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与审计研究

盈余管理与审计研究（精选11篇）

盈余管理与审计研究 篇1

內部审计是我国审计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部门、单位强化财政财务监督的重要手段。随着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变化, 规模的日益扩大, 管理层次的增多, 企业内部审计越来越重要。近年来, 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逐步得到认可。而盈余管理行为在各国公司中普遍存在, 由于盈余管理会影响会计信息质量, 扰乱市场经济秩序, 从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成为会计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内部审计在对盈余管理产生影响, 并保证公司盈余质量方面, 也发挥出了其应有的作用。

一、盈余管理的动机

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者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的机会主义行为, 旨在误导那些以经营业绩为基础的决策行为或影响那些以财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后果。恰当的盈余管理可以为公司赢得理财和经营活动的弹性空间。但许多盈余管理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 尤其是我国证券市场还不很发达, 上市公司中存在着广泛的盈余管理现象, 使激励性报酬最大化、使首次及之后股票发行的收入最大化、避免违反债务规约等是上市公司实施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

(一) 使激励性报酬最大化

公司管理者有时为了使激励性报酬最大化而运用盈余管理技术。当计算激励性报酬的利润基准仅仅为报告收入时, 管理者运用盈余管理技术会提高激励性报酬。在这一区域的盈余管理可能涉及提高或者降低利润。管理者会试图运用盈余管理使利润提高到获得额外报酬所需的最低水平之上, 但又不超过可能获得激励性报酬的最高数量。如果在进行盈余管理之前获得的利润超出了激励性报酬所要求的最高水平, 利润就可能被降到这一最高水平上。于是这些利润就可以留在以后的时期被确认, 从而提高获得的激励性报酬数量。

(二) 使首次及之后股票发行的收入最大化

公司可能会认为在首次发行股票和增发股票之前进行盈余管理以使得股票发行收入最大化是符合其利益的, 而且公司确实会在发行股票之前尽力将财务报表做得最好看。只要这种盈余管理行为是在会计准则的界限内, 并且有着充分和合理的披露, 这些股票的投资者将不会受到损害。由于人们对股票发行之前的盈余管理已经有所预期, 可以预测首次发行股票的价格会因为被人为抬高的发行前业绩而有所折扣。然而, 现有的研究表明, 至少在增发新股的情况下, 投资者可能不会将盈余管理与股票发行联系在一起。相反, 这些发行的情况说明在股票发行时价格会过高, 而在之后的时期其业绩则与价格不符。这意味着短期投资者会在股票发行中受益, 而长期投资者则会受损。

(三) 避免违反债务规约

违反债务规约可能会导致被立刻要求偿还借款、提高利息、要求借款者增加抵押以及其他的不利后果。盈余管理使得避免因违反信贷协议中的财务规约而导致的不利后果成为可能, 借贷者将会因为避免违反规约而受益。此时, 只要使用的盈余管理技术在人们的预期之内并且被债务或信贷协议所允许, 债权人就不会受到损害。但运用既不被信贷协议所允许又未向债权人披露的盈余管理技术则会让信贷者以债权人的损失为代价而受益。如美国的安然公司, 通过对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特殊处理目的的实体进行不具有经济实质的对冲交易和出售回购等关联交易, 达到夸大利润、隐瞒亏损的目的;进行表外融资, 达到隐瞒负债、提高信用等级的目的。

二、内部审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 (IIA) 将内部审计定义为是一项独立、客观的保证和咨询活动, 其目的在于增加价值和改进组织的经营。它通过系统化、规范化的方法, 评价和改进风险管理, 控制和管理过程的效果, 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该定义首次将“增加价值”列入了公司治理领域中内部审计的定义, 把审计的职能提升到组织的整体水平上, 使其成为组织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使内部审计与风险管理、治理过程联系到一起, 为组织增加价值服务。研究表明, 设立内部审计部门的公司要比未设立内部审计部门的公司受到更严格的监管, 更能有效地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

(一) 审计委员会与盈余管理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提出上市公司董事会可以设立审计委员会, 其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机构及其实施;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审查公司的内部控制。2004年颁布并实施的《中央企业内部审计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国有控股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在董事会下设立独立的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应当由熟悉企业财务、会计和审计等方面专业知识并具备相应业务能力的董事组成, 其中主任委员应由外部董事担任。研究表明审计委员会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财务报表质量, 降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Jean Bedard (2004) 等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中专家的比例越高, 越能有效地抑制盈余管理, 审计委员会的成员完全是独立董事时, 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最小。吴清华、王平心 (2006) 通过对2003年沪深股市1192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 财务独立董事和专司监管财务报告质量的审计委员会, 能够帮助我国上市公司很好地降低盈余管理动机和程度, 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制度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 审计委员会与内部审计

审计委员会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 是由外部人组成的非常设机构。审计委员会的专家们虽具备履行监督责任的能力, 但缺乏履行责任所需的时间。他们只能通过定期审阅财务报告、召开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听取相关汇报的方式开展工作。在这种体制中, 缺乏内部人的参与, 一年几次的会议无法与企业规模和业务复杂程度相匹配, 也无法将审计委员会的业务功能渗透到企业治理中, 最终会导致审计委员会作为公司治理元素之一, 无法为董事会实施控制和监督的功能, 流于形式。如世界通讯公司审计委员会形同虚设, 对公司财务状况根本不了解, 对内部审计缺乏应有的督导, 既没有要求内部审计报告内审计划, 也没有与内部审计建立正式的沟通渠道。内部审计部没有制定全面的年度审计计划, 没有采用系统的方法评估和确定内部审计的重点部门和重点领域, 工作随意性较为突出。

内部审计是审计委员会功能实现的重要手段、重要资源。IIA在2003年强调:在许多方面, 内部审计是两种主要的治理活动:监督风险和确保控制有效的一线行动者, 是公司治理中审计委员会的“耳目”;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包括监督评价和分析组织的风险与各项控制;复核并证实信息可靠并符合相关政策、程序和法律;协助管理者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以及执行管理机构提供风险防范以及治理有效的保证;对有助于组织改善的任何方面提供建议以完善过程、政策与程序。

(三) 内部审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指出, 内部审计工作内容包括:本单位及所属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及其有关的经济活动, 预算内、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内设机构及所属单位领导人员的任期经济责任,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和有效性以及风险管理, 经济管理和效益情况, 法律、法规规定和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权力机构要求办理的其他事项。虽然内部审计是对内服务, 但公司若要持续发展, 长久生存, 就应重视内部审计, 发挥内部审计的职能。

一方面, 内部审计应充分发挥监督职能。公司治理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制度安排, 而内部审计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措施之一。内部审计通过审计手段向有关部门或人员提供真实信息, 对减少盈余管理现象有着直接的影响。内部审计师对财务报告进行相对独立的审计, 可对管理层的会计信息编报权力和充分披露进行约束, 缓解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如世界通信公司于1993年成立内部审计部门, 其职能、规模和范围随着公司发展不断扩大, 公司雇用了全职的专业人员。内部审计工作内容专注于经营审计, 极少从事与财务相关的审计 (财务审计的职能外包给安达信) 。后来内部审计人员将内部审计的范围由经营绩效审计秘密扩张至财务审计, 最终发现了世通公司的会计造假。如果世通公司注重内部财务审计, 可能也不至于出现严重的后果。

另一方面, 内部审计应充分发挥评价服务职能。内部治理的核心是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内部审计应通过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内部控制审计、经济效益审计等活动, 评价和改进风险管理、控制和管理过程的效果, 这可以减少盈余管理现象。如开展公司高层管理者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设置合理的评价指标, 不能仅设置定量指标, 也应同时考虑定性的指标, 以减少为完成定量指标而进行盈余管理。又如, 薪酬管理是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公司的各种薪酬制度是否适应公司的经营战略, 业绩评价标准、激励制度是否合适等都会对盈余管理产生影响。

三、内部审计发挥作用的对策

基于公司广泛存在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行为, 以及内部审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如何让内部审计在盈余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笔者有以下建议:

(一) 提高内部审计的独立性

独立性是内部审计区别于企业内部其他职能部门的重要标志, 要发挥内部审计的作用, 就要保证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内部审计机构的独立性是指内部审计部门所处的环境要求。机构的独立性是审计人员客观发表意见的制度保证。IIA在其《内部审计实务标准》中多次强调内部审计的独立性, 如内部审计活动应该独立;内部审计执行主管在机构内应向能使内部审计活动实现其职责的阶层报告等。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前提是, 要进入股东、董事会和高管层这一层次的受托责任关系。如果内部审计只在较低层级的受托责任关系中发挥作用, 就不属于公司治理的范围, 内部审计也无法在治理中发挥作用。如果是向董事会及其所属的审计委员会或CEO负责并向其报告, 内部审计就可以在治理中发挥作用。

目前内部审计的管理模式有四种:一是隶属于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二是隶属于总经理;三是隶属于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四是隶属于监事会。从理论上讲第三种模式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内部审计的独立性, 发挥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对于我国上市公司来说, 在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 领导内部审计工作, 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审计委员会作为审计活动的领导机构, 必须确保内部审计机构能够不受限制地与董事会、管理层及监事会进行沟通与交流, 并向其报告工作结果;同时应确保内部审计机构能够获取其所需的资料、财力等。

(二) 完善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制度

首先应提高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如果审计委员会缺乏独立性, 即使内部审计部门发现了管理层的问题, 审计委员会也会将这些信息加以隐瞒。其次应完善审计委员会会议制度。审计委员会会议制度是委员会成员交流和沟通的渠道, 是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的方式。再次, 要建立合适的激励机制, 以确保审计委员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可以在《公司法》、《证券法》中增加相应的条款, 实现审计委员会制度的法制化, 明确规定所有上市公司都应建立审计委员会, 内部审计应由审计委员会领导等。此外, 还应改变目前由公司股东或董事会、监事会推荐的方式, 采取由监管部门与上市公司共同选择独立董事的方式;培养部分职业化的独立董事, 建立类似独立董事人才库的机构;明确规定独立董事的工作内容、工作程序、回避事项, 建立事后问责制。

(三) 提高内部审计人员能力

与IIA对内部审计人员专业水平的要求相比, 我国对内部审计人员现代管理知识、实际技能并没有要求, 因此, 应为内部审计人员设计职业能力框架, 如职业技能体系、职业道德体系等。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知识应包括会计与财务、行为科学、经济学、经济法规、定量分析法、计算机基本操作等, 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包括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技术管理等。公司可以通过开展多样化的后续教育方式来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的业务素质, 并加强考核。还可以从内部或外部招聘合适的人选加入到内部审计的队伍中。

同时, 应在公司内部逐步建立一个完善、高效的审计信息化系统和审计操作手段, 逐步实现审计过程的三个转变, 即从静态审计转变为静态审计与动态审计相结合;从事后审计转变为事后审计与事中审计、事前审计相结合;从现场审计转变为现场审计与远程审计、非现场审计相结合。在审计的技术方法上也应向以利用计算机和信息网络为主的方向转变, 提高审计工作效率和效果。

参考文献

[1]程炼、郭戎、徐凯:《上市公司财务欺诈与识别》,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2]时现:《现代企业内部审计的治理功能透视》, 《审计研究》2003年第4期。

[3]王其超、陈亚萍:《公司盈余管理及其防范的研究与分析》, 《财会通讯》 (学术版) 2006年第2期。

盈余管理与审计研究 篇2

基本假设，与西方的市场不同，中国证券市场和注册会计师职业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中国经济体制仍处在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注册会计师职业的发展与西方国家有着明显差别。

⒈ 风险不同。源于厄特马斯主义的发展，西方的会计公司往往面临着大量的委托人以外的第三方利益关系人的诉讼，而且这类诉讼往往以会计公司进行经济赔偿而告终。我国从事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需要有监管部门的资格认定，因而，注册会计师执业的主要风险是监管部门吊销注册会计师或会计师事务所的职业资格。基本上不存在第三方利益关系人诉讼，诉讼风险也不应是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主要因素。

⒉ 西方注册会计师职业界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会计市场高度集中。而我国，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普遍偏小，市场非常分散，导致会计市场中的低层次竞争非常激烈。在这样的市场中，会计师事务所能够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保证自己的独立性，勇于说 “不”，直接的后果可能是客户的丢失。所以，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环境决定了，独立性高的事务所，一旦出具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其被更换的可能性更高。 mark defond， t，j。wong 和shuhua li发现了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性提高的同时，“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反而降低了，审计独立性提高与会计市场相背离。

⒊ 我国注册会计师职业的发展时间较短。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专业化程度不高，能够在某一领域，如独特的内部控制审计、特殊行业审计等，形成自己特色的会计师事务所还不多。因而，我们认为专业化特征不会成为影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主要因素， 正由于中国会计职业发展的特殊背景，我们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收到 ”不清洁“审计意见的公司在下一年度更换注册会计师的可能性越高。

竞争性假设。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盈余管理导致注册会计师变更的影响是积极的。在成熟市场中，市场机制能够自动选秀 ，独立性高的注册会计师会主动放弃高风险 ，导致低风险的审计项目向独立性高的大会计公司集中，

因而，规避盈余管理风险是导致西方注册会计师变更的重要原因。

盈余管理也是中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只不过，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会计职业不成熟、财务分析师行业发展滞后以及特殊的发行审核制度安排等原因，会计信息失真较严重。中国资本市场中有较多的刚性制度规定，如配股资格、特别处理 ，盈余管理更容易识别。也正因为我国证券市场机制不完善，可以预期自动选秀的市场功能将很难发挥作用。结果，盈余管理的潜在风险就可能没有被我国注册会计师充分考虑到。因而，可以预期盈余管理变量不是当前环境下导致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弱基本原因，盈余管理变量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变量也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关系。

四、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的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公告数据主要来自中国证监会确定的证券信息公开披露网站——巨灵信息网 。在剔除股票首次公开发行 公司、金融类公司、基金等之后，我们总共得到、两个年度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12家。其中样本中，哈尔滨祥源、北京中庆两家会计师事务所出现大量的客户流失，共12家。我们认为，个别会计师事务所大量客户流失可能与事务所的内部管理等有关，但具体原因不详，因而，予以剔除。剔除这两家会计师事务所后的样本公司数为34家，其中，深圳23家，上海11家。这私家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公司构成样本组。为对照研究，我们还按随机原则从深、沪两市上市公司中分别抽取23、11家公司组成一个控制样本组。所涉及的公司财务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证券报扒《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操作变量

⒈ 因变量。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为因变量，表示上市公司是否变更其会计师事务所，如果变更了会计师事务所，则设定为1;如果是控制样本则设定为0。

盈余管理与审计研究 篇3

关键词：盈余管理、诊断性框架、审计策略

一、引言

纵观近年来国际国内出现过的众多财务报告舞弊案，事件的导火线几乎都与公司的利润操纵有关，如美国的安然事件、中国银广夏事件等，使得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盈余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产生怀疑。因此，如果不对盈余管理采取适当措施，那么会使投资者信心遭受重大打击，严重阻碍资本市场正常有序地运行。美国前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阿瑟·列维特曾在题为“数字游戏”的演讲中呼吁有关各方立即采取行动以阻止盈余管理的泛滥，其中特别强调注册会计师应在控制盈余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目前关于盈余管理审计策略的研究却很少，笔者了解到各大会计事务所在实务操作过程中也并没把企业盈余管理作为一个单独事项计划和展开审计工作。笔者认为，盈余管理日后将逐步成为注册会计师重点关注的审计领域，盈余管理审计也能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系统的审计程序。本文首先分析了盈余管理审计的重要意义，然后根据盈余管理的特点着重阐述了在审计工作各阶段建立盈余管理诊断性框架的总体策略以及具体审计程序。

二、盈余管理审计的意义：

会计理论界对盈余管理理论的研究已有20多年历史，期间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果，不仅促进了相关会计准则的发展和完善，还促成了一部分关于盈余管理审计的理论研究，帮助注册会计师在审计实操过程中能有效地识别企业盈余管理风险，从而降低自身审计风险。以下，笔者将从3个方面展开讲述盈余管理审计的重要意义：

1、有助于把握被审计单位的盈余管理程度

盈余管理是把双刃剑，适当的盈余管理能使企业灵活地应对经营环境的变化，但过度的盈余管理则会降低会计信息质量，误导投资者决策从而阻碍资源的优化配置。实际操作中，管理当局在任职期间为谋求个人利益或迫于第三方压力操纵盈余的行为往往与公司整体利益和其他公众利益背道而驰，是种短视行为。比如有研究表明公司采取盈余管理“骗”得上市资格后存在着显著的绩效下滑现象，IPO盈余管理程度越大，其后期经营业绩下滑程度越高。因此，如果有第三方审计通过其专业胜任能力对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有个客观独立的把握，一方面将会有效阻止盈余管理的过度使用，保证企业股东长远利益；另一方面，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公允以减少其他利益相关方的经济损失。

2、有利于注册会计师降低审计风险

由于盈余管理是管理层在合规合法的情况下对会计收益进行调节，其表现形式相对隐蔽并且往往会导致较为严重的经济后果，因此极大地增加了审计风险。例如在银广夏事件上，注册会计师对于其在2000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生产用电的电费反而降低的情况竟没有发现或报告，造成了严重的审计失误。这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注册会计师未能对企业盈余管理现象引起相当的重视或缺乏盈余管理系统审计的专业能力，由此可见，建立一套完整成熟的盈余管理审计策略及相应程序能够帮助注册会计师有序、充分地识别评估被审计单位的盈余管理现象，有利于其从源头排除高审计风险的项目，降低自己的从业风险。

3、有助于预警线建立，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具体体现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把审计程序前置化，侧重于从企业整体层面识别和评估财务报告舞弊风险，极大地提高了审计工作效率。盈余管理本身就隐藏着一定的财务舞弊风险，如果注册会计师对此能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敏感度，建立风险预警线，并把其作为单独事项实施审计程序将有助于注册会计师从更宏观且又具针对性的角度判别风险并指导日后的审计工作，也是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具体体现。笔者认为，盈余管理风险主要来自于对会计收入、成本、利润三大会计元素的操纵，是一连串相互影响、相互勾稽的风险系统，如果审计师能建立一套与之对应的盈余管理风险诊断系统，将可以帮助审计师在发现相关重大错报时更具系统性、条理性。

三、盈余管理审计的总体策略：

要发挥盈余管理审计的重要意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系统全面的审计程序必不可少。以下，笔者结合了盈余管理特点和审计工作不同阶段开展的内容，提出了建立盈余管理诊断性框架的审计总体策略。

1、注册会计师建立盈余管理审计诊断性框架

盈余管理与审计研究 篇4

国内外学者对盈余管理的概念一直存在着诸多不同的意见, 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国外对盈余管理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盈余管理不仅包括对损益表中盈余数字的控制, 还包括对资产负债表以及财务报告中其他如附注等辅助信息的管理。其主要代表观点有:美国会计学家Kathehne Schip Per (1989) 认为, 盈余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有目的的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 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Healy and Wahlen (1999) 认为, 盈余管理实际上分为披露管理和实际的盈余管理。前者是通过会计途径 (主要是会计政策选择、会计估计选择) 而实现的, 而后者则是通过有意安排真实交易而实现的。狭义的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管理人员对会计盈余或者利润的控制。主要代表观点有:美国会计学家William.K.Scott (1997) 认为, 盈余管理是指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 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Levitt and Duncan (2001) 、Goel and Thakor (2003) 认为, 盈余管理就是使有关盈余的报告反映管理层期望的盈余水平而非企业真实业绩表现的做法, 所有的盈余管理活动都是欺诈性行为。

我国会计学者魏明海 (2000) 从经济收益观和信息观两个角度出发, 认为以信息观来看待盈余管理更有意义。顾兆峰 (2000) 认为, 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选择会计政策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宁亚平 (2004) 认为盈余管理是指管理层在会计准则和公司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盈余操纵;或通过重组经营活动或交易达到盈余操纵的目的, 但这些经营活动和交易的重组增加或至少不损害公司价值。中国学者基本在盈余管理的主体、对象、目的上与国外学者达成共识。

综上所述, 本文更倾向于国内综合观点, 即盈余管理是利用会计准则中存在着一定的政策选择空间, 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通过选用美化公司财务形象的会计方法来披露公司的财务报表, 使报表信息使用者对公司财务状况的理解能够满足企业管理当局日前所要达到的目的。

二、盈余管理对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综述

(一) 国外文献回顾

关于盈余管理对审计意见的影响, 国外学者早已进行了研究。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盈余管理与注册会计师及其审计意见的关系。Francis和Krishnan (1999) 认为, 具有较高应计利润的公司, 更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他们分别采用总体应计利润、分项目应计利润和集体项目应计利润的绝对值作为会计应计利润的替代变量, 对大样本美国上市公司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 会计应计利润越高的公司, 越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注册会计师为了规避审计风险, 则越有可能对其出示非标准审计意见, 从而体现了审计报告的稳健性, 并且这种稳健性只存在于“国际六大”。Bartov et al. (2000) 首先检验了不同盈余管理检测模型的效率, 并将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类型联系起来, 他们认为盈余操纵扭曲了会计信息, 增加了企业可能面临的风险, 在有效的审计市场上, 注册会计师应能审计出企业的盈余操纵情况。Jenkins等 (2006) 研究表明, 随着可控的应计利润和盈余管理反应系数的降低, 注册会计师的重要性降低, 同时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有效性受到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Laura, Fermin和Santiago (2008) 发现, 可操控应计额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非标准意见成负相关关系, 而可操控应计额与其他非标准意见成正相关关系, 表明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更可能被审计师出具非标准意见。同时, 他们也发现BIG N审计的公司可操控应计额更低, 更倾向于发表持续经营非标准意见。Wuchun Chi、Ling Lei Lisic等 (2011) 研究发现, 高质量的审计师对盈余管理起到了抑制作用, 同时发现较长任期的注册会计师使公司的盈余质量管理有所下降, 建议应实行审计轮换制度。

从以上研究文献可以看出, 他们主要以应计利润方面作为测量盈余管理程度的指标, 研究表明注册会计师对盈余管理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但审计师的任期会对盈余管理有影响。

2.盈余管理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关系。Vander Banwhede等 (2003) 对比利时非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进行了研究, 发现在存在调低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审计中, “六大” (现为“四大”) 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高于其他会计师事务所, 说明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但是该结论在对调高利润行为的审计中却没有得到验证。Brenda Van Tendel和Ann Van Straelen (2008) 研究在欧洲国家, 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对私人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关系发现, “四大”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较之非“四大”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更高。

上述国外研究文献可以看出, 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盈余管理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及其变更上。研究表明, 大事务所较为容易发现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并且能有效地限制其客户披露的可控性应计利润, 审计质量较高。

(二) 国内文献回顾

1. 从注册会计师水平发展角度研究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及质量的关系。

近年来,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独立审计在证券市场的地位日益突出, 审计质量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引起我国学者的兴趣。

李东平等 (2001) 发现审计意见和盈余管理之间并不具备显著相关关系, 但是其盈余管理的替代变量主要是应收账款变化率、存货变化率和非核心收益率, 对可能影响审计意见的因素仅控制了公司的资产规模。最后得出了注册会计师没有针对盈余管理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注册会计师对盈余管理的风险考虑不足的结论。

Chen, Chen和Su (2001) 通过检验注册会计师对监管政策诱致的盈余管理的反应角度考察审计质量, 他们发现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与具有边际ROE (ROE落在[l0%-11%]或[0%-1%]中) 的公司在统计上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表明注册会计师揭示出了针对监管政策的盈余管理。因此, 他们的研究结论不能反映监管环境变化后的情况。

夏立军和杨海斌 (2002) 考察了2000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是否在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保配”和“保牌”区间, 即是否存在所谓的“监管诱导性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关系。研究结论显示, 财务状况较差的公司容易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 但是具有边际净资产收益率的公司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可能性并不比其他公司大, 因此在总体上中国注册会计师并没有揭示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 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令人担忧。

章永奎和刘峰 (2002) 在研究中对修正的横截面Jones模型进行了再修正后对盈余管理程度进行考察, 研究结果表明, 盈余管理程度越大, 越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注册会计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审计出盈余管理。

徐浩萍 (2004) 利用审计意见类型和盈余管理方向对样本进行分组对比, 以发现不同方向盈余管理对审计意见类型造成的差异。其结论是中国的会计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鉴别会计盈余管理的程度, 但相对可控的经营性应计利润而言, 会计师对以可控非经营性应计利润为手段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审计中表现了较高的审计质量。

李维安、王新汉等 (2005) 集中关注中国上市公司通过非经营性项目来管理盈余的行为。研究结果显示盈余管理越高的公司, 越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同时, 通过进一步对非标意见进行分类研究发现只有带说明段无保留意见与盈余管理相关。研究揭示了上市公司利用非经营性收益来管理盈余的可能性, 审计师对于盈余管理还是具有抑制作用的。

李仙和聂丽洁 (2006) 对我国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表明, 高质量的审计人员约束了上市公司IPO过程中盈余管理的产生, “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更能抑制上市公司IPO过程中盈余管理产生的动机, 同时提供更准确可靠的信息。

伍利娜和朱春燕 (2010) 选取了2000-2008年A股所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审计意见, 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比例的角度检验了股权分置改革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另外, 根据公司规模将样本分为两组, 分析股权分置改革对审计师就不同规模的上市公司发表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 在股改后, 对于相同盈余管理水平, 规模较小上市公司的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显著下降;对于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 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未发现有显著不同, 但股改后公司向上的盈余管理程度似乎加大了。这表明, 股改后审计师一定程度上配合上市公司实现了向上的盈余管理及审计意见购买。

陈小林和林昕 (2011) 把盈余管理按属性划分为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和机会主义盈余管理, 研究了审计师能否对不同属性的盈余管理做出差别反应, 并表现在审计意见决策上。研究结果发现, 在同样进行了盈余管理的样本中, 审计师能够区分不同属性的盈余管理, 对高风险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应计额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大于低风险的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的应计额。

从国内对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实证研究可以看出, 我国注册会计师对盈余管理出具审计意见从无到有, 审计质量也逐步提高。并且审计师对盈余管理的敏感度也逐步提高, 盈余管理较高的公司被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可能较大。

2. 从其他角度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

刘继红 (2009) 将所有权性质和盈余管理方向不同的上市公司样本进一步细分, 并将二者联合起来考察审计师在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盈余管理方向的上市公司中因盈余管理不同而造成出具的审计意见差异, 从整体上研究了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关系。结果表明, 审计师能够鉴别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 并对盈余管理程度高的上市公司发表非标意见, 投资者可以依赖审计师的审计意见来识别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并进行投资决策。

路军 (2010) 针对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及其与审计意见的相关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 相比金融危机之前, 危机期间有更多的公司进行了盈余管理, 而且整体盈余管理幅度更大。但注册会计师没有保持金融危机之前那种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警惕, 而是纵容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没有通过审计意见表达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的态度, 而且注册会计师在危机中更倾向于对大客户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研究揭示了相比金融危机前注册会计师对盈余管理的审计质量有所下降。

薄仙慧和吴联生 (2011) 研究发现, 公司当期盈余管理程度对审计师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不存在显著影响, 而公司的信息风险与审计师出具非标意见概率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审计师认识到公司信息风险更能反映出公司的盈余质量, 并且投资者定价时会考虑公司的信息风险, 因此审计师出具审计意见时主要考虑信息风险。

以上这些研究, 由于受研究样本选择的不同, 财务数据的可靠性, 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的差异, 盈余管理度量指标不同等各种局限性, 尚未得到一致结论。从目前的情况看, 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将有可能增加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风险, 注册会计师为了降低自身的风险, 会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专业审计师能够有效抑制IPO中盈余管理动机, 降低盈余管理程度。对于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关系综合起来, 我们可以理解为随着注册会计师水平的日益提高, 审计师对信息风险等相关信息的关注也逐渐增强, 盈余管理水平越高的公司越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三、总结

在目前盈余管理普遍盛行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情况下, 审计师能否有效鉴别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 对保护投资者利益以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作用。注册会计师为了降低自身的风险, 应该会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出示非标准审计意见, 起到他们应有的审计监督作用。公司内部审计应加强对盈余管理的控制, 使内部控制与独立的外部审计之间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综合起来可以得出:审计意见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 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 即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之间具有正相关性。

会计学术界对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各种各样的有关盈余管理研究的结果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主要原因有:对盈余管理的理解较狭义;对盈余管理的审计策略研究中采用了不够严密的方法将盈利划分为操纵过的和没有操纵的部分;委托人自愿让代理人隐瞒信息;对盈余管理的大多数实证研究都只限于某一时期或某一项目;代理人隐瞒其操纵盈利手法, 不利于收集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所需的数据;盈余管理很可能是由两个或多个因素导致的, 目前大多数的实证研究只着重于一个因素, 致使研究结果不够理想。另外, 在进行盈余管理与审计质量相关性研究时, 对盈余管理计量的准确性, 也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及适用性。与国外市场相比, 中国股票市场有着不同的监管环境和市场效率,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手段也有所不同, 所以, 在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进行度量时, 就要考虑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的适用性。

综上所述, 未来的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关系的研究不仅要进一步解决以上问题, 而且还要特别注意研究盈余管理对股价和资源配置的影响, 以及如何制定适当的盈余管理审计策略, 有效防止通过盈余管理的手段进行利润操纵的现象。由于操控经营性应计利润的隐蔽性, 被越来越多的企业作为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 而鉴别操控的经营性应计利润的依据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企业内部, 注册会计师除了需要掌握企业内部大量财务信息外, 还需要相关的技术知识和环境信息, 提高审计质量, 使盈余管理现象减少。

摘要：盈余管理的存在影响到财务信息的客观性、公允性。在进行盈余管理与审计质量相关性研究时, 对盈余管理计量的准确性, 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及适用性, 从而制约财务信息的使用者做出合理的决策, 影响资本的高效流动。本文就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及质量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进行概括, 并提出今后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盈余管理与审计研究 篇5

关键词：盈余管理；产权性质

一、产权性质对盈余管理与债务成本关系的影响

在我国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面临差异化的制度约束，这种约束对两者的融资行为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后果。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背书”使其在制度约束短缺、制度配置不当的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处于天然优势。在本文中，这一优势体现在对债务性资源的获取能力上。银行在面对国有企业的贷款申请时，没有动机去发现其财务报表中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盈余管理越高，其融资成本降低。

相反，民营企业的最终控制人是个人，民营企业以其自身拥有的所有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因此，银行会密切关注民营企业债务人的财务数据，对贷款风险的审查更为严格。民营企业获取贷款必须严格符合银行的贷款政策，并且必须严格遵守诸多限制性条款。所以银行的信贷管理制度和薪酬考核体系使得银行缺乏有效识别盈余管理的能力，因此民营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其债务成本越低。但由于银行更为关注民营企业的贷款风险，民营企业中盈余管理程度与债务成本的负相关关系没有国有企业那么显著。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相较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中盈余管理程度与债务成本的负相关关系更为严重。

二、模型设计

三、企业产权性质、盈余管理和债务成本的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将8771个样本数据进一步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以检验企业在不同产权性质下，盈余管理与债务成本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别。其中，国有样本有5620个，民营样本有3151个。结果表明：1999-2008年十年间，债务成本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表明我国以银行为主的金融行业日渐发达。另外，民营企业的债务成本历年均高于国有企业的债务成本，初步证实本文的假设。

接下来，对企业性质变量（SOE）和交乘变量（S*DCA，为SOE与DCA的乘积）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可以发现，dummy变量SOE的均值小于0.5，反映了国有样本较多的样本特征，偏度和峰度均小于正态分布的标准值，表明SOE分布较为扁平；S*DCA的均值趋近最小值，但是偏度和峰度均较高，表明相较于正态分布而言，S*DCA的值集中在均值右侧的某个小区间。同时，S*DCA的偏度和峰度较大，反映了交乘变量能够将变量的特征集中化的性质。

在对子样本的趋势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进行初步分析之后，本文将国有样本的民营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得到民营样本回归模型（1）和国有样本回归模型（2），并在全样本回归中加入了区别产权性质的变量（SOE）和交叉项（S*DCA），得到模型（3），用以检验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中，盈余管理对债务成本的影响是否会显著不同。

在模型（1）中，盈余管理替代指标（DCA）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这表明在民营企业中，存在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债务成本越低的现象。控制变量方面，资产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erage）和系统风险（beta）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债务成本正相关，而托宾Q值和常数项仍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债务成本负相关，这和全样本回归的模型（3）结果一致。进一步与模型（2）对比发现，总资产周转率（turnover）的显著性提高为5%，表明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资产流动性较为关注，流动性的高低会影响银行提供贷款时所要求的成本；资产报酬率（ROA）的显著性由1%变为5%，固定资产比例（fixasset）的显著性由1%变为10%，反映了民营样本中显著性降低，但上述这两个变量对债务成本的相关性并未改变。

在模型（2）中，盈余管理替代指标（DCA）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这表明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债务成本同样越低。大部分控制变量相对于模型（1）并未改变，除了资产规模（size）。在全样本中资产规模与债务成本显著正相关，而在国有样本中资产规模与债务成本呈现并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并不在意，国有企业与生俱来的制度优势和政治背景，使无论国企的资产规模是大还是小，银行识别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都不强。

继续对模型（3）全样本的检验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虚拟变量SOE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表明我国民营企业的债务成本相对国有企业要高，这一结果同样支持了本文的假设。这是因为民营企业有着更高的信贷风险，银行会更谨慎地审查其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从而能够识别财务报表中的盈余管理行为。交叉项（S*DCA）的系数为0.13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民营企业中存在盈余管理与债务成本负相关关系的可能性大约有13.4%，而国有企业中存在这一负相关关系的可能性为86.6%，因此，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中盈余管理与债务成本存在更严重的负向关系。

四、结论及不足

经过上述对比分析，本文可以证明，由于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存在不同的目的，面对不同的制度约束，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银行对国有企业授信时，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识别动机更小，因而对企业本身财务质量、企业价值的考核也相对更加宽松，于是导致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债务成本降低的程度越大，这与本文假设的预期一致。

由于CSMAR数据库未提供所有A股上市公司主要贷款银行的数据，本文8771个样本数据中找到主要贷款银行数据的样本仅有348个。因此，尽管回归检验的结果显著，但本文在针对产权性质、盈余管理程度对债务成本影响的回归检验的样本质量下降，回归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有待进一步研究。（作者单位：1.国药控股湖北有限公司；2.保利（武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张璋.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与债务成本实证研究[J]. 财会通讯， 2011，（23）. .

[2]蒋琰. 权益成本、债务成本与公司治理：影响差异性研究[J]. 管理世界， 2009，（11）.

[3]林毅夫， 李志赟.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J]. 经济研究， 2004，（2）.

盈余管理与审计研究 篇6

一、盈余管理的理论基础

1. 盈余管理的概念。

在我国, 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与发展使得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现象越来越普遍, 与此同时, 投资者、债权人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开始关注盈余管理问题。关于盈余管理的概念问题, 国内外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 国际上也没有统一的规定。目前全球公认的比较权威的定义, 是来自美国会计学家斯科特和凯瑟琳·雪珀。斯科特认为盈余管理是指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 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而凯瑟琳·雪珀则认为, 盈余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 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 (Disclosure Management) 。

2. 盈余管理动机。

(1) 契约动机。根据契约理论, 企业是一系列契约关系的集合体。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 股东高薪聘请管理人才来掌管公司。高层管理者对公司资产财务状况了如指掌, 是超级信息的拥有者;而股东则处于劣势地位, 他们只能对管理当局进行监督和约束。那么基于这种信息不对称状况, 管理当局很容易为达到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盈余管理。

(2) 报酬动机。股东们为了能让高层管理者更好地为公司服务, 为公司带来更多的利益, 同时为了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损失, 会采用激励报酬机制, 但是常常以公司利润作为核心考核指标, 使管理者的报酬与业绩挂钩。那么管理者在利益的驱动下, 会采取各种手段来提升自身的业绩获取更多的报酬和利益。

(3) 筹资动机。《证券法》规定, 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和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要求最近3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上市公司为了满足这些条件达到筹资目的, 就要对公司的财务报告进行包装, 盈余是衡量财务的重要指标, 进行盈余管理是管理当局采取的必要手段。

(4) 逃避政府监管。一个公司的上市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国《证券法》规定, 上市公司连续两年亏损将被特别处理, 连续三年亏损暂停上市, 连续四年亏损终止上市。上市公司如果遭到上述处罚, 那么公司高管、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利益关系人就将受到相应的经济损失, 一些上市公司为了防止被ST特别处理、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进行盈余管理。

二、审计意见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审计是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产生的, 注册会计师作为独立的第三方, 通过对公司财务报告合法性和公允性的审核, 应该能够识别财务报告中存在的盈余管理行为, 从而发表恰当的审计意见, 使财务报表使用者作出正确的决策。

审计意见是审计报告的组成部分, 是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的最终成果。新审计准则对审计意见类型有明确的规定, 财务报表使用者通过对审计意见的类型可以初步判断财务报告的可信度, 然后结合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作出相应的决策。财务报告是决策者获取企业信息的重要来源, 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将直接影响投资者作出的决策, 上市公司管理层为了某种特定目的进行的盈余管理将扭曲财务信息, 导致财务报告失真, 误导广大中小投资者。独立性是注册会计师最核心的属性, 失去独立性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将没有意义。注册会计师应秉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和专业怀疑态度, 客观独立地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进行审计。笔者对2009年和2010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上市公司审计情况进行了统计, 如表1。

资料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获取

从表1可以看出2009年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比例是6.71%, 2010年的比例是5.54%。说明注册会计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比例很高, 但并不能说明这些公司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从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审计报告中抽取了60份进行研究分析, 得出造成注册会计师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原因主要有上市公司发生巨额亏损、发生资产重组、或有事项未解决、提供巨额担保、收入费用确认问题等。这些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公司收益, 是上市公司管理当局经常采用的盈余管理手段, 他们利用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灵活性, 采取有利于自身效益最大化的会计手段和非会计手段, 对公司财务报告进行粉饰和包装。盈余管理是注册会计师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充分而非必要条件, 即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能够导致注册会计师按照审计准则和独立性原则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 而被审计为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财务报告不一定都进行了盈余管理行为, 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存在一定的关系 (1) 。我国许多学者对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但没有统一的结论。因为研究方法、研究内容、样本选取等存在差异, 加上我国资本市场起步比较晚, 发展还不够成熟和完善, 市场环境比较复杂多变, 所以对于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关系还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三、盈余管理的治理措施

由于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制定是基于公共原则, 它们不可能穷尽所有企业的所有交易事项, 只能是对公共的一般性常见问题而制定, 同时会计准则和规范存在一定的灵活性, 允许企业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更能真实反映其财务信息的会计方法和会计估计。所以, 盈余管理是不可能被完全消除的, 我们只能把盈余管理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下面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提出一些对策建议。如图1。

1.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我国上市公司大多由国有企业转型而来, “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现象比较严重。我们要优化股权结构, 打破股权集中现象;董事会成员配备合理, 独立董事应利用其独立性和专业性及行权能力对公司内部进行监督和控制;监事会发挥应有的监督功能。不断地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才能有效抑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2) 。

2. 完善会计准则。

会计准则是公认会计原则, 应具有广泛性。管理当局经常利用会计准则的灵活性进行盈余管理, 为了降低这种可能性, 国家应制定更加完善和严谨的政策法规, 尽量减少漏洞。2006年财政部颁布了新的会计准则, 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盈余管理, 但新的会计准则可能又带来新的盈余管理方法, 比如自行研发的无形资产, 资本化与费用化的划分, 企业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影响当期企业利润达到盈余管理目的。会计准则的颁布应具有前瞻性和及时性, 避免滞后性。

3. 建立有效的证券监督管理体系。

证券监督管理部门与上市公司是一个重复动态博弈, 双方的决策会对我国的资本市场造成一定的影响。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督管理, 以及加大对上市公司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同时, 对证券法中的一些规定进行改革, 如对上市公司能否继续上市的条件中规定的财务指标, 由单一的盈利能力指标改为由净资产收益率、资产周转率、销售利润率、对社会的贡献率等加权平均后的综合动态指标, 这样不仅减少上市公司的短期盈余管理行为, 而且会使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如何提高企业的综合素质这一长远目标上来。

4. 加强审计方面的管理。

事务所要加强内部控制管理, 职业人员要提高自身的独立性和执业技能, 遵守执业道德规范, 同时政府部门要加大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 尤其是民事赔偿责任, 才有利于我国审计市场的发展, 提高审计质量水平。

盈余管理普遍存在于我国上市公司, 所以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关系的研究一直备受我国会计界和实务界的关注。盈余管理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要完全消除它是不可能的, 随着我国审计准则的不断完善, 注册会计师执业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的不断提高, 注册会计师能够识别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并且出具较高质量的审计报告, 有效抑制盈余管理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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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昕, 杨再惠.中国上市公司利用盈余管理避免亏损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 2007 (9)

[3] .张昕.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第四季度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 2008 (4)

盈余管理与审计研究 篇7

2012年6月, 新大地在成功过会后被媒体曝光财务造假, 经中国证监会审查后, 终止上市, 成为创业板造假上市第一案。2012年9月, 万福生科被湖南省证监局立案稽查, 随后又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2012年10月, 万福生科承认其2012年半年报中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问题。这些与IPO公司有关的财务造假案件的发生, 引发学术界对IPO公司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思考及外界对整个审计行业的关注。IPO公司通常会采用何种手段操纵会计信息?高质量审计是否会抑制IPO公司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本文尝试解决这些问题。

现有文献表明, IPO公司具有强烈的盈余操纵动机, 并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从理论上看, IPO公司可以选择的盈余管理方式有应计盈余管理及真实盈余管理两种, 两种方式都需要成本, 公司采取何种方式, 取决于两种方式的成本对比 (Zang, 2007) 。从IPO造假的实务案例看, 万福生科主要是假借采购户和销售户名义, 用自有资金以现金存取方式制造进出资金流, 并伪造银行凭证, 假冒粮食收购款和销售回款, 实现自有资金的体外循环, 具有与真实盈余管理中销售操纵相关的含义。Titman&Trueman (1986) 的审计师信号理论认为, 在IPO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 投资者不了解企业的真实价值, 并且相信审计师质量可以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企业所选择的审计师质量实际上向市场提供了有关企业价值的信号, 审计师质量作为一种信号向外部投资者传递有关企业价值的有用信息。因此, 本文综合研究IPO公司、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方式选择之间的关系。

从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方式选择的角度, 国外现有文献提供了比较充分的实证证据。Reichelt&Wang (2010) 等发现, 审计质量 (用前N大事务所和审计师的行业专长作为衡量依据) 和应计盈余管理的使用程度显著负相关。Chi等 (2011) 的研究表明, 具有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的企业会更多的利用真实盈余管理, 以规避大所审计对应计盈余管理使用的限制。在针对IPO的研究中, Chen等 (2005) 发现, 审计质量越高, 审计师的行业专长越强, 越有利于减少IPO公司在IPO过程中对应计盈余管理的使用。至于我国IPO公司在IPO过程中的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方式选择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仍然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本文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使用我国A股IPO公司2007~2011年的样本, 本文研究发现: (1) IPO公司在IPO过程中具有使用生产成本操纵以外的盈余管理手段向上操纵盈余的迹象; (2) 审计质量越高, 越有利于抑制IPO过程中的生产成本操纵和应计盈余管理, 但IPO公司会更大程度的依赖销售手段操纵盈余。

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不同于国内现有文献在研究IPO公司与盈余管理关系时, 通常只考虑应计或真实盈余管理, 并且没有考虑审计质量, 本文综合研究IPO公司、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方式选择的关系, 研究发现:IPO公司倾向于选择生产成本操纵方法以外的手段向上操纵盈余;IPO过程中的审计质量越高, IPO公司越可能使用销售操纵手段以逃避高质量审计对其他盈余管理方式的使用限制。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Brau&Fawcett (2006) 认为, 盈余信息是企业管理层尝试传递给外部投资者的最重要的信号。与该观点一致, 顾名润和田存志 (2012) 发现, 我国IPO公司在IPO前及IPO当年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显著大于0。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真实盈余管理通常被企业用来操纵盈余 (Roychowdhury, 2006) 。这些研究认为, 与应计盈余管理相比, 由于下列原因, 管理层会更多的偏好于真实盈余管理:第一, 与应计盈余管理很容易被审计师和监管者发现相比, 真实盈余管理很难被监管者所怀疑 (Graham等, 2005) ;第二, 应计盈余管理通常只能在发布财务报告的年末或者季末被使用;而真实盈余管理在整个会计年度内都会被使用, 没有时间限制。如果管理层只考虑使用应计盈余管理方式操纵盈余, 由于应计盈余管理只能在编制报表时使用, 当预期需要操纵的金额超过可以操纵的限度时, 管理层在该年度的剩余期间内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利用真实盈余管理 (Roychowdhury, 2006) 。

从IPO公司与真实盈余管理关系的角度, 国外学者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Darrough&Rangan (2005) 发现, 上市公司在IPO当年存在减少研发支出以夸大盈余的现象。他们认为, 通过减少研发支出, 可以掩盖管理层出售股票造成的负面影响, 因为管理层认为投资者会更加关注盈余水平的高低。Wongsunwai (2012) 提供证据表明, IPO公司会在IPO过程中同时采用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 具有风险资本背景的IPO公司呈现出较低水平的实际业务操纵。总之, 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都会不同程度地被IPO公司用来操纵盈余。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1。

H1:IPO公司在IPO过程中存在利用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向上操纵盈余的迹象。

至于监管机构是否会降低盈余操纵的可能性, 现有研究证据表明, 高审计质量在降低应计盈余管理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Balsam等, 2003) 。Chen等 (2005) 发现, 由前N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IPO公司在IPO当年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更低。从国内文献看, 吴水澎等 (2006) 的研究表明, 与中小事务所相比, 我国的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因此, 本文预期审计质量与应计盈余管理呈显著负相关。

由于真实盈余管理与管理层内部决策紧密联系, 因此, 与应计盈余管理相比, 它们更不容易被审计师发现 (Graham等, 2005) 。与该观点一致, 近期的研究表明, 高质量的审计师无法降低真实盈余管理, 反而会导致他们的客户诉诸于更高水平的真实盈余管理以逃避对应计盈余管理的监督。使用具有强烈动机向上调整盈余的公司样本 (正好达到或者略低于盈余基准的公司) , Chi等 (2011) 研究了审计质量和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 他们用前N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行业专长、更高的审计费用和更长的审计任期等要素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 研究结果表明, 真实盈余管理水平与审计质量之间呈正相关。Chi等 (2011) 还发现, 高质量的审计师会限制企业的应计盈余操纵, 并迫使他们的客户转而使用更高程度的真实盈余管理。因此, 我们可以合理预期, 审计质量与真实盈余管理呈显著正相关。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2。

H2:IPO过程中的外部审计质量越高, IPO公司越可能采用更高水平的真实盈余管理和更低水平的应计盈余管理。

三、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

本研究选择2007~2011年沪深A股的IPO公司作为初始样本, 并作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2.剔除存在缺漏值的样本;3.为避免异常值的影响, 本文对所有相关变量两端均按1%进行缩尾 (winsorize) 处理。根据上述标准, 最终得到587笔数据, 其中, 承销商信誉排名 (取前十) 来自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 审计事务所排名 (取前十) 来自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 其他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本文使用的统计分析软件为stata12.0, 回归分析时均在公司层面聚类 (Cluster) 。本文选择2007年为起点, 以消除2007年的会计准则变更对企业盈余管理方式选择的影响。

(二) 盈余管理类型的估计

1. 应计盈余管理

本文使用Alhadab等 (2012) 的修正Jones模型估计应计盈余管理。具体方法是:将C2行业并入C9行业, 如果合并后的行业公司数目大于15家, 则根据模型估计相应行业的系数并带入模型, 估计非IPO公司每年的行业横截面数值, 作为IPO公司应计项目的行业正常值;将行业正常值带入模型, 估计IPO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非IPO公司的系数估计模型见模型 (1) :

其中, CAi, t表示流动应计, 等于期末与期初的非现金流动资产变化量减去期末与期初的经营性流动负债变化量, 具体计算见模型 (2) :

AvAsseti, t表示平均总资产, 等于IPO年度期初与期末总资产之和除以2;△SALESi, t表示期末与期初的销售收入变化量除以平均总资产;ROAi, t等于扣除异常项目前的营业利润除以平均总资产。根据模型 (1) 估计出的系数, 采用下列模型估计IPO公司同行业同年度的应计项目正常值:

其中, △RECi, t等于期末与期初应收账款变化量除以平均总资产。

IPO公司的操纵性流动应计项目 (DCA) 等于各IPO公司的流动应计减去对应行业的正常流动应计, 即:

在下文的研究中, 参照现有文献的常用做法, 使用操纵性流动应计项目的绝对值 (AM) 作为应计盈余管理的替代变量 (如Alhadab, 2012) 。

2. 真实盈余管理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 本文使用3种真实盈余管理:可操控费用操纵 (RM_DISX) , 销售操纵 (RM_CFO) 与生产成本操纵 (RM_PROD) 。第一种真实盈余管理是可操控费用操纵 (RM_DISX) 。可操控费用是广告费用、研发支出、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的总和, 由于我国公司的研发支出和广告费用直接计入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项目, 然而, 本文中的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只包含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 减少当期的可操控费用将夸大当期报告的盈余。此外, 可操控费用通常需要使用现金支付, 可操控费用的减少将增加当期的现金流量 (Cohen和Zarowin, 2010) 。第二种真实盈余管理是销售操纵 (RM_CFO) 。销售操纵导致较低水平的经营现金流量, 可以通过提供更多的价格折扣或信用借款来实现 (Roychowdhury, 2006) 。销售操纵的减少也将增加当期的现金流量。第三种真实盈余管理是生产成本操纵 (RM_PROD) 。鉴于规模经济的存在, 通过增加产品产量, 单位产成品的固定生产成本将会减少, 报告的产品销售成本将会下降, 从而实现向上调操纵盈余的目标。当生产成本操纵减少, 将会减少当期的经营现金流量。

(1) 可操控费用操纵 (RM_DISX)

本文使用下列模型 (5) 估计所有非IPO公司同行业同年度的横截面数据作为IPO公司可操控费用的正常水平:

其中, DISXi, t是各公司在第i期的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 SALESi, t-1是各公司滞后一期的销售收入。IPO公司的可操控费用操纵水平等于IPO公司的实际可操控费用减去用模型 (5) 估计出的系数估计出的可操控费用行业正常水平。

(2) 销售操纵 (RM_CFO)

本文使用下列模型 (6) 估计所有非IPO公司同行业同年度的横截面数据作为IPO公司经营现金流量的正常水平:

其中, CFOi, t表示各公司在第i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IPO公司的销售操纵水平等于各IPO公司实际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减去用模型 (6) 估计出的系数估计出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行业正常水平。

(3) 生产成本操纵 (RM_PROD)

本文使用下列模型 (7) 估计所有非IPO公司同行业同年度的横截面数据作为IPO公司生产成本的正常水平:

其中, PRODi, t=COGSi, t+△INVi, t, COGSi, t表示营业成本, △INVi, t表示期末与期初的存货变化量。IPO公司的生产成本操纵水平等于IPO公司的实际生产成本减去用模型 (7) 估计出的系数估计出的生产成本行业正常水平。

在估计上述真实盈余管理时, 具体过程同上文计算应计盈余管理时的方法。当IPO公司利用上述实际盈余操纵手段操纵盈余时, RM_DISX和RM_CFO的预期符号为负, RM_PROD的预期符号为正。为了保持方向的一致性, RM_DISX和RM_CFO均先乘以 (-1) 。

(三) 实证模型

参照Alhadab等 (2012) , 本文采用模型 (8) , 检验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方式选择的关系:

其中, EM表示四种盈余管理方式;Big_N是表示审计质量的虚拟变量;其他均为控制变量, 具体定义见表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单变量分析 (检验假设1)

其中, 平均值检验报告的是T检验的P值, 中位数检验报告的是Signtest检验的P值, 四种真实盈余管理项目检验的显著性水平表示IPO公司利用各项目管理盈余的程度。笔者发现, Big_N的平均值是40.2%, 说明只有部分IPO公司倾向于选择代表低审计质量的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对此的解释是:审计质量越低, IPO公司的盈余操纵越不容易被发现。

通过表2可以看出, 可操控费用、销售操纵和应计盈余管理的平均值及中位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大于0, 说明IPO公司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可操控费用、销售操纵和应计盈余管理向上操纵盈余。然而, 我们发现, 生产成本操纵的平均值和中位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小于0, 说明IPO公司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不会通过生产成本操纵调增盈余。这些现象说明:IPO公司存在利用生产成本操纵手段以外的盈余管理方式向上操纵盈余的现象, 与假设1基本一致。

(二) 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方式选择 (检验假设2)

从表3可以看出, 表示审计质量的虚拟变量Big_N与销售操纵RM_CFO呈显著正相关, 与生产成本操纵和应计盈余管理呈显著负相关, 说明:审计质量越高, IPO公司越有可能选择真实盈余管理中的销售操纵, 并减少对生产成本操纵和应计盈余管理的依赖, 与假设2基本一致。

注:括号内的为t值;*p<0.1, **p<0.05, ***p<0.01, 下同。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使用我国2007~2011年全部A股IPO公司的样本资料, 本文研究发现:1.IPO公司在IPO过程中存在使用生产成本操纵手段以外的盈余管理方式操纵盈余的现象;2.审计质量越高, 有利于抑制IPO过程中的生产成本操纵和应计盈余管理, 但IPO公司会更大程度地依赖销售手段操纵盈余。通过研究, 丰富了有关IPO公司的审计质量及盈余管理文献。

通过研究, 本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抑制IPO公司的会计信息失真, 建议相关部门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审查IPO公司在IPO过程中的盈余操纵行为, 政府可以强制性地要求IPO公司由高质量的审计事务所审计;审计事务所特别是高审计质量的审计事务所应该改进审计流程, 加强对IPO公司销售操纵行为的审计, 维护资本市场的有序健康发展。

摘要：IPO公司的会计信息失真一直是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热点话题, 2012年的万福生科财务造假案再次引发社会公众对IPO公司会计信息失真及外部审计质量的关注。通过对2007～2011年我国A股IPO公司的样本分析, 本文发现:IPO公司普遍使用生产成本操纵手段以外的盈余管理方式操纵盈余;审计质量越高, 越有利于抑制IPO过程中的生产成本操纵和应计盈余管理, 但IPO公司会更大程度地依赖销售手段操纵盈余。通过研究, 本文丰富了有关我国IPO公司的审计质量及盈余管理文献, 对改进IPO过程中的审计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盈余管理与审计研究 篇8

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审计意见收买行为使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用基础产生了怀疑。目前, 国内外学者多从审计师变更和审计收费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审计意见收买可能不一定需要通过审计师变更来实现, 如采用向现有审计师支付异常审计费用的方式。实际上, 随着监管部门对变更事务所信息披露的要求进一步严格, 上市公司通过提高审计费用不失为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因此通过审计收费来检验审计意见收买行为逐渐得到了关注 (陈杰平等, 2005;朱小平和郭志英, 2006;唐跃军, 2007) 。另一方面, 相关研究文献多主要围绕审计意见收买的结果, 较少就审计意见收买动机进行研究 (Krishnan and Stephens, 1995;耿建新和杨鹤, 2001;李爽和吴溪, 2002;陆正飞和童盼, 2003;王春飞, 2006) 。审计意见的改善是审计意见收买的目的和出发点, 但更深层次的动机是“寻租”, 也就是上市公司通过一定方式获得低质量审计意见, 以达到“寻租”目的的行为 (Lennox, 2000) 。而作为审计风险变量的盈余管理, 更具有不确定性, 且较难审计和容易被操纵, 上市公司更容易采用盈余管理的方式进行会计寻租, 收买审计意见。但是审计师参与审计意见收买, 会承担一定的风险, 而被审计单位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 审计师事务所面临的审计风险越大, 如果事务所考虑了盈余管理风险, 事务所审计收费越高。刘运国等 (2006) 指出盈余管理给审计师带来了风险,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幅度越大审计收费越高。但对于不同的盈余管理行为, 风险不同, 审计意见收买不同, 伍利娜 (2003) 间接得出公司为取得配股资格和“保牌”, 不惜购买审计意见。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可能促使了审计意见收买, 但如果审计师事务所具有较高的独立性, 则收买的可能性较小。多数文献已经指出规模较大如国际四大的事务所, 为了其声誉, 将保持较高的独立性。但刘峰、周福源 (2007) , 方军雄、洪剑峭 (2008) 指出大规模事务所并不一定有较高的审计质量。因为, 规模越大的会计师事务所, 其风险承受能力越强, 可接受审计风险越高, 其高道德风险的底线更有可能参与审计意见收买。有鉴于此, 本文似从盈余管理寻租的角度, 以2003年至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研究盈余管理寻租和实际发生的异常审计收费对上市公司审计意见收买行为的影响, 进一步研究事务所风险承受能力对审计意见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由于信息不对称, 契约的不完全性使得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安排诱发上市公司“寻租”行为。虽然审计师的监督有利于约束上市公司“寻租”行为, 然而, 审计师并不是独立自然人, 其在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寻租”过程中可能被收买, 主动或被动迎合被审计单位。仅从上市公司或者审计师单视角考虑盈余管理方式寻租的合谋过程就显得不足, 它忽略了盈余管理租金的分配机制。上市公司提供会计信息, 具有进行盈余管理的“占先”角色优势, 但优势获得的租金并不由上市公司独自分享, 而是通过博弈形成分配格局, 即上市公司和审计师等合谋而形成的共享机制。对于审计师而言, 参与盈余管理寻租的动机主要就是获得高额的审计收费。审计收费决定着事务所的生存, 也是审计师的最大诱惑动因。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 将有可能增加审计师的风险。为了弥补配合上市公司, 并给出“合理”审计意见的风险而面临被诉讼和声誉损失的可能, 必然要求获得高于审计成本的租金。这样, 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寻租, 就必须通过上市公司与审计师等的合谋, 才能成功。也就是说, 审计师必须成为合谋者, 盈余管理才能最终达到转移财富或其他利益的目的。因此, 上市公司和审计师有通过盈余管理寻租进行合谋的动机。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其他条件不变下,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与审计意见改善正相关, 与非标准审计意见和审计意见恶化的可能性负相关

由于审计师事务所参与盈余管理寻租, 存在较高的审计风险。根据审计风险理论, 盈余管理更具有不确定性, 且较难审计和容易被操纵。盈余管理在我国存在高固有风险的问题,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的风险越大, 越容易被社会、监管部门发现并受到惩罚, 进而会影响到事务所。因此, 盈余管理行为风险越高, 上市公司越有动机操控审计费用引诱审计师合谋, 即审计意见收买动机越高。因此有:

假设2:盈余管理行为的审计风险水平越大, 审计意见收买的可能性越高

刘峰、周福源 (2007) , 方军雄、洪剑峭 (2008) 都指出, 我国审计环境中法律约束机制软化、民事赔偿机制不到位、监管力度弱等问题, 未能有效约束审计师的机会主义行为, 大规模事务所并不一定有较高的审计质量。另外, 审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审计风险进行评估时, 要考虑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正常来讲, 事务所规模越大、声誉越高, 风险承受能力应该越强, 但会把自己的道德底线提的比较高, 这样大事务所反而容易被收买、产生道德风险, 越敢对一些存在重大疑问的财务报表签发较好的审计意见。我国审计市场上出现的带说明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正是法律风险低的一种体现。因此有:

假设3:事务所的风险承受能力越强, 审计意见收买的可能性越高

(二)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选择以2002年至2006年作为估计区间, 其他的数据期间为2003年至2006年。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剔除了金融保险行业上市公司;剔除了2007年以前退市的公司;剔除了2003年至2006年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选取2001年之前的上市公司;计算盈余管理选择超过30个上市公司的13个行业类别;上市公司子公司数据来源于各年年报的手工收集。最终获得3612个有效研究样本。除了子公司, 其他数据均来自于CCER数据库, 并使用CSMAR数据库进行抽样核对, 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三) 变量定义

首先, 借鉴唐跃军 (2007) 、方军雄等 (2008) 的研究, 定义t期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和t-1期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之差, 使用daf表示异常审计费用。对于审计意见, 定义审计意见改善和恶化变量, 分别表示审计意见收买行为变量。盈余管理变量使用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 并使用盈余管理程的绝对值|da|。审计师对盈余管理行为避亏、保牌和配股动机的风险态度是不一样的, 定义ks反映公司亏损盈余管理动机、bp表示保牌盈余管理动机和pg表示配股盈余管理动机, 分别表示盈余管理行为的不同风险变量。审计师事务所的风险承受能力则主要取决于事务所的规模、经济实力以及法律责任的承担能力等。采用耿建新、房巧玲 (2005) 的研究, 使用反映事务所人力资源状况与收入状况作为考察事务所的风险承受能力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变量。其次对于控制变量, 使用核心资产收益率表示上市公司的收益水平;资产负债率表示财务风险;合并报表的子公司数、存货和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表示上市公司经营复杂性, 以及上市公司资产规模控制规模差异的影响。另外采用哑变量控制权性质区分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 以及审计师变更可能与审计意见的作用方向一致, 以as加以控制。还控制了行业差异, 年度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具体变量如 (表1) 所示。

(四) 模型建立

本文区分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意见改善和恶化, 以盈余管理程度、审计风险与风险承受能力的事务所人力资源和收入水平代理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构建以下的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3个研究假设, 其中Qi, t分别表示三种审计意见被解释变量, fixedeffect控制了行业和年度变量。

模型1:Qi, t=β0+β1lnsizei, t+β2levi, t+β3roai, t+β4inverc+β5sqsubs+β6kzq+β7as+β8dai, t+β9dafi, t+β10dafi, t·dai, t+fixedeffect+ηi, t

模型2:Qi, t=β0+β1lnsizei, t+β2levi, t+β3roai, t+β4inverci, t+β5sqsubsi, t+β6kzqi, t+β7asi, t+β8ksi, t+β9bpi, t+β10pgi, t+β11dafi, t·ksi, t+β12dafi, t·bpi, t+β13dafi, t·pgi, t+fixedeffect+ηi, t

模型3:Qi, t=β0+β1lnsizei, t+β2levi, t+β3roai, t+β4inverci, t+β5sqsubsi, t+β6kzqi, t+β7asi, t+β8ksi, t+β9bpi, t+β10pgi, t+β11dafi, t·lnsh1i, t+fixedeffect+ηi, t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2) 描述了模型中的主要连续变量的特征。异常审计收费的均值为0.0308, 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不同公司间的审计收费差别比较大 (标准差为748414.7) , 资产规模大于均值的公司审计收费为860659, 而小于均值的公司审计收费为404744.9, 整整多了一倍。从均值来看, 盈余管理逐年增加, 且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异常审计收费也相应越高, 但是这里还不能说明盈余管理程度越大, 上市公司实现了审计意见的收买。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有所提高和财务状况有所恶化。样本中, 376家 (占10.41%) 上市公司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 其中审计收费均值为586617.9, 异常审计收费均值为0.00743, 同时, 有204家 (5.65%) 上市公司收到的不利审计意见较上一年出现改善, 201家 (5.56%) 的审计意见不如上年度。有349家 (占9.67%) 上市公司变更了审计师事务所, 但有43家上市公司的审计意见改善, 占总审计意见改善的比例为21.08%, 30家 (14.92%) 变更事务所的公司审计意见恶化。变更事务所的审计费用均值为630315, 异常审计费用均值为0.003, 而没有变更事务所的审计费用为629670.6。样本中共有471家 (占13.07%) 上市公司发生了当年亏损, 审计收费均值为554546.5, 异常审计收费均值为0.008375。配股公司为272家, 占样本公司的比例为7.53%, 审计收费均值为595297.4, 异常审计收费均值为0.023。178家 (占4.93%) 家上市公司连续亏损两年以上, 异常审计收费均值为0.020。

注:括号里是p值, 下表同。

(二) 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见 (表3) 至 (表5) 。

(1) 盈余管理程度、审计意见收买模型回归结果。在进行Logistic回归前, 本文计算了模型中主要实验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Spearman相关矩阵。大部分实验变量的Spearman相关系数均不超过0.5, 这意味着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较小, 可以放在模型中进行实证检验。对于模型1、模型2与模型3的解释变量的VIF值均在2以下, 小于临界值10, 说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较低的多重共线性。从 (表3) 可以得到, 审计意见模型中实验变量盈余管理程度的系数显著为正, 审计意见恶化模型的|da|系数显著为正, 而审计意见改善模型中的|da|系数不显著。表明如果不考虑异常审计费用, 单独的盈余管理行为是能被审计意见识别的, 只能部分支持假设1。异常审计收费系数均不显著。检验结果表明独自的盈余管理与异常审计收费对审计意见都不能得到改善, 盈余管理和异常审计收费与审计意见收买的关系比较复杂。就如理论所述, 审计意见收买得到的租金是上市公司和审计师博弈的结果, 因此, 当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时, 上市公司通过操控审计收费, 更有可能说服审计师出具更好的审计意见, 且审计意见的改善可能需要关注盈余管理行为风险的大小。对于控制变量, 审计师变更与当期非标准意见正相关;上市公司资产规模越大, 不利审计意见越小;财务风险越大, 不利审计意见越多;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对出具非标准意见采取了差别的决策, 国有控股与当期非标准意见负相关。此外, 在稳健性测试中, 使用未凋整的Jones模型得到的盈余管理和异常审计费用变量 (lnfee-lnfeet-1) /lnfeet-1, 估计结果变化不大。另外剔除了异常审计费用的超过标准差3倍的值后, 估计结果也很稳健。

(2) 审计风险与审计意见收买的回归分析 (表4) 中, 对于当期非标准意见的估计模型, 实验变量ks、pg和bp的系数均显著, 而ks*daf、pg*daf和bp*daf的系数不显著。这表明审计师对同为盈余管理行为的亏损、保牌和配股的风险态度是不一样的。当期亏损和保牌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 由于当期亏损和保牌的行为比配股行为的审计风险要高, 审计师出于风险的考虑, 出具非标准意见的概率越大。配股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 由于配股的盈余管理行为风险相对较低, 公司出现非持续经营的可能性不大, 且为了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并未为对配股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表现出足够的关注, 上市公司更有可能得到标准意见, 因此, 审计师与上市公司容易达成默契。审计意见改善的估计模型, 实验变量ks与ks*daf的系数均不显著, 由于当期亏损公司的审计风险较低, 且财务状况也决定了其无法支付较高的审计费用, 另外, 审计师出于自身利益, 寻租得不到较多的“租金”, 必然不与上市公司合谋, 因此, 当期亏损公司不能提高审计意见改善的概率。bp与bp*daf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保牌的审计风险通常较高, 表明审计风险水平越高, 改善审计意见的概率越高, 部分支持假设2。对于保牌公司通常为连续亏损的公司, 为避免其股票被特别处理或停牌, 具有强烈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 从而收买审计意见;另外, 保牌行为的盈余管理寻租得到的收益要比亏损的寻租要大得多, 审计师得到的审计收费必然要大得多, 这样审计师有很大的动机参与寻租, 损失审计的独立性。pg系数显著为负而pg*daf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表明配股行为虽然审计风险较低, 但上市公司还有可能操控审计收费进行审计意见的收买。审计意见恶化的估计模型中, 实验变量ks与ks*daf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亏损行为的审计风险较低, 而且审计师获得的审计费用也较低, 如果当上市公司操控审计收费进行审计意见收买时, 审计师寻租得到的“租金”可能保证不了审计成本与风险, 因此可能并不会合谋。而其他实验变量达不到显著性水平, 但bp*daf与pg*daf系数是负的, 上市公司还是比较关注审计意见的恶化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 有收买审计意见的动机。控制变量估计结果中, 审计师变更、规模越小、财务风险越大、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越有可能收到非标准意见;审计师变更、规模越小的上市公司的不利审计意见改善的可能性较大;规模越大、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审计意见恶化的可能性较低。

(3) 事务所风险承受能力与审计意见收买的回归分析。 (表5) 的审计意见改善模型估计结果表明, 当使用收入水平状况作为事务所的风险承受能力代替变量, 实验变量sh1*daf显著为负, 这意味着审计师的风险承受能力越强, 审计师被上市公司说服而改善审计意见的成功率更高。如果使用人力资源水平状况sh2*daf, 虽然实验变量的系数显著性水平不高, 但系数的预期方向一致。因此, 估计的结果部分支持假设3。审计意见恶化模型估计结果也表明, 两个作为事务所的风险承受能力变量的收入水平状况和人力资源水平状况的系数均显著, daf系数显著为负, 而sh1*daf与sh2*daf显著为正, 都表明上市公司通过操控审计费用而抑制审计意见下降, 收买审计意见。对于两种审计意见模型估计的结果, 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解释:一方面是目前我国审计环境中法律约束机制软化、民事赔偿机制不到位、监管力度弱等问题, 导致审计师行为失当被发现概率不高, 被起诉概率低。即使被发现、被起诉, 其处罚主要是以行政处罚为主, 民事赔偿的种种限制使赔偿概率非常低, 赔偿金额严重不合理, 对审计师和事务所的威慑作用不大甚至无效, 审计师可能会签发一些严重失实的财务报表, 对一些严重失实的财务报表只是追加一些语气缓和的提示。另一方面是风险承受能力强的审计师事务所, 在理论研究和实务处理中的能力较强、对会计准则的以及审计师具有加强的职业判断能力, 甚至在准则的制定过程中都是博弈的一方, 社会公众对其也同样较为信任。但是, 也正是这样, 在盈余管理程度较高的情况下, 尤其是经济活动复杂性在不断加强的情况下, 在面对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下, 道德底线反而比那些风险承受能力弱的会计事务所更高, 也更容易参与合谋谋取经济利益。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越小, 变更审计师事务所以及保牌行为更可能得到审计意见的改善;资产规模越大、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审计意见恶化的可能性较低。此外, 稳健性检验中, 使用表示人力资源状况和收入水平状况的绝对值作为事务所风险承受能力变量, 得到的结果基本不变, 人力资源和收入水平两个变量本身就可以互为稳健性检验。

四、结论

上市公司存在大量的盈余管理, 当上市公司可能出现不利审计意见的情况下, 管理层通常存在强烈的动机收买审计意见。问题, 是上市公司会不会使用盈余管理寻租而收买审计意见, 盈余管理行为风险是改善还是恶化了审计意见, 而事务所风险承受能力会不会保证审计质量呢?本文研究了盈余管理寻租、审计风险以及事务所风险承受能力对审计意见收买的影响, 研究结果有, 上市公司利用盈余管理寻租操控审计费用而改善不利审计意见的证据只能部分的支持, 保牌行为要比亏损和配股行为更有可能得到不利审计意见的改善;事务所风险承受能力越强, 道德底线越高, 事务所越有可能参与审计合谋, 这与部分研究不同, 一般研究表明大事务所具有更高的审计质量结果。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经济活动的复杂程度加深, 对复杂的经济事项的处理, 具体准则上更是无迹可寻, 而更多的依赖则是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在这个方面上, 盈余管理也会随之加强。另外我国审计环境中的法律、监管制度以及公众舆论压力还不能有效地约束审计师事务所的机会主义行为, 而大规模事务所的高道德底线, 使其更容易参与合谋。

摘要：本文采用2003年至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 对盈余管理寻租、审计风险以及事务所风险承受能力对审计意见收买行为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上市公司操控审计费用, 收买审计意见的概率越高;盈余管理行为的审计风险越高, 审计意见改善的概率越高;事务所的风险承受能力越强, 审计意见收买的概率性越高。这说明我国审计环境中的法律、监管制度以及公众舆论压力还不能有效地约束会计师事务所的机会主义行为, 而大规模事务所的高道德底线, 使其更容易参与合谋。

浅谈审计意见与盈余管理 篇9

一、盈余管理的动机

盈余管理有悖于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 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是“有目的的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 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 实际上是对所披露信息的操纵”。盈余管理产生的动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管理动机。

股权激励政策使经理报酬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建立了联系, 管理人员能够通过改善企业的经营业绩来获得自己应得的报酬。一旦企业的业绩好坏会影响到管理人员的利益, 管理人员就会产生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 修饰公司业绩指标, 以取得超额的报酬。同时, 债权人为了减少自身的风险, 会在债务合同中制订一系列保护性条款, 还会要求提供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管理层为了能获取贷款, 在其财务报告数字接近契约上的限制性条款时, 便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

2. 资本市场动机。

公司为了筹集到更多的资金, 往往会选择成本比较低的权益性融资。但是资本市场对拟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存在一定的约束条件。同时, 股票发行价格的确定也与盈余能力相关, 盈余管理便成为企业的一把利器。除此之外, 公司为了获得配股资格、达到证券市场上分析师的预期或是为了避免亏损, 管理当局都会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

二、盈余管理对上市公司审计意见的影响

盈余管理的最终结果反映在财务报告之中, 而审计对企业财务报告起着重要的审核作用。从理论上讲.在有效的审计市场上, 注册会计师应该能够审计出盈余操纵的情况。因此, 企业盈余操纵的程度越高, 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可能性就越大。

一般情况下, 上市公司和注册会计师都不希望公司年度报告被出具非标意见。对上市公司来说, 被出具非标意见会引起监管者的格外注意, 还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不利的市场反应, 影响公司的形象, 增加再融资的成本。对注册会计师来说, 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可能会造成客户的不满, 甚至会导致客户变更会计师或者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三、影响注册会计师鉴别盈余管理程度, 并将其反映在审计意见中的主要因素

1. 审计契约的特殊性。

在目前的审计契约中, 被服务方———会计信息使用者不支付服务费用。服务费用转嫁给被审计单位, 被审计单位支付费用购买的不是有利于自己的服务, 而是被监督的服务, 审计契约的双方是对立关系。审计契约的特殊性决定了审计市场竞争的特殊性, 即审计者竞争的不是审计质量, 而是与被审计单位合伙舞弊的技巧。因为被审计单位支付费用, 希望购买的是对自己有利的服务, 在其财务报告不真实的情况下, 审计质量越高, 越是对其不利。因此, 在审计市场上, 越是审计质量高的审计主体, 越是不被客户欢迎。审计主体为生存和发展, 不得不千方百计地提高满足客户不合理要求的能力, 而不是审计质量。

2. 审计人员的职业判断。

上市公司的业务比一般公司更为复杂, 而审计结果又受许多方面的影响, 如审计范围、企业或行业的性质、注册会计师个人的职业判断, 其中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判断对审计结果影响最大, 上市公司业务的复杂性增加了审计人员职业判断的难度。

3. 审计质量监督。

在我国, 审计质量监督主要通过业务检查的方式来进行, 业务检查由财政部、审计署、注册会计师协会、证监会等多个机构负责。尽管参与业务检查的部门众多, 但绝大部分均是对已出现审计失败迹象的审计事项进行事后检查, 出于事前预防动机的业务检查并不多, 这也是导致审计人员不能鉴别企业操纵盈余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采取措施减少上市公司对盈余管理的利用, 提高审计质量

1. 完善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

在现行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下, 盈余管理行为严重影响了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 健全企业内部约束机制, 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不断加强公司治理。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给管理人员以适当的约束, 减少经理人会计政策变更的机会主义行为, 减少随意性, 从而有效地规范盈余管理行为。

2. 提高审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

注册会计师协会在制定执业准则的同时可考虑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导规范, 对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判断进行适度约束和引导。其次, 要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业务培训, 使其能适应因上市公司业务的复杂性而增加的审计难度。

3. 加强审计质量监督。

有权对审计质量监督的部门应加强对审计主体业务检查的力度, 一方面对审计意见类型判断和重要性水平判断明显失误的审计事项, 加大处罚力度;另一方面, 应加强对审计主体执业的事前、事中检查, 以防患于未然。

4. 完善政策法规, 消除政策法规对企业盈余管理的负面影响。

监管政策中的配股政策条款, 暂停交易的条款等均是以特定的财务指标作为基准, 形成了一种所谓监管诱导性盈余管理。结果是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手段越来越隐蔽, 增加了发现会计造假所需的成本。然而, 为了抑制财务造假, 制定过于详尽的准则也是不切实际的。制定具体会计准则既要考虑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接轨, 也应考虑我国政治和经济环境的特殊性。

参考文献

[1]杨燕红.从审计报告透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09 (1) [1]杨燕红.从审计报告透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09 (1)

[2]陈云.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相关问题探析[J].财会研究, 2009 (12) [2]陈云.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相关问题探析[J].财会研究, 2009 (12)

[3]徐浩萍.会计盈余管理与独立审计质量[J].会计研究, 2004 (1) [3]徐浩萍.会计盈余管理与独立审计质量[J].会计研究, 200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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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管理与审计研究 篇10

国外许多文献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影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Klein（2002）指出， 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约束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 Chung et al1（2002）证明，机构投资者能监督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其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发生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低。Liu and Peng（2006）发现，应计利润质量与短期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负相关，与长期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正相关。

国内已有许多学者研究了机构投资者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但并未达成一致结论，有的观点甚至完全相反。程书强（2006）、高雷和张杰等（2008）认为，机构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负相关，机构持股比例越高，越能有效抑制盈余管理行为。黄谦（2009）的研究认为，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盈余管理是倒U字型关系，即持股比例高时同盈余管理成负相关，机构持股比例低时同盈余管理成正相关；倒U型的拐点在机构持股6%。王琨、肖星（2005）等众多学者的研究证明，我国机构投资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上市公司的治理，而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

Hribar and Nichols（2007）指出，如果仅考虑盈余管理的程度，不考虑盈余管理的方向，将会导致得出错误的结论。盈余管理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行为：正向盈余管理和负向盈余管理。前者是指调高盈余，其结果是提高了公司当期业绩；后者是指降低盈余，其结果是降低公司当期业绩，但有利于公司未来业绩的提升。公司正向盈余管理与负向盈余管理的动机和程度是不一样的。薄仙慧和吴联生（2009）的研究表明，我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的方向显著不一样。我国监管部门主要关注正向盈余管理，而很少关注负向盈余管理。学者研究也大多集中在盈余管理程度，而较少区分盈余管理的方向。但向下盈余管理也是企业管理当局误导会计信息使用者、获取私人利益的重要手段。因此，研究机构投资者与不同方向盈余管理的相关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设计

（一）假设提出 研究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行为问题，必须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且多为国有控股这一特征。

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当管理层调高盈余时，表面上提高了公司当期业绩，可能带来短期股价上升，但实际上没有产生更多的利润，当操纵行为被识别时，就会导致股价下跌，国家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遭受损害。所以政府会寻求机构投资者的介入，以改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机制，从而抑制管理层出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进行的盈余操纵，这有利于机构投资者发挥作用。而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随着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和投资时间的增加，机构投资者完全有能力和动力去发现和抑制正向盈余管理行为。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机构投资者发展迅速，其资金实力、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显著增强，这使其有能力及时识别盈余管理行为。为维护自身利益，机构投资者也会注重会计盈余信息的可靠性，有动力监督企业管理当局。所以当管理层进行正向盈余管理时，机构投资者将起到制约作用。

无论是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还是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当管理层进行负向盈余管理时，机构投资者一般不会持反对意见。 因为负向盈余管理能提高企业未来业绩， 从而提高未来股票价格。机构投资者可以获得未来收益。另外， 由于受到市场的压力，企业管理层一般不会调低盈余。而且负向盈余管理一般是出现在公司更换管理层， 新的CEO为了“洗大澡”之时。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公司正向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

H2：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公司负向盈余管理无显著影响

（二）样本选择本文选择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5年~2008年共4年数据。剔除金融类、ST类、重要数据异常或缺失的样本后，得到正向盈余管理组（DA+组）样本3597个，负向盈余管理组（DA-组）样本1123个，总样本容量为4720个。数据主要来源于聚源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数据分析软件是spss17.0。应用由琼斯模型计算得到的操纵性应计利润来估计盈余管理水平。

（三）模型构建 为验证假设H1、H2，分别建立多元回归模型（1）、（2）：

DA+=α0+α1*INS+α2*OCCU+α3*AUD_O+α4*LNS+α5*ROA

+α6*LEV+ε1（1）

DA-=β0+β1*INS+β2*OCCU+β3*AUD_O+β4*LNS+β5*ROA

+β6*LEV+ε2 （2）

其中，DA+、DA-分别为公司正向、负向操纵性应计利润。它们分别是公司正向盈余管理和负向盈余管理水平的替代指标。INS是年平均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控制变量的说明如下：OCCU表示资金占用程度，OCCU=（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总资产；AUD_O为审计意见类型的虚拟变量，若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则取AUD_O=1，其它取AUD_O=0；LNS为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反映公司规模；ROA是总资产报酬率，用以控制公司业绩对盈余管理的影响；LEV是资产负债率。雷光勇等（2006）发现公司资产负债率与盈余管理负向关。

模型（1）中，如果α1显著为负，表明变量INS和DA+显著负向关，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與正向盈余管理水平成负相关关系；模型（2）中，如果β1不显著，表明INS和DA+相关性不显著，即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公司负向盈余管理无显著影响。因此根据假设H1、H2，可以预计α1显著为负，而β1不显著。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DA+组、DA-组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DA+和DA-的均值分别为0.0156与-0.009。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的均值分别为为0.1303和0.1245。另外，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对全样本自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后发现，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较小，介于-0.277和0.269之间。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都小于1.2（见表2），因此可以认为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多元回归分析表2显示了模型回归的结果。两个模型的DW值分别为0.095和0.138，这表明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在DA+组中，INS的回归系数为-0.027，P值为0。这表明模型（1）中的α1显著为负。该结果支持假设H1。在DA-组回归中，INS回归系数的P值为0.236，即模型（2）中的β1不显著。该结果支持假设H2。DA+组中INS的回归系数较小，这反映出当机构投资者增加持股比例时，其所能影响的正向盈余管理的程度不大。这可能是由于在“一股独大”且多为国有控股这种背景下，政府对国有上市公司的影响限制了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

从表2中还可以看出，在DA+组中，LNS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大公司可以有效的抑制正向盈余管理行为。另外，AUD_O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ROA、LEV的回归系数显著正，这与高雷和张杰（2008）等研究结论一致。

笔者采取线下项目合计数与总资产之比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的代理变量，对结果进行了稳健性分析。结果发现除个别控制变量符号或显著性水平发生变化外，回归结果基本没有变化。

机构投资者对正向盈余管理行为可以起到抑制作用。因此笔者建议政府在继续加大股权改革的同时，应该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而上市公司应该引入机构投资者，以促进治理机制的改善，从而抑制操纵行为。另一方面，各利益相关方应重视负向盈余管理，及时识别这种行为，减少其带给投资者的损害。

参考文献：

［1］Jones.J.,“Earnings Management during Import Relief Investigations”,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1:193—228.

［2］Klein.A, Audit Committee,Board of Director Characteristic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2:375—400.

［3］Liu，L.and E.Peng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Composition and Accruals Quality，Working Paper. 2006：

［4］薄仙慧、吴联生：《国有控股与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盈余管理视角》，《经济研究》2009年第2期。

［5］程书强：《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上市公司会计盈余信息关系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06年第9期。

［6］高雷、张杰：《公司治理、机构投资者与盈余管理》，《会计研究》2008年第9期。

［7］黄谦：《中国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关联性的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09年第4期。

［8］王琨、肖星：《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关联方占用的实证研究》，《公司治理》2005年第8期。

［9］魏明海：《盈余管理基本理论及其研究述评》，《会计研究》2009年第9期。

盈余管理与审计研究 篇11

一 、文献回顾

国外对公司治理与审计定价关系的研究有两条主线:一是研究代理成本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此类研究大多将审计视为外部监控和担保机制 (bonding device) , 进而研究公司治理风险、公司治理特征等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如Simunic的研究发现, 上市公司的内部审计成本与审计定价存在负相关关系。Gul and Tsui[2]证实在澳大利亚审计市场中, 审计定价受到代理成本的影响。Ferdinand A.Gul[3]从可操控应计盈余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入手, 考察了代理成本和审计定价的关系。研究发现, 可操控应计盈余幅度和审计定价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独立董事数量与审计定价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Jussi Nikkinen and Petri Sahlstron[4]的研究表明, 代理理论可以为国际间审计定价提供理论框架, 通过研究结果证实了审计定价与高管层股权 (manager ownership) 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审计定价和自由现金流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二是研究公司治理与审计需求的关系。此类研究通常设定国际“四大”可以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 因此审计定价较高。Chow[5]考察了代理冲突与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那些具有更高代理成本的公司通常更倾向于雇用具有更高审计质量的事务所, 这些事务所的审计定价相对较高。Fan and Wong[6]考察了存在严重代理问题的东亚公司是否会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

我国关于审计定价和公司治理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伍利娜[7]发现上市公司ROE处于“保资格”区间对审计定价存在显著影响。张继勋和徐奕[8]发现审计定价与流通股比例、国有股比例不相关;张鸣、张奇峰[9]则发现国有控股类型的上市公司审计定价较低。朱红军、章立军[10]发现, 民营上市公司收费水平显著高于非民营上市公司。刘翰林和丁丽华[11]通过Simunic模型研究了自由现金流 (FCF) 、债务和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负债的控制效应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没有起到其应起的作用, 债权仅仅体现为软约束。

二、研究假设

公司治理对审计定价的影响主要通过审计师对公司治理风险和审计风险的评估以及上市公司对审计师事务所类型的选择表现出来。一般情况下, 企业内部公司治理恶化, 审计师对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水平就高, 注册会计师将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获得充足的审计证据, 从而承担更多审计风险。企业对审计师事务所的选择不同, 公司选择具有更高质量的审计师以强化外部治理, 而高质量审计师通常需要收取更高的审计定价, 相反, 公司选择质量更低的审计师以避免外部治理的强化, 审计师收取的审计定价较低。当公司内部治理良好有序时, 公司可能会增加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 审计师会因为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提高而需要加大审计成本, 进而需要增加审计定价以弥补增加的审计成本。本文主要考察前者。本文中, 公司内部治理主要包括股权集中度、董事会的独立性、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设置情况。

(一) 股权集中度与审计定价

假设1:股权集中度的高低会对审计定价产生负的影响。

根据Jensen和Meckling委托—代理模型, 我们可以推断, 随着所有权与经营权重合程度的上升, 代理成本会不断降低。一种极端的情况是, 当所有权和经营权重合并均为所有者控制时, 代理成本为0。宋力、韩亮亮[12]研究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代理成本的影响, 他们发现代理成本与股权集中度负相关。但是这也存在一些问题, 股权高度集中的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持股比例小且人数众多, 缺乏对控股股东进行监控的动力和能力, 难以对控股股东形成约束和制衡, 往往造成第一大股东利用其控股地位完全支配董事会的局面。因此, 股权高度集中的公司代理成本小, 从而审计定价就低。

(二) 董事会的独立性与审计定价

假设2:独立董事比重大的上市公司审计定价较低。

董事会的独立性通常以独立董事数量占董事会规模的比重表示。尽管独立董事是否有助于降低代理成本, 是否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目前尚无定论, 但国内外的研究表明, 独立董事对于公司治理的积极意义确实存在。如Beasley et al[13]发现, 发生舞弊的公司比没有发生舞弊的公司外部董事占主导地位的董事会的比例更低。Agrawal and Chadha[14]发现, 外部董事具有财务专长的公司的会计盈余重新表述的概率更低。靳云汇、李克成[15]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业绩有正相关关系。我国自2001年起正式引入独立董事以来, 不断有法律法规对独立董事的人数、任职条件、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独立董事的规模、数量和质量逐步得到提高, 法律意识也得到不断强化。对于独立董事比例高的上市公司, 审计师作出的重大错报风险评估水平较低, 预期审计风险较低, 因此审计定价也较低。

(三) 领导权结构与审计定价

假设3:当董事长和总经理为同一人时, 审计定价较高。

Jensen指出, 董事会控制要有效, CEO和董事长不能是同一个人。当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由同一人担任时, 此类上市公司的内部代理成本较高, 从而审计定价就高。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降低了董事会的监督效果, 控制风险较高。审计师会适当提高控制风险的评估水平, 实施更多的审计程序, 相应地增加审计定价。

三、变量设计与样本选择

在通常的实证研究中, 审计定价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审计成本、审计复杂性、审计风险。其中, 审计成本多以上市公司期末总资产 (取自然对数) 表示;审计复杂性以纳入合并报表的子公司数量 (取平方根) 表示。本文也借鉴了这种变量表达方式。

上市公司财务风险是影响审计风险的重要因素。通常情况下, 速动比率比流动比率可以更好地反映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 因此, 本文以速动比率表示上市公司短期财务风险。一般情况下, 速动比率高的上市公司, 偿债能力强, 审计师预期的审计风险较低, 审计定价也较低, 因此, 我们预期速动比率对审计定价存在负向影响。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风险会对审计风险产生重要影响。盈余管理风险较高的上市公司, 审计师会增加相应的审计成本, 并将成本和风险补偿反映在审计定价中。净资产收益率 (ROE) 是反映上市公司盈余水平综合性很强的财务指标。以往的经验研究表明, 我国上市公司往往会以ROE以及线下项目作为盈余管理的主要途径。因此, 本文以ROE表示盈余管理风险, 预期其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方向为正。

Francis[16], 王振林[17], 伍利娜[7]均观察到事务所类型对审计定价存在显著影响。本文考察了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是否获取了审计溢价。另外, 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往往需要花费审计师更多的审计时间去收集更多的审计证据, 与管理层进行多次谈判。因此, 非标准审计意见也会影响到审计费用, 本文将非标准审计意见纳入控制变量进行考察。根据前文的相关假设, 我们以Simunic模型为基础, 选用股权集中度、董事会的独立性、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设置情况、作为解释变量;将上市公司规模、事务所规模、审计意见类型、盈余管理风险作为控制变量, 建立数据模型如下:

Y=α+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β8X8。

变量说明如表1所示。

本文样本全部来自2004-2006年深沪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根据2004-2006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定价披露情况, 我们剔除了缺失2004-2006年年度财务审计定价的上市公司。考虑到金融类上市公司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存在重大差异, 本文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我国上市公司审计费用支付情况比较复杂, 披露很不规范。如有的上市公司将审计费用合并披露, 或者使人无法确切了解分年度的审计费用情况, 未明确说明是否已经支付了审计费用。因此, 我们剔除了未根据收付实现制的原则披露审计费用的上市公司。由于ST、PT类上市公司与交易状况正常的上市公司在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等方面均存在重大差别, 我们还剔除了ST、PT类上市公司。最后, 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 我们剔除了相关实证指标无效或者缺失的上市公司。根据以上筛选过程, 我们最终获取了1 105个公司样本, 年度财务审计定价数据、财务指标数据均来自CCER数据库 (2003版) 中财务数据库查询系统和公司治理结构查询系统。数据分析软件采用SPSS,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上述数据进行检验。

四、实证分析

由表2可以看出, 我国A股证券审计市场收费存在较大的差异;样本数据中也显示出年度审计定价最小值与最大值差额很大。股权集中度的均值为60%, 这说明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还是很高的, 前10位大股东可以绝对控股上市公司, 在样本公司中, 近60%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数量占董事会规模的比例达到或超过1/3。董事长和总经理为同一人的公司数量占总数的12%, 而两职完全分离的公司占88%, 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大多数都超过了1/3, 而且多数企业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 通过与以前研究比较可以发现, 企业公司治理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从回归结果来看, 共有2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方程拟合度接近50%, 拟合效果比较好。部分原假设得到了证实。

具体而言, 在解释变量中:

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对审计定价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表明独立董事制度对于降低审计师风险评估的意义不明显。虽然我国已经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对独立董事的数量、任职资格和相关责任缺乏明确规范, 但是公众易对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产生置疑, 独立董事没有起到应有的责任, 随着监管机构监管力度的加大, 独立董事遭受证监会谴责、处罚等现象屡见不鲜。

实践中发挥相应的积极作用。持股比例和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两个变量均对审计定价产生显著影响且与预期一致, 相关原假设得到了验证。持股比例高, 审计定价也有所降低。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的情况会提高代理成本, 提高审计师对控制风险的评估水平, 相应地增加审计定价。因此, 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不利于监督机制发挥作用。在控制变量中:代表企业规模的变量总资产与审计定价显著正相关。同时我们观察到国际“四大”会计公司获取明显的审计溢价, 与以前研究结果一致。非标审计意见对审计定价产生正向影响。但是反映审计风险的变量ROE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与前人的检验结果一致, 本文通过面板数据检验进一步验证了我国A股证券市场的审计定价并没有反映出审计风险因素。

五、主要结论和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