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境意义

文化语境意义（共10篇）

文化语境意义 篇1

摘要：文化语境线索对翻译过程中词汇意义的选择有重要影响, 它有助于意义的提取, 使翻译中意义的表达更加清楚明白。本文以价值观念、成语典故、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四个方面为例, 说明文化语境线索对翻译中词汇意义选择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文化语境,翻译,意义选择

1. 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不同文化中的人们表达相同的意义时所使用的词汇也不完全相同, 也就是说文化对词汇意义有很大的影响。词本无义, 义随人生, 词汇的意义是由生活在一定文化环境中的人赋予的。处于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由于生产、生活、交流信息等的需要给予了词汇不同的意义, 而这些词汇的意义通常与他们生活的文化环境相联系, 所以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可能会有不同的意义。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一定要注意文化语境对词汇意义的影响, 选择最合适的词语。

2. 语境和文化语境

近年来, 对语境有着各种不同的界定:人类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 把“语境”划分为“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英国语言学家弗斯 (Firth) 对“语境”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韩礼德 (Halliday) 提出了“语域” (register) 的概念;我国著名修辞学家王德春教授说:“什么叫语境呢?语境就是时间、地点、场合、对象等客观因素和使用语言的人、身份、思想、性格、职业、修养、处境、心情等主观因素所构成的使用语言的环境。”语境对翻译过程中词汇意义的选择和提取有很重要的影响作用, 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如果忽略对语境的考虑就可能会造成对源语所表达意思的理解不充分, 使译文不准确。

什么是文化语境?马林诺夫斯基认为, 文化语境是指某一言语社团特定的社会规范和习俗。黄国文 (2001:124) 给文化语境下了这样的定义:“每个言语社团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社会规约、思维方式、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这种反映特定言语社团特定的方式和因素构成了所说的‘文化语境’。”

在语言使用研究方面, 社会语言学家首先提出了语境线索 (contextualization cues) 的概念。Gumperz (1982) 指出, “粗略地说, 语境线索是语言形式的任何特征, 它有助于标示语境预设” (转引自任绍增, 2003:251-257) 。文化语境包涵了人们生活中的很多方面, 语言使用过程中所涉及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风俗习惯文化、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历史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这些文化语境都可以成为文化语境线索影响着翻译过程中意义的选择。

3. 翻译和文化语境

当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进行交流时, 不仅是语言的翻译, 还是文化的一种翻译。不同的译者对翻译有不同的定义, 奈达认为“翻译是不同语言文化间的交际活动, 译文的语义最终取决于听者或读者以自己所处的文化语境为导向而对文本的理解” (Nida, 1993) 。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 (张培基, 1983) 。翻译活动是一种跨文化的创作活动, 起着传播文化、交流思想的作用。要想做到在翻译过程中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思, 就要求译者不但具备扎实的语言基础, 还要对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有深刻的了解。例如:在中国人心中“猫头鹰”是不吉利、死亡的象征, 而西方人则认为猫头鹰是智慧的象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蝙蝠”往往被看作福禄的象征, 而西方人则把“蝙蝠”和邪恶、黑暗、吸血鬼等联系到一起, 相同的词语却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

文化语境对译者理解源语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也为译者在译语中找寻恰当的意义奠定基础。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一定要紧密联系文化, 选择出最恰当的词汇来表达源语意思, 忠实地传达原文的信息。文化语境对于翻译中词汇意义的选择起着限定性的作用, 文化语境有利于词义的推断, 使翻译中词义提取更加明确。

4. 文化语境与意义选择

苏姗·巴斯内特 (Susan Bassnett) 曾把语言比喻为文化有机体中的心脏。她说:“如同在做心脏手术时人们不能忽略心脏以外的身体其他部分一样, 我们在翻译时也不能冒险将翻译的语言内容和文化分开来处理。” (转引自包惠南等, 2004:9) 因此, 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 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沟通。在翻译中, 译者要尽量避免在两种语言中盲目寻找词语表面指称意义相同的、看似对应的词语来互译, 这容易造成源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与译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的不一致。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 文化语境对翻译词汇意义的选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下将从价值观念、成语典故、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四方面为例说明文化语境对翻译中意义选择的影响。

4.1 价值观念与意义选择

人们的价值观念是对文化的一种反映和表现, 来自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 他们的价值观念也存在差异。

如英语中的“individualism”与汉语中的“个人主义”从字面的指称意义来看, 可以说没有什么差别。而事实上, 这两个词语所包涵的文化内涵却相差很大。在中国, 人们崇尚集体主义、一心为公的精神, 正是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影响下, “个人主义”在汉语中是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词汇;在西方, 人们重视个性的发展, 把“个人主义”视为实现个人自我价值的积极表现形式, 因此“个人主义”是“积极进取”的同义语。下面的句子就不能按照字面的意思直译。

(卢嘉川) “但是, 你这些想法和作法, 恐怕还是为了你个人吧?”

道静蓦地站了起来:“你说我是个人主义者?” (杨沫:《青春之歌》)

(Lu Jiachuan) “Are you sure your thoughts and wishes aren’t determined by personal considerations?”he asked.

Daojing sprang to her feet, “Do you mean that I’m an individualist?”

如果按照这种译法, 西方的读者就会对源语所要表达的意思产生误解。根据文化语境, 考虑到价值观念对词语意义的影响, 把上面的“个人主义”翻译成“egoist” (自私自利者) 更为贴切。这种翻译中的词语的选择正是利用了“个人主义”和“individualism”提供的文化语境线索, 这一语境线索激活了译者对词汇意义的选择。

由于受到不同价值观念的影响, 中西方人们对相同事物所产生的联想意义也是不同的。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红色”象征喜庆、吉祥, 而在西方“红色”会让他们想到暴力、流血。正是这些差异要求译者在翻译中结合文化语境, 采取适当的翻译技巧, 在译语中选择不但具有相同字面指称意义, 而且能够准确表达源语文化内涵的词语。

4.2 成语典故与意义选择

因为人们生活的环境、思维、感情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和共同之处, 所以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成语典故有时也几乎是对应的。

如:“混水摸鱼”译为fish in troubled waters;“一箭双雕”译为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在翻译诸如此类的成语典故时就可以用直译的方法, 文化语境对意义没有严格的制约作用。但是, 有些成语典故和其产生的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可以说脱离了文化语境, 读者根本就不知所云。

汉语中的“画蛇添足”、“叶公好龙”、“项庄舞剑”、“拔苗助长”等很多成语典故如果直译成英语, 西方的读者将无法理解。如果将“画蛇添足”译为paint the snake with feet, 当西方读者读到这样的句子时, 就会觉得一片茫然。为了处理这一矛盾, 译者就要灵活处理, 以文化语境线索为切入点, 找出在文化内涵上与该成语表达意义相一致的意义。在西方人的心中, 百合 (lily) 是纯洁、高雅的象征。假如给百合涂上颜色, 那么无疑就是画蛇添足, 多此一举, 所以“画蛇添足”最恰当的译法就是paint the lily。同样, 英语中的成语典故如:crocodile tears, Gordian Knot, Achilles’heel, meet one’s Waterloo, 如果忽略文化语境, 中国读者就不能理解它所表达的意思。为了更好地让译语读者理解源语信息, 译者可以利用文化语境, 在汉语中找到与其内涵意义相同的成语, 如我们可以用“猫哭耗子———假慈悲”来翻译crocodile tears。

利用文化语境来选择意义, 不但可以忠实地表达原文意思, 而且可以把译语的文化内涵更形象地传达给读者。由此可见, 文化语境可以使翻译过程中意义的选择更准确, 让译者和读者更加深刻地了解语言要传达的信息。

4.3 宗教信仰与意义选择

宗教信仰, 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 是一种普遍现象, 几乎存在于每个国家。中国的传统宗教文化是佛教, 由于人们长期受到宗教文化的耳濡目染, 因此, 语言中就出现了很多与宗教文化有关的词语。

例如:“不看僧面看佛面”、“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和尚打伞, 无法无天”、“借花献佛”、“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西方人信仰基督教, 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My God!”、“God bless you!”。除此之外还有大量与God有关的表达:“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God speed you!”;“God sends meat and the devil sends cook.”;“When God would destroy a man he first makes him mad.”。

下面是四位翻译大家对《红楼梦》第一回中《好了歌》第一句:“世人都晓神仙好”的不同译文:E·赫德森的译文是“to train for a saint we know is best”;霍克斯的译文是“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王际真译为“We all envy the immortals be cause they are free.”;杨益宪译的译文是“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白靖宇, 2000:113-118) 对上面四种不同译文进行观察, 我们可以发现, 前两位译者分别把“神仙”译成了“saint”和“salvation”, 后两位中国的译者就翻译成了“immortals”。原文中“神仙”本是道教的概念, 是对能够长生不老之人的称呼。由于前两位译者是受到基督教传统影响的西方人, 这种文化语境线索就为他们翻译中选择“saint”和“salvation”起到了激活作用, 所以就将带有道教概念的“神仙”一词转化为带有基督教概念的“saint”和“salvation”。英国翻译家大卫·霍克斯 (David Hawkes) 在翻译《红楼梦》 (The Story of the Stone) 第六回刘姥姥说的“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这句话时, 把它译成“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他把道教中的“天”转化翻译成“God”也是同样的道理。

4.4 民族心理与意义选择

民族心理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衍变发展过程中, 在民族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 (包惠南, 2001:19-20) 。不同的民族文化必然导致不同的民族心理, 在翻译过程中民族心理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翻译中词汇意义的选择。

长期以来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 中国向来以谦虚为美德。在语言表达中总是以贬低自己的方式来达到赞美别人的目的, 对于别人对自己的赞扬也经常回答说“哪里, 还要继续努力。”“过奖了!”“不, 不, 没有您说得那么好。”, 这些都表明了中国自谦的民族心理。

正是这种自谦的民族心理, 于是汉语中出现了很多英语中没有的自谦词汇:“敝人”、“小人”、“下官”、“小民”、“草民”、“民妇”、“愚生”、“小的”、“贫道”、“贫生”、“奴家”、“贱内”、“小女”、“犬子”、“寒舍”。在西方社会中, 人们强调自我价值, 没有汉语中诸如此类的谦语词。他们对于别人的称赞会欣然接受, 往往以“Thank you!”“I am very glad to hear that.”等表示感谢的话来回答。

面对两种不同的民族心理,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根据文化语境线索, 寻找适合各自民族心理的词汇在源语和译文之间进行转换。

如:贾珍感谢不尽, 说:“侍服满, 亲带小犬到府叩谢。”于是作别。 (曹雪芹《红楼梦》) 杨益宪、戴乃迭将此句译为:

Chia Chen thanked him warmly and promised, “When the mourning is over I shall bring my worthless son to your honorable mansion to kowtow his thanks.”And so they parted.

在此处的翻译中, 译者就是受到中国这种自谦民族心理线索的暗示, 所以在选择词语时用了“worthless son”和“honorable mansion”。然而相同的原文, 如果让西方译者来译, 按照他们的民族心理特征, 他们可能就会将“小犬”和“府”直译为“my son”和“your house”。

5. 结语

语言作为文化的产物和载体, 有着独特的文化特色和内涵, 而翻译就是担负着在语言和文化中进行转换。在翻译中, 译者首先要对源语的文化符号进行解码, 然后用译语中的文化信息将源语中的信息重新进行编码 (Susan Bassnett, 2004:23) 。在此过程中, 文化语境线索潜移默化地指导着译者对词汇意义的提取和选择, 使意义的选择更加明确。

参考文献

[1]Eugene A.Nida.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2]Susan Bassnett.Translation Studies (Third Edition)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3]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4]包惠南, 包昂.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04.

[5]白靖宇.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6]方利红.文化语境下的英汉习语翻译[J].洛阳大学学报, 2007, (1) :68-71.

[7]黄国文.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8]任绍增.词汇语境线索与语篇理解[J].外语教学与研究 (外国语文双月刊) , 2003, (4) :251-257.

[9]王金娟.文化语境与翻译[J].上海翻译, 2006, (2) :52-54.

[10]吴军赞.从文化语境的角度看英汉习语翻译[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6, (5) :126-129.

[11]张培基.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3.

语境：文本智读的意义起点 篇2

一、儿童语境——养护奇妙的“发现”

老子认为，最有智慧的圣人的心灵状态宛若儿童。儿童自有儿童的生活，需要我们去尊重，去珍视，去养护；儿童自有儿童的韵律，需要我们去聆听，去感受，去欣赏；儿童自有儿童的世界，需要我们去等待，去发现，去认同。一位教师教学《少年王冕》一课的第五自然段的“景色描写”部分，先引导学生伴着优美的音乐自由诵读，然后请学生谈谈读完这段文字后的感受，有的说：“这里的景色真是太美了，让我陶醉！”老师点头赞许。有的说：“这是一幅优美的图画呀，自然的气息扑面而来，要是生活在这样的图画中该有多好啊！”老师面露喜色，立刻夸赞学生的感受深刻……可突然有一学生没有举手，便冒出一句“我看到这美景中的荷花，就像看到了我自己”。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老师的脸随即沉了下来，狠狠地说：“胡说什么！异想天开！不切实际！”这位学生的脸顿时就红了，立刻低下了头，再也不敢出声了。

细细想来，这个孩子的感悟是多么精彩，他入情入境，是真的读进去了，他完全将自己当成了王冕，走进了王冕的心灵世界，也真正读懂了王冕。可是这位老师并没有尊重孩子的精神世界，自然就不会用心聆听孩子话语背后隐藏的精神意蕴，一个足以让人惊喜的“发现”就这样被扼杀了。倘若老师心中装着儿童，静心聆听，欣赏这份独特而珍贵的“发现”，引导孩子具体谈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接下来再回到王冕这个主人公的人物形象上来深入体悟，课堂一定会因为“顺应孩子的天性”而流淌灵动的气息，焕发生命的活力。

二、文本语境——观照圆融的“整体”

文本语境是指由语言材料构成的影响或约束言语交际主体、交际行为的言语环境。它决定写作者在语音、词汇、语法、语义等方面的选用，包括语言的内容和表达形式。用语用学的视角来审察，语境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可以促进言说者（包括说和写）依据具体的环境选择适切的话语形式和话语内容；二是可以帮助受话者（包括听和读）根据具体情境准确理解言说者的真正意图。因此，在阅读教学中，品悟具体的字词句篇等典型的言语现象，要着眼于整体，“观上下，审左右”， 瞻前顾后，上下串联，通盘考虑上下文的整体语境。

《麋鹿》一课介绍了我国珍稀动物麋鹿的外形特点、生活习性和传奇经历，平实的说明中透出几分浓浓的情趣。其中，较多的笔墨泼洒在“传奇经历”上。教学时，我先引导学生品赏第一自然段在表达上的妙处，学生的基本观点有两个：第一，描写得很美，能吸引人们的阅读兴趣；第二，点出了麋鹿的生活环境，静谧，悠闲，让人舒服。学生之所以没有感受到作者匠心独运的描写是为了“映衬麋鹿的神秘，凸显麋鹿的传奇”，是因为他们没有关注文本的上下文语境，没有将第一自然段置放于全文的语境之中考量。于是，我又启发学生联系外形特点、生活习性和传奇经历这三部分中的具体语句去揣摩第一自然段的精妙，学生很快就发现作者描写外形特点时强调了“更增添了它的神秘色彩”，用巨大篇幅描述麋鹿的传奇经历……联系了文本的整体语境，再去品读具体的语言文字，很自然地就能感悟到第一自然段的描写是在有意营造一份神秘的氛围，为全文的表达定下“神秘”的基调。接下来的教学，再充分利用文本语境的整体功能强化写法的习得：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呢？从而让学生水到渠成地领悟到：材料的选择、感情的表达，必须依据所写的内容来精心确定。这样的教学，正是基于文本的整体语境，引导学生的阅读心理经历了“读进去——跳出来”的高级活动。

三、作者语境——探寻真我的“心灵”

写作，是主观意志的客观投射，是作者的精神旨归、思想倾向、情感世界、客观认识、审美情趣等文化心理的生命映现。对作家本人而言，写作是一种自我生命的释放与发泄，更是一种带着浓浓的个人特点的人类情感的自然表达。反过来讲，文学作品的背后必然蕴藏着每一个作者与众不同的心思、心情、心境。萨特说：“阅读，是一种被引导的创造。”这句话强调了读者在解读过程中的个性和主体创造性的发挥，同时也没有抹杀文本的内在价值取向对读者的“引导”作用。语文教学，是学生、教师、作者之间的一场私人约会，缺失了任何一方，阅读活动都不可能有力地推进，都不可能甜蜜地完成。

课文《我和祖父的园子》，节选自现代作家萧红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第三章第一篇。文本细腻描述了“我”幼时和祖父在园子里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生活的情景，具体而又生动地表现了“我”的好奇、贪玩和幼稚。文词表达自然洒脱，美好的童心弥散于语言文字之间。但是，这份盎然的童真童趣背后却藏着萧红辛酸苦难的一生，教学时只有将这份童年的快乐同萧红辛酸苦难的生命历程结合起来，文本的意义才能深刻地流淌进每一个孩子的心田。于是，我将萧红一生坎坷的重要经历讲给学生听，然后再引导他们谈谈对“萧红心里的快乐”的理解。文心、作者心、学生心，心心交融，心心共生，语文课堂也因此有了亮度，有了温度，有了深度，有了厚度，有了高度。

四、文化语境——映射丰厚的“意蕴”

文化，是一種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涵盖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越是经典的佳文妙作，越是烙上了浓郁的文化印记。准确而深刻地解读文本，触摸背后藏匿的精神原点，探寻背后含蓄的文化意蕴，自然离不开文化语境的烛照。任何脱离文化语境的文本解读，都有可能走向褊狭甚至错误的窘境。

刘成章的《安塞腰鼓》，是用雄浑磅礴的激情奏响的火烈豪放的诗章，是用激越的力量对旺盛生命的热情颂歌。课文多用短句来表现内容，显得铿锵激昂，同时还大量运用排比句式，一个接一个，使内容表达得更加热烈和激荡，充分表现了生命和力量喷薄而出的气势和神韵。其遣词造句如诗如画，极富音乐美、韵律美，与安塞腰鼓的动感融为一体，在内容和形式上实现了完美的统一。如何将安塞腰鼓壮阔、雄浑、激越、豪放的炽烈的情感“擂”到学生的心坎里，透过特别的表达形式去深入探寻是个重要的路径，但是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还必须将文本嵌入安塞腰鼓的文化背景之中去把握，还必须将文字置于宏阔的民族心理之中去体察：黄土高原原始浓郁的意味，中华民族古老淳朴的文艺风情，中华民族挣脱了束缚与羁绊、闭塞与保守后的欢乐和痛快、思索和追求。只有这样，学生心目中的《安塞腰鼓》才可能是完整的、深刻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琅琊路小学？摇？摇？摇责任编辑：辛铭）

文化语境意义 篇3

水族源于古代“百越”族系, 水族是生活在我国分布在云南省、江西省、贵州省、广西区的少数民族之一, 主要分布在贵州, 总人口约三十四万左右。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 现多用汉语汉文。原有“水书”, 仅巫师占卜时使用。 水族民歌按其形式可分为单歌、双歌、蔸歌、调歌、诘歌等;按其内容则可分为古歌、颂歌、生产歌、风物歌、风俗歌、酒歌、情歌等类别。“双歌”是水歌中最富有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双歌”以组为单位, 分为歌前的说白和主体的吟唱两部分。

目前贵州水族掌握着传统技艺的传承人大部分都是高龄, 贵州水族音乐文化大多都是口传心授, 而由于农耕结构发生变化, 村里的年轻人外出打工, 很少在家务农, 这就使得这一代年轻人传承水族传统音乐文化存在困难。再加上外出打工对新鲜事物的接触, 如果这一代年轻人对传统水族音乐文化没有深刻的认识和传承感, 这势必会造成水族音乐文化发展下去的障碍, 确实水族音乐文化发展的当代动力。因此对贵州水族音乐文化的过往散碎和音乐文化文献资源的全面梳理, 总结历史流变, 寻找当下贵州水族音乐文化发展方法和存在下去的价值, 具有紧迫性。

水族音乐的研究在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尚有继续深入的探索空间。目前针对于贵州水族音乐文化的研究, 主要是偏重于分析贵州水族音乐文化的本身、解析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对贵州水族音乐文化的考查, 虽然有不少研究成果, 偏重借助现有的文献资料进行源流考证。例如从古籍中和地方志中梳理线索, 研究水族音乐的起源和发展历程, 或者研究水族音乐中文化在神话传说的发展演变, 以及贵州水族音乐文化的历史追溯等等。近些年, 随着田野作业理论的完善, 学者们开始对水族音乐具有的文化、宗教、艺术性等各个方面进行探讨, 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 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迎来一个令人欣慰的高潮, 研究以时间为轴, 以全新的视角研究贵州水族音乐文化。以水族音乐文化与历史表演问题、水族音乐文化与政治联系、水族音乐文化与思想、伦理和神话综合作用产生的影响, 进行贵州水族音乐文化历史流变的分析。从其中探索当代文化发展的背景下, 贵州水族音乐文化的当代重构。明确贵州水族音乐文化的当代重构是其发展必然经历的流变。

重构贵州水族音乐文化中探究:“1.当代语境下贵州水族音乐文化的功能;2.哪些人需要这种音乐文化;3.贵州水族音乐文化得以存在下去的动力”。这也如同凤凰涅磐重新找到贵州水族音乐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音乐文化是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 贵州水族音乐文化在经历重构的阵痛后, 一定能为物质繁华而精神空虚的现代人提供精神归宿。研究视角在目前贵州水族音乐文化研究中是具有独特性的, 对贵州水族音乐文化研究的方法和视角具有丰富作用。

当下贵州水族音乐文化的重构应根据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实际方向, 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历史趋势, 重新塑造我们贵州水族音乐文化的形象, 来表现现代社会文化体系的价值观, 以培养、塑造符合现代中国音乐文化精神的现代贵州水族音乐文化, 使贵州水族音乐文化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现代贵州水族音乐文化。这就需要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去思考和探究。贵州水族音乐文化当代重构对促进社会和谐的价值研究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理论和实践思考和探究。这对于树立贵州水族音乐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 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对贵州水族音乐文化的当代发展就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视角

音乐的流变是民族音乐产生的力量, 没有流变就无法形成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 所以流变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对贵州水族音乐文化历史流变进行分析, 在分析中探讨流变的原因, 分析流变的形式种类, 在流变的不同现象中思考贵州水族音乐文化的当代重构。贵州水族音乐文化是历史的见证、是珍贵的、是具有重要价值的音乐文化资源, 重构探究要铭记, 把贵州水族音乐文化作为资源开发时, 不可以经济资源大过精神的文化资源。

确立研究视角:现代社会生产力、科学、科技、生产力的发展;文化思潮、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巨变。要求贵州水族音乐文化结合当代进行重构, 提升贵州水族音乐文化的“当代存在价值”。

贵州水族音乐文化自身具有丰富的表现力, 主要在于其有着丰厚的民族文化积淀, 但是仅仅这些是难以在现代社会中实现长久的存在, 更不要说能够展现自身的价值。一个民族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 也会时常面临文化选择的过程。贵州水族音乐文化在历史的流变中保留与摒弃是自然而然的现象。而当代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种变革是科学、科技、生产力的发展, 使得这种自然流变对传统音乐发展的推动力度, 不能够适应当代社会的需求。当代音乐文化呈现出多元、纷繁、城市化和商业化等格局;受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市场化和文化媒体化与高科技的深刻影响, 其时代环境、文化思潮、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当代条件下的贵州水族音乐文化而言, 研究历史流变, 是探讨贵州水族音乐文化的依据;探索当代贵州水族音乐文化重构是提升贵州水族音乐文化的“当代存在价值”。

通过贵州水族音乐文化的历史流变证实当代重构的必然性和可行性。研究中运用的方法是历史与逻辑, 分析与综合, 美学与批评的研究方式进行思考和评价, 避免研究中最易出现的问题:“材料描述得多, 思考评价得少”。贵州水族音乐文化历史流变研究中注重音乐乐谱与阐释、音乐与历史表演、音乐与性别、音乐与政治的梳理和研究, 注重贵州水族音乐文化“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和发展, 应该怎样去看待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究。探究:“当代语境下贵州水族音乐文化的功能, 哪些人需要这种音乐文化, 贵州水族音乐文化得以存在下去的动力”是贵州水族音乐文化内核, 重构内核提升贵州水族音乐文化的“当代使用价值”。

参考文献

[1]张胜冰, 肖青著.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艺术哲学研究[M].民族出版社, 2004 (04) .

城市文化的意蕴与语境 篇4

为了發挥文化这种“文以教化”的功能，现在人们经常谈论城市文化建设问题。但是，往往把城市文化仅限于对传统文化的概括，而且总用标语口号式的语言表达。这就提出个问题：城市文化究竟怎样开發？我以为，很重要的是要研究“文”之意蕴、“化”之语境，当在这两个方面下一番工夫。

一个城市文化的“文”之意蕴，除了在同中外城市文化的比较中汲取其合理精华外，更主要的挖掘、配置其特殊的个性文化资源。在我看来，这个个性文化资源应系统地着眼于三个维度的思考：一是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一方文化培育一方人”。传统文化是一个地域人的身份证，也是这个地域人生生不息的遗传密码。钱穆在《国史大纲》指出，对待历史与文化应存“温情与敬意”。一个城市文化的开發，必须用历史的解剖刀、辩证法的认识工具，总结出这个城市圣贤名仕、豪杰名流、传说典故、古迹胜景之中的文化瑰宝。描像出慰藉人的心灵，塑造人的气质，涵养人的德行，提升人的精神的文化元素，绘制这个城市人绵延發展的“文化基因图”。二是开發现代文化资源。“继承不泥古”。后人继承前人，但不是完全复制前人。如果认为城市文化的發掘，只是对传统文化的开發，是有片面性的。一个城市文化名片的策划，必须展示这个城市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在打造恢弘事业中创新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包括现代城市人以文字为载体的理念文化、以组织制度为载体的行为文化、以产业和产品为载体的商业文化、以建筑为载体的人文景观文化、以环境为载体的自然景观文化等。要认真提炼这方面除旧布新、雄图大展的文化因素。三是着眼未来价值追求的文化资源。《论语》中有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每个城市的世代人都有孜孜以求的价值追求，不懈地接力奋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皆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创造了具有不同历史意义的历史业绩，它生动地折射了这个城市人特有的文化驱动力。这是城市文化内涵不可或缺的元素。

再谈城市文化之“化”的语境。文化之表达要靠语言（文字也是语言，是不会發声的语言），语言是“文以教化”的工具。挖掘“文”之意蕴，概括出来的语言，应当达到雅俗共赏、公众认同、寓意深邃的境界，切忌“八股式”、口号式、干瘪的语言表达。这里，借鉴不同城市文化乃至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的表述提出城市文化语境的思路。譬如，用城市“画像”式的语言表述，听到这样的语言，使人有如临其境的亲切之感。杭州的城市文化概括为“精致和谐，大气开放”，大连的城市文化概括为“创造、创业、创世”，重庆的形象文化概括为“世界的重庆，永远的三峡”，福州的旅游文化概括为“福山福水福州游”。我们应从这些语境中受到启迪。再如，用深厚人文底蕴式的语言表达方式，这样的表达可以感悟一个城市高深的文化积淀。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它是对《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借鉴。复旦大学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校训“大工至善、大学至真”、中国政法大学的校训“厚德、明法、格物、致公”，都浓缩着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如，用哲理式的语言表达。美国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不少企业文化提出“顾客是我们的上帝，品质是上帝的要求”，“态度决定行为，行为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都是这种语言的反映，它给人大智大慧的开發将是深远的。还有，用老百姓口语式的语言表达。巴金曾给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提的校训是“嚼得草根，做得大事”，一些企业支化提出的“留意多一点，问题少一点”、“找方法才能成功，找借口只会失败”、“做好了，才算做了”，都通俗易懂，很好地引领人的行为。一个城市文化语言的表述可以择其一种方式，也可以几种方式兼而有之，倘若是后者，将是最高层次的语境了。

城市文化的意蕴与语境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只有把二者都研究好了，表达透彻了，才能滇正發挥文化引擎的巨大作用，拥抱辉煌的明天。

（张健 作者系山西运城市委党校教授）

语境与意义 篇5

然而,当我们仔细考察“语境”概念的涵义的时候,我们会清楚地看到,这个概念与“意义”概念是密不可分的:“意义”概念是理解“语境”概念的必要条件,而只有引入了语境概念,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意义概念。如果把这种关系看做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似乎又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对语境的理解需要以意义概念为前提,但没有语境概念似乎又难以形成对意义的理解。在这里,我试图把语境概念放到更大的思想背景中加以解释,由此说明,我们对语境的任何解释已经预设了我们对意义概念的理解,或者说,我们对语境的解释就是一种对意义的解释。

一什么是“语境”

根据郭贵春等人的解释,“语境”主要是指“‘情景语境’、‘文化语境’、‘社会语境’等由认识的客体与主体构成的整体”。[1]6这样的解释就把“语境”概念理解为认识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的结果。但这样的解释没有说明一个重要问题,即究竟什么是“语境”?因为在这个定义中,“语境”概念被解释为“情景语境”、“文化语境”、“社会语境”的合取项,但仍然没有说明这些语境中的“语境”究竟是什么,如同我们说“人”就是“男人”、“女人”一样。虽然不少语言学家对语境作了不同的分类,试图从功能上说明语境的意义,但似乎都没有真正给出可以得到普遍接受的“语境”概念定义。马林诺夫斯基给出的两种语境的区分也是从语境出现的范围规定了语境的外延,没有对语境的内涵给出明确的说明。

如果从为了确定意义的角度看,我们应当把“语境”概念放到意义概念之中加以定义。由此,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语境”概念定义为“一种确定意义的限度、范围和条件”。在这里有三个因素:意义、限度或范围、条件。

首先,“意义”概念是我们引入语境概念的前提。我们需要确定,“语境”概念是在20世纪20年代被提出的,但真正把这个概念引入分析哲学的话语,却是晚近的事情。早期分析哲学家对意义的解释主要基于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和概念分析,即使提及了“语境”概念,也是在这种分析背景中使用的,比如,弗雷格的“语境原则”就是对语词在句子中的意义所给出的逻辑规定,并被后来的哲学家发展为一种确定语词意义的语义学整体论。无论分析哲学家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了“语境”概念,他们对这个概念的使用都是为了确定“意义”概念。因此,可以说,“语境”概念在分析哲学家那里主要是一个语义学概念,还没有介入语言的社会功能等方面的考察。

弗雷格的“语境原则”奠定了现代分析哲学的主要基础之一,而分析哲学的特征正是以语言为对象,以澄清意义为任务。因此,如何理解语境与意义的关系就是当代语言分析哲学研究的题中之义。然而,在当代哲学的讨论中,语境概念被赋予了不同的涵义,并由此扩展了我们对意义概念的理解。从语形到语义,再到语用,从表面上看,这不过是语言研究内部的不同侧重,但从我们对语言性质的理解上看,这却反映了我们对意义的不同追问。因此,对语言意义的确定不是由某个单一的方面或因素完成的,也不是纯粹由语言自身构成的。语境概念的再次引入表明了意义确定的复杂性。

目前,对意义的语境分析已经成为哲学家们比较容易接受的分析方法。虽然这个方法由弗雷格提出,但当代哲学家对语境概念的讨论以及运用并非依然基于弗雷格的理解,而是扩展到了对意义、知识与理解之关系的讨论,特别是基于自然语言的意义模糊性和二值概念的讨论,深入到对我们使用的“确定性”一词用法的语义刻画,由此表明知识概念在其中的意义变化。

在通常的理解中,语境概念包含了三个因素:语言说出的时间、场合(包括说出的话语以及对话者)和说话者。还有的哲学家由此引入了语言的社会特征,把语言活动看做是涉及语言使用双方的社会分工。然而,这样的理解没有考量意义概念的逻辑功能,即当我们在语境中讨论意义时,我们需要确立我们使用的语言与我们所获得的关于这个语言的知识之间的逻辑联系。意义理论就是要确立这样的联系,由此表明我们是在何种意义上恰当地使用了我们的语言。这就是我这里提出的“语境”概念定义的第二个因素:限度和范围。

这里所谓的“限度”和“范围”,是指确定意义的可能性,也是我们可以对意义的确定程度。严格地说,无论是在何种涵义上,我们对语言的意义都无法得到最终的确定解释。任何一种意义解释都只能是相对确定的,而不是最终确定的;对意义的解释在确定性上只有程度上的区分,没有绝对的确定和不确定之分。换言之,确定性总是针对不同的解释目的而言的:从一种目的出发可以理解为确定的意义解释,从另一种目的看来则是不确定的。因此,这里不存在最终确定的意义解释。如此说来,我们对意义的解释就只能是在程度上的确定,而这种程度正是来自于我们对语境的理解:语境就是我们用于确定意义的限度和范围。

在《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中,达米特把掌握表达式的意义规定为五个基本原则:

1,赋予一个表达式的意义就是为说话者关于它所有的一项知识作出完全的刻画;

2,在已知世界是如何的情况下,意义决定了指称;

3,在已知原则1的情况下,属于意义的只是决定指称(语义值)所需要的东西;

4,一个复杂的表达式的意义是由其组成部分的意义复合而成的;

5,一个表达式只有在一个句子的语境中才有意义。[2]132

前三条原则规定了我们对所使用语言的理解决定了我们使用这种语言的意义,最后一条原则确立了通常理解的“语境原则”。而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恰是第四条原则,因为它不仅意味着我们需要了解复杂表达式的组成部分的意义,而且意味着我们更要了解构成复杂表达式的逻辑结构。因为我们使用的一切表达式都是复杂的,而简单的表达式只是我们对复杂表达式分析的结果。对意义的语境式讨论,就需要我们确立表达式的语义值。

根据达米特的观点,如果真是意义理论的核心概念,这种理论就必须接受任何关于一个句子如何根据其构成而被确定为真或为假的解释,而不仅是接受关于依据其句子的真而得到一个句子的成真条件的陈述。我认为,在语境论的背景下,构成表达式意义的核心部分应当是我们在特定的语境中如何解释表达式组成部分的意义,而不是这个表达式如何被运用到特定的语境之中。这就是我这里提出的“语境”概念定义的第三个因素,即“条件”。

这里所谓的“条件”是指确定意义的基本要素,“语境”就是这样的基本要素:只有确定了语境要素的存在,我们才能确定意义。或者说,如果需要确定意义,我们就必需确定语境的存在。可见,这里的“条件”不仅是必要条件,而且是充分条件。所以,语境与意义之间存在必然的逻辑关联。这种逻辑关联表现在以下方面:

A,语境为意义的关系函项:设意义M为常项,语境C为函项,M=C(xyz),其中,x,y,z分别为变项,即具体的说话者、言语活动和时间。

B,语境为意义的相关概念:如果语境是确定的,那么意义也是确定的;如果语境发生了变化,意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C,语境为意义的当下关系:意义随着语境而变化,而语境本身则一定是当下的、即时的,因此,意义也是随着当下的关系发生变化。

这种逻辑关联表现出了语境具有这样一些特征,即关系性、非实体性、当下性。关系性特征是语境的主要特征,通常把语境理解为关系实在,也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的。而非实体性则是从反面表明语境的关系性特征,因为非实体性就意味着关系性。当下性主要表明了语境理解的特征,即任何语境都是在当下发生的,而我们对语境的理解也只能根据语境发生的当下情景。语境的当下性特征也反映了意义在语境中得以确定的三个因素。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语境概念是与意义概念密切相关的,离开了意义概念就无法清楚地说明语境概念,而只有根据语境概念才能清楚地说明意义概念。

二如何理解语境

当然,要确定语境与意义的逻辑关联,仅仅从这两者的关系上讨论还不够。我们还需要确定如何理解语境概念,也就是要确定语境与其他相关概念之间的联系。在这里,我试图从四个方面讨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即语境与意义、语境与真值、语境与结构、语境与解释。

(一)语境与意义

我们在前面讨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时主要是从定义语境概念的角度出发的,没有充分考虑意义概念。我认为,我们可以从这两方面来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而这两方面又主要是从它们的不同层次上讨论的。

我们先从意义概念方面来讨论意义的层次区分。根据通常的理解,我把意义分为四个层次:文本意义、用法意义、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显然,这里的“意义”概念主要是指语言意义,没有包含非语言的意义。但如果我们承认,一切非语言的意义都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得以表达,那么,语言的意义同样可以用于解释非语言的意义。

文本意义是语言表达的形式要求,其中既包含了句法学意义上的文本,也包含了语义学意义上的文本,即我们为了追问意义而对语言与语言之外的世界所做的哲学上的讨论。应当说,文本意义是语言意义的最初形态,也是我们理解语言意义的前提。这里的文本既有书面上的语言文字,也有说出的语言话语。通常把说出的语言话语理解为单纯的言语行为,但事实上,言语行为更多强调的是行为,而不是言语本身,或者说,是把语言话语直接理解为行动。当我们把话语看做行动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强调话语的意义,而是在强调话语的作用。在意义的所有层次中,文本意义具有稳定性和独立性,因为通过对文本的句法分析,我们就可以得到文本的基本意义。当然,这样的文本意义仅仅是语言意义的最初形式,还没有构成我们理解意义的主要部分。

用法意义是语言意义的现实表现,通常被看做是语用学上的要求。然而,语用学讨论的主要是语言的实际用法,是对语言意义的一种规则性规定,即给出用法的各种说明。但这里的用法意义则更强调从确定意义的角度对语言用法的实际说明。因此,这里的用法意义只能用语言的具体用法加以示例,而不能把这些用法归类为某些确定的用法规则。我把这种用法意义理解为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用法”。与文本意义相比,用法意义显然增加了语言的使用场景,开始进入语境的层面。但对语境概念而言,这样的用法意义仍然还停留在外在的意义表达上,还没有对语言的意义给予内容性说明。

内涵意义融入了文本意义和用法意义,但把它们放到更重要的方面,这就是说话者的表达本身。内涵意义的确定并非追问说话者的心理活动内容,而是描述说话者的表达本身所传递的思想内容。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为我们理解说话者的表达如何被掌握提供了有效的方式,但没有对内涵意义作出明确要求。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线索,我们对语言表达的思想内容的理解,只能根据我们已有的对这样的表达的经验性理解,或者根据我们对这样的表达带来的当下效果。因此,内涵意义不仅以文本意义和用法意义为前提,而且结合了语言使用的具体场景,这就把意义的确定与说话者在当下使用语言的思想内容融为一体了,由此,我们真正进入了语境概念所规定的意义层面。

社会意义是语境概念的最终目的,也是前面三层意义概念的最后结果。根据前面的定义,语境概念的涵义应当是确定意义的条件和范围,而这样的条件和范围并非取决于文本的、用法的、内涵的意义,而是取决于社会的意义。社会意义的确定包含了语言的意义,也包含了非语言的意义。只有这样,语境概念才真正获得了其真实的定义。根据语境论的思路,社会意义构成了我们所要确定的意义的最后内容,也是语境论所要达到的目的。

根据以上对意义层次的区分,语境概念也存在相应的层次区分,即文本语境、用法语境、意向语境和社会语境。由于语境的存在是为了确定意义,因此,不同层次的语境也就确定了不同层次的意义。而且,由于意义是在语境中得以确定的,因此,这样的语境就不限于社会的或意向的层次,在文本的和用法的层次上,同样需要语境概念。

显然,文本语境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上下文”关系。弗雷格的“语境原则”就是指这样的语境层次。但这样的语境层次仅仅能够满足于对文本意义的确定,无法为我们提供语言的其他意义。因而,我们需要用法语境。在这个语境中,语言的不同使用场景提供了我们理解语言的具体用法的基本条件。而且,只有在这个语境中,我们才学会了如何使用语言。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实指定义”的方法。但这样的语境层次仍然无法为我们说明语言使用的真实目的,所以,我们还需要意向语境。这是一种与说话者的表达意向相关联的语境,但同时又不限于说话者的主观意向。因为这样的意向语境往往是通过说话者的言语行为表现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分析说话者的主观心理活动。在这种意义上,意向语境对确立说话者的语言表达的真实目的具有决定的作用。当然,意向语境还没有为我们提供完整的确定意义的语境概念,因为,我们对语境概念的要求更多地是为了寻求非语言的因素,希望能够通过对这些因素的了解而更好地理解语言的意义。这样,我们就需要社会语境。可以说,正是在寻求社会语境的涵义上,语境论对意义的诉求才有了哲学上的价值。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语境概念首先是与意义概念密切相关的,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使得我们讨论语境概念有了真正的意义,也是语境论所要达到的真实目的。

(二)语境与真值

作为确定意义的范围和条件,语境概念与真概念也有了密切联系,因为语义学上的真概念是作为意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尽管每一种语义理论的目标均是要明确说明一公式在某一解释之下为真是怎么一回事,但并不是每一种语义理论都会把在某一解释之下的一语句字母或别的构成公式的语义值看做只是真和假这两个语义值中的一个。”[2]31这表明,意义理论的目的是对真概念本身作出规定,而不是对在何种情况下确定某个语句为真或为假作出规定。由此,意义概念就与真概念有了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同时语境概念也与真概念有了密切联系。

我们知道,确定语句的真值是确定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谓是确定意义的目的所在。早期维也纳学派把意义问题和真的问题看做认识论的两个主要问题,由此把意义与真联系起来。其实,弗雷格早就指出,从意义到真的追问,就是科学发展的基本思路。但如何确定语句的真,却一直是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从弗雷格到塔尔斯基的真值条件语义学试图用逻辑方式给出语句的真值条件,由此说明用真值条件确定意义的基本思路。但这样的真值条件语义学也受到了不少哲学家的质疑和挑战,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早在20世纪30年代,维特根斯坦就明确指出,对真概念的任何理解都只在语言的具体用法中才能得到实现。“对命题而言,只有命题才有可能为真或为假,不过是说,我们只是对我们称为命题的东西才能断定为‘真的’和‘假的’。命题是什么,在一种意义上取决于语句的形成规则,(例如德语中的形成规则),在另一种意义上则取决于记号在语言游戏中的使用。”[3]这就明确地把对真概念的理解与我们对句子的具体使用结合起来了。

在这里,虽然维特根斯坦理解的句子的使用并非完全等同于我们所解释的语境概念,但维特根斯坦的确较早地对真值概念给出了不同于真值条件语义学的解释。这样的解释是把真值概念放到我们对句子的使用过程中,并把语言的使用看做是由规则决定的。表面上看,规则决定意义,似乎表明规则在语言的使用之先存在,而且不同的使用来自不同的规则。但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并不是这样理解的。他认为,规则并非是先于游戏存在的,而是在我们的语言游戏中得以形成的。这样,游戏并非由规则决定,而是规则在游戏中诞生。这些思想已经把语境的概念引入到了语言的使用之中,并由此确定意义和真值。

然而,如果根据语境确定句子的真值,我们似乎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难题:由于说出一个句子的语境各不相同,是否说出的这个句子本身就没有真假?应当说,每个句子的真假都是根据说出这个句子的不同语境确定的,因此,对每个句子来说,的确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为真或为假的情况。逻辑上看,对一个句子的真假断定往往是出于句子结构上的考虑,而不是根据使用句子的具体语境。但从语境的角度看,每个相同的句子在不同的语境中一定有着不同的真值。在这种意义上,语境决定了句子的真值变化。这就是一种语境论的立场,“按照这种立场,知识归因和知识否定的句子的真值条件(例如,‘S知道P’和‘S不知道P’以及类似的句子)根据它们说出的语境而不同”。[4]

由此可见,语境概念是与真值密切相关的,句子的真值是随语境发生变化的,也就是由语境确定的。根据这种语境论立场,对每个句子来说,虽然不再存在一个统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值,但在不同的语境中仍然存在真值。因此,在语境论中,真值概念并没有被完全放弃,被放弃的只是那种认为存在一种普遍真值的观念。

(三)语境与结构

谈到结构,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形式化规定,即语言中的形式分析。的确,句子的形式分析首先是对句子的结构进行分析,无论是以逻辑分析的方式还是以概念分析的方式。但是,我们这里所谈到的与语境概念有密切联系的结构概念,却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形式分析,而是涉及语境中的因素分析。

任何一个语境都是由不同的因素构成的。有些因素的存在是决定性的,可以直接影响到语境的存在方式,有些因素的存在则是非决定性的,它们的存在对语境的形成并不构成直接的影响。决定性的语境因素包括了说话者、说出的话语、说出话语的时间和地点、听话者等。这些因素可以看做直接构成了语言的话语环境,(我们这里暂时不涉及非语言的语境概念。)对这些因素的分析构成了我们理解语境概念的前提。例如,公司职员小王在除夕之夜对经理抱怨道:“加班是要给加班费的。”表面上看,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可以看做是真的。但如果当时的情形是,公司正在举行新春联谊会,而小王恰好是在扮演一个角色,对扮演另一个角色的经理说了这句话,那么,这句话就既不真也不假了。通过这样的语境分析,我们可以断定,这里的语境决定了这个句子不具有真值。所以,仅仅存在说话者和听话者,而缺少说话的场合(时间和地点),我们就无法完全断定说出的句子究竟为真还是为假。

当然,语境中也还存在一些非决定性的因素,比如,说话者与被说话者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社会地位、家庭出身、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等等。这表明,我们不能完全把语境中存在的所有因素都看做决定性的。但对这些非决定性因素的考虑,仍然是我们在讨论语境概念中的重要环节,因为决定性因素和非决定性因素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会随着具体的语境发生变化的。因此,没有对语境的各种因素的结构性分析,就无法给出一个统一的普遍适用的规则。一切都是在具体语境中加以分析。

不过,对语境的这种结构性分析,依然可以采用一些形式化的方法。例如,动态逻辑就可以告诉我们,通过交流互动,我们就可以减少在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不足的情况下犯错误的几率。在语境变化中,形式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每一个句子的各种可能的情况下出现的几率。所以,范本特姆说,“人的存在并非是孤立的”,在“信息模型中,有效的公式可以用来描述互动主体对于知识和无知的自动推理”。[5]根据范本特姆的分析,在语境中将指称赋予语言表达式的朴素的蒙塔古格式,已经通过对实际解释的更敏感的解读而得到了加强,例如,辛迪卡(Hintikka)的博弈论语义学、卡姆普(Kamp)的语篇语义学、巴维斯(Barwise)和佩里(Perry)的情景语义学。[6]由此可见,无论是结构分析还是形式分析,语境概念都充分地表明了其在语言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四)语境与解释

从结构分析和形式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所有的这些分析都是一种对语境的解释活动。换言之,语境是在解释中得到理解的。我们对语境的解释不仅还原了原初语境,而且在更大意义上重新构造了语境。如果按照语境论的分析,语境是被构造出来的,而不是描述出来的;而且,对语境的还原本身就是一种构造。

早期维也纳学派对意义的解释活动被看做是一种意义赋予活动。我们用于确定意义的语境概念,同样可以看做是一种意义赋予活动:意义是在对语境的解释中得到赋予和构造的。当然,这样的解释活动来自对语境的自然理解。

对语境的解释活动主要涉及的是推理,但这样的推理通常被看做是形式化的。实际上,在自然语言中存在的大量推理活动并非必须用形式化的方式完成,但如果我们可以用形式化的方法把自然语言中的推理加以形式规定,由此就可以推进我们对自然语言逻辑的理解。这正是当代自然语言语义学所要做的工作。抛开这种语义学使用的形式化方式本身,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的是,在语言表达中得到解释的往往是语言的表层形式,但这样的解释无法真正解开自然语言表达中存在的意义模糊性问题。所以,语义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就寄希望于根据某种推演历史对语言表达的意义问题给出更为合理的解释。而这里的“推演历史”的解释机制就是一种“语境式的”解释。

例如,当我在课堂上向学生们提出一个问题,对我的提问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A,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不知道学生们是否知道这个答案;

B,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也不知道学生们是否知道这个答案;

C,我不知道这个答案,但我知道学生们也不知道这个答案;

D,我不知道这个答案,但学生们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答案。

如果仅从我提出问题的语境中看,正确的解释应当是A。但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确保这个解释是正确的,因为我完全可能也不知道这个答案。所以,要正确解释这个语境,唯一的方法是在我提出问题后,学生们进一步地对我提出相同的问题,根据我的回答来判定我是否知道这个答案。但我的回答可能是错误的,学生们却无法判定,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这个答案。可见,对这个语境的解释需要一个历史的推演过程。

通过以上对语境的四个方面的分析,我试图表明,对语境的理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关涉到许多不同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正是在分析这些概念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我们逐渐接受了语境概念,并把它看做我们理解意义概念的关键所在。

三如何建构语境论

建构语境论是当代科学哲学家们共同努力的工作,也是语言哲学家试图寻找的建立意义理论的重要途径。从语言哲学的发展趋势看,20世纪经历了从句法学到语义学再到语用学的发展过程,语用学研究成为当今语言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语言哲学家们更多地受制于对语言本身的考察,即使是在语用学研究中,也主要考虑的是语言的使用规则等。这就大大地制约了语言哲学本身的发展,而语境论的建构则为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重要的道路。

我认为,我们对语境论的建构应当从这样三个方面加以考虑:第一,加强对概念的语义分析;第二,加强对语境的文化-历史考察;第三,加强对知识的情景分析。

首先,对概念的语义分析是语境分析的基础和前提。这里的“概念”并非专门指学科中的专属术语,而是指普遍的语词术语,也就是我们常用的名词。在自然语言中,我们最多使用的是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以及连接词、感叹词等虚词。这些词的意义往往是通过我们对它们的具体使用而变化的,其中对名词的使用是最为困扰的问题。因为,表面上,名词的意义是最容易确定的,而正是这种最确定的感觉却往往带来不确定的结果。因此,对它们进行语义分析,就是要消除这样的确定感,让不确定成为理解概念意义的前提。然而,从语义分析的角度看,语境概念的引入并非完全得到的是不确定性,相反,强调从语境的角度理解意义,正是为了得到在具体的语境下确定意义,但不是为了得到概念的最终确定的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建构语境论的目的是为了在不同的语境中确定概念可能具有的不同意义。这样的做法具有了双重作用:一方面,我们可以把概念的意义放到不同的语境中,放到对概念的不同使用中,由此确定概念的真实意义;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避免用一种超越各种具体语境的所谓最终的意义或实质意义去分析在不同语境中我们对概念的使用,坚持一切都从具体的语境出发,根据语境的变化而获得概念的具体意义。可见,语境论本身并没有给出某个具体的语境分析中概念的意义,而是提出能够形成语境分析的形式条件和规则。它所能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应当把概念分析放到语境中,或者说,我们只能用语境分析的方法处理概念的意义问题。

其次,对语境的文化-历史考察应当是语境分析中的题中之义,但是这样的考察必须建立在对语境的语言理解之上。从语境的非语言因素出发,我们也可以得到对语境的文化-历史因素的理解,但只有从语境的语言因素出发,我们才能够真正获得语境的文化-历史因素的思想内容。在这里,我们需要仔细分辨语境的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的分析,非语言的因素在确定语境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特别是在对文化的人类学研究的背景中。但必须注意到,我们这里所谓的语境论并非是在人类学意义上的,而是在哲学意义上的,或者说是在科学哲学的意义上。科学哲学所面对的固然有人类文化传统中的非语言因素,但更主要解决的问题却是与语言相关的,也就是与我们人类知识的总体相关的。所以,我们需要面对的不是或主要不是人类文化中的非语言因素,而是人类知识的语言表达。而且,所有人类文化中的非语言因素,最终都要通过语言表达才能进入人类知识的范围。

因此,最后,语境分析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具有知识内容的思想。加强对知识的情景分析,既包括了文化-历史因素的考察,也包括了对概念的语义分析。这样的情景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语境概念的知识背景和文化内涵,并使我们对语境论的构成有了核心内容。

当然,这里提出的建构语境论的三个方面,仅仅是一个初步的考虑,目的是为了使语境论真正成为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研究的重要进路。只要我们从确定意义的角度出发考虑语境概念,只要我们能够根据当代科学发展的要求不断修正我们的语境概念,我们一定能够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语境论纲领。

参考文献

[1]郭贵春,等.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2]达米特.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M].任晓明,李国山,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Wittgenstein L.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M].Trans.byAnscombe G E M.Oxford:Blackwell,1958:136.

[4]DeRose K.Contextualism:An Explanation and Defense[M]//Greco J,Sosa E.The Blackwell Guide to Epistemol-ogy,Oxford:Blackwell,1999:187.

[5]范本特姆.逻辑、信息和互动[M].刘奋荣,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99.

修辞语境的结构和意义 篇6

一修辞语境论与现代修辞哲学

现代修辞哲学是对古希腊修辞哲学思想的复兴, 同时也是对中世纪以来的欧洲修辞学的扬弃。以影响人的心灵为宗旨的古希腊原创的“劝说”修辞学具有生机勃勃的魅力, 它把以语言为中介的主体和受众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当做修辞学的研究重点内容。劝说者以智慧的思想、崇高的品格、炽热的感情、华丽的语言和庄严的态度, 来启迪听众的心智, 或激发听众的情感, 或给听众以兴趣。这些都是古希腊修辞学强调的主体对受众的关注。这种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德服人、以人为本的古希腊修辞学的特点, 是当代修辞哲学理论所复兴和倡导的基本精神。

但中世纪以来的欧洲修辞学由于受神学和近代科学的影响逐步演变成了关于主体的单纯行为, 与受众没有了直接联系, 修辞学与受众的关系越来越远, 修辞学变成为作家的心灵独白和艺术鉴赏, 修辞学被剥离的只剩下关于“辞格”和写作方法的文学理论, 修辞学在近代衰落了。而中国在20世纪初引进的西方修辞学就是这样的修辞学。虽然我国现代修辞学创建者陈望道早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修辞语境的伟大思想, 如他说:“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 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 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2], 但他的整个《修辞学发凡》的内容和性质仍然属于近代欧洲修辞学的框架范围内。

西方后现代主义为了克服现代文化思潮中占统治地位的科学主义的困境, 以及为了适应现代人类社会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和文化多元的时代发展要求, 寻找且复兴了古希腊关于“劝说”的修辞哲学思想, 并加以改造成当代修辞哲学, 即把古希腊的“单向度劝说理论”改造成人类交流、交往、沟通、对话的双向度现代修辞哲学理论。在现代修辞哲学的视角下, “修辞活动”是人类的基本存在方式, 是人类知识扩展的基本形式, 是处理人类的文化冲突、调解人们日常生活矛盾的基本手段, 人类的思想、感情、语言和行为都被看做是具有修辞的性质了。于是, 20世纪70年代之后, 西方“修辞学转向”的新思潮迅速广泛传播到整个西方文化领域, 各类修辞学运动在整个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中迅速崛起。

比较古希腊修辞学与现代修辞哲学, 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思想家强调修辞学是具有良好品格和丰富知识的劝说者, 通过语言、逻辑和心理分析技术的使用, 去说服听众, 使听众获得知识、确立信念、得到快乐和愉悦, 最终取得影响听众心灵的效果。而现代修辞学强调言说者和受众的主体平等地位, 由单向度的劝说理论转变为双向度的对话理论;关注不同层次的语言分析方法、对话中形式逻辑和论辩逻辑的不同用法和意义、对话主体的品格和情感的心理意向分析;尤其强调修辞语境的整体性研究, 即由修辞主体、受众、场合、话题、说服手段、说服目的等要素构成的一个修辞语境结构。

修辞现象普遍存在于人类的生活环境中, 人们一旦思想和使用语言, 就必然进入修辞语境中。一个具体的、现实的修辞语境是一个受限制的历史场合。但修辞语境结构比较复杂, 它具有两种结构状态, 一种是静态, 一种是动态。对于静态的结构而言, 修辞语境是一个被人们抽象概括出来的、理想的、一般的理论构成模型, 它是由相对稳定的、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要素构成:具有特定心理意向结构以及一定的目标和价值取向的主体和受体、使用具体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形式的手段、谈论有差异的话题 (主题、论题) 、谋求达成部分或全部共识的效果等。所以, 静态的修辞语境结构论是一种关于通过劝说、对话、信息交流、人际交往等方式达到影响人们心灵效果的系统的理论问题研究。这种理想化了的结构模式在性质上是一种理论抽象, 只要把它应用于一个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实践的修辞活动场合中, 就会转化为动态开放的修辞语境结构。

这就是说, 一个理论化和理想化的修辞语境, 一旦放入历史和实践的维度上, 就转变为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前者是一种要素的微观分析, 后者是一种历史的宏观把握;没有微观分析就没有了具体的内容, 没有了宏观分析就不能把握历史的局限性。两者的结合表现了修辞语境论方法的分析理性和辨证理性的结合、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

二修辞语境的结构

郭贵春教授指出, 语境论是一种主体与语境相互构造的理论, 其关键是, 主体参与到世界的构造过程中, 它“在特定时空框架中不断变化着的历史事实, 而且可变的事件本身赋有主体的目的和意图, 主体参与到了事件和语境的构造当中, 同时, 语境反过来也影响到了主体的行为, 这是一种相互促动的、关联的实在图景。”[1]这就是说, 修辞语境就是以由不同主体和受众相互作用所构造的特定修辞语境为框架, 对不同主体的思想、语言和行为进行历史解释, 也对不同受众的心理和情感进行分析, 从而跟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语言所反映的对象世界关联起来, 同时也同大众的意见、信念、知识和真理关联起来。

具体而言, 修辞语境的构成要素有: (1) 主体因素:劝说主体 (简称主体) 与接受话语的主体 (简称受众) 的关系结构。 (2) 心理意向因素:主体的动机、知识、人格魅力、情感表达能力、逻辑论证能力、价值倾向等;受体的心境、意愿、情感、性格和价值趣向等。 (3) 语言因素:语言形体、语言意义、语用效果;要求内容清晰、文辞选择适当和语用正确的修辞语言风格。 (4) 认知因素:常识思维、想象思维、科学思维、辩证思维。 (5) 对象因素:意见世界、信念世界、知识世界、理念世界。 (6) 话题和场景因素:关于过去的话题, 如法庭辩护的场景;关于现在的话题, 如仪式的场景;关于未来的话题, 如政治议事的场景。 (7) 手段因素:逻辑论证 (以理服人) 、情感论证 (以情动人) 、道德说教 (以德服人) 、语言使用的技艺 (文质彬彬) 。 (8) 目标因素:劝说或劝阻、控告或辩护、赞扬或谴责, 即主体和受众的心灵获得相互影响是修辞学的终极目标。

那么, 由各要素构成的修辞语境又是怎样的?我们可以根据柏拉图的四个世界层次和知识等级的划分理论, 以及郭贵春教授关于主体参与世界的修辞语境构造原则, 来分析复杂的修辞语境的构成情况。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世界划分为四个层次:善的理念世界、事物的知识世界、事物的现象界和人们的虚幻世界;以此相对应的知识四等级是:智慧、理智、信念和想象, 前两者合称理性, 后两者合称意见。我们依据柏拉图的这些思想, 可以把与对象世界相对应的人类思维和语言划分为四个层次:哲学思辨思维和形而上学语言、科学逻辑思维和科学规范术语、文学想象思维和诗性修辞语言、大众常识思维和大众日常语言。于是, 我们可以看出修辞语境框架下的“主体-劝说手段 (思想、情感、逻辑、语言) -语用效果-受众”的关联结构的逻辑序列: (1) 主体-常识思维-日常语言-表象世界-意见-受众; (2) 主体-想象思维-诗性语言-虚拟世界-信念-受众; (3) 主体-逻辑思维-科学语言-经验世界-知识-受众; (4) 主体-思辨思维-形而上学语言-超验世界-理念-受众。人类就是在这样的不同层次的修辞语境中进行文化交流和对话。

事实上, 亚里士多德在其老师柏拉图的修辞哲学基础上对修辞学的重大革新, 他融合了本人对众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直接引进与修辞学有关的学科众多, 主要有辩证法、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和法学。辩证法和逻辑学的引进是主要解决合乎正确逻辑思维的说服论证;语言学的引进主要是解决不同修辞语境中的不同的语言形态的使用;心理学的引进主要解决受众的心理意向分析;伦理学的引进主要解决劝说者的品格分析;政治学和法学的引进主要解决修辞学的实践应用。实际上, 由于修辞学涉及整个人类社会生活领域, 因而, 亚里士多德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 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融入修辞学的理论和实践范围。因此, 修辞语境触及整个人类活动的范围。

所以, 亚里士多德把修辞学定义扩展为“主体”在“任何给定情况”下, 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的“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 [3]8这意味着任何给定的情况下, 人类的一切语言环境, 如日常语言环境、文学语言环境、科学语言环境、哲学语言环境、政治语言环境、法律语言环境、道德语言环境等等, 都可以成为修辞语境;一切可利用的手段, 如思想的、情感的、语言的、行为的等手段, 都可以作为修辞手段;只要是人, 就要说话, 只要说话就有修辞。因而, 现代修辞哲学把修辞行为看做人类的基本存在方式, 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修辞语境结构之核心:语言

修辞学自产生之初就以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 语言在整个修辞学发展史上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在现代修辞语境理论中, 语言仍然是联系修辞语境各要素的桥梁, 语言是修辞主体和受众、思维和对象世界联系的中介环节。不同性质和层次的语言形式承载着不同的语言意义和语用效果, 由此形成了复杂的修辞语境结构:科学语言语境、形而上学语言语境、日常语言语境、伦理价值语言语境、诗化的文学语言语境等结构。在不同的修辞语境条件下, 每一种形式的语言意义都是受特定的语境条件的约束。比如, 在科学语言语境框架下, 其他非科学性质的语言就是“无意义”的;在价值语言语境框架下, 其他非价值性的语言 (如科学语言) 也是“无意义”。所以, 修辞语境的结构是有边界的, 其界限可以根据它所表达的不同世界的性质来划界。

我们对语言和逻辑的误解, 就是由于我们不了解语言的多种形态, 没有对各种不同性质的语言进行语境界限的确定。跨语境使用语言, 必然导致语言的误解和困惑;同样, 不了解不同语境中的思维的多种规则, 只用一种形式思维逻辑规则思考不同语境的对象世界 (事实世界、价值世界、感情世界、超验世界、虚拟世界等) , 必然导致对逻辑思维本质的误解和困惑。正如郭贵春教授所说:“维特根斯坦事实上已经给出过很好的回答。他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经典表述‘哲学的研究不在逻辑之中, 而且也不在我们的语言之中, 而是存在于对语言、逻辑的错误的理解之中。’”[4]因此, 修辞语境结构理论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对不同性质和形式的语言系统及其结构和表征进行分类理解, 即修辞语境的语形结构、语义结构和语用结构。所以, 殷杰教授说:“语境分析方法是语形、语义和语用分析的集合”。[5]

语形是语言符号系统的简称。可以说, 人类的语言符号是无穷的, 即使是成系统的语言符号也是多样的。那么, 修辞语境中的语言形态问题就演变成这样的两个问题:其一, 一种语言符号系统与另一种语言符号系统的本质差异 (界限) 是什么?其二, 同一个语言符号, 在形式上和表面上看是一个样子, 但为什么人们对同一个符号的意义有不同的理解?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即语言形态差异的划分标准问题。

以符号的外观为标准来划分, 就有了各种不同民族的语言形态的差异。语言符号的外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如各民族使用不同的语音符号和文字符号, 就是语形的一种边界。这种不同的民族语言形态, 一旦把人类长期发展所积累的关于世界的文化和知识, 凝结和积淀在语言符号身上, 它就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本体存在, 即海德格尔所谓的“语言是存在之家”[6]。这样, 各民族的语言形式演变成了文化积淀的、成熟的语言符号本体。这个作为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知识的记忆和积淀的各种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 成为了一切人类修辞语境形成的首要的存在条件。

从一般人类语言形式共有的内在的本质属性的标准上划分, 就有了科学语言、日常语言、诗性语言、情感语言、价值语言和哲学语言等语言形态的差别。这种划分, 可以克服民族语言形式的局限性。因为符号就是那个“声音”、那个“字形”, 异类文化的人是不知道其意义的。除非是使用这些符号的人, 才知道某个符号所承载的外部对象世界和内心思想世界的信息和意义, 以及他们自己传统文化的意义。那么, 什么是符号的内在的本质属性?实际上, 符号是不能通过自己来说明自己的, 语言形式的性质是由语言符号代表的内容的性质来决定。语言符号这个中介或载体是联系人的内心世界和外在对象世界的桥梁。这就是说, 语形的性质差异是由语义的性质差异决定的, 而语义的性质差别是由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性质决定的。简单地说, 对象世界决定语义, 语义决定语形。

这两个结论似乎是对立的:第一种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确定语言形态的差别, 得出了成熟系统的民族语言形态确定了该民族使用其语言的意义;第二种是从逻辑的角度得出相反的结论, 对象世界决定语义, 语义决定语形。对这类矛盾的解决恰恰是修辞语境结构理论的重要使命, 人类的一切问题, 包括语言问题都是一个“语境化”和“被语境化”的互动过程, 或者叫“对象化”和“被对象化”的相互作用的过程, 或者叫主体的语境化和语境的主体化的互动过程。

“语境化”是针对整体而言, “被语境化”是针对语境中的构成要素而言, “再语境化”是针对跨语境而言的。当语形确定语义时, 是一个“语义下降”的过程;当语义确定语形时, 是一个“语义上升”的过程;当出现多义时, 是一个“语义转移”过程。修辞语境的语言意义变化就是在这种语义“上升”、“下降”和“转义”的变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因而, 作为意义存在的“语言符号”, 在语境内, 受到语形边界的规范;然而, 语境是一个多要素构成的动态开放的系统, 这些要素除了“语言”这个要素外, 还包括主体的思想、情感、品格、行为等, 还包括客体 (对象世界) 的性质、状况和关系等。如上所说, 语境既不是纯粹的“背景”, 也不是系统论的客观结构, 而是一个由主体参与构造的“语境化”、“被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动态发展的过程。因而, 语境意义的稳定和变化是由内外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跨语境使用语言, 要么导致“语境重叠”, 要么导致“再语境化”, 要么导致因“语言误用”或“语言误解”陷入“语言困境”之中。所以, “多义性”分析是修辞语境结构理论的核心任务。语言的多义性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是, 人类用有限的语言符号指代无限世界的意义, 必然产生多义性。但是, 当人类语言发展成熟的时候, 发现用日常语言表达不同的世界时, 会导致“辞不达意”的困惑。修辞语境构造理论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语言语境边界的划分来解决跨越不同语言语境的符号多义性的难题, 即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谈论不同的对象世界。

修辞语境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语用学, 因为修辞语境最关注语言使用的语境和效果。利奇认为语用学就是“话语如何在情境中取得意义的研究”[7]。修辞学研究的语用理论强调, 劝说者或作者在针对不同的听者或读者, 在什么场合, 针对什么话题, 选用什么样的“用语”和“说话方式”, 才能有一个好的劝说效果。修辞学的各种知识准备都是为了那个“最后一说”的成败与否。

修辞语境理论中的语用学与语言哲学中的“语用学”的差别在于, 现代语言哲学的“语用”是为了确定“语义”而存在的。比如, 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分析, 就是用“语用”来确定日常语言在特定语境中的意义, 那个著名的原则“意义就是用法”就是一个例证。显然, 不论是逻辑经验主义的分析语言哲学, 还是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学派, 都是以“语义”为核心。不论是“语形”、“语用”还是“语境”, 都是围绕“语义”打转。但是修辞学仅仅把“语言问题”看做是“各种可资利用的劝说手段” (道德、知识、情感、逻辑说服力、行为等等) 之一。这就是语言哲学的“语用”和修辞学的“用语”的根本差别。

不同的修辞语境结构, 其语言使用的潜规则是不同的, 不同语境具有不同的游戏规则, 因而具有不同的玩法。如果跨语境规则使用语言, 必然导致错误。比如科学语言规则要求精确性, 而诗性的修辞语言规则专门要求“模糊性”;前者维护逻辑规则, 后者专务“破坏”逻辑规则;前者搞统一, 后者搞多元化;前者企求一个简单明了的单色调的世界, 后者期盼一个有着神秘感的多彩缤纷的世界。所以, 我们要努力去发现不同修辞语境结构中的不同语言使用规则, 只有了解了各种语言的潜规则, 才能发现不同修辞语境结构中的语言意义的分析方法, 才能理清语言使用的混乱。这个工作是修辞语境论的重要目的。因此, 我们必须重回以“语言”为中介的思想和存在、主体与受众的关系中来, 通过由主体参与构建的修辞语境论方法, 去实现和完成后现代文化之“修辞语境论”的本质意义:人们的认知是通过言语论辩来发展, 社会是通过语言交流来形成, 历史是语言构造的文本, 真理不过是对话的结果。所以, 修辞语境论具有普遍的一般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特征。

四意义

按照现代修辞语境构成理论, 只要人类一旦思维和言说, 就必然进入修辞语境中。然而人类思维方式和语言使用形式极其复杂, 特定的修辞语境确定了劝说语言形式和思维方式的不同选择:语言形式具有日常语言、诗化语言、科学语言和哲学语言, 相应的思维方式具有表象思维、想象思维、逻辑思维和思辨思维。这样修辞语境至少可以被划分为四种性质不同的类型, 同时也会产生四种不同类型的修辞学:日常生活的对话修辞学、文学修辞学、科学修辞学、哲学修辞学。以言辞的说服和对话手段为核心的修辞语境结构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

如果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修辞学定义相结合, 即修辞学是用“一切可资利用的手段”[3]8去“影响人的灵魂”[8], 那么, 影响灵魂的各种可资利用的手段几乎是无限的:语言、思想、逻辑、感情、行为、音乐、美术等等。例如, 奇妙的语言可以偷走我们的灵魂, 美色可以使人迷狂, 优美或忧伤的音乐可以洗涤人们心灵的污垢, 等等。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说, 修辞语境论作为方法论平台可以融入整个人类生活领域和文化知识领域。

修辞语境论作为一种科学横断的哲学方法论平台, 体现了一种整体-部分、宏观-微观、抽象-具体、一般-个别、系统-要素、历史-现实相结合的辩证分析方法。语境论在世界观和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成为构造世界的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论在修辞学研究中具体表现为, 在修辞语境的框架下, 深入分析修辞语境中的各个要素的具体情况, 并在此基础上, 整合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 通过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历史动态分析, 可以获得修辞解释、说服、交流、批判等实际目标和最佳效果。

在方法论的意义上, 主体品格和知识、受众的感情心理意向、话题的选择、语言形式的选择、语义分析方法的选用、逻辑论证方式的使用、情感论证等等, 都是受修辞语境决定的, 忽视任何因素都会影响劝说或对话的修辞效果。另外, 主体和受体的心理意向结构的不同导致“问题”的出现, 这些“问题”可表现为语言上的误解以及思想、感情和价值上的冲突。传统理性主义追求一元化的真理和价值观, 而修辞学允许多元化的价值观和多样性的理性共存。这样, 修辞语境论在多元化的前提下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途径。

参考文献

[1]郭贵春.“语境”研究纲领与科学哲学的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 2006 (5) :28.

[2]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10.

[3]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M].颜一,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8.

[4]郭贵春.语境论的魅力及其历史意义[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1 (2) :1.

[5]殷杰.语境主义世界观的特征[J].哲学研究, 2006 (5) :98.

[6]海德格尔.人, 诗意地安居[M].郜元宝, 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5:29.

[7]Leech G N.Principles of Pragmatic s[M].London:LongmanGroup Limited, 1983:10.

语境论的魅力及其历史意义 篇7

一

关于语境实在论的问题, 国际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有人明确提出过。80年代中期, 施拉格尔 (Richard H.Schlagel) 就在“Contextual realism:a meta-physical framework for modern science” (1986年) 一书中专门讨论了语境实在论问题, 但当时的科学哲学界并没有太多人关注。1992年, 英国伟大的物理学家大卫·玻姆逝世, 各地举行了不同形式的悼念活动, 剑桥大学也召开了纪念玻姆学术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 剑桥几乎所有科学哲学家都把玻姆看做是一个实在论者。当然, 对于玻姆有过各种不同批评, 尤其是他的隐变量理论受到反实在论者的攻击。这是由于, 玻姆提出的隐变量是不可观察的;而对于不可观察的对象, 历来存在激烈论争。但玻姆认为, 如果我们发现一个确定的物理测量现象, 这个测量现象绝对不会偶然出现, 在它背后一定有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一定是我们可以用隐变量来描述的。如果我们仔细研读玻姆的文献就会发现, 玻姆在论述其隐变量理论的时候, “context”和“contextually”这样的词用得非常频繁。他总是在陈述完自己的观点之后声明, 他是在“contextually”的意义上进行论述的。为什么玻姆老用“语境”这个词?科学哲学界没人去注意或试图解释这个问题。这促使我们转向语言学家们的著作, 语言学家讲“context”这个词讲得很多。事实上, 语言学家的思想对科学哲学研究很有帮助, 但又无法完全解决科学哲学里面的核心问题。为此, 一种具有前瞻性的解决方法就是把自然科学家自觉地用“context”这个概念和语言学家们对“context”的理解结合起来。如果把语言学家们的思想和哲学家以及科学家们的思想结合起来, 经过凝练和提升用到科学哲学里面去, 我们就能在科学哲学的范围内建立一种语境论的思想, 这对于整个科学哲学学科的发展非常有意义。

从国际学界到国内学界, 科学哲学家们对于“语境论”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当这个问题凸显出来以后, 我们讨论语境的问题, 有两个基点非常重要:首先, 我们不是在别的意义上, 而是在科学哲学的意义上, 即在科学哲学的边界内来谈论“语境”问题。其次, 我们是在“语境论”的基础上讨论“语境”, 也就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讨论“语境”。

在这两个基点的基础上, 我们就可以谈论语境论科学哲学的问题。首先一个问题:什么是语境?对此必须给出一个明确答案。只有先澄清什么是语境, 才能开始讨论语境论和语境分析的方法。大量资料文献显示, 有多少不同的科学哲学家, 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语境解释。我们认为, 要透过种种纷繁复杂的解释来把握语境的本质。一言以蔽之, 语境实际上是一种横断的科学哲学方法论研究的平台。

给语境下这样一个定义与语境的本质特征密切关联。语境具有如下四个基本特征:首先, 语境是实在的。无论是语境的表征形式, 还是语境的存在过程, 或者是语境的要素, 都具有实在性。其次, 语境包含多重世界。也就是说, 语境是现实世界以及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表征和可能世界以及对可能世界的表征的统一。当我们讲语境的时候, 它既可以是一个静态的独立结构, 也可以是动态的多个语境的结合, 现在有人将之称为“context set”。作为一个集合, 它是不断生成、发展、演化的一个逻辑过程。我们强调它是一个逻辑过程, 指的就是语境是多重世界的。当前, 在语言学界、特别是在计算机理论研究方面, 计算语言学和计算主义的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趋向就是二维语义分析学, 它对于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及计算机语言的发展非常重要。从二维语义学的分析出发, 可以发现多重世界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二维语义学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可能世界和真值条件的关系问题, 因此, 当我们解决可能世界和可能世界相关的真值条件的关系时, 必然涉及多重世界。再次, 语境渗透了所有科学哲学研究方法论的视角。例如, 各种各样的逻辑分析、不同层面的语言分析, 包括语形分析、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 而且还包括形形色色的背景分析, 诸如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和科学进步的等等, 都包含在语境之中。最后, 语境是可以包容所有科学哲学派别的一种研究方式。例如, 实在论的和反实在论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计算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此外, 具体到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等等, 这些不同的研究方式都可以包容入语境。

这四种特征非常鲜明。为什么反实在论和实在论都同意用语境分析的方法去开展科学哲学研究?就是因为语境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大家对它都是可以接受的。概而言之, 语境平台是一个在给定方法论边界和认识论趋向的前提下, 所有科学哲学研究的价值趋向都可以单独或共同进行讨论、交流和渗透, 并且相互促进、推动科学哲学发展的一个平台。

二

语境作为一种横断的科学哲学研究方法论平台, 其出现具有必然性。从直接的意义上讲, 是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必然结果。如果将其置于科学哲学近百年发展的大背景中看待, 它又是“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三大转向的必然结果。“语言学转向”和逻辑经验主义相关, “解释学转向”和历史主义相关, “修辞学转向”和后历史主义相关。这三大转向共同推动了科学哲学的百年发展。在这一发展历程中, 科学哲学本身出现了不容回避的三大问题:首先, 科学哲学的本质特征被不断弱化, 并且在弱化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泛文化主义的盛行。事实上, 在历史主义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后历史主义批判历史主义当中, 都在批判科学主义的同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泛文化主义倾向。其次, 各种科学哲学流派和科学哲学研究视角在相互渗透和融合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方法论上的限制, 彼此之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实质性交流。即使存在一些交流, 也只是在泛文化倾向的边缘的意义上, 而不是在本质特征上。不同学派和视角的研究由于处于不同的平台, 从而失去了对话的基础。再次, 科学哲学在走过了百年的历程之后越来越缺乏方法论研究的旗帜。方法论旗帜的丧失直接导致了科学哲学研究方法的非中心化。对于科学哲学学科而言, 这是致命的问题。如果研究方法非中心化了, 那么这个学科的存在就岌岌可危了。逻辑经验主义语义分析的旗帜非常鲜明, 后来证伪主义、范式主义、纲领分析等等也都很明显。不管这种趋向是否合理, 或存在什么问题, 起码其主张的纲领很明显。显然, 当前科学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旗帜是不鲜明的。

当然, 科学哲学近百年的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但也存在这些无法回避的问题。反过来看这些问题时, 我们要认识到:科学哲学研究的多元化, 不等于不要主流, 也不等于不要旗帜。试想, 如果一个学科没有了主流、核心、旗帜, 那么这个学科的存在就没有必要了, 多元化也就失去了意义。只有在有主流、有旗帜、有核心的情况下, 才有学科存在和发展的意义。核心旗帜的缺失反映出后历史主义时期全世界科学哲学研究整体意识的迷失。这种迷失既受到科学家的批评也受到正统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严重批评, 而科学哲学本身也受到科学社会学、历史文化学等很多方面衍生出去的观点的批评。这在世纪之交非常明显。对学科本身所产生的怀疑和质问, 尤其表现在世纪之交美国几个重要学术会议上对科学哲学的批评。这对于科学哲学学科而言是很不幸的。这个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因此, 科学哲学发展隐含的问题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科学哲学要谋求生存和发展, 就必须有一个主流的、具有主导性的方法论平台。我们要构建这样的平台, 并利用这个平台去解决问题。因此, 我们说语境论的科学哲学方法论平台的出现就是必然的了。这一平台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科学哲学遇到的这些问题。事实上, 它也确确实实在科学哲学家们求解难题的过程中出现了。

从20世纪近百年来科学哲学发展的历程看, 语境论的方法论要全力求解的核心难题到底是什么?要回答这一问题, 需要回顾历史。有谚语曰“历史你能看多远, 未来你就能走多远。”总结历史, 就是为了解决未来的问题。回顾科学哲学发展历程中的“语言学转向”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从“语言学转向”最开始要求解的难题, 即其最初始的源点上去进行新的层面上的思考, 可以看到科学哲学近百年来螺旋上升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

那么, “语言学转向”当时的根本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总结经验, 并综合一些科学哲学家们的意见和看法, 可以将“语言学转向”的目的归纳为以下三个:首先, 一方面我们要对概念系统的结构和表征进行理解, 这个目的是伴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而出现的。也就是说, 是与科学越来越远离经验世界的特征相伴而生的;另一方面, 在对哲学难题进行求解的过程中, 不可回避地涉及语词使用的模糊性和错误性, 包括对表征语法内部的错误使用等等方面。我们需要对理解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反思。这是伴随着分析哲学逻辑演算的要求出现的。我们对一个命题进行演算, 对一个结果进行证明, 如果基本概念都不清晰, 都是模糊含混的, 你怎么演算呢?没法演算。因此, 伴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使得形式体系越来越远离经验, 伴随着哲学论证逻辑演算的计算化的必然要求这两方面, “语言学转向”应运而生了。其次, 科学哲学家们意识到, 哲学最基本的方法是要对语词使用进行检验, 从而厘清概念的混乱性。这是第二个目的。这是当时排斥形而上学的要求, 即要在科学哲学研究中彻底清除形而上学, 这也是当时逻辑经验主义要做的基本工作。再次, 从人类认识的意义上来讲, 人们认识到哲学并不是人类关于实在的认识“贡献”。哲学的贡献不是人类对实在的认识, 或者说哲学的认识不是优越于或等同于科学的认识。哲学是一种富有特色的理解的形式。哲学的贡献就在于, 它是对一种富有特色的理解形式的贡献。这是从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上提出的一个要求。

可见, “语言学转向”的根本目的是要给出一种富有特色的、合理的关于理解的形式或方法。通过这种方法论的应用, 人类语词的使用和表征能够获得正确的、清晰的、一致的理解。因此, “语言学转向”的目的既不是想把逻辑的形式化和价值推向极端, 也不是想把语言的意义推到极致, 而是要给出一种理解的方法, 一种正确的、科学的理解方法。

由此出发, 纵观逻辑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后历史主义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逻辑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的那种极端化走偏了, 应该重新回归到“语言学转向”的本质意义上去。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所以我们说, 科学哲学走了近百年的历程, 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走。这就是说, 逻辑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后历史主义都在不断批判的过程中扭曲了“语言学转向”的初衷,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真正地回到它的初衷上去, 通过把握哲学发展的真正逻辑内核, 构建科学哲学的研究方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 维特根斯坦事实上已经给出过很好的回答。他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经典表述:“哲学的研究不在逻辑之中, 而且也不在我们的语言之中, 而是存在于对语言、逻辑的错误的理解之中。”这是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一个很强的批评, 其所包含的深刻哲理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21世纪的科学哲学到底怎么走?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我们回顾100年前的文献, 就会觉得我们背离了当时的初衷。我们今天强调逻辑分析, 强调语言分析, 并不是对哲学的一种偏离, 因为只有对语言和逻辑的合理使用, 才能使科学哲学的难题获得求解。因此, 语境论的研究就是要在重新拷问“语言学转向”最初始意义的基础上, 去构建一个科学哲学的理解方式或理解形式, 来求解当下科学哲学的一些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研究语境论科学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必然性要求和意义所在。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 科学哲学研究应重新回到逻辑经验主义。因此, 纵观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 就不难发现语境论的凸显是一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趋向。

三

那么, 在语境论分析方法的使用中, 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我认为, 最根本的东西就在于我们要搞清楚语境的边界以及语境的方法论意义。这是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

语境有三方面问题有待澄清。首先是语境的表现形态, 即语形洞察与结构洞察的统一。这使得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明确的语形边界, 把自然主义的和科学主义的东西都融合进去。这个边界非常重要。语境离不开语形结构, 语形结构表现了语境意义;所以, 语境的语形边界恰恰是这种统一的结果。语形边界就是语境边界的表现形态。语境边界的确定, 首先就在于语形边界的确定。一切语境都有着人类认识的局限所给定的形式边界, 并且在这个界限内去发挥语义和语用的功能, 这是思考一切科学理论解释的前提。其次就是语境的意义规定, 即语义洞察和价值洞察的统一。在任何理论表征的科学解释中, 在确定了语形边界的前提下, 相关语境的内在的系统价值趋势就必然规定了特定表征的语义边界。因为, 只要超越了这一已规定的语义边界, 也就超越了该相关语境本身, 就会导致语境的更迭或再语境化, 这使得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明确的语义边界。最后是语境的使用范围, 即语用洞察和背景洞察的统一, 它构建语用的边界。语境并不是不证自明的, 它需要解释;而解释也不是任意的, 它需要语境的约束。这就是语境的语用边界所发挥的功能。任何一个语境都是在相关的时间、空间和确定形式范围内被动态地分析的;同时, 也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分析的模型被建构的。所以, 对语用边界的确定, 是语境分析模型的方法论要求。这三个边界确定以后, 我们就能够确定语境的表现形态、意义规定和使用范围, 从而确定语境的结构及其价值边界。这样一来, 对语境问题的研究就都能够具体化了, 也避免了任何可能的歧义的产生, 方便对语境的构建和使用。

这里需要强调两点:首先, 语境的边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但并不是相对主义的。它内涵着一种绝对性和必然性。语境论最容易受到的质疑是:语境的相对性是否和库恩的范式相类似, 是相对主义的?我们认为, 二者是有区别的。其次, 语境的边界是可变化的, 但这种变化不是任意的, 也不是纯偶然的, 而是存在客观的历史必然性。这既适用于宏观的语境, 也适用于具体的、微观的语境。这里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法:语境是相对的, 但不是相对主义;它的边界是可变化的, 但不是任意变化的。由此, 从最抽象的形式表征系统到具体的测量过程 (它涉及测量主体、测量客体、测量手段、测量现象等) , 都可以通过“语义上升”和“语义下降”的方法, 获得它们之间必然的逻辑关联。

情景语境线索与翻译中的意义选择 篇8

关键词：情景语境线索,语篇理解,意义选择

1. 前言

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语言艺术工作。它涉及原语 (source language) 与译文 (target language) 两种语言及其各方面的知识, 是用另一种语言对原语所表达的内容、思想、感情、风格、神韵等的再现或再表达。情景语境是语篇的直接语境, 可以被看作是促成语篇构成的所有相关特征 (motivational relevancies) 的抽象化。翻译作为一种交际行为, 它与语篇中的语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是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交际桥梁, 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 译者必须先分析原语的语篇语境, 然后根据译语与原语之间语境的不同, 确定翻译策略, 最后形成译语语篇。译文中哪些要与原文对应, 哪些不要对应, 译者的着眼点应该是整个语篇, 而不是生硬地字句对应。

本文结合实例, 重点分析情景语境线索在语篇理解中的作用。

2. 情景语境线索

2.1 情景语境的内涵。

英国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Malinowsky (1884-1942) 最早提出了语境 (context) 的概念, 认为语言不仅传递信息 (“a mirror of reflected thought”) , 而且是一种行为方式 (“a mirror of action”) 。伦敦功能学派代表人物J.R Firth将语境发展为语内语境和语外语境。前者指语言内部一个结构成分之间的组合关系和一个系统内项目或单位之间的聚合关系;后者来自语言外部即情景语境, 包括参与者相关特征、相关物体和言语行为效果。伦敦功能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Halliday认为, 语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语场、语旨和语式。语场是指正在发生的事情, 正在发生的社会行为的性质, 即参与者所从事的活动;语旨是交际过程中参与者的性质、社会地位和角色;语式指的是语言的交际渠道以及语言所要达到的功能 (Thompson, 2000:36) 。加拿大语言学家Michael Gregory在Malinowsk和J.R.Firth等人研究的基础上, 把情景语境因素分为三种:话语范围 (field of discourse) 、话语方式 (mode of discourse) 和话语基调 (tenor of discourse) (秦秀白, 2002:14) 。它们是情景语境的三个主要的变项, 这三个变项是相互影响的。胡壮麟 (1994) 把语境分为三类:语言语境 (linguistic context) 、情景语境 (situational context) 和文化语境 (cultural context) 。在此, 情景语境指与交际有关的人物、场合和时间。

可以看出, 情景语境是指语篇赖以产生的语言环境, 如事件、场合、时间、地点、人物活动及角色关系, 语篇所反映的人物地位、身份、态度、动机, 以及社会、文化、时代、历史背景等等。情境意义不是指“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这些“表层结构”的意义, 也不是指Chomsky所说的“深层结构”的意义, 而是指“外部意义”, 即所谓的“言外之义”或“弦外之音”。把握情景语境, 有助于译文恰当地反映出原文情景语境所发挥的交际功能。情景语境包括三个变项:语场 (field) 、语旨 (tenor) 和语式 (mode) 。语场指所发生的事, 包括时间、地点、谈话话题、说话人及其他参与者所参加的整个活动;语旨指谈话参加者的身份, 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语式指语言交际的媒介或渠道, 如:是口语还是书面语, 是字符还是音符, 还包括修辞方式, 如说明、议论、描述、劝说等。

2.2 情景语境线索。

何为情景语境线索?Hymes提出了具体的对话语意义起影响作用的情景因素, 他把情景因素分为11类:1.讲话人;2.讲话的对象口、旁听者;4.话题;5.场合;6.渠道;7.语码;8.信息形式;9.事件;10.风格;11.目的。Gumperz指出, 语境线索是语言形式的任何特征, 它有助于指示语境预设 (任绍曾, 2003, (4) :251-258) 。也就是话语的内容如何理解, 上下文如何联系是依据话语的一系列表面特征或标志, 这些表面特征或标志统称为“语境化线索” (contextualization cues) 。语境化线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现出来, 如语码转换、词汇、语义概念、句法形式、语篇程式的开始、继续, 结束会话的策略, 等等, 这些都可以有相似的语境化暗示功能, 促使话语在一定的语境下产生交际效果 (谷新黎, 2004:96) 。

那么情景语境线索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是时间、地点、谈话话题、说话人, 谈话参加者的身份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语言交际的媒介或渠道, 如:是口语还是书面语, 是字符还是音符, 还包括修辞方式, 如说明、议论、描述、劝说等, 也就是情景语境包括的三个方面的具体细化。

2.3 情景语境线索的语篇功能。

情景语境中语场 (field) 、语旨 (tenor) 和语式 (mode) 三种概念框架组成“语境构型”, 语境构型决定着语篇的意义范围, 即“语域”。同一个语域内的语篇属于同一种“语言变体”, 语言变体从意义模式、语类、语篇结构等方面都有其独特的特点 (张德禄, 2003:65-67) , 即所谓的叙事、论证、说明、新闻、会话等语体, 也就是说它们的语篇程式特点必须要适合情景语境中语场、基调、方式系统选择出来的特征。语域理论在解释话语和指导写作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实际这正好涉及了翻译的理解和表达两个过程。在翻译中也可以借用语域理论来进行指导, 译者只有充分依赖原文存在的情景语境并在译文中表现出原文的语域特征, 才能实现原文和译文语域的对等。人们在一定的交际环境中使用语言, 分析情景语境是把握原文的意境、气氛的一个重要手段。分析语言现象, 不能把它与所依赖的语境脱离开来。离开一定的语境, 对语言片断断章取义, 就难以对这个语言片断的结构和意义进行准确的把握。

在各种类型的语境中, 情景语境是语篇的直接语境。也就是说, 它与语篇理解的关系最为密切, 是促进语篇理解的最直接因素 (王雪玲, 2006:124) 。情景语境具有交际功能, 它决定概念意义 (ideational meaning) 、人际意义 (interpersonal meaning) 和篇章意义 (textual meaning) 。情景语境还有制约功能和解释功能, 制约着翻译当中的意义选择, 情景语境的解释功能最明显的就表现在解释情景意义、消除歧义或含混上。

3. 情景语境线索 (situational context cue) 与意义选择

下文笔者从时间 (time) 、地点 (place) 、人物 (tenor) 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四个方面来探讨情景语境线索与翻译中意义选择之间的关系。

3.1 时间 (time) 、地点 (place) 、人物 (person) 。

时间、地点作为情景因素指的是话语所产生的时间、地点。同样一句话在不同的时间说往往会具有不同的意义。例如:“I’m busy.I’m preparing for dinner.”“dinner”指“正餐”, 既可译为“午餐”, 又可译为“晚餐”。如果说这句话的时间是上午九点左右, 则指的是“午餐”;但如果是在下午四点左右, 那很显然指的就是“晚餐”。同样, 在很多情况下, 话语的意义与特定的地点密切相关。例如:It’s time to go aboard.这句话在车站说指“该上车了”, 在码头说则指“该上船了”。话语的意义选择与人物的特征有很大关系。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一句话为例:Well, three or four months ran along.基于哈克这个十几岁的少年的这个人物特征, 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就不能太过于正式, 而必须符合哈克的人物年龄特色, 因此, 最好翻译成“三四个月混过去了”。把其中的ran along翻译成“混”这样就更能表达出原作的韵味, 哈克的形象也更能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

由此可以看出, 同样的一句话, 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场合, 不同的人物特征就有不同的语义。这种依附于具体时间、地点、人物特征的情景意义在英语中为数不少, 翻译时一定要引起重视。

3.2 人物之间的关系。

译者的任务是要传达原作者或交际双方想要表达的意图。因此, 在翻译时掌握作品中人物的知识、修养、性格与身份, 甚至说话人与受话人表情、姿势、语气和语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粗鲁的鄙夫, 他的话就不应译成文雅的, 反之, 一个高贵的小姐, 她的话就不应该译成粗俗的语言。一个人生气、愤怒与心情愉快时说话的语气截然不同。这些在翻译的时候都应该注意。本文以《苔丝》中第一章前半部分苔丝的父亲和那位年轻人说话时两人之间的几句对话为例, 探讨这个情景因素对人物对话翻译的影响和制约。

(A) “Yes, Sir John.Thank you.Anything else I can do for you, Sir John?”

“Tell them at home that I should like for supper, -well, lamb’s fry if they can get it;and if they can’t, black-pot;and if they can’t get that, well, chitterlings will do.”

“Yes, Sir John.”

(A1) “好吧, 约翰爵士。谢谢你。还有别的事要我为你效劳吗, 约翰爵士?”

“告诉我家里人, 晚饭我想吃——好吧, 要是有羊杂碎, 我就吃油煎羊杂碎;要是没有羊杂碎, 我就吃血肠;要是没有血肠, 好吧, 我就将就着吃小肠吧。”

“是, 约翰爵士。” (王忠祥等, 2006)

(A2) “是, 约翰爵士。谢谢你。还有什么别的事情我可以为你效劳吗, 约翰爵士?”

“告诉我家里人, 晚饭时我想吃——油煎羊杂碎, 假如他们能弄到的话;要是没有, 就吃香肠;如果香肠也没有, 那么小肠也行。”

“是, 约翰爵士。” (郑大民, 2001)

(B) “Boy, take up that basket!I want you to go on an errand for me.”

The lath-like stripling frowned.“Who are you, then, John Durbeyfield, to order me about and call me‘boy’?You know my name, as well as I know yours!”

(B1) “小伙子, 把那个篮子拿起来!我要你为我走一趟。”

那个像板条一样瘦长的小伙子有点不高兴:“你是什么人, 约翰·德北菲尔德, 你竟要使唤我, 叫我‘小伙子’?我们谁不认识谁呀!” (王忠祥等, 2006)

(B2) “小伙子, 把这篮子拿起来!我要你替我做件事情。”

这消瘦的少年皱起了眉头。“你是什么人哪, 约翰·德比, 居然要差使我, 还叫我‘小家伙’, 你认识我, 我也认识你!” (郑大民, 2001)

从作品中我们得知, 苔丝的父亲是个贫穷的乡村小贩, 五月下旬的一个傍晚, 一位为编写新郡志而正在考察这一带居民谱系的牧师告诉约翰·德伯:他是该地古老的武士世家德伯氏的后裔。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 使这个贫穷的乡村小贩乐得手舞足蹈, 他异想天开地要17岁的大女儿苔丝到附近一个有钱的德伯老太太那里去认“本家”, 幻想借此摆脱经济上的困境。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高贵的人, 见了对面来的年轻人就以一种命令的语气让他干这干那, 基于对话双方的这种隐含的特殊关系语境, 以及这一特殊的场景, 译者应该准确地表现出苔丝的父亲此时傲慢的态度和欣喜若狂的心情, 只有这样, 译作才能传达出原作的神韵和美感;译文读者才能通过译作确切地了解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和彼此的态度, 进而才能像原作的读者那样确切地理解原作的神韵和美感。

4. 结语

文化语境意义 篇9

一、文化全球化带来产业发展新格局

1.文化全球化的发展特征

经济的全球化推动了文化的全球化发展。世界上的一切文化，以各种方式在“融合”和“互异”的共同作用下，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互动[1] 。文化全球化作为客观的历史进程和趋势，将伴随人类长期存在，是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交织共进的过程。其本质是各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在全球范围之内，广泛而快速地交流、互动、交融，致使每个文化体的发展、变化都与全球各文化体之间密切相关的进程与趋势[1]。

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加工以及市场的形成，促进了商品、信息、人群的资源性流动，不同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也随之扩散到世界各地，推动了文化全球化的发展。经过多年的发展历程，文化全球化在应对国际市场的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特性。首先，文化全球化不是单一的某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的垄断，也不是世界上某个国家、某个民族的主要文化内涵，而是世界范围内、包含一切文化内容的统一整体，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整体性的文化特征。其次，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促进了文化群体在世界范围内的交锋，有助于形成跨越国家、地区、种族的全球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解决全球发展的共性问题。再次，文化全球化不是建立在土地、疆域划分基础上的文化融合，而是基于人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化异同。

生产的国际化、贸易的自由化、金融的一体化，是文化全球化得以发展的重要动力，文化市场化的国际趋势已成为文化全球化不可阻挡的发展潮流。科技的发展与进步，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互通有无。媒体的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成为文化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文化产业作为新兴的第三产业，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在融合第一、二产业，提升各国文化竞争力方面凸显作用。

2.文化全球化带来发达国家产业竞争优势

文化产业作为文化全球化的现代形態，已成为当今世界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重要经济领域。一是文化以产品或服务的形式渗透于经济运行中，提高了文化附加值；二是产业化的经营方式实现了人类精神文化产品的互通有无，促进了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整个发展历程，创新活力、产权保护、文化品牌等驱动力量均显示出产业的巨大优势。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积淀相比，美国并非文化资源大国，但却是重要的文化产业强国，其产值已占GDP的18%～25%。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广播节目的生产与制作。美国的电影产量只占世界电影总产量的6%～7%，但好莱坞电影却占据世界电影市场份额的90%以上[2]。英国一方面鼓励民众积极参与文化创意活动，强调个人的创造力，培育文化产业潜在市场；另一方面加快文化部门的建设与保护，提高文化的经济利用价值。据英国文化传媒与体育部发布的《文化与创意2007》报告：在1997～2007年的10年中，文化创意产业在英国GDP中的比例已达到8.5%，平均年增长率为5.3%，是整个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3]。日本是亚洲各国文化产业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动漫、游戏软件、日剧等文化产业已成长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2007年，《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出台，强化了日本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地位，2011年文化产值已经超过1.1万亿美元，占GDP比重15%，不管是文化产业规模，还是占GDP的比重都远远高于我国[4]。韩国提出了“文化内容产业”概念，逐步加大与文化产品的开发、制作、生产、销售、消费等相关服务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加强电影、游戏等文化产业内容建设。据韩国文化信息振兴院2012年发布的《2012韩国游戏白皮书》统计，2011年韩国国内游戏市场的规模增长了18.5%，达到了8.8万亿韩元，游戏出口额为23.78亿美元，比2010年增加了48.1%[5]。总之，美国的尖端技术、英国的创意政策、日韩的高速发展，都显示出文化产业发展的巨大实力，对我国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在产业规模、运行机制、技术研发、人才管理等方面都卓见成效。但作为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缺乏优势特色，存在一定差距。

1.集约化程度低

文化全球化形成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发达国家完善的产业链条直接决定了产业的高水平发展。与发达国家精细化的企业模式相比，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高度化、集约化程度较低。大多数按照传统生产工业产品的发展方式进行文化产品的打造，追求产业规模和产品数量，文化仅依托产品发挥附加价值，较少产出以文化为核心价值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产品，仍趋向于“文化工业”的发展模式。文化产业项目投资发展缺少统筹和合理规划，产业集群发展存在泡沫现象，粗放式的产业链条长期存在，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文化产业的集约化发展水平。

2.管理体制滞后

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使我国文化产业的开放性增强，管理体制也发生了一定变化，但政府与文化经营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仍不明晰。政府权力的高度集中导致文化产业市场化程度较低，资源大多集中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手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同时，整个产业发展由于缺乏成熟的产权法律法规的运用与实践，无形资产、品牌商誉的评估系统仍无法进入金融市场发挥抵押担保的效能，小微规模的文化企业正常融资受到限制。现今的金融管理体制，难以满足文化产业的“轻资产”特性，制约了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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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技含量不足

科技的高速发展，成为推动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美国、日本、韩国等文化输出国都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支撑，促进了产业的升级换代和提速发展，创造出诸多高端文化品牌。而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在影视制作、动漫技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科技含量较低，一部分文化产品还停留在对制造业提高附加值的发展水平上，没有随生产力和消费者市场需求的变化而转变生产方式，文化资源优势远没有转化为产业优势和核心价值，高新技术的研发、应用与国际水平差距较大，缺乏全球化发展的品牌影响力。

4.消费活力不够

我国文化消费同发达国家相比，动力不足，零星分散，网络化运营水平较低，整体文化消费水平还有待提高。创新能力作为文化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公众教育、意识培养和市场规范上程度较低；知识产权保护的缺位使盗版、山寨等不法行为盛行，公众仍偏爱“免费的午餐”，不愿为文化、知识和创意买单，市场的良性循环受阻。金元浦教授曾指出：“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最短的短板是消费，是市场化的结果不好，消费文化是短板中的短板。”文化消费设施薄弱、消费品层次失衡等问题，制约了文化消费的健康发展，导致供需不适，无法满足人们不断提升的多元化精神诉求。

5.专业人才匮乏

全球化加剧了各国之间人才的竞争。我国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需要兼顾文化内涵与经济视角的高端人才，需要具备从策划、生产、销售到体验的专业运营人才。从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占总工作人数的比例来看，美国纽约占12%，英国伦敦占14%，日本东京为15%。而我国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还不足千分之一，专业人才的差距可见一斑。从我国文化产业的人才培养和效能来看，目前我国文化产业从业者一部分来自传统产业，缺乏专业的知识体系与对新兴产业的深刻理解，按照工业产业的发展思维来衡量文化产业的现象屡见不鲜。人力资源体系与产业刚性需求之间匹配度的失衡，使我国文化产业较难适应全球化的产业竞争趋势。

三、文化全球化提升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潜力

尽管我国文化产业起步较晚，在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体系中，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经济稳定，资源丰富，社会安定，国际关系良好，在全球化的国际市场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产业体现出长足的发展潜力。

1.国内文化消费需求大

我国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人口数量达到全世界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国内民众文化消费需求巨大。文化全球化加剧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我国作为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民众对于文化的推崇与继承拥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对文化产业的消费需求，既有城乡居民的精神情感诉求，又有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非居民的集体精神感召。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文化消费日益成为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消费支出；开展文化消费日、开办文化惠民卡、举办文化公益活动也不断成为单位集体组织推崇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实现文化与物质的协调发展，促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协同共进，已成为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发展目标。

2.文化市场体系逐步健全

我国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56个民族的特色元素汇聚成中国独特的民族风格，使文化产品和服务呈现出多样化的民族声音，极大地丰富了文化市场。科技的进步与开放化的国际、国内环境，也促进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融合发展，文化的全球化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又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元素，实现了中西方的文化统一。全球文化市场体系的高速发展，使我国不断构建起集演出、影视、娱乐、艺术品、动漫、图书、网络媒体等多种文化形式于一体的文化市场体系，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我国政府充分利用政策手段对文化市场进行规范化管理，也为文化产业的探索式服务发展提供了安全保障和制度支持，净化了文化市场环境。

3.民间资本的极大丰富

民间资本是有别于国有资本、外资资本的一种社会资本形式，具有灵活性、便捷性的资本特点。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民间资本借助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潮流，已由社会闲散资金发展为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逐渐形成社会投资热潮。据全国工商联统计，2012年上半年我国民间资本固定资产投资93657亿元，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62.1%，且增长速度为25.8%，超过了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长速度[6]。民间资本投资规模的急剧扩张，丰富了文化产业的投融资途径。除政府投资、银行贷款的传统融资方式，文化产业可以借助更多的民间资本实现融资需求，缓解融资难题，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壮大。民间资本的极大丰富，提升了文化產业的发展潜力，也进一步适应了文化全球化的发展环境。

四、探究文化全球化语境下我国产业转型升级

文化全球化带来资本、技术、文化、资源的交流与融合，但也给文化的多样性带来巨大冲击。文化产业作为低耗能、低污染的“朝阳产业”，已成为各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支柱产业。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巨大潜力已受到国家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如何发扬中国品格，保持中国特色，突破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开拓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从整体上实现产业的跨越升级，已成为各级政府应对文化全球化、占据国际经济制高点的重要议题。

1.优化产业结构，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为了应对文化全球化的竞争环境，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要聚焦在文化产业的高端环节，将文化产业从规模偏小、分布分散、经营水平低向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实现文化产业从简单的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的结构转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发挥各地文化资源优势，明确产业定位，加大对文化产业集聚区、文化园区、文化基地的资源整合，建立资源共动的长效机制，形成行业资讯共享。鼓励文化企业合理利用剧院、影院、演出场所等现有公共文化设施，增强集约效能，提高文化产业设施和资源的整体利用率。基于文化产业具有不同的产品特色、营销渠道和受众对象，文化产业的集约式发展需要深入细化产业特质和市场规律，形成系列性产品开发与品牌价值，对文化价值的开发要从理念、方式、体验等方面注重文化交流与传播，寻求差异化特征，发挥文化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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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产业机制，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

在文化全球化市场环境下，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需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文化产业体制改革，实现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针对我国国情和所有制结构，要想转变政府主导产业的初始阶段发展模式，应积极实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理顺部门职能，减少行政交叉，实现文化产业经营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建立长效孵化与潜力分析的扶持模式，形成科学规范、统筹有序、务实高效的产业推进机制，加快文化产业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与战略合作。政府还应从产业轻资产、难估值的行业特性出发，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打破行业垄断，降低准入门槛，简化审批手续，逐步实现由政府主导投资、银行发放贷款向政府、企业、个人、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融资渠道转变，形成跨产业投融资的市场化资本助推机制，实现文化产业融资的市场化发展。

3.技术与内容融合，从中低端向高端转变

文化产品之间的差异性是产生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源泉，产品要想产生国际化的品牌影响力，一定要增加内容的原创性，增强本土化色彩，以技术创新作为保障。美国学者罗森道夫认为，不断进步的通讯科技与美国大众文化之间的联系已成为20世纪文化全球化的关键动力，在21世纪里它同样是非常重要的[7]。数字化模糊了国家、地区之间的界限，数字技术已逐渐取代模拟技术，占据产业发展的制高点。美国利用地道的中国元素——功夫与熊猫，创作生产的系列动画影片《功夫熊猫》，展现了美国先进的影视制作技术。同时又利用东方元素在全球，成功输出了美国文化意识，打造品牌衍生品，创造高附加值。我国文化产业要想实现从制造业向创造业的转变，从中低端向高端的转变，就需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大数字化、高科技文化产品的生产、创作投入，通过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的融合驱动，打造中国的文化品牌，传播国际影响力。

4.增强消费能力，从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转变

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是一个更趋于统一性的国际市场，按照消费需求进行生产开发，更符合市场规律。目前，我国文化产业还处于以“能生产什么”，而不是“消费者需要什么”来发展；政府供给驱动型职能明显，较为注重以产业扶持政策引导发展、拉动生产，多针对生产者进行补贴。为提高产业的创新能力，要从补贴生产者转变为补贴消费者，利用财政补贴、税费优惠、鼓励引导等方式激活文化市场，形成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文娱活动、心理健康教育，逐步提高文化消费意识，在文化资金上对消费者给予一定的免费与优惠措施，提升居民收入中用于文化消费的比重。培育新的文化消费点，利用网络等数字媒体资源，开发文化消费的多种有效实现路径，突破地域、行业限制，发挥文化消费的整体拉动力。

5.创新培养模式，由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

文化全球化带来了人才市场的活跃，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针对我国文化产业人才较为匮乏的现状，要转变产业从业人员的培养与引進机制，提高创意阶层的从业水平和专业素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元浦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培养和引进一批懂市场、懂经营的管理人才，努力造就一支精通文化工作、熟悉国际国内文化市场规则，具有先进管理理念和现代科学素养的复合型、外向型文化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全面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运营水平[8]。顺应全球化的发展局势，加大力度寻找具有国际化项目运作经验的高端人才，建立人才成长和储备的长效机制，提升学科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的匹配度，重视已有团队人才培养模式的建立，推动我国文化产业人才资源平台的构建与发展。

综上所述，在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格局下，文化产业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面临着国外市场与国际文化资源的竞争与冲击。激发产业的创新原动力，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迈进，从产业结构、市场机制、技术融合、拉动消费、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加快转型升级，正是我国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与发展方式。

文化语境意义 篇10

Lexical ambiguity,mostly due to polysemy and homonymy,is“the form of ambiguity in which a single word may be interpreted to have more than one meaning”(Carroll,2008:124).It seems that most of the time people are able to pick up the appropriate or right meaning when a multi-meaning lexicon is presented.Therefore,people have long been exploring the mechanism and factors that affects people’s select of meaning.

2.Literature Review

Foss(1970)once designed an experiment and found hat lexical ambiguity affects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sentence.Kramer and Stevens design a reading experiment to study the same issue and the result is accordance with that of Foss’s.Cairns and Kamerman(1975)find out that such kind of delay caused by multiple meanings is transient or disappears if the phoneme occurs two syllables down.

Some experts wonder whether a prior semantic context can override the process of choosing meaning.Is only the appropriate meaning activated or some meanings are activated at the same time?Swinney(1979)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context on the selection of meaning by applying a cross-modal lexical decision task.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even in the presence of a strong biasing context,multiple meanings of ambiguous words are briefly activated.

Besides context,relative dominance or frequency of usage of various word meanings is also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by psycholinguists.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a word stands in difference levels in terms of usage frequency.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common meaning is easier to access than uncommon meanings.

3.Context and Meaning Access in Ambiguous Words

3.1 Textual Context

A textual context,also called linguistic context,is the sentence or discourse that surrounds an ambiguous unit.From experiments mentioned above we are well aware that a textual context helps to determine the appropriate meaning of an ambiguous unity.For example,in the following sentence,

(1)John put the pot inside the dishwasher,because the police is coming.

The word“pot”could mean a cooker or drug,however,due to the textual context“because the police is coming”the meaning of drug is appropriate here.

Nevertheless,textual context is not a master key in every case.Sometimes an appropriate meaning is not available in spite of a textual context.Gui Shichun(1985:166)used an example to elaborate it:

(2)Shall I put the electric blanket on?

He says that the exact meaning of the phrase“put on”cannot be settled down.Since“put on”means to make an equipment to start working or to place an object above a certain thing and both meanings are acceptable here.Under such a circumstance,a textual context is far from enough.

3.2 Personal Context

Besides textual context,personal context is another issue that we are discussing.As the phrase shows,personal context is concerned with individuality.It refers to the personal factor which affects the understanding of ambiguous words.To make the point clear,it is clarified into two groups:word knowledge and world knowledge.

Word knowledge refers to a person’s knowledge on language,including vocabulary and grammar.Word knowledge plays an almost decisive role in choosing the appropriate meaning of an ambiguous word.Faced with the same discourse,a welleducated man absolutely understands the ambiguous words better than a man having little schooling.

There are two situations,namely meaning null and meaning dominance,in word knowledge that may interfere meaning access in ambiguous words.Meaning null means that a meaning of ambiguous word is not stored in a person’s mind while meaning dominance means that a meaning stands out of all other meanings of an ambiguous word.Here is an example to explain two definitions.

(3)The knob would make a perfect ski slope.

A person with meaning null cannot totally understand the sentence because in his mind“snob”just equals to a rounded handle while a person with meaning dominance may feel puzzled when he fi rst see the sentence although later on he is able to make sense.Because the first meaning he draws from his mind is the dominant one:a rounded handle.Then he finds that the meaning is nonsense here so he goes back to draw another suitable meaning:a small,isolated hill or moutain,which makes sense here.The processing is somehow similar to the garden path mode.

Both of meaning null and meaning dominance interferes meaning access.To only way to minimize this interference is enriching one’s vocabulary.However,we still need to take another factor into consideration,that is,a person’s world knowledge.

World knowledge makes contribution to disambiguation,especially when more than one meaning of an ambiguous word are seemingly semantically and grammatically suitable in a sentence or discourse.

(4)The fugitive surrendered to the marshal.

The word“marshal”gets three meanings:A)a person who directs and oversees ceremonial gatherings;B)a federal official in charge of prisoners or having certain judicial duties;C)an administrative head of a city’s police department.It seems that meaning B and meaning C are both acceptable.But according to our world knowledge,it is policeman who pursues and captures fugitives therefore fugitives can only surrender to a policeman instead of an official.Therefore,meaningC is appropriate.

World knowledge works not only in disambiguation but also in achieving the implied meaning of an ambiguous word or phrase here we have.Another example makes this point more clear.

(5)King:…my cousin,Hamlet,and my son.

How is it that the clouds still hang on you?

Hamlet:Not so,my lord,I’m too much in the sun.

This is a dialogue from Shakespeare’s Hamlet,the evil King asks Hamlet why he is not happy and Hamlet answers that he is too much in the sun.The word“sun”here shares the same pronunciation with the word“son”.The ambiguity of“sun”and“son”lead to puzzlement.However,once people understand the whole story,that is to say,once people have enough world knowledge of the story,they will be well aware that Hamlet is expressing his hatred of being the son of the evil King by using such kind of ambiguous word.

4.Conclusion

This article has discussed the influence that context has on meaning access of lexical ambiguity.The context here consists of textual context and personal context.The textual context,also called linguistic context,is the sentence or discourse surrounding the ambiguous words and personal context is about a person’s word knowledge and world knowledge.It is easy to find that both textual context and personal context are variables that affect people’s meaning access ambiguous words.

摘要：模糊语的意义获取过程一直是心理学家与语言学家研究的课题。本文从一个全新的语境角度,即从上下文语境和个人语境两方面研究模糊语的意义获取过程。结果发现这两个因素在人们获取模糊语的正确含义的过程中的影响不容小觑。

关键词：模糊语,语境,意义获取

参考文献

[1]Carroll,D.W.(2008)Psychology of Language.Beijing:Foreigh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Foss,D.J.,&Jenkins,C.M.(1973).Some effects of context on the comprehension of ambiguous sentences.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12,577-589.

[3]Foss,K.J.(1970).Some effects of ambiguity upon sentence comprehension.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9,699-706.

[4]Hogaboam,T.W.,&Perfetti,C.A.(1975).Lexical ambiguity and sentence comprehension.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14,265-274.

[5]Rayner,K.,&Frazier,L.(1989).Selection mechanisms in reading lexically ambiguous word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Learning,Memory,and Cognition,15,779-790.

[6]Swinney,D.A.(1979).Lexical access during sentence comprehension:(Re)consideration of context effects.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18,645-659.

[7]桂诗春.心理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8]彭聃龄.语言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