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展望

综述展望（共12篇）

综述展望 篇1

一、激励的定义

激励是指在外在诱因的作用下, 个体通过有效的自我调节, 从而达到激发、引导、维持和调节个体朝向某一既定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心理过程。在现代企业管理中, 激励的心理过程的模式可以表示为:源于需要, 始于动机, 引起行为和指向目标这几个程序, 具体来说就是员工个体因为自身内在或者外在的需要和动机而产生了一系列的需求, 随后又由动机支配引导自己的行为, 而这些行为都是个体为了达到某个目标的活动, 借此满足自己的需要, 而这一行为刺激和行为强化了其原来的动机, 从而形成一个闭合的循环。

二、激励的研究综述

(一) 国外的激励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后, 激励理论日益兴起, 包括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1943) 、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及工作丰富化理论、佛隆的期望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Hackman和Oldham的工作特性理论、德鲁克的目标理论以及亚当斯 (1963) 的公平理论等。

西方的一些学者在对上述的这些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Lawel (1970) 在期望理论的基础上认为金钱只有在具备下列三种条件下才可以激励员工:第一, 金钱的数目本身具有诱惑性;第二, 员工完成工作后能够得到期望的金钱;第三, 员工经过努力提高了工作绩效。Bandura (1977) 提出社会学习理论, 后来经过修改成为社会认知理论 (1986) 。Latham (1986) 认为, 将实验室里的目标设置与工作中的目标设置结合起来, 对员工激励更有效果。Greenberg (1986) 提出了组织公平原则, 回答了关于如何运用公平理论的问题。

伴随着理论研究的同时, 西方的管理学家、心理学家对激励的实践应用也一直处于不停的探索之中。经过整理, 对激励的实践应用研究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员工特质与激励的关系应用研究。Tett (2003) 研究表明, 员工倾向于选择适合自己特质的工作和任务。Dweck (1999) 认为, 目标倾向是反应员工个体差异的稳定变量, 与激励方式显著相关。Wiggins (1996) 发现性格外向的人喜欢工作的丰富化, 神经质的人对他人及工作环境比较敏感, 工作责任心强的人喜欢自由度比较大的工作。Day, Schleicher等 (2002) 认为, 具有自我控制人格的人适宜做领导的位子, 他们解释认为, 因为自我控制者们对他人的期望比较敏感, 从而增加了他们的可接受性。应对不同类型的员工, 给予其不同的任务, 符合各自不同的角色期待是一种很不错的激励措施。第二是关于工作本身特性与激励的研究。西方的学者认为, 单调的工作使我们沮丧和委靡不振, 甚至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和工作效率;相反丰富化的工作可以使我们心情舒畅, 有利于我们工作效率的提高。

(二) 国内的激励研究

近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激励机制得以强化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学、心理学以及管理学应用各种激励理论进行广泛地分析与研究, 取得了许多成果。主要包括激励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研究两大部分。

1. 激励理论研究。

在对激励理论的研究上, 主要是对国外已有的激励理论进行借鉴以及加以改进, 以期适合中国的文化情境。张维迎认为, 由于激励机制主要取决于产权和所有制结构, 因此企业需要给予经理相应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肖耀国, 赵飞 (2007) 对激励的内涵进行了界定, 介绍了目前在理论界和实践中较为流行的几种激励理论, 分析了激励理论在管理中的运用以及激励理论的最新发展。刘志博 (2008) 结合当前时代发展的趋势, 对企业经营者工作内容、特性、规律进行剖析, 在理论上对企业经营者怎样进行正确的激励进行探讨, 并强调建立科学、完善的经济机制是对企业经营者进行长期有效激励的关键所在。徐泓、姚岳、杨万贵 (2008) 采用规范研究方法, 通过对我国现行激励机制的深入研究, 从中抽象出激励机制中客观存在的理论问题, 包括企业价值、管理者人力资本定价以及企业价值和管理者人力资本定价相关性等, 作为设计激励机制模型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 从动态的角度、从企业价值与管理者人力资本相关性的角度、从管理者劳动两重性的角度对Ross激励机制模型进行修正, 从而得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激励模型。

2. 激励应用研究。

在应用研究方面, 王生云 (2003) 通过研究不对称信息存在条件下的委托—代理关系, 对企业营销人员的工资激励机制进行了探讨。张向前 (2005) 构建了中国知识型人才的激励模型:他认为, 激励知识型人才应该坚持以人为本、以法为教、自助激励和公平公正这四大原则, 并具体提出了激励知识型人才的具体十个措施。赵静杰、史娜 (2006) 通过对企业和新员工的特点和激励敏感因素进行分析, 提出了企业核心员工激励的最佳途径是货币激励、权利激励和培训激励这三种激励的结合。王斯年 (2006) 通过对组织支持理论和心理契约理论的综述研究, 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加强组织支持来强化组织成员的组织支持感知, 从而来强化员工对组织的心理契约, 并且可以以心理契约作为员工激励机制的切入点, 通过建议以人为本的企业理念和权变的管理来实现基于契约的员工激励。潘静 (2008) 在介绍了“激励”与“激励机制”的内涵以及激励的几种基本模式的基础上, 阐明了激励机制对民营企业发展的作用, 从激励形式、观念和措施等方面分析了民营企业在员工激励机制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提出了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的激励机制, 树立以人为本的激励观, 构建良好企业文化和鼓励员工参与管理等先进方式来优化民营企业的激励机制。王丹 (2009) 对现中小企业激励机制存在的普遍问题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薪酬、职业发展、培训、文化认同四个方面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

三、激励研究的展望

通过以上的综述, 我们可以看出, 国外尤其是美国在激励理论方面的研究已经具备了系统性, 并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相对而言, 中国的激励理论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主要是对激励机制的构建或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的研究。并且只是就事论事, 各成一家, 没有进行很好的理论总结和系统化。在应用研究方面, 国内对员工的激励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无可否认的是仍然处于初步应用阶段, 缺乏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主要集中在对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激励机制的研究, 也在一定程度上研究了不同类型员工的激励方式, 例如, 经理人和营销人员的激励机制的研究。知识性员工的激励方式和机制的探讨也是一个热点。

国内的关于激励理论的研究主要是探讨激励机制的建立, 当然这是我国激励理论研究的独特视角。但是, 缺乏国外激励理论研究的开阔思路, 例如, 从需求、公平等其他角度来研究激励机制。目前, 很多激励方式的设计都显得有些不切实际、显得有些空洞, 是因为大家不知道激励措施是如何对人起作用的, 从激励作用机制来探讨所采取的激励措施是如何对人起作用的, 弄清楚这个问题, 既是我们进行激励应用研究的基础, 还是我们设计激励方式的依据所在。

在激励的应用研究方面, 我们不仅可以从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结构的企业角度来研究激励机制的建立, 还可以从不同的组织结构、不同的企业文化类型来探讨激励。不仅仅从制度契约的角度来研究经理人员的激励问题, 还可以从心理契约的角度来讨论经理人的激励问题。我们应该从心理契约的角度来研究经理人的不尽力行为, 并从这个角度来解决问题才是激励经理人的根本之道。国外已经从不同性格类型来研究不同的激励方式, 并且认为性格外向的人喜欢工作的丰富化, 神经质的人对他人及工作环境比较敏感, 工作责任心强的人喜欢自由度比较大的工作。这是从个人角度来探寻激励的作用, 目前还没有就情景这个要素对激励进行研究, 不同的情景, 人对激励方式、方法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 到底在哪种情景下采取哪种激励方式更加有效。这将会是激励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根据激励的需求理论,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动机类型, 将来可以从动机类型的角度来研究具体的激励方法, 针对不同动机类型的人设计不同的激励方式。目前, 越来越多的企业员工产生了工作疏离感, 很多人认为, 产生工作疏离感是因为员工的积极性没有得到激励, 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 如果是, 那么该这么样通过激励来消除员工的工作疏离感, 从而提高企业的整体绩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相关的研究, 所以, 这也是今后的一个研究领域。

摘要：回顾了关于激励的定义, 不仅包括国内外对激励的一些典型定义, 还在这些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激励的看法。在激励定义的基础之上, 叙述了国内外的激励研究, 不仅包含了激励的理论研究, 还囊括了近几年来国内对激励的实证应用研究。并对激励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激励理论,应用研究,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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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勇, 罗富碧, 林略.第四方物流努力水平影响的物流分包激励机制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 2006.

[9]潘静.民营企业员工激励机制的探讨[J].科技创新导报,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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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丹.浅议中小企业激励机制建设[J].现代商业, 2009.

综述展望 篇2

地震预报研究水平、预报方法及展望综述

目前由于人类对地震机理缺乏深一步的.了解,地震预报尤其短临预报的研究成为世界性的难题,国际地震学界也对"地震能否预报”争论比较激烈. 就科学意义上的地震预报,国内外研究水平,预报方法及展望作了综述.

作 者：蒋灏 夏雅琴 作者单位：北京工业大学地震研究室,刊 名：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ISTIC EI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BEIJI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年，卷(期)：27(2)分类号：P 315.75关键词：地震预报三要素 短临预报 前兆及异常信号 地应力 震源模型

长尾理论研究现状综述及展望 篇3

摘要：文章从长尾理论定义、原理、应用、定性、策略和对二八原理影响六个方面展开，详细的阐述了长尾理论国内外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长尾理论未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长尾理论；二八原理；商业模式；长尾战略

一、“长尾”的内涵

长尾研究始于美国学者克里斯·安德森，但至今尚无正式定义。安德森(Chris Anderson，2004)认为最理想的长尾定义应解释长尾理论的三个关键组成部分：(1)热卖品向Niches的转变；(2)富足经济(The Economics 0f Abun。dance)；(3)许许多多小市场聚合成一个大市场。其他学者对长尾的定义进行了各种诠释。瑞克·弗格森(Rick Fer-guson)和凯里·哈维卡(2006)发现通过特殊的市场法则(长尾原理)。公司不仅能保留原有的顾客，而且能捕获新的顾客，特别是那部分不在头部的80％顾客将成为利润的主要来源。

国内学者吴以伦(2007)认为长尾经济是内部和外部范围经济的结合。但长尾经济却不等于范围经济，长尾经济甚至可以不是范围经济。而是差异经济、个性化经济、创意经济等异质性的经济。余博(2007)认为企业界一直奉承的“二八原理”铁律，随着因特网的崛起也许将被打破，99％的产品都有机会销售，这就是长尾效应。张京宏和沈宗南(2007)则认为长尾理论是指在网络化、电子数据管理条件下。研究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和推广宣传产品，以最高的质量搜索和找到产品，以边际成本效益的改变影响潜在市场利润空间出现并产生新的具有差别化和异质化的可交换市场的理论。

反观上述观点。不管是国外学者的长尾规则。还是国内学者的长尾经济、长尾效应和长尾理论都未能完全解释克里斯，安德森有关长尾的内涵。本文认为在目前的研究水平下，将长尾定义为一种理论体系缺乏一定的严谨性，而将长尾定义为长尾原理和长尾经济过于片面。因此，本文比较推崇余博先生的长尾效应的定义，长尾应理解为新经济规则下所产生的一种经济现象。

二、长尾理论原理研究

1，规模化定制。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中提出了一种理想化的生产系统——能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的生产系统，称之为“非大量化”。但鉴于当时的信息化程度而难以实现，1987年，戴维斯(S，Davis)发展并完善了托夫勒的观点，提出了“Mass Customization”(简称MC)，即大规模定制，指提供为每一个客户设计个性化产品和服务的能力，通过高度敏捷的过程、柔性的整合，以大量生产低成本的方式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个性化产品。卡拉多·克里斯多佛·卡菲(2006)认为长尾理论的核心就是个性化，即实现个性化的定制满足个性化的需求。栾芳芳和韩全惜(2008)提出长尾理论是互联网时代大规模定制的一般商业规律的总结。

2，个性化需求。张昱(2007)认为长尾理论是蓝海战略的续篇：即通过创意和网络，使产业进入更加个性化和规模化的“蓝海”领域。王海岳(2007)同样以为从“蓝海战略”到“长尾理论”，反映了企业战略都回到了源头——顾客价值创新。所不同的是。前者让你走出“红海”进“蓝海”。后者则在教你如何找准“人海口”。

吴伯凡(2006)认为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消费者能找到适合个性化需求的产品，可以说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一种相对“完美”的期遇。卜白华(2006)指出人类正开始步入“富足经济”时代，生产相对过剩，消费更加追求“个性”满足。封叶红(2007)认为长尾理论是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开发小额的市场、低端的市场。对其提供创新和个性化的服务。

3，新经济法则。吴波认为长尾新经济特点则是“小块需求”通过“小块渠道”对“小块供应”的小额交易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韩函和李莜(2007)指出长尾是在主流经济的夹缝中成长出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创造，只是将我们经常忽视的小市场推到了新的舞台。是逆向思维的经典理论。王育琨(2007)认为长尾理论为公司无边界提供了新的理论概括和指引。王海岳(2008)以为作为经济业态分析的一种方法，长尾理论堪称一绝。张昱(2007)认为长尾导致“二八定律”受到了极大挑战。长尾市场不依靠于规模经济；长尾战略的真正精髓。在某种特殊意义的范围经济方面。仝冠军(2008)以为规模经济就是短头。范围经济就是长尾。

长尾理论的基本原理是众多小市场汇聚成可与主流大市场相匹敌的市场能量，可以说长尾理论在本质上与西方经济学的范围经济是相通的，但需要强大的IT技术作支撑，其实管理学大师钱德勒所著《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一书所论述的范围经济是和规模经济原本并列的，但长久以来被西方经济学界所忽视，当然。这一定程度上是受制于生产技术，现在不同学者有关长尾理论的阐述，其实是用通俗易懂的手法对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范围经济学的缺失进行了弥补。

三、长尾理论应用研究

1，智力行业中的长尾。马克·龙认为在安德森先生所提出娱乐和文化等产业外，在专家系统中同样存在长尾效应。佛兰曼·李(2007)认为在重大发明中创新数量和价值等因素组成的二维柱状图成一典型的长尾状分布，也可以看成是一种“逆向长尾”排列。奥爵斯·茅克斯(AudfisMockus)、罗·T·费丁(Roy T，Fielding)和詹姆斯·贺北塞(J—anles Herbsleb)(2000)发现软件开发者中每位原代码的参入者的创作汇成了一条巨大的长尾。拜纳多A·胡贝曼(Bemardo A，Huberman)和吴方(Fang Wu)(2006)通过建立相应的函数分析赛马和博采系统，认为只有整个体系成长尾分布才可以达到用户拥挤时候的均衡。

2，媒体行业中的长尾。保罗·珍妮(Paul Genoni，2007)通过比较性分析发现图书馆将最终实现局部长尾的消失和资源共享的全国性或大范围型长尾效应。J·理查德·史蒂文(J，Richard Stevens)和迈基·理瓦斯一罗爵基(MaggieRivas-Rodriguez)(2006)认为长尾搜索经济虽然不能完全改变原有的出版业模式，但导致许多曾在“短尾”出版界的资源流向搜索长尾。练小川(2007)发现闪电之源(Light-ning Source)、英格拉姆(Ingram)、和兰登书屋等出版公司根据长尾原理提供客户个性需求服务的经营模式取得成功。黄孝章和刘双双(2008)认为“长尾效应”给媒体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重视和发展长尾“小众产品”将是媒体经营单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艾伦B·多尼(Allen B，Downey)通过建立数据模型，分析得出在互联网中文件的传送脉冲频率成长尾分布，

3，传统行业中的长尾。国内学者封叶红(2007)认为银

行业中信用卡的“长尾”现象就比较明显。

辛云勇(2006)认为长尾将影响整个传统产业，如中间业务和零售业务将支撑商业银行的未来成长空间。迈克·迈兹尔(Michael Meltzer)通过研究银行系统中客户关系的建立和所存在的长尾现象，认为长尾效应有利于客户关系的管理。安塔·阿尔贝斯(Anita Elberse)和弗勒克斯，奥巴霍泽·冀(Felix Oberholzer-Gee)(2007)详细统计了2000年-2005年家庭视频产品的销售数据，通过建立回归分析等函数模型，发现家庭视频产品销售中明显存在长尾效应。

上述国内外学者有关长尾理论应用的研究涉及新兴的电子传媒行业、智力化的科技行，还包括传统的出版行业、古老的银行业和销售行业。有纯理论研究的、也有实证分析。在一定的程度上论证了长尾理论的存在。特别是在银行业中的长尾现象的研究，学者们基本上了采用的是理论阐述。不失为一种遗憾。

四、长尾理论对二八原理的影响研究

1，明星效应依然存在。迈菲(1963)首次提出在媒体产品中存在非流行文化产品不仅是观众数量小，而且观众缺乏忠诚度。弗兰克(Frank)和库克(Cook)(1995)提出由于消费者更倾向于天才表演，网络技术的发展让天才表演者无处不在，但明星和他的作品依然在市场中占支配地位。罗森(Rosen，1981)认为明星产品一旦出现，消费者更愿意抛弃而不是全利发展利基市场。朱利耶，汉娜(Julia Hanna。2006)提出至今尚未有明显数据证实单一的产品或发行人从长尾效应中受益颇丰。相反，安塔，阿尔贝斯(Anita El—berse)和福列斯，欧拜霍，基(Felix Oberholzer-Gee)对2000年-2005年好莱坞的收入研究，发现长尾理论不完全适合好莱坞，而音乐产品比视频产品更适合长尾理论。

2，大热门并没有消失。李科姆认为明星热销商品根本没有消失，长尾也不如安德生所说的那么长。在供需曲线上，尾巴虽然变长了。但畅销商品的量依然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王海岳(2007)认为放眼市场便会发现“二八定律”不仅没有死亡，而且生龙活虎地穿梭于商业世界的山川田野。贺子岳和吴梦妮(2008)同样认为长尾修正了人们过去在80／20法则的影响下，重视畅销商品忽略冷门商品的观念。但并非表示畅销商品不再重要。

3，需求曲线首尾共存。安德森提出：“没有头只有尾巴，在吸引消费者时就会显得杂乱和无序；人们需要一个亲切的开端，然后通过信任的推荐，去浏览不熟悉的地方”。姜奇平认为长尾理论早已超越了普通人仅仅关注所谓互联网新经济的窠臼，长尾理论并非仅仅关注曲线的尾部，而是头尾可以并存。罗卡·德普森D(Lorcan DempseyD，2006)认为从需求曲线可以看出，二八定律和长尾理论其实是同一曲线的前后两个不同部分，长尾的出现是互联网商业运营环境变化的结果，是对过去强调的二八定律在新环境下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和完善。吴久昱(2007)认为长尾理论是对二八定律的新思考，为我们找到了另一个突破口，提出了另一种思维和分析的方式，可以作为二八定律的很好补充。吴宏伟(2007)同样认为长尾并未改变二八定律，相反长尾是对二八定律的最好补充。顾言慧和刘俊舟(2008)长尾理论的出现并不是对二八定律的颠覆。而是对二八定律的补充。

长尾理论的出现是否改变或颠覆了传统企业界一直奉承的商业圣经“二八原理”?从上述学者的观点来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观点表明，明星产品效应和大热门文化依然占据社会的主流，需求曲线上未来发展趋势更多体现的是首尾共存，长尾理论不可能颠覆二八原理，但它确实为我们提供一种全新的视野去审视二八原理。

五、长尾理论的定性研究

1，长尾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易新(2008)认为长尾理论究其源是现代商业社会的巨大改变，它将深刻影响未来市场的供需模式，打破了传统的消费观念。余博(2007)认为长尾引导个性消费潮流，深刻的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易瑞克·拜恩杰弗逊和胡雨，米歇尔D·斯密斯(Michael D，Smith)认为互联网市场深深的改变了消费者的习惯和企业的商业战略。安德森(2004)提出人类已离开信息时代迈入推荐时代，推荐是消费者突破信息海洋的最佳捷径，外界影响在一定程度决定消费者的购买，改变他们的消费习惯，促使他们从热销市场步入小市场。

2，长尾是一种新的营销方式。阿朗·斯密斯(AaronSmith)认为长尾对明星效应起推动作用，长尾效应可以说是一种营销模式。李天保(2006)坚持长尾理论描述的是一个新的营销模式，一个小数乘以一个非常大的数字等于一个大数。郑彬(2008)则认为“长尾营销”理论提供了一种适合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新思维模式；通过重新定义产品和服务。发掘现有利基市场，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顾客价值，获取竞争优势。

3，长尾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斯塔德·戴维森(StuartDavidson。2005)长尾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或者投资机会。卜白华(2005)和张昱(2007)都认为“长尾理论”产生的商业背景主要源自于一些与传统商业运营模式和运营理念完全不同的现代商业运营模式的成功。马克-龙以为长尾理论的出现不单纯是购买成本的降低，最重要的是改变了商业模式。何崇阳(2008)认为“长尾理论”首先所反映的不仅是无形产品的规律。它适用于各行各业。是互联网时代大规模定制的一般商业规律的总结。

长尾理论到底是什么?我们将如何定性?上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给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答案，长尾理论在战术上可以说是改变消费者习惯的一种新营销手段，在战略上可以说企业发展经营的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虽然学者们在长尾理论定性上观点基本一致，在已获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外，那些运用长尾战略或战术的传统企业效果如何、如何运行的尚未有人系统研究和论证。

六、长尾理论相关策略研究

1，长尾实现的前提条件。卜白华(2006)认为个性化需求特别明显、产品库存和运输成本必须趋于零、获取消费信息渠道必须快捷方便三个条件的企业，容易实现长尾效应。姜奇平(2007)认为实现企业的长尾效应需要营造二类条件：第一，发展环境包括政府营造的环境(G2B。政府对企业服务)和企业营造的环境(B282B，为B2B服务提供服务的服务商)。第二，社会化服务条件。包括针对中小企业资金、信息、市场开拓、技术和人才五大需求展开的多项服务体系建设。郑鑫(2007)认为适合长尾理论的企业特征有四点：(1)都是依托互联网技术的企业；(2)由于互联网的特征，使得这些企业的产品或者服务的存储和传播的成本大大下降；(3)这些企业的成功都是建立在一个庞大的用户

群的个性化需求基础上的；(4)个性化需求定制和不断创新往往占据主导地位。

2，长尾实现的战略法则。安德森(2006)提出实现未来商业兴旺的九条法则：(1)降低存货成本，像数码产品一样充分利用合作者的仓库；(2)通过一定的方法提高顾客的回头率；(3)多种销售渠道，让顾客轻松购买；(4)满足顾客购买意愿；(5)利用弹性价格；(6)与顾客和合作者实现信息共享；(7)任何时候想到的是增加而不是选择；(8)匮乏市场需预测未来的卖点，丰盛市场需提供多种挑选的机会；(9)让所有顾客尝试你的产品。余博(2007)提出了九种长尾战术武器：(1)让存货集中或分散、降低成本；(2)让顾客参与生产；(3)一种传播途径并不适合所有的消费者；(4)一种产品并不适合所有消费者；(5)一种价格并不适合所有消费者；(6)分享信息；(7)选择的力量；(8)让市场替你做事；(9)免费午餐的力量。姜奇平(2007)为本土企业家量身定做打造了五种长尾战略：(1)利基型长尾战略；(2)隐形冠军型长尾战略；(3)蓝海型长尾战略；(4)大规模定制型长尾战略：(5)体验型长尾战略。

学者们研究发现长尾理论作为一种经营理念实际运用到具体企业时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不可盲目的追从长尾。企业需根据自身的定位采取具体的战略和战术行为。然而企业应用长尾的前提条件是否是必须的。这些前提条件如何创造，学者们所提倡的战略和战术的是否实用，将需要具体运用企业用时间的来检验。

七、长尾理论研究未来展望

1，长尾理论的内涵。自安德森提出长尾一论至今，多数学者从各方展开了研究，但是尚未见有学者对长尾理论的经济原理或者说其内涵展开研究，对于一种新的理论我们尚不了解它的本质。未免不失为一种遗憾。

2，传统行业中的长尾效应。虽然已有学者的研究提出在传统行业中一样存在长尾效应，但过多的局限于理论研究，缺乏数据支持，缺乏可信度，传统的制造行业是否依然存在长尾效应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点。

价格促销研究综述与展望 篇4

关键词：价格促销,消费者,经销商,品牌资产

1引言

销售促进( sales promotion) 是营销活动的一个关键要素。2005年美国市场促销协会( Promotion Marketing Associa- tion) 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市场在促销上的累计投入已从2002年的2000亿美元跃升为2005年的4290亿美元。［1］

价格促销( price promotion) 是销售促进的一种形式, 即在某一定的数量之下给予折扣或是在相同价格之下增加购买商品的数量,而且可以为消费者提供一个经济上的诱因去吸引消费者更多购买。［2］根据研究者所关注的角度不同,可以分为以消费者为视角的研究、以经销商为视角的研究和以品牌资产为视角研究的三大类。

2以消费者为视角的研究

以消费者为视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价格促销的消费者因素和消费者对价格促销的感知和反应两个方面。

2. 1影响价格促销的消费者因素

许多研究表明消费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对价格促销有明显的影响。Blattberg和Neslin ( 1990) 的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对促销的反应与生活方式和人口统计特征等因素有关。［3］Green ( 1995) 的一项研究发现同为美国人,白种人与黑种人对于优惠券促销的反应也有显著不同。［4］Corliss等人( 1997) 在对美国英裔、美裔和拉丁美裔人店内和店外促销优惠券回收率的检验当中,发现有色人群与大众消费在优惠券使用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他们进一步分析认为这主要是由有色人群习惯和文化影响导致的。［5］

研究者在随后的跨国比较研究中也发现了明显的差异, Huff等人( 1998 ) 在对中国台湾、泰国和马来西亚消费者销售促进使用情况的调查后认为,即使在文化都具有 “集体主义”特征的地区之间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与上述三个国家和地区中宗教信仰的特定文化限制有关。［6］Munger和Grewal ( 2001) 也指出,不同的民族对于时间、金钱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所以对于需付出时间与精力来兑现优惠的现金返还这种促销方式其价值评价会有所不同。［7］

较为全面的分析是Ailawadi Kusum和Scott A. Neslin ( 2001) 通过对300多个消费者进行调查所采集到的数据, 分析了人口统计学因素( 性别、年龄、工作状况、收入、 家庭居住条件、教育程度) ,如何通过心理因素( 节省、产品质量、娱乐、探索、自我表现、转移成本、搜寻成本、思考成本、认知需要、库存持有成本) ,影响消费者有关全国性品牌促销和百货品牌促销选择行为。［8］

2. 2消费者对价格促销的感知和反应

消费者对价格促销的感知和反应直接决定了价格促销的成败,是价格促销研究中关注最多的问题。研究发现促销能够显著改变消费者的感知,消费者为一件正在促销的商品所需支付的实际价格要低于该产品常规价格,会让消费者感觉到更实惠进而提高其对商品的购买意愿。

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消费者对价格促销方式的偏好问题,如Barnes ( 1975) 研究了消费者对三种不同的价格折扣形式( “特价75元”、“降价25% ,售价75元”、“原价100元,特价75元”) 的知觉偏好,发现 “标出定价再列出折扣金额”( 即 “原价100元,特价75元”) 能产生最高的知觉偏好。［9］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开始侧重对消费者的这种知觉偏好做出合理的科学解释,感知价格理论和前景理论成为这一时期关注的热点。

感知价格理论认为价格促销能够降低消费者的内部参考价格,促使消费者做出购买行为。Fdkes和Wheat ( 1995) 比较了打折、优惠券、现金返还三种价格促销方式对消费者价格感知的影响有何差异,结果是打折与优惠券这两种促销方式会显著降低消费者对未来价格的预期,而现金返还的这种效应并不显著。［10］Munger和Grewal ( 2001) 比较了三种促销方式( 选择免费赠品的权利、打折、现金返还) 对消费者的感知质量、价格接受程度、感知价值、购买意向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价格减让幅度相同的情况下,消费者对提供可选择的免费赠品这种促销方式评价最好,打折次之,现金返还最差。［11］在之后的研究中D'Astous和Jacob ( 2002) 发现,消费者对那些能够立即直接提供利益给消费者的促销方式具有更正面的评价和更高的偏好,而对那些延迟提供利益给消费者的促销方式评价较低并怀疑其有欺骗性。［12］国内学者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韩睿和田志龙( 2005) 比较了打折、返券、买赠三种价格促销方式对消费者内部参考价格、广告的信任程度、感知价值、购买意向的影响,研究发现打折促销能够极大地降低消费者内心参考价格,消费者对于返券促销的信任程度和感知价值评价最低, 而对打折促销的评价最高。［13］

对价格促销方式的不同语义表述经常会导致消费者不同的感知和反应,如Diamond等( 1990) 研究了折价券的两种不同形式( 兑换赠品或价格折扣) ,将 “兑换赠品” ( 买A送B) 视为 “额外获得”的表述方式,而将 “价格折扣” ( 买A和B可省多少) 视为 “减少损失”的表述方式,结果发现 “额外获得” 方式的表述比减少损失方式的表述更好。［14］Chen等( 1998) 研究了 “价格降低的绝对值” ( 节省多少) 和 “价格降低的百分比”( 节省百分之几) 两种价格促销方式,发现对于高价商品,绝对值形式的表述更能引起消费者的关注; 而低价商品更适合表述成节省百分比形式。［15］Sinha等( 2000 ) 比较了 “打折促销” ( 省50% ) 、 “额外产品促销” ( 买一赠一) 、 “混合促销” ( 一次买两个即省50% ) 对消费者感知交易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印证了采用额外获得的表述方式优于采用损失减少的表述方式这一结论。［16］前景理论对此做了很好的解释,由于损失带给人的痛苦远大于获得的喜悦,因此人们往往规避损失且更偏好获得。国内学者郝辽刚、高充彦和贾建民( 2008) 通过实验研究了绝对值和百分比两种价格折扣呈现方式对消费者感知价值和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绝对值表述的价格折扣能够带来更高的感知价值和购买意愿,但这个关系受价格折扣计算难易程度与促销商品价格水平的调节作用影响; 对于低价促销商品,或容易计算的价格折扣两种呈现方式的差异将会消失。［17］

3以经销商为视角的研究

以经销商为视角的研究关注价格促销的效果研究,研究者从价格促销的长期效果和短期效果两个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短期效果来看,价格促销确实是一种有效的促进销售额增长的手段,但就长期效果而言价格促销又存在很多负效应。

Walters和Rinne ( 1986) 研究发现零售商通过广告宣传的价格促销能够吸引商店转换者,有效增加商店的客流量, 从而显著提高商店的销售额。［18］但Diamond ( 1992) 等人的研究发现,促销期过后会紧跟着一个销售回落,这是因为价格促销会刺激消费者提前购买,并储备存货。一次购买较大数量的产品会使消费者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较高的存货水平, 无须多次重复购买。［19］不过Robert和Carbarino ( 1999) 等人的研究中并没有观察到随促销之后出现的销售回落。出现这种不同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研究者所观察的产品是否便于储存,研究所用数据是商店的总体销售数据还是家庭户的个别购买数据都会对结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20］

价格促销是否会对商品的销售有长期的负面影响是这一领域最有争议的问题,广告的支持者们常说,价格促销会降低品牌形象,影响品牌忠诚,不利于产品的长期销售,一些研究也发现了价格促销存在着一定的长期负面效应。Mela等人( 1997) 为代表的学者们以价格促销影响下消费者的品牌选择、产品类别选择、购买数量为研究对象,研究价格促销对消费者的价格和促销敏感度的长期影响,其研究结果认为反复的促销对消费者选择的影响力会下降,促销越频繁,促销所带来的销售增长会越低,长期频繁的价格促销会增加消费者的价格敏感度,损害消费者品牌忠诚。［21］不过一些学者的研究证明了价格促销的长期正面效应,Ailawadi和Neslin ( 1998) 发现价格促销诱使消费者购买得更多,并且消费得更快。［22］还有些学者对价格促销的长期效果持一种中立的态度,Bruce和Angelland ( 2000) 发现价格促销的长期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23］

4以品牌资产为视角的研究

在价格促销对品牌资产的影响方面,学者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但是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Keller ( 1993) 认为促销能够有助于增加一个品牌在消费者中的曝光度,从而增加消费者的品牌熟悉度。［24］但也有研究者持不同观点, Raghubir和Corfman ( 1999 ) 研究价格促销如何影响消费者对使用前的产品品牌的评价,其结果显示价格促销对于产品在使用前的品牌评价有负面影响。尤其对于从未有过购买经验的消费者,若一开始便接触到价格促销信息,将会把促销品牌视为低质量的商品。［25］Yoo ( 2000 ) 研究了价格促销对品牌资产中的感知质量、品牌忠诚、品牌联想三个构成要素的影响,结果发现频繁的价格促销会导致消费者关于品牌产品低质量的推断,降低消费者关于该品牌的感知质量,损害品牌权益。［26］

国内学者江明华、董伟民( 2003) 以笔记本电脑、运动鞋、时装为刺激物,研究价格促销的折扣量对品牌资产的影响。研究发现深度折扣的价格促销对消费者的感知质量和品牌忠诚有负面的影响,但对提高购买意向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深度折扣的价格促销使得消费者对品牌资产的评价明显降低。［27］之后,江明华、董伟民( 2003) 的研究进一步指出频繁的价格促销对感知质量、品牌忠诚和购买意向都存在负面的影响,进而负面影响品牌资产。［28］汪晓晨( 2008) 利用实验的方法验证了价格促销影响品牌资产的过程中,产品涉入度作为调解和解释变量的作用。研究发现, 价格促销对品牌忠诚、感知质量、整体品牌资产都有负面影响,但是对低涉入度的产品负面影响更为显著。同时也发现价格促销能够提升品牌知晓度,且低涉入度产品比之于高涉入度产品,品牌知晓度提升更为显著。［29］可见,价格促销是一把 “双刃剑”,如果使用不当或过度使用,都可能造成对品牌资产的影响。

5局限与展望

综述展望 篇5

王选平

副主任医师

天津市滨海新区食品药品监督所

[摘要] 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作为一项食品卫生监督的工作制度，全国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所属的卫生监督机构已在食品生产经营经营企业中全面实施及应用。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食品卫生法》，实现保证食品卫生，防止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对人体的危害，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增强人民体质之立法宗旨。自2002年4月推行，到2004年9月全面实施的期间，卫生监督机构将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应用于餐饮业、学校和托幼机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在应用中，尽管存在一定问题，但是取得的效果是明显的，已得到人们的认同，体现出食品卫生安全需要政府、企业、消费者共同参与的“责任分担”理念。《行政许可法》、《卫生行政许可管理办法》的颁布，为进一步全面实施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提供法律保证，使量化分级管理制度能够进一步更好地顺利开展。

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以下简称量化分级管理制度）作为一项食品卫生监督的工作制度，全国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所属的卫生监督机构已在食品生产经营经营企业中全面实施及应用。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食品卫生法》，实现保证食品卫生，防止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对人体的危害，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增强人民体质之立法宗旨。笔者就近年来量化分级管理制度的应用与展望作一综述。背景

在2002年里，卫生部[1]提出的食品卫生监督工作重点之一是：建立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卫生管理量化考核、动态管理机制，并要采用公开卫生评分、行业部门警告等形式，逐步建立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和负责人的信誉评估体系。高小蔷等[2]撰文讨论我国量化分级管理制度 制定的背景。首先，近年来全球食品安全大事件频繁发生，不断引发食品贸易争端，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也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表现在：1 食源性疾病不断上升。2 重大食品污染事件不断发生。3 国际食品贸易纠纷增加。我国的食品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1 微生物污染造成的食源性疾病仍占首位。2 农业种植、养殖阶段的污染导致食品农药、兽药残留超标。3 工业化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直接影响我国的食品安全。4 新的食品添加剂、食品新工艺包括基因工程技术在食品工业的应用，带来新的食品安全问题。其次，食品行业的发展与企业的多极分化。近年来，我国食品行业发展迅速，其中涌现出一批达到良好生产规范（GMP）的、有实力的企业。同时，也应该看到，食品企业中能够达到GMP的所占比例还较低。中小型企业、乡镇企业仍占有相当比例。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后，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生产食品，给食品安全带来严重的隐患。第三，卫生监督资源的制约。由于食品行业发展迅速，而食品卫生监督力量相对不足，资源有限，传统的卫生监督模式受到制约，卫生监督频率不高。第四，1999年，WHO提出“责任分担”理念，强调保证食品安全需要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共同参与，认为企业自律是保证食品安全的根本措施之一。

基于以上因素，结合当前食品卫生安全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为贯彻落实国务院领导的指示精神，尽快使我国食品卫生监督模式与国际接轨，卫生部在总结国外食品安全监管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食品生产经营现状，组织制定《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指南》，并发出通知[3]，拟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实施量化分级管理，把问题较多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群众反映较大的食品生产经营品种作为监督重点。“通知”认为，量化分级管理制度这种模式，对合理配置卫生人力资源，进一步提高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守法意识，促进企业自律和提高诚信水平具有一定意义。

实践证明，实施量化分级管理制度是严格依法行政，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确保食品卫生监督工作公平、公正、透明的重要措施。为加快食品卫生监督管理模式的转变，努力提高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自身管理水平，实现国务院食品药品放心工程确定的目标，2003年9月1日，卫生部决定在食品卫生监督执法工作中全面实施量化分级管理制度[4]，提出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要求：1 以学校食堂和餐饮业为

切入点，全面实施量化分级管理制度。2 广泛发动社会积极参与，定期公布企业的量化分级信息。3 完善工作制度，严格按照量化分级要求实施监督，作者[5]也认为出台量化分级管理制度的意义在于理念上的更新和制度上的创新，有利于卫生监督体制改革，以及改变“重许可，轻监督”的消极监管模式。

自2002年4月~2004年9月推行量化分级管理制度的这段期间里，各地取得一定成效，体现出专项整治与日常监督、治劣和扶优、监督执法与技术指导服务有机结合。全面实施量化分级管理制度，能够提高卫生管理水平，促进食品行业健康发展。原则[2]

量化分级管理制度是依据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卫生许可审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卫生许可审查和经常性卫生监督量化评价的情况将其分级，并确定相应的监督检查频率，在推行应用中应遵循的原则是：全程监督的原则；量化评价、分级管理的原则；动态监督的原则；公开透明的原则；卫生安全的原则。其中，全程监督是将卫生许可审查与经常性卫生监督有机结合，共同决定风险级别、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信誉度级别及监督频率，两者相互制约，密不可分，并且强调不能只重视卫生许可审查，忽略经常性卫生监督，反之亦然。应用

3.1 政府重视食品安全，督促实施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

自2002年4月，卫生部向全国发出推行量化分级管理制度以来，各级政府及其卫生行政部门，将量化分级管理制度作为提高食品卫生质量，保障食品安全的一个手段或方法，加快量化分级管理制度的实施进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八个部委，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开展食品药品放心工程的通知》（国办发[2003]65号），联合发布《食品药品放心工程实施方案》[6]，提出的主要措施之一是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对学校食堂、餐馆、酒楼、饮食店等以及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推行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加强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食品卫生日常监管和卫生许可证发放的监督管理。就实施

食品药品放心工程，卫生部[7]要求加快推广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工作，并将其作为提高监督水平，改善监督机制的重要内容加以推广。为了控制食品污染，减少食源性疾病，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促进经济发展，卫生部在制定的《食品安全行动计划》[8] 中提出：实施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引进危险性管理的理念，从中探索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食品安全监督模式，以达到提高卫生监督频率和效益的目的，这也是提高政府食品安全监管能力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对学校食堂和学生集体用餐供餐单位方面的卫生管理，政府主管部门也要求按照量化分级管理制度的要求，严格审核，加强卫生许可证发放管理[9]，以防止学校食物中毒事故发生，保障师生员工的身体健康，维护正常教学秩序。政府及其行政主管部门在推行量化分级管理制度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在总结[10] 已取得经验的基础上，要继续在食品消费环节推行量化分级管理制度，把量化分级管理制度与卫生许可制度及企业诚信体系建设结合起来，提高食品卫生监督效率，强化企业自律。在《2004年全国食品药品放心工程实施方案》中确定，抓好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管理，全面实施量化分级管理制度[11]，以巩固成果，进一步把实施食品放心工程引向深入。

3.2 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应用于实践中，取得成效

杜治琴等[12] 撰文报道，自2002年4月开始推行量化分级管理制度的一年来，已有十几个省市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在一部分企业，如餐饮业、学校食堂、乳制品厂、瓶装水厂、添加剂厂等单位实施量化分级管理制度，见到成效。体现在：1 卫生监督思路逐步转变。2 新的卫生监督运行机制初步形成。3 强化了企业的食品卫生安全责任。

陈解华等[13]用半年时间在食品生产加工、经营及餐饮业中共270家实施量化分级管理制度。认为有三个转变：1 从过去的定性发证，强化性、约束性工作方法转向定量量化，充分发挥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动性和责任感，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企业自律为工作重点。2 从过去的高频率、松散式的监督转向以企业的风险度、诚信度评估结果为指导，合理分配卫生监督人力资源，有针对性监督方向。3 从过去以对终产品重点控制转向对食品生产、加工、销售全过程的危害关

键控制点进行监督。卫生部门[14] 通过实施量化分级管理制度，真实客观的了解到辖区范围内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卫生状况，基本上清楚食品企业存在的问题，风险分级和下一步卫生监督重点、监督频次，表明应加大对中小饮食店和糕点加工厂的卫生监督力度，从卫生管理制度的建立落实，生产场所的布局、各功能间（车间）的卫生设施、原料的采购验收，生产加工过程卫生要求等方面把关，对不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企业及时责令整改，并追踪落实，对违法行为行为立案查处。

量化分级管理制度还在以下食品行业得到很好应用：

学校及托幼机构食堂。这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量化分级管理制度是将《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落到实处的一项切实可行的措施与方法[15]。候雯雯等[16]通过对47所学校食堂实施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后，与管理前进行比较，结果表明，管理后的卫生状况明显高于管理前，它们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如卫生管理状况（食品卫生管理组织及卫生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率、食堂卫生许可证持有率、从业人员健康证持有率、卫生知识知晓率），基础卫生设施情况（如餐具洗消、冷藏设施、加工过程卫生等）均有明显改善。有的城市[17]在学校食堂中推行量化分级管理制度是先试点后推广，做到五抓五有：抓分级管理有具体目的；抓试点与推广有详细计划、抓责任到人有专门组织、抓整体进程有可操作性步骤、抓落实与实施有显著成效。结果显示：1 食品卫生监督得到教育部门的支持，达到相互配合。2 卫生监督检查透明度提高。3 在监督检查中，起到指导作用。4 量化分级管理制度给学校食品卫生管理带来巨大变化，① 学校对食品卫生的管理从被动逐步走向自觉。② 制度不断完善，责任不断加强。③ 学校食堂持证经营，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率提高。④ 食堂对外承包现象减少。⑤ 学校食堂硬件及卫生条件得到改善。汤文成等[18]也体会到：1 量化分级管理制度是在现行监管模式的基础上进行改革，通过对学校食堂进行风险性和信誉度分级，形成激励机制，促进学校加大食堂硬件设施投入，加强了自身管理能力建设。2 运用危险性分析原则，对监督事项的关键环节实施重点监管，逐步推行HACCP管理，有助于减少监督检查中的随意性，增加了科学性、公

正性和严肃性。3 通过实施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实现了卫生监督定性管理向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动态管理转变，卫生行政部门集中卫生监督资源，把监管的重点放在工作的薄弱领域。4 推行对学校实行风险及信誉度分级制度，规范卫生监督行为，使执法强度、水平、效率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行性，增加了卫生监督的透明度，树立了公正、公平、透明的执法形象。杨卫国等[19]也报道，实施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后，托幼机构、学校的整体食品卫生状况有了显著改善。

餐饮业。该行业的特点是投入低、利润高、但食品卫生问题相对较多，风险大，实施量化分级管理制度，保障食品安全，具有现实意[14][20]义。实行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将参加量化的餐饮业对照量化评分表，找出差距，确定风险级别，制定下一步监督措施（监督频率和项目），提高监管效率，收到很好效果。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这是食品安全的源头之一，是政府实施食品放心工程的重点监管的一大类企业。纯净水，桶装水是消费者常用饮品。为了让消费者喝上放心水，张晓灵等[21]、杨鸿宾[22]分别就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在纯净水、桶装水生产加工环节的应用进行研究。在对影响纯净水质量因素方面进行相关分析，认为主要卫生问题是菌落总数和电导率。它们超标的量化因素是：卫生管理制度不健全；无纯净水卫生管理机构和专职人员；车间地面不符合卫生要求；水处理设备、输水管材、管件和贮水容器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并取得卫生许可批件等。作者认为，加强以上量化因素的监管是提高纯净水产品质量的瓶颈。杨鸿宾报道，在桶装水生产企业推行量化分级管理制度中，认为见到的成效是：1 量化分级工作促进了企业积极性及主动性，增强企业的自律性。2 许多生产企业在硬件设施及设备投资方面有所提高及改善。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在应用于食品生产企业卫生监管的效果是明显的。李旭才等[23]在对90多家腊味企业二年实施效果的评估结果表明，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实施后，每年可节省卫生监督频次269人次，共134h，相当于二名卫生监督员16个工作日；企业卫生布局及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合理率提高14.04%，卫生设施配套率提高19.85%，工程设计比率提高20%，全面促进了企业卫生质量控制体系的建设及各种资源的投入，保证了卫生管理与产品检验工作的稳步

进行，许可证发证质量显著提高，食品合格率达到95%以上。为实现政府、企业、消费者共同参与，相互监督，创造安全卫生的食品消费环境而努力。

鉴于量化分级管理制度模式的先进性，范亚平报道[24]，将此监督管理原则及方法运用于职业卫生和民营医疗机构管理中，取得良好效果，为下一步在各类公共卫生监督中全面推广量化分级管理制度这一的监督模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应用所取得的成效已得到人们的共识。[25]有的人认为，实施量化分级管理制度有利于卫生监督管理“三个转变”、“三个提高”、“三个降低”：从拉网式检查向重点检查的方向转变，由管方一个积极性向管方和被管方二个积极性转变，评审实现了从定性到定量的转变。提高工作效能，降低行政执法成本；提高了业主提升信誉度等级的自觉性，降低了经营风险；提高了执法透明度，降低了过多干预。

3.3 实施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过程中存在问题

实施量化分级管理制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26]：认识上有误区，对卫生监督管理模式转变没有足够认识；思想上有顾虑，存在着二个担心：一是量化分级管理制度会影响到经济发展。二是现阶段经济效益在各单位都占有相当重要位置，如果实行量化分级管理制度，担心影响本单位的经济效益，甚至生存问题。作者[17]在对学校推行量化分级管理制度的过程中，发现量化分级管理制度要求高，难以达到；量化评分方式严格，有待改善；基层卫生监督机构难以完成规定的监督频次；食品采购索证制度执行难度大。金志强等[20]就餐饮业中推行量化分级管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认识到，应因地制宜，切实可行的实施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强化C级以下食品卫生信誉度级别的监管，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展望

量化分级管理制度是根据现行的卫生法规，本着全程监管，量化评价，公开透明的原则，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卫生安全信誉度的分级，是食品放心工程的重要内容，是食品卫生监督模式转变的重要标志，是与国际接轨的有益尝试[26]，是严格依法行政，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的重要措施。经过几年来的应用，取得成效。卫生行政许可审查是实施量化分级管理制度第一步骤，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未通过卫生行政许可审查，表明该企业的卫生条件不能达到有关卫生标准、规范和要求，不具备食品生产经营资格，市场准入被否决。这也是实施量化分级管理制度的目的，强调政府必须要依法行政，从严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27]的颁布，进一步起到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的作用。依照《行政许可法》制定的《卫生行政许可管理办法》[28]，将卫生行政许可有关要求以及申请与受理、审查与决定等均作出了具体明确规定，可操作性强。该办法规定：卫生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作出准予卫生行政许可决定的，作出卫生行政许可决定的卫生行政部门或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撤销卫生行政许可，并且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工作，要由上级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涉嫌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上述“法定条件”应该是包括量化分级管理制度中的卫生许可审查量化项目。《行政许可法》、《卫生行政许可管理办法》为进一步全面实施量化分级管理制度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证。[26]严格按照量化分级管理制度的要求开展食品卫生监督工作，不达标者不发证，这也是贯彻落实以上两部法律法规的本意，能够确保量化分级管理制度进一步更好地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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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展望 篇6

关键词：组织承诺；前因变量；形成机制；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C93-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297-01

一、组织承诺的前因变量

总的来看，与组织承诺相关的因素划分为九个大类，见下表：

（一）影响情感承诺的因素。影响情感承诺的因素主要有六类：个体特征、工作特征、领导/成员关系、角色特征、组织结构特征、组织和成员关系特征。而且个体特征、组织结构特征与情感承诺的关系受到职业种类、职业群体的需要和偏好的影响。职业发展阶段不同，情感承诺的程度不同。由于这些前因变量都与员工形成积极的情感有关，因此能够带来情感承诺。

（二）影响持续承诺的因素。影响持续承诺的因素有：受教育的程度、所掌握技术的应用范围、改行的可能性、投入的多少、福利因素等。假如员工的受教育程度比较低，所掌握的技术应用范围基本上仅限于目前的组织，那么员工的组织承诺就高。相反，员工的组织承诺就低。另外，如果员工在目前的组织中投入了很多，付出了很多的代价，那么员工的组织承诺就高。

（三）影响规范承诺的因素。影响规范承诺的因素有：对承诺的规范要求、所接受的教育类型、个性特征等。

二、组织承诺的形成机制

（一）员工-组织匹配。员工期望组织给予的东西与组织实际中给予的东西越匹配，他们就会越满意。一般情况下，员工的个性特征、兴趣爱好、信念、价值观等与组织的文化氛围、规范、价值取向、战略特征相吻合时，员工的组织就高，反之就低。

（二）期望满足。如果员工在没有进入组织前对组织的期望与他进入组织后的实际工作环境相匹配时，员工就会有很高的组织承诺。林竹（2007）指出如果员工获得组织支持较于员工的期望高时，员工在会产生强烈组织支持感的同时，对组织抱有较强烈的组织承诺；反之，员工会有较低的组织支持感，进而降低对组织的承诺[1]。也有研究结果表明，期望满足与组织承诺有中等水平的正相关，期望如果未满足，就会对组织承诺产生消极的影响。但是，如果员工与上级领导或者同事相处的非常和睦，这种消极影响就会减弱。

（三）因果归因。工作经历和员工组织承诺有紧密的联系。同时，个体需要、满足度、价值观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工作经历对组织承诺的作用。另一方面，员工对自己工作经历的因果归因也会影响其组织承诺。

（四）组织公平和组织支持。员工如果受到组织的公平对待，或者组织特别关心员工的福利政策，那么员工就会有很高的组织承诺。组织承诺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企业在谋求高绩效的时候，希望员工能够具备高组织承诺。按照社会交换理论，企业也当对员工进行高承诺。

（五）回顾性文饰作用。回顾性文饰作用就是指个体为了使自己以前的行为或者决策正当化从而形成和发展对组织的承诺。如果员工是经过深思熟虑自愿选择当前的组织，或者是决策已经做出了了，不能反悔，如果自己现在放弃，会让身边的人嘲笑。

（六）职业生命周期。当然，还有学者从其他的角度来研究组织承诺的形成过程。他们考虑到了员工的职业生命周期因素，他们认为在不同的生命周几阶段内，组织承诺的形成机制存在着显著差异。职业生命周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应聘阶段、工作初期、工作末期。

三、组织承诺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一）组织承诺对离职、出勤率的影响。员工退缩行为主要表现在离职意向、出勤率、工作变动等方面。Steers（1977）的研究结果表明员工对组织的承诺比工作满足更能预测员工的离职率，并且组织承诺与离职意愿呈负相关。组织承诺能够增强员工留在企业的愿望和意愿，而且组织承诺与员工的变动意向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组织承诺对工作绩效的影响。工作绩效与组织承诺关系的研究存在较多的争议。Steers（1977）曾探讨有关员工的职业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承诺与绩效表现没有关联。但Dubin、Champoux和Porter（1975）的研究发现组织承诺越高，工作绩效也越高。Johnston（1986）的研究也表明组织承诺是高度复杂的，而且是影响人事异动与绩效的重要因素。Randall（1999）的研究则发现低组织承诺者，其工作品质也较低，并且发现组织支持与工作绩效有关。

（三）组织承诺对个体行为影响的机制。在组织的日常工作中，个体行为会受到大量事件的影响。如果一个个体他对组织的情感承诺占主要地位，他的行为就不易受到其他事件的干扰，因此能够更加稳定的为组织作出长久的贡献。情感承诺比规范承诺、理想承诺、经济承诺和机会承诺更能影响个体的行为表现。

长久以来，研究者都在专注于组织承诺对个体行为的积极影响，然而，组织承诺给个体行为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对组织情感承诺过高的个体往往伴随着高水平的工作压力、经常性的工作-家庭冲突、焦虑，甚至存在“过劳死”的现象，因此要特别关注这一群体的心理和身体健康。

四、组织承诺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

（一）通过招聘甄选合适的员工。在招聘员工的时候，首先要详细调查该应聘者是否有频繁跳槽的工作经历以及他们频繁换工作的真是原因。他们前些年的工作经历可能预示着他们的组织承诺会很低。

另外，还要在面试过程中考察应聘者的价值观是否与本组织的价值观相一致。只有员工与组织的价值观相匹配，员工才会有更高的组织承诺，才能为企业带来更加稳定的效益。

（二）通过内部晋升、培训和宣传来培养情感承诺。组织的内部晋升制度，可以让员工全身心地融入到组织的工作中，从而极大提高员工的组织承诺。除此之外，对新进员工进行价值观、行为规范的教育培训，也会显著增加员工的情感承诺。

（三）通过沟通和支持来培养组织承诺。领导采用正确的沟通方式，可以让下属感受到来自领导的工作支持，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从而增加员工的情感承诺。

（四）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逐渐被全体员工认可和内化了的价值理念、行为准则、规章制度以及传统习惯等、企业文化对企业全体知识型人才的言行具有导向和凝聚功能，对于增强知识型人才的组织承诺功不可没[2]。良好的企业文化，可以提高员工的组织承诺。

（五）提高员工满意度。为了有效提升员工的内在和外在工作满意度，进而保证更高的生产率、工作投入和个人绩效，企业应该通过各种措施，努力提高员工劳资双赢和参与的氛围，降低劳资对立的氛围。

参考文献：

[1]杨 玲.高星级酒店基层员工组织承诺与离职倾向关系研究——以长沙地区为例[J].酒店管理研究，2014（10）：139.

碳足迹研究综述与展望 篇7

关键词：碳足迹,碳排放,碳标签,碳源,碳汇

目前, 超量碳排放已对自然系统及社会经济产生了极大负面效应, 如何有效减少碳排放已成为政府公众及学者讨论的焦点。现有相关研究主要从碳排放机理、与经济或能源关系方面切入, 而碳足迹研究方法则从碳排放源头及过程分析另辟蹊径, 以其有效性及通用性引起各界越来越多的高度关注。

一、文献筛选与统计测度

(一) 文献来源

本文以2014年12月31日为结点检索中外数据库, 其中, 外文数据来源为Science Citation Index、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Index to Scientific&Technical Proceedings、Springer Web数据库, 以“carbon footprint”和“carbon footprints”为关键词检索到1357篇文献;中文数据来源选取中国知网数据库, 以“碳足迹”为主题检索到1368篇文献, 年文献数如表1。

(二) 文献测度

为了精炼当前国内外碳足迹研究核心问题, 采用共词聚类法, 借助聚类算法挖掘数据, 选取了国内外高校碳足迹研究专家22人, 通过指定中心源聚类方法进一步整理数据库、完善数据空间固定数目代表点、控制词频主题分类度。借助专家意见法, 修正了共词聚类分析过程的干扰因素, 最终提炼了碳足迹文献题目的14个邻接词, 归入4个一级研究主题。

在此基础上, 借助h-b指数法进一步描述文献集, 最终研究主题及指数见表2。当m≥1.5、h-b>15时, 表明该主题有大量相关研究及文献引用, 是研究热点或关键点, 具体包括概念内涵、PAS标准、ISO标准、过程分析法、投入产出发、产品尺度、地市尺度、国家尺度。当1≤m<1.5、10≤h-b≤15时, 表明该主题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效, 但文献引用增长相对较慢, 属于较热研究主题, 包括IPCC标准、家庭尺度、组织企业尺度和区域尺度。当m<1、h-b<10时, 表明该主题研究现已不是研究热点, 或刚处于研究起始阶段, 包括GHG标准和个人研究尺度。

二、文献综述

(一) 概念内涵

Pandey等[1]认为, 碳足迹概念起源于1996年Wack提出的生态足迹。目前学术界对于碳足迹的概念内涵研究虽多, 但尚未形成共识, 主流观点有三种。一是认为碳足迹是人类活动过程中燃烧化石燃料而产生的CO2排放量[1];二是定义碳足迹是衡量产品在原料获取、生产、分销、使用和回收等全生命周期中所排放的CO2及其他温室气体的CO2转化量[2];三是认为碳足迹概念的重点在于, 以直接和间接CO2转化量为标准计量人类活动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3]。

由上可见, 碳足迹概念最初由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等经由灰色文献提出, 后经学术界介入讨论日渐规范, 但仍在衡量温室气体种类、度量基本单位和界定系统边界等方面存在争议。

(二) 评估准则

由于碳足迹的概念内涵尚未有权威统一的定义, 评估准则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 应用相对广泛的是英国标准协会和环境事务部共同发布的PAS系列准则, 确立了产品、企业、行业和城市等各层次碳排放准则[4]。以PAS标准为参考, 国际标准化组织先后制定了服务于产品和企业的ISO14044, ISO14064、ISO14065和ISO14067系列准则[5]。自2006年起,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分别制定了IPCC2006和IPCC2013, 为国家层面的碳源和碳汇估算设置标准[6]。

2011年, 世界资源研究院针对产品和跨国企业组织推出了GHG Protocol。此外, 各国也纷纷出台了自有评估准则, 如日本的TSQ 0010和PCR JAN, 法国的PCR FRA, 美国的U.S.LCI[6]。此外, 德国、韩国、泰国等国也在准备推出碳足迹评估准则;中国现在主要采用基于ISO14044准则。

(三) 计算方法

现有碳足迹计算方法主要源自生命周期评价原理, 大致可以分为过程分析法和投入产出法两大类。

最为典型的碳足迹过程分析法由英国Carbon Trust机构提出[7]。首先通过基本流程图详细描述全生命周期涉及的所有活动和原料, 再根据实际情况明确碳足迹计算系统边界, 收集边界内活动、原料和碳排放因子的原始及次级数据, 建立全质量平衡方程计算生命周期各环节的碳足迹, 最后复核优化。王晓莉等[8]运用该方法对白酒及塑料瓶等进行了研究。过程分析法应用较广,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由于海量数据而导致的精确性问题;二是基本流程图的覆盖面不够全面;三是在划定计算系统边界产生的主观性, 可能切断客观连续的生命流程, 导致一定程度的截断误差;四是过程分析法对于国家产业等系统边界不明显的中宏观实体研究较为困难。

而投入产出法则可以较好开展碳足迹的中、宏观研究。此方法综合经济学投入产出模型和生命周期评价法, 以经济主体的整体活动为系统边界, 通过建立多层次的环境投入产出表, 描述经济主体活动直接和间接碳足迹, 且数据多只要求为次级数据, 有效降低了工作量。Dormer等[9]运用该方法对美国和英国的城市或产业进行了研究。但该方法评测数据主要来源为平均碳排放数据, 且系统边界不可分割, 使其无法通过分部描述环节碳足迹进行有效的微观研究。此外, 方法计算模型基础默认同价值量的主体具有同样的碳足迹, 而现实中同价值量的经济主体生命周期碳足迹并非完全相同, 极易产生计算误差。

(四) 研究尺度

1. 产品尺度。

产品碳足迹测度研究主要采用生命周期法, Akbari和Heller[10]分别测度了塑料、蜂蜜等产品的碳足迹。在实际运用中, 英国、日本等国纷纷推出减量相对值碳标签, 截止2015年3月, 全球已经有2700多种产品采用了碳标签。

2. 个人尺度。

2007年, 英国环境食品农村事务部成为最早为公众提供个人尺度测算碳足迹工具的部门, 其后美国伯克利大学、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等纷纷推出计算器, 用以描述个人吃穿住行用的碳足迹[11]。

3. 家庭尺度。

侯彩霞等[12]构建MRIO模型纵横向分析了中国、美国等国家庭的显隐性碳足迹, 并解析了影响因素。

4. 组织尺度。

Messagie等[13]描述了钢铁、电力等企业, 学校、医院等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碳足迹;杨传明等[14]进一步研究了电子企业的供应链碳足迹。

5. 地市尺度。

Kevin等[15]学者设计EEIO、CLCA等模型换算奥斯陆、北京和纽约等城市的碳足迹, 解析空间及生态压力分布, 给出规划建议。

6. 国家尺度。

周国富和宫丽丽[16]通过建立土地、能源等投入产出模型对中国的碳足迹进行了研究, 进而分析了起因。

7. 区域尺度。

Darby等[17]采用一阶差分四估算等策略, 构建进出口贸易、产业结构等评价模型, 分别计算比较了西欧和东亚的碳足迹。Rahel和Gabriel[18]比较了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碳足迹。

三、碳足迹研究展望

由文献综述可知, 国内外对于碳足迹研究的分析框架已经基本形成, 但仍存在改进及深入研究之处, 主要包括以下碳足迹概念内涵、计算方法及研究尺度三个方面。

(一) 概念内涵

针对碳足迹概念内涵的种种争议, 应进一步明确其内涵及外延。对于碳足迹的衡量范围, 可将CO2排放量定位为参考值1, 其他主要温室气体均可以此为标准度量全球变暖潜能值, 进而编制通用的区域排放因子表。就度量标准而言, 由于面积和质量双重运算更易产生不确定性, 故仅以CO2排放质量为标准相对合理。界定系统边界是计算碳足迹的关键环节, 可采用多层分析法, 核心层为由人类行为而引起的直接环节的直接碳排放, 第二层为直接环节产生的间接碳排放, 第三层为全生命周期的直接碳排放, 第四层为全生命周期的直接和间接碳排放。

(二) 计算方法

现有碳足迹分析方法中, 过程法研究尺度较为准确, 但难以避免由系统边界划分产生的截断误差, 且不适于研究中、宏观主体, 而投入产出法则正相反。为此, 对于不适于两种方法研究的经济主体, 未来研究可将过程系统嵌入投入产出表, 运用生态应用系统及动力复杂适应系统思想划分碳足迹边界, 利用过程法分阶段评估, 使用可拓元等理论评估并控制清单数据及计算结果的不确定性, 结合投入产出法复核保证过程完整性。

(三) 研究尺度

国内社区养老研究综述及其展望 篇8

1 社区养老的定义

社区养老最早来源于英国的社区照顾。英国1989年的社区照顾白皮书中指出:“社区照顾”是指给因老年、心理疾病、心理障碍或身体及感觉机能障碍问题所困者提供服务和支持, 让他们能够尽可能在自己家中或社区中“类似家庭”的环境下过着独立的生活。

具体到社区养老的定义, 纵观文献, 本文概括出了以下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一是从研究者不同的学科视角来看, 社会学更偏重社区的核心地位, 认为社区养老是指以社区为中心, 为居住在家中的老人提供各种养老服务, 而这种养老服务是以社区为依托的各种社会力量所提供的。公共管理学则提到了政府在社区养老中的指导和支持作用, 认为社区养老是在政府的指导下, 以社区为依托, 通过社会各团体及个人的积极加入, 充分利用资源来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的一种服务方式。二是从社区养老的属性来看, 有些学者更多的是把社区养老作为一种服务来定义, 《美国社区养老模式的探索与启示》 (王承慧, 2012) 提到社区养老是相对机构养老而言, 指围绕家庭和社区能够得到的养老服务。当然, 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社区养老不是一种独立的养老模式, 认为养老模式非家庭即社会。三是从社区养老与家庭养老、社会养老的关系来看, 一种是认为社区养老是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结合, 《社区养老:城市养老模式的新选择》 (徐聪, 2011) 一文中提道:社区养老模式综合了家庭养老与机构养老两种模式的优点, 是二者的较好结合。一些学者则认为社区养老是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的一个过渡。《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模式研究综述》 (文洁, 2013) 指出社区养老是机构养老和家庭养老之间的过渡, 是由老年人所居住的社区提供养老服务。

从以上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概括中, 我们可以总结出社区养老定义需包含以下要素:以社区为依托;社会资源的整合;提供服务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2 国内有关社区养老的研究概况

根据研究内容的不同, 以往研究可分为三大模块。

2.1 关于社区养老的初步探索

最早的是1994年, 顾国权发表的《发展上海社区养老服务事业的思考》一文, 对上海地区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事业进行了初步探索。随后发表的《城市社区养老———一种新型的养老方式》 (李燕荣, 1999) , 《社区养老服务———时代的呼唤》 (吴国卿, 1999) , 《浅谈我国社区养老的可行性》 (董洪敏, 2000) ,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的探讨》 (王岚、易中、姜忆南, 2000) , 《发展城市社区养老应对人口老龄化》 (王海燕, 2002) , 《农村养老新出路———农村社区养老模式的提出与分析》 (徐志文、侯军歧, 2005) , 《社区养老:解决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的崭新模式》 (唐晓英, 周溥嘏, 2010) 等等。这些文章都大致指出了实践社区养老的必要性, 包括人口老龄化、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发展问题;也提出了社区养老有其实施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比如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 在观念上人们都是有一种社区集体意识, 社区养老相对于其他形式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又有独特的优越性。

2.2 对社区养老实践的现状分析

纵观文献, 对于社区养老存在的问题可以归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是在观念方面, 包括居民对社区养老的认识存在不足和社区管理者对社区养老的认识度不足。根据华西都市报做的一项调查显示, 有93%的人没有接受社区提供的老年照顾服务, 76%的人并不了解老年日间服务中心, 甚至有超过一半的人不了解养老机构。其次, 社区管理者对社区养老的认识不够, 导致其对社区养老服务的管理存在低效率。二是服务内容和水平方面。尤其是医疗卫生服务, 目前, 大多数城市社区都建立了医疗卫生服务站, 每年也为老年人检查一次身体, 但是基本都没有给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另外, 社区医院一般条件差, 规模小, 医疗水平不高, 都是以打针、开药为主, 不具备对老年人突发病和常见病的诊治能力。三是人才方面, 在这方面主要存在着专业服务人员相对于需求来说存在大量不足, 而且服务岗位大都是政府购买的公益岗位, 从事的人员主要是下岗工人, 他们的专业素质普遍偏低。其次是志愿者队伍的建设滞后, 积极性和组织性不够。四是资金投入方面, 街道特别是社区一级资金的不足是制约社区养老发展的重要因素, 而社区资金的来源一般有三种渠道:街道自筹、政府拨款、社会援助。以上三种渠道以自筹为主, 政府财政拨款和社会援助仅仅是辅助。居民委员会所需的资金也基本上依靠社区内便民服务网点的收入以及社会集资, 专项拨款寥寥无几。这导致上述的服务难以提高以及人才难以稳定发展。

2.3 对社区养老的思考与对策

王辅贤在《社区养老助老服务的取向、问题与对策研究》中指出社区养老服务要走社会化、专业化、产业化的道路。《农村社区养老合理性分析及实施对策》 (徐志文, 谢方, 2005, ) 强调了各级政府的职责和作用。《我国城市社区养老对策》 (王秀贵, 马开剑, 2012) 一文从政策环境、融资环境、服务范围、设施建设、队伍建设五大方面对我国的社区养老提出了对策。总体来看, 对社区养老的对策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点是制度建设上, 包括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 具体申请程序的规范化, 人员管理的专业化。第二点是设施服务水平建设上, 包括社区各服务点的设施要不断健全, 服务内容要不断丰富。第三点是人员队伍的建设上, 包括政府如何理清自我的责任, 社区管理者如何高效行事, 专业服务人员如何有效服务以及社会各界志愿力量的动员与参与。

3 社区养老的研究评述及其展望

3.1 有关社区养老的简要评述

近年来, 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社区养老展示了浓厚的兴趣, 有关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为我们积累了一批丰富的文献和数据资源, 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纵观现有的文献, 学者们从社区养老的概念、实施的必要性和意义、实施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对策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和研究。

尽管如此, 国内有关社区养老的研究还存一些不足:第一, 现有研究的视角比较单一, 学科之间的联系性缺乏, 一般主要是从人口学、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社区养老, 比较少从经济学、政治学等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第二, 纵观文献发现, 对于城镇社区的研究明显多于农村社区养老的研究, 具体个案研究中也是城市的案例明显多于农村的。这样的研究现状与当前不断发展的农村以及我国的人口分布的实情明显不符。第三, 大多是停留在对社区养老模式或社区养老服务本身的研究上, 比如对社区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的研究不少, 但缺乏从实际享受的老年人群体, 从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其中, 有关社区养老中的人力资源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第四, 研究大多是总体性的社区养老模式的研究, 很少有文献专门细致地研究其中的某一个方面, 比如对社区养老中的资金筹集和投入的研究, 以及社区养老中各个参与者的角色与互动的研究。第五, 以往的研究一般以定性描述为主, 以定量分析的很少。从有些文献来看, 描述性的定论不少, 但很少有理论或者数据来解释和支撑所得出的定论, 这样导致文章很不规范。第六, 有关社区养老的研究缺乏创新性, 虽然有不少文献也比较、借鉴了国外的社区养老, 但结合我国的国情, 有所创新的实质性的研究成果很少。

3.2 未来有关社区养老研究的相关展望

首先在研究范式方面, 我们要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视角来探讨这一问题, 应该注重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对话和交流, 不能局限于社会学、人口学, 其实社区养老涉及的学科很广泛, 譬如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我们要跨越学科, 着眼于现实的问题, 以问题为导向, 坚持多学科多视角的分析。其次, 我们要注重从经验中提炼出理论, 要注重从个案中概括出一般。

其次在研究内容上, 我们一方面是要拓宽研究内容的范围, 另一方面是要在研究内容有所创新。对于研究内容的拓宽, 一个是对象上的拓宽, 我们不该倾向于对城市社区养老的研究, 我们应该更多地把眼光放向农村, 加强对农村地区的相关研究, 毕竟我们的国情决定农村的养老需求和负担不容忽视。另一个是方向上的拓宽, 我们应该不拘泥于对社区养老模式本身的研究, 我们也可以从社会可持续, 人力资源等方向上来把握这一问题。对于研究内容的创新, 比如纵观文献, 对于社区养老实施后的反馈研究非常少, 我们可以对这方面有所加强。

校园暴力行为研究综述与展望 篇9

校园暴力行为在世界各国都有发生, 其中尤以美国最甚。从近年来美国的相关研究来看, 美国的校园暴力呈现出以下新特征:暴力事件的情节更加恶劣, 涉及枪支的案件增多, 单次事件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暴力事件行为人和受侵人的年龄越来越小;女性参与的暴力事件逐渐增多。除美国以外, 其他国家近年来的研究也都显示出校园暴力行为呈现出类似的特点和走向。

在我国, 从已有研究来看, 校园暴力行为的现状不容乐观, 发生的概率和频率不断升高, 暴力行为的程度越发严重, 其中相对一部分暴力行为表现出报复性、残忍性、团伙性等特点。2003年浙江大学《青少年攻击性行为的社会心理研究》课题组的调查结果显示:有49.2%的学生承认对他人采取过不同程度的暴力行为, 有87.3%的学生承认曾遭受过他人不同程度的暴力侵害。对北京市初中学生进行的校园暴力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20%的学生承认“曾经扬言要报复某名或某些同学”, 18.7%的学生承认“经常故意找茬、欺负弱小”, 16.8%的学生承认“打架前做了些准备 (带工具或找人帮忙) ”, 16.1%的学生承认有“结伙打架斗殴”的行为[1]。

二、校园暴力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一) 个体因素

以凯特勒为代表的一些欧美预防校园暴力的研究学者们在论著中曾指出:年龄是影响暴力行为的最大因素之一, 而且暴力行为的类型也与年龄相关, 年龄与暴力之间的相关性是永恒存在的。这种相关性与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生理、心理特征是有关联的。Flannery认为在分析校园暴力行为的性质时, “在一个发展的框架内根据行为的连续性来考虑是很重要的, 另外性别也是是一个应该考虑到的因素”[2]。例如, 最初级的校园暴力行为包括吐唾沫、骂人、用脚踢等。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青少年之间会产生更加好斗的倾向, 出现更具伤害性的行为, 包括敲诈勒索、恃强凌弱、打架斗殴等。已有研究表明出现在男性身上的暴力行为频率普遍高于女性。

此外, 个体的社会认知也是影响暴力行为的重要因素。近年来, 有部分学者从归因、移情、后果评估等角度考察在校学生对暴力行为的社会认知。

归因研究的焦点在于个体如何对行为的原因作解释。孙华平、董会芹等采用投射法对儿童亲社会行为、攻击行为的归因进行研究, 结果发现:儿童倾向于对亲社会行为做内归因, 而对攻击行为做内外归因无显著差异;年龄因素与儿童对亲社会行为、攻击行为的归因无显著相关;性别因素与儿童对二者的归因无关。

Feshbach和Kuchenbecker认为移情由两个认知成分和一个情感成分构成。认知成分用于辨认和分析他人情感状态, 而情感成分用于产生情绪反应。Miller与Eisenberg指出:大量研究结果显示暴力行为与移情之间具有相关性。对二者相关性的研究在总体上确证了移情与暴力及外显的反社会行为之间呈显著负相关。

已有后果评估研究发现:暴力行为发生频率较高的儿童对自己通过暴力行为解决问题的能力常常估计过高, 对暴力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常常持乐观态度。在对通过自己的暴力行为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估计上, 男生明显高于女生, 对暴力行为后果的期待男生常常也比女生更加乐观[3]。

(二) 家庭因素

子女的社会化过渡主要通过家庭实现。Flannery和Williams研究表明:受到忽视或虐待的儿童在成人以前因暴力犯罪行为而被捕的可能性要比没有受到忽视或虐待的儿童高出38%。Orpinas P等人在研究家庭因素与儿童攻击行为的关系时发现:与父母的关系、父母教养、家庭结构、父母对打架的态度这四个因素能对1/3的儿童攻击行为和携带武器的总变异进行解释[4]。

(三) 学校环境和社会危险因素

许多研究结果表明暴力行为的受害者或受到暴力影响的儿童, 都非常可能成为暴力的行为人。因此, 暴力行为人和受侵人是在相同的环境中产生和成长的。

美国学者认为:学校环境通常反映出周边的邻里环境以及社会环境, 因此社会大环境中导致暴力行为产生的因素也是引起校园暴力行为的因素, 例如吸毒、种族歧视、滥用武器、单亲家庭、忽视和虐待儿童、不断增加失业率以及媒体对暴力行为的大肆报道等。李长伟列举了我国校园暴力行为三个影响因素:中国教育史上的体罚传统, 网络虚拟世界的教育负功能, 教育师资软件、硬件的缺失。

三、校园暴力行为的干预研究综述

近五十年来, 以美国为代表的许多西方国家在长期的校园暴力行为的干预研究和运用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形成了较成熟的生态化校园暴力干预理念, 发展出一系列校园暴力干预方案。

(一) 校园暴力的早期干预

以关爱为基础的早期干预, 主要有社会心理学的监控配合心理卫生治疗以及家庭教育两个方面, 能够有效减少青少年的暴力行为以及所造成的伤害。这种干预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是通过社会心理学监控配合合适的心理卫生方法, 以此来确定、预防和治疗青少年的心理疾病;二是通过社区宣讲或家长活动周等方式传授在子女暴力早期干预上取得成功的父母经验, 从而帮助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 促进良好的亲子关系形成。

(二) 校园欺负的预防与消除

校园暴力的干预重点之一是要着力解决学生之间发生的校园欺负问题, 把校园暴力犯罪阻断于萌芽状态。教育领域防控校园暴力的基本思路也源于此, 许多行之有效的反校园暴力方案都是从这一点着手进行设计的。Olweus领导的校园暴力预防计划 (BPP) 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Olweus总结了在学校情境中预防和消除欺负行为的三大基本原则:一是创设出温暖的、有积极氛围的和有成年人参与的学校环境;二是严格相关规章制度, 明确界定出不可接受的行为底线;三是任何人一旦违反规章制度, 都应受到相应的制裁, 但制裁是非敌意的, 并且不得采取体罚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学校情境中的欺负行为的预防和消除就是建立在成人与儿童的相互关系中成人对儿童的权威性基础之上的, 也可以说是儿童教养模式在学校情境中的一种应用[5]。

(三) 学校、家庭、社区共同干预的防控体系

在学校中, 针对校园暴力开展生活技能教育, 是一种有效的干预措施。家庭要与学校要密切配合, 加强重点学生的个别管理。学校教育应面向每个家庭, 以家庭教育推动学校教育, 通过两者相互作用形成合力, 达到更佳的育人效果。美国Smith等开展的“GREAT家庭计划”干预方案, 则是以社区为基础, 组织多个家庭一起开展课程和活动。GREAT旨在将社区教育与家庭教育联合起来。它成为学校课程干预的一个重要补充, 在暴力预防计划当中非常有价值。

四、问题与展望

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 暴力行为是一个由若干子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 大致可以分成内部因素子系统 (包括生物因素和认知因素) 和外部因素子系统 (包括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等) 。已有很多研究强调生物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在校园暴力行为发展中的作用, 但较少有研究者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考虑对校园暴力行为的影响。对暴力行为从生物本能的角度进行解释, 对暴力行为为何发生、何时发生、应采取何种形式进行控制等问题无法给予充分的说明, 对于暴力行为的预测和干预能力太差, 但分析研究对象的群体性特征对暴力行为的影响, 对于暴力行为的预测和干预具有现实意义。

社会环境因素从社会环境的综合治理方面为我们对暴力行为的预测和矫治提供了丰富的有价值的建议。但认知的改变是导致行为发生改变的重要因素。正如班杜拉 (A.Bandura) 所言:“离开了对人类心理活动的理解, 就无法真正理解人类的行为。”对于像暴力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行为的研究而言, 离开了对认知中介过程的探讨, 就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所以, 从群体特征、社会环境影响和社会认知多角度对校园暴力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为校园暴力行为的干预提供充分的内外部依据应是后续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1]宋雁慧.北京市初中校园暴力现状和处理方式调查[J].中国教师, 2007 (11) :23.

[2]Saufler C, Gagne C.Maine project against bullying[J].Augusta:Maine 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0 (10) :67.

[3]李闻戈.工读学生攻击性行为社会认知特点的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4.

[4]Daane D M.Child and adolescent violence[J].Orthopaedic Nursing.2003 (22) :66.

会计信息质量评价:综述与展望 篇10

一、会计信息质量定性评价标准研究

(一)使用者需要为评价目标

以使用者需要为评价目标的会计信息质量评价标准是基于会计信息含量低的背景下提出的。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Ball,Brown和Beaver等为代表的实证会计研究先驱,以资本市场有效作为假设,通过事项研究方法探讨会计信息的信号功能及其特征,验证了会计数据(信息)在资本市场上是有用的,但有用程度并非理想。在这一结论的影响下,西方会计职业界重新审视会计准则的制订目标,发展并完善了从“使用者需要”为评价目标的会计信息质量评价标准。1973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下属的特鲁伯罗特委员会(Trueblood Committee)发表了名为《财务报表的目的》的报告(简称Trueblood报告)。在报告中,首先提出“决策有用观”这一现代会计理论概念。奠定了日后美国FASB一系列有关概念框架公告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向。1980年FASB在“决策有用性”这一会计目标的基础上,发布了全面论述会计信息质量评价标准的SFAC2《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的公告。公告认为,会计信息质量评价的首要质量标准为相关性和可靠性。相关性是指财务报告能够影响使用者的决策,而且只有具备“导致差别”能力方能确定它与某一决策相关。相关性包括三个组成部分:预测价值、反馈价值和及时性。可靠性是指报告使用者可以信任财务报告编制者提供的信息,只有当会计信息反映了其意欲反映的内容,不偏不倚地表述了实际的经济活动和结果,既不倾向于事先预定的结果,也不迎合某一特定利益集团的需要,能够经得起验证核实,才能认为是具有可靠性的。它包含了三个构成成分,即如实反映(反映的真实性)、可验证性(可核性)和中立性(不偏不倚)。同时,该公告认为财务会计信息质量次要和交互作用的质量标准为可比性。可比性是指会计信息的使用者能够在两组或两组以上的经济现象中指认出相似和相异之处的质量。为达到可比性,一般要求相同的经济事项应采用相同(相似)的会计原则、程序和方法,不同的经济事项则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在此后的十多年中,美国一直以该评价标准为会计准则的制订目标和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评价。1994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的财务报告特别委员会(Jenkins委员会)针对当时社会各界(包括国会、政府监管部门、学术界以及会计职业界等)对现行企业报告强烈不满的情况,经过三年广泛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发表了《改进企业报告一一面向用户》这一报告。这份报告在FASB第2号概念公告的基础上,仔细分析了用户对信息的需求,提出了会计信息的质量不仅要关注相关性和可靠性,同时必须要突出可比性,进一步完善了以使用者需要为评价目标的会计信息质量评价标准。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公布的第2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对世界各国影响很大。在以后的20多年内,世界各国均建立了自己国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评价标准,其大部分是以使用者需要为出发点来构建。例如英国的会计准则委员会(ASB)于1999年发表了类似于FASB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公告,称为“财务报告原则公告”(Statement of Principles for Financial Reporting,SP)。在这份公告中,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与财务报表中信息的内容有关,主要包括:相关性和可靠性两个质量。其中,可靠性又包括了如实反映、稳健性、完整性、中立性和公允披露等次要质量。而另一类则与财务报表中信息的“表述”有关,主要包括:可理解性、披露、可比性、一致性和及时性等。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在1989年7月发表的《编制和提供财务报表的框架》中,以“财务报表的质量特征”为题,根据“质量特征是指使财务报表提供的信息对使用者有用的那些属性”这一思路,提出了会计信息的10个质量特征,包括可理解性、相关性、可靠性、可比性、重要性、如实反映、中立性、谨慎性、完整性、实质重于形式等,并把可理解性、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作为4个主要的质量特征,把及时性和效益成本作为限制因素。

(二)股东/投资人保护为评价目标

以对股东/投资人的保护为评价目标的会计信息质量评价标准是基于资本市场中盈余管理行为盛行的背景提出的。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市场上企业盈余管理行为越来越严重,严重侵蚀了财务报告的可信性,对整个资本市场的正常、有序运转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前主席Levitt在1997年发表了《高质量会计准则的重要性》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以保护投资人的利益为目标,提出透明、充分和公允的披露等不同于SFAC2《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的质量要求。根据我国学者葛家澍和陈守德的理解,透明的含义不仅是指清晰、易懂、避免含糊的含义,其更加是指如实地、可比地反映一个企业与投资人相关的信息,其狭义的解释把透明度视为充分披露的同义语。广义的理解视同高质量的全部含义。关于充分和公允的披露的含义,Levitt举例说明“既不提前也不推迟本期发生并应当报告的交易和事项,不应多提预防未来“过苦日子”(rainnyday)的准备,不确认递延损失和平滑各期利润以伪造企业似乎稳定发展的假象。当海边房屋遭至咫风要报告损失;正常年份应报告利润。总之,要依据会计准则反映真实。”依此看来,充分、公允披露似乎是作为可靠性的必要组成部分来理解。在Levitt的倡议下,美国审计界开展了财务报告质量评估问题的讨论,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1999年“蓝带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的第8号建议提出了公司披露的清晰性、公司会计原则、基本估计及其他管理当局在编报财务披露和外部审计师审阅时所做的重要决定的冒险或保守程度等评估财务报告质量的又一种见解(标准)。美国审计准则委员会(ASB)也重新审视修正了原来评估财务报告质量的标准。在第六十一号审计准则公告(SAS N0.61)中明确要求:“联系SEC的每一项规定,审计人员应当与审计委员会就自己对企业财务报告中运用会计原则的质量的判断进行讨论,而不只限于其可接受性”。修正后的SAS.61是用来指导审计人员同审计委员会的交流讨论工作的,其包括的某些项目,会对财务报表表述是否如实、可稽核、中立及一贯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些质量特征可用作讨论质量的基础,是因为它们都是按最为广泛的意义进行解释,并且是包含在FASB在SFAC2中所提出的会计信息的理想质量特征之中。”从中不难看出,保护投资人的主要质量标准为透明度。透明度则由中立性、清晰性、完整性、充分披露、实质重于形式以及可比性构成。同时透明度又建立在决策有用性的各项质量特征的基础上。

(三)综合使用者需要和对股东或投资人保护为评价目标

各国学者和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研究了以使用者需要和对股东/投资人的保护为评价目标的会计信息质量评价标准后,提出了综合以上两种评价目标的会计信息质量评价标准。安达信(Arthur Anderson)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两位合伙人Gregory和Blancher(2001)在(FASB)公布的第2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的基础上加入了清晰性,盈利坚持和分散信息的评价标准。清晰性是和可靠性和相关性并列的评价标准,其关注公司的财务信息是否以有组织的、清楚的和简洁的方式表述,在简洁与充分上取得适当的平衡。而盈利坚持和分散信息的评价标准分别为支持预测价值而设立的次级质量标准。预测价值这一评价标准,关注信息对评估重复发生盈利实现的可能性是否有用,即是否有助评估公司盈利的潜力和信息是否可使使用者识别和评估包含在公司不同的经营业务中的不同机遇和风险。我国学者葛家澍和陈守德(2001)提出了决策有用性的评价标准为相关性与可靠性这两个主要质量,和重要性与可比性两个次要质量所构成。对保护投资人的主要质量是透明度。透明度则由中立性、清晰性、完整性、充分披露、实质重于形式以及可比性构成。同时透明度又是建立在决策有用性的各项质量特征的基础上的评价标准。我国在2006年公布的基本会计准则,提出了综合使用者需要和对股东/投资人的保护的财务报告目标“财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在第三章中,则提出了真实可靠、内容完整,决策相关、清晰明了,可比等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

二、会计信息质量定量评价方法研究

(一)信息披露质量角度

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主要以财务报告的形式向外部披露,财务报告披露质量是决定会计信息质量的一个关键因素。国外学者广泛的从信息披露质量的角度来研究会计信息质量的定量评价,并相应的以信息披露质量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一个代理变量,如Wright(1995)研究公司审计委员会和财务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Felo(2003)研究公司治理和财务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时,均使用了代表信息披露质量的美国投资与管理委员会(AIMR)指数(或对其进行了简单的变换)。信息披露质量的定量评价主要是对上市公司年报中描述性的会计信息(或非会计信息)进行评价,其主要采用了分析家的主观评分法和主客观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分析家的主观评分法以美国投资与管理委员会建立的AIMR指数为代表(其前身为财务分析师协会FAF)。该委员会不定期的按照不同的行业成立相应的以财务分析师为主体的评价小组,在大约20多个不同的行业中,每个行业选出十多家上市公司,从该公司年报批露的消息(约占40%—50%的总分数),季报和其他公开出版的信息(约占20%—30%的总分数)及投资者提供的信息(约占20%—30%的总分数)来评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主客观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建立披露指数的方法:该方法首先假定了若干披露的项目(这些项目的取舍主要是依靠评价者的主观判断),并给予不同的权重,然后来检查该项目是否出现,以什么方式出现,来给予不同的分数,从而评价信息披露的质量。如Botosan(1997)年对制造业的122家公司建立了一个自愿披露指数。Robb etal(2OO1)年根据JENKINS报告所建议披露的内容,选取了一些非财务的项目,调查了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一些上市公司,建立了相应的披露指数。另一种评价方法为文本分析法(TEXTUAL ANALYSES),该方法并不首先假定若干披露的项目,而是对上市公司的披露信息全部进行检查,然后通过计算机辅助来对全部的披露信息进行分类,之后再来评价披露的信息质量。如Vivien Beattieaetal(2004)提出了一个四维分析框架和计算机辅助方法对会计陈述进行全面分析。Michael OMensahetal(2006)将会计透明度作为一个重要指标设计了一个6级得分的财务报告质量评价系统

(二)盈余质量角度

上市公司的盈余信息是会计信息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Penman(2001)认为,“财务报告的质量等同于可证实的盈余”。在会计学术文献中,往往将盈余质量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代理变量,如Rajgopal和Venkatachalam(2006)在研究财务报告质量和股票回报率的关系时;Daniel(2003)在研究财务报告选择的决定因素和经济后果时;Johnsonetal(2002)在研究财务报告质量和审计事务所任期的关系时;Verdi(2006)在研究财务报告质量和投资效率时;Daniel(2006)在研究财务报告质量的经济后果时均使用了盈余质量作为财务报告质量的代理变量;国外学者极其重视对盈余质量的定量评价研究,目前,对盈余质量的定量评价研究可以分为三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从盈余的时间序列性质来评价盈余质量;在该思路下,学者们从决策有用观出发,提出了盈余是否可持续性(Persistence)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和可变动性(Variablity)这三个评价盈余质量的标准。可持续性是指当期的盈余能否在以后的各期得到保持。高质量的当期盈余是指能够在以后各期得到保持的盈余。Kormendi和Lipe(1987)等学者指出盈余持续性是指在股票的回报率对盈余变化或盈余本身回归模型中的相关系数。可预测性是指过去的盈余对将来盈余的预测能力。Johnson etal(2002)在研究财务报告质量和审计事务所任期关系时,就使用了当期盈余对下期盈余反映程度的系数作为财务报表质量的代理变量。可变动性是指当企业的经营环境稳定时,高质量的盈余应当是不可变动的,在各期应该是平滑的。可变动性的定量评价,常用营业收益的标准差和来自于营业产生的现金流量的标准差的比率作为对其的评价。第二种思路是从盈余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来评价盈余质量。该思路认为在应计制下,盈余是由现金和应计项目组成,而应计项目又可以分为非操纵应计项目和操纵应计项目,学者们通过现金,应计项目,非操纵应计项目和操纵应计项目之间的关系来对盈余质量作出评价。其又有以下的四种方法来评定盈余质量。第一种是直接考虑盈余中现金部分的大小,用来自于营业产生的现金流量对盈余的比例作为对盈余质量的评价,其认为该比例越高,则盈余的质量越高,反之则盈余的质量低下。第二种是直接考虑盈余中应计项目的变化程度,如Deangelo(1986)认为总的应计项目的变化大小反映了盈余的质量,其总的应计项目变化越大,则盈余质量越低,反之则盈余质量较高。第三种是考虑应计项目中操纵应计项目的大小,操纵应计项目越大则盈余质量越低,操纵应计项目越小则盈余质量越高,对于操纵应计项目的计算有海利模型,德.安吉罗模型,琼斯模型、修正的琼斯模型和行业模型。在会计文献中,常用到的是琼斯模型和修正的琼斯模型。琼斯模型是Jones(1991)提出的,该模型为:NDAt=a1(1/At-1)+a2(△REVT)+a3(PPEt)(NDAt代表t期的非操纵应计项目;At-1代表t-1期的总资产;△REVT代表t期的收入减t-1期的收入后,除以t-1期的总资产;PPEt指在t期的固定资产除以t-1期的总资产),对于不同行业,不同年份具体的a1a2a3等参数,根据以下的模型以OLS求得:TAt/At-1=a1(1/At-1)+a2(△REVT)+a3(PPEt)+Vt(TAt代表第t期的总应计利润,Vt为剩余项,代表各公司总应计利润中的操纵应计利润部分。).该模型的前提条件为;收入具有不可操纵性,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为此,Dechowetal(1995)对JONES模型进行了修改,提出了如下的模型:NDAt=a1(1/At-1)+a2(△REVT-△RECT)+a3(PPEt)即在JONES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表示t期净应收款项和t-1期净应收款项的差除以t-1期的总资产这一变量:△RECT,这样就将可能引起收入变化的应收款项净额视同可操纵性的应计项目,从原来的不可操纵性应计项目估计模型中剔除了。第四种是考虑应计项目和现金流量之间的关系,即应计项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转换为企业的现金。Dechow和Dichev(2002)提出如下模型。△WCt=b0+b1*CFOt-1+b2*CFOt+b3*CFOt+1+εt,其中△WCt表示t期和t-1期的流动资产的变化,CFOt-1,CFOt和CFOt+1分别表示t-1期,t期和t+1期的来自于营业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εt表示不能实现现金的应计项目。εt的方差越大,则盈余的质量越差。Verdi,Rodrigo Set.al(2006)就同时使用了琼斯模型操纵应计项目和Dechow和Dichev(2002)模型中εt的标准差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代理变量。第三种思路是从影响盈余形成过程的因素来评定盈余质量。该思路认为,公司盈余信息的形成受到公司本身会计业务的客观影响和管理者对盈余的主观影响。公司所面临的会计业务越复杂,在处理会计业务时需要的判断,估计和预测越多,则盈余质量就越可能低下。同时,管理者的个人利益和公司的盈余信息联系的越紧密,则管理就越有可能干涉盈余,从而导致盈余质量低下。Burgstahler和Dichev(1997),Degeorgeetal(1999)提出了对盈余管理的一种分布检测法,该方法通过检查报告盈余在特定水平周围的不连续分布来计量盈余管理。(特定的盈余水平一般为零,上年盈余和本年度分析师预测的赢余)。

(三)其他角度

Barton和Waymire(2004)在研究非财务报告管制下对投资者保护的问题时,以透明度和可信赖度对作为财务报告评价的标准,提出了对财务报表定量评价的一种思路。该方法,通过检查财务会计报表是否披露了,销售,销售成本,折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信息分别对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的透明对进行了评价。通过上市公司是否雇佣了大的审计事务所,及检查无形资产是否采用了谨慎性的报告,来评价财务报告的可信赖性。我国学者师萍(2002)在研究了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危害和成因后,基于“阿罗悖论”(Arowparadox)提出了评价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评价模型和根据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因素,提出了动态结构模型和模糊评价模型。李丽青和师萍(2005)则从充分披露程度,会计政策一致程度,现金流量质量度和收入资产质量度这几个方面提出了对会计信息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

三、简要评述与展望

综述展望 篇11

很多学者对社会支配倾向进行了深入研究,包括影响社会支配倾向的因素以及社会支配倾向的结果变量等。本文对这一领域的部分研究成果进行介绍,并展望社会支配倾向在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的应用,即社会支配倾向在员工知觉到的领导支持与工作满意度、离职关系间可能会存在的调节作用。

一、社会支配倾向的含义以及影响社会支配倾向水平的因素

社会支配倾向建立在社会支配理论的基础之上,指的是个体对不同社会群体间不平等的偏好程度。高社会支配倾向的个体偏好加大不同群体间的差异,期望优势群体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多的社会资源以及更多地支配劣势群体;而低社会支配倾向的个体则相反,他们期望减少不同阶层的差异,增加平等。已有研究发现,社会支配倾向和那些支持群体间阶层差异的意识形态有正相关,和同情、容忍、团结、利他则是负向相关。社会支配倾向可以定量测量,Sidanius和Pratto编制了社会支配倾向量表。

根据社会支配理论,一个群体的社会地位越高,那么它的社会支配倾向水平也越高。有研究结果发现,在美国,白人比黒人的社会支配倾向水平要高;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比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有更高的社会支配倾向水平。另外,群体间的社会地位差距越大,社会支配倾向水平的差异也就越大。这是因为高社会地位群体会试图维持他们的既得利益,而低社会地位群体在这种社会体系中只会更加处于劣势,为了摆脱这种状况,他们就会更努力地反对这种阶层差异。2004年Levin发表相关文章进一步指出,只有在个体认识到大部分人都认为群体间的社会地位差距很大的时候,处于高社会地位和低社会地位的武断设置的群体(例如不同的种族、宗教群体)间的社会支配倾向水平的差异才会更大,他从以色列、北爱尔兰和美国收集的研究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

社会支配理论指出性别因素同样会影响个体的社会支配倾向水平,男性比女性有更高的社会支配倾向性,并且社会支配倾向的性别差异具有跨文化和跨情境的稳定性。男性之所以会有更高的社会支配倾向,是因为男性能否成功繁衍后代直接取决于他们是否获得并维持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力。Sidanius等人在一项以来自美国、中国、以色列、瑞典、新西兰和前苏联的男性和女性为被试对象的研究中证实:尽管国籍不同,每个国家的男女平等水平不同,男性的社会支配倾向性都会比女性高。Levin的研究文章也进一步指出,即使男女的社会地位差异被认为非常小,男性还是比女性有更高的社会支配倾向水平。

二、社会支配倾向的结果变量

1.社会支配倾向的不同可以影响个体对社会角色或职业的选择

高社会支配倾向的个体会致力于增加阶层差异的社会角色,而低社会支配倾向者则会选择减少阶层间差异的角色。Pratto 和Sidanius的一项研究以大学生为被试对象,让他们从20种职业中做出选择,并对他们的社会支配倾向水平进行测量。结果表明,那些选择了服务于精英或既得利益群体利益的被试者拥有较高的社会支配倾向水平,而选择服务劣势群体利益的被试者则社会支配倾向水平较低。

2.社会支配倾向还会影响到个体的价值观、政策态度等

研究证实,社会支配倾向和民族、种族、性别歧视等意识形态有非常强的正相关,高社会支配倾向者支持沙文主义、军事行动;支持保护妇女权益、社会福利事业、环境政策则和社会支配倾向有明显的负相关。

三、社会支配倾向对员工知觉到的领导支持和工作满意度、离职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越来越多对社会支配倾向的深入研究为其在实践中的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郭晓薇关于权力距离感对公平感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调节作用的研究,就很好地启示了社会支配倾向在组织管理实践中可能的应用。我们推测,社会支配倾向可能在员工知觉到的领导支持和工作满意度、离职的关系间起调节作用。

员工知觉到的领导支持是指员工对直接领导重视他们的贡献、关心他们福利的程度的直观感知,这一概念是由Kottke等人从组织支持感概念中引申过来的。已有研究证实,员工知觉到的领导支持和工作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时也会受到一些情境因素的影响,例如Griffin等人以制造业的员工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团队协作、员工知觉到的领导支持及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组织的团队协作水平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当组织中团队协作程度较低时,员工知觉到的领导支持和工作满意度有显著正相关;但对于团队协作水平较高的企业,尽管员工知觉到的领导支持对工作满意度仍具显著影响,但是对于后者的预测力却有所下降。员工知觉到的领导支持和离职意愿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以往的相关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员工会以工作上的付出交换诸如薪酬、福利、尊重、关怀等实质或精神上的利益。具体而言,当员工知觉到领导支持自己时,便会产生对领导或组织的义务感,提升对领导或组织的承诺,做出组织公民行为作为回报。员工知觉到的领导支持越高,员工的离职意愿就会越低,离职行为也会相应减少。同样,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也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例如罗新兴和周慧珍以军官为研究对象,结果证实组织成员的工作负荷会弱化员工知觉到的领导支持和离职意愿之间的负向关系,而组织成员的社会取向成就动机会强化两者间的负向关系。

如上所述,员工知觉到的领导支持和工作满意度间的正向相关,以及员工知觉到的领导支持和离职间的负向相关并不如理论水平中那样稳定,而是会因为一些因素的调节作用相应被强化或弱化。组织中员工个体的社会支配倾向水平是有差异的,而社会支配倾向又会影响到诸多社会行为和态度,所以不同员工对领导的支持或不支持会有不同的心理反应。社会支配倾向水平高的人赞成群体间的不平等,他们不愿去关心他人,对这样的员工来说,领导即使不支持、不关心,他们也不会对工作不满意或是产生离职意愿。相反,对于社会支配倾向水平低的员工,因为追求平等,提倡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关心,如果得不到领导在工作上的支持、生活上的关心,很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工作满意度,甚至导致离职行为的发生。

战略变革理论综述与研究展望 篇12

“战略变革”一词在现有文献中并没有明确、一致的定义。首次提出战略变革定义的是安索夫(Ansoff),他在1965年出版的《公司战略》中,将战略变革定义为“企业对产品、市场领域的再选择和对其组合的重新安排。之后安索夫(1979)在其力作《战略管理》中认为,战略变革是企业正式系统、组织结构的调整和企业文化的转型。Rumelt(1974)在其著作《战略、结构与绩效》中对企业在多元化战略和专业化战略间的转换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战略变革是基于业务层面的,是企业对特定产品或市场领域竞争决策的变更或调整。Minzberg(1987)虽没有明确提出战略变革的定义,但他将战略分为战略内容和战略过程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战略变革的概念框架。后来西方学者在Minzberg(1987)基础上对企业战略的内容与企业战略的过程进一步细化,丰富和发展了战略变革的内涵,并逐渐形成由Rajagopalan和Spreitzer(1997)划分的两大学派,即内容学派和过程学派。国内学者陈传明(2002)认为战略变革与企业复杂性决策有关,战略变革即包括对企业目标的改变,也包括企业执行手段的改变,改变过程不仅在战略形成阶段就已经发生,而且在战略的执行阶段也会持续地发生。芮明杰等(2005)提出的战略变革定义为,战略变革是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匹配性在形式、 质量与状态上随时间发生的特定变化。从以上国内学者关于战略变革的定义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在此方面的研究虽已起步,但在战略变革的概念上亦未达成一致;且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相对有限(何爱琴,2011)。由于战略所涉及的研究内容必须具有影响范围大、 影响深刻、影响时效长的特征,也就是说,在时间截面上战略问题要具有全局性和深刻性,而在时间序列上战略问题要具有长期性。 因此,全局性、深刻性与长期性是甄别战略变革问题和一般性的管理变革问题的主要依据。本文认为针对具有全局性、深刻性和长期性特征的组织变革活动可以被定义为战略变革。基于此定义,具有战略特征的组织变革(Organization change)问题同样应该属于战略变革的概念范畴。此外,广义的变革概念还包含了更新(Renewal)的含义,虽然较之于“变革”一词,“更新”更具有取精华去糟粕的积极含义,但两者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战略变革已成为在激烈市场竞争环境中,企业谋求生存、发展和获取竞争优势途径之一。战略变革作为战略管理一个重要分支,在西方已发展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学术研究领域。但在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明显匮乏。有鉴于此,本文对国内外有关战略变革理论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以期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必要的基础与参考。战略变革研究可以分为两大学派,即内容学派和过程学派。内容学派通常采用大样本面板或横截面数据和统计方法来分析战略变革的前因与后果;而过程学派往往通过时间跨度长达数年的纵向案例,重点研究企业管理层在战略变革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尽管这两大学派具有潜在的相关性,但是它们却彼此独立演化,几乎不存在任何理论或实证上的协同(杨林等,2008)。Rajagopalan和Spreitzer(1997)针对战略变革将内容和过程分开研究的缺陷,提出整合理论模型。以此为脉络,本文以此为脉络对战略变革的内容、战略变革的过程以及战略变革内容与过程的综合等方面对不同理论观点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并对战略变革的研究趋势进行展望。值得说明的是,关于战略变革的理论渊源错综复杂,本文的划分界限是相对的、粗放的。

二、战略变革的过程研究

( 一)组织学习理论有学者从公司行为视角对战略变革在心理学基础上做出解释。Barr、Stimpert和Huff(1992)认为心智模式有助于个体应对过度复杂的刺激,但拥有强大的心智模式可能导致管理人员忽视了重要的环境变化以至于没有采取恰当的组织行动。而组织更新(变革)的关键之处在于学习,学习过程在心智模式上的增加抑或改变是一定的。在组织学习之中,顶级管理人员通过学习改变心智模式是组织变革成功的关键。”Levinthal(1991)同样强调了学习在战略变革中的作用。他认为在个体组织的年龄和存活的可能性之间存在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来源于组织学习的两个基本特征。首先,学习典型地受到组织能力在当前行动中提高的影响。该过程包括了学习曲线或企业生产成本递减的内容,但也包括了不断丰富和完善的技能和知识的积累。受到这种作用的影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能力愈大导致组织愈低的死亡率风险。其次,学习减少了绩效上的变化,这不同于学习增加期望绩效。选择过程削减了一个种群中低可靠性的组织。反之,构成组织行为的长期持续的制度化进程和高标准的惯例都提高了可靠性。由于在长期中组织行为的可靠性增加,因此组织死亡率随着年龄衰减。Lau和Woodman(1995)则从更基础的层面分析了战略变革问题。变革计划对于组织个体态度和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个体对于变革的态度是由个体变革计划指导的有意识的理解变革的结果。实证结果表明变革计划组织和整合了信息并形成了特定的对于变革的关键态度。在变革计划中,有若干个关键维度影响着个体对于变革的理解,包括控制的集中度、教条主义、组织承诺和其他个体差异等。

( 二)变革模式理论Rowden(2001)从变革模式上阐释了变革问题,认为主要存在四种变革模式:(1)强调计划和实施在战略变革中的作用;(2)强调组织中存在的变革意愿的重要性;(3)即强调计划和实施在战略变革中的作用,又强调组织中存在的变革的意愿的重要性;(4)强调学习在组织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在学习模式下,进行战略变革管理有四个要素:持续进行计划、完全地准备、 提高执行力、在行动中学习。在学习模式看来战略变革失败的潜在根源是:语言障碍、战略构想与现有能力平台之间关系不清楚、现存与将来的能力平台共存但没有良好的衔接。在战略变革过程研究中,学习过程成为成功实现战略变革的关键点。实际上,学习过程支持的是渐进的战略变革过程,强调战略变革是一个在计划中循序渐进的过程。

( 三)生命周期理论生命周期模型是较为经典的过程视角研究模型。Van de Ven和Poole(1995)认为在组织生命周期模型中,变革事件的典型发展进程是单一的结果(它沿着阶段和事件的单一结果来发展)。并且,这种发展是累积的(前一阶段的特征被保留于后一阶段之中)和连接的(阶段是关联的以至于阶段都来源于一个普通的隐含的过程)。在生命周期理论中,组织的变化路径被固化下来, 变革成为组织发展中势必而为之的常态。Miller和Friesen(1983)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模型认为战略动力倾向于缓慢地适应环境的变化。

( 四)历史决定论Boeker(1989)从历史必然的角度再现了战略变革过程。认为投资于个人、资产和其他资源来追随特定的战略反过来能够显著地限制组织战略变革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既定的战略以及吸引并培育了嫁接于战略之上的一套管理价值和管理哲学,限制了未来战略选择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组织战略可能被固化为惰性,组织所采取的战略将限制后来的战略变革。如果过去的组织战略依赖于现在,进行关于战略变革决定因素调查的逻辑位置是组织存在的早期,也就是它的成立时期。Boeker (1989)归纳了战略变革文献,认为有以下若干个因素可能影响到组织战略的记忆:组织最初战略所处的范围;在组织中的分权;组织的所有权。他认为组织最初的战略对组织日后的变革产生了最显著的影响。在此基础上,Boeker(1989)也验证了组织最初在主战略、 研发战略、成本领先战略、跟随战略、利基战略、所有权结构、企业家精神等方面的战略选择决定了战略变革的能力。

( 五)惰性理论Chakravarthy和Doz(1992)认为战略过程研究所面对的原则性挑战是:进化和转变过程通过组织的自我更新, 而不是简单地依赖于管理体系,变革经过持续的变异-选择-保留的循环。变异(即组织新形式的创造)经常被视作由盲目的或随机的机会产生的。组织的选择主要发生在对稀缺资源的竞争上,并且环境选择组织的标准是具备最适合环境利基的资源基础。保留则包括那些维持某种组织结构的力量(包括惰性和持续性)。组织进化将变革解释为循环、累积和随机的组织变异、选择以及保留的进程。Miller和Chen(1994)认为企业在成功以后会产生“惰性”,而“惰性”在演变过程中很难发生战略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惰性羁绊了企业变革的发生。Hanan和Freeman(1977)讨论了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喜欢企业展现一个稳定的绩效并且变革可能损害内部的惯例和外部的联系,组织变革是危险的。组织变革损害了惯例并制造了使年轻组织更可能失败的条件,即新生者劣势。

三、战略变革的内容研究

( 一)五阶段理论Mintzberg和Westley(1992)将变革划分为发展阶段、稳定阶段、适应阶段、斗争阶段和革命阶段等五个阶段。 并利用世界大宗教转变的模型将组织变革划分为飞地型(enclaving)、繁殖型(cloning)和根除型(uprooting)。实际上,飞地属于国际法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法学上对飞地的定义是:一国位于他国国境之内不与本国毗连的领土。飞地型变革的特征是组织变革在观念上较为集中,但在各经营单位则呈现较为独立的变革形态。繁殖型变革则强调在观念上的多元化,当然观念上的多元化是建立在对共同观念和基本原则重申的基础上的观念多元化。根除型变革是对世界所有关系的摒弃。根除型变革是管理远景变革的方法,应用这种方法以至于能够在长时间维持组织早期的魅力程度并且避免了组织后期的墨守成规。Mintzberg和Westley(1992)总结性地认为: 最重要的事情是维持一个有创造力的紧迫感:远景必须要驾驭、学习必须要引导、计划必须要得到授权。

( 二)资源差异理论Kraatz和Zajac(2001)将资源基础理论作为战略变革分析的基础,利用资源差异来说明改变战略来适应环境并衡量这种战略变革成果。不可贸易、难以模仿、历史依赖和粘性资源大部分解释了私立大学在战略和成果上的差异。Kraatz和Zajac(2001)认为有四方面因素决定了资源对变革的影响:(1)资源作为学习的壁垒。由于历史原因当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时,资源可能会产生能力陷阱。由于开发现存资源的回报比搜寻新资源的回报更加确定,所以前者经常驱逐后者。拥有有价值资源导致资源丰富的企业集中大量注意力于应用及促进原有资源,并且这是以寻找和发展用于战略变革的新资源为代价的。(2)资源作为环境的缓冲。拥有累积起大量资源的组织可能具有缓冲环境威胁的能力。学习能力强调的是在已知战略开发上资源所处的战略角色,而环境缓冲视角中,资源被视作可能使组织更消极的“组织抑制剂”。资源通过放松组织和其所处的环境之间的联系,使得决策制定者对于外部趋势不敏感。(3)资源作为承诺。具有差别的资源经常可以作为拥有这些资源的组织的承诺。杰出的能力即可以是承诺的产品也可能是承诺的源泉。独特的资源可能作为组织对于专门目标、专门实践、专门结构和专门标准的一个承诺。(4)资源作为促进。现存的资源能够使战略变革更加有利于资源丰富的组织。

( 三)绩效驱动理论Levinthal(1991)认为绩效低于预期绩效的组织更有可能参与到组织变革之中。如果给定变革风险,那么为存活而努力的组织将会加速它们犯错误的机会。Levinthal(1991)提出的是关于战略变革的驱动因素问题,凸现了组织战略变革的因素既有可能是组织被动应付当前低绩效问题的方法,也有可能是组织主动提高绩效的方法。如果出现两种不同的战略变革起点,那么组织的战略变革也就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两种战略变革模式。一种是组织从低获利能力至高获利能力的战略变革模式;另一种是组织获得持续获利能力的战略变革模式。

( 四)组织惯性理论企业成长的过程,必然也意味着一个灵活性与运营效率抉择的过程(Ebben和Johnson,2005)。组织惯性理论认为,每一个组织都受到巨大的惯性力量的控制,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包括组织成员、投资者和客户)偏爱具有稳定绩效的组织,组织为了保持这种稳定性,不敢尝试变革。Amburgey等(1993)认为组织即刻的变革极大地提高了组织失误的风险。但从长期来看,受到变革事件的即刻威胁的组织通常倾向于面对更低的失误风险。因此,他们的结论也表明变革过程既有大量的风险,变革过程本身又具有提高适应风险能力的作用。承认组织变革的两面效果至少部分合理地解释了由Hannan和Freeman(1984)所定义的核心变革和外围变革之间的差异。核心变革是指在中心目标、权威结构、核心技术或营销战略上的变革。就对于长期存活可能性效果来说,核心变革不一定比外围变革缺乏适应性,而核心变革很可能具有更大的风险。Hannan和Freeman(1984)表明小单元进行变革更能减少振荡。并且,变革越不复杂,其风险就越低。同时,Amburgey等(1993)认为大部分理论集中于战略变革过程本身,并且表明在大部分案例中组织都强烈地抵制变革。一些理论集中于组织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抵制变革的发生是由于组织根植于他们的制度和技术结构。另一些理论集中于企业内部的要素,战略变革经常受到组织成员的抵制,即使当战略变革是由一些组织成员发起时,已经建立起的角色和正规的组织条例也难以快速改变。

四、战略变革过程与内容的整合研究与展望

( 一)战略变革过程与内容的整合研究单一的战略变革过程研究虽然有序,但是显得乏力无物;单一的战略内容研究充实但显得杂乱无序。如果能够将战略变革过程与内容的研究结合起来,将对战略变革研究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实践出发,战略变革的过程与内容本身就是互相扭结的两条曲线。战略变革过程本身就具有结构性作用,可以将战略变革时序上的概念加以框定。而战略变革的内容则属于嵌入战略变革过程的物质,可以填充战略变革以使之能够更加完善。战略变革过程与内容的综合研究就能够为战略变革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商业政策分析框架。(1)整合理论模型。Rajagopalan和Spreitzer(1997)批判了战略变革将内容和过程分开研究的现状,认为这种分割造成了战略变革理论不具备完整的解释力,由此提出一个综合的战略变革理论模型。Rajagopalan和Spreitzer(1997)研究综合了三种不同的视角,即理性视角、学习视角和认知视角;其中,理性视角归类于内容学派的研究范畴,而将学习视角与认知视角归类于过程学派。具体的理论框架在关注战略变革的前因与结果的同时,引入管理认知和管理行为两个要素;管理行为的引入打开了管理过程的“黑箱”,弥补了战略变革内容学派理论模型的不足,而管理认知则为管理行为提供了一个潜在的逻辑。为此,Rajagopalan和Spreitzer(1997)提出三个命题:战略变革在多大程度上受组织与环境变量的影响,又在多大程度上受管理认知和管理行为变量的影响;组织绩效(财务绩效与非财务绩效)在战略变革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受战略变革、管理行为、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条件变化的影响;战略内容变化与战略制定范式变化二者之间关系如何?分别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程度如何?因此,整合理论模型拓宽了战略变革两大流派的研究领域,弥补了各自的研究局限,实现了两大流派的融合,丰富和发展了战略变革理论,也为战略变革未来研究提供了方向。(2)复杂科学理论。战略变革本身就属于过程与内容的复杂的结合,Stacey(1995)就认为战略变革属于复杂科学。复杂科学是指关于非线性动态特征和网络反馈系统的科学。Stacey(1995)并认为三种力量决定了战略变革问题的分析:一是系统的视角。在战略选择学派的理论体系中,战略变革被视作孤立的过程,组织个体能够自主选择来达到适应的均衡。选择学派的假设前提是环境变化大部分是可以识别的;组织能够有意识的改变自己;仅仅作模式上的理论实践。而组织种群学派则认为组织种群的适应和竞争选择的负反馈确保了以下问题:一个特殊的环境同有限数量的组织种群的特定状态相匹配;偏离于特殊状态的个体则由于竞争中的失误而遭到淘汰。二是意识和现实。在选择学派中意识是广泛的前提,提倡组织有意识地进行决策。生态视角将个体组织的结果视作在面对环境变化和组织惰性的情况下组织关于制度结构、资源禀赋和竞争选择的最初意识的产物。直到考虑到组织内部的执行人时,组织的长期状态才会显现。三是选择和决定论。在生态理论中,个体组织的进化完全由最初的制度、资源选择、组织的惰性以及环境变化而决定下来。战略选择理论并不受惰性的限制,组织的成功要求组织能够适应环境。战略选择理论也包含了环境和组织战略或结构之间的必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