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语境文化理论（精选6篇）
高低语境文化理论 篇1
摘要：爱德华﹒霍尔按照语义对话背景和对话语言本身的依赖程度, 把文化大体分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他认为中国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 而美国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本文借助爱德华霍尔德“高低境文化”理论, 对自我的交际生活和翻译方法进行剖析。
关键词：高语境文化,低语境文化,交际能力,翻译
一、高语境、低语境文化定义
霍尔 (Hall, 1959) 指出文化具有语境性, 根据信息由语境或编码表达的程度, 将文化分为两种类型: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并提出两种交际类型:高语境交际与低语境交际。不同文化对交际环境有着不同的依赖程度, 高语境的交际是绝大部分信息或存于有形的语境中, 或内化在个人身上, 极少存在于被编码的、清晰的被传递的信息中, (Hall, 1976:79) 。低语境交际刚好相反, 是大量的信息蕴含在清晰的编码中。霍尔将语境定义为: “包围在事件之外的信息”, 这些信息和事件意义纷繁复杂的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任何事物均可被赋予高、中、低语境的特征。高语境事物具有预先编排信息的特色, 编排的信息处于接受者手里及背景中, 仅有微小部分存在于传递的信息中。低语境恰好相反, 大部分信息必须处在传递的信息中, 以便弥补语境中丢失的部分 (Hall, 1988:96) 。”换言之, 低语境编码信息主要体现在言语中, 对语境的依赖程度低, 一切需要通过精确无误的言语表达;而高语境编码对语境的依赖程度高, 许多意思都包括在语境之中, 不言而喻, 无需点明。
二、高低语境文化的特点在自我经历中的分析:
1.直接明晰和间接委婉的表达方法。高低语境文化决定了人们不同的表达方式。属于高语境文化国家的人重视集体, 且由于历史传统等原因, 社会变化速度缓慢, 人际网络呈现单一化。人们的交往通常基于相同的社会背景, 人口同质性较高, 所以表达方式往往以含蓄表达为主, 常常会有肢体语言。而属于低语境文化国家的人恰恰相反, 人际关系相对独立, 人口同质性较低, 因此人们在交际的过程中, 就要提供详细准确的信息背景。举一个自己参加此次南亚博览会的经历为例:在今年的南亚博览会中, 我为一位美国商人做翻译。由于连续几天的高强度劳动, 在工作的最后两天有些体力不支, 因此, 想向老板说明放弃这份工作。由于深受高语境文化的影响, 就寻理由, 委婉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我的申请理由是身体不舒服。当老板得知我不舒服, 非常惶恐, 竟然拿药给我, 以至于自己的真实想法根本没有可表达的机会, 所以, 此次交流以失败告终。
同样是告假, 在同是高语境文化的两个人交流就相对容易很多。一次, 学院召开学术会议, 恰逢有事, 不得不向导师请假。刚刚向老师询问这次会议重要与否, 老师马上回答:“有事是吧?有事就去忙吧, 没关系。”不费吹灰之力, 还没完全表达自己的想法, 此次请假成功。
由于我和老师都属于高语境文化的中国人, 熟悉这种为了避免尴尬, 而把自己的真实想法隐蔽迂回, 隐晦表达的交际方式, 即使没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 老师也明白。而南博会的老板属于低语境文化的人, 自己没有直截了当的把真实想法告诉他, 所以造成沟通困难。
2.人际关系的侧重点。属于高语境文化的中国文化在交际过程中非常重视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差序格局的伦理规范, 而属于低语境文化的美国文化则重视个体的表现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流。由于这种不同的群己关系, 中国文化中的交际是以他人为取向, 而美国文化里的交际是以自主为取向的。由于价值观与交际是支配和反映的关系, 价值观就决定了人们如何进行交际;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两种文化对待人际关系侧重点的不同上。
举一个身边的例子, 和朋友一行到一相对高档的餐馆吃饭, 服务员对我们的服务态度不冷不淡, 但是, 对邻桌的客人却十分热情。从邻桌客人的着装来看, 像是经商的老板, 而我们的穿着打扮学生气十足。服务员根据服务对方的身份、地位采取相应的交际策略, 甚至改变服务态度。在高语境文化的中国, 这种行为称之为“看人下菜碟”。
而一个在美国读书的朋友告诉我, 在美国即使是校长也要和他们一起排队, 首先因为在低语境文化的国家里, 人际关系不具有特殊性。其次, 如果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 就会违背公平、平等的个人价值观。
而且, 他还在排队时, 通过随意的交谈认识了一些朋友。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在低语境文化的国家里。这是由于高语境文化交际中对待交际群体内与群体外成员之间常有明显的区别, 这种差别在低语境文化中却不太明显。在高语境文化的国家里, 人际关系内外有别, 常常听到周围的人说到, “某某是我们这一圈的人”, “我们几个玩得好”, 诸如此类的话。这体现了成员内部的某种亲密程度, 对“圈”外的人会相对冷淡。
提到朋友, 我又发现, 现在许多的朋友都是“朋友的朋友”发展而来的, 换旧话说, 就是一个朋友为中介, 他或是她把本属于他们群体内的人介绍给自己。由于中介都属于双方群体内的成员, 大家彼此熟悉了解, 双方自然不会拒绝中介的介绍, 因此新的关系就可以建立。再举一个现如今比较流行的例子:“相亲”, 其形式就像刚才所说的朋友中介一样, 只是将要建立关系的双方交友的目的不同。不得不承认的是, 在当今经济文化发展迅猛的时代, 相亲越来越成为青年男女建立恋爱关系的有效模式。而在低语境文化的国家里, 虽然他们也会有这种“中介”模式, 但由于价值观的不同, 低语境文化交际者只用职业性中介人来处理特定的问题, 在欧美电影中最常见的“中介”便是律师、法官等等这些属于调节当事双方, 不带有主观色彩的第三者, 他们视交流双方为平等, 独立的个体。这是与高语境文化国家本质上的不同点。
3.对于规则的依赖程度。从这一点来看, 高语境文化国家的人与低语境文化国家的人对于规则的依赖度也不同, 比方说, 基于对朋友的信任和面子问题, 朋友借钱, 高语境文化交际者很少有写借条的习惯, 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双方的关系。而在低语境文化的国家里, 有许多准们的法律用语、合同用语, 凡事都要按照合同依法办理, 即使是朋友间也要写欠条。从这一侧面也可以看出, 他们对规则的依赖程度要明显高于高语境文化国家
三、高低语境文化的特点在翻译中的作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同时文化的产生又和人们的思维模式密不可分, 所以从某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强调“天人合一”, 在思维认知上强调整体把握和领悟的精神, 这种精神影响着汉语的语言结构, 所以虽然汉语句型结构流散, 需要借助一定的上下文, 在整个语境中理解单词和句子的意思, 才不会产生歧义。相反, 西方传统文化中逻辑学发达, 重视分析。所以英语语言结构聚合严谨, 句和词, 句和句环环相扣。所以在做翻译练习时, 我们往往会感觉, 汉译英要比英译汉麻烦的多, 做英译汉练习时, 只要读懂原文, 一般就可以掌握文章大意, 翻译的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偏差。而做汉译英练习时, 由于高语境文化的影响, 文章表达的比较隐晦, 这时, 就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原文, 试图理解作者想表达的真实的意图。
举一些自己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活到老, 学到老”就会不假思索的套用“live and learn”。后来经过查字典发现, 中文中的“学”字强调的是动作本身, 这就话的含义旨在勉励人们不断学习。而英语谚语中的“learn”属于结果动词, 他强调的含义为“学到”, 那么翻译过来的意思就变成“one can learn something new as long as one lives” (一个人不管年纪多大都可以学到新的知识) 。这样一来, 就与原文的意义相差甚远。后来通过查阅一些参考书目, 这句话如果译为“it is never too old to learn”或是“one has to study aslong as one lives”则比较恰当。
四、结语
通过学习跨文化交际中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 增强了我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 不仅更好的促进对异文化的了解, 促进跨文化交流, 而且可以运用对中西思维方式差异, 帮助我们在翻译实践中找到有力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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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低语境冲突中的会话策略 篇2
【关键词】高低语境 话轮转换 高介入式
美国影片《最后的武士》讲述了一位名叫艾格兰的美国上尉，作为军事顾问来到日本训练一支现代的军队，其敌人是武士集团。然后在一次激战后艾格兰被武士们俘虏。在与武士及其家属的朝夕相处中，艾格兰完成了对武士精神的现察、理解和传承，找到了作为一名战士所应有的荣誉感。
本文选取了主人公艾格兰被俘虏以后，与武士首领胜元之间的四次直接对话 作为文本分析。原因有两点。其一这四次对话贯穿了整部影片，是艾格兰与胜元思想冲突交流的直接体现；其二胜元与艾格兰的对话存在大量的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是单向的，艾格兰以被迫进入者的身份在另一个文化情景中生活。而且胜元俘虏艾格兰只是为了了解敌人即以木村为首的新派军队，对艾格兰所处的欧美文化并没有兴趣。
霍尔从宏观上提出了高低语境文化理论，尤尔则从微观上指出人们通常具有两种会话方式即高介入式和高体贴式。一般认为：高语境文化的人多采用高体贴式会话，低语境文化的人多采用高介入式谈话。而话轮的转换机制通过话题的提起，话题的轮转方式，话轮的长度等方面考察会话。以下笔者试着运用以上会话理论依次具体分析随着情节的展开，双方的采取的会话策略。
第一次对话
胜元第一次约谈艾格兰。艾格兰在完全没有预告没有思想准备的前提下，突然被带去和胜元见面。所以对话从开始就是由胜元发起话轮转化困难。其原因是本次约谈话题不明。这不符合低文化语境背景下美国人的说话方式。当约谈的话题不明时，就算是同一语境文化的对方也会感到不安。胜元进行对话的头几秒，艾格兰完全处在话题的框架外，无法进行顺利的话题轮换。而会话的结束也是由胜元控制的。艾格兰从中并没有获得多少需要的信息。
第二次对话
艾格兰学习了剑道，一身疲惫躺在胜元身边的地板上。胜元提出想知道艾格兰与印第安人作战的经历。在六次话题转换中，艾格兰一共用了六个单词，两次使用“yes”“why”。而他的身体一直处于躺着的状态。表明的他对此话题丝毫没有兴趣。然后胜元说出 “我们都是战争的学生”的时候，艾格兰坐起身来表示出了一定的兴趣。由此可见让对方对话题产生兴趣是交际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从后面胜元层层推进的询问方式，可以看出他对与艾格兰的印第安之战是有所了解的。所以话题进行本身是顺利的。
然而戏剧性的一幕是由于出现了文化的冲突（对于卡斯特将军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艾格兰出现了两次连续情绪冲动性发问。我们知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不同事物的看法有所不同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就算心中不悦，出于维持交流的持续一般高语境文化的人尽量压制自己的不快感不予表露。即使是出于低语境文化的人采用了直接表达不快感的言辞也不会在情绪上失控。笔者认为艾格兰的情绪失控并非来自文化冲突，而是话题本身涉及艾格兰记忆领域，即可视为私人空间。而这部分内容在谈话前，胜元就通过相关资料了解的，即他已经浸入了艾格兰的私人空间。需要强调的是谈话不是共同发起的，在对话中，胜元不断地占有艾格兰的领域，并对其中某些部分进行了擅自的“修改”。对此毫无心理准备的艾格兰情绪才会失控。
第三次对话
此次对话是最富有禅学意味的。第三次对话的前四个话题轮转是完全处于答非所问的阶段。胜元看似自顾自地谈论关于什么是武士道的问题。而艾格兰关心刺客是谁派来的，所以他采用高介入式的问话方式，然而胜元的回答却是隐晦的。但艾格兰还是知道了答案，因为此前他们共同击退刺客有了大量的共同信息。第三次对话到最后才说出了约谈的具体目的。将谈话的具体事项放在最后简单地说，或者干脆不说，而在之前进行大量的貌似无关的客套寒暄和铺垫是低语境文化的特点之一。
第四次对话
本次谈话有别于前三次，是一次正真意义上的谈话，而不是约谈。在前三次谈话中，总是艾格兰被带入胜元所处的空间，开始谈话。且从两个人的移动来看，艾格兰基本处于相对静止状态，而胜元却处于自由移动状态。一般而言处于相对静止的一方是信息的接受方，在对话开始前，信息量是匮乏的。而相对动态一方，则是信息输出方，在对话开始前，信息量是丰富的。第四次谈话，两人同时出现在同一空间，并肩而坐，都处于相对静止。此时两人的身份有所改变。艾格兰已经认同的胜元的价值取向，主动回归到胜元的部队，要与之共存亡。这种身份的转变导致了对话方式的不同。
一般對于《最后的武士》的研究，一般局限在东西方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冲突上。最为一部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好莱坞影片，渲染和夸张东方神秘（武士道）是吸引西方观众的重要手段。因此笔者认为以此来作为文化认同的范本不够严密。本文所要研究仅仅是影片中胜元和艾格兰的四次谈话。从话题轮转，高低语境文化方面揭示人们使用会话的策略。
参考文献：
从高低语境理论看中俄交际差异 篇3
文化、交际、语言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只有从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人类学等不同的角度, 充分考虑各种因素, 才能理清这三者之间的相关性。各个领域的研究重心也许不同, 但语言、交际与文化的不可脱离性观点却是相同的。首先,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是反映某种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各种语言是无法脱离文化而被认知的, 只有交织蕴藏在各自语言文化背景中才能被充分认识。并且不同文化背景及教育背景的人在社会化过程中会产生较大的差异, 文化与语言的关系也较为复杂。作为文化的传承与流动, 交际受文化的影响, 其以文化为背景, 以文化为纽带。文化塑造个人的人格以及人际交往形式, 影响个人的认知程序以及认知结构, 决定个人的人际交往模式和交往过程。
总而言之, 个人人际交往的行为与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文化既能够影响个人的交际行为, 也能够制约和控制个人的社会交往, 语言在文化的引导之下得以继承和弘扬, 在不断的社会化以及人际交往中, 民族文化得以繁荣与发展。交际方式、交际风格、交际过程以及交际的编码和译码都会受民族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语言与交际两者相辅相成。
二、高低语境文化理论
(一) 高语境文化的具体概念
在爱德华·霍尔在《超越文化》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低语境和高语境这两个重要的概念, 他指出不同的地域环境会塑造不同的文化, 不管是低语境文化还是高语境文化, 每一种文化形态都会影响个人的交际行为。
高语境文化中, 在产生交往活动之前每个人会根据交际活动的实际情况, 选择适合自己的交际方式。每一种交际活动方式都会传达出不同的信息, 相比之下, 在低语境文化中个人的交际行为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和主动性。
通过对低语境以及高语境文化下人们交际方式的对比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环境中人们交际方式的差异, 在高语境文化交际中, 个人的行为与语境联系较为紧密。在产生各类行为之前, 人们会对各种行为的交际方式进行预先设计, 尽量选择能够获得普遍公众认可的行为模式与他人进行交往, 因此各种传统习俗以及习惯对个人的人际交往影响较大。与此相反, 在低语境文化交际中, 个人的交际行为十分直接且坦率, 严格按照一定的逻辑思维来与他人进行交往, 保障表达的清晰度和完整性。
学者普遍认为, 像中国文化、日本文化、非洲文化、拉丁文化都属于高语境文化。相比之下, 俄罗斯、加拿大、美国以及大部分的欧洲国家都属于低语境文化。
(二) 中国与俄罗斯高低语境文化产生的因素
中国高语境文化的成因受几方面因素影响, 一方面中国农耕文明下人们“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没有明显的时间概念,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束缚了人们的自由, 长期的共同生活使人们之间的感情纽带日益牢固, 大家彼此之间互帮互助, 于是就形成了以他人为核心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另一方面, 到了汉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儒家文化注重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每一个人都与他人有着紧密的联系, 是整个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在与他人交际以及社会化的过程中, 个人必须了解与他人的相关性并加深对自己的认知, 对儒家思想的尊崇和继承, 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从地理和经济因素来看,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 人们习惯于群居、混居。在漫长的集体生活中互相依赖, 互相帮助, 久而久之形成了人们高语境的文化意识。
低语境文化具有极大的分散性和相对独立性, 美国以及英国是低语境文化的代表, 在这些地区之中,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分散, 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以及社会交往方式不同, 人与人之间的相对独立性较强, 不会受外部交际环境的影响, 个人会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以及外部环境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交际行为。因此大部分的信息主要通过语言表达来传递, 外部环境中所包含的信息较少, 只有保障交际的完整性和清晰度, 才能够实现顺畅的沟通与交流。
三、从高低语境解读中俄交际差异
(一) 中俄言语风格差异
低语境文化的人在进行言语交际时, 说话方式通常简单而直接, 不惯于根据语境去揣测对方的想法。俄罗斯文化是典型的低语境文化, 在这种文化模式之下, 每一个人的相对独立性较强, 都会以自我为中心与他人进行交谈和社会化交往, 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与他人建立交谈关系, 并从中表达个人的意见和看法, 因此话题的转化速度较快, 如果无法找到双方的共同话题就会产生沉默, 为了尽量避免这种交往过程中的尴尬, 交际各方会积极地寻找各种交往话题, 这是由地域性文化影响下的直线型思维决定的。
而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高语境文化, 其思维模式是螺旋形的, 这就决定了他们一般采用归纳式的语言。并且在这种语言环境之下, 人们会采取十分委婉含蓄的方式与他人进行交往, 注重他人的感受和意见表达, 积极采取各种方式来尽量避免双方陷入交往的尴尬。高语境文化背景下的会话方式与低语境截然不同, 他们遵循一定的次序, 一个一个地轮流进行, 被人打断会被认为是非常不礼貌的事情。与俄罗斯人不同, 有时在会话中中国人往往会通过沉默聆听来表现出自己的谦虚和谨慎, 更多时候沉默是一种委婉的表达以保全双方的面子避免双方陷入会话尴尬。
(二) 中俄思维方式差异
除了最明显的表达方式上的差异, 不同语境的文化会直接影响个人的语言结构、交往方式以及思维模式。在高语境以及低语境文化交往中, 个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交往方式截然不同。首先, 中国文化注重整体而俄罗斯文化注重个体, 不管是社会化还是人际交往都可以看出这两个国家交往方式的不同, 比如在书写姓名时, 中国会将个人的名字放在后面, 家族的姓氏放在前面, 相比之下俄罗斯则先说个体, 然后再说整体。
另外, 中国人在与人交往以及沟通表达的过程中会带有趋同性以及群体取向的特点, 这些都是整体思维观念的反映。中国人会十分关注他人的看法和态度, 极易出现从众现象, 以中国式过马路为例, 就是从众心理的典型表现。除此之外, 中国在日本疯狂抢购的新闻频频爆出, 越难以购买的商品反而能引起大众的购买欲, 这都证实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思维观念。而俄罗斯注重个体, 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会关注个人意见的表达, 严格遵循个人的内心想法。其次, 俄罗斯人关注逻辑思维, 在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之下, 更注重个体作用的发挥, 并以个体作为价值单位和逻辑单位, 在为人处事以及社会化交往中, 这种个体取向会直接导致不同人的思维以及方式截然不同。但是个体观念并非是指个人在社会化交往过程中直接忽略集体的取向和集体价值, 个体观念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 在个体观念的影响之下个人会优先考虑自己的需求, 其次会关注集体的价值和需求, 因此趋同行为以及系统思维的产生概率较小。
在中国, 几乎所有的行为都不是独立的, 都要视情境而定。这种高语境文化中的社会交往会更加关注人情因素的影响, 每个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因此极易产生系统性的行为和思维方式。通过对这种交往方式的分析可以发现, 高语境文化缺乏变通性, 相反, 美国注重个体主义, 关注个人意见和情绪的表达, 因此美国人能够树立规则意识, 各种人情因素对美国人的影响较小, 美国人会在各种规则以及制度的引导之下与他人进行交往, 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高语境文化国家会以已经获得社会认可的行为方式来要求自己。
(三) 中俄交际礼仪的差异
高语境文化注重交际时的礼貌, 而且交际礼节视交际的人和场合也会发生变化。以中国为例, 中国人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更注重含蓄和委婉的表达, 因此难以避免会存在许多客套话以及不真实的信息, 比如中国人非常谦虚, 在各种公共场合中十分关注他人的看法和态度, 相比之下在低语境文化中人们的交往十分直接和坦率, 因此许多俄罗斯人无法理解中国人的交往方式, 甚至会反感。
四、中俄文化差异应对策略
中国属于高语境文化, 俄罗斯属于低语境文化, 在不同的文化环境影响之下, 中国和俄罗斯的交际模式和交际方式截然相反, 最终影响了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交际效率较低。但是两种不同的语境文化并非是完全矛盾的, 仍然存在一定的联系, 如果能够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就能够尽量避免交际中的尴尬, 提高交际效率。
在不同语境文化下交流时, 交际双方必须注重对交际方式、语言风格以及交流理念的分析, 了解在不同交际环境中双方交际方式的差异, 注重包容理解和求同存异。不管是高语境文化还是低语境文化的交际者都需要注重换位思考, 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和教育背景, 尽量避免以自我为中心, 双方需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来采取合理的交际方式, 从而更好地消除单一文化观念, 培养多元文化意识;交际双方要善于表达自己, 让对方可以获得足够的语言信息, 以便进行更好的交流。
五、结语
虽然学术界一直质疑霍尔理论, 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 世界各国文化趋于一致性, 差异已经日益模糊。但爱德华·霍尔提出高低语境理论的意义和贡献不容忽视。这一理论能够揭示不同文化语境中人们交际方式的差异, 站在更宏观的角度加深人们对跨文化交际的认识, 突破传统的研究模式。通过对不同语言环境下交际方式的研究, 帮助人们采取正确的交际方式与他人进行顺畅沟通, 了解在不同语境交际过程中所需要关注的问题, 正确认识交际模式的差异, 从而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实现顺畅的沟通与交流。其次, 学者对该课题的研究能够促进不同语境下的交际双方, 树立正确的跨文化意识并站在全球化的视野了解中国和俄罗斯文化的差异, 从而更好地指导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
摘要：每一群体、每一社会都会有一套显性或隐性的行为模式, 与这种行为模式相关的各类活动即为文化, 不同地域造就不同的文化, 在文化背景的影响之下每个人的交往方式以及社会化形式都会有所不同。本文以爱德华·霍尔的高低语境理论作为切入点, 了解群体行为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特性, 结合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教育背景, 消除跨文化交际中的误会, 提高交际效率。
关键词：高低语境理论,跨文化交际,中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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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语境文化理论 篇4
小说《喜福会》讲述的是19世纪50年代移民旧金山的四个中国女人的故事。她们通过玩麻将认识了彼此, 并一起建立了一个俱乐部“喜福会”, 寄托了她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这四个中国女人各自有一个女儿, 作为中国母亲的她们与美国出生的女儿以及女儿的爱人朋友之间的沟通困难重重。显然, 这种沟通的障碍来自于母女不同的文化背景。母亲生长于中国传统的高语境文化之下, 而她们的女儿却是在美国低语境文化的侵染之中长大。
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跨文化沟通障碍和冲突因而频繁爆发。比如, 当一个对美国低语境文化毫无了解的中国人同一个美国人沟通的时候很可能对美国人的直截了当的沟通方式很不习惯。低语境文化往往强调“有话直说” (Samovar, Porter&Mc Daniel, 2009:160) 。相反, 中国人习惯于迂回的交流方式, 善于察言观色 (Samovar, Porter&Mc Daniel, 2009:159) 。这种观念和实际沟通方式的不同在《喜福会》这部小说中比比皆是, 导致了诸多障碍和冲突。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加深, 对于高低语境下交流方式的差异的研究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本文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爱德华·霍尔的高低语境理论;第二部分列举和分析《喜福会》中出现的重要沟通冲突场景, 并基于爱德华·霍尔高低语境文化理论探究沟通障碍存在的原因;第三部分为改善高低语境下的跨文化交际提供可行性建议。
2. 爱德华·霍尔高低语境文化理论
在这一部分中, 作者主要从三方面介绍爱德华·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高低语境下不同的社交网络;高低语境衍生的不同价值观;高低语境下不同的沟通方式。
2.1 高低语境下不同形态的社交网
根据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的理论, 在高语境文化国家 (比如中国) 人们交流时许多的意义不需要通过语言来表明, 原因之一就是高语境文化下的社会多为同族同质社会 (homogeneous society) (Samovar, Porter&Mc Daniel, 2009:158) 。同族社会下的人们往往分享着相似的经历体验和信息网。比如, 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高语境文化国家十分强调集体主义意识, 一代代传承的集体记忆使得代与代之间隐含意的传达变得容易。相反, 在美国这种典型的低语境文化国家中, 人们之间的交流比较依赖详细的背景信息和语言 (Samovar, Porter&Mc Daniel, 2009:160) 。低语境社会缺乏同族性, 人们之间可分享的经历体验比高语境社会中的少许多, 即使是有可共享的经历, 代与代之间的差别也会比较大, 这也造成了美国社会中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沟通代沟。
总之, 如果交流双方一个来自高语境的同质社会网, 一个来自低语境的异质社交网, 他们沟通中对于语言信息的依赖程度会有较大差异, 从而可能导致交流障碍或冲突。
2.2 高低语境衍生的不同价值观
高低语境下的人们对于什么样的交流方式更能体现话语的可信性持有不同的观念。高语境下的人们认为高度依赖言语的信息传达方式不够可信 (Samovar, Porter&Mc Daniel, 2009:160) 。他们还认为缄默较之言语经常能更好地传递信息。中国的《论语》中的许多语句就很好地揭示了高语境文化的这一特点 (胡超, 2009:52) 。比如“子曰: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不以言举人”;“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相反, 在低语境文化国家比如美国, 人们更推崇那些口才出众的人。许多的古希腊圣贤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擅长雄辩术, 而且只有最聪明的人才会获得学习雄辩术的机会。
总之, 高语境文化推崇三思而少言, 低语境文化推崇能言善辩。对于言语在交流中的可信性持有不同观点的高低文化语境会导致一些沟通障碍。
2.3 高低语境下不同的沟通方式
爱德华·霍尔对高语境和低语境给出了如下定义:
高语境中大部分信息隐含在交流者本身的背景之中, 只有很少一部分需要通过清晰的编码语言来表达。而低语境文化下的交流正好相反;即大部分信息都包含在清晰的编码语言中 (Samovar, Porter&Mc Daniel, 2009:158) 。
在高语境文化中, 大部分的信息都隐含在文化背景中而不言自明, 高语境文化中的人们倾向于迂回的沟通方式;低语境文化中的交流双方倾向更加明了的表达彼此的想法。高语境文化中人们说话语速相对慢, 交流过程中包括更多的停顿, 尽力避免打断对方的谈话, 避免强势语言;低语境文化中人们在交流中更加积极主动强势。
因此, 来自高语境文化的人可能会认为低语境文化中人在交流中表现的不够礼貌委婉, 不能领会言外之意, 不够持重, 讲话太快等等;同时, 低语境文化中的人们可能认为高语境交流者说话太隐晦, 不值得信赖。可见, 除了社交网形态和价值观之外, 沟通方式的差异也会引起沟通冲突。
3.《喜福会》中的沟通冲突
作者在本部分中将基于上文中的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列举和分析《喜福会》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
3.1 同质社交网和异质社交网
来自不同形态的社交网的人们进行交流时可能会遭遇交际困难。在同族社会中, 人们分享相似的经历体验和信息网络因此他们不用特别依赖言语来表达意义, 而是经常通过推断、身体语言甚至缄默的方式来传递信息。《喜福会》中的四位母亲从小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社会中有着相似的成长背景和经历体验, 以至玩麻将的时候都能够用眼神默契地交流。
然而, 美国社会相对中国社会种族更加多样化也更加地多变。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们交流时更加依赖言语来获得信息。《喜福会》中的女儿琼这样讲到“我从来没能真正读懂我的母亲。我努力想要理解她的话但从未完全理解, 反而是我的母亲总能够捕捉到我哪怕一丝一毫的小心思”。来自高语境文化中的母亲比低语境文化中成长的女儿更善于运用言语之外的手段来交流和捕捉信息, 这种差异是《喜福会》中母女沟通障碍的原因之一。
3.2 自我抑制取向和自我表达取向
由于高语境文化推崇缄默在表达意义中的作用, 人们在交流中倾向于保持克制甚至是自我抑制。他们认为在交流中适时保持缄默比一直讲个不停更加显得可信。《喜福会》中的一位母亲龚琳达带着胜利者的微笑对她美国生长的女儿薇弗莉说“会捉老鼠的猫不叫”。在她看来少言的人往往比能说会道的人更具有实力也更值得信赖。
薇弗莉之所以小小年纪就能够成为唐人街的国际象棋冠军很可能得益于母亲传授给她的“少说话多观察”的信条。然而长大后的薇弗莉受到美国文化的熏陶逐渐厌倦了母亲的“制胜信条”, 越来越倾向于积极主动地交流方式和直截了当的表达, 这样一来母女之间的交流便出现了很多障碍。
3.3 直接沟通和迂回沟通
高语境下的交流者期待听者能够承担解析意义的责任, 他们假设说者不会总是通过言语来完全清楚地表达意义, 而听者需要注意从背景知识中分析出更多的意义。低语境文化中的交流者认为说话者或写作者承担传达意义的责任, 通过言语清楚表达出他们想要表达的信息。
《喜福会》中的四位中国母亲都习惯于迂回的沟通方式, 而且能够很默契地理解对方的言外之意。龚琳达和她最好的朋友素云之间的一段对话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龚琳达:“我让薇弗莉帮我照看杂货店, 她可好, 整天都在下国际象棋。搞得我每天光打扫她的那些奖杯都累地够呛。你看你多幸运, 不用为这种事烦恼。
素云:哎呀, 我比你还烦恼呢。我让琼去洗碗可她满脑子想的都是音乐, 关键是你根本就没法阻止这种天赋。
在这段对话中她们都想向对方炫耀自己的女儿, 但却都采用了一种迂回的说话方式, 更奇妙的是她们能够很好地理解对方的用意。
然而, 当龚琳达和薇弗莉的美国男朋友第一次见面时, 由于对方对于这种高语境文化的迂回说话方式一无所知, 结果导致了沟通失败。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情景:薇弗莉带着自己的美国男朋友来为母亲祝寿, 希望男朋友能够借助这种喜庆的氛围为母亲留下好印象, 然后同意他们的婚事。龚琳达做得一手好菜, 而且她有个习惯就是在端上她的拿手好菜的时候先谦虚一番, 这天也不例外, 端上清蒸鱼的时候她照样说道“这鱼淡了点, 没什么味儿, 你们就凑合着吃吧”, 其实这是要众人夸赞她鱼好吃的一个信号, 但她不会直说, 而是采用这种迂回的策略。然而, 这对于生长于低语境文化下的薇弗莉的男友来说太过迂回了, 他根本无法理解这层意思, 所以直接朝清蒸鱼上倒了半瓶子酱油。
由此可以看出, 高语境文化下的交流双方就像双胞胎, 好像能够凭直觉理解对方的言外之意;而低语境文化下的交流就像电脑程序, 所有信息都需严格的语言编码, 否则程序无法正常运行。由此看来, 高低语境文化的差异是跨文化交际中困惑、挫折和误解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
4. 对跨文化交际 (ICC) 的启示
高低语境文化虽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把某一个国家的文化完全归于一种语境文化并不容易。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国与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 高低语境文化在交流中起的作用越来越不容忽视。中国人受高语境文化的影响习惯于迂回的说话方式, 在某些情景下这种委婉的方式会比较礼貌, 但是也是与低语境文化交流障碍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于高低不同语境文化的人们交流时, 为了避免障碍和冲突, 需要彼此了解对方的文化特征, 并且尽力适应和调整自己的交流方式, 以此来保证交流的顺利进行。
首先需要承认高低语境文化差异的存在。低语境文化的异质性使得人们更加依赖言语来传递信息, 因此能言善辩受到推崇 (Okabe, 1983:38) 。相反, 低语境文化的同质性使得人们很容易理解彼此的隐含意, 较少依赖言语, 尽力避免正面对质 (Okabe1983:39) 。通过分析《喜福会》这部文学作品可以看出美国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 美国人在与人交流时表现的更加直接, 对抗性更强 (Chua&Gudykunst, 1987;Gudykunst&Nishida, 1986) 。
其次, 当来自不同语境文化的人进行交流时, 对话双方要尽力关注对方的文化背景, 从中获取更多的隐含信息。《喜福会》中的琼说“我从来没能真正读懂过我的母亲。我努力想要理解她对我说的话但从未完全理解”, 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她对母亲的文化背景知之甚少。
结语
本文基于霍尔的高低语境理论从社交网络、价值观和交际方式三个方面分析了《喜福会》中的交际冲突问题。《喜福会》这部文学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跨文化交际存在的问题, 由于高语境和低语境中不同的社交网络形态、不同的价值观和交际方式使得交际冲突频发。为了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效率, 需要交际双方熟悉彼此同质和异质社会文化背景、了解彼此对于言语的价值取向以及直接和迂回的交流方式。随着国际交往的加深, 《喜福会》中所反映出的高低语境文化下的交流问题越来越值得我们研究, 探索改善的途径。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来自不同语境的国家的人们的交流越来越频繁, 不同语境下的人们的交流方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能否了解这种差异弥补差异成为了交际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喜福会》这部描写中美不同文化下的两代人之间遭遇沟通障碍努力消除障碍的文学作品, 探究高低语境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并从高低语境的视角为促进跨文化交际提供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高低语境,《喜福会》,跨文化交际
参考文献
[1]胡超.高语境与低语境交际的文化渊源[J].宁波大学学报, 2009, 7.52.
[3]Chua, E.G., &Gudykunst, W.BConflict resolution in lowand high-contextcultures[M].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 1987.
[4]Okabe, R.Cultural Assumptions of East and West:Japan and the U.S.In W.Gudykunst (Ed.) ,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Beverly Hills, CA:Sage, 1983.
高低语境文化理论 篇5
关键词：高语境文化,低语境文化,广告语言
一、引言
霍尔认为语境是发生交际及事件时所处的背景和周围环境,语言的意义与语境不可分割。霍尔将语境分为高语境与低语境,且认为中国文化是高语境文化,美国文化是低语境文化。高语境文化下,语言的意义与文化背景相关,低语境文化则无关。中国人在交流时并不是完全依赖于语言本身,说话者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内心思想,需要听话者具备相同的文化背景知识才能理解言语的真实含义。美国人交流时习惯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注重话语的真实性。因而高低语境文化下,语言特色不同。广告语形式新颖创新,语言简洁精炼,其语言特色深受所处国家的文化影响。本文以霍尔提出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为依据,阐释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手机广告语语言差异及特点。
二、高低语境文化下的手机广告语
高低语境文化下人们表达言语的方式不尽相同。广告语作为一种浓缩式的语言表达,反应并承载着文化信息,与此同时文化也为广告语发挥其功能提供了环境。中美隶属于不同的语境文化,因而广告语也各有特色。
1.高语境文化对手机广告语的影响。高语境文化下,广告语言具有内隐,含蓄的特点,其所承载的信息能否被消费者理解和接受取决于广告商和消费者是否拥有相同的历史背景及相似的思维模式。手机品牌夏新A6的广告语是:“梦幻魅力,舍我其谁”。“舍我其谁”出自于《孟子·公孙丑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其底蕴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切合了手机的品牌理念,通过典故向广大的消费者传递手机质量与功能都是值得信赖与保障的。再如中国联通的广告语:“情系中国结,联通四海心”中国结富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契合了中国联通的经营理念。中国联通将致力于为广大用户服务,与千万用户心连心。高语境文化下的广告语,语言委婉含蓄,总是竭尽全力赋予产品文化内涵,强调产品的文化背景,旨在引起消费者共鸣,激励消费者将自身的文化背景与广告语相结合,深刻地理解广告语中的隐含信息。
2.低语境文化对手机广告语的影响。低语境文化中的广告语语言直白,没有暗藏的典故和隐喻,详细地描述产品功能和特点。如“Intelligence everywhere”是摩托罗拉手机的广告语,它所传达的信息是手机的性能质量好,随时随地传递信息。苹果6手机广告“bigger than bigger”广告语使用比较级than,清楚明确的告诉广大的消费者此款手机的性能,质量各方面都优于之前产品。低语境文化中的广告语外显明了,清楚明确的向消费者提供产品信息,详尽阐述产品优势及新颖独特之处,避免模糊不清的表达,避免消费者产生不确定的产品信息。
三、总结
文化工业理论生成的历史语境 篇6
这些文章中与历史语境相关的较有代表性的是赵勇的《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生成语境》一文, 指出构成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逻辑的前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模式, 法西斯主义带给‘社会研究所’成员的痛苦记忆以及20世纪30~60年代美国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局面”, 并且强调是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之下,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呈现出强烈的批判色彩。这篇文章对笔者的思考很有指导意义, 也有很多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也正是对这篇文章的阅读, 发现作者写到美国大众文化时说:“这样一种欣欣向荣的文化景象对于这群有着贵族文化背景且长期与高雅文化耳鬓厮磨的法兰克福人来说却是完全陌生的。”而笔者在查找史料的时候发现德国魏玛时期也存在着大众文化形态, 所以这种说法是不太准确的。那么为什么阿多诺不批判这个时候德国出现的大众文化, 而要在十多年后批判美国的大众文化呢?
法西斯专政的刺激
德国法西斯专政的出现可以说是魏玛时期大众文化与美国大众文化两个时间点之间对阿多诺、霍克海默等法兰克福人产生最大影响的事件。德国出现法西斯专政之前, 有3个重要的时间点:
1. 战前。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是一个高度工业化并且初具帝国主义特征的国家。19世纪末, 德国的工业化进入第三个高潮, 国家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2. 战后。
一战后的德国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美国。战争的失败使德国内外交困, 背负了沉重的赔偿负担。软弱的魏玛政府又无力改善这种混乱的局面, 这些因素使国家的经济逐渐衰退。而1924年美国的“道威斯计划”使德国社会在美国模式的引导下逐渐向自由化的方向发展。随着美元的大量流入, 美国资本在德国工业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美国的生产方式, 如标准化、合理化、规模化生产等也为德国企业所接受。随之发生改变的还有德国的社会结构、文化。
3.1929年经济危机。
1929年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激化了德国国内的社会矛盾, 魏玛政府垮台, 希特勒开始宣传他的法西斯主义政权。
回顾法西斯专政之前的德国我们可以发现, 德国经历了经济技术高度发达的阶段, 媒介技术的发展和美国生产方式的影响促成了魏玛时期的大众文化的繁荣, 而面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候, 德国却选择了法西斯的道路。
德国法西斯具有其特点, 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全民参与。在20世纪30~40年代, 整个德意志民族都卷入了纳粹的战争, 导致了德国和人类文明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
“法西斯主义在任何国家内都没有在数量和质量上获得像在德国这样的群众基础:这种基础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这里那么广泛、那么活跃、那么狂热”, 而且“没有任何一个法西斯制度在实行恐怖和灭绝方面达到德国这样的程度”。被失业、贫困以及强国梦想蒙住了双眼的德国人民对法西斯政权的拥护、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让德国这个过去以理性著称于世的国家变成一个疯狂、野蛮的人间地狱。
阿多诺、霍克海默等法兰克福学派主要理论家都有犹太血统。在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专家马丁·杰所写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宗师:阿道尔诺》一书中, 将犹太血统作为阿多诺思想形成的五个力场中的一支进行了分析, 认为他的犹太情感是“虽然微弱却很明显的”。法西斯政权之前的阿多诺对自己的犹太血统并没有很强烈的感情, 甚至还在“短时间中并不认真地接受过他母亲的天主教”。但在他从纳粹德国流亡出来, 德国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直到惨绝人寰的奥斯威辛大屠杀的发生, 这些深深地刺激了阿多诺, 唤醒了他的犹太情感。
一方面, 现实的黑暗残酷让阿多诺非常痛苦, 另一方面, 犹太人的救世信仰召唤着阿多诺, 面对德国民众集体追随法西斯主义, 他又希望能够唤醒民众。他在1951年发表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对毁掉了的人生的思索》中这样写道:
在绝望面前, 唯一可以尽责履行的哲学就是, 站在教赎的立场上, 按照它们自己将会呈现的那种样子去沉思一切事物。知识唯有通过救赎来照亮世界:除此之外的都是纯粹的技术与重建。必须形成这样的洞察力, 置换或疏远这个世界, 揭示出它的裂缝、它的扭曲和贫乏, 就像它有朝一日将在救世主的祥光中所呈现出的那样。
这段回顾式的话语或许正是当时他的心情写照吧。
以上这些因素的合力, 促成了研究所多年不懈追问的一个核心问题:启蒙突破了神学的束缚, 带来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等社会条件, 为什么随着技术的发展, 人却走向了理性的反面, 而不是启蒙时预想的达成了人的全面发展。
罗斯福炉边谈话
1937年6月, 阿多诺应霍克海默的邀请, 在纽约作了短暂访问之后, 于次年2月, 正式来到二战爆发前夕的美国。
这个国家经过罗斯福两届连任的治理, 从表面上来看已经恢复了经济危机之前的繁荣。但是经历过大萧条的人们仍然是神经过敏的, 他们从电影、广播中逃避现实, 寻求安慰。而其中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可以说是人们心目中大萧条时期阴霾天空下的一道阳光。在他任期的12年中, 共发表了30次炉边谈话, 涉及从国家事务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美国的经济复苏和政治稳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炉边谈话与希特勒运用广播的本质相同。而同样善于运用广播媒介的还有一个人———正在德国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希特勒。希特勒上台第三天, 就在电台发布《告德意志国民书》, 声称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 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 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随后一直到二战时期, 希特勒发表了大量富有煽动性的演讲, 每逢纳粹集会, 这些咆哮般的演讲就会通过电台播放出来。且不论罗斯福与希特勒讲话内容的正义与否, 仅从本质上来看, 都包含了这样几个要素———主体:权力机构;客体:民众;介质:广播, 并都希望传递的信息能够影响民众的相关认知。“在官方广播中, 人们从公共生活那里形成的所有自发性都受到了控制, 都受到了训练有素的监听者、视听领域的竞争者以及各种经过专家筛选的官方广播节目的影响。”阿多诺的这段论述表明揭开炉边谈话温暖的面纱之后, 看到的是权力机构用技术的手段来实现对人的控制。
炉边谈话显示了媒介技术与人们日常生活的亲密度。以炉边谈话这样一个事件, 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美国社会媒介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美国学者指出:
在整个30年代, 几乎没有什么比新闻影片、画报、广播节目以及好莱坞电影更能影响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了, 对于知识界及一般公众而言, 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是无孔不入, 无法回避的, 不管电台播放些什么, 不管电影公司放映些什么, 数以百万计的人每天晚上听无线电, 每星期看两场电影, 已养成习惯。甚至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也日益取决于《生活》杂志和《时代的进展》节目中卢斯的观点;人们认为恰当的举止也要以电台或银幕明星为典范。除了这些明显现象外, 传播工具还有更微妙的作用:利用无线电广播室的政府好像亲切地来到了每个家庭的炉火边, 从而取得了人们对新政各项政策的支持。新闻纪录片的技巧和电影对白一下子闯进了文学领域, 连小说家似乎都在不知不觉中承认, 如果他的技艺不能适应大众文化新时尚, 便无法生存下去。
这一时期, 电影成了美国的重要工业之一。1939年, 它的收入达7亿美元, 相当于每户人家要付出25美元。收音机也得到了普及。在1930年至1932年之间, 有400万家庭买了收音机;到1939年, 80%的家庭都有一台收音机, 平均每天要收听4小时。同时, 电视也已经出现。1938年, 电视机已经可以在百货公司买到。第二年, 电视机的制造商已有十几家, 以至于联邦通讯委员会开始插手, 以便使设备标准化。
这些描述和数据告诉我们20世纪30年代末的美国大众文化随着媒介技术的高度发展进入了千家万户, 进入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阿多诺同样也看到了这一点, 看到了大众文化的普遍性和对人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作用。
由于阿多诺是在对启蒙理性的追问基础上来思考文化工业的, 所以他看待美国大众文化时总带着一种忧虑与批判的眼光。或者说这一时期的美国大众文化现象只是阿多诺的一个研究标本, 他是带着对法西斯德国丧失理性的追问来研究美国大众文化的。而这种被视作一种意识形态控制方式的大众文化进入了全美人民的日常生活, 便不能不让阿多诺担忧和焦虑。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 法西斯政权唤醒了阿多诺的犹太意识, 使研究所确定了他们要追问的核心问题, 并在此问题的指导下展开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批判。从中我得到下面两点结论:
1.文化工业批判是对启蒙理性批判的延伸。
阿多诺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是在法西斯政权上台, 流亡到美国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像上面所分析的那样, 德国法西斯的政权促使研究所成员思考为什么启蒙的发展使启蒙倒退回了神话;为什么科学技术的发展却没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反而走向了人性的反面。这些思考引导研究所对启蒙理性进行批判。而将文化工业批判的对象大众文化进行抽象, 也就是技术在权力的利用下对人的一些影响的讨论, 因此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对启蒙理性的批判。
但是文化工业批判又并不等同于启蒙理性批判, 因为它是对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标本进行分析, 那么就必然有这个标本本身具有的特性。所以我认为文化工业批判是对启蒙理性批判的延伸。因此我们也要认识到, 阿多诺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批判其实都是根源于对德国法西斯专政的思考, 而不仅仅是对美国社会的思考。
2. 文化工业理论最终的目的是指向人的发展和解放。
从学理上来讲, “批判理论就是希望通过事实或显示的批判与否定, 来唤醒或转变群众的意识, 也就是希望社会理论家的分析、诊断能被群众所取用, 以破除他们的错误意识, 从而唤起群众自发性的行动来改革社会现状, 迈向合理的社会秩序”。批判理论不同于实证社会理论的一个地方在于它并不着力于描述社会现实是什么, 而是着力于批判之中建构理想中的社会应该是怎么样的。并且通过这种批判来唤醒民众的意识, 希望避免所批判对象被民众接受而导致人的退化。同样地, 作为批判理论的文化工业理论的目的也并不在于否定大众文化, 或者说不在于批判大众文化本身, 而在于批判这种权利主体通过技术对人的控制, 并借由这种批判来唤醒民众的意识, 所以说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最终的目的是唤醒人们的意识。
摘要：本文通过对阿多诺提出文化工业理论的历史语境进行考察, 发现德国魏玛时期也曾出现过美国大众文化的形态。在对阿多诺批判美国大众文化的追问中, 发现文化工业理论根源于理论家对德国法西斯社会的思考, 是对启蒙理性批判的延伸。
关键词：文化工业,历史语境,启蒙理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 (著) , 渠敬东、曹卫东 (译) :《启蒙辩证法》,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2].尤战生:《流行的代价——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3].赵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4].傅永军:《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
[5].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的宗师:阿道尔诺》,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