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信息治理（共7篇）
盈余信息治理 篇1
摘要：会计政策的选择是客观存在的, 会计准则只能规定会计政策的可选择的空间, 而不能限定所有企业使用同一种会计政策。但是众多不规范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导致了企业管理当局产生了机会主义的盈余管理, 这对于资本市场的完善以及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都是极为不利的。本文试从会计政策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的角度出发并结合我国目前的具体情况来分析规范会计政策选择的方法, 以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和资本市场的有效性。
关键词：会计政策,会计准则,盈余管理,盈余信息治理
一、盈余信息及其治理 (概述)
盈余是上市公司在一定期间内经营成果的表现形式, 也是评价经营者业绩的一项重要指标。因此, 盈余信息是关于公司盈余的信息。目前, 国际会计准则、各国会计准则以及我国的会计规范体系大都规定以年度和中期利润表作为会计主体的盈余信息的披露方式, 因此可以说盈余信息的质量在目前的会计界可以以利润表及相关报表的质量来近似表示。根据会计目标的理论———决策有用论, 盈余信息的质量就必须与会计目标相一致, 即会计主体披露的盈余信息要足以达到可以使信息使用者产生决策差别的要求。
从我国目前上市公司年报的披露情况来看, 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披露的信息不够真实:管理当局为了自身的利益蓄意歪曲或不愿意披露真实、详细的会计信息, 这种情况已经成为上市公司年报中的普遍现象;二是信息披露不够充分:管理当局往往对有利与企业的会计信息过量披露, 而对不利于企业的会计信息则披露不充分甚至避而不谈;三是会计人员对于准则的使用不规范, 理解不够透彻导致披露的信息与企业实际的经营结果不符。
由于盈余信息的披露直接影响到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和企业是否能够做出科学决策, 所以加快盈余信息治理问题是我们目前应解决的首要问题。所谓盈余信息治理, 从宏观上讲是指通过会计法、会计准则等其他法律法规的制定, 对微观会计主体的盈余信息披露进行规范和监督, 从而使得盈余信息的披露更加符合会计目标, 促进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从微观上讲是基于委托代理关系中各方都关注的问题, 对相关理论和实践进行梳理, 使得人们可以用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委托代理关系和公司治理问题, 其本质上则是一个如何有效推进企业科学决策的问题。
二、会计政策选择的结果———盈余管理
(一) 盈余管理及其基本特征
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在合法的范围内, 通过选用不同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会计方法等, 对利润进行调整, 以追求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盈余管理趋于预定的管理目标, 实现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其中包括股东财富最大化, 符合债务契约约束条件, 减少经营风险, 避免政治成本, 合理避税等。
盈余管理的基本特征是:第一, 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的管理当局;第二, 在盈余管理的过程中, 企业管理当局是有目的、有意识地选择对自身有利的会计政策或交易安排, 即管理当局是有意图的;第三, 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的目的在于获得自身的利益。
盈余管理按照其经济后果可以分为两种形式, 一是管理人员如果发生机会主义倾向, 在满足自身效用的同时侵犯公司的效用;二是在有效资本市场中, 管理人员运用盈余管理维护公司运作的稳定性、弥补契约刚性的缺陷, 或是低成本的传递内部信息以前瞻性的引导资源配置, 则表明恰当的会计政策选择能够提高盈余信息的有用性。
(二) 盈余管理与会计准则的关系
从前所述可知, 有效地引导管理当局合理进行盈余管理并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那么, 准则的制定以及关于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随着越来越多准则的颁布, 给企业留下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 但企业仍然要面临会计政策的选择。这是因为:1.会计准则的制定不是纯技术的, 而是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多次博弈的结果。各利益相关者都想使准则对自己有利, 因而从自己的特殊利益出发提出各自的要求;作为利益相关者一方的准则制定机构, 为了平衡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 使准则制定和执行的阻力最小化, 同时也为维持自己在准则制定中的权威性和垄断性, 保证各方都能接受博弈的结果, 也必须赋予企业一定的会计政策选择权。2.会计准则与会计实务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空白, 因而在实践中常出现会计处理无法可依的现象, 这也为会计政策选择提供了空间。但这并不属于违反会计准则的行为, 因为会计准则根本就未对此做出规定。在这种会计准则未做出规定的领域, 企业拥有更大的选择权。
因此, 在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 即便是再详尽的会计准则也无法替代专业判断和会计政策的选择。另外, 制定过于详尽的准则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即无论会计准则规定得多细致, 只要会计人员 (管理当局) 的机会主义存在, 他们的造假能力将会与准则的细致程度成正比。所以, 从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和其本身的特点可以看出, 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是客观存在的, 而且盈余管理是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的。既然会计政策的选择不能通过会计准则的完善来消除, 那么盈余管理当然也是客观存在的, 我们也无法通过会计准则的完善来消除企业盈余管理活动。
三、规范我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建议
(一) 健全会计标准的执行机制
经过分析会计准则的制定不能够消除会计政策的选择, 但是为了使制定的准则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有必要成立一个会计标准释疑委员会, 其职责是建议在各种情况下如何正确地运用会计准则, 否则, 管理人员往往会置身于会计政策的选择而无所适从。而且该委员会可以通过收集能反映经济实质的证据, 从而更好地解释准则中相应的规范并提供指南。委员会的工作不仅可以反映现行准则的价值, 而且可以促进其不断完善。
(二)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1. 从监督代理方角度看会计政策选择的规范
代理理论使得会计政策选择的不同倾向的产生, 那么, 从完善代理机制角度来谈规范会计政策的选择则有其存在的意义。
第一, 完善企业经营业绩评价指标体系。根据代理理论, 依照传统的业绩评价指标容易造成管理人员的机会主义倾向。所以改进的意见是:应增加一些非财务性的业绩评价指标, 如市场占有率、产品与服务的品质、生产率、企业与顾客的关系, 等等。虽然这些指标理论界早有提出, 但真正实施的企业少之又少。若是企业更多地关注诸如市场价值、品牌价值、新产品的开发能力、员工的培训等非财务性指标, 管理人员的关注范围一部分会转移到这些非财务评价指标上去, 这样有利于减少机会主义产生的动机。
第二, 要减少“用脚投票”的逆向行为———壮大机构投资者并重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只有机构投资者的队伍壮大了, 股权过于集中和流通股过于分散的状况才会有所改变。当机构投资者所持有的股票大量增加后, 大多数股东就会改变“用脚投票”的做法和对企业管理旁观、漠不关心的态度, 积极介入企业战略管理, 从外部施加压力, 要求公司改善治理结构。另外, “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使得其他利益相关者除政府外对企业选择会计政策等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所以, 要重视债权人、员工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重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实际参与, 通过公司章程等正式制度来确保每个利益主体能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公司重大决策。
2. 从降低债务契约成本角度看会计政策选择的规范
通过债务契约成本的分析, 管理当局通过会计政策选择企图降低债务契约成本的行为是客观的, 但若是不恰当的会计政策选择则可能对于债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害。所以必须完善企业的盈余信息披露制度。
强有力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对公司进行监督的有效措施, 是股东行使表决权的关键, 是影响公司行为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有力工具。可以使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透明度增加, 将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置于公众监督之下, 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经营者利用会计政策而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从而提高会计政策选择的公允性。新会计准则对于财务报告体系进行进一步规范后, 强调了资产负债表的核心地位, 更加倾向于用资产负债表的质量来衡量企业的经营结果, 即只有所有者权益增加的情况下, 才能表明企业价值的增加和股东财富的增长, 并以此来评价管理当局的经营业绩。但是由于信息披露的不真实性、不及时性、不公平性等问题的存在,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还是我们必须一贯坚持的政策。
3. 提高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我国注册会计师独立性有了一定的展现, 但这种独立性更多的是风险回避型的“两难取其轻”的选择结果, 或者说为了规避责任, 迎合监管部门希望看到注册会计师说“不”的结果。由于说“不”可能失去客户, 注册会计师尚做不到说“不”, 这样注册会计师这个中介就做不到很好的公正作用。对于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也起不到规范作用。因此, 建议从改革收费机制、理顺协会、证监会、财政部、审计署在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督中的职能与分工等角度提高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4. 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
根据以上配股动机和规避市场监管动机的分析可以知道, 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不规范现象主要与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安排紧密相关。也就是说, 我国资本市场中的会计信息失真很大程度上是政策诱导的, 是相关政府机构不愿意或不相信市场力量的结果。因此, 从源头上缓解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减少会计指标的监管制度, 这要求建立市场化的上市、配股和退市机制, 真正让市场成为非政府监管来调节社会资本的配置。
另外, 最重要的是构建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健康环境, 这样才可以有效地治理盈余信息。具体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提高注册会计师的执业水平, 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和中介市场, 构建证券市场法规及诉讼机制, 健全会计标准的制定和执行机制。当然, 前文已述, 机会主义的渗入会影响到盈余信息的治理, 所以盈余信息治理不仅是会计界应高度注意的问题, 还会涉及会计运作的经济环境的治理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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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云.新会计准则对企业盈余管理的遏制[J].财会月刊:综合版, 2006 (9) .
盈余信息治理 篇2
关键词：修正的Jones模型,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高管薪酬
一、引言
会计研究的基本对象是会计信息, 是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状态、特征及其变化的表述, 是可计量的经济信息。作为会计信息的主要组成部分, 公司的盈余信息一直备受股东、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注。无论是会计信息的编报还是会计信息的使用与评价, 盈余信息无疑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经营环境的日益复杂, 上市公司基于各种动机通过对盈余的操纵来粉饰财务报表。从美国的安然事件到我国的红光、银广夏事件, 盈余信息的质量不断下降, 甚至影响信息使用者做出正确的经济决策。因此, 如何提高盈余信息的质量逐渐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 而公司治理作为影响盈余信息质量的根源 (刘立国、杜莹, 2003) , 必然成为研究与分析盈余信息质量的入手点。本文拟在国内外有关公司治理和盈余信息质量的研究成果基础上, 利用实证检验的方法来探求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和盈余信息质量之间深层次的关系, 同时希望能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发现问题、提出改进的措施, 从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提高盈余信息的可靠性。
一、文献回顾
(一) 公司治理结构
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界定, OECD公司治理原则 (2004) 认为, 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涉及公司的管理层、董事会、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整套关系体系。美国学者布莱尔 (1995) 则认为:狭义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和股东权力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则指公司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套法律、文化和制度安排, 决定着公司目标, 谁在什么状态下实施控制, 如何进行控制, 风险与收益, 如何在不同成员之间分配的问题。从管理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分析, 狭义的公司治理问题主要是股东与董事会, 董事会与经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问题。而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主要包括三方面的问题:选聘 (解决委托人如何选择代理人的问题) 、监督 (解决董事会如何对经理人进行考核和制约的问题) 以及激励 (解决采取何种收益分配激励方式的问题) 。只需对号入座, 便不难得出上市公司股东选择代理人的方式取决于其股权结构, 董事会特征则影响其监督职能的效果, 经理层的激励反映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激励问题的结论。
(二) 盈余信息质量
盈余信息是企业在一定期间内经营成果的表现形式, 是企业披露的最重要的会计信息之一, 是评价经营者业绩的重要指标。而关于公司盈余信息质量的定义, 国内外的研究尚没有统一。具有代表性的有:利奥波德·A.伯恩斯坦和约翰·J.维欧德 (1999) 指出“盈余质量是指盈余和评价企业业绩之间的相关性”;彭曼和张小军 (2001) 从目前盈余预测未来盈余的角度, 将盈余质量定义为“当期盈余作为预测未来盈余指示器的能力”。这些可以归纳成为当前盈余的可靠性以及预测未来盈余的相关性。而盈余信息的可靠性又是预测未来盈余相关性的基础, 所以本文认为盈余信息质量的实质体现在指盈余信息的可靠性上, 其中可靠性又体现在信息披露中的盈余与企业实际盈利水平是否一致上。
(二) 关于公司治理与盈余信息质量的关系
根据前述公司治理结构的定义和研究方向, 本文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和管理层激励三个方向对有关公司治理和盈余信息质量关系的文献进行了分类整理。 (1) 股权结构。股权结构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股权构成, 我国主要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和流通股;二是股权集中度, 如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 (Z指数) 、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均值 (CR指数) 等 (潘爱玲、王英英, 2007) 。首先, 刘立国 (2003) 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 认为流通股比例与财务舞弊成负相关;梁杰等 (2004) 发现国有股比例与财务报告舞弊成正相关。而李常青 (2004) 则发现国有股比例与盈余信息质量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并且认为我国流通股股东是一个弱势群体, 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不大, 实证检验发现流通股比例与盈余管理大小关系不显著。其次, 对于股权集中度对信息质量的影响, La Porta等 (1998) 的实证研究和蔡宁等 (2003) 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检验均发现股权集中度与财务报告质量负相关, 而刘立国 (2003) 等则认为股权的适度集中是必要的, 但过度集中会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2) 董事会特征。Fama (1980) 认为董事会是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核心, 包括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制度和董事长与CEO是否兼职三个方面。王立彦、刘军霞 (2003) 发现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负相关, 同时认为董事会的独立性与盈余信息质量有较显著的正相关, 但尽管国外有不少学者研究证明独立董事制度有助于提高公司盈余信息的质量。钟伟强等 (2006) 以2004年度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检验, 结果表明:独立董事的存在并未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自愿披露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在国内, 证监会把总经理与董事长的两职分离作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措施, 邓小洋等 (2006) 认为两职合一与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 (3) 关于管理层激励与盈余信息质量的相关研究。Wattand Zimmerman (1986) 认为出于管理报酬契约的动机, 经理层会操纵会计利润数据以谋取私利;而韩丹等 (2007) 认为管理层激励会减少会计造假动机。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 不难发现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和高管人员的激励方式等内部治理特征对盈余信息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 本文认为, 可以将这三个治理特征指标化, 分析各个指标对盈余信息质量的作用方向, 以此建立系统的有助于提高盈余信息质量的内部治理结构。
(1) 股权构成。我国证券市场特殊的发展历程导致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上市公司股权多元化和股权结构复杂化, 根据股权的性质可以分为国家股, 法人股和流通股。在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以前, 国有股高度集中且处于控股地位, 流通股份比例较小, 仅占1/3左右, 且大多为个人股东所持有。虽然从理论上讲, 流通股股东可通过参加股东大会投票选举和更换董事会成员来对公司管理层实施监控, 但个人股东的有限资金决定了流通股的分布较为分散, 小股东为了参加股东大会、履行监督职责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往往选择“免费搭便车”、“用脚投票”的方式参与公司治理。然而“股改”之后, 证券市场不断规范化, 流通股比例大幅增加, 且机构投资者开始增多。由于合理的股权结构有助于吸引和组织更多的社会资本, 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规范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变得更加有效 (陈晓、江东, 2000) 。因此, 将流通股比例作为股权结构的重要指标非常必要, 研究分析证券市场流通股比例增加之后公司治理的效率是否提高以及其是否有助于上市公司盈余信息质量的提高。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中的机构投资尚未充分发展, 流通股绝大部分由中小股东所控制, 所以在这种尚不完善的证券市场中流通股比例与股权集中度具有很高的相关性, 即较高的流通股比例对应着较低的股权集中度。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出现, 本文只将流通股比例作为代表股权结构的唯一指标, 并提出假设:
H1:上市公司的流通股比例与盈余信息质量正相关
(2) 董事会特征。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时间较短, 运行效率较低, 其作用还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尽管独立董事的人数在不断增加, 但仍不能摆脱“花瓶董事”的尴尬境地 (吴冬梅、边文霞, 2006) 。因此, 本文未将独立董事指标纳入对我国内部治理结构特征研究之中。而董事会规模则一向被认为是影响盈余信息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Lipton和Lorsch (1992) 以及Jensen (1993) 认为, 董事会人数越多, 董事会成员间的交流和合作就越困难, 从而董事会对管理层的控制能力就越弱, 也越容易产生“搭便车”问题。相反的, Chaganti等 (1995) 则认为董事会规模较大可以提供更大范围的服务, 可以容纳尽可能多的相关利益者的代表, 董事会成员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会更广泛, 更有可能吸收独立董事加入董事会, 保护各方利益不受损害。由于我国公司的规模较小, 董事会规模尚未达到影响交流合作有效性的程度, 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设:
H2: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规模与盈余信息质量正相关
董事会的另一个主要特征为董事会的领导权结构, 即董事长与CEO是否兼任。公司治理理论与最佳实践都鼓励董事长与CEO两职分任, 但是我国目前上市公司中二者由一人兼任的情况十分普遍。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会使CEO的权力过度膨胀, 严重削弱董事会监督高层管理人员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尤其在我国市场机制、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 企业外部控制机制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更容易造成企业事务一人独断的现象 (王立彦、刘军霞, 2004) 。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设:
H3:上市公司董事长和CEO两职合一与盈余信息质量负相关
(3) 管理层激励。国外研究者认为对管理层的股权激励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给管理层配股 (主要通过股票期权的形式实现) ;二是管理层薪酬激励。针对股票期权, 利益趋同假说认为当管理者与股东利益趋于一致的时候, 会计造假动动机减弱;而掘壕自守假说认为管理者持股增加, 其收益多少直接与公司股价高低挂钩, 管理者为了获取巨额利润不惜操纵会计报表, 增加会计盈余, 促进股价上涨, 加大了会计造假的动机。至于管理层薪酬, 与公司当期盈利额相挂钩, 作为一种显形的激励机制, 对高管人员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有的国内学者认为高管人员在违背大股东要求所带来的成本和所增加的收益之间进行权衡, 进而有可能做出新的决定, 来维护股东的利益, 减少通过会计信息操纵实现自我利益的动机。而有的学者 (主要为国外学者) 则认为高度的激励性报酬会产生严重的自利交易行为, 经理层可以通过操纵相关的合约参数, 以增加其自身报酬, 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激励机制的作用。尤其在较弱的内部治理结构, 这种反向作用更加明显。考虑到我国目前管理层持股和股票期权的激励方式还不多见, 一般是采用的薪酬激励方式;同时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有效性比较低、董事会功能较弱, 而高层人员的薪酬整体水平又偏高, 本文提出假设:
H4: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薪酬与盈余信息质量负相关
(二) 盈余信息质量的计量
根据前文所述, 盈余信息质量是一个定性概念, 实质为盈余信息的可靠程度。因此本文将操控性应计利润 (Discretionary Accrual Profit-DAP) 作为中间量, 对盈余信息质量进行量化处理。原理如下:应计利润 (Total Accruals-TA) 作为盈余与经营活动现金流之差, 实质上汇总了所有会计选择对盈余的净影响, 由非操控性 (Non-discretionary Accruals-NDA, 即正常的) 应计利润和操控性的应计利润组成见 (图1) 。操控性应计利润是指管理层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可自由选择的项目;后者则是指在会计方法选定之后, 管理层出于盈余操控的动机, 进行的人为利润调整部分 (王立彦、刘军霞, 2004) 。然而盈余操纵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会计信息中的盈余信息失真、可靠性降低, 即盈余信息质量下降。因此, 操控性应计利润是从如实表述的角度对盈余信息质量进行度量, 操控性应计利润金额越大, 盈余信息质量越差。本文利用修正的Jones模型并借用DD模型的分析思想, 在模型回归的基础上估计出非操纵性应计利润 (NDA) , 将Jones模型中不能解释的部分 (模型回归后的残差标准值的绝对值) 作为操纵性应计利润 (DAP) , 用于度量盈余信息质量。计算应计利润 (TA) , 可以选用资产负债表法、净利润法和现金流量表法。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 应计利润的所包含的内容有所差异, 导致DAP的估计误差也不同。由于本次分析所用数据按照现金流量表法计算出的TA值与资产负债表法、净利润法下计算的TA值差异过大, 又考虑到净利润计算方法对模型的检验能力高于资产负债表法 (李吉栋, 2006) , 本文选择净利润法计算TA。修正的Jones模型: 。其中, TAt为公司第t年应计利润;REVt为公司第t年销售收入;△REVt为公司第t年销售收入变动额;△RECt为公司第t年应收账款净额的变动额;PPEt为公司第t年固定资产净值;在净利润法下, 盈余=财务费用 (FC) +营业利润 (OI) ;TA=盈余-经营性现金流量 (CFO) 。
(三) 模型设计和变量定义
本文试图研究公司治理结构特征与盈余信息质量的相关性。因此, 首先要计算出公司操控性应计利润 (DAP) 并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 然后根据所选择的解释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设立的模型如下:DAP=α1LIQ+α2DUAL+α3BRDSIZE+α4MGPAY+β1SIZ+β2EPS+β3LEV+δ。从模型中不难看出, 本文所研究的变量主要包括被解释变量 (DAP) 、解释变量 (流通股比例, 董事长与CEO兼任情况, 董事会规模以及高层人员薪酬) 和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偿债能力) 三部分组成。 (1) 被解释变量。本文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得到操控性应计利润来定义盈余信息质量, 将DAP作为被解释变量。 (2) 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是代表公司治理结构的四个变量, 包括:流通股比例 (LIQ) 、董事长与CEO是否兼任 (DUAL) 、董事会规模 (BRDSIZE) 、高管人员薪酬 (MGPAY) 。 (3) 控制变量。为了控制其他盈余操控的动机和公司业绩、规模等因素的影响, 本文在模型中设立了3个最为常见也是必须考虑的控制变量:公司当期销售收入 (SIZE) ,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值较小, 为了提高模型的拟合程度, 本文采用当期销售收入的自然对数的倒数来表示;公司的偿债能力 (LEV) ;公司的盈利能力 (EPS) , 见 (表1) 。
(四) 样本选择
本文财务报表数据来自CSMAR系列研究数据库中的中国上市公司财务年报库, 财务指标来自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分析数据库, 有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特征数据来自CSMAR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数据处理和分析运用SPSS.15完成。本文研究样本为来自CSMAR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和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中的在沪深A股上市的、剔除金融保险业公司后的上市公司数据 (金融类公司经营业务较为特殊, 其财务指标不具有行业的普遍性、易产生极值变量, 影响模型的回归) 。同时考虑到公司财务报表数据与公司治理指标数据的对应原则, 剔除含有缺失指标的公司数据后分别得到:2004年613个样本, 2005年653个样本以及2006年652个样本, 共计1918个样本观测值。
注:ε軈2标准残差值;用来代表应计利润中人为操控的部分
四、实证结果分析
注:相关系数的单侧t检验, 显著性水平即P值设定为0.05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 (表2) 。可以发现流通股比例的均值超过40%, 最高值接近90%, 表明我国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成效显著, 比起2004年之前流通股比例不及1/3的状况大有不同, 资本市场正在向规范化发展。董事会规模区间为 (3, 18) , 未超过10-20人的董事会规模上限, 因此我国董事会规模不存在因过大而影响决策效率的情形。而高管人员年薪均值超过150万, 最大值已经超过2000万, 远远高于普通公司员工的年薪水平。激励作用被大大削弱, 反而成为管理层实施盈余操纵的助推因素。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 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销售收入的不断增加 (均值已超过十亿元) , 为管理层创造了更多操纵盈余的空间;而普遍较低的盈利能力和较高的债务负担也自然成为了盈余操纵屡屡发生的诱因。
注:回归系数的t检验, 显著性水平即P值设定为0.05;方程拟合程度的F检验, 显著性水平即P值设定为0.05;
(二) 修正的Jones模型回归分析
尽管不同行业间的应计利润有所不同, 而且在之前的控制变量设计中没有考虑行业因素, 但是吴东辉 (2001) 指出, 分行业的回归结果表明对非正常应计的研究往往是低效力的。所以本文依照效率原则, 不再区分行业数据进行回归。同时, 考虑到单一年度样本数据较少, 而最近三年内所研究数据性质没有发生太大变动, 因此采用不分年度的混合 (面板) 数据对修正的Jones模型进行回归。 (表3) 数据显示, 所选三个变量INREV、REVREC、PPE与TA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其中当期销售收入与应计利润值成正相关, 公司规模越大应计利润额就越大;当期因销售产生的实际现金流入占当期收入比重与当期应计利润成负相关, 实际产生的现金流量越大, 应计部分金额就越小;固定资产规模大, 当期折旧金额就大, 导致应计利润作为盈余与经营性现金流量差额的绝对值就越大, 而由于此部分差异为负, 所以呈现负相关关系。根据 (表3) , 可以得到修正的Jones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R2=0.967; 。可以得到根据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出的操控性应计利润, 均值近似为0。这表示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区间内, 公司进行盈余操纵的影响可以大致抵消的现象, 因此其标准差也较小。
(三) 公司治理结构与盈余信息质量的回归分析为
为了提高所建模型的回归质量, 在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时本文剔除了|EPS|>2且|LEV|>10的极端变量, 因此统计样本量变为1887 (在线性回归时自动剔除了含有缺失值的样本, 所以有效样本量减少为1846) 。
(1) 偏相关分析。回归模型中各变量间的偏相关分析见 (表4) 。模型中变量间的偏相关分析涉及各控制变量、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和各控制变量、解释变量相互间的相关性分析, 旨在了解各变量之间是否有较大的相关关系。如果有的话, 会做提前处理以减少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可以看出, 解释变量中MGPAY与DAP的相关性最大, 其他三个变量与DAP成弱相关。同时三个控制变量和四个解释变量均与被解释变量相关系数均通过t值检验。其中DUAL变量的t值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044, 接近所设置的P值, 但是考虑到DUAL为虚拟变量, 数据特征较差, 0.044的显著性水平可以接受。而各个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相间的相关系数都未超过0.3, 表明相关程度弱, 因此无需将变量分开采用多个模型进行回归, 即全部纳入一个模型中可行, 不会造成明显的多重共线性。
(2)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由于七个变量的VIF值均远小于10, 因此在模型中彼此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根据 (表5) , 可以得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DAP=-0.04LIQ+0.034DUAL-0.056BRDSIZE+0.822MGPAY-0.054SIZE-0.029EPS-0.072LEV。通过结果分析, 不难发现该回归模型整体拟合程度较高, 四个解释变量和三个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DAP解释能力也较强。结果归纳如下:第一, 流通股比例与盈余信息质量正相关。流通股比例越大, 股权分散程度越高, 间接增强了股东对公司治理的监督和约束的效力, 使得操纵性应计利润下降, 盈余信息质量提高。第二, 董事长与CEO兼任降低盈余信息质量。当两职合一的时候, 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之间严重缺乏权力制约机制, 无疑为其操作公司利润提供“便利”, 使得操纵性应计利润增大, 盈余信息质量下降。第三, 董事会规模与盈余信息质量正相关。董事会规模越大, 越能充分代表公司各方利益相关者, 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制约机制也就越有效。这些使得公司进行应计利润操作的难度加大、空间变小, 盈余信息质量提高。第四, 高层人员薪酬与盈余信息质量负相关。本文之所以得出高管激励机制失灵的结论, 是因为公司支付高薪一旦达到一定水平, 管理层就会为了保住高薪进行更多的盈余操控。也就是说, 高层人员薪酬越高, 经营压力就越大, 更加迫切地需要提高公司利润以显示自己的工作业绩。那么当预期目标无法实现的时候, 高层人员往往进行应计利润的操纵, 造成盈余信息质量下降。第五, 至于三个控制变量, 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公司规模与盈余信息质量负相关、公司偿债能力与盈余信息质量正相关以及公司盈利能力与盈余信息质量正相关的结论。主要是因为当公司销售收入越大、规模越大, 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空间越大, 盈余信息就越不可靠;公司的负债越多、盈利能力越差, 操纵盈余的动机就越明显, 盈余信息质量也就越低。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CSMAR研究数据库2004年至2006年的数据, 结合我国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特点, 通过选择特征指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方法, 在考虑公司规模等控制因素的前提下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以及高管薪酬三个公司治理结构要素对盈余信息质量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流通股比例 (LIQ) 与DAP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负相关;董事长与CEO兼任情况 (DUAL) 与DAP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董事会规模 (BRDSIZE) 与DAP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负相关;高层人员薪酬 (MGPAY) 与DAP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公司规模 (SIZE) 和公司的偿债能力 (LEV) 与DAP成正相关, 而公司的盈利能力 (EPS) 与DAP成负相关。
(二) 政策建议
盈余信息治理 篇3
1 生物资产确认中的盈余管理手段
资产的合理分类是进行资产确认的前提条件,生物资产也不例外。由于生物资产种类繁多,准则中对生物资产的分类过于简单,从而加大公司生物资产确认的灵活性,便于从生物资产会计核算开始对生物资产进行盈余管理。以雏鹰农牧为例: 雏鹰农牧将仔猪、后备种猪放入消耗性生物资产中核算。当仔猪饲养期满通过筛选转栏,分别按照后备种猪、肉猪饲养,或直接销售。后备种猪生长期满可以作为生产性生物资产饲养,或者出栏销售。该企业的仔猪与后备种猪由于其最终用途并未明确,既可以划分为未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也可以将其作为消耗性生物资产核算。以上做法增加了企业的流动资产,流动资产的增加会影响企业相关评价指标如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从而增加盈余管理的空间。众所周知,我国5号生物资产准则中明确规定,如果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减值损失可以转回。但是对于生产性生物资产来说,一旦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就不得转回。同时作为生产性生物资产的需要在年末或者月末计提折旧,而消耗性生物资产并不需要。费用的增加会使得企业利润减少,利润的减少又会降低企业应纳所得税。
2 生物资产计量中的盈余管理手段
计量模式的选择作为会计核算的关键环节,其影响意义深远。对于生物资产计量属性的选择,自生物资产准则颁布之日起,学术界就从未停止过争论[1]。但是无论选择何种计量模式,都存在盈余管理的手段。如前文所述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下可以通过对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损失的计提与转回进行盈余管理。对于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盈余管理的手段,以晨鸣纸业为例,通过对比两种计量模式不同的会计处理来说明。2013年晨鸣纸业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年初账面价值为人民币1 169 269 054. 15元,购买林木增加人民币12 924 958. 49元,因繁育而 增加人民 币146 110 483. 57元,因出售而减少人民币22 385 201. 20元,因公允价值变动而增加人民币11 221 828. 76元。不考虑以前年度情况,假定年初账面价值即为取得时成本。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下2013年年末晨鸣纸业消耗性生物资 产的账面 价值应为 人民币1 305 919 295. 01元,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的账面价值则为人民币1 317 141 123. 77元。二者之差11 221 828. 76元即为公允价值变动金额,计入损益影响当年利润。再假定此项消耗性生物资产在当年全部出售,其最终形成利润数字是相同的( 因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其成本也会增加11 221 828. 76元) 。由此可见,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是一种可以将以后的利润提前确认的方法,企业可以通过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达到平滑利润的目的。同时也应注意到,39号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盈余管理的空间。但39号公允价值计量准则也并不完美,如对估值技术的选择。管理者完全可以采用对自身有力的估值技术,进行利润的操纵。
3 生物资产披露中的盈余管理手段
生物资产的不披露或者少披露都是企业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首先,对于生物资产会计政策与估值技术披露。准则规定应披露企业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的选择及其变更情况。但是很多企业也只是将会计准则照抄,并没有与企业具体情况相结合。如福成五丰对于生物资产的分类,企业只是简单叙述准则定义,并未详述该企业在消耗性生物资产中核算了哪些资产。其次,对生物资产具体内容的披露。我国5号生物资产准则中规定了11项需要披露的内容,但是有些公司并未严格执行准则。如准则中规定需要对各类生物资产数量进行披露,但是我国12家畜牧业上市公司中仅有3家对生物资产的数量进行了披露。最后,对于生物资产披露格式化的问题。我国生物资产的披露格式非常混乱,如消耗性生物资产是否单独作为一项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问题。很多上市公司将消耗性生物资产放入存货中列示,但也有将消耗性生物资产作为单独一项资产列示在流动资产中的。凌乱的披露格式降低了生物资产横向与纵向的可比性,易于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4 过度盈余管理的治理对策
4. 1 完善相关准则
4. 1. 1对于生物资产的确认应从完善生物资产分类开始。首先,对生物资产按照生物资产生长发育周期规律进行划分,划分为一年生生物和多年生生物[2]。将一年生生物全部作为消耗性生物资产在流动资产中列示。其次,将多年生生物资产按照种类及利用方向进行划分,以出售而持有或为将来获得农产品而持有的划分为消耗性生物资产,如鸡可以划分为肉鸡与产蛋鸡,其中肉鸡全部作为消耗性生物资产在流动资产中列示。最后,按照生物资产的生长阶段划分,如蛋鸡可以划分为雏鸡、青年鸡、产蛋鸡、淘汰鸡。将雏鸡与青年鸡作为未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在非流动资产中列示,产蛋鸡作为成熟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同样在非流动资产中列示,而淘汰鸡作为消耗性生物资产列示在流动资产中[3]。
4. 1. 2对于生物资产的计量首先,加大企业选择计量属性的自主性。理论上,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盈余管理的空间大于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但是这种状况并非一成不变,如果存在活跃且有序的交易市场,市场的价格信息容易获取,公允价值计量生物资产会使企业选择性降低,盈余管理空间缩小。其次,对于消耗性生物资产计提减值转回的问题,应严格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条件,如要求企业提供资产评估时认定的或市场中获得的可靠证据。最后,应完善公允价值的计量准则。对于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的估值技术的应用条件、采用的公式、3种估值技术是否可以同时采用及是否可以采用其他估值技术应作出详细规定。4. 1. 3对于生物资产的披露首先,应明确消耗性生物资产与生产性生物资产必须进行单独披露。其次,对于与其主营业务关系密切的每类生物资产的数量、折旧年限、折旧方法及原因、计提产减值的原因等进行详细披露。最后,规范生物资产披露的格式。如对每类生物资产在报告中披露的位置、披露的内容及重要内容披露中重要性的认定等问题作出规定。
4. 2 发展资产评估行业
生物资产评估行业的规范必然会为生物资产会计核算提供可靠计量基础。39号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的颁布必然会导致评估行业的繁荣,在日渐繁荣的评估行业中如何保证评估团队的素质,完善相关评估行业准则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目前我国资产评估行业仍处于婴儿阶段,相关行业准则很不完善,评估人员素质也层次不齐。2014年8月份资产评估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务院取消了注册资产评估师的资格认定,将其认定权利逐步移交行业协会。同时《资产评估法( 草案) 》列入201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工作计划。相关改革措施必然会完善我国资产评估行业制度。但是我国也必须借鉴国外评估行业管理模式,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对特定行业拥有相关行业标准,评估工作通常由单独评估者完成,并由一个机构对大多数公司提供生物农业资产估价的服务。这样不仅仅降低了对于价格信息采集的成本,还同时减小了盈余管理的空间。
4. 3 加强内外部审计
审计对遏制过度盈余管理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外部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及相关审计人员肩负着重要责任。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较晚,相关制度与国际还存在很大差距。首先,应完善注册会计师行业相关制度,如准入与退出制度、相关评价制度。其次,提高注册会计师人员素质。这不仅仅是专业化水平,更加要提高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素质。最后,应加强企业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良好的沟通对于消除内外部审计分歧与降低审计成本十分必要。
4. 4 健全企业内部控制体系
基于契约理论,企业管理当局与企业所有者处于不同利益的考虑,对企业是否进行生物资产盈余管理的态度是不同的。完善的内控体系不仅是企业提高运作效率的重要手段,更是企业所有者遏制管理当局过度盈余管理的重要途径。首先,应健全企业权利制衡机制。现如今我国多数企业呈现出一股独大的局面,经营者不仅拥有经营权、决策权,还拥有监督权,而企业监事会形同虚设。因此,应赋予企业监事会实权,彻底实现董事会、监事会等企业其他部门权利的制衡。其次,应健全企业业绩评价及激励机制。目前,我国大多数公司的激励机制并不完善,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业绩评价体系十分必要。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不仅仅是针对企业管理者,对企业独立董事、员工同样需要建立。
参考文献
[1]李璐.浅议我国生物资产的会计计量模式[J].会计之友,2012(2):23-24.
[2]陈祖友,杨薇.完善生物资产准则的若干建议[J].财会月刊,2013(4):30-31.
上市公司过度盈余管理及其治理 篇4
企业通常可以通过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开发支出资本化、借款费用资本化、债务重组等方法合理地进行盈余管理。盈余管理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度”, 过度盈余管理的结果会导致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会计信息质量下降, 进而损害到报表使用者的利益。过度盈余管理是违背会计职业道德准则的行为, 同时它也会对公司的长期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银广夏事件以后, 许多股民在凄风苦雨中含泪出局, 退出仅剩零头的本资, 有些股民甚至发誓宁愿过“朝餐是草根, 暮食仍木皮”的日子, 也要远离股市, 与股市老死不相往来。这严重影响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 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过度盈余管理现象比较普遍, 由于我国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目前还处于和国际接轨的过程中, 不少制度的设计上还存在不足, 为上市公司实施过度盈余管理留下了空间。而且我国在监管过度盈余管理方面的规定尚不完备, 打击的力度不够大, 使得进行过度盈余管理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 从而造成了上市公司过度盈余管理现象的普遍存在, 其调整盈余的数额之大、程度之深, 远远超过了正常的盈余管理。具体表现有: (1) 以某项资产还处于试生产阶段为借口, 年年利息资本化, 以虚增资产和利润; (2) 不愿处理不良资产, 使其长期挂账; (3) 利用关联交易大幅度扭曲利润, 如通过关联方之间的商品购销与劳务提供、托管经营、转嫁费用负担、计收资金占用费等形式进行过度盈余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第十一号文件, 在2008年抽查的55户相关企业中, 就有10户上市公司为粉饰业绩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度盈余管理问题。根据深交所提供的2007年数据, 当年八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数较2007年减少58.32亿元, 但转出数相比上年增加了67.62亿元, 这不排除部分上市公司利用坏账准备等资产减值准备冲回等方式调节利润的可能。此外, 2008年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为62.49亿元, 同比增长了333.88%, 说明非经常性损益对深市主板公司业绩的影响程度提高, 盈利质量有所下降。
针对上市公司过度盈余管理的现状,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治理?盈余管理治理是在盈余管理产生原因的基础上进行的对策研究, 盈余管理原因可以概括为:管理当局是主体, 内部治理结构不健全是基础, 证券市场政策要求是目的, 会计准则是手段, 监管力度不严是催化剂。基于其产生的原因, 可从以下方面来治理盈余管理:
1、改进证券市场监管的相关制度安排。
减少盈余管理的外在制度诱因。针对目前我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关于公司上市、配股、停牌的有关规定, 首先应扩充公司上市、配股的考核标准。针对现行财务指标的主观性强、可操作空间大的特点, 可引入一些客观性的财务指标, 如现金流量指标等。同时, 还应改变财务指标的单一性, 设计一套指标体系, 如反映公司经营活动的关键经营业务指标、获利能力指标, 提高公司盈余管理的难度。其次改进上市公司被“特别处理”或被“终止上市”等的相关规定。这些规定事实上促使一些上市公司在亏损头一年或两年通过巨额冲销等手段进行盈余管理, 其结果是加强了公司机会主义作风。
2、提高会计准则质量。
会计准则是各利益相关方博弈的产物, 本身就具有不完全性、可选择性和可变更性。新准则实施后, 要根据准则具体实施情况, 及时不断地修订和完善会计准则, 尽量减少准则中不明确或含糊不清的规定, 加强对会计政策选择条件的限定。同时, 由于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和缺乏虚假会计信息的判断标准, 使得过度盈余管理与会计造假难以区分, 因此对有关法规、政策要及时进行修改完善。会计准则本身的修改不能完全消除企业过度盈余管理, 但是会计准则的不断完善可以压缩企业进行过度盈余管理的空间, 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企业利用会计政策操纵利润的可能。通过对新会计准则的完善加强对过度盈余管理适度规范。
3、健全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
控股股东和管理者等特定利益集团的自利动机转换为盈余管理行为, 通常借助于公司制度缺陷。因此, 应通过完善股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 补救公司制度缺陷, 以制衡各利益集团的行为, 抑制过度盈余管理行为。第一, 建立董事会和总经理的分离机制, 使其各司其职, 健全董事会, 在董事会中引入独立董事。同时, 加强对独立董事的监督, 改革独立董事的薪酬体制, 以便独立董事能够真正的独立, 起到应有的监督与牵制作用;第二, 增强监事会作用。改革监事会的人员结构, 让部分外部利益关系人参与治理, 切实加强监事会对经营者行为的监督;第三, 完善经理人员的薪酬体系。比如, 对上市公司的经理人员引入股票期权制度, 或者将经理人超出生活必需的一部分奖励收益留存于公司, 在其经营期限届满后的一定期限内一次返回, 从而制约短期化的盈余管理行为;第四, 建立经理人市场。通过建立经理人市场, 充分发挥声誉机制的作用, 遏制经理人以公司利益为代价来谋求个人利益的过度盈余管理行为。
4、强化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
我们可采取以下措施来强化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第一, 完善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和更换机制, 为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提供制度上的保障;第二, 完善职业道德规范, 确保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在形式上保持独立;第三优化执业环境, 使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在实质上能够保持独立。必须采取措施, 禁止地区封锁、行业垄断、政府官员干预等现象的发生。
约束注册会计师执业行为的独立审计准则已经制定, 而要注册会计师真正按审计准则的要求执行业务, 一方面依赖于注册会计师的个人素质和所属事务所的管理质量;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法律制度的威慑力。
5、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和中介市场, 增强市场信息透明度。
治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对策 篇5
关键词：盈余管理,盈余管理动机,治理对策
一、文献综述
盈余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在西方国家的会计理论界，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关系研究也有十多年历史。它之所以成为会计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是因为它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及极大的负面影响性。因此，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大量且十分有效的研究工作，下面将回顾一下这方面的研究情况:斯威尼等(1994)在《Debt Covenant and Manipulation of Accruals》和《Debt-Covenant Violations and Managers》两篇文章中指出，在公司被披露有负债契约违约情况的前一年，公司管理人员普遍作出了调增盈余的盈余管理行为，而在违约发生当年，有近一半公司预期有调减盈余行为，其他公司则作出了调增盈余的行为。Hayn (1995) 指出，由于存在企业清算价值的底线，投资者对坏消息的反应比好消息弱，由此推断，投资者较少因为坏消息改变投资对策，因而在对负向的盈余管理的审计中注册会计师面临的诉讼风险比正向盈余管理小。夏立军等([1])以2000年度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为研究对象, 结果表明注册会计师并没有揭示出这些公司针对监管政策 (股票特别处理、暂停交易以及配股政策) 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孙铮、王跃堂 ([2]) 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确实存在盈余管理的倾向，而且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与政府的监管政策不无相关，并指出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不仅有赖于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建立，更离不开一个有效的准则执行支撑系统。Chen等选取了1995到1997所有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以保牌(净资产收益率大于零小于1%)和配股(净资产收益率大于10%小于11%)作为盈余管理指标，其研究结果表明非标准审计意见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章永奎和刘峰 ([3]) 选取1998年128家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和128家对照公司，通过横截面扩展琼斯模型计算可控应计利润作为盈余管理指标，发现审计意见和盈余管理具有显著相关性。
二、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现状
1. 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存在的条件。
从国内外学者对盈余管理概念的阐述来看，会计准则(包括会计制度)提供的选择空间是产生盈余管理的主要条件。但在我国，除了会计准则这一主要因素外，还有一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给盈余管理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它们分别是审计市场、政府监督。下面将对这些因素进行具体阐述：
尽管各国的会计准则在不断完善，尽量遏制盈余管理，但是我们看到盈余管理仍层出不穷。事实上，不论会计准则怎么发展，盈余管理是无法根本消除的。由于客观和主观上的原因，会计准则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或漏洞，其不完善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制定过程本身可能存在不合理因素。例如，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人员组成如果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会计准则就可能出现偏向性。其次，企业经营方式的多样化，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形千差万别，会计准则不可能制定得很完备，势必留有一定的余地，即对于同一类经济业务，会计准则规定了很多可选择的会计政策。最后，会计准则与会计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滞性。会计准则的缺陷会使企业在准则外会计事项的确认和计量方面因“无法可依”而带有很大的弹性。
注册会计师审计是把握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真实性的关键一环，审计意见相当于是公司财务报表可以流向社会的检验单。然而由于我国审计市场的恶性竞争、审计需求不足，导致我国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独立性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而使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不能严格恪守独立原则。因此，审计人员即使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利润操纵行为也会置之不理，甚至是协同、帮助上市公司作假，客观上促进了上市公司的盈余操纵行为。如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为银广夏出具严重失实的审计报告，华伦会计师事务所为黎明股份出具不实审计报告。
对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监管向来是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其首要目标是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证券监管的核心是对信息的监管，而信息监管的核心在于会计信息的监管。但由于法律的不完备性、执法的不到位、惩罚力度不够，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便经常发生于这些监管的夹缝中。例如很多监管政策很多都规定了一个相对单一的会计指标，资产收益率就是其中一个，相对单一的会计指标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目标明确、难度降低。
2. 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
一般的盈余管理理论认为盈余管理动机主要有：报酬动机、债务契约动机、税收动机、政治成本动机、代理人竞争动机、资本市场动机。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环境、经济环境等方面与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从而导致我国盈余管理的动机具有中国特色。具体体现在：
(1)避税、债务契约、报酬契约动机存在但并不强烈。对于我国上市公司，不论上市前后，令地方政府和上市公司绞尽脑汁的常常是高报利润，避税的动机不强烈，甚至为了美化报表不惜多交税。当然，若一些上市公司本身经营业绩很好了，可能有会考虑避税的问题。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投机氛围很浓、“一股独大”等因素，导致企业的股权筹资成本很低，所以上市公司都偏好股权筹资，其资产负债率一般较低。很多实证研究都发现了这一点。但如果上市公司遇到财务危机而又不能进行股权筹资的情况，那么只能依靠借款渡过难关。面临资金短缺的上市公司为了获得金融机构资金，或获得贷款后注意到本年度的一些财务指标有偏离债务条款的趋势或已经偏离时，也会有较强的盈余管理动机以避免惩罚。
不论在哪个国家，几乎盈余管理的报酬动机都是存在，包括我国在内。因为盈余管理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局部或私人利益，若对管理层没有好处，他们就没有必要冒着一定的风险进行盈余管理。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经理人市场才刚刚建立，只有少数上市公司开始对董事长或总经理等经营者的管理报酬契约中使用净资产收益率、净收益增长率等盈余指标。所以报酬契约的动机体现得并不是很明显。
(2)应付监管政策是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许多人认为发行股票可以“圈钱”，可以给企业甚至个人带来极大的好处。但在我国，企业想要上市必须满足一些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连续三年盈利，故为了取得上市资格，公司有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尤其是那些经营业绩不佳的公司，更需要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盈余管理以来获得良好的经营业绩，取得上市资格。
我国不发达的资本市场中的配股融资成本低于公司举债融资成本，而且配股资金几乎是无代价使用。由于配股对上市公司来说意味着可以融入大量低成本的资金，能否获得配股资格对于一个上市公司极为重要，但并非所有的上市公司都能获得配股资格，因为我国证监会制定的配股政策始终包含着会计盈余指标。它要求公司最近3年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因此，对于净资产收益率未能达到配股要求但接近配股及格线的上市公司可能会采取盈余管理手段来达到配股要求，争取配股。按照我国有关规定，如果上市公司连续两年亏损，或者当年每股净资产低于面值，或者财务状况异常时，将进行特别处理(即ST处理)。若其继续亏损，终止其上市，公司以及其管理人员、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都将受到损失，这显然是公司管理人员不愿看到的。因此，ST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愿望是相当强烈的，管理层往往会采取有利于自己的会计方法和程序，甚至不惜违规违法，以保全上市交易资格。
三、治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对策
1. 建立健全审计委员会制度。
审计委员会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财务监督起着很大作用。很多学者研究表明，公司在建立审计委员会制度后，有利于遏止管理层对财务报告进行盈余操纵，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但从目前我国情况来看，审计委员会制度还未完全发挥作用，还需要完善。对于建立健全审计委员会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增加独立董事在审计委员会中的比例以保证审计委员会的相对独立性;明确审计委员会的权利和责任。
2. 完善会计师事务所聘用制度。
我们考察了中国证监会对证券许可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处罚公告，绝大多数涉案公司聘任的都是本地会计师事务所，且聘任期均较长，审计独立性很可能存在重大减损。完善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和更换机制，为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1)证监会应加强对上市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管，对上市公司不合理的变更事务所行为予以处罚，同时，应鼓励因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而遭到解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勇敢站出来说明真相，使上市公司妄图收买审计意见的行为不能得逞。(2)实行定期轮换会计师制度，严格限制会计师对同一企业审计的年限。银广厦和安然事件告诉我们，会计师事务所与被审单位过长的亲密接触，是导致购买会计行为，会计师事务所丧失独立性，陷入通同合谋作弊泥沼的重要原因。依据现实情况，所定期限不能过长，也不易过短，以免影响工作效率。目前可暂定为4～5年一届，且对同一企业的审计工作不能连任两届以上。
3. 不断提高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水平和执业能力。
我们不断要加强注册会计师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建立起“他律”和“自律”相结合的职业道德规范模式，使注册会计师的个人修养得到不断提高，对公司、政府、社会始终保持诚信。同时，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加强注册会计师的知识培训，不断提高专业胜任能力，特别要提高识别盈余管理的能力。
当然，盈余管理涉及很多方面，仅仅依靠审计方面的措施来治理盈余管理是远远不够，还应与其他措施相结合，例如：完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缩小盈余管理的空间;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强化股东会和监事会对高管人员的监督;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完善上市、配股、停牌和退市等监管政策，减少盈余管理的外部诱因;完善管理人员薪酬制度，建立和健全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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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淑华.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审计意见之实证研究——统计特征及其信息涵义[J].审计研究资料, 1998 (8)
公司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研究 篇6
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获取某些私人利益, 有目的地干预财务报告的披露 (Schipper, 1989) , 盈余管理普遍存在于上市公司中, 随着安然、世通等重大财务舞弊事件的发生, 上市公司过度的盈余管理行为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目前有关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包括避免亏损的盈余管理、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再融资中的盈余管理、MBO前的盈余管理等等。公司治理从广义上来说是通过建立一套制度用以协调并维护公司各方面的利益。狭义的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 (主要指股东) 为防止经营者对其利益的背离而对经营者实行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 以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公司治理问题表现为在高级管理阶层、股东、董事会和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具体问题 (Cochran, Syeven) 。盈余管理是公司管理者为获取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而实施的一种机会主义行为, 与公司治理机制有效与否存在密切关系。因此, 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目前, 很多学者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特征、董事会特征、监事会特征以及管理层特征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但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张兆国、刘晓霞、邢道勇 (2009) 也对公司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他们认为独立董事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管理者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程度并不存在显著关系。张利、韩静、吴芃 (2011) 研究了公司治理结构方面, 董事会规模较大、已流通股占总股份的比例较高能有效地抑制高层管理者的盈余管理行为。朱星文、廖义刚、谢盛纹 (2010) 以2003到200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高管变更、股权特征与正向盈余管理和负向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他们发现在负向盈余管理样本中, 高管发生变更的公司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幅度更大, 但是在正向盈余管理的样本中, 高级管理层变更当年, 采取调整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公司, 其盈余管理行为与未发生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司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杨锦地、杨学清、孙莉 (2008) 研究了董事会特征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他们认为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有助于降低盈余水平, 这与张兆国 (2009) 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李琴、李文耀 (2009) 对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进行了文献综述, 他们总结国外研究得到的结论比较一致, 独立董事比例越高, 盈余管理水平越低, 这可能说明国外公司较完善的治理结构在抑制盈余管理方面发挥了作用。但是我国学者得出的结论却并不一致, 由此可见,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到底如何影响盈余管理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三、研究假设
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董事会对盈余管理的制衡因董事会结构不同而有所差别。杨锦地等 (2009) 认为规模大的董事会在盈余管理上相对于小规模董事会具有一定优势, 规模大的董事会更能够防范盈余管理。但是根据组织行为学的观点, 董事会规模过大会带来董事会成员之间沟通和协调的困难, 决策效率下降。而张利等 (2011) 认为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之间呈“U”型关系。Lipton and Lorsch (1992) 认为, 虽然董事会监督能力随董事会规模增大而提高, 但是由此带来的协调与组织过程效率损失将超过数量增加带来的收益。Klein (2002) 研究发现, 董事会规模和操纵性的应计存在负相关关系。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设:
H1:董事会的规模与盈余管理呈正相关。
股票流通性的增强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刘立国、杜莹 (2003) 认为上市公司的流通股比例越低, 公司发生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的可能性越高。梁杰等 (2004) 发现流通股比例与财务报告舞弊显著负相关, 增加流通股的比例有利于抑制会计舞弊。因此, 本文提出假设:
H2:公司流通股比例越高, 盈余管理程度相对更小。
目前现有研究大多认为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会降低董事会治理效率, 此外, 证监会也建议将总经理与董事长的两职分离作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一项重要措施。杨锦地等 (2008) 认为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由此本文提出:
H3: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 盈余管理程度越低。
管理层持股会使得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加深, 一旦公司治理结构难以保证会计盈余信息能够真实的反映公司业绩, 管理层便会通过盈余管理来追求最大利益 (张兆国等, 2009) 。此外, Yeo etal (2002) 、Bedard etal (2004) 也认为管理者持股比例越高, 盈余管理程度越大。由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管理者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
董事会召开会议是董事会加强对公司治理的一种途径, 一般来说, 董事会召开的会议越多, 董事会对公司事务的磋商也越频繁, 这也有助于加强公司治理。Vafeas (1999年) 认为公司业绩随着会随着董事会议次数的提高而增加, 这主要是由于会议越频繁董事会越有时间磋商公司治理等问题, 进而会降低盈余质量。因此, 本文提出:
H5:董事会年度内开会次数的对数和盈余管理负相关。
四、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来源
本文选取了2008到2011年上市公司作为样本, 删除了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 并且对部分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进行了剔除。最终得到的样本共计7549个, 所有样本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 研究采用SAS统计软件。
(二) 盈余管理计量
本文采用了修正的JONES (Dechow etal., 1995) , 分年度分行业对同期数据进行回归, 模型计量盈余管理具体模型如下:
式中, TAt=NTt-CFOt, NTt为第t期净利润, CFOt为t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At-1为t-1期期末总资产, ΔREVt为t期和t-1期主营业务收入的差额, PPEt为t期期末固定资产原值, ΔRECt t期和t-1期应收账款的差额。
其次, 根据公式 (1) 计算出的回归系数, 计算样本公司的非操作性应计利润;
最后计算出操控性应计数DAt, 考虑到盈余管理的方向问题, 本文采用操控性应计数DAt的绝对值作为盈余管理的衡量指标。
(三) 检验模型与变量定义
为验证公司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我们建立以下模型:
考虑到盈余管理受公司绩效、财务杠杆的影响, 本文控制了总资产净利率roa、资产负债率lev。
五、回归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相关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 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此外, 本文对相关系数进行了分析 (由于篇幅限制未列出) , 结果表明流通股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管理者持股比例以及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绝对值水平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相关。
(二) 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采用检验模型4, 本文对公司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结果显示, 董事会规模越大, 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越高;上市公司流通股比例越高, 其盈余管理程度越低;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有助于降低盈余管理;此外, 高管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呈正相关;最后董事会进行的会议越多, 盈余管理程度相对更低;模型 (4) 中各个解释变量与DA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相关, 多元回归结果支持了本文假设。模型中调整的R2为0.2292, 表明其对应变量DA绝对值的解释能力较强。
六、结论
本文研究了公司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之间的影响, 分别考察了上市公司董事会规模、流通股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董事会会议次数以及高管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流通股比例越高、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董事会进行的会议越多, 盈余管理水平相对更低;董事会规模、高管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呈正相关。
摘要：本文采用2008到2011年的样本数据, 研究了公司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之间的影响, 分别考察了上市公司董事会规模、流通股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董事会会议次数以及高管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流通股比例越高、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董事会进行的会议越多, 盈余管理水平相对更低;董事会规模、高管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呈正相关。
关键词：公司治理,盈余管理
参考文献
[1]Beasley M S.“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board of director composition and financial statement fraud”,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6.
[2]Bedard J., S.M.Chtourou, L.Courteau.The effect of audit committee expertise, independence, and activity on aggressive earnings management[J].Auditing:A Journal of Practice&Theory, 2004.
[3]Dechow P., R.S loan, A.Sweeney.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earnings manipulation:an analysis o f firm s subject to enforcement action by the SEC[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996.
[4]杜莹, 刘立国,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效率: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管理世界, 2002.
[5]李琴, 李文耀.公司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财会通讯, 2009.
[6]杨锦地, 杨学清, 孙莉.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与盈余管理研究, 财会通讯, 2008.
[7]张利, 韩静, 吴芃.高管变更.公司内部治理与盈余管理, 中国会计学会高等工科院校分会第十八届学术年会论文集, 2011.
[8]张兆国, 刘晓霞, 邢道勇.公司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中国软件学, 2009.
公司治理对盈余质量影响文献综述 篇7
公司治理是一种管理和控制工商公司的体系, 规定了公司各个参与者的责任和权利。我国学者李维安和李滨 (2008) 认为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与制衡机制是狭义公司治理;通过一套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制度或机制协调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广义公司治理。盈余质量是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与财务报告一致性和吻合程度的反映, 高质量的盈余是能够真实、准确、可靠的反映上市公司真实业绩的盈余。公司治理是影响盈余质量的关键因素, 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高治理水平带来高盈余质量, 但股权结构、董事会、管理层具体治理指标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并未达成一致, 为此本文从这三方面进行了归纳概括。
二、股权结构与盈余质量关系研究
股权结构可解释为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等指标的总称, 是上市公司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的比例, 国内外学者主要研究指标包括是否国有控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
(一) 是否国有控股
是否国有控股在公司治理和盈余质量的研究中有两种结论。Kato和Long (2006) 认为国有控股拥有政治资本和社会信任, 经理人市场压力小, 盈余管理动机较弱, 可改善公司治理。而Djankov和Murrel (2002) 认为目标冲突、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和预算软约束导致国有企业有绩效劣势, 盈余质量较低。游家兴和罗胜强 (2008) 认为政府干预行为强, 控股股东的监督缺位,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盈余质量更低。
(二)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学者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公司治理和盈余质量的研究中得出了两种不同的结论。Hanlon等 (2003) 发现高管持股可以克服管理者短视行为, 降低盈余管理以提高公司的长期价值。De等 (2006) 研究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票盈余回报率正相关, 较高的持股比例增加了股东对公司业绩的监督和管理。与此相反, 洪剑鞘和薛皓 (2009) 认为大股东通过盈余管理控制公司以侵占小股东的利益,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盈余质量显著负相关。
(三)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国内外不同学者认为股权集中度与盈余质量呈正相关关系、负相关关系、倒U型关系。Francis (2005) 等认为有双层股权结构的公司治理更弱, 盈余质量相较更低, 股权的分散性削弱了监督管理和意见的统一程度。刘洪渭和荣蓬 (2010) 发现股权集中度高的公司, 股东群体形成利益共同体联合操纵盈余的可能性大, 盈余信息含量低。张正国 (2010) 检验显示股权集中度与盈余质量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
三、董事会特征与盈余质量关系研究
董事会是上市公司大股东组成的集体, 其成员对上市公司治理情况产生重要影响, 学者主要选取了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会议次数、独立董事比例等指标表示董事会特征。
(一) 董事会规模
张纯和段逆 (2008) 发现董事会规模及与公司绩效正相关, 奇数比偶数董事会公司更显著。周德友 (2006) 认为中小公司或民营上市公司存在强控股股东, 董事会规模与公司业绩反向变动。于东智 (2003) 认为董事会规模与公司业绩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 拐点为13人;Basu等 (2007) 对中国和日本公司的研究没有发现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盈余之间的显著相关关系。由此得知, 学术界存在董事会规模与盈余质量正相关、负相关、倒U型、无关四种不同的观点。
(二) 董事会会议次数
肖作平 (2007) 认为董事会会议次数有助于提高董事会效率, 董事们有更多的时间交换意见、设置战略和监督管理层, 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水平。与此相反, Fich和Shivdasani (2006) 认为独立董事参会次数不能表明董事会成员的积极工作态度, 更可能是消除隐患的补救性机制, 次数越多代表公司问题越多, 公司盈余信息质量越低。
(三) 独立董事比例
Hope等 (2011) 发现外部董事在全部董事中比例越高, 公司财务舞弊得逞的可能性越小。王艳等 (2006) 发现独立董事的比例和盈余管理的程度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 董事会独立性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盈余管理;但是, Park和Hyun (2004) 对加拿大的上市公司研究没有发现独立董事和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
四、管理层特征与盈余质量关系研究
管理层是上市公司的直接管理者, 大量研究表明, 管理层特征对盈余质量和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影响力, 学者主要选取了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合一、管理高管持股比例、管理层报酬等指标表示管理层特征。
(一) 两职合一
谢军 (2007) 发现管理层特征和盈余质量存在显著关系, 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合一对公司业绩具有显著的影响力。李延喜等 (2010) 认为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合一削弱了委托代理关系, 盈余质量与两职合一程度负相关。
(二) 管理高管持股比例
吕长江和赵宇恒 (2008) 研究表明, 权力强大的高管可独立设计激励组合, 获取权利收益和高货币性补偿, 不需迎合激励要求进行盈余管理;权力较弱的高管更关注货币性补偿, 通过盈余管理虚增利润达以到薪酬考核目标。Gabrielsen等 (2002) 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盈余信息含量存在负相关关系。黄桂田和张悦 (2009) 发现管理层持股对盈余的信息含量或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拐点, 超过一定比例后 (25%) 公司绩效开始下降。
(三) 管理层报酬
Shuto (2007) 发现利用操控性应计可增加管理者薪酬, 盈余质量与管理者薪酬负相关;杜征征和王伟 (2010) 则认为高管薪酬决定考虑了盈余的持续性, 高管薪酬越高, 盈余的持续性越强。同样地, Bergstresser和Philippon (2006) 发现管理者的股权激励和盈余管理存在正相关关系, 股权激励增加了管理者的盈余操纵动机, 降低了盈余质量;而苏冬蔚和林大庞 (2010) 研究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后尚未提出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 其CEO股权和期权占总薪酬比率与盈余管理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五、公司治理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的研究不足与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