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角色

历史文化角色（精选12篇）

历史文化角色 篇1

1.“逆子”性格成因分析

关于中国传统家族文化, 学者从时间上、内涵上对此有不同的解说, 比较一直的观点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古典文化, 是一种“以‘求善’为目标的‘伦理政治性文化’范式, 归属于大陆连绵型文化、农业文化和家国同构的封建宗法文化。以汉民族文化为主题, 融合了其他少数民族和周围地域文化, 以宗法家族礼教文化为核心, 将伦理道德作为维系社会道德的根本, 在思维方式上重和谐、整体、直觉、实用。”【1】在这种传统的家族文化笼罩下,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家庭关系模式与封建宗法制度一致, 是一种封建家庭关系模式, 其主要特征是父权、夫权至上。在这种家庭关系模式里, 家庭纵向关系是父母或家长居最高地位, 长辈在家庭里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力, 家庭横向关系是男尊女卑, 女性未嫁从父, 既嫁从夫, 夫死从子, 依附性很强, 地位卑贱, 这种横向关系又服从于家庭纵向关系。“家族法则”令人性失抑, 让人格萎缩, 导致人生悲剧。这种文化系统也是消磨人的个人意志与人生追求的精神麻药。

在上个世纪前半叶的家族人物抒写中, 传统的家族训导导致的人格悲剧在“长子”这一家族子弟的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长子作为宗法利益的体现者, 一生都在为家族的持存与发展克己齐家。尤其是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中, 面对着新文化的召唤, 面对礼教对人爱欲的过度抑制, 致使心理淤塞, 精神不振, 造成人格扭曲的悲剧。弗洛伊德认为, 爱欲“使生命体进入更大的统一体, 从而延长生命并使之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2】正因为爱欲对生命的发展与提升功能, 每一个生命体都对爱欲有着强烈的渴望, 并或隐或显地追求和实现它。也正是这种原始性的生命追求, 传统家庭中这一套封建枷锁有了被粉碎的现实冲动。面对新时代、新文化的召唤, 封建家族这座“大山”开始出现了动摇, 自觉反叛的灵魂进入了家族文化的视野, 成为家族“培育”出的自己的掘墓人, 构成了对族长意志和家族秩序的反抗。

2008年的开年大戏《闯关东》, 反映的是从十七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三百年间, 山东农民为谋求生路从中原逃亡到东北大规模的迁徙这样一段历史。全剧以1904年山东大旱为背景, 描写朱开山一家因为战乱和灾荒, 从山东老家来到了白山黑水。他们淘金, 伐木, 种植庄稼, 与土匪, 官府, 封建把头周旋, 一次次死里逃生, 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园。朱家一共有三个儿子, 其中以二儿子朱传武性格最为鲜明。朱开山为人老实忠厚, 其媳妇通情达理, 但本剧却树立了朱传武这样一个叛逆者形象, 血气方刚, 性情勇武, 不为家长所安排的婚姻所妥协。他的叛逆行为背后是中国传统家族文化与个体自由意志的矛盾冲突造成的。

西方家族叙事中的家族文化的瓦解力量更多来自于外部世界——发展中的经济社会对“家”的干预。与西方家族文化的瓦解力量的来源不同, 中国家族文化的衰微则起因于内部世界——“人”与“家”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则是家族文化中消极因素与时代碰撞的结果。子女与家庭的冲突包括子女的出走所要解决的都是做“人”的问题, “宅门逆子”这是一个传统中国所必然面对的家庭问题。

“人”与“家”的冲突、家族文化中消极因素与儿孙们做“人”要求的对立, 构成了“逆子”角色性格产生的根据;走出封建家庭的牢笼, 打破传统观念的桎梏, 摆脱宗法纲常的束缚, 这些又成为了“逆子”性格的直接诉求。意志坚定、行动果敢、敢于违抗父母意志、个性鲜明、崇尚自由、追求个人幸福, 出走是他们最显著的叛逆行为, 同时又怀有朦胧的家族情结与意识, 这些基本构成了逆子性格的典型特征。

2、观念的激变与激变的时代

家族, 被称为“文化的千层饼”, 随着时代的发展, 家族“分任了人类经验中的一切兴衰变迁, 它较其他任何制度更能明白地揭露人类从原始野蛮的深渊, 经过开化时代以至于文明时代进步的逐步阶梯”。【3】

在新旧思想文化碰撞的时代背景下, 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之初便为我们塑造了现代小说史上第一个自觉反叛封建宗法家族制度的叛逆者形象——“狂人”。但狂人的反抗只停留在精神层面指斥家族礼法吃人本质的自我发狂的悲剧阶段, 没有提供更多鲜活的生活内容。而巴金的《家》则着力刻画出了被注入“五四”时代精神的叛逆青年的形象。“与传统的告别, 对未来的憧憬, 个体的觉醒, 观念的解放, 纷至沓来的人生感触, 性的苦闷, 爱的欲求, 生的烦恼, 丑的现实, 个性主义, 虚无主义、人道主义……所有这些都混杂成一团, 在这批新青年的胸怀中冲撞着、激荡着”。【4】小说中的觉民和觉慧是那个激变时代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两个幼稚而大胆的叛逆者文学形象, 觉民的叛逆行动主要是逃婚, 觉慧的反叛性格集中体现在三件事:帮助觉民逃婚, 拒绝捉鬼, 离家出走。他的离家出走与贾宝玉的离家出走有质的不同, 他是在受到时代精神的感染下反叛封建家庭、摆脱桎梏而不仅仅是逃脱, 他是去探求新知, 寻找新世界而不是走向虚无。

如果说新时期下, 艺术创作中还存有对“逆子”角色的呼唤, 创作者更多借鉴的是“逆子”品格与时代精神的吻合以及“逆子”所独具的个性魅力在艺术作品中的审美价值。当下的家族电视剧创作, 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商贾题材。“宅门逆子”的角色也因此有了更大施展的舞台, 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伦理的范畴。人物个性的不羁使他们有了更多冒险的精神, 叛逆者的品格让其具有了坚忍不拔、积极进取的性格特点, 这些比起性格中庸的保守者, 更加符合商业社会的品质要求。在家族题材电视剧创作中, 创作者越来越倾向于家庭内部的伦理斗争与家族在商业竞争中的外部斗争这两条线索。内部的伦理“斗争”在家族创业的关键过程中会自然地让位给予社会存在的外部“斗争”。在家族事业的危难时刻, 具有性格优势的“逆子”形象, 也因此适时地扮演起了家族创业者的角色。

时代在发展, 思想文化在改变, 同一类型人物的角色定位也在变化。“逆子”出生在观念跌宕的“五四”时代, 跨世纪的历程一路走来, 形象愈发丰富鲜明。

摘要：文化传统中的家族文化, 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作为社会个体无不生活在一定的家庭之中, “家庭”是人类社会一个最基本的单位, 它不仅承担着人类传承延续的作用, 而且正是每一个家庭的历史, 构成与记载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变迁。让我们能够从一个家族透视时代的变迁, 从时代的变迁窥视家族的兴衰。在家庭内部, “父——子”关系构成文学作品中冲突的一贯主题, 在电视剧创作的领域, 这个主题成为了家族剧中重要的影像表现。“逆子”形象 (叛逆者) , 一直是国内电视剧创作屡屡涉及的家族人物形象的一类, 它不断被利用为各种价值意义的载体, 同时作为创作者完成家族叙事建构的重要一环。诞生于上个世纪鲁迅笔下的叛逆者形象——“狂人”, 一直成长到今天电视剧创作中的“逆子”形象, 自身具有了更多的形象价值和文化内涵。

关键词：宅门逆子,形象价值,文化背景

参考文献

[1]赵洪恩、李宝席:《中国传统化通论》, 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第427-433页。

[2]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版, 第155、144页。

[3] (美) 摩尔根:《古代社会》,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1年版, 第85页。

[4]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年版, 第1042一1043页。

历史文化角色 篇2

摘要：进入新世纪，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工作全面铺开，新课程也全面进入实施阶段。教师作为新课程的执行者，其在思想理念，教材处理，以及对学生的评议等问题上的角色扮演，直接影响着新课程能否被正确执行到位的问题。

只有教师成为新课程理念最透切的领悟者，才能成为教学实践最有力的指导者。要解放课程，首先就应该解放教师。

一、教师要由纯历史知识的灌输者而成为教育学意义上的对话者。新课程要求教师强化两种意识。第一是民主意识。第二是人本意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学会生存》中有这样一段话：“教师的职责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了----他将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加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观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这段话也集中体现了民主和人本主义思想。所以，树立人本意识，把学生当“人”看待，这是中学历史课程改革呼唤教师角色创新的首要任务。

二、教师要由教材的被动执行者而成为新课程的开发者和创造者。１、教师对新教材的开发和设计。

“以校为本”的思想为我们带来了必要的支持和机会，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大胆更新观念，主动出击，勇于承担起新课程的开发和设计任务，充分利用自己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开发设计出我们心中理想的历史教科书。让教科书给人的感觉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和风趣活泼的。其社会功能和教育价值在于：它是满足社会大众需要的史学，是全社会成员可以享用的巨大人文精神资源，而不仅仅是为了服务“鉴往知来”的政治工具。２、教师对新课程的组织实施。

对新课程组织实施，这是教师角色创新的关键。不管新课程的设计是如何先进与科学，归根结底是要教师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指导并严格执行。教师要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优化教学过程，改变历史课堂存在的“满堂灌”、“填鸭式”的现象，最根本的就是要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过程，学会学习，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学习主体。教师要为学生获取、分析、讨论、利用信息和发现、提出、解决问题创造机会和条件。

教师既是新课程的开发和设计者，也是新课程的组织实施者，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课程的开发设计是为了更好的组织和实施，反过来，在组织实施过程中又能促进新课程进一步开发。

三、教师要由考试的裁判者而成为学生求知和发展的激励者。１、把握情感性原则。

我们在对学生的教育评价中，不能像法官和裁判那样超然于对象之外，而应与之共同介入对课程知识的探索和体验之中，以心灵拥抱心灵，以激情点燃激情。只有这种用心灵呵护出来的爱心教育，才能把我们的教育对象引入正确的情感轨道。２、把握前瞻性原则。

教育的滞后性警醒我们：不可能通过周密详细的计划，分门别类地培养每一个专业，每一种职业甚至每一个岗位的专门人才，“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设想，只能是善良的愿望。就像计划经济永远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一样。所以，我们的教育必须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３、把握差异性原则。

在传统教育机制和评价体系中，不少老师习惯于把考试成绩落后的学生视为是天生的“笨”而毫无发展的可能。他们试图严格按照某种模式把众多的学生培养成理想中的“人”。其实，学校不是工厂，教师也不能像工人生产标准零件一样来培养标准的国民。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在他们身上，既有共性，又有巨大差异。教师在遵循教育规律对学生进行教育时，必须打破以往按统一模式塑造学生的传统做法，关注每一个（或每一类）学生的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区别指导和分层（分组）教学，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确立“每个学生都具有成功的潜能”的信念，使每个学生得到充分的发展。新课程《标准》在其总体思路中明显反映出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高度尊重学生的个性充分发挥学生自身的能力和特长，为其主动适应未来社会打好基础。

儒学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角色 篇3

摘要:儒学虽在近代中国渐逝了官学地位,但还是承担了任何思想替代不了的历史角色:儒学仍然是多数国人的生活准则,民族凝聚力的动力源泉,中华民族脊梁的精神支点以及主要政治学说的思想资源。对儒学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角色的认识,可以为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和利用儒学,服务于现代化建设提供思维的平台。

关键词:儒学;近代中国;历史角色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6.022

在近代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地从西方引进新的思想、主义、学说,如启蒙思想、进化论、实用主义、改良主义等。这些理论对近代中国思想的启蒙和社会的发展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它们却无法实现近代中国人民富国强的愿望,因而,它们最终没有能够在中国的发展中取得重要地位。虽然部分中国人从西方文化的冲击中明确体认到儒学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但也找不出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充足理由来。在这种情况下,儒学仍以顽强的力量支配着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承担了任何思想替代不了的历史角色。

一、儒学依旧是多数国人的生活准则

生活准则是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最简单,最起码的社会公德。中国近代社会是动荡转型的社会,人们为了维持公共生活的正常秩序,总是要遵守一些最基本的社会公德来规范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使整个社会生活正常运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古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在吸收历史与现实的文明基础之上,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等问题经过长期深入思考而发展起来的,对人们的生存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其发展到中国近代社会时过2 000多年的积淀,已溶汇在中国人的政治思想、道德伦理、民族性格以及风俗习惯里,其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随时在起着作用。近代中国社会的国情是,在政治上排孔而“在思想上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孔子为中心,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1]363。这足以表明,儒学独尊地位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儒学的消灭,也不意味着儒学在社会生活中再也不起什么作用。而恰恰相反,孝敬父母、信用、诚恳,学识与教育,以家庭为中心,廉洁、勤劳、仁爱、修养、民族凝聚力等儒家思想,正是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的人们所需要的。尤其是儒家的孝道思想,在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中已根深蒂固,甚至一些批孔的英雄也难以逾越,比如,鲁迅长期供奉着他母亲赠予的无爱情的婚姻,20年不敢有爱的追求。再如胡适,他曾鼓吹全盘西化,但他也不得不遵循母意,跑回老家与从未见过面的小脚女人结婚。在教育上,人们还是尊孔子为师,比如,1917年11月,毛泽东在主持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开学仪式上,还向孔子像行三鞠躬礼。他在《夜学日志》中记有:在仪式上,师生员工“整队向国旗、孔圣行三鞠礼,职教、学生相向互行一鞠躬礼”[1]103。这些都说明,儒家的思想并没有随其官学地位的逝去而被人们彻底抛弃,在新的社会公德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儒家思想还是担当着生活准则的角色。即使当时进步思想家们在新公德观的建设中,也没有无视儒家思想所担当的生活准则角色。

由于中国近代社会,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社会公德的建立依然是以家庭为基础,在当时,与之最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是儒家思想,所以近代进步思想家们在新公德观的建设中,还是看中了儒家思想。他们提出了正确而又科学的原则,其基本精神就是既反对复古守旧,又反对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既要批判中国传统道德,又要借鉴吸取西方道德文化。为此,他们都反对建设新道德中照搬西方的错误倾向。孙中山也不赞成形式主义地去对待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他说:“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2]243正是在这样的原则之下,他提出要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孙中山审察了“固有的道德”的社会功用后指出:“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缘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的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2]242。“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2]243。孙中山所强调的“固有道德”,就是儒学所宣扬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及已从道德范畴发展成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政治哲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孙中山对此十分赞赏:“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2]247这就是说,中国近代社会新道德的建设要吸取儒家思想中的精华,继续担当人们生活准则的角色。其实,时至今日,我们仍遵循着儒家的许多生活准则。

二、儒学是民族凝聚力的动力源泉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由一个主权国家沦落为半殖民地国家。在近代109年时间里,中国遭到了列强六次大规模的侵略: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战争、中日战争。前五次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中国被迫签订了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中国被列强割占了157万平方公里土地和掠夺了13亿两赔款白银。危害更大的是,鸦片的大量输入,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体质,损害了中国发展近代经济的潜力,降低了中国人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加剧了社会动荡,使中国近代经济发展难以获得一个稳定的环境;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使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国家,不但原有产业迅速衰落,近代工业也难以顺利成长。但是,中华民族是不甘屈辱的民族,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反抗,表现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产生了林则徐虎门销烟,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打击外国洋枪队,刘永福抗击法国侵略军,邓世昌撞击日本军舰,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全民族抗日战争等英雄业绩。虽然前五次反侵略战争都失败了,但展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不屈不挠、大无畏意志精神和英雄气概,以及为维护民族独立,争取国家富强而斗争的民族精神。尤其是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民族凝聚力,是指特定民族的思想整合力量,也就是该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以及民族成员对整个民族依恋不舍的向心力。无论民族内部各族系、各阶层之间发生过多么严重的歧异与分裂,只要有优秀文化的传统存在,终究会由离散到聚合,由动荡到稳定,由对立到协作,结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民族。具体地说,民族凝聚力是通过民族的精神、民族的心理、民族的价值取向和人格理想等许多方面体现出来的,它是统摄人心、团结族类的纽带。在中国近代社会达此要求的文化只能是儒家文化。《周易》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3]3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3]13的思想。这种“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延续发展并永远兴旺发达的思想基础,是民族生命的源泉。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天下大一统之义,并热烈赞美大禹统一中国的功绩;孔子作《春秋》,主张“华夷一家”,这一思想经其弟子子夏“四海之内皆兄弟”观念的提升,再经《春秋》公羊学派的倡导,在战国时期加速向“天下大一统”的观念发展。“天下大一统”观念是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精神的源泉。儒家所强调的宽厚仁慈,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操与人格,成了激发人们爱国爱民、齐心奋进的力量和人生追求。这也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之一,有利于协调人们的心理和行动,促进社会的发展。儒家经典中还包含着在别的国家里很少见的伦理价值体系: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如:“与人为善”,“诚信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在个人自身修养的问题上,如:“志存高远”,“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并且把个人、集体、国家联成一体,例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中华传统美德,在动荡不定的中国近代社会中对于增强民族内聚力,振奋民族精神,整合群体价值,协调社会秩序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这种精神使近代中国没有像同时代的其他国家那样沦为西方的完全殖民地或国家的解体——虽军阀割据迭起,但还是形式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正是这种精神,在中国近代社会推动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也正是这“血浓于水”的亲情思想,使中国近代各种政治势力能够众志成城,以“御侮”思想促成民族团结共同抗日,以“义勇”思想动员群众进行反日武装斗争,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思想鼓励人们为国家民族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思想激发人们在反日斗争中发扬注重人格情操与民族气节精神,使绝大多数民族成员决不屈服,坚持抗争到底,最终取得民族独立。

三、儒学是中华民族脊梁的精神支点

近代中华民族脊梁是指那些为拯救中华民族出离水深火热之地而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的人,他们大多是中国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近代以来,作为国人人生哲学轴心的儒学发生动摇,多数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一时找不到新的共同信仰来填补思想空缺,不知何以安身立命,于是痛苦莫名,不得不四处探索,但是新的民族主体信仰始终建设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在儒家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多数近代知识分子,依旧以儒家的思想为精神支点。

清末维新变法领导人梁启超在维新变法失败后,赴欧考察,写了《欧洲心影录》,将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中国应将传统优秀文化的“国宝”发扬光大,同时,吸取国际文明之精华来扩充中国文明。他引用近代法国著名哲学家柏格森的导师蒲陀罗的话:“你们中国有绝大的责任,就是拿西洋文明来扩充自己的文明,又拿中国的文明补助西洋文明,叫做互相化合的一种新文明。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把本国文明发扬光大。好像子孙继承祖先遗产,要保住他,发扬光大,因为他有民族特质。你们中国确实可爱可敬。我们法国祖宗在蒙昧时期,你们中国已出现了许多哲人。我近来读些中国哲学译本书,总觉得他精深博大。我希望中国人不要失掉这份传家宝才好”[4]35。这足以体现了儒学对梁启超的强大精神支撑。中国现代思想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在“五四”时期指出:“我从那时决定搁置向来要做佛家生活的念头,而来做孔家的生活。……我又看着西洋人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条路来吗!我又看见中国人蹈袭西方的浅薄……我不应当导他们于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来吗!无论西洋人从来生活的猥琐狭劣,东方人的荒谬糊涂,都一言以蔽之,可以说他们都未曾尝过人生的真味,我不应当把我看的孔子人生贡献给他们吗!然而西洋人无从寻得孔子,是不必论的,乃至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家生活的缘故。”[5]这表明儒学促使梁漱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转变。1924年在广州召开首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孙中山在接见中外记者时说“中国有一个正统的思想,自尧、舜、禹而汤、文、武、周公、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的思想来发扬光大的”[6],并且孙中山多次强调,他致力于中国革命,所持三民主义,是承袭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孙中山赞扬孔子、孟子是民主政治的倡导者,并且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我国特有的最完备的政治哲学,必须作为“国宝”来捍卫。

即使批孔的中共优秀领导人,也把儒学作为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支点。《礼记•礼运》中提出了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这一理想是把共产主义引入中国的桥梁,是“五四”知识分子所向往的目标。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在构想中国未来社会的时候,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大同思想作为择取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评判标准。陈独秀首先把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他提出要破除“国家偶像”,他说:“我想各国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与真正和平的幸福,这个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7]155他希望中国人“有教育,有知识,有团结力,有资格和各国思想高远的人共同组织世界大同”[7]431。李大钊认为“今日的民主,乃是一步一步向世界大同进行的一个过程,今日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求独立民主,救贫苦大众,而未来理想,乃是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8]。青年毛泽东写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他希望实现“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的“大同圣域”[1]89。恽代英认为,共产党人要具有孔孟倡导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百姓福祉,必不可自居高大地位,不肯牺牲。郭沫若说,他就是因为信仰儒家的大同理想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两者是相通的。年轻的郭沫若写了《马克思进孔庙》的小品,虚构了马克思向孔子请教的对话,表明双方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小品中表现马克思设想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与孔子设想的“大同”世界不谋而合,马克思最后对孔子说:“我想不到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9]于是得出结论,要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文化结合起来。郭沫若还说:“我的想法是,在个人修养上可以体验儒家精神,而在社会的兴革上,则应依社会主义的指导,努力吸取科学文明的恩惠,使物质生产力增加,使物质分配平等,使各人的精神得以遂其全面发展。”[10]郭沫若又表示,要发扬孔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为了人民大众,应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在大众未获得发展个性、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与自由,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11]。抗日战争时郭沫若写过《屈原》剧,宣传爱国主义,他认为屈原是一个爱国儒者。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写的《十批判书》,多方面赞扬孔子儒学。

毛泽东好读古书,经、史、子、集,稗史、笔记,无所不读,对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学颇有研究。他倡议:“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2]因此,他以身作则,常常在讲话、著作中用儒家经典语录来表达自己对问题的看法。以至于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来源是中国传统思想,而非外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少数论者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毛泽东之手已发生了变形,不再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性质。更有甚者则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封建化”、“儒家化”。这些论点虽有偏颇但也足以说明儒家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之深。

四、儒学是中国近代主要政治学说的思想资源

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政治势力,无论是反动的还是进步的,基于儒学的强大传统力量,在创建自己的政治学说时,都要把儒家思想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

儒学在近现代中国,成了反动统治者复古与镇压革命的有力工具,最典型的是袁世凯利用儒学大搞帝制复辟。北洋军阀制造尊孔读经的逆流,并非单纯为了提倡“尊孔”和“读经”,而是利用孔学的某些主张,为自己复辟和复古的反动政治目的服务。他们凭借儒家的“克己复礼”、“大一统”、“定于一”思想实现其专制独裁和复辟帝制的梦想。更让人气愤的是,袁世凯竞利用孔子的大同思想,为媚敌卖国寻找借口。袁世凯借用《孟子•离娄上》中的“小国师大国”,天下为公为大同的思想,制造“文明无国界”的谬论,实际上是要中国人民切实承认清政府同外国签订的一切卖国的不平等条约,顺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以上这些说明,他们把儒学的消极作用发挥到了极点,并把儒学融入到封建军阀专制主义与封建买办专制主义政治之中,成为其反动政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主要是用孔子学说及其传统力量稳定其统治;因为孔子学说本身有利于稳定统治秩序。这是反动势力对儒学的利用,那么批孔的进步势力又怎样呢?

中国近代的民主主义运动中一般都要批孔,但又都离不开儒家传统。众所周知,太平天国时洪秀全曾激烈反孔,但是太平天国“天朝田亩”的理想又部分来源于儒家的“大同”理想,并且太平天国走上被儒家思想消极面吞噬掉(如其等级制度绝不亚于清王朝)的道路。康有为曾为维新变法而抨击儒家纲常名教,但却打着孔子的旗号进行改革,并且最后走上尊孔保皇的旧路。孙中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曾尖锐批判儒教“束缚人心”,要对其“扫除净尽”;但孙中山也吸收了大量儒家思想,并对其进行了部分改造,作为三民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社会主义者是近代中国最彻底的批判儒家糟粕者,同其他革命阶级一样,也逃不出儒家思想这一强大的传统文化的影响,社会主义者既要与儒家封建思想作斗争,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同时,他们又往往在一些问题上借用儒家思想的外壳,找到了某些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如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者就是以儒家的“大同”思想为桥梁来认识与接受它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实行批判继承的正确方针,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既要尊重历史又不颂古非今,既不肯定一切也不否定一切,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又反对国粹主义。这就使社会主义者与儒学这一重要传统文化,也产生了某些批判继承关系,吸收儒学的优秀部分,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儒学最终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中国近代进步势力对儒学的这种既批判又脱不开的矛盾情况说明,在中国近代社会,传统儒学虽然在政治上辉煌不再,但其思想在生活中及社会实践上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儒学虽在中国近代社会逝去了官学地位,但并没有因此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中国近代社会发挥着其他思想替代不了的作用,因而在近代中国社会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对儒学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角色的认识,可以为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和利用儒学,使其服务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思维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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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职业角色演变折射会计文化变迁 篇4

会计文化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会计文化的传承, 会计职业精神的塑造, 会计职业角色的合理定位, 从而切实履行会计人的责任, 为投资者、债权人和社会公众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 引导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会计法律制度本身就是会计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新中国《会计人员职权试行条例》和《会计法》“立法宗旨”及对会计职业角色定位演变过程中, 能够清晰看到会计职业角色在历史中是如何改变。

由“簿记”向“会计”演变

新中国建立初期, 为了适应当时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 1962年国务院印发的《会计人员职权试行条例》将会计目标确立为保护国家财产, 维护财经纪律, 提高资金使用效果, 同时规定:“会计人员对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等违法乱纪行为, 有权拒绝执行, 并向本单位领导人或上级机关、财政部门报告。”这期间的会计目标与当时实行的高度计划经济是相适应的。会计职业角色是反映和监督, 即在记账、算账和报账过程中, 强调过程的记录和监督。会计人员不仅有监督权, 而且还有报告义务, 既要对单位领导负责, 也要对国家负责,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双肩挑”。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会计法》将会计目标确立为维护国家财政、财务制度, 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加强经济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会计职能由原来的“反映和监督”调整为“核算和监督”。随着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 一些企业、单位会计人员工作范围和内容逐渐从单纯记账、报账转到经营管理, 从单纯“把关守口”、按制度办事转到讲生财、聚财、用财之道。由此可以得出, 会计职业角色由“簿记”向“会计”演变。

由“会计”向“参与管理”演变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我国计划经济会计模式也开始向市场经济会计模式转变。

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修订的《会计法》, 将会计目标确立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加强经济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

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修订的《会计法》, 将会计目标确立为: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加强经济管理和财务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 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这期间会计师的主要工作是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发挥会计在强化管理、提高效益中的职能作用为中心。许多企业单位会计师将会计核算和监督职能逐步向生产、工艺、技术的各个领域和经济管理的各个环节渗透, 如开展目标成本管理、责任会计, 内部银行等适应单位内部经济责任制要求的核算形式, 探索开发以会计电算化系统为中心的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由此可以得出, 会计职业角色由“会计”向“参与管理”演变。

由“账房先生”向“财务官”演变

历史文化角色 篇5

【摘要】：历史教学方法、历史教学评价与课程管理等都面临着新的要求和挑战。为了适应这些要求和挑战，每位教师应尽快转换自己的角色，重新审视自己，从中找准自己恰当合理的位置，真正保持与新课程标准同步。

【关键词】：转变评价课程模式

随着新课程标准的启动，历史的教育理念、历史教学内容、历史教学方法、历史教学评价与课程管理等都面临着新的要求和挑战。为了适应这些要求和挑战，每位教师应尽快转换自己的角色，从教育教学的新理念和新规律出发，重新审视自己，从中找准自己恰当合理的位置，真正保持与新课程标准同步。

一、由“师傅”向同伴转变

传统的中国教育中对“传道、授业、解惑”的三板斧言听计从。这种传统的教师角色强调了教师的社会责任，但缺乏对学生应有的尊重和关爱；缺乏双方的互动与合作；更缺乏促进学生成长的服务意识。《历史课程标准》指出：历史教学活动中“学生是历史学习的主人，教师是历史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这就是说，在新的课程标准下，教师的一切活动要围绕学生的发展而展开，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要从支配者的地位变为学习的合作者。教师角色要由传授者变为组织者，由解惑者变为促进者，由管理者变为引导者，由居高临下的师傅变为平等的合作者。真正的建立起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相互启发、相互补充、互教互学的新型的师生关系。

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我们要使课堂充满欢快、自由的气氛，如果达不到，那么任何一种教学方法都不可能发挥作用。因此，我们教师就应重新定位师生关系，认清“教师与学生是人格平等的主体，教学过程是师生之间平等对话的过程。要把课堂还给学生，把平等自由交给学生，教师要减少在课堂上讲授的时间，要降低“教”的 “营养感”。该学生做的教师决不插手，最大限度的给学生创造活动和思维的空间，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习，在主动中发展，在合作中增强，在探索中创新，逐渐步入 “教”与“学”的互促互动，使严肃的课堂荡漾起“天光云影共徘徊”的悠然氛围。

二、由知识传授者向促进者转变

长期以来，以“教师为中心、课堂为中心、教材为中心”的传统教育模式，片面夸大教师的权威作用，把学生看成一个可以装进各种东西的容器，忽视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忽视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不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其结果是：学生只能被动吸收知识，学生依附与教师。而在新课程改革中教师作为知识传授者的角色被赋予新的内涵。教师要改变过去强调单一知识传授的观念，努力使学生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学习过程不仅成为学生获得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过程，而且成为学生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的过程。作为教学组织者的教师，要促进学生在“知识技能、历史思维、解决问题和情感态度”各方面发展。

在具体过程中做到以下几个转变；由重教师的“教”向重学生的.“学”转变；由统一模式教育向个性化教育转变；由重结果向重过程转变；由只重“课本知识”向重“生活知识”转变；总之，教师通过以上转变，努力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实现“人人学有价值的历史，人人都能获得必需的历史，不同的人在历史上得到不同的发展”的基本目标。从而帮助学生学会学习，使学生一旦离开了教师也能够主动地从许多信息渠道获得知识，能从容自如地应付各种来自实践的挑战，使学生也能成为知识的发现者和创造者

三、由单一评价向综合评价转变

《历史课程标准》强调用多种方法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制，关心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这使我们认识到：评价“不能仅仅满足学生知识掌握的多少，还应当包括学生探索精神的唤醒与弘扬，创造力的发展与提升，创新人格的生成与确立”。

传统的评价体系明显滞后，尤其是评价模式还没有完全脱离传统观念的制约。主要表现在：无论是评价

学校还是教师，都只注重学习的结果，而不考虑学生学习的过程，忽视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体会。评价标准和方式只能以学生的考试成绩论优劣，给学生贴上优、良、中、差的标签，极大地伤害了大多学生的积极性，进而影响教学的效果。

历史新评价理论要求教师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明确评价目标，建立新的评价体系，以实际行动落实课程标准的评价要求。一是要用多种评价方式全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成绩。不仅要采用纸笔测验，而且要结合“课堂笔记”、“学习资料卡”、“成长记录袋”等形式了解和记录学生的基本情况；而且要通过平时学习过程和日常生活中表现对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和合作情况来进行评价。二是要注重评价学生的探究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历史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社会学科，学习历史的评价不能只是停留在简单的描述性知识的检测上，要在恰当评价基础知识的同时，对学生的观察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都应纳入评价的重点。

四、由“复制者”向研究者转变

课程模式中，教师只是被动地、消极地按部就班地复制着教育行政部门审定的课程计划。作为新课程实施者的教师，面临着对新课程改革的诸多新问题的学习、研究、反思和总结。要求历史教师必须由“复制者”向教育教学的新型研究者转变，积极主动和全方位地介入新课程研究、开发、设计和实施等一系列活动。

农村社会转型中农民的历史角色 篇6

农民的三大权利应受保护

笔者认为，分析中国的农村问题，应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分析农村社会转型中农民的历史角色。从这个角度，容易把握住改革大局，避免被一些“假问题”所迷惑。

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尤其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以及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一切国家现代化成功的秘密，农村的现代化也不例外。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改革不可避免地面临三方面的社会冲突：一是国家和社会的矛盾(涉及横向分权)；二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涉及纵向分权)；三是劳动和资本的矛盾(涉及要素分权)。

中国历来是城市统治农村，农民创造的“剩余”被源源不断输向城市。农村破败引起匪患，而匪患又发育为地方军事割据和军阀混战，战争则进一步消耗国力，加速农村的衰败。

老一代革命家看准了中国问题的关键，用农民的力量推翻了旧政权。但由于长期的闭关自守，又犯了牺牲农业和农村，片面发展工业和城市的错误。改革开放30年来，这一错误相当大程度上得到纠正，但“三农”问题依然突出。

所谓“三农”问题，概括地说，农业是效率问题，农村是就业问题，农民是权利问题。

1978年到2003年，农村改革以“减弱控制”为主要特征；2004年后，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农村公共品供应为主要特征；十七大后，农村改革进入统筹城乡发展、深化综合改革新阶段。

除了几次农产品价格调整出自中央政府外，一些重要的改革行动最初都来自地方政府的创新，如包产到户、乡镇企业、村民自治等。

农村发展的根本障碍，是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并大体延续至今的对农民的控制。农民应该享有的公正权利得不到保障和尊重，包括土地财产权、平等公正的劳动就业权利和民主选举权利。

土地财产权。回顾1978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成功的主要社会条件是：一、人民公社制度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已危及农民的生存。二、农村是计划经济的薄弱环节，改革容易在农村取得突破。三、大部分地区乡村精英与普通农民的利益较一致，能共同反对人民公社制度。

从根本上说，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成功之处在于符合当时农业生产力的性质，使农民获得了生产自主权。然而相当长时期内，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仍未得到充分的尊重与保护，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十七届三中全会在这方面出台了一些举措，有助于保护农民的产权，释放农村生产力。

平等公正的劳动就业权利。尽管当时城乡分割体制尚未完全打破，但已遭到很大冲击。农民勇敢地走向城市，向劳动市场的二元体制发起了冲击。

过去，对农民工权利的保护以及对劳资关系的调节，只是不着边际地空喊口号，而媒体对这个问题也多是给予道德批判。2003年以后，情况逐步转变。

农民进城务工，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高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农民进城务工的种种限制，又大大制约了这种效益的充分释放。调查表明，在2004年之前差不多10年时间里，农民工的工资几乎没有增加。这固然与农民工的供应充足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农民工所遭受的歧视和过度盘剥排挤了新增工人的就业机会。劳动的廉价是因为农民工的劳动权利没有得到应有保护。

民主选举权利。在农民问题上，中国历来缺乏好的、有利于稳定的社会对话机制。在农民眼里，政府就是乡村干部。而高层政府对基层干部的控制几乎是鞭长莫及，农民通过上访能解决的问题也是九牛一毛。农村社会陷入一种“对话困境”。

村民自治选举制度的重要功能在于解决对话问题，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实施。总体上看，对于乡村民主自治，农民的态度远比地方政府认真，农民十分看重村委会选举产生的程序性问题，并在实践中发展出一些很能体现民主精神的做法。

农村两大改革均受制约

以“减弱控制”为主要特征的第一阶段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种改革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

“减弱控制”的一系列政策是在粮食供应紧张的压力之下作出的，主導者是中央政府。当“减弱控制”达到一定程度后，政策的进一步实施遇到三方面的阻力，分别是地方政府的消极态度、某些利益集团的反对和市场结构的缺陷。

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农民进城务工成为不可阻挡之势。一些地方政府虽然制订了有关农村社会保障的制度，但在招商引资的压力之下并未认真推行。总体上看，“减弱控制”在目前阶段对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已不再有明显作用。

“减弱控制”在农村土地改革方面受到的制约也很明显。首先是一些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提出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有抵触，使政策很难落实；其次是工业部门和建筑业部门不支持国家征地制度改革，而地方政府在利益驱动下往往站到了工业和建筑业利益集团一边，使征地改革举步维艰。在土地产权制度进一步改革还没形成共识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希望通过稳定承包权或将承包权物权化来解决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现在看来困难很大。农村金融改革乏善可陈，曾经兴起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产生了严重的腐败问题，不得不南中央政府出面叫停。

“减弱控制”意味着“放权”，但“放权”不等于“造权”。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是权利的再造，尽管这种再造需要“放权”的过程。“造权”的改革未能深入进行，是“减少控制”改革模式受到制约的根本原因。由此看来，仅靠中央政府自己放权或减少对农民的控制是不够的。

于是，2004年以后农村改革进入第二阶段，主要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来支持农村的发展，但“分配调整”改革模式受到的制约也是明显的。

首先是国家财力的限制。即使有庞大的支农财政支出，但对于庞大的农民总量来说仍微不足道。依靠财政力量帮助农民增收是多数发达国家的做法，但一直颇受争议，一些国家正在调整这方面的政策。

其次是农村社会对“分配调整”的改革仍未适应。2004年开始实行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后，补贴资金发放的成本较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资金发放成本大于资金数量本身的情况。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往往依赖农民的合作组织系统，这种系统可以大大降低政府支持农业的成本。显然，我们的这种系统还远未形成。

第三，“分配调整”改革的重要方面是保障进城务工农民的权益，但目前这种保障仍很不够。

最后，“分配调整”改革不能不涉及农村社会保障事业，但在目前的条件下，还找不到使城乡社会保障相统一的办法，而统一问题不解决，“分配调整”改革就不能说获得成功。这将是需要长期面对的老大难问题。

城市化步伐应当放慢还是加快?

一些学者怀疑我国城市吸收农村人口的能力，认为城市化的步伐应该慢一些。还有的学者认为城市化会导致城市出现大量的贫民窟，应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笔者认为这些看法是不正确的。

城市吸收农村人口的能力弱，主要与我国的就业政策有关。GDP连年高速增长，远远超过了就业增长的速度，这种差距用技术进步因素不能完全解释。事实是，已就业的劳动者超时超负荷工作，却有大量农村隐蔽失业人口存在。笔者不赞成用素质低来解释农民失业人口大量存在的原因，经过短期培训的农民工完全可以胜任工作。劳动市场的不完全性才是农民工就业难的主要制约因素。此外，户籍政策、收入调节政策和地方管理体制也不利于城市化，这些方面作好改革，城市化的速度还会增加。

新农村建设成功的最终标志，一是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接近城市居民的水平，二是农村居民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当的公共服务水平。但我国多半人口居住在农村，要实现这两个基本条件相当困难。我国平均每户农民耕作面积约7亩，80％的农户主要从事粮食生产，来自农业的年收入平均每户仅3000－5000元。而依靠农业技术进步和改造农业组织结构，都只能帮农民节省时间，不能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

让农民从非农产业中增加收入是摆脱困境的办法，但目前面临很大困难。据甘肃农调队的调查，当地务工农民中，能在城市租得起或买得起有卫生间和厨房的单元房的只有12％左右，按北京的一项资料估计，这个比例也只在15％左右。

农村改革的核心在于以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统筹城乡发展。重点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创建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二是改革劳动管理体制，调节劳资关系，增加城市就业机会。三是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探索“以土地换住房”和“以地租换保障”等多种途径解决农民进城的“门槛”问题。要取消区分“大产权”、“小产权”这样的奇怪的政策，以“放开产权、管住规划”为核心建立土地管理的政策体系。四是改革区域行政管理体制，取消僵化的“设市标准”控制。美国设市标准之一是城市核心区的人口每平方英里(约3平方公里左右)2500人。按这个标准，我们的城市化仍有巨大空间。

城市化之外，从长远看，今后农村改革的主攻方向还在于加快市场化的步伐——

一是使农民成为有活力的市场主体，创造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最基本的动力。首要任务是确立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二是要加强政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并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政府服务的作用。农业是高度竞争的产业，利润率往往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不容易获得商业银行的服务，也不容易吸引投资，因此，国家的支持必不可少。

三是要改善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结构。农民希望村民自治真正得以落实，这等于把“中央要求减负”，变成了“农民自我减负”，所谓“农民负担”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中央政府需要再度出手

中国农村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乡村社会高度自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高度发展和农民权利获得充分保證的社会。

在农村改革中，中央政府发挥着统筹全局的作用。只有中央政府出手才可能打破改革的僵局，加快改革的速度，协调复杂的利益关系，稳定大局，为改革创造比较好的环境。目前农村领域推行的许多改革，如土地制度改革、乡镇机构改革、农村医疗保障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都必须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推动下才能较好地进行。

中央政府必须统筹改革全局，在必要的方面加强权威，“该出手时就出手”。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过去30年农村改革作了科学总结，提出了未来一段时期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任务。《决定》的主要精神是继续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努力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央拟从三个方面部署——

首先，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决定》特别对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作了系统安排，其中两个“亮点”对未来农村土地合理利用将产生深远影响：一是使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二是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落实这两项改革意味着对已有政策的突破。未来农村土地承包期将可能延长到70年以上；农村建设用地将和其他类型的建设用地一样获得同等市场流转权利和一系列权益保障。《决定》对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也作了部署，今后将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这些新措施将极大推动农村资本市场的繁荣。

其次，政府将持续加大国家支农投入，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第三，《决定》提出，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国家将继续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发展农村新型社会养老制度。

新课程中历史教学师生角色初探 篇7

一、把握当代学生特点, 做学生学习的促进者

1. 了解当代学生的特点。

现代的中学生, 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时代, 又遇上了信息更新的世界环境, 他们从各种媒体接受大量历史信息, 又不知前辈经历的“政治运动”, 因此他们知识面广, 思想活跃, 敢于独立思考, 敢于发表意见, 甚至口无遮拦, 但他们对以前的阶级压迫、民族耻辱、生活艰苦全无切身体验, 因此他们很少关心国家而看重自我, 甚至于是非不分。他们的思想状态如此, 又通过电视等媒体接触各种历史观点和现象, 当他们学习课本中的历史材料时, 常常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2. 对学生的发言, 机敏分析, 及时引导。

例如, 在讲到秦末农民战争时, 让学生讨论陈胜、吴广起义的原因, 就有学生说:陈胜是因“王侯将相, 宁有种乎”, 是为了做王;前些时候学生观看了爱国主义影片《红岩》, 就江姐进行了讨论, 就有学生说:许云峰、江姐真傻, 国民党特务说释放他们的条件只有一个, 只要在脱党声明上签个名就行。签个名有什么难?有什么了不起?等出来后向党组织解释:那是假签名, 是为了出狱, 为了给革命更多的工作。不就行了吗?如此简单, 何必去死呢?

如何让年龄小、知识浅、生活阅历贫乏的当代学生, 从历史学习中得到大如世界观, 小到做人品格的教育, 确实需要我们做历史教师的及时引导。

陈胜、吴广起义, 从大泽乡遇雨, 大水横溢, 到无法按期到达戍地, 秦律严酷, “法当处死”, 在此进亦死, 退亦死之境地让学生设身处地想一想, 顺理会得出起义是逼出来的概念。再来看陈胜“王侯将相, 宁有种乎”一语, 学生就不会得出陈胜是为了做王才起义的结论了。这时, 教师继续引导“王侯将相, 宁有种乎”这句话只能理解为农民们被逼上绝路的一种反叛宣言, 一种对统治者的仇恨, 一种对起义者的心理鼓动。

这样引导使学生由历史事件的知识认可到情感的认同, 当完成情感认同的飞跃, 上升到理性认识之后, 进行爱国主义等德育教育就顺理成章了。

二、鼓励学生主动参与, 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学生是认识活动的主体, 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例如, 学习“西安事变”这一课时, 让每一位学生都动起来, (1) 课前让他们搜集有关的资料和人物, 即就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等人; (2) 西安事变前中国形势; (3) 汪精卫其人; (4) 周恩来代表的中共; (5) 为什么不杀蒋介石?等内容让学生畅所欲言。其中就事变该怎样解决?是放蒋, 还是杀蒋?同学们讨论得最激烈, 争相发言。绝大多数同学说, 蒋介石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 早就该杀了, 这正是好机会。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杀掉蒋介石呢?学生们就史实结合各自的智慧, 情感发表了他们的观点。他们钦佩张、杨爱国的人格, 赞同国共合作有利于抗日, 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振兴。

新形势下文化馆长的角色探究 篇8

2011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第二部分“十二五”时期的主要目标和任务中指出:“大力加强文化建设, 推动文化改革发展实现新跨越, 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就是未来一段时期国家对群众文化工作的新的总要求。毛泽东同志有一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 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也就是说, 今后要做好群众文化工作,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干部。而其中的文化馆长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探究“新形势下文化馆长的角色”的命题, 非常必要。

二、文化馆长的角色层次

文化馆是县、市一级的群众文化事业单位。其作用是开展群众文化活动, 并给群众文娱活动提供场所。[2]文化馆长是指文化馆的法人代表, 其职责是组织开展所在区域 (或市或县) 的群众文化活动, 由此可见, 文化馆长至少具有改革者、领导者、管理者、文艺家、实干家、经营家等角色。

(一) 改革者的角色

改革是指各种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宗教组织作出的改良革新, 即指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之内实行变革[4]。群众文化工作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 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层文化服务体系, 较好地弘扬了中华文化的优秀精华, 基本上满足了基层群众文化的基本需求, 但是, 随着中西文化的碰撞、渗透乃至相互推崇与扬弃, 致使在新的历史时期群众文化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环境、新格局、新特点、新问题、如果文化馆长因循守旧, 故步自封, 那么新时期的群众文化事业必将进入死胡同;反之, 如果文化馆长高举改革大旗, 自学地担当起改革的重任,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总要求, 锐意进取, 与时俱进, 突破陈规, 就能够带领一班人创新创业, 谱写群众文化的新篇章。当然, 改革不是一蹴而就, 而是循序渐进;不是一朝一夕, 而是任重道远;不是单打独斗, 而是整体推进。但不管怎么说, 改革的重任, 毫无疑问地落在文化馆长的身上。

(二) 领导者的角色

文化馆长是文化馆一馆之长, 是文化馆的法人代表, 全面主持文化馆的各项工作, 对文化馆的一切行为负全责。因此文化馆长担任领导者的角色是毋庸置疑的。作为文化馆的最高领导者, 最最重要的就是决好策, 把好关。

(三) 管理者的角色

文化馆作为一个实体, 是社会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 自身又具有若干分设机构。要使得文化馆运行自如, 成效突出, 就必须对其进行科学管理。

(四) 文艺的的角色

文化馆的工作内容比较庞杂, 既包括组织群众开展各项文化活动, 又包括辅导基层文化骨干;既要进行群众文化艺术产品的创作、生产、演出, 普及、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又要进行艺术加工, 打造文艺精品, 创造经虚假辉煌;既要满足广大群众基本精神文化需求, 又要保护“非特质文化遗产”。就群众文化艺术产品而言, 既有“说拉弹唱”, 也有“棋琴书画”, 可谓种类繁多, 门派林立。因此, 文化馆长要出类拔萃, 仅会改革、管理还不行, 还必须是业务的行家里手, 是文艺人才。

(五) 实干家的角色

文化馆直接面向基层, 面向群众, 是群众开展文化休闲活动的主阵地, 因此按照“贴近基层, 贴近群众, 贴近生活”的要求, 文化馆长就必须深入基层, 深入一线, 倾听群众对文化活动的心声, 了解群众对文化消费的需求, 探索开展群众文化工作的规律。如打造“农民画之乡”, 市、县文化馆长应熟悉某一乡镇或地区农民绘画的历史、现状, 绘画的人数, 绘画作品的质量, 以及参加绘画展级别、获得奖项的数量、等级等等, 这些情况, 只有深入了解, 才能掌握。

(六) 活动家的角色

群众文化在活动中存在, 在活动中传播, 在活动中发展。只有通过喜闻乐见的各种活动形式, 才能吸引广大群众参与优秀文化的传承, 先进文化的创新, 没落文化的制止。而举办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活动创意、发文件, 到具体组织、实施, 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 无一不倾注文化馆长的心血、精力。此时, 文化馆长活动能力的大小, 往往能决定文化活动的成败。如:

(七) 经营家的角色

文化馆是事业单位, 具有公益性、专业性、服务性等特点, 其财政由政府供给。但是办馆效益最大化, 是每个文化馆长必须追求的。如何开源节流, 如何管理好各种物资设备, 如何为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保障, 如何开辟群众文化新的市场, 等等, 因此, 经营好文化馆就显得特别重要。

总之, 在未来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新形势下, 文化馆长的角色不可或缺, 文化馆长的责任任重道远。文化馆长唯有与时俱进, 奋勇向前, 才能谱写群众文化事业的新篇章, 再现新辉煌。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P526

《动物农场》角色的历史性探究 篇9

关键词：动物农场,奥威尔,苏联,角色

《动物农场》是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发表于1945年的一部政治讽喻小说, 也是他“尝试着将政治目的和艺术目的融合在一起的第一本书。”[1]小说以动物喻人, 展示了革命的酝酿、兴起和最终蜕变的全过程, 同时注入了对历史的反思。这本书以1919年俄国十月革命至1945年德黑兰会议期间的苏联史为背景写成, 故其角色也不仅仅局限于故事情节中的形象, 更多的是其承载的历史内涵。本文拟通过对《动物农场》角色历史原型的考察来发掘其承载的历史内涵。

一、猪

老马哲:一头老年公猪。他在做梦时想起了先前的革命性歌曲“万兽之疆英格兰”, 便召集动物们在大谷仓集会, 并在会上发表演讲宣扬“动物主义”思想, 号召动物们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人类的剥削专制, 赢得自身的独立。三个月后老马哲去世, 没能参与革命。他的头骨被猪们定为动物们的集体瞻仰对象, 象征着苏俄建国初期对革命先辈的缅怀, 之后被埋入果园则象征着苏共对革命理念的彻底抛弃。他的原型是共产主义理论奠基人马克思和列宁。

鲍斯诺:农场革命的领导者之一, 一个较为理想化的动物主义分子。与拿破仑争权失败后他被驱逐并定性为革命的敌人, 随后一切罪过都被扣到了他的头上。其原型是托洛斯基。

拿破仑:强硬彪悍的伯克郡公猪。他通过暗中发展势力并通过暴力政变夺得领导权, 然后废除农场的民主政体, 建立起个人崇拜为基础的独裁专政体制, 引导整个集团走向腐败。原型是斯大林。

高密哲:地位仅次于拿破仑的第二号人物, 苏联官方意志的传话筒, 负责为党的方针路线制造理论基础与统一民间舆论。

密尼缪斯:一头会做诗的猪, 御用文人。“万兽之疆英格兰”遭禁后为农场创作了一首对拿破仑的歌功颂德的新国歌。原型是马雅可夫斯基, 以及为苏共政治宣传而出卖艺术良心的苏联文学界。

小猪娃:拿破仑的后裔。官二代的代表。生来就享有特权, 已与普通民众严格区分开来。影射苏联高官的子女。

三只年轻的猪:曾抱怨过拿破仑废除了民主议事体制, 但受到狗的恫吓平静下来, 之后被处决。

品克:在拿破仑吃饭前提前品尝其饭食是否被下毒, 在传言有人要阴谋刺杀拿破仑的时候。

二、马

保尔斯:一匹十分强健的拉车马。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不加怀疑地接受猪的所有理论宣传, 是动物主义的忠实信徒。他积极响应革命领袖的号召艰苦奋斗, 为农场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与伟大牺牲, 最后却被拿破仑出卖给屠马商, 象征被官方宣传欺骗、真心践行“革命理论”导致悲惨结局的工农无产阶级。

草叶姗:一匹极具同情心的、善良的中年母马, 常给一些弱小动物以母性关怀。她与保尔斯关系密切, 在他受伤后对其进行精心呵护。后来她对猪们篡改“七大宪章”产生了怀疑, 却因智力水平无法看穿现象背后的本质, 象征淳朴善良的劳动人民。

白茉莉:一匹年轻漂亮、爱慕虚荣的母马, 影射无法忍受苏俄国内贫穷经济状况而叛逃至西方的小资产阶级。

三.其他动物:

本杰明:一头很有智慧的驴子, 自始至终都很清楚猪的堕落行为, 只是由于明哲保身而一贯沉默。象征有独立思想但却不敢公开表达的知识分子。

莫利尔:一头年老的绵羊。农场中除猪和本杰明之外少数几个能够读写的聪明动物。她用自己的聪慧服务于其他动物, 影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

绵羊:猪的宣传工具, 发出的一切声音都紧密围绕猪的现行政策。为迎合各种政策他们随时可能转变自己态度, 为保证政策的实施采取混淆视听的做法, 每每用热烈拥护的高呼淹没提出任何质疑的可能性。影射苏联的官方媒体。

母鸡:拿破仑加大鸡蛋交易额后母鸡被迫奋起反抗, 但由于被拿破仑扼住经济咽喉而被迫向拿破仑妥协。影射苏联受压迫最严重而掀起叛乱, 后被严酷镇压的赤贫农民。

奶牛:奶牛产下的牛奶被猪们私自用作专属产品, 猪的特权主义与享乐情绪由此激发。奶牛象征手工业生产者。

猫:好吃懒做, 经常迟到早退, 其对农场政治不感兴趣, 一味贪图享受。象征游手好闲的市侩阶级。

摩西:本身没有任何生产能力, 一味进行宗教宣传。其描绘的美丽虚幻世界被猪利用, 作为麻醉广大贫苦人民的精神鸦片。影射为求存活被迫依附于苏联政权的俄罗斯东正教。

恶狗:原是杰西和蓝铃剩下的小狗娃。刚出生就被拿破仑带到小阁楼豢养, 长大后变成了拿破仑实施暴力统治的工具, 用于镇压异己、制造恐怖。象征极权主义国家的各种暴力机构 (如KGB) 。

四、人

琼斯先生:原私人农场主人。嗜好饮酒、疏于管理, 最终被发动暴乱的动物们逐出农场。他曾发动战斗试图夺回农场, 失败后搬到威灵顿别处居住, 最终客死在异乡。原型是沙皇尼古拉二世。

平克顿先生:狐树林农场的主人。性格随和, 能力卓越, 影射西方民主国家。最后拿破仑与平克顿同时打出了同花顺导致人与猪短暂的同盟关系破裂, 象征战后的苏美同盟的破裂。

菲特烈先生:切蒂农场的主人, 曾与动物农场达成商贸协议, 后来毁约并入侵动物农场。原型是希特勒的纳粹德国。

韦伯先生:动物农场与外界的联络人, 影射西方的左派人士。

五、结论

奥威尔为《动物农场》的诞生倾注了全部精力。[2]其中的角色生动形象, 并承载了相应原型的历史内涵,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倾注的人文反思。动物们对农场模式探寻的失败象征着人类追求平等自由梦想的破灭, 作者正是在对现实悲观的审视上提出了他历史哲学--“历史循环论”。

参考文献

[1]Sonia Orwell and Ian Angus (eds) .The Collected Essay, 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M], 4vols.New York: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8, vol.I, p7.

论多元文化视域中教师角色的选择 篇10

多元文化指的是人类群体之间价值规范、思想观念乃至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多元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也是人类对自身所创造的文化深入研究的成果。“多元文化论”的提出最早是在20世纪初叶的美国, 其主要目的在于对“同化论”的批判。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 “多元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走出了书斋, 在西方备受推崇。“多元文化”的含义从最初的只关心种族、民族差异等宏观层面的问题, 逐渐开始关注价值观念等微观方面的不同。多元文化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在教育研究、历史探索、文化批评和社会改革等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多元文化主义者承认文化的差异性、平等性、交往性和整合性。

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 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由来已久, 但那仅仅是实然的存在, 并没有成为分析问题的视角。而今, 多元文化不单单是一种存在, 更是一种被前人验证过的一个独特而有效的范式。

一、多元文化视域中教师角色的应然选择

1. 教师应该成为多元文化的理解者

理解就是弄明白, 认识清楚某一事物的本质, 不但知其然, 还知其所以然。理解可以是对人们语言行为的理解, 也可以是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理解。但无论被理解的对象是什么, 理解的目的是为了准确把握其本质, 了解其意义, 掌握其规律。身处多元文化环境中的教师, 必须摒弃文化本位主义, 树立多元文化观念, 学会理解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国度的文化, 平等对待各种文化, 倾听各种文化的声音, 了解各种文化群体的需求, 才能认识各种文化的特点、本质和规律, 才能把握多元文化的真谛。如此, 在实际教学中才能了解不同学生的行为特征、心理特点, 才能选择适合学生的教学内容, 才能采取灵活多样而有效的教学手段和方法, 从而消除部分学生的文化心理自卑, 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 发展他们的文化自觉, 促进多种文化和平相处, 推动多元文化的融合, 促进教育的和谐发展。

2. 教师应该成为本土文化的传承者

本土文化主要指根植于本土、经世代传承、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本土文化既是历史传统的沉淀, 也是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变化和发展。但是, 随着社会发展, 地域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 本土文化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绝对的本土文化, 已经融入其他文化的因素。每一种本土文化互相影响、融合, 构成了色彩斑斓的多元文化。每一种本土文化都是多元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必要组成部分, 特色鲜明的本土文化才让文化更具丰富性、多样性, 让多元文化充满了魅力。因此, 继承本土文化, 传播本土文化是教师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在培养学生国际意识和多元文化视野的同时, 更要注重强化他们的本土文化意识;引导学生在睁眼看世界的同时, 教育他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 引领他们理解本土文化、接纳本土文化、继承并传扬本土文化。这就要求教师要成为本土文化的专家, 熟知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地理环境、文化遗产、风俗习惯、核心价值等多方面的知识, 更重视对本土文化的理解、学习、保护。只有这样, 才能在教学实践中出色地履行本土文化传承者的角色。

3. 教师应该成为多元文化的研究者

没有科学研究的教师是不称职的教师。没有研究作为基础的教学是无根的教学, 没有研究的教育是没有灵魂的教育。因此, 研究者的身份是教师的必然选择, 身处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教师应该研究多元文化。多元文化包罗万象、内容丰富、层次多样、差异较大, 教师应该养成多元文化意识, 主动探究各种文化的历史、现状, 理清各式文化的脉络, 把握各种文化的差异性, 了解各样文化的本质, 熟知多样文化的发展路向, 预知多重文化的未来趋势。如此, 教师才会更受学生欢迎, 教学内容更有利于学生接受, 教师的脚跟才能站得更稳, 教学才会有根基, 从而真正把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落到实处, 切实做到因材施教, 真正的教育公平才会得以实现。

4. 教师应该成为教育公平的实施者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提出:“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全社会要共同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学校教育重要力量的教师应该成为教育公平的实施者。诚如英国学者林奇 (Lynch, J.) 所言:“身处多元文化社会, 教师应该对多元文化有深刻的认识和警觉, 执着教育机会均等的信念, 以正面和积极的态度接纳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 主动抵制文化的偏见与歧视。”由于各种文化具有较大的差异性, 易于造成受教育者在学校场域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这就要求教师充分理解多元文化, 尊重不同民族和区域的文化, 关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学生, 倾听学生心声, 了解学生需要, 审视自己秉承的教育理念, 反思自身教学实践, 树立人人平等的教育思想。无论学生出身何阶层, 来自哪个地域, 源自何种民族, 继承何种风俗, 作为教师都应该一视同仁, 消除学生心中的障碍, 激发学生主动性, 促其融入学校文化, 确保他们获得学业成功的同等机会。

5. 教师应该成为文化的创造者

文化是由人类创造的, 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方式。而教育传承了文化, 促进了文化不断发展。教育的过程其实就是文化发展和创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教师处于文化创新的主体地位, 扮演着文化创造者的角色。《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下称《决定》) 中倡导“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广泛开展时代精神教育, 引导干部群众始终保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 永不自满、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以思想不断解放推动事业持续发展。”因此, 掌握着高深文化知识的教师肩负着创新文化的历史重任, 身处于多元文化教育的境遇中不能抱残守缺, 而是要吸纳异域文化, 不存偏见地理解各种文化, 深入研究各类文化的本质和规律, 融汇多种文化, 创造新文化。此外, 更重要的是教师要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和创造能力。为此教师应激发各类学生的首创精神和创造力量, 鼓励学生发挥各自文化特长, 密切注意每位学生的独特性, 创造性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为文化发展培养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

二、多元文化视域中教师角色完善的必然选择

多元文化社会无可回避, 多元文化视域已经成为必然选择。如何完善教师角色成为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任务。这不仅是政府的职责, 还需要学校的努力, 更要求教师个人不懈的追求。

1. 政府的职责

政府作为主流文化的倡导者、文化建设的主导力量, 加强文化建设, 推动文化事业发展成为政府的不二职责。面对文化多元化趋势, 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 制定相应政策, 在发展主流文化的同时承认文化的差异性, 不歧视异域文化、民族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等, 构建理解和信任的文化氛围, 采取宽容、平等和对话的方式促进文化事业发展。通过政策的推动, 方能培养出具有多元文化视野的肩负着传承、研究和创造文化使命的教师。教师也只有在政策的保障下提升素质, 提高专业化水平, 切实履行职责。为此, 世界各国非常重视文化建设, 各自依据国情制定出相应的文化政策。

推动文化发展历来是我国政府矢志不渝的追求, 特别是党十六大以来我们“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地位”, 最近又出台《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加大文化建设力度。《决定》指出, 我们的目标之一是“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进一步完善”, 同时要“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 而且要求“全面贯彻‘双百’方针”。充分承认多元文化的存在和意义, 并通过平等开放的心态鼓励“百家争鸣”志在融入世界多样文化之中。追求“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发展壮大, 文化繁荣发展的人才保障更加有力的”目标, 强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队伍是基础, 人才是关键”, 而且要“造就高层次领军人物和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和“加强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足见政府对文化队伍建设的重视。这为教师在多元文化教育中的角色完善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保障, 为其践行角色职责创造了有利空间, 为其发挥角色职能搭建了强有力的平台。

2. 学校的努力

学校教育是由专职人员和专门机构承担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系统的, 以促进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的教育活动。教师是学校教育的第一资源, 离开教师或者缺乏优秀教师的学校难以肩负起培养人才的重任。为了培养高素质的教师, 更新观念、营造氛围、完善制度是学校应当作出的不懈努力。

学校要不断更新观念, 树立教师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虽则教师历来被认为是学校教育基本三要素之一, 但是长期以来许多学校决策者深受工具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 把教师当成实现教育目的的工具, 功利性地一味追求教育效率和成果, 不理会教师的情感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漠视教师的精神追求。如此便导致教师陷入盲目竞争之中, 疲于应付各项指标任务, 淡化了教师应有的角色职责, 最终消弭了教育应有之义。改变功力观念, 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把教师当作学校发展的第一资源, 关心教师成长, 满足其精神需求, 是促进教师角色完善的第一步。

学校文化氛围于无形间影响教师意识, 潜移默化成教师的行为, 其力量虽难以量化描述, 却极其强大。但是, 部分学校忽视校园文化建设, 以应试为导向, 让学校成为一个偏执的竞争场所, 教师职责难以有效履行, 致使教育失去其本真。为改变此种状况, 学校重视文化建设, 积极营造平等、和谐、民主的文化氛围, 让日日身处其间的教师得到平等的对待, 受到应有的尊重, 享有自由表达的权利, 促其逐步完善其应有之角色。

制度是要求学校内部人员必须共同遵守的规章或准则。制度具有指导性、程序性、规范性、约束性, 同时具有鞭策性和激励性。学校制度规定教师的权利和义务, 指导教师履行职责, 规范和约束教师行为, 激励教师发展。可见, 制度建设是完善角色的重要保障。学校必须完善各项制度, 特别是教师培训制度、评价制度、奖励制度。而且要加强制度的执行, 让教师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 权益得到保护。

3. 教师的追求

教师角色完善的最终落脚在教师个体身上。作为个体, 每位教师要追求卓越, 树立角色意识, 充分理解多元文化中教师角色的多样性, 加强学习, 主动实践提升素质。

教师角色意识是指教师对自身角色地位、角色行为规范及角色扮演的认识、理解与体验, 不仅包括动态的教师对角色进行认识、理解的过程, 也包括静态的教师对角色认识、理解的结果。树立角色意识是自觉完善角色的先导, 角色意识影响着教师的教育行为, 对教师角色成熟具有重要价值。明白角色地位和相应的角色行为规范, 可以引导教师理解多元文化中教师角色多样性的自觉, 使其主动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中审视自身, 要求自己, 规范行为, 同时养成自觉学习和主动实践的习惯。

学习是教师提升专业化水平和走向角色成熟的必由之路。教师学习主要指在一定人为努力或外部干预下的教师专业知识、能力的生长变化。因此, 教师应该在政府、学校政策和制度的保障下, 加强学科专业知识、教育教学知识、人文知识的学习。不单单向书本学习, 还要向同行学习, 更要在实践中学习;不但学习书本知识, 更要学习实践性知识, 积累经验, 提升专业能力。

教学实践是教师角色实现的途径, 同时又是教师成长的途径。在实践中教师的理论知识才能发挥作用, 得到检验。教师的实践知识、个人知识通过教学实践才能获得, 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在实践中得到发展, 教师的智慧在实践中得以养成。可见, 实践既是目的, 也是手段。多元文化境遇中的教师要敢于实践, 善于实践, 勤于实践, 在实践中完善角色, 在实践中增长智慧。

无论政府、学校还是教师个人在完善多元文化教师角色的使命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三者缺一不可。政府是大政方针的制定者, 是有力的保障;学校是政策的实施者, 是具体制度的保障者;教师是角色完善的具体体现者。三者形成合力, 承认多元文化, 理解多元文化, 吸纳多元文化, 发展多元文化, 实施多元文化教育, 才能使教师真正成为多元文化的理解者、本土文化的传承者、多元文化的研究者、创造者和教育公平的实施者。

参考文献

[1]王卫东.教师专业发展探新———若干理论的阐释与辨析.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7.

[2]郑金洲.多元文化教育.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4.

[3]李纯.多元文化视域中的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西南大学, 2009 (4) .

[4]沈银珍.论多元文化视野下的课程模式与教师角色.宁波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06 (5) .

[5]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DB/O]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838/201008/93704.html201-07-29.

[6][英]林奇 (Lynch, J.) .多元文化课程.黄政杰, 译.台北:台北师大书苑, 1997.

[7]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光明日报, 2011-10-26.

[8]梁玉华, 庞丽娟.论教师角色意识:内涵、结构与价值的思考.教育科学, 2005 (4) .

动画角色设计与民族文化研究 篇11

关键词：动画角色；民族文化；设计动画角色设计是动画片最直接的视觉传达效果，关系到动画片的整体成败，在动画产业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国动画角色设计唯有走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才能应对世界动画的强势竞争，中国本土民族文化为动画角色设计提供了宝贵的艺术资源。

1动画角色设计的内涵与意义

（1）动画角色设计内涵。动画角色是一部动画作品的视觉灵魂。动画角色设计本身也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形态，就其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含义来说，又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就其设计过程来说，包括动画角色的创意，以及对该种创意的表达两个部分。创意追求的是独特新颖的个性化而规避重复。作为一种思维活动，创意首先是天马行空的想象，最后是指向明确的主旨以及可实现性的具体效果。将创意的未来预期变为现实的实施过程是角色表现，它受到主体自身的造型能力，审美素养以及创意可行性等制约，同时也对创意进行修正和改进，通过纸质或电子媒介最终反映出动画角色完整的艺术风貌。动画角色设计的本质是一种带有文化含义的艺术形式和视觉符号，折射出角色的文化背景和民族性格等信息。

（2）动画角色设计的意义。在后现代视觉体验的消费文化中，动画成为极受欢迎的视觉感受方式。如同影视等视觉艺术一样，动画角色留给观众最直观的视觉感受。它本身所体现出的巨大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甚至會超过动画本身。各具意味的动画角色从不同角度折射出该民族的性格属性和文化特征。许多经典动画角色不但是活泼可爱的视觉形象，更是跨越了年龄差距、文化差距、发展差距成为人们现实中重要的生活伙伴。不但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还潜移默化地完成了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的输出。当下中国动画产业正走向复兴的前进道路中，产业化、专业化、规范化的动画产业链慢慢形成。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动画若要重拾昔日辉煌，从中国民族文化中吸取营养，走民族化发展路线才是理智之选。

2世界经典动画角色的启示

动画角色的民族特质主要依靠外在造型和行为举止表现出来，世界经典动画角色中有许多运用自身民族文化元素设计的典型案例，他们都恰到好处地突出了自身民族文化品格。认真分析研究这些经典动画角色的成功因素，将有益的经验为自己服务，设计出凸显中华神韵的民族元素动画角色，无疑是提高我国动画角色设计的有效途径。美国动画角色多诞生在好莱坞生产模式下，无论造型上还是动作行为上都带有明显的美国文化缩影。例如，动画《小鸡快跑》中的男一号公鸡洛奇，其行为设计就是典型的美国英雄主义。洛奇制作飞机几次试飞没有成功，最后千钧一发之际，洛奇协助飞机飞上了天空，反映出美国文化中所崇尚的英雄拯救世界，或救危扶难于重大灾难中的文化特点。和美国其他的英雄一样，洛奇有勇敢也有逃避的一面，剧情发展到高潮部分时，好莱坞模式的惯有段落让洛奇载歌载舞的欢快了一番，可以说洛奇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美国人。日本文化素来带有细腻、唯美、极致、善教化等特点，动画角色相应地走一条偏具象的、仿真风格的艺术路线。例如，宫崎骏的代表作品《千与千寻》，就带有鲜明的日本民族特征，千寻长着一张极为常见的亚洲小女孩的脸孔，配合片中出现的明治时期建筑风格的浴池，千寻身着打扮也是传统的日本服饰。她的肢体形象设计很好地展现出了传统极致、坚忍、认真的民族性格，千寻瘦小的小女孩形象与她面对歧途时曾有的彷徨和迷失，以及最终找到拯救自我和他人的希望的情节设计非常契合。

3动画角色设计与民族文化元素

（1）动画的发展呼唤民族文化。今天的动画艺术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代，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各个国家不断地相互交流与碰撞，动画角色的文化内涵和造型特征都越来越趋向通行化和国际化。如何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设计出属于自己民族特色的动画角色，是每个中国动画工作者不可回避的时代叩问。曾经辉煌的中国动画在目前面对欧美、日韩等动画发展强国的强势冲击，逐渐丧失自信，忽视了自身优势，难有力作问世。客观冷静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世界经典动画角色对自身民族特色的表现正是他们的成功真正原因。对于中国动画角色设计而言，坚持民族化发展，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观念、风俗习惯、审美价值等东方神韵才是其进步发展的可行之路。

（2）汲取民族文化的营养。动画角色不可能凭空设计，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留给我们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中民族艺术语言作为难能可贵的吸收源泉，蕴含丰富多彩的造型素材，为动画角色的设计增加了文化内涵。除了文化传承之外，这种本土的借鉴还有利于受众群体的接受，文化基因的延续上、本质上是无法割断的，且包容性会越来越强。合理有效地对这种无形资源开掘和利用，提高动画角色设计的审美品位，这是未来中国动画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来，中国动画在这方面一些尝试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同时也证明了以上观点，如《喜羊羊与灰太狼》等。

（3）塑造本土动画明星。中国目前的动画角色设计在世界横向发展水平的比较中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不但竞争力不足也缺乏足够的自信，主要表现在属于我们的动画明星的匮乏。要树立本土动画明星就要吸收本民族文化，但要避免设计中采取对民族文化的简单移植、照抄照搬和闭门造车，还要关注国际文化发展趋势，适时地融入国际元素。我们的文化资源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库，如何更好地利用挖掘和吸纳是需要艺术家的审美素养来把握尺度的。因此，成功塑造本土动画明星一方面要放开眼界，展开胸襟，站在更高的世界视角上；另一方面要提倡艺术家加强民族文化素养，提高吸收中国本土文化精髓的艺术能力。参考文献：

[1] 赵凌飞.论审美教育中的审美体验[J].艺术教育，2011（1）.

[2]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 赵凌飞.创业教育的核心内涵、现实困境与出路[J].现代教育科学，2013（6）.作者简介：赵凌飞，女，艺术学硕士，黑龙江工程学院艺术学院讲师。

崔炳烁石，男，艺术学硕士，黑龙江工程学院艺术学院讲师。

历史文化角色 篇12

一、大胆变革吃了教材的能力

长期以来, 教材被视为不可逾越的金科玉律, 教师的教是为了更好地传输教材。而在单科中开展研究性学习时, 学生的着眼点不再追求教学大纲上规定的内容与对书本知识的加深和拓展, 而是强调把学到的知识加以归纳概括、综合分析、判断反思, 并到实践中去运用, 从而增加对知识的感受和体验。由此, 教师在教学中应从更高的层面和更广阔的视角把握教材, 并根据研究课题的内容和学生的发展需要作出新的构思和处理。历史教学中在变革处理教材时要注意两个原则。 (1) 整体性原则。首先要疏通纲目, 宏观驾驭教材。教材的目录充分展现了教材严密的编排思路及科学的知识体系, 把握好了目录, 也就获得了宏观认识。再在此基础上认清每一节下有几个子目, 每一个子目下又分为几个问题来论述, 像剥竹笋一样层层分剥。其次要在明了本学科知识体系的前提下对教材有一个整体认识。如对世界近代史的学习, 首先要注意其发展共有四条主要线索:其中资本主义的产生、确立、发展是主体;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对落后的地区和国家的掠夺, 必然引起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斗争, 由此引起民族解放运动这一线索;由于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 必然引起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一线索;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充满着争夺, 便引出另外一条线索——国际关系。然后明确每一条线索所涉及的具体章节内容。这些事实上就是一个“研究”教材的好课题。 (2) 史论结合原则。史论结合原则有两层含义:一是以论御史, 即史实的罗列、材料的组织及逻辑推导必须体现看书的结论与观点。如在论证拿破仑对外战争的积极作用时, 所选取得史料应能充分证明这一点。一是论从史出, 即所提出的结论与观点是在分占有史实的基础上经过思维加工而得出来的。如通过对“隋唐文化”这一章基本史实的学习后, 就可以把唐文化的特点和历史地位概括为“全面繁荣、兼收并蓄、世界领先、影响深远”。这一点是历史学科研究性学习最根本的原则, 也是变革处理历史教材的根本要求。

二、富有艺术性的指导能力

在研究性学习中, 教师的作用不是“教”而是“导”, 指导、启导、诱导、疏导——教师应成为教育教学的艺人, 而不是单纯的“教书匠”。具体要注意一下两点。 (1) 创造探究和发现的情境。是向学生提供探究和发现的真实情境, 激发学生的“研究”欲望, 促使他们像科学家一样进行工作的必要条件。这就要求教师不只是让学生掌握知识的结论, 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体验知识的发生过程, 教师不能仅将现成的定理、定律、公式提供给学生, 让学生去证明, 而改变教学程序, 先设计一系列问题, 让学生逐步从疑问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同时在研究性学习中不断产生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 甚至是误区, 教师应有敏锐的感受能力和灵活的应变能力, 并以此作为教学中新的转折和新的教育契机, 维持学生积极向上的思维状态。 (2) 指导学生进行科学加工。研究性学习要求学生“能从多种渠道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资料, 能对各种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整理提炼并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 能了解科研的一般流程和方法, 能规范地撰写科研小报告, 能准确表达自己的见解和观点”。但学生在完成探究发现后, 往往不能透过事物的外在表象抓住本质, 也不能进行准确加工提炼, 这时教师便要认真组织学生进行研讨, 帮助学生流畅的表达, 协助学生疏通思想、理清思路、引导他们进行抽象和概括, 从而形成概念, 完成知识的内化。

三、对教学实践不断进行反思的能力

研究性学习是一项探索性的实验, 教师在探索过程中既会产生成功的经验也会有失败的教训。这就要求教师由“经验型”向“科研型”转变, 不断对自己的教学实践进行反思, 利用各种形式抽象和概括自己的实践经验, 并努力上升为理性认识。教师要勇于和善于对自己的教学实践作出严肃的反观和内省, 既要重视自己的不足之处, 努力探索补救途径, 也要善于总结或借鉴同行成功的经验, 并努力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推广。这就是教育科研能力!已有研究者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在现代教育条件下, 教育科研能力无疑是一种可以直接转化的教育生产力, 理应内化为教师自我完善、积极适应新角色规范的内在要求———这也是本质上区别于传统教育, 顺应新世纪全球教育发展宏观走势的一种“现代教育文明”。

四、善于处理现代化信息的能力