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自利性

政府自利性（通用5篇）

政府自利性 篇1

摘要：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本质属性。但是, 政府除了公共性之外, 还有为个人及其自身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条件的属性, 即政府的自利性。如何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正确处理政府的公共性和自利性关系, 对当前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就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要充分发挥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 划清职能范围和界限;二是既要积极发挥正面影响的自利性的作用, 又要及时地规避负面影响的自利性;三是用法律制度来保障二者之间的统一。

关键词：政府,自利性,公共性

一、政府公共性起源

近代以来西方很多政治学家都从各个角度论述了政府公共性起源。早期政治学家多从道德上思考政府的公共性。柏拉图在《理想国》中, 从道德的角度阐述了城邦作为实现公共的“善”的手段的具体内容, 以维护正义体现政府的公共价值, 认为城邦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正义, 而正义即“每个人全都作为一个人干他自己分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分内的事”。在柏拉图看来, 合乎正义的城邦就是实现或体现了至高的“善”的城邦。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进一步论述城邦正义问题, 认为由于人的所谓“群”性, 自发组织为城邦。在个人与城邦的关系上, 亚里士多德持整体主义观念, 把城邦比作有机的整体, 个人价值依赖于城邦。他对城邦本质的诠释已含有公民的普遍信仰, 认为城邦的公共生活是人类完善自身的前提;同时, 享有公共生活的公民才是真正的人。在这里, 城邦作为一种合作关系, 它的构成是人们分享某种有关善或正义的生活方式, 而善或正义的生活方式的概念可看作是城邦所能提供的具有公益的价值。

近代以来, 政治学家对政府公共性问题的论述大都从契约理念开始。比如, 洛克从自然状态出发, 论证了人在自然状态下的独立和无助, 例如, 人人都会在受到别人侵犯威胁时惶惶不可终日, 一旦受到别人的侵犯又缺少公正的裁判, 这种状态很容易导致战争。最好的方法是人们之间订立契约, 把裁判的权力交给政府。因此, 政府就具有了作为公共裁判和保护缔约者公共财产的公共性, 即政治权利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 判处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权利, 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害的权利。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公众福利。如果说洛克以自然状态为起点论证政府的公共性, 边沁则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作了分析。他认为, 人们加入政治社会是因为个人的福利比加入之前有显著增加, 因而加入政治社会、成立政府是人们的理性选择。政府的公共性体现在它与自然状态相比更能提供公共福利, 使社会总体福利达到最大化。密尔在其代议制政府一书中明确提出, 政府的目的是造就更好的人民, 而手段是教育人民和利用他们所达到的最高品质。

对政府的公共性属性, 马克思在承认阶级性是政府本质属性的同时, 更认识到政府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共性:“我们已经看到国家的本质特征, 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因为国家的产生绝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 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 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 就需要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 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 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又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 就是国家。”

二、政府自利性起源

卢梭曾论证了政府自利性即“政府人”的人性根源。他认为, “政府中的每个成员都首先是他自己, 然后才是行政官, 再然后才是公民, 而这种级差是与社会秩序所要求的级差直接相反的”。

“经济人”模型假定每一个活动于经济过程中的个人都以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为动机, 面临选择时每一个参与者都从自己的偏好出发, 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收益的机会和最有利于自己的活动方式。“政治人”与“经济人”一样也是利己和理性的, “个人的行为天生要使个人效用最大化, 一直受到他们遇到的抑制为止, 倘若真的要做分析, 起作用的具体论点必须放在效用机能上。个人必须像计算或期望那样, 追求他们自己利益, 即狭义的以纯财富状况衡量自己的利益”。家庭和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自利个人同样也是政治系统中的成员。“当个人由市场中买者或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员时, 他们的品行不会发生转化。”由此可见, 在“经济人假设”的视野里, 政府具有自身利益, 是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利性的主体。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 市场经济下私人选择活动中适用的理性原则, 也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的公共选择活动。即政府以及政府官员在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过程中同样反映出“经济人”理性特征。政府及其公务人员也具有自身的利益目标, 或者说政府自身利益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目标函数, 其中不但包括政府本身应当追求的公共利益, 也包括政府内部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 此外还有以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为代表的小集团利益等。

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的经济人假定作出了修正, 从人的行为动机的双重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对人的行为内涵作出了一些新的分析和假定。首先认为, 人的行为动机是双重的, 一方面追求财富最大化, 或者经济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而制度在塑造人们这种双重动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认为, 人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即人对自我利益的考虑和追求, 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 以便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的行为倾向。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指出, 人们有各种各样的需求, 从低级的物质需求 (生理、安全、社交等) 向高级的精神需求 (自我实现) 不断发展。政府工作人员是现实中具体而非观念中抽象的人。虽然物质利益并非人的唯一目标, 但不得不承认, 在现有文明条件下, 经济利益不可避免依然是个人效用函数最重要的变量。政府自利性通过政府官员维护、追求自身利益表现出来。换言之, 政府自利性的属性归根结底是人的利益要求和愿望。

三、政府的公共性和自利性之间的关系

政府的公共性是政府的本质属性, 政府公共性主要体现在维护社会正义、保护公共利益、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上。政府自利性是指政府在谋求公共利益之外, 追逐和获取自身利益的一种属性。政府自利性是社会利益分化、利益差别甚至利益冲突普遍存在的结果。在政府体系内, 政府的不同职能部门、不同的层级之间存在利益差别, 政府部门利用垄断资源获取利益、政府官僚为了自身利益而贪赃枉法都是政府自利性的具体体现。政府自利性通常通过政府及其官员争夺、追逐、维护自身利益而表现出来。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 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 在本质上都具有这种自利性。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 有助于更好地管理政府, 克服管理中存在的一些缺陷。

首先, 二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对立面表现在政府提供的公共资源在总量上是一定的, 政府人员追求个人或者部门的利益, 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公众利益, 减少公众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资源;统一性是指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性可以为政府自身建设提供技术设备等条件支持, 另一方面也为公共建设提供土地、资金支持, 政府自身建设得更好,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行政效率, 也有利于公共建设, 为公众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其次, 两者是一个事物的两个部分, 缺一不可。自利性是政府内在的属性。它好比树根, 只有吸收了更多的养分才能为树枝树干提供养分和生长动力。公共性正如树干树枝, 是外显的。树根、树干、树枝之间是一个整体, 同样自利性和公共性也是政府存在和发展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任何组织的存在和发展都有自我的考虑, 即自利性。比如, 在公务员管理制度中, 也提供很多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 目的是保障公务人员自身利益的合法性。只有使公务人员自身利益得到满足, 他们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发展做贡献。

第三, 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自利性推动公共性, 自利性是基本的属性, 公共性是政府的本质属性。

四、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自利性和公共性

自利性和公共性是伴随在政府管理活动中的, 是政府管理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如何恰当合理地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对政府在管理过程中达到“双赢”的目的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 要充分发挥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 划清职能范围和界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不仅普通社会成员是理性经济人, 政府官员以及政府自身同样也是理性经济人。他们也有自身的特殊利益追求。政府官员不仅是公共利益的代表, 同时也是小集团利益以及个人利益的代表。这种利益取向上的“三重代表”身份, 促使各级各类政府都会不同程度地追求自身利益。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配置资源有其固有的缺陷。市场无法解决公共产品的生产问题, 例如, 国民经济正常发展所必需的公共基础设施、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等一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投资项目, 靠市场机制是难以解决的。市场本身无力解决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和产业结构合理的问题;市场调节的分配功能在于促进提高效率, 但完全由市场自发地进行分配又会造成收入高低悬殊, 甚至出现两极分化。这些都需要通过政府的作用加以解决。

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必须解决以往存在的政府职能“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第一, 政府要弱化微观方面的管理职能, 进一步放权给市场, 积极提升市场的效率, 积极打造服务型政府。应在坚持市场化过程中完成政府职能转变, 提高执政效率。第二, 政府要强化规范市场秩序和市场监管, 规范中介组织的发展, 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 健全产品质量监管机制, 严厉打击制假贩假、商业欺诈等违法行为, 维护和健全市场秩序。第三, 政府要加大社会管理和服务, 例如, 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建立社保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等, 为市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第四, 政府提高宏观管理的效率, 必须减少行政层级, 精简办事机构, 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原则, 逐步解决层级过多、机构重叠和人浮于事等问题。

其次, 既要积极发挥正面影响的自利性的作用, 又要及时地规避负面影响的自利性。“自利性”是个中性词, 本身没有好坏之分, 区分自利性是好的一面还是坏的一面, 关键看其主要影响。负面的政府的自利性可能会导致不同地区或者同一地区上下级之间利益之争, 造成资源的浪费。在制定公共政策时缺乏公正透明性, 过度的人员增长会带来机构的膨胀和行政效率的低下, 过度看重部门利益甚至会造成部门或者集体的腐败现象。而正面影响的自利性会激发公务人员工作的动力和积极性, 从小的方面来说,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客观的自身所需, 是人生存发展的需要。公务员大都是社会的精英人才, 首先要保证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更好地促使他们为人民办实事, 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从大的方面来说, 只有保证各地区、各部门都能得到一定的好处, 使更多人享受经济改革发展带来的红利, 才能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 在政府工作管理过程中, 要把握和控制好一定的“度”, 更好地发挥自利性的积极影响, 规避负面影响的自利性。

第三, 运用法律制度保障两者之间的统一。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 说明我国法律体制机制在不断健全。用法律制度严惩滥用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行为, 合理规范政府自由裁量权,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完善法律监督机制。在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障前提下, 让两者保持合理、合法、公正的关系。有效的法律监督, 意味着科学合理地将政府的自利性置于公开、公正、公平和透明的监督制约机制之下, 从制度上约束自利性的膨胀和泛滥。只有同时做到激励兼容与监督有效, 才能处理好政府自利性和公共性之间的矛盾, 达到政府公共性和自利性两者之间的统一。

政府自利性 篇2

摘要：文章尝试用哲学的思维、价值互动的分析方法和企业成败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人们呈现一套破解企业领导者自利性价值逻辑、实现企业综合价值收益的思维与方法。借助成功的优秀企业领导人之“至善理性信仰”为榜样，引导更多的企业领导人回归“纯粹利他”的价值本位，为企业高效管理和健康持续的良性发展提供保障。

关键词：自利性价值逻辑；至善理性信仰；纯粹利他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领导者，领导者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对企业的整体运营及其未来的战略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伴随着企业的成长，企业领导者却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与挑战，身体和心理均亮起红灯。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87.4%的企业领导者陷入“前半生用健康换金钱，后半生用金钱换健康”的怪圈；工作和家庭失衡问题突出；员工对领导者的信任度和对企业的归属感不高，企业内部凝聚力不足；社会责任意识淡薄，企业形象饱受质疑等。管理研究者能否帮助领导者个人及其企业走出迷雾般的问题丛林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领导者自利性价值逻辑的现实之困

企业领导者是企业的灵魂，领导者诸多问题与苦恼的根源就在于其内在的价值系统出现了问题。如果一个人在长期多次博弈的现实情境中，基于自利的动机而忽视他者的利益，最终很难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客观结果。当不良结果出现之后，非但不进行自我反思，反而去做自我辩护，即在错误的价值目标与选择上越努力，越背离预期中的结果。本文从现实中较为典型的领导者类型入手，分析其背后自利性价值逻辑的问题所在。

1. 领导者自利性价值逻辑。

（1）唯利是图型领导者。“经济人”假设认为：“人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在自利动机的驱使下选择和行为的”。唯利是图型的领导者正是在“完全自利”的动机下，采用一切手段和方法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蔑视现实中的一切约束性的规则，他们心中只有一条核心的理念与方向——“一切向钱看”，挣到钱就是成功。因此，他们会算计一切人，因而也遭一切人算计，最终步入无人可信、无人可以长久合作、无人可以与之和谐共事的困境。

（2）唯我独尊型领导者。唯我独尊型的领导者自认为挟持着资本、经验、地位等种种优势，会产生出一种虚幻的、唯我独尊式的自我定位，惯于采用外部压控式的管理方式，极容易压抑部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切断了从众人那里激发和吸收能量的渠道与机会，而其自身时常处于被反抗或被孤立的状态，无法实现对企业的统整与领导的功能。

（3）互惠利他型领导者。互惠利他型的领导者在现实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一行为的本质在于帮助那些以后可以帮助自己的人，将“自身和他人利益兼顾起来，放置在一个共同体范围之内”。他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价值驱力下，以利他的表象来掩盖利己的动机，期待日后能够从他人那里获得更多的价值回报，利他只是作为其实现利己目的的手段。

（4）朴素善良型领导者。在现实中还有一种类型的领导者，他们基于做人基本的良知和道德底线，追求“小富即安”的生活，他们自身缺少更高的价值引领和强烈的使命感，故而缺乏把企业打造成“为他人、为社会、为国家”的生命魄力，更无法领导众人走向人生的高地。笔者将其概括为朴素善良型的领导者。

通过归纳对比，各类型的企业领导者看似各不相同，但其背后运行的价值程序却颇为相似，如表1所示。

2. 自利性价值逻辑的共性。从价值方向而言，自利性的领导者以“利己”为价值方向，产生一切“为己”的价值动机。从行动而言，他们在“为己”的动机驱动下，采取一切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动方法，或把他人视为个人目的实现手段，或以利他的方式掩盖自利的目的。从结果而言，自利的行为最终无法掩盖其“为己”的动机，最终步入无人与之合作甚至根本不愿意与之合作的窘境，形成价值选择“利己”、价值结果“伤己”的现实后果。

从对结果认知角度而言，领导者并未见果溯因，反而把责任归咎于员工、合作者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上，进行自我辩护，进一步在个人主观意志和实际行动中强化辩护的逻辑与思维模式，只会促发新一轮错误的产生。

企业领导者自利性的价值逻辑从根本上违背了企业内外不同价值主体的有机互动规律，割裂了人的主观与客观规律、人的二重性和企业二重性的内在统一关系，是其制造价值悖论的成因所在。

3. 自利性价值逻辑的入困之因。

（1）人的主观与客观规律相分离。人的主观之外存在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与客观的无限性相比，人的主观是极其有限的。

现实中的企业领导者常常凭借自身的知识、经验、权力、地位、资本以及取得的一些成绩，产生一种自以为是的自我优越感，进而形成“以个人意志为中心”的主观认知，就会把自己的主观认识当作客观真理，违背客观规律行事，必然将受到规律的惩罚，使企业经营不断涌现新问题。

（2）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相分离。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内在统一体。人无法脱离所处的环境和群体而独立存在，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协作获取满足自己生存与发展所需的资源与条件。

当领导者仅把员工看做是供自己任意支配、命令的工具，把合作者看做是要跟自己抢夺一杯羹的利益争夺者，把企业当做为自己敛财的手段，也就切断了从他人那里吸收能量的通路与机会，无法与他人建立健康、良性的互动关系，更难以从相互的互动协作中获得满足自身发展的资源与条件等。当领导者无法看清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内在联动性、产品品质与个人人品的内在关联性，这样的领导者及其所领导的企业就难以赢得员工的信任、合作者的信赖、竞争者的尊重，更难以赢得顾客的美誉。

（3）企业的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相分离。企业发展离不开社会资源、自然资源等方面的支持，离开了外部支持，企业也将失去持续发展的可能，企业兼具经济与社会的双重属性。

被自利性的价值逻辑所驱使的领导者，把企业单纯地设定为一个纯粹的经济组织，为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不顾企业的社会责任。现实中对资源的疯狂开采、对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对食品安全的置若罔闻等企业道德恶性事件，都与之相关。诸多现实表明，企业非健康的成长模式将彻底颠覆企业的社会公众形象，断送自身的前途，成为自我毁灭的最终祸首。

二、 领导者自利性价值逻辑的破解

1. 破解的前提。

（1）对人的主观与客观关系的再认识。中国传统道家智慧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称之为“道”。《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指出了道是万物之母，天地万物皆由道而生。

人类作为道的一部分，人类主观的唯一出路就是回归到缔造万物的核心规律——道——中去。领导者只有“从以自己的主观意志和有限的知识经验为出发点的思维方式，转化成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客观规律为本，从‘权力支配一切的虚幻中解脱出来”，尊重自然规律、尊重企业的成长规律、尊重人心的规律、人类发展的科学规律，不让自己的主观意志凌驾于客观规律之上，这正是破解自利性价值逻辑的第一认知前提。

（2）对人的二重性的反思。人作为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无法脱离所处的环境和群体而独立存在。人们结成社会、集体、企业、家庭等，建立各种连接与关系，从而在社会生活与分工协作中获取满足自身需求的资源，实现自我的价值。

对于引领企业的领导者来说，只有认清自身与他人之间不可分割的连接关系，方能协调好多方主体之间的有机互动关系，建立稳固的信任机制，这是破解自利性价值逻辑的第二认知前提。

（3）对企业二重性的反思。企业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不单纯是一个经济组织，更重要的是通过其经济行为承担

起社会角色的责任。现实中企业对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视与投入，正是对企业社会属性的回归。企业最终会因其良好的社会形象为自身的发展赢得更多的合作机会和发展空间，以社会性带动经济性。企业对社会属性的回归，是破解自利性价值逻辑的第三认知前提。

2. 走出自利性价值逻辑的信仰选择。

（1）至善的价值方向。《道德经》中“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以“水”喻“道”，赋予客观规律一种人文精神，即“至善”。人类作为道之子，内在就具有至善的因子。

儒家传统也将道德的终极目标导向“至善”。亚圣孟子有言：“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心具善，正如水向下奔流，天然具有“善”的属性。

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目的是多种多样的，而其中有一些我们是为了其他目的而选择的，例如钱财、长笛，总而言之是工具，那么显然，并非所有目的都是最后的目的。只有最高的善才是某种最后的东西”。

至善在中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上，一直都是做人的最高道德追求，也是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更是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方向。至善的价值方向为领导者行为“应当如何”提供了选择的依据。

（2）纯粹利他的价值行动。每个人都具有追求至善这一终极价值方向、“成圣成贤”的内在驱动力，这就决定了至善方向指引下的行为是超越个体利益与计算模式的纯粹利他。纯粹利他者在对他人做出不指望任何回报的转移支付，或者是财物的无偿转移，或者是时间或劳务的单向付出时，其目的是增进他人的福利水平，并且不求得任何形式回报，不管是货币的，还是非货币的（如交口称赞、登报致谢），也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这正是至善牵引下利他行为的真正内涵。

至善方向下的纯粹利他行为主体，在其行动的初始阶段可能会遭到他人的质疑。当他们面临外部的负向反馈时，会将其作为反思自身问题、提高自己的修正契机，做自我的内部归因，以积极的态度应对挑战，从而将负面反馈转化为正向提升，实现正面的成长收益；当面对正向反馈时，会将其作为鼓励和鞭策自己的优化契机，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学习、自我突破、自我精进、持续地增进价值，从而让与之接触的直接利益相关者、间接利益相关者以及陌生人等都感受到其动机和行为的一致性、可靠性和稳定性。

（3）综合价值收益的良性互动。当企业的领导者在方向、行动和结果认知的一系列环节中，都在践行着自身至善的使命，并且通过纯粹利他行为地持续叠加，不断验证其至善利他的纯粹性，则会不断增进合作双方乃至多方主体之间的信任粘性，赢得个人信誉、企业声誉和消费者口碑，从而降低相互间的沟通成本、心智成本、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提高效率，增加企业的凝聚力、影响力和竞争力。领导者的个人声誉和企业声誉还会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不断地向外传递，在潜在客户群体中间产生涟漪效应，获得潜在的合作机会，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多元可能，从而实现企业经济性与社会性、个人物质回报与幸福成长等多维价值收益。

综合上述，以至善理性信仰所驱动的价值程序，可以帮助领导者提升心智水平，降低内耗，提高行动效率，实现经济收益与精神收益、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有形收益和无形收益、企业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的良性互动。综合价值收益的客观结果又会反过来强化领导者的至善信仰。具备至善理性信仰的领导者亦即信仰型的领导者。

三、 信仰型领导者的现实启示

在历史和现实中已经存在一批信仰型的领导者，在用他们至善的理念、利他的行动和一系列令人信服的结果，向世人展示着信仰的魅力。

民国时期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先生，创办了近代中国最大的一家私营航运企业——民生轮船公司。民生公司在其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公司目的，并成为公司用人育人、开发产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真正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卢先生曾说，“民生公司最后的意义决不是帮助本身，而是帮助社会”。他本人把经营企业作为践行自身价值使命、承担社会责任的平台，实现“为他人、为社会、为国家”贡献自身价值的至善理念。

一代商业楷模李嘉诚先生的故事，处处体现着其至善利他的的价值追求和行动准则。他用事业为社会创造价值，并将“为无助的人寻求及建立较好的生活”作为自己终生不渝的职志。在生意场上，当别人都想为自己挣十分利益的时候，他坚决只拿六分，其余都让给别人。面对同行企业原料短缺、无法维系生产的危急关头，他宁愿自己吃亏，以低于原价的价格将自己的库存分享给同行企业，帮其度过难关。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助人之后，他也并不以恩人的姿态自居。可以说，他已经借经营企业这一实践活动，将至善利他的信仰追求深植于内心，成为其人生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前不久组织千人赴法旅行并赢得媒体交口赞誉的天狮集团，其创始人李金元先生用了20年时间打造了一艘保健品直销企业的航空母舰，践行着“健康人类、服务社会、发展实业、报效国家”的信仰使命。企业通过开发科技含量很高的保健品，让人们远离疾病；通过直销模式为怀抱梦想却苦无出路的人们，送去一份自力更生的事业；通过创办国际性综合大学，让更多的贫困学子有书可读。他曾经说，“企业小的时候，是我的；企业大的时候，就是国家的”。当一个领导者把为增进他人的、社会的、国家的乃至于全天下的利益作为自我奋斗的价值方向和终极意义之时，他自身就是一位至善信仰的践行者，他经营的企业就成为传播至善信仰、传播大爱文化的价值符号。

信仰型的领导者在用自己的人生和事业实证了一条信仰之路的真实性、可行性和价值性，为现实中的领导者们提供了一条至善的通途。笔者此处只是挂一漏万。

企业的盛衰在于领导者的境界高低，境界高低取决于领导者在信什么、在仰什么。信仰是领导者的终极价值和生命意义所在。打开信仰之门，践行信仰之路，是领导者作为企业舵手的职责所在，更是企业领导者自立于天地之间，为社会、国家和民族贡献力量与价值，实现一个大写的人字的神圣使命与永恒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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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企业家的道德信仰对企业综合价值收益影响的实证研究”（项目号：71472093）。

作者简介：齐善鸿（1963-），男，汉族，河北省沧州市人，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商学院企业文化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国学与管理哲学、企业文化与信仰型企业、旅游管理；李宽（1987-），女，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人，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学与管理哲学、企业文化与信仰型企业、旅游管理；刘海玲（1979-），女，汉族，山东省青州市人，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旅游管理、旅游供应链。

政府自利性 篇3

在一个比较完善的公共政策制度过程中,制度中明确规定了国家公务人员的行为、责任和权力,并对违反法规行为制定了相应的惩戒办法,从而为政府行为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手段和依据。主要表现在 :

1.1 权力过度集中

在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公共政策的制定是由少数精英的所谓专家和顾问等组成,他们的思想和价值观等对政策有一定的影响,他们只是广大民众中占比重很小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尽可能的选择制定那些有利于政府自身利益实现的政策,包括权限、人员配备和机构设置等。在这种情况下,就避免不了某些政策是为了满足个别决策者的个人偏好而制定的,这样就造成了实现公共政策效益的偏差。

1.2 没有明确政策责任

在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凭借的是国家公共的权力,动用的是国家公共的资源,但是由于实现公共政策过程中没有明确公务人员的责任,当政策过程中出现问题时,具体责任很难追究到个人,最后大家共同承担责任或者没有处理结果而不了了之。这样的公共政策行为助长了政府公务人员滥用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的行为,也助长了政府自利性行为的实现。

2 缺乏利益激励机制和社会监督是政府自利性行为实现的直接原因

在传统的思想观念中,政府公务人员都是公仆,他们服务于人民和社会,除了所谓他们正常的工资没有任何其他的利益可言,我们只注重他们的奉献精神,却忽略了公务人员的个人问题,没有建立理性、合理的利益激励机制,他们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实现自身的利益,只能通过非法的手段来实现自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各方面利益的诱惑,公务人员就利用在政府工作本身的优势和工作的职务便利,有时会占用公共资源,有时也会滥用公共权力,想尽办法获得非法的经济收入,以达到自身利益的实现。在政策的过程中,国家也有针对一些政府部门出现的自利性行为采取了一系列的整顿措施,绝大部分是通过整顿的方式进行的,最后都不了了之了。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处罚力度小,没有对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造成一定的影响,或者真正给予一定的处罚,有些整治措施根本没有达到预期的政治效果,也没有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说到底,还是没有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激励和整顿体例。另外,社会监督不够,当政策出现时,或者在执行政策时,广大人民群众还是缺少社会监督意识,老百姓也不知道监督的途径、作用等,致使政府自利性行为的无度扩张行为一直存在并愈演愈烈,给社会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3 克服政府自利性行为的有效途径

3.1 完善公共政策的制度建设

要想使公共政策过程真正的发挥作用,那么就要使政府做到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程序合法化,政策程序的合法化是指公共政策的所有备选方案必须要得到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和权威人士的认同和批准。简而言之,就是使公共政策的方案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可和接受并愿意遵从,这样的公共政策才是合法的和被列入法律的,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能做到服从和认可。政策程序合法化是非常重要的立法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只有经立法机关批准了是合法化的公共政策,才会被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这样的公共政策也才能在社会上得以顺利实行。要想实现公共政策制定程序的合法化,不仅要对公共政策的整个过程步骤进行正规的合理的规定,还要对整个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每个步骤和环节做出具体的规定,按照规定,制定每个阶段的内容,然后由专家和专业权威人士对公共政策进行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应根据多方面的因素,以防这个过程受到某些人的意志和观念的影响,从而建立起一套科学有效的、合法合理的、具有正义感的公共政策。

3.2 完善建立相对合理的政府自身利益的结构机制

在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下,任何一个集体组织或者个人要想保障自身的最起码的生存和自身的发展,都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和基本条件,也是他们存在的最基本的自身利益需求,作为政府公务人员,他们也是社会生存大集体中的一员,他们也是需要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条件的,他们也有为自己诉求自身利益的权利和义务。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建设,他们就会动用手中的方便条件和权利,为实现自身利益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国家利益,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的发展。那么,合理满足政府公务人员自身利益包括精神和物质激励,不仅要提高公务人员的工资水平和住房、医疗、退休和养老等问题,目的是解决公务人员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安心的好好工作,建立良好的社会利益机制。

3.3 加强社会监督,实行政务公开,增加公共政策实施过程的时效性

随着现代化社会政治经济的进步和快速发展,人民群众获得信息的途径也比较广泛,对社会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和现象也都想通过一定的途径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也想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来,同时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等具有一定的监督作用。首先,要从法律上规定制度的合法化,使人民群众在行使自己权利时有法可依,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要想此过程顺利得以实现,应该保证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正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讲的,人在社会上最基本的就是生存需求,只有不为生存而担忧时,才会关心社会的发展,才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其次,要用法律保障人民群众监督的合法性,使人民群众在实现对公共政策进行监督的过程中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真正实现公共政策的价值和目标。实行政务公开工作也是顺利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必要措施,应该使政府公务人员在行使权力时是透明和公开的,在透明的工作环境下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使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摘要：在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自身利益的实现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或多或少会存在内在的一致性,政府自利性行为的实现是在公共利益实现为前提的,合理范围内的政府自利性对公共利益的实现是有益的,同时也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寻求政府自利性行为的同时是以侵害或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的,则该行为必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必然会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通过分析政府自利性行为存在的原因,从完善公共政策的制度建设、建立相对合理的政府自身利益的结构机制和加强社会监督等方面提出了如何克服政府自利性行为。

道德行为的利他性与自利性 篇4

一、利他性与自利性的历史概述

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利他性)是“君子”崇高的道德向往,而对于自利性的定义则是模糊的、矛盾的。东汉时期经学家、训诂学家刘熙对“德”的解释是:“德者,得也。”许慎《说文解字》对此做进一步阐述:“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即“以善德施与他人,使众人各得其益;以善念存诸心中,使身心互得其益”。(引自胡守棻《德育原理》)在这里可以看出,利他是道德行为的主要追求,自利则是其“副产品”,而且自利更多地强调心理愉悦和精神层面上的快乐,即“道德并非是一种需要人们竭力维护其吸引力的意识形态,而是人类的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必然需求,道德具有生物学的根源,是人们获得快乐与幸福的重要源泉”。(引自甘绍平《伦理智慧》)这种观念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也有所体现。孔子有“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论述,但孔子本人并不排斥伴随道德行为而产生并获得的利益。《吕氏春秋·察微》中有这样一个典故。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

孔子更多地是把获得利益(自利)当作道德推行的手段,而非道德目的。在古代先哲的头脑中有这样的平衡观念:个体的道德行为使人在精神方面获益的同时,必然要在某些方面给人带来“痛苦”和“损失”,就像药一样,往往越苦就越能产生良好的效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这种观念的典型写照。总之,我国传统的道德标准通常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使道德行为的利他性和自利性处于二元对立的地位,“重义轻利”(重他利轻自利)逐渐成为传统道德思想的主流。

西方人受康德哲学的影响,也有类似的观点:习惯将自利看成是道德行为的非理性动机,道德则是对自利行为的理性限制,出于自利动机的行为不可能有正面的道德性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为德育的难题之一,利他与自利的关系是古今中外哲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尽管各种观点都能引经据典、自成体系或者在某一特定历史条件下被社会广泛接受,但是随着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无论是单纯的利他还是单纯的自利都不可能成为永恒的道德标准。事实上,利他与自利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它们既相互对立又完美统一,利他性与自利性的统一才是道德行为的真正含义。

二、利他性与自利性的现实判断

道德的发展既有时代应变性,又有历史传承性;既有客观决定性,又有相对独立性,因而特定历史时期的道德冲突总是十分激烈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公众主体意识日趋觉醒,全面否定自利的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那些无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认识水平、道德境界差异的理论,变得可敬不可学、可望不可及,已经“说不通”,当然更行不通。牺牲一方利益保全另一方利益的做法,难以作为普遍的规则被人们认同和接纳。邓小平同志说过:“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个体道德行为的实施如果不是出自内心的需要,个体对道德目标的追求就会失去动力,而且无论以往道德规范的约束力有无变化,其道德吸引力也将逐渐减弱。下面试举一例。

拾金不昧者是否可以获得一定的报酬,近年来人们对此争论不休。我国《物权法(草案)》历经3年的讨论,最终于2007年3月16日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正式通过。《物权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有关部门支付遗失物的保管费等必要费用;权利人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承诺履行义务。笔者认为,美德与法制并不对立,“拾金不昧”理应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被赋予新的意义;理性对待“拾金不昧的法制化”不仅不是对传统道德的背叛,而且可以推动道德的发展。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属于不当;不计报酬、无私奉献,属于应当;拾金不昧、按劳取酬,属于正当。这是对道德行为之利他性和自利性的当代诠释。要想使道德行为普遍化,就应当承认合理的自利动机的正当性,立足正当,提倡应当,反对不当,从而使道德行为的实施成为一件愉快的事情,使人们通过自利而拥有一种稳定的道德动机。很多国家的法律都有类似的规定,如日本法律明确规定,接受物品返还的人,应给予拾得者不少于物品价格5%的酬金;德国《民法典》规定,在遗失物价格不低于100马克时,拾得者有权获得报酬。

可以说,利他与自利是生活逻辑和德育规律合理性的双重体现,真正的道德行为意味着利他性与自利性的和谐统一。

三、利他性与自利性的分析思考

第一,利他和自利作为道德行为的动机,其中一方应在结果中体现另一方。人的思想是两种理性的统一:既注重道德观念的合理性,也不排斥道德行为的功利目的。一般来说,个体进行道德判断的参照标准有两个:一是当前通行的社会道德标准,二是通过道德行为后续价值体现的个体道德标准。个体在进行合理判断时必然要考虑所有的事实和利害关系,从对个体相对公正和有利的角度去进行评价。当前社会中直接或间接的、有形或无形的评价,必然引起个体道德选择中的困惑和心态的失衡,因而个体在获得道德行为决定权的时候,更多地遵循自己内在的道德标准。自利其实是人们尊重自己内在需要和道德标准的体现,人们可以从道德行为的回报中,审视自身价值,衡量社会对个体劳动成果的认同值。如果仅凭个体的人格素质和道德修养去实施道德行为,那么在损害个体利益的同时,也将削弱社会道德体系的权威性。可以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道德行为的利他性和自利性的现实体现。

第二,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道德冲突期,迫切需要强有力的道德引导。从道德生成与发展的规律看,社会道德取决于历史选择、公众选择。道德的生成与发展,从根本上说是由不断夯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不断提高的物质发展水平推动的,同时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而不断成熟。这就是历史选择。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人们从维护自身利益、推动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必然对原有的和新生的道德理念进行审视,在实践中做出公众选择。从总体上看,历史选择与公众选择是同步进行的,有时也会发生暂时性的错位,在某个阶段公众选择可能出现偏差,但最后都会被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调整。从公众选择的角度看,道德行为必然蕴含着利他性与自利性的统一。为此,应建立和完善整体性的社会道德保障机制,使自利的合理性在这种机制中得以体现,进而使个体面临的道德悖论得以化解、自身利益得到保障。只有这样,道德规范才能“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荀况语)。如果没有机制的保障,社会行为就会变成个体行为:或仅凭“举头三尺有神明”这种朴素的道德动机来压抑自己正当的利益要求,使道德成为外在的强制力量;或大多数人不愿承受道德上的自我牺牲,又找不到可以遵循的恰当的行为模式,从而使个体的道德行为无法转化为普遍的社会行为。可以说,良好的道德价值秩序、理性的道德运作机制,在融合道德行为的利他性与自利性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第三,转型时期的德育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引导,否则,高尚品德的核心性将让位于物质利益的重要性,道德信念的神圣性将让位于利益追求的现实性,这会造成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社会道德的滑坡和理想信念的迷失。因此,我们在尊重和维护个体切身利益的前提下,应把德育的切入点放在塑造人的价值理性上。同时,必须坚持道义价值与功利价值的统一:既讲精神追求,又讲功利实惠;既讲人格完善,又讲世俗感受;既强调道德人格的升华,又肯定道德行为中自利目的的正当性,做到德行兼重、义利兼容。

政府自利性 篇5

(一) 政府自利性及其表现

从政府的起源来看, 阶级性 (政治性) 是政府的本质属性。但从政府产生之日起, 社会性 (公利性) ) 就构成政府必不可少的属性之一, 政府是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 它体现了公利性这一现代民主政府的本质属性。它要求政府以寻求社会公正、促进经济发展、保障民主和个人自由、实现社会公共福利最大化和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然而, 在现实社会里, 政府不仅仅单纯地追求公共利益, 它还有自身的利益追求, 在一些情况下, 政府甚至把自身利益放在公共利益之上。所谓政府的自利性是指政府从服务于公共福利的目标或者是从扩大自身 (包括政府中的个体) 利益的目的出发, 对财富、权力和机会等利益追求的属性。

政府的自利性表现在两个层面:政府官员的自利性;政府组织的自利性。政府公职人员是公共权力实际拥有者和实施者, 作为公职人员应该坚持公共利益最大化。但在现实生活中, 作为社会生活的人, 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自己的利益需求。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 而且为享受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当两者角色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们就有可能用公权谋私利, 腐败问题由此产生。政府组织同样拥有自身的特殊利益, 它在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时, 具有强制性和执行性。政府组织以国家权力的强制力作为后盾, 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等, 因而具有用权上的方便性和既得的特殊待遇, 如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 社会产品的垄断经营等。

(二) 政府自利性的特征

第一, 政府自利性具有双面效应。对政府的自利性不能一概否定, 可以将其分为合理的自利性和不合理的自利性。政府合理的自利性是指政府在追求公共利益的过程中对社会资源的必要占有和有效使用。“它表现为政府为保证自身运作所要的成本, 包括行政经费、执行公务所需的物资和职权、行政人员的薪酬福利等”。不合理的政府自利性是指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以或不以公共利益的名义, 以追求自身利益为目的, 实现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和使用。“负面影响”表现在“机构扩张、利益独立、行为示范”等方面, 主要表现有:寻求地方、部门、行业的权力扩张和机构膨胀;通过行政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来设租和寻租, 从社会中吸取资源。

第二, 政府自利性具有从属性。我们应将其视为与政府的阶级性、社会性并存的一般属性。但是这种并存并不意味着它与政府的其他两个属性居于同等的地位。政府的阶级性总居于内在核心地位, 社会性属于政府属性外在的主要表现, 自利性通常处于隐蔽状态, 居于从属地位。也就是说, 政府的自利性与其阶级性和社会性是存在一定矛盾的。但是, 它与政府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并不总是具有绝对的对抗关系, 三者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可以协调一致, 甚至政府的自利性有时可以为实现政府的阶级性目标和社会性目标提供内在的激励动力。国家可以创建一系列有效的制度约束, 使政府的自利性服务于政府的阶级性和社会性需求, 让其在实现阶级性与社会性的条件下给予政府及其官僚以合理性的利益满足, 从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第三, 政府的自利性具有扩张性。政府的自利虽然是从属性的, 应受到合理的控制, “而由于自主性的逻辑, 各级权力的行使者又常常产生扩大权力的本能冲动, 这就使行政权力具有一种无限延伸的能力。”政府是拥有行政权力的组织, 一旦权力失去了制衡, 权力就会走向正确行使的反面。由于权力的制衡是一个复杂的体系, 一旦制约行政权力的体制不健全或是体制中有一点点缺陷, 都可能使行政权力失去制约, 此时, 政府的自利就具有了膨胀的实现条件。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 政府转变职能与机构改革未有本质性的突破, 政府自利的扩张存在着相当大的空间, 加上政府的活动具有不以直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性。

二、政府在土地征用中的角色定位

政府角色是指政府在管理社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发挥的职能。当政府行为不合乎其应有的功能时, 就会发生政府角色的缺位、错位和越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始终承担着至关重要的社会公共职能, 就算在较为自由的市场经济下, 社会也不是完全听任市场自发作用的, 政府的公共职能与其互为补充的。当市场反应失灵或者有较大缺陷时, 政府会作出积极的干预, 作为对市场的外部性、盲目性、自发性进行纠正和补充的最主要的手段。通过这种政府干预可以维护公平竞争和交易, 优化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 保护生态环境, 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和治安秩序, 促进经济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协调健康发展, 这就是政府的角色定位。

政府在土地征用中的角色定位及利益关系处置直接影响到政府行为合法性问题以及土地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作者认为政府在土地征用过程中主要扮演三种角色。一是政府作为土地征用的决策者的角色, 主要是宏观调控, 制定政策, 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完善政府土地宏观调控机制, 履行好政府在征地过程中的决策者角色和职能, 是实现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 保护土地资源合理开发的基本要求。二是政府作为土地征用的执行者的角色, 主要是确定政府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在执行土地征用的过程中, 政府必须明确自身作为执行者的角色, 充分尊重农民市场主体的地位, 确保其合法利益。三是政府作为土地征用的监督者的角色, 主要是监督土地资源利用的合理性、有效性以及利益关系配置的公平性, 这是政府在土地征用过程最为关键和最需要强化的角色。政府在土地征用中的这三种政府角色定位不仅是由政府的法律地位所决定, 同时也是由农村土地所有者的实际虚位所决定的。

三、湘乡市土地征用中政府自利性行为分析

(一) 湘乡市概况

湘乡隶属于湖南湘潭市。位于湖南省中部偏东, 涟水中游。湘乡市地处东经111°59′4″至112°38′55″, 北纬27°29′2″至28°30′45″, 东临韶山市和湘潭县, 南接双峰县, 西接娄底、涟源市, 北靠宁乡县。全市土地面积2003.64平方公里, 总人口数为88.95万, 辖4个街道办事处、13个镇、5个乡。截至2009年初, 湘乡市城区建成区面积约15平方公里, 市区人口为14.5万, 国民生产总值120.08亿元。近年来在湘乡市工业园和东山新区的开发建设的带动下, 城市空间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同时, 湘乡市城区扩张呈现加速态势, 由此城郊土地征用引起的相关问题日益严重。

(二) 湘乡市土地价格构成分析

土地价格根据其内涵的不同有各种分类, 本文所讲的土地价格是指与土地征用相关的价格, 即土地征补费用和土地市场价格 (这里用代表土地出让价格平均水平的城市基准地价表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由于基准地价成果资料的保密要求, 下列所有数据已做技术处理, 但不会扭曲本文的分析结果。

1、城郊土地价格现状

根据《2008年湘乡市城区基准地价成果》, 湘乡市基准地价如表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 各类用地的五级地均分布在城市边缘地带, 因此湘乡市各类用地城市边缘区土地价格相应的五级地基准地价, 分别为272元/M2、211元/M2和182元/M2。

依据湘乡市城区基准地价成果, 2007年湘乡市土地开发成本, “三通一平”为70元/M2, “五通一平”费用95元/M2。

2、城郊土地征用相关费用现状

根据〈湘潭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湘潭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 (谭政发[2005]27号) , 湘乡市目前土地征不各项费用, 如表2所示。

按照相关法规, 征地过程中的其他税费按照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青苗补偿费总和的10%计算。

土地征用成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其他税费

利用上述公式, 计算得土地征用成本价格, 稻田 (一级) :59.4元/M2, 稻田 (二级) :52.8元/M2, 取中值56.1元/M2。

3、城郊土地征用价格结构分析

以上分析为基础, 湘乡市土地价格组成及其对比分析情况, 如表3所示。

我们知道, 土地补偿费发放对象是村集体, 安置补助费发放对象是农民, 青苗补偿费发放对象是青苗所有者 (通常是农民) , 土地开发费发放对象是土地开发公司, 价格差异属政府获取 (或者支付) 。

下面我们按照土地收益的归属对土地征用价格结构进行分析。以商业用地为例, 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

(三) 湘乡市政府自利性行为分析

图3表明, 湘乡市政府在商业用地出让中的经济利益分别为120.9元/M2、59.9元/M2和55.9元/M2, 其中, 在商业用地出让中政府获取的利益占地价总额的44.4%, 而农民仅仅获得地价总额14.1%。上述分析以湘乡市为例, 从经济的角度, 对该市城郊土地出让价格构成进行分析, 计算政府在征用至出让整个过程之中所获取的收益。结果表明, 政府是土地出让中的“最大赢家”。

四、结束语

湘乡市是长株潭城市群的二级城市, 是我国中部地区一座具有代表性的中小型城市。因此, 该市在土地征用中的政府自利性行为可以较好地反应我国土地管理工作的现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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