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水平（共10篇）
盈余管理水平 篇1
一、引言
权益法是从股东权益占有角度处理企业间投资与被投资关系的一种会计处理理念和方法。我国最早的权益法规定出自《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1992),规定只要占被投资方50%股份以上,就应采用权益法记账;而随后的《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则将权益法的适用比例扩大至25% ~ 100%;1998年最低限度比例进一步降至20%。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CAS 2)缩小了权益法的适用范围,规定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权益法核算。
权益法被称为“单行合并法”1,最早的18号指导意见认定权益法的适用范围为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联合经营公司和对被投资方实施重大影响公司。目前国际会计准则(IAS)采用发端于英国公共会计师领域的20% 的标准,但解释公告认为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这等同于依靠管理层的主观判断,其弹性空间很大。
盈余管理是财务管理和会计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话题,伴随企业业务多元化,经营模式创新,盈余管理的手段越来越多;而准则制定的理念和原则本身也可能为企业进行盈利操纵提供了机会。目前国内外研究盈余管理的文献居多,但是从权益法理念和会计实务处理方法角度剖析其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尤其是与微利企业盈余操纵间相关性的文献并不多,国内该领域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采用案例分录研究和规范逻辑分析研究的方法方面的简单分析,而采用实证数据对权益法投资收益与企业盈余管理管理间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的文献很少, 本文对此进行初步尝试,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特殊的公司治理环境是否会产生间接调节作用,具有一定实践指导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现有研究权益法的文献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对权益法历史演进和理论基础的分析;权益法下会计信息质量和资本市场反映;权益法与企业盈余管理问题;权益法在会计实务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会计领域对权益法的理论基础和演变历程进行探究的文献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权益法在英国发端时期。早期学者通过具体的会计分录处理对权益法可能产生的具体会计问题进行分析,尤其是在公司间相互持股情况下权益法的使用,为比较传统会计处理方法和权益法提供了参考(Dickerson W. E.和Jones J. W., 1933);也有学者详细比较了权益法的适用范围和汇报方式,具体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要根据其他环境因素确定 (Burnett T.、King T. E.、Lembke V. C.,1979)。
其次,着眼于权益法在会计实务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对目前权益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质疑和批判的研究文献越来越多。有研究采用案例方法对创业投资企业权益法和成本法合算的争议问题进行了分析(陈玮、乔旭东、巫升柱等,2006)。有研究针对权益法和成本法相互转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参考意见(周凤,2010;苏新龙、张雪梅,2004)。国内少数学者综合会计理论和实务问题对权益法的演进进行了反思,详细分析其利弊,并提出了有效的改进建议(周华、戴德明、刘俊海,2008;夏冬林,2006;周晓苏,1996)。
最后,关于探究权益法投资收益同企业盈余管理国内外文献以规范研究为主,实证文献不多。国内该领域文献主要包括实证检验上市公司证券投资收益的价值相关性与盈余管理现象(吴战篪、罗绍德、王伟,2009)以及银行在权益法和贷款损失准备之间进行盈余管理选择的问题(赵胜民、翟光宇、张瑜,2011)。
综上所述,国内鲜有文献实证检验企业通过权益法投资收益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本文采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2007 ~ 2013年间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为更全面和深入认识权益法的利弊提供更直接的证据;并进一步研究在管理层变动的年份,上市公司通过权益法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是否更加强烈,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该领域的现有研究文献。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权益法的本质在于根据投资持股比例在期末对被投资方的全部收益或亏损进行收益的确认,其暗含的假定是被投资方将全部税后利润进行股利分配;而亏损情况下,投资方也应根据持股比例全额承担被投资方的损失。 一直以来,权益法被当作是合并报表的替代方法,而权益法遭受质疑的重要缺陷是20%的范围界定,权威准则制定机构也承认2,要根据实践情况进行调整,即权益法的适用范围更为模糊,“重大影响”基本上取决于管理层的主观认定和意图。
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和行为是难以直接测度和衡量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盈余管理的最终后果,即企业业绩状况进行甄别。与亏损企业相比,实现微盈利的企业3,更有可能是通过盈余管理达到的微利,比如,企业面临保住上市资格,或者保住壳资源,或者顺利进行IPO、甚至是为了实现避税,均受到某些具体政策的限制,本年度必须实现盈利,而实际经济业务可能是亏损的,那么只有通过盈余管理进行抵补。由于是否采用权益法对某一投资实体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人为可操作性,管理层可以通过 “董事会控制、持股比例、决策参与”等标准决定采用权益法还是成本法,从而调节本年度自身资产负债表长期股权投资、权益,利润表中的投资收益、净利润,实现盈利目标。采用权益法投资收益进行盈余管理的被发现概率较低,这是由“重大影响”的模糊概念决定的。
此外,如果权益法确定的投资收益对微利企业的净利润实现盈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即扣除权益法确定的投资收益后,企业由盈利转为亏损,这样的企业主营业务获益能力差,盈利基本上依靠投资收益,更有可能也更有动机通过权益法进行盈余管理,实现盈利目标,达到股东等资本市场参与者和相关政策部门的期许,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微利企业采用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占投资收益总额的比重更大,即微利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向上的盈余管理;假设1a: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扣除采用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后由盈利转为亏损的企业,其权益法投资收益占投资收益总额的比重更大,即向上的盈余管理情形更严重。
与之相反,巨额盈利的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做大利润或规模的压力较小,因为日常经营活动的收益便可以达到来自外部资本市场监管者、企业内部业绩考核的目标,而向下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增大,即,管理层极有可能将当期利润转移至下一会计期间,以对抗未来的盈利风险,避免盈利出现大的波动。与IAS趋同的CAS框架下,权益法的适用范围很大程度上根据管理层意图确定, 因此通过权益法投资收益适度降低本期利润,在下一个会计年度调回的向下的盈余管理便可实现。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相比较而言,巨额盈利的企业其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占投资收益总额的比重更小,即巨额盈利企业更倾向于向下的盈余管理。
在假设1和假设2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公司治理因素对权益法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相关性的影响,选取管理层变动进行衡量,如果会计期间内发生管理层变动,对微利公司和巨额盈利公司而言,新上任的管理层有更强烈的动机通过盈余管理做大利润,表现为采用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占投资收益总额的比例会更高。本文据此提出假设3:相比较而言,公司在发生管理层变动的年份,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在总收益中占比更高,盈余管理动机更强烈。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筛选与数据来源
本文对国泰安经济金融数据库(CSMAR)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7 ~ 2012年间的9 538个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由于权益法投资收益取自投资收益明细数据库,因此部分明细数据未予披露,2013年样本数据很少,且本文要用到上一期变量,故年度区间至2012年,其中剔除了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和行业缺失的样本数据。样本数据呈现逐年上升态势,从2007年的882个观测值到2012年的2 182个观测值,上升了13.63%,通过权益法核算投资收益的情况越来越普遍,权益法在实务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推广。 占总样本比重最大的是制造业,5 780个观测值约占总观测值的60.6%,其他行业占比均比较小,在1.17% ~ 7.74% 之间,这和我国上市公司制造业占绝大多数比重的实务情况是一致的(样本年度分布表和行业分布表省略)。
(二)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2。本文对资产负债率(LEV)、负债权益比(DA)、股权集中 度(HERFIN)、权益法确 认的投资 收益占比 (QUANYIFA & SQUANYIFA)进行缩尾处理,缩尾水平为1%。由表2可见,各变量的标准差均不大,量纲一致,近似服从正太分布。
此外,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了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分析(鉴于篇幅,省略),可以发现,权益法确定的投资收益上期值同当期值之间显著正相关,体现正向的预测所用,而衡量微利企业的虚拟变量BEAT同因变量之间显著正相关,巨额盈利企业变量POS却同因变量显著负相关,为接下来的实证检验结果提供了良好的预测。
(三)实证模型
为验证以上四个假设,本文构建如下实证模型:
模型(1)主要为了验证假设1,即微利企业更可能通过扩大权益法确定的投资收益占总收益的比例进行向上的盈余管理,做高利润。其中,控制变量包括公司治理类变量股权集中度(Herfin)、是否兼任(jianren);财务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收益率(roa)、 上期负债权益比(da)、行业内收入波动(indsaleschange)、 账面市值比波动(indbtmchang)和资产收益率波动(indroachange)等9个指标。我们主要关注的系数是α1,若其显著为正,说明微利企业更容易通过权益法对投资收益进行调节,从而做大利润。
模型(2)主要为验证模型1a,进一步将模型(1)中的beat变量进行重新取值,生成虚拟变量beatbf,即若微利企业净利润中扣除权益法确定的投资收益,本会计年度则为亏损的情况,赋值为1,否则为0。该模型主要的关注系数为α2,若其显著为正,说明通过权益法调节投资收益实现盈利的企业,其权益法投资收益占总收益的比重会更高。
为验证假设2,本文将虚拟变量POS代替BEAT代入模型(1)即可,得出模型(3),该模型的关注系数为α2,预计其显著为负,说明巨额盈利的企业倾向于采用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从而将本年的利润递延到下一会计期间。
在此基础上,为检验假设3,本文在模型(1)~ 模型 (3)中分别加 入管理层 是否发生 变更的虚 拟变量 (change),以及change同主要虚拟变量(beatposbeatbf) 的交互,进行回归分析,概括的模型如下:
其中NI分别代表净利润的三种情况,即微利企业组 (beat)、权益调整微利企业组(beatbf)和巨额盈利企业组 (pos)。
模型(4)的主要关注变量change和NI×change前的系数α3和α4,若其显著为正,说明发生管理层变动的年份, 上市公司通过权益法确认投资收益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更强烈。
五、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如上实证模型,本文采用STATA 12.0软件对所有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由于因变量中包含部分0变量, 故选择tobit回归进行分析,分微利企业、权益法调整微利企业和巨额盈利企业三个表格对实证结果进行汇报,其中,回归结果分两栏列示:左边一栏为不同盈利情境下权益法会计处理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相关性,右边一栏为该盈利情景下企业当年发生管理层变动情况下,权益法处理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
注: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表示 p<0.05, **表示 p<0.01, ***表示p<0.001,下同。
首先是企业微利情境下的回归结果,以及微利企业在企业管理层发生变动时权益法会计处理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相关性情况。如表3所示,在控制了年度和行业的影响后,BEAT-model中,不考虑管理层变更影响时,微利企业虚拟变量的系数为0.036 4,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微利企业通过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占总投资收益的比重更大。由于微利企业面临退市、债权债务条款限定以及业绩考核达标的压力,更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 因此会利用权益法调节利润;假设1得到验证。同样,在加入公司治理变量后,change和beat×change的系数分别为0.127和0.039 0,前者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后者在0.05水平上显著,说明管理层变动的会计期间内,微利企业通过权益法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更强烈。
接下来是权益法调整的微利企业回归结果,见表4。 在该类企业中,若扣除权益法确定的投资收益,则由微弱盈利转 为亏损 ,主要关注 系数为beatbf以及beatbf × change。
根据表4可以发现,权益法调整的微利企业,beatbf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0.614,且远远高于表3中beat的系数0.036 4(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该类样本企业通过权益法确认投资收益进而影响净利润的盈余管理活动更多,盈余管理动机更强烈,假设1a得到验证;但是假如公司治理变量管理层是否变更后,交互项beatbefore×change和change的系数虽然为正,但是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调整后微利的企业在该会计年度之内受其他非管理层变更因素的影响更大,因此不能准确测度管理层变更的影响。
最后,假设3中企业巨额盈利情况下权益法会计处理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六、研究结论与局限性
本文实证检验了一直为会计实务和理论界争论的热点问题,即权益法是否会加剧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层活动;由于盈余管理的动机难以测度,事前研究难度较大, 且存在许多干扰因素,因此本文将所有上市公司根据年末盈利状况分为亏损企业、微利企业和巨额盈利企业,发现相比较于亏损企业,微利企业具有强烈的动机进行向上的盈余管理,做大利润;而巨额盈利的企业则有动机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进一步研究中,本文发现管理层变更的年份,公司通过权益法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更大。之所以普遍出现利用权益法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主要是由于权益法准则适用标准比较模糊。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线性模型设计比较单一;另外,通过权益法调节投资收益只是众多盈余操纵手段中的一种,本文未将其他可能因素全部进行控制,应在以后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摘要：20世纪90年代权益法作为“国际惯例”引入我国后,一直为业界所关注。本文采用国泰安经济金融数据库(CSMAR)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7~2012年间的9 538个样本数据,实证检验权益法、盈余水平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关系。结果表明:实务中确实存在企业通过权益法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其中在微利年份倾向于进行向上的盈余管理,而在巨额盈利年份则倾向采用向下的盈余管理;在管理层变更的年份,采用权益法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更严重。
关键词：权益法,盈余管理,微利效应
参考文献
韩克勇.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新旧准则的比较[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7(3).
吴战篪,罗绍德,王伟.证券投资收益的价值相关性与盈余管理研究[J].会计研究,2009(6).
夏冬林.财务会计:基于价值还是基于交易[J].会计研究,2006(8).
赵胜民,翟光宇,张瑜.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盈余管理与市场约束[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8).
周凤.子公司盈余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影响——基于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由权益法改为成本法的分析[J].财会通讯:综合(上),2010(7).
周华,戴德明,刘俊海.财产权利的计量规则与企业利润的可分享性[J].财贸经济,2008(7).
周华,戴德明,徐泓.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规则研究——从“权益法”的理论缺陷谈起[J].财贸经济,2011(10).
企业盈余管理研究 篇2
章驰航（1985— ），男，福建省龙岩市人，会计学本科，毕业于重庆工学院2004级会计学专业，现为福建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处员工。
摘 要：盈余管理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它关系到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本文先概述了我国企业盈余管理的现状，然后从企业性质入手分析了國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差异，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盈余管理； 影响；企业性质； 动机
20世纪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会计界开始了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国外对盈余管理分别进行了充分的规范和实证研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涌现出大批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问题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
一、盈余管理的定义
会计盈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权责发生制下确认但还没有真实现金流的应计盈余；另一方面是在企业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已经实现现金流入的真实盈余。在会计研究中，盈余管理行为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利润操纵，它主要是指企业管理层在遵循会计准则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收益信息进行控制或调整，以达到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针对不同的会计盈余，企业管理层所采取的盈余管理方式也不同。对于应计盈余的调节，管理层往往会通过提前确认收入、推迟费用的确认时点来进行盈余管理；对于真实盈余管理的调节，则采取关联交易、资产重组、获取补贴等真实交易。
二、盈余管理的影响
盈余管理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没有好坏之分，对于企业和利益相关者来说，它是一把双刃剑，能产生两面作用。
就其积极作用来说，采取适当的盈余管理行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债务成本，保护企业和经营者自身的利益。从有效资本市场角度来说，企业可以通过盈余管理这种内部信息传递手段，充分披露公司财务信息，树立公司良好形象，增加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
就其消极作用来说，在当代社会中，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稀缺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激发了企业间的竞争，盈余管理行为干扰了市场的资本配置。现代企业制度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整等因素，管理层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盈余管理行为，操纵企业盈余。违背了财务管理的中立性原则，使对外公布的会计信息有所偏重、有所依靠，不能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健康状况，严重影响相关利益者的利益。从长远来看，滥用的盈余管理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导致投资者不能正确判断企业的收益质量，企业市场价值会因此而下降。
三、盈余管理的动机
企业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薪酬激励动机、筹资动机、政治成本动机和节税动机。然而，在我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享受着不同的国民待遇，其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也有着不同的偏向。
（一）薪酬激励动机
薪酬激励假说告诉我们，企业管理层为了达到激励标准，通常会选择调高企业收益的会计政策和处理方法。但是，报告会计利润并不会管理层的唯一选择，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当管理层意识到当期经营成果已经超过或远不能达到奖酬标准时，他们就会通过提前确认成本费用推迟确认收益来平滑利润，以保障下期获得奖励。已有研究表明，总体而言，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与薪酬激励显著正相关，但是就不同性质的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的相关性更强。
（二）融资动机
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企业必然需要进行外部融资。企业的债权人主要关心企业的偿债能力；股东则关心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成长性。各利益相关者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存在着利益冲突，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管理者完全可能将债权人和股东的权益转移以增加自身的收益。为确保自身利益不受到损害，债权人会订立相应的债务契约约束管理者行为，股东或潜在投资者则可能因为企业不乐观的盈余状况而减少投资。管理层为了避免处于融资难的尴尬境地，选择一些有利的会计政策。就不同性质的企业而言，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子”享受着天然的优良资源，在政府投资或控制下，融资相对简单，而非国有企业却会受到各种限制。因此，非国有企业更可能因融资需要而进行盈余管理行为。
（三）政治成本动机
政治活动是一种为转移财富而展开的竞争活动，它使得企业的部分财富被转移给经营者、股东以外的第三方，因该活动而带来的负担和损失就是政治成本，它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
作为契约团体中的一员，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团，无偿、强制地分享着社会活动成果。政治家和官员的自利性决定他们会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开展政治活动，他们可能会通过制定一些管制性的规章制度，来获取某些社会资源的控制权，而已有的会计数据则经常成为支撑政府施行政策或颁布新政策的证据。而对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来说，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投资者和坚强后盾而非第三人，其利益分享具有有偿性和市场调节性，国有企业承担的政治成本可能相对较小，基于政治成本动机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较少。
（四）节税动机
企业所得税是调节国家与企业间利益分配，企业会在权衡税收规避成本和税收规避收益后决定是否进行避税行为。税收规避会给企业带来节税收益也给使管理者因节税而获得相应的奖励。
在现代管理制度中，理性的管理者会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开展各种管理行为。当然，在不同股权性质和结构下的控股股东以及管理者的行为动机并不相同。国有企业中，产权主体不明确、信息不对称、政府企业不分、“内部人控制”和其他问题显得更为严重，管理者不仅希望获得好的经济收益还会尽力维护自身的名誉，获得好的仕途升迁，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他们会受到更多非常因素的影响，往往追求的是账面利润最大化。非国有企业产权明确，利益关系清晰，公司治理机制相对健全，因而其在决策时可能更多的是倾向于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选择能节约税收成本带来的实实在在现金流的策略。因而，非国有企业更可能因节税动机而进行盈余管理行为。
四、政策建议
（一）完善会计准则体系
根据盈余管理的定义，我们可知，企业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是选择有利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因此，会计准则直接影响到会计信息质量。我们应该加强对非经常性项目会计准则的建设，限制上市公司通过非经常性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综合考虑公司虚报利润、隐瞒利润和偷税漏税等行为，改变会计准则制定的立足点。加强准则制定机构与证监会等信息使用机构的合作，提高会计准则的前瞻性和实用性。
（二）提高审计工作质量
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审计工作是为了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在提高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方式更加多样化，往往从时空上下功夫，注重选择合适的盈余管理区位和时点，更有公司改变了以往“单领域”方式，采取多种组合，使得盈余管理更趋多样化和复杂化。为此，我们应该完善审计准则，并要求审计人员应在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和客观性的基础上，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审计工作质量。
（三）建立完善公平的资本市场
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尚不完善，企业融资渠道比较单一，为了获得足够的资本，企业不得不进行盈余管理以迎合银行和证券市场的规定。为此，我们应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建立多层次、多产品的资本市场，完善资本市场的相关规定，加强证券市场的监管和兼并市场的管理，以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作者单位：福建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处）
参考文献：
[1] 王昌锐，倪娟.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与盈余管理[J].安徽大学学报，2012（1）：141-150.
盈余管理水平 篇3
IPO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大量的中西方研究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IPO公司机会主义地管理盈余,以提高发行价格,正的盈余管理误导投资者过分乐观,它不仅会误导投资者,而且会损害企业未来价值,因此必须有一定的机制来约束它。西方IPO主要采用市场化发行,中介机构承担着“信息生产”和“认证中介”重要作用。与传统的成熟资本市场不同,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处于“行政市”向“市场市”转变完善的进程中,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上市公司行为影响极其强烈,忽略制度偏差以及制度变迁,单纯研究承销商、审计师、风险资本家等第三方对于IPO盈余管理的约束是有失偏颇的。本文第一个研究目的是检验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即“审批制”转向“核准制”,以及核准制下,由“通道制”向“保荐制”的转移,能否加强市场力量对于IPO公司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水平的约束,显著降低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本文的第二个研究目的是检验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方式的影响,即随着市场监管力量的加强,中国IPO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式是否会从日益引起关注的应计利润管理转向隐蔽性更强的实质盈余管理。为了具体考察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中国IPO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动态影响,本文根据中国证券发行制度演变,将研究期间划分为三个时间段,审批制(2001年3月之前)、通道制(2001年4月至2004年12月)、保荐制(2005年1月之后),利用应计利润模型和实质盈余管理模型来计量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回归方法,实证分析证券发行制度变迁对于中国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和方式的动态影响。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IPO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可以为中国IPO公司盈余管理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藉由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和方式的动态比较,为证券发行制度的完善提供检验的手段。
二、文献综述
(一)西方文献
西方IPO主要采用市场化发行,中介机构承担着“信息生产”和“认证中介”重要作用,因此大量的研究分析承销商、审计师、律师、风险资本家等第三方对IPO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将承销商作为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一种外在治理机制的理论源自于Booth和Smith(1986)提出的承销商认证中介理论。Carter and Manaster(1990)以及Carter et al.(1998)的研究文献证实声誉机制是有效的,高声誉的承销商是与较低的IPO折价和较好的未来长期回报相联系的。Brau and Johnson(2009)的研究则进一步直接证明承销商声誉能有效抑制IPO企业盈余管理水平,承销商声誉与IPO盈余管理水平之间负相关。探讨审计师在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中的治理作用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两个:一是Titman and Trueman(1986)提出的审计师信号显示理论;二是源自于Dye(1993)审计质量模型。Beatty(1989)的实证研究证明雇佣有声誉的审计师的IPO企业的抑价要显著更低,而Michaelyand Shaw(1994)的实证结果则进一步表明,有声望的审计师是相关于较少风险的IPO,同时IPO长期业绩与企业所雇佣的审计师的声誉正相关。除了承销商声誉、审计师质量可以作为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一种有效治理机制以外,Barry et al.(1990)还检验了风险资本家对于IPO企业的监管作用,实证证据表明在所投资企业进行首次公开发行时,风险资本家监管投资方面的专才和经验可以作为企业价值的重要信号传递给投资者,导致有风险资本支持企业IPO的折价较低,说明监管服务的质量被资本市场认可,支持了风险资本家监管理论。
(二)国内文献
刘江会等(2005)检验了我国承销商声誉与IPO企业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承销商的“认证中介”职能严重缺位,承销商声誉与IPO企业质量之间正相关的关系在我国证券发行市场中被扭曲,投资者通过承销商的声誉等级来区分发行企业质量的信息甄别机制在我国证券发行市场基本上不存在。在审计质量的检验上,李仙和聂丽洁(2006)对我国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我国IPO市场上经过“十大”会计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程度低于“非十大”审计的公司;专业审计师能够有效抑制IPO中盈余管理动机,降低盈余管理程度,研究结果支持了审计质量治理机制。在风险资本家监管作用的检测上,陈祥有(2010)以我国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199家IPO公司为样本,对风险投资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与没有风险投资背景的IPO公司相比,有风险投资背景的IPO公司上市前一年的盈余管理程度更低,研究结果揭示风险投资可以约束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另外潘越等(2010)的研究还发现社会资本与法律保护是IPO盈余管理的两个有效的约束机制。实证结果发现:在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省份,上市公司更不可能进行IPO盈余管理,而且社会资本与法律保护的约束机制是可替代的,即在我国法律保护比较薄弱的地区,社会资本对IPO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作用更加显著。这一研究结果拓展了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机制。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与传统的成熟资本市场不同,中国资本市场处于“行政市”向“市场市”转变完善的进程中,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上市公司行为影响极其强烈,忽略制度偏差以及制度变迁,单纯研究承销商、审计师、风险资本家等第三方对于IPO盈余管理的约束是有失偏颇的。从本人所掌握的文献来看,只有徐浩萍和陈超(2009)的研究涉及了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IPO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没有证据支持IPO公司在发行前普遍存在运用会计手段进行的盈余管理。但研究是以核准制实施以后的IPO研究样本(2002年至2005年)为研究对象,没有直接比较审批制向核准制、保荐制变迁的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同时对于IPO盈余管理的计量主要是运用操纵性应计利润模型,本文的研究范围扩大到1998年至2006年的IPO公司,并且还运用实质盈余管理计量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试图全面检测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IPO盈余管理水平和方式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中国证券制度改革的历程凸显了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的改革目标与方向,证券发行制度的改革加强了市场力量对于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审批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实行指标额度的行政分配,各级政府是上市资源的分配主体,公司发行股票的竞争焦点主要是争夺股票发行指标和额度。企业能否上市不在于本身质量的好坏,主要取决于公关能力以及“包装企业”的能力,由于自身利益和公司发行利益紧密相关,地方政府和各级部委不仅不能有效监督发行公司披露的信息质量,甚至还可能成为发行公司盈余管理的“共谋”,缺乏对于企业盈余管理的有效约束。与审批制相比,核准制取消了指标和额度管理,证监会的职能由审批上市额度指标转为核准发行资格,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发行审核委员会对股票发行进行实质性审查,加强对发行公司质量的审核力度;推荐发行公司的权力也由行政主体(政府)转移到市场主体(承销商),承销商的项目负责人对发行披露的真实性负有责任,若发生虚假陈述,将受到最高5年监禁的刑事处罚,承销商和审计师等专业机构出于自身的职业压力风险,有动机监督发行人的盈余质量。但是在核准制实行初期,通道制阶段,由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原理在发挥作用,中介机构的推荐责任仍处于软约束状态,表现为推荐责任并未落实到到人,责任追究机制并未真正建立。2005年开始全面实施的保荐制是新股发行制度的重大变革,将保荐代表人的职业生涯和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及发行前后业绩紧密地联系起来,突出了“个人具体负责”和“事后责任监管”,有助于强化证券公司的推荐责任,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因此本文的第一个假设是:
H1: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从审批准制转向核准制、通道制转向保荐制,可以有效约束IPO公司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
监管制度的改革不仅可以约束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也可能引起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方式的转变。盈余管理的工具有两类:一类是应计管理,即在GAAP范围内,通过会计方法、会计估计和会计时点的选择来管理盈余;另一类是实质性盈余管理,即通过次优商业决策,如通过削减研发支出,过量生产,以及给予较大的商业折扣,达到盈余管理目的。这两类工具相比,最大的差异的是对企业现金流量的影响不同。前者不改变企业现金流量,只是影响企业应计利润,因此实施成本相对较小,但由于应计利润的反转特征,以及会计规范弹性所限,应计管理效果是有限的;后者直接影响企业经营现金流量,实施效果明显,而且隐蔽性强,但由于次优决策会损害企业价值,实施成本高。在审批制下,审核发行相关信息的责任主要在政府和各级部委。由于自身利益和公司发行利益紧密相关,地方政府和各级部委不仅不能有效监督发行公司披露的信息质量,甚至还可能成为发行公司盈余管理的“共谋”,随着核准制的实施,特别是保荐人制度的运用,发行公司盈余管理的约束由单一的政府行政监管,转向包括证监会的发行审核、市场机构专业辅导和监督,以及公司内部治理的三位一体的监督体系。发行监督力量的加强提高了IPO公司应计管理的成本,可能会导致中国IPO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式从透明度较高的应计利润管理转向隐蔽性更强的实质盈余管理。因此本文的第二个假设是:
H2:证券发行制度从审批制转向核准制、通道制转向保荐制,可能导致IPO公司盈余管理方式由应计管理转向实质盈余管理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
本文选择在1998年1月1日到2006年12月31日期间在上交所和深交所A股市场上市的A股IPO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上述期间在沪深两市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公司共有723家,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IPO公司8家,剔除在计算盈余管理指标时,运用分年度分行业回归,未达到回归所需要的10个非首发上市公司所在行业的IPO公司42家,共673家IPO公司作为最终研究样本。研究样本的选择过程如(表1)所示。同时,本文研究目的是检测证券发行制度的改革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和方式的影响。依据中国证券发行制度的改革历程,本文划分了三个研究阶段,如(图1)所示。本文主要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回归分析来检验证券发行制度变迁对于IPO盈余管理行为和方式的影响。本文所有的研究数据都取自wind资讯金融数据库,数据处理运用的是STATA和EXCEL软件。
(三)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计量
本文研究的是IPO公司在首发阶段的盈余管理行为,衡量的指标是IPO当年的盈余管理水平。运用应计模型和实质盈余管理模型来计量盈余管理水平。
(1)应计为基础的盈余管理。应计利润法是西方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最常用的一类方法,该类方法目的是从应计利润总额中分离出可操纵性应计利润,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的指标,该方法可以从总体上把握盈余管理的程度。考虑到Dechow(1995)研究证明修正琼斯模型忽略了企业业绩对应计的影响,可能导致对于业绩水平异常的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错误估计。由于IPO公司相对于已上市公司,在业绩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本文选择收益匹配的琼斯模型(Kothari et al.2005)来计量应计利润管理。模型如下:
其中,TAt:企业第t年总应计,用第t年营业利润减去第t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REVt:企业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化,用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减去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ARt:企业第t年应收账款变化,用第t年应计账款减去第t-1年应收账款;PPEt:企业第t年固定资产账面原值;ROAt:企业第t年的资产收益率,用第t年净利润除以第t年期末总资产;At-1:企业第t-1年总资产,为了消除规模效应,除常数项以上所有变量都用上一年总资产进行标准化处理。在具体的计量中,分两步:首先运用分年度分行业非首发上市公司数据,按照模型(1)要求进行回归,计算行业特征参数,然后再运用IPO公司的数据,利用行业特征参数计算各样本的非操纵应计,从总应计中扣除非操纵性应计,得到各IPO公司当年的操纵性应计DA,作为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稳健性测试中,也运用基本琼斯模型(Jones,1989)和修正琼斯模型(Dechow,1995)来计量操纵性应计利润。研究发现,这些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指标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同时运用这些指标所做的检验均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2)实质盈余管理。本文借鉴Roychowdhury(2006)实质盈余管理模型,计算了IPO公司发行当年异常现金流量、过量的生产成本,以及异常的操控性费用支出,模型如下:
其中:CFOt:企业第t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PRODt:企业第t年的生产成本,为t年已销产品成本加上t年存货的变化;EXPENSEt:企业第t年操控性费用,为t年销售费用、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的合计;REVt:企业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REVt-1:企业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REVt:企业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化,用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减去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REVt-1:企业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化,用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减去第t-2年主营业务收入;At-1:企业第t-1年总资产,为了消除规模效应,除常数项以上所有变量都用上一年总资产进行标准化处理。与应计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一样,实质盈余管理的计量也分两步:首先运用分年度分行业非首发上市公司数据,按照模型(2)、(3)、(4)要求进行回归,计算行业特征参数。然后再运用IPO公司的数据,利用行业特征参数分别计算各IPO公司正常现金流量、正常生产成本、正常操控性费用,从总经营现金流量、总生产成本、以及总的费用中扣除得到异常现金流量(R_CFO),异常生产成本(R_PROD)和异常操控性费用(R_DISXB),作为本文实质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在给定的销售水平上,向上管理盈余的企业可能有以下特征:异常低的CFO,异常低的操控性费用,和异常高的生产成本。为了抓住实质盈余管理的总体效应,借鉴Cohen and Zarowin(2010)在研究围绕SEO时的实质性盈余管理的做法,结合以上三个单独计量指标去计算两个实质盈余管理活动的综合指标,REM_1和REM_2值越高,表明企业进行实质盈余管理活动的可能性越大。计量如下:
(四)模型建立和变量定义
由于IPO盈余管理水平除了受证券发行制度变迁的影响以外,也会受到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为了验证假设1,检测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对于IPO盈余管理程度的约束,以盈余管理水平作为因变量,以证券发行制度演变为自变量,并引入定价方法、承销商声誉、审计师质量等其他治理变量,以及企业规模、销售增长率以及财务杠杆等控制变量,构建了如下的多元回归模30型::DEP=a0+a1×TDZ+a2×BJZ+a3×PRICE+a4×TIME+a5×TENUNW+a6×BIG4+a7×STATE+a8×SIZE+a9×LEV+a10×GROWTH+3011Σan×INDUSTRY+ε(7)
根据Zang(2007)的研究发现,管理人员优先决策实质盈余管理在应计操纵决策之前,并且实质盈余管理和应计操纵之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Cohen,et al.(2008)在研究2002年萨班斯法案的通过对于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的影响也发现,萨班斯法案的通过导致公司从应计为基础的盈余管理转向实质盈余管理。另外Cohen and Zarowin(2010)通过研究再融资活动的盈余管理行为,进一步证明,企业应计还是实质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是应计管理成本以及应计管理能力的函数,应计管理的成本包括监管者、审计师的审查和监督以及应计管理的潜在法律诉讼,而应计管理能力是指企业应计管理的弹性。因此本文在模型(7)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实质盈余管理替代变量(RM_PROXY)作为DA的解释变量,模型如下:
RM_PROXY是指实质盈余管理的替代变量,分别用REM_1和REM_2来代替。与模型(7)相比,模型(8)主要的变化是引入了证券发行制度和实质盈余管理的交叉项(TDZ×RM_PROXY和BJZ×RM_PROXY),目的是为了检验是否证券发行制度的改革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方式的影响。根据假设2,其系数预期为“-”。其他变量的符号预期同模型(7)。模型相关指标定义如(表2)所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623家IPO样本公司的分阶段发行特征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随着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反映发行公司特征的指标,如总资产、销售收入、销售增长率、筹资额等呈逐年上升趋势,说明随着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IPO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公司盈利能力越来越强;而反映发行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指标,总应计(TA),操纵性应计(DA),以及实质盈余管理计量中的REM_1呈下降趋势,表明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有约束效应。
注:本文十大承销商的是:中信证券、中金公司、广发证券、国泰君安、国信证券、海通证券、光大证券、申银万国、平安证券、中国银河
注:ASSETS:总资产(亿元);REV:销售收入(亿元);GS:销售收入增长率;LEV:资产负债率;FUND:筹资额(亿元);TA:总应计/平均总资产;DA:操纵性应计/平均总资产;RM_1:实质盈余管理综合计量指标1;RM_2:实质盈余管理综合计量指标2。
*10%**5%***1%下显著
*右上角是pearson相关系数,左下角是spearman相关系数
(二)IPO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证券发行制度约束效应的检验
为了检测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对于IPO盈余管理程度的约束,对模型(7)进行了回归分析。在模型估计中,本文对模型标准误进行异方差调整和公司观察值自相关调整,以获得较准确的t统计量。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DA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TDZ和BJZ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通道制和保荐制的实施,使IPO公司操纵性应计显著下降,支持了假设1;PRICE的系数显著为正,证明在相对固定市盈率定价方法下,IPO公司为了追求较高的发行价格,将人为操纵应计利润,支持了Aharoney et al.(2000)的研究结论;BIG4系数显著为负,支持了审计师质量对于IPO公司操纵性应计的约束效应,与李仙和聂丽洁(2006)的研究结论一致;但TUNNUW的系数为正,不符合预期,并且不显著,表明我国IPO市场审计师声誉机制并没有形成,支持刘江会等(2005)的研究结论。从REM_1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TDZ和BJZ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通道制和保荐制的实施,使IPO公司的实质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下降,支持了假设1;BIG4、TUNNUW、STATE的系数均不显著,原因可能是实质盈余管理水平隐蔽性较强,较难被发现,因此并没有引起审计师、承销商足够的重视,也可能是由于REM_1综合了R_CFO和R_EXPENSE的共同影响,所以导致系数被稀释。从REM_2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TDZ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通道制的实施,使IPO公司的实质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下降,支持了假设1;BIG4、TUNNUW、STATE的系数均不显著,不符合预期,原因同上。综合DA、REM_1、REM_2的回归结果,支持了假设1,表明随着证券发行制度的市场化进程,由审批制向通道制、保荐制的演变,会约束IPO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提高IPO公司盈余质量。
(三)IPO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和实质盈余管理手段的相互替代效应的检验
从(表5)的相关系数表可以看出,在不同的证券发行制度阶段,IPO公司的操纵性应计水平与实质盈余管理水平均呈正相关性,没有出现操纵性应计与实质盈余管理随监管加强,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效应,不支持假设2。在模型估计中,本文对模型(8)标准误进行异方差调整和公司观察值自相关调整,以获得较准确的t统计量。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从以REM_1和REM_2作为实质盈余管理替代变量(REM_PROXY)的回归一、二的结果来看,TDZ×REM_PROXY和BJZ×REM_PROXY的系数显著为正,不符合假设2预期。表明在通道制和保荐制下,IPO公司在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上,实质盈余管理和操纵性应计管理共同存在,也即随着监管力量加强,操纵性应计与实质盈余管理并没有出现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趋势,假设2没有得到支持。另外,与第三部分没有考虑应计管理和实质盈余管理替代效应的DA回归结果相比,TDZ和BJZ的系数仍为负,但显著性在下降,这可能是由于RM_PROXY与TDZ、BJZ之间存在相关性,稀释了TDZ、BJZ对于DA的影响所致。同样在引入RM_PROXY变量以后,PRICE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证明了IPO公司操纵应计目的是为了追求较高的发行价格,BIG4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支持了审计师质量对于应计操纵的约束。综合上述的回归结果,不支持假设2,表明在IPO市场上应计盈余管理和实质盈余管管是显著正相关,并没有发现Cohen et al.(2008)等西方研究文献所证明的随着监管制度的加强,应计管理和实质盈余管理方式相互替代、此消彼长的趋势。
*10%**5%***1%下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另外运用了基本琼斯模型(Jone,1991)、修正琼斯模型(Kothari,1995)来计量操纵性应计,研究发现,这些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指标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同时运用这些指标所做的检验均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另外Ball and Shivakumar(2006)的研究指出,估计IPO当年操纵性应计用IPO前一年总资产作换算指数,会由于换算指数在数额上偏小,导致所估计的操纵性应计偏大。因此本文在计算各IPO公司操纵性应计时,运用的是上市当年平均总资产进行换算。在稳健性性测试中,也运用IPO上年总资产作换算指数,研究主要结论并不改变。
五、结论
对企业盈余管理的辨析 篇4
盈余管理的含义
盈余管理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盈余管理是指经营者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或公司价值最大化而作出的会计选择。这一观点在西方会计学界得到普遍认同。广义的盈余管理是指公司经营者为了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或公司价值最大化而作出的会计选择或真实影响公司盈利的行为。
关于广义盈余管理所说的会计选择，不仅包括在会计准则允许范围内进行的选择（规范选择），而且包括管理人员在会计规范空白地带进行的选择（非规范选择）以及违背会计准则所进行的会计选择（非法选择）。由于西方会计发展比较成熟，其盈余管理仅包括规范选择的盈余管理。根据我国国情以及中国会计发展的现状，笔者认为，我国的盈余管理应包括规范选择和非规范选择的盈余管理，而不应包括违背会计准则的要求而进行的盈余管理。
广义的盈余管理不仅包括利用会计政策的选择来影响会计收益的行为，也应该包括管理人员通过真实的财务或盈利活动而影响公司盈利的行为。例如，公司通过赊销政策的变动使得应收账款和公司利润的变动就属于真实影响公司盈利的行为。
盈余管理的经济学分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但其内容并非完全对立，相互否定的，都可以用以指导和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行为。
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基本理论依据。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企业生产的每一个商品的价值可以用公式Ｗ＝Ｃ＋Ｖ＋Ｍ来表示，其中Ｃ是生产资料的耗费，Ｖ是物化劳动的耗费，Ｍ是剩余价值，Ｃ＋Ｖ构成了企业的成本，同时商品价值决定商品价格。企业的收入在扣除必要的成本费用后才是企业利润。因此，企业就利用收入、费用、利润的相互关系，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调节收入或费用，进行盈余管理。比如，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企业将存货计价方法由先进先出法改为后进先出法，就可以实现增加成本，减少利润，减轻税负的目的。当然企业具体会计政策的选择会根据企业具体动机而定。
２、西方经济学。（１）“经济人”假设分析。“经济人”假设的提出并非指现实生活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它使为了理论分析的需要而做出的假定。根据“经济人”假设，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人人都是完全理性的，每个人都会利用其所拥有的信息，力图用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最大的经济利益。
因此，当公司管理当局出于自身利益的需求向注册会计师施加压力，购买劣质的、甚至虚假的鉴证时，注册会计有可能经不起利诱而答应。所以注册会计师监督作用不能有效发挥。（２）委托代理理论。股份公司制企业中，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二者利益上的不一致，委托代理契约的不完全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管理者侵害股东利益的行为时常发生。信息不对称不会完全消除，“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无法根除，所以盈余管理问题将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３）有效契约理论分析。现代企业理论的一个核心的观点认为，企业是以系列契约的有机组合，使人们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物质资产的简单聚合。人们的经济活动，从根本上说，都是借助契约进行协调和激励的。通过契约，交易各方做出在不同的情况下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承诺，对未来的行为进行约束。完全的契约是一种理想的契约。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经营者和所有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就具有不完全性和固定性，不可能完全描述企业未来将遇到的一切可能发生的事件，并对权力、责任和应对方案作出明确说明和解释。这将导致经营者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利用盈余管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盈余管理手段的剖析
企业盈余管理的手段主要借助于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但又不仅限于会计方法的选择，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方式：
１、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企业管理者可以运用各种会计准则的选择和判断去影响和改变会计报告的信息质量。（１）现行会计准则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这就产生了许多待摊预提费用和应计项目，管理者可以通过提前确认收入和递延确认费用来调高利润，也可用相反的方法调低利润。（２）管理者对财务报告中存在的大量未来经济事项必须作出判断，如长期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和预计残值，养老金、退休金、递延税款和坏帐损失等，这些不同的判断会导致盈余管理。（３）对于同一类经济业务，管理者必须在公认的会计方法中选择其中的一种处理方法，如折旧方法中的加速折旧法和直线折旧法，发出存货计价中的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和加权平均法等，这些不同的方法选择会导致盈余管理。
２、利用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调节。这是一种非会计的盈余管理方法，企业管理当局出于盈余管理的考虑，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做出安排。例如企业为了提高报告收益，可以推迟固定资产的购入以减少折旧费用，这是一种真实影响会计收益的方法。
３、利用关联交易。关联方之间由于存在控制关系，往往不以公平价格进行交易，这也为盈余管理提供了便利。这在我国上市公司与其母公司或子公司的交易中表现尤为明显。而且有时公司通过秘密控制某个公司进行关联交易，但该公司在法律形式上并不具备成为其子公司的条件，因而不影响合并报表，隐蔽性更强。例如安然事件就反映了公司通过特别目的实体（ＳＰＥｓ）利用表外业务进行融资、套期等经营活动。尽管特别目的实体的金融工具和其他资产负债表表外融资等诸如此类的工具包括了大部分相关风险和报酬，但根据美国会计准则只要非关联方在一个ＳＰＥ权益性资本中的投资超过３％，即使该ＳＰＥ的风险主要由上市公司承担，上市公司也不可以将该ＳＰＥ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因此筹组ＳＰＥｓ的公司可以利用ＳＰＥｓ操纵会计利润，进行盈余管理。
要对盈余管理有全面系统的认识必须对盈余管理的具体手段进行识别，从而判断盈余管理对于企业收益的影响，我们可以关注其关联方交易、合并报表范围变动、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公司利润来源中非主营业务利润的比重、公司盈利与公司股利的对比、企业现金流量分析以及充分利用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从而可以分辨企业盈余管理的正误，了解企业真实的会计信息，做出正确的决策。
防范非规范盈余管理的对策分析
非规范盈余管理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因而必须采取措施加以防范。
（１）完善会计准则的制定与实施。现有会计准则允许过多的选择，而且有关规定不甚具体明确，缺乏可操作性，这就给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机会。完善会计准则体系对防止管理当局操纵盈余具有重要意义。准则的制订者应更清楚地设定不同会计处理方法和估计方法的运用条件，建立一套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同时，要花大力气做好会计准则实施过程中的宣传指导工作，既要重视技术指导，又要重视会计准则经济功能、经济影响与经济实质方面的指导，完善会计准则制定与实施之间的配合协调机制，以增强会计准则执行的经济价值和它的硬约束力。实证研究证明，对会计准则理解不准、实施不力也是造成盈余管理普遍存在的一个原因。
（２）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是指影响公司管理行为的各方面当事人基于合约关系而形成的一种制度安排，其实质是相关权利、责任和收益的安排。目前我国大部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经理控制了会计信息系统，会计人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受制于经理，操纵财务报告，提供虚假信息。因此，要防止盈余管理的泛滥，必须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尤其应当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的职责，使其各负其责、协调运转、相互制衡，对经理的财务报告行为实行有力的监督。
（３）加强外部监督。主要是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和外部审计监督。一方面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应从企业信息披露的相关性、可靠性以及披露的信息含量上加强管理与监督，并对违规的公司进行严惩。另一方面要在加强对外部审计机构审计责任的管理和监督的基础上，通过审计准则的安排，由外部审计机构提供被审计企业盈余管理的评价报告，从而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减少企业的盈余管理。
在会计市场中，审计服务的实际购买者是投资者等利益相关人，但审计费用由被审计单位支付，这样一种特殊关系使得注册会计师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可能会迫于管理当局的压力，出具不完全真实的审计报告。因此应在此方面做出改善。例如可以在公司成立时提取一笔基金，由股东大会控制基金使用，聘请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
（４）改革现有关于上市、配股、停牌等规定。目前关于配股的条件只有“最近３年净资产收益率每年在１０％以上”，由于指标单一，配股权对上市公司有利，因而上市公司往往利用会计信息不对称对利润进行操纵以获取配股权。有关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存在外获得配股权而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对此，笔者认为，应建立一个包括货币量指标和实物量指标、财务数据和生产经营数据的多参数控制体系，以综合衡量和测定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以公平、公正、公开的确认其配股资格。同样，摘牌的条件是“连续三年亏损”，这样有些公司便可能通过盈余管理先多转费用，为第三年“转亏”作准备，以避免摘牌。因此，也应建立一套指标体系，这样可以避免由于指标单一而使管理当局容易进行利润操纵。
（５）提高资金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的有效性。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学者法玛（Ｆａｍａ）提出有效市场理论，并将有效市场划分为弱式、半强式和强式市场，该理论不仅是我们进行相关研究的前提或假设，还为我们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减少非规范盈余管理提供了思路。企业管理当局盈余管理的最大受害者是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如果所有的外部利益相关者都是理性的，并且具备了辨析财务报告及其附注的能力和知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取信于外部相关利益者，企业管理当局就应该减少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问题研究 篇5
1.1 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回顾
1996年Dechow引入很多变量对违规公司进行研究, 认为盈余操纵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为了以低成本吸引外部融资, 他们还检验了在承认盈余操纵的消息公布后股票价格的变动, 发现平均下降9%。1998年J·Demski的研究表明代理人可以通过盈余管理来传达其拥有的高超管理技能, 而实际上这些代理人可能并不具有会计报告盈利中所代表的管理技能。1998年Arya·A, Glover·J, S·Sunder等人的研究发现盈余管理限制了委托人解雇代理人的倾向, 还可以减少委托人对于代理人正常工作的干预。
1.2 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回顾
2000年, 林舒和魏明海在《中国A股上市公司IPO过程中的盈利管理研究》中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A股发行公司的报告收益在IPO前年和前一年处于最高水平, 在IPO当年显著下降。2001年, 刘峰在文章《制度安排与会计信息质量》中对会计信息失真, 特别是违法造假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进行了分析, 认为现有的制度安排本身排斥高质量的会计信息。2002年, 陆宇建在《上市公司基于配股权的盈余管理行为实证分析》中认为, 我国上市公司为了获得配股权而通过盈余管理将ROE维持在略高于6%的区间与略高于10%的区间。
2 盈余管理含义及其特征
2.1 盈余管理含义
戴维森 (S·Division) 在其所著的《会计:商业语言》中也对盈余管理进行了定义:在公认会计原则限制的范围内, 为了把报告盈利调整到满意水平而采取有计划行动步骤的过程。美国会计学家凯瑟琳·雪普 (Katherine Schipper) 在其发表的“Commentary on Earnings”一文中对盈余管理做出如下定义:盈余管理是指为了获取某些个人利益 (而非仅仅为了中立地处理经营活动) 而对对外财务报告过程进行有目的的干预。这是一种“披露管理” (Disclosure Management) 的概念, 认为盈余管理不仅包括对损益表中盈余数字的控制, 还包括对资产负债表以及财务报告中其他辅助信息的控制。
国内许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给出了盈余管理的定义。孙铮、王跃堂认为, 盈余管理是企业利用会计管制的弹性操纵会计数据的合法行为。秦荣生认为, 盈余管理是借助于会计政策的选择和会计估计的变更来实现的, 其目的是得到一种令企业管理当局满意的财务会计结果, 而会计盈余是决定财务成果是否满意的重要参数。
2.2 盈余管理特征
盈余管理不同于利润操纵, 后者属于欺诈行为, 是贬义的概念, 而前者是在会计准则或制度允许范围内进行的, 是合规合法的行为, 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本文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定位开展对盈余管理的分析的。
(1) 盈余管理是一种长期行为, 从一个足够长的时段 (最长也就是企业的整个生命期) 来看, 盈余管理并不增加或减少企业实际的盈余, 而只会改变企业实际盈余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反映和分布。也就是说, 盈余管理影响的是会计数据尤其是会计报表中披露的盈余, 而不是企业实际的盈余。
(2) 盈余管理必然会同时涉及经济收益和会计数据的信号作用问题。盈余管理关注的方向是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在不同的国家由于证券市场的发达和完善程度差异较大, 盈余管理的“经济收益观”与“信息观”的地位和重要性也有所不同。
(3) 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还不完善“一股独大”的现象还很普遍, 因此, 在我国盈余管理具有双重主体, 即直接责任人企业管理当局、间接责任人公司控股股东。
(4) 盈余管理的方法包括会计方法和非会计方法。会计方法主要有会计政策的选择和应用、会计估计的变更、会计方法应用时点的选择、交易或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等, 非会计方法主要包括公司的投融资决策、资本的国际化经营和股利分配等方面。
(5) 盈余管理的目的是寻求企业自身效用或市场价值的最大化。会计盈余作为衡量企业财务成果是否令人满意的重要参数, 是企业管理人员进行盈余管理的对象。企业借助盈余管理的各种政策, 来实现自身效用或市场价值的最大化, 进而获得未来生存、获利和发展的潜力。
3 规范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对策
3.1 健全公司治理结构
(1) 进行国有股减持。
国有股减持的途径有:一是国有股流通, 即直接让一部分国有股上市流通;二是国有股转让, 包括拍卖转让、协议转让等;三是注销部分国有股。国有股减持对改变我国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无疑是个良好的开端。
(2) 完善报酬契约。
我国上市公司经理人收入普遍偏低且与业绩不挂钩, 使得经理人与股东利益相背离, 降低了经理人的积极性, 盈余管理也表现出短期性特点。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年薪制和股票期权等手段来激励经理人努力工作, 激励机制的核心是使经理的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挂钩, 使经理也成为企业剩余索取权的享有者, 消除激励经理的利益障碍。股票期权可以将管理当局的报酬和未来的股价挂钩, 不但可以使股东与经理人员的目标最大程度地一致, 而且还可以留住人才, 体现人力资本的产权价值。
(3) 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是指以法人形式进行证券投资的机构, 如养老基金、保险基金、信托投资公司等。机构投资者队伍的壮大, 可以缓解股权过于集中和流通股过于分散的现象。积极发展机构投资者, 并保持它的独立性, 不仅有利于上市公司的稳健运作和股权结构的改变, 而且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3.2 完善审计监督制度
(1) 改革注册会计师的聘任制度独立性是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基石和灵魂。
要使注册会计师真正做到经济、工作和精神独立, 关键一点就是要完善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和更换机制, 应由上市公司设立的审计委员会负责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更换, 以减少甚至杜绝公司管理当局对注册会计师施加压力, 增加事务所的独立性。
(2) 建立完善的审计执业规范体系。
独立审计准则体系作为规范注册会计师审计行为的权威性标准和衡量注册会计师业务质量的尺度, 对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注册会计师审计环境的不断变化, 已经有的独立审计准则不能完全满足执业需要, 这就要求对已颁布的独立审计准则进行不断改进和完善。
(3) 加强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
首先, 应加强政府监管, 加大注册会计师审计舞弊行为的处罚力度。有关部门应对注册会计师执业情况进行抽检, 并公布抽检结果, 不仅要加大经济处罚力度, 建立相关的民事赔偿制度, 对违规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处罚应由目前的行政处罚为主过渡到行政处罚与经济处罚并重;其次, 加强行业协会的自律和监管, 完善质量监督体系, 提高行业自律监管的权威性;最后, 加强社会监督, 动员社会各界力量, 对执业质量进行监督, 完善行业举报制度。
3.3 加强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建设
(1) 加快制订和出台新的具体会计准则, 尽量避免会计处理中的“无法可依”现象。对一些诸如并购、衍生金融工具等会计处理问题, 应尽快制定会计准则进行规范, 填补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空白, 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的会计行为。对于在执行制度和准则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 要及时通过修订有关制度和准则加以解决。
(2) 修订完善企业会计准则, 尽可能缩小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 有关政策选择方面的规范应更加明确具体, 对主观性判断的会计原则和政策的运用应规定相应的约束条件, 如明确规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和冲回时间、收入和费用的确认计量原则, 尽量减少会计准则中的模糊性语言。
(3) 加强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化建设, 尽快制定会计信息披露规则, 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披露内容、披露方式、披露时间、格式范例等给予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 其中尤其应注意制定关于关联方交易、大额减值准备、会计选择对公司利润影响程度的相关信息披露制度。
(4) 增强会计准则制定的科学性。准则制定机构的人员组成应选择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群体, 可以引入会计实务界和银行界人士, 对于准则中的某些定义和解释尽量做出详细的解释, 避免造成多种理解。
3.4 改进证券市场监管的相关制度安排
国内许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 表明盈余管理是我国上市公司对证券监管部门监管的反措施, 其发生在上市公司IPO、配股、亏损时, 与证券监管制度不完善息息相关。改进并完善证券市场监管的相关制度安排, 可以减少盈余管理的外在诱因。
(1) 改进股票发行与退市制度。
股票发行、退市制度是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重要诱因, 证券市场曾改革过几次规则, 但是, 目前的股票发行制度和退市制度仍存在问题。
(2)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信息披露制度是证券市场规范会计行为的重要制度安排。在我国, 建立一个充分、透明、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是非常迫切的。在披露信息的内容上, 我国的信息披露是定期披露 (如年报、半年报、季报) 与流动披露相结合。定期披露一向是信息披露的重点, 对于该类信息, 应该力求披露信息的有效性, 既要保证披露信息迅速、及时、对于该类信息, 简明易懂, 又要尽量扩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范围。
在信息披露方式上, 随着信息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发展, 传统的财务信息报告的形式发生了改变, 这给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和证券市场的效率都带来了影响,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存在滞后性, 缺乏灵活性, 为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留下了充裕的时间。
(3) 根据需要及时调整监管政策。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不仅是一个会计问题, 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不能指望通过某一方面的改进来达到治理的目的, 而需要社会各相关部门联合起来进行系统的研究治理.以保证我国证券市场和国民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又庄.关于资本市场与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研究——我国证券市场会计信息披[J].露问题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
[2]朱红军.试析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及类型[J].上海会计, 2006 (12) :13-15.
盈余管理研究综述 篇6
资本市场使资本从资金富余者快捷地流向需要资金的生产性投资者, 即能提供资金最高回报的企业, 既满足企业生产需要, 同时资本得到最大化增值, 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促进经济发展。然而, 市场中存在着众多的资金需求者, 资金富余者如何分辨有价值的生产性投资者成为一个问题, 而会计信息披露制度较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但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盈利能力较差的生产性投资者也期盼获得资金, 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这些生产者可以通过某种操作改变企业的盈余信息以获得资金, 从而产生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如今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些关于盈余管理的概念与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认可, 本文试图对这些研究做一些概括性的总结。盈余管理是有目的地干预财务报表对外报告的过程, 以达到私人目的而进行的对盈余的披露管理。Healy and Wahlen (1999) 定义盈余管理是管理层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或通过规划交易改变财务报告, 旨在误导利益相关者对公司业绩的理解, 从而影响其决策和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的后果。
二、盈余管理动机
已有盈余管理文献对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 得出了具有相当证明力的证据。总体上, 研究结论表明, 公司管理层为了避免亏损、提高管理者报酬、降低违背贷款合同的可能性、避免退市、避免监管部门干预、影响股票市场对公司的理解、少交税, 等等。
从本质上来说, 盈余管理行为是一种有害行为, 它使得投资者无法区分优秀企业与盈利差的企业, 从而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阻碍经济发展, 所以盈余管理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监管部门的研究热点。
三、盈余管理方式
具有盈余管理的动机, 必定采用一定的盈余管理方式才能达到目的。学者们对盈余管理方式问题进行了研究, 并取得了许多经验证据。盈余管理的方式:
(一) 利润“大洗澡”。
即如果亏损已成事实, 那么管理者将倾向于报出更大的亏损额。因为此时亏损多少已经不重要, 不如多确认点应计提的损失, 为以后的经营甩掉包袱。
(二) 调低利润。
具体方法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其他资产减值的计提, 以少缴纳税款或避免监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微软公司通过调低利润来避免《反垄断法》的起诉。
(三) 调高利润。
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盈余管理方式, 包括提高管理者薪酬、避免亏损、避免违背贷款合同等多种情况都会看到这种方式的痕迹。
(四) 利润平滑。
经济学假设人是厌恶风险的, 人们不希望看到波动剧烈的经营业绩, 因此利润平滑企业的股票将比利润波动企业的股票更受到投资者的欢迎。在国外, 这一方式的盈余管理更为普遍。
四、盈余管理的测度
盈余管理行为将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从而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阻碍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因此, 如何来测度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是一个重要课题, 针对这一问题, 学者们主要提出了三种估计盈余管理程度的方法:应计利润分离模型、特定应计利润模型和盈余频率分布模型。现介绍如下:
(一) 应计利润分离模型。
此模型将应计利润分为操控性应计利润和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分析盈余管理的困难在于其不可直接观测和计量, 应计利润分离模型主要通过估计操控性应计利润来检验选定样本在统计意义上是否存在盈余管理。Kaplan指出, 应计利润随企业经营状况的变化而改变, 因此一个适当的模型应能从总应计利润中分离出由外生经济环境决定的非可操控性应计利润, 其余的部分为操控性应计利润, 并以此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指标。应计利润分离模型在实证中应用非常广泛, 通常将非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看作总应计利润的数学期望, 总应计利润与非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差额作为操控性应计利润。应计利润分离模型能估计出单个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 但是它要求用大量没有进行盈余管理公司的数据来估计某一具体公司的正常应计利润, 这种估计的主观性太强, 可靠性值得怀疑。
(二) 特定应计利润模型。
这种方法通常用来研究某些特定行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如银行业中的贷款损失准备、保险公司的索赔准备, 因此能够有效识别是否存在了盈余管理行为。由于特定应计利润法是针对具体行业中的某一具体应计项目, 因此区分操控性和非操控性部分所依据的假设更切合实际。其优点是, 非操控性应计利润比较容易得到, 因为研究者可依据会计准则来判断, 在不存在盈余管理的情况下, 哪些会计项目应该得到如何的反映, 能得到准确的证据。但具体的应计利润研究往往局限于小样本或具体行业, 增加了应用的难度。
(三) 盈余频率分布模型。
以上两种方法研究了单个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 而盈余分布模型揭示了盈余管理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这种方法集中于研究管理后盈余分布的特征, 而不需要将盈余分为操控性和非操控性两部分。假设在无盈余管理时, 企业盈余服从混合正态分布, 而且密度函数是光滑的;而当某一阀值处存在盈余管理时, 在盈余分布直方图中阀值左 (右) 侧相邻间隔内的观察数会出现不寻常的低值, 右 (左) 边相邻间隔内的观察数会出现不寻常的高值, 从而造成在阀值处密度函数不光滑或不连续, 因此判断阀值处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便转化为判断阀值处盈余分布函数的光滑与否。盈余频率分布模型能够较准确地识别短期内为了某一目标盈余数字而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 没有去衡量单个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 而是考察具有相同经济背景公司的总体结果, 通过使用大量样本数据来检验盈余的分布特征。
关于盈余管理的测度问题, 这三种方法各有利弊。各种实证研究结果至今仍然存在争议, 尚未找到一个完善的计量盈余管理的方法, 实践中根据研究重点不同各有取舍。
五、结束语
本文系统地总结了盈余管理的研究情况, 对盈余管理的动机、方式、计量等方面进行了介绍与评议。盈余管理对经济存在负面影响, 通过分析研究, 判断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 了解其动机、方式, 对于监管部门制定市场规则以杜绝盈余管理、保护投资者利益, 维护资本市场的正常秩序, 促进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摘要：盈余管理是与投资者保护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 是会计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系统总结盈余管理的研究情况, 对盈余管理的动机、方式、计量等方面进行介绍与评论。
盈余管理定义解读 篇7
一、国内外盈余管理定义解读
1. 国外盈余管理定义。
国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盈余管理, 研究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各自的观点, 其中以下列三种最具代表性:Schipper (1989) 从信息观的角度, 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层有目的地干预公司对外财务报告的过程, 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信息披露管理。Healy和Wahlen (1999) 从会计准则制定者的角度出发, 认为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管理者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 旨在误导以公司经营业绩为基础进行决策的利益关系人或者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为基础的经济契约的后果。Scott (1999) 从狭义经济收益观出发, 认为盈余管理是公司管理当局在会计准则和财务制度所允许范围内, 利用职业判断和规划交易等手段对会计盈余进行调节, 以寻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的一种行为。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盈余管理研究的兴起, 以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为研究背景, 以现代企业的典型代表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紧密结合现代经济学、管理学领域中的产权理论、契约理论、博弈论等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因此其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带有本质的资本主义色彩和市场经济特征。这既成就了西方盈余管理研究的先进性也造成了其研究结论的局限性。Schipper将盈余管理限定在对外报告领域, 未考虑对内报告和不需进行对外披露时可能存在的盈余管理。Healy和Wahlen的定义实际上否定了那些不需执行会计准则的企业存在盈余管理的行为。另外, 西方盈余管理定义中的盈余管理主体并不包括那些未实现两权分离企业中兼具所有者身份的经营管理者, 这就造成了定义的不完备和片面性。
2. 国内盈余管理定义。
国内学者对盈余管理定义的研究是在学习、借鉴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 他们结合我国资本市场与会计准则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从不同视角阐述了各自的见解。陆建桥 (1999) 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人员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选择适合的会计政策, 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和 (或) 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作出的会计选择。魏明海 (2000) 认为盈余管理是指管理当局为了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或影响那些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的结果, 在编报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项以改变财务报告时, 作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顾兆峰 (2000) 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选择会计政策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行为。秦荣生 (2001) 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有选择会计政策和变更会计估计的自由时, 选择其自身效用最大化或是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一种行为。
从以上观点看, 国内学者基本认同盈余管理是管理者在会计准则体系内进行的合法行为。其中, 盈余管理的主体是管理当局, 盈余管理的对象是会计盈余或其他会计信息, 盈余管理的目的是追求个人利益或企业价值最大化, 实际上最大化经济价值的实现需要最优的决策, 因此现实中很难达到。另外, 对盈余管理的实施手段是否包括真实交易活动未达成一致意见。我国理论界对盈余管理的研究是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市场以及会计准则体系的建立、建设和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综观我国盈余管理研究文献, 其研究基本上都以上市公司为对象, 所得出的结论也是针对上市公司而言的, 而对占我国企业总数90%以上的中小企业则很少关注, 此外, 我国的中小企业并不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由此, 笔者认为国内学者给出的盈余管理定义中所指的管理者应为上市公司的管理者, 严格来讲, 目前国内学者所作的定义实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定义, 这点与国外相同。
3. 现有盈余管理定义未能正确揭示盈余管理产生根源。
盈余管理的定义是研究者对盈余管理现象高度抽象的结果, 其中隐含着对盈余管理产生根源的认识。目前盈余管理定义最大的缺陷在于盈余管理的主体专指公司制企业中的管理者, 而不包括非公司制企业 (如独资、合伙等) 的管理者 (也是所有者) 。公司制企业的理论基础是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 公司中管理者与股东之间是最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 管理者身份的确立是基于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达成的委托代理协议, 而管理者是盈余管理的主体, 因此有人认为委托代理关系是盈余管理产生的根源。这一观点的最大缺陷在于, 不能解释非公司制企业为何也存在盈余管理现象。因为独资、合伙等非公司制企业的建立并不依赖于特定意义的委托代理关系, 兼具所有者身份的管理者基于债务契约动机 (如获得银行贷款) 和政治成本动机 (如合理避税) 也会进行盈余管理。因此, 委托代理关系不是盈余管理产生的根源。正是由于现有盈余管理定义中主体的残缺误导了部分人, 使他们误认为委托代理关系是盈余管理产生的根源。有人把契约摩擦和沟通阻滞作为盈余管理产生的两个前提, 认为如果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没有契约摩擦, 他们的沟通是完全透明的, 委托人可掌握并充分使用信息, 盈余管理就不再发生。这一观点的错误同样是未考虑不依赖于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协议而存在的非公司制企业中也存在盈余管理行为。
二、盈余管理定义新解
通过上述分析, 笔者认为盈余管理的定义是:管理者或所有者在不违反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的前提下, 通过会计方法或构建真实交易活动来调整会计信息以实现个人利益或企业价值至满意程度的过程。具体而言:
1.盈余管理的主体包括公司制企业中的管理者和非公司制企业的所有者 (经营管理者) ;盈余管理的载体 (形式主体) 是企业。
2.盈余管理的对象是会计信息而不单纯是会计盈余, 因为对会计盈余的调整必然涉及其他信息的变化。
3.盈余管理的手段包括会计手段和真实交易两种, 在不同的会计环境下, 盈余管理的主体会有不同偏好。
4.盈余管理合法的依据是一般公认会计原则, 因为会计准则并非在所有企业中执行而且会计准则只是盈余管理的一种工具, 这样与主体相对应。
5.由于主体是有限理性的, 不可能做出最优的决策使个人利益或企业价值最大化;公司制企业中管理者个人利益与企业价值有时一致、有时冲突, 非公司制企业中所有者个人利益与企业价值一致。
正确认识盈余管理的定义是开展盈余管理研究的第一步, 盈余管理定义的正确、全面与否所产生的后续影响是一系列的, 特别是对正确理解盈余管理产生的根源。盈余管理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提出切实可行的盈余管理防范和治理措施, 理论研究是政府部门决策的参考和依据, 因此从这一点讲, 科学认识盈余管理定义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陆建桥.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会计研究, 1999;9
盈余管理水平 篇8
1 理论基础
目前, 盈余预测是资本市场关注度最高的预测信息之一, 对于投资人和债权人来说, 它可以预测企业的未来发展前景。盈余预测是上市公司管理层、投资机构、证券机构或者证券分析师对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及每股盈余的预测, 综合反映了预测期间的盈利状况。20世纪70年代, 国外学者开始研究分析师盈余预测, 主要从分析师盈余预测的精准度、分析师盈余预测与企业行为、分析师个人特点与盈余预测等方面进行研究, 形成了相关文献。
盈余管理一直是西方会计专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经过众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并已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中国也有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秦荣生 (2001) 认为, 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的自由选择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实现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行为;朱红军 (2002) 认为, 盈余管理是公司管理当局, 为实现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 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 以调节公司盈余的行为。根据本文中对盈余管理的定义, 盈余管理是一个管理过程;管理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 该目的具有复杂性, 根据不同情况而定;主体为企业管理当局;管理对象为企业财务报告;管理属性为主动管理;采取手段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 因此为合法的管理行为。
综上所述, 国外关于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已经开始, 文献比较丰富, 国内关于分析师盈余预测的研究较晚, 而且大多数学者主要研究的是分析师盈余预测精准度、分析师盈余预测与企业行为、分析师个人特点等方面。文献中, 很少有学者研究分析师盈余预测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 是否上市公司管理层会根据分析师的盈余预测信息, 调整实际的盈余, 调整方向又会如何, 这方面的文献不多。本文从这个方面进行研究, 希望能有所发现, 从而能完善分析师盈余预测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理论。同时, 从实践方面, 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投资决策, 能够分析出分析师盈余预测和实际盈余的关系, 做出理智选择。
2 分析师盈余预测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现状
2.1 分析师盈余预测现状
目前, 我国的证券市场是弱式有效市场, 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情况, 这样的环境导致专业的证券分析也无法完全熟悉企业的内部信息, 分析师的盈余预测无法完全与企业的实际盈余相符。大量的研究发现, 分析师队伍也和普通人一样, 存在着过于乐观、羊群效应和过度自信等现象。
这就导致一个问题的存在,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是否受到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通过对行为财务学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 假设分析师盈余预测的结果影响不到上市公司, 企业管理层不改变现有的经营决策, 从长远看企业发展稳定, 但因为市场存在羊群效应, 企业短时间内股价会出现大幅度波动。当企业的实际盈余小于分析师的盈余预测时, 投资者会认为公司经营状况存在问题, 导致投资者大批卖出股票, 从而使公司股价大跌;当公司实际盈余高于分析师盈余预测的结果, 投资者会认为企业弄虚作假, 夸大利润, 造成股价跌落。
2002年, Fuller Jensen通过研究发现, 公司管理层会受到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压力进行危险的战略投资行为。在现代企业两权分离的背景下, 股价的大幅度波动, 会威胁到管理层的年末考核, 影响他们的名声、薪酬待遇, 甚至会受到股东的谴责。如果分析师盈余预测对上市公司管理层有影响, 他们将改变公司现有的战略, 通过一些会计手段调整实际盈余。同时, 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理论, 管理层这样做的可能性最大, 因为这样可以使得公司利益实现最大化。
2.2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现状
从资本市场研究发现, 公司发展壮大的目标就是上市, 公司一旦上市就要利用其充分优势保持其上市资格。盈余管理有很多动机, 主要表现在:为了提高发行价格, 在上市前IPO过程中进行财务包装;上市后为了内部交易、股价操纵、维持配股资格等进行盈余管理, 具体见表1。
3 规范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建议
3.1 抑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
目前, 证监会为保证我国的证券市场逐步走向规范化和合理化, 出台了多项法律来进一步规范市场运行。但是, 我国的资本市场起步较晚, 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 各项法律制度还存在缺漏, 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不严, 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方便条件。上市公司违规的盈余管理行为, 会影响会计信息使用者和投资者的选择, 从而影响资本市场的快速运行。
因此, 我国证券法规定衡量公司上市、配股和退市的指标是盈余管理水平, 为了及时查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只有一直更新和改进证券法规和制度, 并有效地监督和清查漏洞。我国应加快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建设, 提高公司机制的运行。规范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 完善法律法规制度迫在眉睫。
3.2 提高分析师盈余预测信息质量
证券分析师作为连接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的中介, 善于分析和解读各种财务数据, 能够预测公司的未来发展趋势及存在的风险, 因此在证券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分析公司、同行公司、其他分析师的报告都是分析师预测的信息来源, 分析师在进行具体分析之前必须收集这些信息。分析师的预测质量和分析师的信息来源的敏感度和重视程度直接相关。当证券分析师通过专业考试取得资格后, 应不断加强自身学习, 提高对信息的认识, 不能局限于上市公司的公开资料, 还要多和政府主管、上市公司或其他部门多沟通, 掌握最新资料。分析师要想做出正确和高价值的分析, 需要充分掌握资料, 提高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和资本市场运行方向的掌控能力, 增强财务分析能力和预测能力, 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可靠的信息。
3.3 鼓励投资者理性投资
本文研究发现, 分析师受到自身专业水平、市场羊群效应、利益相关者等因素的影响, 盈余预测结果和对股票评级总体上呈乐观倾向。投资者易受到分析师盈余预测和评级偏差的影响, 做出错误的选择。主要原因是证券市场上有很多投资者缺乏正确的金融投资理念, 没有对分析师盈余预测的优势进行充分认识, 对此, 要多对投资者进行金融知识讲解, 了解金融市场风险, 鼓励投资者应充分地了解和利用分析师盈余预测和股票评级, 尤其是分析师对股票评级的正面或负面的推荐信息或分析师对关注较高的上市公司的推荐信息, 降低投资者对于分析师的盲目跟风。总之, 通过前面的分析, 投资者应要明确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在准确性上的优势和信息含量, 获取更好的投资收益, 而不是盲目追随, 导致市场波动巨大, 给管理者造成过大压力, 并以此为诱因进行盈余管理。
3.4 加大对上市公司的违规处罚和舆论监督力度
加大对上市公司违规的处罚力度, 可以缩减违规成本, 同时使上市公司的经济效益得到衡量, 进而进行合法的信息披露方式。相应的, 新闻媒体及社会舆论应发挥监督作用, 加大社会监管力度, 借助新闻媒体的传播功能, 鼓励其他的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披露信息进行监督, 从而抑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促进上市公司长久稳定的发展, 使新闻媒体和舆论监督发挥自身作用并快速发展, 使整个资本市场得到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秦荣生.财务会计新课题:盈余管理[J].当代财经, 2001 (2) .
[2]朱红军.大股东变更与高级管理人员更换:经营业绩的作用[J].会计研究, 2002 (9) .
[3]田丰, 周红.新闻纸行业在反倾销调查中的盈余管理[J].财经研究, 2000 (11) .
[4]魏明海.盈余管理基本理论及其研究述评[J].会计研究, 2000 (9) .
[5]吴联生, 王亚平.盈余管理程度的估计模型与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 2007 (8) .
[6]许云鹏.政治动机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D].东北农业大学, 2013.
[7]韦德洪, 文静.分析师盈余预测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J].会计之友, 2013.
[8]Jones.Earnings Management During Import Relief Investigations[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1, 29 (2) .
减值计提、管理层变更与盈余管理 篇9
【关键词】 盈余管理；资产减值准备；案例分析；全部应计利润模型；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
2004年，四川长虹年报报出亏损近37亿，这个彩电业龙头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发生巨额亏损的上市公司，在业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专业人士和投资者就其巨亏是“真亏”还是盈余管理的结果展开激烈的讨论。本文运用盈余管理理论和模型对四川长虹2004年度盈余管理行为进行检验和度量，并对其盈余管理的动机进行分析。
一、文献综述
（一）盈余管理的定义及其检验方法
盈余管理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实证会计研究中兴起的一个重要领域，但对盈余管理的界定一直未达成共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种观点是由Schipper、Healy和Wahlen及Scott提出的。Schipper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人员为了获得某种私人利益，进行有意识的干预外部报告的过程。Healy和Wahlen指出，盈余管理发生在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时，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的经济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或者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的结果。而Scott则将盈余管理界定为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效用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行为。本文将盈余管理界定为上市公司为了自身的特定目的，对盈利进行操纵的行为。
盈余管理的检验方法分为应计利润分离法、特定项目法和分布检测法三类。其中，应计利润分离法是国外学者最常用的盈余管理计量方法，这类方法将应计利润定义为报告净收益与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再把应计利润分为操控性应计利润与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并通过各种回归模型对非操控性应计利润进行估计。由于西方学者认为，企业管理层主要是利用操控性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因此可用操控性应计利润（＝应计利润－非操控性应计利润）来衡量盈余管理的大小和程度。常用的应计利润分离法的计量模型可分为：1.全部应计利润模型；2.随机游走模型；3.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4.成分模型；5.Jones模型；6.修正的Jones模型；7.行业模型。另外，还有一些上述模型的变形。其中，全部应计利润模型和随机游走模型分别将总应计利润和总应计利润的变化作为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而Jones模型和修正的Jones模型等则是通过回归方法将应计利润分离为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和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复杂模型。
（二）减值计提在盈余管理中的应用及相关动机
研究表明，资产减值准备已成为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韩道琴、卢相君及沈向国，2006，丁方飞，蒋柏娟，2006）。同时，资产减值准备的政策选择与盈余管理的动机相关。陆建桥（ 2002）发现上市公司通过操纵性应计项目在首次亏损年度调减收益，在首次亏损的前一年度和扭亏为盈年度调增收益。赵玉玲、卫建华（2001）发现具有扭亏动机的公司倾向于较低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或冲回以前年度多计提的减值准备以增加利润；具有夸大亏损动机的公司倾向于采用较高的计提比例，为其业绩筑底，轻装上阵，以增加未来收益。
目前，国内关于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主要是针对上市公司的IPO 动机、配股增发动机以及避免退市的动机，对管理层变更动机的研究较少。Strong等（1987）的研究发现，经理人变更因素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有较大影响，在主要管理人员变更时企业会提取大量资产减值准备（秘密准备），以便在来年转回减值以提高业绩。Elliott等（1988）和Francis等（1996）的研究也证明了上述结论。
二、案例背景和研究假设
（一）案例背景
四川长虹（600839）始创于1958年，是我国“一五”期间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主要经营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在1998年前，四川长虹不仅仅是中国的彩电大王，而且还成为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国际化企业集团。其股价曾一度创50元的天价，是上海A股市场的龙头老大。
2005年4月，四川长虹公布的2004年报报出亏损37亿元，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发生巨额亏损的上市公司。根据年报披露，其发生巨亏的主要原因是该公司一次性计提了37亿元的资产减值准备，包括：对APEX公司按个别认定法计提的坏账准备25.97亿元，对存货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10.13亿元，对南方证券公司委托理财项目全额计提的委托理财投资跌价准备1.828亿元。专业人士和投资者就其巨亏是“真亏”还是盈余管理的结果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二）研究假设
1.1999至2004年四川长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对净利润的影响。
（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对利润的影响：
1999至2004年，四川长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对净利润的影响如表1所示。笔者发现，1999－2002年该公司坏账准备净计提额（即净增加额）呈逐步上升趋势，但对净利润影响有限。2003年坏账准备净计提额增长幅度较大，而2004年坏账准备净计提额更猛增至25.06亿元，占净亏损的百分比达到68.1％。因此，笔者有理由怀疑四川长虹在2004年度利用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进行了盈余管理。
（2）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对利润的影响：
1999至2004年，四川长虹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净计提额对净利润的影响如表2所示。该表数据显示，四川长虹在1999年转回存货跌价准备96 880 236.72元，并在此后三年中逐步减少该项跌价准备的计提额度。但自2003年开始公司加大了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力度，尤其在2004年该公司一次性计提了近10亿元的存货跌价准备，较上年增长2 536.46％，占净利润的比重达到27.51％。由此可见，2004年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对该年度的净利润有显著影响，该公司有可能利用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进行了盈余管理。
（3）委托理财投资跌价准备的计提对利润的影响：
如表3所示，四川长虹在1999至2003年计提的委托理财投资跌价准备一直为零，但在2004年却一次性计提了高达1.828亿元的跌价准备，占当期净利润的4.97％。因此，笔者认为四川长虹在2004年度有用委托理财投资跌价准备的计提进行盈余管理的嫌疑。
2.提出假设。
根据以上对四川长虹1999至2004年三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对净利润的影响分析，笔者提出下列假设：
假设一：四川长虹在2004年度存在盈余管理现象。
假设二：四川长虹在2004年利用三项资产减值准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进行盈余管理。
下面，笔者将分别运用应计利润分离法中的全部应计利润模型和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来检验和度量四川长虹2004年的盈余管理程度。
三、模型检验过程和结果
（一）运用全部应计利润模型进行检验
1.模型建立。
全部应计利润法将盈余管理的结果视为净收入与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之间的差额。报告盈余可以分为现金流量和对现金流量进行会计调整的部分，对现金流量进行调整的部分称为总应计利润（TACC），它是净利润（NI）与经营现金流量净额（CFO）的差额，即TACC＝NI－CFO。传奇式投资者巴菲特也曾建议中小投资者利用这一方法来识别盈余管理。但这里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和报告净收益都要用期初的总资产来修正。模型如下：
CFOEMt＝NIt／TAt－1－ CFOt／TAt－1
其中，CFOEMt：公司第t年净收益中的操控性部分，即全部应计利润；
NIt：公司第t年报告的净收益；
CFOt：公司第t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TAt－ 1：公司在第t年的期初总资产即第t－1年的期末总资产。
2．检验结果与分析。
如表4所示，根据全部应计利润模型计算得出1999至2004年度四川长虹全部应计利润（CFOEM）分别是－13.5％、－11.92％、
－7.94％、17.87％、5.28％及－20.79％。笔者发现，四川长虹在这六年间的CFOEM变化幅度逐渐加大，特别是2004年的全部应计利润达到－20.79％。
笔者假定四川长虹在以前年度即1999至2003年不存在盈余管理现象，可求得2004年前5年全部应计利润均值为：
CFOEM2004＝（－13.50％－11.92％－7.94％＋17.87％＋5.28％）／5＝－2.04％
即如果四川长虹在2004年不存在盈余管理现象，那么该年度的全部应计利润比重应为－2.04％。进一步可推得此种条件下2004年的模拟净收益：
NI2004’＝（CFOEM2004＋ CFO2004／TA2003）× TA2003
＝323 833 302.21（元）
而该公司2004年实际报告净收益是－36.81亿元，与无盈余管理行为下的模拟净收益相差－40.05亿元（见表5）。
以上通过全部应计利润模型的检验说明，四川长虹在2004年确实存在盈余管理现象，且金额高达约－40亿元。那么这40亿元从何而来呢？不难发现四川长虹在2004年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和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加总共计37.43亿元，占报告与模拟净收益差额的93.47％（见表6）。由此可见，该公司主要利用这三项减值准备计提进行了盈余管理。
（二）运用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进行检验
1.模型建立。
由于应计利润（TACC）可进一步分解为操控性应计利润（DA）和非操控性应计利润（NDA），因此操控性应计利润DA＝TACC－NDA。为了度量非操控性应计利润，Healy和DeAngelo提出了随机游走模型基础，该模型把上一年度的实际利润作为本年度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此后，Dechow等人认为应计利润，尤其是流动性应计利润具有均值回复的特性。为此，他们提出了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该模型用过去五年的应计利润均值作为本年度非操控性应计利润的估计值，从而估算出本年度的操控性应计利润。即：
TACCt＝NIt－CFOt＝NDAt＋DAt
NDAt／TAt－1＝TACC／TAt－2
其中，TACC：公司2004年的总应计利润；
NI：当期净利润；
CFO：经营现金流量净额；
NDA：非操控性应计利润；
DA：操控性应计利润；
NDAt：第t年度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
TACC：过去五年的总应计利润均值；
TAt－1、TAt－2：公司第t－1年和第t－2年的期末总资产。
2.检验结果与分析。
根据表7中四川长虹1999至2003年的总应计利润数据，可以计算出该公司过去五年的总应计利润均值（TACC）为－331 550 730.58元。
根据相关数据进一步可得出2004年公司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NDA2004）为：
NDA2004＝TACC／TA2002×TA2003
＝－331 550 730.58／18 670 367 252.39×21 400 202 746.57
＝－380 027 492.73（元）
由此得出公司当期的操控性应计利润DA2004为：
DA2004＝TACC2004－ NDA2004
＝－4 441 578 282.11－（－380 027 492.73）
＝－4 061 550 789.38（元）
同样，笔者发现公司2004年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及短期投资跌价准备总额占当期操控性应计利润的比例达到92.17％（见表8）。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的检验表明，2004年四川长虹的操控性应计利润为－40.6亿元，而公司当年计提的上述三项准备是致使该年度发生巨额亏损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
根据上述全部应计利润模型及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的检验，笔者均得到如下结论：四川长虹在2004年度存在异常盈余管理行为，其主要手段是一次性计提巨额的资产减值准备，包括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
四、动机分析
上文中笔者对四川长虹2004年盈余管理行为及其手段进行了检验，那么，四川长虹盈余管理的动机何在呢？有观点认为，其动机是为了配合MBO，2005年底甚至出现了“朗赵之争”。而笔者认为，该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在于高级管理层变更背景下的业绩考核效应，该动机具有红利报酬效应和政治成本效应的“双重性质”。
（一）国企高管变更与业绩考核效应
研究显示，盈余管理的动机众多，其中之一便是在管理层变动之际，后任管理层会进行盈余管理以提高自己的业绩考核结果。（Strong，1987；Elliott等，1988；Francis等，1996）。在我国，国企老总一般采用人事任免制，其人选由政府（以及党委组织部）直接决定。而政府对国企老总的考核依据是会计盈余信息所反映的企业经营业绩，尤其像四川长虹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其业绩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省市两级的GDP和财政收入。在这一制度背景下，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不仅关系到国企负责人的薪酬水平，还关系到其仕途安全和政治生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后者更为重要。因而，对于国企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而言，盈余管理中的业绩考核动机便具备了红利报酬效应和政治成本效应的“双重性质”。由此，在公司高管换届之际，新一届高管伺机通过“洗大澡”甚至“饼干罐”储备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对后期个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最大化无疑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在本案例中，通过该公司换帅前后财务指标变化的分析，可以发现该动机的存在。
（二）四川长虹换帅前后盈利指标变化分析
2004年7月，四川长虹改朝换代，原董事长倪瑞峰下台，赵勇成为新任董事长。以2004年年报为分水岭，2005年年报成为赵勇交出的第一份答卷。赵勇走马上任之际就高调宣称四川长虹将在半年内扭亏为盈，结果公司不仅在2005年第一季度奇迹般地实现了这一目标，而且在2005年实现了全面盈利。
如表9所示，从盈利指标来看，四川长虹2005年主营业务利润增幅为47.47％，而同年实现净利润2.8亿元，增幅达107.74％。相关数据显示，盈利好转并非主要来自于主营业务利润的增长，而是由于管理费用由2004年的40.2亿元猛降至3.4亿元，而管理费用之所以大幅降低则归功于2004年资产减值准备的巨额计提和2005年冲回的双重影响。也就是说，四川长虹2005年尽管在账面上实现利润，但其实际盈利能力并未显著改善，甚至有利用“饼干罐储备”之嫌。
（三）结论
以上根据公司换帅前后盈利指标变化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四川长虹2005年扭亏为盈并非源于公司经营绩效的改善，而主要应归功于2004年巨额的减值计提所带来的“洗大澡”效应。为此，不难得出结论，2004年四川长虹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是该公司的新任管理层为显示上任后公司业绩的显著改善，以便取得较好的业绩考核结果，从而提高自己的薪酬水平和政治收益。
本文运用全部应计利润模型和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对四川长虹2004年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检验，并对其盈余管理的手段和动机进行了探讨。上市公司在管理层变更之际，新任管理层往往通过计提巨额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从而寻求在未来业绩考核中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行为违背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原则，造成报表反映的企业业绩同企业实际情况脱节，误导了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不利于证券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一现象值得监管机构和广大投资者予以关注。
【主要参考文献】
[1] 丁方飞，蒋柏娟.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研究——来自沪市A股亏损上市公司的证据[J]. 事业财会， 2006，（5）. 41～43.
[2] 韩道琴，卢相君，沈向国. 上市公司利用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J]. 税务与经济， 2006，（2）. 104～106.
[3] 陆建桥.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 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11）.
[4] 夏立军. 国外盈余管理计量方法述评[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2，（10）. 35～40.
盈余管理的审计策略 篇10
资本市场能否有效运行、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化配置作用, 主要看其是否有高质量的、参与市场竞争各方都可以信赖的信息。因此提供基本信息的财务报告是否真实、公允直接影响到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目前盛行于各国资本市场的盈余管理, 由于企业管理当局报告低质量的盈余, 粉饰财务报告, 从而日益侵蚀公众对资本市场的信心, 严重阻碍了资本高效有序的流动。审计策略就是注册会计师通过对重要性水平的确定和审计风险的评估, 设计和确定审计程序, 收集到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从而将审计风险降到可接受的水平。那么对盈余管理的审计策略就可以归纳为注册会计师通过对重要性水平的确定和审计风险的评估, 设计和确定审计盈余管理的程序, 收集到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从而将盈余管理对审计工作的风险和代价降到可接受的水平。美国前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阿瑟·列维特 (Arther Livett) 曾在主题为“数字游戏”的演讲中呼吁有关各方立即采取行动以阻止盈余管理的泛滥, 其中特别强调注册会计师应在控制盈余管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可见, 当今社会应当重视对盈余管理的审计策略, 注册会计师作为资本市场的经济警察, 在识别和阻止盈余管理中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研究盈余管理审计策略的意义
在过去20年间, 有一大批对盈余管理审计研究的成果发表。盈余管理审计策略的研究不仅对会计实务和会计准则的制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且还大大促进了现代会计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发展。其意义主要有:
(一) 加深了人们对应计制会计的认识
“现金为王” (cash is king) 的观念在工商管理界非常普遍。现金流量表和“现金为王”的观念为什么会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流行开来, 自然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 但也与盈余管理审计策略的实证研究密切相关。因为, 通过研究发现了大量人为操纵盈利的行为, 会计数据成为数字游戏。通过研究还发现了操纵盈利的行为主要是来自企业管理当局对应计制会计局限性的过分利用, 钻了很多应计制会计的空子。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 人们将现金收付实现制发展成现金流量表的基础 (cash basis) 。
(二) 加速了会计准则的完善和发展, 尤其是增加了对外财务报告的透明度
沟通摩擦是盈余管理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为什么会有沟通摩擦, 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 代理人知道的很多信息, 委托人可能知之甚少。要改善这个问题, 增加对外财务报告的透明度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 各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修订、我国新会计准则的立项和制订都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
(三) 促进了现代会计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发展
会计学术界对盈余管理审计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为主要的问题是各种各样的盈余管理研究的结果迄今还有非常大的差别。主要原因有:盈余管理的审计策略研究中采用了不够严密的方法将盈利划分为操纵过的和没有操纵的部分;对盈余管理的大多数实证研究都只限于某一时期或某一项目;对盈余管理的解释太狭义;代理人隐瞒其操纵盈利的手法, 不利于收集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所需的数据;委托人自愿让代理人隐瞒信息;盈余管理很可能是由两个或多个因素导致的, 目前大多数的实证研究只着重于一个因素, 研究结果当然不够理想。盈余管理方面的文献有很多, 但是盈余管理审计策略的内容却很少。只对盈余管理有了理论的认识, 却没有加深对盈余管理审计策略的研究。可以预期, 未来的盈余管理研究不仅要进一步解决以上问题, 而且还要特别注意研究盈余管理对股价和资源配置的影响, 以及如何制定适当的盈余管理审计策略, 有效防止通过盈余管理的手段进行利润操纵的现象。
三、对盈余管理的基本审计策略
(一) 盈余管理审计的重要性判断的关注点
在对盈余管理进行识别的基础上, 注册会计师应在相关审计准则的指导下, 以职业所应有的谨慎态度对涉及盈余管理的事项的重要性进行判断。在我国, 与盈余管理直接相关的审计准则主要是中国独立审计准则第10号《审计重要性》。该准则所定义的重要性是指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中错报和漏报的严重程度, 这一程度在特定环境下可能影响会计报表使用者的判断和决策。重要性具有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特征。1.在数量方面, 金额大的错报或漏报一般比金额小的错报或漏报更重要;小额错报或漏报的累计, 也可能会对会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在存在盈余管理动机的前提下, 这种错报或漏报很可能是管理当局的有意安排, 更应引起注册会计师的注意。2.在评估财务报表错报和漏报的可能性时, 必须特别重视其质量特征, 如涉及舞弊和违法行为的错报和漏报;影响财务报表趋势的错报和漏报:迎合财务分析师盈余预测的错报和漏报;影响契约履行的错报和漏报以及不期望出现的错报或漏报等。在这些情况下, 错报和漏报的金额即使很小, 从性质上考虑仍是很重要的。因此, 有意识地进行盈余管理以改变会计数据的行为, 不论其影响金额的大小, 都应认为是重要的。
(二) 盈余管理审计的重点关注领域
阿瑟·列维特指出了进行盈余管理的5种常见手法:1.一次性地在资产负债表上冲销“大量的公司重组费用”;2.利用收购兼并会计的所谓“创新”;3.滥用重要性原则;4.根据不真实的假定去估计负债, 形成混杂的秘密准备;5.提前确认收入。这些现象在我国也经常出现。
下面这些方法是盈余管理常用的手段, 注册会计师在盈余管理审计时应予以特别关注。1.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时, 故意高估预计使用年限和残值, 减少当期折旧费用。2.现行会计准则规定, 企业应将资产可收回金额和账面价值进行比较, 计提八项资产减值准备。管理层可能会通过高估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减少减值准备, 上调当前收益。3.企业与关联方之间通过关联方交易, 采用高于或低于正常交易的价格进行交易, 以增加或减少盈余。4.资产处置所带来的收益必须在处置期间确认, 管理层通过调控处置资产的时间来调节盈余。5.利用资产置换、股权转让、出售资产等方式进行资产重组, 以粉饰财务报表。6.管理层在年末多接订单, 向顾客提供更优惠的折扣和信用条件, 以增加收入和盈余。7.利用资产评估来虚增资产。
(三) 盈余管理审计的程序策略
1. 审计计划阶段——审计人员必须对盈余管理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敏感性。
审计小组应根据被审计单位经营状况和所属行业的特点, 与管理当局、审计委员会、内审人员和企业职工的交流所获得的信息、被审计单位呈报给有关管理机构报告中的信息、以前年度和中期财务报表的审计意见来确定被审计单位是否存在盈余管理动机。需特别指出的是, 如果被审计单位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 年底突击召开董事会或临时股东大会, 会计利润与现金收益不对称, 财务指标接近临界点, 关联方交易和非经常性交易所带来的利润占较大比重时, 被审计单位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就更大。
2. 注册会计师应将管理层编制财务报表时所采
用的重要估计与注册会计师根据相关审计证据表明的最合理的估计之间的差异作一个整体比较。
虽然有些个别估计差异单个来看并不重要, 但这些差异的累积结果很可能超过重要性水平, 综合起来很可能对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从而影响对会计报表所出具的审计意见。此时, 注册会计师应重新评价管理当局会计估计的整体合理性。
3. 由于盈余管理主要是钻了应计制的空子, 因
而受盈余管理影响的主要是一些应计账户如各种准备账户、收益费用账户等。
审计人员在审计盈余管理时, 应对应计账户的总体和重要的单个应计账户实施分析性复核程序, 包括将当期应计账户的发生额或余额与以前年度及同行业其他公司的相应金额进行比较, 以收集被审单位是否采用盈余管理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 注册会计师应该考虑到有时一些重大的非预期差异是合理的, 不能一经出现重大非预期差异就断定被审计单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在评价分析性复核的结果时, 注册会计师应将它与其他审计程序所得的结论综合起来考虑。
4. 注册会计师必须向管理当局解释清楚盈余
管理的负面影响, 如丧失信誉、盈余低质量、会计数据毫无意义、未来情况更趋于恶化 (如当年少提折旧费用只会增加以后年度的折旧费用) 等。
(四) 盈余管理审计的方法策略
分析性复核是指注册会计师通过分析被审计单位重要的比率或趋势, 来调查异常变动及其与预期数额和相关信息的差异。从经营的连续性来看, 企业的各种财务比率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或符合适当的发展趋势, 计算各种相关的财务指标, 并与历史水平和同行业水平进行比较, 分析异常变动并究其原因, 便可能发现盈余管理的迹象。在计算分析各项财务比率时, 不仅要注意与以前年度水平和行业水平相比较, 还应该从各项指标的内在联系入手, 将指标和与其相关的报表项目综合起来进行分析。例如, 在分析应收账款项目时, 应考虑应收账款余额的变化情况, 计算应收账款周转率, 并与同行业水平和历史水平进行比较, 如果应收账款年末余额激增, 而且周转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或比以前年度有大幅下降, 这种异常变化可能表示公司的应收账款被高估, 公司可能通过调节应计收入来操纵盈余。对此, 审计人员必须高度重视, 并扩大主营业务收入实质性测试的范围。又如, 在分析存货项目时, 也应该从期末余额及存货周转率的变动入手, 并结合考虑销售情况和毛利率水平。如果审计当期销售下降造成存货增加, 存货周转率下降, 但毛利率上升并高于同行业的平均水平, 则审计人员应特别关注存货计价方法是否合理, 本期是否存在为调节销售成本而改变计价方法的情况。在进行分析性复核时, 如果发现了重大差异, 应对差异形成的原因进行全面考虑, 特别要结合各种非财务信息市场行情、行业发展及公司自身的经营情况加以分析。例如, 销售毛利率较前期大幅度下降, 这可能是由于企业为递延收益改变存货计价方法高估销售成本, 可能是因为当期整个行业的获利水平发生了变化等。如果单凭指标变动来判断存在盈余管理, 往往会造成判断的失误。
摘要：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借助会计政策的选择和会计估计的变更寻求对自己有利结果的行为。盈余管理现象在我国证券市场滋长蔓延, 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盈余管理现象的形成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但作为对外财务报告审核者的审计人员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想挽回信誉, 维护审计职业的健康发展, 审计人员必须针对多样、复杂的盈余管理方式, 采取相应的审计策略, 以降低审计风险。本文分析了对盈余管理审计的重要性, 着重阐述了对盈余管理的审计策略。
关键词：盈余管理,审计策略,上市公司
参考文献
[1]万宇洵, 李强.浅论盈余管理[J].财会月刊, 2005年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