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营销战略

国家营销战略（通用7篇）

国家营销战略 篇1

从“广西西江经济带”到“珠江-西江经济带”,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空间范围的拓展,更重要的是,西江经济带从广西的地方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

珠江-西江流域横贯广东、广西,上联云南、贵州,下通香港、澳门,连接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是珠江三角洲地区转型发展的战略腹地,西南地区重要的出海大通道,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和面向东盟开放合作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上升成为国家战略

西江经济带概念最初发轫于广西。2009年12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广西划分为北部湾经济区、西江经济带和桂西资源富集区三类区域。201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出台《广西西江经济带发展总体规划纲要》。2013年,广西积极联系广东,两省区联合编制,形成《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准。

从“广西西江经济带”到“珠江-西江经济带”,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空间范围的拓展,更重要的是西江经济带从广西的地方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在国家战略层面谋划,中央政府批准;二、担当国家级战略重任;三、将获得国家级的政策、动力与发展资源。

珠江-西江经济带的国家战略重任主要表现在:以珠江-西江为纽带,促进两广(并进一步延展到云贵)协同发展,打造国家级的国土开发主轴,成为我国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的新增长极,成为国家东西部地区合作并且连接国际的大通道、大纽带,为区域协调发展和流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示范。《国务院关于珠江-西江经济带规划的批复》明确指出:“加快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事关国家改革开放和区域协调发展大局”。

珠江-西江经济带的建设发展,将以生态为基础,产业为重点,交通为支撑,资本为媒介,贸易为渠道,体制为保障,跨省合作,区域协同,促进流域各地区生产、生活、生态的全方位连接。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一、经济带的建设将促进广西、云贵的制造业基础、优质农业以及旅游、生态、人口、土地等资源和珠三角、港澳、世界的资本、市场、先进生产力的连接;二、经济带建设将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坚持绿色发展,着力建设珠江—西江生态廊道,有利于妥善处理上下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的关系,探索建立联合推进流域生态建设和环境污染治理、上下游生态补偿等机制,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合作新模式,维护流域生态安全;三、经济带建设将坚持开放引领,着力构筑开放合作新高地,特别是在加快海陆通道和对外门户建设,深化与东盟在经贸、产业、金融、海上合作等重点领域务实合作,在外接东盟、内联中南西南腹地中发挥枢纽作用,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

大力推进粤桂合作

粤桂合作是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头戏。国务院《关于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的批复》要求“广东、广西两省区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密切协调配合,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完善机制,制定实施方案,推动《规划》实施。”

粤桂关系源远流长,可谓兄弟,但前些年各忙各的,关系有点疏远。近年来开始进入新的关系密切时期,两地之间的战略性合作得到实质性推进。2011年12月11日粤桂两省(区)人民政府签署《“十二五”粤桂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提出“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平台,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创新合作机制,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建立两省(区)经济、社会、文化全方位更紧密合作关系,共同构建互利共赢的合作与发展新格局”。2011年12月16日梧州、肇庆正式签署《肇庆-梧州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提出共同建设“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2013年5月20日,彭清华书记率广西党政代表团赴广东举办广东-广西合作交流座谈会,建议两省区加快推动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同争取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广西东靠、广东西联,两广共同打造粤桂(两广)经济圈、共推国家战略已在高层和地方都形成共识,《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的出台表明粤桂合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高度。粤桂两省区应借《规划》东风,切实贯彻国务院要求,实质性地深度推进经济带建设,积极开展产业、经贸、交通、旅游、文化、生态等多领域合作,促进体制机制政策的系统对接,构建粤桂合作的系统格局。

从空间角度考察,可重点关注:

一、务实推进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的建设,使之成为跨区域的战略性发展平台和加快两广一体化发展的先行区。应争取将其升级为国家级创新型产业园区,以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政策支持,并逐步将试验区经验向其他地区推广。

二、在两省区边界的肇(庆)云(浮)梧(州)贵(港)地区,以产业转移合作为重点,拓展多领域的合作,构建粤桂深度合作地带,成为粤桂经济合作的先行地区和核心地区。主动对接和融入珠三角-粤港澳,打造珠江-西江经济带新增长极、西江流域生态共建区、省际合作机制创新区和东西部合作示范区,为更大范围的省际合作、流域合作、东西部合作探索积累经验和提供实践示范。

三、充分依托西江黄金水道以及连接粤桂两地的多条高速公路、铁路、高速铁路,促进沿江区域经济协作与流域经济发展。加强沿线港口协同,整合园区资源,促进港城互动,创新发展口岸经济、园区经济、城市经济,打造具有区域战略意义的沿江特色产业带与城镇带。

借势发展肇庆云浮

广东属于珠江-西江下游地区。西江在广东境内长约208千米,流经肇庆、云浮、广州、佛山等地,地区间发展差异明显,大体上可分两个部分:一、下游地区,主要包括广州、佛山,属于珠三角核心区,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当前的主要发展导向是转型升级、区域一体、幸福生活,同时面临生态修复、环境治理的严峻考验;二、上游地区,主要包括肇庆、云浮,是广东经济相对落后的区域。其主要发展导向,一是生态发展,属于广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划定的生态发展区,担负着资源保护、生态维育的战略重任;二是扩容提质,作为广东经济的后进地区,面临加快发展、改变落后局面的严峻压力。

长期以来,广东重点关注珠三角地区,对粤东西北部地区考虑较少;重点关注沿海战略,对内河流域经济考虑较少;重点考虑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对内河航运考虑较少。社会各界对西江水资源、水环境、水安全给予高度关注,但珠江-西江经济带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实际上一直没有真正进入省级战略与规划的层面。

近年来开始发生明显转变,特别是2008年《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出台,肇庆整体纳入珠三角,随之开展广佛肇经济圈的规划建设,使西江流域上下游地区之间的关系直接拉近,跨区域的流域发展与保护开始成为规划与政策的关注点。而《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的出台,必将促进肇庆、云浮与广州、佛山的更紧密联接,为肇庆、云浮的振兴发展提供更大的机遇与动力。

在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的战略背景下,一方面要凸显广、佛(特别是广州)的重要角色,使之真正成为经济带的龙头、中心、面向国际的枢纽门户,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肇、云的振兴发展,使之成为广东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不断缩小地区差距。

《粤东西北振兴发展规划》已经明确了一系列的战略举措、发展路径及扶持政策,如中心城区扩容提质、产业园区扩能增效、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对口帮扶等。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肇庆、云浮要把握机遇,动员各种资源与力量,争取获得实质性突破。以下方面尤其值得重视:

一、强化与广佛的产业合作。充分发挥肇庆、云浮的土地、劳动力、生态环境等资源优势,促进与广佛产业的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打造上中下游产业链。加大对广佛、珠三角产业转移的吸引与承接力度,特别是打造优质产业承接载体,拓展产业承接平台,完善产业承接环境,推进重要产业基地建设。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产业转移的内涵与外延,从企业迁移走向资本转移、从存量调整走向创新增量、从制造业的合作走向服务业的合作,共同开拓广佛肇云产业发展新空间。

二、强化和广佛的区域连接。一是设施联接,特别是区域性交通设施建设,包括高速公路、铁路、轨道、西江航运等;二是制度联接,要推动生产要素对接互补,共同研究跨市域开发模式,研究建立区域财税、投资管理、技术创新等有利于协调发展的利益协调机制;三是社会连接,以文化为纽带,强化地区间的社会与心理认同。

三、凸显山区资源生态特色。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特色经济和资源性产业,完善山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走特色发展、生态发展道路,着力推进特色优势资源产业化,培育生态友好型产业,发展现代农业、生态旅游和文化旅游,建设特色乡村,成为具有岭南生态特色的经济新区和广东重要的生态屏障,实现绿色崛起。

作者为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中山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国家营销战略 篇2

战略性资源开发管理的影响远远超出一时的利益得失，事实上关系国家未来的战略地位。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均对稀土等战略性资源加以有效管制，严格保护、大量储备成为美日等国稀土政策的中心内容。

早在1923年2月27日，美国总统哈丁颁布第3797A号行政命令，将总面积达10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列入国家油储基地并禁止开采，正式开启了国家矿产资源基地储备的先例；195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生产法》，要求政府将稀有金属转换为军需生产和储备；1980年代里根政府制定的《国家物资和矿物方案》规定：“必须执行物资和矿物政策计划，以确保一旦爆发战争和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美国有能力派出和支持战斗部队，也不会因为缺乏关键原料而受影响”；1982年美国“战略矿物原料特别工作组”以总统的名义，向国会提交一份长达33页的报告指出，必须采取行动加强储备，并着力开拓全球资源。在这一战略指引下，美国对战略性资源实行了严格的开采管理，对于即使是美国能够自给的矿产也在设法增加储存量。美国阿拉斯加州、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及怀俄明州均拥有丰富的石油储量，但均被划为国家石油储备地，实施“只探不采”的储备政策，并不断实现海外石油来源的多元化。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铀国，但长期以来美一直从国外大量购买铀用作储备。美国的稀土储量居全球第二位，但从1999年就已逐步停止开采本国的稀土资源，并通过政府拨款等形式不断增加稀土等战略性资源的储备规模。

1981年下半年，里根政府决定拨出1亿美元购买战略资源(其中包括62种矿物、金属和其他原料)，1982年又决定拨款125亿美元专门购用铬、钴、钨、铁矾土等战略资源。到1985年末，美国储备的战略资源已达到63类93种。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设法确保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持续、稳定和价格合理的资源供应。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通过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逐步建立起一整套面向全球的多层次、多渠道的矿产资源供应保障体系，逐步形成了对全球战略性资源具有市场控制力的定价权。

日本也已建立了战略性资源储备制度，以官民并举的方式加大对石油、稀有矿产的储备力度。根据《日本经济新闻》2009年6月29日头版头条报道，2009年4月日本石油的国家储备量达到相当于103天的原油进口量，与民间石油企业石油储备量相加，达到8608万千升（1168升等于1吨），相当于184天的原油进口量。日本政府规定国家和民间对钒、锰、钴、镍、钼、钨、铬等7种稀有金属必须进行战略性储备，其中国家储备的主体是独立行政法人“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物资源机构”，民间储备的牵头单位是财团法人国际矿物资源开发协力协会，该协会由新日本制铁、日本联合钢铁、神户制钢所、住友金属、日立金属、大同特殊钢等30家有关企业和团体组成。日本目前是全球稀土和有色金属消费大国，2004年日本消费的镍占到了世界消费总量的15％、锰占5.7％、铬占3.7％、铜占7.8％、锌占6.2％、铅占4.1％，这些稀土和有色金属加上“日本制造”的技术与品牌，奠定了日本的经济竞争基础，确保钒、铬、锰、钴、镍、钼等31种稀有矿物资源稳定供应被作为日本“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战

略资源中的铂、铟及稀土类稀有金属都是日本最顶尖的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的必需物资，日本与美国联合进行的导弹防御项目需要大量铟来制造高灵敏度的导引头，日本积极寻求引进生产的美制F-22隐形战斗机的远程探测雷达和隐形座舱盖都需要铟作为原料。从美、日稀土资源储备情况看，美国由于长期推行稀土资源基地保护政策（“只探不采”）及资源储备政策，基本已无稀土短缺之虞；日本从中国进口并储备了可使用20年以上的单一高质量稀土矿，可预见的未来仍然将是全球稀土高技术成品的重要制造国，并将在全球稀土贸易中占据主动地位。

目前，全球共有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瑞典、瑞士、挪威、芬兰、英国、韩国等10个国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矿产品战略储备制度，这些国家的稀土资源储备大多来自中国。日本稀有金属储备集团审议董事马场洋三的研究报告坦陈：“中国的一些稀有金属生产量占世界生产总量的极高份额，稀有金属资源和生产大国的资源政策将极大影响世界市场的需求和价格。”发达国家矿产品战略储备库中的储备稀土和其他稀有金属（如钨、锑、钒、钡、铟、钼等），事实上大多都来源于中国的廉价出口。对这些国家而言，拥有廉价的稀土和其他稀有金属储备和稳定的供给来源，本身就是他们热烈鼓吹的“全球化”的目标之一，是许多所谓“友好合作”项目的本质诉求。伟人早就讲过，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共产党宣言》）。关系子孙后代福祉的战略性资源掠夺性开采并廉价兜售，成为战略竞争国家的“战略储备”，或许正是“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的绝妙写照。

没有结尾的故事

中国稀土的故事仍在继续，故事的演变似乎正给关注中国战略性资源的人们带来新的希望。2006年4月，中国国土资源部开始停止发放稀土矿开采许可证，开始了对“稀土矿的开采、加工和出口”的调控。2007年，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公布了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目录中“钨、钼、锡（锡化合物除外）、锑（含氧化锑和硫化锑）等稀有金属冶炼”、“稀土冶炼、分离（限于合资、合作）”被列入限制外商进入领域，而钨、锑、稀土的“勘查、开采、选矿”则完全禁止外资进入。2008年中国再次采取减少出口配额和增加关税等措施，12月商务部公布《2009年稀土出口企业名单》，入册企业（20家）比2007年减少19家。2009年4月，国土资源部发布了新的《稀土矿开采总量控制指标》，进一步降低国内产能，并继续冻结新的开采许可证。

这些调控政策似乎也产生了积极效果：中国稀土出口量从2006年的5.33万吨下降至2008年的3.46万吨，稀土产品价格曾一度进入上升通道。以稀土标志性产品“氧化镨钕”为例，2006年至2007年上半年价格从7万元/吨上涨至17万元/吨。

国家战略未必就是地方战略 篇3

这次定位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新布局。但是，对这个发展战略可不能误读，尤其不要把国家战略与地方战略等量齐观。尽管旅游业具有其自身特点，但依然要遵循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那就是，必须因地制宜，绝不能违背客观经济规律。

从全国的角度来说，发展旅游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入境旅游业在服务贸易中有着突出的竞争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全国各地从省到市，从县到镇，从城市到乡村都要把旅游业作为当地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来定位。因为并非所有的地方都有着发展旅游的有利条件，更不用说优势了。有的地方或是缺乏可开发的资源，或是缺乏相应的市场，或者其旅游产品不具备竞争优势，所以旅游带来的收益也很难成为地方的“支柱”。

毋庸讳言，最近两年来，在一些地方的确出现了盲目制定旅游发展规划和产品开发的现象，只考虑供给，不关注市场，导致产品同质化问题严重。不少地方以发展旅游的名义，一味追求高端的产品和市场，比如纷纷想办法炮制会议名目，建设大型会议、展览中心，创造华而不实的“节事”活动。

旅游业绝不是成分单一的产业，而是一个结构复杂的“集合体”。将旅游培育成为“支柱产业”也并非仅仅使得几个行业得到发展，更重要的是，围绕满足旅游者的不同需求，扩大、优化产业链，实现相关产业的有机融合。只有这样，旅游业才有可能真正成为“支柱”。比如说，海南有完整的“岛服”系列产品，各生产环节与“岛服”需求的变化紧密关联。到海南旅游的人都愿意买上一件，或自用或送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因此，旅游业的发展，可不只局限在专门从事旅游接待的行业，农业、制造业、装备业、文化产业等都与旅游业相关，千万别只盯着饭店、度假村之类，一窝蜂挤独木桥。有条件发展旅游的地区，要充分发挥优势，把产业做大、做好。条件有限的，可以另辟蹊径，把优势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地方战略当然要努力配合国家战略的实现，但切勿盲目照搬。

大数据的国家战略 篇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数据收集者和最大的数据使用者, 同时又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守护者, 各国政府对数据科学和大数据的举措, 会严重影响到它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科学既能造福人类也可为害人类, 大数据也不例外, 有远见的国家战略和政策一定是在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前提下, 加速数据信息的自由流动, 鼓励创新、催生新产业创造新就业、进而促进国家的经济繁荣。借鉴比较国外政府的经验, 研究制定适合国情的大数据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 是继续深化政务电子化, 加快实现中央提出的健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明智之举。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推进大数据上已经形成了从发展战略, 法律框架到行动计划的完整布局。

2009年1月21日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誓就职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就签发了“开放政府”备忘录, 指导新一届行政当局从开放政府数据源、建设开放型政府入手, 以数字革命带动的政府变革。互联网时代的开放型政府, 首先必须开放政府数据。5月20日, 美国政府开放数据的门户Data.gov上线, 第一批47个政府数据源向社会开放。2010年5月经过12个月的运行, Data.gov升级到2.0。政府开放的数据源达到2.5万个。2011年9月20日白宫正式启动“开放政府国家行动计划1.0”, 首批26个开放政府项目向社会公开。2012年3月29日, 在公开政府数据源的22个月后, 启动联邦政府大数据行动计划, 宣布了由政府资助的分布在13个部委的84个大数据项目, 其中多数项目基于不同部门的开放数据源, 联合民间企业协同展开。2013年5月9日, 总统签署开放数据政策 (Open Data Policy) 。2013年12月5日“开放政府国家行动计划”进入2.0, 又添加23个政府开放项目。

在逐步扩大开放政府数据源, 启动开放政府项目和部署政府主导的大数据项目后, 2014年1月17日, 美国总统指定白宫法律总顾问波德斯塔, 由他领导行政当局与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合作, 邀请科技专家、隐私法专家、企业界学术界和政府领导, 综合评估“大数据”和公民隐私交集后已经带来和将会带来的新问题。作为综合研究的一部分, 总统要求超前思考“大数据”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重点研究现有技术和未来技术会对现行法律带来哪些挑战, 那些法律和政策需要修订或制定以适应变化。评估探讨“大数据”会从那些方面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 影响和改变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总统希望得到建议, 如何在政府和民企之间合作推动创新, 在最大限度地降低公民隐私风险的前提下, 保证信息的自由流动, 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就业机会。

2014年3月, 美国政府向全社会发出公开征询, 希望民众从不同层面提出看法, 为政府的大数据战略献计献策。

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的评估结论是, 单靠技术无法保护隐私, 政府必须制定新策略, 修订现行的隐私保护的政策法规。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建议:新的政策应该侧重于的对个人信息的具体用途是否会对个人隐私产生不利影响;政策制定的重点应放在利用数据的结果上, 也即用个人数据分析在“做什么”, 而不是“如何做”, 以避免政策成为技术进步的障碍;政策框架应能加快开发和商业化大数据技术, 这些技术不仅包括新的研究领域和潜在的技术选项, 而且应包含能消除对隐私权不利影响的新技术新方法。通过政策的引导, 能更有效地利用大数据技术, 让美国在立法和商业上在全球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只有解除对个人隐私受到侵犯的担忧, 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大数据的好处。

美国政府的经验给了其他国家很多启示。

首先, 国家的大数据发展战略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发展纲要。尽管它针对一门新兴科学和相关技术而来, 但它是站在此项技术会给未来社会和公民生活带来的冲击的角度, 以完善法律框架、政策框架为要, 配之以恰当的财政计划项目计划以及合作计划。

第二, 因为政府是集数据收集, 数据使用和公民隐私保护为一体的最终仲裁者, 所以政府必须充分考虑科学与公民、科学与政府、科学与工业以及科学与科技之间的互动关系, 制定的法律政策既要能鼓励利用这项技术更多的造福人类同时又能抑制利用其为害人类。

第三, 政府资助的重点应放在科学研究 (如数据科学) , 应当用诸如合同或购买的方式激发鼓励民间企业开发应用技术。

第四, 科学和技术是现代文明的基础, 历史上每次重大科学技术的出现, 都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变革, 因此, 政府在关注特定科学和技术的同时, 要资助和鼓励相关社会科学的探索争鸣。目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大数据仍处在初始阶段。尽管企业和媒体对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 但政府的政策制定者, 社会法律学者和科技人士应当对此保持清醒并对已经面临的和将会出现的问题有所准备。今天数据积累的速度远远超过数据能被处理和能被利用的速度。2013年全球产生的数据中约22%有可能被用作分析, 但结果只有5%实际被分析用到 (IDC) 。照目前数据产生的速度预计到2017年, 全球又会积累超过四倍于今天的数据量。结果导致存储设备、数据中心和电力消耗的快速膨胀。但这并不是“大数据”而只不过是“数据大”而已。在我们刚刚步入大数据社会时, 不妨做一些前瞻性思考。这些思考应当以数据为源头以人类社会为终点。简单说, 应当从物理层面审视和规划数据如何收集、存储、处理、传输和共享;应当从数字产品生产层面考虑研发什么样的分析工具、使用什么样的软件平台和基于什么样的环境 (如开放代码) ;从使用层面考虑引进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训练什么技能, 以及在更广义的范畴考虑如何形成大数据思维和文化, 大数据将会对未来企业与人、政府与人的关系有何影响。

大数据社会要求人们学会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打量这个世界, 工具、技术、技能和人才缺一不可。要及早部署和投资在以下方面:

数据分析工具和软件平台:人工智能 (AI) 技术, 自然语言处理、模式识别、机器学习、预测分析、数据熔炼、信号处理和元数据管理等等;大数据要求同时在数十数百甚至数千台服务器中进行大规模并行运算的软件, 目前使用的大多数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桌面数据库和可视化软件包已很难满足需求, 因此仍需关注MPP数据库、分布式文件及分布式数据库的发展。

数据分析人才和算法模型:培养训练会使用大数据分析语言工具的人才只是整个需求的表层。再深入一层, 要让大数据发挥作用, 跨行业顾问、分析师和有行业经验的编程序人员缺一不可。没有数学模型很难想象数据如何“大”起来, 数据只有通过算法模型才能被电脑解读, 但数学模型在政治、社会和金融等领域只能逼近现实无法百分之百的重合现实。所以如何建立能精准模拟世间万物的数学模型, 是集理论研究与应用开发的重要地带。

当人类让数字讲话、把决策权更多的移交给“大数据”时, 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数据的质量。研究表明, 知识工作者平均花近一半的时间在寻找数据、验明数据、修正数据、剔除不靠谱的数据。数据质量问题可能发生在收集、存储、处理、传输和分享整个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 但第一个关口仍是数据录入端 (记录或采集口) 。大多数情况下, 数据输入端很少知道数据使用端为什么需要这种数据, 用这些数据做什么。当使用端发现问题时, 除非是系统性问题, 大多被随手解决, 少有追根溯源从源头纠正问题。解决数据质量的问题, 更多的是在管理不在技术。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把数据质量的管控权更多地转给使用端 (业务条块) , 建立数据“原料方”和“生产方”之间的直接的客服关系, 形成制度和方法从数据源头和元数据层面控制质量。

进入大数据时代, 一个“大”字很容易掩盖一切。现实情况是, 我们可用的数据越来越多样化, 但其中大部分的数据是使用者在只知其来源不知其如何产生、质量被如何管控的情况下而被使用的。因此, 要想让人们信赖基于大数据的决策, 对所有数据源提前测试试验必不可少。只有逼真的模型、精准的分析, 才能体现大数据的价值。大数据分析的结果常常能帮助人们回答“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肤浅的使用大数据, 有可能引导人们止步于探究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 满足于了解现象之间的联系并利用这种联系得出是对非对的解读。

国家级战略列表 篇5

A广西北部湾经济区（2008年1月）珠江三角洲地区（2008年12月）《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海峡西岸经济区（2009年5月）江苏沿海地区（2009年6月）关中-天水经济区（2009年6月）辽宁沿海经济带（2009年7月）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2009年8月）《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横琴（2009年8月）（《横琴总体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2009年11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2009年12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甘肃（2009年12月）《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海南国际旅游岛（2010年1月）皖江城市带（2010年1月）《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2010年5月）《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大小兴安岭林区（2010年12月）《大小兴安岭林区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规划》 16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2011年1月）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2011年2月）成渝经济区（2011年5月）《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中原经济区（2011年9月）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2012年4月）

B（综合改革试验区/试点）上海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5年6月）重庆、成都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药改革试验区（2007年6月）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7年12月）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区（2008年3月）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点（2009年5月）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区（2010年12月）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2011年3月）沈阳经济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区（2011年9月）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2012年3月）

C（国家级新区）浦东新区滨海新区两江新区（2010年5月）舟山群岛新区（2011年6月

聚焦国家品牌战略 篇6

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冲击，在这个时候我们对品牌战略持什么态度?我认为应当继续推进名牌战略。我国经济近年来发展很快，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发展，但是衡量质量、创新，真正属于我们的世界名牌我认为还没有。我希望名牌推进工作能借此机会继续向前推进，无论是国家有关部门、中介组织还是企业，都要把99％的力量放在培育品牌上。品牌培育具体地讲有五条：一是选准目标，世界名牌第一是谁，确定目标制订赶超战略；二是找差距，和世界第一的差距在哪里，在科技上还是在生产上、销售上或管理上等，要找出差距；三是针对这些差距归纳主要矛盾，针对主要矛盾要采取具体措施；四是抓重点，集中力量办大事；五是狠抓落实。培育出成就以后，再根据业绩，公正、公开、公平地进行评比。

名牌战略需要政府、中介机构与企业三者共同努力。政府主要做宏观指导，以政策支持中介组织来做具体的组织协调工作，企业是实施名牌战略的主力军。有这三者的共同努力，名牌战略一定会在新的起点上再进一步发展。

新华社副总编辑夏林：危机带来品牌发展的机遇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国外大的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反而是一些产业逆势上扬的机遇，是一些知名品牌诞生的时机。像美国好莱坞，在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时开始崛起，中国的电影行业也是在去年很多行业萧条的时候增长了30％。新华社最近也搞了一些调研，重点关注哪些行业能够在危机的背景下逆势上扬。

要把名牌战略做上去，我觉得应该是四个方面：政府、企业、消费者和媒体。作为政府来说，应该把品牌建设上升一步，上升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个高度；企业是自主品牌建设的主体，当然也有责任；消费者的态度也是一个方面；最后就是媒体，媒体在名牌建设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新华社旗下有很多报刊杂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面对企业的刊物就是《中国名牌》杂志。《中国名牌》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为中国的品牌建设、名牌战略多做一些事情。

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副主任艾丰：危机是现成的品牌教育

三鹿奶粉出了事，社会上有一种舆论——三鹿奶粉是名牌产品，名牌产品还害人，于是认为是搞名牌搞坏了。我觉得这个认识不对，三鹿出问题不是因为搞名牌，而恰恰是因为搞名牌搞得不够，或者品牌文化深入得不够。三鹿事件发生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急功近利，而能够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就是品牌文化，因为品牌必须长期打算，长期坚持，才能够树立信用。

这几年中国名牌产品评选活动，我觉得有很多收获，第一，使我们的好企业得到了提升，这样有利于发展我们的优势企业，有利于造就大企业，这符合我们企业发展；第二，有利于产业的整合，太阳能热水器是我提议评进去的，太阳能这个行业原来门槛很低，什么样的企业都可以搞太阳能热永器，质量良莠不齐，老百姓不敢用了。后来评了名牌产品，名牌的市场扩大了，有利于这个产业的健康发展；第三，有助于品牌国际化，现在大多数品牌到国际上还并不知名，如果获得了“中国名牌产品”，企业走出去，就算海外市场不知道这个品牌，但看到 “中国名牌产品”就知道这是中国最好的品牌，有利于我们产品走向国际。

中国企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冯并：企业抓住机遇提升品牌的具体方法

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品牌更要发展。并不是简单地顶住就行了，而是要想办法，想到办法路就走出来了，水平也就提升了。因此，我觉得经过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企业从品牌上要有一个大的提升。

从品牌内涵的提升来说，这时候应该更全面地考虑。竞争不是简单地拼实力，里面涉及经济实力，市场占有、创新能力。同时。我认为还应该有人文指标的考察。质量、性价比等是相对的概念，消费者认可的品牌，有其独特的含义，应该有清楚的体系。

现在的确是一个好机会，因为危机以后结构会有大调整，排在第一位的是找准自己要干的事情。国家层面的品牌战略、行动和消费者的行为、企业的行为怎么结合，这些应该形成系统。

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钱俊生：创新型国家要重视发展名牌

我国宏观战略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技术创新，我们的品牌也是一样，质量也要靠技术。这里面一个指标是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是多少，世界发达国家的科技贡献率在70％以上，我国科技贡献率只有39％；第二个指标是研发经费，我国2000年为1％，十七大时对外宣布达到2％以上。尤其是企业在投入研发经费方面，我们的差距是很大的；第三个指标是对外依存度，我们自主创新必须有自己的品牌，我国对外依存度与创新型国家比较起来还有一定差距，创新型国家对外技术依存度一般在30％以下，而我国是50％。因此，建设创新型国家从宏观角度来说，我们还存在较大差距。日本在2000年时制定了一个战略，将过去的“技术立国”改为现在的“科技创新立国”。从2002年开始，日本投入的科研经费不仅仅给大学科研院所，而且也给企业，因为企业的成功完全可以打出世界品牌。在这方面我国或可借鉴。

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质量管理处处长常慧：市场竞争就是品牌的竞争

二十一世纪的市场竞争就是品牌的竞争，拥有世界知名品牌的多少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在2008年度发布的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里，中国占15个，排名第7，这15个上榜的品牌有中国移动、中央电视台、海尔集团、联想集团、中国工商银行、国家电网、中国银行，中国人寿、长虹、中国中铁、中国石油、招商银行、中国国航、中国石化和清华同方。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里面真正自己在市场里成长起来的只有联想、长虹，海尔、招商银行和清华同方这五家企业，其他的都是具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可以说中国品牌的市场竞争力与中国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还不相称。

我国企业实施品牌战略，要树立长远的眼光，因为品牌的培育，尤其是知名品牌的培育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此外自主品牌的建设必须要以自主创新为基础，日本的丰田汽车厂里有一个横幅，说“好的产品来自好的创意”，品牌的基础就是要有好的产品，而好的产品的来源就是要不断地创新。

中国质量协会原会长解艾兰：尽快确定专门机构推进品牌战略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的品牌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现在逐渐融入到国际名牌潮流当中，需要有一个权威性机构来管理品牌发展。应该由什么样的单位承接这项工作，我觉得应具备这样几个条件：首先它本身应该是一个品牌；其次是要有条件，能够搭建自己的平台；再有

就是要有实力，要有从事品牌管理的人力资源；还要有手段，能够在国际市场上产生影响力。

目前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协会、单位很多，大概不下几百个，真正能够胜任的，我觉得《中国名牌》杂志社能够担起这项工作，首先，它是在新华社直接领导下，有非常好的背景和主管单位；另外，我觉得它有很好的基础和条件。我希望《中国名牌》杂志能够承担起这份责任。

格兰仕集团常务副总裁俞尧昌：企业创名牌要讲“软实力”

名牌评选应该不仅评选中国名牌、世界名牌，而且还应有不同等级的中国名牌和世界名牌。这样可以让我们企业找到方向，清楚该如何向各个标准靠拢，实际上也就树立了学习的典型。

品牌要强调生命力、竞争力，首先是软实力方面的建设。软实力主要包括制造力和创新力，从1998年开始，我们大量招聘日本的管理专家充实我们的管理队伍，现在我们已将电子控制、结构等工艺全部搞起来，装备通过引进迅速推上去。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克服人家一些知识产权的限制，比如我国的DVD是硬模仿，现在出口导向型企业要符合国际竞争规则，我们把外国专家请过来，请他找出过去有什么缺陷，在这种缺陷上再进行改良，变成我们的技术并申请为我们的专利。世界一流的品牌需要一流的硬软实力来保障，硬实力很容易，我们到国外买设备就可以了，但是真正要能够使得设备产生效益，成为世界一流的竞争力，最核心的还是软实力。

盾安集团企划总监赵福生：应强化名牌评选机构的责任意识

名牌评比是推行品牌战略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名牌评比的机构应该有强烈的品牌意识和责任意识，要以推进中国品牌战略为自己的神圣使命，按照打造品牌的要求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目前一些机构评奖存在让企业“花钱买奖项”的情况，这样的评比是没有意义的，对国家品牌战略也没有帮助。因此，我认为名牌评选机构自身要真正把推进中国品牌战略为己任。

恒源祥集团副总经理陈忠伟：用品牌文化扭转“中国制造”的形象

品牌的意义在于它和财富有关。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国人在国内消费外国品牌的消费额迄今大概有上千亿美元。预计到2020年，我国会消费上万亿美元的国外品牌产品，这是一种财富的转移。面临这样巨大的财富流失，我们应当尽快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如何建立国家品牌战略，我觉得有以下三方面：一、国家品牌组织建设。近来韩国成立了国家品牌战略委员会，韩国总统担任战略委员会主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行为。我们也应该成立中国国家战略品牌管理委员会，整合所有的政府资源；二、国家品牌的制度建设。现在制度上承认有形资产，但我觉得还应该建立—个评价无形资产的制度，使企业新甘情愿地放心把大量的资金投到品牌这种无形资产上；三、国家品牌的文化建设。有人说美国是流行制造；英国是经典制造；德国是精益制造；意大利是创意制造；日本是标准制造；中国是无名无号。这种制造观念我们应从文化习惯上改变它。法国人浪漫是全世界人认可的，德国人的机械是全世界认可的，这都深刻地印证在每个人的信心当中，我们应该培养这种信心，应该培养这种文化习惯。

中山皇冠皮件有限公司总裁江永雄：品牌效应使产品更具竞争力

中国人有时会把“物美价廉”曲解掉，以为说东西便宜就好，事实上物美价廉指的是性价比的问题。举个例子，我认为LV的产品就是物美价廉，LV跟爱马仕、香奈儿比起来，同样大小的包，价格大概是后者的1／2或1／3，一个包大概4千到6千元，可香奈儿的价格是在一，两万元，相比之下，LV的价格更便宜。我认为这就是“物美价廉”。很多人认为物美价廉就是想尽办法压低价格，这就把“物美”的概念剔除掉了。

我认为今天企业比提高产品质量更加紧迫的任务是应该提高品牌宣传能力。很多1949年到今天的六十年间出生的人一直受到西欧和北美企业的洗脑，西方企业一直强调他们的产品是最好的，不断地把这个概念灌输到我们的脑海里，可是实际上，他的东西真的那么好吗?例如，作为亚洲最大的箱包集团，皇冠为新秀丽品牌代工，我们的箱包和新秀利的箱包是同一个工厂做的，但他们的价格却高出我们30％，甚至是100％，这就是品牌的效应，同样的质量，但很多国人在某种程度上瞧不起自己的东西，我们需要时间去推广自己的品牌。

中国名牌杂志社社长程小玲：推进企业品牌建设媒体责无旁贷

品牌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政府从战略高度重视品牌发展，积极培育、扶植企业品牌，有利于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品牌强国，增强国家和企业的“软实力”。企业重视品牌建设，方能建立核心竞争力，做大做强。

发展宽带成为国家战略 篇7

2014年—2015年在继续推进宽带网络提速的同时，加快扩大宽带网络覆盖范围和规模，深化应用普及。

2016年—2020年推进宽带网络优化和技术演进升级，宽带网络服务质量、应用水平和宽带产业支撑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政策解读

国务院8月17日发布的“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不仅提出了2020年前两个阶段性的发展目标，还明确了加快宽带网络建设的技术路线、发展时间表、五项重点任务和七个方面的扶持措施。这意味着宽带中国计划从单一的部门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到2020年3G用户普及率达85%

一部手机打电话、发短信，另一部3G手机刷微博、上微信；家里的有线宽带刚刚升级，又新购置了高速移动网关，外出时给笔记本电脑、iPad提供无线连接……为适应移动互联网新时代，家住北京的李先生今年将自己的上网装备好好整合了一番。然而，无论是有限宽带还是移动互联网，上网贵、网速慢等问题依然困扰着他。

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提出，2015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将超3.2万亿元，年均增长20%以上。不过，作为信息消费的主要载体，我国宽带网络目前仍存在公共基础设施定位不明确、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应用服务不够丰富、技术原创能力不足、发展环境不完善等问题，制约着信息消费潜能的释放。

“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将从根本上补齐上述“短板”。按照规划，到201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城市光纤到楼入户、农村宽带进乡入村，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达到32.5%，行政村通宽带比例达到95%，学校、图书馆、医院等公益机构基本实现宽带接入；城市和农村家庭宽带接入能力基本达到20兆比特每秒（Mbps）和4Mbps，部分发达城市达到100Mbps；宽带应用水平大幅提升，移动互联网广泛参透；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能力明显增强。

到2020年，宽带网络全面覆盖城乡，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达到70%，3G/LTE用户普及率达到85%，行政村通宽带比例超过98%；城市和农村家庭宽带接入能力分别达到50Mbps和12Mbps，发达城市部分家庭用户可达1吉比特每秒（Gbps）；宽带应用深度融入生产生活，移动互联网全面普及；技术创新和产业竞争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形成较为健全的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为了实现上述阶段性目标，方案还明确了“宽带中国”战略三个阶段的发展时间表：从现在至2013年底是全面提速阶段，重点加强光纤网络和3G网络建设，提高宽带网络接入速率，改善和提升用户上网体验，重点在继续推进宽带网络提速的同时，加快扩大宽带网络覆盖范围和规模，深化应用普及。

2016年—2020年是优化升级阶段，重点推荐宽带网络优化和技术演进升级，宽带网络服务质量、应用水平和宽带产业支撑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多种技术路线并存，将成为拉动投资利器

“从全球范围看，宽带网络正推动新一轮信息化发展浪潮，众多国家纷纷将发展宽带网络作为战略部署的优先行动领域，作为抢占新时期国际经济、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的重要举措。”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宽带中国”战略的出台可看做是促进信息消费的配套政策，也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政策措施。

方案明确提出，要按照告诉接入、广泛覆盖、多种手段、因地制宜的思路，推进接入网建设。城市地区利用光纤到户、光纤到楼等技术方式进行接入网建设和改造，并结合3G/LTE与无线局域网技术，实现宽带网络无缝覆盖。农村地区因地制宜，灵活采取有线、无线等技术方式进行接入网建设。

专家指出，多种技术手段并存，意味着在城市网络提速主要依赖“光纤入户”，但在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农村、海岛等，光纤、铜线、同轴电缆、3G/LTE无线接入，微波、卫星等多种方式都有可能被采用。

“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将成为拉动投资的利器。工信部电信研究院一项统计显示，从2009年3G业务牌照发放以来，全国3G基础设施规模显著扩大，有效拉动了智能终端产业快速发展，今年上半年3G手机出货量达到2.05亿部，比上年同期增长86%。

宽带基础设施投资，同样带动了互联网及数据通信投资和传输投资的增长。工信部统计显示，2012年我国基础电信运营商宽带投资为3700亿元，加上互联网企业的投入，超过2000亿元。

今年上半年，互联网及数据通信投资和传输投资分别完成224.1亿元和361.1亿元，同比增长43.8%和9.5%，在全部投资中占比分别达到17.3%和27.9%，比去年同期提高了6.8和5.6个百分点。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2013年8月18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