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综述（共11篇）
成本综述 篇1
国外关于环境成本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 以1971年比蒙斯撰写的《控制污染的社会成本转换研究》和1973年马林的《污染的会计问题》为代表。国内关于环境成本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 以葛家澎教授发表的《九十年代西方理论的一个新思潮—环境会计理论》为代表。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 对环境成本的定义大体分为微观环境成本和宏观环境成本, 从这两种角度进行的界定也有所不同 (李明辉, 2005) 。
一、微观环境成本
微观环境成本观念是站在企业的角度, 借鉴经济学观点把环境成本定义成企业与环境相关的成本, 是目前会计学界普遍采用的定义。具体来说, 微观环境成本观念又包括两种:企业自身在环境方面耗费的微观财务成本或费用;企业活动导致的货币性及非货币性社会环境损耗的微观经济成本。
国外持此类角度的代表观点有:
荷兰国家统计局 (CBS) 从1979年开始就已对工业企业的环境成本开展了统计工作。在统计中, 环境成本被定义为:企业为了防止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所采取行为的成本。按该定义, 环境成本的范围比较窄, 没有涉及劳动者的安全或其它安全因素带来净财务效益的环境活动以及以保护周围社区住宅安全为目的的行为都是排除在外的, 只有当企业的环境管理仍处于被动的和遵守环境法规阶段时才适用。
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 (CICA) 于1993年对环境成本作了两大基本分类, 即包括预防、去除和净化污染与资源保护的环境对策成本与包括受害赔偿金、罚金的环境损失成本 (间濑美鹤子, 1994) 。其在环境成本核算研究上最有影响的研究报告当属1997年发表的《环境角度的完全成本会计》, 共涉及下述12个项目的内容:公害预防;环境保护的研究开发;在建工程的环保设施;环保型产品的生产;绿色采购及物流;节省能源;节约资源;废弃物处理;环保营销;环境管理;环境形象构建;环境保护启蒙运动。此观点具有下述两方面的特点:第一, 不是一种完全成本概念, 而是一种独立的“差额成本”概念, 需要将生产成本与环境成本两种核算分开进行。第二, 采用了会计学理论对成本的收益配比原理。
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ISAR) 会议 (1998) 讨论并通过的《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立场公告》认为:环境成本是指本着对环境负责的原则, 为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采取或被要求采取措施的成本, 以及因企业执行环境目标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这种成本可以纳入目前企业的会计系统并分配到产品成本中, 或作为期间费用抵减企业当期的利润。此观点在环境会计领域中比较权威, 为大多数组织和学者所认同。
在国际上对环境成本的研究与应用, 美国得力于其环境保护署 (以下简称EPA) 的有力推动而处于领先水平。美国环境管理委员会把环境成本界定为:在成本会计和资本预算中人们通常考虑有关使用原料、设施和物料的传统成本 (Convent-ional cost) ;通常隐藏在制造费用中、不易为管理者所发现的潜在的可再分为前期、合法性、资源和后期的隐藏成本 (Potentially hidden cost) ;某一成本在未来的某一时点可能发生, 也可能不发生, 与或有负债对应的或有成本 (Contingent cost) ;将影响管理者、顾客、员工、社区和执法者的主观判断的形象与关系成本 (Image and relationship cost) , 也称为无形成本。同时, 还将一部分因环境符合造成对第三者或社会损失的社会成本也包括在内。其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特点:从投资决策的视角体现了内容的大容量、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特点;对环境成本发生的时间顺序进行了分类;从或有环境负债的视角建立了未来支付的或有成本分类;要求企业披露“形象关联成本”。但也有下述值得商榷之处:第一, 将企业传统的成本纳入到环境成本核算范围, 全部以环境保护为标准概括所有的成本费用, 未必一定合适。第二, 成本计量方面, 有些内容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甚至会发生计量困难。
日本环境省颁布的《环境会计系统应用的指导准则 (2000年版) 》中, 将环境保全成本定义为:“环境保全成本是企业为环境保全而付出的投资和费用。其中, 环境保全是指对企业造成的环境不利影响采取降低环境负荷的一种环境保护活动, 其包括地球环境的保护、环境公害的预防、自然资源消耗的节约及回收再利用活动等。”
Jasch (2003) 也认为环境成本是所有与环境损害和保护相关的成本, 分为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 但他同时指出, 环境管理会计中的环境成本不包括外部成本, 而应包括:传统的废弃物和排放物处理成本, 包括与之相关的人力、维护物料, 以及保险和环境负债条款;预防和环境管理成本, 包括人力成本、良好的外部家政服务、一体化技术中环境因素所占份额、经营型设备中环境因素所占成分;废弃物料的购买价值;非产品性产出的制造成本。
国内持此类角度的代表观点有:
黄种杰 (1999) 认为环境成本是指企业为防止其经营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不良影响而采取相应措施的成本以及为达到环境目标所付出的治理成本。根据这一观点, 环境成本包括环境预防成本和环境治理成本。
李连华 (2000) 则从流动的角度来分析成本, 认为成本是企业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发生的资产流出或价值牺牲, 在国内外学者和组织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认为:成本是一个流出的概念, 代表着某一主体为了实现某种目的或目标而发生的资产流出或价值牺牲。将这一含义移植到环境管理领域就可以界定出环境成本的内涵, 即环境成本是指企业因环境污染而负担的损失和为了治理环境而发生的各种支出。
浙江省教育厅课题组 (2001) 经过研究认为, 环境成本是指为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被要求采取措施的成本, 其主要包括四个部分:资源消耗成本、环境支出成本、环境破坏成本和环境机会成本。
惠尚文 (2003) 认为环境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损耗、保护、恢复所支付的成本费用, 其内容可归纳为耗减成本、损失成本、恢复成本、再生成本、保护成本、替代成本。
樊培银、李文倩 (2004) 认为环境成本是指企业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所有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成本支出, 包括为了遵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各种环境标准而发生的成本支出, 和企业为了赢取竞争优势而采取的环保措施的成本支出。
程隆云 (2005) 认为环境成本是企业在一定期间, 为履行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责任, 取得预期环境效果和环境收益的可用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利益的流出。
由于微观财务成本/费用符合会计上对成本及费用的定义, 可以纳入目前的会计系统, 并分配到产品中去或作为期间费用抵减企业当期的利润, 因而是会计学者所普遍采纳的定义。事实上, 目前多数环境成本的定义都是基于这一角度。但是与企业会计实践缺乏联系。
二、宏观环境成本
宏观环境成本观念则是从整个社会 (包括区域、国家) 的角度来定义环境成本。在该观念下, 环境成本属于经济成本, 是社会经济活动造成的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损失, 包括自然资源的耗费、生态环境的恶化、人民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降低、用于环境保护和治理而耗费的货币性与非货币性的人力、物力。尽管环境的恶化也可能对企业带来一定的危害, 但宏观环境成本不能精确地归到某个企业的身上, 即这里的核算主体是社会, 而不是具体的微观组织。但是, 宏观环境成本与微观环境成本密切相关, 社会中各个组织的微观环境成本相结合构成了该社会的宏观环境成本。从数量上, 宏观环境成本应当接近但不会等于该社会所有组织的微观环境成本的总和。
国外持此类角度的代表观点有:
联合国在“改进政府在推动环境管理会计中的作用”有关会议的报告文件《环境管理会计——政策与联系》中, 将环境成本广义地定义为“与破坏环境和环境保护有关的全部成本, 包括外部成本和内部成本”。
联合国统计署 (UNSD) 1993年发布了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 提出环境成本概念应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因为自然资源的数量减少和质量降低造成的自然资源价值的减少;二是环保方面的实际支出, 即为了防止环境污染而发生的各种费用和为了改善环境、恢复自然资源数量或质量而发生的各种费用支出。此观点是站在社会角度定义环境成本, 重点关注的是自然资源的消耗与补偿。
Vaughn (1995) 立足于经济和环境的角度研究环境成本。经济意义上的环境成本是指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使用的环境货物与环境服务的价值;环境意义上的环境成本是指同经济活动造成的自然资产实际或潜在恶化有关的成本。
Fichter (1997) 将环境成本定义为与材料和能源使用直接和间接相关的成本总和以及这些成本导致的环境影响。
Glunch (1999) 认为环境成本是由于防止或更正环境影响 (Prevention or corr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而产生的成本。
Spomar Jr., John (2003) 认为环境成本包括两部分:一是直接影响公司 (利润表) 净利润 (Bottom line) 的成本, 即私人成本;二是对个人、社会和环境的成本, 即社会成本。
国内持此类角度的代表观点有:
国内研究从宏观角度定义环境成本的主要有:
罗国民 (1997) 认为环境成本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耗费的自然资源的价值以及因为对环境造成破坏而发生的清理污染, 恢复生态环境的各种支出。该定义从维护生态环境质量的目标出发, 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的污染作为环境成本的基本点是一种保护环境型定义。
郭道扬 (1997) 侧重于从“生态环境成本”的角度研究环境成本, 将其界定为: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而发生的治理污染的投入;因发生重大的环境污染事应该承担的责任和治理污染而发生的费用以及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罚款;没有经过环保部门的允许, 自作主张投资项目所造成的罚款;因为治理环境没有取得效果而浪费的投资损失。
王立彦 (1998) 认为由于立足点不同往往很难对环境成本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 然而在会计领域讨论成本项目, 又不得不给出较为明确的界定。因此从不同视角对环境成本概念加以阐释, 从不同的空间范围将环境成本分为内部环境成本和外部环境成本;根据不同的时间范围将环境成本划分为过去环境成本的当期支出、当期环境成本的当期支出以及将来环境成本的当期支出。
黄蕙萍、王毅成 (2000) 认为, 环境成本是指商品在生产、使用、运输、回收过程中为解决和补偿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流失所需要的费用之和。总体上, 环境成本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正常的资源开发获取应支付的成本;二是同资源开采、获取、使用及产品使用回收相关的环境净化成本和环境损害成本;三是由于当代人使用了这一部分资源而不能为后代人使用的效益损失。
徐泓等 (2001) 认为, 环境成本是指自然资源耗减费用、生态资源降级费用、维持自身资源基本存量费用和生态资源费用的总和。
肖序 (2001) 认为, 企业环境成本就是企业因履行环境保护责任, 为降低生产经营的产品或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环境负荷, 或执行国家环保政策法规而在一定时期内, 采取一系列环境保护活动所发生的旨在取得环保效果和经济效益的可货币化计量的各种耗费。该定义以生命周期的思想来界定企业环境成本, 并指出了企业产生环境成本的原因在于降低环境负荷, 或执行国家环保政策法规。指明了环境成本理论研究的科学使命, 并归纳了环境成本的理论结构布局。认为环境成本论的理论基础包括:环境经济学成本理论、会计学的社会责任成本理论、环境管理学成本理论、环境统计学成本理论。葛晓梅、王京芳、孙万佛 (2006) 支持此类观点。
乔世震 (2002) 认为, 环境成本是企业与环境责任活动相关的责任成本, 并指出环境成本支出可以用货币来计量, 也可以用非货币计量方式。
从国内外关于宏观环境成本的界定来看, 虽然扩大了环境成本的内涵, 但是在宏观环境成本定义下的会计核算主体是社会、国家, 而不是企业等微观组织, 对企业环境成本的研究只有宏观指导作用, 而不具有可操作性。
三、结论
本文综合上述国内外组织和学者的观点, 对环境成本的界定有如下特点:
其一, 从研究内容上看, 在现阶段, 能够全面精确的定义环境成本比较困难, 国内外对于环境成本定义的研究尚处于基于不同视角对环境成本加以阐释的阶段, 环境成本的概念不统一。
其二, 从研究过程上看, 国外对环境成本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早, 已经取得了一些先进理论的成果。而在国内尚属起步阶段, 很多学者的研究都是从翻译国外资料开始的, 这为建立我国环境成本核算体系奠定了一个良好的理论基础。
其三, 从研究成果上看, 尚缺乏实际指导性。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由于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 相关的法规也并不健全, 所以对现实中的企业并未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
对于环境成本在达不到形成统一认识的阶段, 从某个视角如能够对其加以阐释, 进而研究其确认、计量和报告是明智的选择。笔者认为, 应借鉴上述各种观点并结合我国企业的特点来界定环境成本的概念。一般来讲, 企业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企业的经营活动对环境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 (即环境影响) , 降低环境影响称为企业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进行各项经营活动应考虑的一项重要的影响因子。因此笔者比较认同从企业对环境高度负责的角度对环境成本定义为:环境成本是企业对社会的环保责任与会计学有机结合而形成的, 是企业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 因进行经济活动而发生的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及执行环境目标所应达到的要求而发生的成本, 包括内部环境成本和外部环境成本, 是一个微观———宏观的范畴。
该定义虽然是一个宽泛的界定, 但它以明确企业的环保责任为中心, 保证了环境成本涵盖范围的全面性, 克服了详细界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以偏概全的缺点;将环境成本分为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两大类, 从传统会计意义上讲, 内部环境成本是一个微观范畴, 是在企业核算范围内所发生的与环境有关的成本, 是传统会计中企业费用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外部环境成本是一个宏观的范畴, 是在社会核算范围内企业应该承担的与环境有关的成本。
成本综述 篇2
专业：工程造价姓名：陈友彬 学号：
130320634
二O一三年10月24号
谈建筑企业成本管理的文献综述
Literature review management
本文献综述从介绍成本控制的概念展开，通过对施工企业项目成本管理的内容和特点、意义和目的及项目成本控制原则的论述，指出了施工企业项目成本控制中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解决这些问题进行了粗浅的探讨。
This literature review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cost control, through the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of meaning and purpose and principles of project cost control,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at present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project cost control, and the superficial discussion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关键词：成本，施工企业管理
成本控制
about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cost
一、正文
1、建筑企业成本管理概述
1.1建筑企业成本管理的内容和特点
建筑企业成本控制，指在施工企业项目成本的形成过程中，对生产经营所消耗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费用开始进行指导、监督、调节和限制，及时纠正将要发生和已经发生的偏差把各项生产费用控制在计划成本的范围之内，保证成本目标的实现。施工企业项目成本控制的对象是工程项目，由于项目是一次性的，而项目成本由于其结构、规模和施工环境各不相同，各项目成本之间又缺乏可比性，各项目随着这个工程的完工而结束其历史使命，因此工程项目部是施工企业效益的源头。
其主要内容应包括：计划管理、施工组织管理、劳务费用管理、机械及周转材料租赁费用的管理、材料采购及消耗的管理、管理费用的管理、合同的管理、成本核算这八个方面。这八个方面不难看出前七个都是属于“过程管理”，涉及的人员多，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是可变的，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的工程的成本开支，所以称为主动控制；最后一方面的成本核算，是静态的、不变的、无法改变的结果，只能对今后管理起指导与借鉴作用，因而称之为被动控制。
1.2建筑企业成本管理的现实意义和目的
目前建筑企业市场全面开放，全面推行招投标制，管理机制日趋完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利润的空间已经很小，施工企业要想创造效益，唯一的出路就是强化内部管理，苦练内功，向内部挖潜要效益。因此，加强企业项目成本控制是目前非常现实的途径。建筑企业成本控制的目的，在于降低项目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1.3建筑企业成本管理的任务（1）做好成本管理的基础工作 ①划清工作成本与其他费用的界限 ②做好施工定额及施工预算的管理 ③建立并做好各项成本信息工作 ④建立与健全各项制度
⑤做好各级成本管理人员的培训
（2）做好成本计划工作，严格进行成本控制
加强预算管理，做好量算分析对比，编制成本计划，严格进行成本控制。（3）加强成本的核算和分析
及时总结经验，促进整个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普遍提高。1.4建筑企业成本管理的原则
建筑企业项目成本管理原则是企业成本管理的基础和核心，项目部在对施工过程中进行成本管理时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1）成本最低化原则
建筑企业项目成本控制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成本管理的各种手段，不断降低项目成本，以达到可能实现最低的目标成本的要求。在实现成本最低化原则时，应注意降低成本的可能性和合理的成本最低化。一方面挖掘各种降低成本的能力，使可能性变为现实；另一方面要从市场实际出发，制定相应的措施和方案，并通过主观努力达到合理的最低成本水平。（2）全面成本管理原则
全面成本管理是全企业、全员和全过程的管理，亦称“三全”管理。项目成本的全员控制有一个系统的实质性内容，包括各部门、各单位的责任网络和班组经济核算等，应防止成本控制人人无责，人人不管。项目成本的全过程控制要求成本控制工作要随着项目施工进展的各个阶段连续进行，既不能疏漏，又不能时紧时松，应使施工项目成本自始至终置于有效的控制之下。
（3）动态控制原则
建筑企业项目是一次性的，成本控制应强调项目的中间控制，即动态控制，因为施工准备阶段的成本控制只是根据施工组织设计的具体内容确定成本目标、编制成本计划、制订成本控制的方案，为今后的成本控制作好准备；而竣工阶段的成本控制，由于成本盈亏已基本定局，即使发生了纠差，也已来不及纠正。（4）目标管理原则
目标管理的内容包括：目标的设定和分解，目标的责任到位和执行，检查目标的执行结果，评价目标和修正目标，形成目标管理的计划、实施、检查、处理循环，即PDCA循环。一个工程项目是由许多个单项工程组成的，每个单项工程也应具有相应的成本目标。因此，应将一个工程项目的总成本目标逐个细化，落实到施工班组，签订成本管理责任书，使成本管理自上而下形成良性循环，从而达到参与工程施工的部门、个人从第一道工序起就注重成本管理的目的。
2、建筑企业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
施工企业全面推行项目法施工管理，项目管理转型后实行了“五项费用包干、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以及“承包责任制管理”等等，项目部在施工生产和队伍素质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但毋容置疑的是只管干活，不管算账的生产模式仍然存在。有的项目部只管生产任务的完成，成本意识淡薄，把成本管理看作可有可无。近两年来在抓项目部达标升级，企业考核项目部的指标时，重点放在生产任务完成上，降低了对施工质量、效益的考核，项目成本控制存在的许多问题
3、强化建筑企业成本控制的措施及对策
3.1近期对策
①做好成本预测，加强前期成本控制 成本预测就是对影响成本的各种因素在采取相应降低成本措施做出充分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企业施工技术条件和发展目标，运用一定的科学方法，对一定时期或一个成本项目的成本水平、成本目标进行测算、分析和预见。成本预测是一个完整的决策过程。通过预测可以为企业降低成本,指明方向和途径，为此选择最优计划方案提供科学的依据 ②加强成本的事中控制
成本的事中控制是加强成本管理，降低工程成本的关键环节，除了建立成本控制责任制外，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实行控制： ⅰ人工费的控制 ⅱ材料费的控制 ⅲ机械使用费的控制
ⅳ其他直接费、间接费的控制 ⅴ安全事故的预防及措施 ⅵ分包工程的成本控制措施
ⅶ加强工程质量管理，控制质量成本 ⅷ加强合同管理 ⅸ提高财务人员素质 3.2远期对策
①建立一个完善的成本管理组织机构，建立以项目经理为主的成本控制体系
在成本管理依据上，要制定一套符合市场实际的内部施工定额，用来结合已签订的合同、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材料市场价格等相关资料，编制成本计划和下达成本控制指标，同时用来作为成本责任指标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在组织上，首先要确定公司层面成本管理的牵头部门和责任人，代表企业行使成本控制职权。其次要分别明确项目部、施工机组以及各专业成本管理的责任人，下达成本控制责任指标。因为施工项目成本还涉及到其他与施工项目有关的部门、单位及职工，所以要把成本指标分解到所有部门和个人，实行全员控制。要坚决克服责任不落实，成本只在口头上控制的现象。在政策上，要实行责、权、利相结合，这是成本控制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在成本控制过程中，项目经理及各专业管理人员都负有成本责任感，相应地应享有一定的权限，包括用人权、财权等。如物质采购人员在采购材料时，在保证功能和质量的前提下，应享有选择供应商的权利，以确保材料成本相对较低。企业领导对项目经理，项目经理对各部门在成本控制中的业绩要进行定期检查和考评，发现问题，及时采取纠正措施，要与工资、奖金挂钩，做到奖罚分明。制订和完善成本管理责任制，制定出一系列规章制度，使成本控制的责任落实到施工管理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②建立施工企业项目成本核算制是当前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的中心任务项目部用制度规定成本核算的内容并按规定程序进行核算，是成本控制取得良好效果的基础和手段。工程项目成本核算是项目经理运用经济手段履行职责的前提条件，也是施工企业取得经济效益的直接来源。只有通过严肃认真、切实可行的项目成本核算，才能驱动各方面利益。所以，项目成本核算既是调动企业内部各方面积极性的动力，又是施工企业经济效益的直接源泉。正确制定项目成本核算的考核目标。企业对项目经理部成本考核的目标应该是企业下达的计划成本。要逐步克服项目部粗放型的承包模式，依据企业的有关管理制度、费用核定的内容和范围，通过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预算，确定施工项目的计划成本。以计划成本作为对项目部成本降低和超支的考核、控制依据。准确把握项目成本核算的管理重点。项目成本核算的管理重点是项目成本的过程控制。它包括项目部本身为实现成本目标而进行的自我控制和企业为监督项目成本目标的实施情况而进行跟踪控制。其主要管理点有：一是指导思想明确，建章立制，使项目成本控制有制可依，形成项目成本核算的制度体系。二是进一步落实项目成本目标责任制，使目标成本层层分解，横向要分解到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和分项工程等不同施工部位的费用控制，纵向要分解到施工准备、主体施工、收尾交付等不同阶段的费用控制。三是加大事中检查，事后审计的力度，保证项目成本控制落实到实处。企业必须定期对项目成本进行跟踪分析，无论盈亏，均应做到有理有据，对亏损因素必须找出原因，制定纠正和预防措施，防止项目成本的大起大落。项目完工交付后，必须进行债权债务清理和项目审计，确保项目经营成果的真实可靠。③规避客观因素引起项目成本增加的对策
客观因素引起施工企业项目成本增加并不是企业自身的原因，因此，承包商应合理规避风险损失，将风险转移。从施工一开始，就要认真研究设计文件、图纸、合同条款和现场条件等，找准索赔的切入点，抓住机会，及时编制索赔资料，据理力争，把索赔工作贯穿于施工的全过程，提高索赔效果。索赔是工程项目成本控制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因此要强化索赔观念，加强索赔管理。
各项目经理部在工程建设项目中索赔是经常发生的。项目各参加者属于不同的单位，其经济利益并不一致。而合同是在工程实施前签订的，合同规定的工期和价格是基于对环境状况预测基础上的，同时又假设合同各方都正确地履合同所规定的责任。而在工程实施中常常发生承包商和业主之间索赔纠纷。即索赔是承包商和业主之间承担风险比例的合理再分配。在提出索赔要求时，必须提供索赔证据。索赔证据必须具备真实性。索赔证据必须是在实际实施工合同过程中出现的，必须完全反映实际情况，能经得住对方推敲。由于在合同实施过程中业主和承包商都在进行合同管理，收集有关资料，所以双方应有内容相同的证据。不真实、虚假的证据是违反法律和商业道德的。索赔证据必须具有全面性。索赔方所提供的证据应能说明事件的全过程。索赔报告中所涉及的问题都有相应的证据，不能零乱和支离破碎。否则对方可退回索赔报告，要求重新补充证据，这样会拖延索赔的解决，对索赔方不利。
二、总结
随着企业竞争环境、管理环境的不断变化，如何创新我国企业的成本管理模式，提高成本管理的决策有用性是一个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现实性课题。
建筑企业成本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同工程项目、不同管理体制其成本管理都有差别。但共同点都是为了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这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及微利经营的空间里，挖掘企业潜在的效益，以保证成本目标的实现。
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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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成本变动与影响：理论综述 篇3
关键词：贸易成本 测度模型
一、贸易成本内涵
关于贸易成本内涵，学者们的见解大同小异。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国际经济学家Anderson等（2004）以《贸易成本》（Trade costs）为题，在系统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发表了长达61页的专论。他们认为，从广义上说，贸易成本是指除了生产商品的边际成本之外，使产品到达最终用户发生的所有成本。方虹等（2010）认为，国际贸易中的成本包括资源再配置成本与交易成本。
贸易成本中有关运输成本的研究成果较多。Hummels（2007）研究认为，二战结束后，在技术革命的大背景下，在国际贸易成本中占“主力”的运输成本总体上逐步下降。Hummels（2002）还认为，运输成本的一部分来自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固定投资，另一方面，随着贸易量不断扩大，贸易伙伴相对固定，运输成本会继续下降。
近年来，批发、零售成本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Burstein（2001）研究了1992年的美国消费品市场。发现其批发零售成本占销售价格的比重从0到64.2%不等，平均高达41.9%。Bradford等（2003）研究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九个国家的批发、零售情况。他们计算的销售成本占销售价格的比重从42%到70%不等。
不同学者还从其他特定角度研究贸易成本问题。Eaton（2007）发现，长期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公司往往具有较大的贸易量较小的贸易成本。因此，信息成本也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性，呈现非线性变化。
二、贸易成本测度
直接测算相对比较简单直观。直接测算法主要可以测度两种类型的贸易成本。一种是由政策实施带来的贸易成本，即所谓的政策壁垒，例如关税，配额等。另一种是由于自然因素所导致的贸易成本，主要是指运输成本。
Messerlin（2001）研究了1999年欧盟的政策壁垒。他将非关税壁垒转化成关税当量并与关税壁垒结合，认为欧盟工业产品政策壁垒的关税当量是7.7%。Wallis等（2001）通过对1870-1970年美国交易部门的测度，间接地测度了宏观经济范围的交易费用。认为交易费用占GNP的比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上升，交易费用的相对增长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收益的必然结果。Limao等（2001）考察了从美国巴尔的摩港口出发的四十英尺集装箱的运输费用。认为基础设施的落后，或者处于封闭内陆的目的地，都会使得运输成本上升。
间接测度贸易成本的方法通常有两种，一种是通过研究每单位产品价格和价值；另一种是利用Samuelson冰山型运输成本的假设，以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为基础，通过计算贸易流量而得。Hummels等（2004）最早利用前一种方法测度了以运输成本为主的贸易成本，模型化了存在差异的商品需求，以此获得贸易成本与贸易品质量之间的关系，从而验证和解释了“优质苹果外运之谜”。
前一种间接测度贸易成本的方法需要处理产品价格和海关运费的详细分类数据，因此对数据质量要求较高，后一种方法仅利用贸易流量来计算相对的贸易成本，虽然从绝对值上没有第一种方法精确，但相对性的贸易成本具有独特的解释力。这种方法从贸易成本影响的角度，即“事后”实际发生的贸易流量间接推算出贸易成本的高低。通过该方法计算的贸易成本不仅包含了包括地理距离这样的静态指标，而且我们还可以根据贸易流量的动态变化来考察双边贸易成本的动态变化情况。
多数学者倾向于采用引力模型，从间接角度测度贸易成本，同时对模型、方法以及过程不断加以改进与完善。Andersen等（2003）改进了传统引力模型，加入了贸易双方的多边贸易成本等因素，从经济规模和相对贸易成本角度进行测度双边贸易成本，使得测度结果更加科学、精确。然而比较静态分析的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Novy（2007）对引力模型加以改进，认为贸易成本大小由国内贸易和双边贸易共同决定，并且划分了可贸易品与不可贸易品，结合Samuelson冰山型贸易成本模型和Krugman开放垄断竞争模型，有效实现上述问题的解决。Eaton等（2002）、Chaney（2008）以及Melitz等（2008）分别强调从生产率差异、企业异质性等角度对贸易成本加以测度，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实现对既有引力模型改进与完善，成为当前贸易成本测度研究主要思路与方法。
三、 结论
归纳起来，已有国外研究主要集中于双边贸易成本测度，并针对影响贸易成本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对于前者，学者们普遍认为双边贸易成本呈稳步下降态势；对于后者，虽然在研究对象、样本数据、方法上存在差异，但多数研究结果与现实观察结果相符。研究中国贸易成本及其动态变化情况可以为中国的开放程度提供直接的证据，对于理解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融入全球经济也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1]施炳展.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测定——基于改进的引力模型[J].国际贸易问题，2008，（11）：24-30.
[2]许德友，梁琦，张文武. 中国对外贸易成本的测度方法与决定因素—一个基于面板数据的衡量[J].世界经济文汇，2010，（2）：1-13.
[3]方虹，彭博，冯哲，吴俊洁.国际贸易中双边贸易成本的测度研究—基于改进的引力模型[J].财贸经济，2010，（5）：71-76.
财务困境成本研究综述 篇4
关键词：财务困境成本,财务困境成本的度量
1 引言
财务学关于财务困境成本的研究由来已久, 关于财务困境成本的早期研究使用的是破产成本的概念。上世纪90年代以来, 相关文献中出现的多是财务困境成本的概念。对于财务困境成本的分析首先出现在经典的最优资本结构理论中。按照MM理论, 如果仅考虑公司税, 那么公司的最优资本结构应该是100%的负债, 但在现实中, 公司的资本往往由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共同组成, 债务只占公司整个资金来源的一部分。公司债务数量的主要限定因素就是财务困境成本。公司举债越多其陷入财务困境或破产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 必须在增加债务所带来的税负节约和财务困境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公司的最优资本结构存在于财务杠杆的额外利得和财务困境成本正好相等时。但也有学者认为, 财务困境成本在最优资本结构理论中的作用并不显著, 并不能作为公司债务的税负节约的抵消。本文的目的正在于对财务困境成本的估计、影响因素分析等一些经典研究及其方法与结论进行梳理, 分析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
2 财务困境成本的存在性研究
研究财务困境成本存在性就是研究财务困境和公司价值之间关系。目前, 国内外学者对此还未达成一致的结论。归纳起来, 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无关论, 即财务困境对公司业绩没有影响;第二种是财务困境成本论, 即财务困境对公司业绩存在负面影响;第三种是财务困境收益论, 即财务困境对公司业绩存在正面影响。
目前我国学者对财务困境和公司业绩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中以财务困境对公司业绩有负面影响为居多。研究财务困境和公司业绩之间关系的主要的研究文献有以下几篇。
(1) 吕长江、韩慧博 (2004) 对107家困境样本企业在陷入困境以后的业绩变化的实证研究, 采用非预期业绩损失作为间接困境成本的估计指标。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成本显著为正, 财务困境会导致公司业绩的下滑。虽然财务困境的效益在困境期内有所体现, 但不足以补偿困境成本所造成的损失。
(2) 吴世农、章之旺 (2005) 选择1998-2002年间沪深股市40家ST摘帽公司A股为财务困境企业样本, 从“经营业绩观”和“权益价值观”两个角度考察我国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财务困境成本, 研究发现, 从陷入财务困境之前到解除财务困境之后, 企业经行业调整之后的平均主营业绩虽然有所增长, 但经过市场调整之后的权益市场价值平均下降了2.04%, 表明投资者平均承担2.04%的财务困境成本。结果表明当企业陷入财务困境, 会影响公司的业绩, 财务困境成本是存在的, 并且当财务困境企业所在行业业绩不佳时财务困境成本更高。
(3) 李伟等 (2006) , 从相关利益者角度对财务困境成本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 并给出了经验证据, 认为财务困境成本是指在财务困境期间内企业给相关利益者所造成的损失之和, 财务困境成本可以分为股东承担的财务困境成本、债权人承担的财务困境成本以及其他相关利益者承担的财务困境成本。
(4) 廖冠民、陈燕 (2007) 以1999一2005年间陷入财务困境的17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以资产报酬率和销售增长率度量公司业绩, 考察了国有产权对于财务困境企业业绩的影响。他们发现, 在财务困境期间, 无论在公司其国有产权的比例是多少, 当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时间, 公司业绩是有明显下降的, 并且国有产权的存在可以降低财务困境成本, 而且公司规模越小, 财务杠杆越高, 国有产权对困境公司的积极作用越大。
(5) 颜休春 (2007) 选取2000～2005年度沪深股市33荦ST摘帽公司为财务困境企业样本, 从主营业绩和流通股市值两个视角定量考察我国上市套司的区域财务困境成本。研究发现.虽然财务困境促使企业改善.了经营业绩, 但这种经营业绩的改善在中部企业得到投资者的认可, 在东部和西部企业并未被市场上的投资者所认同, 投资东部和西部企业的投资者分别承担了44.37%和16.73%的财务困境成本。从结果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公司所处的区域有所不同, 财务困境对公司业绩还是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3 财务困境成本影响因素的研究
现有的文献关于财务困境成本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零星、分散, 一般认为公司特征因素会影响到财务困境成本的大小, 这些因素包括资本结构复杂性、财务杠杆的高低、资产的流动性和重组的难易程度等。国内对财务困境成本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主要是章之旺、吕长江等人。
(1) 章之旺 (2004) 选取了1998年-2002年度沪深股市42家ST摘帽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检验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成本的决定因素, 结果表明, 财务困境成本的高低除了与财务困境的程度正相关外, 还与行业经济状况显著相关, 即当财务困境企业所在行业业绩不佳时, 财务困境成本更高。
(2) 吕长江、韩慧博 (2004) 的研究结果是:研究了上市公司财务困境、财务困境间接成本及其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研究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后业绩变化的情况, 本文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间接财务困境成本显著为正, 从总体来看, 公司的间接困境成本大约为企业价值总额的25%-36.5%之间, 资本结构对这种业绩的变化所引起的困境间接成本具有显著影响。负债率越高的企业, 在困境期内将损失越大的市场份额和利润。
(3) 姚宏善 (2007) 从公司规模、举债程度、投资程度、经营能力、获利能力、成长机会以及资产专用性角度探讨公司特质与财务困境成本之间的关系, 从市场经济状况和行业经济状况来探讨外部环境与财务困境成本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 财务困境成本与公司规模、举债程度、流动性、呈负相关关系。而与投资程度、获利能力、成长机会、资产的专用性呈正相关关系。他所得出的一个比较新颖的结论是由于破产法的具体规定不同, 陷入财务困境企业所付出的成本有所不同。一般对债权人保护力度更大的破产法会引起较高的财务困境成本, 对股东保护较好的破产法引起的财务困境成本相对小一些。
(4) 章之旺、张正堂 (2008) 基于对财务困境的形成及解决机制理论分析, 认为财务困境成本的影响因素应包括资产特征、债务特征、产品特征和成长性等公司特征。资产特征包括资产流动性、资产专用性、资产担保价值和资产规模四个指标。债务特征包括债务融资能力和债务结构之复杂程度。产品特征则指产品/服务的独特性。以沪深A股2002-2004年间首次出现债务违约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 得出如下结论:资产流动性、债务融资能力与财务困境成本负相关;资产专用性程度、债务结构的复杂程度、成长性与财务困境成本正相关。
4 研究结论
在界定财务困境成本是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到走出财务困境这段时间所发生的成本的情况下,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 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时候, 其业绩具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即财务困境成本是存在的。而且公司特征、债务特征、产品特征、资本特征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经济情况等都对财务困境成本有比较明显的影响。所以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对从影响公司财务困境的成本的因素公司规模、举债程度、公司治理结构等入手, 避免公司进入财务困境或在公司进入财务困境的时候使其付出的成本最小。
同时我们也发现, 目前国内对财务困境成本的有关研究比较松散、零星, 而且主要集中在财务困境成本论的界定和影响财务困境成本的因素上。对于比较难度的财务困境成本的度量, 除了章之旺等少数人的文献之外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很少, 无论是规范分析还是实证分析都很少涉及到此。但是研究财务困境成本的度量对整个财务困境成本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对财务困境成本的度量和估计做相关的研究, 使其能有所突破。
参考文献
[1]吕长江, 韩慧博.财务困境、财务困境间接成本与公司业绩[J].财务管理, 2004.
[2]章之旺.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成本的定量分析—基于1998-2002年度ST公司的实证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4.
成本综述 篇5
案例12-1
自“9.11”事件以来，美国航空业就被破产、裁员等坏消息所笼罩。2002年12月，美国第二大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航空史上最大一桩破产保护案。美国前十大航空公司近几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只有排名第六的西南航空公司始终保持赢利，并且创下连续29年赢利的业界奇迹。美国现在有多家航空公司因为巨额亏损也走到了破产边缘。西南航空公司“斤斤计较”的低成本传略曾被同行所嘲笑，而现在却成为美国航空业乃至全球航空业学习和模仿的对象，美国众多航空公司纷纷放弃“高质量、高价格”的定位策略，而采用低成本的定位策略。
艰难前行的国际航空业
受世界经济普遍减缓的影响，国际航空业的“能力过剩”和“疯狂竞争”情势更为严重，其结果是国际航空市场的“饱和”以及航空公司的飞机“无法吃饱”。从20世纪９０年代起，航空运输业者之间就开始进行“价格战”，结果是票价越来越低。航空公司日前尝到了苦头，再加上油价的上涨，形势越来越坏。
国际航空业不景气的具体表现是乘坐率下降。2001年乘客人数增长的百分比每个月都在下降，在1月是6.5%，而到６月时已减低到2.8%。客运是这样，货运情况也不妙，与2000年同期相比，2001年上半年国际航空货运下降了3.3%。正因为如此，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已宣布从2001至2002年冬季开始减少运力。该公司将集中经营其最能盈利的航线。据“汉莎”公司说，与2000年相比，2001年洲际飞行需求已“明显降低”。
飞机制造商方面也是忧心忡忡。一些航空公司已要求空中客车公司推迟交付它们订购、定于2003年和2004年交付的飞机。空中客车公司承认，考虑到市场运转的减缓，在交付飞机方面已修正了架次。预定在2003年交付飞机450架，现已成为400架。据说该公司已推迟推出Ａ380超级运输机。而2001年美国遭恐怖袭击更是导致全球航空业严重亏损，使得原本已经经营困难的航空业举步为艰。据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透露，由于“9.11”恐怖袭击，世界各国的航空公司将面临巨大亏损，仅袭击发生当周就将减少收入100亿美元。该协会发言人威廉·盖拉德说，在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关闭国内机场后，世界上1.2万架商业飞机中，就有4000架被迫停飞。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统计，美国航空市场每天的损失达到10亿美元。盖拉德说，实际损失可能还不止这些，因为航空公司停运还会带来一些连锁反应。
美国联邦航空局2002年底发布的一份预测报告说，2002年美国的民用航空业仍将不景气，预计2003年才能恢复到“9.11”恐怖袭击事件前的水平。报告预计，从2004年开始，美国的航空旅客人数每年将平均增长4.2%，到2013年将达10亿人次。而在一年前，美国联邦航空局曾预测2010年的航空旅客人数就能达到这一水平。据统计，“9.11”事件发生以来，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由于旅客流量减少和安全等原因大幅度减少了航班。2001年的航班总数为99.14万个，比2000年的140万个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但主要航空公司延误、取消和转停其他机场的航班数量只占22%，低于2000年的27%。另据美国主要航空公司的联合组织——空运协会公布的报告，尽管美国联邦政府在恐怖袭击事件后向航空公司提供了50亿美元的援助，但2001年航空业的亏损额仍高达70亿美元。报告估计美国航空业2002年也不会盈利。
美国航空业笼罩在破产阴影中
2001年9月11日以来，美国航空业笼罩在一片阴影中。经济衰退、乘机人数减少、保安和保险费用的增加以及行业内的低价竞争，导致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的赢利持续下滑。同时，航空公司信用等级标准下降、股价下跌也严重打击了公众投资航空业的信心。2002年，美国航空业又跌跌撞撞地“飞”了一年。专家预计美国航空业9家主要航空公司2002年的亏损总额可能会高达70亿美元。
美国时间2002年8月11日，美国第七大、全球第十四大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Us Airways）向弗吉尼亚州东区美国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这成为了“9.11”事件后第一家走向破产的大航空公司。公司的负债总额高达106.5亿美元，远远超过了资产78.1亿美元。
作为接踵者，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的命运早在美国航空公司宣布破产申请时就被观察家预言。12月9日，由于18亿美元的贷款担保申请被拒以及无力偿还将到期的近10亿美元债务，美联航正式提出破产保护申请，成为了美国有史以来申请破产保护的最大航空公司。美联航原为全球第一大航空公司，该公司的两架波音飞机在“9.11”事件中成为恐怖分子实施自杀性劫机的目标。受该事件影响，该公司一直亏损不止，2001年降至全球第二。
在两大航空公司宣告破产的同时，其他航空公司的日子也并不好过。2002年第3季度业绩报告显示美国的航空业仍未走出亏损裁员的困境。据媒体报道，美国最大的航空公司-美洲航空（American Airlines）于日前发表声明，要求雇员接受冻薪建议。美洲航空公司的管理层和支援人员将连续第二年放弃加薪，该公司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卡蒂要求全体雇员接受冻薪，使公司能继续生存。位列美国第三的德尔塔航空公司（Delta Airlines）情况也很不妙，2002年第3季度财务报告显示公司亏损3.26亿美元，远远高于2001年同期2.59亿美元的亏损。为此，公司计划裁员7000人至8000人，占其员工总数的10%至12%。曾于2001年9月15日警告说可能会申请破产保护的美国大陆航空公司（Continental Airlines），虽然2001年在美国政府援助的贷款帮助下，得以摆脱危机而最终避免破产的命运。但是时隔一年，它仍未摆脱止亏的步伐，2002年7月份财报显示亏损2.48亿美元。
当美国国内几家大型航空公司因巨额亏损走到了悬崖边缘之际，美国西南航空公司（Southwest Airlines）一枝独秀。2002年第3财政季度净利润仍达到7490万美元，成为美国唯一一家在过去18个月中持续盈利的航空公司。美国西南航空以低廉的票价和机师工资闻名。为了降低票价，西南航空公司采用了点对点式的结构，把业务主要集中在更有效率的短程航线上，西南航一张从纳什维尔飞往新奥尔良的单程机票只需56美元。这样西南航空公司就可以选择较小的机场起落，节省了机场的费用，更重要的是，由于采用网上订票的形式，它免去了传统票务经纪对票价的影响。
与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等小规模、低成本运营不同，美国的许多大航空公司都是在前几年兼并风潮中膨胀起来的庞然大物，构筑的是“大而全”的构架。2001年3月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工商企业压缩商务旅行费用，消费者也减少乘坐飞机，美国民航业务明显萎缩。其中低成本航空运营商几乎占据了美国内航空运能的20%。大航空公司原本希望依靠卖出高额利润的商务机票来收回成本，但是却被航空折扣商的低票价政策打乱。庞大的固定成本、代价高昂的辐射状航线系统以及大量开支庞大的劳务合同，使得一些经营不善的公司入不敷出，只好申请破产保护。
选择破产申请对于美国的航空公司而言虽然是迫于形势，但是实行资产和债务重组，却有利于公司更好地摆脱财务困境。美洲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唐纳德·卡蒂相信，公司在重新盘点组合后将东山再起，继续保持其在美国和世界航空业的旗舰地位。2002年年底，美联航已对外宣布其重组方案开局顺利，申请破产保护第一天提出的一系列提案已经获得美国破产法庭批准，这将保证美联航在重组过程中可以正常运营，保证航班服务质量、员工的薪水福利以及和客户的合作。现在问题的关键是，美联航是否能尽快建立合理的经营机制，降低亏损，重整旗鼓。此外，美联航要设法得到外界新的资金投入。如果各项应对措施得当，美联航将能在一两年后走出危机阴影。
飞机要在天上飞才能赚钱
“9.11事件”及经济衰退使美国航空业遭受了沉重打击，众多航空公司收入锐减，亏损猛增，裁员不断。2001年，美洲和联合两家美国航空公司创下了亏损38亿美元的最高记录。然而，在同样严峻的条件下，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却仍保持着盈利记录。在被认为经营环境最为恶劣的2001年第4季度，西南航空毛利润为2.46亿美元，净利润6350 万美元；2002年2月，公司正式宣布今年计划新招聘4000名员工，这与美国各大航空公司2001年裁员达10万人的记录形成了明显对比。长期以来，西南航空一直在美国航空行业独领风骚。有关记录显示，西南航空自从1973年公司首次盈利以来就一直保持着良好记录，至今已有29年，其中有9年的利润都比上一年度有所增长。无论是在机票价格战或经济衰退的年份，还是在遇到石油危机或其他意想不到的灾难之时，西南航空都没有亏过一分钱。
西南航空的盈利使该公司股票不断受到投资者青睐。美国高盛集团最新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01年，美国各大航空公司股价指数(不包括西南航空)跌幅接近50%，但西南航空公司的股票价格则比“9.11事件”前上升了12%。目前，西南航空营业额已达57亿美元，员工超过3万人，拥有飞往58个城市的航线。按客运里程年收入计算，西南航空是美国第七大航空公司。截至2002年2月22日，西南航空市值超过了157亿美元，比美洲、联合、大陆、三角等大型航空公司的市值总和还要高。在《财富》杂志新近评出的全美最受推崇的公司中，西南航空名列第二，仅次于通用电气。
与受到同行对其定位策略的嘲笑不同，美国西南航空公司是美国媒体广泛宣传和报道的对象。一家报纸曾经这样报道西南航空公司：“8时12分，飞机搭上登机桥，2分钟后第一位旅客走下飞机，同时第一件行李卸下前舱；8时15分，第一件始发行李从后舱装机；8时18分，行李装卸完毕，旅客开始分组登机；8时29分，飞机离开登机桥开始滑行；8时33分，飞机升空。两班飞机的起降，用时仅为21分钟。” 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个记录实际上却遭到了西南航空公司总部的批评，因为飞机停留机场的时间比原计划长了近2分钟。西南航空公司专门计算过：如果每个航班节省地面时间5分钟，每架飞机就能每天增加一个小时的飞行。正如西南航空公司的创始人赫伯特•凯勒尔的名言所说：“飞机要在天上飞才能赚钱”。30年来，西南航空公司总是使用各种方法，以使他们的飞机尽可能长时间地在天上飞行。
西南航空成立之初主要经营得克萨斯州内的短途航线，后来逐步开通美国州际航班，业务范围扩展到美国30个州的58个城市。西南航空目前约有85%的航班飞行时间少于2小时，飞行距离少于750英里，其目的地多为不太拥挤的机场，这样可以减少机场使用费。此外，西南航空还通过不提供饮食等多种方式降低成本，并且通过提高飞机使用率来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为节省费用，西南航空开业初期就采取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经营方式：一是公司不设立专门的机修后勤部门，所有机修包给专业机修公司。二是使用单一机型，全部采用波音737机型，以适应西南航空市场定位的需要，同时节约了飞机维修费用。三是视飞机为公共汽车，不设头等舱，全部皮座椅，登机不对号入座，以此满足乘客有急于上机的心理，缩减等候乘客的误点率。这样一来，西南航空的登机和下机时间只有20分钟，明显提高了飞机使用率。西南航空公司的登机等候时间比其他各大航空公司要短半个小时左右，而等候领取托运行李的时间也要快10分钟左右。这样，西南航空公司的飞机日利用率30年来一直名列全美航空公司之首，每架飞机一天平均有12小时在天上飞行。此外，西南航空主要经营短途航班，其飞行计划是全行业最简单的，班机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不像其他大型航空公司那样将飞机集中飞到某个航空中心然后再从该中心起飞。西南航空现有358架飞机，以非常复杂但安排紧凑的时间表在全美飞来飞去，飞机利用率在全行业中是数一数二的。所有这一切使西南航空每天都能让更多的飞机投入运营，吸引更多的乘客，从而能够大大降低运营成本和有能力与竞争对手展开低价竞争。西南航空以向顾客提供最便宜的机票而著称，比如从纳什维尔到新奥尔良的单程机票只要56美元，而其他航空公司的同等票价却要100美元甚至更高。正是由于这种薄利多销的经营战略，使西南航空成为美国经营最好的航空公司。
“地板缝里的蟑螂”
西南航空公司始终坚持“低成本营运和低票价竞争”的策略。由于每个航班的平均航程仅为一个半小时，因此西南航空公司只提供软饮料和花生米。这样，既可以将非常昂贵的配餐服务费用节省下来，又能让每架飞机净增7到9个座位，每个航班少配备2名乘务员。
据美国运输部统计，美国航空业90%的价格战都是由西南航空发起的。面对西南航空的低价竞争，其他航空公司也采取了多种应对手段，如向乘客送食品券、宝丽来相机以及各种各样的纪念品等。有的则提供各种机票优惠，甚至向乘客免费赠送机票。然而，在价格竞争中，西南航空往往是胜者。因为在实施低价竞争战略时，西南航空并非一味硬拼价格，而是采取一些奇招，让对手难以招架。西南航空投入运营后不久，就与布兰尼夫航空公司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票价大战。有一段时间，布兰尼夫航空将其从休斯敦到达拉斯的单程机票从26美元打对折至13美元。西南航空的应对之策是让乘客自己进行选择：购票时可以付13美元，也可以付26美元，但同时免费获得一瓶威士忌酒。由于美国的公务旅行者数量不少，这部分人乘飞机不用自己花钱买票又可白得一瓶威士忌酒，当然求之不得。结果西南航空吸引了不少乘客，也因此在当时成为得州最大的威士忌酒批发商。
在西南航空公司的大多数市场上，其票价甚至比城市之间的长途汽车票价还要便宜。赫伯特•凯勒尔感慨地说：“当初他们告我恶意竞争，结果我用事实证明即使压低票价，西南航空公司仍在赢利，法院只能判我胜诉。今天，西南航空公司的竞争对手已经不在空中，而是在州际高速公路上行使的汽车。我想让所有美国人明白：其实你可以不必开车，因为坐飞机更快、更省钱。”一些“巨人级”航空公司称西南航空公司是“地板缝里到处蔓延的蟑螂”，可以感觉到，就是无法消灭掉。某位大航空公司主管曾表示乘坐西南航空廉价航班的旅客应该感到羞耻。对此，赫伯特•凯勒尔在电视里举着皮包说：“我认为乘客根本没有必要理会这种诬蔑，因为每坐一次西南航空的航班，你的包里就又省下一笔钱。”
低价竞争并非无限度。西南航空董事长凯莱赫始终认为，如果过度地低价竞争，最终会导致赔钱，因此应该赶快放手，绝不可意气用事，更不能让自负情绪蒙住自己的眼睛。西南航空公司还避免与各大航空公司正面交手，专门寻找被忽略的国内潜在市场。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后，人们普遍认为总部位于得克萨斯州的西南航空公司最有条件开辟墨西哥航线，但最终，西南航空公司还是抵御了这一“诱惑”。西南航空公司遵循“中型城市、非中枢机场”的原则，在一些公司认为“不经济”的航线上，以“低票价、高密度、高质量”的手段开辟和培养新客源，取得了巨大成功。
从成立之初的3架飞机到如今，西南航空公司已拥有366架飞机，2001年载运国内乘客6440万人次，每天起飞航班约2800架次。西南航空的宣传小册子不无自豪地宣称：不管在美国的哪个地方，只要开车两小时，就能坐上西南航空公司航班。
人退我进的经营战略
人退我进是西南航空在过去几十年中所奉行的重要经营战略。有人说，西南航空的发展扩张往往是得益于一些市场处于低潮时的特殊机遇。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期间，航空业需求不振、燃油价格上涨，一些大型航空公司被迫收缩业务。当时美洲航空关闭了在纳什维尔和加州圣何塞的航空中心，西南航空则乘虚而入，扩展了自己的领地。“9.11事件”发生后，美国航空客运需求顿时大为下降，为了生存，许多资金短缺的航空公司被迫减少航班，大量裁员。然而，西南航空却果断决定不减航班，宁可让座位空着也要保持正常飞行，与此同时，公司还投入资金大做广告，这种做法在大型航空公司中是独此一家。事实表明，西南航空这样做是值得的。“9.11事件”后美国民航运输恢复时，西南航空航班的满座率为38.5%，接下来一周的满座率便达到52.4%，远远高于其他航空公司。此次美国民航市场的新变化，再度为西南航空业务扩张提供了机遇。2001年10月7日，距“9.11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西南航空按原计划新开辟了到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航线。12月，西南航空宣布将订购两架波音737型客机，成为在“9.11事件”后第一家宣布订购飞机的美国航空公司。据专家分析，未来西南航空可能会在西海岸一展身手。
西南航空董事长赫伯特•凯勒尔曾说过，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做到先预备开枪然后再瞄准。20世纪90年代，美洲航空宣布撤销在加利福尼亚州六个城市的业务，凯莱赫得知消息后并没有没完没了地研究对策，而是马上发出指令：立即占领市常他要求西南航空物业部门赶快搞到登机门，财务部尽快到市场上去买飞机。用凯莱赫的话说就是：市场机会稍纵即逝，如果你不紧紧抓住，别人就会捷足先登。结果，西南航空很快占领了美洲航空退出的这部分市场，并且获得了巨额回报。先开火，后瞄准，并不是盲目行动。凯莱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处理问题时通常会设想四五种预案，在办公、乘车、洗澡甚至酒吧喝酒时，都在考虑问题。如此，才能对各种突发事件做出迅速果断的决策。1982年，美国曾发生了1万多名空管人员同时大罢工的工潮。当时，航空公司能否使新飞机起飞，需在华盛顿抽签决定，而新组建的航空公司相对享有优先权。为了享有这种优先权，西南航空让其新组建的子公司中途岛公司参加抽签，然后将得到的航班转让给西南航空。联邦航空管理局知悉此事，专门把西南航空的老总传到华盛顿，指明此举违规，中途岛公司必须有运营业务才能参加抽签。西南航空于是将中途岛公司象征性地出售给另一家航空公司，使其有了营运业务，然后在得到起飞航班后再转手给西南航空，从而使西南航空有了更多的航班。政府管理部门对此也无可奈何。这种做法是否得当姑且不论，但西南航空不惜一切去争取发展空间的韧性，确实值得称道。
谨慎的财务战略
西南航空之所以敢于在航空业不景气时拓展市场，与公司谨慎的财务战略是分不开的。美国《财富》杂志前不久在一篇有关西南航空的报道中称该公司“表面疯狂的背后是严肃的经营手法”，其财务方面是非常谨慎的，公司收支平衡做得相当好。西南航空的方针是确保不要过分扩张，既不大规模举债，也从不放松对成本的控制。1999年，国际油价大幅下跌，最低的时候只有每桶10美元。公司员工一度变得大手大脚起来，非燃料开支增加了22%。针对这种情况，西南航空立即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要求员工削减非燃料支出，公司董事长亲自给员工写信要求每人每天节省5美元，使开支当年削减了5.6%。二是提倡节省燃油，大大减少了公司的用油量，因此当后来油价升到每桶22美元甚至更高时，西南航空已经有了充分的对策准备。目前，西南航空手头有15亿美元现金，负债水平是全行业最低的。这就使它能够在竞争对手因经济不景气或油价大涨等其他不利因素迫使其收缩业务之际采取扩张战略。近些年来，西南航空业务领域由短途航运业务逐步扩展至更多的长途航运市场，并将低票价引入跨洲际的航空服务，其中很多业务都是在其他航空公司收缩业务时而蚕食的。
深受欢迎的“家族企业”
除了成功的商业模式，西南航空公司的企业文化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赫伯特•凯勒尔的用人之道首先是“爱心”和“幽默感”，然后才是学识和经验。乘务员时常像他们的老板一样，在复活节穿着小兔服装，在感恩节穿着火鸡服装，在圣诞节戴着驯鹿角，飞行员则一边通过扬声器哼唱圣诞颂歌，一边轻轻摇动飞机，使机上那些赶回家过圣诞的乘客们开心不已。一次，由于天气原因造成航班延误，滞留其它机场的大部分旅客抱怨纷纷，只有西南航空的登机口传来欢声笑语。原来，值班经理宣布临时设立一项数目可观的奖金，奖励袜子上窟窿最大的旅客。这无形中使原本商业化的买卖关系变得具有浓浓的人情味，旅客觉得西南航空就像自己的老朋友。
西南航空公司鼓励家庭式的工作氛围。在招工时，任何雇员推荐的亲戚、朋友，都有优先面试的机会。目前，西南航空公司的雇员中大约有1000对夫妻。赫伯特•凯勒尔认为，这种健康的“裙带关系”有助于增强公司文化中最难得的家庭气氛。曾是“全美最佳首席执行宫”的赫伯特•凯勒尔，经常和搬运工一起喝啤酒，或到机舱口协助空姐办理登机手续。细心的人会注意到，西南航空公司的订票处和维修间里，挂了不少赫伯特•凯勒尔的画像。在美国这样一个对个人崇拜极度反感的社会，这种现象十分耐人寻味。资料来源
1.朱国秋：西南航空比长途车便宜，《国际广告》杂志，20002.10 2.互联网上的有关资料
分析讨论题
1.西南航空市场定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成本综述 篇6
关键词：信息披露；企业资本成本；影响相关；文献综述
一、信息披露的界定
信息披露是指在证券市场当中，上市公司根据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发布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以及其他相关文件和信息，以此方式来披露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以便于广大的投资者和相关的会计信息使用者利用相关信息做出决策。
二、资本成本的界定
1958年，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在《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一文当中，提出了资本定价模型，即MM理论，奠定了现代理财学的基础。在现实的资本市场当中，风险无处不在，资本成本当中必须加入风险折现的影响，所以投资者在进行财务决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到风险因素的影响。故而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资本成本是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可以接受的最低的预期收益率。资本成本是资产投资者要求获得的预期收益率，是投资者评价投资项目时所考虑的最低回报率或贴现率。即资本成本是一种机会成本，是投资者投资于某一项目或企业时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朱武祥，2005）。
三、国内外关于信息披露对企业资本成本的影响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
国外关于信息披露影响资本成本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信息披露水平通过影响股票流动性来影响资本成本；二是信息披露水平通过影响投资者评估的投资风险来影响资本成本，即提高信息披露水平有利于外部投资者降低未来收益的预测风险，并且可以减少对企业内线交易及盈余管理的疑虑，投资者要求较低的风险回报，对股票出价更高，从而降低公司融资成本。
从流动性角度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较高的信息披露水平可以提高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减少投资者的投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从而降低资本成本。Amihud和Mende1son（1986，简称AM）提出流动性溢价（liquidity premium）理论，即流动性是资产定价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即流动性低的资产其预期收益高，而流动性高的资产其预期收益低。Diamond和Verrechia（199l）研究了证券流动性的原因和结果，并计量了企业为了达到预期的股票流动性和股票换手率应该采用何种披露方式和披露时间进行信息披露，研究表明披露公共信息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从而增强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提高证券流动性，提高证券换手率，从而降低公司资本成本。Welker（l995）考察了公司披露政策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进一步论证了资本交易过程当中的买卖价差受到了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并且二者成反比，即信息披露水平越高的公司在证券市场上的买卖价差越小，资本成本中包含的信息不对称的部分更小。Healy等（1999）研究表明，信息披露的持续、稳定提高不仅能够使公司在信用评级方面获得更大的优势，并且对公司股票流动性的提高有很强的正向作用。Bhattacharya等（2003）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其企业对总收益的信息披露逐渐增多。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研究表明收益披露水平的降低会导致企业在股票市场中的成交量降低，资本成本也相应的增加。Francis等（2004）以美国上市公司1975—2001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在控制宏观经济形势、公司规模和公司发展能力等相关因素的影响时，信息披露水平越低、披露质量越差的公司，其融资成本越高。从风险角度的研究学者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较高的信息披露水平可以显著地降低投资者的预期风险，投資者在不了解资产实际情况的条件下，为了分散其预估风险，会要求额外的补偿，资本成本也由此提高。因此信息披露越充分和及时，投资者的预估风险水平越低，要求的必要报酬率也会降低降低，从而使得企业的资本成本降低。
在中国，关于信息披露对企业资本成本的影响的研究比较少。汪炜、蒋高峰（2004）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516家公司作为样本研究，这些公司都在2002年之前在上交所上市发行股票，实证结果表明公司增加信息披露数量，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可以有效的降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王华和张程睿（2005）选取2001年至2003年间的IPO公司，通过对比上市后公司股价的波动程度，分析其信息不对称程度与其IPO筹资成本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公司增加信息披露可以降低其筹资成本。曾颖、陆正飞（2006）年以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信息披露考核评级作为信息披露质量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能够增发股票的上市公司由于监管更加严格，其信息披露质量较高，对再融资成本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孙士霞（2010）选取2006-2008年深市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对信息披露评级变化前后资本成本进行比较，得出结论为：信息披露评级的变化会对企业筹资成本产生影响，并且信息披露评级的提升显著的降低了企业筹资成本。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关于信息披露对企业资本成本的影响的研究当中，大部分结论支持企业的信息披露水平与其资本成本呈负相关。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Botosan，C.A. Disclosure Level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J]. The Accounting Review.1999. 72（3）：323-349.
企业成本费用粘性文献综述 篇7
企业成本费用粘性概念的提出是成本费用理论研究领域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学界对成本费用粘性存在性及特征、成本费用粘性影响因素以及成本费用粘性经济后果展开了大量研究。已有研究文献表明,不同国家及不同行业企业都存在成本费用粘性现象;宏观经济、法律制度、行业环境、公司治理、企业管理者能力及预期、生产经营状况等因素影响成本费用粘性,而成本费用粘性又会增加利润波动性。目前,对成本费用粘性特别是粘性影响因素研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本文从企业成本费用粘性存在性,粘性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等方面进行文献综述。为使粘性影响因素的综述更具内在逻辑性,本文从管理者特征及宏观经济环境、成本费用决策动机与企业内外部监管,以及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与行业环境这3方面对成本费用粘性影响因素进行综述。通过文献综述,本文认为,未来需要对以下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成本费用粘性经济后果;成本费用粘性分类信息与具体决策原因、动机的对应关系;成本费用粘性影响因素→成本费用粘性程度→成本费用粘性经济后果的综合研究。
二、成本费用粘性概念与特征
传统成本性态理论假设成本费用与业务量是一种线性关系,即成本费用变化与业务量变化相关,而与业务量增减变化方向无关。但Norren&Soderstrom(1997)发现,企业成本费用对收入上升的反应比对收入下降的反应更为敏感。Anderson、Banker&Janakiraman(以下简称ABJ)(2003)进一步研究发现,费用在业务量增加时的变化率大于在业务量减少时的变化率,并将此现象其定义为“费用粘性”。后来,大批学者研究表明,成本费用粘性现象广泛存在于不同行业以及不同国家企业的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职工薪酬等各项成本费用中(Subramaniam、Weidenmier,2003;Calleja等,2006;孙铮、刘浩,2004;孔玉生、朱乃平、孔庆根,2007;方军雄,2009),即成本费用粘性具有普遍性特征。成本费用粘性具有反转性特征,即随着时间间隔的延长,前期收入下降引起的成本费用粘性会逐渐变小甚至消失(ABJ,2003;孙铮、刘浩,2003;孔玉生、朱乃平、孔庆根,2007;韩飞、刘益平,2010)。成本费用粘性还具有分层性特征,即小范围的业务量变化不会导致成本费用粘性现象,此时,成本费用与收入呈线性变化关系;当收入波动超过一定幅度后,成本费用粘性现象便出现了,并且随着收入变化幅度的增大而增大;但当收入变化幅度增加到一定程度后,成本费用粘性将逐渐减小(Subramanian&Weidenmier,2003;Calleja等,2006;孔玉生、朱乃平、孔庆根,2007;韩飞、刘益平,2010)。
三、成本费用粘性理论
目前解释成本费用粘性形成原因的理论有:契约观、效率观、机会主义观(孙铮、刘浩,2004;边喜春,2004),调整成本、管理者乐观预期、代理问题(Banker et al.,2010;江伟、胡玉明,2011;王红军、杨琳琳,2011;涂柳媚,2014),以及交易费用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万寿义、王红军,2011)等。在成本费用研究文献中,认可度比较高是调整成本、管理者预期以及机会主义观三种理论。
(一)调整成本
成本费用变化反映了企业资源配置的调整,而调整资源配置一般会产生调整成本(ABJ,2003)。调整成本可分为涉及货币资金的调整成本和涉及心理因素的调整成本(Banker et al.,2011;万寿义、王红军,2011)。涉及货币资金的调整成本有:解聘员工支付的解约费用,处置资产的低价抛售损失和处置费用,未来业绩上升时招聘新员工的招聘费和培训费,以及购入新资产支付的运输费、安装费和采购费用(如采购人员的差旅费、订立合同费用)等。涉及心理因素的调整成本是指企业裁员及抛售资产等行为挫伤员工工作积极性所产生的损失。调整成本理论对企业成本费用粘性的解释是:当企业业务量下降时,管理者在权衡资源调整成本和闲置成本的基础上做出资源配置调整决策,若调整资源带来的成本大于维持资源所产生的费用,管理者则不会马上调整资源配置,从而形成成本费用粘性(Banker et al.,2010;江伟、胡玉明,2011;王红军、杨琳琳,2011;涂柳媚,2014等)。
(二)管理者预期
管理者预期理论对企业成本费用粘性的解释是:在业务量下降时,若管理者对企业产品未来销量持乐观态度,则会保留闲置资产,以避免削减现有资源可能导致的调整成本,从而增强企业成本费用粘性;若管理者对企业产品未来销量持悲观态度,则会削减闲置资产,从而减弱企业成本费用粘性,甚至出现成本费用反粘性(ABJ,2003;Banker等,2010;王满、曹歌,2012;李粮、赵息,2012;Blue等,2013;Chen等,2015)。
(三)机会主义观
机会主义行为理论对企业成本费用粘性的解释是:在IPO上市、融资(如增股、配股、发行债券、银行借款)、避免盈余下降、管理者规避绩效考评损失、“洗大澡”盈余管理、“构建帝国主义”等一系列机会主义动机驱使下,管理者会利用信息不对称,调整资源配置及成本费用。这些行为可能会导致企业成本费用与收入的非对称变化,从而产生成本费用粘性或反粘性现象(孙铮、刘浩,2004;Kama、Weiss,2011;Chen、等2012;李粮、赵息,2013)。
四、成本费用粘性影响因素
根据以往文献研究结论,成本费用粘性影响因素有宏观经济、法律制度、行业等企业外部因素,也有公司治理、生产经营、管理者特征等企业内部因素。在上述因素中,宏观经济因素影响管理者预期等因素,法律制度、公司治理等因素影响和制约管理者决策动机等因素,而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因素与行业环境因素都具有客观性。为了使成本费用粘性影响因素综述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性,本文从管理者特征及宏观经济环境、成本费用决策动机与企业内外部监管,以及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与行业环境方面对成本费用粘性影响因素进行综述。
(一)管理者特征及宏观经济环境
管理者是成本费用决策主体,管理者能力、过度自信以及未来预期等因素影响成本费用决策,进而影响成本费用粘性。已有研究表明,若管理者能力较低,当业务量下降时,管理者并非不愿意而是没有能力及时调整成本费用,从而导致成本费用粘性(孙铮、刘浩,2003)。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成本粘性成正相关关系(王娅婷、韩静,2014;梁上坤,2015),但在债务约束较强时,管理者过度自信并不会显著提高公司成本费用粘性(梁上坤,2015)。当管理者对未来市场持乐观态度时,会强化成本费用粘性;相反,当管理者对未来市场持悲观态度时,会弱化成本费用粘性,甚至出现成本费用反粘性(Banker et al.,2010;王满、曹歌,2012;李粮、赵息,2013等)。宏观经济状况影响管理者未来预期,进而影响企业成本费用粘性。已有研究表明,当宏观经济处于增长阶段时,管理者往往对未来持乐观预期,即使当期营业收入下降,也会认为该下降是暂时的而不削减资源投入,从而强化成本费用粘性;而当经济处于下降阶段时,管理者会认为当期营业收入下降不会是暂时的,缩减资源所发生的调整成本将小于维持闲置资源所带来的成本,因此会立即缩减资源,从而降低成本费用粘性水平(ABJ,2003)。不过,对我国数据研究表明,虽然经济增长可能会增强企业成本费用粘性,但检验结果不显著(孙铮、刘浩,2004;王满、曹歌,2012)。分行业研究表明,宏观经济增长增强了房地产行业成本费用粘性,但减弱了制造业、电煤水供应业、信息技术业和批发零售贸易业成本费用粘性(刘武,2006)。宏观经济环境影响产品需求及管理者应对决策,从而影响企业成本费用粘性。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往往会导致产品需求的不确定性。研究表明,在产品需求不确定的情况下,管理者倾向于采用灵活的技术以降低调整成本,而调整成本低的企业能够及时调整成本费用,降低成本费用粘性水平。即产品需求不确定性能够降低成本费用粘性(Kama anddWeiss,2011)。但也有观点认为,在需求不确定情况下,企业为了减少未来需求增加所产生的资源紧缺成本和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而带来的机会成本,管理者倾向于维持较多的生产资源。因此,需求不确定性会增强成本粘性水平(Banker、Byzalov&Plehn-Dujowich,2014)。
(二)成本费用决策动机与企业内外部监管
管理者决策目标和动机影响成本费用决策方案的选择和实施,从而影响成本费用粘性水平。已有文献研究表明,管理者动机既可能增强企业成本费用粘性,也可能弱化企业成本费用粘性。管理者规避损失和盈余下降(Dierynck、Renders,2009;Kama、Weiss,2011;王满、曹歌,2012;聂建平,2015)、保持盈余和业绩增长(Dierynck et al.,2012;李粮、赵息,2013)、继任管理层在上任当年提升业绩(车幼梅、陈煊,2013)等动机会削弱公司成本费用粘性。若高管激励以盈利为基础,则管理者会为了达到盈利目标,控制企业成本费用水平,从而降低企业成本费用粘性(Kama and Weiss,2013)。特别是,在报酬结构中,若短期报酬比例较高,为了追求短期利润,管理者会控制当期成本费用,从而导致企业成本费用粘性水平降低(Wiersma,2010;车幼梅、陈煊,2013)。但管理层扩张动机及“构建帝国主义”动机等却会增强企业成本费用粘性(Chen等,2012;穆林娟,2013)。盈余管理是管理者实现上述动机的手段之一,显然盈余管理会影响成本费用粘性(陈磊、宋乐、施丹,2012)。具体来说,管理层向上调节应计盈余行为会弱化企业成本费用粘性,而向下调节应计盈余行为会强化企业成本费用粘性(江伟、吕喆,2013,江伟、胡玉明、吕喆,2015)。公司治理质量高以及监管力度大可减轻代理问题,制约成本费用决策过程中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影响成本费用粘性。研究文献表明,公司治理质量高,成本费用粘性水平低(Chen等,2008),公司治理水平与成本费用粘性呈负相关关系(Chen、Hai Lu&Sougiannis,2012)。以我国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公司治理结构与成本费用粘性关系进行研究,也得到如下结论:董事会规模适当、CEO与董事长两职分离、董事会成员中外部董事比例提高、大股东持股比例提高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增加等都能降低公司成本费用粘性(万寿义、王红军,2011;王明虎、席彦群,2011;房曼重、杨凤,2013;,徐圣男,2013)。另外,由于民营企业对经营者监管力度大,民营控股企业成本费用粘性小于国有控股企业(万寿义、徐圣男,2012;刘媛媛、刘斌,2014)。中央国企比地方国企面临更多行政监管和社会舆论监督,民营企业比地方国企具有更好的公司治理效力,因此民营企业和中央企业相对于地方国企具有更低的高管薪酬粘性(方军雄,2009)。高质量的外部审计缓解了企业代理冲突,从而降低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成本费用粘性(罗宏、曾永良,2015),例如:国际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成本费用粘性显著低于非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但国内十大与国内非十大审计的公司,其成本费用粘性则不存在显著差异(梁上坤、陈冬、胡晓莉,2015)。政府制度通过诱导和约束成本费用决策行为来影响成本费用粘性。我国《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将考核结果直接与经营者薪酬挂钩,主要考核指标包括利润、以利润指标为基础的收益率、资产保值增值率等。研究文献表明,该办法实施后,企业成本费用粘性水平降低了。因为在该考核办法下,管理者会通过控制企业成本费用来提高企业利润,最终达到提高自身报酬的目的(曹晓雪、于长春、周泽将,2009)。2007年新会计准则实施后,管理层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对企业成本粘性影响减弱(江伟、吕喆,2013)。原因是:一方面,新会计准则减少了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操纵会计盈余的空间;另一方面,新会计准则规定上市公司计提的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要计入“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而不再计入“管理费用”科目,这减少了管理层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管理费用账面数额变化,进而减少了由此而产生的费用粘性。国家法律制度也通过约束和监督成本费用决策行为来影响成本费用粘性。研究结论表明,相对于普通法系下的英美法律制度,法典法系下的法德法律制度更注重保护劳动者利益,公司解雇员工成本更高昂。因此,当营业收入下降时,法德两国企业倾向于保留资源以避免削减资源所带来的调整成本;而英美两国企业倾向于削减资源,或者是不签订在收入下降时可能加重企业负担的合同。法律制度对劳动者保护力度差异导致法德两国企业成本费用粘性水平高于英美两国企业(Calleja、Steliaros&Thomas,2006)。以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中19个国家数据为样本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工资议价能力越高,雇员保护法案越严格,该国企业成本费用粘性程度越高;而集体谈判时工人集中度越高、协调能力越强,失业救济金越高,企业成本费用粘性程度越低(Banker&Chen,2006)。我国《劳动合同法》增强了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大大提高了企业裁减员工成本,这将减少企业业务量下降时裁减员工的规模,从而增强了企业薪酬粘性(刘媛媛、刘斌,2014)。企业生产经营模式影响资产和劳动密集度,而资产和劳动密集度通过调整成本影响成本费用粘性。研究文献表明,存货、固定成本等资产密集度高、劳动力密集度高的企业,其资源配置调整成本较高(Subramaniam&Weidenmier,2003)。当业务下降时,企业难以向下调整成本费用,从而导致较高的成本费用粘性水平,即企业资产密集度和劳动力密集度与企业成本费用粘性程度呈正相关关系(ABJ,2003;Calleja等,2006)。对银行数据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即固定成本比重大的银行,成本粘性水平高(Porporato,2010)。核心竞争力部门调整成本高于非核心竞争力部门,因此处于核心竞争力部门的成本费用粘性水平高于非核心竞争力部门(Balakrishnan&Gruca,2008)。
(三)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与行业环境
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反映产能利用率,而产能利用率是收入变化时影响资源增减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也会影响企业成本费用粘性水平。文献表明,产能利用充分的企业成本费用粘性大,而产能过剩的企业成本费用粘性小(Balakrishnan、Petersen&Soderstrom,2004;常琳琳,2013),甚至可能出现成本费用反粘性(常琳琳,2013)。这是因为:对于产能利用充分的企业,当业务量增加时,现有产能难以满足增长需要,需要增加资源投入;而当业务量下降时,则正好缓解了企业产能紧缺问题,不需要减少资源投入,这使得业务量增加时成本费用增加幅度大于业务量减少时成本费用减少幅度,形成成本费用粘性。相反,对于产能过剩的企业,当业务量增加时,现有产能能满足业务量增长需要,不需要增加资源投入;而业务量下降时,企业会出现更多的闲置产能,促使企业大幅削减现有资源,这使得业务量增加时成本费用增加幅度小于业务量减少时成本费用减少幅度,形成成本费用反粘性。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一般会反映到自由现金流中,而自由现金流也会影响企业成本费用粘性。文献表明,自由现金流越多,企业成本费用粘性越高(Chen、Hai Lu&Sougiannis,2008;Banker等,2011;王明虎、席彦群,2011)。其原因是: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多,经营者可能过度投资或增加在职消费以增加自身效用,或者企业没有降低成本费用支出的压力导致管理者没有向下调整成本费用的动力。不同行业成本费用粘性程度不同(Subramaniam&Weidenmier,2003;刘武,2004;孔玉生、朱乃平、孔庆根,2007;王满,刘水,石瑞,2014等)。制造业存货和固定资产水平高,其成本费用粘性水平较高,而商贸业固定资产比重较小,其成本费用粘性水平较低(Subramaniam&Weidenmier,2003)。由上述可知,行业资产密集度差异可能是导致行业成本费用粘性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市场竞争强度与成本费用粘性呈正相关关系(Anderson、Chen,2005)。因为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大幅度缩减关键部门成本费用会对公司竞争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因此,为了保持竞争力,即使这些部门营业收入大幅下降,其成本费用开支也不会被降低。但利用我国企业数据的研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如行业竞争可以抑制成本费用粘性(梁上坤、董宣君,2013),寡头市场企业成本费用粘性显著强于垄断竞争市场的企业(刘晋、赵丽萍,2015)。其解释是:处于竞争激烈行业的企业利润率低,一旦经营收入减少,管理者会更愿意降低资源投入和成本费用以避免更大的损失,从而使得成本费用粘性降低。由上述可知,行业市场竞争强度差异可能是导致行业成本费用粘性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五、成本费用粘性的经济后果
(一)增大企业利润波动性
企业存在成本费用粘性意味着当业务量减少,收入下降时,成本费用只是小幅下降,从而导致单位成本增加,企业利润更大幅度地下降。即成本费用粘性放大了收入下降所导致的企业盈余下降幅度(Weiss,2010)。假设:存在成本费用粘性、反粘性和无粘性三种情况,无论业务量怎样变化,三种情况的营业收入始终相同;在收入增加时,三种情况成本费用增量相同,但在收入减少时,成本费用粘性企业的成本费用减少幅度最小,反粘性企业的成本费用减少幅度最大,无粘性企业的成本费用变化与收入变化呈线性关系。在上述假设条件下,成本费用粘性与企业利润关系可用图1直观表示(DannWeiss,2010)。在图1中,横坐标代表企业业务量,纵坐标代表企业利润水平,线段CEF、AEF、BEF分别代表成本费用粘性、反粘性及无粘性公司利润与业务量的关系。由图可知,在业务量由So下降到Sd时,成本费用粘性企业利润变化幅度大于无粘性及反粘性公司利润变化幅度(如图:DC>DB>DA),即成本费用粘性增大了企业业务量下降时的利润波动性。
(二)影响分析师预测准确性
成本费用粘性的存在增加了企业利润变动幅度,即成本费用粘性的存在增加了企业未来利润的不确定性。而利润的不确定性会增加分析师盈余预测的难度,降低盈余预测的准确性(Dan Weiss,2010)。从理论上讲,若分析师认识到成本费用粘性对企业盈余预测的影响,并在盈余预测时排除该影响,则可提高其盈余预测的准确性。已有文献研究表明,以成本为基础构建的盈余预测模型(CVCS)比ROE盈余预测模型、OPINC盈余预测模型和CASH盈余预测模型具有更高盈利预测准确性,并能提供更丰富的信息(Banker、Chen,2006、苏文兵、李心合、段治翔,2012)。这表明,考虑了成本费用粘性之后的盈余预测模型(CVCS)确实能提高企业盈余预测的准确性,同时也验证了“成本费用粘性会影响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这一判断。由于成本费用粘性的存在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性,分析师不愿意对高成本费用粘性企业展开盈余预测(Dan Weiss,2010),投资者也降低了对这类企业盈余预测的依赖程度,即资本市场对这类企业的盈利预测反应较弱(Dan Weiss,2010;吕晶晶,2012)。
六、研究述评与未来研究展望
在研究成本费用理论中,管理经济学中的短期与长期成本理论、管理会计中的成本费用性态理论都假设成本费用与收入成某种函数关系,成本费用变化仅仅是收入变化的函数“输出”结果,因此通过成本费用变化难以观察成本费用决策行为。而成本费用粘性概念的提出为企业外部人观察和探讨企业成本费用管理决策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拓展了成本费用的研究领域(Anderson、Lanen,2007;江伟、胡玉明,2011)。但已有文献几乎只研究了上市公司的成本费用粘性情况,然而非上市公司在各方面都与上市公司存在显著的区别,因此,对上市公司的成本费用粘性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具有普适性(江伟、胡玉明,2011;涂柳媚,2014)。而且并非所有的成本费用都具有粘性(Malik,2012;苏捷、苏宁、周莉,2012;李粮、宋振康,2013),在考察成本费用粘性时不应该用营业成本或者销管费用等这些大的成本费用项目,而应对其细分项目进行考察,以发现到底是哪些具体的成本费用项目导致粘性的存在。对于成本费用粘性信息的利用,其高低并不是评判企业经营好坏的定性标准,不同行业特征、地域特征、不同资产规模、不同发展路径、发展阶段都会对公司的成本费用策略产生影响,进而导致成本费用粘性水平的差异(李粮、宋振康,2013;马永强、张泽南,2013)。然而,究竟何种费用粘性水平对企业来说是最合适的,如何建立有效的成本费用计划、预警与控制系统、正确评价管理者业绩并对其实施有效的激励、以及提高盈余预测的准确性等,需要学界的进一步研究(王红军、杨琳琳,2011;李粮、宋振康,2013;武张鑫、李跃文,2014)。除上述之外,已有文献对成本费用粘性的研究还存在如下不足:
以往成本费用粘性理论研究的重点是检验成本费用粘性的存在性和成本费用粘性形成原因,而对成本费用粘性经济后果研究取得的成果较少,且主要集中在成本费用粘性对分析师盈余预测方面的影响。对此,成本费用粘性的经济后果需要学界的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只有了解成本费用粘性的经济后果,才能拓展成本费用粘性理论的应用。
成本费用粘性为企业外部人观察和探讨企业成本费用管理决策行为提供了一个新途径,因此,成本费用粘性概念的提出是成本费用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进展。但由于成本费用粘性是众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企业外部人难以根据成本费用粘性信息推断形成企业成本费用粘性的具体原因,也就难以判断企业成本费用决策的具体行为,从而难以衡量企业管理者的经营业绩。对此,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成本费用粘性分类信息与决策具体原因、动机”的对应关系,以使企业外部人能通过成本费用粘性观察企业成本费用管理决策行为,并据以考察管理者的经营业绩。
我国农业环境成本研究综述 篇8
1 农业环境成本的内涵及表现形式
农业环境成本通常是指人类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过程中, 为了控制对环境的影响而发生的预防性支出和农业生产行为对环境影响的货币化。现有关农业环境成本内涵与构成的研究, 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将农业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作为一个整体对其内涵与构成展开分析。如赵玉杰等[1]从农业资源损失、人体健康损失、生物污染损失、控制及治理污染所需费用4个方面对农业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进行了描述;唐华仓[2]认为农业环境成本属于公共环境经济问题, 其是农业生产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实际影响, 主要包括2个部分, 即给环境造成的实际损失与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为控制环境污染而产生的支出, 是全社会一起承担的环境代价;李季等[3]对水稻种植产生的环境后果、化肥及农药的使用对环境产生的影响等, 特别对湿地开垦为稻田的环境风险展开了研究, 对将由此产生额外的如洪涝风险增加的环境影响进行了分析;向平安等[4]以水稻为研究对象, 对农业环境成本的构成进行分析, 认为农业环境成本主要由以下5个方面构成, 即化肥与农药的使用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对作物产量的影响 (降低产量) 、对农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多样性损失) ;化肥及农药残留对人体健康和水质的影响;农业生产行为造成自然灾害的发生几率升高;温室气体的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农业生产伴随的农产品产量下降。苏县龙等[5]认为我国农田生态系统的环境成本主要包括2个部分, 直接影响粮食产量和质量的损失以及间接造成生物种类减少的损失。
2 农业环境成本的成因
基于以上对农业环境成本的内涵及表现形式的分析, 学者们还深入探讨了农业环境成本产生的成因。这些原因主要包括:化肥的过度使用;土地经营规模小;工业反哺农业的作用不大, 农用品价格居高不下;农业生产活动效率低, 人工成本所占比例大;单位农作物产量低, 单位农产品生产成本较高等。具体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种植业环境成本产生成因的研究, 特别是对农田生态系统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对畜禽养殖业环境成本成因的研究。
对于种植业环境成本的成因, 马骥[6]调查了200个农户, 他们分别来自河北和山东2个省份, 并对华北平原农业化肥投入数量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农户的施肥行为因素包括农民教育水平、化肥价格、土壤质量、非农收入、有机肥的施用量、农民接受指导的意愿及其风险意识等;何浩然等[7]以实证研究的方式分析了影响农户施肥行为的社会经济和农技推广行为, 研究结果表明:非农就业这一因子与化肥施用行为呈正相关的关系, 利用有机肥代替化肥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张立国[8]对江西省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农户水稻种植中的施肥行为显著受以下3个因素的影响, 即有机肥的施用状况、生产者对环境的关注程度、农户参与农业技术培训的意愿等。
畜禽养殖业环境成本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陈蓉等[9]在对新疆养猪业环境成本评估中认为:种植业大量施用化肥代替传统有机肥对畜禽养殖业环境成本产生了一定影响。另外, 我国农村养殖场规模小、布局分散的特点, 使养殖业废弃物的处理和集中治理难度较大, 这大大增加了畜禽养殖业环境成本。姜珊等[10]认为我国畜禽养殖污染形成的原因主要有:生产集中, 区域养殖分布不合理;畜禽养殖废弃物防治技术的缺失和环境保护意识的缺乏及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不完善, 最终导致了环境成本的增加。林启才等[11]通过对陕西省畜禽养殖业的研究, 认为种、养链的断裂是产生畜禽养殖业污染的重要原因, 另外污染处理措施滞后及产业化布局不合理也导致了畜禽养殖业环境成本的产生。
3 农业环境成本的估算
1992年,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以滇池地区为研究区域, 按照化学氮肥占农田肥料的比重为30%、我国农田肥料的平均负荷为47%, 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计算, 得出每1 kg化肥氮素的边际外部环境成本为0.57元, 治理和恢复滇池生态环境的工程费用为18亿元。由此揭开了我国农业环境成本估算的序幕。现有关农业环境成本估算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2个部分, 即不同研究区域的选择和不同评估方法的运用。
在研究区域的选择上, 大多数文献集中在某一具体的区域范围, 如具体的省份, 少有文献对全国农业环境污染的整体情况进行估算。国内关于农业生产环境成本研究较早的有毛显强等[12]以探讨化肥施用所造成的环境成本为主的研究。该研究以四川省大足县水稻种植为分析对象, 通过在农业生产活动的环境经济分析中引入生产函数模型, 采用支付意愿调查法收集数据, 估算出该地区的水稻生产中投入1 kg化肥的外部环境成本为0.79元。吕耀等[13]估算了苏南太湖地区因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合理施用氮肥造成的外部经济损失, 这些外部经济损失主要表现在太湖渔业养殖、生产生活用水等方面, 估算结果表明该地区1996年由于农户的不合理施用氮肥行为产生的环境损失约为4.11亿元。刘光栋等[14]估算了华北典型的高产粮地区农业面源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失, 估算结果表明该地区农业面源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失为860.8万元, 即每1 hm2的耕地增加外部环境成本293.9元。许信旺[15]以安徽省农业生态系统为分析对象, 对2002年安徽省农业生态系统的经济损失总量进行估算, 结果表明这一数值达到22.05亿元, 占该地区当年农业生产总值的1.67%。
由于评估对象的不同以及区域差异的存在, 学者们在评估方法的选择上也存在较大差异, 意愿调查法、市场价值法、防护费用法、机会成本法等环境成本评估方法被广泛运用到农业环境成本评估中。妙旭华[16]采用直接市场价值法和替代市场价值法对20世纪90年代甘肃省年均农业环境污染产生的经济损失进行了估算, 估算结果表明这一数值约为14.6亿元, 相当于该地区同期农业生产总值的9.6%。李晓等[17]以南方红壤丘陵区为研究对象, 将生态经济学方法引入农业环境成本评估, 估算了2008年该区粮食生产的生态破坏成本, 其中早稻的生态成本为3.18元/kg、中稻的生态成本为2.44元/kg、晚稻的生态成本为3.02元/kg。李贵春等[18]对我国农田退化的经济损失进行了研究, 研究方法包括市场价值法、替代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等, 研究结果表明, 2004年我国农田退化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1 225.45亿元, 占当年农业生产总值的6.2%, 占当年GDP的0.89%。
4 控制农业环境成本的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农业环境成本的不断增加, 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对策, 以期控制农业环境成本。具体包括:一是维护土地的多样性。保护农村土地的多样性与保护耕地同等重要, 这是学者们的共识。保护好林地、草地甚至荒地, 全面规划池塘、河道、沟渠, 禁止耕地对其侵占。二是科学施肥, 减少无机肥施用量, 增加生物有机肥的施用量。相关研究表明, 目前我国对生物有机肥的需求比较旺盛, 而且生产生物有机肥的技术也日益成熟, 因此大力发展生物有机肥, 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三是大力发展生物农药和物理捕虫技术。以技术攻关为指导, 提高认识, 着力推广物理捕虫技术, 例如在防治田间害虫时, 可以使用灯光、振频等物理方法诱虫、杀虫[19]。
学者们普遍强调的是, 政府应充分发挥引导作用, 通过各种活动积极进行示范、教育, 做好生态文明知识的推广和普及工作, 并依托具体的生态项目建设, 扎实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工作, 实现农、林、牧、渔的全面协调发展, 在保护耕地的同时维护土地利用的多样性, 在农业发展中提高有机物的投入利用率;禁止燃烧秸秆, 采用先进技术和机器实现秸秆的可循环利用;从源头加强面源污染的防治, 从而实现水体和空气环境质量的双重改善。提倡发展小沼气工程, 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郭铁民等[20]结合福建省的农业省情, 并结合福建省农业当前的发展状况, 提出了发展福建循环农业, 应坚持“分层次、分阶段、分产业带建设”的规划原则。同时得出福建省发展循环农业的5种模式, 即生态农庄模式、生态链整合模式、生态循环模式、区域型和家庭型循环经济模式;向平安等[4]在研究湖南洞庭湖区水稻生产的环境评估中提出了水稻生产环境成本内在策略, 即延长土地使用权, 完善土地承包权, 在实现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基础上, 还需对土地资源的产权关系进一步明确;按“谁污染谁付费”原则, 对农药、化肥产品设置环境税;采取预付—返还的市场机制, 减少农用地膜污染;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 推进清洁生产;加强监测制度, 加强农药、化肥环境管理。
5 简要评述
综上所述, 我国农业环境成本的研究成果已经初步形成体系, 主要包括农业环境成本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农业环境成本产生的成因、农业环境成本的估算、控制农业环境成本的对策等内容。学者们所运用的许多理论和实证分析都具有参考价值。从目前来看,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对于农业环境成本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亟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 还需要相关领域的专家进一步研究。一是在对稻田生态系统环境成本的研究, 只对直接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 关于其间接效益尚未涉及。二是由于有关统计数据不全面, 已有研究成果中农业环境成本估算结果比较保守, 比实际损失价值略小, 这有待于在以后研究中进一步完善。三是采用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已有文献对我国农业环境成本的分析极少数采用定量分析或其他定性分析方法, 大部分都是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 因此导致这些文献的研究结果具有主观性较强的特点。
摘要：随着我国农业的不断发展, 我国农业环境问题也随之而来。为此, 许多学者对农业环境成本进行了研究。综述了我国农业环境成本研究现状, 并指出目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农业环境成本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农业环境成本的成因、农业环境成本的估算、控制农业环境成本的对策等方面。最后对这些研究进行评价, 认为这些研究为更深入探讨农业环境问题的相关内容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支持, 但也存在有待进一步深化的方面。
代理成本理论国外文献综述 篇9
来源:张维迎 (1995)
1 产生
代理问题 (Agency Problem) 是指由于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与委托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 加上存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 代理人有可能偏离委托人目标函数而委托人难以观察和监督, 从而出现代理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现象。又称为委托代理问题。
代理成本概念是由Michael C.Jensen和William H.Meckling (1976年) 首次提出的, 他们认为在代理过程中, 由于存在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不确定性等因素的作用而产生代理成本;代理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 来源于管理人员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这一事实。在部分所有的情况下: (1) 当管理者尽心工作时, 他可能承担全部成本但仅获取一部分利润; (2) 当他消费额外收益时, 他获得全部好处, 而仅承担一小部分成本。由此, 其工作积极性不高, 热衷于追求额外消费, 故企业的价值小于他是完全所有者时的价值, 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被称为代理成本。
2 西方早期学者与现代学者观点
2.1 早期学者
对代理成本理论研究最早的是斯密。他指出“在钱财的处理上, 股份公司的董事为他人尽力, 而私人、合伙公司的伙伴则纯粹为自己打算。所以, 要想使股份公司的董事们监事钱财用途, 像私人、合伙伙伴那样用意周到是很难做到的。疏忽与浪费, 常为股份公司业务经营上多少难免的弊端。唯其如此, 凡属从事国外贸易的股份公司, 总是竞争不过私人的冒险者。所以, 股份公司没有取得专营的特权, 成功的固然少, 即使取得了专营权, 成功的亦不多见。”这是对代理问题最早的陈述。
2.2 现代学者
现代学者对于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比较多。
(1) Berle和Means。美国经济学家Berle和Means1932年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中指出, 在所有权分散和集体行动成本很高的情况下, 从理论而非实证的角度看, 职业型的公司经理多半是无法控制的代理人。伯利和米恩斯洞悉了企业所有者兼具经营者的做法存在的极大弊端, 提出“委托代理理论”, 倡导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企业所有者保留剩余索取权, 而将经营权利让渡。他们所关注的企业的契约性质和委托代理问题, 最终推动了经济学中代理理论 (agency theory) 的萌芽和发展。
(2) Alchian和Demsetz。1972年, Alchian和Demsetz在《生产、信息费用和经济组织》中重点研究企业内部结构的激励问题 (监督成本) , 两人提出了“队生产”理论, 并认为企业就是一种典型的团队生产。它有3个形成条件: (1) 有不少于一个人具有共同目标愿望的队员; (2) 所有成员协作生产, 任何一个成员的行为都会对他人产生影响; (3) 团队生产结果具有不可分性, 即每个成员的个人贡献无法精确地进行分解和测算, 因而也不可能精确地按照每个人的真实贡献去支付报酬。因此会产生偷懒 (shirking) 和搭便车 (free-riding) 行为。为了减少这些行为的发生, 就需要有人来专门从事监督工作, 而为了监督者积极工作, 就应该允许监督者占有剩余权益和拥有修改合约的权利。另外, 监督者还必须是团队固定投入的所有者, 因为由非所有者的监督者监督投入品的使用成本过高, 由此, 经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就应运而生。
(3) Jensen和Meckling。1976年, Jensen和Meckling的《企业理论:经理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标志着委托代理问题研究方法的正式定形。他们首先研究了既是百分百持股股东又是管理者的情形, 既而和非百分百持股股东的管理者进行对比, 发现:只要不是百分百持股的股东就有自利的动机, 就会存在代理成本。所以最好的治理机制就是百分百持股股东做管理者。
他们认为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 存在于任何包含有两人或两人以上的组织和合作努力中。如果委托代理双方都追求效用最大化, 那么代理人不会总以委托人的最大利益而行动。经理人员被认为是决策或控制的代理人, 而所有者则被认为是风险承担者。由此而造成的代理成本包括: (1) 委托人的监督和控制成本; (2) 代理人的自我约束成本; (3) 剩余损失 (最优决策—现在的决策) ———即由代理人的决策与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之间的差异而使委托人承受的利益损失, 也可能是由于完全执行合约的成本超过收益而引起的。
(4) Michael C.Jensen: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Michael C.Jensen于1986年在《自由现金流的代理成本, 公司融资与接管》一文中, 首先提出了自由现金流的概念, 透过自由现金流去研究代理成本。提出了代理成本中的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Jensen认为自由现金流量的减少有利于减少公司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冲突。所谓自由现金流量是指公司的现金在支付所有净现值为正的投资计划后所剩余的现金量。如果公司要使其价值最大, 自由现金流量应完全交付给股东, 但此举会削弱经理人的权力, 同时再度进行投资计划所需的资金, 将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而受到监控, 由此降低代理成本。
除了减少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外, Jensen还认为适度的债权由于必须在未来支付现金, 比经理人答应现金股利发放来得有效, 而更易降低代理成本。他还强调对那些已面临低度成长而规模逐渐缩小, 但仍有大量现金流量产生的公司, 控制其财务上的资本结构是重要的。此时购并的含义是公司借购并活动, 适当提高负债比例, 可减少代理成本, 增加公司价值。
(5) Fama和Holmstrom。Fama于1980年认为存在于公司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会因为管理者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关注而得到缓解, 管理者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关注来源于两个劳动力市场:一个是外部劳动力市场, 它决定了管理者能够获得的外部就业机会;另一个是公司内部市场, 他决定了管理者职位的升迁以及升迁的速度。从公司治理外部约束机制的角度, 其中第一种市场反映了这种机制的存在, 管理者能够认识到, 如果他在一个公司中的经营绩效较差, 那么他的价值的市场反映必然较低, 或者获得新的工作职位的可能性较小, 因此管理者必须代表公司所有者利益而努力工作。
Holmstrm (1982) 建立了一个模型用以说明管理者对职业生涯的关注产生了一种重要的激励作用, 但是他证明, 在职业生涯的最初年份里, 这种激励作用较大, 管理者会努力工作, 在职业生涯的最后年份里, 这种激励作用会减小。
(6) Fama和Jensen。1983年Fama和Jensen认为, 公司代理问题可由适当的组织程序来解决。在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 决策的拟定和执行是经营者的职权, 而决策的评估和控制由所有者管理, 这种互相分离的内部机制设计可解决代理问题。而购并则提供了解决代理问题的一个外部机制。当目标公司代理人有代理问题产生时, 通过收购股票获得控制权, 可减少代理问题的产生。
(7) Rfar: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法金融学派的La Porta等在2000年《全球的代理问题和股利政策》一文中, 通过实证研究建立了结果模型和替代模型, 分析了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结果模型认为在高保护国家, 代理成本较小, 支付高股利;替代模型认为在高保护模型, 因为建立了良好的声誉, 代理成本较小, 支付较少的股利。
3 结语
委托代理关系是企业中最重要的契约关系, 只要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就会有代理成本的存在。从而将委托代理成本最小化是我们不懈的追求。上文对西方学者对代理成本理论的大量的研究进行了综述, 从内部代理成本, 即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博弈到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博弈, 到外部代理成本, 即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博弈。我们应该从中借鉴寻找到适合我们国家公司治理的机制, 加强我国企业治理。
摘要：由于现代股份制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企业所有者将资产委托给经营者管理。由此产生了所有者即股东与经营者直接的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适应现代化的大生产对规模效应和专业化分工的要求, 但是伴随两权分离, 股东与经营者为追求各自的利益而产生冲突, 从而导致了代理成本的存在。本文试图对西方早期与近代学者在代理成本理论方面的研究做文献综述。
关键词：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理论,委托人,代理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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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批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1995.
[8]金晶, 王颖.委托代理理论综述[J].中国商界:下半月, 2008 (6) .
政府成本管理国外研究综述 篇10
(一) 理论基础构建——新公共管理理论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 西方各国相继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这次改革的实质, 就是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指导, 通过政府再造来摆脱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是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和以韦伯的科层制理论为基础的官僚组织理论。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 其理论基础主要是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私营企业的管理理论与方法。
一是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运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 多层次, 多角度, 用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 对官僚和官僚体制、政府财政扩张以及政府行为的垄断性质等问题都进行了创造性地开掘, 并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法和途径, 主要有:建立一个精简、效能、统一、法制的行政管理体系和行政管理机构, 从源头、机制、制度上控制政府成本;规范财政税收制度, 建立科学健康的财政管理机制, 引入成本收益分析, 加强预算管理;打破政府垄断, 建立竞争机制, 如准产业化、内部市场外包、服务购买契约、招标投标、特许经营、税收、规制激励、委托和民营化等, 精简机构, 缩小规模, 缓解财政紧张状况, 从而降低政府成本。
二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从制度成本比较的角度研究制度的选择和设计, 认为“在公共部门, 如果采用签约的形式来降低行政经费, 造成某种竞争, 将有可能使某些交易付出较低的成本”。国外学者们在控制政府成本的制度途径方面的成就主要包括:提出改革传统官僚制, 引入竞争机制、绩效考评机制、合同制等私人领域的管理方法, 改革组织制度和人事制度, 改进财政管理体制, 从而建立效能政府、企业家政府、责任制政府, 达到有效控制政府成本的目的。新制度学派则从“交易成本”概念出发, 把“制度”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解释人们在不同制度约束下的行为。科斯认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省交易成本, 其思想很快在行政领域得到应用, 它的核心观点是交易成本因市场缺陷而存在, 而政府要履行克服市场缺陷的职能会消耗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 行政成本成为交易成本的一部分, 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
三是私营企业的管理理论。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是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20世纪末, 信息化、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进程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 同时也改变了私营部门的组织管理模式。私营部门为了适应环境, 很快进行了管理变革, 新的管理理论、技术和模式层出不穷。西方学者比较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不同效率后得出结论:企业效率远远高于政府效率。公共部门在私营部门获得成功的影响下, 开始引进在私营部门卓有成效的管理方式。
(二) 新公共管理与政府成本管理实践
20世纪80年代, 西方各国政府掀起了以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的行政改革浪潮。1993年, 时任美国副总统戈尔明确的提出了政府再造的四个方面, 特别提出“由注重规定和程序转向注重成果和绩效”, 并主张减少政府成本, 即“缩小政府规模, 建立一个花费少、成效好的政府”。从减少政府内各项财政开支角度出发, 为美国政府改革开出的十个“药方”对政府绩效、成本等研究很有价值。在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合著的《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公营部门》中, 作者将政府的角色和特征结合私人部门管理重新进行了定义, 将企业理论中关于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应用于政府管理的分析中, 提出了以企业家精神改造公营部门和塑造新政府的十条原则。此外, 西方政府中还推行“独立政府核算 (IGCE) ”的方法, 将政府成本与普通政府开支区别开来;Diomand通过进行政府支出与私人支出的集体和个人效应分析得到政府行政成本的均衡模型。
运行成本控制机制代表着国库的现金基础支出控制体制的进一步革新, 运行成本控制也是政府财务管理改革的一个成果。美国财政部期望通过运行成本控制把管理文化的精髓注入到中央政府, 形成一个框架用以提高管理效率, 精简市政公务员和鼓励政府重新定位。这些改变给部门的首席财务官员带来了压力, 为获得投标资格, 他们需要去平衡一系列复杂的因素, 许多国家也通过减少机构和人员来减少行政支出。
(三) 政府预算与财务管理
Christopher (2003) 检验了三种常见路径对州预算结果的决策影响, 结论表明关系预算结果的决策不应该只有一个模型予以决定。特定的理性预算能在总体上减少开支, 理性式预算在减少总开支方面较为成功, 但在减少职能开支方面则并不不成功。OECD调查研究认为:改进政府运营效率的政策行动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 在预算计划和开支管理应更多强调产出导向, 这有利于成本效率的估计, 同时使预算资源的再分配更具灵活性, 有助于成本效率和加强在政府运营中的计划和评估气氛。Vito and Tej (2000) 的研究报告认为:把效率和公共开支联系起来的习惯, 如以往所做的那样, 当公共部门使用公共资产 (土地和建筑等) , 而如往常一样没有考虑成本时, 可能导致错误的后果。因为缺乏激励, 政府在使用公共资产时经常较为浪费, 一个能被用于多种目的 (包括增加公共部门效率) 的公共资产的系统应该被建立起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02年10月名为《政府成本与公共财产的滥用》的工作报告研究了公共部门的效率, 将非生产性的“公共财产”的使用效率与国民收入中其他部分的使用效率进行比较研究, 并通过对世界各国政府开支、消费的研究得出政府的高成本将导致公共财产的流失与滥用。Sebastian Morris (1990) 认为在公共部门投资中的时间延误和成本超支降低了投资效率。公共部门系统和政府的内部因素充分解释了时间延误和成本超支现象:差的项目设计和实施、短缺的项目资金、官僚的优柔寡断和企业间协调的缺失。因为国有企业经常发生相互之间的交易, 一个时间延误的恶性循环被建立, 政治的权宜之计是占有大量的项目, 而资金短缺, 除了那些有最高特权的企业之外, 是时间延误的最主要因素。
(四) 政府成本管理相关法律制度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 西方许多国家把企业的绩效管理方法、手段引入政府部门来对政府部门进行客观、公正地绩效考核, 并运用法律手段规范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如英国1983年颁布了《国家审计法》, 把审计中央政府资金的职责和权限授予了主计审计长, 并规定成立国家审计署以确保主计审计长履行绩效审计的职责。美国1993年颁布了《政府绩效与结果法》, 规定财政预算要与政府部门绩效挂钩;2002年日本制定了《政府政策评价法》, 根据这项法案, 内阁和政府的各个部都被要求在其权限范围内实行政府评价。西方发达国家还注重完善政府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 力求使绩效评估体系制度化、规范化与科学化。西方国家在绩效评估中还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财政支出绩效监督制度, 以发现政府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并能及时加以改进。
(五) 政府组织文化
Yew and Hina (2007) 研究了组织文化的不同维度对一个公共部门新管理会计实践的成功和采纳程度的相互影响, 研究结论提示了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实施改革必须要考虑组织文化的不同维度。Chia (2007) 研究了政府组织文化和采用财务管理新技术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组织文化可以分为两个维度:个人层面的组织内创新心里氛围和组织层面的管理层价值导向创新, 这两种不同维度的文化都会促使政府采用新的财务管理技术, 并有助于成功地实施这些变革, 但是这种促进作用会在这两种维度文化发生交互作用时受到一定的限制。
(六) 政府成本计算与成本管理技术方法
Ken and David (1998) 的研究提供了联邦储备应对1980年的货币控制行动在效率提高和成本转移的证据, 表明联邦储备通过改进定价服务的效率来迎合货币控制法案的一系列鼓励措施。研究结果表明外部竞争对于政府效率和会计系统设计和运用的重要性。Geiger and Ittner (1996) 发现面临竞争和法律要求的政府代理者为了通过收入弥补成本趋向于应用尖端复杂的成本会计系统。研究结果也表明, 效率和成本分配和竞争环境相关性。这些研究结论暗示通过市场化改革和服务收费改革改进政府绩效时应考虑其管理动机, 以及它们对成本会计数据有效性和使用的影响。Helden (1997) 认为成本分配和产出成本计算在地方政府组织中的的重要性在逐渐提升, 更高级的成本分配方法在地方政府组织中变得更为重要。Kemp and Simon (2003) 研究了操纵成本信息对政府部门服务评价的影响, 研究发现费用开支在政府服务中分配的偏好主要取决于人们对成本的感知, 但被感知的服务的价值却极少被考虑其成本。Peter and Jens (2004) 通过三个丹麦政府机构年度报告的检验, 发现单位成本的计算并没有和决策变量相联系, 因此不适合决策的制定。考虑了所有的缺陷后, 作者认为试图把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实践结合的努力将会失败。Bjornenak (2000) 运用回归分析、作业成本分析、结构成本分析和产品特征分析四种方法, 研究了新公共管理改革背景下政府的成本动因, 与传统的成本估计方法相比, 政府部门中应用战略成本管理方法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更具有广泛的解释力, 政府部门中这个框架涉及的成本动因主要包括提供产品的特征、制度因素和政府的政策。Kee Robert C (2004) 介绍了美国公共部门成本管理信息。功能成本分析方法把顾客的视角引入到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分析中, 管理人员能理解产品和服务的功能以及顾客赋予每种功能的价值。功能成本分析方法内部和外部的关注提供了一种能精确地决定在何种位置可以减少成本的方法, 还能同时帮助激发成本减少的动机。
二、国外政府成本管理研究特征
(一) 政府成本是政府提供服务与公共产品的成本
虽然极少有界定政府成本的研究, 但大多数政府成本管理的研究都默认了政府的成本实际上是政府提供服务和公共产品所发生的成本, 并不包括那些由政府行为所引发的社会成本。关于社会成本的探讨一般都集中体现在具体某项政府政策或法律的成本和效益的研究中。
(二)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引入
新公共管理理论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背景贯穿于政府成本管理研究中。新公共管理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将企业部门的商业管理方法引入政府部门, 从而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在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倡导下, 大量的研究探讨将广泛应用于企业部门的商业管理方法和模式引入政府部门以提高政府成本管理的绩效, 但这些研究忽视了管理技术方法背后的制度背景, 即在企业制度背景下形成的管理技术方法照搬到政府现有制度背景下并不一定会取得好的效果。
(三) 制度理论广泛关注
主要体现在:制度理论能解释组织在与技术和制度环境互动关系中存在的趋同现象, 它能提供一个有用的逻辑框架研究组织怎样因受外部的压力而发生变革;政府组织的高级管理者对待制度变革的态度, 以及政府组织文化这些非正式制度因素都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新公共管理中其他各项制度改革也制约了政府成本管理的绩效。
(四) 政府成本管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国外政府成本管理研究既包括分析性研究、描述性和反映性研究的规范研究, 又包括案例分析和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而后者的比例占据大多数。
三、国外政府成本管理研究对我国的启示
(一) 国外政府成本管理研究与我国的差异性
国外政府成本管理研究在理论基础、研究技术方法的多样性、研究对象的层次性和研究内容的具体性等方面对我国政府成本管理的研究都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在借鉴过程中, 应首先充分认识到我国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和制度背景存在的差异, 我国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经验, 应理性地结合自身特殊的国情进行取舍, 再予以选择性借鉴。
(二) 国外政府成本管理研究对我国的启示
在研究内容方面, 重点是结合我国公共管理改革深入剖析我国政府成本管理所处的制度环境现状, 大力开展基础性的讨论和研究。在研究方法上, 应保持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从而推动理论不断的创新发展。一方面, 规范分析方法在发挥理性演绎逻辑推理功能, 在分析综合的基础上去总结实践, 形成一般性结论, 从而更好的为政府成本管理实践提供指导;另一方面, 实证研究方法以定量化和精确化的数据分析, 详实地反映了政府成本管理实践, 并为规范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料, 为政府成本管理研究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架起了桥梁。因此, 政府成本管理研究必须坚持两类方法并用, 互为补充, 才能形成理论指导实践, 实践推动理论发展的良好循环。
参考文献
[1]凯特尔:《有效政府——全球公共管理革命》,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周镇宏、何翔舟:《政府成本论》, 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我国上市公司成本粘性研究综述 篇11
一、国外相关文献研究
(一) 前期研究铺垫。
成本会计上对于粘性的研究, 早期称其为“非对称性”, 而且首先是在研究费用时发现的。由于费用的细节往往作为公司的内部资料被予以保密, 目前国外对费用粘性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规范层面和个案研究。
Banker等 (1993) 在对美国航空业的研究中发现, 其费用增减并不与收入同比例变动, 费用增减与销售收入的变动方向有关, 虽未正式论述, 却暗含费用粘性存在的可能。
Noreen和Soderstrom (1997) 在医院建立作业成本制度时, 发现管理费用对成本动因进行回归时出现粘性, 提出费用与业务量可能不是一种线性和对称变化关系, 但没有找到这种粘性的证据。
可以看出, 此阶段的研究还没有提出成本粘性这一概念, 仅仅是在不同行业研究中暗含了存在成本粘性的可能。尽管还没有找到相关证据, 但这些研究对于后面成本粘性的提出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 成本粘性概念的提出
1、费用粘性的提出。
Anderson等 (2001) 对美国上市公司“商品销售费用”进行研究后, 认为企业存在费用粘性。
2003年Anderson等又使用芝加哥大学证券价格研究中心开发的Compustat数据库, 通过对1979~1998年在美国上市的7, 629家公司年度数据的观察, 对美国上市公司的“销售费用、一般费用和管理费用”进行了分析, 发现销售收入每增加1%, 费用增加0.55%;销售收入每减少1%, 费用减少0.35%, 从而证明了美国上市公司费用的确具有不对称性, 也就是当时所称的费用粘性。
2、费用粘性向成本粘性的概念转变。
前一阶段的研究发现, 是在费用对销售量方面证明了存在粘性, 而随后的研究者将销售成本也并入费用中, 称其为总费用, 同样也证明了总费用存在粘性这一现象。而实际上此处的总费用也就是后面所称的成本。具体研究成果有:
Subramaniam and Weidenmier (2003) 通过对美国上市公司总费用的研究扩展了关于成本粘性的理论, 其中增加了销售产品的成本费用。研究发现, 企业销售收入每增加1%, 总费用增加0.93%, 而当销售收入每减少1%, 总费用仅减少0.85%, 于是从总费用视角进一步获得费用粘性存在的证据。Balakrishnan等 (2004) 在研究成本粘性影响因素时发现, 成本粘性或许受到现有生产能力的制约。
3、国内研究到国别研究的转变。
Kenneth等 (2005) 对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企业费用粘性行为进行了比较研究, 结果发现这四个国家均存在较强的费用粘性, 并且发现不同企业治理模式和法律制度环境下的企业费用粘性存在差异。
在研究国家之间费用粘性之后, 进而对成本进行粘性分析。Kenneth Calleja、Michael Steliaros和Dylan C.Thomas (2006) 进行了实证研究, 比较了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公司的成本粘性差异。研究发现, 成本确实存在着粘性, 结论基本与费用研究的结论一致。
从国外近几年的研究发现, 他们已经对成本粘性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成本的内涵在逐步扩大, 从一开始只研究SG&A到后来增加了产品销售费用, 发现总费用也存在粘性;从一个国家研究到国家与国家的对比, 发现粘性程度的不同;从现象研究到原因研究, 得出结论, 企业的生产能力、宏观的经济环境和企业自身的特征等都会影响成本粘性的大小。尽管研究较多, 但是这些研究没有分不同行业进行分析, 而且也没有说明产生成本粘性的原因在哪, 因此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二、国内相关文献研究
事实上, 我国国内的上市公司很大程度上已经与美国的上市公司有着相似的经营行为, 在企业经营过程中, 必然存在着一定的类似性, 这样就为我们研究中国上市公司成本费用粘性行为提供了契机。会计环境的一致性保证了我们比较的口径是基本一致的, 从而提高了结论的可比性。因此, 目前的研究可以借鉴美国的方式, 同样也有利于进行国际比较。
(一) 国内对于成本粘性存在的研究。
孙铮、刘浩 (2004) 通过1995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292家公司的1994~2001年的数据, 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营业费用和管理费用粘性行为进行了研究, 得出以下结论:中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费用粘性, 并且比美国上市公司严重;费用粘性确实在以后的会计期间出现反转;效率观所隐含的“宏观经济增长”和契约观所隐含的“资本密集型”两个变量对费用粘性的增强效果不显著。
刘武 (2006) 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我国企业费用粘性行为是否存在行业差异。通过选用1998~2005年企业的年度财务数据, 并建立计量模型进行检验, 结果发现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存在较强的费用粘性行为, 而房地产业等行业的费用粘性相对较弱或不存在。孔玉生、朱乃平、孔庆根 (2007) 通过对我国927家A股上市公司的2001~2005年的数据测试也同样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成本粘性。
(二) 国内对于成本粘性成因的研究。
关于成本费用粘性存在的成因, 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较有影响的理论猜想大都基于管理者行为视角来加以解释。鉴于国外理论界对企业费用粘性的解释较为分散, 国内学者总结性地给出三种理论解释 (孙铮等, 2004;边喜春, 2005) :
一是契约论。认为对于持续经营的企业来说, 费用通常不会在发生的时候临时支出, 否则可能在需要资源时无法获得。企业倾向于维持潜在的可用资源来确保在需要时能快速获得, 因而往往与供应商签订长期契约。而长期契约的调整成本更为高昂, 当业务量出现下降时, 费用并不能与其业务量同比例降低。
二是效率观。认为经济运行中某些微小的波动可能仅是暂时的, 如果立刻调整企业的资源配置, 可能发生巨大的调整支出, 招致不必要的损失。企业出于人道主义和企业形象等考虑不愿采取诸如解雇员工、解除契约等降低费用的措施, 也会出现费用粘性。
三是机会主义观。经理人员不可能完全按投资者的利益行事。经理人员通常从自身的利益考虑, 当业务量上升时, 未来前景看好, 于是大量提高费用、增加管理者薪酬并扩大对资源的控制量;当业务量下降时, 一方面不愿意降低自身的薪酬, 另一方面极力为保持一定量的资源控制, 因此费用难以降低而表现为粘性。
通过国内对成本粘性的研究可以发现, 研究只是通过实证的方式分析了粘性存在的可能;尽管对不同行业进行了分析, 但也只是说明了存在差异, 对产生差异的原因并没有做出分析。同时, 也有学者对成本粘性的成因做了解释说明, 但是理论解释太笼统也显得很单薄, 说服力不强, 如果能借助实证来分析其原因就比较客观了, 因此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是不够的, 还需要深入研究分析。
三、未来研究方向
从国内的研究现状来看, 有关成本粘性行为的研究还比较少, 现有的文章都是揭示了成本粘性这一现象, 认为粘性会在以后的会计期间出现反转, 而对其成因的研究也比较单一, 主要是从管理者角度出发。因此, 对此问题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 (一) 成本管理中存在很多影响因素, 到底是哪些因素在成本粘性行为中起作用?该如何证实这些影响呢? (二) 鉴于有的学者已经开始研究此现象的应用问题, 因此如果我们掌握了粘性的相关理论, 就完全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工具, 利用它来分析成本管理中遇到的问题。 (三) 尽管成本粘性行为已经在一些研究中得到证明, 但这一现象是否应当存在, 而目前存在的利弊又是什么呢?
这些问题或许都会成为未来研究的方向, 我们有必要充分了解粘性行为的形成机理, 并对此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
参考文献
[1]孙铮, 刘浩, 中国上市公司费用粘性行为研究[J], 经济研究, 2004.12.
[2]边喜春, 费用粘性的成因及控制对策[J], 价格月刊, 2005.12.
[3]刘武, 企业费用粘性行为:基于行业差异的实证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06.12.
[4]孔玉生, 朱乃平, 孔庆根, 成本粘性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 2007.11.
[5]朱乃平, 成本粘性对管理会计成本性态假设的挑战[J], 财会月刊, 2008, 3.
[6]Anderson, Mark C.Rajiv D.Banker, and Surya N.Janakiraman.Are Selling,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Costs sticky[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3, M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