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信息披露（通用4篇）
盈余信息披露 篇1
自从安然和世通公司事件以后, 提高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透明度, 保护社会公众投资人的合法权益, 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公司治理革新的热门问题。作为公司治理改善中的重要方面, 信息披露透明度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开始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本文主要分析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与盈余管理行为间的关系, 并提供新的思路。
一、文献回顾
从国外文献来看, 针对信息披露透明度与盈余管理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以信息不对称为媒介分析信息披露透明度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按照信息披露-信息不对称-盈余管理的逻辑思路进行分析, 分别研究信息披露与信息不对称之间的关系。Glosten和Milgrom (1985) 分析了公司信息披露与信息不对称间的关系, 他们的模型证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随着公司披露水平的提高而降低。Welker (1995) 用实证方法验证了这个结论, 他发现以买卖价差计量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随着披露水平的上升而减少, 市场流动性随着披露水平的上升而上升。Lang和Lundholm (1993) 发现规模大的公司, 业绩好的公司以及盈余-收益率关系较弱的公司具有更高信息披露水平。他们使用盈余与报酬率之间的关系作为计量信息不对称的指标, 二者相关性越弱表示公司价值的信息中有较少的部分被信息披露所揭示, 剩下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就相对较高。Lang和Lundholm (1993) 认为信息不对称程度很高时, 公司有更强的动机去披露更多的信息以减轻逆向选择。他们的结果与Glosten和Milgrom (1985) 提出的信息披露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理论预期是一致的。Lang和Lundholm (1996) 还发现了更透明度的信息披露政策可以带来更多的分析师跟随, 更准确的盈余预测、分析师之间预测偏离程度的降低, 以及更低的预测修正波动性。
2、信息披露透明度与盈余管理之间的相互作用。
Gerald J.Lobo和Jian Zhou (2001) 利用联立方程的方法检验了信息披露与盈余管理之间的负向关系, 结果显示:披露程度的提高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具有抑制作用。Hirst和Hopkins (1998) 认为更透明的信息披露会导致更容易分辨出盈余管理行为。Lee等 (2005) 发现那些通过证券销售来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会选择更不透明的信息披露方式。Hunton (2006) 采用实验方法, 综合收益报告的更高的透明度将减少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 对62名财务经理和CEO设置不同的条件, 通过决定销售何种可售证券, 当预期利润低于一致预测时, 参与者将销售能够增加利润的证券, 然而, 对综合收益报告格式更加透明会显著降低盈余增加和盈余减少的盈余管理。在更加透明的条件下, 参与者认为盈余管理会被报告使用者识别, 不利于股票价格, 损害报告声誉。而在透明度较低的条件下, 参与者认为盈余管理不会被识别, 并有利于股票价格, 对管理者的声誉也没有影响。Hoje Jo和Yongtae Kim (2006) 通过分析SEO公司发行前的信息披露频率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 发现披露信息越频繁的公司, 其透明度越高, 盈余管理的程度越低, 并且股票发行后的业绩越好。
从国内文献来看, 对于信息披露透明度与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实证文献还较为缺乏, 信息披露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方面, 如汪炜、蒋高峰 (2004) 首次以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数量作为信息披露透明度的粗略替代研究了信息披露透明度与资本成本的关系, 结果发现信息披露透明度的提高能够显著地降低融资的资本成本。方军雄、洪剑峭 (2006) 在《信息披露透明度与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一文中, 以深交所2001~2003年期间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结果, 初步探讨了信息披露透明度对会计盈余相关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透明度的提高能够显著地改善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 这反映出信息披露透明度的提高能显著地改善盈余报告的质量, 从而使得报告盈余更加接近经济利润。
二、信息披露透明度与盈余管理理论分析
信息披露透明度的提高可以降低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从而影响管理者的盈余管理行为。本文主要分析信息披露透明度对线下项目利润操纵、应计利润操纵和实际业务利润操纵三种盈余管理方法的影响。
从实施成本和隐蔽程度上来看, 线下项目利润操纵、应计利润操纵、实际业务利润操纵, 其隐蔽程度逐渐增加, 可识别的风险逐渐降低。对于非经常发生的线下项目, 如投资损益、营业外收支项目, 由于其在利润表中单独披露, 报表使用者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分析当期利润的构成来进行识别。因此, 这种盈余管理行为被投资者识别出来的风险最高。对应计项目的操纵, 如虚增收入, 操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调整预提待摊项目等方式操纵利润, 这种盈余管理方式并不在报表中单独列示, 报表使用者很难识别出这种行为, 但是这种方式往往是审计机构审计的重点。企业需要经过大量的准备工作, 如制作虚假证明材料等以证明给审计机构, 所编制的财务报告是符合会计准则要求的。因此, 应计项目的操纵是一种实施成本较高同时隐蔽性也较强的一种盈余管理方式。当前关于盈余管理方法的研究主要关注应计项目利润操纵。实际业务利润操纵是指企业管理者为了误导某些利益相关者使其相信财务报告目标通过正常业务活动已经达到, 而做出的偏离正常业务活动的行为。这种偏离并不能提高企业的价值, 而只能使管理者达成财务目标。如果企业的某项经济活动仅是为了实现粉饰报表, 而并不是企业经营的必要活动, 即并不是为提高企业价值而进行的活动, 那么就可以看作为实际业务盈余管理行为。如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企业的过度生产行为、酌量性费用的操纵、突击降价进行促销等行为。这种盈余管理方式往往可以避开会计准则的约束进行盈余管理, 因此其隐蔽性也更强, 审计机构对这种方式往往也无可奈何, 其中除了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操纵逐渐得到政府部门和社会投资人的重视, 出台了愈加严格的会计准则和信息披露要求外, 对其他实际业务操纵由于很难与正常业务活动进行区分, 因此其研究文献和法律规范也比较少。
从各种盈余管理方式来看, 虽然其实施成本与隐蔽程度各有不同, 但是都有着共同的特征:通过财务报告的操纵以误导外部股东的决策。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上, 这些盈余管理方式并不会提高企业价值, 而仅是为了满足少数大股东或者管理者利益要求的行为, 不利于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利益。公司透明度的提高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以增强外部投资者识别盈余管理的能力, 同时, 作为一种外部制度约束, 可以促使管理者降低盈余管理的程度。
从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式上来看, 利用线下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由于实施成本和隐蔽性较低, 信息披露透明度的提高可以增强投资者识别这种盈余管理的能力, 判断它的影响。盈余管理的另一种方式是操纵应计利润, 应计利润是根据权责发生制的原则通过预提、待摊等方式确认的利润, 这种方式往往改变当期利润而不改变当期现金流量, 如坏账损失的确认、摊销期限的延长等。管理者通过改变当期的计提、摊销项目金额来调节当期利润, 通过正向的非正常应计利润调高当期利润, 通过负向的非正常应计利润调低利润。管理者选择向上或向下的盈余管理是根据自身的报酬情况和经营状况决定的, 如果企业的业绩下降到可能威胁自己的职位或影响自己的薪酬时, 管理者就会选择向上管理盈余。相反, 如果业绩已经接近绩效顶部, 管理者进一步提高业绩对自身的薪酬影响很小, 此时管理者就会选择向下的管理盈余, 将当期盈余部分转移到下一期。通常董事会习惯于根据上一期盈余制定下一期的绩效阈值, 当期的高盈余会提高董事会对未来的预期, 造成下一期过高的利润目标, 此时管理者为避免使当期的盈余过高, 也会向下管理盈余。信息披露透明度的提高对应计利润的盈余管理方式也会产生影响。
企业除了可以使用应计利润来操纵利润以外, 还可以使用实际业务操纵的方法。这里所说的实际业务操纵是指管理者为了误导某些利益相关者使其相信财务报告目标通过正常业务活动已经达到, 而做出的偏离正常业务活动的行为。这种偏离并不能提高企业的价值而只能使管理者达成财务目标。实际业务操控可以增加当期利润但是对未来的现金流量有负向影响, 因此实际业务操纵会降低公司价值。为了检验我国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这种利用实际业务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 我们使用Sugata Roychowdhury (2006) 的方法进行检验。这里, 我们只关注以下三种方法:
1、过度生产。
各国会计准则普遍要求企业采用完全成本法进行成本核算, 因此制造类企业的管理者可以通过生产比预计需求量更多的产品以提高账面利润。由于产量的提高, 固定制造费用可以分摊给更多的产品, 从而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只要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的减少低于单位产品边际成本的增加, 单位产品的成本就会下降, 从而在销量既定的条件下会引起产品销售成本的下降, 进而提高经营毛利水平。即管理者可以通过控制产品的产量来控制利润, 这也是完全成本法的不足之处。过度生产会增加企业的非正常生产成本, 因此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过度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增量生产成本会引起单位销售额的生产成本增加, 即过度生产会导致相对于销售额的产品生产成本的非正常上升。
2、降低可操纵费用。
可操纵费用包括研发费用、培训费用、广告费用等管理者可以操纵的当期费用, 管理者可以减少这些费用以增加利润, 管理者通过降低可操纵费用来达到目标利润将表现为非正常的可操纵费用水平降低。降低可操纵费用可以减少当期的现金流量, 因此对当期的经营现金流量有正向影响, 但是这种正向影响是以可能降低未来的现金流量为代价的。企业过度压缩研发费用, 对当期利润和现金流量是有利的, 但会牺牲未来的现金流量。降低可操纵费用会导致相对销售额比非正常可操纵费用更低。
3、销售操纵。
这里的销售操纵是指管理者通过提供过度价格折扣或者更宽松的信用条件来临时增加销售额的行为, 例如企业可能通过在年底提供限时的高价格折扣来增加当期销售额;企业也可以通过在年底向经销商提供更长的信用期限来促进当期销售, 利用渠道囤积操纵利润。销售操纵往往会降低单位销售额的现金流量, 或者增加单位销售额的生产成本。
信息披露透明度的提高对于企业利用实际业务进行盈余管理也会具有一定的作用。从理论上, 信息披露透明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取决于管理者对特定信息披露透明度条件下的盈余管理的风险与增加的收益之间的权衡, 信息披露透明度越高, 其社会公众识别盈余管理的风险越大, 如果假定各种盈余管理方式的收益是相同的, 那么, 管理者将倾向于使用识别风险更低的盈余管理方式。从这个角度讲, 识别风险较低的实际业务盈余管理方式受到信息披露透明度的影响应该较其他两种方法更小, 但信息披露透明度仍会降低这种盈余管理方式的程度。
参考文献
[1]董锋, 韩立岩.中国股市透明度提高对市场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 2006.5.
[2]曹阳.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缺陷与对策.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2002.
[3]曾颖, 陆正飞.信息披露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经济研究, 2006.2.
盈余信息披露 篇2
一、公司透明度
将公司透明度定义为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上市公司经营的效率和效果、财务报表的合法合规性等相关信息的“可获得程度和可理解程度”, 其整体包括了从上市公司管理当局进行信息披露, 至外部信息使用者接受并处理信息的整个链条 (Bushman, 2004) 。使用公司透明度来衡量管理当局所披露的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 能够反应出管理当局选择信息披露方式方法的决策过程。
在有关公司透明度的研究文献中, 其含义通常又分为宏观层面的公司透明度和微观层面的公司透明度。前者是指整个证券市场上, 所有的上市公司信息的整体可获得性和可理解程度, 后又演变成衡量特定国家或地区信息披露水平的综合框架。后者则是在现有的宏观环境下, 特定上市公司信息的可获得性和可理解性, 衡量现有公司治理结构的拘束以及盈余管理动机的驱动, 管理当局进行信息披露的意愿和行为。本文只研究微观层面的公司透明度, 且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 来衡量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水平和质量, 对“可获得程度和可理解程度”进行量化。
二、信息披露行为
不同的人对信息披露往往具有不同的理解。会计准则制定者认为“在广泛的定义上使用该术语 (信息) , 既包括每份财务报表中列示的项目, 也包括财务报表附注中列示的项目”。学者们更多的侧重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 管理当局应该及时准确完整的披露上市公司相关信息, 供理性的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在投资者看来, 信息披露可不仅局限于能够被大多数人所获取的上市公司的公告, 还包括证券分析师的分析推荐、媒体舆论的宣传造势甚至各种内幕消息等。本文认为, 信息披露是包括公开信息披露、私人信息传播在内的所有能够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之间传递信息的机制 (Bushman, 2004) 。
管理当局出于特定目的进行信息披露的外在表现就是信息披露行为, 分为自愿性信息披露行为和强制性信息披露行为两种。参照Healy和Palepu (2001) 的研究成果, 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的动因可归纳为六种, 分别为影响资本市场的交易、争夺公司控制权、获得有利的股权报酬计划、潜在的法律诉讼成本、传递管理者才能的信号、竞争导致的特定成本。
三、盈余管理行为
由于外部利益相关者未能参与企业经营管理, 其获得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的成本和对其理解的能力参差不齐, 目前普遍存在的一种模式是由管理当局提供公司的相关信息、并由独立的第三方出具鉴证报告以证明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由于管理当局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 能够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会计估计的运用等方式, 实现报告盈余在时间上、金额上的人为调整, 是为盈余管理。
授予管理当局具有一定的会计准则的“选择权”, 其本意是期望管理当局能够通过对报告盈余的调整, 使之传递更多的有关上市公司现在和未来状况的信息, 更接近上市公司的真实情况, 可以称之为基于传递信息的盈余管理。但是管理当局为了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有可能滥用这种“选择权”, 使得报告盈余按照管理当局的偏好偏离上市公司的真实情况, 通常称之为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这会导致外部利益相关者产生逆向选择的问题, 做出有利于管理当局的自损决策。
由于盈余管理均会影响外部利益相关者通过公开发布的报告盈余理解和判断公司当期真实盈余和未来盈余前景的程度, 故本文未对上述两种盈余管理的行为进行严格界定。
本文将盈余管理行为又细分为盈余管理方法和盈余管理方向。其中从实施成本和隐蔽程度上将其分为三种方法:线下项目盈余管理、应计利润操纵和实际业务利润操纵。而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可能通过释放前期储备的盈余或者向未来期间预支盈余来达到调增当期盈余的目的 (向上盈余管理) , 也可能是为了储备当期盈余供未来期间释放或者补偿前期借用而调减当期报告盈余 (向下盈余管理) 。
四、三者之间关系的探讨
在总结国内外相似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本文发现前人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 即认为公司透明度与盈余管理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其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也就越低。本文认为盈余管理的方式方法千差万别, 其实施成本和隐蔽程度也各有不同, 如若简单的一言以蔽之, 显然不够精确。故本文致力于回答以下五个问题:
1、公司透明度和盈余管理的替代变量的选择
公司透明度和盈余管理均为属性变量, 无法直观的观察到, 不利于进行客观的研究。因此需要寻找合适的替代变量对其进行度量。前人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不尽相同, 本文将会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简单总结, 并提出使用深交所的考评报告作为公司透明度的替代指标、使用修正的Jones模型来计算盈余管理水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公司透明度能否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
深交所的信息披露考评公告具有权威性和连续性, 所以本文将公司评级等级提高的公司称为改善公司, 将评级等级降低的公司称为恶化公司, 评级等级没有发生变化的公司称为未变公司。在前人研究成果“公司透明度与盈余管理显负相关关系”的假设前提下, 改善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应该比恶化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要低, 未变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则介于改善公司与恶化公司之间, 这样才能动态得体现出公司透明度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
3、公司透明度对不同的盈余管理方法和方向的影响
从现有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文献来看, 对公司透明度与盈余管理之间的负相关的观点是较为一致的。前人的研究主要着眼点在于对简单的盈余管理方法如应计利润操纵方法的影响。盈余管理的方法多种多样, 其实施成本和隐蔽程度也各有不同, 公司透明度对各种盈余管理方式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 对于一些较易识别的盈余管理方法如线下项目盈余管理、可操纵应计利润等方式, 和一些不易识别的方法如实际业务利润操纵盈余管理, 其影响程度可能有所不同。
4、盈余管理对公司透明度产生怎样的反作用
假定深交所的信息披露考评公告能有效度量公司透明度某一方面的特征, 那么本文希望寻找证据支持:管理当局通过对盈余透明度的操控, 确实会影响到公司整体透明度。从整体来看, 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公司透明度越低。
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策略发生了变化, 外在的表现是盈余管理程度发生了变化, 对公司透明度产生了客观影响, 而深交所年度信息披露考评等级如果作为公司透明度的替代变量是有效的, 那么就应该能捕捉到盈余管理程度变化导致的公司透明度变化, 也就是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策略与前期相比发生变化后, 深交所的年度信息披露考评应该也能有效识别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策略的这些变化并在考评结果上有所体现。
5、管理当局如何选择信息披露行为和盈余管理行为
如果以上四个问题能得到证据支持, 那么深交所每年发布的年度信息披露等级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充当盈余管理程度的指示器。外部信息使用者在缺乏相关信息, 无法及时有效识别管理当局盈余管理行为时, 可以通过深交所发布的年度信息披露考评等级进行初步判断, 从而对管理当局提供的报告盈余进行重新评估, 以识别潜在的盈余管理行为。这反过来又强化深交所年度信息披露考评等级对管理当局盈余管理程度的约束力, 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循环。
参考文献
盈余信息披露 篇3
随着一系列财务舞弊事件的爆发, 各国政府都出台了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2002年美国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和2008年我国发布的 《企业内部控制 基本规范》均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公司内部控制问题的高度关注。内部控制是现代企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和实务界研究的热点, 其中内部控制质量与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间的影响关系则是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焦点问题。而我国正处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的改革阶段, 执行新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的成本效益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
一个设计健全、执行有力的内部控制系统能够有效地抑制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而在一个弱的内部控制环境中,势必降低盈余质量。内部控制缺陷作为内部控制最严重的问题,相对于其他内部控制问题,对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更大。内部控制缺陷通过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的披露会使投资者了解到公司内部控制的状况, 并向投资者传递了公司财务报告不真实可靠、经营管理将面临较大风险的信号,进而会影响投资者对公司的风险评估。在资本市场上, 信息使用者对客观、真实及可靠的内部控制信息的需求,是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根本动力。内部控制的披露现状使得学者们从上市公司披露的相关信息中度量内部控制质量变得不可行。
权益资本成本, 宏观层面上反映了一国资本市场的融资效率, 微观层面上是企业管理层筛选投资方案的重要指标。我国对权益资本成本影响因素的研究起步较晚,最初对该问题的研究也是参考国外相关研究成果, 主要集中在讨论β系数、账面市值比、行业特征等因素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近年来,对权益资本成本影响因素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涉及到信息不对称性、会计盈余质量、内部控制等方面的因素。
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和研究, 笔者归纳总结了学者们对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盈余质量和权益资本成本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且进行了相应的分析。本文旨在回顾与分析以往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后提出现有研究的不足, 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方向。
二、文献回顾
(一)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盈余质量的关系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盈余质量的关系作为学者研究的重点, 在此方面的研究可谓成果颇多。在SOX法案之前,Hermanson(2000)等发现投资者相信内部控制可 以提高管理层的决策有效性,而且对内部控制情况进行自愿披露的公司更倾向去完善内部控制。随着SOX法案的生效,从根本上改变了关于内部控制的相关研究的方向。Chan等(200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披露内部控制实质性缺陷的公众公司,相对于其他“干净的”公司有更高的盈余管理程度和更低的投资回报。Doyle等(2005)采用抽样调查法发现内部控制是盈余质量的一个驱动因素。Bryan和Lillen(2005) 发现那些披露了实质性缺陷的公众公司的平均规模和盈利能力与他们所在行业应有的水平不匹配。Doyle、Ge和Mevay (2006) 的研究结果证实了那些规模小、经营时间短、业务复杂、发展速度快、财务状况糟糕的公司更有可能披露内部控制实质性缺陷。同时还发现内部控制实质性缺陷与没有转化为现金流量的盈余估计之间存在相关性。Bedard(2006)的研究说明管理层主动披露的内控缺陷问题更加严重。Doyle等(2007)发现内部控制缺陷与较低的应计质量呈正相关关系。Ashbaugh等(2008)研究结果显示好的内部控制会带来高的应计质量,在没有内控缺陷时财务报告更加可靠。Chan(2008)检验了404条款下披露内控缺陷的公司确实有更高的正向可操控应计和可操控应计绝对值,发现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比未报告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更高。Asllbau-skaeta1(2008)发现对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进行整改的公司比没有整改的公司具有更高的盈余质量。Amd Beatty(2010)发现内部控制监管提高了信息质量。
陈共荣与刘燕 (2007) 考察发现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越充分, 年报披露日前后的累积超额 收益越显著为 正。张国清 (2008)研究结果 发现高质 量的内部 控制并没 有伴随高质量的盈余,内部控制质量得到 改善并没有伴 随盈余质量的提升。冯建和蔡丛光(2008)发现充分的内控信息披露具有正面的信息含量 ,会对公司股价 造成正向影响,而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披露 对股价影响较 弱。肖珉(2008)利用典型事件和 横截面数据进 行了实证检验 ,认为在投资者保护法律实施较好的地区 ,上市公司具 备较低的权益资本成本。而张国清(2008)研究中实证检验发现内部 控制质量 对7种指标度 量的盈余 管理程度 的影响均不显著。
杨有红和陈凌云 (2009) 统计报告认为管理层对企业内部控 制进行自 我评价可 以释放企 业内部控 制有效性的信息,有助于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黄寿昌、李芸达和陈圣 飞 (2010)考察结果 发现内部 控制报告 的自愿披露确实降低了市场主体之间 的信息不对 称。张龙 平、王军只和张 军 (2010)研究发现 首次执行 内控审计 的公司在其审计行为发生的当年会计盈余质量会有提高。张龙平 等 (2010)发现内部 控制鉴证 提升了公 司会计盈 余质量。方红星、金玉娜(2011)的研究表明: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有效 抑制会计 选择盈余 管理和真 实活动盈 余管理( 除操控性 酌量费用 以外 ) 。高敬忠 、周晓苏 、王英允(2011 ) 研究表明随着机 构投资者持股 比例的增加 , 管理层采取的盈余预告精确性提高,及时性也增强。宋宝、刘佳 (2012)通过实证 结论显示 高质量的 内部控制 能够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赖文海(2013)提出设计完善、执行 有力的内 部控制是 财务报告 可靠性的 有效保证;而且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能够 改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提高盈余质量。
(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
对于此方面, 国外研究大多集中于内部控制缺陷和问题的披露(即负面信息披露)对权益资本成本是否存在负面影响,但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
Richardson和Welker (2001) 研究发现 财务信息 披露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 而社会信息披露会导致融资成本的上升。Botosan&Plumlee(2002)发现随着年度报告披露内容的增加,权益资本成本呈现出降低的趋势,而披露次数的增加会导致权益资本成本升高。Ashbaugh等(2007)研究结果表明最不可能存在缺陷的公司在披露内控缺陷后会有更高的资本成本的增加。Ogneva等(2007)发现当控制了与内控缺陷相关的公司特征变量和分析师预测偏差后,公司是否披露内控缺陷与权益资本成本无关。Ognevaet al. (2007) 发现与未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控制样本公司相比 , 内部控制 缺陷公司 有更高的 权益资本 成本。Beneish et al. (2008) 研究发现市场对前者有显著的负向反应, 随后更长窗口的非正常收益检验表明这种负向市场反应具有一定的长期效应。Beneish等(2008)发现302条款下披露内控缺陷的公司经历了显著的负向异常回报率,权益资本成本也异常增加,而404条款下披露内控缺陷公司的没有发生这类反应。Ashbaugh-Skaife等(2009)研究得到结论: 初次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其权益资本成本将面临较大幅度的增加, 而在此之后如果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得到改善 , 权益资本成本 也会随之降 低。Cassell et al. (2011) 检验了在披露正面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前提下, 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与公司资本成本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已有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 依靠外部融资的企业更可能采取更高水平的披露决策, 并且披露水平越高融资成本越低, 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汪炜和蒋高峰(2004)研究发现,在控制公司资产规模和财务杠杆比率的条件下, 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黄娟娟、肖珉(2006)发现,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与其权益 资本成本 存在显著 的负相关 关系。吴 益兵(2009) 初步得出了内部控制鉴证信息能够降低企业资本成本的结论,但由于其仅仅使用一年的数据为样本,且权益资本成本求解中存在对公式理解的某些偏差, 故其结论尚难令人信服。
(三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 、盈余质量和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
王炜、蒋高峰(2004)认为在控制了公司规模与财务风险变量后,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Francis et al.(2004,2005)发现较低盈余质量会增加资本成本。同样也有研究考察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与公司特征及公司风险水平的关系。
曾颖、陆正飞 (2006)分别以披 露总体质 量与盈余 披露质量指标反映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 研究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会对其股权融资成本产生积极影响。李刚、张伟和王艳艳(2008)研究结果表明,除盈余的持续 性外 ,应计质量 、可预测性 、平滑度、价 值相关性、及时性、稳健性等都与权益资本成本呈负相 关关系。Baginski和Rakow (2009) 充分考虑了盈余预告的存在与否,数量及准确性,认为无论哪个变量的提高都将带来权益资本成本的下降。K.C.Rakow(2010)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研究权益资本成本影响因素的回归方程, 认为管理层盈余预告的精确度、预告态度、信息含量、预告 期间等都会对权益资本成本产生影响。孙文娟(2011)发现:企业内部控制报告的披露未对权益资本成本产生影响, 而企业内部控制报告的披露也未对盈余质量产生影响。王敏(2011) 实证研究得到结论 : 在法律环境好的地区 , 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才有助于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施继坤、方红星、张广宝 (2011)研究发现 :上市公司披露 的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信息能够发挥信号功能, 出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审计师声誉越高,权益资本成本越低。闫志刚(2012)认为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直接降低了企业的经营管理风险, 使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下降。何苦、苗艽(2012) 发现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可以起到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较国企而言,审计质量对非国有企业发挥的作用更大。施继坤(2012)研究发现:审计师声誉在一定程度上为上市公司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信息能够发挥信号功能提供了保证。谢畅(2013)研究发现无论是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还是聘请审计师审计并披露的鉴定报告都不能显著影响公司的权 益资本成本 。马晓睿(2013)认为乐观积极且准确的盈余预告有助于降低权益资本成本, 悲观负面且偏差较大的预告会导致权益资本成本的升高。索有(2014)探讨发现,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可以显著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 但是仅仅自愿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并不能显著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
三、三者关系的研究热点
关于内部 控制信息 有效性的 研究多是 从内控信 息披露与盈 余质量的 关系展开 分析、检验 ;关于内部 控制信息传 递有效性 的研究多 是基于内 控报告降 低了信息不对称,进而产生市场反应展开分析、检验。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效果。国外的研究主 要是从内 控缺陷这 一负面信 息披露的 角度展开 研究 ,结论较为 一致 :企业披露 的内控质 量与盈余 质量存在正向关系,披露内控缺陷的公司会经历 异常的负向 回报。国内文献大多集中于研究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披露的决定因素和经济动机、内部控 制信息披露 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等角度。其他的研究热点还包括:(1)从内部控制缺陷与盈余质量的关系切入 ,揭示内部控 制信息披露与盈余质量的关系 ;(2) 研究内部控制 信息的披露 与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 ;(3) 研究内部控 制缺陷披露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 ;(4) 权益资本成 本的影响因素;(5) 自愿性信息披露是否能降 低公司的权益 资本成本。
四、现有研究的不足及未来展望
(一)现有研究存在的争议及不足
虽然内部控制相关文献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 但是相比于针对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 内控信息披露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资本市场相对于外国资本市场来说,仍处于不成熟的阶段。国内已有的研究大多数把内控信息是否发布作为研究变量, 而没有深入分析内控缺陷的程度和具体类型产生的不同影响。国内内部控制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内部控制自愿性披露的影响因素、信息含量、披露状况等方面,有关内部控制缺陷的研究比较少,国内以往的研究较少区分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形成的不同背景, 国外的研究较多从强制披露的背景下进行研究, 规避了内控缺陷存在与披露难以区分的情况。
我国现有内部控制报告披露效果的研究基本都是针对主板上市公司进行的, 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信息环境、公司特征等都与主板上市公司存在差异,公司在进行内控信息披露时可能会有不同的成本效益权衡, 采取不同的披露策略。国外的研究也发现不同规模的公司在披露内控信息时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国内的研究主要从内控信息披露的充分可靠程度这一正面角度检验市场的反应,多采用事件研究法,基本认可内控信息的披露产生信息增量。
国外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内部控制和权益资本成本二者的关系展开了经验研究,但研究结论并不统一。国内学者并未就二者的关系展开实证检验。此方面研究较少的可能原因是我国上市公司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缺乏动力,披露流于形式。国内的研究多从内控信息披露充分,可靠程度这一正面角度展开检验, 对于披露的内控质量与盈余质量关系研究较少,且结论并不一致。在采用事件研究法考察内控信息披露的市场效应时, 基本认可内控信息的披露为投资者带来增量信息, 但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变化的结论不一致。国外研究主要是从内控缺陷披露的角度对相应市场反应展开检验, 发现披露内控缺陷的公司会经历异常的负向回报, 但权益资本成本变化的结论并不一致。
(二)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展望
盈余信息披露 篇4
重大会计差错更正表明公司之前的财务报表的信息是不准确的, 会使投资者对公司以后财务报表的信息信赖程度产生影响, 这从公司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之后盈余信息的含量变化可以反映出来。本文通过具体实例, 分析了重大会计差错临时披露对盈余信息含量的影响, 投资者对盈余信息的反应, 以及核心盈余差错更正信息对盈余信息含量的影响。
一、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研究概述
上市公司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在国外叫做财务重述, 国外早期主要研究的是财务重述的特征。在Kinney和Me Daniel研究中发现, 如果上市公司规模小, 获利少, 增长缓慢、债务又多, 更正以前年度的季度盈余的可能性更大。在研究高报盈余的公司过程中, De Fond和Jiambalv发现, 高报盈余的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一般较低, 盈余的增长慢, 审计委员会在公司组织结构中缺失。张为国、李宇和王霞对我国的年度财务报表中出现会计差错的A股上市公司进行了研究, 发现公司高报盈余的会计差错具有明显的盈余管理动机, 如果企业规模小, 利润低, 资产负债率较高, 高报盈余错误的可能性更大。对于财务重述对盈余信息含量的影响, Wilson通过对1997到2002年间207家进行财务信息重述的公司研究后认为:在财务重述当期盈余信息含量会暂时下降, 其变化呈U形。我国对盈余信息含量也有大量研究, 如薛祖云和吴东辉研究信息集中披露对投资者有效使用信息的影响, 栗煜霞和李宏贵以实证检验出我国季度报告中具有盈余信息含量。
二、研究方法
(一) 样本及数据来源
2012年我国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已经实行临时披露制度, 所以本文选择的是2012年到2013年出现重大会计差错的A股票上市公司, 季度盈余数据的来源与年报和季报信息, 由深、沪交易所提供, 国泰安信息数据库则提供个股和市场回报率。2012年出现重大会计差错的A股上市公司为189家, 2013年为164家, 一共353家, 其中剔除了金融保险公司、没有数据的公司和2014年之前退市的公司。
(二) 回归模型和变量
本文借鉴了Wilson的一期横截面模型, 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临时披露之前的季度为t=0, 披露之后的四个季度的t∈{1, 2, 3, 4}, 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披露的盈余信息含量的变化期间用披露前后的5个季度的数据进行检验。为了检验重大会计差错临时披露和核心收益重述对盈余信息含量的影响, 需要构建模型检验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披露和之后四个季度的子样本。
这两个模型中的变量包含第t季度披露时的未预期报酬率、第t季度未预期盈余、季度未预期盈余、变量季度、临时披露、核心收益更正的交互项等等。第二个模型加入了四个控制变量, 即公司第t季度初的系统风险、公司的成长性、公司规模和公司审计。
三、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以下表格描述了样本的分布情况, 2012年发布的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189家公司中, 只有14家进行了临时披露, 所占比例为7.41%, 2013年对重大会计差错进行了临时披露的公司只有59家, 占总数的35.98%。由此可知, 虽然证监会规定公司要以重大事情临时报告的方式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后的财务信息进行临时披露, 但是自愿临时披露会计差错的上市公司较少, 仅占据总数20.7%。
核心收益差错是与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及营业费用相关的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除此之外的均为其他会计差错, 2012年核心收益差错在全部差错中占据的比例为34.39%, 2005年为25.61%, 总样本中的核心收益差错占30.31%, 由此看出核心收益差错在重大会计差错占据很大一部分。
此外, 还要进行变量描述性统计。根据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未预期报酬率UR和预期盈余UE的均值和中值为负数, 说明进行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上市公司在盈余公告三天内的个股报酬率比市场报酬率要低, 各个季度盈余处于下滑状态。未预期盈余除了第二季度的均值为正数, 其余皆是负数, 可知进行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司每一季度的盈余比前一季度要低。
(二) 回归结果
第一个回归模型的结果综合反映了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对于披露前后5个季度盈余公告信息含量的影响。UE的反应系数在0.01之上显著为正, 此外, 第一季度到第四季度, 影响系数处于增加的状态, 这显示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使之后盈余信息含量显著减少, 但在之后几个季度中逐渐恢复。其次前后各个季度盈余反应系数显著为正, 显示出未预期报酬率对未预期反应显著为正, 相对于第一季度盈余反应系数, 之后三个季度处于增加状态。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披露前一季度和披露之后四个季度反应系数呈U形, 这说明重大会计差错对盈余信息披露的影响是暂时的。
第二个回归模型描述了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临时披露和核心盈余差错对盈余公告信息含量的影响, 加入控制变量后, 模型二的整体拟和程度有所降低, 但DIS和CORE×UE系数没有发生很大变化, 说明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临时披露一定程度上减少盈余信息含量, DIS系数在0.05以上显示为负, 说明投资者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是有反应的。根据该回归结果, 计算出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临时披露和核心收益差错更正披露后的ERC, 两者都在0.05水平之上显著为正, 但小于重大差错更正后的ERC, 由此可知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临时披露和核心收益差错更正披露减少了盈余信息含量。
四、结束语
通过以上研究可发现, 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披露会减少盈余信息含量, 但是这种影响只是暂时的, 重大会计披露之后的第二季度到第四季度, 盈余信息含量会很快恢复到披露之前, 披露前后季度盈余的ERC呈U型。此外, 投资者对重大会计差错临时披露信息有反应, 核心盈余差错更正的披露会减少之后四个季度盈余信息的含量。2004年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能够保护投资者, 使其更容易对公司的财务信息进行识别, 引导其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其次可以使市场监督重大会计差错更正行为。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 自愿进行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临时披露的公司很少, 使得该政策流于形式, 因此证监会可以尝试强制性执行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临时披露制度。
摘要：本文以2012年到2013年之间353家出现重大会计差错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运用Wilson的一期模型, 检验了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披露前后的盈余信息含量, 结果表明, 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会使盈余信息含量暂时减少, 前后季度盈余的ERC呈U形, 到了第二季度和第四季度, 盈余信息含量会恢复到披露之前。投资者对于重大会计差错临时披露的盈余信息有反应, 核心盈余差错的更正披露会使之后四个季度的盈余信息含量减少。
关键词：重大会计差错,临时披露,盈余信息含量
参考文献
[1]翟华云.重大会计差错临时披露的盈余信息含量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 200 9, 23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