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历史语境

跨文化历史语境（精选12篇）

跨文化历史语境 篇1

自1978年《哲学译丛》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翻译和介绍开始, 法兰克福学派至今已经有30年了, 而其中的大众文化批判则在进入90年代之后渐渐多起来。在对文化工业理论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之后发现, 论文主要是以下几个研究方向:一、介绍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的引入与发展;二、对文化工业理论进行综述和分析, 这一部分的文章从哲学、社会学、传播学、美学等不同角度对理论的内涵、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解读, 并且一般在篇末会对文化工业理论进行一些评价;三、分析文化工业理论的生成语境;四、运用文化工业理论结合当前中国实际问题进行分析, 涉及的领域包括文学、电视、电影、美学、音乐和新媒体等;五、对文化工业理论在国内出现的被误读的状况进行纠正和分析。

这些文章中与历史语境相关的较有代表性的是赵勇的《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生成语境》一文, 指出构成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逻辑的前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模式, 法西斯主义带给‘社会研究所’成员的痛苦记忆以及20世纪30~60年代美国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局面”, 并且强调是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之下,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呈现出强烈的批判色彩。这篇文章对笔者的思考很有指导意义, 也有很多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也正是对这篇文章的阅读, 发现作者写到美国大众文化时说:“这样一种欣欣向荣的文化景象对于这群有着贵族文化背景且长期与高雅文化耳鬓厮磨的法兰克福人来说却是完全陌生的。”而笔者在查找史料的时候发现德国魏玛时期也存在着大众文化形态, 所以这种说法是不太准确的。那么为什么阿多诺不批判这个时候德国出现的大众文化, 而要在十多年后批判美国的大众文化呢?

法西斯专政的刺激

德国法西斯专政的出现可以说是魏玛时期大众文化与美国大众文化两个时间点之间对阿多诺、霍克海默等法兰克福人产生最大影响的事件。德国出现法西斯专政之前, 有3个重要的时间点:

1. 战前。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是一个高度工业化并且初具帝国主义特征的国家。19世纪末, 德国的工业化进入第三个高潮, 国家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2. 战后。

一战后的德国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美国。战争的失败使德国内外交困, 背负了沉重的赔偿负担。软弱的魏玛政府又无力改善这种混乱的局面, 这些因素使国家的经济逐渐衰退。而1924年美国的“道威斯计划”使德国社会在美国模式的引导下逐渐向自由化的方向发展。随着美元的大量流入, 美国资本在德国工业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美国的生产方式, 如标准化、合理化、规模化生产等也为德国企业所接受。随之发生改变的还有德国的社会结构、文化。

3.1929年经济危机。

1929年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激化了德国国内的社会矛盾, 魏玛政府垮台, 希特勒开始宣传他的法西斯主义政权。

回顾法西斯专政之前的德国我们可以发现, 德国经历了经济技术高度发达的阶段, 媒介技术的发展和美国生产方式的影响促成了魏玛时期的大众文化的繁荣, 而面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候, 德国却选择了法西斯的道路。

德国法西斯具有其特点, 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全民参与。在20世纪30~40年代, 整个德意志民族都卷入了纳粹的战争, 导致了德国和人类文明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

“法西斯主义在任何国家内都没有在数量和质量上获得像在德国这样的群众基础:这种基础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这里那么广泛、那么活跃、那么狂热”, 而且“没有任何一个法西斯制度在实行恐怖和灭绝方面达到德国这样的程度”。被失业、贫困以及强国梦想蒙住了双眼的德国人民对法西斯政权的拥护、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让德国这个过去以理性著称于世的国家变成一个疯狂、野蛮的人间地狱。

阿多诺、霍克海默等法兰克福学派主要理论家都有犹太血统。在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专家马丁·杰所写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宗师:阿道尔诺》一书中, 将犹太血统作为阿多诺思想形成的五个力场中的一支进行了分析, 认为他的犹太情感是“虽然微弱却很明显的”。法西斯政权之前的阿多诺对自己的犹太血统并没有很强烈的感情, 甚至还在“短时间中并不认真地接受过他母亲的天主教”。但在他从纳粹德国流亡出来, 德国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直到惨绝人寰的奥斯威辛大屠杀的发生, 这些深深地刺激了阿多诺, 唤醒了他的犹太情感。

一方面, 现实的黑暗残酷让阿多诺非常痛苦, 另一方面, 犹太人的救世信仰召唤着阿多诺, 面对德国民众集体追随法西斯主义, 他又希望能够唤醒民众。他在1951年发表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对毁掉了的人生的思索》中这样写道:

在绝望面前, 唯一可以尽责履行的哲学就是, 站在教赎的立场上, 按照它们自己将会呈现的那种样子去沉思一切事物。知识唯有通过救赎来照亮世界:除此之外的都是纯粹的技术与重建。必须形成这样的洞察力, 置换或疏远这个世界, 揭示出它的裂缝、它的扭曲和贫乏, 就像它有朝一日将在救世主的祥光中所呈现出的那样。

这段回顾式的话语或许正是当时他的心情写照吧。

以上这些因素的合力, 促成了研究所多年不懈追问的一个核心问题:启蒙突破了神学的束缚, 带来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等社会条件, 为什么随着技术的发展, 人却走向了理性的反面, 而不是启蒙时预想的达成了人的全面发展。

罗斯福炉边谈话

1937年6月, 阿多诺应霍克海默的邀请, 在纽约作了短暂访问之后, 于次年2月, 正式来到二战爆发前夕的美国。

这个国家经过罗斯福两届连任的治理, 从表面上来看已经恢复了经济危机之前的繁荣。但是经历过大萧条的人们仍然是神经过敏的, 他们从电影、广播中逃避现实, 寻求安慰。而其中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可以说是人们心目中大萧条时期阴霾天空下的一道阳光。在他任期的12年中, 共发表了30次炉边谈话, 涉及从国家事务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美国的经济复苏和政治稳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炉边谈话与希特勒运用广播的本质相同。而同样善于运用广播媒介的还有一个人———正在德国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希特勒。希特勒上台第三天, 就在电台发布《告德意志国民书》, 声称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 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 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随后一直到二战时期, 希特勒发表了大量富有煽动性的演讲, 每逢纳粹集会, 这些咆哮般的演讲就会通过电台播放出来。且不论罗斯福与希特勒讲话内容的正义与否, 仅从本质上来看, 都包含了这样几个要素———主体:权力机构;客体:民众;介质:广播, 并都希望传递的信息能够影响民众的相关认知。“在官方广播中, 人们从公共生活那里形成的所有自发性都受到了控制, 都受到了训练有素的监听者、视听领域的竞争者以及各种经过专家筛选的官方广播节目的影响。”阿多诺的这段论述表明揭开炉边谈话温暖的面纱之后, 看到的是权力机构用技术的手段来实现对人的控制。

炉边谈话显示了媒介技术与人们日常生活的亲密度。以炉边谈话这样一个事件, 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美国社会媒介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美国学者指出:

在整个30年代, 几乎没有什么比新闻影片、画报、广播节目以及好莱坞电影更能影响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了, 对于知识界及一般公众而言, 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是无孔不入, 无法回避的, 不管电台播放些什么, 不管电影公司放映些什么, 数以百万计的人每天晚上听无线电, 每星期看两场电影, 已养成习惯。甚至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也日益取决于《生活》杂志和《时代的进展》节目中卢斯的观点;人们认为恰当的举止也要以电台或银幕明星为典范。除了这些明显现象外, 传播工具还有更微妙的作用:利用无线电广播室的政府好像亲切地来到了每个家庭的炉火边, 从而取得了人们对新政各项政策的支持。新闻纪录片的技巧和电影对白一下子闯进了文学领域, 连小说家似乎都在不知不觉中承认, 如果他的技艺不能适应大众文化新时尚, 便无法生存下去。

这一时期, 电影成了美国的重要工业之一。1939年, 它的收入达7亿美元, 相当于每户人家要付出25美元。收音机也得到了普及。在1930年至1932年之间, 有400万家庭买了收音机;到1939年, 80%的家庭都有一台收音机, 平均每天要收听4小时。同时, 电视也已经出现。1938年, 电视机已经可以在百货公司买到。第二年, 电视机的制造商已有十几家, 以至于联邦通讯委员会开始插手, 以便使设备标准化。

这些描述和数据告诉我们20世纪30年代末的美国大众文化随着媒介技术的高度发展进入了千家万户, 进入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阿多诺同样也看到了这一点, 看到了大众文化的普遍性和对人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作用。

由于阿多诺是在对启蒙理性的追问基础上来思考文化工业的, 所以他看待美国大众文化时总带着一种忧虑与批判的眼光。或者说这一时期的美国大众文化现象只是阿多诺的一个研究标本, 他是带着对法西斯德国丧失理性的追问来研究美国大众文化的。而这种被视作一种意识形态控制方式的大众文化进入了全美人民的日常生活, 便不能不让阿多诺担忧和焦虑。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 法西斯政权唤醒了阿多诺的犹太意识, 使研究所确定了他们要追问的核心问题, 并在此问题的指导下展开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批判。从中我得到下面两点结论:

1.文化工业批判是对启蒙理性批判的延伸。

阿多诺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是在法西斯政权上台, 流亡到美国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像上面所分析的那样, 德国法西斯的政权促使研究所成员思考为什么启蒙的发展使启蒙倒退回了神话;为什么科学技术的发展却没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反而走向了人性的反面。这些思考引导研究所对启蒙理性进行批判。而将文化工业批判的对象大众文化进行抽象, 也就是技术在权力的利用下对人的一些影响的讨论, 因此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对启蒙理性的批判。

但是文化工业批判又并不等同于启蒙理性批判, 因为它是对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标本进行分析, 那么就必然有这个标本本身具有的特性。所以我认为文化工业批判是对启蒙理性批判的延伸。因此我们也要认识到, 阿多诺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批判其实都是根源于对德国法西斯专政的思考, 而不仅仅是对美国社会的思考。

2. 文化工业理论最终的目的是指向人的发展和解放。

从学理上来讲, “批判理论就是希望通过事实或显示的批判与否定, 来唤醒或转变群众的意识, 也就是希望社会理论家的分析、诊断能被群众所取用, 以破除他们的错误意识, 从而唤起群众自发性的行动来改革社会现状, 迈向合理的社会秩序”。批判理论不同于实证社会理论的一个地方在于它并不着力于描述社会现实是什么, 而是着力于批判之中建构理想中的社会应该是怎么样的。并且通过这种批判来唤醒民众的意识, 希望避免所批判对象被民众接受而导致人的退化。同样地, 作为批判理论的文化工业理论的目的也并不在于否定大众文化, 或者说不在于批判大众文化本身, 而在于批判这种权利主体通过技术对人的控制, 并借由这种批判来唤醒民众的意识, 所以说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最终的目的是唤醒人们的意识。

摘要：本文通过对阿多诺提出文化工业理论的历史语境进行考察, 发现德国魏玛时期也曾出现过美国大众文化的形态。在对阿多诺批判美国大众文化的追问中, 发现文化工业理论根源于理论家对德国法西斯社会的思考, 是对启蒙理性批判的延伸。

关键词：文化工业,历史语境,启蒙理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 (著) , 渠敬东、曹卫东 (译) :《启蒙辩证法》,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2].尤战生:《流行的代价——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3].赵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4].傅永军:《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

[5].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的宗师:阿道尔诺》,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6].赵勇:《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生成语境》, 《学术研究》, 2004 (1) 。

跨文化历史语境 篇2

批判与继承:历史语境中的苏格拉底和海德格尔

批判精神是西方哲学最根本的表现,而对“人”的关怀同样是构成西方哲学的`核心之一.这在苏格拉底和海德格尔二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他们共同的思想基底之上横置着一条无形的万里长城: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

作 者：靳松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开封,475001刊 名：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NXIANG TEACHERS COLLEGE年，卷(期)：17(6)分类号：B502.231 B516.54关键词：批判精神 “人” 理性 非理性

瓦解：高中历史教学新语境 篇3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解构主义意识与能力培养价值观重塑

[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5）040086

《普通高中历史新课程标准》对历史课堂提出的要求是“历史课程必须全面实现其教育功能，在提高现代公民的人文素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陶冶关爱人类的情操”。历史课要完成对学生价值观的修正、对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就必须要坚持解构主义，让“瓦解”成为历史教育的新语境。

一、瓦解不正确的认识，告诉学生真实的历史，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很多一线教师都在诟病我们当前的历史教科书，而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观点的片面与落后。很多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教科书讲近代史上帝国主义百般压制中国的发展，防止中国壮大，阻碍中国革新，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否也应该告诉学生美国等国家退还给中国部分《辛丑条约》赔款用于中国发展教育事业，并且由此产生了清华学堂？而三批庚款留美学生的派遣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中的许多新学科的创建者大多来自这些留美学生。讲到抗战，我们只看到中共的中流砥柱，但是国民党的浴血奋战也是需要大书特书的。孟良崮中的张灵甫将军，不光是个“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分子”，他也是抗日英雄！课本讲了美国内战，但是最精华的部分——联邦政府对战败的南方政权的处理——这个最能体现现代政治智慧的事情应该让学生知道。

告诉学生真实的中国，是每个历史教师的责任和良心。在我们宣传用7%的土地养活22%的人口时，东瀛那个“邪恶的国家”用占世界0.2%的土地面积，在从1968年到2010年的四十多年内一直保持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告诉学生当我们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在经济所占的分量还是没达到清朝中期的水平，那时候中国的GDP占世界的五分之一。让学生知道，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不是骄傲的时候。让学生认识到很多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夸奖式的报道很可能就是“糖衣炮弹”，我们对自己要有清醒的认识，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央的很多政策，网络上才能少很多“愤青”，我们这个民族的心态才能平和。

二、瓦解不理性的认识，培养学生的理性意识和法制精神

美籍华人作家林达说：“历史教育的目的，是带来一个健康的社会，让新的一代有幸福的生活、健康的心态。他们应该是幽默、睿智、快乐、自尊、富有想象力的一代，而不是一代悲壮的愤怒青年。”2012年9月由于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的闹剧导致中日关系紧张，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坚决反对日本的单方面行动，表达对日本的强烈不满。就在这个时候，一些不理性的甚至是犯罪的行动出现了。在暴力和仇恨的浪潮中，相比于那个拿着“日系车请回”牌子的西安男孩，广东高举“不要打砸”标语的女孩就显得势单力薄了。当爱国的热情被仇恨和暴力裹挟，当狭隘民族主义成为社会思潮时，作为历史教师的我们，是否应该反思：这里面有没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在课堂上是否渗透了暴力思想、丛林法则？当我们在讲解《五四运动》还依靠“打死卖国贼”来挑动学生的兴奋点时；当我们还在极力通过处死查理一世来说明革命成功时；当我们让学生感觉只有把对手打死才能解决问题时；当我们赋予巴黎公社社会主义革命的启蒙者的地位，而忽视了法律和政治途径解决问题更温和、更具保护性的特点时；当我们讲解抗战历史时所流露出的无法掩饰的暴力报复意识时……我们离真正的历史教育越来越远了。

三、瓦解不人性的认识，重塑学生的价值观，为公民社会的到来尽一份力

我们的先辈是从西方的“理性”开始学起的。“理性”固然很重要，也是我们要培养的学生必备素质，但是“人性” 更重要。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很多地方欠缺人性的关照，比如：当我们在认真给学生分析1946-1949年的国共战争三大战役中共产党消灭了多少国民党军队时，我不知道那个冰冷的伤亡数字有没有刺痛过学生的内心，那都是中国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劳苦大众的儿子啊！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民族之觞，是民族之痛。我们应该抛弃夸耀的成分，引导学生产生拒绝内战、争取和平统一的思想，在这个基础上，让学生体会“一国两制”的政治智慧。

“人性关怀”最基本的是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尊重，任何高尚的借口和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能超越这一界限。学校教育特别是历史科的人文关怀，我们欠缺得太多了。长期以来，历史课就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变得只有知识点和考点，而人性关怀生生被忽视和边缘化了。阶级斗争和英雄史观充斥着我们的教材，只见群体不见“人”，而关照历史中的“人”是人性关怀的最基本体现。

历史课堂必须承担起思想教育的使命，重塑学生的价值观体系刻不容缓。历史教师们：到了该思考新语境下的历史课堂如何设计的时候了！

跨文化历史语境 篇4

关键词：王蒙,小说语言,寂静,喧哗

一、50年代革命文学思潮的影响

五四以来, 革命文学思潮盛行,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 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几乎影响到整个中国的革命文学, 从苏俄传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对王蒙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新型的”现实主义, 它一反批判现实主义的批判锋芒, 而是采取歌功颂德的态度, 歌颂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和共产主义理想。

青年时代的王蒙追求共产主义理想, 在理想主义的影响下, 选择了用语言艺术来反映社会现实, 他制定了明确的人生目标, 把文学创作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 王蒙对文学的热爱, 激发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热忱, 使得他逐步把人生的价值追求和作家梦结合在一起, 并为之努力奋斗, 在当时, 文学与革命都追求献身, 追求永恒, 追求完美, 追求圣洁, 他把文学看做是一项光辉的事业, 这是王蒙对语言进行不断尝试, 力求其完美体现表达效果的基础。其作品《青春万岁》的语言表现方式, 就体现了作家此时的心境。

1956年, 中国文坛上展开了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 作家忠实地反映现实, 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王蒙在这个时候受到现实主义的影响, 创作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此作品的内容要求语言保持客观冷静。

总之, 在50年代革命文学思潮的影响下, 王蒙继承了许多有用的写作手段,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特色。他对其中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形式规范非常青睐, 并运用到了写作中去, 还对形式规范的变体做了具体的尝试。这就形成了王蒙初期作品的现实性特点, 语言也显得明快、单纯而有激情。

二、70-80年代思想解放及西方思潮的影响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 人们的思想空前的空旷活跃, 面对开放的大门, 他们的心理日益丰盈, 被压抑多年的情感和思想在顷刻之间都想强烈的迸发出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小说家更加重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绘, 将人物内心的思想和意识活动都表达出来, 于是就借鉴了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创作技巧和方法, 以人物的意识流动来进行小说创作, 使人物的内心矛盾通过流动的意识展现出来。“意识流文学主要描写人物的意识流动的真实, 突出人物的内心矛盾, 在描绘当代人的复杂灵魂方面, 意识流确实比传统手法优越。”

我国从建国到文革结束, 由于政治不稳、经济落后、思想保守、文化闭塞, 严重阻碍那一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 国家大门陆续向世界开放, 西方各种文学流派、思想理论以及各种现代力作涌入中国, 形成中国空前的文化大碰撞。这一时期, 西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柏格森直觉主义以及大量西方文艺理论翻译到中国, 在中国的文坛上掀起了狂热的潮流。尤其是在小说作品中, 很多西方现代派作品引进到中国, 使得很多中国青年作家开始运用戏仿现代派理论和创作技巧进行文学创作, 而这些现代派理论和技巧首先被用于实践的就是意识流。意识流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 对后来文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意识流小说是在充满垄断思想危机的社会背景下产生, 在艺术手法上比较热衷于对主人公幻觉、梦魇、联想等, 具有超意识思维。这一文学思潮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现有的文学观念意识。王蒙是最早尝试用意识流进行创作的人之一, 他综合借鉴了西方意识流的艺术技巧, 使中国文学走向新的艺术创作之路。

20世纪70年代末, 王蒙清楚地看到改革开放的举措引发人们思想灵魂的迷惘与不可预测, 并且还认识到文学必须进行改革才能反映这一现状。他认为, “意识流小说以心理时间来结构作品, 能增大跨度和容量, 可以使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的事情能让人感到更广阔、更长远、更纷繁的生活。”由此, 王蒙开始运用意识流的手法来展现人物精神世界及内心思想, 采用流动性的节奏拉近精神与现实的距离, 展现人物复杂的意识形态。

三、90年代对文艺思潮的深入关注

到了90年代, 商业文化开始在生活中占据主要地位, 西方哲学思潮的到来, 也给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带来了新的想法, 中国文坛上出现了多种文学思潮杂陈的情况。呼吁现代性的启蒙主义仍然存在, 也存在着社会生活的浪漫主义, 拒绝现代性、抒写现代人生体验的现代主义流派, 以及揭露和批判庸俗市民生活的新写实主义等反现代文学思潮。还有各种先锋派组成的现代主义开始高涨。但是这些文学思潮都不够成熟, 甚至是“伪现代派”。中国文化没有发生实证主义思潮, 也没有传统的理性, 现实主义的基础比较薄弱, 因此得不到充分的发展, 也就是说, 中国文学很难接受现实主义的客观主义与批判精神。但是又受到多种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 吸收了多元的文学思潮的因素, 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变得不简单了, 没有了纯粹性的单一的思想, 而是呈现出多种思潮的复合性特征。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王蒙的注意力由对社会的关注, 转到了对艺术的关注, 对当代西方思想、文艺思潮的深入关注。他发现文学已经不再拯救大众的有力武器, 失去了它自身最有用的价值。于是, 在他这个时期的作品中, 小说的语言风格以迷惘与冷峻、幽默与讽刺为主, 光明的味道不见了, 这也意味着他理想主义的破灭。1995年在温哥华, 王蒙接受了青年学者丁果的专访, 他说“单凭理想主义是要碰壁的”, 意味着他理想主义有了深刻的认识, 他开始反思与忏悔, 并积极参与了“人文精神”的论争, 他希望可以通过思想的召唤, 唤醒人们心中沉重的历史感和理性精神。在1992年至2000年, 他写下了“伤悼青春”的“季节”系列小说。小说的思想内容是怀旧的背景, 逝去的青春, 心灵的故乡等, 小说的语言风格, 显得比较尖锐, 并能体现出作者的反思。

参考文献

[1]李惠勤:《王蒙:中国意识流小说的重要实践者》, 载《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年8月第4期, 第85页。

[2]王蒙:《王蒙谈小说》。江西,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3年。

[3]王蒙:《接纳大千世界》。辽宁,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年。

共生语境中的边缘文化 篇5

人文化来说是边缘文化;女性文化相对于男性文化是边缘文化。在一个国度内，边疆少数民族文化

相对于内地文化中心是边缘文化，乡村文化对于城市文化就是边缘文化，还有一些隐没在民间的文

化和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先锋文化都隶属于边缘文化，等等。总之，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划分，

是以近代西方物质文明为尺度的，甚至是以文化的势力强弱来衡量的。这种划分标准使得原有的主

跨文化历史语境 篇6

阅读教学 历史情境 文本信息

那些历史久远的作品，要释放文本的信息，还需要依靠历史语境。历史语境是产生文本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语境，它积淀着文本产生的历史遗迹，它所反映的那个历史时代的客观现实以及产生这种反映的历史上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个人因素，这些也就成了历史语境。离开作品的历史语境，就会导致对作品理解的偏颇和失误。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学生的认知活动与其原有的认知结构中有适合于学习新知的观念时，有效的认知活动才能产生，情感的产生也是如此。对于一些与学生情感经验相距较大的课文，教师若不提供一定的历史语境知识，就很可能出现文章感人，而学生则无动于衷的现象。尤其是那些远离现实的作品，由于年代久远，当代学生很难以他们现有的情感去体验、认同那些尘封着历史痕迹的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伦理道德观以及由这些观念形成的感情世界。一些语文教师不懂什么是历史语境，盲目胡乱地运用教学资料，使课堂教学枝蔓横生、繁冗拖沓，淹没和冲淡了对教学重点的把握，这样的教学是一盘散沙，是无深刻性和厚重感可言的。

所以，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释放文本的信息，不能不适当运用历史语境。历史语境包括四个方面内容：历史背景、生平史料、共时态语境、历时态语境。

一、引导学生运用历史背景释放文本信息

历史背境是指文本语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语义的土壤。文本语言总是和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联系起来。语言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多方面有联系的。任何社会现象都不能和别的社会现象绝缘而独立存在和发展，各现象间必得彼此关联、交叉、影响，才能朝着一定途径向前推进。文本语言既然是社会组织的产物，当然也不能超越这个规律。一定的历史文化生活会形成一定的交际背景，会产生出与之对应的语言习惯和风俗习惯，形成一定的民族心理特点，产生出一定的社会伦理观点和道德规范，它影响作者创作的思想倾向、审美情趣、创作风格等。这些也就是历史语境知识，它必然制约着作品对所处时代现实的反映，制约着对作者主观情感意绪的表达。因此，弄清这些历史背景知识是对文本阐释的首要一步，这既是文本意义阐释的内部证据，又是语言文字历史语境的基本内涵。如我国古代爱用代字、典故、成语，如不了解这些习惯，只从字面去理解，自然不得要领。比如，中国成语短短四个字，言简意赅，凝练厚重，凝聚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有的外国翻译不懂成语的表意特点，勉强翻译，啰啰嗦嗦；有的是内容与原意大相径庭，非驴非马。比如“积毁销骨”，原意是说诽谤太多，令人无以自存。而一位法国翻译者译为：“积极地筹划一次战争，造成一场毁灭性的灾难，销售死人的骨头。”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在阅读教学中，无论是解词释义，还是思想内容的分析，都需要借助一定的历史背景知识。《史记·魏公子列传》中：“公子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教师就应该告诉学生，古代以“左”边的位子为上位，这样学生自然会明白：“虚左”是表示尊重的意思，它体现了信陵君礼贤下士的品质。《隆中对》中说：诸葛亮“身长八尺”，《邹忌讽齐王纳谏》中说：“邹忌修八尺有余。”于是有学生错误地认为：邹忌比诸葛亮个头高，这就是仅从字面上去理解。教师要纠正学生的错误理解，就要讲一点历史文化背景知识。邹忌是秦汉前的人，其一尺相当于今尺的6寸9分，即23公分，他八尺有余，相当于今尺的5尺2分，即1.84米。诸葛亮是汉末人，他一尺相当于今尺的7寸1分余，即23.8公分，诸葛亮8尺就相当于今尺的5尺6寸8分，即1.904米，因此，身长8尺的诸葛亮比身长8尺有余的邹忌高。有时，教师要借助对民情风俗的知识来帮助学生解读文本。郑愁予《错误》中有“东风不吹，三月的柳絮不飞”一句，孤立地看，不知所云，就是联系全诗，也未必能解其中味，但如果我们再联系民族心理特点来思考，情况就不同了。原来古人有折柳送别的习俗，柳与留谐音，是希望行人留下不走。因此，见柳生愁便是自然而然的了。王昌龄《归怨》：“闺中女儿不知愁，春日凝装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叫夫婿觅封侯。”郑谷的《淮上与友人别》：“扬子江头杨柳春，扬花愁杀渡口人。”戴叔伦的《堤上柳》：“垂柳万条丝，春来织别离。行人攀折处，是妾断肠时。”……这些诗都写出了见柳生愁之意。弄清这些，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错误》，这首诗从整体上讲，是写一个古典美女正在等待、思念自己的心上人。她要是见到杨柳色，能不钩起她的离愁别绪吗？可见，“东风不吹，三月的柳絮不飞”，就好像连东风也善解思妇的闺怨，不愿吹飞柳絮去招惹思妇。这两句诗恰好含蓄地写出了思妇的凄苦。这和李白《劳劳亭》“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情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清”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教师对作家风格流派的介绍也能帮助学生更快地进入作者的情感世界。如了解苏轼豪放中的飘逸、潇洒，才能更深入地体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旷达的情怀；了解了辛弃疾豪放中的沉郁顿挫，才能更深入体验其《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悲愤的情绪。

二、引导学生运用生平史料释放文本信息

所谓生平史料，是指与解读文本同类型的作品或与之相关的作者的书信、其他文字材料、以及作者的性格、喜好、人际交流等情况。这些是文本意义产生的外部证据，多半属作者的创作意图材料，这些对于解读文本是不可或缺的资料。

比如要让学生对鲁迅《药》中瑜儿坟上花环意义有深刻体验，教师就有必要将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一段话告诉学生：“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了，所以我往往不惜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凭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意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学生结合这段材料来理解瑜儿坟上花环的意义，自然会明白：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革命者惨遭屠杀，但他们并未斩尽杀绝，夏瑜的战友们会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勇往直前、继续战斗。《药》中，华老栓夫妇用革命者夏瑜鲜血染红的馒头给儿子治病，为了让学生深刻理解这一行为的含义，教师可提供鲁迅给孙伏园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药》写的是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是因了群众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地说，革命者为了群众牺牲了，可是愚昧的群众却不知道是为了谁，并用了愚昧的见解，以为牺牲可以享用，为了群众中某一个人的私利。”学生凭借这信中的话来体会人血馒头事件的意义，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药》把革命者的悲哀与群众的不觉悟放在一起，就批判了辛亥革命脱离群众的错误，从而表达了革命必须唤起民众的主题。

三、引导学生运用共时态语境释放文本信息

所谓共时态语境，是指与阅读作品同时代的作品或哲学思想、时代思潮、历史事件。这些是作为扩展了的共时态历时语境，要准确解读文本，有时还真得依靠共时代语境知识。比如运用历史事件来体会文本主题，就不乏其例。建国以来，普天下几乎所有的语文教师依据教学参考书，都把范仲淹《岳阳楼记》的主题思想概括为这样：文章以“记”为名，借题发挥，表达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也表示了对腾子京的慰勉和规箴之意。这种归纳是本末倒置，曲解了作者的原意。这就是因为对范仲淹写文的历史背景知识缺乏了解。范仲淹与腾子京同年考中进士，范仲淹十分欣赏腾子京在与西夏作战中所表现出来的过人才智，所以，当范仲淹提升时，即推荐腾子京“擢天章阁待制，徙庆州”。后来范仲淹还朝领导庆历新政，其改革因遭大地主强烈反对而失败，革新者或与新政关系密切的人，陆续贬离朝廷。腾子京也蒙冤守岳州。到岳州后，腾子京备感前途渺茫，心情凄苦。虽然做了些事，但心里很不平衡，精神颓唐不振。范仲淹对此极为痛心，借腾子京向他索文之际，进行劝导。所以《岳阳楼记》应是一篇规箴的文章，其主题应归纳为：文章以作“记”为名，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表达了对腾子京的规箴之意。

四、引导学生运用历时态语境释放文本的信息

所谓历时态语境，是指扩展了的历时态历史语境，也就是作品产生之前或之后的同类作品，以便作为判定其时代特性的不可少的参照。鲁迅在《孔乙己》中写到：“孔乙己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传统的理解是：写出了孔乙己迂腐的性格特征，反映了孔乙己受封建教育毒害之深。这认识固然不错，但把这句话放在作品反映的历史大背景中、特别是联系历时态语境来考查，就会发现，这句话有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孔乙己》写于1919年3月，即五四运动前夕，是继《狂人日记》后的第二篇白话小说，在写这篇小说时，文化界正在开展一场“文白之争”。复古派林琴南等抨击白话文学“覆孔孟，铲伦常”，叫嚷就是要“抱残守缺，至死不易其操”。林琴南还说：“白话文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鲁迅对此作了有力的揭露：“高雅的人说：‘白话文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中国不识字的人，单会说话，‘鄙俚浅陋’不必说了……最可叹的是几位雅人，也还不能如《镜花缘》里所说的君子国的酒保一般，满口‘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的’终日高雅，却只有在呻吟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一旦要讲话，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1]鲁迅特意把高雅的林琴南的之乎者也引出，又把《镜花缘》第22回《说酸话酒保咬文》中一段“满口之乎者也”的酸话引出以回敬提倡文言文的林琴南。鲁迅多次写孔乙己满口之乎者也，明显的是针对提倡国粹主义的复古派的。《镜花缘》中讽刺酒保咬着文言满口酸话令人发笑，孔乙己在短衣帮面前也是“之乎者也”的满口酸话，一次次地引起众人哄笑，在这笑声中，不是也夹着对复古派的尖锐嘲笑吗？可见《孔乙己》不仅揭露科举制度的吃人本质，批判了封建教育对读书人的毒害，同时还抨击了当时维护“国粹”的复古派。

如前所说，历史语境属语外境，它必须与文本的前后文这个语内境结合使用，方能准确、全面深入地破译文本语言文字符号所传递的信息。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在“诗歌与散文”、“小说与戏剧”的教学实施建议中要求：“提供必需的作家作品资料，或引导学生自行从书刊、互联网搜集有关资料，丰富对作品的理解。”教师在教学中适当运用历史语境资料，有助于学生对文本内容的学习，丰富学生知识，拓宽学生的视野。但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历史语境资料还有个时机问题，可以在文本学习之初运用，起先行组织者的作用；也可以在学习文本过程中，学生遇到难点时适时提示相关资料，对学生理解文本起到点拨作用；还可以在文本学习即将结束时出示相关资料，起到升华主题、渲染气氛的作用，加深学生对文本的理解。运用的时机不当，过早或过晚都会影响教学的效果。

参考文献

跨文化历史语境 篇7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特拉维夫大学的佐哈尔教授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 并指出翻译在一个国家的文化多元系统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从此, 翻译不再仅仅处于语言的层面, “文化转换”开始在翻译研究中显现。理论学家开始意识到翻译不是存在于真空中, 而应关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赫尔姆斯发展了这一理论, 并提出“从译语文学角度看, 所有的翻译都会出于某一原因, 对原文进行一定程度的操纵”。 (赫尔姆斯, 1985:11) 这一理论为研究严复与林纾的翻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笔者将从这一新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对严复与林纾翻译活动的影响。

1. 翻译操纵理论简介

自“文化转换”在翻译研究中出现以后, 翻译研究便从以前的以原语为中心的研究方式转向以译语为中心的研究方式, 且学者们更多地关注翻译时的历史文化语境。

操纵理论的代表学者勒弗菲尔提出了两个控制因素, 并指出他们控制着一个社会的文化系统, 使其不会与社会其它子系统脱离。这两个控制因素中一个处于文化系统内, 另一个则在其外。具体而言, 第一个因素由“专家”来代表, 在文化系统中“专家”是指评论家、批评家、老师和译者。他们会不时地给那些与当时的主流文化, 即当时的诗学观与意识形态相背离的文学作品以压力。第二个控制因素在文学系统之外, 被称作“赞助人” (个人或者机构) 。他们有能力促进或阻碍一个文学作品的撰写、传播与重写。因此, 意识形态、赞助人与诗学观控制着文化系统, 从而控制着文学作品的产生。当然, 翻译作品也受到这些因素的控制。将具体分析近代中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赞助人与诗学观。

2. 近代中国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主要关系到某一时期的社会形态。同时, 某一特定时期译入语的主流文化与存在于此时的翻译作品是相互作用的:意识形态决定着译者将使用的基本翻译策略和在翻译过程中遇到问题所采取的处理方法;翻译作品则对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反作用。

自封建制度确立两千多年以来, 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治独立、经济自给的国家。但从十九世纪后半段开始, 这一切都改变了。1840年, 英国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这给原本骄傲自大的中国人以重大打击, 也标志着中国人民灾难的到来。

在中日甲午战争和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之后, 中国濒临灭亡, 而中国人也将沦为奴隶。因此, 当时的主导政治意识是唤醒中国人民, 赶走外国侵略者, 以期重建往日的辉煌。严复和林纾生活在近代中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 他们目睹了中国一步步从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自身的政治意识是相对复杂的。

严复在英国留学时曾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过详细的研究, 他想通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来“医愚”。因此, 在翻译中, 他推介了“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这些理论来唤醒当时的中国人。同样, 林纾在其翻译作品的《前言》和《后续》中也明确表达了他的政治意识。在《黑奴吁天录》的《跋》中他写道:“余与魏君同译是书, 非巧于叙悲, 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 不能不为大众一号。” (林纾, 魏易, 1981b:206) 然而, 在另一方面, 严复与林纾深信王道, 他们对清王朝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他们期望中国进行改革, 但这场改革应该由皇帝来领导, 并且, 应该是一场循序渐进的改革, 而非革命, 他们希望中国也能采取君主立宪制。

3. 赞助人

赞助人是影响翻译作品的传播与接受的一个重要因素, 它既可以是个人, 如吴汝伦, 又可以是一个群体, 如社会团体、出版商或媒体。赞助人可以有力地促进他认为优秀的翻译作品的传播, 也可以有效地阻止他认为不合时宜的翻译作品的出版与发行。 (勒弗菲尔, 1992:19)

3.1 严复的赞助人

严复清楚地知道他的目标读者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清朝的统治阶级。因此, 他必须找寻一个人来提升自己在文学圈中的地位, 从而有利于他所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的传播。他很明智地选择了吴汝沦。吴汝沦是桐城学派的代表人物, 在文学界久负盛名。他擅长于中国古典文学, 也对洋务颇有兴趣。吴汝沦是《天演论》的第一位读者, 他很喜欢严复在书中优美的措辞及表达方式。在序言中, 吴汝沦写道:“抑汝沦之深有取于是书, 则又以严子之雄于文, 以为赫胥黎氏之指趣, 得严子乃益明。文如几道, 可与言译书矣。” (严复1981:vii) 虽然吴汝沦主要称赞的是严复的措辞而非书中进步的思想, 但他的这些评论却有力地提高了严复在文坛的地位, 也大大促进了严复作品的传播。

3.2 林纾的赞助人

林纾绝大多数的翻译作品都是小说, 而小说在当时是被认为粗俗文学的。因此, 林纾如果想用小说来宣传他的思想, 首先就要想办法提高小说的地位。在这方面, 康有为和梁启超起了很多的作用, 因此, 也可视为林纾的赞助人。康有为从实用的角度强调了小说所具有的教育意义。梁启超大力倡导政治小说, 并指出, 在西方, 哲学家和政治家都会通过写小说来指导和教育人民大众。他甚至认为, 政治小说是促使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马祖毅, 1998:212) 通过宣传小说的社会功效, 小说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 从而为林纾所翻译的小说带来了大批的读者。

4. 诗学观

要确保翻译的成功, 译者的译书不仅不能与当时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相冲突, 反而必须与当时的诗学观相一致。意识形态主要决定着社会形态, 而诗学观决定着某一特定时期的文学。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 文化与文学研究应为某些社会意识形态服务, 正如古语所说“文以载道”。自古以来, 文人们都有很强的责任心, 他们认为“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因此, 他们常常“文以言志”。严复与林纾正继承了这一思想, 他们寄希望于翻译以言志, 以唤醒国人, 从而拯救当时濒临灭亡的中国。

从以上分析可知, 近代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 它所具有的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对当时两位伟大的翻译家严复与林纾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正是在这些客观历史因素的影响下, 严复与林纾对他们的翻译作品进行了特有的操纵, 从而形成了带有他们强烈个人色彩的翻译作品。当然, 我们只有结合当时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才能正确理解他们的翻译并给予确切的评价。

摘要：本文运用操纵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环境, 阐述了这一时代特殊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 分析了严复和林纾翻译的赞助人, 并指出, 只有结合近代中国社会的种种客观因素才能给严复和林纾的翻译一个正确的评价。

关键词：翻译,操纵理论,历史文化语境

参考文献

[1]Hermans, Theo.E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London and Sydney:Croom Helm, 1985.

[2]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London:Routeledge, 1992.

[3]林纾, 魏易译.黑奴吁天录.北京:商务出版社, 1981.

[4]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跨文化历史语境 篇8

陈凯歌导演对中国传统戏剧京剧艺术有一种尊重和热爱,京剧展现是通过戏台上、下的叙事相结合,将台上浓烈的文化写意与台下残酷的情节写实糅合在一起,使戏台上所展现的表意空间获得重大历史叙事的辐射。

《霸王别姬》里“戏中戏”的套层结构,在程蝶衣、段小楼、菊仙的三角恋中叠加历史空间,全篇从头到尾时断时续地穿插《霸王别姬》剧目,尽管整部戏剧在影片中不断被来自现实的叙事所打断,却营造出“戏梦人生”的叙事逻辑,程蝶衣化身为《霸王别姬》里的虞姬,现实人物完全沉浸于戏剧里的人物内心,借助京剧的表演形式让人物穿插于各个时代的变迁中。

《梅兰芳》则是通过对京剧名伶梅兰芳大师的生平展开,京剧作为人物的人生理想,人物关系都是围绕京剧艺术来展开,京剧表演及京剧文化,在影片中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主干,不再是外在的一种承担体。

2 时代变迁作为故事发展的大环境

《霸王别姬》以时间轴线引入具体的历史时段:北洋军阀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时间框架结构进行演绎。时间的清晰划分,故事情节也随之清楚明确,影片虽以程蝶衣、段小楼、菊仙的情感纠葛为主线,但历史的演进和京剧《霸王别姬》的变更却成为人物情感、故事厚重程度的有利辅线。

《梅兰芳》主线背后贯穿着艺术、时代、人生、爱情众多元素,人物的命运与时代、国家的命运相结合,艺术也就通过历史的洗礼而变得更加夺目。时代跨度主要是依靠梅兰芳三个成长时期来展现,他每次唱演的京剧曲目,都预示着一个改变、前进时代的到来,将历史与艺术融合,成就京剧表演大师华彩的一生。

对比之下《霸王别姬》始终是一个整体的故事,纵使时代、人物命运在交织变迁,却还是三个人物感情的起承转合,影像完成了对一个完整故事的叙述。《梅兰芳》则将故事分层,使不同时段的故事没有一个整体的串联,前段的京剧艺术创新,追求到第二段则缺失了京剧展现,着重的是个人的情感,第三段时,对孟小冬的感情又毫无回念。两部影片同样镶嵌在时代变迁中,但在故事表现上各有侧重。

3 虚实结合突显文化内核

《霸王别姬》不仅是对一段三角恋、同性恋传奇故事的展现,在戏剧理想与人生现实的反差描绘中,突显对文化本质的反思。京剧艺术以塑造典型的人物来达到塑造某种人格,段小楼有时是霸王,而程蝶衣却始终是虞姬,程蝶衣的人戏不分,在戏中迷失了自我身份、性别,台上台下的虚实结合,展现他对艺术追求的一种痴狂,这也无不是导演本身对电影艺术追求的一个映照。

《梅兰芳》讲述的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事业、爱情、国家三个大方向的呈现中,又设置了如十三燕、邱如白等虚构人物。开场梅兰芳大伯的一封信,“纸枷锁”这一看似虚化而实则无处不在的阻力,伴随梅兰芳一生京剧追求的思考。

邱如白在梅兰芳青年时代给予启发,促使梅兰芳在京剧上的创新,“纸枷锁”成为他想创新京剧表演形式的目标,与十三燕的对垒,实则是与传统京剧形式的挑战;梅孟恋情的发展,“纸枷锁”仿佛又一次出现,此时的邱如白、福芝芳就化身成为这一阻碍的实质代表,福芝芳的一句“梅兰芳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他是座儿的”,实则是讲出了梅兰芳从踏上京剧表演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要承受荣誉所带来的孤独,“纸枷锁”则是孤独的象征;最后踏上美国表演,梅兰芳耳边又回响大伯的话,他最终突破了“纸枷锁”捆绑,将京剧艺术提升到巅峰,他以自身的成功,做到了提高戏子身份的约定。

4 结语

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时常回响“让历史告诉未来”的美学修辞,开启了中国电影的文化寻根热,寻找失落的“民族精神”,以一种奇观式的叙事方式,来对中国文化进行哲学思辨。

陈凯歌自身的文化修养,让他的电影始终都围绕着一层诗人的气质,从《黄土地》《霸王别姬》《风月》《无极》《梅兰芳》《赵氏孤儿》一系列电影作品来看,导演内心热爱的是关于民族苦痛记忆的咀嚼,坚持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在东方文化框架下渗透着自己的理性思考,每一次探索都着眼于中国电影的发展现状,利用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来实现与世界电影的对话。

参考文献

[1]桂青山.影视作品解读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语境论的魅力及其历史意义 篇9

一

关于语境实在论的问题, 国际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有人明确提出过。80年代中期, 施拉格尔 (Richard H.Schlagel) 就在“Contextual realism:a meta-physical framework for modern science” (1986年) 一书中专门讨论了语境实在论问题, 但当时的科学哲学界并没有太多人关注。1992年, 英国伟大的物理学家大卫·玻姆逝世, 各地举行了不同形式的悼念活动, 剑桥大学也召开了纪念玻姆学术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 剑桥几乎所有科学哲学家都把玻姆看做是一个实在论者。当然, 对于玻姆有过各种不同批评, 尤其是他的隐变量理论受到反实在论者的攻击。这是由于, 玻姆提出的隐变量是不可观察的;而对于不可观察的对象, 历来存在激烈论争。但玻姆认为, 如果我们发现一个确定的物理测量现象, 这个测量现象绝对不会偶然出现, 在它背后一定有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一定是我们可以用隐变量来描述的。如果我们仔细研读玻姆的文献就会发现, 玻姆在论述其隐变量理论的时候, “context”和“contextually”这样的词用得非常频繁。他总是在陈述完自己的观点之后声明, 他是在“contextually”的意义上进行论述的。为什么玻姆老用“语境”这个词?科学哲学界没人去注意或试图解释这个问题。这促使我们转向语言学家们的著作, 语言学家讲“context”这个词讲得很多。事实上, 语言学家的思想对科学哲学研究很有帮助, 但又无法完全解决科学哲学里面的核心问题。为此, 一种具有前瞻性的解决方法就是把自然科学家自觉地用“context”这个概念和语言学家们对“context”的理解结合起来。如果把语言学家们的思想和哲学家以及科学家们的思想结合起来, 经过凝练和提升用到科学哲学里面去, 我们就能在科学哲学的范围内建立一种语境论的思想, 这对于整个科学哲学学科的发展非常有意义。

从国际学界到国内学界, 科学哲学家们对于“语境论”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当这个问题凸显出来以后, 我们讨论语境的问题, 有两个基点非常重要:首先, 我们不是在别的意义上, 而是在科学哲学的意义上, 即在科学哲学的边界内来谈论“语境”问题。其次, 我们是在“语境论”的基础上讨论“语境”, 也就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讨论“语境”。

在这两个基点的基础上, 我们就可以谈论语境论科学哲学的问题。首先一个问题:什么是语境?对此必须给出一个明确答案。只有先澄清什么是语境, 才能开始讨论语境论和语境分析的方法。大量资料文献显示, 有多少不同的科学哲学家, 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语境解释。我们认为, 要透过种种纷繁复杂的解释来把握语境的本质。一言以蔽之, 语境实际上是一种横断的科学哲学方法论研究的平台。

给语境下这样一个定义与语境的本质特征密切关联。语境具有如下四个基本特征:首先, 语境是实在的。无论是语境的表征形式, 还是语境的存在过程, 或者是语境的要素, 都具有实在性。其次, 语境包含多重世界。也就是说, 语境是现实世界以及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表征和可能世界以及对可能世界的表征的统一。当我们讲语境的时候, 它既可以是一个静态的独立结构, 也可以是动态的多个语境的结合, 现在有人将之称为“context set”。作为一个集合, 它是不断生成、发展、演化的一个逻辑过程。我们强调它是一个逻辑过程, 指的就是语境是多重世界的。当前, 在语言学界、特别是在计算机理论研究方面, 计算语言学和计算主义的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趋向就是二维语义分析学, 它对于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及计算机语言的发展非常重要。从二维语义学的分析出发, 可以发现多重世界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二维语义学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可能世界和真值条件的关系问题, 因此, 当我们解决可能世界和可能世界相关的真值条件的关系时, 必然涉及多重世界。再次, 语境渗透了所有科学哲学研究方法论的视角。例如, 各种各样的逻辑分析、不同层面的语言分析, 包括语形分析、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 而且还包括形形色色的背景分析, 诸如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和科学进步的等等, 都包含在语境之中。最后, 语境是可以包容所有科学哲学派别的一种研究方式。例如, 实在论的和反实在论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计算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此外, 具体到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等等, 这些不同的研究方式都可以包容入语境。

这四种特征非常鲜明。为什么反实在论和实在论都同意用语境分析的方法去开展科学哲学研究?就是因为语境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大家对它都是可以接受的。概而言之, 语境平台是一个在给定方法论边界和认识论趋向的前提下, 所有科学哲学研究的价值趋向都可以单独或共同进行讨论、交流和渗透, 并且相互促进、推动科学哲学发展的一个平台。

二

语境作为一种横断的科学哲学研究方法论平台, 其出现具有必然性。从直接的意义上讲, 是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必然结果。如果将其置于科学哲学近百年发展的大背景中看待, 它又是“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三大转向的必然结果。“语言学转向”和逻辑经验主义相关, “解释学转向”和历史主义相关, “修辞学转向”和后历史主义相关。这三大转向共同推动了科学哲学的百年发展。在这一发展历程中, 科学哲学本身出现了不容回避的三大问题:首先, 科学哲学的本质特征被不断弱化, 并且在弱化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泛文化主义的盛行。事实上, 在历史主义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后历史主义批判历史主义当中, 都在批判科学主义的同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泛文化主义倾向。其次, 各种科学哲学流派和科学哲学研究视角在相互渗透和融合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方法论上的限制, 彼此之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实质性交流。即使存在一些交流, 也只是在泛文化倾向的边缘的意义上, 而不是在本质特征上。不同学派和视角的研究由于处于不同的平台, 从而失去了对话的基础。再次, 科学哲学在走过了百年的历程之后越来越缺乏方法论研究的旗帜。方法论旗帜的丧失直接导致了科学哲学研究方法的非中心化。对于科学哲学学科而言, 这是致命的问题。如果研究方法非中心化了, 那么这个学科的存在就岌岌可危了。逻辑经验主义语义分析的旗帜非常鲜明, 后来证伪主义、范式主义、纲领分析等等也都很明显。不管这种趋向是否合理, 或存在什么问题, 起码其主张的纲领很明显。显然, 当前科学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旗帜是不鲜明的。

当然, 科学哲学近百年的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但也存在这些无法回避的问题。反过来看这些问题时, 我们要认识到:科学哲学研究的多元化, 不等于不要主流, 也不等于不要旗帜。试想, 如果一个学科没有了主流、核心、旗帜, 那么这个学科的存在就没有必要了, 多元化也就失去了意义。只有在有主流、有旗帜、有核心的情况下, 才有学科存在和发展的意义。核心旗帜的缺失反映出后历史主义时期全世界科学哲学研究整体意识的迷失。这种迷失既受到科学家的批评也受到正统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严重批评, 而科学哲学本身也受到科学社会学、历史文化学等很多方面衍生出去的观点的批评。这在世纪之交非常明显。对学科本身所产生的怀疑和质问, 尤其表现在世纪之交美国几个重要学术会议上对科学哲学的批评。这对于科学哲学学科而言是很不幸的。这个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因此, 科学哲学发展隐含的问题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科学哲学要谋求生存和发展, 就必须有一个主流的、具有主导性的方法论平台。我们要构建这样的平台, 并利用这个平台去解决问题。因此, 我们说语境论的科学哲学方法论平台的出现就是必然的了。这一平台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科学哲学遇到的这些问题。事实上, 它也确确实实在科学哲学家们求解难题的过程中出现了。

从20世纪近百年来科学哲学发展的历程看, 语境论的方法论要全力求解的核心难题到底是什么?要回答这一问题, 需要回顾历史。有谚语曰“历史你能看多远, 未来你就能走多远。”总结历史, 就是为了解决未来的问题。回顾科学哲学发展历程中的“语言学转向”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从“语言学转向”最开始要求解的难题, 即其最初始的源点上去进行新的层面上的思考, 可以看到科学哲学近百年来螺旋上升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

那么, “语言学转向”当时的根本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总结经验, 并综合一些科学哲学家们的意见和看法, 可以将“语言学转向”的目的归纳为以下三个:首先, 一方面我们要对概念系统的结构和表征进行理解, 这个目的是伴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而出现的。也就是说, 是与科学越来越远离经验世界的特征相伴而生的;另一方面, 在对哲学难题进行求解的过程中, 不可回避地涉及语词使用的模糊性和错误性, 包括对表征语法内部的错误使用等等方面。我们需要对理解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反思。这是伴随着分析哲学逻辑演算的要求出现的。我们对一个命题进行演算, 对一个结果进行证明, 如果基本概念都不清晰, 都是模糊含混的, 你怎么演算呢?没法演算。因此, 伴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使得形式体系越来越远离经验, 伴随着哲学论证逻辑演算的计算化的必然要求这两方面, “语言学转向”应运而生了。其次, 科学哲学家们意识到, 哲学最基本的方法是要对语词使用进行检验, 从而厘清概念的混乱性。这是第二个目的。这是当时排斥形而上学的要求, 即要在科学哲学研究中彻底清除形而上学, 这也是当时逻辑经验主义要做的基本工作。再次, 从人类认识的意义上来讲, 人们认识到哲学并不是人类关于实在的认识“贡献”。哲学的贡献不是人类对实在的认识, 或者说哲学的认识不是优越于或等同于科学的认识。哲学是一种富有特色的理解的形式。哲学的贡献就在于, 它是对一种富有特色的理解形式的贡献。这是从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上提出的一个要求。

可见, “语言学转向”的根本目的是要给出一种富有特色的、合理的关于理解的形式或方法。通过这种方法论的应用, 人类语词的使用和表征能够获得正确的、清晰的、一致的理解。因此, “语言学转向”的目的既不是想把逻辑的形式化和价值推向极端, 也不是想把语言的意义推到极致, 而是要给出一种理解的方法, 一种正确的、科学的理解方法。

由此出发, 纵观逻辑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后历史主义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逻辑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的那种极端化走偏了, 应该重新回归到“语言学转向”的本质意义上去。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所以我们说, 科学哲学走了近百年的历程, 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走。这就是说, 逻辑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后历史主义都在不断批判的过程中扭曲了“语言学转向”的初衷,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真正地回到它的初衷上去, 通过把握哲学发展的真正逻辑内核, 构建科学哲学的研究方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 维特根斯坦事实上已经给出过很好的回答。他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经典表述:“哲学的研究不在逻辑之中, 而且也不在我们的语言之中, 而是存在于对语言、逻辑的错误的理解之中。”这是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一个很强的批评, 其所包含的深刻哲理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21世纪的科学哲学到底怎么走?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我们回顾100年前的文献, 就会觉得我们背离了当时的初衷。我们今天强调逻辑分析, 强调语言分析, 并不是对哲学的一种偏离, 因为只有对语言和逻辑的合理使用, 才能使科学哲学的难题获得求解。因此, 语境论的研究就是要在重新拷问“语言学转向”最初始意义的基础上, 去构建一个科学哲学的理解方式或理解形式, 来求解当下科学哲学的一些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研究语境论科学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必然性要求和意义所在。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 科学哲学研究应重新回到逻辑经验主义。因此, 纵观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 就不难发现语境论的凸显是一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趋向。

三

那么, 在语境论分析方法的使用中, 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我认为, 最根本的东西就在于我们要搞清楚语境的边界以及语境的方法论意义。这是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

语境有三方面问题有待澄清。首先是语境的表现形态, 即语形洞察与结构洞察的统一。这使得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明确的语形边界, 把自然主义的和科学主义的东西都融合进去。这个边界非常重要。语境离不开语形结构, 语形结构表现了语境意义;所以, 语境的语形边界恰恰是这种统一的结果。语形边界就是语境边界的表现形态。语境边界的确定, 首先就在于语形边界的确定。一切语境都有着人类认识的局限所给定的形式边界, 并且在这个界限内去发挥语义和语用的功能, 这是思考一切科学理论解释的前提。其次就是语境的意义规定, 即语义洞察和价值洞察的统一。在任何理论表征的科学解释中, 在确定了语形边界的前提下, 相关语境的内在的系统价值趋势就必然规定了特定表征的语义边界。因为, 只要超越了这一已规定的语义边界, 也就超越了该相关语境本身, 就会导致语境的更迭或再语境化, 这使得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明确的语义边界。最后是语境的使用范围, 即语用洞察和背景洞察的统一, 它构建语用的边界。语境并不是不证自明的, 它需要解释;而解释也不是任意的, 它需要语境的约束。这就是语境的语用边界所发挥的功能。任何一个语境都是在相关的时间、空间和确定形式范围内被动态地分析的;同时, 也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分析的模型被建构的。所以, 对语用边界的确定, 是语境分析模型的方法论要求。这三个边界确定以后, 我们就能够确定语境的表现形态、意义规定和使用范围, 从而确定语境的结构及其价值边界。这样一来, 对语境问题的研究就都能够具体化了, 也避免了任何可能的歧义的产生, 方便对语境的构建和使用。

这里需要强调两点:首先, 语境的边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但并不是相对主义的。它内涵着一种绝对性和必然性。语境论最容易受到的质疑是:语境的相对性是否和库恩的范式相类似, 是相对主义的?我们认为, 二者是有区别的。其次, 语境的边界是可变化的, 但这种变化不是任意的, 也不是纯偶然的, 而是存在客观的历史必然性。这既适用于宏观的语境, 也适用于具体的、微观的语境。这里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法:语境是相对的, 但不是相对主义;它的边界是可变化的, 但不是任意变化的。由此, 从最抽象的形式表征系统到具体的测量过程 (它涉及测量主体、测量客体、测量手段、测量现象等) , 都可以通过“语义上升”和“语义下降”的方法, 获得它们之间必然的逻辑关联。

跨文化历史语境 篇10

所以,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释放文本的信息,不能不适当运用历史语境。历史语境包括四个方面内容:历史背景、生平史料、共时态语境、历时态语境。

一、引导学生运用历史背景释放文本信息

历史背境是指文本语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语义的土壤。文本语言总是和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联系起来。语言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多方面有联系的。 任何社会现象都不能和别的社会现象绝缘而独立存在和发展,各现象间必得彼此关联、交叉、影响, 才能朝着一定途径向前推进。文本语言既然是社会组织的产物,当然也不能超越这个规律。一定的历史文化生活会形成一定的交际背景,会产生出与之对应的语言习惯和风俗习惯,形成一定的民族心理特点,产生出一定的社会伦理观点和道德规范,它影响作者创作的思想倾向、审美情趣、创作风格等。 这些也就是历史语境知识,它必然制约着作品对所处时代现实的反映,制约着对作者主观情感意绪的表达。因此,弄清这些历史背景知识是对文本阐释的首要一步,这既是文本意义阐释的内部证据,又是语言文字历史语境的基本内涵。如我国古代爱用代字、典故、成语,如不了解这些习惯,只从字面去理解,自然不得要领。比如,中国成语短短四个字, 言简意赅,凝练厚重,凝聚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 有的外国翻译不懂成语的表意特点,勉强翻译,啰啰嗦嗦;有的是内容与原意大相径庭,非驴非马。比如“积毁销骨”,原意是说诽谤太多,令人无以自存。而一位法国翻译者译为:“积极地筹划一次战争,造成一场毁灭性的灾难,销售死人的骨头。”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在阅读教学中,无论是解词释义,还是思想内容的分析,都需要借助一定的历史背景知识。 《史记·魏公子列传》中:“公子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教师就应该告诉学生,古代以“左”边的位子为上位,这样学生自然会明白:“虚左”是表示尊重的意思,它体现了信陵君礼贤下士的品质。《隆中对》中说:诸葛亮“身长八尺”,《邹忌讽齐王纳谏》中说:“邹忌修八尺有余。”于是有学生错误地认为:邹忌比诸葛亮个头高,这就是仅从字面上去理解。教师要纠正学生的错误理解,就要讲一点历史文化背景知识。邹忌是秦汉前的人,其一尺相当于今尺的6寸9分,即23公分,他八尺有余,相当于今尺的5尺2分,即1.84米。诸葛亮是汉末人,他一尺相当于今尺的7寸1分余,即23.8公分,诸葛亮8尺就相当于今尺的5尺6寸8分,即1.904米,因此,身长8尺的诸葛亮比身长8尺有余的邹忌高。有时,教师要借助对民情风俗的知识来帮助学生解读文本。郑愁予《错误》中有“东风不吹,三月的柳絮不飞”一句,孤立地看,不知所云,就是联系全诗,也未必能解其中味,但如果我们再联系民族心理特点来思考,情况就不同了。原来古人有折柳送别的习俗,柳与留谐音,是希望行人留下不走。因此,见柳生愁便是自然而然的了。王昌龄 《归怨》:“闺中女儿不知愁,春日凝装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叫夫婿觅封侯。”郑谷的《淮上与友人别》:“扬子江头杨柳春, 扬花愁杀渡口人。”戴叔伦的《堤上柳》:“垂柳万条丝,春来织别离。行人攀折处,是妾断肠时。”……这些诗都写出了见柳生愁之意。弄清这些,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错误》,这首诗从整体上讲,是写一个古典美女正在等待、思念自己的心上人。她要是见到杨柳色,能不钩起她的离愁别绪吗?可见,“东风不吹,三月的柳絮不飞”,就好像连东风也善解思妇的闺怨,不愿吹飞柳絮去招惹思妇。这两句诗恰好含蓄地写出了思妇的凄苦。这和李白《劳劳亭》“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情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清”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教师对作家风格流派的介绍也能帮助学生更快地进入作者的情感世界。如了解苏轼豪放中的飘逸、潇洒,才能更深入地体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旷达的情怀;了解了辛弃疾豪放中的沉郁顿挫,才能更深入体验其《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中悲愤的情绪。

二、引导学生运用生平史料释放文本信息

所谓生平史料,是指与解读文本同类型的作品或与之相关的作者的书信、其他文字材料、以及作者的性格、喜好、人际交流等情况。这些是文本意义产生的外部证据,多半属作者的创作意图材料,这些对于解读文本是不可或缺的资料。

比如要让学生对鲁迅《药》中瑜儿坟上花环意义有深刻体验,教师就有必要将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一段话告诉学生:“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了,所以我往往不惜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凭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意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学生结合这段材料来理解瑜儿坟上花环的意义,自然会明白: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革命者惨遭屠杀,但他们并未斩尽杀绝,夏瑜的战友们会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勇往直前、继续战斗。《药》中,华老栓夫妇用革命者夏瑜鲜血染红的馒头给儿子治病,为了让学生深刻理解这一行为的含义,教师可提供鲁迅给孙伏园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药》写的是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是因了群众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地说,革命者为了群众牺牲了,可是愚昧的群众却不知道是为了谁,并用了愚昧的见解,以为牺牲可以享用,为了群众中某一个人的私利。”学生凭借这信中的话来体会人血馒头事件的意义,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药》把革命者的悲哀与群众的不觉悟放在一起,就批判了辛亥革命脱离群众的错误,从而表达了革命必须唤起民众的主题。

三、引导学生运用共时态语境释放文本信息

所谓共时态语境,是指与阅读作品同时代的作品或哲学思想、时代思潮、历史事件。这些是作为扩展了的共时态历时语境,要准确解读文本,有时还真得依靠共时代语境知识。比如运用历史事件来体会文本主题,就不乏其例。建国以来,普天下几乎所有的语文教师依据教学参考书,都把范仲淹《岳阳楼记》的主题思想概括为这样:文章以“记”为名,借题发挥,表达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也表示了对腾子京的慰勉和规箴之意。这种归纳是本末倒置,曲解了作者的原意。这就是因为对范仲淹写文的历史背景知识缺乏了解。范仲淹与腾子京同年考中进士,范仲淹十分欣赏腾子京在与西夏作战中所表现出来的过人才智,所以,当范仲淹提升时,即推荐腾子京“擢天章阁待制,徙庆州”。后来范仲淹还朝领导庆历新政,其改革因遭大地主强烈反对而失败,革新者或与新政关系密切的人,陆续贬离朝廷。腾子京也蒙冤守岳州。到岳州后,腾子京备感前途渺茫,心情凄苦。虽然做了些事,但心里很不平衡,精神颓唐不振。范仲淹对此极为痛心,借腾子京向他索文之际,进行劝导。所以 《岳阳楼记》应是一篇规箴的文章,其主题应归纳为:文章以作“记”为名,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表达了对腾子京的规箴之意。

四、引导学生运用历时态语境释放文本的信息

所谓历时态语境,是指扩展了的历时态历史语境,也就是作品产生之前或之后的同类作品,以便作为判定其时代特性的不可少的参照。鲁迅在《孔乙己》中写到:“孔乙己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传统的理解是:写出了孔乙己迂腐的性格特征,反映了孔乙己受封建教育毒害之深。这认识固然不错,但把这句话放在作品反映的历史大背景中、特别是联系历时态语境来考查,就会发现,这句话有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孔乙己》写于1919年3月,即五四运动前夕,是继《狂人日记》后的第二篇白话小说,在写这篇小说时,文化界正在开展一场 “文白之争”。复古派林琴南等抨击白话文学“覆孔孟,铲伦常”,叫嚷就是要“抱残守缺,至死不易其操”。林琴南还说:“白话文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鲁迅对此作了有力的揭露:“高雅的人说: ‘白话文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中国不识字的人,单会说话,‘鄙俚浅陋’不必说了……最可叹的是几位雅人,也还不能如《镜花缘》里所说的君子国的酒保一般,满口‘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的’终日高雅,却只有在呻吟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一旦要讲话,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1]鲁迅特意把高雅的林琴南的之乎者也引出,又把《镜花缘》第22回 《说酸话酒保咬文》中一段“满口之乎者也”的酸话引出以回敬提倡文言文的林琴南。鲁迅多次写孔乙己满口之乎者也,明显的是针对提倡国粹主义的复古派的。《镜花缘》中讽刺酒保咬着文言满口酸话令人发笑,孔乙己在短衣帮面前也是“之乎者也”的满口酸话,一次次地引起众人哄笑,在这笑声中,不是也夹着对复古派的尖锐嘲笑吗?可见《孔乙己》不仅揭露科举制度的吃人本质,批判了封建教育对读书人的毒害,同时还抨击了当时维护“国粹”的复古派。

如前所说,历史语境属语外境,它必须与文本的前后文这个语内境结合使用,方能准确、全面深入地破译文本语言文字符号所传递的信息。高中 《语文课程标准》在“诗歌与散文”、“小说与戏剧”的教学实施建议中要求:“提供必需的作家作品资料, 或引导学生自行从书刊、互联网搜集有关资料,丰富对作品的理解。”教师在教学中适当运用历史语境资料,有助于学生对文本内容的学习,丰富学生知识,拓宽学生的视野。但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历史语境资料还有个时机问题,可以在文本学习之初运用,起先行组织者的作用;也可以在学习文本过程中,学生遇到难点时适时提示相关资料,对学生理解文本起到点拨作用;还可以在文本学习即将结束时出示相关资料,起到升华主题、渲染气氛的作用, 加深学生对文本的理解。运用的时机不当,过早或过晚都会影响教学的效果。

摘要：历史语境积淀着文本产生的历史遗迹,反映了那个历史时代的客观现实以及产生这种反映的历史上的自然、社会环境和个人因素。在阅读教学中,对历史久远的作品,需要依靠历史背景、作者生平史料、共时态语境和历时态语境等历史语境,才能准确释放文本的信息。

关键词：阅读教学,历史情境,文本信息

参考文献

虹影小说跨文化语境中的诉求 篇11

关键词：虹影；跨文化语境；生存诉求；情感诉求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161-02

一、女性身份的生存诉求

（一）女性自身承受的苦难呈现

虹影在书写女性苦难时，不仅仅关注内心感受，更去探究带来苦难的源头——生活的艰难。虹影对女性的苦难呈现是在她的自传性小说中完成的。因为自身的苦难，使作者深切感受到女性在社会中承受的巨大苦难。

虹影以最平常的语气讲述着每一个女人的生存现实，早晨的女厕所前排起的长龙，“不知情的会误以为那些人是在早食店为了买黄酥酥脆生生的油条”[1]，姐妹挤在一起洗澡，还要担心屋外是否会闯进来人。而对六六母亲的描写更表现了女性卑贱的存在，“牙齿掉的差不多，眼泡浮肿，眼睛浑浊无神，眯成一条缝……她说话高声像骂人，脾气越来越古怪，粗话脏字不时从嘴里钻出来。”[1]虹影将母亲的形象不加一丝的修饰呈现出来，这形象丑陋难堪，作为女儿的六六甚至也为母亲感到难为情。这样的母亲是被生活的重担给压垮的，生活的残酷使母亲逐渐失去了女性的柔软，细腻与温柔，变得粗暴。虹影对那个时代的女性充满了同情，她厌弃这样的母亲，却又为母亲的命运感到悲伤。

小说《饥饿的女儿》中，“饥饿”是最为显性直接的意象。在六六眼中，饥饿是烙在脑中的抹不去的记忆。家里人为了寻找野菜想遍办法，冒着生命危险去找几根菜叶，为了吃饭时常发生冲突。六六会为了两个肉包子而无比激动，物质的缺乏使她无暇去顾及精神的缺失。饥饿使生命变得卑微屈辱，尊严根本谈不上。饥饿不光带给六六了苦难，也带给了她所看到的每一个女人。有人逆来顺受，彻底被生活改变了，比如母亲；有人还在幻想改变现状，进行激烈的反抗，比如大姐，“她想借换个男人换一种生活”[1]，但是，在这个饥饿的社会里，生活到处都是相似的惊人——为了生存。

虹影意识到，女性苦难是开始于生存的艰难的，物质的匮乏可以毁灭一切，包括美丽，操守，人性，精神需求在物质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根本无从提起，也无人去关注。

（二）女性自我选择中的觉醒

赵毅衡曾经给虹影做出这样的评价，“虹影不是潮流中人，不跟群，不挤船，不等班车。她是个踽踽独行的人”[2]。虹影作品中的女性，也显示出一种“独一性”，她们不跟时代走在同一边，而是在命运的大潮中做出自我选择，勇于挑战，勇于突破，敢于与命运作战。

在《女子有行》中，女性抛弃了长久以来人们的审美感受，将一群女子描绘成令人心惊胆战的“魔女”，这一帮女人成立了一个“康乃馨俱乐部”，在城市中对让她们伤心的男人进行报复。她们放弃了女性应该秉持的社会标准——温良恭俭，结婚生子，做出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来。她们有着令人羡慕的优越职位却不甘心，她们要报复男性，这样的描写是在整个男权社会中发出的愤怒的抗议，是女性不甘于受制于男性，甚至颠覆男权地位的呐喊声音。

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形象是对女性地位的一个深刻思考，娜拉仅仅止步于觉醒的出走，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曾提出的问题，娜拉出走后会怎样？她没有生存的技能，出去要么沦为妓女，要么重又回来。她的出走只能是一个悲惨的结局，我们能看到的是女性一直以来都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的意义存在的，社会剥夺了女性自立的机会。可以说，她们的生活选择是被社会意识所淹没同化了的，遵从的是社会的要求，并不是真正的自我选择。虹影的《女子有行——康乃馨俱乐部》完全颠覆了女性长久以来受到的压制，也不是娜拉式的纯粹出走，她们有了独立生存的本领，过着物质优越的生活，完全能够并且不满足于这种平庸的生活，开始探求精神世界的意义，渴望确立自身的社会地位。这既是小说的进步之处和意义所在。

三、内心冲突中的情感诉求

虹影不仅探寻女性的生存困境，更是深入到底处挖掘她们的内心情感的需求。虹影笔下的人物是孤独的。作品中的孤独是由作者的孤独生发出来，生活路程上的孤独使虹影深刻体会到人类在外表之下的孤独性，如同看不见的暗流潜藏在人的内心。孤独是因为情感的缺失，与这种孤独进行对抗的办法就是情感的弥补。情感诉求因此成为虹影的另外一条思想主线。

（一）灵魂的救赎与忏悔

虹影擅于深入剖开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人类的阴暗，痛苦，迷茫摆在眼前。每个灵魂都浸泡在崇高与低贱的染缸里，像一块多彩的布，而作者将染过的布晾晒在太阳底下，让我们看的更清楚。在虹影的作品中，这些灵魂都在寻找忏悔和救赎。

《饥饿的女儿》中，虹影对自己年少时对母亲的怨恨进行了忏悔。六六怨恨母亲，无法原谅母亲对父亲的背叛。在作者自己当了母亲以后，明白了作为一个母亲的辛苦。回过头来看自己的童年，作者体会到了母亲当年的痛苦，并开始理解母亲，原谅母亲，为自己当年的冷漠感到深深的悔恨。作者后悔自己对母亲以及生父的憎恨，“他的情感专注，到死还想着我，没有一点改变。而我呢？连一声爸爸也不愿喊，我看不起这种情感，我鄙弃地把他推到一边，丝毫也不犹豫。连转过头去看他一眼也不肯。”[1]作者在这部作品里并未对母亲做任何美化，以近乎残酷的方式写下自己的记忆，讲述了母亲的苦难以及为之付出的种种代价，用先抑后扬的手法表达了对母亲的深深怀念与敬爱。同时也是对自己灵魂深处犯下的罪行进行的一种精神忏悔。

在她的其他作品中，作家试图通过作品达到对现代社会人的堕落灵魂救赎的目的。《孔雀的叫喊》中柳璀和月明所充当的是救赎的角色。柳璀从北京回到三峡地区，她在这个地区与母亲的老朋友及其儿子月明的交往中，不仅发现了母亲那一代的恩怨纠葛，更对三峡的修建有了深刻的反思。小说以玄妙的态度对待柳璀和月明的出生，认为他们是文革时期红莲与玉禅法师的转世，从而巧妙地将前世今生的事件联系起来。通过红莲与玉禅法师，作者深刻地反思了文革给人带来的伤痛，试图唤醒和救赎被扭曲的人性。三峡的修建亦伴随着人性的扭曲，大小官员只顾谋取利益，丝毫不关心民众的利益。月明为了维护学校的利益，与人们一起去政府请愿。这种救赎当然是无力的，并不能真正改变已存在的事实。作者通过过去以及现在犯下的错误促使人汲取教训，面对未来，试图救赎的是我们现代人的心灵，试图警醒的是现代人的生存误区。endprint

（二）在情爱中寻求精神慰藉

虹影的小说常常因为涉及了大量的情爱描写而在国内遭受非议，但是同时这些小说在西方文化中却受到欢迎，“得益于小说中在西方人看来神秘的东方文化的渲染，并且小说中的情爱，性与爱都是有精神的，而非关注浅层的肉欲宣泄。”[3]虹影站在双重文化的背景下，融合了西方文化的开放与东方文化的含蓄，情爱在她的笔下显得美丽又不失神秘。

《k》中，女主人公林是现代的知识女性，拥有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但是骨子里却深谙道教的传统文化。男主人公裘利安？贝尔是一位英国诗人，一位西方的自由主义分子。他深深地被林的东方魅力所深深吸引，两人很快上演了一段风流韵事。两人的关系实际上是无法离开各自的文化背景而存在的。林作为传统东方女性，她一方面渴望情爱，一方面又受到道德伦理的束缚，不断地压抑自己的欲望，使自己成为看似温柔娴雅的知识女性，裘利安所代表的西方开放文化正是她内心所渴望压抑的一部分。裘利安被东方女子林所吸引，更被其神秘的道教文化所吸引。双方各自寻找的是自身所缺失的一种精神需求，一种精神上的“猎奇”。只是这种精神需求太过强烈，最后只能以悲剧收场——裘利安战场死亡，林于鬼节死去。在虹影的另一部小说《绿袖子》中，男女两人由于种种的相似境遇使他们同命相怜，互相成为精神世界的安慰和砥柱，情爱实际上成为玉子和小罗达到一种相互安慰的途径。他们情欲的不断渴求正是长期精神世界空虚，无法得到满足的弥补与需求。他们相互寻找的过程中，实际也是寻找精神上的“家”的过程。

“我想表达的正是性与爱是如何不可分割，裘利安这位情场老手自以为一向能分割，而且也用此对付k。最后，他才明白，他的情欲只有在无可阻挡地成为爱时，才达到生死可不顾的境界。”[4]虹影在给《K》的序中如是说。这正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恰恰于劳伦斯作品的主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洋溢着对性爱的赞美，对人性的张扬，对精神世界的追求。

四、结语

作者在跨文化的小说将中西文化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关注那些神奇玄妙的经验，使作品呈现出迷人的魅力。但是这种跨文化的处境也使作家处在一种“无家可归”的状态，这种状态促使作家站在与别人截然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因此她的作品对历史，对现实都有着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这些作品真实而残酷地反映了人类生存面临的困境，对文化以及现实的关注。虹影是一个有着强烈精神追求的作家，她的小说创作时时表现出浓厚的忧患意识，走向越来越广阔的内容。这也是虹影作品迥异于她同时代的女作家之处。有人认为，虹影的作品是纯粹的身体写作，这是对虹影作品的一种偏见和误读。正如陈晓明所说，“毫无疑问，虹影的写作是属干最有争议的一类，在这个文化多元主义的时代，使用断然的价值判断是困难的。我们无疑有必要，有足够的承受力去理解这种极端的存在。正如人们终究接受了先锋派的小说叙事一样，也正如人们以复杂的心态兴趣盎然地阅读王朔的小说一样，人们终究会对虹影的小说刮目相看。”[5]

参考文献：

〔1〕虹影.饥饿的女儿.北京：知识出版社，2003.

〔2〕赵毅衡.惟一者虹影，与她的神.中国图书商报，2010，（10）.

〔3〕胡志峰.文化中为救赎的情爱——虹影长篇小说的母题.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4〕虹影.绿袖子.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5〕陈晓明.女性白日梦与历史寓言——虹影的小说叙事.山花，1999，（08）.

跨文化历史语境 篇12

一、争霸天下的政治形势的需要

中国古代, 天子, 诸侯、卿大夫都把自己的庶子、幼子以另立小宗的方式分封出去, 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宗法等级制度, 士是宗法社会贵族统治集团中处于最底层的地位的一个群体。因为没有封地, 春秋以前的士族大多都是在天子或诸侯宫廷里担任一定的职务, 许慎的《说文解字》云:“士, 事也。”段玉裁注云:“凡能事其事者称士。”由此可见春秋士阶层的特征为:身通六艺, 掌管典册之职官, 他们拥有知识或某一科的技能, 所以可以在周王室或诸侯贵族宫廷里以知识谋生, 这就是段玉裁所谓的“事其事”。

直到春秋战国时期, 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变革, 导致宗法制度解体, 士子才从宗法制的羁绊中挣脱出来, 传统的“学在官府, 政教合一”的制度被瓦解, 各种典籍、资料、文化工具连同掌管、应用、传授的专业人员一起散落民间, 文化开始下移, 士子作为文化知识的结合体开始取得独立的社会地位。

在群雄角逐的社会背景下, 刚刚有了独立身份的士子们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时的春秋战国, 诸子百家竞相研究“治国平天下”的方略, 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态势, 另一方面是诸侯争霸, 盛行“纳贤养士”之风。此时的诸侯已拥有了自己的行政机构和私属官吏“家臣”、“家宰”, 军事上也拥有自己的军队“甲士”、“徒兵”, 士子们的政治主张或一技之长, 也成了在动乱年代中诸侯自存、自救和称霸所必须依靠的一种力量。因此社会上开始流行着士子“入楚楚重, 出齐齐轻, 为赵赵完, 畔魏魏伤”的风气, 各诸侯国君与战国四公子纷纷招士养士, 士子们朝秦暮楚, 怀揣着“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而游说四方。如隐居深山、生活淡泊的颜髑与齐宣王关于“王贵”还是“士贵”的著名论辩, 如养士数千, 最喜宾客的平原君赵胜亦“贵士而贱妾”, 能做到“斩笑躄者美人头”;又如孟尝君田文对士子们发出了“食客数千人, 无贵贱一与文等”的召唤。这些都显示了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崛起, 并为中国第一代教师群体的出现准备了充分的人才资源。

同时, 王权的旁落, 使周天子所管辖的文化经典、礼器乐器、天文历法等典籍, 连同掌管这种典籍的人员, 随之扩散到四面八方, 这为第一代教师的产生准备了物质条件。如《论语·微子》中记载:“太师挚适齐, 亚饭干适楚, 三饭缭适蔡, 四饭缺适秦, 鼓方叔入于河, 播鼓武入于汉, 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论语注疏》卷十八注释云:“此章记鲁哀公时礼崩乐坏, 乐人皆去也。”又如老子, 原为“周守藏室之史”,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修道德, 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 见周之衰, 乃遂去。至关, 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 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 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这说明老子也是在周王室衰微之时离周而去的。又据司马迁《史记》“历书第四”中记载:“幽厉之后, 周室微, 陪臣执政, 史不记时, 君不告朔, 故畴人子弟分散, 或在诸夏, 或在夷狄。”“畴人”即是天文历算家, 这些人原本都世代在宫中为官, 而在春秋战国时, 畴人们离开王室散入民间;又如孔子周游列国收集史料曾“得百二十国春秋”, 这是孔子编纂《春秋》的基础。这些记载都说明原来为王室或贵族服务的文化官吏已星散四处, 这些人带着秘藏的典籍、文物、礼器、乐器逃亡到各诸侯国或民间, 形成了不可阻挡的“学术文化下移”的趋势, 也为中国第一代教师群体提供了知识的硬件。

二、平民对于知识的需要和私学的蜂起

春秋战国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周天子权威失坠, 诸侯们云合雾散, 在这个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急剧变化的社会语境中, 社会各阶级也不断发生分化和重新组合, “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已不再是一种神话, 而是被无数士子们的事迹所验证了的事实。这种社会各阶级的大改组使人认识到了知识的力量, 认识到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所以对知识的追求成了当时青年人的主要追求。而此时在邹鲁地区出现了一批“缙绅”, 他们穿戴着峨冠博带, 因为熟悉“六艺”知识和各种礼仪, 所以常在贵族交际酬酢及举行冠、婚、丧、祭等礼仪时出面, 主持各种仪式和庆典, 受到世人的注目与尊重, 这些被称为“师儒”的人就是后来中国第一代教师的原型。

由于受到许多成功士子们的鼓舞, 更多的士子和平民子弟向往着出将入相的政治生涯, 因而形成了庞大的春秋战国的求学士子群体。他们不辞路途遥远, 纷纷走上投师问学的旅途。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末年, 社会上兴起的投师问学、切磋学问的学子旅行活动, 在我国旅游史上占有重要的一笔。游学之旅的骨干正是那些在新时期崛起的士子。他们以投师问学为手段, 以求仕从政为目的, 寻访名师以求得治国平天下之策。因此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把这一历史时期称为“游士社会”, 是非常恰当的。

在这种士子群体里, 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 他们就是刚刚脱离了等级制度的束缚、希望以自己的思想来改变社会、实现政治抱负的游说士子。这些一向被认为脱离社会生产领域、仅凭口舌生计而生存的读书人, 这就是后世所说的诸子百家。这些人与游说士子的区别在于, 他们已饱读诗书, 已成为饱学之士和当地的名人, 所以他们的出游是以“说服他人”为目的, 而不是以“求学”为目的。正是这些人的存在, 为私学的出现准备了充足的师资。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之中, 求学者与施教者终于找到了他们彼此之间契合的方式, 那就是“私学”。在这种供求双方条件都具备的环境里, 春秋战国的私学自然很快发展起来, 并形成了一定的特色与规模。如郑国的邓析所办的私学, 讲的就是自著的《竹刑》和教人打官司“学讼”。邓析生在春秋末年, 是战国名家的鼻祖, 也是著名的讼师, 他不但反对旧的奴隶主贵族, 也反对以子产为代表的继承周礼的新贵族。他不满子产所铸的刑书, “欲改郑所铸旧制, 不受君命, 而私造刑法, 书之于竹简, 故言‘竹刑’。”也就是说邓析私自编了一部适应新兴地主阶级要求的法律, 并把它写在竹简上, 这就是“竹刑”。邓析聚众讲学, 招收门徒, 传授法律知识与诉讼方法, 据明冯琪撰《经济类编》九十九卷记载, 邓析的私学里生源充足:“与民之有讼者约, 大狱一衣, 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而学讼者不可胜数。”

与邓析同时办私学的还有晋国的叔向, 邓析和叔向的私学都早于孔子。鲁国的少正卯与孔子同时办私学, 传说少正卯的私学名声也很大, 曾一度把孔于私学的学生吸引过去。到了春秋末期, 私学规模渐成, 儒、墨两家的私学成为当时的名牌学校, 被人称为“显学”。

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生活资料的丰富, 促进了社会内部发生新的分工, 即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进一步分工, 脑力劳动者可以完全脱离生产实践, 而专门从事精神产品的生产制造, 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出现的经济基础。中国的第一代专业教师就是脑力劳动者的代表, 他们在动乱之中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以积极入世的心态, 奔走在春秋战国争霸天下的舞台上, 宣传推广自己的学说, 张扬自我个性, 在推销着精神产品的同时, 也确立了中国知识分子知书通礼、能言善辩、以天下为己任的处世风格。士阶层的出现就是春秋战国私学的崛起的基础, 也是产生“百家争鸣”的基础。在这场学术大潮中, 孔墨二派自立门户, 传授其学说思想, 成为专业传授文化知识的士子, 创造了“弟子盖三千焉, 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的教育成果, 又据《韩非子》卷十一记载:“ (战国时期) 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 这些都是中国第一代教师群体创造的盛况。这种社会现实既让世人认识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同等重要, 也让人认识到脑力劳动同样可以作为一种生存手段。“学也禄在其中矣”, “学而优则仕”成为了许多人的人生追求, 而“孔子卒后七十之徒散游诸侯, 大者身为师傅卿相, 小者友教士大夫”的成果, 更让人为脑力劳动者惊艳。

总之, 春秋战国的士子们在这个需要智能并制造智能的时代, 是时代精神的重要创造者, 也是时代命运的掌控者。正如学者辛田在《论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生存环境的变化》中所言:“面对新的生存环境, 知识阶层不得不重新考虑现实社会的生存价值, 从而引起了思想观念的变化;另一方面, 由于社会结构的重新调整, 现实政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它也需要一些新的理论来为自己提供存在的理由和可能性, 必然也要求知识阶层提出适合新时代的道德观念和精神产品。于是, 春秋战国时代知识阶层观念转型就成为顺理成章。”所以, 中国第一代教师群体正是在上述的历史语境中诞生并成长起来, 成为中国知识阶层的牢固基石。

参考文献

[1]吴玉琦.中国教育通史[M].沈阳出版社, 1992.

[2]辛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