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监管（精选8篇）
盈余管理监管 篇1
2005年4月,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启动股权分置改革。2006年6月,股改第一家试点企业三一重工的法人股东象征性抛售了100股三一重工法人股,由此拉开我国证券市场“大小非”减持的序幕。但在外部法律、监管相对滞后的情况下,股份的自由流通可能引发原非流通股股东新的侵害行为,而这部分股东所具有的信息优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带来上市公司基于资本市场动因的盈余管理,由此也对目前“大小非”减持中的交易监管和信息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股东利益实现方式的嬗变
(一)股权分置改革前的股东利益实现方式股权分置改革之前,股份无法自由转让、正常获益渠道不通畅,被认为是导致上市公司大股东转而寻求非市场化途径掠夺中小投资者的重要原因,割裂的股权结构也使得市场机制在约束股东、高管方面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吴敬琏,2001)。由于所有制等方面的原因,原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产生的国有股一直处于暂不流通的状态,公开发行前的社会法人股、自然人股等非国有股份也做出了暂不流通的安排,由此形成我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的格局。这部分非流通股股东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但由于无法通过在市场上转让原始股权获取资本性收益,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主要由非证券价格渠道获得。有关上市公司大股东掏空行为(tunneling)的研究也发现,控股股东有可能通过关联交易、现金股利、并购重组等方式转移中小投资者财富。
(二)股权分置改革后的股东利益实现方式改革后,随着股份逐步解禁、取得流通权,原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实现途径也开始发生变化。在满足特定条件后,原非流通股份可在市场上以市值变现,这使得股东利益与二级市场股价直接挂钩。随着原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实现方式与市场的关联性越来越直接,较好的市场行情、低持股成本、减持过程中可能采取的一些关联性策略等,都被认为是促使股东减持的有利外部条件。但在法律、监管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诱发股东新的掠夺行径。相应地,原非流通股股东所具有的信息优势可能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而引发上市公司基于资本市场动因的盈余管理。
二、资本市场动因盈余管理的引发
(一)盈余管理的分类Healy and Wahlen(1999)从行为动因出发,将盈余管理分为资本市场动因、契约动因和监管动因三类。其中基于资本市场动因的盈余管理指的是,由于会计信息被投资者和财务分析师广泛用于对公司股票的估价,因此内部人有可能通过操纵盈余达到影响股价的目的。国外盈余管理研究考察的资本市场动因主要有股票发行、股权激励、管理层收购、收购兼并等。研究通常会检验两个相关联的问题;特定市场动因是否导致盈余管理;盈余管理是否影响市场定价。目前国内的盈余管理研究主要关注监管动因的盈余管理(Regulation Motivation),包括首次发行(林舒、魏明海,2000)、增发配股(陈小悦等,2000;陆正飞等,2006)、保牌(陆建桥,1999;吴联生等,2007)等事件,还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市场动因盈余管理研究(Capital Market Motivation)。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股改之前有关主体的利益实现方式与市场相割裂,以及会计盈余在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虽然会计盈余是公司从上市到退市全过程中一项关键监管指标,但由于不涉及引导市场定价、影响资本交易的获利性,股改之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更多是以迎合或规避政府监管要求为目的。
(二)资本市场动因引发的盈余管理股权分置改革后股东的利益实现渠道越来越趋于市场化,由于会计信息在引导投资者对公司股票进行估价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Scott,2003),对股价波动的敏感性可能引发股东以影响市场预期为主要目的的操纵行为。因此可以预期,出于减持的需要,原非流通股股东可能有激励(incentive)通过操纵会计盈余来影响公司的股价表现。另一方面,改革之前原非流通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也令其有能力(power)影响公司的会计政策。这种控制力主要来自两个途径:一是股东的直接持股优势,二是股东的隐性影响力。直接持股优势主要是原非流通股股东中的第一大股东,根据WIND金融研究数据库统计,截至2005年底我国A股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为40.42%,如此高的持股比例令该部分股东很容易掌控公司的会计政策。隐性影响力则是原非流通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这部分股东虽然持股比例可能较低,但其中多数所具有的发起人身份可能使其对公司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首先,同为发起人的身份使得原非流通股东之间可能具有某种默契性质的战略合作关系,因此该部分股东可能借助具有持股优势的股东来实现利益诉求。其次,发起人认购股份、构建公司治理时,其委派的高管也可能是这部分股东影响公司决策的途径。此外,发起人股东之间存在的其他关联甚至某些利益链条,也可能成为其施加影响力的途径。
三、减持中盈余管理实例分析
(一)会计政策变更引发的影响2008年5月福建证监局向冠福家用(002102)发出了《关于限期整改的通知》,对公司随意变更会计核算方法等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冠福家用2006年12月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主营业务为日用工艺美术品加工制造,主要采用经销商销售模式。公司在2007年之前采用“委托代销”方式确认销售收入,即各分销商实际售出商品、报送已销产品清单后,公司才确认销售收入实现。2007年实施新会计准则后,冠福家用董事会决定从2007年1月1日起,将销售收入的确认方法从“委托代销”统一改为“一般销售”。即公司在向分销商发出商品、并在对方确认收到商品后,就直接确认收入,而不考虑分销商是否真正实现或完成了对外销售。冠福家用2007年季报、半年报和年度业绩快报均采用了“一般销售”法确认收入,这几份报告都提到,会计方法变更是公司业绩比上年同期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同时也带来应收账款的大幅增长,主要业绩情况见表1。
2007年度业绩快报是在2007年2月29日公告的,但在3月19日冠福家用又发布了2007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公告指出,采用的“一般销售”核算方式无法更全面和准确反映2007年的经营成果,为坚持会计核算的谨慎原则,2007年度财务报告继续采用“委托代销”方式进行核算。该核算方式变更直接导致2007年财务业绩大幅下降,董事会成员也因此向广大投资者致歉(主要指标见表2)。在4月28日公布的2007年年报、2008年第一季度季报中,公司也都恢复采用“委托代销”核算方法。
其中2008年2月29日公告的2007年度业绩快报,预告了0.35元的EPS。但公司在3月19日又发布了2007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决定2007年度财务报告恢复采用“委托代销”,EPS随即调减为0.22元。前后不足二十天,会计政策变更直接导致2007年度业绩下降37%。
(二)原非流通股股东在资本市场相关行为的影响进一步考察冠福家用会计政策变更前后,原非流通股股东在资本市场的相关行为影响如表3。2008年1月2日冠福家用部分限售股取得流通权,公司11位发起人股东中除了前4位股东,其余7位所持股份全部解禁。次日公司股价创出历史最高31.07元,之后公司并未公告解禁股份的减持情况。直至3月31日公司针对某财经报道的澄清公告才披露,截至2月29日解禁的2624余万股非流通股中22.08%已被减持,公司发起人、原第5大股东福建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更是将持有的4.62%股份全部抛售完毕。也正是在2月29日,公司公布了2007年度业绩快报。从公司的股价表现可以看出,在减持最有可能发生的1、2月份,公司股票的平均交易价格分别为25.62元和22.17元。2月29日公布2007年度业绩快报后则持续走低,3月31日公布澄清公告时,当日收盘价为12.65元,不及公司股价历史最高的一半。变更前后公司业绩的重大差异、“巧合”的减持时间安排以及相应期间公司股价的表现,可以显示,这一切很可能是部分股东有计划地促成管理层选择会计处理方法,以达到配合减持套现的目的。
四、解禁、减持监管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解禁、减持监管政策的发布实施2008年4月,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规定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减持量超过总股本1%的,必须通过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公司年报、半年报公告前30日内不得转让解除限售的存量股份。前者主要是缓解大小非减持对市场的冲击,后者则旨在遏制利用信息优势的内幕交易。随后上交所发布细则,对大小非减持过程中的信息披露做出了具体规定。同时深交所推出“大小非解限减持瞭望台”,按周回顾披露大小非的解限和减持情况。
(二)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解禁、减持监客政策及规范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一是一些规定流于形式、缺乏可操作性。如《指导意见》以总股本1%作为进入大宗交易系统的最低限制,但事实上股东完全可以通过中间人或者刻意控制减持比例绕开这一规定;二是主要对控股股东和大非的减持进行规范,对小非减持的监管不足。在大非的信息披露上,以1%作为必须进行披露的交易规模下限,而事实上在股本规模较大的情况下,不足1%的交易信息也可能影响市场投资者的相关判断。三是解禁和减持的信息披露,还处于一种“简单通知、事后披露”的模式。四是除了对年报、半年报公布前信息敏感期的交易做出限定外,对解禁、减持前后公司财务报告的质量问题关注不足。
(三)监管部门采取的措施在市场普遍存在配合解禁、减持需要的盈余管理的情况下,监管部门对相应期间的交易监管和信息披露监管应当加强:一是交易信息的披露可以更为及时,采取当日或隔日披露交易情况,并且披露对象不限于总股本1%的交易下限;二是实行预披露制度,定期向市场预告未来期间股东的解禁和减持安排,并辅之以严格的反馈、惩戒制度;三是与预披露制度相结合,公司股东预期在下一期间有解禁、减持安排的,公司当期财务报告实行强制性审计;四是如果“小非”也有可能通过特定渠道影响公司决策,那么“小非”的解禁和减持行为的监管力度要向“大非”看齐。
参考文献
[1]陈小悦、肖星、过晓艳：《配股权与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经济研究》2000第1期。
[2]林舒、魏明海：《中国A股发行公司首次公开募集过程中的盈余管理》，《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0年第2期。
[3]陆建桥：《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会计研究》1999年第9期。
[4]陆正飞、魏涛：《配股后业绩下降：盈余管理后果与真实业绩滑坡》，《会计研究》2006年第8期。
[5]吴敬琏：《十年纷纭话股市》，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
[6]吴联生、王亚平：《盈余管理程度的估计模型与经验证据：一个综述》，《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
[7]healy,P.M.and J.M.Wahlen,1999,A review of the earnings management litera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andared setting,Ac- counting Horizons.
[8]Scoll,W.R.,Financial accounting theory.Third Edition,Toronto: Prentice Hall,2003.
真实盈余管理研究综述 篇2
关键词：盈余管理；研究综述
一、引言
在盈余管理的研究中，企业的会计盈余被认为是体现在利润表上的应计利润和体现在现金流量表上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因此，从盈余管理的实施手段上，企业的盈余管理被进一步划分为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而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应计利润比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更容易被操纵 （Beneish 2001）。但由于本世纪初国内外如安然、世通、蓝田等财务丑闻的不断出现，市场监管加强、公司治理完善以及审计水平的提高，以及萨班斯法案的颁布，使得企业通过会计手段操纵利润的空间变小。这都使得管理层转而采用更为隐蔽的真实盈余管理手段。而真实盈余管真实影响了上市公司的现金流和经营业绩并最终可能损害企业的价值，所以越来越受到关注。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1.真实盈余管理定义
早在1989年，Schipper就认为盈余管理应当包括真实盈余管理，并对其下了定义。她认为真实盈余管理是经理人员通过操纵投资或筹资决策的发生时间来改变盈亏的行为。Healy和Wahlen（1999）将盈余管理定义为管理者通过构建真实交易来影响会计数据。Fudenberg和Tirole（1995）以及Dechow和Skinner（2000）都在其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中指出了真实盈余管理的概念，即管理者可能通过异常的减价促销、削减或延迟研究开发费用或管理费用从而构建真实交易的手段影响会计数据，从而误导利益相关者的判断。Roychowdhury（2006）将真实盈余管理定义为“管理者刻意营造的，为了误导信息使用者而进行的偏离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经济活动。”同时在国内外对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中，还出现了关于真实盈余管理是否牵涉会计信息造假问题的争论，在此笔者认为，真实盈余管理是在特定的会计框架结构中进行的通过调整企业正常经营活动发生的时间来影响会计信息的手段，是合法的，而并非涉及会计信息造假。
2.真实盈余管理动机
Amy Y.Zang（2007）研究认为，企业进行真实盈余管理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应计盈余管理有一定的限度，当应计盈余管理不能够满足管理者的操纵需求的时候，管理者将会寻求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操纵；二是由于随着市场监控和审计水平的提高，应计盈余管理所承担的风险和成本更大，此时，管理者更加倾向于使用让人难以察觉的真实盈余管理来操纵利润。Roychowdhury （2006）以及Gunny等（2010）研究认为，在再融资时期，上市公司管理者为了抬高本公司的股价保证融资的顺利进行，其有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同时研究表明，为避免亏损，微利企业存在普遍的盈余管理行为，我国学者蔡春、朱荣等（2012）研究表明，为了改善企业状况，濒死企业既实行了应计盈余管理，又实施了真实盈余管理。同时作者发现，濒死企业盈余管理行为隐性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改善其状况。此外，Cohen 和Zarowin （2010）等人研究表明增发股票的公司也有通过真实盈余管理操纵盈余的意图而使股价上涨。Gunny（2010）的研究表明企业管理层可能会为了个人私利而通过真实盈余管理而使企业利润达到分析师预测的目标，以期获得良好的声誉和奖金补贴。
3.真实盈余管理手段
基于特定目的，企业管理层需要通过采取可行的手段来实现期望的盈余目标。而由于真实盈余管理的操作空间较应计盈余管理的空间更大，手段也更为丰富，因此真实盈余管理也成为近年来被企业管理层所亲昧的对象。具体而言，Roychowdhury（2006）研究了那些临近零收益的公司为了保证盈利而操纵真实经营策略的行为，认为微利企业为了避免损失，公司通常会采用销售操纵（如提供一些折扣以促进短期销售的增长或者提供更宽松的信用政策）、费用操纵（如当研发、广告、维修、差旅等可操控性费用不能立即产生收益，且这些费用会使报表利润低于目标利润，因而推迟或减少这些费用就会使报表利润达到目标利润）、生产操纵（如过度生产来降低每一单位产品的销售成本，从而增加边际利润）。此后Gunny（2010）通过研究还发现当预期利润低于目标利润时，管理层可以选择处置长期资产和有价证券的时间来提前确认资产处置收益以增加报表利润。Hribar et al（2006）检验了1988-2001年间发生了多于10000美元股票回购行为的26480家上市公司，发现较之于其他公司，那些预期无法达到分析师预测的公司存在着大规模的，不合理的股票回购行为。以上真实盈余管理的手段主要是国外学者对于英美等发达国家发达的资本市场进行研究的结果，在我国的企业中，这未必涵盖了所有手段。例如我国学者孟焰、张秀梅（2006）研究发现我国企业有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的现象，他们选取了2001-2004年147家因关联交易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发现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是关联方从上市公司转移利益，资产规模越大的关联方利益转移的程度越高。因此，我们在对国内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中还必须要注意到国内企业的特殊性。
4.真实盈余管理经济后果
直观上来说，通过操纵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如研发费用的投入、资本投资的决策、生产活动的安排等，会使公司偏离其正常的经营活动轨迹，因此从长远的角度来说会损害到公司的未来利益。但同时也有学者提出，偶尔的真实盈余管理操纵会给公司带来积极的影响。Roychowdhury（2006）研究表明真实盈余管理可能会对企业的长期价值产生更严重的负面影响，如过度生产所产生的超额存货会增加企业持有存货的成本。而有些学者则认，当企业只偶然的进行真实盈余管理时，这种真实盈余管理对企业未来的业绩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反而由于信号传递理论，企业传递了其业绩良好的信号，加强了市场中利益相关者的信心，股价也随之提高。目前国内关于真实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的研究较少，而由于国内企业的特殊性，在研究时应当予以考虑。
三、结论与启示
现代公司制企业下，由于委托代理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盈余管理的发生在理论上成为可能，而经济生活中各种以会计盈余为基础的契约所引发的管理层对利益的追求，使盈余管理由理论的可能变成现实的可能。而随着会计准则和审计水平的不断提高，经理人利用传统的应计盈余管理操纵利润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为了达到经营目标，越来越多的经理人选择使用隐蔽性更强的真实盈余管理，而目前我国对于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微利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比较以及在新旧会计准则的转型也给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同时目前就我国的特殊国情来说，国内学术界对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还很缺乏，研究空间还很大。对中国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不论是对社会的法制建设还是公司内部治理都有很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李增福，郑友环.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方式比较———基于应计项目操控和真实活动操控的研究.财经研究，2010；6
盈余管理监管 篇3
一、案例-ST梅雁为避免退市而进行的盈余管理
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广东梅雁企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1993年1月, 公开发行的股票于1994年9月12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证券代码为“600868”。公司上市后, 依托证券市场不断扩大经营资本, 优化产业结构。公司从1996年起逐步将产业结构朝水电行业调整, 先后在广东梅州及广西柳州等两个地区投资建造了10个水电站, 其中为减轻公司的债务负担对外转让了2个水电站, 目前公司拥有8个水电站, 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3 1万千瓦。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发展, 目前公司的总资产为52亿元, 拥有19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业务涉及水电能源、铜箔、水泥生产销售等。
梅雁在2006、2007年度巨额亏损, 分析其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1) 梅雁:财务费用巨大:2007年、2006年和2005年财务费用分别达到3.3亿、3.2亿和1.1亿。公司债务负担较重、利率提高使得财务费用增加。 (2) 战线不断拉长, 但战绩却节节败退, 被巨额的银行贷款拖得难以喘息导致公司经营不善。总的说来是历史上多次投资失败以及内部控制不严、费用过高是重要原因。
按照我国《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 (修订) 》规定, 连续3年亏损的公司自年报披露之日起暂停上市, 并规定若不能在半年之内盈利, 则终止上市。2008年5月5日, 因连续两年亏损, 公司股票被贴上了“*ST”标签。这意味着如果2008年度不能实现盈利, 公司股票将被暂停上市, 如果2009年公司不能盈利, 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2008年上半年公司的经营业绩不佳, 确实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 2008年8月12日ST梅雁将其持有的柳州红花水电有限责任公司96.47%的股权过户给中广核能, 转让价为12.3亿元, 9月11日收到中广核能支付的红花水电股权转让款合计9.64亿元, 红花水电站是梅雁水电最大水电项目, 也是柳江流域最大水电项目, 2007年的营业收入占到公司电力收入的三分之一强, 属于公司产业链中的优质资产部分, 按照有关规定, 公司已将上述股权转让实现的投资收益约8.7亿元进行了确认。该投资收益对ST梅雁2008年第三季度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让ST梅雁避免了被摘牌退市的风险。
二、我国监管制度对上市公司近三年来每股利润分布的影响
我国《证券法》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主要是以每股利润为指标的, 亏损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被ST, 导致终止上市的处罚, 有动机会采用盈余管理的手段对财务报告进行调整, 从而使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 (Earnings per Share, 简称EPS) 在EPS等于零附近的分布呈现出突变的特征。笔者选取了2007、2008、2009年度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提供的资料对主板上市公司的每股盈余进行分析, 以发现盈余管理的分布特征。
通过表2可以看出, 当EPS>=0.05区间, 也就是实现盈利的上市公司E P S的分布比较正常, 分布也比较均匀, 而E P S<0.05区间的上市公司分布异常, 尤其是EPS在O.00~0.05 (微利组) 之间和小于-0.30 (巨亏组) 之间的上市公司数量比较密集, 而EPS在-O.30~0之间的上市公司数量极少。通过以上现象说明, 受ST相关监管制度的影响, 上市公司很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EPS<-0.30的巨亏上市公司宁愿进行利润“大洗澡”, 当年可以多确认应计的损失, 从而避免以后年度出现亏损, 被证券监管部门处以特殊处理。EPS在0~0.05的微利上市公司则采取提高当期的利润, 尽量提前确认收人, 推迟结转成本等方法, 从而避免亏损的做法。仅从上市公司E P S的总体分布情况分析来看, EPS>0.05的盈利上市公司的分布较为均衡。而亏损上市公司数量则出现较为明显的异常现象, 从而更加确定微利组和巨亏组的上市公司较盈利上市公司更值得关注和研究。
三、我国上市公司三大核心监管制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一) IP0制度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
IPO就是initial public offerings的首字母, 是股票首次公开发行的意思。首次公开招股是指一家私人企业第一次将它的股份向公众出售。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发展阶段, 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 公司的上市需要证券监管部门审核, 上市公司相对来说属于稀缺商品, 上市资格已成为某种特殊资格的象征, 拥有其可以获得超额收益, 主要表现在:可以充分利用证券市场的筹资优势, 开辟低成本的筹资渠道;可以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变现能力;可以大大提高公司的知名度, 树立良好的形象, 具有广告效应;可以用较少的资本支配和控制较大的社会成本, 具有资本放大效应。
因此, 每个公司对于获取上市资格都表现了极大的热情。我国股票发行上市实行的是审核制, 即由主承销商根据市场需求选择、推荐优质的企业上市, 由拟发行股票的公司按《股票上市发行核准程序》等规定进行申报, 发行核准委员会按规定进行审查, 符合条件的由证监会核准发行。但我们应该看到, 审核制仍需要证券监管机构对发行上市的合规性条件进行实质的审查, 并有权否定发行上市的申请。
在某种意义上说, 一个公司能否上市的关键取决于其是否符合《证券法》中对股票发行上市的规定, 该规定除了对公司股本总额等要求之外, 对拟上市公司的业绩也提出了要求, 比如:开业时间3年以上, 最近3年连续盈利。“近3年连续盈利”是公司能否公开发行股票的初赛入围标准。对于那些达不到法定要求又希望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而言, 盈余管理是其采用合法手段来达到法定要求的最佳渠道。因此, 获取股票上市发行资格成为盈余管理的一个首要动机。
(二) 配股制度对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
从再融资的有关制度规定可以看出, 净资产收益率不仅是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主要指标, 而且是证券管理部门制定和监督执行再融资制度政策的主要依据, 因此它也已成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首选对象, 最能反映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特征。配股制度对财务指标的要求是“近三年ROE平均6%以上, 且ROE的计算原则为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前后孰低原则”, 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配股融资行为的限制直接诱发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为了达到“配股资格线”, 上市公司在配股前三个会计年度存在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
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 由于企业融资渠道相对狭窄, 上市融资又受到政府的额度管制, 上市公司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融资优势, 扩大规模, 自然会想尽办法达到证监会的配股要求, 甚至不惜采用操纵利润的方式。虽然证监会不断变动配股的条件, 但始终还是以净资产收益率 (R O E) 作为唯一的标准。由于会计本身具有弹性, 这种弹性的存在为企业提供了盈余管理的机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为达到配股而在配股前的年份做出调增收益的操控性应计会计处理。
(三) 退市制度对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
2001年11月30日证监会颁布证监发[2001]147号文件《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 (修订) 》规定连续3年亏损的公司自年报披露之日起暂停上市, 并规定若不能在半年之内盈利, 则终止上市。该项政策的出台, 势必增加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需求。
1、上市公司被特别处理前一年的盈余管理行为。
由于上市公司在被特别处理前一年可能基本确定无法避免被特别处理, 为了在未来提高收益可能在亏损当期进一步做大亏损, 以便下一年更易实现扭亏为盈。因此可以推测上市公司会在被特别处理前一年出现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
2、上市公司被特别处理以后年度的盈余管理行为。
上市公司在被特别处理后, 为了消除各方面的不利影响会试图尽快改善业绩, 因此上市公司在被特别处理以后年度可能会做出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
3、上市公司在面临被暂停或终止上市的威胁时的盈余管理行为。
上市公司在被特别处理之后如果继续亏损, 将面临被暂停上市甚至终止上市, 所以上市公司迫切需要在宽限期里扭亏为盈。由于S T公司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经营业绩的改善, 所以ST公司可能会在被特别处理后至暂停上市前的限期内做出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
摘要：盈余管理问题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重大, 目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尤其是证券市场发展的一大隐患。而我国证券市场上大量的盈余管理行为, 其根本动因在于达到有关监管要求、获取上市融资的资格以进行融资活动。从这一点来说, 相关的监管制度是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诱因之一。本文结合ST梅雁的盈余管理行为分析了监管制度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
关键词：上市公司,监管制度,盈余管理,ST梅雁
参考文献
[1]、王翠婷, 浅议真实盈余管理动机及手段[J]青年科学, 2009 (9)
[2]、丛丽莉朱朝晖, 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探讨[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 2008 (12)
盈余管理监管 篇4
关键词：盈余管理,混合博弈,企业社会责任,重复博弈
1 理论概述
1.1 盈余管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盈余管理的危害逐渐被人们认识,如今,盈余管理的研究仍然是会计和金融界的研究重点和热点。William Scott(1977)指出盈余管理是在公认会计原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并未指出其危害。随着人们对盈余管理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盈余管理的危害逐渐显现。Healy认为管理层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或者是通过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目的是误导以公司经济业绩为基础的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或者影响那些会计则务报告为基础的契约行为。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管理层增加了盈余管理的动机和能力,但是企业的盈余管理方式多种多样,Hand(1989)指出公司所进行的盈余管理的方式总的有两类:一类是运用会计方法而进行的应计盈余管理,一类是构造真实交易而进行的真实盈余管理。因此,企业管理层在进行盈余管理方式的抉择时,需要更多地考虑自身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随着外部监管环境的改变,盈余管理不同方式的成本收益发生改变,使两种盈余管理的权衡可能发生改变。
1.2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一般认为是Oliver Sheldon(1923)在美国进行企业考察时首次提出的,其核心是认为企业在对股东承担责任,谋求最大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观点,社会与企业缔结了一个契约,社会为企业的存在提供了条件,企业应对社会承担责任,这样才能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但是,从信号传递理论方面来说,企业的社会责任还具备工具性的特点,表现在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是为了向社会公众传递一种正的信息,从而让企业在未来的运营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增加企业的私利操纵空间。
因此,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政府和社会公众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意图缺乏信息,公司管理层会在考虑社会责任履行的成本和收益上抉择是否利用社会责任报告这一工具向公众展示自身的社会履行情况,是否用正的社会责任信号来掩饰其负的社会行为。
2 企业行为的抉择机制分析
在信息完全的市场上,企业在制定财务报告的同时,市场会根据已有的经济事项将企业的会计信息反馈到信息使用者手中,再通过股价合理性反映到资本市场中。因此,在这种条件下,政府的监管作用将会弱化,企业主体将会为自己的行为完全负责,如果企业主体执行盈余管理的决策时,投资者主体的货币选票将不会投给不诚信的企业,同时遭受一定的处罚;如果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则会带来巨大的溢出效应,那么企业的盈余动机就被泯灭,使得企业不得不放弃利用盈余管理的方式的选择而真实完全地披露企业的会计信息,履行良好的社会责任。
市场上的信息不仅不完全,在资本市场上表现成弱势有效性。在企业和政府以及公众的关于企业行为的博弈中,企业主体具有绝对的信息优势,政府依据自身的强制性要求,可以获得一定量的信息资源,而社会公众获取的信息来源于企业主体自愿披露的部分和政府部门出具的审计证明及税收证明,所以在资本市场社会投资者选择用脚投票的决策方式。政府监管部门会根据企业的经营绩效来进行必要的监管,企业在来考虑收益和成本的条件下可以自由地选择合适的信息披露方式。如果政府监管力度不大,那么相对于进行盈余管理的成本和罚款就小于其带来的收益,企业将会进行盈余管理,但是在盈余管理的方式上会依据监管力度的大小以及两种盈余管理方式的成本来衡量;如果政府的监管力度较大,那么企业主体将考虑被发现的风险后的损失与收益的大小,从而进行是否选择盈余管理的抉择,继而选择盈余管理方式。
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企业主体在盈余管理上有很大的操纵空间,仅仅依靠政府按法规进行监管无法约束众多企业的行为,因此,需要从企业的内部治理上引入社会责任的理念,并且让企业对更广范围的利益相关者负责,来谋求企业更长远的利益,同时引导社会公众关注自愿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表现为投资者对其更多地关注,在货币选票上给予更多的支持。企业会因为社会责任的内部约束所带来的收益会影响到决策层的盈余管理方式选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社会责任履行对信息优势方具有约束作用。企业的社会责任、盈余管理方式抉择和政府监管的约束作用机理如图1。
因此,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行为决策依据是企业的成本和收益,政府的监管同样依赖政府的监管成本和我国的现有会计制度的完善程度,会计制度的完善能够限制企业在会计信息编制上的有机可乘,企业在外部约束变大的情况下,盈余方式的选择将会如何变化?企业的社会责任代表企业的社会形象,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对于维护自身的社会影响是否会放弃一定的盈余收益?
3 本文的基本假定和参数设定
本文主要采用博弈论的方法来阐述观点,在进行博弈时我们假设参与者都是理性人,参与者对自身的博弈结构、博弈规则和支付函数了解详细,但对博弈对手的了解仅限于其概率分布,参与主体信息不完全,这样企业的决策目标就是在给定自己的类型和其他主体的类型依从战略的情况下,最大化企业的期望效用,主要的模型参数如表1所示。
假设企业的行为抉择分为三种,进行盈余管理或者不进行盈余管理,进行盈余管理的同时会选择应计盈余管理或者真实盈余管理的方式,企业对二者不会交叉使用。
假设政府监管部门有是否主动采取监管可能性,并且对于未进行盈余管理的企业不会误判,对于进行盈余管理的企业存在误判的可能,同时由于媒体的信息传播,公众对于政府的行为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如果政府无作为,事后,政府监管部门将面临公众的质疑,对政府的声誉将造成损失。
4 不考虑社会责任履行的企业盈余管理方式的抉择博弈模型构建
在不完全信息的静态混合博弈中,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管理的概率为p,其中进行应计盈余管理的概率为P1,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概率为p2(p=p1+p2),那么企业放弃盈余管理的概率为1-p。龚启辉等(2015)认为两类盈余管理方式存在替代关系,一类盈余管理成本的增加导致这类盈余管理程度的下降,而另一类盈余管理程度随之上升,反之亦然。本文假设企业在市场中的决策是唯一的,则企业的行为存在三种组合:第一,是否进行盈余管理;第二,进行盈余管理下的应计盈余管理;第三,进行盈余管理下选择真实盈余管理。
政府的监管实际上是存在刚性的,即对于企业的常规经营活动进行普遍的监督,但对于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督是相机的,同时政府也存在机会主义,即对未进行盈余管理企业不监督。因此,政府主动监管的概率为q(0≤q≤1),不监管的概率为1-q。同时,政府监管发现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还取决于我国的会计准则的完善程度a和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监管人员的专业水平,即监管的可识别盈余管理行为的能力b,但是在相同的条件下,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相对于应计盈余管理的行为更具有隐蔽性,不易被监管部门察觉。假设政府查出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付出的监管力度为b1,政府查出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管力度为b2。因此,ab(0<ab<1)为政府监管下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的概率,1-ab为政府监管部门监管却无法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的概率。
在以上的条件假设下,不考虑社会责任履行的企业盈余管理方式的抉择博弈模型的支付矩阵如表2所示。
在不完全信息下混合博弈的收益矩阵中,本文从企业的行为角度来考虑纳什均衡,则企业的均衡行为分为两种,企业的期望收益函数为:
其中,i=1时表示应计盈余管理,i=2时表示真实盈余管理。
如果企业预测监管部门在监管时有机会主义时,企业为维护企业声誉,企业会倾向于可识别率低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来替代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事实上,在我国现阶段,由于会计准则日臻完善和监管力度不断加强,政府的监管识别概率越来越接近,并且企业行为被识别趋于必然事件。那么,两种盈余管理方式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区别就越小,利用应计项目管理盈余的的风险越来越大,空间越来越小,企业则倾向于操纵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
根据支付矩阵,当p=pi,pi∈(0,1)时监管部门在博弈中的期望收益为:
对q进行求导,可以得到:
政府最大期望收益时:
5 考虑社会责任履行和企业盈余管理的重复博弈
依据信号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来源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可以强化利益相关者关系,形成较好的社会信誉,从而获取竞争优势。Micheal Porter指出企业将社会责任方面的考虑纳入企业的核心战略中可以带来竞争优势和社会优势。因此,企业在策略中考虑社会责任为企业带来的收益和好的社会声誉。在重复博弈中,企业的信息优势在不断的重复决策中被政府监管部门及广大的投资者了解,企业为了维持和缓和市场上的声誉及信任,在盈余管理行为被发现时,最好的办法是不再进行盈余管理,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以诚实的表现来修复声誉的损失,本节基于重复博弈来探讨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与盈余管理行为的博弈以及最终的抉择。
本文假设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带来的溢出效应为Gi(Gi=Ei(1+u)),企业获得正向的声誉激励因子为u,Cs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贴现因子为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被市场接受的概率为θ。企业“坦白”即不实行盈余管理并且履行社会责任,政府同样不监管,长期重复博弈时企业未来的折现总收益为:
但是,公司管理层会出于私人利益或者大股东利益最大化的需求来对企业的行为选择进行调整,即当未来的N期内企业随机进行盈余管理,但是政府未给予企业重视,使得企业这段期间内获得盈余管理获取“额外利润”。假设政府的监管是有效的,企业的不诚信的信息披露行为将被发现,企业受到严厉的惩罚。企业在未来决策趋于保守,以履行社会责任来修护市场信誉。那么,在政府对企业实行“冷酷战略”,企业的无限重复博弈的折现收益为:
特别地n=0时,
当n→∞时,
6 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不完全信息的静态混合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动态重复博弈模型系统的分析了企业盈余管理方式抉择与政府监管以及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与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两个结论:
第一,在不完全信息环境下,企业受外部环境的约束,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强度,我国的监管惩罚力度越大,企业盈余管理的自我约束力就大,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就较小,但是企业在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上倾向于真实盈余管理方式。因此,在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危害,特别是防范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隐蔽性危害,需要政府和企业以及社会三方面的共同努力。一方面通过改善我国的会计制度,增加政府的监管投入,提高监管部门人员的职业技术水平,及早发现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严厉的外部环境约束将促使企业从内部进行“自省”,从而降低企业的盈余投机行为。
第二,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政府的监管作用弱化,企业的不诚实行为终将被发现并被惩罚。企业的贴现因子受到企业的社会责任收益和盈余管理收益的影响,但是最终的均衡是诚信并履行社会责任。因此,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收益将会弥补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损失,从而起到抑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作用。政府积极宣扬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提高声誉激励因子u,增加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潜在收益,提高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违规成本,从利益层面来约束企业内部行为选择,提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降低盈余管理水平。
盈余管理监管 篇5
关键词：经济周期,退市监管,盈余波动,应计项目
一、引言
近年来,盈余稳定性作为考察盈余风险的一个指标来评价和衡量企业绩效,不仅弥补了仅靠量而忽视质的评价标准,而且也可以避免公司盈余管理给实证检验带来的不确定性。对此,学术界也开始尝试用盈余波动作为公司治理的评价指标来考察公司治理效应。Cheng(2008)研究发现,公司拥有较大规模的董事会能有效降低公司的业绩波动性。牛建波(2009)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拥有较大规模的董事会能够缩小公司绩效的波动性。李琳等(2009)研究发现,股权制衡能有效降低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公司价值的纵向和横向离散程度。但是公司治理的好坏并非影响盈余波动的主要原因。一个企业的盈余波动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即经济周期与会计收入确认的差异(Dichev et.al,2009)。现有对盈余波动原因研究的文献甚少,特别是实证研究则少之又少。为此,本文就经济周期、退市监管以及企业成长性等方面提出引起盈余波动的外在和内在原因,并通过实证的检验得出退市监管为盈余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通过行业因素和企业成长性的检验也证明,经济周期对公司盈余波动具有显著影响。在考虑了退市监管的情形下,行业因素和企业成长性对盈余波动的影响依旧存在;其次,本文也发现盈余波动的主要来源是公司盈余的应计部分,现金流的波动受如上因素影响甚少,而非经常项目也会带来盈余的波动性,特别是亏损公司。
二、研究假设
(一)经济周期与盈余波动
经济周期作为企业生存的环境因素会影响其经营活动,随经济周期的各阶段的变化,企业的成长性和盈利能力也会随之变化,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企业的成长性与盈利能力自然会好些,而在经济萎缩期,企业的成长与盈利都会受到影响。特别是那些与宏观经济紧密关联的行业,例如能源、钢铁、交通等基础行业,以民航来说,2008年末的经济危机给这些企业带来业绩的巨大波动,2008年业绩均为大幅度亏损,公司盈余的巨大波动毋庸置疑。Klein et.al(2006)基于美国的数据研究发现,经济周期和上市公司的资产回报率(ROA)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可见公司盈余的波动性会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并可能处于同步波动的可能。成长期的公司,盈余处于高速增长期,高速业绩增长也会带来企业盈余的波动。为此,本文提出假设,H1:经济周期会影响公司盈余波动。
(二)退市监管与盈余波动
退市的监管无疑给企业特别是亏损企业带来了盈余管理的动机。而会计收入确认的差异主要是公司主观方面的原因,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使得其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实行盈余管理,例如再融资、扭亏等。按照规定公司欲再融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需达到规定标准,公司为此存在利用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陈小悦等,2000),这也会使得公司盈余的波动增大。由于我国亏损上市公司存在退市监管的问题,亏损上市公司为脱掉“ST”的帽子且防止被“PT”,进行盈余管理“洗大澡”的行为普遍存在(李远鹏、牛建军,2007),为尽快扭亏为盈,将以后年度的亏损提前释放,出现某些年度“巨亏”的情况,这也增加公司盈余的波动性(1)。而且亏损上市公司的应计项目的持续性要低于现金流的持续性(Nicholas et.al,2001)。这些足以可见亏损企业为了扭亏目的管理的盈余,而盈余的管理加大了盈余的波动性。据此提出假设,H2:退市监管会加剧盈余波动。
(三)暂时性项目与盈余波动
企业经营状况的不确定,特别是非经常项目(暂时性项目),其持续性比较差,很容易引起公司盈余的波动性。为此,本文也提出,H3:非正常项目的波动性会加剧公司盈余的波动性。
三、实证检验
(一)研究设计
根据Cheng(2008)的模型以及检验本文假设的需要,本文多元回归模型设定为:
变量说明,盈余波动性(SD_ROA)采用超过5期资产收益率(ROA)的标准差来代替,现金流波动(SD_CFO)采用超过5期经营现金净流量与总资产比(CFO)的标准差来代替。应计项目(Accrual)采用Sloan(1996)的计量公式(2),而应计波动(SD_Accrual)采用超过5期应计项目与总资产比的标准差来代替。成长性(Sale Growth)为企业销售增长率,上市年限(Firm Age)为企业上市年至观察期结束的年限,CEO权力(CEO Powerful)是指公司CEO是否与董事长兼职(是为1、否则为0),董事会会议次数(Times)是上市公司董事会年开会次数的自然对数,董事会规模(Board Size)是上市公司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企业规模(Size)和财务杠杆(LEV)分别是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与资产负债率。
本文主要通过对比检验和回归检验的方法,检验本文提出的假设。通过对考察期间样本出现负盈余的次数进行分组,再采用T值检验法,检验组间盈余波动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经济振荡对公司盈余波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行业的影响上,根据单变量检验的结果和模型进行多变量回归检验,检验是否综合考虑影响因素后本文假设是否成立。
(二)样本选择
本文一共选取在上海深圳A股上市的1204个样本,其中剔除数据有缺失的样本123个,金融行业样本7个,最后获得样本1074个,包括70个在观察期内进行过再融资的样本。并在CSMAR数据中选取此样本2002-2007年6年的有关财务和公司治理数据,形成本文研究所需的面板样本数据。数据的初步统计分析见表1。
(三)实证检验
1. 单变量检验。
表2中T检验可见盈余波动存在显著的退市监管效应,盈利与亏损样本间的盈余波动显著的差异,且均值相差较大(差异0.064)。同样两组样本间现金流的波动与应计项目波动也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均值差异金额不同,现金流的均值差异(0.013)比应计项目的均值差异(0.051)小,可见盈余波动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应计项目的差异,即公司在退市监管的制度背景下,主要通过对应计项目管理来达到扭亏的目的,但由此带来的应计项目的波动导致了公司盈余的波动。
表3中T检验可见盈余波动存在显著的退市监管效应,亏损1年及1年以上的样本间盈余波动存在显著的差异,且均值相差较大(差异0.054)。同样两组样本间现金流的波动与应计项目波动也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均值差异金额不同,现金流的均值差异(0.013)比应计项目的均值差异(0.060)小,同样可说明盈余波动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应计项目的差异,即公司在退市监管的制度背景下,亏损年限的因素会加大公司对应计项目管理来达到扭亏的目的,但结果是使公司盈余波动更大。
2. 多变量回归分检验
相关系数表4中可见,被解释变量(SD_ROA)与企业成长性、非经常项目、董事规模、上市年限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相关系数均在0.6以下,理论上不存在明显共线性。
注:Var1=SD_ROA、Var2=Sale Growth、Var3=SD_Abnormal、Var4=Board Size、Var5=Firm Age、Var6=CEO Powerful、Var7=Times、Var8=Independent,其中上半部分为Pearson检验;下半部分为Spearman检验。
表5中Model(1)为不区分再融资样本的检验结果,结果可见公司的成长性与企业盈余波动成正向关系,同样非经常项目的波动性也与企业盈余成正向关系。这说明成长型企业由于盈余的高速增长增加的公司的盈余波动,而企业非正常项目的波动加剧了企业盈余的波动性。企业规模与盈余波动呈负向关系,可见大规模的企业由于受到社会关注度较高,更注意企业形象,在稳定业绩上也是如此,而且小企业可能处于成长期,盈余波动性高。企业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盈余波动呈正向关系,说明企业负债越高企业的盈余风险也相应越高。行业因素对盈余波动的影响非常显著,经济周期影响着企业的成长性,而成长性与盈余波动成显著正向关系,可见,经济周期对盈余波动的影响是显著的。
注: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p<0.01,**p<0.05,*p<0.1。
表5中Model(2)为剔除再融资样本的检验结果,回归检验的结果与Model(1)基本相同,这意味着再融资样本的剔除对于上述结果没有影响。Model(3)为观察期内样本没有出现亏损的样本,这组回归中不难发现CEO Powerful与盈余波动显著负相关,说明在盈利企业中公司管理层有平滑业绩的可能性。公司管理层持有盈余波动会降低盈余预测及其准确性的理念(Graham et.al,2005),在不存在退市监管的压力下,公司管理层完全有动机去平滑业绩。Model(4)为观察期内样本出现亏损的样本,此时公司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盈余呈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说明独立董事在公司出现亏损时,可能会为了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长期盈余管理,使得公司盈余出现大的波动。Model(5)加入是否出现亏损变量(Groups,其中观察期有亏损为1、否则为0)的样本。可见Groups与盈余波动呈显著正相关,即亏损样本由于退市监管的影响而加剧了盈余的波动。
3.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的截面数据为2007年的数据,而盈余波动则是一个期间数据,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2002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再次检验,检验结果基本符合。可见,本文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四、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盈余波动性是一个研究盈余质量的新话题,也是今后研究公司治理效用的主要指标之一,研究盈余波动的缘由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通过对2002-2007年6年的面板数据的分析检验,发现上市公司盈余波动除受自身经营风险的影响外,还受到经济周期、退市监管以及企业非经常项目的影响。其中经济周期主要表现在对行业的影响和企业成长性的影响,由此影响盈余的波动性;而退市监管则是直接影响公司管理的“扭亏”的机会主义行为,而进行盈余管理加剧了盈余的波动性。在盈余波动的组成中,现金流的波动性相对于应计项目的波动性更为稳定,在退市监管的影响下,这种现象也同样存在。可见,公司盈余的波动主要来源于应计项目的波动。
尽管本文在研究盈余波动的缘由上获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对于盈余波动的研究还需继续深入,盈余波动的长期表现及其经济后果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也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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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ichev I.D.,and V.W.,Tang,Earning volatility and earning predictability[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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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lein.A.,and CA.,Marquardt,Fundamentals of Accounting Losses[J].Accounting Review,200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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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琳,刘凤委,卢文彬.基于公司业绩波动性的股权制衡治理效应研究[J].管理世界,2009,(5).
[7]李远鹏,牛建军.退市监管与应计异象[J].管理世界,2007,(5).
盈余管理问题研究 篇6
1.1 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回顾
1996年Dechow引入很多变量对违规公司进行研究, 认为盈余操纵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为了以低成本吸引外部融资, 他们还检验了在承认盈余操纵的消息公布后股票价格的变动, 发现平均下降9%。1998年J·Demski的研究表明代理人可以通过盈余管理来传达其拥有的高超管理技能, 而实际上这些代理人可能并不具有会计报告盈利中所代表的管理技能。1998年Arya·A, Glover·J, S·Sunder等人的研究发现盈余管理限制了委托人解雇代理人的倾向, 还可以减少委托人对于代理人正常工作的干预。
1.2 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回顾
2000年, 林舒和魏明海在《中国A股上市公司IPO过程中的盈利管理研究》中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A股发行公司的报告收益在IPO前年和前一年处于最高水平, 在IPO当年显著下降。2001年, 刘峰在文章《制度安排与会计信息质量》中对会计信息失真, 特别是违法造假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进行了分析, 认为现有的制度安排本身排斥高质量的会计信息。2002年, 陆宇建在《上市公司基于配股权的盈余管理行为实证分析》中认为, 我国上市公司为了获得配股权而通过盈余管理将ROE维持在略高于6%的区间与略高于10%的区间。
2 盈余管理含义及其特征
2.1 盈余管理含义
戴维森 (S·Division) 在其所著的《会计:商业语言》中也对盈余管理进行了定义:在公认会计原则限制的范围内, 为了把报告盈利调整到满意水平而采取有计划行动步骤的过程。美国会计学家凯瑟琳·雪普 (Katherine Schipper) 在其发表的“Commentary on Earnings”一文中对盈余管理做出如下定义:盈余管理是指为了获取某些个人利益 (而非仅仅为了中立地处理经营活动) 而对对外财务报告过程进行有目的的干预。这是一种“披露管理” (Disclosure Management) 的概念, 认为盈余管理不仅包括对损益表中盈余数字的控制, 还包括对资产负债表以及财务报告中其他辅助信息的控制。
国内许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给出了盈余管理的定义。孙铮、王跃堂认为, 盈余管理是企业利用会计管制的弹性操纵会计数据的合法行为。秦荣生认为, 盈余管理是借助于会计政策的选择和会计估计的变更来实现的, 其目的是得到一种令企业管理当局满意的财务会计结果, 而会计盈余是决定财务成果是否满意的重要参数。
2.2 盈余管理特征
盈余管理不同于利润操纵, 后者属于欺诈行为, 是贬义的概念, 而前者是在会计准则或制度允许范围内进行的, 是合规合法的行为, 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本文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定位开展对盈余管理的分析的。
(1) 盈余管理是一种长期行为, 从一个足够长的时段 (最长也就是企业的整个生命期) 来看, 盈余管理并不增加或减少企业实际的盈余, 而只会改变企业实际盈余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反映和分布。也就是说, 盈余管理影响的是会计数据尤其是会计报表中披露的盈余, 而不是企业实际的盈余。
(2) 盈余管理必然会同时涉及经济收益和会计数据的信号作用问题。盈余管理关注的方向是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在不同的国家由于证券市场的发达和完善程度差异较大, 盈余管理的“经济收益观”与“信息观”的地位和重要性也有所不同。
(3) 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还不完善“一股独大”的现象还很普遍, 因此, 在我国盈余管理具有双重主体, 即直接责任人企业管理当局、间接责任人公司控股股东。
(4) 盈余管理的方法包括会计方法和非会计方法。会计方法主要有会计政策的选择和应用、会计估计的变更、会计方法应用时点的选择、交易或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等, 非会计方法主要包括公司的投融资决策、资本的国际化经营和股利分配等方面。
(5) 盈余管理的目的是寻求企业自身效用或市场价值的最大化。会计盈余作为衡量企业财务成果是否令人满意的重要参数, 是企业管理人员进行盈余管理的对象。企业借助盈余管理的各种政策, 来实现自身效用或市场价值的最大化, 进而获得未来生存、获利和发展的潜力。
3 规范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对策
3.1 健全公司治理结构
(1) 进行国有股减持。
国有股减持的途径有:一是国有股流通, 即直接让一部分国有股上市流通;二是国有股转让, 包括拍卖转让、协议转让等;三是注销部分国有股。国有股减持对改变我国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无疑是个良好的开端。
(2) 完善报酬契约。
我国上市公司经理人收入普遍偏低且与业绩不挂钩, 使得经理人与股东利益相背离, 降低了经理人的积极性, 盈余管理也表现出短期性特点。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年薪制和股票期权等手段来激励经理人努力工作, 激励机制的核心是使经理的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挂钩, 使经理也成为企业剩余索取权的享有者, 消除激励经理的利益障碍。股票期权可以将管理当局的报酬和未来的股价挂钩, 不但可以使股东与经理人员的目标最大程度地一致, 而且还可以留住人才, 体现人力资本的产权价值。
(3) 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是指以法人形式进行证券投资的机构, 如养老基金、保险基金、信托投资公司等。机构投资者队伍的壮大, 可以缓解股权过于集中和流通股过于分散的现象。积极发展机构投资者, 并保持它的独立性, 不仅有利于上市公司的稳健运作和股权结构的改变, 而且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3.2 完善审计监督制度
(1) 改革注册会计师的聘任制度独立性是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基石和灵魂。
要使注册会计师真正做到经济、工作和精神独立, 关键一点就是要完善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和更换机制, 应由上市公司设立的审计委员会负责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更换, 以减少甚至杜绝公司管理当局对注册会计师施加压力, 增加事务所的独立性。
(2) 建立完善的审计执业规范体系。
独立审计准则体系作为规范注册会计师审计行为的权威性标准和衡量注册会计师业务质量的尺度, 对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注册会计师审计环境的不断变化, 已经有的独立审计准则不能完全满足执业需要, 这就要求对已颁布的独立审计准则进行不断改进和完善。
(3) 加强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
首先, 应加强政府监管, 加大注册会计师审计舞弊行为的处罚力度。有关部门应对注册会计师执业情况进行抽检, 并公布抽检结果, 不仅要加大经济处罚力度, 建立相关的民事赔偿制度, 对违规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处罚应由目前的行政处罚为主过渡到行政处罚与经济处罚并重;其次, 加强行业协会的自律和监管, 完善质量监督体系, 提高行业自律监管的权威性;最后, 加强社会监督, 动员社会各界力量, 对执业质量进行监督, 完善行业举报制度。
3.3 加强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建设
(1) 加快制订和出台新的具体会计准则, 尽量避免会计处理中的“无法可依”现象。对一些诸如并购、衍生金融工具等会计处理问题, 应尽快制定会计准则进行规范, 填补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空白, 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的会计行为。对于在执行制度和准则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 要及时通过修订有关制度和准则加以解决。
(2) 修订完善企业会计准则, 尽可能缩小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 有关政策选择方面的规范应更加明确具体, 对主观性判断的会计原则和政策的运用应规定相应的约束条件, 如明确规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和冲回时间、收入和费用的确认计量原则, 尽量减少会计准则中的模糊性语言。
(3) 加强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化建设, 尽快制定会计信息披露规则, 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披露内容、披露方式、披露时间、格式范例等给予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 其中尤其应注意制定关于关联方交易、大额减值准备、会计选择对公司利润影响程度的相关信息披露制度。
(4) 增强会计准则制定的科学性。准则制定机构的人员组成应选择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群体, 可以引入会计实务界和银行界人士, 对于准则中的某些定义和解释尽量做出详细的解释, 避免造成多种理解。
3.4 改进证券市场监管的相关制度安排
国内许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 表明盈余管理是我国上市公司对证券监管部门监管的反措施, 其发生在上市公司IPO、配股、亏损时, 与证券监管制度不完善息息相关。改进并完善证券市场监管的相关制度安排, 可以减少盈余管理的外在诱因。
(1) 改进股票发行与退市制度。
股票发行、退市制度是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重要诱因, 证券市场曾改革过几次规则, 但是, 目前的股票发行制度和退市制度仍存在问题。
(2)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信息披露制度是证券市场规范会计行为的重要制度安排。在我国, 建立一个充分、透明、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是非常迫切的。在披露信息的内容上, 我国的信息披露是定期披露 (如年报、半年报、季报) 与流动披露相结合。定期披露一向是信息披露的重点, 对于该类信息, 应该力求披露信息的有效性, 既要保证披露信息迅速、及时、对于该类信息, 简明易懂, 又要尽量扩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范围。
在信息披露方式上, 随着信息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发展, 传统的财务信息报告的形式发生了改变, 这给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和证券市场的效率都带来了影响,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存在滞后性, 缺乏灵活性, 为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留下了充裕的时间。
(3) 根据需要及时调整监管政策。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不仅是一个会计问题, 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不能指望通过某一方面的改进来达到治理的目的, 而需要社会各相关部门联合起来进行系统的研究治理.以保证我国证券市场和国民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又庄.关于资本市场与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研究——我国证券市场会计信息披[J].露问题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
[2]朱红军.试析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及类型[J].上海会计, 2006 (12) :13-15.
盈余管理研究综述 篇7
资本市场使资本从资金富余者快捷地流向需要资金的生产性投资者, 即能提供资金最高回报的企业, 既满足企业生产需要, 同时资本得到最大化增值, 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促进经济发展。然而, 市场中存在着众多的资金需求者, 资金富余者如何分辨有价值的生产性投资者成为一个问题, 而会计信息披露制度较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但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盈利能力较差的生产性投资者也期盼获得资金, 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这些生产者可以通过某种操作改变企业的盈余信息以获得资金, 从而产生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如今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些关于盈余管理的概念与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认可, 本文试图对这些研究做一些概括性的总结。盈余管理是有目的地干预财务报表对外报告的过程, 以达到私人目的而进行的对盈余的披露管理。Healy and Wahlen (1999) 定义盈余管理是管理层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或通过规划交易改变财务报告, 旨在误导利益相关者对公司业绩的理解, 从而影响其决策和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的后果。
二、盈余管理动机
已有盈余管理文献对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 得出了具有相当证明力的证据。总体上, 研究结论表明, 公司管理层为了避免亏损、提高管理者报酬、降低违背贷款合同的可能性、避免退市、避免监管部门干预、影响股票市场对公司的理解、少交税, 等等。
从本质上来说, 盈余管理行为是一种有害行为, 它使得投资者无法区分优秀企业与盈利差的企业, 从而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阻碍经济发展, 所以盈余管理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监管部门的研究热点。
三、盈余管理方式
具有盈余管理的动机, 必定采用一定的盈余管理方式才能达到目的。学者们对盈余管理方式问题进行了研究, 并取得了许多经验证据。盈余管理的方式:
(一) 利润“大洗澡”。
即如果亏损已成事实, 那么管理者将倾向于报出更大的亏损额。因为此时亏损多少已经不重要, 不如多确认点应计提的损失, 为以后的经营甩掉包袱。
(二) 调低利润。
具体方法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其他资产减值的计提, 以少缴纳税款或避免监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微软公司通过调低利润来避免《反垄断法》的起诉。
(三) 调高利润。
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盈余管理方式, 包括提高管理者薪酬、避免亏损、避免违背贷款合同等多种情况都会看到这种方式的痕迹。
(四) 利润平滑。
经济学假设人是厌恶风险的, 人们不希望看到波动剧烈的经营业绩, 因此利润平滑企业的股票将比利润波动企业的股票更受到投资者的欢迎。在国外, 这一方式的盈余管理更为普遍。
四、盈余管理的测度
盈余管理行为将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从而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阻碍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因此, 如何来测度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是一个重要课题, 针对这一问题, 学者们主要提出了三种估计盈余管理程度的方法:应计利润分离模型、特定应计利润模型和盈余频率分布模型。现介绍如下:
(一) 应计利润分离模型。
此模型将应计利润分为操控性应计利润和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分析盈余管理的困难在于其不可直接观测和计量, 应计利润分离模型主要通过估计操控性应计利润来检验选定样本在统计意义上是否存在盈余管理。Kaplan指出, 应计利润随企业经营状况的变化而改变, 因此一个适当的模型应能从总应计利润中分离出由外生经济环境决定的非可操控性应计利润, 其余的部分为操控性应计利润, 并以此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指标。应计利润分离模型在实证中应用非常广泛, 通常将非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看作总应计利润的数学期望, 总应计利润与非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差额作为操控性应计利润。应计利润分离模型能估计出单个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 但是它要求用大量没有进行盈余管理公司的数据来估计某一具体公司的正常应计利润, 这种估计的主观性太强, 可靠性值得怀疑。
(二) 特定应计利润模型。
这种方法通常用来研究某些特定行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如银行业中的贷款损失准备、保险公司的索赔准备, 因此能够有效识别是否存在了盈余管理行为。由于特定应计利润法是针对具体行业中的某一具体应计项目, 因此区分操控性和非操控性部分所依据的假设更切合实际。其优点是, 非操控性应计利润比较容易得到, 因为研究者可依据会计准则来判断, 在不存在盈余管理的情况下, 哪些会计项目应该得到如何的反映, 能得到准确的证据。但具体的应计利润研究往往局限于小样本或具体行业, 增加了应用的难度。
(三) 盈余频率分布模型。
以上两种方法研究了单个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 而盈余分布模型揭示了盈余管理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这种方法集中于研究管理后盈余分布的特征, 而不需要将盈余分为操控性和非操控性两部分。假设在无盈余管理时, 企业盈余服从混合正态分布, 而且密度函数是光滑的;而当某一阀值处存在盈余管理时, 在盈余分布直方图中阀值左 (右) 侧相邻间隔内的观察数会出现不寻常的低值, 右 (左) 边相邻间隔内的观察数会出现不寻常的高值, 从而造成在阀值处密度函数不光滑或不连续, 因此判断阀值处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便转化为判断阀值处盈余分布函数的光滑与否。盈余频率分布模型能够较准确地识别短期内为了某一目标盈余数字而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 没有去衡量单个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 而是考察具有相同经济背景公司的总体结果, 通过使用大量样本数据来检验盈余的分布特征。
关于盈余管理的测度问题, 这三种方法各有利弊。各种实证研究结果至今仍然存在争议, 尚未找到一个完善的计量盈余管理的方法, 实践中根据研究重点不同各有取舍。
五、结束语
本文系统地总结了盈余管理的研究情况, 对盈余管理的动机、方式、计量等方面进行了介绍与评议。盈余管理对经济存在负面影响, 通过分析研究, 判断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 了解其动机、方式, 对于监管部门制定市场规则以杜绝盈余管理、保护投资者利益, 维护资本市场的正常秩序, 促进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摘要：盈余管理是与投资者保护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 是会计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系统总结盈余管理的研究情况, 对盈余管理的动机、方式、计量等方面进行介绍与评论。
盈余管理定义解读 篇8
一、国内外盈余管理定义解读
1. 国外盈余管理定义。
国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盈余管理, 研究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各自的观点, 其中以下列三种最具代表性:Schipper (1989) 从信息观的角度, 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层有目的地干预公司对外财务报告的过程, 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信息披露管理。Healy和Wahlen (1999) 从会计准则制定者的角度出发, 认为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管理者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 旨在误导以公司经营业绩为基础进行决策的利益关系人或者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为基础的经济契约的后果。Scott (1999) 从狭义经济收益观出发, 认为盈余管理是公司管理当局在会计准则和财务制度所允许范围内, 利用职业判断和规划交易等手段对会计盈余进行调节, 以寻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的一种行为。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盈余管理研究的兴起, 以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为研究背景, 以现代企业的典型代表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紧密结合现代经济学、管理学领域中的产权理论、契约理论、博弈论等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因此其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带有本质的资本主义色彩和市场经济特征。这既成就了西方盈余管理研究的先进性也造成了其研究结论的局限性。Schipper将盈余管理限定在对外报告领域, 未考虑对内报告和不需进行对外披露时可能存在的盈余管理。Healy和Wahlen的定义实际上否定了那些不需执行会计准则的企业存在盈余管理的行为。另外, 西方盈余管理定义中的盈余管理主体并不包括那些未实现两权分离企业中兼具所有者身份的经营管理者, 这就造成了定义的不完备和片面性。
2. 国内盈余管理定义。
国内学者对盈余管理定义的研究是在学习、借鉴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 他们结合我国资本市场与会计准则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从不同视角阐述了各自的见解。陆建桥 (1999) 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人员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选择适合的会计政策, 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和 (或) 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作出的会计选择。魏明海 (2000) 认为盈余管理是指管理当局为了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或影响那些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的结果, 在编报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项以改变财务报告时, 作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顾兆峰 (2000) 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选择会计政策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行为。秦荣生 (2001) 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有选择会计政策和变更会计估计的自由时, 选择其自身效用最大化或是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一种行为。
从以上观点看, 国内学者基本认同盈余管理是管理者在会计准则体系内进行的合法行为。其中, 盈余管理的主体是管理当局, 盈余管理的对象是会计盈余或其他会计信息, 盈余管理的目的是追求个人利益或企业价值最大化, 实际上最大化经济价值的实现需要最优的决策, 因此现实中很难达到。另外, 对盈余管理的实施手段是否包括真实交易活动未达成一致意见。我国理论界对盈余管理的研究是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市场以及会计准则体系的建立、建设和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综观我国盈余管理研究文献, 其研究基本上都以上市公司为对象, 所得出的结论也是针对上市公司而言的, 而对占我国企业总数90%以上的中小企业则很少关注, 此外, 我国的中小企业并不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由此, 笔者认为国内学者给出的盈余管理定义中所指的管理者应为上市公司的管理者, 严格来讲, 目前国内学者所作的定义实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定义, 这点与国外相同。
3. 现有盈余管理定义未能正确揭示盈余管理产生根源。
盈余管理的定义是研究者对盈余管理现象高度抽象的结果, 其中隐含着对盈余管理产生根源的认识。目前盈余管理定义最大的缺陷在于盈余管理的主体专指公司制企业中的管理者, 而不包括非公司制企业 (如独资、合伙等) 的管理者 (也是所有者) 。公司制企业的理论基础是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 公司中管理者与股东之间是最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 管理者身份的确立是基于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达成的委托代理协议, 而管理者是盈余管理的主体, 因此有人认为委托代理关系是盈余管理产生的根源。这一观点的最大缺陷在于, 不能解释非公司制企业为何也存在盈余管理现象。因为独资、合伙等非公司制企业的建立并不依赖于特定意义的委托代理关系, 兼具所有者身份的管理者基于债务契约动机 (如获得银行贷款) 和政治成本动机 (如合理避税) 也会进行盈余管理。因此, 委托代理关系不是盈余管理产生的根源。正是由于现有盈余管理定义中主体的残缺误导了部分人, 使他们误认为委托代理关系是盈余管理产生的根源。有人把契约摩擦和沟通阻滞作为盈余管理产生的两个前提, 认为如果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没有契约摩擦, 他们的沟通是完全透明的, 委托人可掌握并充分使用信息, 盈余管理就不再发生。这一观点的错误同样是未考虑不依赖于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协议而存在的非公司制企业中也存在盈余管理行为。
二、盈余管理定义新解
通过上述分析, 笔者认为盈余管理的定义是:管理者或所有者在不违反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的前提下, 通过会计方法或构建真实交易活动来调整会计信息以实现个人利益或企业价值至满意程度的过程。具体而言:
1.盈余管理的主体包括公司制企业中的管理者和非公司制企业的所有者 (经营管理者) ;盈余管理的载体 (形式主体) 是企业。
2.盈余管理的对象是会计信息而不单纯是会计盈余, 因为对会计盈余的调整必然涉及其他信息的变化。
3.盈余管理的手段包括会计手段和真实交易两种, 在不同的会计环境下, 盈余管理的主体会有不同偏好。
4.盈余管理合法的依据是一般公认会计原则, 因为会计准则并非在所有企业中执行而且会计准则只是盈余管理的一种工具, 这样与主体相对应。
5.由于主体是有限理性的, 不可能做出最优的决策使个人利益或企业价值最大化;公司制企业中管理者个人利益与企业价值有时一致、有时冲突, 非公司制企业中所有者个人利益与企业价值一致。
正确认识盈余管理的定义是开展盈余管理研究的第一步, 盈余管理定义的正确、全面与否所产生的后续影响是一系列的, 特别是对正确理解盈余管理产生的根源。盈余管理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提出切实可行的盈余管理防范和治理措施, 理论研究是政府部门决策的参考和依据, 因此从这一点讲, 科学认识盈余管理定义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陆建桥.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会计研究, 1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