该正确把握私有化的时机, 有的学者认为土地私有在城乡人口比例达到7:3以上为最佳时机, 同时大多数学者赞同土地私有应该采取渐进改革的方案。

不仅有一部分学者赞同土地私有化, 作为与土地关系最为密切的农民, 也倾向于赞成土地私有。根据相关调查, 50%的农民认为土地应该归农户和农民个人私有, 25%认为应该归国家所有, 24%认为应该归集体所有。

1.3 主张在现行集体土地所有制基础上改良的相关研究

基于中国特殊国情, 国内有一大批学者主张保留现行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 并就现实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深化改革。主要从完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和突出农民主体地位两方面入手改良。

一方面, 完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一部分学者在坚持集体土地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 主张完善和稳定当前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 强化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 进一步延长当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甚至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延长为无限期, 从而稳定农民对未来的预期, 减少不确定性。针对当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畅的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 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改变土地用途、不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基础上 (马晓河, 2008) , 可以借鉴日本、韩国等地区采取的土地合作社方式, 推动农村现代农业的发展, 甚至可以采取租地农场制, 即“建立以村委会为载体的土地管理公司, 将土地经营权按现有人口 (超生除外) 股份化, 将土地划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块状, 然后采取竞争招标承租的方式, 产生承租人, 承租人按现代农场方式经营所承租的土地, 作为独立的农业生产企业, 并按合同交纳一定的租金和税金”, 还有学者主张采取“股田制”。

另一方面, 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当前集体土地所有制之所以存在诸多问题, 一部分学者认为关键在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集体”概念虚化, 农民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集体土地的相关权利没有得到清晰界定, 因此可以考虑从明晰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主体入手, 理顺当前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中相关利益方的关系, 尤其是正确处理集体所有治理结构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根据国内外有关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的主张可以看出, 三种主张的争论非常激烈, 一直都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我们认为, 国内外学者对土地所有制改革难以形成统一观点的原因在于各国政治经济背景以及历史发展阶段不同, 而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且国内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土地制度改革面临的现实背景较为特殊, 因此很难形成统一的改革意见。

2 简单述评

国内外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争论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是目前的研究还存在着不足。国外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1) 部分假设和理论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宏观经济背景、政治背景等) ;2) 大多数的研究较少涉及像中国这样一个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土地制度问题, 对泉州的研究几乎空白。国内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1) 研究手段大多局限于定性分析, 较少利用数据建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2) 研究方法大多数采取实际案例分析, 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3) 目前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研究着重于对所有权的研究, 缺乏对农村土地制度的其他更为具体方面问题的研究, 尤其缺乏对像泉州这样的改革试验区的系统研究。

鉴于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 总结泉州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践经验, 结合相关的理论进行规范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构建泉州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研究的理论框架;2) 针对具体实际, 将泉州的实践与其他地区甚至国外的某些实践对比研究, 探索土地制度改革的一般规律;3) 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对泉州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成效进行分析, 探索泉州模式值得推广的方向, 为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摘要：以新制度经济学有关农村土地制度的认识为起点, 梳理了国内外有关农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制度改革的研究。主要从土地国有、土地私有方面梳理了国内外有关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的相关观点。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

参考文献

[1]毕宝德, 等.土地经济学 (第五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周诚.农地征收宜秉持“全面开发权”论——关于农地征收“涨价归公”论、“涨价归私”[N].中国经济时报, 2006, 2, 13.

[3]杨继瑞.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改革的探析与思考[J].农村经济, 2008, (5) .

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综述 篇10

一、西方国家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借鉴

当前我国国库职能定位和国库管理机构设置基本上已与国际接轨。围绕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核心内容以法国为例简要介绍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些经验做法。

(一)国库支付运作模式。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国库管理运作模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设置国库单一账户,二是政府支付的集权化。

在法国,首先,所有的国库资金支出都是通过财政部在中央银行开立的国库单一账户来运作,国库为所有政府支出部门分别开立分账户以记录政府资金的变动与各政府部门支出和机构的资金运用,并向政府提供相关信息。当实际付款时,则通过国库单一账户来处理。经过多年运作,其各类账户都有完备而且明确的功能和性质以及规范的设立程序,进而确保所有政府性资金都能纳入国库单一账户来运作,这一做法不但为政府建立了一个便捷、高效的财务信息系统,便于政府对预算资金支付过程进行全程监控,极大地提高了财政资金分配和使用的透明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和使用效率。

其次,法国政府十分重视对政府支出的管理和控制,支出管理基本上都采取管理决策者与支出经办者严格绝对分离的原则。为加强现金支出的管理,在支付时实行控制实际支出资金的方式,即只有当国库资金实际支付给商品供应商或劳务提供者后才将资金从国库单一账户中划转出去,实际支付由政府公共会计具体负责办理。同时,为防止可能出现的支出部门与供应商之间的“合谋”行为,一是加强支出预算的控制,二是实行政府采购制度,提高支出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从而实现对预算资金的全面而严格的控制,有力地保证了国库管理职能的落实。

(二)国库支付监控系统。依法硬化责任、注重系统控制是西方国家国库管理中的一大特色。

首先,依法规定不同责任人在国库资金运作管理中的责任。如法国,对支出决策人、公共会计、财政监察专员等在有关国库资金的使用、支付和监督过程中的权利和责任都有明确的规定,并用规范的程序和严厉的制裁措施,有力地保证责任的执行和权利的实现。除了严明的法纪,还有一套完善的系统控制、市场评价和激励监督制度。其中,系统控制功能由于确定了制度内容的合理性、程序的有效性和系统的可靠性,成为市场评价和激励监督的基础和前提。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在政府受托管理财政资金过程中,如果存在信息不对称,行为各方就存在博弈可能,财政资金的安全运行就可能存在一定风险。为保证财政资金安全、高效运行,保证各方不偏离既定目标,有必要通过动态监控等手段,提高各类支出活动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国库在预算执行中的任务就是对公共资源的流动进行监控,并及时对偏离既定预算或政策目标的事项发出信号,并对偏离的原因进行解释。

其次,建立分工明确、相互制衡的监督审计控制系统。西方国家一般都设立了专门的审计监督机构对国库资金的管理运作过程实施严格的监督控制,形成严密的监督体系。如法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套议会宏观监督、财政部门日常业务监督和审计法院事后监督相结合,分工明确、协调互补的财政监督体系。议会主要负责对政府预算和决算的监督,直接审查大部门、单位。财政部日常业务监督包括国库内部的控制监督和财政监察专员的专线监督以及财政检察总署对国库司、预算司的业务司局的账目和执法质量及工作效率的检察。审计法院是法国政府最高的经济监督机关,独立于议会和政府,除了审计政府决算外,审计法院的主要工作是依法对公共会计和公共支出决策人进行监督,若发现问题,则视情节轻重,分别处以经济处罚、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二、国库集中支付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编制还难以完全满足集中支付的需要。目前预算编制仍存在项目过粗、事前项目论证不充分等问题,致使执行过程中出现预算单位自行调剂资金、项目资金混用以及名义上的支出与实际用途不一致的现象。

(二)业务模式还存在一定的缺陷。目前的业务模式还难于处理往来款收入款项,水电费、通信费等银行代扣款业务也无法受理,致使部分预算单位的实有资金账户还需暂时保留。

(三)财政授权支付凭证的使用比较繁琐。单位从零余额账户转账或提款时,不仅要使用原有的转账支票或现金支票,还需再打印一份授权支付凭证,增加了凭证打印和核对的工作量。

(四)财政部门分月下达的“财政授权支付额度通知单”还不能准确反映预算单位用款额度的资金性质。此通知单作为会计登记“拨入经费”或“财政应返还额度”账目的重要凭证,未按上年结转和本年预算、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准确、具体反映,给会计记账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影响了会计记账的准确性。

(五)财政部门下达用款计划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本来预算单位申请用款计划时做在授权支付的,财政部门下达后却成了直接支付;或上年预算结余资金在今年返还时金额有误的,诸如此类问题的出现,预算单位会计在期待合理解决的同时,也给我们的财政工作提出了新的严峻考验。

三、完善国库支付制度改革

(一)财务管理要从以“管钱”为中心转变以“管额度”为中心的管理

财务管理的中心是资金管理,资金在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下是通过银行拨付到各预算单位的账户上,而在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后,财政性资金不经过各级单位的账户,账户上是国库账户的额度。因此,在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下,财务管理的拨款方式有了根本变化:

首先,因为所属预算单位全部实施授权支付,对主管单位来说,主管单位对所属单位没有资金拨付权,而财务管理在主管单位这一级就要从之前的请款、领款、拨款的比较传统方式上转到对下级各单位的用款额度的管理和控制上,就是要求要从以“管钱”为中心到“管额度”为中心的转变,财务管理的核心如何有效、及时地把额度申请请到,并加强对基层单位实行有效的额度管理;

其次,在财政授权条件下,对下级的预算单位来说要从运作资金的传统工作方式,管理资金账户下转变为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要求,国库账户中的额度要使用好,进而保证资金支付的顺利执行。

(二)传统的会计核算要适应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变化。虽然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基本不改变会计核算的工作模式,但是在账户体系和自有资金流向上有一定的变化。

1、账户体系上的变化:按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之地改革的规定,国库单一账户是单位账户性质的,即以后要在国库账户中进行预算单位的全部财政性资金的运用,之前的一种类型的资金开一种银行账户的时代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预算单位所有的财政性资金都在国库单一账户中分账核算,这是本质的改变。

2、自有资金的流向处理上:各单位自由支配使用原来预算单位的各种基建包干节余、事业基金在进行会计分配处理的进入单位的实有资金账户的资金。在实施国库集中支付之后,原来由预算单位自由支配的资金放在国库单一账户里面,虽然各预算单位还是这部分资金的管理主体,但实际的操作发生了变化,资金的流向也随之变化了。

(三)努力推进国库管理制度创新。为提高预算执行管理的透明度和控制现金流量,减少乃至杜绝灰色报销公务消费,财政财务管理中需尽快实施公务卡管理制度。在各级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管理的预算单位要相应建立专门的公务卡支持系统,同时配置系统辅助管理和动态监控,构建与公务卡有关的信息维护、财务报销、银行划款和动态监控等业务流程,由预算单位的财务部门负责本单位公务卡的管理与推广工作。预算单位财务部门应当依托公务卡支持系统,认真审核公务卡报销事项。对于批准报销的公务卡消费支出,应当按规定时间,通过财政零余额账户办理向公务卡的资金还款手续。推行公务卡管理,是部门预算管理的一项实质性的重大革新,对进一步深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减少现金支付结算,规范预算单位用款支出行为,提高公务支出透明度,加强财政监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之,财政收支管理改革的最终取向就是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按照公共财政的发展要求,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借鉴了国际成功经验和通用的做法,完善和建立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以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为主要形式的财政管理制度。随着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逐步完善,在宏观调控下将会更好的发挥财政的作用,并且进一步的发挥为基层预算单位提供更好服务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梅珍.关于完善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思考[J].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

[2]、付同敬.马灿亮.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的探讨[J].科技信息,2008

[3]、谷华明.当前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金融经济,2008

[4]、项怀诚.楼继伟.中国政府预算改革五年(2003-2006)[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5]、李秀英.徐燕.我国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的思考[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8

改革综述 篇11

【摘要】 财政和金融是我国分配货币资金的两条重要渠道,如何在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中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是改革实践给我们提出的尖锐问题。把重点放在研究各级财政的惠农政策如何与农村金融机构对接的问题上。

【关键词】 农村金融;公共财政;金融机构

一、农村金融

在农村金融发展理论中,来自石河子大学商学院的谢婷婷(2008)等人指出,农村金融发展理论有三种不同的流派:即农业融资理论、农村金融市场理论和近年来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崛起而出现的不完全竞争市场论。

1.农业融资论。该理论认为,农村居民、特别是贫困阶层没有储蓄能力,农村面临的是资金不足问题。为此,有必要从农村外部注入政策性资金,且利率应较其它产业更低,并建立非营利性的专门金融机构进行资金分配,以增加农业生产投入,缓解农村贫困。同时低利率政策和农村大量信用合作组织的存在,还可促使农村金融市场中非正规金融活动的消亡。

2.农村金融市场论。该理论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农村居民以及贫困阶层有储蓄能力,没有必要由外部向农村注入资金;低利率政策妨碍人们向金融机构存款,抑制了金融发展;农村金融机构资金的外部依存度过高是导致其贷款回收率降低的重要因素;非正规金融的高利率因农村资金拥有较高机会成本和风险费用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3.不完全竞争市场论。斯蒂格利茨概括了这些国家金融市场失败的七个方面:即对公共物品监控存在问题;贷款外部性问题;金融机构破产的外部性问题市场的缺乏和不完善问题;不完全竞争问题;竞争性市场的帕累托无效率以及投资者缺乏信息等问题。

总结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研究大多基于国家层次或是整个产业层次,对国家层次内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还较少见,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不存在城市与农村的割裂,二元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现象,由于我国各地区间特别是省际间经济发展差异很大,“一刀切”的经济发展政策无法使各地区经济均得到最优增长。

二、公共财政体制改革

在我国推进农村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研究中,尚可文教授(2006)指出公共财政的建立要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相结合。公共财政的建立应和民主财政机制的建立相结合。公共财政的建立要和形成规范的公共选择机制相结合,公共选择机制的核心是建立纳税人的偏好显示机制,目的是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公共财政的建立要和政府理财方式的转变相结合。公共财政的建立要和财政分配秩序的合理化相结合,在对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研究中,很多研究都集中在全国性的层面,对西部农村公共财政的讨论只是略略提及。由于西部存在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其“三农”问题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这就决定了西部农村构建公共财政制度必需在此特殊前提下进行。

来自重庆大学法学院和兰州大学经济学院的刘丹,高黎(2008)指出:西部农村县乡财政体制运行格局是县乡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省以下地区间差距扩大。构建与完善我国西部县乡公共财政体制的总体思路是科学地界定各级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范围,科学划分税种,合理配置政府间财权。建立对农村基层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必须坚持事权与财权相呼应和权责对等原则,合理确定基层财政承担的公共支出责任,科学划分各级政府的收入范围,加大对农村基层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积极稳妥地推行西部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目标是构建完整的农村公共财政体制,全面实现西部小康。

三、总结和未来发展方向

1.作为农村金融机构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应该各司其职,根据各自银行不同的职能,为化解农村融资难真正做点实事。

2.针对农村公共财政建设存在的问题,需要从农村供给体制和需求体制两者共同来考虑,建立四位一体供给体制,国家应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不同性质,采取以中央、省两级政府为主导,地方财政适当配套的方式,着重解决好与当前农业经济发展、农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真正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按照需求结构安排公共产品,应该进一步加深对不同区域、不同范围、不同发展阶段乃至不同季节的农民公共产品需求的研究,开发测量农民公共产品需求位序结构的灵敏工具,使之成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郑冉冉,张孝岩.农村金融机构进入问题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

[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村金融供给的主要特点与问题

美国会计教育改革综述及其启示 篇12

一、独立战争胜利至1880年——传统的师徒制培养方式

(一) 背景——传统会计室的不适宜

在这一阶段, 美国还未形成正规的会计教育, 会计人才的培养完全承袭了英国的师徒制, 其教学内容主要是簿记知识和会计的实务经验。由于簿记工作是在会计室里进行, 与其他因素相比, 商人会计室的发展对于美国簿记成熟化进程而言, 既提供了动力, 又产生了影响。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 会计发展到更先进的阶段, 会计室的学徒制度使很多人认识到会计对于控制大企业大有裨益, 即通过做学徒培训记账, 商人们开始了解并依赖于财务记录。1812年战后, 随着商业和贸易的发展, 出现了稳定的货币媒介, 从而建立起作为交易基础的货币, 这使人们能够编制出高度概括和可比的报表, 以便迅速评价, 同时这一发展使得大多数人需要掌握会计知识。由于簿记成为一种必备的技能, 而会计室需要处理大量的交易, 因此会计室不再适宜充当学习的场所和培训学徒的来源, 取而代之的是各大城镇出现的会计教材和会计教师。

(二) 改革措施与成效——私立商学院取代学徒制

19世纪初, 会计教育的私立学校多数是由会计教材的作者开办, 这些学校开始设置各种专业课程, 起初是在作者们的家中教学, 后来逐渐发展到商业区的场所授课。这段时期私立商学院和学院开始发展, 以取代学徒制度, 虽然在后来的几十年里, 学校教育一直没有完全取代“职业培训”或学徒教育, 但正是这些19世纪早期的巡回教育开创了建立从事商业及会计教育的自负盈亏实体的道路。早期私立商学院是面向现代大学的商学院和会计学院演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南北战争前, 美国的大学并未开设会计和管理课程, 独自私立学校顶替大学满足了这种需求。初期开设课程的是一些企业家和作家, 随后商学院纷纷在商业中心成立, 它们获得市场的承认, 获得国家组织对它们的教育使命的支持和认可, 由此取得了合法地位。

对于美国作者编写的第一本教科书这一问题, 一直以来存在很大争议, 但本杰明.布斯1789年出版的《全面服务》产生了较大影响。因为他的教科书“反其道而行之”, 革命前大部分教科书都是从英国传入美国殖民地的, 而革命后不久, 一个美国作家将它的会计知识体系介绍给英国人, 足见其对美国会计教育方面的巨大贡献。

二、1881年至1928年——现代美国会计教育的开端

(一) 背景

一是公共会计需求。随着商业世界步入20世纪, 经济理论、法律制度及社会全部都将注意力转移到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型企业的发展上。随着注册会计师立法的通过以及职业会计协会的成立, 人们逐渐认识到并提出需要一批训练有素的公共会计师。虽然早期作者认为, 19世纪80年代以前, 美国不存在公共会计, 但更确切地说, 在1880年以前, 美国的公共会计尚处于萌芽阶段, 直到1880年以后, 才露出迹象。二是正规商业教育的需求。商业开始需要一种包括高中和大学等现有学校都没有提供过的训练, 在某种程度上, 商人们的态度阻碍了大学进行规模广泛的商业教育。1875年以前, 能够被列为高中常规教学的商业课程只有簿记学这门课程。而为了帮助大公司和其他发展中的企业处理业务, 对受过商科训练的人才需求日益增长, 帕卡德1881年著作的有关簿记员职能的观点如下:“我所期待的每一个簿记员, 应该不是一个可怜的墨守成规者, 而是一个优秀的人;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家, 而是一个严格的实干家;不是空想和感觉的, 而是确实和可靠的;不是能‘记’账的, 而是能够讲清账所包含的内容”。

(二) 改革措施与成效

一是商学院的广泛建立和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成立。在这一阶段, 美国会计教育方面出现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为了满足对受过商科训练的人才日益增长的需求, 商学院纷纷在全国涌现, 以提供训练有素的人才。1881年, 美国第一家商学院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立, 1883年, 开设了学院层次的第一个持续的会计学课程系列。另外, 沃顿商学院、芝加哥大学、达特茅斯的阿莫斯.塔克商学院以及19世纪末之后的纽约大学商业、会计以及金融学院等做出的努力, 都为会计的大学教育奠定了坚定的基础。随着商学院的经营开始采用独资的形式并且能够盈利, 它们发展迅速。私立商学院和会计学教育发展的基础已经具备。另外, 1887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正式成立, 1896年纽约州仿照律师和医师做法, 通过第一部注册会计师职业资格认证的法律, 其它各州竞相效法, 到1920年代末先后通过同样的法律。二是教育课程的改革。早在1917年, 西摩.沃尔顿就表达了执业者对会计教育发展方向的失望, 他指责会计教育者只教授会计学“如何”而不是“为什么”。他表示除非有人能系统地组织事实, 否则这些事实本身是无意义的, 他认为教育“应该为年轻人提供基础科学原理知识”, 这样就可以将他的经验、教育结合起来适应环境的需要;他认为学生只学习一些实际案例不足以应对意外事件或新情况。他的关于教育应当发展一个人的关键智力和审慎行事的能力的思想是切合实际的。早期开设会计高等教育课程的目的是训练执业者们的助手, 在大学开设了会计课程以后, 会计师开始倡导大学教育的扩展以实现更加宽泛、更加理性的课程的目标。大部分执业者认为, 通过实践掌握审计和会计的技术程序最有效率;教育的作用是提高人的分析能力。他们认为会计要求广泛的知识, 以及经过训练可以进行分析性及建设性思维的头脑, 会计课程必须以实践的形式进行, 而以理论为导向的教授无法令人满意地讲授会计问题。虽然会计课程在发展中出现了明显的不足, 但早期的执业者还是为美国会计教育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三、1929年至1945年——会计职业的发展成熟

(一) 背景———危机与动荡中的会计教育

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 陷入空前危机, 大危机以及化解和防范危机的法律对会计发展产生的影响深远而广泛。会计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会计教学的内容主要是权威机构指定的公认会计准则或统一会计准则以及相关会计理论, 而不是原来自发形成的惯例式的公认会计准则。

(二) 改革——会计课程的专业化

对于大专院校会计课程的迅速增加, 早期职业者努力将会计置于更高教育基础之上的做法是一项巨大的成功。1900年, 还没有一个高等教育机构颁发会计学的学士学位, 而到1930年, 有超过300所学校颁发会计学学位, 本科和研究生学位均有。美国大学会计教授协会是第一个全国性的会计学组织, 它解决了教育者最迫切的问题——课程的发展, 提供会计课程的学校快速增加以及缺乏统一的教育标准使得改革势在必行。同时, 美国大学会计教授协会对取得大学教师资格加以限制, 特别禁止夜间商校的教师当大学教师。

四、1945年至1985年——会计职业的重大变革

(一) 背景——复苏的市场对会计服务需求激增

二战以后, 世界经济复苏并迅猛发展, 市场对会计服务的需求极大增加, 会计服务公司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在1950年代前后都出现了飞跃, 会计从业人员, 特别是注册会计师, 拥有史无前例的执业空间。但会计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参差不齐, 高素质的会计人才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二) 改革与成效——教育内容变革的双重效果

为了保持整个会计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应对会计从业人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的现状,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联合其他机构制定了注册会计师的准入条件, 即成为注册会计师必须拥有会计专业学士学位, 通过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 并接受后续职业教育。由于第一条最重要也最难统一, 因而会计教育开始受到实务界前所未有的重视, 1959年福特基金和卡内基基金资助的两项有关工商教育的研究便体现了这种关注。两项研究报告明确指出会计教育的内容应该从技术导向型转为管理导向型, 特别指出通才教育应在高校会计教育中占据一席之地。可以说, 1960年代是美国会计教育发展的分水岭:一方面, 以职业资格考试为导向的会计教育引入大量会计学术研究成果, 较之以前吸引了更多优秀学生、获得更丰富的教学资源, 教师也受到更专业化的训练;另一方面, 会计教育的这种变革引发了一个重大问题, 即会计学术研究与会计实务严重脱节导致会计研究的成果对会计实务没有任何指导意义, 这为会计教育出现危机埋下伏笔。

五、1985年以后——教育危机下的重大变革

(一) 背景——教育危机加剧爆发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明显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 使得整个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技术进步大大降低信息生产和传输成本, 企业内外部都能轻易获取特定信息, 由此造成传统会计及从业人员特有的技术优势消失殆尽;经济全球化使得企业面临更广泛的竞争, 而资本的集中程度和稀缺性使得企业不得不服从少数几个巨型投资者的短期意志行为, 这两者要求企业更有效率利用自身资源、更快作出经济决策, 而快捷的信息系统, 特别是会计信息系统, 成为企业经营制胜的法宝。因此在新形势下, 懂得如何设计和维护会计系统、如何结合企业内外环境中相关因素协助公司决策者准确解读和有效利用会计系统生产的信息的“会计高手”成为稀缺人才, 通过梳理会计教育的历史发现, 美国会计教育在1960年代就已经显示出危机迹象, 至1980年代中后期在外界作用下加剧并爆发。危机的根源在于会计专业毕业生接受的教育脱离会计实务, 不能适应市场变化,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1980年代中后期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对会计职业提出新要求;二是美国会计教育一直未能摆脱职业资格考试的束缚, 即使自1960年代以来会计教育中引入会计研究的成果, 但因会计研究与会计实务几乎完全脱节, 使得会计教育脱离会计实务, 由此造就的毕业生只懂会计准则和职业资格考试, 只能从事会计信息系统末端的简单操作。

(二) 改革措施——全方位的变革

一是教育目标定位。1989年, 在当时世界著名的八大会计公司的资助下, 美国会计学会成立了会计教育改革委员会, 从事会计教育改革的系统研究, 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发表了《会计教育的目标》并指出:学校会计教育的目的不在于训练学生在毕业时即成为一个专业人员, 而在于培养他们未来成为专业人员应当具备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要使其终身学习。二是学时安排。自1950年代开始, 经济高速发展使得会计实务日益复杂, 如会计准则大幅增加, 以至学生4年内无法完全掌握, 5年学制势在必行。1955年, 美国注册会计师教育和经验标准委员会最早提出了150学分的要求, 相当于要花费5学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的课程量。至1970年代后期, 会计实务界根据注册会计师执业的要求, 建议于2000年开始实施150学分制 (150-semester-hour) 要求, 即150学分为参加注册会计师考试的前提, 并鼓励实行5年制本硕连读制度, 目前美国已有48个州通过了这项建议。三是教学方案和内容。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一些大的会计公司都认为, 应当增加培养学生基本素质教育方面的课程, 适当减少会计专业的课程。美国会计教育改革委员会也认为教育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扩大知识基础, 培养全面技能, 他们希望会计专业教学的全面化, 期望增加一些有关人文科学、交流艺术及自然科学的课程, 而不是更多的会计专业课程。根据以上情况, 各试点院校都修改了它们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 总的思路是增加基础课的比重, 减少专业课的比重。

纵观美国会计教育的改革过程, 可以从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目前世界会计教育的主要改革方向, 其改革主要是应对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及市场对会计人才的需求所做的改进, 会计教育如何适应知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 是会计理论界、实务界和教育界都十分关心的话题。因此, 会计教育改革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并推进会计教育的发展, 关键在于能否及时捕捉经济社会的发展动向。美国会计教育的改革力度值得借鉴, 尤其是1985年以后的改革, 涉及的广度和深度相当明显, 如教育目标的准确定位, 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把课堂教学与实务运用相结合, 对于会计专业知识的准确掌握至关重要, 这不仅仅是美国会计教育的改革方向, 也是每个国家针对会计教育的发展方向, 对我国会计教育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于增彪、赵景文等:《重新审视美国会计对中国会计国际化的影响》, 《会计研究》2006年第5期。

[2]汤湘希:《美国会计教育概况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财会通讯》2003年第10期。

[3]加里.约翰.普雷维茨、巴巴拉.达比斯.莫里诺著, 杜兴强、于竹丽译:《美国会计史—会计的文化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AAA.Future Accounting Education:Preparing for the Expanding Profession.Accounting Education,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