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盈余管理内部控制

企业盈余管理内部控制（精选11篇）

企业盈余管理内部控制 篇1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是公司管理层针对内部控制的完整性、合理性、有效性进行评价的一种书面报告。如果公司管理层自愿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并且获得了独立董事或监事会的肯定, 或者取得了外部审计师或保荐人的“无保留”审核意见, 那么该公司的内部控制在实现内部控制目标方面的保证程度就更高, 这也就意味着该企业具备更高的财务报告质量或更低的盈余管理现状。

在我国, 2007年是监管层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第一年, 也是监管层鼓励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第一年, 而2009年是《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正式实施的第一年。由于我国尚缺乏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相关性的经验数据, 因此本文通过对2007—2009年江苏省A股上市公司所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的研究, 为这一领域的企业管理实践提供出新的经验证据。

一、相关文献回顾

自从2002年SOX法案对企业内部控制施行严格的管制后, 诸多的内部控制信息和研究文献逐步进入公众的视野。Beneish等人 (2006) 的研究表明, 企业内部控制重大弱点的披露意味着公司财务报告的可信性较低。Doyle等人 (2007) 以美国2002年8月到2005年11月期间报告内部控制重大弱点的705家公司为主要样本, 发现这些企业所报告的内部控制重大弱点与较低的应计质量相关联, 并推论内部控制问题正是应计质量较低的根源。Ashbaugh Skaife等研究者 (2008) 的最新证据进一步表明, 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其应计质量更低, 并且在随后的年度里得到不同内部控制审计意见的公司, 其应计质量的变化与内部控制密切相关。总之, 国外经验证据表明内部控制显著影响财务报告的质量。

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和研究内部控制与财务报告质量之间的相关性。李明辉等 (2003) 对我国2001年上市公司年报中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状况的分析表明,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财务报告质量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 但需要进一步的经验证据予以支持;杨有红等 (2008) 通过描述性统计对2006年沪市年报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现状进行了分析, 发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财务报告质量有一定关系, 财务报告质量较高的公司更愿意披露内部控制信息, 财务报告质量较低的公司在披露内部控制信息方面动力不足。

关于良好的、有效的内部控制应当会抑制盈余管理的观点, 得到诸多学者的认同。例如, Becker (1998) 认为, 有效的内部控制具有限制公司管理层操纵会计盈余的能力;Bédard (2006) 认为, 记录、报告和评估财务控制的有效性将提高财务报告质量, 增加外部使用者对财务报告的信心;Doyle等人 (2007) 认为, 从概念上来看, 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是高质量财务报告的基石, 因为较强的内部控制有可能限制程序上的错误、估计中的误差以及盈余管理。张军等 (2009) 基于上交所2007年的有关数据, 研究了上市公司首次内部控制审核对操纵性应计项的影响, 研究发现实施内部控制审核后, 操纵性应计项明显降低。因此, 保证程度高的内部控制能够抑制对外财务报告信息的故意操纵。

由此, 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内部控制保证程度高的上市公司, 其盈余管理程度更低, 财务报告质量更高。

二、实证分析

(一) 样本确定

样本筛选的过程是, 剔除金融保险业的上市公司、剔除2007—2009年新上市的公司、剔除所需财务数据和股价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以及剔除ST类公司。经过上述程序, 我们最后获得331家江苏地区A股上市公司, 其中深市151家, 沪市180家。其后再把这331家公司划分为High组、Middle组、Low组和Lower组, 各组的公司数量分别是83、77、24和147家。本文所需要的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 有关内部控制信息来自巨潮资讯。对于所有的连续变量, 我们用[1%, 99%]进行Winsorized, 以便减轻奇异值的影响。

(二) 变量测度

解释变量———内部控制保证程度 (ICG) 。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所传递的是内部控制的保证程度信号。按内部控制的保证程度由高到低可以把公司分为四类: (1) 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并获得外部审计师或保荐人的无保留核实意见, 这类公司的内部控制保证程度高, 记为“High组”; (2) 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并仅获得独立董事或监事会的赞同意见, 这类公司的内部控制的保证程度适中, 记为“Middle组”; (3) 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但未获得外部审计师或保荐人、独立董事或监事会的赞同意见, 这类公司的内部控制保证程度较低, 记为“Low组”; (4) 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但获得外部审计师或保荐人、独立董事或监事会的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 或未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记为“Lower组”。用ICG代表内部控制保证程度, 若某公司被划分为High组, 就取值为1, 否则为0。

被解释变量———盈余管理水平 (DA) 。公司的会计盈余分为来自经营项目的现金流量和总应计项目两类 (Watts and Zimmerman, 1990) , 总应计项目进一步分为操纵性应计项目 (DA) 和正常应计项目 (NDA) , 一般认为正常应计项目是公司所不能操纵的, 因此常把操纵性应计项目作为公司盈余管理的替代变量。在各种操纵性应计项目的估计方法中, 修正的Jones模型的估计效果最好 (Dechow等, 1995) 。本文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分离正常应计项目与操纵性应计项目, 由于盈余管理有调增利润和调减利润两种情况, 因此在不能明确预测盈余管理的方向时, 运用操纵性应计项目的绝对值来计量盈余管理水平更为合适 (Francis等, 1999;陈信元和夏立军, 2006) 。

控制变量。本研究将反映公司经营特征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他们分别是公司规模Size (样本公司期末总资产账面值对数) 、盈利能力ROA (样本公司的资产收益率) 、成长性Growth (样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增长率) 、独董比例DR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所占的比例) 、第一大股东性质GJG (哑变量, 国有性质取值为1, 否则为0) 、管理层持股比例Managers (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持有的股份数除以公司总股数) 、审计委员会的勤勉度Meet Freq (用审计委员会在一个会计年度内的开会次数来表示) ;此外, 用样本公司资产负债率Leverage和风险因子Beta系数作为控制变量, 以捕捉财务杠杠和财务困境等方面带来的影响。

(三) 研究结果

从 (表1) 看, 研究期间内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保证程度在不断提高, 2007—2009年保证程度高的公司总体比例分别为12.62%、20.00%和40.68%, 而保证程度较低的公司总体比例分别为69.90%、35.45%和30.51%。此外, 我们注意到,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保证程度呈现出逐年改善的趋势, 表现为保证程度较低的公司所占比例的下降和保证程度高的公司大幅增加。

(表2) 列示了High组、Middle组、Low组、Lower组被解释变量DA的均值, 以及组间均值比较在MannWhitney U检验下的统计量。P值均大于0.1, High组和其他三个组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明盈余管理不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 假设没有得到支持。

为了检验内部控制的保证程度 (ICG) 和盈余管理 (DA) 是否显著负相关, 参考Brown等 (2008) 、张龙平等 (2010) 的研究结论, 本文构建如下的估计模型:

对该模型进行的OLS回归表明, 在控制了公司的一些内在特征和治理变量后, ICG在模 (下转第5页) 型中的回归系数为负, 但不显著。也就是说内部控制的保证程度越高的上市公司, 其盈余管理程度未必更低, 财务报告质量未必更高。可能的原因在于, 在当前内部控制的监管制度背景下, 内部控制有严重缺陷的公司在未改善内部控制之前也可能披露“内部控制健全、合理、执行有效”的自我评价报告, 并可能“设法”获得外部审计师或保荐人的无保留核实意见, 致使内部控制披露信息失真。也可能是上市公司实施内部控制规范的时间短, 有关内部控制对盈余管理的遏制效应、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合理保证作用尚未充分显现。

回归分析还表明, 公司规模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 公司成长性、公司盈利能力与风险因子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 独董比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

三、结论与启示

首先, 为确保以防范风险和控制舞弊为中心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平稳顺利实施, 应尽早做好实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其次, 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要杜绝形式主义, 克服“报喜不报忧, 家丑不外扬”的心理, 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要确保执业过程中的独立性, 提升内部控制审计质量;第三, 要进一步规范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格式和内容, 给相关利益者以更多的用于判断和决策的内部控制信息;最后, 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实施和评价、注册会计师内部控制审计的检查和监督, 建立问责机制, 对有违反内部控制规范体系行为的企业和个人, 依法追究责任。

摘要：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合理保证财务报告质量。本文以2007—2009年江苏省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检验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保证程度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研究结果发现,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保证程度与盈余管理为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 但内部控制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关键词：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盈余管理,操纵性应计项目

参考文献

[1]李明辉等.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状况的分析[J].审计研究, 2003, 1.

[2]杨有红, 汪薇.2006年沪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研究[J].会计研究, 2008, 3.

[3]张龙平等.内部控制鉴证对会计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沪市A股公司的经验证据[J].审计研究, 2010, 2.

[4]Beneish, M., Billings, M., and Hodder, L.Internal Control Weaknesses and Information Uncer-tainty[J].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8, 82 (3) :665-703.

[5]Doyle, J., Ge, E., and McVay, S.AccrualsQuality and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J].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7, 82 (5) :1141-1170.

企业盈余管理内部控制 篇2

摘要：盈余管理是现代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适度的盈余管理是一个企业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但不当盈余管理行为会影响到资源的优化配置，甚至严重损害投资者的利益。文章通过分析盈余管理常见的手段及其效应，提出对不当盈余管理进行规范。

关键词：盈余管理；公司治理；盈余管理效应；盈余管理规范

一、盈余管理效应分析

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

企业与关联方之间采用高于或低于正常交易价格进行交易以实现提高或减少企业收入的目的；有的母子公司通过托管经营手段，上市公司将不良资产委托给母公司或其他关联方经营，收取固定回报，这样上市公司回避了不良资产的亏损，反而因此获得一些利润；或者母公司或其他关联方将稳定、获利能力强的优质资产以低廉的价格由上市公司托管，增加上市公司的利润等等。

利用巨额亏损进行盈余管理

在我国资本市场上，亏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则有着明显的中国特色，其主要动机是为了应对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避免被特别处理、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在我国，公司上市相当不易，若被终止上市，对上市公司而言意味着一种稀缺资源的白白浪费，公司的管理者、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都将遭受损失。因而，通过实施盈余管理以尽可能避免亏损或连续3年亏损，成了上市公司管理者的现实选择。一些巨额亏损公司的真实亏损可能远低于其报告亏损。上市公司会尽力避免连续几年亏损，往往在首次报告亏损的将亏损做大，以便“轻装上阵”，有利于在以后扭亏为盈。而在权责发生制下，预计一些损失或多摊销一些费用往往被认为是谨慎性原则的结果，是现行会计准则所允许的，并不会引起注册会计师的注意，也不容易被外部信息使用者所洞悉。特别是当上市公司出现连续2年亏损后，公司为避免第3年继续发生亏损而导致被摘牌时，就会广泛采用“巨亏”的办法，以使公司当期的净资产收益率大幅度下跌，以后期间却出现反弹。

利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

资产减值会计是目前我国亏损上市公司通过巨额冲销和收益最大化实施盈余管理的最大法宝。按照现行规定企业应对应收账款，投资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8项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企业在上述资产实际价值低于账面价值时，相应的计提减值准备。其会计处理方法是将计提的减值准备计入当期的费用或损失，当已计提准备的资产价值回升时，相应地冲减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并冲减当期的费用或损 失。而对资产实际价值的判断有很大的弹性，如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判断，对无市价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的判断，对无形资产创造经济利益的能力和市价的判断等。这就为企业管理者通过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与冲回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盈余管理的正面效应

1、帮助企业度过暂时的财务危机。当企业处于经营困难。又急需投资资金时，往往采用利润前推措施，即将后期的利润提前确认，使企业当期利润得以提高，企业将容易筹集到资金。如果企业所筹资金运用得当，则可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恢复正常生产经营，为以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从而有助于实现企业的价值最大化。

2、增强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对于生产经营状况不稳定的企业。实施利润平滑手段，可以向外界传递出一种生产经营稳定的信息，增强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稳定股价，也有助于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的达到。

3、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采取利润逐年后移措施，使企业业绩表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有利于树立企业经营业绩稳步增长的良好企业形象，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企业若能抓住有利时机，调整生产经营管理，提高市场占有率，有利于企业的长远目标的实现。

4、维护合同的有效性，减少订约成本。从有效契约论 的角度说，企业是由一系列契约组成的，而签订契约是要花费订约成本的，而且由于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所订契约总是具有不完全性和刚性。有效契约论认为，企业管理人员通过盈余管理行为可以灵活面对契约的不完全性和刚性，降低契约成本，提高企业价值。如通过盈余管理使财务报告中的数字处于债务契约中限制性条款的范围之内，就可以避免企业与债权人之间的重新谈判成本。管理者有一定的盈余管理能力，对于维护有效合同也是必要的，但是这种盈余管理必须以管理者不进行过度的机会主义行为、不刻意损害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为条件。

5、盈余管理可以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由于管理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如所有者、供应商、债权人存在信息不对称，即管理者掌握着企业的真正内部信息，盈余管理也可以看作是管理者内部信息传递给其他利益相关人的一种工具。通过盈余管理可以向其他利益相关人传递企业经营稳定的信息，保证企业的原材料供应和资金的供给少受干扰，使经营更加平稳，而且企业遇到突发事件时，盈余管理也给管理者一个缓冲空间，以保护自身和企业的利益，并且维护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利益。因而，盈余管理也是财务管理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

6、盈余管理对国家税收也会产生的影响如果企业采用利润前推管理，即将后期的利润往前推，如改加速折旧为直 线折旧，减少坏账损失的提取比例，推迟计提长期投资的减值准备等，便会使企业当期的利润得以提高，从而增加企业上缴所得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盈余管理的负面效应

1、对资源配置产生不利影响。过度盈余管理使报表上的盈利信息成为数字游戏，而管理当局通过这种盈余管理向投资者和债权人等传递不真实的盈余信息，将误导其决策，使社会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产生“不利选择”行为，影响个体间财富分配、累计风险水平、消费和生产、企业间的资源配置，从而使社会资源得不到有效的配置，损害了整个社会的效率。盈余管理使投资者无法区分普通股之问的差异，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是很不利的。

2、降低盈余信息的质量。现代会计的目标是为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息。而会计信息要对使用者的决策有用，必须具备两个主要的质量特征，即相关性和可靠性。盈余管理违背于会计信息的中立性，从而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不当的盈余管理使报表上的盈利信息成为数字游戏，从而使会计信息成为无用信息，严重损害了会计信息的质量。

3、过度盈余管理违背会计职业道德准则。会计信息最基本的原则是客观性原则，即真实性原则，而会计的基本职责则是客观真实的反映和监督所发生的经济信息，因此会计 人员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应为诚信原则。但是这种过度的盈余管理，人为包装和整理，使会计信息失真，严重违背这一原则。

4、对企业的长远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尽管盈余管理短期可能给企业带来一些好处如收益年平稳化给人以收益稳定增长的印象，从而有利于公司度过暂时的经营困难，吸引投资者。但对本企业的长远利益将产生不利影响。盈余管理将破坏投资者对收益质量的感觉，导致他们对公司的不信任，市场价值下降，不仅使公司的经营目标难以实现，而且会影响公司的声誉，对公司今后发展极为不利。盈余管理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如果盈余管理运用不当，或者没有把握一个“度”，不仅不会促进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而且会使企业的经营困境进一步加剧，从而对管理者本人和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因为从一个足够长的时间看，盈余管理并不增加或者减少企业实际的盈余数量，但会改变企业的实际盈余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反映与分布。因此，管理者在实施盈余管理时，如果不追求长期目标，只顾短期利益，不采取切实措施改善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提高经营业绩，最终将导致企业收益下滑，损害投资者利益，而且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及市场形象造成损害。因此，必须对盈余管理进行规范与引导。

二、盈余管理的规范与治理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第一，完善报酬契约，为了防止代理人以损害公司长期利益和整体利益为代价追求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西方发达国家解决这种利益不一致的办法一般是通过将长期绩效补偿与短期工薪支付分开的方法。以激励经理人致力于提高企业真实绩效。这一做法现在已被我国的一些企业所采用。第二，由于我国经理人市场的缺乏，企业经理的任命和考核由政府负责，经理人利益与企业利益脱钩，导致其盈余管理行为往往会以企业利益为代价来谋求个人利益，危害极大。通过建立经理人市场，充分发挥声誉机制的作用，则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第三，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在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中引入独立董事，并赋予独立董事一些特殊权利，负责对一些重大事项发表意见。独立董事除了要向股东大会负责外，同时还对证券监督机构负责。从而能够有效地发挥董事会的监督作用，加强对经理人的监督。第四，建立管理参与制。管理参与制是使处于服从地位的雇员或其代表有机会参与决定公司发展目标的决策。

完善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实施工作

现有会计准则允许过多的选择，有关规定不甚具体明确，缺乏可操作性，这就给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机会。完善会计准则体系对防止管理当局操纵盈余具有重要意义。准则的制定者应更清楚地设计不同会计处理方法和估计 方法的运用条件，建立一套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同时，要花大力气做好会计准则实施过程中的宣传指导工作，既要重视技术指导，又要重视会计准则经济功能、经济影响与经济实质方面的指导，完善会计准则制定与实施之间的配合协调机制，以增强会计准则执行的经济价值及其硬约束力。

加强外部监督

在加强对外部审计机构审计责任的管理和监督的基础上，通过审计准则的安排，由外部审计机构提供被审计企业盈余管理的评价报告，从而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减少企业过度的盈余管理。发现问题应进行严厉的处理，加大惩罚力度。同时，监管机构还应加强正确引导，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树立起公允、合法、一贯地进行会计盈余报告的正确理念。加强注册会计师的独立审计。提高注册会计师的素质，增强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完善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和更换机制。建立注册会计师赔偿机制。对违规注册会计师的惩罚，应由目前的行政处罚为主，逐步过渡到行政处罚与经济处罚并重。充分利用经济杠杆迫使注册会计师强化风险意识，提高执业水平。

改革现行有关于上市、配股、停牌等规定

改革现行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完善企业考核与评价体系。改革现行管理者单一业绩考核制度以及公司上市、配股、停牌等单一指标约束，借鉴会计重要性原则，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考核与评价体系，这一体系应该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可操作性，克服原有单一指标的不足，以便对企业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审查和评估。

加强对会计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和地方官员的教育

提高其素质，使其充分认识到不当盈余管理对企业长远发展的影响，从思想上减少盈余操纵的驱动意识。盈余管理的实施不能作为企业的权宜之计，而应该从企业发展战略的高度，在正确预测企业未来发展后予以合理使用，否则不仅不能带来正面效应，反而会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及市场形象造成损失。

参考文献:

企业盈余管理研究 篇3

章驰航（1985— ），男，福建省龙岩市人，会计学本科，毕业于重庆工学院2004级会计学专业，现为福建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处员工。

摘 要：盈余管理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它关系到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本文先概述了我国企业盈余管理的现状，然后从企业性质入手分析了國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差异，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盈余管理； 影响；企业性质； 动机

20世纪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会计界开始了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国外对盈余管理分别进行了充分的规范和实证研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涌现出大批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问题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

一、盈余管理的定义

会计盈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权责发生制下确认但还没有真实现金流的应计盈余；另一方面是在企业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已经实现现金流入的真实盈余。在会计研究中，盈余管理行为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利润操纵，它主要是指企业管理层在遵循会计准则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收益信息进行控制或调整，以达到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针对不同的会计盈余，企业管理层所采取的盈余管理方式也不同。对于应计盈余的调节，管理层往往会通过提前确认收入、推迟费用的确认时点来进行盈余管理；对于真实盈余管理的调节，则采取关联交易、资产重组、获取补贴等真实交易。

二、盈余管理的影响

盈余管理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没有好坏之分，对于企业和利益相关者来说，它是一把双刃剑，能产生两面作用。

就其积极作用来说，采取适当的盈余管理行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债务成本，保护企业和经营者自身的利益。从有效资本市场角度来说，企业可以通过盈余管理这种内部信息传递手段，充分披露公司财务信息，树立公司良好形象，增加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

就其消极作用来说，在当代社会中，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稀缺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激发了企业间的竞争，盈余管理行为干扰了市场的资本配置。现代企业制度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整等因素，管理层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盈余管理行为，操纵企业盈余。违背了财务管理的中立性原则，使对外公布的会计信息有所偏重、有所依靠，不能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健康状况，严重影响相关利益者的利益。从长远来看，滥用的盈余管理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导致投资者不能正确判断企业的收益质量，企业市场价值会因此而下降。

三、盈余管理的动机

企业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薪酬激励动机、筹资动机、政治成本动机和节税动机。然而，在我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享受着不同的国民待遇，其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也有着不同的偏向。

（一）薪酬激励动机

薪酬激励假说告诉我们，企业管理层为了达到激励标准，通常会选择调高企业收益的会计政策和处理方法。但是，报告会计利润并不会管理层的唯一选择，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当管理层意识到当期经营成果已经超过或远不能达到奖酬标准时，他们就会通过提前确认成本费用推迟确认收益来平滑利润，以保障下期获得奖励。已有研究表明，总体而言，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与薪酬激励显著正相关，但是就不同性质的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的相关性更强。

（二）融资动机

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企业必然需要进行外部融资。企业的债权人主要关心企业的偿债能力；股东则关心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成长性。各利益相关者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存在着利益冲突，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管理者完全可能将债权人和股东的权益转移以增加自身的收益。为确保自身利益不受到损害，债权人会订立相应的债务契约约束管理者行为，股东或潜在投资者则可能因为企业不乐观的盈余状况而减少投资。管理层为了避免处于融资难的尴尬境地，选择一些有利的会计政策。就不同性质的企业而言，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子”享受着天然的优良资源，在政府投资或控制下，融资相对简单，而非国有企业却会受到各种限制。因此，非国有企业更可能因融资需要而进行盈余管理行为。

（三）政治成本动机

政治活动是一种为转移财富而展开的竞争活动，它使得企业的部分财富被转移给经营者、股东以外的第三方，因该活动而带来的负担和损失就是政治成本，它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

作为契约团体中的一员，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团，无偿、强制地分享着社会活动成果。政治家和官员的自利性决定他们会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开展政治活动，他们可能会通过制定一些管制性的规章制度，来获取某些社会资源的控制权，而已有的会计数据则经常成为支撑政府施行政策或颁布新政策的证据。而对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来说，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投资者和坚强后盾而非第三人，其利益分享具有有偿性和市场调节性，国有企业承担的政治成本可能相对较小，基于政治成本动机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较少。

（四）节税动机

企业所得税是调节国家与企业间利益分配，企业会在权衡税收规避成本和税收规避收益后决定是否进行避税行为。税收规避会给企业带来节税收益也给使管理者因节税而获得相应的奖励。

在现代管理制度中，理性的管理者会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开展各种管理行为。当然，在不同股权性质和结构下的控股股东以及管理者的行为动机并不相同。国有企业中，产权主体不明确、信息不对称、政府企业不分、“内部人控制”和其他问题显得更为严重，管理者不仅希望获得好的经济收益还会尽力维护自身的名誉，获得好的仕途升迁，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他们会受到更多非常因素的影响，往往追求的是账面利润最大化。非国有企业产权明确，利益关系清晰，公司治理机制相对健全，因而其在决策时可能更多的是倾向于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选择能节约税收成本带来的实实在在现金流的策略。因而，非国有企业更可能因节税动机而进行盈余管理行为。

四、政策建议

（一）完善会计准则体系

根据盈余管理的定义，我们可知，企业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是选择有利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因此，会计准则直接影响到会计信息质量。我们应该加强对非经常性项目会计准则的建设，限制上市公司通过非经常性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综合考虑公司虚报利润、隐瞒利润和偷税漏税等行为，改变会计准则制定的立足点。加强准则制定机构与证监会等信息使用机构的合作，提高会计准则的前瞻性和实用性。

（二）提高审计工作质量

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审计工作是为了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在提高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方式更加多样化，往往从时空上下功夫，注重选择合适的盈余管理区位和时点，更有公司改变了以往“单领域”方式，采取多种组合，使得盈余管理更趋多样化和复杂化。为此，我们应该完善审计准则，并要求审计人员应在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和客观性的基础上，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审计工作质量。

（三）建立完善公平的资本市场

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尚不完善，企业融资渠道比较单一，为了获得足够的资本，企业不得不进行盈余管理以迎合银行和证券市场的规定。为此，我们应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建立多层次、多产品的资本市场，完善资本市场的相关规定，加强证券市场的监管和兼并市场的管理，以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作者单位：福建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处）

参考文献：

[1] 王昌锐，倪娟.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与盈余管理[J].安徽大学学报，2012（1）：141-150.

企业盈余管理内部控制 篇4

1 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中的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动机

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中的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动机可从两方面进行分析, 其一是内部动机, 其二是外部条件。

1.1 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中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内部动机

1.1.1 动机之一:缓解外部市场的融资约束

在企业集团的内部资本市场中, 管理当局通过内部各部分对资金需求的时间差调整资源, 但往往企业集团的资金都处于供不应求状态, 尤其是在企业管理当局以及外部投资者对企业集团的现有资金价值与预期收益信息不对称时, 部分净现值为正的投资可能会被放弃, 故而需要从外部资金市场筹资。而在外部市场筹资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 不论是何种筹资方式都需要借助会计数据, 因此管理当局会加强对盈余的管理, 以帮助企业筹集更多资金。

1.1.2 动机之二:合理避税

在我国的税收领域, 国家有很多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集团要想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就必须要采用合理科学的会计政策进行避税。而通过对内部资本市场的盈余管理正是企业集团的避税行为之一。

1.1.3 动机之三:管理当局谋取私利

在我国企业集团中, 管理层各个人员的报酬、前途等都与企业集团的经营业绩密切相关, 而企业的经营业绩往往与净资产收益、利润等财务指标挂钩。此时, 企业管理者为了提升升职几率亦或是获得更多的奖励, 故而对财务报告中的利润数据等进行粉饰, 以此改善其业绩考核。

1.2 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中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外部条件

1.2.1 外部条件之一: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存在缺陷

内部资本市场运作方面存在的缺陷主要有两点:一是上市分部对外筹资的独立性不强, 依然对企业集团存在着极强的依赖性, 导致盈余管理行为的出现;二是因为委托、合作投资等经营模式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常常导致报酬与风险不相等, 很多分部选择将投资风险转嫁给总部, 以帮助自己获得更大的投资效益。

1.2.2 外部条件之二:会计制度还存在着很多缺陷

若将会计准则放在契约经济学中进行分析, 便可以将其实质理解为一种“契约关系”。它是通过设置各种行为规则来约束会计主体的各种行为, 进而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但是会计准则会受到外部复杂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企业集团成本效益原则的约束, 故而会计准则的制定者赋予了企业一定程度的自由空间, 以此提高会计准则的适用性, 但这也给企业管理者提供了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机会。虽然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企业集团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但是, 依然无法完全抑制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盈余管理行为。

2 如何规范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中的盈余管理行为

2.1 优化对企业管理者的激励机制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 企业集团的管理者是内部资本市场盈余管理行为的主导者。企业管理者在内部资本市场中只拥有剩余控制权, 却并无剩余索取权, 这就促使其利用控制地位对盈余进行管理, 以扩大自己的利益。对于这种情况, 企业集团可以通过股票期权的方式让企业管理者在享有剩余索取权同时, 还能够通过公司价值的提升来提高自己的报酬, 这就可以将企业管理者的利益与企业集团的效益挂钩, 促使其放弃盈余管理行为, 转而专攻企业效益提升的方向。除此之外, 企业集团还必须要完善对企业管理者的绩效考评制度, 考核指标不仅要覆盖财务性指标, 同时也要涉及到多方面的非财务性指标, 通过健全的激励机制来转变企业管理者的思想, 防止其出现以“获取私利”为目标的短期行为或是过度的盈余管理。

2.2 逐步完善会计准则体系

归根到底, 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盈余管理行为的出现还是与其相关的会计准则体系不健全有着极大关系。因此, 必须要对其进行完善。

2.2.1 在财务报表中增设全面收益表

在新会计准则中明确要求企业集团必须要对经营的利得损失、公允价值进行披露, 但是在该准则中仅仅只将“资产减值损失”和“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这两项内容纳入了相关的利润表, 并未涉及到全面收益的其他相关内容。因此, 如果要求企业集团单独将全面收益表编制出来, 可以方便投资者对企业集团的全面收益、期末净收益等有更深刻的了解, 从而判断自身的投资是否获得同等的回报。

2.2.2 关联交易的披露要求必须要进一步提高

在新会计准则中, 要求关联交易方必须要对交易金额进行披露。对于某些重大的交易项目, 在披露交易金额的同时, 还要披露交易额占该类交易的比重。但就现今企业集团对关联交易的披露现状而言, 仅仅只披露这两方面的内容还是远远不足, 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披露要求, 将交易账款的结算方式以及账款支付时间等也同时披露出来, 通过这种方式来识别是否存在利用非货币性交易调节盈余的行为。

2.2.3 会计政策与估计的运用条件还需强化

虽然新会计准则中要求企业集团在对无形资产摊销的过程中, 所采用的方法无需再局限于直线法, 摊销的年限也不再限制。这些内容虽然对优化配比原则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却让企业管理者有机会利用资产租赁方式对盈余进行管理。针对这种情况, 除了要进一步规范摊销方法以及运用条件以外, 还要对摊销年限有所限制, 应该设置上下限进行约束。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 在现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 企业集团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实力, 就必须要对内部资本市场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限制, 本文已经对这类行为产生的动机以及规范对策做了简要的分析, 期望能够帮助读者应用到工作实际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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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支出会计政策与企业盈余管理 篇5

【摘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支出数额巨大，其不同的会计处理方式对企业的财务业绩影响显著。2006年2月财政部新出台的会计准则将研究与开发费用区别开来，对于研究费用采取费用化的方法，而对开发费用，采用一定条件下的资本化模式。有条件的资本化模式本身具有的灵活性将导致企业的管理层有机会进行盈余管理。本文分析了资本化、费用化、有条件资本化这三种研发支出会计处理方式及三种方式下的盈余管理。

从理论上讲，对研发支出的处理有四种方法：费用化、资本化、有条件的资本化、结果判断方法。由于“结果判断法”需要在出现结果后再作判断，其信息不具有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有用性和及时性，因此国际会计界不选用这种方法。结合各国的会计实践来看，国际上对研发支出的会计处理概括起来可分为三大类：以国际会计准则为代表的有条件的资本化处理方式；以美国为代表的费用化处理方式和以荷兰为代表的资本化处理方式。

不同会计政策的选用，将会给企业带来不同的影响。下面笔者以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为视角，对以上三种方法进行详细的分析。

一、研发支出资本化会计处理与盈余管理

（一）资本化会计处理评价

资本化处理方法符合会计确认和计量的配比要求以及划分资本性支出与收益性支出的要求。而研究开发费用是为了获取新技术、新知识、创造新产品或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相关工艺、产品等而发生的支出，其目的是让企业在未来能更好地发展。研究开发项目一旦成功，其成果会在以后若干会计期间为企业带来收益，即使失败，其教训与经验对今后其他研究开发活动也将大有裨益。因而将研究开发费用作为资本性支出计入相关资产价值，体现了会计上划分资本性支出与收益性支出原则。同时，将形成的相关资产价值在未来会计期间内进行摊销，使其与未来收益相配比又符合配比要求。

其不足之处主要是违背了谨慎性原则。因为研究开发项目能否成功以及能否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流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将研究开发费用资本化后，可能导致虚增资产，虚增收益，这既不利于企业研发资金的回流，又不利于企业研发资金的成本效益管理和企业研发支出信息在资本市场的披露，从而导致企业承受较大风险，另外，研究开发费用资本化的会计操作难度较大。因为在实务中企业若同时开发多个项目，有的项目成功，有的项目失败，对于成功开发项目在资本化时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确认其费用并予以资本化，资本化后又怎样摊销，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不易把握操作。

（二）资本化会计处理下的盈余管理

一般来讲，研发支出全额资本化的会计政策会使企业资产和报告利润增加。而当企业会计利润高于投资者要求或者分析师的期望时，企业管理层会选择减少确认的资本化额或调整摊销政策等方式来存储一部分利润以便后用；当任期内某一年的会计利润低于投资者或分析师的要求时，企业管理层便可用以前年度的存储利润来进行调节。即便不存在存储利润，企业管理层也可以通过多计前期费用将其资本化，从而适当调增本期利润。

二、研发支出费用化会计处理与盈余管理

（一）费用化会计处理评价

费用化方法的特点是对于研究开发活动中发生的支出，在发生时全部直接计入期间费用，由当期损益扣减。其依据就是谨慎性原则。因为研究与开发项目涉及很多不确定因素，比如项目能否为企业带来未来收益，获得收益的时间和货币价值也难以确定。因而将研究开发费用在发生时直接费用化，符合谨慎性原则。同时费用化处理方法简单，实务操作简便。

费用化处理的不足之处在于：

1.费用化不符合配比要求。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收入与其费用、成本应当配比，同一会计期间的各项收入和其相关成本费用应当在该会计期间内确认。研究开发支出是为了将来的收益而发生的，可能收益是多个会计期间的，所以仅仅因为其与收益之间的不确定性就将当期费用全部予以注销是不合理的。

2.不符合真实性原则。真实性原则要求企业会计核算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依据，如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而全部费用化的结果将导致在开发过程中会虚减当期利润，可能使企业由盈利转为亏损；而在开发成功时，又潜在虚增了企业利润，这就难以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有悖于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3.不符合可比性原则。企业外购的专利、商标、专有技术、计算机软件等支出全数计入无形资产，自行研究开发的支出却又费用化，同样的资产因其取得的渠道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不符合会计上的可比性原则，使会计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可比性。

4.从会计行为上来讲，费用化不利于促进技术进步。因为企业的管理当局收入通常是同企业当期利润直接相关的，如果采用费用化，必然会使企业利润直接下降。因此，企业高层人员便会进行盈余管理，不恰当地削减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支出，以保证短期利润，但对企业技术进步与长期发展不利。

（二）费用化会计处理下的盈余管理

在现代两权分离的企业中，管理者的任期并不是永久性的。特别是在目前，我国有的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提升与企业的经营业绩有较大联系。如果把研发支出作为当期费用转销，必然会引起本期利润的下降。这会造成一个假象：即研发支出越多，企业效益越差。管理者不愿意因为业绩下降而引起投资者的不满，也不想看到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结果。因此企业管理层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不恰当地削减企业的研发支出，以使企业的账面收益好，而使长期利益受损。当然，在政治成本和税收因素的影响下，垄断企业和某些非上市企业也可能会在费用化政策下选择加大研发支出，以便减少外界关注度和获得税收优惠。例如我国在2001年后为了鼓励企业进行研发投入，就曾在税法中规定，所有财务核算制度健全，实行查账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盈利工业企业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比上年实际增长10%以上（含10%）的允许再按技术开发费用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当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即企业研发支出可以按150%在税前扣除。

三、研发支出有条件的资本化会计处理

国际会计准则所规定的研发费用会计处理属于部分费用化，即有条件资本化。相对于“费用化”与“资本化”这两种极端方法，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折衷的选择。“有条件的资本化”无论在对成本的补偿还是在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反映上总是界于“费用化”与“资本化”之间。其合理之处主要在于其符合了配比要求，但同时它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部分费用化条件下，资产确认标准带有太多的主观性，从而给公司盈余管理提供了空间；研究开发费用会计处理，也与可比性原则不符合，因为研究开发往往会跨年度，如本年度研究开发尚未完工，将其发生的支出列入当期费用，而当下年度继续研究开发取得成功时，将该年度发生的支出计入资产，这二者的会计处理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影响了当期支出的纵向可比性；若开发成功形成无形资产，如果仅以开发成功年度的开发支出计入资产，则其无形资产价值既不真实也不全面，因为这要求对以前年度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进行重新计算，并在会计记录上也要将已费用化的支出对以前年度利润和利润分配的影响进行调整，会给会计核算带来麻烦，若不予以资本化，则研究成果就不能在资产负债表上得到反映，报表使用者很难从会计报表中了解该企业拥有的高新技术的含金量，也无法了解企业在研究开发方面是否投入和投入多少；另外也未能体现重要性原则，不便于考核无形资产研究开发的投资效益。

通过上述比较和分析，笔者认为，将研究与开发费用全部费用化的会计处理方法过于稳健，不能反映企业的真实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也不利于企业的技术进步。当然，我们也不赞成将研究与开发费用全部资本化，这样做显得太不稳健，不利于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笔者认为，在研究与开发费用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上，国际会计准则与英国的做法更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在2006年出台的新会计准则对研究开发费用采取一定程度上的资本化方法是一种积极的做法，一方面加快了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步伐；另一方面，有条件的资本化模式也更加适合我国现在的国情。

四、研发支出有条件资本化下的盈余管理

在企业管理层控制会计政策选择权的背景下，研发支出有条件资本化下的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必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热点。

（一）研发支出有条件资本化下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分析

为了适应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接轨和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新准则选择研发支出有条件资本化的会计处理方式。随着我国企业研发支出的不断增加，加上新准则选用的有条件资本化政策在客观上带来了研发支出会计处理选择的自由，企业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下面笔者结合新准则的规定对研发支出有条件资本化处理方式下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展开具体分析：

1.确认阶段

新准则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对研究和开发分别进行了定义，但没有制定研究和开发阶段的划分标准。准则将“研究”定义为“获取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并理解他们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调查”，将“开发”定义为“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它知识应用于某项计划或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品等”。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无形资产研发业务复杂、风险大，要把企业的研发活动清楚地划分为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显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对并不精通科学技术的会计人员来说，这项工作更是难上加难。

从另一角度来看，由于没有制定研究和开发阶段的划分标准，企业管理层对内部研发活动中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的划分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包括会计人员在内的管理层的主观判断，因而这客观上增大了企业盈余管理的空间。

2.初始计量阶段

新准则规定属于企业内部研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形成无形资产时，其支出至预定用途前所发生的支出总额作为确认无形资产的成本。由此看来，无形资产成本的确认过程需要企业管理层的主观判断。首先，内部研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否形成无形资产本身就是主观判断的过程；其次，支出至预定用途前时间段的确定带有的主观意愿性很强。企业管理层可能会由于某些利益的驱动利用这两点来进行盈余管理。同时，新准则还规定在企业实践中对因故未能研制成功的新产品进行研究开发发生的费用应确认为当期费用。这也间接表明，企业管理层即便在当初判断能否形成无形资产时存在人为的失误，也是不违背会计准则的，甚至可以在后期通过会计更正或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差错。这显然又为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空间。

此外，新准则规定开发阶段的支出只有在同时满足五个条件的情况下才能确定为无形资产。但这五个条件，例如“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当无形资产在内部使用时，应当证明其有用性”；“……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等，往往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做出客观合理的判断。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满足上述五个条件的开发支出是可以确认为资产，而不是必须的。显然，企业管理层选择将开发支出全部计入当期费用或无形资产也并不违背会计准则。由此可以看出，企业管理层对开发支出资本化额的确定具有最终决定权。企业管理层也可以通过开发支出的资本化来实现盈余管理。

3.后续计量阶段

开发阶段的支出在资本化后必然形成无形资产，而无形资产又会涉及到资产的后续计量。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包括摊销、减值测试。对于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首先要合理地确定其使用寿命；其次，根据无形资产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来选择适当的摊销方法；最后在进行减值测试后，确定其应摊销金额。新准则对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摊销方式和减值测试没有做出相关的具体要求。

关于无形资产的寿命，新准则没有作统一的要求，只是规定企业在取得无形资产时需要分析和判断其寿命。新准则在无形资产的摊销方式上打破直线摊销的单一方式，只是要求企业选定的摊销方式能够反映该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实现方式。对于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通过合理确定其使用期限、根据其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选择适当的摊销方法以及通过减值测试来确定其摊销金额，企业管理层可以实现某种特定利益驱使下的盈余管理。对于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虽然其成本不予摊销，但是企业管理层可以通过每年年度终了的减值测试来间接管理盈余。例如，当企业会计利润为零时，管理层可能将本应该计提减值准备的无形资产不计提任何减值准备以便适当提高会计利润。

当企业需要在以前年度的基础上来管理盈余时，管理层可以利用准则中“企业应当至少于每年年度终了，对企业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及未来经济利益消耗方式进行复核；无形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及未来经济利益的预期消耗方式与以前估计不同时，应当改变摊销期限和摊销方法”的规定来进行盈余管理。管理层可以借复核之机在需要时对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摊销年限及方法进行重新选择。

如上文所述，企业内部研发活动中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的划分、无形资产初始成本的确定、开发阶段的支出是否满足准则所规定的五个条件以及开发阶段支出资本化后的摊销在很大程度上均依赖于企业管理层的主观判断，因而新准则的这些规定客观上增大了企业盈余管理的空间。只需“合理”地划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正确”地确认无形资产的成本、开发阶段支出的资本化额与处理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企业管理层就能轻松实现某种目的的盈余管理。

（二）研发支出有条件资本化下盈余管理实例分析

为了比较直观地反映研发支出有条件资本化下我国企业盈余管理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笔者以AB企业为例。假设AB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2005年研发经费投入约为40亿元；2005年利润总额（税前利润）约10亿元。根据以前年度的经验并参考同行业的数据，在研发支出有条件资本化下，该企业管理层认定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各占研发支出经费总数的50%，其中开发阶段支出的资本化率为50%，研发活动形成的无形资产的摊销期限为5年。由于2005年研发支出实行的是费用化的会计政策，我们可以得知AB企业研发支出发生前的税前利润调整为50亿元。在研发支出有条件资本化的背景下，企业盈余管理的具体影响比较分析如下：

1.划分研究和开发阶段对企业业绩的影响

假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管理层对研究阶段支出占研发经费的比率进行单位为10%的调整，以便直观地观察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划分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参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AB公司只需通过对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的划分进行10个百分点的调整便可以轻易实现1.6亿元的税前利润变化；还可以看出研究阶段支出占研发总支出的比率与对应的税前利润成反比，即研究支出比率越高，税前利润越小。

2.开发阶段支出资本化的确认对企业业绩的影响

在研究与开发阶段的划分确定后，企业还可以通过开发阶段的有条件资本化来实现税前利润的调控。现在通过改变开发阶段的资本化率（变动单位为10%）来看资本化额的确认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参见表2：

由表2得知，开发阶段支出资本化额度的确定也会对企业业绩有较大的影响。这说明企业即使在正确划分研究和开发阶段后，也可以通过有条件资本化来实现盈余管理。从表2中数据观察可知：开发阶段支出的资本化额度与税前利润成正比。开发阶段支出的资本化额度越大，企业税前利润越高。

3.资本化后的摊销选择对企业业绩的影响

开发阶段支出有条件资本化后便形成无形资产，而无形资产的存在便涉及摊销。由此可以推断，资本化后无形资产摊销政策的选择同样可以对企业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摊销政策包括摊销年限与摊销方式。但由于新的无形资产准则对这两个方面没有统一的规定，这样摊销政策的选择也必将成为盈余管理的有力工具。笔者续上例对此展开说明。

为了计算简单，只对摊销年限变化（变化单位为1年）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作描述，摊销方式选择及其他的内容带来的影响本文暂不作说明。具体变化参见表3：

表3表明，开发支出有条件资本化后的摊销也对企业业绩产生影响：摊销年限与税前利润成正比，摊销年限越长，对应的税前利润就越大。

当然，对于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企业管理层还可以借对使用寿命及未来经济利益的消耗摊销方式行复核之机通过改变摊销方式和使用寿命年限来进行盈余管理。当企业管理层希望增加近期利润时，可以通过缩短无形资产使用寿命年限等方法来达到目的；当需要后期利润增加时，可以选择加速折旧摊销方式等方法来完成。对于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管理层可以通过调整计提减值准备金额的方式来进行盈余管理。在这里就不再进行详细的说明。

内部控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篇6

一、盈余管理的概念及动因

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管理当局凭借一定的职业判断, 运用会计方法或者安排真实交易, 对财务报告中有关盈余信息披露或与其相关辅助信息进行管理的过程, 其目的是为了误导利益相关者对公司业绩的理解或者影响以报告盈余为基础的合约 (Healy and Wahlen, 1999) 。盈余管理可以多种形式存在于对外披露会计信息的过程中, 其主要目的是获取私有利益, 其出发点是局部利益、部分利益或某些特殊群体的利益, 在现实中更多地表现为欺诈行为 (Brown, 1999) 或不道德行为 (Goel and Thakor, 2003) , 严重威胁着财务报告质量和投资者保护。盈余管理之所以存在是由于以下原因:

(一) 委托代理冲突

现代企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所有者 (股东) 和经营者身份的截然分离, 所有者为企业提供资本并且承担了财务风险;而职业经理人为企业提供了专业知识和技能 (人力资本) 并负责企业的日常运营;但是公司的经营者却并不能保证按照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来行事, 他们常常会追求其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由此便导致了委托代理冲突。根据“委托经济责任”理论, 会计信息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衡量经营者的业绩, 解除经营者的委托经济责任。为了激励和督促管理人员更好地服务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大部分上市公司都建立起了对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这种激励和考核机制, 也都是建立在利润目标考核上。因此, 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直接执行和参与的管理人员, 出于利益的驱使, 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及信息上的优势, 运用自身的职业判断, 在不违反会计原则的范围内, 选择对自身有利的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直接干预盈余信息的生成, 从而使盈余信息朝着对自身有利的方向发展。我国上市公司委托代理冲突还表现为上市公司对流通股股东利益的漠视和侵占。中国资本市场中特有的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并存的结构性缺陷, 使得内部人与流通股股东利益关注点发生分歧, 上市公司大股东普遍只是把公司上市当作一个融资、圈钱的机会, 通过盈余管理, 粉饰业绩把公司包装上市, 实现融资、圈钱的目的之后, 上市公司的业绩往往会一落千丈, 导致流通股股东的投资遭受损失, 或者上市公司通过安排关联方交易等途径向大股东输送利益, 即所谓的隧道效应, 侵占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 信息不对称

在现代公司管理结构中, 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管理者全面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企业管理者成为企业的真正控制者, 由于代理成本的存在, 所有者不可能完全观察和监督管理者的行为, 因而管理者会拥有所有者人所不知道的有关企业经营运作的内部信息。而作为企业实际所有者的股东 (委托人) , 反而处于信息上的劣势。尤其是我国现有的国有上市公司, 存在着实际“所有者缺位”, 企业管理层就可能利用其掌握的信息获取利益的最大化, 通过盈余管理从而使盈余信息朝着对自身有利的方向发展。上市公司与证券监管机构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上的不对称。证券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只能依靠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过的财务报表及其他规定应披露的信息, 而对公司内部实际的盈利状况及经营状况, 证券监管机构很难得到完全的了解:经营者利用信息优势, 向委托人、债权人、投资者等提供虚假信息, 隐瞒其经营管理的实际情况, 以期获得私利;操纵企业会计, 掩盖企业真实财务状况, 从而达到侵吞企业财物、掩盖非法经营、粉饰经营业绩等目的。

由此可见, 委托代理冲突是经营者进行盈余管理的根源所在, 而信息不对称是盈余管理生存的土壤。

二、内部控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一) 控制环境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COSO报告认为, 控制环境是指对建立、加强或削弱特定政策、程序及其效率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 具体包括员工的诚实性和道德观、人员胜任能力、管理当局的理念和经营风格、董事会及审计委员会、组织结构、权责划分、人力资源政策及实施等。控制环境是企业内部控制的核心, 控制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到企业内部控制的贯彻和执行, 也会影响企业经营目标及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例如, 管理当局的诚实性和管理哲学, 是防止故意隐藏不利消息或进行盈余操纵的保证。即使设立良好的内控也会因执行者的能力不足或道德败坏而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再如, 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的通病。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 流于形式, 对管理层不能形成有效的监督, “内部人控制”严重。“内部人控制”加重了委托代理冲突, 管理层凌驾于内控之上进行盈余管理操纵财务信息, 提供虚假会计信息误导外部信息使用者, 严重损害了会计信息使用者的经济利益。因此, 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是抑制盈余管理的关键所在。

(二) 风险评估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管理的中枢环节, 是防范企业风险最为行之有效的一种手段。通过对企业风险的有效评估, 不断加强对企业经营风险薄弱环节的控制, 把企业的各种风险消灭在萌芽之中, 是企业风险防范的一种最佳方法。通常企业的管理者关注的是与企业“公允表达”的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风险、5个财务报表认定等, 确认和分析与目标的实现相关的风险, 并且采取必要的行动和控制措施以使企业员工了解这些风险。企业如果没有必要的风险意识, 内部控制制定的定位不准确, 其运行肯定不好, 内部控制运行不好, 就会给盈余管理留下空间。

(三) 控制活动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控制活动是确保管理阶层的指令得以实现的政策和程序。有效的控制活动分为5类:充分的职责分离、交易和活动的适当授权、充分的凭证和记录控制、对资产和记录的实物控制、对业绩的独立核查。由于在会计政策、规范和制度上存在一定的可选择性及缺陷, 即使依据合法真实的原始凭证, 并且依据合法合规的会计方法处理, 也同样会产生不同的报告, 从而为盈余管理提供了空间。企业必须制定关于财务报告信息生成的内部控制政策和程序, 并严格执行。对财务报告生成的每个环节进行有效监督和控制, 避免差错和舞弊的发生, 从而从根本上抑制盈余管理行为。

(四) 信息沟通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信息与沟通是整个内部控制的生命线, 为管理层监督各项活动和在必要时采取纠正措施提供了保证。一个良好的信息和沟通系统明确地将相关职责分配给执行特定控制程序的员工。每一个与此有关的员工都应清楚是如何进行控制的, 以及他们在内部控制系统中担任何种角色和责任, 加强了会计报表的各个认定的可靠性。信息沟通强调会计信息的流动性, 并为有关部门和人员之间进行沟通提供了平台。如果企业的各个部门之间的信息不相互沟通的话, 在某些环节会造成疏忽或不知情, 这样就会增加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因此, 信息沟通是抑制盈余管理的基本要素。

(五) 监控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内部控制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 它是一个“动态过程”。不论是制度的制定执行还是最终的评判, 均需要恰当且不可缺少的监督, 以使内部控制程序更加完善, 更加有效。对财务信息的监控是以监事会和内部审计的监控为主的监控体系。监事会是公司中专门从事监督的机构, 负责对董事会和经理的行为进行监督, 防止其损害公司的利益。内部审计既是内部控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又是内部控制的一种特殊形式。其职责在于就控制系统的风险和操作情况向管理层提供独立保证并帮助管理层有效地履行责任。因此, 内部控制监督体系是抑制盈余管理的重要保证因素。然而, 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监督机构普遍人员缺乏, 加之专业知识缺乏, 业务不规范, 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监督只流于形式, 监督机构形同虚设。

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研究综述 篇7

(一) 内部控制概述

自安然、世通等财务丑闻曝光后, 人们开始认识到内部控制的重要性。美国SEC于2002 年颁布了萨班斯- 奥克斯利法案, 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 内部控制的发展相对于国外起步较晚。财政部在2010 年出台了《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鉴证信息。内部控制作为现代企业管理体系的重要机制之一, 是企业管理活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现阶段公认的最权威性的内部控制概念是1992 年由美国COSO委员会提出的, 即内部控制是由管理当局设计、董事会核准, 由董事会、经理层及其他人员共同实现的过程, 其目的是确保财务报告的质量、防范经营风险、控制公司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或疏漏, 从而保证企业正常运行。

(二) 盈余管理概述

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企业股东及外部投资者与管理层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管理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盈余管理, 操纵企业的内部收益。盈余管理主要包括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前者是指管理者主要利用会计准则来进行盈余管理, 后者是指管理者主要通过操纵企业的真实交易活动来进行盈余管理, 具体包括销售操控、产品成本操控、酌量性费用操控。由于国家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 选择会计准则进行盈余管理风险很大, 企业管理层开始选择风险小、隐蔽性强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二、国外关于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的研究

自萨班斯- 奥克斯利法案颁布之后, 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逐渐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国外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以内部控制缺陷为研究视角:Doyle等 (2007) 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与不能作为现金流实现的低质量应计利润正相关。Skaife等 (2008) 通过研究内控缺陷及其缺陷修正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结果表明披露内控缺陷的公司其应计盈余质量较低, 而对其内控缺陷进行修正后, 公司的应计盈余质量会相应地提高。另一方面是以内部控制质量为研究视角:Gong等 (2009) 对美国本土和跨国的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进行对比, 发现美国本土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与盈余质量正相关, 而跨国上市公司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地相关性。

三、国内关于内部控制和盈余质量的研究

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 国内学者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起步较晚, 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种观点是两者之间有相关性:张龙平等 (2010) 从内部控制鉴证角度研究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内部控制鉴证能提高盈余质量。方红星和金玉娜 (2011) 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抑制盈余管理。另一种观点是两者之间不相关:张国清 (2008) 研究发现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没有相关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 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能够保证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信息, 能够减少企业股东及外部投资者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从而抑制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因此, 企业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建立健全内部控制: (1) 加强风险管理, 建立健全风险评估系统;一个企业要想意识到其内控存在的不足, 必须准确地认识到在企业的日常生产活动中存在的风险。因此, 企业要建立健全风险评估系统, 及时地发现风险信息, 针对存在的风险采取有效的措施。 (2) 加强内部监督, 建立自我评估体系;对于企业来说, 监督系统行之有效。让企业员工对企业进行评价, 充分认识到自己在企业中的位置, 主动发现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不足。 (3) 强化内部控制, 完善企业管理结构。企业的内部控制与管理结构有密切的关系, 强化内部控制, 完善管理结构, 才能充分发挥内部控制的作用。

参考文献

[1]Doyle, J, Ge, W., Mc Vay, S.Determinants of Weaknesses in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7, 44 (1-2) :193-223.

[2]Ashbaugh-Skaife, H., Collins, D., Kinney, W., La Fond, R.The Effect of SOX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and Their Remediation on Accrual Quality[J].Accounting Review, 2008, 83 (1) :217-250.

[3]方红星, 金玉娜.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抑制盈余管理吗——基于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经验研究[J].会计研究, 2011, (08) :53-60.

[4]张龙平, 张军, 张军只.内部控制对会计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J].审计研究, 2010, (02) :83-90.

企业盈余管理内部控制 篇8

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近年来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重点转向了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 (王军, 2010) , 出台了一系列的内部控制制度规范。2006年,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发布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建设的有关信息;2008年, 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被喻为“中国版SOX”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以下简称“《基本规范》”) 要求上市公司在2009年7月1日开始执行, 随后财政部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并针对内部控制的有关法规开展了大量的培训活动。《基本规范》指出, 内部控制的目标是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 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 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盈余管理是经营者运用会计手段或者安排交易来改变财务报告, 以误导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业绩的理解或者影响以报告会计数字为基础的合约的结果 (Healy and Wahlen, 1999) 。盈余管理可以分为两类:应计盈余管理以及真实盈余管理, 前者针对应计项目进行了操纵, 降低了企业财务报告的可靠性, 而后者则扭曲了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 不利于企业经营效率的提高, 也有碍于企业战略目标的顺利实施。因此, 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直接与内部控制的目标相悖。我国上市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状况是否可以对其盈余管理进行有效抑制, 以达到保障财务报告真实可靠并促进经营效率和战略实施的目标呢?另外, 作为全球最大的转型经济体, 我国资本市场上近三分之二的企业由各级政府和国资委控股, 一方面, 这类企业受到政府干预严重, 其经营目标, 日常活动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异化 (青木昌彦等, 1994;雎国余等, 2004) 。但是另一方面, 作为政府控股的企业, 国企在执行国家各项政策方面有先天的义务和优势。我国内部控制建设政策由政府各个部门推动, 对于国企而言, 其内部控制建设状况如何?是流于形式还是对其盈余管理行为起到了应有的抑制作用呢?这些, 都是本文感兴趣的问题。目前, 国内外关于内部控制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文献已经不再罕见, 但大部分文献均只关注了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 只有方红星和金玉娜 (2011) 等寥寥几位学者关注了真实盈余管理。而且, 前期研究结论也不尽一致, 有学者发现企业的内部控制能够显著抑制其应计盈余管理 (Doyle等, 2007;张龙平等, 2010) , 而有的研究却发现内部控制与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Gao等, 2009) , 更有一些研究发现了企业的内部控制将会促进其应计盈余管理 (张国清, 2008;王美英和张伟华, 2010) 。研究结论不一致, 主要是由于难以全面衡量企业内控质量。以往研究或者是以上市企业是否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或者是通过自行或者一些机构开发的相关指数来衡量企业内控质量 (董望和陈汉文, 2011;李万福等, 2010) 。然而, 这些指标均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有效性也无法得到验证。

本文以财政部中国上市企业内部控制指数研究课题组发布的内部控制指数 (以下简称“财政部内控指数”) 来衡量上市企业的内控质量, 该指数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客观性、可比性等特点 (课题组, 2011) , 因而能够较好地衡量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质量。本研究从应计和真实两个方面实证检验了企业内控质量与其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选用全新的方式衡量企业内控质量, 并全面关注了应计和真实两类盈余管理行为与企业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 对以往相关的研究进行了补充, 对未来的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 契约规定了各个订约人的行为集合以及对其的激励机制。在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中, 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管理者, 其效用最大化目标不可避免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产生分离, 行为不再与所有者利益一致, 而且现代企业的管理者通常拥有对企业剩余的控制权, 却没有与之匹配的索取权, 在这种产权缺失的情况下, 管理者利用其拥有的剩余控制权为自身谋利的动机将异常强烈, 代理问题不可避免 (Jensen and Meckling, 1976;青木昌彦等, 1994;费方域, 2009) 。受到信息不完全和自身计算能力的限制, 企业所有者不可能预见未来期间发生的所有事件, 也不可能将每种情况写入契约, 故而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所订立的契约是不完全的, 不完全契约无法对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完全约束, 盈余管理的存在将是必然。

内部控制的目标是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真实可靠、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以及促进战略的顺利实施, 因此, 抑制有损于财务信息质量的应计盈余管理, 以及降低经营效率、不利于战略实施的真实盈余管理是企业内部控制应该尽到的义务。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起到抑制企业管理者的盈余管理行为的作用。首先, 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一般具有良好的内控环境, 其中良好的治理结构、恰当的机构设置和权责分配以及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 有助于缓解各类代理问题, 能够最大限度地减轻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代理冲突。其次, 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一般都具有完善的信息与沟通机制, 准确而及时的信息沟通可减小企业各订约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使得契约的不完全性减少 (李万福等, 2011) 。再次, 内部控制中的风险评估贯穿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 能够有效保障企业日常经营的顺利进行, 从而对扭曲经营活动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起到抑制作用 (Kam等, 2008) 。最后, 内部控制中的监督活动能够有效监督经理人积极履职, 减少经理人的自由裁量权, 促使经理人减少盈余管理行为, 并按照符合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对企业进行经营。由此, 提出本文假设: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内部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

产权性质会对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理财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La Porta等, 1997, 1998;Claessens, 2000) 。长期以来, 国有企业由于“所有者缺位”, 导致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面临着远较非国有企业更为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 (青木昌彦等, 1994;陈信元等, 2009) 。许多研究显示, 国有企业在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效率等方面均远落后于非国有企业 (李增泉等, 2009;陈信元等, 2009;卢锐等, 2011) , 内部控制机制, 可能只是国有企业的一项“形象工程”, 流于形式。但同时国有企业作为政府政策执行的窗口和资本市场上的主体, 其在执行政府政策时更会不遗余力, 突显其表率作用 (雎国余等, 2004) 。不同于其他国家, 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由政府部门制定, 并且在推行上具有行政上的强制性 (缪艳娟, 2010) , 可以预计, 较非国有企业而言, 国有企业在内部控制机制的建设上可能会更有积极性, 更愿意尽心尽力, 其内部控制机制更能得到实质上的加强。综合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对国有企业而言,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内部盈余管理程度的负相关关系更加显著

(二)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9年我国所有在沪深两市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按照以下步骤对样本进行筛选处理:1.剔除ST、*ST的样本企业;2.剔除金融保险类的样本企业;3.剔除计算相关指标所需数据缺失的样本企业;4.剔除分行业后数量不足10个的样本。经以上顺序处理后, 最终得到717个研究样本。本文所需数据, 除财政部内部控制指数外, 均来自于CSMAR数据库, 并与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cn) 公布的企业年报数据进行交叉印证, 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此外, 为了控制极端值带来的影响, 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缩尾处理。最后, 本文所使用计量软件为STATA 10.0版本。

(三) 变量定义

本文变量的含义和计算方式如下表 (1) 所示。

(四) 模型建立

本文以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估计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强度。Kothari (2005) 的研究发现, 企业的非正常应计利润在当期会计业绩的上下极端值出现异化, 故建议使用经业绩匹配的截面Jones模型估计非正常应计利润。因此, 本文在Dechow等 (1995) 修正的截面Jones模型中加入企业当期总资产净利率 (ROA) 以控制会计业绩的影响。具体的估计模型如下:

上式中, 下标t和i分别代表第t期的第i个观测值, 其余变量定义如下:GAi, t代表企业当期的总体应计利润, 以去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减去经营性现金流量计算得出, SALESi, t是企业本期与上期的销售收入之差, PPEi, t和ROAi, t分别为企业当期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和总资产净利率, 分母Ai, t-1代表企业上期的总资产, ε是模型的随机误差项。将样本数据带入上式进行分行业回归后求得残差, 再取残差的绝对值就得到了企业当期非正常应计利润的估计值ABS_DAi, t。

注:所有连续变量均经过winsorize 1%处理, 均值为T检验, 中位数为Wilcoxon秩和检验。括号内为P值, *, **, ***分别代表在10%, 5%和1%的水平上显著, 双尾检验

为估计企业内部真实盈余管理的强度, 本文采用Roychowdhury (2006) 所开发的计量模型。Roychowdhury (2006) 将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分为三种:第一种为扩大销售;第二种为过度生产;第三种为削减正常支出。对应于三种方式的真实盈余管理, Roychowdhury (2006) 构建了三个计量模型:

以上三式中。变量CFO代表企业经营创造的现金流量, 选用企业现金流量表中的经营性现金流量项目数值替代。PROD为企业当期企业生产产品的总成本, 用利润表中主营业务成本与资产负债表中存货前后两期的变化量之和替代。EXP代表企业可以操纵的费用, 因为我国财务报表中没有具体披露研发费用, 所以用利润表中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项目数值之和替代。其余变量如 (1) 式所介绍。

注:表所有连续变量均经过winsorize 1%处理, 第一列为全样本回归结果, 第二和第三列为国企组和非国企组分样本回归结果, 最后一列为分样本回归系数之差的Chi2检验结果。在最后一列中, 括号内为Chi2值, 其余各列括号内为T值, *, **, ***分别代表在10%, 5%和1%的水平上显著, 双尾检验

使用上面三个计量模型, 对样本企业分年度, 分行业进行OLS回归分析, 估计出样本企业正常经营活动所创造的经营性现金流量、所生产产品的总成本以及所发生的期间费用。各个模型经回归后的残差分别代表了企业进行真实盈余管理所导致的非正常经营现金流量R_CFO, 非正常总成本R_PROD以及非正常期间费用R_EXP。

如果企业管理者实施真实盈余管理, 企业在当前年底会呈现出以下的一个或者多个特征: (1) 较低的经营性现金流量, 即R_CFO<0; (2) 较高的生产成本, 即R_PROD>0; (3) 较低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 即R_EXP<0。为了方便模型比较, 本文将R_CFO和R_EXP各乘, 转化为正值, 然后和R_PROD相加, 得出衡量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总体强度的变量RM, 具体计算如下式:

为研究企业内控质量与其盈余管理强度的相关关系, 检验本文的假设, 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 α0为截距项, α1~αj为回归系数, ε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从表 (2) 可以看到, 内控质量高组企业和内控质量低组企业只有在真实盈余管理的中位数检验上显著 (P值为0.021) , 而在应计盈余管理程度的两项检验指标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均值检验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单纯从结果而言, 并不支持本文假设1, 但此结果并未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 故结论并不可靠。另外, 企业规模、盈利状况、成长率和国际“四大”都与内控质量显著正相关, 说明规模越大、盈利状况越好以及成长率越高的企业, 越有可能对内控建设投入更多资源, 而且, 内控质量越高的样本企业, 更倾向于聘请高质量的外部审计, 这也和以往的研究一致 (Doyle等, 2007;Ashbaugh-Skaife等, 2008) 。最后, 在内控质量高组的样本企业中, 其独董比例显著小于内控质量低组, 而控股股东持股率显著大于内控质量低组。

(二) 回归分析

模型 (6) 和模型 (7) 的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表 (3) 的Panel A和Panel B分别为内控质量与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 从左至右第一列为全样本回归结果, 第二和第三列分别为国企和非国企样本组的回归结果, 第四列则为两组分样本间回归系数之差的Chi2检验。从表 (3) 中可以看到, 在Panel A的回归结果中, 内控质量 (IC) 的回归系数为-0.015, 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了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在Panel B的回归结果中, 内控质量 (IC) 的系数为-0.032, 同样在1%水平显著, 从而本文假设得到验证。在Panel A的分样本回归结果中, 国企组的内部控制质量 (IC) 的回归系数为-0.026, 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非国企组的内部控制质量 (IC) 与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之间呈正相关 (回归系数为0.002) , 但是不显著 (T值为0.27) , 从最后一列也可以看到, 国企组与非国企组内控质量 (IC) 的回归系数之差显著为负 (值为-0.028, Chi2值为3.74) 。同样, 在Panel B的分样本回归结果中, 虽然内控质量 (IC) 的系数在国企和非国企组中都显著为负 (国企组系数为-0.062, 1%水平显著;非国企组系数为-0.012, 10%水平显著) , 但在系数之差的检验结果中, 国企组系数显著大于非国企 (系数之差为-0.050, 5%水平显著) 。以上的结果表明了在国有企业中, 内部控制更能够显著抑制其盈余管理行为, 验证了本文的假设2。此外, 国企组和非国企组在变量企业规模SIZE和成长率GROWTH的回归系数上存在显著区别, 结合以上变量在分样本中回归系数的符号, 仍然表明了我国国企依然存在理财目标异化、公司治理薄弱等问题。总而言之, 本文的假设1和假设2通过了检验。

四、结论

企业盈余管理内部控制 篇9

关键词：内部控制,应计盈余管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一、引言

由于我国的上市公司目前处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状态, 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委托代理冲突越来越严重, 这种委托代理问题不仅包括经理人和股东的冲突, 也包括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冲突。由于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 经理人往往存在机会主义行为, 股东也无法对经理人进行有效的监督, 大股东也会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对中小股东的利益进行侵占, 使公司决策的公正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本文所要研究的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内部控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保证财务报告信息的质量, 即保证信息的相关性、可靠性和真实性。财务报告有效地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代理人会进行盈余管理, 这便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 而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这种冲突主要通过内部控制的制度性安排来消除。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更加引人关注, 能否通过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来抑制盈余管理成为了一个兼具理论与实际意义的话题。

二、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一) 相关理论

1. 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作为公司的制度安排, 贯穿于公司经营的各个流程, 它的主要目标是经营性目标、报告性目标与合规性目标。由于全球范围内的舞弊行为的发生, 各国对内部控制逐渐重视起来, 率先起步的是美国, 安然公司的破产使美国的立法机构加快了步伐, 在2002年首先推出了萨班斯法案 (简称SOX法案) , 该法案对内部控制的信息披露做出了强制性的要求, 这使美国的内部控制处于严格的监督之下, 规范了内部控制制度。我国的内部控制发展起步较晚, 上交所、深交所分别在2006年和2008年颁布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强制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而财政部在2010年出台的《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要求上市公司对内部控制的鉴证信息进行披露, 到2014年上市公司发布的财务报告为止, 所有公司都已经披露了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但有部分公司并没有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由此可见, 内部控制的法律政策在我国贯彻实施的并不彻底, 这也对抑制盈余管理有一定的阻碍。

2. 盈余管理

由于信息不对称的普遍存在, 会计信息成为了管理层向股东及外部投资者传递的中介, 而盈余管理自然成为了一种可选择的会计机制, 管理层为了追求薪酬激励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有动机地进行盈余管理这种机会主义行为, 而盈余管理也影响着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盈余管理主要分为会计选择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会计选择盈余管理主要通过对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选择进行盈余管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主要通过影响企业的真实交易活动来进行, 又分为销售操控、生产成本操控、酌量性费用操控, 他们改变了企业的真实交易活动的收入额、销售成本以及各种的酌量性费用支出。由于法律政策地不断完善, 利用会计选择进行盈余管理的风险较高, 企业管理层越来越多地选择风险较小、隐蔽性较强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但这种盈余管理方式损害了企业的未来利益, 销售操控会使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受到影响, 生产成本操控会减少企业的未来现金流, 而酌量性费用操控会损害企业的未来经营业绩。但是, 管理层不以企业的未来发展为重, 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成为了他们最主要的选择。

(二) 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文献综述

1. 国外研究综述

自从美国颁布萨班斯法案之后, 关于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的研究日益增多。Doyle等学者 (2007) 考察了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的弱点后, 得到了内部控制缺陷与应计盈余的质量呈反向关系, 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的弱点往往会降低公司的应计盈余质量。Chan等人 (2008) 通过研究发现, 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较高。在此基础上, Ashbaugh (2008) 发现, 将内部控制的缺陷进行改正后, 盈余管理的程度明显降低。由此可见, 国外的大部分学者认为, 内部控制的质量高低与盈余管理的程度呈反向的关系。

2. 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对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的看法分为两种, 一种是认为内部控制能够有效地抑制盈余管理。程小可、郑立东 (2013) 认为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更低。杨七中、马蓓丽 (2014) 认为, 内部控制能够有效地抑制盈余管理, 但却促进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这可能是因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隐蔽性较强, 企业更倾向于通过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来操控利润。另一种观点则是认为, 内部控制对盈余管理的抑制效应并不明显。张国清 (2008) 以2007年A类非金融上市公司为主体, 研究得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并未伴随高质量的盈余。我国的学者在研究内部控制和盈余管理的关系时, 关于内部控制的度量方法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根据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 第二种为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审计意见, 相比较上一种, 来自外部的报告更加客观, 也更加有说服力, 最后一种则是根据迪博公司发布的内部控制指数。目前, 采取前两种度量方法的研究更多, 主要是因为前两种的上市公司数据更容易获得。

三、政策建议

(一) 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之间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内部控制是公司治理的基础, 只有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才能保证内部控制发挥应有的作用, 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有研究表明, 高管的薪酬越多,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程度越低, 我们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减少高管盈余管理的行为。

(二) 加强会计师事务所的客观性

会计师事务所应加强执业过程中的独立性, 保证出具客观公正的鉴证报告, 使投资者能根据鉴证报告作出正确的决策, 加强内部控制的审计质量还有助于提高内部控制的质量, 从而抑制盈余管理。

(三) 完善相关的法律政策

财政部自从2010年颁布了《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后, 正在逐步加强对内控信息披露的要求, 但是仍有一部分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披露不够完善, 尤其是内部控制的鉴证信息, 相较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来说, 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更加独立客观, 更能反映出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真实情况。所以, 法律的监管部门应努力完善相关监督机制, 加强对上市公司执行法律的监督。

参考文献

[1]方红星, 金玉娜.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抑制盈余管理吗——基于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经验研究[J].会计研究, 2011, (08) :53-60.

[2]张国清.内部控制与盈余质量——基于2007年A股公司的经验数据[J].经济管理, 2008, (23) :112-119.

[3]张龙平, 张军, 张军只.内部控制对会计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J].审计研究, 2010, (02) :8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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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计准则下企业的盈余管理 篇10

关键词：新会计准则 企业 盈余管理

0 引言

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实施能够遏制部分盈余管理手段的使用效果，但准则不是万能的，这就需要企业、政府及监管者、中介机构及其他利益团体的积极配合和共同努力，从而有效的制止企业盈余管理行为。

1 新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的限制

1.1 存货存货计价方法对盈余管理的限制 新会计准则在会计政策中取消了发出存货计价的后进先出法，规定企业应当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新的存货准则实施后，企业利用变更存货计价方法来调节当期利润的手段无法继续使用。使得企业的存货流转得以真实地反映，所有企业的当期存货费用，都以客观的历史成本反映，加强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消除了人为调节因素，很好的限制了企业的盈余管理。

1.2 资产减值准备对盈余管理的限制 旧准则规定，企业所计提的各项减值准备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并允许在以后年度调回。通过减值准备的计提与转回可将企业全部利润在不同会计期间进行重新分配，为企业利润操纵提供了机会。新会计准则从两个方面遏制了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力度。首先，它对减值作了详细规定，计提减值准备，要求证据真实，这使得企业不能在计提时随意想提多少就提多少。

1.3 合并报表对盈余管理的限制 关于企业合并，旧准则规定主要是以股权比例作为衡量标准，这会使上市公司在业绩不佳的年份，通过收购业绩优良公司的股权或者是减持经营业绩不佳的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份额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新的合并财务报表准则所依据的基本合并理论从侧重母公司理论转为侧重实体理论，合并报表范围的确定更关注实质上的控制，而不再是股权比例，凡是母公司所能控制的子公司都要纳入合并报表的范围，扩大了合并报表的合并范围，包括小规模公司、业务性质特殊的子公司以及所有者权益为负数的子公司。杜绝了企业利用缩小持股比例，分离若干子公司的方法，将经营状况不好的企业从合并范围中剔除，从而粉饰企业集团整体业绩的做法。

1.4 关联交易对盈余管理的限制 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新会计准则对关联方的定义做出了明确的扩展，凡对企业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三种类型的公司都构成关联方，并且明确指出无论是否发生关联方交易，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企业都应当在报表附注中披露母子公司的关系，规定批露的关系层次要具体到包括母公司、最终控制方、对外公开提供财务报表的最低中间控股公司。

2 新会计准则下企业盈余管理的方式

2.1 利用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调节利润 新的《债务重组》准则规定：由于债权人让步，债务人获得的利益将直接计入当期收益，进入利润表，并且引入公允价值，以实物抵债的，将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在此规定下，在企业无力偿还债务或出现亏损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债务重组，一旦获得债务全部或部分豁免，企业都将会获得利润，财务状况可能会因此而得到改善，可能会显著提升公司每股收益的水平，以维持公司业绩，维护公司稳定发展形象；连续亏损的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债务重组来人为实现利润，从而避免退市风险。

2.2 利用固定资产准则进行盈余管理 《固定资产》准则规定：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使用寿命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应当调整固定资产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应当调整预计净残值；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预期实现方式有重大改变的，应当改变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固定资产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的改变应当作为会计估计变更处理。企业只需要调整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就可以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2.3 利用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调节利润 会计准则对无形资产研究开发费用的费用化进行了修订，将企业无形资产支出划分成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开发阶段的支出在满足一定条件时确认为无形资产。新准则允许开发支出予以资本化，这将增加开发企业的利润，但操作的关键是正确划分两个阶段。虽然新准则对公司的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定义进行了明确区分，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无形资产研发业务复杂，很难准确划分研究和开发两个阶段，企业可以借此调节盈余。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判定无形资产使用寿命有限或无限来确定无形资产是否需要摊销，通过调节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或摊销方法，从而调整管理费用的金额，最终达到人为调节利润的目的。

2.4 利用借款费用准则进行盈余管理 按照新《借款费用》准则的规定，为购建或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占用了一般借款的，被占用的一般借款的利息金额应予资本化。根据这一规定，企业可在一般借款的利息支出和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上做文章，可以采用一定的手段使专项借款之外的一般借款的利息支出符合资本化的要求，或者将已完工的固定资产长期作为在建工程核算，这样既延长了利息支出计入资产价值的时间，又减少了折旧的计提，从而可以达到调节利润的目的。

3 对规范盈余管理的一些建议

从以上可以看出，新会计准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选择空间，限制了企业的盈余管理，但同时却又在其他一些方面给企业的盈余管理留下了余地，甚至扩大了操作空间。新会计准则下如何规范企业的盈余管理便愈显重要。

3.1 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企业会计准则要根据我国的市场环境特点，并参照国际惯例，进一步修订完善企业会计准则，谨慎地赋予企业会计选择权，并完善会计信息披露要求，完善会计准则中可供选择的会计程序和方法，以缩小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范围。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新问题还会不断涌现，如一些重要的表外信息等，需要会计准则及时进行补充修订和不断完善。

3.2 建立健全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的组织特点之一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两权分离必然导致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健全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通过各方面的相互牵制和监督，从源头和制度上防范会计风险，既能保障所有者的经济利益安全完整，又能使经营者的受托责任顺利履行，并最终保证会计信息资料的真实可靠。

3.3 重视在职会计人员的岗位培训 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的会计准则已经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但是在会计实务界，会计人员素质的提高却远远落后于会计准则改革的步伐。通过对在职会计人员的职业培训，不断提高会计人员的理论和业务能力，使其知识和技能不断得到更新、补充、拓展和提高。

3.4 继续强化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机制 注册会计师行业应立足于维护公众利益，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自律体制，丰富和强化自律手段，建立行业失信联防机制，积极推进司法介入，严厉打击行业内的违规和弄虚作假行为，把好信息披露质量的最后一道关。

3.5 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强有力的监管机制和激励机制 我国证券市场很多上市公司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国有股在上市公司中占较大比重。在股权高度集中的条件下，大股东可以有效地控制公司，股东大会形同虚设，中小股东无力对公司施加影响，治理结构问题尤为突出。要健全公司的治理结构，首先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对国有股减持，改变股权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其次要健全和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制衡作用；再次要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机制，使管理者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挂钩，使股东目标成为管理者目标，消除激励管理者的利益障碍。

参考文献：

[1]沈烈，张西萍.新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J].会计研究.2007.(2):52-58.

企业盈余管理内部控制 篇11

关键词：终极控制股东,公司治理,盈余质量

引言

财务报告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主要手段, 而会计盈余是企业财务报告中披露的最重要信息之一。众所周知, 投资过程创造企业价值。而投资者之所以决定向企业投资, 看重的就是企业的盈利前景。也就是说, 投资者向企业投资, 依据的就是企业会计信息, 尤其是盈余信息。因此, 盈余信息直接影响了投资者的决策, 而盈余质量 (Earnings Quality) 也就影响投资者将来的投资收益。Francis etc (2004) 的研究也发现信息使用者 (包括投资者和监管机构) 对盈余的依赖确实比其他综合业绩指标 (比如股利、现金流量、EBITDA等) 更多。因此对盈余质量的研究至关重要。

在美国, 盈余质量是目前会计理论界研究重点之一, 是因为经验证据证明会计盈余与投资决策变得越来越不相关, 进而引发了理论界对会计信息的怀疑。为此, 美国会计学会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简称AAA) 在2001年把盈余质量立项进行研究并得到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的支持, 这也引发了美国理论界对盈余质量研究的热潮。而美国证券市场上爆发的安然、世通、朗讯、施乐等一系列会计欺诈行为也使得实务界和监管部门日益关注盈余质量, 2002年7月25日, 美国国会通过了《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法案》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 , 并在当年7月30日由时任总统布什签署后正式生效。在欧洲, 也发生了一些财务舞弊事件, 比如比利时的Lernout&Hauspie事件和意大利的帕玛卡特事件。

我国目前不管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也都日益关注盈余质量。理论界已经有一部分学者对盈余质量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比如王化成、柳木华等。与美国相比, 我国的证券市场远不够成熟, 从成立之后不久就相继爆发了一系列会计舞弊事件, 比如琼民源、郑百文、银广夏等事件, 这些舞弊事件大部分都是进行的盈余操纵行为, 这大大影响了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信心, 开始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产生怀疑。为此, 我国在2004年8月28日发布了新修订的《证券法》, 增设了对各利益相关者对公司信息披露的义务以及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但之后还是爆发了一些财务舞弊事件, 比如2005年的科龙电器。因此在我国对盈余质量进一步进行研究仍然非常必要。

影响盈余质量的因素很多, 比如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审计意见的类型、公司治理结构等, 而公司治理结构中又有许多因素影响会计盈余质量, 比如董事会构成、独立董事、股权结构等, 而目前有关股权结构对盈余质量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构成方面。国外对股权结构研究最早的是Berle和Means (1932) , 他们认为股权是高度分散的, 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委托代理问题是股东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而且二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但后来的研究 (Holderness & Sheehan 1988;La Porta etc.1999等) 发现, 股权往往是集中而不是分散的。在股权集中到使得一个所有者能有效控制公司的程度时 (Shleifer & Vishny, 1997) , 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就从第一类代理问题 (股东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转移为第二类代理问题 (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会计盈余信息是由公司经营管理当局生成提供的, 经营管理当局的行为影响会计盈余信息质量, 而经营管理当局的行为又受到公司既定股权结构下控股股东的权利行使方式的影响。因此, 控股股东的行为影响会计盈余质量。但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并不一定是直接控股的股东, 目前资本市场上的上市公司存在着金字塔式或交叉持股等形式的股权结构, 在这种情况下, 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不一定是实际控制人, 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往往是处在金字塔股权结构的最顶端的股东, 通常称之为终极控制股东。

La Porta Lopez-de-Silanes and Shleifer (1999) 首先开始对终极股东进行研究。研究发现, 由于终极股东的存在, 产生了新的两权分离 (通常所说的两权分离为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 即控制权 (投票权) 超过了所有权 (现金流权) , 在这种情况下, 终极股东可以用较少的股权实际控制公司。作为“经济人”的终极股东由于拥有较多的投票权, 可以对公司的资源配置及其经营决策进行控制, 同时由于自利主义的动机, 终极股东会为追求控制权私有收益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这就使得终极股东有能力也有动机影响会计盈余信息的披露, 进而影响会计盈余质量。2004年12月13日中国证监会下达了关于修订《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的通知, 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情况, 并以方框图的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和控制关系。在中国上市公司中确实存在控股股东为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开始研究上市公司中终极控制股东及其对会计盈余质量的影响, 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1 终极控制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和效率

本文研究终极控制股东对企业盈余质量的影响, 有必要先对终极控制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和效率的文献进行一番简单的梳理。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在其制定的《公司治理原则》中认为, “公司治理是一种据以对工商业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公司治理明确规定公司各个参与者的责任和权利分布, 诸如董事会、经理层、股东和其他利害相关者, 并且清楚地说明决策公司事务时所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股权结构是指企业各种股权的构成以及集中程度, 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决定着公司治理的水平。Berle and Means (1932) 首次提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论断, 他们认为股权是分散的, 并由此而导致对管理者的监督困难, 使得经营者可能不为股东利益最大化服务, 而股权一定程度的集中则有利于激励股东对经营者进行监督, 因此他们认为股权集中度与企业业绩正相关。之后许多人的研究都受其影响, 认为股权是分散的, 因而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企业股权分散情况下的主要代理问题 (第一类代理问题) , 而且许多人的研究都证明了Berle and Means的结论 (Jensen&Mecking, 1976;Shleifer & Vishny, 1986) 。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Berle and Means的研究提出了质疑。大量研究证实, 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并不是高度分散而是相当集中的, 股权集中情况下控制性股东的存在和金字塔式股权结构的广泛应用加剧了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是LLSV对公司治理研究的基本范式。Demsetz (1985) 和La Porta etc. (1999) 认为, 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 大股东可能以牺牲中小股东的利益为代价来追求自身利益。因此股权集中情况下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转变为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第二类代理问题) , 在投资者保护不健全的国家或地区, 这种利益冲突尤其严重。

Grossman & Hart (1980) 和Shleifer & Vishny (1986) 认为, 大股东的存在较好地解决了由于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造成的委托代理问题进而提高了公司业绩。Kang & Sorensen (1999) 认为, 大股东在降低公司代理成本方面具有潜在的重要作用。Edwards & Weichenrieder (2004) 认为, 大股东股权比例的上升带给小股东的收益至少等于或大于大股东更高的控制权所导致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剥夺带来的损害效应。而Zingales (1995) 等人认为, 大股东可以通过其控制权解决委托代理问题, 也同样可以掏空上市公司, 进而降低公司价值。Bebchuk (1998) 认为, 由于最终控制人对上市公司拥有超强的控制力, 控制权市场对其约束作用也较弱, 其可能通过投资项目选择等途径造成企业价值的损失。Claessens (1998) 对东亚地区2658家公司的实证研究表明广泛地存在大股东对小股东的掠夺现象。

LLS (1999) 首次研究了公司的的最终控制权问题, 他们通过层层追溯所有权的关系链找出终极控制股东。最终控制股东主要是通过金字塔式或交叉持股来获得超过现金流权的控制权, 并借以谋取私利 (Claessens、Djankov & Lang, 2000) 。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是指终极控制股东通过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而对公司拥有的实际控制权, 终极股东的所有权是指终极控制股东通过往公司投入资本而获得的分配公司收益的权利, 也即现金流权。控股股东通过金字塔型结构持股加强了控股股东对于公司的控制, 也引发了控股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 (Faccio & Lang, 2002) , 这是因为金字塔型股权结构使得控股股东可以利用较少的资本投入控制公司较多的股权而引起的 (Bebchuk, Kraakman & Triantis, 2000) 。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矛盾主要是源于控股股东获取控制权私利的行为 (Dyck & Zingales, 2004) , 控制权私利是企业控股股东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 挪用公司的资源或者独占其他股东不能共享的公司利益 (Barclay & Holderness, 1989) , 控制权私利源于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占行为 (Tunneling) (Johnson, La Porta, Lopez-de-Slianes Shleifer, 2000) 。金字塔股权结构导致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相分离。由于终极控制股东拥有的现金流权较少, 因此承担企业损失的比重较少, 因此其有可能采用关联交易、转移利润、直接占有公司资产等方式侵占其他股东的利益, 而且终极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越大, 终极股东获取控制权私利的动机越大, 这也就进一步加剧了终极控制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矛盾。

LLSV (1999) 分析了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对控制权私有收益和企业价值的影响后认为, 在投资者保护较好的国家, 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害会越小;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越高, 对小股东的掠夺越小;一个国家的投资者保护机制越完善, 公司价值越高;控股股东是现金流权越高, 公司价值越高;有较高投资机会的公司, 公司价值越高。LLSV (2002) 的实证研究证明了上述结论。但LLSV (2002) 没有发现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对公司价值的显著影响。Claessens et al. (1999) 通过实证研究认为, 终极股东的现金流权与公司价值正相关;控制权的集中与公司价值负相关;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与公司价值负相关。Claessens et al. (2002) 通过实证研究表明, 当公司被家族控制时, 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与公司价值显著负相关;国家控股的企业则存在某种相关;如果大股东是一个股权分散公司或金融机构, 两者就不显著。Yeh (2005) 发现在台湾当控股股东以交叉持股、担任高级管理职位或者控制董事会等方式来提高其控制权, 造成投票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时, 公司价值会下降。Johnson等 (2000) 指出, 股权的过度集中极易导致大股东与管理者勾结, 侵占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并将此称为“掏空” (tunneling) 行为。Ghosh & Sirmans (2005) 认为, 外部大股东的存在和公司业绩 (ROA) 正相关。

在中国也有许多学者开始研究股权结构问题, 普遍认为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 而且大都关注股权的性质和类别。何浚 (1998) 初步揭示了股权结构和大股东侵害的关联性。许小年和王燕 (1998) 认为, 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市值——账面价值之比显著正相关。张红军 (2000) 认为, 国家股股东和法人股股东持股的股权集中度与托宾Q值显著正相关。陈小悦和徐晓东 (2001) 认为国有股和法人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不显著, 流通股比例与企业绩效之间负相关, 在非保护性行业,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刘芍佳等 (2003) 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最终控制股东是政府或国家占主导地位, 中国84%的上市公司最终仍由政府控制, 且与公司绩效显著相关。赖建清 (2004)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最终控制人在董事会中占据的席位比例远高于他们控制的表决权比例, 同时最终控制人的性质不同, 采用金字塔式控股结构的比例不同。苏启林 (2004) 发现民营上市公司最根本的代理冲突是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割裂导致的控制性个人或家族股东与外部股东的代理冲突。白崇恩 (2005) 发现, 第一大股东比例与公司绩效负相关, 而且两者呈U形关系, 同时股权制衡对公司价值有正向影响。万俊毅 (2005) 认为, 声誉机制和法律手段能够迫使控股股东收敛侵占行为, 其中法律手段更为有效。赖建清 (2006) 通过对沪深股市2002年853家国有上市公司和235家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认为, 政府直接控制上市公司将降低企业绩效;国有最终控制人持有的所有权并不能产生“汇聚效应”, 反而可能成为内部人或关键人谋取私利或非经济利益的工具, 从而与企业绩效负相关;国有上市公司的两权分离程度并不影响公司绩效;非国有最终控制人持有的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隧道挖掘”行为, 起到了“利益汇聚效应”, 随着其所有权的上升, 公司绩效随之提高;非国有最终控制人通过采用复杂的金字塔控股结构分离所有权与控制权, 以便于谋取控制权私利, 两权分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司绩效, 但是所有权产生的“利益汇聚效应”和两权分离产生的“隧道效应”都较微弱, 几乎都不能通过10%上网显著性水平。谷祺等 (2006) 发现家族上市公司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大时, 公司的控股股东越有动力去扩大公司规模以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 同时他们发现, 现金流权越大, 公司价值越小。王鹏和周黎安 (2006) 发现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和公司绩效负相关, 现金流权和公司绩效正相关, 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水平与公司绩效负相关。唐跃军 (2008) 通过构建基于股东行为的多主体互动的博弈均衡模型发现, 大股东存在侵害中小股东的动机, 多个大股东之间可能选择制衡和监督, 也有可能存在联盟与勾结行为, 而且其受到不同控制权结构的影响;在处于转轨中的中国市场, 控制性股东有利于掩盖上市公司存在的各种问题。王淅勤 (2008) 认为, 终极控制股东为自然人的公司更容易发生隧道行为, 也更容易发生终极控制人的资金占用行为, 而终极控制人为非自然人的公司更容易发生直接股东的侵占, 也就是说, 终极控制人产权性质的差异导致利益转移方式上存在差异。许永斌 (2008)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随控制权的增加公司绩效呈“侵害——协同——掘壕”的非线性关系, 同时发现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产生源于控股股东和上市公司的利益不一致, 而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则放大了这种不一致。

2 终极控制股东与盈余质量

林钟高、吴利娟 (2004) 认为, 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是公司治理的基石, 规范有效的公司治理是高质量会计信息的环境保证。

国外已经对盈余质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Ball & Brown (1968) 首次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Warfield et al. (1995) 发现管理层的持股比例与盈余信息含量显著正相关。La Porta etc. (1998) 发现股权集中度和财务报告质量负相关, 大股东在一定程度上会通过失真的会计信息披露达到控制或掠夺小股东财富的目的。Yeo et al. (2002) 认为盈余信息含量与管理层持股之间不是线性关系。Fan & Wong (2002) 提出了股权集中度与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之间关系的3种有待检验的假说:壕沟效应 (entrenchment effect) 假说、信息效应 (information effect) 假说和激励效应 (incentive effect) 假说, 并分别得到了一些研究的证实;他们还认为财务报告监管的重大缺陷是盈利信息质量普遍较低的主要原因。Haw等 (2004) 认为, 在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弱的国家, 管理者和控股股东会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来操纵盈余, 进而影响盈余质量。Park & Shin (2004) 认为, 大股东通过披露错误的盈余信息, 欺骗投资者对企业的判断, 导致外部股东财富和企业价值的大幅下降。

近年来, 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开始研究盈余质量问题。刘立国和杜莹 (2003) 认为, 公司治理结构对财务信息质量有重大影响, 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比例越高, 流通股比例越低, 公司越有可能发生财务舞弊行为。此时会计信息质量包括盈余质量当然也就越低。王化成和佟岩 (2006) 认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质量负相关;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股东时盈余质量更低;股权制衡越强, 盈余质量越高。朱松 (2006) 认为, 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比例与盈余质量显著正相关;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程度与盈余质量负相关。游家兴和罗胜强 (2006) 通过研究发现,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低时, 持股比例与盈余质量负相关;持股比例高时, 持股比例与盈余质量正相关;国有控股股东比非国有控股股东盈余质量低。杜兴强和温日光 (2007) 发现, 股权集中度越高, 会计信息质量越好;国家控股公司的会计信息好于非国家控股公司。张继袖、陆宇建 (2007) 发现, 终极控制股东为国有股东时盈余质量更高。

在终极所有权结构下关于所有权结构对盈余管理影响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侧面的支持。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 在编制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件以改变财务报告时作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 (魏明海, 2000) 。盈余管理的误导造成会计信息质量低下, 其结果就是产生了与事实不符的会计信息, 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 造成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张祥建, 2007) 。盈余管理是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委托代理的结果。很多学者通过研究盈余管理间接说明了盈余质量问题。国外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我国也有大量学者进行了盈余管理问题的研究。Burgstahler & Dichev (1997) 研究发现, 企业盈余管理是为了迎合分析师的预期, 目的是为了保持良好的声誉和避免法律纠纷。Teoh et al. (1998a) 认为, 盈余管理能够提高首次发行价格。Degeorge et al. (1999) 认为, 企业控制者具有盈余管理的强烈动机。Kasznik (1999) 发现了无法达到盈余预期的财务危机公司通过调整操纵性应计项目提高报告盈余的证据。蒋义宏和魏刚 (1998) 发现, 上市公司存在为了达到配股资格线而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陈晓和陈静 (2001) 发现, 地方政府积极参与盈余管理, 扭曲了会计信息。陆宇建 (2002) 证明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随着配股政策的改变而改变。潘克勤 (2003) 通过对2002年A股商业企业2002年度数据实证研究发现, 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对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没有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李爽和吴溪 (2003) 未发现公司所有权结构与盈余管理有强相关关系。Liu & Lu (2004) 则认为盈余管理是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一种手段。张祥建和郭岚 (2006) 认为金字塔结构下, 终极控制股东为了通过获取权益融资资格而获取控制权私利, 因而具有强烈的盈余管理的动机。大量研究都证实, 在企业首次发行和再发行过程中, 盈余管理现象广泛存在。

3 结语

从以上文献我们可以看出, 股权集中是各国公司股权结构的一个普遍现象, 股权集中度和终极控制股东的性质、控制权、现金流权以及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都影响公司治理的作用和效率。研究人员大部分都认为股权结构影响公司治理的作用和效率, 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权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控制权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与企业绩效负相关。而且有一点是所有研究人员所公认的, 就是股权集中公司中控股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冲突是其公司治理的核心。

终极控制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和效率, 目前成为一些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大量学者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其研究视角主要是基于企业绩效或价值。该研究内容非常丰富, 但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而对于终极控制股东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尤其是盈余质量的影响的研究, 目前已经引起一些人的关注, 但该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还存在以下问题:

(1) 对于股权结构的研究, 大部分文献都是从股权集中度和控制股东的股权性质两方面进行的, 而且把控制股东理解为第一大股东。但金字塔结构下终极控制股东对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拥有控制权, 仅研究第一大股东很难找到问题的根源, 因此有必要对终极控制人的行为进行研究, 以进一步完善对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研究, 从而为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