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治化

非政治化（精选12篇）

非政治化 篇1

在高中政治的教学中, 我们发现学生对于非选择题总是害怕、逃避, 失分最多, 为什么呢?这主要是由高中政治的学科特点和学生做题的方法欠妥造成的。许多学生一碰到这类题目就直摇头, 不想做、不敢做。这样非选择题就成了他们高分路上的“拦路虎”, 现我就多年政治教学经验谈谈高中政治非选择题的做法。

高中政治非选择题大致可以分为简答题、辨析题、图表题、材料分析题四类, 不同类型的题目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做法, 其中简答题和辨析题这两类题一般只出现在平常的练习中, 它们重点是培养学生对课本知识的掌握, 一般情况就是检查背诵、默写能力, 没有太大的难度, 态度稍好一点的学生在这类题目中都能很好的做下来, 而图表题和材料分析题这两类题目才是真正考察学生综合能力的题目类型, 当然他们也就成了学生做题真正的“拦路虎”, 对于这两类题目我总结了一些做题的技巧和方法现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图表题的做法

图表题现在已经成了高考中的“常客”, 综察近几年高考政治卷中几乎每年都会有一道图表题, 从构成上看它一般有三大部分组成, 即标题部分, 图表数据部分和尾部注释部分 (如图) :

这类题从内容上看图表题数据部分所占分额最大, 所以学生们第一眼看见的也就是这一部分, 于是他们在做题时就会把眼光死盯在这一部分上, 认为答案一定会从这一部分中死磕出来。其实不然, 图表题的答题要点大多不隐藏于此, 而是隐含在并不起眼的标题栏和尾部注释部分, 通过对这两部分的分析才是得分的突破口, 其中标题是告诉学生我们这道题的答题方向, 让你知道从哪个角度进行回答, 注释部分是对材料中现象的强调, 是重要内容的再现, 而学生关注的中间表格数据部分仅仅是个内容补充, 现以以下例题分析:

注:最高收入组和最底收入组各占总体的20%

材料反映什么问题?

【分析】首先我们从表格的标题上来看“2003年我国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统计表”可以看出这道题考察的方向是我国居民收入情况, 这就需要我们找出这个情况是怎样的, 这时我们就可以细看表格的具体内容, 找出居民的各种收入情况, 但在分析收入情况时一定要全面, 务必做到横看、竖看, 特别还要看表格后面的注释。

我将此类题的做法总结为:“一看标题, 二看注释, 三看材料, 把握全面”。

二、材料分析题的做法

材料分析题是我们考试中要求最高, 最能体现试题的开放性、综合性的题型, 它既能考察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 又能考察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综合分析问题能力。它的题型一般是由一段或几段文字作为背景材料, 问题设计一般有“联系材料”的字眼。

这类题目, 我认为应先从问题入手, 因为材料文字一般很多, 如若先从材料看起没有针对性, 一篇材料读下来如同读了一篇报告无任何答题收获, 浪费了时间。先从问题入手, 能迅速找出本题所要考察知识点的关键词, 以便迅速进入答题的思维;在找出关键词后, 我们就进入基本能力的展现阶段, 根据关键词的把握, 我们要能迅速地在头脑中罗列出对该知识点有关的一切小要点, 并把他们写在草稿纸上, 标上序号;接下来就是认真研读材料了, 这一过程一定要细, 要做到逐句分析, 对照草稿纸上的知识要点查看能不能与之相对应, 若对应则在该句材料下方相应的做上与草稿纸上要点相对应的序号标记, 以便在整理答案时能看明白为准 (要注意有时材料中的一句文字可能体现的不止一个要点) ;通过如此分析, 这一题已经完成90%任务, 学生最后只要将要点与材料一一对应的按理论化、序号化加材料的模式写在答题纸上就成了, 现以2011年湖北二模题为例分析:

【例】2011年春夏时节, 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了历史罕见的恶劣天气, 给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先是三月到五月的持续干旱, 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干旱范围最广的一年。进入六月后, 长江中下游地区又迎来了强降雨, 部分地区出现了罕见的旱涝急转现象, 防汛形势严峻。

大旱大涝面前, 各受灾省市高度重视, 根据灾情迅速及时启动预案, 胡锦涛总书记, 温家宝总理和受灾省市领导亲临抗灾第一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关注民生, 体察民情。各受灾省市把抗旱防汛救灾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以坚决的态度, 有力的措施, 扎实的作风投入到抗灾保民生, 促生产的工作中去。

联系材料说明上述材料是怎样体现我国政府坚持对人民负责原则的?

【分析】 (1) 从材料入手, 找出关键词“政府对人民负责的原则”;

(2) 迅速咋脑海中罗列出政府这一原则的有关内容, 它有三个表现并把它们写在草稿纸上a坚持为人民负责的工作态度;b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c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3) 逐句分析材料, 将能体现整个答案要点的句子做记号并写上与草稿纸上相对应的序号;

(4) 根据分析在答题纸上按要求写出答题要点。

我将此类题的做法总结为:“ (1) 读题目, 找题眼; (2) 回顾知识, 独处草稿; (3) 逐句分析, 划出要点; (4) 信心满满, 写出答案”。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只要我们认真分析找出做题的正确方法和技巧, 相信我们每位同学在求学的路上都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 做事如此, 学习亦如此。

非政治化 篇2

2.角度——围绕“问题”，是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三个角度分析，还是其中某一个或两个方面。

3.知识范围——是运用哪个分册的知识，有没有更具体的限制。

4.答题条件——设问中对于解答该问题有没有指向性或限制性条件，如“从……角度”、“结合(联系)……”等。

非政治化 篇3

峰会的“三大亮点”

纵观此次美非峰会，主要的成果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经贸合作领域，奥巴马承诺延长和修订《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使其从过去为非洲提供单方面贸易优惠转向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白宫宣布了总额为330亿美元的对非洲投资与融资计划，涉及基础设施建设、清洁能源、金融服务和信息工程等领域。其中，有140亿美元是美国企业与非洲签署的合作协议，120亿美元是来自世界银行、瑞典政府等承诺为美国“电力非洲”项目提供的资金支持，还有70亿美元是美国政府提供的对非融资担保。奥巴马在峰会期间曾对美非商界领袖表示，目前美国只有约1%的出口针对非洲，美国需要做得更好。他表示“希望非洲人购买更多美国货，他也希望美国人购买更多非洲货”。为了加快美非贸易合作，奥巴马还在峰会期间签署了一份行政令，拟建立一个专门关注在非洲开展商业活动的顾问委员会。

其次，在安全领域，奥巴马宣布，美国将增加对非洲维持和平行动的投入，帮助非洲国家提升维和力量和快速反应能力。未来3～5年，美国每年提供1.1亿美元帮助非洲建立快速反应部队，以支持联合国、非盟的维和行动，其中，首笔支付的6500万美元将用于提高加纳、肯尼亚、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突尼斯这六个“维和纪录良好”的国家提高应对安全挑战的能力。

最后，在青年培训领域。奥巴马宣布从2014年起，通过“非洲青年曼德拉—华盛顿奖学金”计划，每年向500位非洲青年提供培训和交流机会。而就在此次峰会前夕，这一项目已经启动，来自非洲的500名青年在美国20所顶尖大学接受为期六周的培训，7月28日，作为此次峰会的预热，华盛顿举办了非洲青年领袖峰会，奥巴马在青年峰会上指出：“美国将在加纳、肯尼亚、塞内加尔和南非成立四个区域青年领袖中心，为非洲青年领袖近距离提供领导力培训，提供创业支持，同时实现与美方专业人士的无缝对接。”

此次峰会的成果体现了美国对非战略思路发生了一些改变。第一，对非关系服务于复苏美国经济、提振制造业大局，注重经贸实利，淡化价值观输出。此次三天的峰会，经贸议题就占了两天，在会上，奥巴马不断强调非洲市场对美国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全球增长最快的十个经济体中，六个位于非洲大陆，相信下一个经济奇迹会出现在非洲大陆。”此次峰会美国一反常态，淡化了反恐、民主、人权等传统议题的色彩，不再追求单方面对非援助，而是要求美非成为“平等合作”的经济伙伴，着力为美国商品与投资扫除非洲贸易壁垒。第二，对非关系服务于减少对外军事干预、减轻海外安全负担的大局。此次峰会上美国对非安全合作的思路和奥巴马5月在西点军校演讲相吻合。美国不愿意直接介入非洲冲突，而是希望非洲各国和区域组织“自行解决”，强调“非洲发展与安全要靠自身能力建设”，美国仅提供培训、资金和装备，军事行动“要靠非洲自己”。第三，更加注重运用软实力“塑造非洲未来”。数据显示，非洲10亿人中，35岁以下的人口比例占到了60%，美国战略界不断呼吁“抓住了非洲青年，就抓住了非洲的未来”。早在2010年，美国就推出了“非洲青年领导人倡议”，培养致力于“美非友好”或具有“民主变革思潮”的政商界非洲青年领袖，此次峰会上，美国对非洲青年培训项目的机制化，是美国运用软实力塑造非洲未来的具体体现。

需要考虑的两个背景

奥巴马召开此次峰会的目的何在？有两个背景需要考虑。

一是奥巴马要用“黑人总统”身份为美非关系再留一笔政治遗产。作为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奥巴马的当选一度在非洲引起一阵“美国热”，非洲国家对他任期内提升美非关系普遍抱有很大期望，然而，出于国内政治、全球布局等多重考虑，奥巴马第一任期明显忽略了非洲，除了对加纳进行过一次短暂访问之外，对非外交鲜有动作。事实与心理预期的巨大落差使奥巴马在非洲的形象一落千丈，国内非洲裔选民也对此颇为不满。黑人总统的身份理应成为拉近美非关系的资产而非负担，就奥巴马个人而言，其第二任期渴望寻求改变。以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葬礼为契机，奥巴马成功地利用了自己的身份，将自己塑造成为黑人领袖的角色，拉近了美非关系，此次峰会，奥巴马有意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美非关系再留下一笔遗产。

二是美国战略界担忧中国崛起，认为非洲是其全球体系“短板”，是美国全球战略中最薄弱的一环，在非洲经济快速发展、全球能源地位不断凸显、各国加速进入非洲的大背景下，美国对非影响力相对衰落，维护全球战略体系稳定的紧迫感增强。在2008年以前，美国长期是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但2009年，中非贸易额已经超越美国；到2013年，中非贸易额已经达到2100亿美元，比2009年又翻了一番，而美非贸易额则从2009年的近千亿美元缩水至当前的60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影响力也外溢到其他领域，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非洲对中国的发展理念和模式认同度不断增大，对西方模式和国际经济规则的反思增多。非洲已经成为美国全球体系的一块短板。美国国内战略界对此忧心忡忡，认为“在中国崛起冲击下，美国的全球体系最有可能从非洲开始瓦解”。

可以说，此次峰会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既是奥巴马第二任期内加大对非外交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又是对未来美非关系的一次规划和展望。

奥巴马欲“重返非洲”？

此次峰会是否意味着美国要“重返非洲”？它是否会给美非关系带来实质性改变？峰会之外，还有其他三个背景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

首先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即将开始，即将接受“中考”的奥巴马外交成绩单并不漂亮。去年，在对斯诺登事件和叙利亚危机的处理上，奥巴马处处被动，留给国际社会一个犹豫不决、进退两难的形象。今年，奥巴马亚太之旅无功而返，乌克兰危机、伊拉克乱局、巴以冲突也使美国的大国领导力饱受内外诟病。在选举压力之下，奥巴马亟需利用美非峰会为外交“打个翻身仗”，因此，此次美非峰会，奥巴马政治作秀的意味十分明显。

其次是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状况。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巨大的赤字使联邦财政捉襟见肘，在对非援助上也面临缺钱的窘境。美国战略界普遍认为，奥巴马既需要减轻对非洲的援助的负担，又要采取更积极行动分享非洲经济发展红利。因此，发挥美国社会的力量，在推动中小企业参与非洲援助的同时，借机分一杯羹成为惟一可行路径。从此次峰会推出的330亿美元大单我们不难发现，其“金主”多是其他国家、国际组织或美国企业，而非美国政府。在政治极化的大背景下，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牢牢收紧了“钱袋子”，奥巴马给国内的发展项目提供资金尚且困难重重，对非洲的诸多许诺更像是“空头支票”，难以兑现。非洲各国对美国“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小算盘心知肚明，就非洲各国的舆论反应来看，他们对美国的新战略并不买账。

最后是美国的外交全局。亚太仍是美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中东是美国的霸权之基与核心利益所在；欧洲是美国盟友，在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的背景下，美欧合作的重要性只会越来越凸显；中亚地区、东欧地区作为美俄博弈的冲突核心区，对美国战略重要性将稳中有升；拉美一直被美国视为“后院”，在拉美国家与中俄等新兴大国关系突飞猛进之时，美国对“后院失火”的担忧不断加剧。在此背景下，美国对非洲的战略重视程度不可能超越上述地区，对非关心更多地体现在语言上而非行动上，一次美非峰会既不会给美非关系的战略地位带来实质性的提升，也不会给美国战略全局带来显著改变。

美国应向中国学什么

不少美国学者将美非峰会称为“中非峰会的美国版”，认为这种外交形式既不是美国原创，又不是美国强项，很有“被中国牵着鼻子走”的意味。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与中国相比，美国对美非峰会的投入显然稍逊一筹，由于缺乏实质好处，很多成果能否落实存在疑问，非洲国家未来参与此类峰会的热情将大打折扣；美非峰会能否形成长期的机制尚无定论，这种外交方式很可能沦为奥巴马“一次性的、哗众取宠的工具”。更有甚者指出，此次峰会上美国居高临下的态度没有丝毫改变，奥巴马拒绝举行双边会谈，在峰会闭幕时也没有发表成果文件，“对非洲领导人缺乏尊重”，令非洲国家大失所望，最后的结果只是美国提供场地，非洲国家领导人“开了一个共同抱怨美国的派对”。的确，有了历届中非峰会的成功举办做参照系，此次美非峰会的意义和效果着实打了折扣。这种峰会外交的形式虽然也并非中国原创，但中非峰会的很多经验值得美方借鉴，概括而言，主要有四。

首先，一视同仁，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平等对待非洲各国。此次峰会，美国仍以意识形态划界，没有邀请津巴布韦、苏丹、中非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四国领导人，这种区别对待非洲国家的态度遭到了很多与会国家的批评。

其次，重义轻利，“急非洲之所急”。非洲发展亟需资金、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目前，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大援助贷款国，在对非基础设施援助上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美国对非援助额多年没有增加，在减免非洲债务、扩大技术转让等领域也没有突破，在美非关系上没有考虑非洲的最急切诉求，而是在援助上附加诸多苛刻条件，要求的多，给予的少，精于算计，此次峰会上，美国的这种功利色彩依然浓厚。

再次，言出必践，把援助承诺落到实处。多年来，中国对非援助已积累了良好的信誉和口碑，而西方国家对非的很多援助却往往是“口惠而实不至”。此次美非峰会上奥巴马的诸多承诺将是美非关系的“试金石”，非洲国家虽听其言，但更观其行，“空头支票”对美非关系有害无益。

最后，发展对非关系从不针对第三国。一直以来，中国发展中非关系只是出于互利共赢的需要，从未含沙射影地攻击别国、排斥他国、或有意把第三国作为竞争对手，中国欢迎各国一起努力增加投入，共同带动非洲经济的发展。非洲各国也希望能够成为各国争取的“香饽饽”、从多方获利，而竭力避免自己成为“大国关系的角斗场”。此次峰会上，奥巴马鼓吹美国是比中国更好的伙伴，暗中指责中国，这种做法不仅有损大国领导人的形象，还会为非洲国家发展美非关系平添一份焦虑感。

例谈政治缝隙下的非主流文学 篇4

关键词：“非主流”文学,“百花时期”,《红豆》,情感诉求

一.文学规范下的“异质”因素

中国当代文学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 而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的十七年间所产生的文学现象被研究者们称之为“十七年文学”。“十七年文学”可以说是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继续, 延续了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观点, 其创作规范、文学思潮等无一不受《讲话》的影响。这使得“十七年”文学实践形成了一个发展模式, 用国家话语来规范文艺思想和创作, 左右了这期间对文学的历史叙述。这种叙述的规定性获得了一种不能否认的话语权力, 即文学为政治服务, 服从于政治的要求, 担负起从思想上宣传、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任务, 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因此, “十七年文学”更加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色彩, 惟一有效的叙述方式便是文学配合政治的要求, 反映国家的政策方针, 即主流革命规范下的产物, 表达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声音。主流话语以一种近乎强制的方式渗透进作家们的头脑中, 强调思想和创作的统一性, 以达到思想改造的目的。然而在建构的革命文学话语秩序中, 也存在着许多与规范相左的“异质”因素, 表达出他们对国家、对人生的独特感受和领悟。“非主流”文学在这里指的是一些有意或无意地疏离甚至反抗主流意识形态或文艺规范的主张与实践。

具有“异质”因素的“非主流”文学较多出现在以下几个时期:一是, 在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后, 以《人民文学》为主阵地发表了一系列“干预生活”、“写真实”、“写人情”的文学作品。包括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宗璞的《红豆》等。二是, 60年代初文学规范相对放缓的时期里, 出现了一个历史文学创作的小高潮, 如冯至《白发生黑丝》;历史剧《海瑞罢官》、《蔡文姬》等。三是, “文化大革命”期间, 各种处于秘密、半秘密的创作和发表的地下文学, 有“白洋淀诗群”的诗作;流传广泛的“手抄本小说”, 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等。以上三个时期较鲜明的代表了“十七年文学”中的与“主流文学”相左的“异端”因素, 在此后的一些政治运动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此外50年代初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及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等都因其所表现的内容与主流话语不符而受到指责。而散文领域一直是作家们表达自己真情实感的最佳领域, 因此部分作家的散文也可以被划入“非主流”文学的范围内, 如冰心在散文《海恋》中不自觉地流露了一个被隐藏起来的“自我”;巴金在《忆青野季吉先生》等篇表达对日本朋友的感情;丰子恺在散文《阿咪》中的个性表现。这些老作家们的名篇名著远离了政治的倾轧与权力的角逐, 反映的是自己真实的生活和细腻的内心世界。

这些“非主流”文学的特征, 是作家们在情感抒发、身份认同、社会地位等方面艰难处境的最好说明。从中, 我们看到这个时期作家的执着与反思、矛盾与挣扎, 这可以说是他们独特的生存方式。

二.宏大叙事下的个人话语

宗璞的短篇《红豆》发表于“双百方针”颁布不久之后, 属于20世纪“革命+恋爱”的传统主题, 在当时冷寂的文坛上空升腾起绚丽的火花。其主题是关于一个年轻的女性在爱情与革命之间的犹豫与选择, 经过小资产阶级式的徘徊之后, 她战胜了个人的情感, 认清了资产阶级情感的虚伪, 而投身于革命。

自古红豆就象征爱情, 常用它来表达相思之情。宗璞将这样一个颇有浪漫气息的红豆作为小说的题目就暗示着作品的主题是爱情。与当时许多表现英雄人物的小说相比, 确实给文坛带来了一阵清新的气息。

《红豆》的主题是多层次的。首先它写出了青年人处于人生十字路口前的抉择。在把握这种选择的痛苦时, 宗璞较尊重主人公的内心情感的真实性。充分描写了江玫面对爱情与革命做出选择时的痛苦, 尤其是当齐虹要离开祖国时, 作者毫不掩饰江玫的悲伤、失落, 细腻的刻画出江玫对自己的克制以及内心的不舍。“江玫想说点什么, 但说不出来, 好像有千把刀子插在喉头。她心里想:‘我要撑过这一分钟, 无论如何要撑过这一分钟’”。理智和情感的冲突也是小说最有魅力的地方。惟有写出女主人公内心激烈的斗争, 才能塑造出一个更为真实的人物。50年代以来, 充斥文坛的是大量的英雄形象, 他们似乎生来就是无敌的, 很少有自己的感情纠葛, 往往形成了一些抽象的政治符号, 造成了文学作品的枯燥。江玫这一形象的意义就在于她突破了那些“高大全”的僵化的英雄模式, 以自己丰富细腻的内心感情充斥着文本, 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其次, 《红豆》内部存在着叙事的内部矛盾。作者以革命思想和个人情感的内在线索交替叙述。虽然试图以革命思想发展的逻辑自然地解决个人问题, 但她还是看到了情感问题的复杂性。宗璞也站在个体的立场上, 不自觉地被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所吸引, 表现他们之间的真挚情感, 开拓了这部作品的主题空间。小说是在革命斗争的背景下开展爱情故事的, 政治倾向的不同加速了男女主人公的分手, 但江玫对这段刻骨铭心的感情是悲伤不已的, 这里作者并没有因为阶级立场批判他们之间的感情, 而是表达了对这段爱情悲剧的同情, 认可了爱情中的非阶级性因素。在表现江玫忧伤的同时也流露出作者对阶级社会里人的情感的关怀, 开掘了作品人性的深度。这也是作品当时受到批判的原因, “爱情被革命迫害”、“在感情的细流里不健康”、“资产阶级人性”都是《红豆》犯的“错误”。

三.备受争议的“创作逆流”

新中国以法律形式赋予了女性崭新的历史地位, 但这场妇女解放运动一味地反对性别歧视, 因而忽略了性别差异, 导致模糊了性别的女性人物成为“十七年”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的“楷模”。无论她们是女革命者、知识分子抑或是劳动妇女, 都是革命把她们从小家庭吸引到了大社会, 有着与男性一样的精力和热情, 对革命、对敌人、对爱情、对家庭都与男性毫无差别, 这也就是革命叙事话语中的“新女性”。特定的政治权力“总是直接控制它, 干预它, 给它打上标记, 训练它, 折磨它, 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 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因此“新女性”的这些特征就是革命历史叙事对女性的种种规范和训诫, 位于边缘位置的女性创作则突出表现为女性性别意识的淡薄和主体意识的缺失。

而本时期也有一些不太符合宏大叙事基调的作品, 着力表现的是革命战争中的人性人情, 营造出一种清雅、隽永的氛围。《红豆》就是其中之一。宗璞从小受到清华和燕园的滋润熏陶, 她较多地了解知识分子的生活, 不太熟悉宏大叙事主题下的人群的生活。尽管当时政治不断侵入、干涉文化文学领域, 宗璞的内心深处却依然保持着那一份不为世俗所污染的土地。因此她对“一体化”标准下的主流文学的反抗, 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小说中间夹杂着太多的爱情元素, 潜藏着一股深深的情感洪流。从字里行间, 可以看出宗璞一直在寻找着艺术的创作方式和个体精神的自由。她凭借女性特有的细腻, 用诗意盎然的语言来描绘因时代而造成的悲痛, 展现女性独特的内心世界。

本时期女性和知识分子这两种身份是一直处在一种边缘位置。而《红豆》恰恰展现了这双重身份在革命话语秩序下的徘徊选择与情感纠葛。也许任何时代的爱情都要被打上时代的烙印, 但是人类心中这份真挚而美好的情感却怎能轻而易举地消失呢?如果说, 江玫为了革命可以忘记齐虹, 那么她还为什么要小心保存那两颗红豆, 为什么再次见到红豆后会那样激动?这种撕心裂肺的痛, 揭示了革命背景下的爱情过程的复杂, 也为当时的革命文学所不容。

在1957年夏天文艺界的“反右派运动”开始, 《红豆》被打成“毒草”而淹没在历史的尘埃当中, 它被批评家们称为“一股创作上的逆流”。正是这“逆流”让读者们看到了在高度一体化的时代, 人情人性的美好绚烂, 感情的细腻真实, 选择的纠缠矛盾。这种对爱情的如泣如诉的书写在那个以颂歌为主的文学年代出现, 的确是引人注目的。没有哪一篇像《红豆》那样把全部的笔力用于刻画男女青年如痴如醉缠绵悱恻的爱情, 这一点正是这篇小说在今天仍然能打动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释

1[1]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 新华书店1950年版。

2[2]於可训:《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非政治化 篇5

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重要保障。随着我国非战争安全威胁的增多和我军历史使命的拓展，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成为民兵的重要职能任务。要针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特点规律扎实有效地开展政治工作，为民兵顺利完成非战争军事任务提供可靠保证。

非战争军事行动大多基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民生民情、社会稳定等需要而展开，政治性、全局性和敏感性都很强。民兵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要大力有效地开展宣传教育，引导民兵牢固强化“三种意识”：一是政治意识。非战争军事行动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民兵能够有效完成各项任务，既是责任更是检验。要教育引导民兵准确完成各项任务，既是责任更是检验。要教育引导民兵准确把握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性质、特点和要求，充分认清言行中有政治、小节中有大局，切实增强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把遂行任务作为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履行使命的实际行动，做到思考问题要立足形势背景，建言献策要注重政策依据，处理问题要考虑政治影响。二是使命意识。民兵寓兵于民、组织严密、年富力强，是各行各业的中坚，既是保障打赢的战斗队，更是服务发展的工作队、宣传队，对于巩固基层政权、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特别是随着极端气候灾害、公共突发事件、严重安全事故、社会不稳定因素等非战争安全威胁逐年上升，民兵担负的抢险救灾、事故救援、反恐维稳、安保警戒等非战争军事任务将越来越重，对民兵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引导民兵充分认清自身担负的职责使命，把非战争军事能力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真正做到后备先用、全程使用、用之有力。三是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忘战必危。相对于战争而言，非战争军事行动往往更加事发突然、情况紧急。要教育民兵时刻做好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思想准备，做倒人人想着应急任务、人人做好应急准备，确保一旦有事能够迅即行动，切实拉得出、用得上、起作用。

非政治化 篇6

关键词：高中政治；非选择题；答题技巧

中图分类号：G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257-01

一、研究背景

自2016年起，广东省高考不再自主命题而改用新课标全国Ⅰ卷，各学科考察内容和试卷结构等均有一定程度的变化。政治学科题型和各题分值未变，四册必修书考察的知识点基本未变（少数几处略有不同）；但在内容上不再对选修教材做要求，出题风格和解题思路有较大变动。本文就两份试卷的非选择题做了比较：广东卷非选择题题型分布一般为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须考题型为图表型、说明型、措施型和意义型，偶尔考评析型主观题，热点材料选用上也多以区域性为主，难度适中；而新课标全国Ⅰ卷则以意义型、措施型、评析型、建议型、原因型题型考查为主，重点考查意义型、建议型和开放型等题型，热点材料偏好全国性或是国际性材料，整体难度增加。

从本校学生近一年的训练结果看，情况并不乐观，湛一模、广一模等各大考试政治科年级均分一直徘徊在42-48分之间，其中选择题28分左右（满分48分），非选择题仅17分左右（满分52分）。可见非选择题是软肋。从阅卷和平时授课情况来看，学生在非选择题作答时主要有以下几个突出问题：1、空白。多是不会或是没时间导致。2、答非所问。许多学生错误地理解了问题，故不能给出正确答案。3、思路混乱。有些学生大概知道答题方向，但是思路理不清，答案东拼西凑。4、忽略材料。许多学生理论分析到位，但是脱离材料，要么答成简答题，要么理论与材料不相符。除了这几点主要原因之外，还有些是因为字迹模糊、答错题号等原因失分。

二、相关思考

鉴于当前新课标全国Ⅰ卷的试题特点和本校学生的学情，笔者认为要提高学生在非选择题中的得分率，主要应从以下几点努力：

（一）教材是根本，能够自建知识网络图。不论试题如何新颖多变，最终的考察点还是课本知识，而学生做不好非选择题根本原因是对教材不够熟悉。因此，笔者在教学过程中特别注意抓学生对教材的记忆情况。学生一定要在理解知识点的基础上背诵教材（至少熟读），再凭借自己的记忆自建知识网络图（按框——课——单元——册的顺序步步强化）。前一做法是为加深对单个知识点的理解，后一做法则是让学生明白知识点间的联系，学会融会贯通。做到这两点，答题时自然能够信手拈来。

（二）读题是关键，准确把握考察方向。新课标全国Ⅰ卷在问题设置过程中往往比较隐蔽，学生读不懂题的情况时有发生。如14全国高考文综Ⅰ卷38题第2小问为：“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经济知识，分析放宽市场准入规则是如何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使消费者受益的。”在给学生做真题训练时，大部分学生面对此题不知所云、无从下笔。为何读不懂？一方面是学生基本的语言素养不过关，理解不了设问，另一方面是平时缺少训练，对题太陌生。鉴于此，教师在日常教学训练中应该分门别类（如意义类、对策类、体现类等）进行专题训练，让学生熟能生巧。

（三）材料不可少，准确提取有用信息。阅读材料有两大必要性。其一，答案结构要求。学习知识是为了运用知识，若材料题只有教材理论势必形成“假、大、空”的现象，与当前本学科追求的“三贴近原则”不符。因此全国卷的评分细则中明确指出只有理论没有分析或是分析不正确要扣除相应分数（理论与分析大致各占一半分数）。其二，材料对解题具有指导作用。解答政治非选择题有两条思路，一是由教材相关知识点生成答案，二是由材料生成答案。而新课标全国Ⅰ卷的考察模式更倾向于第二条思路。如15全国高考文综Ⅰ卷38题的第1小问：“结合材料一和所学政治知识，说明政府应该如何强化预算管理。”如不认真阅读材料，学生很难把握正确的答题方向，而细审材料，答案是很容易生成的。这也就更加体现出研读材料的重要性。但是，高考卷往往材料冗长，如何高效把握呢？对于这一点，笔者往往建议学生先看设问，再带着问题有目的地阅读材料。阅读材料时则要大胆取舍，名字、时间等内容浏览即可；其次对材料意思进行分层，一般以句号为标志，前后几句话往往在说明同一问题；最后再综合把握材料的中心意思。这样一来，学生对材料的把握就能做到有目的、有层次、有重点，分析起来也会更加得心应手。

（四）作答有技巧，条理清晰表述准确。许多学生在答题中基本能够讲到点子上，但不会整合资源，一道题洋洋洒洒写了十来条。这从侧面反映了学生知识没掌握好，同时给阅卷老师也带来了极大不便，分数自然不会太高。因此，在平时训练中一定要指导学生注意技巧，内容上同类知识点合并，不同知识点要分开，言简意赅不啰嗦；格式上按点作答，上下左右对齐，保证卷面整洁；用语上切忌口语化，同时要注意经济术语、政治术语和哲学术语分开；唯物论和辩证法分开等。

（五）时政材料要多看。《全日制普通高中思想政治新课程标准》中指出思想政治课是“与初中思想品德课相互衔接，与时事政策教育相互补充，与人文、社会学习领域其他科目的教学相互支撑，与学校其他各项德育工作相互配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的一门课程，同时指出要让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与时俱进地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总目标。由此，不难发现时政热点在课程中的重要性。综观新课标全国Ⅰ卷时政材料的选用，基本是上一年度4月至高考年度的3月这一年时间的国内国际大事件，考察的目的无非在于提高学生的对时政热闻的敏感度，了解和支持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培养其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就学生平时表现来看，绝大部分都很少关心时政，考试时看见材料不知所云，更别谈答好题了。对此，笔者很赞同有些教师每节课预留3-5分钟给学生讲、评时政的做法，这样不仅可以培养学生了解时政的良好习惯，更能提升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对于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而言，教师们则很有必要进行时政材料的专题复习。让学生对时政不陌生，懂得大致考察方向，学会分析。

非政治化 篇7

一、知与行基础上的“至善”理念, 是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之本

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 在知行观上强调知行合一, 认为从教育的全过程来看, “知”和“行”成为人们认识客观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的两个重要环节, 知而不行不可, 行而不知也不可。知行不仅不能分割, 而且相互为用。诚如王夫之所说:“知行相资以为用。惟其各有致功, 故相资以互用;则于其相互, 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为用, 资于异者和同而起功, 此定理也。” (《礼记章句》卷三十一) 肯定知与行各有功效, 不容混同, 正因为知与行互相区别, 所以相资互用, 在人们具体的认识活动中, 知中有行, 行中有知, 知行融为一体。这种知行合一的思想是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的基础。

军队院校中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 不但需要掌握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规律特点和客观知识, 而且要认清社会、政治、人生、使命、责任、义务。在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中, 只有人及其文明能不断发展,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能通过教育将前人一代又一代获得和积累的智慧、经验、知识、技能等继承下来, 发扬光大。这笔巨大的财富, 有看得见的物质宝藏, 也有看不见的智慧、精神和修养, 还有作为个人与国家立身、立国、立于世界和天地间的道与理, 终极价值与生命意义的追问及认同, 这是对非战争军事行动重要性认识的根本。

传统中的基础教育多为文字训诂之学, 而大学才是成人成己, 治国平天下之道。四书中的《大学》开篇就讲:“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新民, 在止于至善。”其中“止于至善”至关重要。这说明传统教育中是将个人的完善进而天下的完善作为教育的根本目标。教育固然是要传授知识, 但更要塑造有用之人。“经师”与“人师”的区别也在于前者只管教书, 后者更重育人。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从其性质上说应该是以育人为根本目的的教育。

西方的教育, 尤其是在古希腊, 重点是以政治、人文教育为主。到了中世纪, 由于教育的主动权掌握在教会手里, 教育成为宗教的奴仆和工具, 从而, 神学登上大雅之堂。虽然文艺复兴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教育的发展, 但进入近代的西方教育却不能不越来越受市场需要的制约, 一只无形的手, 不断调控教育的价值取向。当然, 大学产生后使教育逐渐摆脱教会束缚, 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敏锐的政治理论家以感觉到现代生活方式和教育体制对人的素质提高有很多负面影响, 提出了新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首先是卢梭, 他发现当代教育制度实际上是对人天性的扼杀, 主张要通过教育改革使人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康德则认为, “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除了教育在他身上所造就出的东西外, 他什么也不是。”因此提出:“人类应该将其人性之全部自然禀赋, 通过自身的努力逐步从自身中发挥出来。”“人的天性将通过教育而越来越好地得到发展, 而且人们可以使教育具有一种合乎人性的形式”。柏林大学的创办者洪堡继承了卢梭和康德的人文主义教育理论, 并以此作为柏林大学的办学宗旨。即教育归根结底应该是人文教育, 是以全面培养学生的人格与个性为目的。

中国的现代教育是在民族存在危急关头的特殊条件下逐步形成与发展。因此, 鼓吹以“实利”作为教育的基本归宿的大有人在。但蔡元培先生却不为所动, 坚决主张:教育乃“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为灌注知识, 练习技能之作用, 而不贯之以理想, 则机械之教育, 非所以施以人类也”。他并不反对培养专门人才, 同样认为这是“目前的急务”, 但培养人格更重要, 因为“国民人格的完善与否, 则事关国家的隆盛”。曾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也认为, 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具有完善人格的完美之人。但是, 现代的教育制度却使这个目的很难实现。《大学》之道是成己成物, 所谓“成己”, 就是人格之培养。人格有知、情、意三个方面, 但现代教育只重客观知识的灌输, 连自我认识能力的培养都做不到。至于情和意的培养, 就更无从谈起。另外, 现在院校课程太多, 急功近利, 使得学生无暇顾及自身的修养问题, 无法像古人说的那样深造自得。教育中同声相求、同气相投、同道相和的师友关系在现代学校里很难存在。所以传统的“以人鉴人”、“如对古人”的教育思想不可能与时俱进, 得到发扬光大, 这是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教育“底气”不足重要原因之一。

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不仅要注重其政治性、思想性、规范性, 更要构建“至善”的人格, 同时还应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综合把握。这不是为了掌握一些技能知识, 而是为了感悟其中必有的一贯之道和经天纬地之理。因此, 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就其目的而言, 是一种典型的带有政治色彩的人文教育。其教育状况的好与坏是衡量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教育成功与否的尺度。教育应以人的内在素质提高为目的, 以政治理论为基石与核心, 使学员走进院校, 就像进入大熔炉, 经过千锤百炼, 淬火成钢, 这样无论其遇到任何困难, 都将百折不挠, 勇往直前。如果在教育中就事论事, 实用至上, 并以市场需要或功利目的为转移, 则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必然萎缩乃至名存实亡, 因为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更多的是培养人的性格修养, 陶冶人的道德情操, 提升人的意志品质, 明确人生的意义目的。它不能直接给予受教育者具体的谋生手段, 也不会与经济金钱需要简单挂钩。

二、内与外基础上的“内养”修炼, 是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之法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 多把个人担当的社会责任与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统一起来, 主张在修身的同时, 齐家、治国、平天下, 实现内圣与外王的有机结合。这种理念表现在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上, 则是个人—群体—社会的关系, 既主张有我和肯定道德化的自我, 即:以人文本。同时, 又注重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 认为个人只有把自己同民族和国家有机地联系起来, 才能获得个人道德化的自我, 才能实现人的本质的内在规定性。

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 要强调个人自我的道德改造和提升, 注重唤醒主体的道德自觉。尽量减少他律性的道德压迫和制裁, 也就是高度重视个人品德操守的自我培养, 注重气节与志向, 把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完善的道德人格作为必修课, 使其“内圣”的一面发展得极为完善。这是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的必要条件。

信息社会的教育越来越靠拢市场体制, 教育目标经常以市场需求定向, 这是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催生的结果。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国家利益拓展的需要和行为, 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其他制度, 尤其是主导性制度的影响。当今世界, 经济活动及其要求逐步渗入社会的各个方面, 并成为支配性因素, 迫使教育走出象牙塔, 有些已经或正在成为“金钱拜物”的奴隶。虽然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大旗迎风飘扬, 但教育成本则逐步与市场接轨, 这是一个越来越明显而很难避免的趋势。发展经济成了社会至高无上的目标, 无论什么教育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否则它将难以为继。

金钱物质一旦成为衡量社会基本的价值准则, 受教育者必然将所学的东西与日后的经济收益挂起钩来, 兴趣、爱好、所学之物本身的价值, 乃至个人的性格、天赋、能力合适与否都不在考虑之中, 什么理想、信念、道德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在这种理念支配下的教育目的, 只能是为了受教育者将来能有不错的发展前景, 仅此而已!否则, 再好的政治理论也都成为“官话”、“大话”、“套话”、“废话”的代名词。所以, 很多院校不惜任何代价开创专业教育模式, 课程、教师、学员、教学方式乃至管理体制和规章都铭刻着专业教育的印记, 这几乎是人们感到最轻便、最快捷、最高效的教育。谁要是动了这块“奶酪”, 转变这种教育方式, 那将大逆不道, 自食其果。所以, 有时与其说是教育观念之争, 倒不如说是教育利益之争。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各自拥有自身的利益标准和价值取向, 它们构成了院校内部的需求关系和自然状态, 由此引发了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的一系列难以理解, 又不能不面对的重大问题, 即如何理解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思想观念?如何看待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发展观?如何确定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利益观?

虽然如此, 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在军队院校还是逐步受到重视, 但就其效果而言, 往往只是量的变化, 而没有质的飞跃。学员对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性, 同样缺乏根本的认识。致使人的综合素质下降, 知识单一, 缺乏想象力和创造性, 没有人文关怀、语言粗俗、意志薄弱, 无法适应非战争军事行动高强度对抗的需要。所以, 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必须从专业以外的问题来思考军队院校的使命, 不应以满足院校内部需要为目的, 更不能以满足职业要求为目标。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要以尊重和满足人的本质需要、促进人的长远和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关心社会就要寻求人类共同的利益和价值, 寻求社会命运的根本, 也就是维护民族、国家、公众的利益, 而这种利益集中体现在政治、思想、文化与信念之上。为此, 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在与时俱进的同时, 还要关注现实需要与时代精神的激烈碰撞, 关注其演变、升华对人的影响, 以维护它们延续的追求。

三、真与美基础上的“诚信”规范, 是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之力

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 应主张真与美合二为一, 强调“仁且智”。孔子提出“仁且智”的命题, 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思想, 不仅在《公孙丑上》中主张“仁且智”, 而且在《离娄上》篇把“智之实”解读为明白侍奉父母和顺从兄长的道理并能坚持下去。荀子在《君道》篇中说:“故知而不仁不可, 仁而不知不可, 既智且仁, 是人主之宝也。”汉儒董仲舒在《必仁且智》中认为, 一个人修德“莫近于仁, 莫急于智……仁而不智, 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 则知而不为也。”因此, 只有仁智结合才能真正成为正人君子, 这就是“真与美”。宋代理学家张载在《正蒙·至当》篇里说:“‘大德敦化’, 仁智合一, 厚且化也;‘小德川流’, 渊泉时出之也。”在真与美合一的基础上, 美寓于真并表现于真。

在西方历史上, 虽然也有人主张或提出了“真与美合一”, 但他们的“真与美”或“真美合一”是基于真或以真为根本的。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知识即美德”的命题, 认为一切美好的行为均来源于认识和知识, 因此, 美德即是有知, 缺德即是无知。柏拉图总结概括了古希腊的德行, 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思想, 明显地把智慧置于第一美德的地位, 强调所有的美德都应当以智慧为最高境界。近代英国思想家培根发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呐喊, 认为美德必须以知识为基础和根本, 掌握知识乃是达到真与美的重要途径。人们越是渴望知识、追求知识、掌握知识、拥有知识, 其行为就越高雅, 品德就越高尚。在《学术的进步》中, 培根指出:“真理与美的区别, 有如印章与它的印痕的区别。因为真理就是道德和美的印章。”由此看来, 知识、美德、诚信、教养互为表里, 缺一不可。然而, 现代院校越来越普遍地使用信息技术和信息方法来开发利用各种各样的信息资源, 并以此为手段整合物质资源和能源, 并将各种知识加以专门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扭断了人类共有的知识链。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从表面上看, 好像只是传授一般性专业知识, 尤其是在现代的学科体制下, 所有教育似乎都可以量化为客观知识和能力, 如英语的等级考试;会计师资格考试;司法资格考试等等, 唯独政治理论不能概而论之, 致使这门如同传统中“道”一样高贵的学科, 在人们心目中成了可有可无之物, 并被那些无知者和愚蠢之人概括成一个“虚”字扔到了九天老君的“炼丹炉”里, 虽然光芒四射, 但无以为用。

作为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 是对人类千百年积累下来的精神成果的吸纳和认同, 使人们具有独立的人格意志, 有顽强的毅力和进取精神, 有健全的判断能力和价值取向, 有高尚的品质和情操, 有良好的修养和同情心, 对个人、社会、国家、天下有一种责任感, 对人类的命运有一种担待。它使受教育者在提升自己的时候也超越自己, 看到自己作为社会的一员应有的责任。它在使受教育者丰富和发展人格魅力的同时, 也在为社会和人类培养“特殊人才”。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使受教育者既能“成己”, 又能“为人”。如果院校培养的只是有一技之长, 但无人文情怀而又自以为是, 行为龌龊, 这样的人只能是一个畸形的人、零碎的人和不健全的人。这样的人越多, 冲突也越多, 问题也越多, 合作就越困难, 国家的和谐康泰则越遥远, 完成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也就无从谈起。

非战争军事行动客观上形成了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乏者之间的信息分化。人们在视觉范围内, 更多关注着看得见的东西, 而对无形却特别重要的事物, 往往忽略不计。很多人都会认为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最重要的是使学员适应“特殊任务”需要, 能够快速反应, 而不是考虑学员政治的成熟, 人格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院校也多以能培养出专家、学者、名人、高官、富翁而大肆炫耀。至于他们品格怎样、道德如何、是否有用, 一般不会予以考虑。

尽管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在很多人眼里与其他课程没什么两样。但是, 作为政治理论教育在传授思想、方法、知识的同时, 往往给人以方向、目标、自律、奋进之感。由于社会信息化导致个人信息负荷过量和某些人的虚拟行为偏差, 从而形成道德风险。所以, 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也自然而然要规避这种风险, 教育者不得不把政治理论当成客观知识来讲授, 而自己则对所教授的内容无动于衷。用数学教员讲解习题的冷静态度去讲授《抗震救灾》、《非洲维和》、《钓鱼岛冲突》、《亚丁湾护航》, 受教育者很难感到这些经典实践有生命的标本, 学员无法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其中, 汲取培养自己智慧与灵魂的丰富养料。

海德格尔早在1929年就指出过这种现象:“科学领域现在四分五裂, 各门学科的研究方式从根本上说是不相同的。今天这个由各学科组成的大杂烩, 只有靠大学和院系的专门性组织来维持, 才不至于散架。”在政治理论研究领域, 专业化的结果就是研究成果越来越晦涩, 越来越空洞, 充满外行难以理解的杜撰新词和术语, 根本无法进入研究对象的心灵深处。同时也使政治理论工作者对其创造性的逻辑思维失去感觉, 无法以自己的内在超越去体会和理解治学之道, 更谈不上熏陶与感动。为此, 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 必须在真与美的基础上, 加大诚信度, 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应坦诚相见, 教学相长, 逐步形成真教、真学、真信、真用的良好氛围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四、群与己基础上的“乐群”行为, 是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之路

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 在人我己群关系上崇尚人我和谐、己群并重、为群舍己。儒家的仁学强调“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以此融己于群, 群己合一。墨家的“兼爱”之学崇尚人与社会群体的和谐, 主张“兼相爱, 交相利”, 要求人们“视人之国若视其国, 视人之家若视其家, 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这与西方文化中人我对抗、人群二分并以个人为本位形成鲜明的对照。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教育理念强调“乐群”, 认为人是人的个体与群体相统一的产物, 个人不能离开群体, 群体也不能离开个人。在群己合一的基础上, 政治教育更看重群体的利益和尊严, 要求人们以群体为最高价值取向, 使群体价值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获得普遍认同, 使小我在大我之中获得了温馨而充实的存在。

社会信息化不但使人最大程度地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而且把人从简单的脑力劳动和机器的高节奏的运转中解放出来, 拥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创造性的活动。社会信息化将重构社会的时空。一个以信息集成为基础的社会将大大提高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大大增加全社会的和谐度。所以, 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必须把院校—团体—社会紧密相连, 坚持个人、团体、院校和社会四位一体, 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多管齐下, 努力构建“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的政治理论教育的全方位系统工程。对此, 必须实现四个转变:

1. 由“灌输型”向“渗透型”转变, 发挥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教育渗透功能。

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的方法有“明示”和“暗示”之分。明示是直接或公开交流政治信息、政治思想感情和政治价值观念, 包括理论灌输、宣传教育;暗示的方法则是以各种非政治的手段对人们的政治观念、态度和行为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军队院校作为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的主渠道, 往往存在重明示轻暗示的倾向, 忽略了随机教育、人文关怀、礼仪习俗、文化娱乐等各种非政治手段在培养学员政治观念、态度和行为过程中的作用。为此, 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必须将明示与暗示有机结合, 改变单纯的“灌输”做法, 通过“渗透”, 使思想政治理论融入学员专业教育、人文教育、时事教育的各个环节, 体现在教学科研、日常管理的各个方面, 给学员以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政治思想文化熏陶和精神洗礼, 逐步形成健康的价值取向, 达到真、善、美的统一。

2. 由“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 形成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教育合力。

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的实施途径可以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前者通过院校正式教学机构来实现, 后者是由各个单位、不同群体加以实施。正常途径的主导作用不言而喻, 非正常途径无疑也有重要作用, 二者不能偏废。以往院校政治理论教育重正式途径, 轻非正式途径, 从而无法扭转“低效”、“务虚”的局面。良好的院校教育环境给学员施展才华、表现能力提供巨大舞台, 为学员把知识转化成能力, 再转化成自身价值创造条件。只有院校各级组织上上下下, 齐心协力, 才能塑造优秀学员的政治品格。这既是院校的责任也是院校的义务。所以, 作为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必须注重学员的政治素质培养, 开阔其政治视野, 提高其政治鉴别力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3. 由“平面型”向“立体型”转变, 拓宽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教育领域。

达到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的目标, 单靠思想政治工作者是远远不够的, 它需要“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教育, 必须实现教学、管理、服务一体化。要改变以往那种“平面”、“封闭”的教育模式, 力求实施多渠道、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方法, 既注重课堂传授、典型示范和政治理论教育, 又要强调人文历史、英雄事迹、自我教育, 不断探索环境育人的机制和内容。要把社会实践纳入教育领域, 磨炼学员的政治意志, 强化学员的政治能力, 提高学员的政治素质。在理论与实践的教学中解决困惑、消除误解、排除干扰, 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做到知与行的高度统一, 为非战争军事行动模拟推演构建平台。

4. 由“传统型”到“现代型”转变, 抢占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教育制高点。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给院校教育带来挑战, 同时也创造了新的载体和途径。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手段应不断提高科技含量, 把最新的现代化成果引入教育领域, 使政治理论教育与系统科学、信息科学、行为科学、非线性科学相融合。同时, 充分利用西方国家的应用数学、软科学、时间反演等量化方法, 以推动政治理论教育效果的反馈、预测、评估、绩效的机制精准完善。要从争夺新的历史时期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主阵地的高度出发, 牢固树立虚拟战略意识和网络形态观念, 有针对性地开辟政治理论教育信息领域, 研究虚拟世界的特点和规律, 大力营造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网络平台, 让人们在新的领域、新的空间, 开拓新的视野、创造新的辉煌, 使军队院校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理论教育真正发挥自身优势, 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参考文献

[1]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10.

[2]王强, 包晓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M].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4:10.

非政治化 篇8

一、“滞后供给”的制度模式导致农民政治参与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当前我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原因是当农民通过的正式制度供给来满足自身的利益时, 由于农民在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方面的局限性、正式制度的滞后性和容纳性不足, 农民的合法利益往往得不到实现。“公民进行利益表达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国家和政府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 但是如果公民在自己利益受到侵犯和损失的情况下, 缺乏足够的表达意识, 那么他们的利益就难从政府那里得到保护和增进”, 而我国农村政治参与制度化程度不高, 政治组织较为单一, 制度体系不够健全, 政治参与制度复杂性不够, 农民的利益和权利不能通过低程度的制度化水平得以实现。我国农村“滞后供给”的制度模式主要表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村民自治等制度的局限性。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平台。选举乡人大代表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渠道。农民通过民主选举乡人大代表, 人大代表代表农民的利益, 对基层政府行使监督权, 但在我国政治权力体系中, 党委处于权力的中心地位, 政府权力较大, 人大的权力较小, 人大代表的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和制约, 所以乡人大代表的监督功能受到一定的限制;由于农民的选举权在行使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农民的代表比例太小, 选举权不平等, 导致乡人代表的代表性不高, 不能很好地反映当地群众的利益和呼声。

村民自治是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最主要的形式, 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了较好的制度平台。它已由初期的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的单一内容逐步发展为包括村民代表大会、村民议事会、村民委员会、村务公开制度等的多方面的民主制度。同时在政治实践中还不断赋予农村基层民主制度新的内涵, 如在乡镇一级政府中进行公推直选、在人大代表中增加农民代表的比例、大学生村官制度等。但村民自治实施过程中也产生以了一些问题, 如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存在问题, 缺乏必要的法理支持, 这直接导致一些地方两委关系紧张。一些农村地区村民大会、村务公开制度、村民议事会制度等设计存在一定的缺陷, 或根本没有建立相应的制度, 使农民无法有效的行使民主管理、监督村干部的权利。农村村委会干部责权利不统一, 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在民主选举方面, 村民选举委员会的推选程序, 候选人的条件及确定方式等方面规定不合理;在民主决策方面, 一大部分村级事务由村支部或村委会的领导说了算, 农民的意见不能被接受或采纳。在民主管理方面, 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定位尚不明确;乡镇行政与村级组织的关系并没有理顺。在民主监督方面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

二、多元政治文化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行为选择

当前, 我国社会以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为主流政治文化, 同时还有其他政治亚文化存在, 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西方政治文化等。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而言, 由于封建社会在中国发展了二千多年, 许多落后的思想和意识在我国仍然根深蒂固, 对我国农村的影响尤为明显。牢固的血缘宗法制度、专制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如君权神授思想、官贵民贱思想、重人治轻法治等影响深远。在传统政治文化中, 虽然强调民本思想, 民是国之根本, 但是民众一直是消极的被动的接受政治体系的统治, 只履行义务而不享有权利, 他们的利益只能靠君主、官僚的道德来保障。他们对政治体系的角色、结构、权威、规范, 以及自己在政治体系的输出方面的责任有较明确的认识、情感和价值取向, 而对政治体系的输入方面的取向, 以及社会成员作为政治参与者的自我取向却非常低。政治体系的成员与体系之间的关系是被动的服从关系, 我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是典型的顺从型政治文化。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刺激了公民利益意识觉醒, 引发的利益分化导致农民群体分层, 强化了农民政治参与意识, 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对我国政治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国的政治文化逐步走向世俗化和理性化。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意味着广大农民能够以自我世俗利益为标准决定自己的政治行为, 以世俗的眼光看待政治体系;政治文化的理性化意味着农民不会盲目服从政治领袖, 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来考量政治参与的动机和目的, 更加注重政治参与的实际效能和政治参与的投入与产出的比率, 目前我国政治文化已由顺从型政治文化逐步向参与型政治文化过渡。

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占主导地位, 但主流政治文化还受到封建社会的顺从型政治文化、西方个人主义政治文化等政治亚文化的影响, 使得我国政治文化的异质性增强, 各种价值观念、情感偏好、评价取向相互交织, 冲突, 使得农民政治参与的动机和意识很难完全接受主流政治文化的引导, 多元政治文化会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心理、态度和价值选择, 从而容易产生非制度政治参与行为。

三、农民文化素质较低, 政治参与行为具有较强的随意性

教育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最为密切。教育有助于增强公民的义务观念, 培养公民的政治竞争意识, 兴趣和责任感, 同时教育也有助于培养公民的自信、自制和表达思想的能力。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因为有健全的认知技巧, 学历高的公民政治关心程度也高, 这在某种程度上强化着教育与政治参与的相互关系。

目前我国农民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 文化素质偏低, 政治技能不高, 在政治生活中, 部分农民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样的政治权利和义务, 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部分农民的民主法制知识薄弱, 对于现行政治制度、法律提供的政治参与途径和政治参与程序不了解;部分农民政治认知能力较差, 自制能力不强, 对自己的利益表达不清楚, 不相信自己对政治能有所作为, 不熟悉也不大会利用正式的制度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影响政治参与的形式或政治参与的途径。由于农民受教育程度低, 整体素质不高, 对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方式缺乏理性的思考, 大多数在自我意识的支配性下参与政治生活, 是一种情绪化的政治参与, 具有较强的随意性, 对于如何采用法律途径和制度化的参与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缺乏了解, 容易产生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的产生。因此当农民遭遇不公正的待遇与伤害时, 首先想到的是托关系、找领导、越级上访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四、农民组织化程度低, 对政治参与行为的软约束缺失

组织化参与程度是衡量制度化政治参与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亨廷顿认为:“组织是通往政治权力之路, 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 同时也是政治自由的前提。”阿尔蒙德和维巴对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的公民文化研究表明, 参与的差异大约有10%的社会经济地位因素, 而有大约25%的组织原因。经济社会的发展导致各种组织和协会成倍的增加, 以及大量人参加这些团体。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各种组织和协会大量涌现, 诸如企业家协会、农民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 以及各种学术团体, 这是社会发达的一种象征。属于并积极参加这些组织的人, 参与政治的可能性比不参与这些组织的人要大得多。

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 逐步建立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 如二元户籍制度、二元劳动就业制度等, 二元体制把农民固定在农村, 阻碍了社会流动, 限制了农村市场化的进程和经济的发展, 造成城乡收入差别拉大,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各种社会组织的产生。在我国, 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组织, 而占人口2/3以上的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非常低, 很少有法定的政治组织代表他们的利益, 很少通过组织化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在利益分化和阶层分化都日益明显的当代中国, 要扩大农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必须有组织独立和功能健全的农民组织, 但目前的现实是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与社会分层加剧背景下利益表达组织化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虽然个别地方有各种各样的农民协会, 但这种极其分散的组织不具有行业代表性和区域性, 所以农民不能通过组织化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 在某种程度上, 农民家庭现在离群孤立, 一个个单独地站在国家权力机构面前。就中国农民群体现状来说, 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完全不能适应其政治参与的需求。因此, 当农民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不能通过组织化形式与政府对话, 容易选择个体非制度政治参与的形式维护自己的利益。

各种社会组织通过教育等方式可以培养其成员的政治技能, 政治素养;通过协商, 起到利益聚合的作用;通过组织规则或制度的学习, 约束成员的各种不当的政治行为。而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 不能通过组织化形式学习政治技能、培养参政议政的意识, 约束农民的非制度化的政治行为;不能通过组织化形式来聚合利益, 表达利益, 最终实现自己的利益;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 农村的社会资本相对比较短缺, 从而增加了农村各种制度运行的费用。所以当农民的合法权利不能实现时, 农民容易采取非制度政治参与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政府应该引导和扶持农民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各种社会组织, 通过组织化形式参与政治生活, 保护农民的利益, 实现农民的民主权利, 推动我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和民主政治的逐步发展, 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程度不断提高, 但在社会转型时期, 当农民的合法权利和自身利益不能完全通过制度化参与途径得以实现, 农民常常会通过非制度化参与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权利, 保护自己的利益, 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当前我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趋势不断扩大, 严重影响着农村社会的稳定, 造成了一系列不利后果。本文主要分析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形成以及扩大的原因, 使农民政治参与走向制度化的轨道上来, 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

关键词：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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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三联书店, 1989.427.

非政治化 篇9

一 工具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科学技术批判

哈贝马斯认为,不论工具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不过是停留在“科学技术异化”的批判层次上,都还没有深入到对当代大众社会“非政治化”问题的解构。这就意味着传统批判范式的转型势在必行。

(一)科学技术异化:在工具理性批判中

按马克斯·韦伯的解释,工具理性是指目的理性或技术理性。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生活的意义丧失和价值塌陷,是源于工具理性异化。他希望消除“工具理性异化”,重构社会的合理化。可是,韦伯不承认“工具理性异化”连同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失落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异化劳动造成的。就像韦伯那样,霍克海默在《启蒙的辩证法》(1947)和《工具理性批判》(1967)等著作中对“技术理性异化”作了工具理性批判的分析。他认为,技术理性异化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极大地损伤启蒙理性的价值和声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物化问题的“祸首”。霍克海默把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置换成“技术理性异化”,企图达到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殖民化问题的深刻批判。

不过,与韦伯相比较,霍克海默认识到工具理性异化不是单纯的启蒙理性扭曲,还是工具理性的“意识形态化”。霍克海默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1933)中说:“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判的科学本身,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科学之所以是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人们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所有掩盖以对立面为基础的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的行为方式,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1]阿多诺在《棱镜:文化批判与社会》中宣称:工艺的原理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统治原理。他这样写道:“由于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在生产过程本身,所以发达工业社会比起他的前辈来更是意识形态的。”马尔库塞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到了技术和科学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角色,但他们用“工具理性批判”而不是“意识形态批判”来探讨“技术理性异化”的根源和实质。在他看来,针对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异化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工具、全面侵扰了生活世界的安宁、单面化了人们的认知标准,人们所要选择的是“意识形态批判”,而不是“工具理性批判”。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批判着眼于工具理性异化对启蒙理性的压抑和摧残的批判性分析。工具理性批判不是针对“意识形态化”的批判,而是重建启蒙理性,恢复启蒙理性权威。对“工具理性异化”现象实施“工具理性批判”的确必要,但要把一切“异化”、“物化”、“意识形态化”都归结为“工具理性异化”,势必扩大“工具理性批判”的效能,乃至模糊它们间的本质差异。

(二)科学技术异化:在意识形态批判中

青年卢卡奇认为,“物化意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以虚假的“合理性”遮蔽了现实世界的破碎化、原子化,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是单纯的商品关系、物的关系;这种“物化意识”更是无产阶级理解生活世界的屏蔽;无产阶级必须同资产阶级进行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用马克思主义消除资产阶级的“物化意识”。柯尔施在同一时期也认识到加强“意识形态”宣传和领导工作的重要性,“总体性革命”应当成为工人运动的最主要任务。稍晚的葛兰西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也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已经构成现代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主要场所,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最主要任务。20世纪60年代初的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视野中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本真精神,提出1845年前的马克思思想是“意识形态”的,意指它是非科学的思想理论。阿尔都塞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第一,阿尔都塞撕毁了包裹“意识形态”范式的“物化意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工具理性”(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面纱,使之赤裸裸地呈现出来;第二,阿尔都塞通过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视域转向“意识形态批判”。

与阿尔都塞相比较,马尔库塞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最大代表。他不赞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过度张扬的“工具理性批判”,何况“工具理性批判”本身也是“意识形态”的。同时,他还认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范式需要一次“变革”:即由“意识形态”范式转向“意识形态批判”,并由针对马克思学说转向针对科学技术异化的批判。因为现代资产阶级已“使科学技术进步成为一种统治工具”[2],“不仅是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3]更何况科学技术还是现代资本主义生活“一体化”的根源。“一体化”,亦即“单面化”,即一个社会制度与个人的趋同化和一致化。“一体化”对人实施最严重、深刻的精神压抑和摧残,让人们过的是一种“痛苦中的安乐生活”[4];“一体化”社会充满了矛盾,是“病态加剧”的社会;“一体化”的劳动则是压抑人、摧残人的活动,不是人的爱欲本能的自由的“渲泄”,“无论他是主动还是被动,也无论他是生产的还是接收的,也无论在劳动时间还是在休息时间,他总为这个制度服务。技术分工把人的存在分裂成片面的操作和机能,受资本主义过程的调整。”[5]因而,“一体化”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化,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合法化作论证——提供“一体化”制度、标准和模式。正因此,马尔库塞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批判”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主流分析范式。这就告诉人们,如果不寻求意识形态批判,非但工具理性批判不能深化,且难以指向科学技术异化的深层逻辑。

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异化论的意义表现在:(1)由意识形态视域转向意识形态批判范式,(2)在科学技术异化问题上发挥“意识形态批判”,(3)从科学技术异化问题的思考中领悟到工具理性批判的要旨,(4)接受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命题及其主旨思想。不过,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异化”所作的“意识形态批判”势必为“科学技术批判”所代替。第一,虽然“意识形态批判”在一定意义上要比工具理性批判深刻些,揭示了资产阶级“物化意识”的根源和实质,但在整体上始终没有达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水平。第二,传统批判方法没有“解释学方法”参与。马尔库塞受弗洛依德“精神分析方法”的影响,把“意识形态批判”导向心理学和认识论;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受黑格尔主义的影响,把工具理性批判导向重建启蒙理性。可是,在当今社会中,科学技术既作为第一位生产力又表现为意识形态;且两方面都被现代资产阶级所利用,更加隐蔽地服务其政治统治。第三,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命题的阐释有两个弱点要消除:一是他的“单面性”认知逻辑忽视了科学技术的“双重性”;二是他始终着眼于科学技术的“辩护功能”而轻视其社会“建构”功能。

(三)科学技术异化: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科学技术批判

以哈贝马斯之见,虽然科学技术已是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但是“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命题的全部意义并不能还原为某种“意识形态”,也不是简单到只采用某个“意识形态批判”就能解决问题。人们必须寻求“内在主义[6]他们承认,马克思启示人们,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条件下,“科学获得的使命”就是成为资本家阶级“致富的手段”,也是成为工人阶级“生产财富的手段”[7]570。科学技术能使资本家阶级摆脱贫困,却并非能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科学技术能成为改造自然和控制自然的强大力量,却也“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7]571对人自身施加控制力。可惜,在一些学者的批判视野中,马克思上述文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却被当作“工具理性批判”(也有学者视其为“意识形态批判”)弃之一旁,而把其中的“科学技术异化”思想主题化。

哈贝马斯也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比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批判”要深刻,但在“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生产力”的现代社会中却“失效”了。第一,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意识形态批判的也是工具理性批判的。前一个逻辑上,马克思极力通过虚假意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和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实质;后一个逻辑上,马克思通过技术理性及其异化——劳动与劳动异化——的批判,修正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论证“剩余价值”。第二,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是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行为,“不再是解放的潜力,也不能引起解放运动了”[8]71-72。虽然生产力“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它“并不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在一切情况下都是解放的潜力,并且都能引起解放运动”;尤其在现代社会,一切成果都是科学技术的结果,就连生产力自身的连续提高都“取决于科技的进步”,更不用说“科技的进步”早已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化基础。第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前提是早期资产阶级为完成原始资本积累而建立的“自由竞争”和“公平交换”原则。到了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生产力”和“补偿纲领”取代了上述两个原则,成为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的合法性基础,致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丧失了合法化基础。第四,哈贝马斯警告我们: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生产力”时,它还导致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许多基本理论“失效”:一是“剩余价值”的来源不再是工人们的剩余劳动而是被科学技术所取代;二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的目的不再是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而是被科学技术的知识产权之争所取代;三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被科学技术和“补偿纲领”所取代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基础。这样看来,连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都失效了,更不要说霍克海默的工具理性批判和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批判了!由于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在当代社会中表现为“第一位生产力”,使得“科学技术异化”陷入更加复杂的局面——大众社会“非政治化”,因而传统“科学技术批判”必须转向“批判的解释学”,只有这样才能消解传统批判范式的困境,也才能有效地揭示“非政治化”大众社会的“真相”。

二 科学技术批判:作为批判的解释学

作为“批判的解释学”——科学技术批判,为什么能够解剖科学技术异化和大众社会“非政治化”的深层逻辑呢?除了前文所述,根本的一条是“批判的解释学”已经构成为“科学技术批判”的内在逻辑指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哈贝马斯率先把解释学方法、批判理论、意识形态批判、科学技术异化、生活世界殖民化结合起来,创立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批判”,这就是“批判的解释学”范式。依他之见,就“解释学”而言,批判的解释学是深层解释学,它使得“解释学”不再是“文本意义”的解释者而是对生活世界殖民化实施“解构”和“建构”的开拓者。就科学技术批判而言,批判的解释学也是深层解释学,它直接地探寻当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异化”的深层本质。这是一般解释学所不能为的。批判的解释学试图通过批判的、反思的对话、理解和综合,达到对“科学技术异化”的新“症候”——大众社会“非政治化”的“批判性阐释”。

那么,批判的解释学到底是有什么样内涵?是什么样的分析范式。这个问题是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之间的争论焦点,即:解释学方法要不要批判思维?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是关于理解及其本质的学说。本文的意义不是读者赋予的而是作者在形成本文时确立的,本文的意义是客观的。理解就是阅读本文,通过读者与作者的“对话”,达到对本文意义的客观把握。虽然在实际阅读中,由于“前理解”和“间距”的影响,往往出现意义“增值”或“不足”,甚至“误解”,但是,任何理解都要忠于本文意义。这并非“批判”所能做到的。因此,解释学方法要坚持客观主义原则,这是保障“理解”能够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在哈贝马斯看来,伽达默尔的“理解”不会走向意义逻辑深层,因为他的解释学方法只是读者对本文的单向度的“直线式理解”,不是通过人们相互间“沟通”、“对话”、“商谈”乃至“争论”,达成的“一致”、“共识”。哈贝马斯强调道,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方法至多是“文本学”的,而他的“解释学”方法是在“扩展的语言”[9]上“融入”批判思维,超越了“文本意义”和“理解”本身,且走向“社会”、“历史”、“生活世界”,是“深层解释学[9]“在沟通过程中,参与者就客观世界中的事物、他们共同拥有的社会世界中的事物、或各自主观世界中的事物要么达成一致,要么发生争执。解释者可以悄悄地设定,他参与到了作者及其同时代人与世界之间的形式关系当中。”[9]人们以批判的“再解释”为视界,维护和扩大“读者”的主体通性及其主体间“谅解”的合理性,消除主体对本文意义的“依附关系”,“把主体从依附于对象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9],确立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那些“没有经过反思的意识形态……,会由此发生变化”[9],走向未来的选择必定是批判的解释学,亦即“深层解释学”。

无独有偶。英国学者汤普森在20世纪80年代考察了意识形态的解释学方法意义,称之为“深层解释学”。他认为,西方现代文化危机在本质上是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因而一般解释学方法不能揭示其内在意义,只有把解释学方法“融入”意识形态的辩护功能,视其为“一个更全面的方法论”,一个“作为分析文化现象……的一个总的方法论架构”[10],发挥其方法论的能量,才能从“权力与统治的关系”上“进行批判性思考”,理解西方现代文化危机即是当代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危机。汤普森的“深层解释学”的理论意义在于:(1)意识形态内蕴了解释学的方法论意义,但要在批判的思维上激发其作为解释学方法的能量;(2)西方当代文化危机实质上是西方文化权力危机——因为西方文化已经异化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基础,因而指向其逻辑深层的文化分析不能没有解释学方法的有效参与。

汤普森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但不能排除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启示。除了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和“文化霸权”理论的影响,哈贝马斯的“深层解释学”也是其思想的重要启示源。哈贝马斯认为,作为“深层解释学”,批判的解释学应对20世纪60、70年代的“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社会景观。当科学技术受到“资本主义歪曲的合理性”的污染而失去了自身纯洁性时,它必然沦为现代资产阶级的“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法性”[8]42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可能“抛弃我们现有的技术”,也不会有什么新的科学技术观念,更不会有“人道的东西”和“负有责任”的科学技术。人们要将分析视界转向反思性社会批判,诉诸批判性解释模式,探索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不变的规律性”,化解种种“曲解的交往”对“科学技术”的束缚,从资本主义的依附性力量中解放“科学技术”,使之造福人类。除此之外,“批判的解释学”也针对现代文化危机和科学技术危机等问题;关键在于它使批判性思维和解释学方法有机地“融入”社会批判理论,更新改造了“意识形态批判”,完成了批判文化异化和科学技术异化以及大众社会“非政治化”的方法论转型——这是新型的“科学技术批判”。虽然汤普森在分析西方当代文化危机的意识形态化之维正是把批判思维和解释学方法“融入”到意识形态批判中,使之“文化批判”走向“深层解释学”,既改造了传统意识形态批判又指向西方文化危机的内在逻辑。但是,哈贝马斯的作为一种“科学技术批判”,批判的解释学之所以又是深层解释学的,根源于它能够推进传统意识形态批判的逻辑层次,推进了对“科学技术异化”批判的逻辑层次,走向对“非政治化”社会景观的本质揭示。批判的解释学的优势在于:(1)不是一般解释学方法的简单重复而是批判的、反思的方法的中心化;(2)不是简单地扩张意识形态的解释学功能而是尽可能地整合工具理性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论优势;(3)不是着眼于单纯的文化危机而是从科学技术异化延伸到大众社会的“非政治化”领域;(4)不是认识论的而是本体论的阐释;(5)不是单一视域而是多重视界的融合;(6)作为“科学技术批判”,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

三 西方现代社会:

显现“非政治化”社会景观

那么,大众社会“非政治化”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有人说,它是大众社会的消费化;有人说,它是大众社会的工具理性泛滥、启蒙理性扭曲的“非合理化”;也有人说,它是日常生活的全面异化,或原子化、单面化、一体化……。与众人相比较,哈贝马斯由科学技术异化到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审查中认识到“非政治化”是西方现代社会的复杂的内在逻辑。作为“科学技术批判”,批判的解释学就是针对这种“非政治化”揭示大众社会“非政治化”的“真相”——内在逻辑。

(一)深层表现

哈贝马斯认为,大众社会“非政治化”的深层表现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民主政治的科技化。

1.所谓“科学技术的政治化”,是指从政治上看,科学技术为稳定政治格局、缓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协调社会各方政治力量发挥重要作用,这是科学技术的政治功能。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书中分析道,在表面上看,二战后科学技术的研发、转化和运用都是民间行为,实际上是国家政治行为。

第一,在技术和科学的支持下,战后西方社会的民主政治重建任务顺利进行。20世纪50、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获得了巨大成功。科学技术本身获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在短期内提升了西方社会生产力和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为西方民主政治重建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快速提升了西方国家的综合实力。沃勒斯坦认为,美国的世界霸权之所以在战后25年间走向顶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学技术有效地发挥了政治功能,它为美国实施其世界霸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第二,在技术和科学的支持下,战后西方社会的政治格局相对平衡,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相对缓和。以电子技术、信息与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力量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和管理能力,促使全社会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高效调整,新兴产业、行业、部门大量出现,使得那些掌握了新技术和科学的工人技术人员、科研人员成为经济社会的中坚力量,队伍快速成长、收入和福利明显改善,所谓“中产阶级”在西方社会中出现了,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改变了政治力量格局,形成一个“哑铃式”社会政治格局,它被称为战后西方社会的“稳定器”。

第三,在新技术和科学的支持下,战后西方民主政治摒弃“贵族化”和“精英化”,选择“大众化”,美之名“民主政治”。科学技术提升了社会生产效率,降低了工人劳动强度、缩短了劳动时间,人们有了较多时间和方便渠道过问和参与“政治事务”,比如电子投票箱、直播电视竞选辩论、网络政治评议……。在哈贝马斯看来,虽然科学技术发挥第一生产力作用为国家政治生活“大众化”、“平民化”提供方便,但是,这种“大众化”、“平民化”却被现代资产阶级说成是“非政治化”,并在全社会营造所谓“非政治化”社会景观。实际上,“非政治化”并非任何政治因素“不在场”;恰恰相反,不仅某个“政治因素”始终“在场”,而且其介入得更深刻,其方式更隐蔽,给大众造成一个假象:“平民化”和“大众化”就是“非政治化”。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凭借现代科学技术的优势刻意营造所谓大众社会“非政治化”,恰恰反映了他们实施更加广泛且深刻的“政治化”社会管理的真实企图。只不过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有效地遮蔽了其政治企图的“在场性”。

科学技术的政治功能的有效发挥,方便了现代资产阶级营造“非政治化”大众社会。具体说来,(1)它不是阻隔大众参与“政治”,而是诱导他们参与那些程式化、概念化的政治生活——即“政治空壳化”日常生活,使大众远离真正的国家政治生活,达到维持资产阶级政治合法化的企图。(2)技术和科学的进步不是消解而是故意“遮蔽”日常政治生活的意识形态色彩。资产阶级借助自己控制的现代化大众传媒通过各种“暗示”让大众深信:虽然现代生活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但是连同科学技术又都是源于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有力支持”。

2.所谓“民主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是指从科学技术上看,民主政治在科学技术的进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科学技术进步提供政治保障,这是民主政治的科学技术功能。哈贝马斯认为,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之所以取得巨大进步,尤其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顺利完成,都不是偶然的,是获得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有力支持。具体表现在:(1)政治家带头广泛地采用先进技术知识管理国家和公共领域秩序,他们成为推广先进技术和科学的重要力量,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的示范作用。(2)国家政治任务的设计、实施往往结合技术和科学进步的需要,并通过国家行政权力为技术和科学的进步制定相关法规、制度、政策,保障其规范化、有序性展开。(3)西方当代政治理念提出,从“权本位”转向“技术本位”,国家间竞争与对抗不再是硬实力的较量而是科学技术力量的竞争,谁掌握了科技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当代国家间竞争的主动权;确立科技立国、科技强国、专家治国的现代治国理念,推崇“软实力”竞争,诱导大众远离政治、崇尚技术和科学;当代政治家应当懂得科技,并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保驾护航。

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科学技术的政治化与民主政治的科学技术化并不是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所谓大众社会“非政治化”。

(二)深层根源

以上分析显示,西方现代社会的“非政治化”与“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生产力”是直接关联的。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生产力,是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前提和基础。因为,科学技术极大地提升了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创造了舒适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丰富了日常生活内容,更是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极大可能。正因此,全社会都看到了科学技术带来了很多好处,而且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直接地激发了越来越多的公众走向科学技术、从事科技的研发和转化工作,许多人都把改善自身生活水平和提高工作效率建立在努力学习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上,从而在全社会营造了一种社会景观——即社会经济生活的“科学技术化”和大众日常生活的“政治空壳化”。

当然,这种“非政治化”社会景观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如果说科学技术异化构成了这种社会景观的直接成因,那么除此之外,一事实上还有某个深层原因,我们认为,这就是:现代资产阶段国家竭力寻求一个持久的政治统治合法性基础。一般说来,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干预职能”及其所实施的“补偿纲领”在当代西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深度发挥既是科学技术异化的直接根源,又是“非政治化”社会景观的深层根源。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社会出现,并为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开出“拯救”现代性危机的“处方”——新的国家干预政策。这一政策是以“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生产力”和“补偿纲领”为核心,它们代替了旧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公平交换”原则,成为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维持长期“平稳发展”提供了所需要的科学技术资源和“政治合法化”资源。

其实,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新干预政策”与“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生产力”既互为因果又同时构成了“非政治化”社会景观的主要根源。

(三)基本内核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认为,科学技术的政治辩护功能是其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基础。而现代社会“政治空壳化”却是科学技术异化的更深刻社会表现,它向我们显示,科学技术异化不再简单地表现为所谓的“辩护功能”,而是更加隐蔽的“政治建构”功能,尤其是科学技术作为第一位生产力,在当代社会中,既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化基础,又是改进现代化生活的最重要手段。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异化”和“非政治化”社会景观在实质上仍然是“技术统治论”的。“技术统治论已经成为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其作用不可小觑,它确实服务于与技术问题相适应而对实践问题加以排斥的新的政治,因而它与那些可以潜移默化地腐蚀人们的制度机构的发展趋势相一致。技术统治论对人最大的危害就是模糊人的工具行为与交往行为的界限,‘技术统治论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力量,就表现为掩盖了工具行为与交往行为的区别’。所以,技术统治论必须使论证社会生活的行为标准脱离人的交往行为,并将它们非政治化。”[11]我们知道,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技术统治论”把本属于政治领域的议题转移到非政治领域变成大众普遍关心的技术问题,把技术合理性当成实践合理性,把社会发展进程理解为单纯的技术研发、转化和运用过程,以直线管理方式重建大众对民主政治的忠诚度。在现代民主政治背景下,“技术统治论”放弃暴力控制方式,转向对人的社会关系和交往行为的控制。这一切都在于要营造一个日常生活“政治空壳化”的虚假的社会景观。

其实,“技术统治论”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西方现代社会中,资产阶级政治因素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资产阶级国家干预政策的有效施行,且利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位生产力”,诱导了大众迷信“科学技术万能”,把大众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捆在一起,使大众社会“非政治化”成为既成的社会“事实”,强化大众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忠诚度。正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揭示的那样,“拜物教”状态下的科学技术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劝告大众服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只“看不见的手”——的需要。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出现科学技术异化,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科技的研发和运用走向“非人道主义”和“不负责任”的歧途。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不除,其生产方式不作根本变革,不论科学技术进步到何种程度,科学技术异化都不可能彻底消除。况且,哈贝马斯放弃了马克思的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他非但不能正确地审查“科学技术异化”和大众社会“非政治化”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反而陷入了拒斥“科学技术”的认识误区,以所谓“交往合理化”社会为终极目标,确立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价值方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原则,人们一定能够揭示“科学技术拜物教”、“科技万能论”和大众社会“非政治化”的实质,用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创造性地发挥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也一定能够推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参考文献

[1](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4.

[2]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15.

[3]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M].上海:三联书店,1989:106.

[4](美)Marcuse H.One-Dimensional Man[M].Boston,1964:9.

[5]Marcuse H.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M].Boston,1972:14.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5.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9]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精粹[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55.

[10](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23.

非政治化 篇10

这两种影响力都是相对于学生而言的，前者树立的是教师的权威，对学生的影响是暂时的、短效的;而后者却能够对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将会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发挥其应有的效应。

我尝试将自己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对如何提升政治教师非权力性影响力的思考总结如下。

1. 用自信为学生作表率

结合教材中“我自信，我能行”的内容，我经常会对孩子们进行一些自信心提升方面的训练。我告诉他们不要用消极否定的词汇来描述自己，而应该用积极肯定的话语来评价自己，并且让他们尝试每天清晨起来，对着镜子中的自己说：“嗨，新的一天开始了，今天气色不错，你很了不起，一定会成功。”进考场之前，我会让孩子们大声说：“我准备得很充分，现在头脑清醒，思维敏捷，一定能发挥好。”在课堂上我也经常让孩子们大声说三遍：我棒，我很棒，我非常棒。这些训练孩子们一开始都羞于启齿，慢慢的他们逐渐能大声地对自己说这些话，也感受到了自己的变化。有个孩子跑来对我说：“谢谢你，张老师，是你让我变得自信。”这一刻让我感受到了满足与欣慰。

2. 用爱架起师生间情感沟通的桥梁

古人说：“感人心者，莫乎于情。”教师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才观和师生观，把学生真正作为平等的教育对象，尊重学生人格，和学生交朋友，了解学生的意愿，倾听学生的心声，成为学生的知心人。通过关心、体贴使感情贴近学生，缩短感情上的距离，发展良好的师生关系，从而引起感情共鸣，增进信赖感。人与人之间最近的距离是心的距离，最远的距离还是心的距离。拉进师生间心的距离，教育就成功了一半。

爱需要有爱的言行，一句肯定鼓励和温暖的话语，拍拍学生的头和肩膀，甚至揪一下学生的耳朵等肢体语言，一个关怀的眼神都能表达你对学生的爱。教师的眼神，是征服学生的一个秘密武器。爱还需要有奖励，学生毕竟是孩子，一点点的奖励都能让他们兴奋不已。我常常奖励孩子们，一朵小红花、一个五角星、一个本子、一支笔等都拉近了我与学生的情感距离。

3. 关注教育细节

一次问卷中有学生提到我的一个教育细节，就是上课时师生问候完我都会给学生鞠躬，同样多数学生也会给我鞠躬，没想到这个细节让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来要提升政治教师的非权力性影响力还需要关注细节。细节决定成败。教师的一言一行都能引起学生的高度注意，从而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一个细节，往往会对教师在学生中的影响力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一节课，一次与学生的见面与谈话，一次批改作业，一次处理课堂上的偶发事件，一次班会，一次家访，都可能在学生心中产生重要影响。每个细节都是重要的，教师要时时刻刻有高度的责任感，不能有丝毫的随意、大意，让一言一行都能引起学生的共鸣，让每一个教育细节都精彩。

4. 用责任心为学生树立敬业的榜样

教师的敬业精神对学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教师对待自己的工作兢兢业业，学生会以老师为标榜，同样认真对待自己的学习，可以说是身教重于言教。教师以深厚的爱生之心、挚热的爱生之情，真正为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和发展尽心尽责，必定能增强学生的信任感。

所以我要求自己上好每节课，亲自批改好每一份作业，做好自己每天应该做的所有事情，兢兢业业对待自己的工作，这些行动都给学生树立了榜样。因此经常有孩子一吃完午饭就来我这边抓紧背书过关，而我可能还在边吃饭边检查他们的背诵情况。每次的默写我总是最快批改结束，学生都会惊叹于我的工作效率。我想这一切都提升了我在学生心目中的影响力。

5. 用执着寻求开启学生心灵的钥匙

几天前一个学生默写情况不好，但是她很努力并且及时到我这里背诵，背完后，我突然之间很想对她说句话，我就问她，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对你说什么吗?她说“不知道”，我说“你想想”，然后她说“不努力”，我说“不对，你可以再有两次机会给我答案”，她实在想不出来，我就不勉强她了，我说我想说“加油”，突然她眼中涌出了泪水，对我说了声“谢谢”，然后转身走出办公室。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打开她的心门，但是我坚信师生的距离在此刻一定是拉近了许多。此后她每次的默写都能很快过关，并且她的学习正慢慢步入正轨，这让我很感动。所以我告诉自己对孩子要少一点责备多一些关怀，少一些批评多一些鼓励，少一些埋怨多一些发现。

6. 用微笑面对每天的生活

我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教授孩子们一些适时适度表达情绪的方法。比如如何对陌生人展露最美的微笑，如何让自己激动的情绪在短时间内运用呼吸调节而得以平复，如何用平静的语气表达自己的不满，等等。这些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以至我的学生都很佩服我可能前一分钟还怒气冲冲，但是瞬间就能带着笑容温柔地开始讲课。

7. 用智慧点亮生命

学习是教师不断提高业务水平的根本途径。夸美纽斯说过，“职业本身就责成一个教师孜孜不倦的提高自己，随时补充自己的知识储备”。因而教师一定要锲而不舍，刻苦钻研，勤奋好学，只有涉猎多方面的知识，才能在教育上游刃有余。而我经常阅读的书籍除了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还有散文、传记等。

我始终坚信教育不仅需要苦口婆心，更需要艺术。传统的说教让学生产生了听觉的疲劳，所以我很多时候会出其不意，采用不同于一般教师的教育方式，取得的效果是相当明显的。例如有学生没有完成作业，我会让他站到讲台上对着全班同学大声说：“我没有完成作业，我错了，对不起”，并且鞠躬表示道歉，然后将补好的作业交给我。课前班级纪律混乱，我不会指责学生，而是让学生讨论这样的混乱状况是谁造成的、会对学习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去改进。

天空中没有留下我的痕迹，但是我高兴我曾经“飞翔”过。天空中若曾留下我的痕迹那都是我应该做的，若这些痕迹曾经对我的孩子们产生过一些影响，那么要感谢我可爱而懂事的孩子们，他们读懂了老师，懂得了我的付出。我也将在教育这片热土上不断探索，执着付出。

参考文献

[1]杨光斌.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2]王惠岩.政治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3]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9.

非政治化 篇11

关键词： 高中教学 思想政治 非指导性教学理论

非指导性教学是指老师对高中思想政治课进行教学时，要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发展，引导学生参加各种实践活动，保证学生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但是高中思想政治课在使用非指导性教学时不能一成不变，要根据时代的发展，结合实际情况予以革新，与时俱进，使政治教学紧跟时代的脚步，从而使学生有兴趣学习政治课程，鼓励学生勇于参与到我国的政治讨论中，促进每一位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1.高中政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方式局限于有意识教育。

简单来说，老师对于将课本知识传授给学生是有意识的，学生跟着老师学习也是有意识的，这就是有意识教育。反之就是无意识教育，也可以叫“隐蔽式教育”，简而言之就是说，老师在教学活动过程中不采用直接明白的方式传授知识，学生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学到老师教授的知识内容。目前我国很多学校的政治教学方式还在采用传统的有意识教育，老师在课堂上发挥主导作用，学生只是坐在讲台下面听老师讲，老师讲得口干舌燥，学生听得昏昏欲睡，这种为升学压力而产生的教学方式过于表面化，不仅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而且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质量。

（2）教学内容与实际脱节。

政治和我们生活实际的联系是很密切的，要想感受到政治学科的独特魅力，在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时必须运用政治知识分析解决。目前我国政治课本的编写忽略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而且内容十分落后，与社会发展的速度差得很远，导致学生难以将课本上学到的知识内容应用到实际问题的结局中，学以致用成了空话，严重降低了教学效率。

2.非指导性教学理论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的运用

（1）转变教师角色，注重情感教学。

在思想政治课堂上，老师带领学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知识最常规的形式，最终目的是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素质，保证学生在学到知识的基础上思想道德水平有所提高。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政治老师要用心教学，用情感感化学生。罗杰斯的非指导性教学理论中，曾多次强调过情感对于教学质量的积极影响，通过教师和学生之间的频繁交流和沟通，不仅保证了知识的传授，而且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感情也会有所好转；在对思想政治进行教学时，不能一味关注教学质量和给学生传达了多少知识信息，更应该关注学生的心理变化及是用什么态度什么情绪进行政治学习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学生以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投入到思想政治学习中，保证课堂教学效率。

教师在课堂中还可以利用典故的方式进行教学，如讲到“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的时候，老师可以通过“孟母三迁”这个典故向学生表达这个内容。并且最后提问“孟母为何三迁？为何要选择邻居？”等等问题，让学生都发表看法和观点，帮助学生理解课本内容及知识点。

（2）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构建和谐课堂。

在教育过程中，只有在和谐友好的氛围下进行学习，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学生学习的效率和质量。前苏联教育家巴班斯基说：“当一个老师拥有最完备最优质的教学条件时，良好的课堂氛围仍然是保证教学质量的最主要的因素。如果学习氛围十分轻松愉悦，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不会觉得无聊、烦躁或者紧张这些消极心理，这会极大促进学生的学习进程，教学也会取得最好的效果。”因此，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格外关心学生的心理变化和感受，坚持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在日常上课过程中和学生平等交流，一起对于不懂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互相启发，使学生能够放下对老师的偏见和隔阂，对于一个问题有不同观点时才会敢于向老师提出质疑，老师才能从中发现学生认识上的不足和知识学习上的纰漏，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和指点，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使课堂氛围更加和谐。

如学习“我国的外交政策”的时候，老师可以在课堂上结合课本知识利用多媒体放映一些关于我国政治知识的课件，如在课堂上展示我国“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图片、南海争端的图片及文字让学生在我国这一系列重大的战略决策的推进中体会我国的外交形势，让学生理解我国的外交政策，更关注我国政治方面，加强学生对于我国政治政策的学习有重要的作用，并且可以提高学生的素养，还可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3）重视学生的自身经验，注重社会实践。

传统教学模式无疑是有很多弊端的，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总是将自己的观念强行灌输给学生，不论学生是否认同，都要求其必须遵从和执行，这种现象严重阻碍了学生独特个性的发展，影响了学生正确观念的形成。罗杰斯提出的非指导性教学理论中，大力提倡老师对于学生的引导行为，鼓励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和研究，这样会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提高教学质量。罗杰斯曾说：“学生是必须接触并且融入到生活中的，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必须学习，要学会自主发现，要自己经历一些事情，解决所遇到的所有困难和问题，从而掌握生活的规律和诀窍，这样才更有利于他们今后的生活。”从罗杰斯的非指导性教学理论中，我们不难总结出，社会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每个学生都有自身的特点和长处，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注意观察学生的不同特点，结合实际情况对其进行教育指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得学生的道德价值能够有很大的提升和质的飞跃。

如“发展生产，促进消费”这一内容中，老师可以先为同学们讲解什么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并结合学生可以理解的生活经验创设情境并提出问题。如可以创设情境：目前我国发展越来越快，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各大房地产行业发展迅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具体有怎样的变化呢？我们在买房子消费的过程中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从我们现在的居住情况可以看出怎样的变化呢？老师通过这样情境的创设，适合学生理解，也更贴近我们的生活，给学生留下思考的问题，让学生从自身的角度出发理解并思考问题。

综上所述，将非指导性教学理论运用到高中政治教学中十分重要，同时要致力于学生生活能力的提高，使学生的思维不受禁锢，勇于创新，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为学生将来更好地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李达.高中思想政治课非指导性教学的评价策略[J].中学课程辅导：教师教育，2014（11X）：24-25.

[2]刘新军.高中思想政治课非指导性教学的组织策略[J].中学课程辅导：教师教育，2013（2）：31-32.

非政治化 篇12

研究领导人的媒介形象是政治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西方不少政治传播学者都曾把它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特别电视媒介以电子技术为传播手段, 凭借声音、画面双通道传播的形象性、直观性以及强烈的现场感、真实性在当今领导人形象的传播中, 有着无可代替的强势地位。

然而在传播实践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 经过记者、编辑精心编码设计的图像符号, 在受众中并没有引起特别关注。现在的普通受众也不会像几十年前一样热衷于从电视中某一个领导人画面的细节去推测时局的变化, 反而需要许多网络媒体或者网络谣言进行二次解码, 即所谓解读, 由此造成了在某种程度上语义系统的流失。

根据霍尔德编解码理论和非语言符号的传播特点, 我们不难从这个现象中发现, 当前领导人非语言符号编、解码两端如下一些截然不同的变化趋势。

从编码者的角度来看:

霸权式编解码传统:按照我国长期的政治要求和习惯, 在电视新闻中传授双方的编解码长期依赖“主导—霸权式解码” (He-gemonic Reading) 。这种解码方式即是政治上的要求, 同时也是受当时信息条件闭塞, 观众在没有其他媒体选择的情况下只能选择付出大量精力 (注意力成本) 去接受霸权式解码。

规范的编码技术要求:我们从2008年至今中央电视台《军事报道》栏目的时政新闻中, 每年抽选出20条领导人到部队视察的新闻画面进行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一些规律:画面顺序通常是按照领导人职务顺序排列, 画面时长、画幅等均按职务有严格的要求, 而画面颜色通常会根据新闻主题进行特殊处理, 例如, 慰问、调研通常以暖调为主, 而较为严肃的会议则选择冷调为主。根据统计我们得以发现。在电视新闻中, 近10年的领导人形象的技术要求是固定的, 编码者在编码时通过技术标准在画面中附加了相当多的语义元素。

由以上2个特点我们不难看出, 在编码端, 领导人的非语言符号系统具有外缘性的稳定性, 且并不需要与解码段有语义交流, 所以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变化是相对比较小的。

从解码者的角度来看:

解码选择多样性:当代传媒迅猛发展, 日新月异, 新的样式不断出现, 例如, 博客作者与回应者、“角色参与”式互动游戏。这些互动性文本的传播需要产生了全新的“创作式解码”。这就打破了原有的霸权式解码的垄断的地位。例如, 在2014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连续报道中, 国家领导人的出镜画面、现场同期声和采访都严格按照相关技术标准, 特别突出姿态表现军人作风。然而, 新闻画面中许多精心设计的编码被观众忽视, 取而代之的是, 让许多编码者无法想到的“创作式解码”。例如, 当时微博转发量、评论量的前3条相关内容为:1) 无为李爷#习近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向毛泽东像鞠躬#转发量255评论量84;2) 人民网#习近平在福建#《福建日报》连续3天头版刊文, 记录习近平在福建工作17年间的点点滴滴。人民网盘点了习近平在福建生活工作期间照片, 以飨网友。转发量251评论量12;3) 毛猴大哥#古田会议展览厅内, 一幅幅红军留下的标语触目惊心:打土豪, 分田地。各位参加全军政治工作的代表不敢驻足观看, 掩面而过。#转发量251评论量12。

解码选择的经济性:从普通观众的角度看, 如果在原有含有大量附加语义的非语言符号系统内解码需要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历史知识背景的要求, 更需要有热切关注政治的必要, 这就使得编码的成本逐渐提高。当前社会节奏越来越快, 信息量也逐渐在以数量级别增加, 过高的解码成本势必造成观众去选择其他解码手段。同时加之电视媒介的不可重复性, 几秒钟的附加语义势必被观众忽略。

解码的历史背景变化:改革开放30多年来,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步, 亲身经历过重大政治事件的普通群众已经越来越少。人们从媒体的附加语义 (包括文字内涵, 画面隐含意义) 等的需求不再像过去一样, 人们也并未接受过大型的政治训练, 所以, 本身的解码能力和意愿都有所降低。

综上所述, 在政治传播中, 领导人的电视形象在编解码两端符号规则上的变化上是不一致的。同时根据我国现在的政治要求, 想通过调整编码规则进而符合解码习惯的做法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 由编码者本身进行的二次编码就显得尤为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 2016年的两会报道中, 央视新闻客户端就结合两会新闻热点对总理、部长和新闻发言人制作了多个表情包。这些表情包形象丰富、幽默, 放大了部分编码端的附加语义, 方便了解码者进行解码。但这种表情包仍停留在静止图片的维度上, 对画幅大小、颜色、动作、神态等静态编码规则可以进行解读。但却无法对于画面编码系统内的, 如时长, 前后连贯性等符合性编码规则进行解读, 这也是今后解决编解码非同步变化的一个方向。

摘要：本文通过资料分析、历史对比、数据统计等方法尝试分析电视时政新闻非语言符号系统形成的历史背景、发展规律以及反馈渠道, 结合现代受众解码能力、解码意愿、解码的成本等现实因素, 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探讨如何让非语言符号在编码和解码2个系统中实现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