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计量（通用7篇）
盈余计量 篇1
一、引言
盈余管理是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实证会计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盈余管理的计量问题是盈余管理研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纵观近20年来国内外的相关研究, 计量盈余管理的方法众多, 总的来说, 主要包括应计利润分离法, 具体项目法, 真实盈余管理计量法和盈余管理分布法等四种。前两种方法都是计量应计操纵, 第三种方法是直接计量真实盈余管理行为, 而分布法通常又称为“管理后盈余分布法”, 是从盈余管理的结果分布来观察盈余管理行为的。本文主要对应计利润分离模型进行介绍并予以简单评析, 试图为我国的盈余管理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二、主要的盈余管理计量模型
总体应计利润法是西方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最常用的一类方法。该类方法的核心思想认为, 企业报告收益由两部分组成, 经营现金流量和应计利润。应计利润内生于会计的权责发生制, 管理人员有较大的操纵空间, 它既可以通过会计方法的选择和会计估计的改变来予以调整, 也可以通过交易的记录时点的选择来予以影响, 操纵成本较小, 而且操纵手法也更加隐蔽, 管理人员更多倾向于采用应计利润来管理盈余。但并不是所有的应计利润都是管理人员操纵的产物, 应计利润中有一部分是反映企业基本业绩, 因此总体应计利润法目的是从应计利润总额中分离出可操纵应计利润, 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的指标。由于可操纵性应计不易直接观察, 管理人员通常根据应计的影响因素, 模型化不可操纵应计利润, 然后从总应计利润中扣除不可操纵应计利润, 得到可操纵性应计利润。
总体应计利润法下, 提出了众多的模型, 这些模型的主要差异是非操纵性应计的假设与处理不同。
(一) Healy模型。
Healy (1985) 是最先进行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他所构建的计量盈余管理的模型, 是通过对比所有样本的应计利润总额的平均值来检测盈余管理。Healy模型总的来说比较简单, 在模型中假定, 非操纵应计利润一直是不会改变的, 在整个事件的前后期内企业各年可进行操纵的应计利润代数和的均值都为零。它没有对非操纵性应计利润和操纵性应计利润进行区分, 而是以平均的总应计利润代表非操控性应计利润。
NDAt表示第t年的非随意应计, ∑tTA表示t年的总体应计, T表示估计期的年份, t表示事件期年份。
(二) De Angelo模型。
De Angelo (1986) 对Healy模型做了改进, 以应计利润总额的变化作为操控性应计利润的表征变量。该模型假定, 事件期前一年的总体应计为事件期年份的非随意应计, 其模型可以表述为:
其中, NDAt表示第t年的非随意应计, TAt-1表示t-1年的总体应计, t表示事件期年份。
(三) Jones模型。
琼斯 (1991) 认为, Healy模型和De Angelo模型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 那就是没有考虑到企业规模的大小, 将会对非操纵性应计利润产生影响。如果一个企业的固定资产规模扩大了, 那么其应收项目、应付项目和累计折旧额等应计利润科目自然会相应增加。因此, 应该将非操控性应计利润看成是企业固定资产规模和其销售收入增加额两者的函数。基于上述分析, 琼斯提出了一个线性回归模型, 以此来估计正常性应计利润额。基本Jones模型的主要思想可以表述为以下模型:
At-1表示t-1年的总资产, △REVt表示t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与t-1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之差, PPEt表示t年的固定资产原值, TAt表示t年的总体应计, t表示估计期年份, εt为残差, 表示操控性应计。
基本Jones模型以一个全新的视角, 最先运用回归模型的方式, 从总应计利润中将操纵性利润和非操纵性利润分离出来。为盈余管理的定量研究提供了实证证据, 后期的很多盈余管理计量模型, 都是建立在基本Jones模型基础上的。
(四) Modified Jones模型。
Dechow、Sloan和Sweeney (1995) 认为, 基本Jones模型中的主营业务收入变化, 仍然没有把公司管理者对收入进行操纵的因素考虑在内。因为他们认为, 公司的管理人员还可以通过应收账款, 来对主营业务收入进行操纵, 从而达到对报告盈余进行操纵的目的。所以说, 基本Jones模型会把盈余管理低估。为了避免这种偏差, 应该在主营业务收入中把应收账款的变化剔除掉。于是他们对琼斯模型进行了修正, 得到修正的琼斯模型为:
△REVt-△RECt表示t年的应收账款净额与t-1年的应收账款净额之差, 其余的符号同Jones模型。
(五) Industry模型。
行业模型是由Dechow、Sloan和Sweeney在1995年提出的。行业模型放宽了非操纵性应计利润在时间序列上不变的假设。他们认为影响正常性应计项目的因素, 在同一行业中是没有差别的。由此他们得出, 样本公司的正常性应计利润与同行业同规模的配对样本公司相比, 应计利润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关系。基于这种假设, 他们得到计量盈余管理的行业模型为:
NDAt表示第t年的非随意应计, 自变量表示行业所有非样本公司的总体应计的中位数。
三、盈余管理计量模型效果比较
盈余管理的计量模型在大量被应用的同时也受到了多方的质疑, 国内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来比较不同模型对于盈余管理计量的效果。
从国外的研究结论来看, 总体上认为现有的各种计量模型均存在计量误差, 检测盈余管理的能力不高。而各个模型对于盈余管理的检验能力并未得到统一的结论。例如, Dechow等的研究结果表明, 修正琼斯模型要优于Healy模型、De Angel模型和基本Jones模型;Bartov等在检验无保留审计意见与操控性应计利润间的相关性时发现, 截面Jones模型以及截面修正Jones模型比时间序列模型更能有效地揭示盈余管理。Pae的研究认为具有现金流量的琼斯模型, 极大地提高了琼斯模型在估计期的解释力以及在预测期样本外的应计的预测力。Ball和Shivakuma的研究结果揭示, 包括不对称利得和损失确认的非线性琼斯模型, 相对于其线性形式, 解释了显著更多的应计的变化。
国内关于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的比较研究并不多见, 而且多是从理论角度述评各种计量模型的优缺点, 只有夏立军、张雁翎、陈涛、吴联生、王亚平、黄梅、刘文达等对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的检测效力进行过比较研究, 但由于使用的检验方法和数据不同, 待检验模型也不同这些研究对各模型在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计量中的效力尚未取得比较一致的结论。
摘要：盈余管理是一个与投资者保护和会计准则制定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 它已经成为会计乃至金融、经济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盈余管理的计量问题是盈余管理实证研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本文对现有的盈余管理计量模型进行归总, 并对各种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的计量效果进行评述。
关键词：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综述
参考文献
[1]张雁翎, 陈涛.盈余管理计量模型效力的实证研究.数理统计与管理, 2007.5.3.
[2]刘大志.应计利润分离模型的效力检验——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1.1.
[3]陈旭东, 杨文冬, 黄登仕.企业生命周期改进了应计模型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会计研究, 2008.7.
[4]黄梅, 夏新平.操纵性应计利润模型检测盈余管理能力的实证分析.南开管理评论, 2009.12.5.
基于公允价值计量的盈余管理研究 篇2
我国自2007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会计准则, 在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债务重组、非货币性资产交易等方面重新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 这一变化引发各界的广泛关注。一方面, 公允价值计量能够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为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更有利于决策的会计信息, 同时, 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也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另一方面, 公允价值的应用可能导致企业利润大幅波动, 进而误导投资决策, 并且在尚不完善的市场中, 公允价值计量需要大量的职业判断, 这又为管理者留下了盈余管理的空间。财政部在企业会计准则中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 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和债务清偿的金额。”公允价值在我国的运用历程可谓一波三折, 早在1998年就曾被引入企业会计准则, 但由于当时一些公司滥用公允价值进行利润操纵, 财政部于2001年禁止使用公允价值。随着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 新准则以谨慎的态度重新引入公允价值计量。新准则的实施对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如何, 公允价值计量能否成为盈余管理的新途径, 本文拟针对此进行探讨。
二、文献综述
(一) 国外文献
国外对于公允价值的研究起步较早, 已有文献较为丰富。例如, Mary E.Barth等 (1995) 通过对银行盈余和监管资本重述的方式得到报表中披露的投资证券的公允价值, 发现基于公允价值的盈余较历史成本具有更大的波动性, 该波动性有助于预测监管资本的波动性和风险, 而股价却未能反映这一增量的波动。Barlev等 (2003) 对比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计量进行了比较, 认为公允价值会计更具有价值相关性, 能够降低代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并为投资者提供决策相关的信息。基于公允价值的财务报告, 让投资者更加关注所有者权益的价值, 传统的管理者职责和评价角度也相应有所改变。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 重新引发各界对公允价值会计的激烈探讨。Laux等 (2009) 回顾并总结这一时期有关的争论, 认为没有明显证据证明危机是因公允价值会计引起, 并且, 历史成本会计并不是解决危机的方法, 还可能存在比公允价值会计更多的问题。Emerson等 (2010) 回顾了各计量属性的演变历史, 重点探讨公允价值的发展历程, 分析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应用带来的利弊。随着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 各国学者也对准则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检验, 比如, Cairns et al. (2011) 调查了公允价值计量在IFRS推广期间的应用情况, 检验表明, 在英国和澳大利亚, 强制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科目可比性增强, 而对于可选择计量属性的科目, 除金融行业外, 大部分公司管理者缺乏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动机, 报表上这些项目的可比性减弱。公允价值与盈余管理方面, Beatty (2003) 等的研究结果显示, 在公允价值计量下, 银行更可能通过贷款损失准备和证券投资收益来消除盈余小部分下滑的影响;Song (2008) 发现, 具有更强利润波动的银行更愿意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而且当利润低于预期时也倾向于使用公允价值。综上, 已有研究表明, 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 能够提高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盈余管理的空间。
(二) 国内文献
我国于2006年2月颁布的新准则引发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国内许多学者从理论上就新准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了预测和分析。赵治纲 (2007) 提出, 新会计准则中包括投资性房地产、非货币性交易、债务重组等9个具体准则很有可能被上市公司用来作为盈余管理的手段, 必须引起有关监管机构和投资者的重点关注。刘泉军、张政伟 (2006) 认为, 新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引入持谨慎态度, 在运用时有较多的条件限制, 因此公允价值的适度应用不会成为操纵利润的工具, 债务重组不会被滥用, 同时新准则下, 利用减值准备调节利润的空间将越来越小。沈烈和张西萍 (2007) 则认为, 新准则体系下, 盈余管理可借用的空间有消有长, 并且对于不同类型、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企业影响并不均衡。可以看出, 就新准则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 理论界尚未有统一的观点, 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公允价值计量对盈余管理影响方面, 由于公允价值在我国运用的时间不长, 相关的实证研究文献比较有限。徐经长、曾雪云 (2010) 以2007年、2008年持有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分析了公允价值收益、公允价值损失与管理层薪酬之间的敏感系数, 发现上市公司存在着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重奖轻罚”现象, 表明公允价值对管理层薪酬契约有明显影响, 而薪酬契约是盈余管理的一个重要动机, 因此公允价值很有可能对盈余管理产生影响。有部分学者从金融资产、债务重组等角度研究新准则体系下, 公允价值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张涵, 2008;路国光, 2008;马超逸2009) , 但所用数据区间跨度较短, 且结论不尽相同。综上, 对于新准则实施以及公允价值应用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响的考察, 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作为证据。新准则实施至今, 财务数据比较充足, 目前是检验新准则实施后果的一个较为恰当的时机。本文将首先比较新准则实施前后, 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 其次, 将从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债务重组、非货币性交易以及资产减值损失的角度检验新准则下公允价值计量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2006年2月颁布的新会计准则, 在旧准则的基础上加上了20多项准则及指南。从对盈余管理影响的角度分析, 一方面, 新准则禁止了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这一传统的盈余管理重要途径,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通过资产减值损失进行的盈余管理;但另一方面, 新准则在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等方面赋予管理者更多选择和判断的空间 (赵治纲, 2007) , 例如, 新准则下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折旧方法以及预计净残值的改变, 都采用未来适用法, 不用追溯调整;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不再被限制, 并且摊销方法也不仅局限于直线法。而公允价值的重新引入, 在债务重组、非货币性交易等事项上需要更多的职业判断, 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管理者进行利润操控的空间。此外,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很多公司的资产大幅减值, 之后的市场也大不如前, 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有比较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新准则实施后,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提高
根据新准则规定, 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当期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 并且影响当期利润。由于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基于公开、活跃的证券市场, 比较容易取得, 留给管理者的盈余管理空间很小。同时, 金融资产一旦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在今后不得重新分类为其他金融资产, 因此管理者在初始分类时会持谨慎态度。目前为止, 采用公允价值后续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司数目很少, 并且选择采用公允价值后续计量模式以后也不得转为历史成本模式。因此, 本文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不会对盈余管理程度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反映上述两项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 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盈余管理程度无显著影响
新债务重组准则将因债权人让步而导致债务人豁免或者是少偿还的债务, 作为营业外收入, 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实物抵偿债务, 引入公允价值计量。这一变化为一部分公司提供了进行利润包装的新手段。同时在新准则下, 非货币性交易也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其价值确定需要大量的职业判断。当一些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 管理者很有可能通过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交易的途径在短期内迅速增加当期利润, 实现盈余管理目的。所以新准则下, 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交易增加了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已有研究表明, 这两项收入是营业外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选用营业外收入作为其替代解释变量提出假设:
假设3:营业外收入越高, 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在旧准则下, 长期资产减值的计提和转回是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途径。新准则下, 虽然长期资产减值的转回被禁止, 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通过资产减值损失进行盈余管理, 但存货、坏账准备等流动资产的减值准备在满足一定条件下仍可转回, 上市公司仍有可能通过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公司管理层有可能在财务状况好的时候, 多提减值, 为日后盈余管理进行能量储备;在财务困境时, 违背真实的情况, 少提或不提当期应该计提的减值准备, 甚至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减值准备, 使得本期操控性应计利润水平提高, 从而提升当年业绩。本文以资产减值损失作为资产减值的解释变量, 提出假设:
假设4:资产减值损失科目数额越少, 操控性应计利润水平越高
操控性应计利润是管理者可以通过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等方法操控的应计利润, 作为盈余管理程度的衡量指标之一, 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盈余管理相关的研究中。本文首先从操控性应计利润的角度, 对新准则实施前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进行比较, 检验假设1。其后进一步探讨公允价值计量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 对假设2、3、4进行检验, 最后分行业对假设1的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 按盈余管理动机对假设2、3、4的检验结果进行验证。
(二) 新准则实施前后盈余管理程度比较
具体为: (1)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部分研究中, 选择2003年至201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 数据来自国泰安金融数据库。对上述样本做如下处理:剔除金融、保险业的公司, 剔除模型中主要变量数据缺失的公司, 最终获得样本公司11976家。 (2) 变量选取和模型建立。采用非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衡量公司盈余管理的指标, 计算借鉴吴联生、王亚平 (2007) 总结的通过非预期应计利润模型的方法进行。具体如下:
计算总应计利润总额 (TAC) :
其中:TACj, t为第j个公司第t期总应计利润;Ej, t为第j个公司第t期净利润;CFOj, t为第j个公司第t期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分行业分年度地对方程 (2) 进行回归, 并将方程 (2) 的回归系数代入方程 (3) 得到非操控性总应计NDTAC。
其中:TAj, t-1为第j个公司第t-1期期末资产总额;△SALESj, t为第j个公司第t期主营业务收入较t-1期的变动额;PPEj, t为第j个公司第t期期末的固定资产净额;△ARj, t为第j个公司第t期应收款项较t-1期的变动额。
此外, 本文对公司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市净率、行业进行了控制。针对假设1提出模型1:
其中, DTACt为上述计算得出的公司第t年末操控性应计利润;dummyt为虚拟变量, 若年份t≥2007 (即新准则实施后) , dummyt=1, 否则dummyt=0;ROEt为第t年的净资产回报率, 以当期盈余与期末净资产的比值表示;LEV为产权比率;SIZE为规模, 以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PB为市净率;此外模型还对行业进行控制。本文对于假设1的检验, 就是要考察α1是否显著为正。
(三) 公允价值计量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具体为: (1)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部分研究样本, 是在上部分研究样本的基础上, 进一步剔除2007年之前的数据, 以及模型二中主要变量缺失的公司, 得到样本数据5942个。 (2) 变量选取和模型建立。本部分研究探讨公允价值计量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根据准则规定, 交易性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情况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 因此本文选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对盈余管理影响的替代解释变量;“营业外收入”一直是盈余管理的重灾区, 在公允价值计量下, 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易利得是“营业外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本文选用“营业外收入”作为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易以公允价值计量对盈余管理影响的替代解释变量;此外, 本文以“资产减值损失”作为资产减值的替代解释变量。针对假设2、3、4, 本文提出模型2:
其中, FV表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数值除以期末资产总额表示;YYW表示“营业外收入”, 以“营业外收入”科目数值除以期末资产总额表示;JZ表示“资产减值损失”, 以“资产减值损失”科目数额除以期末资产总额表示。其他变量的解释同模型1。对假设2、3、4的检验, 主要考察β1是否不显著, β2是否显著大于0, β3是否显著小于0。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1) 提供了两个数据样本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可以看出, 新准则实施后公司的平均业绩和市净率有较大程度提升, 但平均盈余管理水平也明显提高, 平均规模和平均产权比则较为稳定。另外,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平均数额远低于营业外收入和资产减值损失, 可见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或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司并不多。为了控制极端值的影响, 在回归时对所有变量进行1%~99%winsorise处理。
(二) 回归分析
表 (2) 是各假设的检验结果。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dummy的系数为正, 在1%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2007年之后公司的操控性应计利润水平明显高于之前的年份, 即新会计准则实施后,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提高, 假设1的推论得到证实。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FV的系数并不显著, 表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操控性应计利润不相关, 即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并不对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产生显著影响, 这与假设2相符。YYW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营业外收入越高, 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也越高。在新准则下, 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易是营业外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结果显示, 公允价值计量下, 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易很可能已成为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新途径。假设3的推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验证。JZ的系数为负, 在1%的水平上显著, 反映资产减值损失数额越大, 操控性应计利润越小, 表明在公司需要调高利润的年度, 管理者很有可能通过少提或不提资产减值损失, 增加当年利润, 粉饰业绩, 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三) 稳健性检验
已有理论研究认为, 新准则的实施对不同行业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影响并不均衡 (沈烈、张西萍, 2007) , 本文按照行业一级代码将样本一分为12个组, 利用模型1分别进行回归, 检验新旧准则对不同行业盈余管理的影响。表 (3) 反映了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针对新准则的实施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 各行业情况有所不同:新准则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交通仓储、信息技术、批发零售以及房地产业的盈余管理水平, 而农业和电力能源行业的盈余管理程度却是显著降低, 其他行业则不显著。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在于:由于各行业涉及的业务范围、竞争环境、生产特征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别, 新准则中各项实施细则的变动对各行业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很可能也会有所区别;新准则实施以后的年份中, 一些制度法规的变动 (例如税收政策、行业规范等) 对各行业的影响会有所差别;针对一些政府重点发展和扶持的行业, 例如农业、能源行业等, 享受近年来推行实施的各项鼓励政策、引导政策以及政府较大力度的财政支持和财政补贴, 而进行盈余管理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所以相比而言, 从事这些行业的公司管理层, 不会有很强烈盈余管理动机。根据公司所处的财务状况不同, 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各异, 相应采取的盈余管理方式也会有所差异。前人已有研究表明, 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有“洗大澡”、扭亏为盈、配股和平滑盈余等 (张丽, 2009) 。为了保证模型2结果的稳健性, 同时为了进一步探究具有何种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管理者选择利用公允价值进行盈余管理, 本文根据ROE的范围将模型2的样本按照不同的盈余管理动机细分为亏损公司、微利公司、配股动机公司和平滑动机公司四个组, 并利用模型2分别进行回归。其中ROE<0的公司为亏损公司, ROE的范围在[0, 1%) 的公司为微利公司, ROE的范围在[6%, 7%) 的公司为具有配股动机的公司, ROE≥10%的公司为具有平滑盈余动机的公司。表 (4) 反映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 四组样本的回归结果中, FV的系数均不显著, 说明对于具有这四种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操控性应计利润均不相关, 假设2的结论比较稳健。其可能原因在于, 目前为止, 我国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司寥寥无几, 不能产生重大影响, 而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有较为成熟的市场为基础, 易于确定, 留给管理者的操控空间很小。因此, 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以公允价值计量都不会对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产生显著影响。假设3的结论对于亏损公司和具有平滑动机的公司比较稳健, 说明这两类公司更倾向于通过“营业外收入”科目进行盈余操控, 而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交易很可能已成为实现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此外, 资产减值损失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并不十分稳健, 可能的原因是, 在旧准则中长期资产减值损失的计提和转回是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方式, 新准则中禁止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规定, 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管理者通过这一途径进行盈余管理 (张然等, 2007) , 因此资产减值损失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也会相应削弱。
五、结论
本文从操控性应计利润的角度, 对比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 研究发现, 总体而言新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明显高于准则实施前, 但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并不均衡。在此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探究了新准则下, 公允价值计量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 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以公允价值计量并未对盈余管理产生显著影响, 而营业外收入和资产减值损失都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相关, 说明在公允价值计量重新引入后, 债务重组、非货币性资产交易以及资产减值等很可能已成为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新途径。完善现有市场, 让公允价值的确定能够更多地基于成熟活跃的市场价值、加强各方面的监管力度以及提高会计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等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些途径。本文的研究也为投资者进行有效决策提供一些借鉴, 同时对监管机构和准则制定机构进一步完善机制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本文的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 在许多方面需进一步改善。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变量选择的合理性。例如:“营业外收入”科目除了包含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交易以外还包括捐赠利得、政府补助、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等多个项目, 以“营业外收入”作为公允价值计量下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交易的解释变量存在一些噪音, 影响结论的说服力。但由于知识和条件的限制, 一些数据难以直接取得, 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设置更加贴切的模型和解释变量, 使研究结论更准确。
参考文献
[1]赵治纲:《新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研究》,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8期。
[2]刘泉军、张政伟:《新会计准则引发的思考》, 《会计研究》2006年第3期。
[3]沈烈、张西萍:《新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 《会计研究》2007年第2期。
[4]徐经长、曾雪云:《公允价值计量与管理层薪酬契约》, 《会计研究》2010年第3期。
[5]张涵:《公允价值计量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6]马超逸:《公允价值计量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问题研究》, 《浙江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盈余计量 篇3
一、人力资本盈余分享类型概述
人力资本盈余分享可分短期分享和长期分享, 其份额各占教师人力资本应分享份额的50%。所有教师都参加短期分享, 通过年终结算, 根据应享盈余资金多少和考核结果来进行计量。对学校核心骨干教师, 如副教授或教研室主任以上的人员, 中青年拔尖人才, 除参加短期盈余分享之外, 还应从教师应分享份额中拿出50% 作为基数, 根据考核结果, 由学校确定个人应享的比例份额, 作为长期分享。所谓长期分享是一种长效的激励机制, 可采用延期分享的形式。其基本原理是: 设定一笔收入, 这笔收入必须与学校业绩挂勾, 目的是激励教师有权在未来一定时期分批获取这笔收入。这种收入可分实物或奖金两种形式, 但以奖金形式为好。具体做法是: 每年给不同层次的人在银行存入一定的金额, 满规定的年限后, 可从积累的总额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金额, 其剩余部分到下次再按一定的比例提取, 到退休时, 可拿走剩余部分或在规定的年限内陆续提取。在职期间如果自行提出离职, 则不再享受延期分享待遇。这种办法不仅提高了核心骨干教师的待遇, 有利于激发他们的积极性, 也提高了他们的辞职成本, 因而有利于稳定骨干教师队伍。
二、基本假设
1. 教师人力资本是有价值的学校资源
教师人力资本作为一项生产要素可以为学校带来好的声誉, 对民办高校来说, 这有利于其创造经济价值。同时, 教师人力资本在使用过程中还会产生价值转移并创造新的价值。
2. 教师人力资本价值是学校投入和产出的函数
民办高校的产出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共同使用的结果, 应当共同分享剩余价值, 有必要对人力资本价值进行计量。学校通过对教师进行培训和提高待遇, 在增加投入的同时, 会更大程度地提高学校的产出, 学校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与获得的产出之间存在函数关系。
3. 教师人力资本价值信息是学校必须掌握的信息
人力资本价值信息对信息使用者 ( 学校) 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决策依据。如果缺少教师人力资本价值信息, 学校就不能做出最优的收益分配决策, 不能对所拥有的全部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也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资本为学校利润最大化做出贡献。
三、人力资本贡献率
教师人力资本对学校效益做出了贡献, 就应对其进行鼓励。根据生产要素贡献的大小进行利润的分配, 是按要素进行分配理论的核心思想, 所以成功预算人力资本贡献率是收益分配的关键所在。计算人力资本贡献率, 需要含人力资本水平变量的生产函数, 引入生产函数要素分析方法, 建立学校生产要素与产出的关系式。学校产出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此, 可以将学校的生产要素归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两类, 并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该模型中人力资本投入包括实际支付的工资和福利费、教师培训费用、保险费用、离职费用、本年支付的医药费及住房费用等。
其中: Yt———学校效益或产出, 可用学校税前净利润和利息之和代替;
Lt———人力资本投入;
Kt———物质资本投入;
A (t) ———技术水平参数。
两边求导:
ΔYt/Yt为学校产出的增长指标, ΔA ( t) /A ( t) 为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ΔL/L、ΔKt/Kt分别为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投入增长率, 则αΔLt/Lt、βΔKt/Kt分别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贡献份额, 他们分别和ΔYt/Yt相除得到各自对学校产出的贡献率。
采用回归分析法对α、β评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两边求对数得:
回归分析步骤为: 1确定回归分析各要素关系模型,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为常用; 2对参数进行估计; 3进行显著性检验; 4计算人力资本贡献率
四、相关系数确定
1. 岗位岗级调整系数确定
岗位岗级调整系数是以教师的岗位为对象, 按照一定客观衡量标准, 考虑岗位所承担的教学、科研及其他工作任务等因素, 通过对岗位进行系统评价分析、比较所确定的系数。它可反映各岗位重要性, 某种程度上也可反映各岗位对学校的贡献程度。例如, 教授岗位、副教授岗位、讲师岗位、助教岗位所承担的任务是有差别的。确定具体岗位的岗级点数, 可采用倍数法。倍数法就是先确定最低岗级点数, 再确定最低岗级点数与最高岗级点数的倍数, 然后用等差或等比法确定其他岗级点数。具体步骤为: 先确定最低级次的岗位, 把其点数定位1。再依次确定其他岗位的倍数。假设有n个级次, 第i个级次的岗级是最低级次岗级的Ki倍, 并且第i个级次的岗位 有Mi个教师, 则岗级总 点数为:人均岗级点数为:最后, 得到第i个岗位的岗级调整系数:其中: i = 1, 2, …, n。
2. 个体绩效调整系数确定
要保证分配的公平性, 就必须对教师的绩效做出全面、客观、公正的考核评价。考核评价是对教师绩效的监督、检查、评价过程的总称。考核评价的结果是教师贡献的标志, 也是分配的重要依据。因此, 教师绩效评价的公正客观性是实现分配公平性的基础和前提, 只有客观地进行绩效评价, 才能保证分配的公平性, 才能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
绩效调整系数应建立在学院科学系统的绩效考评基础上, 以教师的实际贡献大小为依据, 结合具体考核指标, 给出每个教师的绩效调整系数。
五、教师人力资本价值计量模型
从经济学的价值概念来看, 人力资本价值就是人力资本留在既定组织的过程中, 能为该组织带来一系列经济利益或服务的价值。其表现形式包括个体价值和群体价值。个体价值是指教师个人在学校期间的贡献或服务, 衡量和评价个人价值有利于学校分析其贡献或潜力, 以便将个人配备到最合适的岗位; 群体价值指教师群体在学校中的协调而产生的经济贡献, 表现为个人价值的外部价值的总和, 包括人力资本群体在一定期间内为学校所创造盈利的经济价值。群体价值的大小, 既取决于每一个教师的能力和态度, 又取决于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校之间的协调程度。根据基本假设构建教师人力资本价值的计量模型。
1. 教师人力资本群体价值模型
V = ΔV × H
其中: V———教师人力资本群体价值;
ΔV———学校创造实现的价值, 可用学校税前净利润和利息之和代替;
H———人力资本贡献率。
此模型计量的人力资本群体价值, 可以评价和分析群体创造新价值的能力和水平, 以反映群体的劳动效率。
2. 教师人力资本个体价值模型
其中: Vij———第i岗位第j教师个体价值;
V———教师人力资本群体价值;
N———教师群体人数;
Gi———第i岗位岗级调整系数;
Rij———第i岗位第j教师的个体绩效调整系数。
此模型反映了某岗位教师人力资本个体价值的计算方法。以岗位区别教师个体人力资本实现价值具有代表性, 可反映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类型岗位教师价值, 在此基础上可区别说明某岗位上教师个体人力资本价值状况。某岗位教师人力资本个体投入成本是指教师为达到或满足这一岗位要求而对人力资本所发生的投资, 该岗位上人力资本新增价值是指人力资本个体实现的人均新增价值。岗位重要程度和岗位价值差异可通过岗位调整系数反映, 教师人力资本个体绩效表现可通过绩效调整系数反映, 两者相乘融入模型中, 可体现不同岗位教师人力资本个体价值的差别和绩效价值贡献的大小。
3. 教师人力资本工资确定模型
首先确定人力资本工资总额, 人力资本工资总额 =学校可供分配的净利润×人力资本的贡献率;然后确定不同岗位等级的人力资本工资总额, 某级岗位人力资本工资总额 = 人力资本工资总额×该级岗位对学校剩余所作贡献的权重; 最后确定教师个体人力资本工资额, 教师人力资本工资额 = 某岗位教师人力资本工资额×教师个体人力资本价值在岗位人力资本价值总量中所占的比重。
模型可归纳如下:
其中: Pij———教师个体人力资本工资;
P———用于分配的剩余, 可用学校税后净利润和利息差代替;
H———教师人力资本贡献率;
Mi———第i岗位对学校剩余所作贡献的权重;
Vij———第i岗位第j位教师个体价值;
∑Vij ———第i岗位教师群体价值。
六、模型应用实例
以某民办高校D学院为例, 运用人力资本价值计量模型, 可以计算出D学院教师所应分享的人力资本盈余薪酬。D学院现有教职工总数320人, 通过对学院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调研, 得到相关数据, 具体见表1。其中学院的固定资产作为物力资本投入K, 应付工资、福利费以及教师的招聘、培训、保险等费用总额作为人力资本投入L, 税前净利润和利息的总额作为学院产出Y, 税后净利润与利息之差作为可供分配的剩余。
设K' = lnK, L' = lnL, Y' = lnY, 计算结果见表2。
对表2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3。
R2= 0. 9313, F = 27. 1218, f = 0. 0047。
通过回归分析可知, 方程整体回归效果显著, 各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值通过了t检验, 每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线性效果均很明显。说明由D学院2006—2012年的数据得到的模型整体通过显著性检验, 并由R =0.9651可以看出有较好的拟合度。从而可以得到学院的效益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具有较显著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关系。
D学院的生产函数关系为:
Y' = 1. 5193 + 0. 3020 K' + 0. 6818L'
从而可以得出:
利用前面的分析, 计量D学院2012年度人力资本的贡献率H:
2012年D学院人力资本群体价值为:
V = ΔV × H = 4223 × 0. 216 = 912. 168
根据前面的计算方法, 假设得出第i岗位的教师岗位岗级调整系数和绩效调整系数分别为0. 8, 0. 9, 则该教师的个体人力资本价值为:
同理, 可以计算出第i岗位其他教师的个体人力资本价值, 进而得出第i岗位所有教师的群体价值, 假设为150; 对第i岗位进行综合评价, 假设得出该岗位对学院剩余所作贡献的权重为0. 2。则该教师可以获得的人力资本工资为:
摘要：民办高校教师以人力资本参与学校的办学盈余分享, 其人力资本价值的计量是关键所在。在基本假设前提下, 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求算教师人力资本贡献率, 以此为基础构建教师人力资本价值计量模型, 并应用实例计算民办高校教师人力资本产权工资, 为民办高校教师参与学校的办学盈余分配, 实现人力资本的收益权提供参考和依据。
关键词：民办高校,人力资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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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计量 篇4
一、盈余管理与REMM理论
(一) 盈余管理的界定和性质
如何对盈余管理的性质进行界定是研究盈余管理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一般认为, 盈余管理是经营者运用会计手段或安排交易来改变财务报告, 以误导利益相关者对公司业绩的理解或影响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合约的结果 (Healy and Wahlen, 1999) 。 盈余管理产生的必然性在于会计盈余的有用性和理性经济人的自利行为。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功能锁定” 以及会计准则自身的局限性等使盈余管理成为可能。 盈余管理不同于财务欺诈, 指企业灵活运用会计准则赋予的会计政策选择权对账面盈余进行调整, 或构造能满足其盈余目的的实际交易, 通过会计核算反映在财务报表上的行为, 难以被审计师发现。如果企业采用财务欺诈等非法手段实现既定的盈余目标, 监管部门应坚决地予以打击; 如果企业通过真实交易达到期望的盈余目标, 并不存在不妥之处。因此要对人性有充分的认识, 才能更好地理解盈余管理。
(二) REMM理论简介
理解人的行为对理解组织运行是至关重要的, 人性假说是解释和预测人类行为的一系列命题的组合, 是认识和理解人类行为的基础。鉴于此, 如果想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有更好的认识, 需要从不同的人性假设出发, 这样可以避免由于不同人性基础而造成的分歧, 而且可以选定特定的人性假设基础来集中思考盈余管理行为。 关于人性, 最基础的分类是人性善和人性恶的二分法。但是, 用这种人性二分法来考察盈余管理过于抽象, 本文采用REMM理论进行解释。
Jensen和Meckling (1994) 总结了五种常见的人类行为模式, 包括: REMM模式;经济学或金钱最大化模式;心理学即需求层次模式、社会学或社会牺牲品模式和政治学即完美代理人模式。 通过对五种行为模式进行比较分析, 认为REMM最具有一般意义, 该模式认为人是聪明狡黠、权衡取舍和追求最大化的, 较好地解释了人类行为的系统理性部分。因此, 可将其作为财务、 组织代理模型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
REMM理论 (Resourceful Evalua- tive Maximizing Model) 由四个基本命题和一系列相关子命题构成。 命题一为每个人都有关注点, 会比较评价、权衡取舍; 命题二为个体的欲望是无限的;命题三为个体均追求最大化;命题四为个体是聪明狡黠的。 具体来说, 该理论认为个体都具有创造性, 可以构想出环境的变化, 预见其结果, 并通过制造新的机会来应对。 人们不仅能够学习新机会, 而且也不断采用各个方法来增加机会。总而言之, 在REMM人性假设下, 个体追求的不仅仅是财富, 还包括尊重、权利和荣誉等;个体聪明狡黠, 会利用环境提供的一切机会, 甚至创造机会, 以尽力减少不利于其目的达成的种种限制, 包括法律限制。
(三) 盈余管理的REMM理论解析
谢德仁 (2011) 总结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一般逻辑顺序: (1) 产生盈余管理动机; (2) 确定盈余管理的具体目标, 包括盈余管理的具体方向、结构和程度; (3) 选择具体的盈余管理工具或手段, 包括直接的会计工具和构造交易或事项等非直接会计工具。 首先,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取决于其特定目标或关注点。例如上市公司增加利润的盈余管理, 其主要目的在于避免发生亏损, 或避免持续亏损而最终导致股票被暂停上市乃至终止上市, 或为保持配股资格 (蔡祥等, 2003) 。其次, 上市公司要实现公司价值或利润的最大化, 当市场出现不利状况时, 公司在条件约束内进行综合权衡, 甚至采取违法手段突破约束条件。 再次, 证券市场的客观条件是相对稳定或静止的, 而公司行为是灵活动态的。 为了实现特定的财务目标, 上市公司会采用会计手段或特意构造具体交易来进行控制。 最后, 在一系列的会计处理和构造交易后实现利润目标。 从以上分析来看,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符合REMM理论, 盈余管理的存在有其必然性。
二、公允价值计量与会计盈余确定
(一) 公允价值变动对会计盈余的影响
公允价值计量对会计盈余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债务重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企业合并等业务处理中, 要求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 二是对资产和负债项目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再确认, 即在会计期末对资产和负债按照公允价值进行确认、 计量, 并反映公允价值的变动, 也体现了公允价值计量更为本质的要求。 公允价值计量对会计信息, 即财务报告的影响, 也分为将公允价值变动作为盈余变动计入损益表以及绕过损益表直接进入资产负债表两种情况。 公允价值变动反映期末资产和负债的价值波动, 具体又可分为增值和减值两种。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如何计入财务报表值得关注的原因, 在于其关系到对企业的业绩考核和信息使用者的正确决策。按照稳健性惯例的要求, 企业要根据市场变化等情况在期末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并计提减值准备, 这些减值准备毫无例外地在实现之前均计入当前损益, 因此, 在公允价值会计模式下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也理应参照执行, 计入当期损益。
(二) 公允价值计量与全面收益的确定
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进一步推进了全面收益的确认和计量。 谢诗芬 (2004) 总结了公允价值十大理论基础, 其中包括公允价值符合全面收益的要求。可见, 公允价值和全面收益密切相关。然而, 全面收益的确定是在非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基础上, 甚至可以说, 是非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催生了全面收益概念的产生, 并使其得以成立。如此看来, 公允价值便成为全面收益的基础。
全面收益与传统净收益不同, 其所涵盖的范围更广, 能真正体现会计的反映职能。全面收益不仅要求确认构成其主要来源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而且也要求确认传统净收益难以处理和反映的物价变动或其他一些外在环境变化所引起的未实现的资产价值变动, 从而更好地反映并报告发生而非实现的净资产的全部变动。也就是说在符合确认标准的前提下, 全面收益应当充分反映当期交易、 事项和情况的全面影响, 更全面、及时地计量不同类型的业绩, 包括经营业绩、投资业绩和其他外界环境变化影响带来的业绩, 满足使用者关于盈余来源信息的需要。
全面收益与净收益的根本不同在于其要求确认其他全面收益项目, 即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因此, 全面收益的计量关键就在于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的计量。 这些项目一般是由于脱离历史成本计量属性而采用公允价值等计量属性而形成的。可以说, 只有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 全面收益才能够有效取得。 全面收益最大的特点是符合资产负债观。在此观念下, 资产和负债的计量被认为是收益确定的前提, 收益则是企业在会计期间内净资产的价值变动, 这是对会计活动本质认识的回归。会计反映的资金运动, 也即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变动表现在多方面: 与其他会计主体的交易, 如购销活动; 企业内部的事项, 如生产加工, 支付工资等; 还包括会计要素对会计环境变化的反应, 如企业购买的股票的价格变化等。这些交易、事项和情况都需要会计来反映。这些活动的结果和过程, 要通过会计程序的“产成品”———财务报告来体现, 具体包括反映活动结果的静态报表———资产负债表, 以及反映活动过程的动态报表———收益表或全面收益表。
事实上, 全面收益的确定可以兼顾这两种会计收益观, 即全面收益按照资产负债观通过比较期末与期初净资产的增减变动来确定, 而中间性的内容如净收益等, 仍然按照收入费用观来确定。二者的差额, 即由于公允价值变动或其他事项形成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 则确认为其他全面收益。全面收益的获取离不开公允价值计量, 在传统的历史成本会计模式下无法真正取得全面收益。 我国会计准则也要求企业编制利润表时增加披露其他全面收益项目, 事实上, 要想科学、合理地界定全面收益, 需要对当前的财务报表进行重构, 对收益进行再分类, 而不是简单地加上其他全面收益项目, 这会对采用传统报表指标的业绩考核产生重大的影响。总之, 全面收益的确定必须建立在公允价值计量的基础上。
三、盈余管理和公允价值计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盈余管理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而公允价值计量对合理确定会计盈余也是不可或缺的。 如何处理因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而导致的盈余管理行为, 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从逻辑性来看, 因会计盈余确定的客观需要, 应当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从而可能会导致盈余管理的现象。 显然, 并不是所有盈余管理都违反会计准则, 因此可以尝试按一定标准对盈余管理进行分类处理。
刘长青、彭数学 (2005) 从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及其博弈分析的角度出发, 将盈余管理分为效率性盈余管理、 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和盈余欺诈三类, 并主张提倡效率性盈余管理, 抑制机会主义盈余管理, 严禁利润操纵, 其关键是产权清晰与制度创新, 并建立有效的博弈规则来激励管理者的创新行为, 约束其不良倾向。对盈余管理的这种分类有助于从性质上理解盈余管理。但是, 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对盈余管理行为进行有效辨别和应对更为重要。 盈余管理是为了达到既定的盈余目标, 这种盈余一般是在财务报表上的具体指标。 盈余管理包括会计账目的管理和实际业务的管理, 但二者均需要进行会计确认和计量。因此, 笔者尝试从公允价值计量的角度来对盈余管理进行重分类: 一类是严格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盈余管理; 一类是没有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盈余管理。 这种盈余管理的“二分法”有助于对不同性质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鉴别, 并有针对性的做出应对, 也使公允价值会计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由一般深入到具体, 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
为了方便讨论, 本文将盈余管理的手段分为会计手段和构造交易两类, 在此基础上, 根据具体的业务举例来分析公允价值计量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企业通过会计手段来达成盈余管理目的时, 通常利用会计政策的多样性和灵活性进行。 本文以固定资产折旧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折旧方法可以简单分为直线法和加速折旧法, 二者对会计盈余有不同的影响。 会计准则要求企业的会计政策应当保持一致, 不得随意变更。 如果企业从直线法变更为加速折旧法, 这时要考察其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问题, 如果该资产的公允价值未受市场环境的影响产生重大变化, 其预期经济利益的实现也没产生变化, 企业随意变更会计折旧方法, 则违背了公允价值计量的原则。这种盈余管理行为应当予以制止, 审计师在审计财务报表时要提出调整建议。基于此例, 可以发现会计准则为对盈余管理定性提供了参照物。 会计准则包括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 前者对后者有统驭和指导的作用。因此, 在采用具体准则时不得违反基本准则。
在评价盈余管理时必须考虑到这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 盈余管理如果不符合准则的要求, 那么就应该予以制止。 利用会计政策进行盈余管理是企业最常用的手段。 会计政策是企业进行会计核算和编报财务报表时所采用的具体原则、方法和程序。当企业开始在具体准则规定的折旧方法中任意选择, 以配合特定时期的会计盈余目标时, 便可将其确定为违反准则的盈余管理, 虽然具体准则规定了可选择的折旧方法, 但基本准则要求必须坚持一贯性原则。 审计师在对企业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时必须指出, 要求企业予以调整。因此, 通过加强审计监督等可以减少违规的盈余管理。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 企业为了取得竞争优势, 进行合并和重组已经非常普遍, 这会影响到企业的会计盈余。本文以企业合并交易为例, 如果企业严格按照准则要求,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那么即便对盈余产生了重大影响, 如扭亏为盈, 也属于正当的寻利性盈余管理。如果企业根据盈余目标, 任意对企业合并价值进行操纵, 显然不符合公允价值计量的要求。另外, 利用公允价值计量资产的价值变动, 将产生的利得和损失反映在财务报表上, 有助于提高盈余管理的透明度, 向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传递信息。当然, 公允价值的获取需要企业提供相应的市场证据, 并加大与此相关的披露。
四、结论与讨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 公允价值计量是有效确定会计盈余的必要手段, 对于全面收益而言更是如此, 没有公允价值计量就不能取得完整的全面收益。 从这个意义上讲, 公允价值计量具有更强的理论基础, 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不能影响其应用, 可以通过加大公允价值计量的披露力度, 对不同性质的盈余管理有清楚的认识和应对。
需要注意的是, 发现并纠正违反准则、 不符合公允价值计量的盈余管理行为的责任在于审计师, 学者进行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的信息不能用于纠正。 目前学术界盛行利用平滑的盈余分布状态或意外的应计项目来判断或测度盈余管理的存在, 然而, 用某行为的结果作为媒介来判断某行为的存在, 且该结果可能由多种其他行为引起, 这样的判断是不科学的 (宁亚平, 2005) 。 对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效果不大, 也不能鉴别盈余欺诈行为。如果企业通过构造实际交易进行盈余管理, 只要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便是无可厚非的。进一步来看, 会计理论和会计准则的演进发展很少是以不一致的实证结论为依据的, 基本上是根据概念推演而来的, 严密逻辑的推演是关键。 以盈余管理的研究结论来指导制定会计准则具有不适当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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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计量 篇5
(一) 营业利润与利润总额
从公司年报中可知, 东风汽车在2012年度的利润总额为1.86亿元, 同比减少70%。其营业利润为-1.15亿元, 同比减少126.6%, 其中管理费用的同比增长对营业利润的减少影响较大, 增长额2.74亿元, 增长幅度为35.45%, 同时, 2012年期间, 营业外收入同比增长43.91%, 增长额为1.1亿元, 营业外支出却同比下降12.05%, 减少0.06亿元。因此, 在利润总额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由于营业利润同比下降126.6%, 同时营业外收支净额大幅增加, 从而导致营业利润与利润总额占比下降。
从公司年报中可知, 该公司2013年的利润总额为3.66亿元, 同比增长96.60%, 其营业利润为0.94亿元, 同比增长182.44%。由公司年报披露可知该公司为了产品销量, 结果导致营业收入与利润总额占比比上一年增长87.36%。由此可以看出, 东风汽车表现出一定幅度的波动性。
(二) 盈余现金保障倍数
2011年度, 该指标值为-1.11。本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减少9.77亿元, 同比下降271.44%。其中, 由于该公司的经销商资金回笼周期较长, 导致该公司的流动现金减少, 同时与该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有关的各项税费有所增加, 从而导致现金流量大幅下降, 致使盈余现金保障倍数出现负值。由此可以看出, 该公司的经营现金流量分布不均匀, 盈余的现金保障程度不高。
(三)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从调查中可知2011年~2013年的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均小于每股收益, 则每股收益都得不到相应的现金保障。从公司盈余的持续性来看, 通过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比重指标的计算, 我们可以看到, 东风汽车利润总额的主要来源是经营活动产生的营业利润, 但在2011年和2012年, 营业利润与利润总额占比明显下降, 表明该公司的盈余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但波动程度相对不稳定。从公司盈余的现金保障程度来看, 盈余现金保障倍数表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 2011年~2013年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均小于每股收益, 因此这三个指标都反映出东风汽车盈余的现金保障程度不高。
二、公允价值的计量给东风汽车盈余管理带来的影响
(一) 其他综合收益占综合收益总额比重
从调查数据中得出, 东风汽车的其他综合收益占综合收益总额从2009~2011年一直在下降, 但是在2012年该指标所占的比重达到最大, 除此之外还可以从该公司年报中可知2009~2011年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化产生的利得和损失占其他综合收益的比重都大于90%, 此外, 东风汽车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只有一项, 在2009年将其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11年将其全部出售, 实现投资收益0.75亿元, 占当年净利润的13.51%。因此该公司可能会选择利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出售时间来平滑利润, 因为2011年公司的营业利润相比2010年下降27.1%, 若东风汽车年报中的投资收益不包括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投资收益, 则营业利润相比出售前下降了39.83%。
(二)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占净利润比重
从该公司的年报中可知该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开始下降, 是由于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则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负。而在2010~2013年之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占净利润比重则为0%, 这是因为该公司只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而该公司在2010年把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全部出售, 所以导致该公司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0。因此东风汽车在股市高涨时, 利润表中的投资收益就会增加, 是因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上升, 导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增加, 使得该公司会全部出售其交易性金融资产;反之, 则会给该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
三、对公允价值计量下东风汽车的盈余管理治理提出政策建议
(一) 建立公允价值内部控制制度并加强外部监管
由东风汽车的年报得知, 公司在2011年组织并发布了内部控制手册, 但其中没有发现与公允价值计量有关的内部控制政策与程序等相关内容, 这并不能使员工更好地了解公允价值内部控制制度, 为此公司应当建立相应的公允价值内部控制决策程序、及其制度。此外, 还发现东风汽车公司外部市场的监管力量缺失或者不到位, 致使该公司管理层利用公允价值对盈余管理进行操纵。同时, 当该公司失信的成本小于收益, 企业就会选择进行盈余管理, 因此, 针对东风汽车公允价值计量对盈余管理的操纵行为, 监管机构必须建立起长效的监管机制, 提高监管效率。
(二) 加强公允价值信息披露
从东风汽车年度报告中得知, 该公司只简单的说明了哪些项目采用了公允价值计量, 对于公允价值的具体确定方法及估值技术的选择和运用没有进行具体的披露, 给信息使用者的决策带来的参考价值带来局限。因此, 公司应在现有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公允价值信息披露, 充分披露东风汽车对公允价值确定的依据、使用估值假设和估值方法等信息, 并且该公司应充分加强披露与非经常性损益有关的公允价值信息。
(三) 制定公允价值计量准则
国内外学者对盈余管理的考察大多是进行实证研究, 而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描述性统计为主, 根据东风汽车近5年的财务数据, 然后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下盈余管理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数据, 分析指标来考察公允价值计量给东风汽车盈余管理行为带来的影响。从而发现, 东风汽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利用公允价值计量进行盈余操纵。然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关于公允价值计量对盈余管理治理的政策性建议。只有在上述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后, 才能更好地对盈余管理进行治理, 减少该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促进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资本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
摘要：近几年, 由于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 导致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信息决策相关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公允价值计量作为一种新的会计计量方式, 合理使用不仅给企业增加了盈余, 而且还有利于经济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通过对东风汽车近五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东风汽车存在利用公允价值计量进行盈余管理的倾向, 因此分析东风汽车公允价值计量下的盈余管理问题, 对其他上市公司正确使用公允价值和治理盈余管理行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盈余计量 篇6
2014年1月26日,《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CAS39)出台,并于2014年7月1日正式实施。与2007年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涉及的公允价值计量相比,此次CAS39的发布将整个会计准则体系中较为零散的公允价值计量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和会计处理集中进行规范,包括有序交易和市场、估值技术、公允价值层次、非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披露等多方面内容。CAS39的颁布和实施是公允价值计量在我国应用的又一次飞跃,是与国际会计准则进一步趋同的一个重要标志。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部分人士将其归咎于公允价值计量下的信息披露对投资者产生的误导。之后,公允价值得到公平对待,FASB和IASB均在准则的制定中明确了公允价值的地位,发布了独立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我国也于2012年发布了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的征求意见稿。 如今,随着公允价值计量在会计实践中得到高度重视,公允价值计量准则能否提高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盈余管理能否起到抑制作用,这些问题值得研究和探讨。
二、公允价值计量对银行业的影响
1. 公允价值计量对银行业金融工具的影响。在现行会计准则中,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债务重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往往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其中,公允价值通常被用于金融工具的衡量,原因在于金融工具的价值具有很强的波动性,若使用账面价值或摊余成本计量,会使得财务报表与实际情况产生较大的偏差,无法真实反映资产或负债的价值,从而影响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同时,用公允价值计量金融工具能够更加直观地反映金融资产的减值情况等。银行业相比其他行业而言,金融资产中占较大比重的贷款、垫款以及金融负债中占较大比重的客户存款采用摊余成本进行计量, 而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衍生金融工具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并且公允价值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1)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是反映股票、 债券等短期市场交易产生的金融工具。其初始确认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进而计入当期损益。这充分体现了会计准则中对部分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最初目的,即反映资产的真实价值,从而提高财务报表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与相关性。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根据上市银行的年报信息, 我国上市银行较倾向于使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这一相对谨慎的金融工具。然而,与其他金融工具相比,将大量金融资产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而非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这样处理虽然避免了对利润总额的影响,是上市银行平滑利润的有效手段之一,但由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没有直接反映在利润变动中,因此为上市银行的盈余管理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使会计信息的可靠性降低。可以说,公允价值在面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时并未真正发挥作用。
(3)衍生金融工具。如今,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在我国尚未达到成熟阶段,衍生金融工具主要应用于银行业等金融机构,一般包括货币衍生工具、利率衍生工具、商品衍生工具等,并只能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因此,在银行业中对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应用研究实属必要。
衍生金融工具由传统的金融工具所派生而来,通常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1具有杠杆性。一般情况下,企业投入较少的资本,如少量的保证金,以获得较高的收益。 2具有不确定性,由于衍生金融工具的价值会受到基础金融工具的影响,而基础金融工具如利率、汇率、价格指数等随市场的变化而不断波动,从而影响衍生金融工具的价值,因此,衍生金融工具具有不确定性。3具有高风险性。随着衍生金融工具的结构设计日益复杂,其规避风险的基础功能越来越淡化,投资者越发追求其高收益性, 从而导致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性不断提高。
衍生金融工具之所以使用公允价值而不使用摊余成本计量,正是由以上杠杆性、不确定性、高风险性等特点决定的,摊余成本计量无法满足这些特点的要求。在摊余成本计量下,企业通过未来现金流量及按照市场情况判断的贴现率进行计算,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和利润操纵提供了空间。而公允价值计量将衍生金融工具的披露从表外带入表内,并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衍生金融工具的市场价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盈余管理的范围。
2. 公允价值计量对银行业非金融资产的影响。对于银行业而言,非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相对较少。受到公允价值计量影响的银行业非金融资产一般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投资性房地产等。对于非金融资产,初始计量时,均采用历史成本计量。而在后续计量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对于在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减值迹象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以及以成本法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需在考虑公允价值的情况下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是否计提减值准备的职业判断。而对于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的波动与其密切相关,在期末确定投资性房地产价值时,可通过主观判断选择类似的房地产价格,从而加大了盈余管理的空间。
三、公允价值在银行业中的信息披露
1. 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在银行业中的信息披露。信息披露对企业和投资者而言均十分重要。2007年《企业会计准则》发布后,有关公允价值的信息披露依旧存在较大缺陷。上市公司并未披露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估值方法、参数等相关内容,公允价值的可靠性不高。银行业在计量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时存在着大量的主观判断,这样就使投资者和监管者无法真实分析银行业的真实财务状况。
鉴于此,2012年的公允价值计量征求意见稿中明确了公允价值的信息披露范围。企业需要对持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每组资产和负债的项目、金额、公允价值计量层次、各层次之间转换的金额及原因、第二与第三层次的估值技术、输入值等进行披露;对非持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每组资产和负债的项目、金额、层次、估值技术、输入值等进行披露。2012年财政部发布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的征求意见稿后,国内16家上市银行在年报中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公允价值层级、估值技术和相关参数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披露。经统计,2013年年报中16家上市银行部分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层次披露如下表:
表1中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包括企业披露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及持有作交易用途的金融资产。
由表1可以看出,银行业上市公司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交易性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层次以第一、第二层级为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层次比较广泛,一般情况下第一、二、三层级均有所涉及;而衍生金融资产和衍生金融负债以第二层级居多,少部分涉及第三层级,极少部分涉及第一层级。由此可知,对于衍生金融工具而言,在活跃市场中的报价依旧较难取得,这与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尚未成熟密切相关。
同时,公允价值的运用往往会导致财务报表的波动性,尤其是第二层级和第三层级中估值技术的运用,依旧存在一定的主观判断。第二层级中输入变量为除第一层级中的活跃市场报价之外的可观察变量。此层级一般包括人民币债券、大多数场外衍生工具合约、交易性贷款和发行的结构型债务工具等;估值技术包括远期定价和掉期模型(以现值计算);输入参数包括中债收益率曲线、伦敦同业拆借利率收益率曲线或者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第三层级中资产或负债的输入变量基于不可观察的变量。 该层级一般包括一项或多项重大输入为不可观察变量的股权和债券工具;所采用的估值模型一般为现金流折现模型;该估值模型中涉及的不可观察假设包括折现率和市场价格波动率等。可见,第二、三层级中估值技术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对于估值技术和估值参数的披露,在16家上市银行中同时披露估值技术和参数的银行有8家,占全部上市银行的50%;只披露了估值技术,未披露具体参数的银行有7家,占全部上市银行的43.75%;既未披露估值技术,也未披露参数的银行有1家,占全部上市银行的6.25%。可见, 银行业的估值参数依旧存在披露不足的问题,金融工具的价值依旧具有较大的可操纵性。
总体而言,2012年以来,相对于2007年《企业会计准则》出台时的银行业金融工具公允价值信息披露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2. 非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在银行业中的披露。公允价值在非金融资产中的应用主要表现在投资性房地产上。 对于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2013年年末,16家上市银行中拥有投资性房地产的数目有8家, 其中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有5家,而对其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层次进行披露的上市银行只有1家,且披露层级属于第二、三层级。可见,非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披露还有较大需要完善的空间。
四、公允价值计量对银行业盈余管理的影响
学术界对盈余管理的看法从制度上一般划分为两类:在我国,一是以张永奎、刘峰等为代表,认为盈余管理不在会计准则限制范围内,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是一种纯粹的操作利润的行为;二是以陆建桥等为代表,认为企业是在符合会计准则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盈余管理,以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本文所认为的盈余管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是在会计准则范围内进行一系列的会计政策选择的结果。
盈余管理的目的有多种,包括股票发行前及收购方收购前对自身利润的提升,管理层为了提高自身业绩对会计政策进行选择,为了避免债务和可能会发放的股利来调节自身利润以及避税等。
1. 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的运用拓展了盈余管理的广度。CAS39的发布,丰富了公允价值会计的内容,使公允价值的应用更为广泛,拓展了盈余管理的广度。对于银行业金融资产而言,贷款减值准备、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等均可用来进行盈余管理;对于非金融资产而言,固定资产累计折旧、无形资产累计摊销、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抵债资产跌价准备等也为上市银行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便利。
表2是上市银行2007年年末与2013年年末主要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可见,在银行业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整个金融工具中所占比重最大,衍生金融资产所占比重依旧较低,中国的衍生品市场仍然不成熟,落后于发达国家。
如上文所述,上市银行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相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运用更为广泛。在对资产进行初始确认时,银行可利用主观判断将其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因在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减值准备均可提供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目的是平滑利润、规避风险。而面临亏损时,银行往往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交易性金融资产之间选择应用交易性金融资产,目的在于利用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直接影响损益的特点, 调节利润,扭亏为盈。对于银行业相对大量运用的衍生金融工具而言,其公允价值层次依旧集中在第二、第三层级,即无法在活跃市场上直接取得报价,而是需要输入其他可观察值以及采用现金流量折现模型进行估计,从而便于进行利润调节,这就拓展了盈余管理的广度。
对于非金融资产,CAS39强调了最佳用途、市场参与者等概念。即非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确定要站在市场参与者的角度进行定价,同时要考虑其被用于最佳用途所产生的经济利益。这些概念的引入均增加了企业进行主观判断的范围,也拓展了盈余管理的广度。如对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而言,可以通过其他资产与投资性房地产之间的转换、后续计量中对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的确定等来对利润进行调节。
2. 在加大公允价值计量运用范围的同时,CAS39准则增加了对公允价值运用的限制,从而限制了盈余管理的深度。首先,该准则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公允价值的层次、估值技术、相关参数等内容,随着公开披露信息的增多,上市公司在估计相关资产公允价值时必然会更加谨慎。其次,与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等准则相配合,企业往往需要在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才能进行公允价值计量。同时,CAS39提出了有序交易、主要市场、最有利市场等一系列概念,来规范公允价值运用的前提条件,这样就使企业在对某项业务进行盈余管理时有所顾忌,从而限制了盈余管理的深度。
五、完善公允价值计量应用的建议
1. 加强公允价值计量的信息披露。对于我国上市银行而言,截至2013年年末,依旧存在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层次披露不全,部分未披露估值技术、相关参数,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非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层次极少披露的情况。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2013年年末,CAS39还未正式出台, 进行披露的银行依据的是2012年发布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征求意见稿。另一方面在于,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和非金融资产均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活跃市场,从而出现了大量运用估值技术来确定第二、三层次输入值的情况,而上市银行估值技术的可靠性不高,难以准确披露以致减少披露。因此,加强估值技术的探索与应用是解决公允价值信息披露可靠性,进而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2. 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拓展了盈余管理的广度,从而更加需要企业完善内部控制来加以限制。盈余管理的产生归根结底来源于管理层的授权与操作,因此,建立良好的内部治理机制、制定合理的薪酬制度、加强人员的培训与管理十分重要。公允价值在企业中能否有效运用,主要取决于公司治理结构,明确股东、董事会、管理层的责权利是保障公允价值计量下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披露并以此降低企业盈余管理的前提。同时,合理的薪金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加强人员的培训与管理,提高人员的法制意识,强化内部监督对于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为公允价值运用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至关重要。
3. 加大外界监管力度。一是加强外界对银行业的监管,二是加强外界对评估机构的监管。公允价值计量使得信息披露内容增多,同时也扩大了银监会的监管范围。银监会对银行业的风险监管核心指标通常包括风险水平、 风险迁徙、风险抵补三大类。其中风险抵补指标中的资产利润率、资本充足率等在公允价值计量下需要得到充分关注,银监会是否应考虑此类风险监管指标考核临界值的重新界定,这一问题值得探讨。与此同时,公允价值计量下暴露出的盈余管理和信息披露中的估值技术问题也需加强监管。资产评估机构往往对公允价值计量中的估值问题提供技术上的支持,因此相关监管部门需要加大对资产评估机构的考核力度,对其所运用估值技术、估值参数的准确性进行监督,以合理保证公允价值的公允性。
摘要：本文基于CAS39的出台,研究了截至2013年年末,我国上市银行公允价值的相关披露和盈余管理的问题。结果表明,我国上市银行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层次披露不全,部分未披露估值技术、相关参数,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非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层次更是极少披露。同时,公允价值计量的广泛运用拓展了盈余管理的广度,限制了盈余管理的深度,基于此文章最终提出完善公允价值应用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公允价值计量,上市银行,信息披露,盈余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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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彩.公允价值计量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探讨[J].能源技术经济,2010(9).
盈余计量 篇7
一、公允价值模式对盈余管理行为影响的理论分析
(一) 盈余管理动机
我国学者魏明海 (2002) 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或影响那些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的结果, 在编制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件以改变财务报告时做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从该定义可知, 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的管理当局, 手段是利用会计政策, 结果是改变对外报告的财务信息。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和成长时期不同, 会产生不同的盈余管理动机。
内因方面:管理层自身利益和企业发展需要。一方面, 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往往使管理层的绩效考评与一定的业绩指标相挂钩。管理层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 通过选择会计政策等进行盈余管理。另一方面, 随着企业自身的成长, 企业需要大量的资金以支持其发展, 企业就有可能通过盈余管理的手段对经营业绩进行粉饰, 从而获得债务融资。股权融资的方式主要是发行新股和配股, 但证券法对上市公司发行新股和配股都有财务状况、业绩情况和持续经营能力等方面的严格规定。
外因方面:政府监管。根据我国上市规则的规定, 上市公司连续两年亏损将会被特殊处理, 如果继续亏损, 将面临暂停上市甚至是被迫退市的风险。因此, 为了保障公司股票在证券市场正常交易和流通, 管理层常常会对公司进行“大清洗”, 使公司的经营状况在基本面上得到巨大改善。
(二)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投资性房地产, 不计提折旧或摊销, 使企业少了一笔管理费用, 增加了净利润。同时, 近几年房地产业迅猛发展, 房价不断攀升, 采用公允价值后续计量模式不仅使企业资产账面价值增加, 也使企业的净利润因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而增加。
投资性房地产与非投资性房地产之间的转换, 不仅影响了企业当期净利润和资产账面价值, 而且当资产被处置时, 资本公积的转回也将影响那时会计期间的净利润, 加大了企业在不同会计期间进行利润平滑的空间。
最重要的是, 公允价值确定方式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使得企业可以通过公允价值的确定影响净利润, 为企业盈余管理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二、公允价值模式对盈余管理行为影响的现状分析
(一) 上市公司对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应用情况
通过查阅2007-2010年的年报, 手工收集了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方式的应用情况, 如表1所示。
从表1数据可知, 虽然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引入已有四年, 但采用该计量模式的上市公司仍是少数, 值得我们关注。
同时, 本文也收集了2010年上市公司确定公允价值金额的方式, 如表2所示。
从表2的统计结果可知, 委托具有专业资格的独立第三方确定公允价值金额的上市公司较少, 较多的上市公司会参与确定公允价值金额, 这增加了上市公司通过操纵公允价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有少数上市公司没有按照准则规定在年报中披露公允价值确定方式, 只是提及公司制定了相关的公允价值内控制度, 较难考证其具体的公允价值确定方式。
(二)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为了分析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文手工收集了2007-2010年上市公司投资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的金额, 并计算了相关金额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表3列示了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占利润总额比例绝对值在10%以上的上市公司。
从表3统计分析的结果可知,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对部分上市公司业绩影响较大。2007年, 方大集团因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计入非经常损益的金额达到了利润总额的177.91%, 使方大集团从亏损变为了盈利。2008年, 海南航空巨亏且当年投资性房地产采用的是成本模式, 而2009年海南航空将成本模式改为公允价值模式, 会计政策的变更使海南航空2009年扭亏为盈。
(三) 非投资性房地产转化为投资性房地产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文手工收集了2007-2010年房地产类型转换计入资本公积的累积影响额, 如表4所示。
由于原计入资本公积的金额, 在相关资产终止确认时会被转出并计入当期损益, 对净利润产生巨大影响。因此, 如果说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是“显性损益”, 转换时计入资本公积的差额可被视为投资性房地产的“隐性收益”, 可能成为企业盈余管理的“蓄水池”。
三、结论
虽然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上市公司只是少数, 但是公允价值的引入可以明显地影响利润总额、所有者权益和资产总额。业绩不理想的上市公司可以更改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模式或高估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 增加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从而增加利润总额, 使其扭亏为盈或减少亏损、避免特殊处理或退市。但是, 公允价值更客观地反映了各个时点的投资性房地产价值, 有利于利益相关者做出决策。准则制定部门、政府监管部门和相关市场机构都应采取相应措施, 降低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的盈余管理弹性, 提高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的可靠性, 充分发挥公允价值的决策相关性。
(一) 完善会计准则, 加强应用指导
我国应积极地加入到国际会计学界对公允价值的研究中去, 并结合我国国情, 制定具体的公允价值会计实务操作指南。同时, 准则中应加强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相关披露要求, 包括选择或改变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的具体原因、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金额的具体步骤和方法等。
(二) 构建科学合理的证券市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