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新动力（通用11篇）
增长新动力 篇1
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 从2003年以后,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快于沿海地区, 与沿海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 西部地区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2000年至2008年, 西部地区生产总值 (GDP) 从16655亿元增加到58257亿元, 年均增长11.7%;工业增加值由5946亿元增加到24000亿元左右, 增长近4倍。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 西部地区在本轮经济增长中发挥了主要的贡献力量。多种迹象表明, 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点一靠加快城市化, 二靠中西部地区的赶超。
西部地区的迅速崛起
一、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增长
2000年以来, 西部地区国民经济不仅增长速度快, 而且持续的时间长、稳定性好, 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均实现了大跨越, 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2000~2008年, 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7%, 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年均11.5%的增长。2000~2007年, 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由8.8%逐年上升到14.6%, 2007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首次超过东部地区, 2008年因自然灾害及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等原因增速略有下降, 但依然高达12.4%, 高于东部11.1%和中部12.2%的增长速度。
今年以来, 受惠于4万亿投资计划, 西部地区经济增幅继续保持领先。从工业增加值来看,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上半年东部地区增长5.9%, 中部地区增长6.8%, 西部地区增长13.2%, 西部快于东部7.3个百分点。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看, 东部地区增长26.7%, 中部地区增长38.1%, 西部地区增长42.1%, 西部快于东部15.4个百分点。
二、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降转升
2000~2008年, 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先降后升。2000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为17, 089亿元, 2008年达到58, 257亿元, 年平均增加5, 146亿元。尽管西部经济总量增加迅速, 但由于中国经济整体增长较快, 2000～2003年间, 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不仅没有上升, 反而有所下降, 由17.3%下降到17.0%;2005～2008年间, 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快于全国平均增速, 其占全国的比重也稳步提高, 由16.9%的历史低位提高到17.8%, 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有所缩小。
西部地区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加大, 表明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推动了西部经济快速发展。
三、行业竞争力不断提高
多年来, 国家不断加大西部的开发力度, 使一大批富有创新活力、具有较强行业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骨干企业迅速成长壮大, 成为带动西部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 特色优势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成为西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一是依托特色资源, 发挥比较优势, 西部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些在全国具备较强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内蒙古的乳业和羊绒制品、云南的烟草、新疆的优质棉和果蔬加工等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二是西部地区独特的自然风光、悠久的历史文化、绚丽多彩的民族风情, 使得丝绸之路、长江三峡、香格里拉、青藏雪域高原、九寨沟等一批旅游景点逐步成为世界知名旅游精品。
三是通过充分发挥独特的光热水土资源优势, 积极发展特色优势农业, 西部地区一批生产及加工基地正在形成。四川、内蒙古等区域性商品粮生产基地加快建设, 新疆优质棉基地播种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的22.9%和32.8%, 陕西苹果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近四分之一。
四是资源开发和深加工业蓬勃发展, 建成了一批天然气、煤炭、钾盐、磷矿、有色金属等优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基地。
四、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
2008年, 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971.2元, 比2000年的5486.2元增长1.3倍, 年均增长11.0%;人均消费支出9604元, 比2000年的4534.7元增长1.1倍, 年均增长9.8%。2000~2008年, 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呈波浪式加快上升之势。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省际数字对比看, 西部地区人均收入提高水平低于其他地区。200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后10位的省份中, 西部地区占了5个;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看, 2000年最低的11个省份、2008年最低的9个省份均属西部地区省份。
可见, 西部大开发10年来, 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 但应该看到, 相对于其他地区发展来说, 发展的基础还不巩固, 发展的态势也不平衡, 迫切需要继续实施大开发战略, 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和政策支持力度。只有这样, 才能最终缩小地区差距, 实现全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发展潜力和空间巨大
一是国家非常重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意义。今年7月初,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10周年之际, 中央召开了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次布局西部地区发展, 促进西部的全面发展成为中央此次会议的主要目标, 而更高层次的战略用意是跳出西部谋划西部, 确定了西部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的总体发展格局, 更加突出了西部的战略地位。从全国视角和全球视角来谋定繁荣、发展与稳定的西部, 进而实现全国的均衡、协调发展。可以预见,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 西部地区经济仍将保持快速增长, 持续向好的趋势不会逆转。
二是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将依然保持领先增长。近年来, 西部地区投资增幅基本保持领先东部的局面, 预计近几年这一态势将得以延续。原因在于:
1. 国家投资重点有利于西部地区。
今后几年国家支持投资的重点仍将是基础设施以及民生方面, 这方面中西部地区较薄弱, 发展空间更大。
2. 政策导向与支持。
比如为了改善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 国家每年都要安排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仅2009年西部大开发新开工18项重点工程, 投资总规模为4689亿元。
3. 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逐步改善、
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增强, 为西部地区投资继续保持较高增幅创造了条件。2009~2010年两年内, 4万亿投资计划和调整部分行业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等政策效应会在2010年持续显现。目前施工和新开工项目较多, 计划投资额较大, 按时完工在建项目仍需要大量投资, 未来投资增长惯性较大, 而在这方面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
三是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西部地区发展潜力巨大, 战略资源非常丰富。西部地区煤炭探明储量占全国的67%, 天然气可开采储量占全国的66%, 水能可开发装机容量占全国的82%, 以及风能、太阳能、特色产业优势、旅游优势、沿边开发开放优势。西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27.5%, 但是西部地区的消费份额占全国消费市场的份额只有18.4%, 开发内需的潜力巨大。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将会使西部在税收方面享受更加优惠的政策, 尤其是下一步的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改革, 会使西部的经济发展不再依靠国家的巨大投资和东部的产业转移, 发挥资源优势将是西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从发展机遇期看, 今后十年将是西部地区的黄金发展期。西部大开发通过十年的积累, 有了初步的发展基础, 而东部地区在发展中存在着资源、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解决这些制约因素的重要途径就是面向西部地区, 从而为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和机遇。
从西部发展的内在因素看, 西部市场需求潜力巨大, 能源和矿产资源储量丰富, 发展前景好, 产业基础和科技支撑力增强, 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成本较低, 对承接东部地区转移, 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十分有利。一定时期内国家将把有限的财力优先用到最需要的西部地区, 集中力量、重点突破, 一定会带动全国的健康发展。
从区域发展全局看, 西部的问题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大局。突出西部大开发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中具有优先地位。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 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上了一个大台阶, 过去长期困扰我们的商品短缺状况有了根本改变。东部地区的进一步发展, 越来越受到市场、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的制约, 相当一部分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 必须抓紧研究、部署和尽快启动西部地区大开发这个世纪工程。西部地域广大, 自然资源丰富, 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加快发展西部地区, 可以促进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动, 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推动力量。
战略对头, 方法得当, 西部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一定能够顺利实现。
2000～2008年, 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7%, 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年均11.5%的增长。2000～2007年, 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由8.8%逐年上升到14.6%, 2007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首次超过东部地区。今年以来, 受惠于4万亿投资计划, 西部地区经济增幅继续保持领先。
从西部发展的内在因素看, 西部市场需求潜力巨大, 能源和矿产资源储量丰富, 发展前景好, 产业基础和科技支撑力增强, 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成本较低, 对承接东部地区转移, 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十分有利。
摘要：今年7月,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10周年之际, 中央召开了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次布局西部地区发展, 促进西部的全面发展成为中央此次会议的主要目标, 而更高层次的战略用意是跳出西部谋划西部, 确定了西部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的总体发展格局, 更加突出了西部的战略地位。从全国视角和全球视角来谋定繁荣、发展与稳定的西部, 进而实现全国的均衡、协调发展。
增长新动力 篇2
一、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影响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长期都存在着不平衡，农村剩余劳动力总规模很大，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中西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比率远远高于东部地区，中西部的劳动力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及收入水平，大量自发的流入东部地区，生产要素在各地之间流动，改变了生产要素占有水平不平衡的状况，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增长。地区性的劳动力流动在客观上加剧了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但同时也有助于城乡差距的缩小，是造成地区之间的工资收入增长呈收敛趋势的主要原因。
二、利用劳动力流动促进经济增长
1.优化产业结构
劳动力归根结底是趋向于流动到收入较高、发展较快的部门或地区，所以，引导劳动力有序流动的核心，就是要创造条件，使劳动力流动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为达到这一目的，有必要强调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在充分利用现有的农村劳动力、注重农业基础的同时，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2.加强对流动劳动力的教育培训
大量的流动人口受教育的水平低下，无法适应产业结构升级，职业技术教育应该为劳动力流动提供支持，为此，我国政府应该加大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重视农村基础教育，优化农村教育体系，强化农村职业教育，加强城乡职业教育的统筹，发展新形式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使劳动者具有自主保护自我合法权益的`意识，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及其专业的职业技能水平，发挥社区在劳动力教育和培训中的作用，共同服务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增强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市场竞争力，推动经济的增长。
3.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制度
为何增长新动力迟迟不来 篇3
刚刚公布的5月经济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长速度可能还会从第一季度的7.7%进一步回落，这不仅表现为投资与出口增长全面放缓，而且表现为严重产能过剩而导致工业企业生产去库存乏力，表现为调整严重扭曲的“房地产化”经济阻力重重，表现为居民消费力越来越弱。
按照往常的惯性思维，有不少市场人士一直在呼吁中央政府出台激励经济增长的政策，但是中央新一届政府向各方发出的信息越来越清晰：当下不仅要忍受经济增速下行，而且也不急于出手刺激经济增长。以往那种通过货币数量扩张来保经济增长的思路正在逐渐改变，要求把货币供应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货币政策在数量上调控更倾向从中性向常态回归。同时，重新定位经济增长的速度，以提高质量与增高效益来看GDP增长。
这也就是说，强调经济增长“保八”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最高决策层正设法使经济增速底线全面下移至7%，以倒逼企业及地方真正下苦功推动整体经济转型。同时尽力减少政府对实体经济的干预，以期真正激发市场活力，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从大方向上看，通过倒逼企业及地方来推动整个经济转型，以此提升中国经济增长之动力，这条路是走对了。问题是地方政府对GDP增长崇拜的心态与行为方式并没有改变，不少中西部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一浪高过一浪，并没有因为地方政府换届而有所改变。
而从中长期来看，仅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弱化地方政府对GDP的崇拜及市场之干预，还难以解决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要实现中国经济升级发展目标，尚需找出当下中国经济问题矛盾的根源。
在中国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呈逐渐走低之势，从2000年的46.4%；一路下滑到201 O年的33.8%；居民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也随之越来越低，从1995年的52.16%降至2007年39.7%；绝大多数居民财产性收入越来越少。比如，近几年来不仅股市持续在低位徘徊，而且严重的负利率使得居民收入严重缩水。加上高房价导致居民消费严重萎缩，更使得社会经济不平等在近10年中日趋恶化，居民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中产阶层难以成长壮大、相对贫困化还在增加。而这种大多数收入不高的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正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根源所在。
多数居民消费力不足，在很大程度是由于中国现有经济体制的严重缺陷。在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经济事权大量分权与地方政府的制度安排，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安排不仅让地方政府直接控制或影响土地、金融、能源等各种经济资源分配与经济事权，更让地方政府成了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者及干预者，也让地方政府成为市场制度规则制定者和执行者、市场秩序维护者及仲裁者。两种角色混淆在一起，地方政府不仅可参与市场和经营市场直接谋利，也可不断地把其既得利益甚至于非法利益制度化，这就很容易导致地方政府为谋取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无论是当前的地方土地财政还是高房价，都是只有少数人获利而绝大多数人利益受损。当前社会中的不少利益冲突及群体性事件，其根源就是社会生活中的公平公正性程度低。假如不能真正消除由于这种制度安排所导致的社会生活的不公平，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就无从谈起。
近十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陷入了一个怪圈，在中央政府的持续的严厉宏观调控下，房价反而越走越高，房地产的泡沫反而越滚越大，这固然有太多内外的现实原因，而最根本的还在于现有的经济体制下，房地产市场已扣上了一个死结，不从土地、户口、财政等制度改革上下手，各种既得利益团体的阻挠和抵制，足以让出台的各种宏观调控政策或变调或扭曲或失效。
概而言之，真要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收获李克强总理所一再提及的“改革红利”，就非得有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基础、以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为前提、以市场为主导的重大制度改革不可。
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自改革和创新 篇4
中国经济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 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和略有结余, 实施适度的财政赤字政策, 这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其得益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理念。然而, 时至今日, 不仅增长模式需要转变, 宏观调控方式也需要随之进行调整。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情况看, 英美澳等资本主义国家大萧条后实施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20年间, 同样遇到滞胀问题, 都先后或者周期性地实行货币主义政策, 或者采取供给学派主张。许多政要都采纳过供给学派经济建议的增加就业和促进增长的政策, 如撒切尔、美国里根、布什、克林顿、奥巴马等等, 都鼓励创业和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有的与私有化配合, 有的与促进科技进步相适应, 有的提倡再工业化等等, 都体现了以供给学派政策为主导, 与其它政策配合的宏观调控理念。供给经济政策, 成了这些国家反周期、提高就业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而供给经济学政策取向, 就是减轻税负, 促进生产和服务, 扩大就业岗位, 增加劳动者收入, 使生产与分配、投资与消费良性循环。
那么, 中国的供给经济政策是什么呢?
从发展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文献看, 后发达国家的GDP税负担在18%到25%为宜。而中国目前的实际GDP宏观税费负担在35%以上, 超出上限10个百分点。微观税费负担, 按照福布斯采用的几个他们能获得的指标计算, 沉重程度排在法国之后, 为全球第二。如果将没有包含在福布斯指标中的各类繁杂收费项目, 以及企业隐性支出等计算在内, 中国企业税费负担的沉重程度定为全球首位。相比发达国家行政公务支出占财政全部收入的比例 (最低的仅2.5%, 最高的也就19%) , 中国实际全部行政公务支出比例高达35%以上。宏观高税费负担和巨额的行政公务消费, 严重抑制了民间经济投资和经营的活力, 也挤压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空间。
一个中长期的财政政策是:宏观和财政支出结构方面, 一是将财政全部收入占GDP的比例从目前的35%左右降低并控制在30%以内, 最好安排在28%左右为宜;二是党政公务支出比例最终目标是限制在全部财政收入的18%以内, 今后以每年缩减降低2个百分点;三是紧急修改预算法, 如果来不及修改就通过预算临时法案, 15年内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压缩至不超过30%, 党政公务支出每年缩减和降低2个百分点, 在限定时期内缩减到18%, 永远不得突破, 作为国务院及财政税务部门不得违反的法律规定下来。
从微观经济政策调整看, 笔者认为, 国务院近期通过的关于小规模企业月销售额2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 其起征点设置很保守, 起点太低, 并且可能会被地方税务和以费替税的方式所抵消。奥巴马2013年安排的用于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的减税是3000亿美元, 占其预算的5%左右。而中国财政部门称为小企业减税的额度在300亿元左右, 只占公布预算的0.3%, 占全部政府收入的0.16%。与美国相比, 减税政策力度实在是太小。
笔者建议:一是实施供给学派的财政政策, 刺激经济增长, 财政分三年, 每年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小微企业安排占预算3%到4%的减税规模, 从2014年开始, 分4000亿元、5000亿元和6000亿元进行;二是小规模企业的税收起征点提高到月销售额10万元, 此规模以下的免征;三是由国务院宣布, 所有政府行政和行政性事业机构对小微企业收费都是违法行为, 严格禁止, 凡禁而不止的, 一定追究相关人员有关责任;四是社保“五险一金”交费率从目前平均工资总额的50%左右降低到35%;五是工会经费和残疾人基金等, 紧急停止和修改一些法律和有关条件, 以自愿入会交纳、政府财政拨款和社会慈善捐助渠道筹集, 不得以税务方式强制向小微企业征收。
中国政府各行政和各行政事业性机构向企业收取的费无法统计, 也不可能得到确切的统计数据。从反映和推算的数据看, 仅交通行政事业及交通安全部门的普通和高速公路收费罚款 (不含城区内收费罚款) 就高达2700亿元之巨。有收费权的政府部门多达几十个, 笔者个人估计全国每年规模最少在4万亿元, 最多可能达6万亿元左右, 在正规税收的40%到60%之间。收费和罚款, 是党政公务机构和人员膨胀、腐败丛生、三公消费财力的重要来源和领域。曾记得, 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 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
事业性机构大肆向农业农村农民收取各种各样的费和罚款, 从交粮款中扣, 造成农村社会的极不稳定。中央和国务院痛下决心, 强硬进行治理, 并在21世纪彻底取消了农业两税, 杜绝了收税时搭费, 使得这方面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得以消除。今天也是一样, 税外繁杂和规模巨大的收费罚款体制不除, 创业和小微企业将步履艰难, 发展空间有限。中央和国务院应当有壮士断臂的勇气和魄力, 通过财政预算、税费、政府机构人员等强硬改革, 停止和废除扼杀活力、妨碍就业、滋生腐败的税外各种收费罚款法律和条规。
谁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 篇5
《小康》：近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较快、较高的增长速度。从过去发展来看，您认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哪里?
王一鸣；从以前经验来看，基本上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引致的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这是基本动力。二是劳动力转移。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入第二、第三产业部门，使得劳动生产力迅速提高，这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也带动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的消费市场的发育，拉动了经济增长。三是市场化的改革，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全要素的生产力。四是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化，正好遇上全球化高速迅猛发展时期，使得中国能够充分利用整合国内外优势资源。
《小康》：尽管中国的主要经济数据显示经济依然强劲，但有人认为一系列现象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失去动力，而且这个速度可能比人们料想的还要快。表现在中国的机械进口放缓、原油和原材料消费减弱等方面，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刘世锦：尽管人们预期需求正在下降，但是2005年的增长速度仍可望达到9．4％左右，应当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但增长动力正在发生变化。据估算，2005前十个月净出口增量对同期GDP增长的贡献达40％左右。由于统计方面的原因，这个估算不大精准，但内需增长水平的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
对2006年的增长，要放在这一大背景下观察和判断，分析问题并探寻相应的解决方案。
第一，人们担心外需增长减缓后，内需不足将导致宏观增长减速。因此，对内需潜力的判断至关重要。需要强调的是，当前的经济仍处在这一轮增长周期过程之中，要从这个周期过程来看2006年的增长。也就是说，支持快速增长的中长期因素依然在起作用。当前影响增长的主要是中短期变量，如由新增长点拉动的设备投资在经历了一个高涨期后会有所减缓，对汽车等重要消费品的消费能力经过集中释放后进入—个新的积累期等，由于预期过高而产生的投资冲动也会由于预期调整而减弱等。这些变量导致经济发展速度的减缓由于中长期因素的作用而较为有限。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新的产业增长格局中处在先导位置的汽车、住宅、城市基础建设等，还会有一二十年的快速增长期。即使增长速度有所回落，还是很有希望达到8．5％左右的增长率。
第二，人们的另一个忧虑是，由于重工业比重增大，“投资带动投资”的加速原理在经济回落期也会表现出来，从而导致经济的过快下滑。在这种局面或者相关苗头出现时，宏观政策的导向作用将很重要。此外，可以考虑鼓励对汽车、住宅和城市建设的需求，支持生产性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诸如此类的政策对防止经济过快下滑也会起到积极作用。
第三，“产能过剩”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现象。对中国这样通过结构迅速变动推动高速增长的经济来说，产需完全均衡是一种偶然。考虑到中长期依然存在的巨大需求潜力，多数产能过剩将是阶段性的。短期内的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积极作用将大于消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表现在通过深度竞争促进企业整合、技术进步，淘汰缺少竞争力的生产能力，提高产能供给的质量。事实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在产能过剩的环境中被“逼”出来的。
《小康》：从2005年前11个月来看，尽管宏观经济趋好，但微观来看，企业效益指标朝不利方向变动，农村消费增长乏力，这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长动力?
刘世锦：的确能影响到对2006年增长前景的预期。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对这一轮增长的基本背景作一简要说明。类似中国这样处在工业化中期经济的快速增长，从产业变化的特定角度看，表现为高增长的主导产业对经济全局的带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同时期经济的快速增长，都可以用相应的主导产业的带动来解释。
变化：转型的必然方式
《小康》：在 “十一五”时期，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将是一项重要任务。在这一时期，过去20多年支持我国经济增长的某些动力因素将会发生重要变化，现有增长模式将面临过去未曾有过的转型压力，对此，您怎么认为?
王一鸣：今后动力的关键，就是我们要技术进步，要从这种要素投入型、资源依赖型向转向创新驱动型，才能使经济增长能够持续下去。
这需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几个方面转变。增长模式的转型，从资源消耗型、要素投入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消费需求结构调整，依靠内需改善增长结构。结构的调整就是方式的转型和消费结构的转型。
近年来我国的重化工业发展很快，但是我们必须加快推进增长模式的转型。由于中国特有资源的约束，我们要尽量把这个时间缩短，早日使这种传统工业化模式向新兴工业化模式转换，通过结构的转变来降低资源的消耗，为新型工业化道路创造条件。
体制创新，就是政府的职能调整。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公共财政、公共投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这个方面进一步推进，也会为增长，提供动力。
《小康》：从产业来讲，您认为在“十—五”时期，中国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结构将发生哪些变化？结构的调整对促进经济增长有多大的推动作用?
庄健：从产业结构来看，在工业继续保持其主导地位的同时，服务业比重特别是新兴服务业比重将会逐步提高。从农业和非农业比重上来看，农业比重将进一步下降，而非农业比重将逐步上升。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更高，农民的收入更多，农业的基础地位更为扎实。“十一五”期间，伴随国家公共财政向农村地区倾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取得实质性进展。从需求结构看，通过取消农业税、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投资和消费的不协调状况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会增强。从部门结构看，民营经济，中小型企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将进一步提高，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以及各种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创新：经济增长新动力
《小康》：“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应主要考虑哪几个方面因素?
庄健：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主要来自“人口红利”、劳动力转移、适度较高的投资率、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等几个方面。特别是中国的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对中长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有十分广阔的空间。
从长期可持续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的增长将越来越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制度创新和人力素质提高等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二十多年来市场化改革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等制度创新过程，已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不断改善的国家宏观管理能力和企业管理、技术创新能力，也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创新能力提高的过程仍将继续，其对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待于进一步发挥。
《小康》以上特别强调了科技创新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那么，如何释放科技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
庄健：科技创新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一个可持续的动力。中国在关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同时，也要加大科技研发的投入，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科技航天、杂交水稻等领域继续保持国际领先的同时，还要注重教育水平的提高。印度的高等教育人数比重、软件业发达程度与印度重视基础教育有很大关系，中国人口众多，农村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但劳动力技术含量低，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难以满足参与国际化竞争的需要。
“十一五”期间，国家应花大力气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重视职业教育和培训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展面向市场、面向国际的学科调整和科技攻关。另外，应促使企业成为自主创新和研究开发的主体，成为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主力军。
增长新动力 篇6
一、30年前土地革命造就斯密式经济增长
30年前, 中国改革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力。30年后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 中国战略部署再从农村发力, 吹响深水区改革攻坚战的号角。历史似乎又走到了一个轮回, 但这不是简单的复归, 而是一种质的升华。在中国面临严峻内外挑战的今天,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 新一轮土地革命和土地资本化红利的开启所释放出的改革势能, 将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核心的、全局性意义。
农业经济效率, 要依赖于以农业效率为基础的制度安排, 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关键环节的改革路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在其经典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中指出:“传统农业不能为经济增长做贡献的原因, 在于资本收益率低下, 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 在于寻找一些新的生产要素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30年前, 一场发轫于农村的经济改革拉开了中国全方位改革的序幕。改革初期, 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再造了农村市场的微观基础, 沿着放松约束, 降低管理成本的路径展开, 包括扩大土地经营自主权, 降低劳动力要素流动门槛等。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所释放的制度激励使当时的农村经济呈现出勃勃生机与活力,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革和小城镇发展, 造就了受益于分工和效率提高的“斯密式增长”。根据笔者运用生产反应函数估计,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为42.2%, 土地改革释放的巨大制度能量为中国迎来了高速成长的“黄金发展时期”。“三农”为中国的高速增长支付巨大的发展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讲, 依靠低要素成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大透支了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的发展潜力。
从经济学角度看, 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在恩格尔消费定律的作用下, 农业份额下降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这也是理解“三农”问题的核心。事实上,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业的产值份额在不断下降, 从27.9%下降到目前的11.8%。特别是随着改革向城市和二、三产业的推进, 制约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潜在制度障碍逐步显现:由于家庭联产承包制虽然使“分田到户”合法化, 但土地仍归集体所有, 农民拥有的是有限使用权, 农民与承包的土地之间缺乏长期稳定的利益关系, 农民无法扩大再生产, 只能维持现有的小农经济模式, 原有土地经营模式的绩效基础逐渐失去。因此在城市工业快速扩张的同时, 城乡、工农双重二元结构日益突出, 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 而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和资源价格导致产出分配更趋于悬殊, 衍生出高储蓄、低消费的经济结构特征, 形成了结构瓶颈和发展瓶颈。
二、一把钥匙开三把锁:新一轮土地革命破解当前经济三困局
2008年中国经济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当前的经济困境让更加深刻地去思考, 为什么中国宏观经济在2007年出现拐点, 并在2008年开始急剧转差, 是中国自身的周期性调整、结构性调整和外部全球经济危机冲击的三重叠加影响, 加大了经济向下调整的深度, 但是内部结构性调整和周期性调整是根本原因。
事实上, 2003-2007年我国企业的高产能扩张问题已经演化为中国经济运行潜在的最大风险之一。在2003-2007年全球经济扩张时期, 西方国家主要经济体总体呈现供给不足状态,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化了新兴市场的大量产能。中国总需求与总供给所存在的结构联动性和结构刚性将使中国宏观经济下滑幅度超过一般预期水平。目前内需无法提振显然不是政策问题, 而是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和失衡, 特别是城乡、工农发展的失调。那么, 城乡二元结构怎样才能被打破?如何建立均衡增长的良性互动机制?农村经济模式如何转型?农民工返乡后该何去何从等重要而紧迫的问题。中国新一轮的农村改革又延续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 依靠要素解放来实现经济增长。农村最大的要素是土地。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 中国战略部署再从农村发力, 吹响深水区改革攻坚战的号角, 围绕“一条主线 (允许约7.5亿农民按照自愿有偿原则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 , 三个机制 (土地产权机制的确定, 土地集中机制的培育, 规模经营机制安排) ”展开。从这个层面讲, 土地问题是关乎发展成败的关键所在。新的土地革命不仅意在抗御全球金融风暴侵袭, 更意在破解中国自身的“经济谜局”。新一轮土地改革, 将进一步释放土地和劳动力潜能, 通过要素流动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内部支撑和长久动力。
(一) 寻求内需转换拐点
经济运行的两级就是生产和消费, 现在由中国生产, 美国消费变成由中国自己消费来替代出口, 替代美国消费, 这实际是发达国家的消费权部分让渡给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需要重新走向平衡, 而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替代美国消费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过程。因此动力引擎由外向内的转换将大大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引擎从外需向内需转换的拐点已现。中国最大的内需在农村。因此内需转换关键在于刺激农村经济的增长。可见, 如何着力改变7.3亿农民的收入分配格局, 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向内需转变至关重要。
统计数据显示, 2007年, 农村人均纯收入基尼系数约为0.37。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3:1, 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 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从农村居民的收入构成看, 这种差距犹为明显。统计数据显示, 无论从总量还是比重, 财产性收入还远未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2000-2007年, 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比2000年增长了90%, 说明农村家庭财产性收入增长潜力巨大。但从绝对额看, 2007年农村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仅为100.50元, 占总收入的比重为2%。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仍是收入的主要来源, 农村居民的收入还主要来源耕作和打工收入, 财产性收入还远未发挥主要收入来源的作用。
收入分配问题的本质是利益 (财富) 分配的问题经济发展史表明, 利益 (财富) 财富的分配模式, 在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就已经决定了。随着增量财富的扩张, 分配模式对经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一旦增量财富超过一定规模, 再来调整社会存量财富的分配, 代价就会极其巨大。南美国家的发展表明, 缺乏公平财富分配的增长, 早晚会产生足够大的阻力, 使经济发展陷入长期停滞的泥淖。如今许多发达国家竞争力的丧失, 甚至也可以追溯到原始资本积累时, 初次分配没有选择正确的路径。这些国家不得不在二次分配中, 通过“高税收加高福利”等低效率的办法, 校正以前的错误。因此, 前者只关心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而后者则更关心总收入与总分配的平衡。社会总财富的最大化, 只是为实现全体居民福利最大化所需要的二阶目标函数。必须在生产要素的初次分配中, 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中央曾经提出2020年农村发展目标, 农民人均收入要比2008年翻番, 绝对贫困要基本消除。农民增收的来源要发生改变, 关键是有财产性收入。新一轮土改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 通过土地流转、抵押、入股、融资, 增加农村财产性收入, 将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民群体打开“财产性收入”的大门。
(二) 破解城乡经济结构失衡
近年来,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二元性特征在强化, 不能不说是经济发展质量方面的严重损失。城乡结构的失衡引发了经济结构失衡、分配结构、投资结构失衡等一系列内部失衡。
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 突出地表现在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现代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根据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 我们用二元对比系数来度量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二元对比系数是农业和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 而一个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是指该部门的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的比率。根据计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分界线, 经历了一个由减弱到增强的过程。中国二元对比系数先是由1978年的0.1643上升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0.2498 (1983、1984、1985年二元对比系数的平均值) 。但80年代中期以后, 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又有所加强,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二元经济结构强度明显增强, 到2006年二元对比系数下降到0.1791。发达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一般在0.52~0.86之间, 发展中国家一般在0.31~0.45之间。可见,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 也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
由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根据要素贡献大小进行的, 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对应较高的收入。因此二元经济结构强度越大, 城乡间收入差距也就越大。据统计, 2007年中国的GDP结构中, 农业创造的增加值占全部增加值的11.3%, 但这些财富是靠40.8%的劳动力完成的。目前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55.1%。这就是说40.8%的人创造了11.3%的财富。2007年我国的城市化率是44.94%, 也就是说农村的常住人口55.1%去分配11.3%的财富。
从投资结构失衡的情况看, 由于农村经济分散, 很难形成规模效应, 农村投资边际效用是下降的。中国农村土地本身没有资本化, 其经济自我循环能力差;而且, 在现行土地制度之下, 土地也不值得投资。这就决定了农村的有限资金会流向城市。在过去10多年里, 中国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总投资规模的比重逐年下降, 1995年, 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20019亿元,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为4376亿元, 占比22%。2006年,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109998亿元,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为16630亿元, 占比15%。10年时间, 农村投资规模比重下降7个百分点, 下降速度相当惊人。可见在中国宏观经济、工业经济、城市经济趋向成熟时,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失衡造成的农业经济落后成为中国内部失衡的最大症结所在, 也锁闭了中国经济成长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是统筹城乡发展, 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 建立均衡式的城乡互动和工农互动增长机制。而怎样再次聚集农村改革的势能和动力, 土地这一极具配置能力的资本至关重要。土地不仅是一种生产性要素, 更是一种资本性要素, 因为它涉及到包括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权、要素资本赋权、发展权等在内的市场化的“三农”赋权制度改革。正如,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在其经典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中指出:“传统农业不能为经济增长做贡献的原因, 在于资本收益率低下, 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 在于寻找一些新的生产要素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新一轮土地改革, 将进一步释放土地和劳动力潜能, 通过要素流动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带动中国内部的资源、体制、资金、人力、市场和商品自由流动, 从而可以盘活更多的资产加入到经济增长之中, 为农村经济增长提供内部支撑和长久动力。
此外, 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提法, 中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需要“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方针”, 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结构性瓶颈, 通过土地资本化实现“工业下移”和城乡双向互动。工业和人口高度集中于大城市而农村局部地区衰退或发展滞后的城乡经济发展失衡的现象, 在不同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中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却较为普遍。外国的经验是通过资本下移、人才下移、技术下移、工业下移使大城市的工业和人口向小城市 (镇的扩散来实现城乡的均衡发展。因此抓住了土地改革的这根红线就找到了破解城乡发展失衡的金钥匙。
(三) 开启农村“创业型经济”, 释放新一轮增长动力
近来, 农民工失业引发的大规模回流成为党和国家尤为关注的重大问题。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升级, 全球就业前景迅速恶化, 全球失业总数剧增2000万, 全球失业总人口将从1.9亿增加到2.1亿, 就业危机正成为继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后, 全球新一轮危机。由于长三角、珠三角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型的停产或倒闭, 大量农民工首先受到冲击。失业返乡民工的数据, 不同机构的统计差异很大, 大致在780-4000万人区间。根据统计局对川、豫、皖、鄂、湘5省调查数据显示, 提前回流民工占整个外出民工总量5-7%。农业部固定观察点对10省市调查, 民工提前回流量占民工总量6.5%。全国约1.3亿外出民工, 若6%回流, 对应780万人提前返乡。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 中国就业正遭遇经济周期和结构转型的双重冲击。正如前文分析的, 二元结构是症结所在。一方面, 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 是因为农业就业不足。就业不足意味着继续务农报酬非常低。另一方面, 中国就业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经济学理论中以城市化率 (%) 判定工业化的标准是:低于32%为工业化的准备期、低于36%为工业化初期、低于50%为工业化中期、低于65%为工业化成熟期、高于68%为进入工业化后期的第三阶段即经济稳定增长阶段。尽管中国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7年的44%, 但是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因此中国的城市容量短期内还难以吸纳过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授之以鱼, 不如授之以渔。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经济反哺, 而是制度保障的经济自由、产权自由和流动自由等。盘活资产, 让更多的要素流动起来。因此, 关键的问题是建立在私人产权基础上的自由契约。由于目前土地制度中的产权模糊, 农民不敢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 也不能将土地以抵押等方式融资, 从而大大限制了土地的收益。土地资本化是为了增加土地的流动性, 这种流动性形成农村和农业的资本积累, 就是希望以权证的方式虚拟土地使用权未来收入预期的贴现值, 使其可以在交易市场上获得强流动性, 产生土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事实上, 无论是农民承包的耕地入股、农民宅基地的置换, 还是农民以承包地、宅基地 (包括上面的房屋) 作为贷款的抵押物, 都是从土地资源赋权制度入手, 使城乡资源在流动整合中, 成为农村创业型经济增长和财富增长的源泉。因此, 以土地资本化为资源汇聚点, 围绕金融支持和产业支持, 将形成新的、具有发展意义的农村创业型经济增长点, 真正实现了从“藏富于民”向“创富于民”转变。
第一, 探索建立区域性的“农村土地银行”。土地资本化的实现方式是, 农民在土地上的权益可以以权证形式被交易, 或者可以在金融机构取得抵押、入股、融资, 为农民创业提供内在的资本性融资渠道。此外,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是农村金融服务严重滞后, 而可流转权的确立, 宅基地及其建筑物的流转和抵押, 无疑会有力推进农村金融及农村土地的资本化与市场化, 为下一步农民使用土地经营权进行抵押融资, 建立农村土地银行奠定了基础。“农村土地银行”应该以政府出面组织, 把某一区域农民的承包地使用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拆院并院”之后的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分类整合, “零存整贷”, 加快农地流转, 推动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形成。同时与土地银行的业务发展相关和相匹配, 需要在农业的生产、加工、物流、营销这样的价值链上, 政府引导组建一系列专业化合作性形态的集体经济组织。比如, 各种形式的生产合作社 (包括加工合作性、农产品物流合作社、市场营销合作社、农资合作社等) 。
第二, 围绕培育主导产业和优势项目, 把握产业效益, 着力发展高效特色产业;建立健全服务平台, 加强组织引导, 通过典型带动发展产业, 采取委托流转实现土地流转双方对接;创新利益链接机制, 着力推行“农户土地入股建产业、业主统一经营管理、农户分户实施并联产联效计酬”模式, 大力提高流转双方效益;采取法定的转包、出租、转让、互换、股份合作等方式进行,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打破行政地域限制;通过土地流转中介组织, 打破队界、村界甚至镇界, 形成规模基地, 发展规模经营。
“人们往往高估5年内的变化, 但低估10年内的变化”。相信, “新土改”推动下的土地资本化红利的开启, 将同30年前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一样, 激发连锁式的制度变迁, 为中国经济下一个黄金30年发展释放出更大的活力空间。
增长新动力 篇7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指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配置和流动, 跨越国家边界的经济活动日益频繁, 使世界各国的经济在每个层面上互相融合, 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世界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到现阶段, 全国经济一体化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世界各国经济合作、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强, 经济资源开始频繁的跨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和流通。而对于中国来说,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个难得的机遇, 当然挑战也与机遇并存, 我们要理性的审时度势, 深入分析, 充分参与到全球经济的国际竞争与合作中来, 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时机和条件来发展本国经济。
二、中国经济增长趋势
1. 中国经济增长第二季后加速
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呈现下滑趋势, 但到目前为止, 这种下滑的势态已经基本结束, 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增长速度上升的轨道, 走出了低谷, 并且经济规模甚至有可能在今年年底超过日本。
2. 中国经济要想恢复到金融危机前还需要一定时间
虽然今年我国的经济复苏现象开始抬头, 但要真正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增长水平,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在我国国内一些企业还面临着相当的实际困难, 内需启动困难、就业和财政收支问题、出口额连续大幅下降等诸多问题, 对于我国经济的增长都会产生影响, 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所以中国经济很有可能保持相对较慢的增长速度, 而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连续性是必要的。
3. 未来几年经济增长还需实行国家宏观调控
金融危机过后, 只有实行国家宏观调控, 将其与改革、中长期发展相结合起来, 才能处理好稳中求增长的关系, 减缓经济被动的频率和幅度、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宏观调控, 致力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扩大内需, 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加快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1. 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巨额的贸易顺差并不能完全代表我国商品的竞争力相对较高, 中国商品的高竞争力是建立在超额的环境损耗和廉价的人力、资源成本的基础上的, 因此我们要看清这一现状, 立足实际, 看准时机进行经济转型, 将国内消费高导做为经济增长转变的模式, 以缓解顺差压力。
(1) 加快产业结构调
加快国内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步伐, 促进科技开发能力的提高, 对于提升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性产业, 要加大投入其核心技术的竞争力, 传统的重化工、纺织、装备制造等产业用高新技术进行改造, 并积极推进高科技的研究, 在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关键技术领域集中力量, 以期取得突破, 促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和进步的主体;然后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率等相关的出口照顾政策, 调整贸易和发展战略, 鼓励出口在当前形势下不应再做为政策目标, 应该调整进口政策来刺激进口;最后要采用适当的政策措施扩大QDII规模、推动国内优质企业进行海外投资, 只是要考虑到近几年大规模投机性资本流入市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需保持政策谨慎, 加强短期资本流动的控制。
(2) 转变消费模式, 促进国内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
对于国际市场的过份依赖, 不仅会增大我国经济发展的风险, 也容易引发贸易摩擦。因此我国当前形势下调整经济发展的方向, 仍是推动形成内需拉动的经济平衡增长模式。首先, 财政政策刺激需求方面要发挥一定的作用, 以抵消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带来的紧缩效应。通过降低预防性储蓄积累的动机、放宽信贷限制等相关财政政策, 来加快中国金融市场建设, 从而解决中国投资和储蓄不均衡的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 不能忽略当前的通货膨胀压力, 要保证之前财政刺激政策的平衡退出, 不宜过度放松;其次扩大内需的政策调整要高度关注民生, 不仅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缩小贫富差异, 提升人民的整体实际消费能力, 还要将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做为基础, 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养老医疗做为重心, 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使人民无后顾之忧的消费。并且要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使群众直接受益, 扩大政府转移支付, 支持民生工程建设。
2. 对人民币汇率机制进行改革, 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脚步
(1) 藏汇于民, 缓解国家巨额外汇储备压力:现有的管理体制使货币当局处于被动地位, 吸收大部分的流入资金, 而基础货币的投放又与外汇储备的吸收息息相关, 无形中就加大了央行货币政策落实和操作的复杂性和难度, 因此要积极推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对国内资本流动进行安全有效的保障, 从而实现缓解国家巨额的外汇储备压力, 藏汇于民。
(2) 对于人民币汇率上升保持谨慎态度:人民币从2002年以来就一直保持升值趋势, 对进出口贸易企业和国家经济已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而且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大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储蓄过度和美国消费过多等结构性问题, 并非因为人民币汇率低估。如果人民币汇率加速大幅的升值, 会给正处困境的全球经济的复苏带来沉重的包袱, 严重的有导致全球经济滑坡加剧的可能。所以在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 应使用渐进式的改革方式, 防止货币剧烈升值造成冲击。
(3) 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当一个国家在选择其本国货币的汇率时, 与其说是在跟市场竞争, 还不如说是在跟美国竞争, 因此当前世界货币体系以美元做为本位货币并不合理, 这次的经济危机就暴露了该体系存在的缺陷。因此世界经济如果要持续稳定发展, 那么就要尽快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而对于中国来说, 面对当前复杂的金融形势, 我们需要做的就晃让人民币走出国门,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一定地位, 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摘要：全球经济一体化是现代科技、文化、政治、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普遍现象和趋势, 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全世界不同国家的生产和市场变得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而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参考文献
[1]汤跃跃张毓雄: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工业技术经济, 2005, 2
“包容性增长”:巨大的发展动力 篇8
日前，胡锦涛总书记在亚太组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讲话，引起了普遍关注。胡锦涛总书记说：“中国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实践者。中国强调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本身就具有包容性增长的涵义”。他在会议上提出四项建议：一是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二是实施充分就业的发展战略;三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四是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他强调，“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
这个讲话十分重要，需要在实践中认真学习贯彻。
当然，这番讲话的主题是针对中国宏观经济、社会建设问题、亚太经合组织的共同课题来阐发的，但是，对微观层面、企业发展而言，讲话的整个命题、四项建议、四项公平等内容，对当前坚持科学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人的转变为核心的发展方式转变，都具有十分现实、十分重大的意义。
对企业发展而言，其基础性、现实性的意义在于包容性增长会产生巨大的发展动力!
战略性资源动力。众所周知，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是人创造的。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最宝贵资源。正如胡总书记讲话中所说，“人力资源是可持续开发的资源, 人力资源优势是最需培育、最有潜力、最可依靠的优势。”勿庸多说, 无数事实证明, 企业的生命力, 企业的战略目标, 企业的长青基业, 首先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培育, 它是企业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的战略性发展动力!
巨大的团队动力。包容性增长的特点之一，是团结一切可团结的人，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力量，使企业发展中，形成从主导经营、各项管理到各种岗位的多层次团队，协同合作，团结一心，去迎接一切工作和种种挑战!团队精神，团队活力，是企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动力!
感知激情的事业型动力。包容性增长的另一特点：在于对弱势群众、待培员工，乃至工作中的偏差倾向，均采取团结宽容的诚信方式，化解一切负面因素，达到和谐共进的境地。这对有关人士，将产生巨大的感知激情，从而形成企业整体发展的向心力、凝聚力!“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就是形成全体向上、众志成城的事业动力!
克难不屈的创新动力。目前，创新也已成为企业转型升级、走向完胜的关键性环节!但是，谁都知道，任何创新都不是一举而成的，都需不断克难解惑，甚至从多次失败中崛起。因此，只有宽容失败，不断激励，并形成群起创新的潮流，才能获得真正的创新成功!包容性增长方针，是激发创新活力的巨大能源!
此外，如声誉品牌动力，社会责任动力，环境和谐动力等等，都来自真正的包容性增长胸怀!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因素分析 篇9
虽然一些学者怀疑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真实性,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认同,即便考虑到统计方法以及统计口径中存在的某些误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仍然保持着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事实。对这些巨大成就进行总结,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
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体制改革释放出来的国内发展潜力和对外开放利用国际资源潜力,这两种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两方面来论述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一)体制改革释放出来的国内发展潜力
体制改革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是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制创新和变革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自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重大制度的创新,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兴办、经济特区的成功等都给我国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其中,最重要的是1978年在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1992年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对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大大提高了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经济组织的效率,释放了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巨大潜力,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快了我国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步伐,增强了我国产品的竞争力,促使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
随着充满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释放出了国内的发展潜力,使我国资本高速积累、劳动力不断加强、技术不断进步,从而促使改革三十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2007年,由于我国的高储蓄率和我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使我国的投资率平均高达37.3%,世界上很少有国家长期能保持这么高的投资率。三十年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平均高达4.1%。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每年约有1.9亿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为我国经济的充分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同时,我国的教育事业也蓬勃发展,高校毕业生大幅增加,劳动力素质明显提高,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人才保障。改革30年来,我国投入经费不断增加,企业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每年的专利申请数大幅增加,1998年专利申请数只有2.3万件,而到了2006年增加到了26.8万件。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商品、资金、技术的短缺严重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增长,我国经济增长是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实现的。由此可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将推动我国经济进入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新阶段。
(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潜力
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潜力,是实现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因素。中国加入WTO后,同世界经济发展的联系更加密切,中国经济已成为全球化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从多方面入手,运用发展进出口贸易、建立互信机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等方式,逐步确立自己的世界经济大国地位。其中,以进出口贸易为主导的需求结构的变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该国或该地区的生产要素的供给及产品的生产,还取决于该国或该地区的需求情况。对我国来说,20世纪90年代后,短缺时代已经过去,大部分产品都是供过于求。需求的扩大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2007年我国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已超过2.17万亿美元,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世界第三位[1]。我国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促进了资本积累速度,提高了我国专业化水平、优势资源效益和技术创新。另外,进口贸易也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我国进口的主要是资本货物,使我国取得了国际分工利益,提升我国工业技术水平,推动我国经济增长。2007年出口额为12 180亿元,是1978年的12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8.8%。自1994年起我国的出口额一直大于进口额。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已达到1.946万亿美元[2],继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的比重一直持续增长,此比重在1993年超过1/3,2001年超过1/2,2006年接近60%。这标志着我国充分利用外资潜力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取得巨大的成功。
二、未来我国经济仍将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
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经济以年均9.85%的速度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现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还远未结束,中国经济也深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而放慢了持续增长的步伐。因此,中国经济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能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成为许多人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
(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将进一步完善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将在我国各领域不断展开,体制改革的成效会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中逐渐释放。中国经济从单一制发展为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新型体制,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根本的变化。经济体制的变化使得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竞争越来越活跃,资本使用效率越来越高,非政府投资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长久的活力。但是,我国目前体制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国家金融机构还不够完善;法制基础比较薄弱;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之间的制度;用于影响生成要素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用于确定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框架的制度等。随着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法律制度等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经济市场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方面的效率也将不断提升。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二)我国的科技水平不断提升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不仅仅通过技术创新获得技术进步而且通过向其他国家学习、模仿甚至购买先进技术已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更重要的是我国的人口素质大大提升,人力资本取得巨大的成就。我国每年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和留学生的数量迅速增加,造就了大量的高学历、高素质的科技人才。他们具有较强的技术吸引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技术保障。
(三)我国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期
各国的经济发展历史表明,经济的成长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发达阶段。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成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减弱。在此阶段早期,工业比服务业增长更快,整个经济表现为以工业增长为主导的高速增长。在此阶段,需求结构效益引发产业结构变动,促使资本和劳动力等资源从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率相对较高的部门,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中,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城市化亦随工业化的发展而发展,这是一种伴生关系。城市化和工业化相互促进,同步提高。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工业化都是生产要素向非农领域转移的过程,人口、资金、土地以及各种生产资料都向城市和工业转移,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城市化能节约土地、提高资源利用率、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和聚集效益,有利于技术进步和扩散,因此,城市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据测算,城市化增长1个百分点,将推动经济增长率提高1~2个百分点。我国1978年城市人口只占17.9%,2006年城市人口占43.9%,年平均增长0.93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按目前的城市化进程计算,我国达到70%的城市化水平,还要29年。因此,城市化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四)我国具有低成本优势
资源的供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国的竞争力以及一国经济是否能持续发展,资源也是决定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原因。我国人口众多,各层次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中国大量的农村人口意味着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具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3]。近年来,中国产品出口的主要竞争手段就是“低价跑量”。虽然最近两年来,在国内政策和产业成熟度提升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劳动力成本有所提高,但中国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至今仍然不足美国的10%,所以,成本优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中国制造的优势之一,当然也就是支撑中国经济在未来持续增长的优势之一。
(五)庞大的市场规模是支撑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现代经济中由于技术和资本的比重越来越高,市场规模越来越重要。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定的规模,成本就会很高,发展就会出现困难。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我国每年新生儿有1 400多万,这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全国人口。按照现在的生活水平,原有人口生活水平保持不变的话,仅仅满足这些新生儿的生活条件,中国GDP每年就要增长4%。[4]中国国内市场的需求潜力巨大,中国改革30年的发展主要以外向经济拉动为主,中国未来20年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将是国内的市场,因此,我们将比韩国和日本等国有更长的高速增长期。
(六)产业结构的升级
我国目前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只占到国民产业结构的40.1%,而发达国家达到70%。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由市场来调节,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劳动力转移将主要向第三产业移动,这就解决了部分劳动力就业问题。同时,第二产业结构的上升,促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的扩大反过来又促进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就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我国地区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各地区资源优势互补性很强,产业发展可实现梯度转移,从而延长了经济发展时间。我国具有形成较大市场规模的条件,这有助于专业化分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抵抗外部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七)我国具有的后发优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我们应该利用后发优势,通过学习、借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制度和管理经验,降低成本和风险、缩短时间,提高生产效率。因此,我国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促进我国经济保持较长时间增长。
参考文献
[1]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N].北京:人民日报,2008-03-20(1).
[2]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外汇储备—2008[EB/OL].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tjsj/tjsj_detail.jsp-ID=110400000000000000,19&id=5.
[3]海闻.中国有可能创造持续50年经济增长的奇迹[J].现代商业银行,2008,(3):17.
利率市场化：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 篇10
事实上，此次放开贷款利率下限恐怕只是中国未来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的序言，有关公共服务和减税的政策消息也在这一段时期内集中出现。先知先觉者已经开始针对将要来临的长期新机会布局，创业者们也瞄准了新领域蠢蠢欲动，然而大多数人恐怕还云里雾里。普通人该怎么理解经济可能发生的变化是个值得讨论的话题，从已经出台的政策入手，我们可以大致理清一些思路。
利率市场化长期有利于民营中小企业融资
利率市场化通俗的理解就是让银行等金融机构根据市场自行决定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是逐步进行的，贷款利率上限被央行放开还是在2004年，而此次调整则放开了贷款利率下限，目前为止只有人民币存款利率还没有放开，利率市场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在眼前。
单说此次贷款利率放开管制，长期来看是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也会让银行在定价上有更多选择，同时也是存款利率放开的铺垫。但从短期来看，单纯放开贷款利率下限对经济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因为当前市场的实际情况是企业普遍缺钱，希望得到更多贷款，民营企业甚至会选择利息远高于银行的民间借贷，“影子银行”也是这一逻辑的产物，加上信托、理财产品等，成为填补利率市场化空缺的主力。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导致银行完全没有必要降低贷款的价格。
当然，谈判筹码更强的公司将最先从贷款利率下限放开中受益，尤其是大型央企或上市公司，这些企业因实力雄厚具备和银行讨价还价的资本，自然最先拿到价格更低的贷款。而中小企业向来在与银行的议价中处于劣势，所以短期内还不会因贷款利率下限放开而受到明显影响。
不过这里还存在一个博弈的过程。长期来看，大型企业如果压低贷款价格，必然会影响银行的盈利能力，银行贷款给大型企业的积极性自然则会减弱，从而导致银行重新开始权衡收益与风险，并把目光转向中小企业，把钱借给中小企业尽管不像借给大型企业一样安全，但贷款利率也可以提高。
如此一来，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从银行贷款的难度将比过去降低。事实上多家银行已经开始大力推行小微企业贷款业务，试图探索新形势下的产品结构。而国务院也多次表示将积极发展小型金融机构，并大力拓展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国务院的意见包括新增信贷中增加小微企业贷款份额，同时对中小金融机构继续实施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等。这些政策事实上都指向了同一个目标：让资金能够进入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的复苏，这也正是“克强经济学”调结构的逻辑。
目前看来，能够承担高息贷款并有高收益的企业主要是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的民营企业，而习惯低息贷款的大型企业将被迫面对融资成本变高的事实，尤其是严重依赖融资的公司，其盈利能力将受到考验。银行业新增加的存款又会被货币乘数放大，之后继续流入整个经济体当中。
减税和政策支持短期利好部分服务业
如果说民营中小企业在未来长期得到利好的概念过于宽泛，那么眼下某些领域已经率先开始得到各种利好消息的支持。相对于利率市场化这样的宏观货币政策，一些偏向微观领域的财政政策也开始出现，从大方向上看，这些政策依然围绕“稳增长、调结构”进行，长期可能受到利好影响的主要是与公共服务相关的行业。
就在7月20日利率相关政策出台不久，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研究推进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所谓公共服务的范围非常广泛，医疗、教育、养老、环境、社区、交通、基础设施等都属于公共服务的范围。市场对这一暗示重大改革红利的消息同样期待无比，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意味着对经济的直接刺激，不仅可以弥补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也能有效拉动内需，是稳增长的重要手段。这条消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政府过去以投资为主的刺激方式，如果以相似的力度和规模在用来购买公共服务，尽管还存在很多制度上的不完善，但其效果是很令人期待的。更何况把具体工作交给社会企业和机构，效率也会提高。
短期来看，所有行业中最快受到支持的恐怕非环保行业莫属。最重要的一条支持同样来自国务院，不久前其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提出，力求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年均增速在15%以上，到2015年，总产值达到4.5万亿元，成为国民经济新的支柱产业。其中最令人浮想联翩的是“支柱产业”这个概念，而最抢眼的支柱产业显然是房地产，如果相关配套措施能够跟上，节能环保产业将得到巨大的政策支持。这一预期已经开始影响股市，与污水、废气、垃圾处理以及节能等概念相关的股票都是这一消息下的热点。
除此之外，8月1日开始的“营改增”由部分地区试点正式向全国推行，这也是对经济有重要影响的政策。所谓“营改增”，简单地说就是指以前缴纳营业税的项目变为缴纳增值税，过去企业买入的商品和服务要按全价收税，现在只对增值部分缴税。服务业增值税税率主要定在6%，低于工商业基本税率17%，由此可以减少企业重复纳税的环节进而节约成本。“营改增”之后，受益最大的就是新纳入范围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服务业，企业成本减小对促进就业有重要作用，进而刺激消费拉动经济。
是时候考虑长期的行业趋势了
无论是利率市场化还是各种刺激服务行业的政策，虽然看起来有些错综复杂，但有一条主线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在“稳增长、调结构”大的框架下，利用市场化等手段重新激发中国经济的活力，而最终收益的将是更有竞争力、效率更高的民企，以及发展空间巨大的服务业，同时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也将面临挤压和洗牌。
已有政策和消息在短期内的影响或许是有限的，普通人甚至难以察觉。但种种迹象表明，市场预期已经开始朝着新的目标发展，这恐怕也是近期政府各种举措的主要目的，毕竟市场预期改变之后，相关的政策也更容易实施，这些都是更进一步改革政策出台的铺垫。
内需是下一经济增长动力 篇11
海关总署公布的2012年11月份中国进出口数据大大低于市场预期, 而作为外贸“晴雨表”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州交易会第112届数据也表明, 进出口贸易数据不容乐观。在2012年11月份已结束的十八大会议中也指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 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增长点”。12月15、16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也强调要稳定和扩大国际市场份额, 发挥进口对结构调整的支持作用, 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建立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
对于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愈显乏力之时, 另外两驾马车是否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稳定、高速的增长?我国的政策在下一阶段有何方针政策?2013年的经济工作应如何展开?投资、消费外贸三者如何合理调配以保证经济均衡发展?
本文将由近几年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参展厂商及交易金额等数据着手, 分析中国进出口外贸情况, 浅谈我国内外经济形势, 就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经济方面重要工作进行讨论和研究。
二、外贸经济疲软
2012年11月4日广交会新闻发言人在广州第112届届秋交会闭幕式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第112届广交会境外采购商与会18.9226万人, 来自211个国家和地区, 与会人数比第111届同期减少10.26%, 比第110届同期减少10.05%。”“本届广交会出口成交326.8亿美元, 比上届下降9.3%。对欧美日等传统市场降幅明显, 对新兴市场降幅较小。受欧债危机、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和中日关系影响, 对欧盟、美国、日本成交分别下降10.5%、9.4%、36.6%。对新兴市场成交降幅较小, 对东盟、中东、金砖四国成交降幅分别为7.9%、5.7%、0.7%, 均低于总成交降幅, 对澳大利亚成交增长0.4%。”
本届广交会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 世界经济复苏明显减速, 国际市场需求下滑, 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严峻形势下举办的。同往届相比, 本届广交会境外采购商、出口成交额均出现下降。广交会官方数据指出:“欧盟到会采购商和成交金额分别下降15.5%和5.6%。受美国就业形势严峻影响, 美国市场成交金额下降8.1%。金砖四国 (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 等新兴市场成交增加4.1%, 非洲国家成交增长13.5%。”
历数近几年广交会情况, 2008年由于经济危机影响, 广交会与会客商明显减少。2008年前, 交易会参展厂商数目呈增长趋势;2008年秋交会和2009年春交会期间由于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 采购商减少到7—16万左右, 出口成交额约为260—310亿美元;之后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渐复苏, 2009年、2010年采购商升至20万左右, 出口成交额上升至340多亿美元, 2011年则继续稳中有升。
“广交会观贸易风向, 察经济晴雨, 助企业成长, 以高瞻远瞩的长远战略为导向, 全面提升办展规模、水平及品牌知名度, 实现质的飞跃, 从‘中国第一展’走向‘世界第一展’。”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广交会整体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较大, 同时, 广交会的各项数据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进出口外贸的情况。广交会新闻发言人表示:本次广交会如实反映了“出口订单不足, 经济复苏态势疲弱”的信号, 预计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 我国外贸整体环境比较严峻, 国外需求未得到根本好转、贸易摩擦大幅上升。
在12月10日, 海关总署公布的11月份中国进出口数据大大低于市场预期, 11月出口额为1793.8亿美元, 同比增长2.9%, 较10月份的11.6%出现大幅放缓, 外贸强劲走势预期完全落空。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同样表示:“10月份出口出现同比双位数的增长是一个偶然现象, 2012年整体外贸形势始终严峻。而且, 2013年中国的外贸前景依旧令人感到悲观。”
三、内需, 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动力
在贸易数据令人失望的同时, 零售、固定投资等数据则超出市场预期。11月工业增加值同比上升10.1%, 而2012年1至11月工业产出同比上升10%, 有望全年守住10%的底线。11月零售销售同比增长14.9%, 增幅较10月的14.5%加快。1至11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上升20.7%, 增幅较10月不变。
从现有数据来看, 目前国内投资仍保持平稳、工业及消费加速, 而通胀压力温和, 经济复苏势头持续。对于目前中国的外贸现状, 商务部国际贸易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撰文称, 中国外贸正走在“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道路上, 外贸结构持续改善。1月至10月, 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8.5%, 高出同期外贸出口总体增速0.7%, 占外贸出口总值的57.2%。同期, 中国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5.5%, 其中, 出口增长8.5%, 比出口总额增幅高0.7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出口仍继续快速增长, 远超全国平均水平。这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国内产业转移、均衡区域发展和延长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生命周期、避免产业空心化的前景。
2012年前三季度,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7%, 其中, 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占105.5%, 而外需的作用是负5.5%。外贸增长减速, 而拉动中国经济前行的内需却表现出强劲的驱动力。一方面, 基建投资近期因季节性原因略有放缓, 但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仍在加速, 流动性条件也相对宽松, 预期进入2013年基建投资有望继续加快;另一方面, 房地产投资受销售及新开工加速提振而强劲反弹, 这一势头可能持续。收入增长平稳也有助于继续支持国内消费需求保持相对强势。
据海关总署公布的2011年我国进出口外贸依存度为50.1%。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5年, 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不断上升, 2006年达到67%, 此后平稳回落, 到去年接近50%, 这种平稳回落反映出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的结构性变化, 这些变化主要是体现在几个方面。从外部因素来讲, 现在外需持续的萎缩会使中国出口大幅减速。从内部因素来讲, 中国目前采取的政策也是扩大内需的战略。在外贸疲软的背景下, 而消费拉动的作用已经超过投资。2012年前三季度, 在内需105.5%的拉动经济增长份额中, 消费占到55%, 投资占50.5%。“11月11日‘光棍节’的购物模式显示了国民消费的巨大能量。中国经济蓄势待发, 下一个增长动力将是内需。”财经评论员秦明表示, 中国的内需并不是没有拉动的空间, 而是需要恰当的刺激手段。
四、转变经济方式, 扩大内需
根据我国目前经济形势, 后续经济工作中,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要调整经济结构。近年来, 中国在调整经济结构上取得了重要进展, 首先就是需求结构发生了调整, 扩大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我们把经济发展建立在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上, 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和发展空间, 有利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对此, 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而对于扩大内需的战略, 在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12月15日至12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都做了指示。
201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 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的重要一年。做好2013年经济工作, 要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紧紧围绕主题主线, 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稳中求进, 开拓创新, 扎实开局, 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进一步强化创新驱动,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积极扩大国内需求, 加大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力度,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活力和动力, 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经济形势, 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 并对2013年经济工作作出部署。会议强调“我国发展仍然具备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 国内市场潜力巨大, 社会生产力基础雄厚, 科技创新能力增强, 人力资源丰富, 生产要素综合优势明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同时, 也要清醒地看到, 我国发展仍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 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 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 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并存, 金融领域存在潜在风险, 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仍然突出。必须保持清醒头脑, 增强忧患意识, 深入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 采取有效举措加以解决。”
党的十八大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要求的是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 要求的是在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中实现增长。“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 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增长点, 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 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要增加并引导好民间投资, 同时在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又不会造成重复建设的基础设施领域加大公共投资力度。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充分发挥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的作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各级政府要厉行节约, 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 把钱用在刀刃上。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要注意把握好度, 增强操作的灵活性。要适当扩大社会融资总规模, 保持贷款适度增加, 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切实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要继续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动摇。要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 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2013年国际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充满变数, 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 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 潜在通胀和资产泡沫的压力加大, 世界经济已由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因此做好2013年经济工作, 必须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建立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
参考文献
[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EB/OL].新华网, 2012-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