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许可法探究

行政许可法探究（共7篇）

行政许可法探究 篇1

摘要：行政许可法的正式实施, 是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使得道路货物运输许可有了立法基础, 交通部令中规定实施的《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对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包括危险货物运输和使用自备车辆从事为本单位服务的非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许可也以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这为规范道路货物运输市场秩序,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保护环境, 维护道路货物运输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提供了法的依据。同时在新法的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

关键词：主要部令,道路运输,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已由2003年8月27日通过, 自2007年7月1日起开始施行。纵观中国行政许可法出台的前后历程, 行政许可数量这多属中国之最, 事无巨细都要设置行政许可, 审批事项太多, 许可程序太繁, 如何找到能够解决我们许可领域的诸多问题的方法, 使得许可以法的形式出现, 各个领域的许可程序都以法来加以确定, 那么所有涉及到许可的方方面面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同样交通运输业各项工作的开展也离不开诸多方面的行政许可, 《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于2005年1月1日起已施行。道路货物运输中涉及到的行政许可法为货物运输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审批途径, 使行政许可的过程更有效率, 更便捷, 以法的形式确定行使部门权力的严肃性, 以法的形式来保护群众的合法利益。

一、交通部令规定的运输业中的行政许可以法的高度出现, 以更严肃的态度来调解和规范道路货运市场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对道路运输行政许可的出台和实施进行了全方位的设定, 使审批和管理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有力地推进和保证了执法部门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突显了执法部门的严肃性, 严谨性。更能有效地规范货运市场的秩序, 使之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

1. 快速增长的交通道路货运量, 需要对货物运输经营者

加强严格的规范管理。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完善, 运输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也取得了进展, 但是, 道路货物运输业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着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运输基础设施不足, 特别是与公路快运相配套的站点, 仓储堆场、通讯、装卸设备等基础设施较差;二是道路货运业信息化程度低, 信息技术的运用水平较低;三是运输企业规模小, 经营分散, 社会化、组织化、专业化程度低。加快物流业发展, 加强大型物流站场的建设, 是当前物流业发展的目标。中国有句古谚, 云:人尽其才, 物尽其流。这很好地道出了快捷高效的物资流动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大型的物流站场的建设需要严格的审批程序,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的出台, 对货物运输站场从经营申请到行政许可再到货运站场的经营管理, 最后到违反许可法规定范围经营的站场处以的责任追究给出了严格的法律的规范。

2. 近年来,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社会对危险品的需求迅猛

增长, 以沧州市为例, 沧州市地处渤海之滨, 南邻胜利油田, 北接大港油田, 华北油田坐落在辖区腹地, 是全国重点化工城市。多年来以石油化工为龙头的支柱产业的崛起, 带动了危货运输业的迅速发展。危货运输业户逐年增多, 年运量达1 600多万吨, 全市具有经营资质的危货运输业户160多家, 危货运输车辆达7 000多辆, 占河北省危货车辆总数的1/2。中国公路危险货物运输业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势头,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不容忽视, 如此大的道路危险货物运市场的有序运转和行政许可审批程序的严谨、高效快捷需要法的定义。交通部令中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对于货物运输经营者的行政许可涉及到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规定, 此项规定把保障运输安全作为首要出发点, 从严格市场准入、严防违规车辆进入、建立分类管理制度、引入“车辆损害管制”概念、加强非经营性道路危货运输管理、统一《从业资格证》、完善安全管理规定、明晰法律责任方面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通过严把市场准入关, 坚决杜绝不具备安全条件的企业从事危险货物运输;对危险货物运输实行分类管理, 要求运管机构根据被许可人的车辆和其他条件, 明确其可承运危险货物的类别、项别, 这样更有利于管理和一旦发生危险时可采取相应的施救措施等等, 这些都是以法律的形式对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者的规范, 对维护危货市场秩序, 构建和谐的交通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交通部令中的行政许可规定, 以法的形式来维护各方利益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对车辆、运输、托运、装卸、仓储等各个环节加以规范, 对从业人员做了严格的规定。在审批材料中有一条规定是从事危险货物运输车辆要配备行使记录仪或定位系统。2005年的“3·29”事故也许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 由于肇事的槽罐车驾驶员逃逸, 京沪高速公路上发生的氯气泄漏毒倒300人的惨痛事件让人们付出了血的代价。就连附近的庄稼和牲畜都不能幸免于难。现在对从业人员有了严格的法律规定, 对构成犯罪的, 要追究刑事责任, 这就使得从业人员对自己的工作定位、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事故发生时会考虑到自己会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时承运人责任险为事故发生所带来的财产赔偿给予了一定的风险保障, 提高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抗风险能力。如果“3·29”事故中的肇事车辆中装有定位系统, 那么在第一时间内相关的人员就会得到报警信息而采取有效的施救措施, 减少损失。虽然这些许可规定都是强制性的, 但却也是人性化的一种体现, 它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运输企业和运输者的利益, 这也体现了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对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高度重视, 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要求。

三、增强执法人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创新工作理念, 宣传到位

执法人员就要注重法制法规素质、业务素质、思想道德品质的培养, 这样更有利于工作的正常开展。执法人员要转变工作作风, 在新旧执法程序的更替过程中找到定位标准, 要有创新意识, 要有服务意识, 要把政策的宣传做到位。《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中有很多新增的强制性的条款, 对此执法人员的宣传工作尤为重要, “远行的船只在出航前做好万全的准备, 才能抵御暴风雨的侵袭”, 规定的最终目的还是为运输者的利益着想, 是为了道路货物运输市场能够健康有序的向前发展。

四、提高货物运输企业和运输者的法律意识

许可法中对运输企业和运输者违法行为处罚的条条框框将触使他们法律意识的提高。没有法律的约束, 运输企业和经营者就会打擦边球;没有法律的制裁, 运输企业和经营者就会无视法律的存在, 尤其是危险货物运输, 其风险是很大的, 它危及到人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以法的形式对他们进行的强制性的管理和规范, 违反规定的给予罚款,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让其在接受处罚的同时, 认识到自己的责任, 从而提高法律意识。

五、法律是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的

任何一部法律的出台都有它有待完善之处, 《行政许可法》的出台可以说是中国在法律方面的一个创新, 她的出台没有一部国内外的法律可以借鉴, 一部严谨的法律是在其实施的进程中逐步完整、完善起来的。

1. 加强对托运人的管理, 切实抓好化学危险品托运行为。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四章第27条中明确规定, “通过公路运输危险化学品的, 托运人只能委托有危险化学品运输资质的运输企业承运。”在第六章违法责任中却没有明确违反了应如何处理的问题。落实托运人的法律责任, 并落实有关部门对托运方的监管责任, 从源头上把好危险货物运输的托运工作。

2. 随着经济发展, 道路货物运输和站 (场) 经营以及危险

品运输企业数量增长很快, 两个“规定”对货运经营企业、站 (场) 、危货运输经营的审批都作了明确规定, 对经营的车辆审验、年审也在许可规定当中, 却对站 (场) 、各运输企业的年审未给出更细的条文说明。

3. 在两个“规定”中对企业中的拟购置车辆给出规定, 企

业形成后随着业务的增加, 资产的不断丰厚, 会新购置车辆, 对此“许可”中未做出明确说明。

4.《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二章行政许可中第

14条规定,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和货运站经营者应当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对于普通货运经营者、个体户, 他们只购置有限的一、两车, 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后, 很多时候并不去工商部门办理相关证件。对于执法部门我们在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后, 行政许可执法行为虽然已经结束, 但道路运输经营行政许可中, 道路运输行政许可是前置性的行政许可, 要对整个行政许可行为负责, 所以我们既要取得相关部门的协作和支持, 同时更要尊重事实, 让事实说话。不但要做到形式合法, 同时要做到实体合法。

我们只有顺应运输市场发展需求, 适应新形势对运输行政许可工作的需要, 将运输行政许可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规范发展道路货运市场, 规范货运站、场交易市场, 形成统一联网的市场运转体系。加快建设, 提高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使《行政许可法》和《道条》真正落到实处。认真全面履行法定职责, 转变职能, 改进作风, 规范执法, 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 树立行业新风, 为实现构建和谐交通的目标而努力。

从行政许可法角度透视政府行为 篇2

2004年7月27日, 银川市出台的《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使用管理办法》和《银川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更新管理规定》, 规定出租车经营权实行有偿使用。此举引起出租车司机的强烈不满, 7月30日, 以往穿梭于银川市大街小巷的出租车忽然全部消失, 银川市出租车营运陷入停顿。

2003年武汉市要求出租车公司和司机明确产权关系, 由挂靠经营逐步转为承包经营。2004年7月2日, 武汉“的姐”王梅所在的公司依据上述条款强行收车, 要求与王梅签订车辆所有权和经营权都归属于公司的《承包经营合同》。7月12日, 在武汉市交委会议室, 王梅掏出水果刀, 割腕自残。

2004年9月1日, 重庆市万州区127名出租车司机诉区政府、区运管处违法行政二审开庭。司机认为, 2001年底重庆市万州区政府制定的《规范万州城区公交车出租车管理的实施方案》, 规定万州现987辆出租车按规定年限实行报废, 不准延期经营, 剥夺了他们依法从事出租车经营的权利, 违反了《出租汽车旅游客运管理规定》、《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中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体户经营出租汽车、允许各种经营主体平等竞争的规定。

2000年9月, 北京市一份《关于整顿本市出租车行业和企业的通知》的文件, 对出租车企业的资产重组提出了明确要求:“到2001年底出租车数量控制在6万辆左右, 出租车企业控制在200家左右。”据业内人士估算, 这次重新洗牌, 有3万多辆出租车被重新组合, 产权变更, 涉及的资产总额接近50亿元, 动用的资金量超过20亿元。

笔者认为, 以上四个案例的核心争议是已生效行政许可的变更问题。第一个案例涉及已生效行政许可变为有偿使用的问题;第二个是已生效的经营权发生实质变更问题;而第三个是提前结束行政许可, 也就是以车辆报废名义更改行政许可年限的问题。其归根到底还是已生效行政许可的变更问题, 而行政许可法第八条明确规定了禁止随意更改行政许可。对已发放许可的撤回必然会违反在行政基本原则中的信赖保护原则基础之上建立禁止随意更改许可规则。行政许可法第八条规定,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 行政机关不得随意更改已生效的行政许可, 且只有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废止, 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行政机关可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财产的损失,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相对人, 即许可获得者的行政许可是要受到保护的, 只有在其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发生变动或客观事实发生重大变动并且在以公共利益为对立价值的前提下其受法律保护的地位才可动摇。也就是说, 政府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借口才可以合理合法地撤回行政许可。在丧失了行政许可后, 相对人的第二层利益, 即基于对许可的信赖而付出的努力及成本是要受到保护的, 如购车款等, 政府是要给予补偿的。政府的一纸通知似乎没有具体相对人, 甚至可能被界定为非具体行政行为, 但这纸通知的确起到撤回已生效的行政许可的实质作用。这样的做法是否有规避诉讼且免于补偿责任之嫌, 我们不便妄评。与兜底型条款配合的天衣无缝。第四十七条赋予行政相对人针对具体行政许可决定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也不足以救济巨大的公权力, 由于合法设置普遍禁止而给公民、法人带来的侵害, 这使得听证只能确保公平而不能确保公正, 甚至在与十二条口袋条款结合的特许型行政许可结合下甚至连公平都无法实现。现实是在行政许可法生效前夕, 国务院决定保留500个行政审批项目, 并设定为行政许可 (国务院令第412号) 。其中规定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的核发由县级以上政府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实施行政审批。这一项行政许可显然不可能在现有的行政许可法下在存废的层面实质受到挑战, 但根据上位法对下位法的制约, 其合理性在行政许可法生效后显然应重新评价至少应该听取意见, 否则政府这一颇显仓促的国务院令就有规避法律的嫌疑了。遗憾的是, 我们至今在出租车的行政许可上没有听到开听证会或论证会的通知。但它是完全符合行政法的, 因此在具体行政许可案例中相对人在现有的行政许可法下根本不可能制约行政许可的设立。

二、行政许可最初目的——行政监管职能的缺失

作为事先干预的手段, 行政许可从性质上讲属于政府的微观监管职能, 只是监管机构的一种监管手段。从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中也可看到, 立法者在对行政许可分类描述时也阐述了这几类事项实施行政许可的目的。是通过公权力对承载特殊使命的行业进行监管。而在政府把经营执照发给公司, 公司来决定司机的录用过程中, 公司拥有了过大的先合同权力, 而类似于运营权这样的在该行业决定生死存亡的权力本该由政府或行业协会等非牟利性组织依法公平而严格地授予实际承载着公共安全的司机。因此, 最初的行政许可基本目的落空, 即现有的公司化的许可根本不能做到对司机资质、职业素质的考核与限制。因为我们把对司机考核的权力给予了同样与急于盈利的出租车公司, 而拥有公权力的政府或行业协会又缺乏必要的事后监督, 就等于政府根本无法做到在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实施行政许可的目的, 而只能对承载这公共安全的司机们进行间接管理。这一是不利于公共安全;二是不利于保护司机的合法权益。所以有了上面所讲述的公司的新的“生财之道”。我们可以把这一切归结为权力的错位与监管职能的缺失。

笔者认为, 出租车行业整改后出租车公司对司机们的盘剥现象更为严重的主要原因是, 政府并没有从潜在的行业利益出发, 而是从市场上现存的大公司的利益出发进行整改。在市场能够自行调节的前提是市场的自主化, 如果在自由生产、自由交易都受到政府限制的情况下, 出租车行业的原生态自然运营模式已经被公共政策彻底粉碎了。而我们并不能从这些公共政策中根据法律经济学逻辑推导出公共利益的提升。而只能得出的必然结论是, 出租车公司利益的扩张和司机与乘客利益的减少。为了公共利益的政府硬性调节, 如果说还可以被公众所接受, 那么明显成为大公司利益代言人的政府限制市场自身调节的行为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人接受了。这也与行政许可法第三条的规定有着明显的冲突。

三、在现行政策下出租车公司及内部管理与司法监督的缺失

1998年在有关部门参与的北京市出租汽车行业经验交流会上, 一位公司经理做管理经验介绍说, 他们公司没有欠管理费的。其他公司问是什么办法, 他回答:严管。凭借政府有关部门赋予的经营权, 出租车公司就可以轻易地对司机进行“初级管理”。

2001年10月9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第22次审判委员会通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涉及出租汽车司机的劳动合同及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处理意见》中说:“……第四, 目前, 出租汽车行业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所制定的行政规章及统一制作的格式合同, 有很多不规范之处, 有的还与相关法律法规冲突, 不利于此类纠纷的处理;第五, 虽然自1994年以来, 在市政府的主持下, 我院与市劳动局、市出租汽车行业管理部门就如何解决出租汽车司机与公司之间的纠纷问题曾经协调过几次, 由于当时情况十分复杂, 通过诉讼难以控制局面, 最后决定法院对此类纠纷不予受理。”

整改前后获利最大的就是垄断型的大公司, 而中小型公司和司机的利润都有明显的下降。而在市场准入的事后监督中, 公司化的管理更是显得不利, 甚至在管理中屡屡出现侵犯出租车司机权益的事件, 而公司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属性注定使其较少地关注公共利益与司机阶层的利益, 甚至在某种层面上公司管理层的利益与司机的利益是矛盾的, 他们而更注重司机的承租金。政府却把出租车这样一个承载着公共事业的管理权完全下放给利益取向甚至与司机利益相冲突的公司手中, 并严重缺乏对这一管理权的必要事后监督。在公司取得极大的利润后却很少对司机进行切实有效的管理, 再加上大部分利润被公司盘剥, 更加促使了出租车司机拒载等行为。可见现行的市场准入与行政管理维护的是出租车公司的利益却对乘客的利益、司机的利益弃之不管。

论我国林业行政许可制度 篇3

1 林业行政许可的概念

林业行政许可通常称之为林业行政审批, 是指林业行政管理机关 (或者其委托部门和法律授权的其他单位) 根据当事人的申请, 依法对申请人进行审查并赋予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从事某种活动的法律资格或实施某种行为的法律权利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作为国家行政许可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林业行政许可是国家对林业管理使用最频繁、最普遍的手段之一, 与个人或者组织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贯穿于林业建设和管理的各个方面, 而《行政许可法》的颁布使林业行政许可的法治化、制度化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2 林业行政许可所遵循的原则

2.1 生态基本规律的原则

森林是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 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根据生态学的观点, 森林在物种数量与物种消亡之间存在着临界阀限现象, 它遵循着“物物相关律”等生态学的基本规律。例如:长白山森林生态系统因引进了原来没有的有害生物———美国白蛾, 且没有捕食者, 造成美国白蛾种群大暴发而威胁该森林生态系统;又如长江、黄河上游的森林生态系统其功能主要是水土保持, 是绝对禁止采伐的, 而苏南的森林生态系统则可以适当提供木材。因此, 在森林资源和林业管理中, 必须按照自然生态规律的要求, 科学确定林业行政许可的审批事项, 对许可行为进行全过程监管, 以防止生态悲剧的发生。

2.2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在几千年的探索实践中找到的一条维持地球生态系统繁荣稳定的发展道路, 也是对现代生态学、环境经济学以及环境伦理学思想理念的归纳。对林业而言, 就是要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森林资源, 不要超过森林资源的承载能力, 以实现森林资源的永续利用, 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人类以后从森林资源利用中获得收益的权利和机会。并通过保障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保证人类自己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在林业行政许可的设定和执行过程中, 要将生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 用新的发展观取代旧的发展观。

2.3 强度“行政干预”原则

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步伐的进一步加快, 自由竞争、自由经营等各种从事创造财富活动的程度也进一步加剧, 然而这些活动大多数是以疯狂掠夺自然资源和严重污染环境为代价来获取高额利润。在这个制度下, 人人只图急功近利, 不顾长远后果, 对利润的贪婪导致了对大自然的严重破坏, 造成了“共有物的悲剧”。

为防止利润趋使下对森林资源唯利是图的掠夺, 保护有限的森林资源, 维持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 当行政权对市场调控为适度干预时, 对林业行政许可应实行更为严格的“强度干预”原则, 以克服自由经济所无法触及的个人权利的滥用和资源破坏之流弊, 防止“共有物的悲剧”的发生。

除了以上的原则外, 林业行政许可还应该遵循许可法定原则、许可公开原则、许可公正原则、权利保障原则和及时便民原则等行政许可的一般原则。

3 林业行政许可的种类

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的行为许可, 是指当事人被许可从事某种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的行为或从事某种可能威胁森林资源安全的其他行为。一般来说, 林业行政许可中被许可行为具有短暂性和期限性, 有时还是一次性的。目前我国的林业行政许可大多属于这种类型, 这种许可又大致可分为以下3种:

3.1 森林资源利用许可

森林资源利用的许可往往是对森林资源的直接开发利用, 是以消耗森林资源为代价的, 主要包括林地征用、占用许可, 森林公园、苗圃、自然保护区等的设立和规划许可, 野生动物捕猎许可, 林木采伐许可, 野生植物 (含野生药材、天然种质资源) 采摘许可等。这些对森林资源的利用技术含量少、水平较低, 是对森林资源利用最多的许可, 也是在今后的林业行政许可中应最严格控制的许可。

3.2 经营、开发森林资源的资格许可

经营、开发森林资源的资格许可, 是指当事人的申请经审查同意后, 就可以在法律法规的允许下, 较长时期地从事某种经营或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的行为。这种对森林资源的利用, 不再停留在对森林资源原始、直接的开发利用上, 走出了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主要包括:木材经营 (加工) 许可, 收购野生动物及其产品许可, 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 林木种子生产和经营许可, 自然保护区、林场等开展旅游等活动的许可等。

但这些方面的许可在制度上往往不够建全, 应该按照遵循生态规律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不断完善上述审批事项, 规范利用许可, 维护森林生态平衡和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3.3 森林资源保护许可

森林资源保护许可是指为了加强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管理, 林业法律法规规定对一些有可能危害森林资源安全的行为实施许可管理, 主要有动植物检疫许可, 林区用火 (含可能引起森林火灾的其他活动如实弹演习等) 许可, 购买猎枪、弹具许可, 外国人进入自然保护区的许可等。

4 林业行政许可存在的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我国加强了对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 并修订了《森林法》及其配套法规, 但是, 现行的林业行政许可制度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主要表现在:一是许可证的实施范围还不能满足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需要;二是多数许可证的发放程序还很不规范, 对许可证颁发程序监管不力;三是对依据许可证采取的行为还未建立起相应的管理与监督机制等。

正是由于我国林业行政许可制度还存在着以上缺陷, 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 目前我国森林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的现象十分严重。不但毁林现象时有发生, 违法批地、占地屡禁不止;而且滥伐盗伐林木、非法捕杀、贩卖国家珍贵野生动物案件接连发生, 重特大案件还呈现上升趋势, 一些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旅游开发活动规划管理不当,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等。以森林资源为主体的自然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是造成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因此, 必须完善林业行政许可制度, 加强对森林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保护, 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5 对林业行政许可的思考

为了加强对森林资源的保护, 林业法律、法规规定对一些可能危害森林资源安全的行业实施许可管理, 这无疑是必要的。1973年, 联合国颁布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指出:“认识到许多美丽的、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和植物, 是地球自然系统中无可替代的一部分, 为了我们这一代和今后世世代代, 必须加以保护。”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人类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升, 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开发利用水平提升, 技术含量较高, 不再停留在对森林资源原始的、直接的开发利用层面上, 尤其是随着贸易性和非贸易性 (如交换、赠送、随身携带种苗进境) 引进种子、苗木的批次、数量增多, 国外危险性病、虫、杂草等有害生物传入我国的机会也相应增多, 潜在威胁越来越大。这样的例子在国内外已不鲜见, 如白千层 (Melaleuca quinquenervia) (为了重新造林, 1906年从澳大利亚引进, 现在已经占领了包括佛罗里达在内的广大地区) 、女贞 (Ligustrum robustum) (为了烧柴而引进, 现在已经取代了毛里求斯的Masc-arene群岛和Reunion的本土森林) 。而现行的林业行政许可制度在这方面往往不够健全, 应该按照遵循生态规律和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原则, 根据需要将活动依法纳入林业行政许可的审批事项, 同时不断加强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及其他繁殖材料的审批和监管管理, 不断健全林业行政许可制度。

同时, 也应该欣喜地看到, 作为一个对森林资源利用要求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生物入侵的重要受害国之一, 国家对林业行政许可进一步加大了完善措施, 规范了森林资源开发利用行政许可, 如国家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办公室于2003年3月1日作了《关于进一步明确国家森林公园申报及审批程序的通知》;《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已于2002年12月15日起施行;国家林业局于2003年4月14日首次发布了“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名单”, 公布了233种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 2003年5月30日下发了《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及其他繁殖材料检疫审批和监管规定》, 加强了对国外 (含境外) 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及其他繁殖村料的检疫管理。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仅是对林业行政许可制度的完善, 且在更大程度上保护了森林资源, 维护了生态利益, 促进了林业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 应当认识到林业行政许可制度在保护森林资源、保障林业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更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森林资源的永续利用, 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自然资源基础, 就必须加强林业行政许可制度建设, 不断完善林业行政许可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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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可撤回程序的研究 篇4

行政许可撤回, 或称行政许可的废止, 是指行政主体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 终止某合法行政许可的法律效力并加以废止的行为。1可以撤回的行政许可必须是:该行政许可决定成立之初并没有违反程序法或者实体法的规定, 但却因为客观情况变化, 继续维持该行政许可决定的法律效力, 已经不利于保障公共利益, 从而使得该行政许可丧失了妥当性。此时, 行政主体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废除此种行政许可决定的法律效力, 撤回该行政许可决定, 其法律效力自撤回之日起废止。在撤回之前, 该行政许可决定依然有效。而行政许可撤回的程序, 是指要撤回上述所说合法但已经缺乏妥当性的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定程序, 包括撤回行政许可所应遵循的方式、步骤、顺序和期间等。由于行政许可的撤回可能会侵害行政相对人的权利, 那么行政许可的撤回程序必须有严格的限定, 否则行政许可的撤回就缺乏合理性和可可操作性。

二、我国行政许可立法对行政许可撤回程序的规定

我国《行政许可法》使用了“行政许可的撤回”这一概念, 该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 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2”。这一规定使行政许可的撤回与撤销区别开来, 并明确了行政许可撤回的原则和条件。行政许可的撤回必须要符合三个条件:一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 或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二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三是应当给予行政许可相对人补偿。这是行政许可撤回的前置性条件, 也可以说对行政许可的撤回作出了相应的程序性规定, 既要符合法定的理由, 同时给行政相对人予以补偿。但是当前对“公共利益”的认定在实践和理论中没有统一的标准, 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 在实际执行中很容易造成滥权, 与行政许可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相违背。缺乏对公共利益统一的认定程序对行政许可的撤回来说, 是不符合实际需要的。

对于行政许可撤回的具体程序, 《行政许可法》仅在监督这一章提到:行政许可依法被撤回的,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有关行政许可的注销手续。3但对撤回行政许可方式、顺序、期间, 目前我国行政许可立法还没有相关规定。行政许可撤回也可以说是一项具体行政行为, 理应依照行政行为的撤回程序, 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行政程序法》, 也缺失行政行为撤回的程序性规定, 因此可以说在行政许可撤回程序方面, 当前的立法是空白的。当前我国行政法领域主要是维系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 行政许可撤回是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是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而保障公共利益的一种侵益性行政行为, 应当要有严格的程序规定进行规制。程序性规定的缺失或者不完备, 都容易造成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肆意扩大, 从而不利于维护社会秩序。规制行政许可撤回程序志在必行。

三、完善行政许可撤回程序建议

真正落实行政许可撤回制度, 遏制政府权力滥用, 需要构建一个完备的行政许可撤回的程序,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行政许可撤回程序:

1. 行政许可撤回的补偿规定。

行政许可法规定给行政相对人造成财产损失的,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但是在行政许可领域, 目前我国并没有统一的行政补偿标准。因此有必要在行政许可立法中增加补偿的操作性规定4。可以从补偿的条件、范围和补偿请求权的时效这几个方面规定。德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都在这一方面作了规定, 我国的行政许可法也可以借鉴其做法。

2. 增加听证程序。

既然撤回行政许可的行为是侵益性行政行为, 那么对它进行程序上的规制是有必要的。而在行政许可撤回的法定程序中, 很多国家都选择听证程序作为其必经程序之一。而我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六、四十七规定了听证程序适用的具体情形, 而不论何种情形, 听证程序都只适用于行政许可决定作出之前, 而不是在行政许可决定作出之后。在行政许可撤回作出前没有经过听证程序, 就意味着没有给行政许可相对人提供一个机会阐明自己受保护利益的机会, 也没有给行政主体一个根据比例原则认定“公共利益”的机会, 而给行政主体恣意妄为提供了便利, 从而不利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行政相对人的利益。

3. 行政许可撤回的期限规定。

许多国家 (地区) 都对行政许可的撤回的期限作了规定, 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的撤回期限是1年, 而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规定的撤回期限是2年。5而我国没有规定撤回期限, 那就意味着行政主体可以依其意愿撤回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决定。此种做法侵害了行政相对人信赖利益, 违背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初衷, 同时也不利于维护行政法律关系的稳定性, 因此, 有必要规定行政许可撤回的期限。

摘要：我国《行政许可法》规定了行政许可撤回这一制度, 但对于行政许可撤回的具体性程序规定在立法上并没有得到明确。本文将从我国行政许可撤回程序的立法现状出发, 来讨论如何完善行政许可撤回程序。

关键词：行政许可,撤回,程序

参考文献

[1]李诗林.论行政许可撤回的说明理由制度.西部法学评论, 2008年第4期

[2]《行政许可法》第八条

[3]参见《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有关行政许可的注销手续: (一) 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二) 赋予公民特定资格的行政许可, 该公民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 (三)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的; (四) 行政许可依法被撤销、撤回, 或者行政许可证件依法被吊销的; (五) 因不可抗力导致行政许可事项无法实施的; (六) 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4]王太高.行政许可撤回、撤销与信赖保护,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9 (02)

国务院终结“非行政许可审批” 篇5

所谓“非行政许可审批”, 是指由行政机关及具有行政执法权的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实施的, 除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等确定的行政许可事项外的审批事项。在法律规定中, 它被列为“不适用于《行政许可法》的其他审批”, 一度被代指为“制度后门”和“灰色地带”。

而在5月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概念彻底成为历史。会议决定, 按照依法行政要求, 在去年大幅减少国务院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基础上, 彻底取消这一审批类别。

李克强说, 长期以来, 一些地方把审批当成了“利益分配”的手段。“这就把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搞混了, 也把社会经济的制度、体系搞乱了。”他明确提出, 现代政府的职能, 应该是“把该管的管好, 把该服务的服务好”, 其他都交给市场。

而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个“灰色地带”, 显然与这样的职能理念背道而驰。有关部门负责人在会上介绍, 本届政府成立以来, 已先后开展7轮清理工作, 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209项。至于那些分类清理剩余的非行政审批事项, 当天的常务会议决定, 对其中49项予以取消, 20项转为行政许可, 对其他不涉及公众、或具有行政确认、奖励等性质的事项, 调整为政府内部审批, 或通过“权力清单”逐一规范。

李克强要求, 文件通过后要尽早在网上公开, 给社会、给市场主体、给老百姓一个明确的信号:“今后再也不搞变相审批了!”

对社会许可的行政法控制 篇6

“社会许可经营”一词最早出现在采掘行业, 从法律角度来界定社会许可的基本内涵, 我们可将关于社会许可的讨论集中于如何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下取得社会眼中的合法性。总而言之, 社会许可就是社会大众根据符合自己群体的一般利益而进行的社会评价。

二、社会许可与行政许可的比较分析

(一) 实施主体不同

行政许可的实施主体, 是指依法享有行政许可职权, 对行政相对人申请的行政许可事项, 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进行审查, 做出许可或不许可的决定, 并进行事后监督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据此, 行政许可的实施主体只能是享有行政许可权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予行政许可权的组织。[1]

社会许可的实施主体, 行政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 根据社会许可的内涵界定, 我们可推定社会许可的实施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均有权对涉及一般利益的行为做出认可或不认可的评价。

(二) 法律效力不同

行政许可是指行政主体根据相对人的申请, 经依法审查, 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认可其资格资质或者使其获得特定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行为。[2]因此, 行政许可对行政许可申请人和行政机关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社会许可具有指导性与引导性, 而无法律强制力。原因在于社会许可并未在行政法律规范中明确规定, 尚处于立法空白阶段。企业的商业行为或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活动可以社会许可的获得与否来判定行为的可行性与实施效果。

(三) 救济机制不同

行政许可的救济途径分为行政内救济, 立法救济和司法救济。行政内救济主要形式是行政复议。立法救济是以国家权力机关为救济主体的一种行政救济途径。而司法救济是以国家司法机关为救济主体的一种行政救济途径, 包括行政许可诉讼救济和行政许可赔偿救济。[3]

社会许可救济从性质上看, 应该属于社会大众的自我救济, 无强制性也无法律约束力。企业的商业行为或者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活动不遵循社会许可设定的条件, 只能是社会大众以舆论谴责或者其他自力救济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群体的一般利益, 并不会因违背社会许可而引发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三、设定社会许可效果之利弊

(一) 设定社会许可的积极影响

实行社会许可需要取得多方利益的参与与共识。多方利益者的参与和共识, 可以降低公司风险, 并保护社区。在商业领域, 实行社会许可可保证项目的确定性, 通过多方利益者的参与和共识, 可以降低公司风险, 并保护社区。

(二) 设定社会许可的消极影响

社会许可是社会大众自我管理、自我保护的方式, 然而, 社会大众被赋予许可设定权,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国家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冲击。一方面, 需获得社会许可才能办理的事项, 若社会大众的意见不能取得有效一致, 便可能久拖不决, 阻碍办事效率。另一方面, 社会许可仅作为社会大众自我管理, 自我保护的方式存在, 而不以立法加以规制, 可能会造成许可设定权的滥用。

四、社会许可的行政法控制

(一) 立法层面明确规制

借鉴行政许可法立法, 社会许可的立法可包括社会许可的原则, 社会许可的设定, 包括设定事项、设定权限、设定规则, 社会许可的程序, 社会许可的监督检查与法律救济。从立法层面明确规制社会许可是我们以行政立法控制社会许可设定权首当其冲的一步。

(二) 许可主体严格限定

社会许可的实施主体应严格限定于与申请社会许可的事项有密切联系的特定群体。此处的密切联系可包括生存的自然环境安全, 自然资源挖掘与开采, 当地政治领导人的直选等, 而特定群体包括申请社会许可事项所在地区的居民或者与该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民众。

(三) 实施程序具体规定

社会许可的实施程序可借鉴行政许可的程序予以具体规定, 由社会许可事项的申请人提出申请, 社会大众以其一般利益为标准衡量是否受理, 而后经审查做出社会许可决定或者不予社会许可决定, 对其他具体程序, 如社会许可的期限延续以及社会许可的认可与登记程序也应予以具体规定。

(四) 救济机制完善设计

社会许可的救济机制可加入社会许可复议、诉讼与赔偿环节, 社会许可申请人若不服社会许可决定, 可向相关行政机关或做出社会许可决定的社会大众组织申请社会许可复议, 也可以社会许可决定违背行政法有关规定为由提起行政诉讼, 对自身利益造成损害的, 还可请求社会许可决定作出者予以赔偿。

五、结语

社会许可就是社会大众根据符合自己群体的一般利益而进行的社会评价。社会许可不同于行政许可, 于社会许可消极方面而言, 需以法治的方式予以矫正, 也就是通过行政法加以控制。本文以我国行政许可规定为借鉴, 对社会许可立法工作做了理论研究与探讨, 以期对将来社会许可的行政立法有所助益。

摘要：社会许可是伴随经济全球化而产生的概念, 是社会大众根据符合自己群体的一般利益而进行的社会评价。这种认可或评价与行政许可在实施主体、法律效力和救济机制层面均存在明显不同。设定社会许可效果有积极与消极之分。于消极方面而言, 需要行政法加以控制, 具体可从立法层面明确规制, 许可主体严格限定, 实施程序具体规定, 救济机制完善设计四个层面予以矫正。

关键词：社会许可,行政许可,行政法控制

参考文献

[1]周佑勇.行政许可法理论与实务[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2]叶必丰.行政法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试论行政许可设定范围的合理界定 篇7

(一) 我国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概况

《行政许可法》在总结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经验基础上, 在正确处理政府管理与市场竞争的关系、政府管理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主决定等关系的基础上分别从肯定和否定两方面列举和概括了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和可以不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行政许可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明确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 是指依据设定行政许可所应遵循的价值取向, 确定在立法上哪一些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 哪一些项不能设定行政许可。

(二) 行政许可设定范围当前出现的问题

1.《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规定过于原则, 比较宽松, 操作性相对差一些, 而且从具体的领域来看, 有些领域虽符合第十二条的规定, 但也未必要设定行政许可。依第十二条规定的行政许可设定范围, 既有正面的积极作用, 也可能产生一些消极的负面影响, 目前条件下行政许可设定的范围, 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权宜规范。但“我国政府行政从根本层面观察, 仍属于传统的以管制为本质特征的全能统制型的政府行政模式。”对行政许可设定范围的规范化, 不利于活化僵硬的操作实施, 对设定范围的规范化也显得没有充分的灵活性。

2.可以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主要是考虑了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作出的规定, 但随着经济发展, 尤其是我国经济体制处在转轨的特殊时期。为此而在《行政许可法》第十三条补充规定了可以不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 但行政管理的很多领域会不断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许可对象的广泛而复杂, 其设定范围本身的不确定性, 为行政许可的全面完善带来挑战。

二、对行政许可设定范围的思考

行政许可内容和形式的繁复多样, 其设定又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实践中行政许可的设定混乱和不规范表现在行政许可的设定主体和设定权限不明, 有些行政机关为自己设定行政许可, 然后再自己实施行政许可, 重复许可, 以及行政许可设定权成了达到行政性垄断的手段和途径。行政许可设定范围不清是行政许可法的弊端, 因此, 必须做到行政许可设定范围的规范化。

三、行政许可范围的合理界定的意义

行政许可设定范围在行政许可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行政许可实践中存在的大量弊端正是由于设定范围不明确, 因此, 行政许可制度要实现规范化必须要明确行政许可设定范围。

(一) 确定行政许可设定范围有助于防止行政许可权的随意膨胀

行政许可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控制手段, 关系着政府管理职能的实现和行政管理方的权利义务。因此, 行政许可设定范围不仅关系到行政机关如何协调分配社会资源, 使其得到最大限度的有效利用, 而且关系到公民、法人的权利自由, 如何得到有效保障。现实情况中, 存在行政机关在一些完全应由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主的领域或是可由社会中介机构介入的领域设定行政许可的事例。这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 必须对行政许可设定的范围进行明确, 防止许可权随意膨胀。

(二) 确定行政许可设定范围有助于完备许可程序

就目前而言, 行政管理工作的许多领域都在采用许可证制度。这样做, 虽然有一定成效, 但由于缺乏一套统一规范的行政许可程序, 使得许多行政机关在实施许可行为时随意性很大。例如, 在许可事项的公告上, 许可证的终止、变更、换发上, 就没有统一的程序性规定。而确定了行政许可的的设定范围之后, 行政机关必然要制定一套统一规范的行政许可程序, 在设定行政许可事项上, 用明确的程序性规定来引导许可的实施。

四、完善行政许可设定范围的合理界定的路径设想

(一) 行政许可设定的原则不可忽视

如何科学、合理的界定行政许可事项的范围是行政许可立法过程中最难, 也是较关键的问题之一。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说具体法律规范在执行时可以根据情况加以改变的话, 那么, 法的精神、法律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改变的, 都必须加以遵守和执行。”行政许可的原则对于设定行政许可的具体事项范围来说, 就相当于法律的原则和精神。

(二) 行政许可设定范围的合理界定要注重政府职能

设定行政许可事项范围的大小, 与政府职能密切相关。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干预强度过大会阻碍经济发展。无论是公权不宜干预私权, 还是市场优先, 自治优先, 事后监督优先, 其间反映的一个共同政策导向是, 政府干预从缓的原则。

(三) 行政许可评价机制的落实与完善

行政许可评价机制在大多数的地方性许可立法中尚无统一规定, 或在法规、规章中寥寥无几, 具有公众参与色彩的公民评价机制被虚置。许可评价机制未能在许可设定中的必要性上把好关, 作用显得微乎其微。因此, 盘活许可评价机制势在必得, 应尽早出台统一的许可评价制度立法。《重庆市行政许可评价暂行办法》于2004年出台, 取得较好成绩, 为各地区提供了可行的经验。在许可评价中, 应严格规定评价机制的启动时限, 扩大公众参与的深度和广度。行政许可直接牵涉公民的自由权, 应当允许献计献策。公民的参与深度广度越高, 许可的正当性越值得肯定, 执行的阻力就越小。

五、结语

关于行政许可设定范围的合理界定的问题, 牵涉到各方面、多层次的利益因素, 是比较棘手的难题。行政许可目前还处于初创时期, 各方面的实践还有待趋向成熟。就目前出现的许多问题而言, 也是情理之中, 是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体现。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对行政立法的意义无可厚非, 如何保障行政许可设定范围的合理界定, 有待于国家法律体系的进一步成熟与完善, 因此, 我们应在遵循《行政许可法》的立法精神的同时, 还期望于对行政许可的研究和探索。虽无法对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给予一个确定性的结论, 但相信对许可法界定问题的不确定是催促对其思考的动因。

参考文献

[1]张武扬.行政许可法释论[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3.

[2]徐邦友.中国政府传统行政的逻辑[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01.01.

[3][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4]张福森.中华人名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讲话[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5]马怀德.行政许可[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