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除失败

根除失败（通用5篇）

根除失败 篇1

幽门螺杆菌 (Helico bacter pylori, H.Pylori) 自1982年Warren和Marshall首次分离出以来, 目前普遍认为幽门螺杆菌是包括B型 (胃窦) 胃炎、消化性溃疡、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 (MALT) , 有着病因上的联系, 与胃部肿瘤的关系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幽门螺杆与亚硝酸盐一样, 明确为胃肿瘤的危险因素之一[1]。而根除幽门螺杆菌能使胃黏膜炎症反应减轻, 减弱攻击因子对胃黏膜损害, 促进消化性溃疡愈合, 且愈合后不易复发, 减轻病人痛苦, 节省医疗支出。因去除致癌因子, 也有助于预防胃癌的发生[2]。

1 治疗失败原因

1.1 幽门螺杆菌的特性

粘附素是H.P粘附定居的物质基础。研究表明, 粘附素是Hp重要毒力因子之一, 可与胃黏膜上皮上的特异受体结合, 不易被胃蠕动排泄食物时及药物清除[3]。

1.2 幽门螺杆菌的耐药性

患者感染的幽门螺杆菌菌株对所用的抗生素 (甲硝唑, 克拉霉素、阿莫西林) 耐药是造成治疗不成功的首要因素。经常使用同样的抗生素, 幽门螺杆菌与其它细菌一样也会变异, 产生耐药菌株, 抗生素不起作用, 根除率降低;因为幽门螺杆菌对甲硝唑, 克拉霉素、阿莫西林耐药, 治疗失败。有条件的地区应经常检测本地区幽门螺杆菌的耐药性情况, 合理, 规范用药, 一次彻底根除幽门螺杆菌。在世界范围内幽门螺杆菌对甲硝唑的耐药率已呈较普遍趋势, 平均已达到30%～40% (20%～85%) 左右[4]。幽门螺杆菌对克拉霉素耐药性也正呈上升趋势, 克拉霉素原发耐药国外报道为5%～40%不等[5], 目前已有逐步上升之势;由于幽门螺杆菌对克拉霉素更敏感, 在三联或四联的联合疗法中起主要作用, 故克拉霉素杀灭幽门螺杆菌所取得效果比甲硝唑大, 如在质子泵抑制剂、克拉霉素、阿莫西林三联疗法方案中, 对克拉霉素敏感的幽门螺杆菌根除率可达70%～85%, 而甲硝唑的幽门螺杆菌根除率仅为25%～50%[6]。近年来, 幽门螺杆菌对阿莫西林、四环素、呋喃唑酮的原发耐药也有部分报道, 但总的耐药性仍是低的。

1.3 患者用药的自觉性

患者对幽门螺杆菌认识不够, 根除治疗药物的不良反应可能会患者不能坚持规律全程服药, 是治疗失败原因之一。

1.4 幽门螺杆菌菌株

幽门螺杆菌菌株的纤维血凝素 (NLBH) , 即Hp粘附素 (HpaA) , 其分子量为20kDa。成熟的HpaA蛋白有几个亲水区域, 主要是18～36氨基酸残基、120～130氨基酸残基和羧基端的159～174氨基酸残基, 粘附素的受体对胃上皮细胞的强有力的粘附作用是幽门螺杆菌的粘附素与胃上皮细胞上受体相结合, 不易清除。幽门螺杆菌cagA阳性菌株易被根除。消化性溃疡患者的幽门螺杆菌的根除率稍高于功能性消化不良, 治疗缓解率, 症状改善程度亦高于功能性消化不良。

2 治疗失败后的对策

2.1

首先必须跟病人沟通好, 让患者充分认识到H.P的危害同时告知患者根除幽门螺杆菌治疗按疗程用药的重要性, 以获得患者的配合。避免一线治疗失败。

2.2 要调整剂量和 (或) 疗程

目前临床和实验室研究表明幽门螺杆菌对克拉霉素、甲硝唑仍敏感, 该方案仍可重复应用, 但要调整剂量和 (或) 疗程。如原方案中的克拉霉素剂量可增加到500 mg, 每日2次, 疗程延长到10～14天。

2.3 改变原治方案方案, 避免再次应用耐药抗生素

鉴于幽门螺杆菌对克拉霉素耐药的分子机制已经阐明, 临床上可直接利用胃黏膜活检标本检测幽门螺杆菌对克拉霉素的耐药性。幽门螺杆菌对甲硝唑的耐药率高达70%以上, 如原方案中包含甲硝唑, 应避免再次应用, 可替换成呋喃唑酮。因为目前很少有幽门螺杆菌对呋喃唑酮耐药的报道。如必须使用甲硝唑, 建议采用含铋剂同非质子泵抑制剂的四联联合方案。因为幽门螺杆菌不容易对铋剂产生耐药性, 含铋剂的三联四联方案可在一定程度上可克服幽门螺杆菌的原发耐药和避免继发耐药。

2.4 应用四联疗法

质子泵抑制剂加上经典的以铋剂为基础的根除幽门螺杆菌三联方案 (铋剂、四环素、甲硝唑) 组成的四联7天疗法可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幽门螺杆菌对甲硝唑的原发耐药, 不含克拉霉素, 疗效高而稳定, 2000年欧洲Maastricht Ⅱ共识推荐其为补救治疗的主要方案。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会2003年安徽桐城会议提出的共识意见用呋喃唑酮替代甲硝唑可望取得更好的根除疗效。我国学者证实呋喃唑酮抗幽门螺杆菌作用较强, 而很少有幽门螺杆菌菌株对呋喃唑酮耐药, 是代替甲硝唑是一种理想的根除方案。四环素的不良反应较多, 患者的依从性差, 用阿莫西林替代四环素后, 根除疗效更高, 经这方案补救治疗后可获得80%以上的幽门螺杆菌根除率。

2.5 使用治疗幽门螺杆菌的中药或临床不经常使用的抗生素

如麦滋林, 三, 四代头孢菌素, 喹诺酮类药, 尤其是对一线治疗失败者, 左旋氧氟沙星, 利福平, 头孢克肟分散片, 头孢地尼可替换阿莫西林, 克拉霉素、甲硝唑, 提高对幽门螺杆菌的根除率。

参考文献

[1]Jankowski J.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and gastric cancer[J].BMJ, 1991, 302:1534.

[2]Dixon MF.Pathophysiology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J].Scand J Gastroentero Suppl, 1994, 201:7-10.

[3]Hamajima N, Goto Y, Nishio K, et al.Helicobacter pylori eradica-tion as a preventive tool against gastric cancer[J].Asian Pac JCancer Prev, 2004, 5:246-252.

[4]范学工, 夏华向.幽门螺杆菌感染--基础与临床[M].第1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7-37.

[5]胡品津, 李瑜元, 陈湖, 等.克拉霉素、甲硝唑和兰索拉唑联合治疗幽门杆菌感染的临床疗效观察[J].中华消化杂志, 1997, 17:204-206.

[6]Angulo P, Lindor KD.Treatment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presentandemerging therapies[J].Semin Liver Dis, 2001, 21 (1) :81-88..经验交流.

教育罪恶何时根除 篇2

“教师”的称号是神圣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更是光荣的，教书育人的教师怎么会同“猪狗不如”，“畜生”等字眼挂上钩？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但是允许教师队伍中出现“害群之马”不能容忍，且不说教师的形象被抹黑，也不论学校的名誉被毁坏，单从学生的角度考虑，他们刚刚起步的人生突遭如此厄运，心灵身体受到的伤害恐怕要痛苦伴随余生，甚至整个人生将被毁灭，这种代价不是一两次谴责，一两个道歉所能弥补的。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承载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未来重任，教师肩负着培养建设人才的光荣使命，教师对学生用心、用爱、用情去照顾、关怀、教育，培养学生是教师的天职，是义不容辞的责任，爱是尊重平等的相处，老师不能用手中的特权将学生的信任、依赖当作发泄私欲制造罪恶的工具，以占有学生为目的的爱是虚假的，功利性的爱是可耻的，有不可告人目的的爱是卑鄙的，现代教育不能披上合理的外衣，在光环的掩盖下，滋生性侵学生的罪恶事件。

发生此类恶性事件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师德师风教育跟不上，教育行政部门行业准入制度把关不严，使个别不配做教师的不法之徒混入教师队伍，尤其一些边远山区的学校监管措施不到位，偏远山区的老师俨然成了为所欲为的霸王，具有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学校的管理制度只针对学生忽略了教师，如果平时严格控制师生交往的场所时间，可以避免许多此类事件发生。

此类事件一旦发生，学校不能为了面子欲盖弥彰，想方设法大事化小，否则将是纵容犯罪，助纣为虐，更使犯罪分子有恃无恐；也不能将犯罪者仅仅以调离为惩戒，甚至隐瞒不报，躲闪拖拉做“和事佬，”应当积极配合司法部门妥善处理。

此类事件发生后家庭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很多时是因为家长忽略了对子女的管教所致。子女是家庭的重中之重，家长必须关注子女的情绪变化，发现问题后要及时处理解决，切不可为了家庭的名声选择忍辱沉默，要消除子女的畏惧心理，突破子女遭侵害时受到的恐吓围城，和孩子一起勇敢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根除失败 篇3

1 材料与方法

1.1 病例资料

入选标准:在2009年9月至2011年4月间, 选取了患有糜烂性胃炎、消化性溃疡和胃癌等初次根除Hp治疗失败的患者62例。其中男性39例, 女性23例;糜烂性胃炎32例, 消化性溃疡27例, 胃窦癌3例。这些患者初次抗Hp治疗时服用的药物包括:阿莫西林、甲硝唑、克拉霉素和左氧氟沙星等一线抗Hp药物。

1.2 研究方法

1.2.1 标本采集和保存

在所选取患者复查胃镜过程中, 取患者胃窦部距幽门口5cm内黏膜进行快速尿素酶试验, 若呈现阳性, 则再取胃窦部黏膜1块, 置于以蛋白胨、胰蛋白胨及甘油为主要成分的冻存液中保存于-70℃冰箱中。收集一定数量标本后进行集中解冻培养。将解冻后的胃窦黏膜于无菌操作台内研碎后, 用接种环将组织在7%羊血的Columbia培养基上涂布, 微需氧、37℃培养7d。观察Hp菌落生长, 呈透明针尖样 (直径1~2mm) , 传代一次, 微需氧培养3d用于药敏试验。

1.2.2 药敏检测

从微需氧培养3d的血平板上刮下Hp菌株, 悬浮于无菌生理盐水中, 用移液枪混匀, 制备浓度为107CFU/mL的Hp菌液。将头孢呋辛、头孢克肟和头孢丙烯3种抗生素分别成倍稀释为从0.0625mg/L至8mg/L的8种浓度。用27孔细菌多点接种仪将细菌接种于含不同浓度的抗生素平板上, 晾干2min, 培养3d, 读取最低抑菌浓度 (MIC) 值。在每块平板上包括ATCC43504 Hp标准菌株作为质控菌株。并且准备不含抗菌药物的培养基作为阳性对照, 阳性对照培养基上应出现接近融合的生长。

1.2.3 结果判定

琼脂稀释法结果记录抑制细菌生长的抗生素浓度值, 即最小抑菌浓度 (MIC) 。以头孢呋辛的MIC≤1.75mg/L视为敏感;头孢克肟以MIC≤1mg/L视为敏感;头孢丙烯以MIC≤4.6mg/L视为敏感。

2 结果

Hp分离培养结果:从62例患者胃窦部采取的胃黏膜标本中共有46例标本分离培养出Hp, 成功率为74.2%。46例Hp菌株中对头孢呋辛耐药的有2例, 对头孢克肟耐药的有5例, 对头孢丙烯耐药的有9例, 耐药率分别为4.3%、10.1%和19.6%。3种头孢类抗生素中以头孢呋辛的耐药率最低。

3 讨论

近年来, 抗生素的大量应用于临床, 导致细菌基因改变诱发的耐药现象突出。另由于不规范的抗Hp治疗, Hp对常规一线的抗生素耐药情况严重。2007年结束的《中国幽门螺杆菌耐药状况以及耐药对治疗的影响——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显示:在中国地区Hp对常用的抗生素的耐药率显著增加, 其中对甲硝唑的平均耐药率已达75.6%左右, 对克拉霉素的耐药率达27.6%, 且85.1%对克拉霉素耐药的菌株同时对甲硝唑耐药[1]。国外的研究也显示:对克拉霉素耐药的菌株, 对甲硝唑和喹诺酮类药物也多是耐药的, 提示多重耐药现象严重[2]。我们最近从患者胃黏膜中分离培养的一组Hp菌株对克拉霉素耐药率达41.3%, 对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达52.2%。对于初次根除失败者, 再次治疗时应认定所感染的Hp菌株对初次治疗时所使用的抗生素耐药, 当尽量避免再次使用 (阿莫西林除外) 。但目前对于Hp有杀灭作用的抗生素种类有限, 部分抗生素副反应严重, 以及购买困难等原因, 故对于初次根除失败患者再次治疗时的抗生素选择余地有限。

头孢类抗生素是一类广谱半合成抗生素, 第一个头孢菌素在20世纪60年代问世, 目前上市品种已达60余种头孢菌素与青霉素相比具有抗菌谱较广, 耐青霉素酶, 疗效高、毒性低, 过敏反应少等优点, 在抗感染治疗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头孢菌素已从第一代发展到第四代, 其抗菌范围和抗菌活性也不断扩大和增强。对于头孢类抗生素抗Hp的研究在20余年前就已开展。以色列的Samra等[3]检测了138株Hp的药敏情况, 其中仅有2株对头孢克肟耐药。研究还提示:对于初次根除Hp治疗失败患者分离出的菌株, 对甲硝唑和克拉霉素耐药情况更多见。Osato等[4]的研究提示对克拉霉素耐药的菌株, 对喹诺酮类和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也多不敏感, 而对头孢克肟和四环素敏感。而国内也有头孢克肟与泮托拉唑和甲硝唑联用抗Hp成功的报道[5]。以后陆续有报道提示头孢呋辛、头孢哌酮、头孢三嗪、头孢他啶、头孢克肟、头孢泊肟和头孢布烯在体外对Hp有抗菌作用。本试验的预试验提示头孢克肟、头孢呋辛和头孢丙烯对NCTE11637标准Hp菌株有良好的体外抗菌作用。对于头孢类抗生素应用于根除失败者再次治疗的可能性, 我们进行了多样本的研究。

本研究选取了需根除Hp的糜烂性胃炎、消化性溃疡和胃窦癌的患者。这些患者在入选之前均进行过抗Hp治疗, 在复查胃镜时, 行快速尿素酶试验确定有Hp感染, 我们进行了胃窦黏膜标本的采集。这些标本经过冻存、解冻、培养和药敏检测后, 有74.2% (46/62) 的标本中分离培养出了Hp。其中对头孢呋辛、头孢克肟和头孢丙烯的耐药率分别为4.3%、10.1%和19.6%, 这提示在体外环境中, 头孢呋辛和头孢克肟对初次根除失败者感染的Hp有较好的抗菌作用。

头孢呋辛和头孢克肟分属二代和三代头孢菌素。它们对β内酰胺酶相对稳定, 对大部分的阳性和阴性菌均有良好的杀灭作用, 且由于副作用轻微, 因而临床应用广泛用于多种感染的治疗。已经有文献表明头孢克肟提示联合泮托拉唑和甲硝唑组成三联用于抗Hp,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5]。而本研究提示Hp对头孢呋辛和头孢克肟的耐药率要低于头孢丙烯。因此, 头孢呋辛、头孢克肟头孢丙烯可能有着更好的体内抗Hp疗效。本研究显示:头孢呋辛和头孢克肟对于初次根除失败者所感染的Hp在体外有着良好的抗菌作用, 可进一步扩大样本数量进行研究。对于需再次根除幽门螺杆菌治疗的患者, 头孢呋辛和头孢克肟可作为一种备选的抗生素用于再次治疗。而对于头孢类抗生素耐药的机制和是否有多重耐药等情况尚需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幽门螺杆菌学组.第三次全国幽门螺杆菌感染若干问题共识报告[J].中华内科杂志, 2008, 47 (4) :346-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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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amra Z, Shmuely H, Niv Y, et al.Resistance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solated in Israel to metronidazole, clarithromycin, tetracycline, amoxicillin and cefixime[J].J Antimicrob Chemother, 2002, 49 (6) :1023-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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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除失败 篇4

华夏公司“癌症”的解决要把握三个环节：“手术”，进行一次业务分割；“辅药”，积极发挥两家外部投资方的中间人作用；“营养”，规范企业日常经营管理。

有一种观点认为：家族企业的结构，在诞生之日起就携带了导致企业未来死亡的癌症细胞，一旦发作，就会使企业破产。近年，国内不少家族企业的“突然死亡”似乎也在不断印证这一观点。然而，医学研究发现：正常人体都携带有原癌基因，是否转化成癌症，则取决于遗传、生存环境、不良刺激等因素。从实际情况来看，华夏公司的症状已经非常凶险，基本符合癌症发作的各项指标。

诊断

首先，我们从企业遗传基因来进行分析。一方面，华夏公司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家族企业，田标、王海两人的合作关系是以两个家族的婚姻为纽带；另一方面，在股权结构设计上，两人各占50%的比例，一旦意见不统一，势必形成僵持局面。从这两个方面看，华夏公司在诞生时就携带了活性较高的原癌基因。

其次，我们看一下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环境。随着华夏公司的快速发展，原有的各类管理问题必然同步放大；同时，大量任用家族人员担任要职的做法，使企业“家族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家族的利益冲突势必加剧。可以说，这时的企业已经具备了癌症细胞产生与增殖的适宜土壤。

再次，我们看一下导致企业突然发病的直接刺激因素。田标与王立的离婚，导致合作双方的联系纽带断裂。这一直接诱因，就像人体短时间内受到了大量的不良刺激，导致自身存在的癌症细胞突然爆发。

治疗

看得出来，华夏公司已经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并试图加以解决——引进外部投资方，希望改善原有的股权结构，就是所做的一次尝试。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而由于处理方法不当，并未取得很好的效果。

从现实情况看，田、王双方已经失去了基本的信任与合作的基础，如果仍然坚持做同一个业务，无异于将癌细胞保留在体内任其发展，侵蚀健康肌体。所以根本的解决方法是进行一次“手术”，即进行业务的分割，从而彻底解决问题。

根据实际情况，“手术”又有“局部手术”和“全身手术”两种方式。所谓“局部手术”，是指在保持同一个公司母体的前提下，进行多品牌运营。公司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初期的亏损并不意味着这一策略的失败，在目前的情况下，对王海运营的新品牌加大支持力度，使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业务单元，与公司的现有业务形成互补或良性竞争的关系，不失为一种可以接受的妥协方式。

“局部手术”的实施，是以田、王双方还有一定的合作基础为前提的。如果连这点基础都不存在了，就只有实施“全身手术”了，那就是彻底分家，对公司的品牌、店面、渠道等资产进行分割，成为完全独立的两家公司，各自进行经营。这一做法，表面看损失很大，但“道不同，不相为谋”，大家好合好散，总胜过在一起斗个你死我活，同归于尽。

不论采取哪种“手术”，都应该辅以一定的“药物”，以降低手术过程中的严重不良反应，这一措施，医学上称为“化疗”。作为两家外部投资方，从自身利益出发，应该积极在田、王双方之间充当中间人角色，向双方晓以利害。然而，从实际情况看，这两家投资方似乎与田标一方走得更近，能否发挥这一作用，不容乐观，这也是这一“治疗措施”中较为薄弱的一环。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我们都知道，无论什么样的病人，在进行治疗时，营养都要跟上去，不然的话，再好的手术、药物都难以发挥作用。对企业进行治疗也是这样，在采取以上“手术＋化疗”措施的同时，企业往往会因此忽视了日常的经营管理，甚至出现违法违规的行为，那将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如同治疗过程中突发事故，不等癌症治好，企业就有可能在手术台上停止呼吸。

用“制度权威”根除浪费顽疾 篇5

无论是党政机关经费管理还是办公用房标准，无论是公务接待还是公务用车，凡容易滋生浪费奢靡的领域，《条例》都做出了全面规范、提出了明确要求。近一年来，从八项规定提出“厉行勤俭节约”，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反“四风”，“反浪费”取得了明显成效，也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把反浪费的要求上升为党内法规、出台《条例》，既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制度成果，对推进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少数人靠觉悟，多数人靠制度。”现实中，一些浪费现象时有反复，一些铺张行为禁而难绝，除了认识层面的欠缺，还在于制度约束的疏漏。公務接待超标了，一些人不以为意，“不就吃点喝点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公务用车超配，一些人推脱，“并不知道违背规定”。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相关规定模糊乏力，惩戒措施温柔缺位。这说明，从源头上狠刹浪费奢靡之风，不仅需要道德自律、动员号召，更需要刚性的制度约束、严厉的惩戒机制。

厉行节约正在日益成为社会共识。政府层面，“浪费也是腐败，节约也是政绩”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社会层面，“光盘行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时尚选择。也要看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浪费现象远未根绝，奢靡之风依然存在。最近就有两则新闻：一则是江苏沛县的豪华办公楼，县级干部竟享受“部级待遇”，办公室面积超标、装修豪华，“里面啥都有”；另一则是内蒙古四子王旗——一个国家级贫困旗建起豪华接待中心，欧式建筑掩映在密林深处，演绎“低调的奢华”。这些现象的存在，充分说明反对浪费依然任重道远。

经常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反复发生的问题要从制度上去想办法，“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随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入后半程，面对顶风作案的铺张浪费，越应该坚持运用“制度权威”斩断侥幸心理，形成利剑高悬不敢浪费、预算约束不能浪费、法规昭彰不易浪费的长效机制，如此，才能对浪费奢靡之风正本清源、釜底抽薪。

揆诸以往，也曾有过“上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经验教训。可见，制度的生命在于实施，不能落到实处的制度规定，只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挂在嘴上，非但不能产生约束作用和震慑效果，还会减损制度威信、削弱公众信心。因此，出台《条例》只是开始，下一步，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到位，避免刚性约束在落实中软化，防止惩戒机制在执行中异化。

无论是古人告诫“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还是市场经济鼻祖亚当·斯密指出“奢侈是公众的敌人，节俭是社会的恩人”；无论从“过紧日子”的现实必要，还是从“群众路线”的角度看，坚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意义都不言而喻。根除浪费奢靡之风，需要毫不手软，一抓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